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涵界定（共10篇）
内涵界定 篇1
一、文献综述
关于我国的合作经济组织, 近年来在文献上出现了10种不同的称谓, 分别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合作组织、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等。直接从字面上看, 这些词语的前缀不外呼农民、农村、农业三个相关主体及专业性与非专业性的区别, 其核心词语主要是:合作社、合作经济组织。学者们主要对以下六种称谓进行概念陈述:
1.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杨志提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合作社的重要形式和组成部分, 是以农民为主体, 自愿联合, 通过共同所有和民主管理来满足共同的经济、社会需求的自治组织。基本价值是:自助、民主、平等、公平和团结;社员信奉诚实、公开、社会责任和关心他人的道德价值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由专业合作社、专业经济协会、供销合作社、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农业行业协会等组成, 其主要特征是:以农民为主体, 以农业为基础, 自愿联合, 通过共同所有和民主管理满足共同的经济、社会需求。在这里, 他强调了合作经济组织与合作社的共性, 并明确, 合作经济组织必须以农民为主体, 不仅包括新兴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合作社、没有法人资格的专业协会也包括正在改革发展的社区合作经济组织 (即原来的生产队) 、已发生明显变异的供销合作社。
任国元认为,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 从事同类或者相关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 依据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原则, 按照章程进行共同生产、经营、服务活动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它是以产业为依托, 以农户为基础, 以利益为纽带, 以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农业技术应用与推广、农产品营销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联合体。主要包括合作社与专业协会两种基本形式。在这里, 他强调了合作经济组织存在的基本前提———农村分散的家庭经营, 而且仅限于“从事同类或者相关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的合作, 不包含社区合作, 与前面两位学者相比, 概念的外延已缩小, 与其他学者表述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概念雷同。
2.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徐旭初、邵科根据“新形势下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与变革”国际研讨会整理出来的学者们关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概念陈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其主要成员应该是农民, 基本上分布在农村或城郊。当前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包括正在蓬勃发展的专业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和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合作化运动的、但已发生变异且面临严重发展困境的社区型的村合作经济组织 (当然, 其中还有一种充满发展希望但仍有待考察的土地股份合作社) , 在更广泛意义上, 还可能包括农民互助金融组织 (小额信贷机构) , 已明显发生变异但还在理论上残存合作经济组织属性的供销社和信用社, 以及当前同样在经历着变革和重构的、实际上可能更远离合作社属性的农村合作医疗组织。这里所阐述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内涵与前面杨志阐述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有异曲同工之处。
3.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国家农业部对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定义: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广大农民为解决生产经营中的信息、技术、资金、供销等方面的实际问题, 在家庭经营基础上, 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组建而成的经济组织。它具有较强的民办性、专业性、合作性、经济性。概念强调了合作的前提、主体、性质和业务范围, 至于与传统合作经济组织的区别并没有进行阐述, 比较笼统。
4.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有专家对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进行概括, 提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由从事同类产品生产经营的农户 (专业户) 自愿组织起来, 在技术、资金、信息、购销、加工、储运等环节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 以提高竞争能力、增加成员收入为目的的专业性合作组织, 也叫农民专业协会或专业合作社、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合作协会, 等等。他明确了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仅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专业合作部分, 不含社区农民合作。
5.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自愿参加的, 以农户经营为基础, 以某一产业或产品为纽带, 以增加成员收入为目的, 实行资金、技术、生产、购销、加工等互助合作经济组织。其主要特征是:一是不改变成员的财产所有权关系;二是退社自由;三是专业性强;四是分民办、民营、民受益;五是可以突破社区界限, 在更大的范围内实行专业合作。这里阐述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内涵与前述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基本一致。
6. 农民专业合作社。
我国学者和有关法律条例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定义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也有许多共同之处:我国第一部合作社地方条例《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中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定义:是指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 从事同类或者相关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 依据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原则, 按照章程进行共同生产、经营、服务活动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 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 (第二条) , 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储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 (第二条第3款) 。刘滨等指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指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 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 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也就是说, 它既有“互助性”的社团性质, 又具有“经济组织”性质, 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民专业合作社一方面要为其成员提供服务, 又必须像投资者所有企业一样考虑经济利益。
由此可见, 针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自行组建的合作经济组织, 舆论界称谓不一, 概念内涵不一, 表述不规范, 针对同一个研究对象, 容易产生混淆, 不利于对合作经济组织的进一步研究探索,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合作经济组织的内涵进行规范。
二、几个关系的辨析
1. 农村、农民、农业。
正如前面众多学者所阐述的, 我国的合作经济组织是以分散的家庭经营为前提的。由于分散的家庭经营增加了市场交易成本才有了合作的需求, 因此合作首先应该是农民之间的合作, 即合作经济组织应该是“农民为主体、地域在农村、以农业为基础”的实体。随着合作经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 有些联合会要办到城市, 有些也会突破种养范围向大农业外部延伸 (如农产品加工、贮运、信息、金融服务等等) , 但只有“农民为主体”的成员构成不会改变, 为此用“农民”作为前缀更能代表现存的和正在发展的我国合作经济组织。
2. 专业与非专业。
许多学者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来表述我国现存的合作经济组织。勿容至疑, 合作经济组织基本上都是“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的联合, 但是随着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跨行业的合作也在所必然, 因此专业合作应被看作合作经济组织中的一种类型。
3. 合作经济组织与合作社。
关于合作经济组织, 在欧美国家一般称为农民合作社 (farmer cooperatives) 或农业合作社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 在日本被称为“农业协同组合”或简称“农协”。
尽管我国学者对合作经济组织的表达五花八门, 但其共同之处不外乎是:合作经济组织是劳动群众联合起来、自愿结合、使用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 通过民主管理, 维护与谋求自身的生产条件和经济利益。它具有双重性质:对内提供服务, 对外谋求利益。
1995年的国际合作社联盟第31届代表大会对合作社做出了最新、最权威的定义:合作社是人们自愿联合组织的自治性的协会, 以通过共同所有和民主控制的企业来满足其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共同需求和渴望。
可见, 我国学者对合作经济组织的表达与国际合作社的意义是一致的, 但国际的合作社指的更多是专业合作社, 不能包含我国现存的所有的合作经济组织, 因此, 根据我国合作经济组织产生发展的特殊性, 应用“合作经济组织”这一称谓较为贴切。
4. 传统合作与新型合作。
黄祖辉对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与传统合作经济组织的关系进行全面阐述, 他认为, 传统合作与新型合作是从合作社内在制度的变化和差异性来区别的。传统合作也可称作经典合作, 这种合作组织是完全按照经典的合作制原则来组建和运行的, 例如入社中的进出自由原则, 决策中的一人一票原则, 分配中的社员惠顾原则、公共积累原则, 经营中的成员利益最大化原则等。新型合作也可称作新一代合作, 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伴随着农业产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而出现的农民合作组织制度的变革。新型合作组织的重要特点是在合作社中引入股权因素, 进而在决策和分配过程中融入了股权的参与。然而, 我国的合作经济组织并不完全是新型合作组织, 相当部分还是经典合作, 因此用新型合作不能概况全部现存的合作经济组织。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针对我国目前学术界关于合作经济组织的称谓不一的问题, 应将其统一规范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三、内涵界定
根据我国现行的公司法, 对一个经济实体的界定应包含以下四项内容:宗旨与服务范围、性质、规则、成员构成等。
宗旨与服务范围: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宗旨和服务范围应该是:为了降低农户分散经营的市场交易成本, 满足农民共同的经济和社会需求, 农民自愿结合, 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 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原则:国际合作社联盟1995年的百年庆典大会确定了国际合作社的7条原则, 即: (1) 自愿与开放的社员资格; (2) 民主的社员控制; (3) 社员经济参与; (4) 自治与独立; (5) 教育、培训和信息; (6) 合作社之间的合作; (7) 关心社区。无疑这是各国合作社发展应遵守的基本规则, 但笔者认为, 根据我国合作经济组织产生和发展的特殊环境, 有必要补充“按惠顾额分配与资本报酬相结合”原则。
性质:如果以国际合作经济界公认的合作社原则及其演变为研究主线, 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大致可以归结为两条:自我服务和民主控制, 其它则是一些派生规定性。
成员构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自己的组织, 主要由农民构成, 要突出和加强农民的主体地位, 体现“民办、民营、民受益”的原则。
将上述四项内容进行归纳整合, 可以形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概念:在家庭经营基础上, 广大农民为满足共同的经济和社会需求, 按照自愿、民主、互惠、共盈的原则组建起来的, 旨在为会员提供信息、技术、资金、供销等服务的互助性的经济组织, 包含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性或非经营性的专业 (行业) 协会及各种经济联合体。概念包含以下四层含义: (1)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自己的组织, 其成员必须以农民为主。 (2)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是将分散弱小的农户联合起来, 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即带领社员通过农产品销售、农业投入品采购或是农业服务的统一运营和规模扩展, 以获得更多的交易机会和较高的市场地位, 从而实现合作社成员收益最大化。 (3)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依据自愿、民主的原则组建的, 必须尊重农民的选择, 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做到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 (4)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自我服务的经济实体, 它对内为成员提供各种服务, 对外参与市场竞争, 谋求经济利益。
参考文献
[1].杨志.充满生机的农村经营新模式——关于广西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调查报告[N].科技日报, 2005.9.3
[2].任国元, 葛永元.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的作用机制分析——以浙江省嘉兴市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 2008 (9)
[3].徐旭初, 邵科.新形势下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与变革——“中国农村改革30年: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 (国际研讨会综述) [J].中国农村经济, 2009 (1)
[4].黄祖辉.中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J].中国农村经济, 2008 (11)
[5].刘滨, 陈池波, 杜辉.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度量的实证分析——来自江西省22个样本合作社的数据[J].农业经济问题, 2009 (2)
[6].姜法芹.农村经济组织中的两种关系辨析[J].经济研究导刊, 2008 (19)
内涵界定 篇2
【摘要】本文通过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异同的辨析，以及国内外有关理论研究的比较，阐述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一般涵义。
【关键词】银行金融机构 非银行金融机构 信用创造
一、导言
随着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化，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在金融总资产中比重逐渐增大，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日益凸现。一方面，它是银行的补充，是金融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自身的特点，在融资、引进技术发展经济方面起到了独有的作用。此外，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其方式是逐渐剥离共有经济，重点进行增量式的发展，以此扩大非公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产生顺应了这一发展模式转变的需要，并在这一转变中发挥了积极推动的作用。基于此，可以断定，随着非银行金融机构自身不断的发展、完善，非银行金融机构必将会在中国市场经济体系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界定
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内涵和外延的正确理解，是研究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的基本前提。然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内涵在国内学术界鲜有明确的表述。一般情况是，尽量回避对“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界定，在不得不对“非银行金融机构”作出解释时，往往采取诸如“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从事金融性业务的企业组织”之类描述性的定义（刘国光等，1998），缺乏科学的界定。更多的情况是，通过借助其外延即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构成来代替对其的界定。因此，非银行金融机构一般涵义的界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有重大意义。
对非银行金融机构一般涵义有两个方面的理解：一是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二是通过对非银行金融机构与银行金融机构的比较，进一步理解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一般涵义。
1、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内涵与外延在西方国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要指契约型储蓄机构和投资性金融中介机构，其中契约型储蓄机构包括保险公司（人寿保险、财产和灾害保险）和养老基金（私人养老基金、公共养老基金），投资性金融中介机构包括互助基金（股票债券互助基金和货币市场互助基金）和金融公司（米什金，2000）。
在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是指除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以外，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本质尚不具备信用创造功能、从事金融性业务的企业组织，包括信托投资公司、融资租赁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城乡信用合作社以及共同基金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经营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完善与发展的原则；在业务上，受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和监督；在资金来源方面，采取国家投资和地方财政与企业集资相结合的方式，有些还采取向个人集资的股份制形式。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判别标准是：“不具有较强的信用创造能力”+“没有银行字样”+金融机构。其理由有三：首先，经济转轨所造成的体制摩擦，使得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重叠严重，丝毫没有信用创造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信用合作社就具有一定的信用创造能力。因此，对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根本性区别，主要是看它们信用创造价值是否一样以及信用创造力的强弱；其次，中国现实的做法是，对不同于一般银行的新型金融机构的命名，都避免使
用“银行”字样；最后，将没有“银行”字样作为判定标准，就有更大的包容性，便于避免对今后新产生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认同障碍。
按照不同的标准，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以作多种分类。如，按所有制性质来划分，可以分为国有制非银行金融机构、集体所有制非银行金融机构、混合所有制非银行金融机构；按组织体制和活动区域来划分，可以分为全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区域（地方）性非银行金融机构；按业务范围来划分，可分为合作性金融机构、城乡信用合作社、信托投资机构、证券经营机构、财务公司、保险公司、金融性租赁公司、投资基金公司、邮政储蓄机构、典当行、资产管理公司等。
2、非银行金融机构与银行金融机构的异同
非银行金融机构与银行金融机构共同构成了金融机构体系。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均以信用方式聚集资金，形成金融资产，以获取赢利。但它们也有着不同的内涵，存在明显的区别。对于两者之间的差异，西方与中国的理解不近相同。
（1）国外的理解。根据西方权威经济理论，非银行金融机构在本质上是金融中介。金融中介是指从资金盈余单位吸收来的资金提供给资金赤字单位的媒介。根据米什金（2000）的划分，金融中介由存款中介、契约中介和投资类中介三部分构成。存款类金融中介通常被称为“银行”金融中介，即格利和肖（1994）所指的“货币部门”，主要包括商业银行、储贷协会、互助储蓄银行等；契约类和投资类中介机构通常被称为“非银行金融中介”，即格利和肖（1994）所指的“非货币部门”，主要包括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退休养老基金、共同基金、互助基金、金融公司等。按照国外学者对金融机构的划分，银行是“银行型”金融结构即间接金融的主要中介机构，而非银行金融中介是“市场型”金融结构即直接金融的主要中介机构。在间接金融中，银行金融中介以负债的形式从资金的盈余单位取得资金，然后以资产的形式提供给资金的需求单位，从而完成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在这一过程中，中介机构具有债权人和债务人双重身份。而在直接金融中，非银行金融中介是金融市场中的主要机构投资者，作为市场交易的中介人提供专门的金融服务，既不是债务人也不是债权人。
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中介虽然都能创造出金融债权，但他们创造金融资产的性质不同。银行通过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来实现其信用创造的功能。其特殊性在于其货币创造，即银行仅仅依靠增加其负债就能达到创造多倍存款货币的目的。银行的派生存款形成了新的购买力，引导新的资源输入到经济循环中，从而完成向经济循环中输入货币的目的。从这一点上讲，银行不仅仅是资金从储蓄者向使用者转移的中介，而且是“货币的生产者”，是高杠杆性的融资机构。而非银行金融中介通过购买初级证券创造对自身的非货币性债权，这种债券是以基金份额、保险单、股份以及其他证券形式存在的流动性资产。这些多样化的流动性资产只是货币的替代品，是对现存货币的重新分配，不能形成新的购买力。因此，非银行金融中介无法完成向经济循环中输入新的资源的任务。
（2）国内的理解。关于银行金融机构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区别，虽然目前很难找到权威性定论，但我们仍可以通过一些相关法律法规，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具体经营和管理实践的分析，来对两者进行区别，从而进一步认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一般涵义。①非银行金融机构名称中没有“银行”字样。根据《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商业银行是指依照《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商业银行法》在第十一条的第二款明确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单位不得在名称中使用“银行”字样。根据这样的规定，非银行金融机构就应是按《中国人民银行法》及其相关金融法规和《公司法》设立的、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办理银行机构主业以外的其它金融性业务的法人企业。因此，从表面上可以从这样两条标准来判断是否为非银行金融机构：一看该机构是不是金融机构；二看该机构有没有冠以“银行”名称。②非银行金融机构资本金要求低，且业务范围较窄。非银行金融机构不得使用“银行”字样，还因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本金要求较低。即使有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本金超过银行，但它不像银行那样专门经营金融业务而不经营其他业务的单纯的金融机构。按照法律规定，银行只能经
营银行业务，不能从事贸易、投资、劳务和资源方面的业务，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相对来说要比银行窄一些。除信用合作社之外，其他金融机构不能经营居民储蓄这样的零售性金融业务，只能经营批发性的金融业务。③非银行金融机构本质上不具有信用创造功能。从本质上讲，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与银行金融机构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银行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过程中具有创造货币功能，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则无此机制。一般而言，银行在再贷款过程中创造货币，即它在转移贷款使用权时，通过自身存贷款机制，可增加货币供给和需求量，从而创造货币。而非银行金融机构仅仅在货币存量既定的条件下转移资金，不增加货币供应总量；它改变的是存量结构，影响的是货币周转率，对货币的供给和需求没有直接的影响。由于二者在业务活动中的这种区别，银行活动对金融和经济形势的波动影响较大，因而受到政府的管制较严，它也就成为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时的主要调节对象。相比之下，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活动由于与货币供给的增减没有直接的联系，受到政府的管制相对要少。
三、结论
在创造派生存款上，商业银行一般可在不减少储备的情况下，增加放款，在增加放款的同时，也往往增加存款；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则必须减少资金储备才能增加贷款。如果非银行金融中介通过中央银行或货币市场的借款，来履行信用创造的功能，它就必须增加其储备资产作为借款的保证，这样会增加融资的成本，降低融资的规模，难以达到信用创造的目的。
综述所述，非银行金融机构从本质上讲是不具有信用创造功能的金融机构，在实际中可以是否含有“银行”字样进行辨别。
【参考文献】
[1] 刘国光：金融体制改革及运作全书[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2] 米什金：货币金融学(第四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黄河口文化内涵界定与解读 篇3
[关键阗]黄河口；文化；基本特征
一、黄河口文化定义与内涵
对于黄河口文化的研究，目前尚无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和完整的定义。但对于黄河三角洲文化已有学者进行研究，较有代表性的如，田家怡（2001）认为黄河三角洲文化是黄河三角洲人一组组共同体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一切生产、生活样式，行为方式，智能和精神系统的总和。孙才顺（2002）认为所谓黄河三角洲文化，概指产生发展于黄河三角洲区域的一种地域性文化，是有史以来生活在黄河三角洲上的人们共同创造的一切文化的总称。对于东营地域文化，也已经开始有学者进行尝试性研究，如孙德祯（2004）认为东营地域文化可以定义为：这一特定地域产生的以黄河文化为渊源、古齐文化为根基、移民文化为补充、革命传统文化为底蕴、石油文化和现代城市文化为主体的文化。
以上定义均是以地域的角度来对黄河三角洲文化和东营地域文化进行的界定，但是如果以这种方法来定义黄河口文化却是不妥的。原因有二：
其一，自然地理概念的黄河口在历史上一直是不确定的。历史上黄河多次改道，大的流路调整就有六次，现代黄河人海口是黄河1976年5月27日改道清水沟流路形成的，即使上溯至1855年黄河夺大清河入渤海，也仅仅才150年左右的历史。对此高有鹏先生也持同样观点，黄河流域，尤其是中下游，作为历史地理的概念，是具有不确定性的。所以如果单纯以地域的角度对黄河口文化进行界定，显然是不完整也是不严谨的；
其二，黄河不仅仅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河流，更是一条文化的河流，黄河不仅仅是简单的两个汉字，而是一种文明的象征。余秋雨曾经说过，“中华文化是一种大河文化，我们中华文化都有大河文明的性格，具体说来，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大河文明的性格。大河文明就是身在水边，聚族而居……而这种文明一定与大海文明的性格不一样，与游牧文明的性格也不一样……而对中华文明集体性格造就最重要的就是黄河”。黄河人海口是黄河流域河流的汇集，是黄河流域植物的汇集，也是黄河流域文化的聚集，更是千千万万华夏儿女心系梦萦之所在，倘若单纯以地理角度而忽视其所蕴含的代表民族精神和气质的价值形态，显然抹杀了黄河口文化的历史性和真实性。
黄河口文化与黄河三角洲文化有一定渊源但却绝不等同，以上分析并非力图解释或澄清两者相互关系，而是在于努力探寻一种如何描述黄河口文化的较为科学和历史的方法，即：不仅仅要从地域角度来描述黄河口文化，更重要的是跳出地理概念的苑囿总结出黄河口文化所蕴含和代表的最真实的价值形态。
乔清举认为，河流不仅具有自然的生命，而且具有文化生命，河流的文化生命（the culturallife of rivers）是“河流作为人类文明史的一部分而不单是纯粹的自然现象所具有的生命，是河流对人类精神生活、文化历史和文明类型的积极的启示、影响和塑造。河流的文化生命不是河流静态、单向地对人类文化产生影响，而是人与河流相互交往、对话、诠释的产物。河流的文化生命表现为人与河流的相互交往所形成的理念，是人与河流关系的升华，表达了人与河流的互动和同构”。显然，河流的这种文化生命，其核心是人类和河流交往与诠释，而这些交往虽然包含着“实践”，但其价值绝不仅仅局限于实践的内涵，在人与河流交往过程中形成的某些“非物质”的理念和精神符号往往演化成为河流文化生命的主体特征和核心要素。
于是，从历史的观点出发，黄河口文化定义的问题可以转换为一种定义的两个角度，一种是广义的角度，是置于社会学视野下的，根据这样的理解，黄河口文化则应被定义为某一特殊社会生活方式的整体；第二种是指从狭义的角度而言，以其所蕴含和代表的民族精神和气质为核心的价值形态所做的界定，亦即文化本身的主体特征和核心要素。其内涵亦即余秋雨先生所言，“黄河口的文化旅游价值在于，这里是千古母亲河伟大的归结之处，很多伟大的地方去了之后会让人感到很激动，黄河人海口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激动的地方。母亲河的概念，并不仅是指黄河千百年来‘灌溉’了两岸的百姓，更重要的是黄河从文化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一些基本的性格”。这两个角度所给出的定义不是分割开来的，而是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
由此，黄河口文化可以定义为：黄河口文化是黄河文化、齐鲁文化等多元文化在黄河人海口区域碰撞、汇聚、融合所形成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形态，是一种具有母亲河归结处象征性的文化，内容体现为有史以来生活在这一地域的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反映其思维水平的精神风貌、生产生活类型、社会结构模式、风俗习惯特征、文化心理心态的总和，其核心要素体现为其本身所蕴涵的华夏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向心力和自信心等价值形态。并且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文化元素注入其中并相互交流、融汇，这种多元文化的汇聚进一步丰富充实了其内涵，共同构筑了黄河口独特的地域性文化体系。
对于这一定义应特别注意四个关键点，缺少任何—点来理解黄河口文化的内涵都是不完整的：
一是黄河口文化地域上虽然囿于黄河入海口地理区域的限制，但是在内涵上早已突破了地理疆界的束缚，它所代表的是黄河这条文化大河所孕育的文化体系核心价值一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在其人海之地的集中体现；
二是黄河口文化体系所包含的在黄河人海口区域形成的文化形态（主要是指黄河口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注入的新的文化元素如齐鲁文化、海洋文化、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移民文化、石油工业文化、红色文化、军垦文化的因子），是黄河口文化一定历史时期（现代）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传承的载体，它的形式与内容随着黄河流路的变迁和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体现出较强的地域性、民族性和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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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黄河口文化所蕴含和代表的华夏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黄河口文化体系的本体特征和核心要素，虽然黄河口文化所包含的内容和赖以传承的载体形式随着黄河流路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但是她所代表和蕴涵的这一主题几千年来一直贯穿于其成长发展的整个过程，也正是这一主题的本质所在赋予了黄河口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既继承传统，又不断创新、扬弃。
四是，这一定义本着历史的态度把黄河口文化体系分为了两个有机构成部分，一是其本体特征和核心要素，即其所蕴含和代表的华夏各族人民的坚韧不拔、百折不回、勤劳勇敢、拼搏进取的民族精神，二是其内容或表现形式，即黄河人海口区域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反映其思维水平的精神风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在此具体而言主要体现为齐鲁文化、海洋文化、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移民文化、石油工业文化、红色文化以及军垦文化的因子或其复合体。其形式和内容虽然时时刻刻都发生着嬗变，往往随黄河入海口流路的变迁而变化，但本体特征、基本形态和核心要素基本保持着稳定性。
二、黄河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在文化的定义和对其本质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重要论述。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运用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提出文化起源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思想。而黄河口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则是一漫长的客观历史过程，它孕育于黄河文化哺育华夏民族成长、壮大的历史，产生于黄河入海口区域人类世世代代的生产活动过程之中，其内涵产生于实践，但绝不仅仅局限于实践的内容。
1.黄河口文化发展的动力
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贯穿于黄河口文化产生发展的过程，是黄河口文化产生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海内外炎黄子孙都引以自豪的母亲河。早在远古蛮荒之时，她就哺育着两岸的华夏民族，孕育了最初的华夏文明。在中华文化发生、发展、壮大的悠悠历史长河中，黄河文化不仅是重要源头，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一直占有主体的地位。同时，在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中，“黄河”始终不是一条普通的河流，她有超出单纯自然现象的“神性”，这是由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和黄河的交往史所决定的。在殷代，他叫做“高祖河”；在汉代，她又叫“中国河”；她至今还被叫做“母亲河”，这些都表达了她的“神性”。这种神性，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潜在地发挥着作用。而这种“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可以总结为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百折不回、勤劳勇敢、拼搏进取的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
在大河人海之地，多种文明在此交汇，多元文化在此交织，而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百折不回、勤劳勇敢、拼搏进取的民族精神在大河与大海的交汇之地得以集中展现，尽管因其多泥沙，河道“善淤、善决、善徙”导致入海口多次变迁，但是这种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却一直激励着华夏儿女在大河人海之地百折不回、繁衍不息。
2.黄河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黄河入海口是整个黄河流域河流的汇聚，是黄河流域各地土壤的聚积，同时黄河口也是黄河流域各种文化的汇聚、交流、碰撞之地。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移民，将各自的乡土文化元素带入黄河口，与其本土传统文化中齐鲁文化元素、海洋文化元素、农耕文化元素在此杂糅融会，同时在发展、成长过程中又注入了现代石油文化、革命文化、军垦文化的因子，从而在它的入海口孕育出独具特色、兼容并蓄、博大精深、集黄河文化之大成的黄河口文化。
（1）齐鲁文化
东营境内以广饶（古乐安）、利津县为代表的区域，西周至战国时期均为齐国地，秦代属齐郡。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首置广饶县，广饶曾一度被封为侯国。从传统文化的脉络看，当时以广饶县、利津县为代表的区域应属齐鲁文化的区域范围，在长期的文化发展中，在文化的主流上承延了齐鲁文化的脉络，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凸现着齐鲁文化深邃和厚重的特点，鲁文化的儒学思想和齐文化的商学思想都得到很好的发挥，使这一地区具有较肥沃的文化土壤，同时也培植了一些具有文化代表性的精英。如先秦兵家的代表人物孙武，以《孙子兵法》名世，而后辅佐吴王成就霸业；干乘（今广饶）人欧阳和伯及同郡人倪宽以及欧阳和伯之子及曾孙高，形成了一个显赫的今文《尚书》“欧阳学”传经派别，对西汉学术乃至西汉政治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崇文尚武、擅农重商、富民兴邦、以德化民的古齐鲁传统文化对黄河口文化的形成、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2）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和体系，就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与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民间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
《中国造船史》指出“内涵丰富的海洋文化，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组成部分……黄河、长江与海洋共同孕育了中国的舟船文化”。《战国策》卷29《燕策一》“燕王哙既立”章记齐王曾“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既言“北地之众”，就说明临淄以北（今广饶一带）已有较为密集的人口，使得可耕地面积日渐减少，必然会向退海之地开荒要粮；另据历史记载，现在东营市的广饶、利津一带周朝为齐地，秦朝时属齐郡，依据靠海的优势，大兴渔盐之利，又兼农桑垦殖，自先秦以来创造了发达的农业经济区；同时当地居民世代与海打交道，靠海、吃海、用海，创造了这一区域灿烂的海洋文化。自黄河在此入海以来，黄河文化便与海洋文化融为一体，共同融入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黄河口文化体系。
黄河下游地区作为海洋文化的典型，集中在山东沿海，而由于黄河经常改道，黄河入海口便成为理解其作为海洋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点，而不论黄河在哪里人海，它都赋予海洋文化以新的内容。与东南沿海地区不尽相同的是，黄河新旧人海口对龙王的崇拜要远远盛过对妈祖的崇拜。今天的滨州、利津，包括整个莱州湾的黄河冲积扇平原，尤其是神仙沟、甜水沟（今东营市境内）一带为集中地，道教文化具有绝对优势，其中的泰山神崇拜，特别是碧霞元君的民间信仰，是黄河下游地区民俗生活中极其突出的一个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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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移民文化
自明初以来的六百多年间，黄河三角洲先后出现过三次移民迁入大潮：第一次是明洪武、永乐年间迁自山西洪洞与河北枣强的移民；第二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来自鲁西和部分军队的移民；第三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来自鲁西和全国各大油田的移民。三次规模较大的移民，形成了三晋、燕赵等外来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给黄河口地域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丰富了地域文化的内涵，使黄河口文化有了对外开放、兼收并蓄的特点，具备了极大的包容性。移民文化是黄河口文化的重要补充。
（4）革命文化传统
黄河入海口一带是革命老区，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共产党的早期活动。1925年春，东营市的广饶县刘集村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一刘集党支部，我国第一版的《共产党宣言》也在此被发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黄河口英雄儿女们开辟出了山东五大抗日解放区之——渤海解放区，在为全民族解放事业伟大斗争中形成了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黄河口革命历史文化。
（5）石油文化
建国以来，随着石油勘探开发的兴起，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石油大军汇聚黄河三角洲。随之而来的还有军马场、石油大学等中央、省属单位的加入。几十年来，油、地、军、校四方紧紧围绕黄河三角洲的开发建设这一共同目标，携手并肩，艰苦奋斗，共同开创了以团结奋进、艰苦创业为主题的石油文化。这一文化经过几十年的锻铸和锤炼，已充分融入黄河口文化体系中，成为凝聚人心、鼓舞士气、促进黄河口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现代黄河口文化，确切地说，不是一种单一的文化，而是主题鲜明的多种文化的融合体。黄河口文化受到了黄河文化与传统齐鲁文化的深刻影响，又得到了海洋文化的浸润，五千年文化的积淀，古老民俗的浸润，外来移民文化、石油工业文化、红色文化、军垦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击，多种文化的集聚、碰撞和融合，终于演化成为一种雄浑淳厚、博大精深的多元文化。它既蕴含和展现了中华民族坚忍不拔、艰苦创业、勤劳勇敢、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又体现了黄河文化的源远流长和齐鲁文化的博大精深，极富多元特征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区域个性和时代特征。
三、黄河口文化的基本特征
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特点，而这一特点我们称之为文化的基本特征。黄河口文化在其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以黄河流域各族人民的坚韧不拔、百折不回、勤劳勇敢、拼搏进取的精神为本体特征，与黄河入海口自然环境相适应，既传承历史又与时代发展相呼应，既与地域文化相交流又吸纳新的文化元素，形成了主题鲜明的民族性、和谐共处的人文性、兼容并蓄的多元性、独特唯一的地域性四大基本特征。
（一）主题鲜明的民族性
黄河，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远古先民在此“择水而居”，辛勤耕耘，孕育了黄河流域最初的文明。数千年来，黄河哺育了中华儿女，促进了华夏文明的发展和繁荣，被全球华人誉为为中华民族的摇篮，蜿蜒浩荡、百折不回的黄河，也被视为中华民族坚韧顽强精神的象征。黄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文人讴歌描绘的对象，以其为题材的众多作品鼓舞了亿万人民奋发向上的斗志。而在中华民族最为危险的时刻，《黄河大合唱》无疑唱出了全中国人民的最后的吼声，以“黄河在咆哮”的气势和胆魄，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最后终于实现民族的独立。
黄河口文化继承了这种坚韧不拔、百折不回、勤劳勇敢、拼搏进取的民族精神，并且激励着历代黄河口人民在入海口克服艰险，繁衍生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历代移民在这片退海之地，勤恳耕耘，世代劳作；在中华民族最艰难困苦的时期，黄河口人民苦苦探寻着救国之路，第一版《共产党宣言》在这里的早期传播，孕育了这片土地最初的红色火种，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成为山东五大抗日解放区之一一渤海解放区；建国以后，随着石油勘探开发的兴起，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石油大军汇聚这里，发扬团结奋进、艰苦创业的精神，建设了新中国第二大油田。随之而来的还有军马场、石油大学等中央、省属单位，艰苦创业、奋勇拼搏，使得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焕发着勃勃生机。在新时期，这种坚韧不拔、百折不回、勤劳勇敢、拼搏进取的民族精神不断发扬光大，并一直成长为黄河口文化的不变的主题。
（二）天地人和的人文性
“和谐”是人与自然相处的最高境界，当然“人河和睦共处”也是人类与河流关系的最高境界。水是万物之源，没有水就没有世界，有了水才有生命，有了水才有灵性。黄河在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水资源，滋养、哺育人类文明的同时，定期泛滥和频繁决口，却给沿岸和河口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威胁。由于黄河善淤、善徙、善决，所以一部黄河史，就是一部人类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人类与黄河力求和睦相处的历史。
但是，工业革命以来，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长期主导下，人类与黄河的关系正在遭遇空前危机：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河床抬升，河道断流。黄河断流给河流带来致命威胁，河道泄洪排沙能力削弱，主河槽严重淤积；河流自净能力降低，水质污染度超标。而且，黄河断流切断了河口生态系统的正常循环，黄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受到损害。
黄河口开发建设的历史，也是一部黄河口人民力求与大河“和睦、和谐”共处的历史，在黄河人海口改道水清沟之前，黄河流路的不稳定一直威胁着胜利油田的生产和安全，1976年5月27日，通过人工疏导，黄河入海口成功改道水清沟，至今顺利行水30年，打破了黄河“十年一改道”的宿命。世纪之初，随着黄河水不再断流，黄河口人民开始实施湿地修复工程，湿地修复工程的实施，提高了湿地内生物的多样性。入河共处标志着“河流伦理”、“河流生命”的理念正在成为主旋律，也标志着人类从蒙昧期的“乖孩子”开始，经历了反叛期的“坏孩子”阶段，现在正在文明的更高层次上，努力做一个与河流和解的“好孩子”。人与自然在这里共生共荣，天地人和的崇高理念正在随着黄河口人对黄河进一步认识而升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人文精神也成为黄河口文化基本特征之一。
（三）兼容并蓄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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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入海口是整个黄河流域河流的汇聚，是黄河流域各地土壤的聚积，同时黄河口也是黄河流域各种文化的汇聚、交流、碰撞之地。黄河口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受到多种地域文化的影响，其中受到齐鲁文化的影响较深，它首先吸收了齐鲁文化的革新、开放、包容精神，之后又受到北方游牧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影响，内容与形式渐趋多元。
自明代起，现代黄河口区域历史上共发生三次大规模移民，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移民，将各自的乡土文化元素带入黄河口，与其本土传统文化中齐鲁文化元素、海洋文化元素、农耕文化元素相互融合，黄河口文化形式更加多样、内容更趋多元。同时黄河口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又吸纳了黄河口军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的优良的革命文化因子、石油勘探开采过程中形成的石油精神，从而在黄河人海口孕育出独具特色、兼容并蓄、形式多样、内容多元的的黄河口文化。
它不仅继承了黄河文化和齐鲁文化的传统文化精华，而且还吸纳了菜州湾沿岸海洋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内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移民的涌入不仅加速了黄河口文化融合的进程，而且使得黄河口文化形态渐趋成熟；红色文化和石油文化的融合使得黄河口文化内容更加丰富，其本质特征和主题更加鲜明，而新时期现代文明的注入则使得黄河口文化时代特色鲜明，使得这一“多元一体”的地域文化展现了生机勃勃的生命力。
（四）唯一独特的地域性
黄河唯一性体现在中华民族母亲河形象上。同时黄河入海口也是唯一的，它的唯一性不仅仅在于黄河人海口的生态地理概念，而更在于其本身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情感和爱国情结。
黄河绵延万里奔腾人海，在其人海口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系统。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以保护新生湿地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鸟类为主体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暖温带保存最完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也是东北亚内陆和环西太平洋鸟类迁徙的重要的“中转站”、越冬地和栖息地。区内景色秀丽，气候宜人，有白天鹅、丹顶鹤等289种鸟类，被誉为珍禽的乐园；野生植物达393种，柽柳、天然芦苇荡成为一大独特的景观。整体上讲，黄河口生态资源分布集中，类型多种多样，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落尽走东海，万里写入襟怀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这些脍炙人口的诗篇已经传唱了几千年，它们所凝聚的是人们对这条母亲河奔流人海的一种情怀。自古以来，长河人海、河海交汇曾经寄托了多少华夏儿女的憧憬与向往，如今黄河入海口更是海内外千千万万炎黄子孙魂牵梦萦之地，她所蕴含的民族情节是任何一条河流所不能够代替的。自然地理意义的黄河入海口随着黄河尾闾的摆动而不断变迁，但是黄河口所蕴含“非物质”层面的的象征意义和民族情节，在华夏儿女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而这种“非物质”层面的无形的象征正是黄河口文化的本质内涵和核心要素，这种象征和意义决定了黄河口文化具有的独特、唯一地域性特色。
四、结语
黄河口文化是一独特的文化形态，对于黄河口文化的研究也因为黄河口的多徙所导致的“黄河口文化无历史论”而耽搁，本文对黄河口文化的解读乃一尝试性界定，其最重要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希望黄河口文化的研究能够引起更多学者和专家的注意和重视。
审计风险内涵界定及审计风险应对 篇4
2006年财政部发布了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体系, 其中的审计准则部分尤其强调风险导向审计思想。《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财务报表审计的目标和一般原则》第十八条指出, 审计风险取决于重大错报风险和检查风险, 并提出新的审计风险理论模型, 即“审计风险=重大错报风险×检查风险”, 该模型中的审计风险被界定为“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而注册会计师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由该定义可以看出, 此处的审计风险是狭义的审计风险, 特指审计技术层面的风险, 即注册会计师采用审计技术手段, 比如执行充分、恰当的审计程序, 就可以控制的审计风险。
但是, 注册会计师审计面临的风险绝不仅仅只有技术层面的风险, 如企业经营失败或者破产导致注册会计师成为民事诉讼的被告之一, 注册会计师在此类业务中可能已经充分、恰当地执行了审计程序, 并发表了恰当的审计意见, 但是由于“深口袋”效应, 注册会计师也可能被财务报表利益相关人起诉到法庭, 注册会计师就会面临民事赔偿、声誉严重受损等风险。
二、广义审计风险的界定
审计准则与审计学术研究中所指的审计风险, 其内涵往往是不一致的, 国内外都是如此。国外审计学术界对于审计风险的认识一直在变化,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来自于Simunic (1980) 、Houston等 (1999、2005) 。Simunic (1980) 认为, 由于审定财务报告导致第三方受损从而注册会计师可能承担赔偿责任的可能性就是审计风险。同时, 审计资源的投入会降低审计风险, 但审计资源投入的边际效率递减, 所以控制审计风险不能完全依赖审计资源的投入。Houston等 (1999) 将审计风险分解为所审定财务报告存在重大错报而引起的诉讼风险以及与重大错报无关的诉讼风险。他们也认为审计资源投入的效率是递减的, 注册会计师无法依靠审计资源的投入化解全部风险。其后, Houston等 (2005) 进一步对审计风险做了分类, 他们认为审计风险包括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引起的诉讼风险、由与重大错报无关的因素如经营失败引起的诉讼风险以及非诉讼风险, 其中的非诉讼风险主要指未来从该客户处可获得收入的减少、因卷入客户诚信危机给注册会计师声誉带来的损害等。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 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活动中面临的现实风险绝不仅仅限于“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而注册会计师发表了不恰当的审计意见”这一纯粹技术层面的风险。注册会计师接受某一审计业务后可能承担的一切不利后果, 都属于审计风险, 可将其称之为广义的审计风险。
国内学术界对于审计风险的认识也没有停留在审计技术层面的风险上, 更多时候采用了广义的审计风险概念, 如张继勋等 (2005) 注意到我国上市公司为大股东或关联方提供担保的风险影响了审计定价, 李爽等 (2004) 认识到监管风险对审计定价也具有影响。
三、审计准则对审计风险作狭义界定的原因
既然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活动中面临的风险远远不限于技术层面的狭义的审计风险, 那么为什么审计风险模型以及现行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将审计风险限定在技术范畴呢?这要从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目标界定谈起。
制定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基本目的在于规范注册会计师执行鉴证业务, 包括执行风险评估程序、针对风险领域制订周密的审计计划、按照审计计划执行恰当的审计程序、正确评价审计证据等, 最终目的在于揭示财务报表存在的重大错报。如《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财务报表审计的目标和一般原则》第二十二条指出:注册会计师应当获取认定层次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以便能够在审计工作完成时, 以可接受的低审计风险对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对于各类交易、账户余额、列报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注册会计师可以通过控制检查风险将审计风险降至可接受的低水平。现行审计准则以风险导向审计思想为基调, 强调审计风险模型的运用。注册会计师通过风险评估程序识别财务报表及各类交易、账户余额、列报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后, 为了降低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而注册会计师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 注册会计师只能采用执行检查程序等技术手段。
既然如此, 严格执行审计准则也难以化解非重大错报引起的诉讼风险以及非诉讼风险等广义的审计风险, 因此审计准则中的审计风险只能界定在狭义范畴。
四、注册会计师审计风险应对策略
显然, 注册会计师仅仅通过遵循审计准则、安排周密的审计程序是难以化解全部审计风险的。第一, 执行审计程序难以百分之百地揭示重大错报风险。原因在于, 注册会计师审计风险评估程序可能难以有效识别、评估重大错报风险, 因而审计计划的安排可能不当。即使审计计划安排得当, 也难以保证得到有效实施。另外, 注册会计师对审计证据的解读、判断有可能出错。第二, 审计程序或审计技术本身难以化解非重大错报引起的诉讼风险或非诉讼风险。那么注册会计师应该如何降低审计风险呢?
第一, 加强对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的了解, 尤其注重对被审计单位环境信息和行业信息的了解, 这样才能提升注册会计师的风险评估能力, 使之能够识别重大错报风险, 这也是安排审计程序、控制检查风险进而降低审计风险的基础性工作。在这方面, 注册会计师首先应该注重收集客户所在行业的资料、长期跟踪客户的动态信息, 并在业务承接以及客户保持上做到应有的谨慎。其次, 注册会计师协会也应该积极帮助会计师事务所以及注册会计师增强风险评估和应对能力, 针对经济政策、法律监管、政治环境等的变化, 提醒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注意相应的审计风险变动, 并尽量帮助注册会计师识别环境变动可能造成什么影响、客户可能在哪些环节出现重大错报等。
第二, 伴随着独立审计行政监管和法律制度的完善, 以及投资者法律意识的增强, 上市公司经营失败、股票价格异常波动都可能导致注册会计师遭到起诉, 注册会计师面临的非重大错报引起的诉讼风险以及非诉讼风险加大。为此, 在现行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体系及强调风险导向审计模式的背景下, 注册会计师需要增强风险意识, 在业务承接、审计定价过程中更多地关注各种风险因素, 并采取谨慎选择客户、加大审计投入、索取风险溢价等手段加以应对。Houston等 (1999、2005) 的实证研究已经证实, 在西方成熟的审计市场上, 注册会计师对于增加审计资源投入无法化解的审计风险, 如非重大错报诉讼风险、非诉讼风险等, 就采取了索取风险溢价的手段来应对。
摘要：本文分析了狭义和广义审计风险的涵义, 并指出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将独立审计风险界定为狭义风险的原因。注册会计师为了防范审计风险, 除了安排并执行充分、恰当的审计程序, 还应该慎重选择客户, 并在审计定价环节充分考虑风险因素, 索取风险溢价。
关键词：独立审计,风险导向审计模式,审计风险,风险溢价
参考文献
[1].蔡吉甫.公司治理、审计风险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审计研究, 2007;3
[2].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拟订, 财政部发布.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2006.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3].李爽, 吴溪.监管信号、风险评价与审计定价:来自审计师变更的证据.审计研究, 2004;1
内涵界定 篇5
关键词：产融结合 经济内涵 法律界定
产融结合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产融结合只是简单的将资本市场下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共同追逐利益融合形成的产物进行概述，而对于产融结合的法律界定，也存在各种法律表述相互交叉，边界模糊等现象。为全面的认识产融结合，需要从产融结合的经济内涵出发，并在法律上对其进行严格的界定，了解其法律特征。
一、产融结合的经济学内涵
产融结合是指为了实现经济的协调发展，利用人事结合、信贷关系等将工商行业和金融行业联系在一起，实现工商企业和金融行业的互赢。对于产融结合的主体，其主要法律载体是企业，加上这类企业集团具有金融资本、工商资本等双重资本，因此，可以称这类企业集团为产融型企业集团。对于产融型企业集团而言，市场是追求资本增值的最佳场所，它能充分发挥金融功能来促进产业经济的发展，从而达到提高产业经济效益的目的。
对产融结合的理解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进行，其中广义上的产融结合就是产业和金融的有效结合，是从储蓄转向投资，即集体或者个人将储蓄的一部分通过入股、借贷等形式让其他集团或者个人用以进行生产投资，这就是产融结合的表现。而货币的出现，为储蓄转向投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广义上，产融结合是金融业和工商产业形成借贷关系，例如银行向企业进行贷款。狭义上的产融结合是指，工商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为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源，采用贷款的形式在金融行业中获得生产资金，或者金融行业为了促进自身的发展，采用股权参与、人事结合等形式渗透在工商企业中，为工商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些建议或者生产资源支持。工商产业的资本是指制造业、商业、运输业等非金融企业占有的资本。在狭义的产融结合中，资本融合是根本，其主要原因是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为了实现不断增值造成的。
二、产融结合在法律上的意义
在经济学和法学方面，产融结合存在很大的差异。在经济学方面，产融结合的重点是“生产”和“金融”的结合，而在法学方面，产融结合的重点是“生产”和“金融”结合带来的后续影响。产融结合的法学概念侧重的是在“结合”过程中的合规性，并通过惩戒违规的行为，来维持秩序或者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对于产融结合的法律内涵，在不同的法律中有不同的内容，一般情况下，需要从公司法、金融法、企业集团法、反垄断法等法律范畴中进行产融结合的分析。首先，在公司法中，工商产业和金融业的结合，具体表现为企业合并、资产收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有资本转投资限制、母子公司关系、产融结合组织形态、法人治理等；其次，在金融法中，工商产业和金融业的结合是一种跨业混合联营，这就会极大的增加金融监管的难度，这也是部分国家实施产融隔离政策的主要原因；第三，在企业集团法中，产融结合的形式经常表现为企业集团、金融控股公司、全能银行等，这就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组织形式加强经济组织间的联系；最后，产融结合涉及到税法的一些问题，例如集团整体纳税申报与关联企业之间很容发生“非常规交易”的现象，这就会规避课税。
另外在产融结合中还涉及到反垄断法律规制。产融结合在促进规模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涉及到垄断、限制竞争等问题，工商产业在接受银行的融资后，与其他工商产业进行竞争时，会产生一种不正当优越性，对竞争的公平性造成影响。因此，从反垄断法的角度对产融结合进行分析，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产融结合及其结合组织的基本法律特征
（一）多家金融机构和非金融子公司组成法律载体
由于产融结合的法律载体是企业集团，而企业集团是由金融机构、非金融子公司共同构成的，因此，当一个工商企业主导的企业集团有多个金融机构，但金融机构未处于主导地位，资产规模比较小，在行业中的影响不是很大，并且在企业集团中，金融机构和集团企业相互持股，则称这种企业集团为混合企业集团。这种企业集团并不是典型的产融结合型企业集团，如日本的丰田汽车集团就是这种类型。产融结合的金融性导致产融型企业首先要对金融风险问题进行防范，并加强金融监管。
（二）产融结合的法律载体是多元化金融业务
对于产融结合中的各个金融实体，经常会在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业务中选一种或者多种业务进行经营，因此，产融结合的实体有一些金融实体子公司，例如银行子公司、证券子公司、保险子公司等。在产融结合中实现多元化经营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各个业务之间的相互弥补，实现金融资源的共享，产融结合企业集团的多元化金融服务能满足不同客户之间的需求，这对规模经济的形成有很大的帮助。
（三）产融型企业集团各法律实体存在股权联系
产融结合是通过一个企业集团进行全面控股，对麾下的各个子公司进行管控，而不是将生产相同产品或者类似产品的子公司合并在一起进行加工生产。各个子公司通过相互持股、人事兼任等方式形成联系，从而协同企业集团提供多元化的服务。产融结合的企业集团不具备法人资格，各个法律实体是通过股权进行联系的，其联系方式可以是参股、控股、交叉持股、共同被控股等。产融结合的企业集团可以看做是市场经营者集中的表现，当其妨碍或者限制市场竞争时，就可能违反反垄断法的规则。
产融结合是在市场快速发展下形成的一种产物，随着国际市场的一体化，产融结合迅速的影响到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通过对产融结合的经济内涵和法律内涵进行分析，对构建产融结合制度，规范产融结合行为，促进产融结合的规范化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参考文献：
[1]孙晋产.融结合的经济内涵和法律界定[J].江汉论坛，2010（01）.
[2]郑醒尘.对我国产融结合活动的分析与建议[J]. 现代产业经济，2013（05）
[3]张熠一.我国产融结合型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规制研究[J]. 经济法论坛，2012（01）
内涵界定 篇6
关键词：高校,和谐校园,内涵界定,建设途径
党的十七大把“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作为大会的主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子系统自身及其相互之间都能实现和谐发展。高校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担当着传承文明、培养人才、传播先进文化和服务社会等重任，其和谐程度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深远的影响，并对其他领域的和谐建设起到积极的引领、示范和推动作用。构建高校和谐校园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大学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但在高等院校深入改革和面临诸多挑战的今天，如何保证高校在和谐中稳步发展，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我拟就什么是和谐校园，为什么要构建和谐校园，以及如何构建和谐校园谈几点拙见，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高校和谐校园的内涵界定
“和谐”，《说文》解释：“和，相应也。”《尔雅》解释：“谐，和也。”可见，和谐即是指“配合得适当和匀称”，“不仅是整齐一律和平衡对称，更重要的还在于在差异中见出整齐，在整体上给人以匀称一致、和顺适宜的感觉，并使主客体达到矛盾统一”。[1]就高校而言，和谐校园，目前尚无统一的内涵界定。研究者多从和谐校园的概念、特征、内容、意义等层面作了有益的探索。我认为，和谐校园就是校园内人与人、人与校园环境、人与社会、学校与社会等诸要素间协调稳定、健康发展、和衷共济、内和外顺的多赢状态，是以校园为载体的各种教育子系统及其要素间良性运行、整体优化、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育人氛围，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谐发展的教育合力，是以校园文化为纽带，以学生发展、教师发展、学校发展为宗旨的整体效应模式。
在理解和把握和谐校园时，必须防止出现三种倾向：一是把和谐校园看作是单一、均质的状态，二是把和谐校园看作“你好、我好、大家好”无原则下的一团和气，三是把和谐校园等同于掩盖矛盾和问题的“表面稳定”。我们认为，多元、差异才是和谐校园的前提，“和而不同”才能和谐。和谐校园不是静态的完美，而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系统，要求矛盾的双方或多方能够在统一体内相互包容，协调运作，共生融合，富有活力，其精神实质就在于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不断化解利益矛盾以达到新的和谐统一的持续过程。从纵向层面看，和谐校园包括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和谐校园;从横向层面看，“和谐校园”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人自身的和谐。
人是日月之精华，万物之灵长，是和谐校园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和谐校园的开拓者、创造者。和谐始于内心，拥有良好的心态、健全的人格、健康的情感，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能正确地处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和学校的关系，真正融入自然、融入社会、融入集体。从根本上说，人自身的和谐，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学校关爱个人，集体承认个人、尊重个人，给个人以充分自由的发展空间，是和谐校园的重要标志。
2. 人际关系的和谐。
人是社会的主体，人与人之间融洽相处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一个和谐的团队能够增强高校的凝聚力，提高高校的竞争力。由于经济条件、社会地位、个体背景等的差异，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妥善协调和正确处理人们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是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的关键。从本质上讲，利益关系的和谐就是学校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和平、融合、统一与合作。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就是要实现教师和学生关系的和谐、教职员工之间的和谐、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和谐及学校管理者与师生之间的和谐;就是要实现个人自由与社会认同相适应，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与社会不断进步相适应;就是要实现教职员工的个人利益与学校的整体利益的紧密结合，摆正个体与集体、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使全校各种利益都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得到切实保障。
3. 校园文化的和谐。
校园文化和谐是和谐校园的底蕴，它对学校事业的发展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深远的影响力。校园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次。
物质文化即校园物化环境，是高校育人的基础，是校园中人学习、工作、生活等赖以生存的场所和条件。完善的建筑设施、标志性的雕塑风格、优美的自然人文景观乃至校园中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记载着学校的优良传统，对生活其中的师生起到“润物无声”的影响和作用。制度文化是高校育人的关键，体现依法治校、民主决策、权益保障，是规范学校办学活动，实现治校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制度基础，为和谐校园建设目标提供机制保障。精神文化是高校育人的根本，是学校历史文化的积淀、办学理念的体现、大学精神的提炼，突出人文环境的建设，强调个性完善、人格健全的人本思想。高校作为科技和人文交汇的圣地，理应实现科学技术、人文艺术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化、一体化。
4. 学校与社会的和谐。
社会是育人的大学校，是学生学习的大课堂，无论是杜威提倡的“教育即生活”，还是陶行知提倡的“生活即教育”，他们的教育理念都是主张教育与生活的一致性，强调学校教育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高校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主动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以服务社会，推动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为己任，开放办学，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使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职能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融为一体，做到内和外顺，实现学校事业与现代社会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和谐校园应科学地确定自己在整个社会大系统和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位置与生存发展空间，明确办学理念、方向和目标。
二、构建和谐校园的现实回应
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构建和谐校园同样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根据马丁·特罗的理论，高等教育入学率15%—50%为大众化阶段，我国当前21%的入学率说明我国还处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初始阶段，也是学校问题多发期、学校矛盾尖锐化时期。因此，厘清各种影响校园和谐的不和谐因素及其成因，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对构建和谐校园有着重要作用。
1. 从教育的外部环境看。
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人们价值选择、社会意识、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一方面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另一方面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并必然在学校中反映出来，且已经给大学的校园带来不和谐因素。有些高校在过去快速发展过程中，由于扩招、贷款征地等问题所引发的矛盾也初显出来，大学生就业问题、贫困生问题、师生心理问题、离退休人员待遇问题、教师津贴分配与职称问题等已成为影响高校稳定的热点、难点和焦点。[2]与此同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西方不良思想的冲击，以及传统文化中的僵化部分、网络文化的负面效应等，造成了有些学校的校园文化出现失衡和偏离主流文化的趋势。
2. 从教育的内部环境看。
随着高校的调整、合并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校的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的合理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压力。我国各种类型的教育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人本化、大众化、信息化、产业化、国际化、规模化已成为学校发展的鲜明特征。[3]高等教育的长足发展，主要特征还是规模的扩张，但规模、质量、效益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兼顾，其负面影响有的已经产生，有的正在显现。[4]人、财、物等资源的短缺几乎是国内高校普遍面临的共性问题。尽管高校人才辈出、英才汇聚，但在我国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高校始终都面临人才尤其高端人才严重缺失的矛盾。目前，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不少高校则是“举债扩容、负重扩招”。而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高校的改革与发展步调滞重，学校的“硬件建设”难以到位，“软件建设”难上水平，服务社会的能力受到较大影响。[5]
3. 从高校内部来看。
在高校正在进行的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技术职务评聘改革、后勤社会化改革、住房货币化改革和大规模的校园建设过程中，教职工利益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劳动关系和经济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学校成员之间的利益日趋多样化，在呈现勃勃生机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高校的一些教职员工中存在对学校决策不理解，对学校待遇和分配等方面有怨气，对学校政策制度不满或有抵制情绪。同时，大学管理过于浓厚的“机关化”色彩，学科人才资源的配置受到学院分割体制的制约，机构设备的重复设置甚至浪费现象，各职能部门彼此间信息不对称、交流不通畅、沟通不到位等问题依然比较严重。这些不和谐的因素制约着学校的全面建设和发展。
4. 从教育的主体看。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到来，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各种思潮不断涌现，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多元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冲突对师生员工思想的冲击，影响了师生员工队伍的稳定。部分师生员工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观念错位、社会责任感欠缺、诚信意识不够，学术腐败、考试作弊、拖欠银行贷款等不良行为时有发生。特别是随着涉及大学生切身利益的各项教育改革的初步深入，大学生面临学习、经济、就业、情感等方面的诸多压力，引发的问题更趋复杂多样。据统计，经济困难学生约占在校生总数的20%，特困生的比例在5%—10%，高校学生的贫困已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与成长。有不同程度心理问题的学生已占全部学生的20%—30%，这说明学生心理压力大已成为校园不和谐因素的一个组成部分，极大地影响了学生的心理健康。[6]再者，就业渠道的开放、就业方式的多元、就业人数的剧增，伴随就业市场亟待规范的是，致使学生的就业压力和校园的稳定压力陡然加大。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影响了校园和谐的建设。
三、高校校园和谐的实现路径
构建和谐校园，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公平正义、民主法治、文化立校，培育和谐精神，树立和谐理念，才能推动学校稳定协调地发展。
1. 以人为本，明晰理念，促进学校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以人为本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理应成为构建和谐校园的核心。学校教育，育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要树立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体、以质量为生命、以社会需要为目标的育人理念。对学生而言，要努力营造广大学生勤奋学习、积极向上、立志成才的校园环境，打造个性化教学，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和身心发展规律，使其具有健康心理、健全人格，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做人、学会做事，最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对教师而言，要努力营造学生第一、育人育才，优质教学、敬业乐业，科学民主、积极向上的学术氛围，提高综合素质，拓展发展空间，激发内在潜能，实现教师学有所长、业有所精、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对学校而言，正确的办学理念是学校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自己的特色何在、优势如何，必须认真加以审视和反思。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坚持正确办学理念的前提下，才能保证学校发展道路的正确，促进学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学校所做的一切，包括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教学科研等，都不应仅仅满足于当今社会的需要，而应具有前瞻性，引领社会前进，为未来负责;学校既不能成为远离社会的“象牙塔”，又不能完全消融于社会中，必须秉持自己的理想，保持批判精神，促进自身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2. 公平正义，协调利益，促进人与人的和谐统一。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7]妥善协调和正确处理学校内部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特别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的利益关系，是构建和谐校园的关键。而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的关键就是要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协调解决各方面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矛盾，营造宽松、体恤、仁爱、包容的和谐氛围，使社会公平与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具体而言，学校应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充分利用有限优质的资源，从工作、学习、生活等全方位提升对教师的支持力度，高度重视和维护师生员工最现实、最直接、最关心的利益，如职称评定、住房紧张、子女就业等。尤其要从解决学生的实际问题入手，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开展扶贫济困、心理咨询、就业指导、勤工助学、经验交流等活动，帮助解决学生的实际困难，为他们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要在理顺体制、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稳定情绪的过程中，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提高师生员工的思想觉悟，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形成全体师生员工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各得其所，专业学业又和谐相处的局面，最终实现校园的和谐稳定。
3. 依法治校，创新管理，促进学校全面发展的和谐统一。
依法治校、民主决策是建设和谐校园的重要保证。高校加强民主法治，就是要尊重并保证师生员工的独立人格和民主权利，尊重并维护师生员工的知情权、参与权、意志表达权和民主监督权，在民主得到充分发扬的基础上，使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目前，高校各项事业的和谐发展重点就在于办学规模与办学效益、教育教学与科学研究、硬件建设与软件配套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四类矛盾的和谐统一。具体而言，构建和谐校园就是要在法律框架内实施科学管理，从事教学科研等活动，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使学校各项工作有法可依，建设一个稳定、法治、公平、有序的校园，使学校内部各子系统与诸要素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充分利用校内外各种资源，力求质量、效益、结构和规模同步提高，达到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同步推进，实现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有机结合，切实打牢发展的基础。有研究者提出，要从创建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机制、公开公平的校务运行机制、诚实守信的道德约束机制、流动开发的人才聚集机制、充满活力的创新发展机制、安定有序的校园稳定机制这六个方面进行创新，为实现学校全面发展提供机制保证。[8]我认为，这一探索对和谐校园的构建是有效可取的。
4. 文化立校，提升精神，促进人与校园环境的和谐统一。
和谐校园的建构离不开和谐的校园文化。没有和谐校园文化，就没有和谐校园的思想根基。校园文化是和谐校园建构的精神底蕴和文化源泉，无论是教学科研工作的协调发展、师生员工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还是师生员工之间的团结和睦，乃至大学生自身的和谐，都离不开和谐校园文化和大学精神的支撑。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一再证明，具有强烈的学术价值取向、浓厚的学术氛围、追求真理和科学的精神、学术思想自由和科学探索自由等精神传统的高校是学术大师、科学泰斗生长的摇篮。建设和谐校园文化，就是要建设和谐文化，培养和谐精神，倡导和谐理念，为构建和谐校园创造和谐的人文环境和精神家园;就是要坚持人性化架构、人文化建设、人格化塑造，培养健全人格;就是要以浓厚的文化底蕴、先进的管理理念和与时俱进的发展方略鼓励进取、激励创新，形成团结和谐、努力成才、奋发向上的文化氛围;就是要创建优美的校园环境、整齐的校容校貌，以及富有特色的校园建筑;就是要强调师生、社会、自然的共生与和谐，强调物质功能与精神功能兼顾、生态与文化统一、人与自然和谐。
参考文献
[1]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N].人民日报.2005-03-15.
[2]王广友.高校构建和谐校园的现实价值与实现路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07/5.
[3]宋明钧.建设高校和谐校园的理性思考[J].理论导刊, 2006/7.
[4]汪华.以科学的发展观推进和谐校园建设[J].领导科学论坛, 2008, 2:15-17.
[5]郭大成.“以人为本”构建和谐校园[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06/6.
[6]徐文华, 鲁雷.和谐校园的建构[J].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5/4.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82.人民出版社, 1995.
内涵界定 篇7
(一) 个人信用信息的界定
1、文献综述。
我国关于个人信用信息的研究是从信用的界定开始的。黄达(1999)认为信用是一个借贷行为的范畴。对于信用怎样按照运作主体分类,李新庚(2002)和张中秀(2002)认为信用可以分为个人信用、企业信用和政府信用。吴晶妹(2002)“将信用按主体分为商业信用、银行信用、政府信用和消费信用”。对于个人信用,钟楚男(2002)将其明确划分为个人经营信用和个人消费信用,认为个人经营信用是企业信用的人格化和具体化。现在主流理论认为个人信用又称消费者信用,是指消费者以对未来偿付的承诺为条件的商品或劳务的交易关系。个人信用首先是服务于消费者的经济活动。同时,个人信用又是一个可以度量的概念,其度量的标准是消费者获取信用服务的能力。基于上述对个人信用的界定,信誉信息的大致可以从(1)经济学视角。(2)个人征信的视角。(3)立法视角。(4)信用的主体与表现方式视角加以界定。
2、笔者观点。
个人信用信息就是指能够反应个人履行信用交易的守信状况的各种各样的信息资料或是个人在信用交易活动中形成的履行或不履行义务的记录及相关数据。个人的信用信息可以划分为四个方面,即个人基本资料、个人商业信用状况、个人社会公共记录及个人守法情况。个人基本资料通常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学历、政治面貌、婚姻状况、住址、电话、工作单位等;个人商业信用状况包括个人收入、资产、银行贷款及其还款情况、信用卡使用情况等过往的商业信用交易记录,以及有无破产记录等;社会公共记录包括从事的职业、社会保险金缴纳情况、纳税情况等;守法情况主要指有无刑事、行政与民事违法记录等。
个人信用信息具有以下特点,对个人而言,个人信息价值的实现,通常以该信息的保密为前提。在商品经济和信息交流不畅的情况下,一个人的财产状况、收入与负债等与公共利益或群体利益基本没有关系。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金融业的突飞猛进、交易手段的更新和交易空间的拓展,市场经济成为一种信用经济,此时,市场风险无时无处不在。一个人的资产状况、收入与负债情况、违约记录等已不是单纯的个人私事,而直接关系到其个人的履约能力,关系到他人预期利益的实现程度,作为交易方有权过问和了解其相应的信用状况。一些发达国家的个人征信实践表明,个人信用信息已不再是纯粹的私人信息或商事秘密,而是与社会交易秩序密不可分,个人信用信息的适度开放是征信机制建立的前提和基础。
(二) 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与实践价值
1、理论意义。
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已迈入了信用经济的阶段,信用存在于一切交换之中。市场经济由于社会分工的深化,信息的不对称成为经济生活的一种常态和特征,导致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增加,信用市场中产生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增大,授信主体的信息成本增高,市场的交易费用也增大。
个人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个人信用信息的有效传播和利用,将有助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缓解,抵消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个人信用信息的广泛存在,将使人们利用信息不对称牟利的动机大为降低,从而减少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经济主体可以大胆地投资消费,从事经济交易活动,从而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
此外,信用信息的有效利用还能降低经济主体的交易成本.个人信用缺失导致个人信贷市场上形成“格雷欣法则”:即信用不良者驱逐信用优良者。个人信用信息的有效传播和使用,能使授信方从征信机构处获取借款人的真实信用资料,而减少了自己去实地考察借款人信用状况的成本。同样,受信方不必每次申请信用,都必须提供相关个人资料,而通过征信机构来提供信用信息,受信方也节约了交易成本。
2、实践价值。
对个人信用信息内涵给出明确的界定以及信息项范畴做出明确的划分,在实践中也具有很高的价值。
(1)金融领域。各类金融机构可以通过规范的个人信用信息采集,结合当今各种信用评估模型对客户的信用等级进行整体评价,确定授信限额,统一其授信管理;从而改变其信息劣势,削弱金融机构和消费者间的信息不对称性。
(2)商业贸易领域。专业消费信用机构和零售商亦可以通过对个人信用信息的采集与应用预测潜在客户终身价值,设定对不同信用风险等级客户的授信额度和信用条件,并且进行跟踪调整。例如,零售商向信用良好的客户发放的赊购卡,信用协会的低息贷款等。
(3)社区综合服务领域。随着现代社会服务业的不断深入发展,各种专业的服务机构倾向于深入住宅区设立分支机构,如洗衣店、美容院、私人诊所等。信用信息的采集与利用有助于这些机构确定对不同信用等级用户的延期支付的时限,有效的保证欠款的收回。
(4)社会征信领域。在现代信用经济不断深化发展的情况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是保证市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的制度保证。个人信用信息的规范化采集与传播可有效的缓解消费信用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行为,健全“失信惩罚机制”,大大提高失信者的违约成本,使其不敢轻越雷池。
(5)用人单位考察。社会各类用人单位也可以利用个人信用信息考察应聘者是否具有符合所申请岗位的基本要求,评估应聘者履行各种承诺的能力和信誉程度。
二、美国对个人信用信息的界定
美国对个人信用信息的界定可以从其较为完备的法律中得到体现。美国信用管理的相关法律框架是以《公平信用报告法》(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简称FCRA)为核心的17项。其他法律主要包括:《公平信用报告法》、《平等信用机会法》、《诚实借贷法》、《消费者信用保护法》、《公平结账法》、《平等信用机会法》、《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信用卡发行法》等。
所谓个人信用信息,《美国公平信用报告法》(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第603条规定,“‘消费者信用报告’是指由信用报告机构提供的有关消费者信用可靠度,信用的名声、信用能力、性格、一般名誉、个人特点或生活方式的任何书面、口头及其他联系方式的信息。它被部分或全部用于或准备用于作为确定一个消费者某种资格的因素。”
同时,该法律在个人信用信息的采集及使用方面作了如下规定:
(1)关于信息的收集范围和程序方面。F C R A采用排除法对信息的征集范围进行了界定,下列性质的数据不包括在信用信息征集范围:有关个人之间的交易活动信息;信用卡发卡机构给予消费者直接或间接的授信额度;破产记录超过十年以上的信息不包括在信息收集范围内;超过七年以上的民事诉讼、判决和逮捕记录不包括在信息收集的范围之内;拖欠税款记录,自缴纳该税款七年后不再作为信息收集范围;任何其他负面信息,超过七年后不再作为收集的对象。关于信息采集程序,FCRA规定,在合理的动机和目的下,征信机构收集和获取消费者个人信息均不需经过信息主体授权。
(2)信息报告机关的义务。FCRA对于信用报告机构规定了各种义务。如第605条规定,消费者信用信息报告机关不能提供陈旧的信息。第607条规定,要确保提供的信息的正确性,要建立完善的手续。第615条规定,如做成的消费者信用报告中有不利于该消费者的内容时,应把做成这一信息的机关的名称、住所通知给该消费者。
(3)关于消费者的权利。F C R A规定:消费者有要求了解有关本人信息的情况的权利(即开示的权利);;同时,消费者对开示的信息存有异议时,可以要求重新调查,如果该信息被认定为不正确,那么信息主体有权要求取消。如果信息无法核实不能给予修正或取消,消费者则可以在档案中附加一份自己的声明,以后征信机构在出具信用报告时必须包含该声明的概要;关于消费者的健康信息,规定消费者有选择权。
(4)关于信用报告的使用目的。F C R A有关许可的消费者信用报告的用途分为两个大类:第一类是FCRA规定的消费者信用报告只限于五种目的:信贷;就业;保险;获得政府许可证或者其他利益;商业往来。第二类是消费者信用报告机构可以根据情况自行决定是否提供的用途。
(5)信息使用者的责任。F C R A规定:如果信息使用者根据或部分根据信用报告的信息采取了不利于信息主体的决定,使用者应当:将决定以口头、书面、或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该信息主体;告知该信息主体信用报告提供机构的名称、地址、电话号码。
(6)对于消费者权利的救济。关于消费者的隐私权受到侵犯时的权利救济方面,消费者个人隐私权的保护长期以来主要采取自律方式,赋予征信机构较大的自主权。
三、我国部分省市对信用信息界定的实际情况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配合地方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地方立法机构制定和通过了一些地方法规。北京市启动了个人信用信息共享机制研究,重点确定个人信用信息范围;中国建设银行济南市分行出台了《个人信用等级评定办法》,在建设个人信用制度方面进行了尝试;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和上海信息化办公室联合发布了《上海市个人信用联合征信试点办法》,是国内第一部地方的联合征信的政策性管理办法,并于2004年2月开始实施;上海市政府制定了《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深圳地方政府制定实施了《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评级管理办法》,用以规范个人征信和信用评级;汕头、温州等地也建立了一些地方性的信用法规。
至2005年6月,全国已有上海、江苏、浙江、北京、广东、天津等省、市的省级地方政府陆续发布了相关的信用管理法规。
其中,对于个人信用信息明确提出界定的有:
(1)《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个人信用信息是指个人的商业信用记录及对判断个人信用状况可能有影响的其他信息。”
(2)原《上海市个人信用联合征信试点办法》第2条规定,“个人信用信息是指个人的银行信用和与此相关的其他信息。”第6条规定,“个人信用信息包括下列内容:(一)据以识别个人身份以及反映个人家庭、职业等情况的个人基本信息;(二)个人与金融机构或者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机构发生信贷关系而形成的个人信贷信息;(三)个人与商业机构、公用事业服务机构发生赊购关系而形成的个人赊购、缴费信息;(四)行政机关、行政事务执行机构、司法机关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形成的与个人信用相关的公共记录信息;
(五)其他与个人信用有关的信息。”
同时,人民银行制定颁布了《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金融机构用户管理办法》、《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异议处理规程》等法规,采取了授权查询、限定用途、保障安全、查询记录、违规处罚等措施,保护个人信用信息安全。
纵观各省市的法律法规,其共识主要集中在:强调个人信用信息的披露与保护的统一。与信用相关的个人信息应当只限于三类:第一,表明被征信主体信用能力的身份信息、收入信息、家庭状况;第二,表明被征信主体履约意愿的信用记录和公共事业缴费记录;第三,影响被征信主体信用评价的处罚记录。
这些地方性的法规虽然为国家信用管理法律的建设走出了实验性的一步,在信用信息的采集,传播和使用上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但是,就个人信用信息内涵界定与信息项细致化方面存在差异,或由于地域差异,效率能力等原因缺乏明确规定。
四、调查与基本结论
1、问卷调查概况
为了圈定个人信用信息项的范畴,首先要列出较大范围的个人信息项,从中进行筛选,筛选出信息项必须以一定量客观真实的样本数据为基础。从理论上讲,个人信用信息项的范畴划分结果的准确与否完全取决于样本数据。为了最大程度上保证结果的准确性,所选取的样本数据应该包含评估对象的指标数据和现实信用状态数据。因此,笔者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取得划分信息项范畴的数据资料。
(1)问卷的调查和实施。考虑到获取信息的难度,本研究小组基于个人信息的基本分类与描述,结合当代社会的一些基本认识,设计了一份面向广大社会群众的调查问卷,名为“个人信用信息范围界定调查问卷”,其宗旨在于实证性的调查社会公众对于个人信用信息的看法。该问卷的设计尽量做到简单明了,且涵盖评价个人信用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共包含5个大类、31个具体小项指标。
笔者利用寒假时间,在北京、天津两地发放问卷。笔者之选取京津两地主要是综合考虑了政治、经济和地理的因素,并且两地的市民相对有较好的教育经历,可以无障碍的理解问卷并且顺利填写问卷。在发放对象的年龄问题上,被调查者主要是青年和中年人,因为这类人群正是当代信用经济的主要参与者,顺理成章的成为个人信用评价的对象。而在性别上,对于被调查者未作要求。整个问卷的发放过程纯属随机式。
(2)样本统计分析。“个人信用信息范围界定调查问卷”共发放853份问卷,有效回收816份。依据统计学原理,本研究小组选取回答为“是”的问卷占有效回收问卷份数一半以上的项目,即选取统计结果选择“是”大于408份的各项。由此,按照统计结果的降序排列,确定出了存款、金融资产持有情况(股票、债券等)、遗产继承情况、收入情况、拥有信用卡数量及额度、有无接受遗产赠予、民间借款还款记录、商业赊欠记录、住房公基金、金融机构贷款还款记录、固定资产、健康状况、保险信息、家庭背景、违法犯罪记录、家庭稳定状况、单位鉴定信息等17项,作为个人信用信息项的核心内容。
从信息分类的大类上来看,个人的财产信息(存款,固定资产等)和个人商业信息(借贷还款记录等)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关注,构成了个人信用信息项的核心组成部分。另外,个人的健康状况,家庭背景,以及以违反犯罪信息和单位鉴定信息为代表的社会公众信息也是刻画表述个人信用情况的重要信息,成为个人信用信息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学术理论
基于上述问卷调查的结果,并结合个人信用信息调查获取利用的相关理论,笔者认为,在运用过程中可将个人信用信息项如下分类处理。
(1)个人识别信息。描述个人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健康状况,家庭背景等。以上基本信息在未得到当事人的许可的情况下,授信机构不允许私自传播与公开。
(2)信用交易信息。此类信息应既包括反应个人财产的信息(如存款,固定资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等)又应该包括反应个人信用交易的商业信息(如银行信贷记录,民间借款还款记录,商业赊欠记录等)。既从客观上反应了个人可承担的受信额度,又从主观上刻画了个人的信用状况。
(3)收入及就业信息。信息项大致包括固定收入,遗产赠予情况,以及职业,工作经历等。该类信息以求反应个人的经济收入来源,确定个人现金流入项,以保证授信者在授信期间的资金安全。
(4)公共信息记录。主要包括个人违法犯罪信息和单位鉴定信息等,以反映个人在社会上遵纪守法的情况。
在实践过程中,还可以增加个人信用信息的查询记录,即个人信用档案被查询的记录,反映个人寻求信贷和雇佣机会的频率。
3、政策建议
(1)制定个人信用管理领域术语标准,明确界定个人信用信息的内涵。标准的确立应以科学的信用概念体系为基础,兼顾国际趋势和中国特色。在充分参照国际及发达国家现有术语和定义的基础上,按照“精而专”的原则,重点精选了内涵或外延比较明确的个人信用信息内涵及其他基本信用专业术语,并结合中国实际和信用行业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对个人信用信息内涵及其他基本术语的内涵或外延上做了适当的完善和发展。
(2)出台规范采集,使用,传播个人信用信息的法案,加强相关行业的监管。首先,明确信用专业机构可以采集和使用的信用信息范围;第二,界定与消费者个人信用信息相关的个人信息保护范畴,并明确对个人隐私等特殊个人信用信息的保护措施;第三,明确政府部门及其相关机构信用信息公开的内容、范围和具体方式;第四,对信用专业机构采集和使用信用信息的权利与义务做出明确规定。
(3)促进个人征信数据库建立。结合中国实际,笔者认为最为适宜的模式选择应该是民营化经营的模式,政府给予一定的扶持和鼓励。在征信数据库的建立过程中,对于涉及消费者个人信用信息的保护问题,应依据保护个人信用信息的法案,进行有效监管。
内涵界定 篇8
关键词：危险责任,无过错责任,严格责任,归责原则,风险社会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①随着工业革命和现代科技将人类社会带入“风险社会”,过错责任日益暴露出其内在缺陷,无法适应各种“危险活动”所造成的“损害”。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国外侵权法大体上都在进行以规制和预防现代危险损害、强化对受害人救济为特点的现代化转型。归责是侵权法的中心问题。在归责二元体系理论下,与过错责任概念相对应的究竟为何种责任?这一问题在我国侵权立法与学理探讨中并未得到彻底解决,危险责任、无过错责任、严格责任三者始终纠缠在一起,无法完全剥离区分,形成一种胶合状态[1]。为了更好地应对风险社会和完善侵权制度规范,应厘清上述三者的真正内涵,为民法典编纂中进行科学合理的归责体系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危险责任、无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关系论说
关于特殊侵权行为究竟适用什么归责原则,理论上则主要存在着危险责任、无过错责任、严格责任三种不同的概念认识。由于三者在内涵和外延上常常交叉,以至于理论界和实务界在概念的使用上经常造成混乱,相互混用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关于上述三者概念之间的关系,学者莫衷一是。王利明教授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第7条应当理解为严格责任更为确切。虽然严格责任的归责基础主要是危险,但由于危险责任无法涵盖替代责任,因而严格责任的概括更为合理和科学[2]。杨立新教授认为,“无过错责任就是严格责任。‘严格’就是不考虑行为人的过错因素,而是就行为后果论责任。那种将严格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原则对立起来的观点,既无法律依据,也无客观基础。”[3]张新宝教授认为,严格责任是英美法中的概念,无过错责任是大陆法系常用的概念,两者内涵是基本一致的。无过错责任包括了过错责任以外的一切责任,是一种周延的逻辑方法;严格责任是与过错责任相比较而存在的[4]。程啸教授认为,在英美法中严格责任和无过错责任是通用的,危险责任是德国民法学者提出的概念,三者侧重点有所差别。严格责任的构成要件与一般侵权责任的相比更为严格(抗辩事由也不同),无过错责任只是单纯在“过错”这一构成要件上与过错责任进行比较。但两者都没有解释出真正的归责事由,而危险责任明确了归责事由在于“危险”,因此,赞同使用“危险责任”的概念[5]。学者周友军认为,三个概念的内涵大致相当,考虑到危险责任准确表达了归责的基础在于特别的危险,倾向于采用危险责任的概念[6]。叶名怡博士认为,在严格意义上,无过错责任的外延要比严格责任和危险责任的外延更大。危险责任的表达内容更为准确和相似,赞同采用危险责任的概念[7]。可见,新一代的侵权法学者更赞同采用危险责任的概念。
事实上,上述三者是从不同角度对特殊侵权归责进行表述的。危险责任侧重于责任承担基础在于特定危险,无过错责任注重从责任构成排除主观要件进行考虑,而严格责任则是与过错责任总体比较,其注意义务更加严格而得出的结果。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认为,“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和必不可少的工具。”[8]就一种理论体系的建立,必须结合社会基础做出具有倾向性的取舍。
二、风险社会下危险责任的概念优势
(一)无过错责任的概念缺陷
就概念本身而言,无过错责任只是表明不以过错作为责任承担的基础,但并未表明其究竟以何者作为归责基础。过错责任从概念本身就表明以过错作为责任承担的基础。归责原则核心意义在于以什么作为责任确立的基础,从而体现侵权法的价值判断。从这一意义上看,无过错责任仅是指出不考虑行为人的过错,其概念并不符合归责原则的界定要求。对此,王泽鉴教授指出,“无过失责任的用语消极地指明‘无过失亦应负责’的原则,危险的概念较能积极地凸显无过失责任的归责原因。”①考察现行侵权法中特殊侵权类型的规定,其归责呈现出一种多元复杂的态势,如何将其统一起来?是否采用无过错责任概念达到了逻辑上的圆满,可以涵盖其他一切因素?事实上,无过错责任中并非没有过错,而是在责任构成时不考虑过错。从无过错责任的概念表述上看,其是对过错责任的彻底背离,但完全以无过错责任这一概念来概括除过错责任之外的所有其他归责原则是不妥当的。按照无过错责任的字面理解,其应该包括危险责任、替代责任和公平责任等责任类型。
(二)严格责任的概念不足
严格责任最早由佩西·温菲尔德(Percy W infield)教授于1926年在《绝对责任的神话》中为替代“绝对责任”(absolute liability)而首次提出[9]。一般的过错责任应当具备两个先决条件:损害的可预见性和道德谴责性。如果取消了上述一个或两个条件后所产生的责任,即为严格责任。②在英美法侵权法中,学者对严格责任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尽管严格责任本质上是与过错责任相对应的一种责任,其核心是在追究被告责任时,原告无须证明被告侵权行为存在过失。但这并不意味着严格责任是一种单独的责任类型,有独立的构成要件要求。因为,在严格责任范畴下的各个具体的责任类型之间,无论在侵权构成要件乃至抗辩事由方面,都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程度的差异。这意味着:不同的侵权类型在“严格程度”上是有所不同的。对此,法律界是有明确共识的[10]。英国Street教授指出,严格责任的具体规则并非千篇一律,这就意味着责任的严格程度和范围都需要作类型化的考虑。因此,严格责任不能被理解为是一种具有统一构成要件的责任类型。③鉴于严格责任是一个模糊的学术概念,英国很少有学者在侵权法教科书或论著中给“严格责任”下统一的定义。从语义上理解,严格责任的“严格”比危险责任中的“危险”更为抽象和晦涩,其实质上是注意义务或法定义务的“严格”。
(三)危险责任概念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危险责任概念属于大陆法系侵权法中的常用概念。《德国民法典》和《法国民法典》中并未规定严格责任,德国法学界大多称之为“危险责任”,在法国称为“无生物责任”或“危险责任”。“严格责任”是英美侵权法理论和实务中的常用概念。从法系的趋同性来看,大陆法系具有体系化和概念化的特点。我国总体上属于成文法系国家,加之我国许多法律概念都由大陆法系而来,因而采用危险责任概念更符合我国的制度现实。
更为关键的是,严格责任和无过错责任概念最大缺陷在于,仅是不考虑侵权人的主观过错,并未指明责任的归责事由和基础,这不符合归责原则概念的严谨性。危险责任乃是随着工业革命将人类社会改造为风险社会后在侵权法研究上提出的一个新概念。这一概念随着侵权法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其准确性和合理性日益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赞同。危险责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于明确特定危险为其归责基础,能够与过错责任的归责基础“过错”相区别。这不仅反映了危险责任在解释无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归责基础问题上的优越性,同时在深层次上体现了现代侵权法对风险社会背景下社会现实问题的积极应对,符合了风险社会的现实需要,这也是我国民法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采用“危险责任”概念的主要理由。同时,危险责任概念的确立有利于侵权行为人真正理解责任承担依据,使行为人提高风险意识,采取积极措施预防危险的实现。鉴于危险责任概念的相对优越性,建议我国民法典编纂中将危险责任作为与过错责任并列的归责原则,上升为侵权法上的法定概念,仅把无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作为理论研究上的学术概念。
三、现代侵权法中危险责任的内涵界定
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风险及其风险关系的生成,归根到底乃是由人类在现实而具体的实践与交往活动过程中制造或者创造的结果。④运用现代科技开展工业生产活动经常潜存着不确定的危险,而且该类危险在信息不对称和封闭环境下很难被受害人所预见或证明。在此情况下,如果仍然适用过错责任,受害人将求偿无门,合法权益保护将流于空谈,社会公众乃至公共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安全与效率如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对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同等重要。如何建立区别于传统过错责任的归责原理,一方面许可关系人类发展和生存经济生产活动的继续存在,另一方面确保工业生产衍生出的危险损害可以得到有效救济,维护社会生活的普遍安全。基于此,危险责任于19世纪后半叶逐渐孕育发展,直到当今社会成为与过错责任相并存的归责原则。危险责任之特色,并非仅于归责原理之层次有之,违法性之判定、损害赔偿额之酌量,乃至赔偿保证实现衍生之社会化课题,均应一并解决[11]。
关于危险责任的正当性,德国刑法学者洛宁(Loening)早在1879年就对危险责任的正当性基础作了如下描述:“任何人基于自身利益而从事特定经营活动,给其他人的法益带来危险,而行为人无法控制此种风险,或者只有在尽到极其高度注意义务方可控制此种危险,则只有令其承担赔偿由此所造成的损害的担保,方可与正义的理念相吻合。”①法国两位学者赛雷伊(Saleilles)和约瑟朗(Josserand)于19世纪末引入了“风险理论”,认为“人类生存于社会中,凡对他人创造危险,必须对于其后果负责,责任之基础并不在于有无过失,而系因自创造危险。”②与传统侵权法中的过错责任不同,危险责任大多建立在工业社会中各种法律许可的风险基础上,而不是“非理性的自然人的不法行为”。
关于危险责任的概念,王泽鉴教授认为,危险责任是某特定企业、物品或装置所有人或持有人对于此特定企业、物品或装置本身所具危险性所负之责任。损害之发生如与此危险性有关,所有人或持有人即应负责,不问其对于损害之发生是否具有过失。③还有学者将危险责任限定在高度危险的限度内,认为危险责任是指,保有高度危险物或从事高度危险活动之人,在该物品或活动所具有的危险成为现实从而使他人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应就所产生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12]。可见,危险责任是基于行为或活动的潜在危险根源而由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一种责任态样。危险责任主要源自从事危险活动、生产缺陷产品或持有危险物。笔者认为,危险责任是指因从事高度危险活动、生产缺陷产品、饲养动物和污染环境等危险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不考虑行为人是否具有过错,而依法由其承担侵权责任的一种责任形态。
在我国立法实践中,《民法通则》并未使用“危险责任”概念,而使用了“高度危险作业”的概念。④2009年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第九章使用了“高度危险责任”的表述方式,在比较法上受到了美国《侵权法重述》中“异常危险活动”⑤表述方式的影响,基本上还是借鉴美国法中的“异常危险责任”立法模式[13]。关于危险责任与高度危险责任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危险责任已成为与无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相对应的概念。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除高度危险责任外,产品责任、环境侵权责任、动物侵权责任等都属于危险责任的调整范围。高度危险责任只是危险责任的一个典型类别,属于危险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
内涵界定 篇9
随着课程教材改革的深化, 音乐课程中的实践环节越来越受到重视, 音乐课堂教学也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但是, 在这“多样化”的背后, 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 那就是音乐课中“非音乐性实践活动”的演变———音乐课上五花八门的活动形式充实课堂:游戏、朗读、创编, 文学、戏剧、电影、舞蹈, ……在“音乐实践”的旗号下, 音乐实践活动被“异化”了, 它脱离了音乐课程教材改革的本来的预期。
这种音乐实践活动的“异化”的表现, 主要是:第一, “本体游离”。造成音乐课脱离本体的原因归结于对“学科综合”和“多元文化”的误读。音乐课程的本体是由音乐的独特本体因素构成的, 它必须区别与语文课、历史课、社会课。“学科综合”必须以音乐学科为中心, 脱离了音乐本体的综合则是“伪综合”;“多元文化”指的是音乐本体文化中的多样性和多元性, 而不是指与音乐并列的其他艺术文化。第二, “有形无神”。有些音乐课教学形式多样, 配乐诗朗诵、小品创编、PPT制作齐齐上阵, 整堂课项目众多, 气氛热烈, 学生兴高采烈, 但一节课下来却云里雾里不知道老师到底要做什么。究其原因在于:教师在设计实践活动时教学目的不明确, 过分追求形式花哨, 缺乏对教学形式与目标二者关系的认真推敲, 其真实的教学出发点是为活动而活动, 为实践而实践。第三, “有头无尾”。一般课堂教学基本由五个步骤组成:确定目标、设计教学、组织教学、实施教学、教学评价。由于音乐课程在整体学校教育中的地位, 老师通常不会对学生的音乐能力进行实打实的考试检查, 但这并不意味着课堂教学可以省去教学评价这一基本环节。音乐实践活动之所以出现有头无尾的原因, 就在于教师在音乐实践 (活动) 之后没有及时对学生的行为进行点评, 或者评价含糊其辞一笔带过, 没有起到总结归纳升华的评价要求。
二、音乐学科教学中“实践活动”的课程界定
我国国家课程标准对音乐学科教育有明确的定位———“强化音乐审美体验和提高音乐审美能力”是音乐课程的首要理念。在课堂教学行为观察中, 我们将教学分为五个基本形式:“音乐基本技能”、“音乐基本知识”、“音乐作品欣赏”、“音乐创造 (创作) ”以及“体态律动”。在教学行为上它们各自有不同的表现, 并对应不同的教学目的, 学生通过这些教学环节的展开能够习得相应的音乐能力。我们对“音乐实践活动”的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 音乐课程是实践性程度非常高的课程。音乐课程从整体上来说具有极高实践性和参与性的。音乐课程无论“演唱”、“演奏”、“欣赏”、“创作”、“体态律动”还是“基本知识”的习得, 都需要学生的亲身经历与体验。从这个意义上出发, “音乐实践”其实泛指在课堂上参与音乐学习的全部行为, 包括音乐学习的过程与方法、通过学习过程获得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 它既包括音乐活动的过程, 也包括音乐实践活动的结果以及习得的能力目标。第二, 音乐课程中的“实践”具有“生成性目标”的取向。音乐学习由于其高度的“体验性”, 在学习过程中更倾向于学习主体的经验获得和积累, 注重学生在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转化之间的主动参与。从心理学的角度说, 这证明了音乐中的实践学习, 既包括审美主体中心模式所需的二元论心理模式, 同时也包括文化理解模式必须的交往主体理性。在课程目标与教育目标的基本取向上则更倾向于“生成性目标”取向, 符合其最根本的特征即“过程性”, 而“过程”的根本途径即为“实践”。第三, 不同的音乐实践领域中师生的主体关系是不同的。如果我们再次回到“学科课程”与“经验课程”的拉力中, 我们会发现, 目前学校音乐课程并不是绝对化的“学科课程”或“经验课程”, 学生与教师的关系是顺应不同的教学内容如钟摆一般运动, 在不同实践区域内显示主体地位的转移运动。当教学内容指向类似“节奏模仿”或“和弦练习”等“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板块时, 实践活动中教师的主导作用会加大;反之, 当教学内容指向类似“创编旋律”、“欣赏思辨”、“看图唱歌”等思维活动空间较大的板块时, 学生的主体地位就会增强。
三、音乐实践活动的教学方略
在实际教学中, 我们发现由教师掌握权威的双基部分的实践活动极少被“异化”, 这是由于教师过去长期处于“学科中心论”的影响下, 双基部分的教学方法不断被强调和优化。而在当下“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新课程时期, 教学被大量“异化”的现象是出现在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板块, 即课堂教学中的“活动与创造”板块, 例如音乐创编、鉴赏、思辨、合作等———教师无法引导或是引导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因此, 我们针对这一部分的音乐实践教学提出以下方略:
(一) 以基础型、拓展型、探索型课程的交集作为音乐实践活动的内容
学校音乐课程在结构上分为基础型课程、拓展型课程和探索型课程。按照课程理解, 基础型课程内容涵盖所有在校学生必须掌握的音乐能力, 在教学上它体现的是“案例教学”所要求的基础性、基本性和范例性的课程要求。拓展型课程和探索型课程与基础型课程的区别在于学习内容的广度、深度以及可选择的开放程度。
如果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将这三类课程以单线叠加的方式呈现的话 (如图一所示) , 我们会发现, 由于学生音乐能力的明显差异, 班级中的音乐特长生会独占拓展和探索部分的课程, 音乐实践活动成为他们音乐能力的强化, 那些需要提高但无特长的学生反而失去了体验的机会、变为活动的看客, 随着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 参与的学生数将会越来越少———这与面向全体中小学生的艺术普及的音乐课程要求相悖。
撇开课外兴趣小组或校外研习的方法, 我们需要一个对于课堂教学行之有效的方法, 使得音乐实践活动能够真正使全体学生的音乐能力都得到提升。我们认为将基础型课程、拓展型课程与探索型课程结合起来, 寻找它们的交集, 以它们的共同内容作为音乐实践活动的内容 (如图二所示) , 这样能有效避免音乐实践活动中“本体游离”和“有形无神”的行为“异化”:第一, 教学内容取自于三类课程的交集, 交集规划了音乐实践活动的内容和范围, 保证实践活动的音乐本体性。第二, 音乐实践活动中既有基础性内容又有拓展型开放性内容, 使每一个学生都能找到学习起点和生长点, 保证实践活动中全体学生的参与性。第三, 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 基础型课程、拓展型课程与探索型课程都以学习方式的转变为前提, 三者不能相互替代, 只能互补、联系、整合, 以交集为音乐实践活动内容保证课堂教学完整性。
(二) 以有利于学习经验形成的教学情境为音乐实践活动的前提
第一, 处理好音乐实践活动与学生学习经验的关系。音乐课程中的“实践”在课程目标和教育目标上倾向于“生成性目标”取向, 强调通过学习方式、教学方式的转变使学生的音乐能力得到增强, 重视学生在听、唱、奏、演中所积累的学习经验。音乐教学的特殊性在于, 学生的个人学习经验的唯一来源是学习者的亲身参与, 在学习过程中必须运用听觉和动觉去感知或表现学习对象, 这使得学生学习经验的获得与音乐实践活动紧密相连———这些学习经验成为从课本知识到个人能力之间的阶梯, 能够引导学生将音乐课堂教学中的习得转化为学生的个人音乐经验, 从而使课堂教学中的实践活动真正富有意义。
第二, 发挥好课堂教学情境对学生学习经验的作用。音乐是情感性的, 处于青少年阶段的学生是感性的。在音乐实践活动中, 通过音乐作品的渲染, 学生能够直接从乐音的律动中感受情绪的变化, 产生情感与体验, “情以物兴”、“物以情观”, 将既有的心理经验与学习对象连接起来形成新的学习经验。经验是人与之相处的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 课堂教学是特定情境中的人际交往, 是“一个涉及教师和学生在理性与情绪两方面的动态的人际过程。”情境教学所创设的情境, 因其是人为的、有意创设的、优化了的, 在教师言语的支配下, 让学生置身于特定的情境中, 有利于调动学生的情感, 使学生加深对情境中事物的感知与认识, 从而使学习活动成为学生积极而自觉的活动, 促进思维能力的发展。在音乐实践活动中, 课堂教学中的情境设计相当于奥苏伯尔在教学设计模式中提出的“先行组织者”, 在活动开始时帮助学生进入学习状态, 在实践活动中触发已有的情感体验, 从而完成学习经验的形成和迁移。
(三) 建立师生共同参与的多元化评价机制
内涵界定 篇10
跟踪审计理论从提出以来, 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我国学者对跟踪审计的研究, 主要是从跟踪审计的内容、内涵等方面来进行的, 这些研究比较分散, 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结构, 未从经济控制论视角对跟踪审计内涵进行研究, 因此有必要从审计的本质这个角度对工程项目跟踪审计的特征和功能进行分析。
(一) 工程项目跟踪审计的涵义。
跟踪审计又称为实时审计、同步审计或全过程审计。目前国内对跟踪审计的研究集中在工程项目上, 理论界对跟踪审计的界定尚未达成共识。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 笔者认为:工程项目跟踪审计是对工程项目管理过程和结果所实施的一种全程的、动态的、有效的经济控制机制;它不仅可以主动发挥审计免疫功能, 提升工程项目资金监管效率, 而且能够优化审计资源配置及有效控制工程项目审计风险。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其涵义:
首先, 审计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控制, 可以说跟踪审计的过程是一种控制过程;跟踪审计行为也是一种控制行为。工程项目跟踪审计控制的主体是具有综合素质的审计人员, 主要是指国家审计机关、内部审计机构和社会审计组织。综合素质是指具有财务审计专业知识并精通工程设计、施工等适应跟踪审计的工程技术。这三种主体不同的地位和职能, 决定了它们在工程项目跟踪审计中的不同定位和作用。被控对象是工程项目事前、事中、事后的经济活动;控制手段是收集的审计证据。审计人员应保持其独立性, 不直接参与被审计单位的管理与决策, 只是找出管理缺陷并提出建议。为了控制审计风险, 审计人员更应明确自己是监督者, 不是管理者, 处理好监督与决策的关系, 做到不越权越位。
其次, 工程项目跟踪审计的内容主要是在对平时形成竣工决算资料的各环节、过程及相关资料及时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动态审计。包括工程项目前期准备阶段, 工程项目施工阶段, 工程项目竣工决算阶段。这三个阶段以项目资金的来龙去脉为主线, 整合跟踪审计资源, 同时兼顾工程项目整体效益, 达到不同阶段的相关控制目标。
(二) 工程项目跟踪审计的特点。
工程项目建设是一项涉及面广, 建设期长, 投资额大, 需要多方合作并按照一定程序进行的工作, 因此, 工程项目各个阶段的决策、控制、协调等成为了一项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根据对工程项目内在特点的分析, 笔者认为工程项目跟踪审计具有以下特点:
1. 监控性。
工程项目跟踪审计贯穿于项目建设全过程, 这样审计控制也随着项目建设的一般规律处于持续不断监控的状态。监控性在不同的项目建设阶段所表现的重要程度不同, 事前审计是将从项目立项开始置于监控之中, 从源头上控制投资方向, 根本上预防投资损失的发生。这样通过提前介入审计过程, 减少事后审计隐形的漏洞, 避免资源流失, 规范管理, 提高工程质量。事中审计是针对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或者将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和问题, 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判断, 做到未雨绸缪, 更早察觉到风险, 控制风险, 并主动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事后审计是监控反馈的审计建议是否取得预期效果, 通过跟踪审计这个监控手段, 利用反馈的信息, 从而保证审计目标的实现。以此次我国应对金融危机为例, 国家实施的四万亿基础建设投资, 中央及时派出审计组对重点投资项目进行跟踪审计, 及时介入项目建设过程, 监督被审计项目资金是否用到实处, 以保证国家政策的有效实施。对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直接实施反馈, 这样发挥的监控作用就不只是查处问题, 更重要的在于减少和预防问题的出现。
2. 效率性。
控制论认为, 要提高信息反馈效果, 高效利用信息, 就应在全程监控中缩短信息反馈回路, 正确及时地反馈, 以防患于未然。工程项目跟踪审计具有效率性是指对审计过程中发现的管理漏洞能及时反馈信息, 提出合理化建议, 达到高效率利用审计资源。根据工程项目的规模, 控制风险的程度, 审计目标的阶段性和可利用的审计资源情况, 对工程项目全过程分阶段或期间进行审计, 分段短些, 则耗费的审计资源就多些, 反馈审计信息的及时性、效率性也就相对高些;分段长些, 则减少审计的次数, 相应耗费的审计资源也减少, 效率性也就相对降低。目前我国工程项目跟踪审计主要根据被审计项目的实际管理情况出发, 尤其对管理控制的薄弱环节, 重点部位置于严格的跟踪审计控制之下, 以发挥审计在多方面的制约和促进的作用, 并高效地提供有价值的审计反馈信息。效率性特征不仅对审计资源 (如人力资源、专业知识资源、工具设备资源) 的优化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必须引导审计资源的合理流动、充分有效利用, 实现最佳配置;还体现了跟踪审计是优于传统结算审计的审计方式, 基于“成本效益”原则, 审计人员应把握工程项目的关键环节, 变全天候跟踪为“关键点”跟踪, 着重对关键环节进行跟踪审计, 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 全面性。
全面性是针对审计范围和审计内容而言的, 是指对工程项目进行全过程、全方位、全面的系统监督活动。从审计范围来看, 工程项目跟踪审计有的是指对项目建设过程所有的活动事项的监督, 有的是指对工程项目建设过程的关键环节、重点部位的监督, 这就由跟踪审计目标来决定。在确定具体跟踪审计项目内容的安排和审计范围的定位时, 要把握“需求性”和“重要性”两个原则。从审计内容来看, 运用系统的观点, 以工程项目管理规律为依据, 从时间上基于跟踪审计贯穿整个工程项目建设全过程, 主要包括对工程项目前期准备阶段、施工阶段和竣工决算阶段等, 在不同的阶段选定与之相关的针对性控制目标, 从而对各阶段进行系统的审计。从空间上基于工程项目建设过程涉及相关技术、投资管理、经济效益三个方面, 并结合工程项目的实际情况, 重点审计全过程各阶段的关键环节, 每一阶段的审计工作应适时的嵌入在正常的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 实现项目建设全过程控制。全面性特征体现了基于经济效益原则, 工程项目跟踪审计过程应全面覆盖, 突出重点。
二、工程项目跟踪审计的功能
审计的功能定义为:审计基于其本质属性所发挥的职能与作用, 不受人们的主观意志所支配, 是审计本身所特有的、内在的、固有的功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们对审计的功能的认识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在日益深化的。作为审计领域的一部分, 工程项目跟踪审计不会脱离审计的基本功能。
(一) 审计免疫功能。
跟踪审计是对审计方式的创新, 是实现免疫系统功能的重要形式, 取得了优于传统结算审计的效果。因此积极发挥跟踪审计免疫功能, 对保证跟踪审计方式在工程项目审计中的正常运转, 控制工程项目审计风险, 提升审计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跟踪审计突出的特点是有效应对审计环境的变化, 而变化了的环境要求跟踪审计充分发挥主动、积极和预防的作用, 审计关口前移是审计人员主动扩大发现问题的视野, 预警审计风险, 突破传统事后审计的滞后性, 使工程项目中存在的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这样跟踪审计具有强大的防卫功能, 使得整个项目系统免受“病害”的侵袭。将审计关口前移, 从源头上遏制工程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是跟踪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的一个显著特点, 有效监控审计关口前移也是发挥其功能的重要标志。
(二) 审计监督功能。
从信息论角度看, 监督是对信息的监督;从行为主体的态度看, 监督处于协从的地位, 它是为某种控制目的服务的。监督相当于在工程项目控制过程中对信息的跟踪与监测部分。没有审计监督, 即没有对信息的跟踪与监督, 反馈也就成了空谈。工程项目管理漏洞的整改也就丧失了依据, 跟踪审计的目标更难以实现。由于工程项目内容复杂, 导致项目管理的难度加大及违法违纪案件的增加, 因而充分发挥审计监督功能势在必行。而对工程项目采用跟踪审计, 有利于发挥监督制约机制, 让工程项目建设系统处于全过程监督的开放状态, 更促进工程项目管理目标的实现, 审计监督是实现审计目标的手段, 从项目立项开始, 审计人员提前介入项目建设过程, 促使项目利益相关者慑于监督防线, 规范自身行为, 这样从源头上避免违法违纪问题的发生。而监督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审计功能的实现, 因此, 审计人员应把握两点:一是区分项目管理责任与审计监督责任;二是重视审计监督的独立性。只有定位好自己的角色, 适时介入跟踪审计, 保证审计监督的独立性, 防止参与工程项目管理和决策的事项, 才能充分发挥审计监督的功能。审计人员一旦不坚持审计的独立性, 不明确自身的职责, 将导致无法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审计意见, 失去跟踪审计的作用。
(三) 审计评价功能。
评价功能强调了在跟踪审计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客观效果, 尤其在工程项目竣工决算审计中显得比较突出。一般来说, 审计人员通过对工程项目建设的全过程审计, 依照合理的审计评价标准, 检查关键环节的经济效益、管理情况、技术水平、制度安排等是否有利于审计目标的实现, 进行分析、判断和评价。而由于跟踪审计具有动态性, 审计人员应根据工程项目的进展情况, 适时调整审计评价依据, 以适应工程项目审计的需要。从控制审计风险的角度看, 审计人员在无法取得相关的、可靠的审计证据, 或者采用过时的审计证据时, 可适当放弃对工程项目相关事项进行审计评价, 也就体现了对被审计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评价。
(四) 审计服务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