环境成本界定(共7篇)
环境成本界定 篇1
国外关于环境成本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 以1971年比蒙斯撰写的《控制污染的社会成本转换研究》和1973年马林的《污染的会计问题》为代表。国内关于环境成本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 以葛家澎教授发表的《九十年代西方理论的一个新思潮—环境会计理论》为代表。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 对环境成本的定义大体分为微观环境成本和宏观环境成本, 从这两种角度进行的界定也有所不同 (李明辉, 2005) 。
一、微观环境成本
微观环境成本观念是站在企业的角度, 借鉴经济学观点把环境成本定义成企业与环境相关的成本, 是目前会计学界普遍采用的定义。具体来说, 微观环境成本观念又包括两种:企业自身在环境方面耗费的微观财务成本或费用;企业活动导致的货币性及非货币性社会环境损耗的微观经济成本。
国外持此类角度的代表观点有:
荷兰国家统计局 (CBS) 从1979年开始就已对工业企业的环境成本开展了统计工作。在统计中, 环境成本被定义为:企业为了防止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所采取行为的成本。按该定义, 环境成本的范围比较窄, 没有涉及劳动者的安全或其它安全因素带来净财务效益的环境活动以及以保护周围社区住宅安全为目的的行为都是排除在外的, 只有当企业的环境管理仍处于被动的和遵守环境法规阶段时才适用。
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 (CICA) 于1993年对环境成本作了两大基本分类, 即包括预防、去除和净化污染与资源保护的环境对策成本与包括受害赔偿金、罚金的环境损失成本 (间濑美鹤子, 1994) 。其在环境成本核算研究上最有影响的研究报告当属1997年发表的《环境角度的完全成本会计》, 共涉及下述12个项目的内容:公害预防;环境保护的研究开发;在建工程的环保设施;环保型产品的生产;绿色采购及物流;节省能源;节约资源;废弃物处理;环保营销;环境管理;环境形象构建;环境保护启蒙运动。此观点具有下述两方面的特点:第一, 不是一种完全成本概念, 而是一种独立的“差额成本”概念, 需要将生产成本与环境成本两种核算分开进行。第二, 采用了会计学理论对成本的收益配比原理。
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 (ISAR) 会议 (1998) 讨论并通过的《环境会计和报告的立场公告》认为:环境成本是指本着对环境负责的原则, 为管理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采取或被要求采取措施的成本, 以及因企业执行环境目标和要求所付出的其他成本。这种成本可以纳入目前企业的会计系统并分配到产品成本中, 或作为期间费用抵减企业当期的利润。此观点在环境会计领域中比较权威, 为大多数组织和学者所认同。
在国际上对环境成本的研究与应用, 美国得力于其环境保护署 (以下简称EPA) 的有力推动而处于领先水平。美国环境管理委员会把环境成本界定为:在成本会计和资本预算中人们通常考虑有关使用原料、设施和物料的传统成本 (Convent-ional cost) ;通常隐藏在制造费用中、不易为管理者所发现的潜在的可再分为前期、合法性、资源和后期的隐藏成本 (Potentially hidden cost) ;某一成本在未来的某一时点可能发生, 也可能不发生, 与或有负债对应的或有成本 (Contingent cost) ;将影响管理者、顾客、员工、社区和执法者的主观判断的形象与关系成本 (Image and relationship cost) , 也称为无形成本。同时, 还将一部分因环境符合造成对第三者或社会损失的社会成本也包括在内。其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基本特点:从投资决策的视角体现了内容的大容量、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特点;对环境成本发生的时间顺序进行了分类;从或有环境负债的视角建立了未来支付的或有成本分类;要求企业披露“形象关联成本”。但也有下述值得商榷之处:第一, 将企业传统的成本纳入到环境成本核算范围, 全部以环境保护为标准概括所有的成本费用, 未必一定合适。第二, 成本计量方面, 有些内容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甚至会发生计量困难。
日本环境省颁布的《环境会计系统应用的指导准则 (2000年版) 》中, 将环境保全成本定义为:“环境保全成本是企业为环境保全而付出的投资和费用。其中, 环境保全是指对企业造成的环境不利影响采取降低环境负荷的一种环境保护活动, 其包括地球环境的保护、环境公害的预防、自然资源消耗的节约及回收再利用活动等。”
Jasch (2003) 也认为环境成本是所有与环境损害和保护相关的成本, 分为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 但他同时指出, 环境管理会计中的环境成本不包括外部成本, 而应包括:传统的废弃物和排放物处理成本, 包括与之相关的人力、维护物料, 以及保险和环境负债条款;预防和环境管理成本, 包括人力成本、良好的外部家政服务、一体化技术中环境因素所占份额、经营型设备中环境因素所占成分;废弃物料的购买价值;非产品性产出的制造成本。
国内持此类角度的代表观点有:
黄种杰 (1999) 认为环境成本是指企业为防止其经营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不良影响而采取相应措施的成本以及为达到环境目标所付出的治理成本。根据这一观点, 环境成本包括环境预防成本和环境治理成本。
李连华 (2000) 则从流动的角度来分析成本, 认为成本是企业为了实现某种目标而发生的资产流出或价值牺牲, 在国内外学者和组织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认为:成本是一个流出的概念, 代表着某一主体为了实现某种目的或目标而发生的资产流出或价值牺牲。将这一含义移植到环境管理领域就可以界定出环境成本的内涵, 即环境成本是指企业因环境污染而负担的损失和为了治理环境而发生的各种支出。
浙江省教育厅课题组 (2001) 经过研究认为, 环境成本是指为管理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被要求采取措施的成本, 其主要包括四个部分:资源消耗成本、环境支出成本、环境破坏成本和环境机会成本。
惠尚文 (2003) 认为环境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环境资源的使用、损耗、保护、恢复所支付的成本费用, 其内容可归纳为耗减成本、损失成本、恢复成本、再生成本、保护成本、替代成本。
樊培银、李文倩 (2004) 认为环境成本是指企业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所有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成本支出, 包括为了遵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各种环境标准而发生的成本支出, 和企业为了赢取竞争优势而采取的环保措施的成本支出。
程隆云 (2005) 认为环境成本是企业在一定期间, 为履行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责任, 取得预期环境效果和环境收益的可用货币计量的各种经济利益的流出。
由于微观财务成本/费用符合会计上对成本及费用的定义, 可以纳入目前的会计系统, 并分配到产品中去或作为期间费用抵减企业当期的利润, 因而是会计学者所普遍采纳的定义。事实上, 目前多数环境成本的定义都是基于这一角度。但是与企业会计实践缺乏联系。
二、宏观环境成本
宏观环境成本观念则是从整个社会 (包括区域、国家) 的角度来定义环境成本。在该观念下, 环境成本属于经济成本, 是社会经济活动造成的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损失, 包括自然资源的耗费、生态环境的恶化、人民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降低、用于环境保护和治理而耗费的货币性与非货币性的人力、物力。尽管环境的恶化也可能对企业带来一定的危害, 但宏观环境成本不能精确地归到某个企业的身上, 即这里的核算主体是社会, 而不是具体的微观组织。但是, 宏观环境成本与微观环境成本密切相关, 社会中各个组织的微观环境成本相结合构成了该社会的宏观环境成本。从数量上, 宏观环境成本应当接近但不会等于该社会所有组织的微观环境成本的总和。
国外持此类角度的代表观点有:
联合国在“改进政府在推动环境管理会计中的作用”有关会议的报告文件《环境管理会计——政策与联系》中, 将环境成本广义地定义为“与破坏环境和环境保护有关的全部成本, 包括外部成本和内部成本”。
联合国统计署 (UNSD) 1993年发布了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 提出环境成本概念应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因为自然资源的数量减少和质量降低造成的自然资源价值的减少;二是环保方面的实际支出, 即为了防止环境污染而发生的各种费用和为了改善环境、恢复自然资源数量或质量而发生的各种费用支出。此观点是站在社会角度定义环境成本, 重点关注的是自然资源的消耗与补偿。
Vaughn (1995) 立足于经济和环境的角度研究环境成本。经济意义上的环境成本是指在经济活动过程中使用的环境货物与环境服务的价值;环境意义上的环境成本是指同经济活动造成的自然资产实际或潜在恶化有关的成本。
Fichter (1997) 将环境成本定义为与材料和能源使用直接和间接相关的成本总和以及这些成本导致的环境影响。
Glunch (1999) 认为环境成本是由于防止或更正环境影响 (Prevention or corr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而产生的成本。
Spomar Jr., John (2003) 认为环境成本包括两部分:一是直接影响公司 (利润表) 净利润 (Bottom line) 的成本, 即私人成本;二是对个人、社会和环境的成本, 即社会成本。
国内持此类角度的代表观点有:
国内研究从宏观角度定义环境成本的主要有:
罗国民 (1997) 认为环境成本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耗费的自然资源的价值以及因为对环境造成破坏而发生的清理污染, 恢复生态环境的各种支出。该定义从维护生态环境质量的目标出发, 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的污染作为环境成本的基本点是一种保护环境型定义。
郭道扬 (1997) 侧重于从“生态环境成本”的角度研究环境成本, 将其界定为: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而发生的治理污染的投入;因发生重大的环境污染事应该承担的责任和治理污染而发生的费用以及政府部门对企业的罚款;没有经过环保部门的允许, 自作主张投资项目所造成的罚款;因为治理环境没有取得效果而浪费的投资损失。
王立彦 (1998) 认为由于立足点不同往往很难对环境成本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 然而在会计领域讨论成本项目, 又不得不给出较为明确的界定。因此从不同视角对环境成本概念加以阐释, 从不同的空间范围将环境成本分为内部环境成本和外部环境成本;根据不同的时间范围将环境成本划分为过去环境成本的当期支出、当期环境成本的当期支出以及将来环境成本的当期支出。
黄蕙萍、王毅成 (2000) 认为, 环境成本是指商品在生产、使用、运输、回收过程中为解决和补偿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流失所需要的费用之和。总体上, 环境成本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正常的资源开发获取应支付的成本;二是同资源开采、获取、使用及产品使用回收相关的环境净化成本和环境损害成本;三是由于当代人使用了这一部分资源而不能为后代人使用的效益损失。
徐泓等 (2001) 认为, 环境成本是指自然资源耗减费用、生态资源降级费用、维持自身资源基本存量费用和生态资源费用的总和。
肖序 (2001) 认为, 企业环境成本就是企业因履行环境保护责任, 为降低生产经营的产品或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环境负荷, 或执行国家环保政策法规而在一定时期内, 采取一系列环境保护活动所发生的旨在取得环保效果和经济效益的可货币化计量的各种耗费。该定义以生命周期的思想来界定企业环境成本, 并指出了企业产生环境成本的原因在于降低环境负荷, 或执行国家环保政策法规。指明了环境成本理论研究的科学使命, 并归纳了环境成本的理论结构布局。认为环境成本论的理论基础包括:环境经济学成本理论、会计学的社会责任成本理论、环境管理学成本理论、环境统计学成本理论。葛晓梅、王京芳、孙万佛 (2006) 支持此类观点。
乔世震 (2002) 认为, 环境成本是企业与环境责任活动相关的责任成本, 并指出环境成本支出可以用货币来计量, 也可以用非货币计量方式。
从国内外关于宏观环境成本的界定来看, 虽然扩大了环境成本的内涵, 但是在宏观环境成本定义下的会计核算主体是社会、国家, 而不是企业等微观组织, 对企业环境成本的研究只有宏观指导作用, 而不具有可操作性。
三、结论
本文综合上述国内外组织和学者的观点, 对环境成本的界定有如下特点:
其一, 从研究内容上看, 在现阶段, 能够全面精确的定义环境成本比较困难, 国内外对于环境成本定义的研究尚处于基于不同视角对环境成本加以阐释的阶段, 环境成本的概念不统一。
其二, 从研究过程上看, 国外对环境成本的研究开始得比较早, 已经取得了一些先进理论的成果。而在国内尚属起步阶段, 很多学者的研究都是从翻译国外资料开始的, 这为建立我国环境成本核算体系奠定了一个良好的理论基础。
其三, 从研究成果上看, 尚缺乏实际指导性。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由于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 相关的法规也并不健全, 所以对现实中的企业并未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
对于环境成本在达不到形成统一认识的阶段, 从某个视角如能够对其加以阐释, 进而研究其确认、计量和报告是明智的选择。笔者认为, 应借鉴上述各种观点并结合我国企业的特点来界定环境成本的概念。一般来讲, 企业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企业的经营活动对环境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 (即环境影响) , 降低环境影响称为企业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进行各项经营活动应考虑的一项重要的影响因子。因此笔者比较认同从企业对环境高度负责的角度对环境成本定义为:环境成本是企业对社会的环保责任与会计学有机结合而形成的, 是企业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 因进行经济活动而发生的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及执行环境目标所应达到的要求而发生的成本, 包括内部环境成本和外部环境成本, 是一个微观———宏观的范畴。
该定义虽然是一个宽泛的界定, 但它以明确企业的环保责任为中心, 保证了环境成本涵盖范围的全面性, 克服了详细界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以偏概全的缺点;将环境成本分为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两大类, 从传统会计意义上讲, 内部环境成本是一个微观范畴, 是在企业核算范围内所发生的与环境有关的成本, 是传统会计中企业费用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外部环境成本是一个宏观的范畴, 是在社会核算范围内企业应该承担的与环境有关的成本。
环境成本界定 篇2
作业成本法, 就是以作业为核心, 确认和计量耗用企业资源的所有作业, 将耗用的资源成本准确地计入作业, 然后选择成本动因, 将所有作业成本分配给成本计算对象的成本计算方法。在制造费用的比重逐渐加大的现代企业中, 运用作业成本法, 能使产品成本更真实地反映资源消耗的情况, 提高决策、计划和控制的科学性、相关性与有效性。
(一) 作业界定的相关概念与分析
1. 作业的合理界定及其重要性
作业是成本计算的核心和基本对象, 产品成本或服务成本是全部作业的成本总和, 是实际耗用的企业资源成本的终结。作业的界定对作业成本法的实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作业成本信息系统成功运行的前提条件。根据企业生产流程的各个环节进行分析了解, 选择、划分最为合理有效的作业和作业中心。同时, 企业内部各有关作业中心能否提供该中心真实的数据资料, 是作业成本法在实务中应用成败的关键。
一个企业的作业往往是多种多样的, 对生产经营过程复杂的企业来说尤为如此。在进行作业的界定和分析时, 应特别注意分析以下4个方面: (1) 作业的增值性, 区分增值作业和非增值作业, 以减少非增值作业; (2) 作业的重要性, 分析重点作业, 考虑成本效益原则; (3) 作业的有效性, 以充分利用资源, 防止资源浪费和低效率使用; (4) 作业之间的联系, 尽量实现作业之间环环相扣, 无断开或重叠, 提高作业链的效率。
2. 分析和确定资源耗费, 建立作业成本库
在确定适宜的作业和作业中心后, 根据作业消耗资源的情况, 将资源费用分配到作业中心。每个作业发生的资源费用集合起来即可列作一个成本库。例如, 以机器调整准备作业作为一个作业中心的时候, 许多与机器调整准备作业中心有关的成本都将归集到消耗该项资源的作业中心。
(二) 成本动因的相关概念与分析要素
1. 成本动因分析是推行作业成本法的关键
成本动因是引起成本发生的因素, 是推动资源和作业发生的直接驱动力。例如机器小时、订货批量、人工工时、产品产量等各种变量因素。按照“作业影响成本, 动因影响作业”的观点, 动因是引起成本发生的根本原因。成本动因支配着成本行动, 决定着成本的产生, 并且是分配成本的标准。科学地确定成本动因可以从根本上提高会计信息系统的质量, 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决策水平和管理控制水平, 并且有助于企业有效推行作业成本法。
2. 作业成本动因的分类和分析要素
为了合理进行成本动因的分析, 首先需要了解作业成本动因的分类。从成本归属的角度来看, 成本动因大体可分为3类:执行动因、数量动因和强度动因。
(1) 执行动因。若作业每次执行时消耗的资源费用差别很小, 且该作业被重复执行, 则作业的执行次数可作为成本动因。
(2) 数量动因。如果资源费用的消耗跟作业时间或其他数量量度如体积、重量等存在近似的正比例关系, 这时的成本动因为数量动因。
(3) 强度动因。若在作业执行过程中需要对作业做个别追踪记录, 如作业成本较大、每次执行时资源消耗又无规律可循的作业, 这时的成本动因可称之为强度动因。
为了合理确定作业成本动因, 进行成本动因分析, 在确定成本动因时应当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重要性原则。就是要抓住问题本质, 选择能引起成本变动的最主要方面。企业规模越大, 生产越复杂, 决定成本的动因就越多。如果选择的成本动因太多太杂, 会分散管理层的注意力, 太少则抓不住问题的实质。二是相关程度。在实际中存在多个成本动因, 选择成本动因的数量和分配与总成本线性相关最好的成本动因, 可以通过统计的方法或直观的确定, 这样能保证成本信息的准确性。三是实行成本。确定成本动因时, 必须考虑成本动因数据采集成本, 保证相关数据易获取。如果数据采集成本太大, 则可能使得作业成本法无法实施。四是行为导向。不同的成本动因有不同的分配结果, 企业可以利用成本动因的行为导向功能, 把员工的行为导向有利于降低成本的方向。
3. 将作业中心成本分配到最终产品
在合理的分析作业成本动因, 确定合适的成本动因后, 可以计算作业成本动因率, 且将作业中心成本分配到最终产品。成本动因率为单位成本动因所引起的制造费用的数量, 再根据各产品消耗各成本库的成本动因数量进行成本库费用的分配。每种产品从各成本库中分配所得的费用之和, 即为每种产品的费用分配额。以完成作业成本法的整个成本计算过程。
二、作业界定与成本动因在某电子制造企业的应用探析
近年来, 作业成本法在先进制造企业中应用日益广泛, 且效果显著, 在一些非制造行业, 如金融保险业、商业、医疗卫生业、房地产行业等也都有成功应用作业成本法的案例。
(一) 某电子设备制造企业的经营情况与生产流程介绍
某电子设备制造企业主要生产销售复印机、打印机、扫描仪、投影仪等各类电脑耗材, 并形成了几个系列的产品体系。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企业逐步引入作业成本法和作业成本管理, 在实施过程中, 日益发现作业的有效界定和作业成本动因的应用分析尤为重要。
以生产打印机为例, 分析作业成本计算在该电子设备制造企业的应用, 尤其是作业的界定和成本动因这两个核心的方面。通过熟悉打印机等电子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图, 参观生产现场, 与工人进行交谈, 可以了解到在生产打印机过程中, 主要工序包括零部件生产准备、压焊、技术冲洗烘干、质量检测和包装。
(二) 界定作业与建立作业成本库
1. 界定作业与作业中心
在进行作业界定时, 需要对上文所述的生产工艺流程进行充分了解。作业划分得当, 能确保作业成本信息系统的正确度与可操作性。在整个生产流程中涉及的作业有几十种, 乃至数百种, 所以必须权衡成本信息的准确度和计量成本之间的相互关系, 对某些有关联的作业进行合并, 建立作业中心, 并将作业中心内的作业成本汇集在一起构成同质成本库。
充分考虑到作业界定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后, 通过分析鉴定将公司生产打印机的整个流程分为工程作业、调整、机器运行、包装4个作业中心。在进行作业界定的过程中, 可以发现存储等待, 返修检验等效率较低, 不能有效实现增值的作业项目。此时采取措施有效降低非增值作业, 就能有效降低成本, 提高企业竞争力。
2. 确认资源耗费, 建立作业成本库
资源是企业生产耗费的最原始状态。有关各类资源耗费的信息可以从企业的总分类账等会计信息系统中得到。分析过程需注意有些费用数据可以直接获取, 而有些数据则需要加工处理。公司生产过程中的资源耗费项目包括工资 (含奖金及附加费) 、资产折旧、机物料消耗、修理费动力费等的分配、设备维护、劳保差旅费和其他费用。然后根据资源动因, 将归集的资源费用按一定的相关性分配到作业中心, 形成作业成本库。
(三) 成本动因分析与成本数据的核算
1. 作业成本动因的分析和确认
通常情况下, 一个成本库有几个成本动因, 有的成本动因与成本库费用之间存在较弱的相关性, 有的则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关键是为这4个成本库选择与其费用存在较强相关性且具有代表性的成本动因。
在为这4个作业中心选择作业成本动因时, 主要考虑以下3个要素: (1) 作业成本动因所提供信息的准确度。如包装作业, 根据何动因来分配计算成本才较为准确, 不会造成误导或信息失真。那么以包装单数量作为其成本动因就较为准确且具有代表性。 (2) 获得与作业动因相联系的信息所需成本大小。如机器运行作业的成本动因选择为机器小时, 如上文分析, 该成本动因属于数量动因, 随着生产的复杂和产量的提高, 获取该信息的复杂程度与获取成本也相应提高。 (3) 作业动因与作业中心成本的相关程度。如工程作业的成本动因, 考虑选择工程作业人工工时还是工程作业时间或者其他成本动因。根据相关程度和代表性是否显著, 可以分析出工程作业时间是相关性较高的成本动因。
根据上述分析, 公司生产流程的4个作业中心工程作业、调整、机器运行、包装, 其作业成本动因分别确定为工程作业时间、调整次数、机器小时、包装单数量。
现选择该公司生产的两种不同型号的打印机为例, 来说明作业成本法的应用。这两种产品的基本数据如表1所示及作业成本动因归集见表2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下同) 。
经测算生产两种打印机的实际作业量如表3所示。
2. 将作业成本分配到最终产品
实施作业成本法接下来的步骤就是计算成本动因率, 并将成本分配到最终产品上。计算成本动因率的公式为:某作业的成本动因率=某作业成本费用总和÷成本动因消耗总量。再根据各产品消耗各成本库的成本动因数量进行成本库费用的分配。每种产品从各成本库中分配所得的费用之和, 即为每种产品的费用分配额。
在作业成本法下, 每一作业的作业成本动因率计算如表4所示。
喷墨打印机和数码照片打印机间接成本分配如表5和表6所示。
三、作业界定与成本动因的应用思考
(一) 作业界定与作业管理在管理会计中的新发展
作业成本法对产品的间接成本分配更为合理, 不再采用单一的分配标准, 而是采用多元分配标准, 应用时对作业和成本动因的合理界定的要求也更高。以作业作为作业成本法的基本成本对象, 可以提供各项作业耗费的成本信息, 为管理人员协调各项作业, 进行作业链的持续优化和改善, 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 作业的界定与管理会计的新发展——适时生产系统的应用, 有着密切的联系。适时生产系统使企业生产各环节, 如原材料进厂、产品生产、产品出厂、进入流通都紧密衔接, 消除生产过程中的非增值作业, 改进作业管理, 降低成本, 提高企业资源的使用效益。企业还可以在作业中心的基础上建立责任中心, 采用作业预算方法和作业管理法, 从而更有效地实现责任会计目标。
可见, 作业成本法为企业的各项决策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系统的方法。
(二) 成本动因在分析应用时的考虑程序
首先考虑确定成本动因的成本。然后重点关注与作业成本相关性最高的成本动因, 可通过统计的方法或直观确定。企业往往要经历确认很多的成本动因, 来重新汇总作业成本库并逐步选择有限数量的成本动因的过程, 最终选定的成本动因的数量取决于作业成本库的数量、成本的多样性, 应充分考虑成本——效益原则。当然, 确定适宜的成本动因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困难, 特别是企业的生产活动日益复杂的情况下。
(三) 成本动因分析在应用中的作用
成本动因价值分析可以用来评价作业的价值, 分析增值作业和非增值作业。例如企业在进行厂房布局规划时, 用成本动因来分析厂房的地理位置对成本的影响。供应商的相对地理位置影响企业的运输作业成本与采购作业成本;顾客的相对地理位置影响企业的销售作业成本。企业的仓储、搬运、检验、等待、延误等作业不能增加产出的价值, 都属于非增值作业。这些可以在成本动因的分析中进行比较和评估。
参考文献
[1]毕玉辉, 孙福莲.探析作业成本法中的成本动因.当代经理人, 2005年第16期.
[2]欧佩玉, 王平心.作业分析法及其在我国先进制造企业的应用.会计研究, 2000年第2期.
[3]向飞宇, 张寻远.作业成本管理的应用.财会月刊, 2008年第24期.
环境成本界定 篇3
关键词:政府,行政成本,特征,界定原则
一、政府行政成本的主要特征
(一) 政府行政成本耗费的是经济资源
政府在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过程中, 需要耗费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等资源。政府行政成本研究的是耗费的经济资源。政府行政成本所耗的经济资源包括人力资源, 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而耗费的经济资源的范围包括政府在生产公共产品, 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耗费的经济资源, 以及在上述活动过程中造成的经济资源的损失。政府行政成本所耗费经济资源的主体是国家权利机关, 国家的行政机关, 国家的司法机关以及政党组织等公共权力机构。
(二) 政府行政成本的耗费具有非营利性
政府行政成本耗费的目的是为了给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追求的是社会效益, 长远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 而不是为了营利。政府行政成本耗费的非营利性是政府行政成本与企业成本最本质的区别。
(三) 影响政府行政成本因素的政治性
影响政府行政成本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有经济的、政治的、管理的, 但从目前看关键是政治的因素。因一切影响政府行政成本的因素都会受到政治因素制约。因此, 要控制政府行政成本, 必须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府行政成本的高低与效率状况, 以及政府行政成本披露的全面性、及时性和真实性程度, 反映着一个国家法治和民主程度的高低。一个廉洁的、阳光的、高效率的政府, 其运行成本必然是透明的、合理的。
(四) 政府行政成本披露的公开性和监督的社会性
政府行政成本最终要由纳税人埋单, 因此纳税人对政府行政成本的开支具有知情权, 有了解其税款是怎么使用的权利, 有权对其进行控制和监督。因此各级政府行政成本的开支必须向社会公开披露, 纳税人有权查阅政府的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 具有监督政府行政成本的权利。为了充分体现.政府行政成本的透明性、公开性特征, 使纳税人对政府行政成本的监督和控制落到实处, 各级政府的每一项开支, 除了涉及国家机秘的以外都必须上网。
(五) 政府行政成本耗费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转嫁性
在外部监督作用不强, 政府行为不规范的情况下, 政府会计上的成本是不全面的, 不完全真实的, 其部分支出有可能转嫁到社会中去了, 还有的会进行一些所谓的“账目调整”, 有些“三公费用”会以其他名义出现, 这部分支出在政府的预算支出中是没有真实反映出来的。如有的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出国考察和外出旅游、开会时会带上企业家, 一切费用在自已管辖的企业报销。当然, 被管辖的企事业单位通过这些方式承担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部分行政成本以后, 政府的这些部门在拨款、收税等资源分配方面会给予更多的照顾, 从而使这些企事业单位获得更多的资源, 因而最终还是国家以更大的代价埋单, 只是这部分费用没有直接反映在政府的会计成本上。造成政府行政成本的隐蔽性和转嫁性的根本原因是, 由于民主程度不高, 政府的行政成本支出完全由政府自己公布, 自已审查, 自己监督, 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外部主体对其进行审查和核实。
(六) 政府行政成本具有非补偿性
企业在生产经营中耗费的各种经济资源其价值会随着产品的出卖得到补偿, 而政府是非营利性组织, 一般是无偿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因此其成本不能从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中得到价值补偿, 只能通过收税等方式向社会转嫁。
二、界定政府行政成本内涵的原则
我们认为, 界定政府行政成本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 有利于政府行政成本控制的原则
研究政府行政成本的目的是为了节约资源, 降低政府行政成本, 因此, 如果对政府行政成本的范围确定太窄, 把属于政府行政成本的范围排除在政府行政成本之外, 则不利于政府行政成本的监督和控制。反之, 如果把政府行政成本的范围定得太宽, 把不属于政府行政成本的内容包括在政府行政成本之中, 这不仅不符合客观实际, 事实上也难以控制。
(二) 有利于政府履行职能的原则
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因此, 只要是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过程中耗费的经济资源, 以及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过程中造成的经济资源的损失都属于政府行政成本的内容, 而超出这个范围所耗费的经济资源, 则不属于政府行政成本的内容。
(三) 体现政府行政成本特征的原则
如前所述, 政府行政成本具有非营利性、非补偿性、披露的公开性和监督的社会性、隐蔽性和转嫁性等特征, 因此, 我们在确定政府行政成本的范围时应体现这些特征。例如, 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过程中所耗费的某些预算外支出, 虽然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在政府的预算报告中没有反映出来, 但也属于政府成本的范畴;政府工作人员在所管辖的企业报销差旅费、出国考察费、招待费, 政府的有关部门向所管辖的企业派车、派人所花费的费用, 虽然在政府行政成本支出中没有反映出来, 但也属于政府行政成本的内容。
(四) 体现政府行政成本对象的原则
政府行政成本的对象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从政府行政成本耗费的主体来看, 政府行政成本中的政府是指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政府机构和部门, 包括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国家的行政机关、国家的司法机关、政党机构, 以及某些通过财政拨款而保证其运转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从政府行政成本耗费的资源来看, 政府行政成本不是政府所耗费的一切公共资源, 而是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过程中所耗费的经济资源。
三、结论
政府行政成本, 是指国家公共权力机关在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过程中耗费的经济资源, 以及由此造成的当前和未来一定的经济损失。政府行政成本经济资源耗费的主体包括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国家权利机关, 行政机关, 司法机关, 政党机构及其相关的部分事业单位。.政府行政成本的对象是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政府行政成本所耗费的资源是指国家的公共权力机关, 在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过程中耗费的人力资源, 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 以及在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过程中造成的国家经济资源的损失。在社会的民主程度不高的情况下, 政府行政成本的披露是不全面、不及时、不完全真实的, 其隐蔽性、转嫁性和披露的随意时是较强的, 政府行政成本也是较高的, 而效率是较低的。政府行政成本的高低与效率状况, 以及政府行政成本披露的全面性、及时性和真实性程度, 反映着一个国家法治和民主程度的高低。一个廉洁的、阳光的、高效率的政府, 其运行成本必然是透明的, 合理的。从根本上来说, 要控制政府行政成本及其“三公经费”的增长, 必须进一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
参考文献
环境成本界定 篇4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罗纳德科斯首先提出了交易费用 (成本) 理论, 突破了古典、新古典经济学以供求均衡为基础的价值、价格理论, 使交易成本的研究成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点。他强调制度对交易费用的影响, 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该理论还从降低交易成本出发, 说明产权明晰对交易费用的重要性, 从而强调了私有产权对于社会制度的重要意义, 支持新自由主义关于私有化的主张, 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1][2]。
究竟应该怎样认识科斯理论?是否定它、还是承认它, 把它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工具?这是我国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焦点。这里关键问题是:这个理论究竟是真理还是谬误。应该说, 科斯理论之所以在世界流行起来, 不是没有原因的, 其中有它真理的一面;但也有其含混、谬误的地方。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其中的科学成分, 发扬其科学的一面, 纠正其谬误的地方, 为经济科学的发展、也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所用。
二、一个科学的命题:交易费用、交易成本
要说明科斯理论的意义, 首先要说明他所提出的交易费用是不是一个科学的命题。
交易需不需要费用, 这个命题并不稀奇。做买卖是需要费用的, 不仅需要资金购买商品、雇佣人员、交通运输、建立商店等等, 这些是进行交易的必要条件。而且在交易中还要搜集信息、寻找客户、确定价格、推销产品、谈判签约、监督执行、解决纠纷……等等, 这些也都需要费用。从这个角度提出交易费用是实事求是的, 但是它应该包括在商业成本中, 似乎并无惊人之处。
但是, 科斯提出交易费用的意义并非仅限于此, 其创新之处在于:⒈ 他所提出的这些费用没有包括在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之中。古典的供求理论仅仅说明了供给和需求、以及它们的均衡决定价格, 交易在价格均衡的条件下自然进行, 交易似乎并不需要费用。而科斯在实践中发现, 即使在正常的交易中、在均衡的价格下也是需要费用的, 从而提出了古典经济学所忽略的问题。⒉ 他提出了这些费用对于交易的影响, 以及如何降低交易费用的问题。这些费用可大可小, 其大可以妨碍交易、甚至阻止交易;其小可以利于交易、促进交易。⒊ 如何降低交易成本呢?由此来到了问题的核心——产权清晰的重要性。产权清晰涉及到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问题。目前为止, 只有私有制产权才被认为是清晰的, 所以科斯理论就成了私有化的理论依据。
究竟什么是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否取决于产权这一个因素?交易为什么需要成本?对这些深层次的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正在进行深入探讨。而且, 产权清晰仅仅是私有制的特征吗?公有制的产权是否也可以清晰起来呢?所以科斯理论是一个发展中的理论。究竟对经济学发展和社会进步有什么样的影响, 需要进一步研究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三、一个谬误:把企业看作是市场的替代
科斯在探讨交易成本的时候把企业 (生产) 也看作是一种交易 (内部交易) , 把企业看作是对市场的替代, 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而出现的[3]。这是科斯理论的一个出发点, 这一观点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4]。
企业首先是为生产出现的。生产是创造产品, 满足人类的各种需要, 同时也满足不同生产者之间进行产品交换的需要, 使产品成为商品。所以生产是交易的基础, 交易由是生产派生出来的。没有生产就没有交易, 但是不能反过来说没有交易就没有生产, 因为最初的生产没有交易, 只是自给自足。以后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 交易才逐渐发展起来, 并出现了专门进行交易的市场和商业企业——它不是生产商品而是购买别人的产品、再出卖它来满足人们的需要。这样, 人们就可以不通过生产而是通过交易获得产品。因此, 交易是生产的继续、是生产的替代。
但是, 科斯把生产也看作是一种交易, 恰恰是把它们的关系颠倒过来了:把企业 (生产) 也看作交易, 是“内部交易”。但是在生产内部是谁和谁的交易呢?是资本家和工人的交易、资本和劳动的交易吗?不对!如果他们只是交易, 那就不可能产生剩余价值。因为交易是等价的, 总体上不可能有剩余。如果把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也看作是纯交易的话, 那么这种交易必须是不等价交易, 才会有剩余价值产生出来。在这里, 科斯把生产等同于交易, 就掩盖了剩余价值的源泉。但是谬误也就因此而产生了:要增殖价值必须进行生产而不能只靠交易[5], 生产的本质是增殖价值, 这是生产不能等同于交易的地方。但是交易——商业劳动是把商品中的价值转移到消费者手中。消费者从商业劳动中所得到的应该是更加及时、更加方便、更加适宜的商品供应, 是“实现”价值的劳动。没有实现价值的劳动, 生产也就没有达到自己最终的目的。所以应该把交易统一到生产中去, 它和生产既有具区别、也有联系, 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 (重农、重商) 。生产需要成本, 交易也就需要成本了。
只有摆正了生产和交易的关系, 才能纠正科斯谬误, 正确理解和运用交易成本理论。
生产需要不断地提高生产率, 降低成本、加大产出;交易也就需要不断提高交易的效率、降低交易的成本, 加大交易量。“交易量”就是商业劳动的“产品”。
生产需要明晰产权, 交易也需要明晰产权, 这是现代社会的特点。资本主义社会明晰了资本家和有产阶级的产权, 但是却没有明晰劳动者的产权。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并非是产权完全明晰的社会。在资本主义企业中, 由于劳动者没有自己的产权, 他们会有怠工、罢工、甚至破坏生产工具的行为, 这些显然加大了生产的成本。因为劳动者没有主人公的地位, 总是受到不同程度的剥削和压迫, 他们的积极性也就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所以要实现产权完全明晰的社会, 不是资本主义社会, 而应该是所有人都享有产权的现代公有制社会[6]。
产权不明晰会加大生产的成本, 也会加大交易的成本。商品是谁所有?卖给谁?要清楚。国营企业的商品、集体企业的商品, 由某个个人去买卖 (采购员、推销员) , 就容易出现以权谋私要回扣, 买卖通奸抬高价格等等, 这些必然加大交易的成本。由于商品的所有权不清楚, 所以没有人去真正地监督交易, 因为监督是要得罪人的。产权缺位, 监督必然缺位。如果买卖双方的产权都不清楚, 交易进行得就更糟糕。现在, 以劣胜优、以次充好、以贵胜贱, 这些不健康的交易都是交易费用在做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科斯理论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重要意义。
四、交易成本的界定:商业流动成本
根据以上的分析, 交易成本应该是包括在商业成本中。商业成本和生产成本一样, 也包括固定成本和流动成本。固定成本包括本金投入、商店建设、办公场所、交通工具的投入等等;商业的流动成本则包括雇员的劳动工资、信息费用、谈判费用、社会活动费用、管理费用、监督执行费用等等, 这些构成商业的总成本。而交易成本应该是商业成本中的流动成本, 主要耗费在交易过程中。固定成本一般是不容易变动的, 制度变迁对它的影响不大;但是, 流动成本是随着制度变迁、生产的发展、交易方式和交易技术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科斯理论所关注的主要是这一部分的费用。如果我们把企业管理成本、社会管理成本都看作是交易成本, 在定义上则不够确切, 在数目上也就过于庞大、过于泛化。实际上, 企业成本和社会成本另有原因, 不是交易的范畴。现在, 新制度经济学对交易成本的界定不清, 概念含混, 所以对交易成本的研究也就难以规范起来。
五、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
1 制度因素。
这是前面已经说明的, 不同社会、不同制度、确实影响交易成本。承认产权清晰可以缩小交易成本对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益无害。而且, 国家也可以通过制度和政策来扩大或缩小交易成本, 从而对生产发挥调节作用。现在, 我们不断实行减政放权的措施, 就是在缩小交易成本。
2 技术因素。
交易技术的发展也可以缩小交易成本: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宣传、扩大信息量, 使更多的人了解商品的质量、价格、产地等等商品信息, 从而促进交易的进行, 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先进的市场营销方式如网上交易、邮购、期货交易等等, 也可以缩小交易成本。
3 生产因素。
生产的发展, 商品的增多, 也会对交易成本产生影响。如果需求大于供给, 商品稀缺, 得到这种商品很不容易, 那么交易成本也就会相应增加。例如稀缺商品的买卖、艺术品拍卖等等, 往往需要给商家、给拍卖行较多的酬金。相反, 如果生产量大, 供大于求, 那么买到它所需要的费用也就较少了。所以发展生产, 扩大供应, 是缩小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当然, 这是对于买方而言的;对于卖方而言, 供给量越大, 推销商品所需要的费用就会升高, 交易费用也就加大了。所以供求关系不仅影响价格, 也影响交易成本。理论上, 供求平衡应该使交易成本为零。我们在市场上买东西的时候, 并没有感觉到交易成本的存在。是因为供求平衡了吗?不是, 因为交易成本已经加入到价格中去了。
六、交易成本与价格、价值理论的关系
商家进行广告宣传、价格谈判、进入市场……的交易费用出在那里呢?他不可能自己出, 而是要加入到价格中去, 从价格中扣除。所以交易成本和价格是密切相关的。交易成本提高, 价格也就提高。但是一般情况下商家是不会赔本的, 相反, 如果他的促销工作做的好, 他的利润还会增加。这就是说, 市场并不会完全按照“均衡价格”来出售。这样一来, 通过数学公式所严格推导出来的“均衡价格”, 一到市场就会发生扭曲。所以“科斯理论”在这里放出了自己的光彩——交易成本!价值不等于均衡价格, 还应该加上交易成本甚至交易利润。
怎样化解“交易成本”和“均衡价格”之间的矛盾呢?这就需要引入“需求度”[7]的概念。人们对商品的需求是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需求关系也是一定的数量关系。这个关系不是常数1, 而是一系列的数量。理论上, 需求度
=社会商品需求量/社会商品总量, 是由社会生产的总体情况而决定的。但是, 具体到某一时间、地点, 某些具体的人群而言, 它又是随时随地而变化的。一切影响需求度的生产因素、稀缺因素、心理因素、时空因素、信息因素、商品之间的替代、竞争因素等等, 都是通过影响需求度而发挥作用的。为了影响需求度, 各种广告宣传、营销计谋、优惠让利等等措施也就出现了, 这些都提高人们对商品需求的愿望、加大需求度。在宣传和利益的引诱下, 供求的平衡被打破了, 交易也就发生了。某些稀缺商品例如金、金刚石等等, 其需求度很大, 价值很高。虽然生产的发展可以使它们的需求度有所缩小, 但是永远也不可能是1。“需求度”虽然也反映了供求关系, 但是, 它是一个比“供求平衡”灵活得多、实际得多的概念, 是真实的价格 (价值) 机制。需求度的空间很大, 在需求度中, 也就可以体现出交易的成本和交易的利润了。实际上, 产品的价值总是有一部分要转移到商业成本和商业利润中去。
这样, 需求度的引入, 就解决了科斯理论的“交易费用”和古典经济学的“均衡价格”之间的矛盾。需求度和需求平衡的区别看起来很平淡, 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需求和需求度是怎样发生的呢?它反映了商品的物质属性对于价值和价格的作用。但是, 商品除了它的物质因素之外还有劳动因素, 这种劳动因素在价值和价格中表现为社会必要劳动量时间 (马克思) , 二者共同决定商品的价值。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价值观念[6]。从这个角度来看科斯理论, 对于形成科学的价值观也是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吴易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233-244.
[2]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5.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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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覃家琦.生产、交易、企业的存在及其性质等.政治经济学评论 (第一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162.
[5]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3卷) , 1975.190.
[6]王孟山.邓小平理论——现代公有制理论的雏形.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 2009, (3上) :134—136.
尝试界定“舆论环境”新概念 篇5
(一) 研究现状
相对于“舆论”研究的丰厚成果, 专门针对“舆论环境”的研究, 学界却鲜有涉及。在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 以“舆论”为题名/关键词, 对1989至2010年的全部文献进行跨库搜索, 搜出文献17877条, 而以“舆论环境”为题名/关键词, 仅搜出结果737条。在笔者阅读到的近百篇 (约占搜索文献总数的14%) 论文中, 涉及“舆论环境”一词的, 绝大多数未作概念表述, 即便有, 也往往在表述中将“舆论环境”不知不觉地转换成“舆论”、“舆情”等概念 (这几个概念的区别笔者将在后文详述) 。现有理论成果中, 孟小平提出的“舆论环境”定义基本代表了学界的共识——“指在大致相对集中的时空内, 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不同类别的众多具体舆论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有机整体。”[1]在陈力丹、刘建明等国内舆论学权威专家的论著中都采纳了这一定义。
(二) 理论基础
从研究现状可知, 目前学界对“舆论环境”的专门研究尚未展开。本文的核心内容, 就是以舆论的含义、要素及其与舆情、新闻舆论的关系为理论基础, 尝试从理论层面对“舆论环境”进行较为恰当的概念表达, 剖析其常规意义下的理论内涵。
(1) 舆论的含义、要素与基本特征。在我国, “舆论”一词最早出现在《梁书·武帝纪》, (1) 字面意思和“公众意见”大体相仿, 于是后来学界便采用了史书上的这个词, 指的是“公众意见”。关于“舆论”的概念界定, 国内学界表述各异。一类侧重于舆论的意见形态。例如, 甘惜分先生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将舆论界定为:社会或社会群体中对近期发生的、为人们普遍关心的某一争议的社会问题的共同意见。[2]刘建明认为:舆论是显示社会整体知觉和集合意识、具有权威性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3]喻国明认为:舆论是社会或社会群体中, 对近期发生的、为人们普遍关心的某一争议的社会问题的共同意见。[4]一类表述侧重于舆论的社会作用。如孟小平把舆论界定为:公众对其关心的人物、事件、现象、问题和观念的信念、态度和意见的总和, 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 并对有关事态的发展产生影响。[5]中国人民大学陈力丹教授对舆论下的定义为: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 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 其中混杂着非理性成分。[6]这是目前学界一致公认并广泛采用的定义。本文对舆论的概念界定也采用这一观点。
陈力丹在《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一书中, 把舆论分成主体、客体、自身、数量、强烈程度、持续性、功能表现、质量等八个要素。其中前七个, 构成了舆论的必要要素。[6]笔者认为, 舆论的数量、舆论的强烈程度、舆论的持续性都是反映公众意见一致程度的指标, 据此将这七个要素进一步简化整合为五个。也就是说, 能够被称为“舆论”的自在意见, 应该具备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公众、问题、意见、意见趋同、现实影响。而从“意见形态”角度来说, 舆论基本特征有三个——多数人、趋同、公开表达。
多数人, 指的是一定区域内的大多数人。舆论的实质是“众人之论”, 主体是“公众”, 针对的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反映的是“群体”的、“集合性”的意见。趋同, 强调的是意见、看法或见解的一致。当然, 这只是理论上的划分和我们的一厢情愿, 因为并没有一个有效的方法去收集判定哪些意见是相同或者相近的, 哪些是相反或者对立的, 以及能否形成基本一致的意见。实践中我们获得的意见可能是众多意见的一部分, 并且不一定是多数人的意见。公开表达, 是说作为“舆论”的意见, 必须是面对社会公开表达出来的, 而不是深藏内心的想法。舆论意见居于社会心理的最表层, 舆论因其敏感性、外露性而被称为社会的“晴雨表”。
(2) 舆情、舆论、新闻舆论的关系。前文说到, 很多相关学术论文往往将“舆论环境”偷换为“舆论”、“舆情”、“新闻舆论”等概念。这几个名词相互混用显然存在着概念认识上的模糊。下面笔者将根据学界已有的成果, 对舆情、舆论、新闻舆论的概念进行梳理和辨析, 以此作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一。
舆情, 即民意情况, 涉及公众对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的问题尤其是热点问题的公开意见 (外露的部分) 或情绪反应 (既可能外露又可能不外露的部分) 。它是社会脉动和公众情绪的自然而然的流露和体现。[7]舆论, 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 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 并对有关事态的发展产生影响。新闻舆论, 是以新闻媒体为载体的舆论表达。学界通常认为新闻舆论在狭义上单指媒体表达的意见, 意见表达主体是新闻媒体, 代表的是媒体的立场;广义上是通过或经由媒体表达的社会意见, 其意见表达主体是社会公众中那些意见领袖或具有参与和表达意识的活跃的人群。[8]新闻舆论有引导公众舆论的作用。在我国, 新闻媒体被明确地赋予了“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神圣使命。
从三者各自的理论表述可知, 舆情从本质上说是“民意的集合”, 既包括公开意见, 还包括可能没有公开表达的观点和情绪。作为“自在的民意”, 舆情可以被理解为具有普遍性的一定的社会心理。舆情和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 两者都反映了公众自发产生的群体性心声和意愿。不同之处在于, 舆情的外延比舆论宽泛, 它是舆论更基础的存在状态。舆情并不一定在人们的意见得到公开表达时才存在, 某种舆论总是与一定的舆情相对应, 但不是所有的舆情都能构成相应的舆论。只有公开表达并在相对多数人之中形成趋同的意见, 才构成舆论。新闻舆论是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一种舆论形态。大众传媒在深入了解舆情 (了解公众“心声”) 、广泛关注舆论 (倾听社会“呼声”) 的基础上报道新闻事实, 助推舆论表达, 在报道达到一定的频度、力度和受众认可度以后就形成了相应的新闻舆论, 新闻舆论施影响于社会公众舆情/舆论, 构成新闻舆论引导社会公众舆论的整个流程。新闻舆论与舆情/舆论的区别在于:舆情/舆论的主体是公众, 由社会现实问题而引发;而新闻舆论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由大众传媒充当, 其本质是对公众舆论的一种选择性的有意反映。但从根本上说, 新闻舆论并非是与舆论相对立的另一种舆论形式, 而是社会公众舆论的一种特殊的、经过社会控制机制平衡化处理的表达形式。在本文中, 把“新闻舆论”理解为一种经过舆论引导系统 (不仅限于大众传媒) 的作用而形成的舆论。
从以上阐释可知, 从舆情到舆论再到新闻舆论, 是一个范围逐渐缩小的动态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简述为舆情 (民意集合) ——舆论 (公开表达并趋同的民意) ——新闻舆论 (经由大众传媒等舆论引导系统表达的舆论) 。这个过程中所体现的舆情、舆论、新闻的关系, 应当就是三者之间的正常、合理的关系。
二、“舆论环境”概念的理论假设
(一) 现有理论的局限
前文说到, 学界对“舆论环境”达成共识的定义是——它是由不同范围、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具体舆论构成的有机整体。然而, 笔者认为, 把“舆论环境”仅仅看成“具体舆论构成的有机整体”存在着很大的局限。首先, 忽略了具体舆论与社会环境/社会系统之间的关联 (舆论环境的横向维度) 。其次, 抹煞了具体舆论构成舆论环境时的动态关系 (舆论环境形成的纵向层次) 。第三, 无法反映出各种具体舆论动态发展过程中某些舆论形成“支配性氛围”, 并对舆论客体产生现实影响的机制。简言之, 现有理论表述无法体现舆论环境的系统性、动态性以及现实影响的特质。
(二) 尝试界定“舆论环境”新概念
笔者已经辨析过舆情、舆论、新闻舆论的概念:舆情是“自在的民意”, 舆论大致都是相应的舆情的公开表露, 可以理解为公开表达并有一定群体性影响的民意;而大众传媒在深入了解舆情及舆论的基础上报道新闻事实, 在报道达到一定的频度、力度和受众认可度以后就形成了相应的新闻舆论, 新闻舆论施影响于社会公众舆论, 形成有支配性力量的, 对现实产生影响的舆论格局, 构成新闻舆论引导社会公众舆论的整个流程。
笔者认为, 舆情、舆论、新闻舆论是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三者之间的关系能够体现出“舆论环境”形成的系统性、动态性和现实影响力。舆论环境不仅仅是具体舆论的简单总和, 而是由具体舆论强弱关系、具体舆论与社会环境互动构成的格局, 体现为舆情上升为舆论 (什么样的舆情能得到公开表达, 变成舆论) , 新闻舆论引导舆论 (什么样的舆论能被大众传媒放大并受到更广泛的公众认可, 形成具有支配力量的舆论氛围) 的整个过程。
基于以上分析, 笔者尝试对“舆论环境”做出新的理论界定:舆论环境是由不同范围、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具体舆论在自身发展变化和与社会系统互动过程中动态构成的意见气候。它不仅仅是具体舆论的简单总和, 而是在民意表达系统、舆情监测系统、舆论控制和引导系统等多重机制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氛围和格局, 体现在舆情上升为舆论, 新闻舆论引导舆论的动态过程中, 对现实社会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
基于以上的理解, “舆论环境”这一概念有广、狭两种含义。广义的舆论环境是就具体舆论的总和而言, 代表了一种无形的社会观念, 主要作用体现在对舆论形成的影响上。一方面, 人们的观念体系整体上说是社会化的产物, 必然受到社会观念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人们在表达个性化的观点、态度时, 通常要避免与既定的社会观念发生明显的冲突。广义的舆论环境体现的是社会观念、文化传统对具体舆论的制约和影响, 强调了舆论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机制的系统性。狭义上的舆论环境是就某一特定的舆论客体而言的, 代表了围绕这一客体形成的种种舆论的权重格局, 以及各种舆论碰撞、交融、分裂、趋同、形成舆论氛围的动态过程。这种情况下, 舆论环境的作用体现在对舆论客体发展、变化的现实影响力上。狭义的舆论环境则是强调围绕某一特定客体形成的舆论格局, 立足点在于舆论环境形成的动态过程, 体现的是围绕某一具体舆论客体形成的各种舆论之间动态变化的权重关系。现实的舆论环境是历史的环境舆论的继承和延伸, 同时不断影响着各种原有舆论的消失和新舆论的产生, 同时也调适不同的个人、群体和社会组织间的相互关系。[6]
参考文献
[1]孟小平.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9:61.
[2]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38.
[3]刘建明.舆论传播[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41.
[4]喻国明, 刘夏阳.中国民意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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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11-24, 46.
[7]丁柏铨.略论舆情——兼及它与舆论、新闻的关系[J].新闻记者, 2007 (6) :8.
我国环境产品界定及清单完善思考 篇6
1 WTO有关环境产品贸易谈判的由来和最新进展
1.1 WTO有关环境产品贸易谈判的由来
2001年11月, WTO在多哈举行的第四次部长会议正式启动了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其中, “贸易与环境”议题是WTO新一轮谈判的唯一一个新议题, 其具体内容包括《多哈宣言》第31、32、33段。环境产品与服务贸易自由化则是“贸易与环境”这一崭新议题的重要谈判内容之一。2002年建立的贸易谈判委员会 (TNC) 专门负责新一轮谈判的组织指导工作。在TNC的授权下, 贸易与环境委员会特别会议 (CTESS) 就《多哈宣言》第31 (Ⅲ) 段内容中要求各成员“酌情削减或取消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进行重点谈判。由于在CTESS进行谈判的上述第31 (Ⅲ) 段内容与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小组 (NAMA) 、服务贸易理事会特别会议 (CTSSS) 有关, 经过谈判分工, CTESS负责环境产品与服务的定义与清单的谈判;NAMA负责关税与非关税的削减谈判;CTSSS负责环境服务的谈判。
虽然在许多环保活动中同时涉及到环境产品与环境服务, 但是由于WTO框架下产品贸易自由化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一直是分别进行的, 而且适用的规则不同, 所以, WTO环境产品和环境服务谈判也是分别展开的。本文仅限于研究WTO环境产品贸易的谈判。
1.2 WTO有关环境产品贸易谈判的最新进展
从2001年起, CTESS进行了长达8年的有关环境产品的谈判。然而由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 以及国际公认准则的缺乏, 因此在环境产品的定义过程中遭遇到许多困难, 各成员对环境产品的概念并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目前来看, CTESS有关《多哈宣言》第31 (Ⅲ) 段内容的谈判主要集中在如何确定WTO自身的环境产品清单上。截至2010年2月, 日本、新西兰、美国、卡塔尔、加拿大、欧盟、韩国、瑞士、中国台湾、菲律宾、阿根廷和沙特阿拉伯等十二个成员已经向WTO提交了具体环境产品清单, 并希望能通过环境产品清单的提出, 加快成员界定削减关税的商品项目的讨论, 以利于贸易与环境谈判议题的进行。另外, 古巴、印度、巴西、中国等四个成员针对环境产品清单提出看法, 但尚未提出具体清单。由于环境商品清单对许多成员而言来势汹汹, 特别是那些发展中成员, 他们正努力分析各自的需求和优先名单。
自2001年起到历次CTESS与技术讨论会议都是以清单方式作为主要讨论议题。由于WTO建议的环境产品清单中包括了很多发达成员出口获利的产品以及为数不多的几种发展中成员能出口获利的产品, 致使原来保持观望与中立的发展中成员已逐渐对清单方式与清单内容表示失望。2006年度的CTESS的谈判发生重要转变。共有14个发展中成员明确支持以环境项目为谈判方式, 使得谈判内容可能会由环境商品清单转而讨论环境项目的执行方式。
针对局势的转变, 为突破贸易环境谈判的困境, 部分支持清单谈判模式的成员组成“环境商品之友” (Friends of Environmental Goods, FEG) (包括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南韩、纽西兰、挪威、瑞士、澳大利亚及中国台湾等十个主要工业化成员) , 多次重新检视环境产品清单, 并于2009年10月整理提出一份项目较少且较不具争议的清单, 以提高多哈回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这项新的清单将会包含下列类型, 如空气污染防治、固体及有害废弃物管理及回收系统、土壤与水的复育及清除、再生能源设备、热及能源管理、废水管理、饮用水管理、最终用途对环境有益商品、噪音与震动减量等12种类别。
另外, 气候变迁为环境产品谈判提供了新的契机。2007年12月, 美国和欧盟对包括有风力涡轮、氢燃料电池与太阳能热水器等43项气候友善商品 (Climate-friendly goods) 提出关税减免。2010年2 月, 在WTO 举办的CTESS对于环境产品自由化的讨论中, 气候变迁成为各成员新提案的重心。有关多哈宣言第31 (Ⅲ) 段“环保商品及服务业关税与非关税贸易障碍之削减”, 很可能最后以气候友善商品为主。例如, 菲律宾提出的清单中包括太阳能板及风力涡轮发电机等气候友善商品, 受到其他东南亚国家代表的支持。2011年11月, APEC领导人在美国夏威夷举行会议并通过《檀香山宣言》, 该宣言要求成员承诺环境产品关税不超过5%。
由于环境产品清单的确定与各成员的利益密切相关, 所以要真正形成WTO自身的环境产品清单, 并就不同环境产品的关税减让及对发展中成员的优待等问题仍然需要长时间艰难的谈判。
2 环境产品的界定
WTO《多哈宣言》第31 (Ⅲ) 段中虽然规定要求各成员国就降低或适当消除有关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展开谈判, 但是并没有明确给出环境产品的定义。目前由于各国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对环境产品的定义存在许多障碍, 所以各成员并没有统一的认识。环境产品 (EGs, Environmental Goods) , 根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ECD) 和欧盟统计局 (Eurostat) 的定义, 是指为环境中水、空气和土壤的破坏, 以及有关废弃物、噪声和生态系统问题提供测量、防治、限制, 使之最小化或得到纠正的产品。
2.1 环境产品的类别
总的来说, 根据OECD/Eurostat (1999) 及Hamwey (2005) , 环境产品分为两类。第一类指用于提供环境服务的工业产品, 如处理水、土地、空气污染的产品。这类环境产品一般具有多种用途, 其中一种用途是为环境提供服务。另外, 它没有内在的环境特性, 只有在使用中才提供环境服务。例如泵、阀、压缩器、容器、水质净化用化学品、空气/水过滤器、垃圾压缩器、填埋场所用的内衬材料、焚烧炉用的陶瓷容器和炉子、循环使用中用的分拣设备、环境监测用的测量设备、减噪器等。第二类是包括工业品和消费品在内的环境友好产品 (EPPs, Environmentally Preferably Products) 。现今, 环境友好产品仍缺乏全球性统一的概念。从产品生命周期看, 环境友好产品具有环境友好的特性, 在生产、使用和处置过程中对环境危害小于其它可供选择的通常作商业或生活用途的同类产品。专家们所建议的EPPs种类范围包括有机农业产品、结合地域及生物多样性的生产、天然纤维、可再利用之产品、生物杀虫剂、非木材之农产品、天然染料制成之产品等。
2.2 环境产品的界定方法
在界定环境产品时主要有以下四种方法。
第一, 清单法 (list approach) 。
即通过制定肯定性清单的方法确定哪些产品属于环境产品。目前, WTO已经收到了日本、卡塔尔、美国、加拿大、欧盟、韩国、新西兰、瑞士、中国台湾、菲律宾、阿根廷和沙特阿拉伯等十二个成员提交的关于环境产品清单的文件。另外, 古巴、印度、巴西、中国等四个成员针对环境产品清单提出看法, 但尚未提出具体清单。最早向贸易与环境委员会特别会议 (CTESS) 提出环境产品清单的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和经济合作组织 (OECD) 。
第二, 环境项目法 (environmental project approach) 。
即由各个成员分别酌情确定哪些产品在什么时期内属于环境产品。印度就是采取的环境项目法。2005年6月, 印度认为环境项目法将能够反应出各成员对环境标准的共同诉求却又有不同责任的多元性。在此方法下, 如果环境项目 (如空气污染控制项目、水资源管理与废物处理项目、节能管理项目、可再生能源设施项目等) 符合国家委派的主管机关 (Designated National Authority, DNA) 的认可, 则在环境项目实施期间, 此项目中的所有的环境产品将得到关税减让等优惠待遇。但这些优待将随项目终止而终止。这种方法得到巴西、埃及、古巴、南非、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成员的支持。
第三, “项目+清单”综合法。
此方法综合以上两种方法, 主张首先由贸易与环境委员会特别会议 (CTESS) 确定环境项目类别作为大分类以供成员国发展, 例如空气污染防治、水及废水管理与土壤保护, 然后CTESS将现存可用于成员国环境项目发展的产品作为环境产品纳入各个项目种类中。各国通过多边协定的方式在考虑发展中成员特殊待遇情况下承诺对此环境产品减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值得注意的是进口方成员仅在此环境项目实施期间内给予该产品关税优惠。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这种方法, 如2005年10月, 阿根廷提出的综合法就融合了清单和项目两种模式。
第四, 巴西提出的“出要价方式”。
即各成员提出自己关于环境产品自由化的出价和要价 (针对某一特定成员) , 然后通过多双边磋商, 确定 WTO 成员各自不同的减 (免) 税产品清单 (即减让表) 。巴西主要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打开生物燃料和有机农产品的国际市场。
2.3 OECD和APEC环境产品清单
OECD和APEC也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上世纪90年代末, OECD和APEC为推动贸易自由化提出环境产品清单, 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OECD和APEC环境产品清单都采用海关的产品统一代码HS标识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Harmonized System) 。OECD环境产品清单归纳出164个环境产品, 横跨132个6字节的HS代码产品。1998年APEC为了推动成员国间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列出109个环境产品。APEC环境产品清单横跨104个6字节的HS代码产品, 其中有54个与OECD产品分类相同。
OECD和APEC的环境产品分类详见下图1。
在WTO中, 一些成员国家认为这些清单是谈判的起点, 并在此基础上分别提交了该国的环境产品清单。例如, 日本根据OECD环境产品清单制定了自己的清单, 包括清洁技术和清洁产品, 如节能冰箱、微波炉、影碟机及其它少污染多资源节约型产品。
3 我国的环境产品清单及完善思路
我国一直参与WTO环境产品贸易谈判。在环境产品的界定方法上我国建议采取清单法, 并于2004年7月向WTO提出环境产品清单由“共同清单” (common list) 和“发展清单” (development list) 组成。“共同清单”包括所有获得WTO成员一致公认的环境产品。对于这一共同清单的产品, 成员国都致力于减少或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发展清单”将包括那些由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从“共同清单”中挑选出来的部分产品以获得单方的优惠待遇。我国的方案与美国很相似。美国提出了双重清单 (dual list) 的想法, 包括“核心清单” (core list) 和“补充清单” (complementary list) 。“核心清单”的产品将包括所有获得WTO成员一致公认的环境产品。“补充清单”的产品包括那些最终未能达成共识的, 但对环境保护、污染的预防或补救以及可持续性有重大意义的产品。对补充清单中产品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减让不完全遵守互惠原则。
在环境产品清单构成上, 我国提出的“共同清单”与“发展清单”方案充分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 得到WTO许多成员的高度认同。但是我国没有提出“共同清单”与“发展清单”之间的数量关系, 从理论上讲发展中国家可以将“共同清单”中的所有产品都归入“发展清单”, 所以这个主张实际上没有解决实质问题。
我国在环境产品谈判上仍面临着困难和挑战, 需要积极争取, 改进和完善我国环境产品清单。
第一, 充分考虑我国的出口利益。
WTO建议的环境产品分类方法包括了很多发达国家出口获利的产品以及为数不多的几种发展中国家能出口获利的产品。目前, 欧盟、美国、日本都是环境产品的净出口国, 而发展中国家仍然是环境产品贸易的净进口国, 中国也不例外。此外, 从WTO收到的一些成员的环境产品清单来看, 都充分的考虑到本国的利益, 尤其是本国的技术和产品的优势。例如, 卡塔尔提出的环境产品清单的核心产品是液态天然气、天然气驱动涡轮及其部件等, 因为卡塔尔在天然气和石油方面具有优势。所以我国在制定环境产品清单时, 除了考虑环境影响之外, 还应考虑到我国的出口贸易利益, 既要最大限度的保 护本国市场, 又要尽可能拓展出口市场。
第二, 不接受将多种用途的产品列为环境产品。
目前各成员使用的认定环境产品的依据包括:单一环境最终用途 (single environmental end use) 、主要环境最终用途 (predominant environmental end-use) 及其他环境效益等 (otherwise environmentally beneficial) 。然而此标准因各成员诠释方法不一, 成为界定上的难题。WTO环境产品清单中包括许多多种用途的环境产品, 如水泵既可以用于排除污水等环境目的, 也可以用于工业生产目的 (如采煤) 。成员国对多种用途的产品是否列入环境产品一直有争议。如果将多用途产品列入环境产品, 则会使环境产品范围扩大。韩国在自己的提案中明确反对将多用途产品列入环境产品清单, 认为环境产品应直接用于环境目的。我国也应支持韩国的主张, 不接受多种用途的产品列入环境产品清单, 因为这将使我国不具优势而很多发达国家更有利的工业品列为环境产品。我国应主张环境产品采取“最终用途”标准。目前这种认定标准很受成员国支持。
第三, 回避生产和加工方法问题 (PPM) 。
发达国家在生产和加工方法方面普遍比发展中国家先进, 所以如果将生产和加工方法确定为环境产品标准之一, 势必会对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不利, 反而有利于发达国家开拓出口市场。我国在清洁生产技术方面比较落后, 所以我国在确定环境产品清单是应尽量回避生产和加工方法问题。
第四, 尽快弄清我国环境产业的优势所在。
在制定我国环境产品清单时, 最大的挑战来自我国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我们要让有关部门深刻了解WTO的环境产品谈判, 并尽快对我国的环境产业竞争力状况进行深入调研, 弄清我国环境产业优势所在, 然后明确的将这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列入环境产品清单之中, 并通过设计清单的构成最大限度的获得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待。
此外, 在贸易方面我国仍需建立能够改善总体出口竞争力的支持政策和制度, 扩大环境产品贸易, 促进技术转移。同时, 在参与环境产品自由贸易谈判时我国还应积极争取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以及经验方面的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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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网络环境下相关市场的界定 篇7
(一) 案件背景
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与腾讯科技 (深圳) 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的纠葛起因是, 2010 年9月, 奇虎360 发布“360 隐私保护器”, 称该保护器可以用于监测腾讯QQ聊天软件的运行, 并提示用户“某聊天软件”在未经用户许可的情况下, 存在偷窥个人隐私的行为;针对奇虎360 所称的腾讯QQ偷窥用户隐私的事件, 腾讯方面宣布将会起诉奇虎360 的不正当竞争行为。2010 年10 月29 日, 奇虎360 又推出安全工具“360 扣扣保镖”, 称该工具可以全面保护QQ用户安全, 阻止QQ偷窥隐私文件;而腾讯方面则表示, 扫描用户信息主要是为了保护网络虚拟财产安全, 绝无偷窥之意, 奇虎360 推出的“扣扣保镖”是对腾讯软件的劫持。双方愈辩愈烈。2010 年11 月3 日腾讯发出了逼迫用户作选择的公告, 称“在双方纠纷解决之前, 将在装有360 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之后腾讯方面便拒绝向安装有360 软件的用户提供相关服务, 并采取强制用户删除360软件的行为。
(二) 判决要旨及主要争议
广东高院于2013 年3 月28 日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 对被告腾讯公司QQ服务的相关市场及腾讯公司在相关市场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进行了界定, 最终认定腾讯公司的行为不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奇虎公司明确表示不服广东高院的一审判决, 已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本案引发的对互联网行业市场竞争环境的高度关注, 对于我国互联网行业的健康发展是有好处的, 也是对我国《反垄断法》最好的宣传, 可谓中国互联网反垄断“第一案”。其引发了对互联网行业反垄断法实施中诸多问题的广泛讨论。其中争议焦点之一就是相关市场的界定。原告指控被告利用QQ软件及服务进行了限制竞争及捆绑销售, 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而要确定被告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前提是准确界定QQ软件及其服务所在的相关市场。可见, 相关市场是为了评价某市场的产业集中程度, 确定某竞争者的产品或服务的市场支配力而设置的前提, 是认定不同市场主体或其产品及服务之间是否具有竞争关系, 以及在此基础上分析包括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问题及垄断行为的具体形态的基础。
二、相关市场界定的一般方法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第二条规定, 任何竞争行为 (包括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行为) 均发生在一定的市场范围内。界定相关市场就是明确经营者竞争的市场范围。科学合理地界定相关市场, 对识别竞争者和潜在竞争者、判定经营者市场份额和市场集中度、认定经营者的市场地位、分析经营者的行为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判断经营者行为是否违法以及在违法情况下需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关键问题, 具有重要作用。
(一) 相关市场的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二条规定, 相关市场是指经营者在一定时期内就特定商品或者服务 (以下统称商品) 进行竞争的商品范围和地域范围。
(二) 相关市场的分类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第三条规定, 在反垄断执法实践中, 通常需要界定相关商品市场和相关地域市场。相关商品市场, 是根据商品的特性、用途及价格等因素, 由需求者认为具有较为紧密替代关系的一组或一类商品所构成的市场。相关地域市场, 是指需求者获取具有较为紧密替代关系的商品的地理区域。这些地域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关系, 在反垄断执法中可以作为经营者进行竞争的地域范围。
(三) 界定相关商品市场的一般方法
相关市场范围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商品 (地域) 的可替代程度, 它是界定相关市场的共同思路和基本依据, 某种产品是否具有可替代性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来判断。
1.需求替代分析法。是最常用、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在市场竞争中对经营者行为构成直接和有效竞争约束的, 是市场里存在需求者认为具有较强替代关系的商品或能够提供这些商品的地域, 界定相关市场主要从需求者角度进行需求替代分析。原则上, 从需求者角度来看, 商品之间的替代程度越高, 竞争关系就越强, 就越可能属于同一相关市场。
2.供给替代分析法。则是指那些目前尚未进入某一市场的潜在竞争者也有可能生产、销售替代产品, 从而成为相关产品市场的一分子。只有当供给替代对经营者行为产生的竞争约束类似于需求替代时, 才会对供给替代进行考虑。
3.假定垄断者测试。除了替代分析方法之外,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界定相关市场的指南》还规定了一种界定相关市场的方法。它把市场看做是一组产品群或一个区域, 寻找最小的产品群 (最窄的地理区域) 来判断假定的垄断者是否能够赢利性地维持高于竞争价格的价格 (通常假定增长5%) 至少一年, 如果假定的垄断者在最小产品群中实施价格上涨而不能赢利, 就把下一个最接近的替代产品加入相关市场中并再次运用SSNIP测试分析。这个测试过程反复进行一直持续到假定的垄断者可以赢利性地施加一个5%的价格上涨为止, 这样界定的产品范围或地理区域就构成相关市场。
三、网络环境下相关市场的新特征
互联网行业作为新时代产业, 与传统的产品经济不同, 具有自己的个性特征, 正是这些个性特征的存在使互联网行业相关市场界定变得尤其复杂。
(一) 产品或服务具有双边甚至多边性
与传统单边市场不同, 处在双边市场中的企业面向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消费群体且群体之间存在关联性。以吸引并凝聚用户为目的, 通过扩大该服务商服务的用户范围来吸引更多的广告商投资该网站, 进而从广告费中获利, 即形成了双边市场。双边市场并非网络经济所独有, 但网络作为绝佳的中间平台确实为双边市场的发育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但同时也给相关市场界定带来了困难。
(二) 整体行业要求技术创新
服务商除了凭借其资产规模、财务能力、赢利能力和融资能力, 更重要的是依靠研发能力和技术创新, 拥有知识产权在互联网竞争市场上立足。这使互联网行业成为一个充满创新、技术进步的行业。界定相关市场时就需要思考如何回应和反映互联网领域创新竞争比价格竞争更重要的特征。
(三) 范围的无限化
互联网行业也超越了时空和地域的限制。正是这种虚拟无国界的互联网行业经营活动的特点, 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相关市场的界定, 从而增强相关市场界定的复杂性。
四、本案中相关市场的界定
(一) 原被告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分歧
原告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认为, 应当将相关商品市场界定为即时通讯软件及服务市场, 将相关地域市场界定为中国大陆市场。被告腾讯方面则认为, 原告界定的即时通讯软件及服务市场的范围过窄, 使被告产品的市场地位被明显高估为远远超出原告界定的“相关商品市场”范围, 而邮箱、社交网络等都应当包含在“即时通讯”的范围中。
(二) 本案采取的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方法
在本案中, 广东高院根据需求者对QQ软件及其服务的功能用途需求、质量的认可、价格的接受以及获取的难易程度等因素, 从需求者的角度定性分析不同商品之间的替代程度;同时亦结合考虑供给替代的影响。同时通过运用假设垄断者测试法认为若腾讯QQ的免费即时通讯服务改为收费, 其用户将流向其他免费服务, 从而将这些免费服务与腾讯QQ的免费即时通讯服务划入一个相关市场。而传统上“假定垄断者测试”更加适用于收费模式的商品市场, 基本逻辑在于考量何种程度的非暂时性涨价会导致需求下降, 使得该涨价无利可图, 从而确定替代商品范围, 而不适用于免费商品市场。因为向网民免费提供信息服务的市场不存在销售价格问题, 也就失去了涨价的可能。人们对收费模式下价格的上涨 (价格从低到高) 和从免费到收费的模式变化有着不同的心理接受程度, 由此导致的需求变化也不同。所以在免费提供信息服务的互联网市场, 该方法的运用会受到限制。
由此笔者认为, 法院虽然已经认识到“免费”已成为互联网产业显著特点, 无论是本案当事人所提供的即时通讯、杀毒安全软件还是其他诸如搜索引擎、微博、电子邮箱、社交服务以及提供新闻、影视和音乐内容等等, 但是在具体的认定分析上还是机械地采用价格非暂时性上涨假设进行分析, 没有考虑到免费业务模式下“涨价”的含义不同于收费模式中价格的上涨, 忽略了中国互联网市场“免费”的这个基本特征在论证中的作用。
五、启示
无论是相关商品市场还是相关地域市场, 我们应该要注意的是在网络经济环境下, 由于日新月异的创新技术, 消费者关注的要素产生了变化, 不仅仅只是单一的考虑价格要素, 而会更多地在意产品的性能等。通过本案的学习与分析, 给了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1.网络经济有其自身的特性, 这使得传统经济领域的相关市场的一般界定标准和方法对于网络经济领域相关市场的界定来说不是特别适用。可以适当将网络相关市场的界定模糊化, 从而提高审判效率。
2.在网络垄断案件相关市场的界定中坚持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结合。除了考虑传统经济垄断案件中存在的因素以外, 还需考虑网络经济的特殊性。更多的要从需求者的角度认定相关产品的替代性问题。
3.根据网络产品的性质不同, 具体分析互联网行业相关地域市场的界定。目前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方法, 因此, 应当根据互联网产品的性质和目标群, 分类界定其相关地域市场, 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是纯虚拟互联网产品, 由于该类产品没有运输成本和关税成本等, 那么其相关地域市场可以界定得宽一些;如果某互联网产品与通过实体市场销售的产品存在重叠, 则应分析该产品的具体性质, 比如其运输成本、保质期限、贸易壁垒等。对于这类产品而言, 运输成本越高, 相关地域市场的范围越小;保质期限越短, 其地域市场越小。此外, 还要考察互联网产品的用户目标群, 如果其定位的用户目标群是全球, 则可以将其相关地域市场界定为全球;如果其定位于某国或某地区, 则可以将其相关地域市场界定为某国或者某地区。
摘要:2012年4月18日,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诉腾讯科技 (深圳) 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垄断侵权纠纷一案。并于2013年3月28日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该案引起了热烈讨论。所以, 以该案为例, 对案件中的争议焦点之一相关市场的界定进行研究探讨。首先明确了相关市场界定的一般方法, 然后结合网络环境下相关市场的新特征分析了本案中相关市场的界定, 最后提出几点启示。
关键词:相关市场,网络环境,界定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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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剑.双边市场下的反垄断法相关市场界定——“百度案”中的法与经济学[J].法商研究, 2010,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