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追寻（共4篇）
身份追寻 篇1
一、霍米·巴巴后殖民主义
后殖民主义理论最初只用于政治领域,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被广泛应用到了文学领域, 指殖民主义带来的一系列文化影响。霍米 · 巴巴是现代最重要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 尽管他的理论复杂多变但其主线为:作为功能结构的身份是不断变化着的并且多样性差异之间互相妥协能够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其定位点为“居间”和“之外”。“居间”意味着在两种或多种文化中游离变化;“之外”意味着超越一种具体文化, 我们的时代已经失去了空间和时间的概念, 它只能在有着众多差异性的环境中不断变化着生存下来。这种身份模式可以驱逐殖民主义以及所有霸权主义的理论根基从而让人类获得真正的平等。“居间”的空间作用使人们可以脱离传统的原始分类, 如等级、民族、性别等重新定位自己。矛盾的不可解决性, 促使人们在不同的民族特性、社会利益和文化价值等文化中不断协商, 糅合达到一种平衡状态。通过协商暂时的身份将会形成, 但这种身份不能占有一个稳定的位置, 只能在不同文化缝隙中不断游离。
二、西莫斯·欧阳文化身份的困惑
西莫斯 · 欧阳生于中国从小被一对澳大利亚夫妇抚养长大。他没有家庭背景信息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名字:“I am in fact an ABC; that is, an Australian-born Chinese…… It was a classification which straddles two cultures……My heart and my head are in the wrong places.”他奇怪的名字使得身边的人一直质疑他的名字, 每次被问到时他都会遭受身份的困惑。除了晦涩的名字, 兼具中澳的外貌特征也使他陷入了文化身份的困惑:“I have blue eyes. That is why I could not be completely Chinese……I used to think of where they could have come from”此外他对自己的语言也疑惑不解:当他参加面试时, 被要求阅读英文文章来决定是否符合职位要求, 而这却是为“外国人”准备的。面试官把他当作中国人而质疑他的英语口语。然而, 他擅长英语却不会说中文。当他决定去学习中文时, 又一次遇到误解:在中文课上, 其他学生都会投来异样的眼光, 认为中国人学习中文简直可笑。当地人的误解、嘲笑使他想融入华人街 “when I go to Chinatown……the strange tones of their language only serve to isolate me”华人街的中国人却视他为“外国人”疏远他。两国人的共同排斥使他丢失了归属感, 同时复杂的文化身份使他困惑不已。
三、西莫斯·欧阳文化身份的追寻
总是受到两国文化的共同疏远排斥, 这使他深陷身份危机而急于重新定位自己。一次在养母的房间, 他发现了罗云山 (淘金时代来到澳大利亚的中国人) 的日记。作为前辈, 罗云山遭受了相同的排斥疏远和文化身份错位。相隔120 年, 两人进行了跨时空对话:“SHAN…… So you are discovering a new land, and yourself as welt, modifying your views, readjusting your stance.”通过和前辈对话, 他逐渐发现了自己的中国性。而周围人视他为中国人也促使他发现了自己的中国性:养母认为他爱吃米饭, 他却喜欢派、牛排和薯条。面试官期待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他却不会说中文。
由于身处澳大利亚, 他不能完全成为一个中国人。西莫斯 · 欧阳在身份追寻过程中的矛盾是中澳文化的冲突。这一冲突难以解决, 所以只能不断地在两种文化中协商从而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在文化身份追寻过程中, 他意识到了在两种文化“居间”和一种文化“之外”的暂时性和不确定性。他不再因自己姓名、外貌、语言而困扰, 摆脱了文化身份的困惑。经过努力他终于在澳大利亚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超越中澳两国文化, 并通过两国文化的不断对话协商、相互作用重建了一个混杂的文化身份。最终, 摆脱了文化身份错位的困扰并重新定位了自己。这一过程也恰好迎合了后殖民主义文化的三步:抗拒, 交流, 融合。
参考文献
[2]王光林.“异位移植”:论华裔澳大利亚作家布赖恩卡斯特罗的思想与创作.当代外国文学, 2005 (2) .
[3]甘恢挺.《漂泊者》对澳大利亚传统民族主义观念的挑战与超越.外国文学, 2006 (1) .
身份追寻 篇2
如今的春节可谓是越来越热闹了, 节日商品应有尽有, 各种娱乐活动层出不穷, 可是人们却越发地觉得这年过得没什么意思, 年味越来越淡了。近几年, 每逢过年, 各媒体从各种角度与不同的人一起探讨年味、寻找年味, 但依然改变不了年味日淡的现实。那么让人记挂心头、割舍不下的年味到底是什么呢?“传统节日不是一般假日, 它是民族文化情感的凝聚与价值观念的体现” (1) , 它是民族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 它包含着诸多的文化要素, 如既反映了“居住、饮食、服饰”和“社会结构”等要素, 也反映出了“民族的历史渊源、信仰崇拜、习俗礼仪、风尚人情、社交娱乐、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重要内容, 往往显示了一个民族内在的文化底蕴, 揭示了“民族文化心理与民族精神的本质” (2) 。春节是中国传统风俗中最重要的节日, 是中国传统农历的新年, 这是一年中最盛大的风俗盛事。传统的过新年实际上是一个漫长而丰富的过程, 从年末农历十二月初八家家户户就开始忙年了, 这就是民谣所谓的“过了腊八就是年”, 从这天开始直到正月十五, 过年的过程才告一段落。这期间有供佛、扫年、祭灶王爷、置办年货、祭祖、迎财神、贴春联、放鞭炮、拜年、逛庙会、闹元宵等数不胜数的各种仪式和活动。 (3) 这些林林总总的仪式和活动是经过“一个长期的历史文化模塑过程” (4) 慢慢形成的, 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和睦团聚的家族观念、尽忠报国的国家观念、敬重鬼神的天人观念、崇拜祖先的重孝伦理观念、劳逸结合的娱乐观念。所谓的年味, 实际上是春节本身及其一系列活动和仪式所体现出的这些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在人们内心的投影, 对人们社会实践和生活的辐射和影响, 它是春节具有的传统精神指向和内涵所在。
为什么说对失落年味的追寻实际上是人们传统文化身份认同意识的回归?首先年味与传统文化身份认同有着密切的关系。春节是人们在漫长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 经历了历史沉浮的磨砺, 反映了民众共同的历史经验, 其中蕴涵的国家观念、天人观念和娱乐观念等文化价值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 是炎黄子孙共同的文化象征和精神象征。它是中华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那个“真正的自我”所在, 也是民族群体文化身份的体现。文化身份是“一种共有的文化”, 是民族群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 它“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 并以此为“一个民族”“提供在实际历史变幻莫测的分化和沉浮之下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对年味的感知和确认, 就是对过新年过程中传统价值观念的体味和感受, 是对浮泛的历史背后属于中华民族的那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的体会, 是对那个“真正的自我”的认同, 是对传统文化身份的认同 (5) 。其次, 之所以说是传统文化认同意识的回归, 是因为这种意识一度被人们所遗落和摈弃, 一如失落的年味。民族群体的文化身份认同是长期历史积淀的产物, 它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 (6) , 社会的变迁, 历史的沉浮, 既会让民族群体的文化身份认同不断得到更新和强化, 也会引发文化身份认同危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史非常悠久, 并且具有强大的包容力和凝聚力。一部中华文化史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影响和融合各民族的过程。“古代中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文化”, 也是“最优秀的” (7) , 因而认为中国乃世界的中心, 中国就是天下, 天下就是中国, “天下一统, 华夷一家”, 没有可以匹比的他者存在, 所以也就没有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然而, 鸦片战争的炮声敲开了中国的大门, 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这个千年礼仪之邦连连溃败。中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 比较中西文化的优劣, 并发现自己在科技、制度等许多方面已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 我国宏观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由此发端。随后, 从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开始, 中国人怀疑自己的传统文化, 将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一些诟病归罪于传统文化, 视传统文化为有碍发展的腐朽因素, 不但要抛弃, 还要反戈一击, 深刻地批判, 并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思想理论。而后的几十年, 由于战争及后期的“文化大革命”等原因, 西化的风潮有所抑制。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再次打开门户, 学习西方, 到上世纪80年代知识界又掀起的“新五四启蒙运动” (8) , 鼓吹全盘西化。从鸦片战争至此, 中国看西方学习西方, 还主要局限在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范围内, 学习的内容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理论, 其主要目标是为了江山社稷、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风潮, 西方消费主义文化不断渗入中国社会, 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平民百姓, 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次消费主义风潮, 消费主义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一切都被物化。无论是文化的还是非文化的, 都被商业化。传统节日春节也不可避免地被商业化了。传统的置办年货, 成为商场里的血拼;家庭团聚, 成为酒店里的觥筹交错;闹元宵等娱乐活动, 成为走马观花的国内外旅游;拜年, 成为手机短信的嬉戏;极富传统文化内蕴的春节, 只剩下吃喝玩乐的消费主义外壳, 而其中的文化价值观念则被遮蔽、被抛弃。国人传统文化身份逐渐丧失, 传统文化身份认同意识也逐渐失落, 而代之以西方文化认同意识。因而, 如今过新年, 虽然喧嚣热闹, 却年不像年, 没有年的味道, 年味悄然隐身也就不可避免了。
然而, 无所不在的商业化毕竟还要利用春节这一传统节日形式, 以扩张其消费主义文化, 而春节这一传统节日形式与传统价值观念是密不可分的, 春节虽然披上了商业化的肤浅外衣, 但它与传统价值观念有着天然的联系, 这种联系只是暂时被盲目的媚外和来自西方的文化权利所割裂。尽管人们已经不由自主地一次次把春节当作“一般假日”来消费, 但是每过一次新年, 隐藏在春节背后的传统价值观念就会向人们招一次手, 试图去弥合被暂时割裂的联系。这就是人们怅然若失的原因。这种怅然若失是对年味的感知和确认, 是对年味的一种追寻, 这种追寻意味着人们传统文化身份认同意识的逐渐回归。
追寻失落的年味, 并不意味着要回到过去, 原原本本地按传统的方式过年, 也不意味着完全认同原有的传统文化身份。对于春节乃至中国传统文化来说, 追寻本身就意味着幸运, 说明大多数的人已经能够从盲目媚外的迷途上转过头来, 辩证地看待传统节日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 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轻视与摈弃。当然, 即便是将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这三个传统节日增为国家法定节日这样意在弘扬传统节日文化的举措, 也难免会将这些具有丰富传统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一般假日”化, 难免确保这三个节日不会像春节一样被商业化, 反而并不如原本只作为民间传统节日时更原汁原味, 更有所谓的“年味”, 但是不可否认, 这一举措所具有的标志性和指向性意义是显著的。它标志着以政府为主导的振兴和弘扬传统节日乃至传统文化的号角终于吹响。它标志着人们的文化身份认同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传统节日的外壳与内涵之间断裂的联系可能会逐渐弥合。这不但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而且有利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民族团结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另一方面, 传统节日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 不断“模塑”而成, 它是历史的, 不断变化的。春节内蕴的体现民族文化身份的文化价值观念, 也是变化发展的, 不断适应人们社会生活的需要。所以, 追寻的过程, 必然也是长期的再建构的过程, 是传统节日形式与内涵再建构的过程, 也是传统文化认同的再建构过程。我们既要继承传统节日文化中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 还要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 使人们既能在欢度传统节日的时候找到“真正的自我”, 还能使这些传统节日更具有现代气息, 更充满生命力。
注释
1萧放:《传统节日: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5 (5) 。
2杨淑媛:《民族节日文化的当代变异》,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3 (6) 。
3牧雨、齐放:《消逝的风俗》, 百花文艺出版社。
4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和族裔散居》, 罗钢、罗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张汝伦:《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认同》, 《哲学研究》, 2002 (2)
身份追寻 篇3
要解读女性文学, 简·肯纳德认为, 必须掌握“与父权、疯癫、空间和追寻有关的文学传统”。《去十九号房》悲剧性讲述了一个女人为了寻找真实的自我, 而变得疯狂, 最后走上绝路的故事。本文试图探讨追寻与疯癫这两个女性文学传统在这部短篇小说中的体现, 并揭示主人公在现代社会的精神世界中自我迷失、自我寻找及最终崩溃的实质。
《去十九号房》的背景设定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伦敦, 着重于女性心理世界的探索, 真实地反映了知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面对的问题和困境, 体现了理智与本能的冲突和厮杀。主人公苏珊生活在表面以理智维系的家庭中——花园大洋房、丈夫事业有为、妻子温柔贤惠、孩子乖巧可爱——可是在这完美家庭的背后, 苏珊却倍感窒息, “她内心充满了难言的苦闷”, 感觉自己像一名“囚犯”, 婚姻和家庭成了她的羁绊。她越来越感觉到自我主体性的消失, 终于在不惑之年, 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自杀似乎是她能寻找真正自我的唯一途径。从表面上看, 苏珊的自杀似乎令人匪夷所思, 但在莱辛细腻深刻而又说服力的笔下, 一切又在情理之中。
一、从理智到疯癫
在小说中, 叙述者一再强调“理智”二字。小说以苏珊和马修的理智婚姻开篇:他们都是理智的人, “中庸、幽默、不涉足痛苦经历”, (Lessing, 1980:396) 他们谨慎地选择了对方, 组成人人都羡慕的家庭, 并且按照理智的原则审慎地生活。为了家庭, 放弃工作在苏珊看来是理所应当, 她要尽好母亲和妻子的职责。可是结婚十年后, 马修开始在感情上出轨, 这对视家庭为全部的苏珊来说, 无疑是个巨大而沉重的打击。但是, 即便在内心, 她也不肯承认不幸福, “理智也不准争吵、生闷气、发怒、因冷漠而沉默、指责和流泪。理智尤其禁止流泪。” (401) 她试图说服自己, 绝不会让这件事影响他们的婚姻, 她决定把这件事抛到一边, 继续过他们以往正常的生活。可见苏珊是20世纪中期的女性身份特征的集中体现:贤惠、温顺、相夫教子, 对丈夫和家庭忠贞不贰, 有自我牺牲精神。
但是在所有理智的背后, 在苏珊内心深处, 她对自由的渴望和自我价值的思考不时地和理智发生着冲突。她强烈地希望重构自我身份, “那些被她抛在一边的对自由的渴望和自我价值的思考以及对爱情婚姻的质疑是她内部精神世界中无意识的主要构成” (庞向书, 2007) , 只是这些等待被唤醒的无意识暂时被她的自我意识压抑在她内心最深处的角落而已。最后当她那些所谓的理智与出于本能的无意识出现抗衡时, 苏珊的生活出现了转变, 她开始试图逃离现有的生活状态, 试图抛弃妻子、母亲的角色, 寻找完全属于自己的自由之地。她从一个空间逃往另一个空间, 从自家花园逃上阁楼, 再逃到汤森小姐开的旅馆, 再逃到威尔士山地, 最后在弗雷德旅馆里找到了给她带来认同感的十九号房间, 最终在那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一个时刻以理智自居的现代女性, 最终以一种近乎“疯癫”的方式自己对自由的献祭, 捍卫了自己努力重构的女性独立身份。福柯曾在《疯癫与文明》中对疯癫的社会本质做过比较宽泛的阐释。“他认为疯癫之所以成其为疯癫, 不是因为它是一种自然疾病, 而是一种建构的结果。……是另一种疯癫——理性疯癫的结果, 疯癫的历史其实是理性疯狂压迫疯癫的历史” (马新国, 2002) 。从这个角度来看, 苏珊在外人看似疯癫的行为不是自然疾病所致, 而是以她为代表的女性遭受父权理性压迫的结果, 是她尝试重新构建自我的必然结果。在追寻自我身份的历程中, 她舍弃了“自我”——父权社会赋予她的文化身份, 开始从相夫教子的“天使”转变成阁楼上的“疯女人”。
面对父权文化传统对女性身份的定义和独立的女性身份构建之间的剧烈冲突, 苏珊不愿接受父权文化赋予女性的“好女人”身份特征, 但又苦于无法构建独立的女性自我身份。这样矛盾的生存困境使苏珊不得不面对一种生存或毁灭的境地。生存, 意味中继续理智地扮演贤妻良母的社会角色;毁灭, 即疯癫, 以一种疯癫的形式去反抗父权社会。所以说, 苏珊的疯癫是因为“她的行为有悖于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 即违背父权制处于中心地位的理性” (吴海燕, 2009) 。
二、活在他处
在苏珊追寻自我的历程中, 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必须有一个属于自我的空间, 像伍尔夫宣称的一样, 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19号房在小说中具有重要象征意义, 她是苏珊冥思涅槃之地, 是她找到真正自我的地方。在这里, 苏珊得以摆脱她原有生活方式的束缚, 得到了宝贵的自由, 找到了自我身份:
她不再是苏珊·罗林斯, 四个孩子的母亲, 马修的妻子, 帕克斯太太和索菲·特劳布的雇主, 与朋友、学校教师、零售商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她不再是那所大白房子和花园的女主人, 拥有适合这个那个活动或场合的衣服。她成了琼斯太太, 她独自一人, 她没有过去和未来。我在这里, 她想, 这么些年, 结婚、养孩子、扮演那些负责的角色之后, 我还是我。可有多少次我都以为, 除了与马修·罗林斯太太相称的角色之外我就不存在了。是的, 我在这里, 如果我再也见不着我的家人了, 我还依然会是我…… (419)
其实, 莱辛对房间这个概念有其特有的敏感, 房间这一空间意象在她的作品中反复出现。《金色笔记》中安娜的房间, 《黑暗前的夏天》中凯特的旅社房间, 《吾友茱蒂丝》中茱蒂丝所拥有的独立房间等, 这些房间都为女性提够了一个不受社会角色束缚、可以自由探索自我价值的有益空间。
然而, 正如姜红所指出, “苏珊对19号房这一空间的意义的理解并不透彻, 她只知道这里让她感到自由, 却未能深入思考, 为什么这里能让她感到自由。”她已经想到:“如果我再也见不着我的家人了, 我还依然会是我”, 她却没有从根本上明白:她的困境而在于她现在的生活方式过于压抑她的自我;如果能领悟到她在自己的空间里的“冥思 (woolgathering) 是其‘他处’意识 (elsewhere consciousness) 的实质所在” (Quawas, 2007) , 19号房只是“他处”意识的载体而已。那么她就能找到更多的18号房间、20号房间来探索自我价值、来获取自由。
莱辛的《去十九号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作家迈克尔·坎宁的《时时刻刻》, 小说中布朗太太和苏珊一样是长久束缚于家庭中而筋疲力尽的家庭主妇。在做完家务后, 布朗太太把儿子交给别人照看, 驾车到了一家旅馆, 同样要了十九号房间。最后他们的结局也惊人地相似。可以说不论是苏珊还是布朗太太, 她们都是战后迷惘家庭主妇的典型。现实主义作家们以一种相似地手法真实写照了现代女性生存的困境。20世纪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虽说如火如荼, 但她们对于自己所应被赋予的权利、自由及妇女解放的出路依然感到迷茫。莱辛以悲剧的手法, 揭示了这个时代赋予妇女的历史局限性和这种局限性给她们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参考文献
[1]Julli Bates Dock, “But One Expects That:Charlotte Perkins Gilman’s The Yellow Wallpaper and the Shifting Light of Scholarship, ”in PMLA, Vol.111, N.1, 1996:60.
[2]Lesssing, Doris.“To Room Nineteen.”Stories.New York:Vintage-Random, 1980.
[3]Quawas, Rula.Lessing’s“To Room Nineteen:Susan’s Voyage into the Inner Space of‘Elsewhere’”.Atlantis29.1 (June2007) :107-122.
[4]姜红.不归路上的19号房[J].外国文学, 2008 (2) .
[5]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474-476.
[6]庞书向, 徐建纲.寻找自我的悲歌——浅析多丽丝·莱辛的《十九号房间》[J].南昌高专学报, 2007 (1) .
身份追寻 篇4
一、边缘“他者”境遇下女性遭受的创伤
《接骨师之女》生动刻画了生活背景和人生经验不同的三代女性亲人多舛的命运与复杂的性格。尽管露丝出生时外祖母宝保姆早已过世多年, 表面看来时空似乎将这两个人物分离, 然而祖孙三人命运的息息相关着实发人深思。三人都遭受了巨大的创伤, 都表现出“失声”、自杀与抑郁的症状。
小说开篇, 茹灵的第一人称叙述把她在故乡仙心村制墨世家的年少生活及“宝保姆”在家中作为保姆的“下人”生活描绘得淋漓尽致。宝保姆因美貌招来杀身之祸, 遭邪恶狠毒的棺材店张老板伪装的强盗抢劫, 不仅失去陪嫁的龙骨等嫁妆, 父亲被打死, 随后爱人丧命。重创之下, 刚烈的宝姨痛不欲生, 吞噬燃烧的墨浆自杀, 从此毁容失声。“失声”是“失语”的隐喻, 话语权的丧失。封建社会三从四德对女性的规范, 女性没有自我独立的人格。夫家, 这个典型男权社会缩影的大家庭没有给宝保姆应有的同情与关爱, 不理会也不相信她对张老板的指控, 反而巴结拥有龙骨变成“名人”的张老板。她的失声, 凸显了“他者”边缘身份。在中国封建大家庭中, 没有娘家和丈夫, 便没有靠山;未婚先孕是辱没家门的丑事, 婆家隐去她真实的小儿媳和茹灵的生母身份, 安排她做保姆, 地位卑微干最脏最累的活。婆家在封建迷信的观念下认定她是克星, 丑陋与罪孽的化身。宝姨在封建男权社会的规训与压制下经受了巨大的肉体和心理创伤。
小说的第一部分是以露丝眼光为视角的第三人称叙述。露丝已遭受了八年之久的间歇性失语症, 在这之前也曾有过自杀的念头。“露丝深知被当成局外人那种尴尬感受, 她从小就经常遭人排挤。打小搬过八次家的经历使她非常清楚地体会到那种格格不入的感受。”[1]049虽然她的语言能力及学识与美国白人没有两样, 可她的中国面孔和华裔家庭出身还是令她难以逃脱白人种族歧视, 被排挤到社会边缘。由于和母亲在文化认同上的差异, 受美国“独立、自主、科学”等价值观熏陶的露丝无法体谅母亲带给她的沉重, 母女两人渐渐地无法信任对方并开始相互伤害。为了发泄抑郁及怨恨的情绪, 露丝曾在日记里写到, 希望茹灵“死掉算了……宝姨让你死, 我也一样!”[1]121酿成茹灵自杀的恶果, 幸好被姨妈救下。母女二人的隔阂令她们彼此失语、冷战。露丝与白人男友亚特同居的八年是亚特及他与前妻米莉安所生的两个女儿菲雅和多丽占主导地位的八年。作为一个职业女性, 却还要在亚特家里扮演着家庭主妇的角色, 承担所有的家务及照顾孩子的重任, 亚特俨然甩手掌柜。露丝缺失自我、缺少真正话语权。更窘迫的是时常得跟亚特的前妻米莉安打交道, 后者竟毫无顾忌地谈与亚特曾经的私密生活, 全然不顾露丝的感受。露丝对于家庭来说只有奉献, 迁就别人, 却得不到尊重、理解和足够的关爱。小说中讲到露丝的梦, “梦到窗帘是透明的, 而她却赤身裸体……邻居在咧嘴笑她。”[1]016透露出她内心极度缺少安全感, 充满焦虑和恐惧。作为代人写作的“鬼写手”, 每当作品出版, 自己的名字被小写或被隐匿掉。露丝的创伤根源在于没有归属感, 希望自己跻身白人主流社会却不能, 便无法界定自己的身份。
茹灵的创伤来得更复杂和深刻。首先在于她痛失了自己的生母“宝姨”, 这个脐带相连下最亲的人。经历了战争的创伤, 失去了第一任爱人。其次, 她历经千辛万苦, 去美国开创新生活是以斩断了与故土的联系为代价的, 为此她还不得不隐瞒自己的年龄和已婚的历史。再者, 白人丈夫的不幸车祸身亡, 婆家出自男权思想, 把财产大部分给了丈夫的弟弟家 (因为高灵夫妇为他们生了孙子) 。美国梦此时对于这个外来的少数民族的华裔女性茹灵来说变得可望而不可及。再加上语言和教育背景的原因, 茹灵在美国只能做各种辛苦的工作, 打工养活女儿。在种族歧视与白人主流文化下的茹灵更加伤痕累累。
二、创伤疗治与身份重塑
《接骨师之女》中的祖孙三代女性都背负着创伤, 可以说创伤是她们自我寻求之路上的挫败, 是对她们身份认同的威胁和挑战;同时, 伤痛困扰着她们的生活, 使她们与周边人的关系变得疏离、与他人的沟通变得困难。
疗治创伤, 需要重建安全感, 直面且述说创伤的经历, 继而投入到平凡生活中去。[2]155《接骨师之女》中的主人公们, 她们都希望通过对自身创伤历史的追溯排解内心的苦闷, 获得当下存在的意义。性情刚烈的宝姨虽然失语, 但从来没有停止对杀父、杀夫仇人的控诉, 也没有向压制女性的男权社会屈服。宝姨为了女儿茹灵忍辱负重地活着, 用无声却有力的“语言”———中国书法和汉字中蕴育的文化向茹灵传递丰富的情感, 传授做人的道理。不仅有接骨的好手艺, 她还为家族制墨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宝姨的工作是坐在条桌边上, 把墨浆倒到石头模子里去。天长日久下来, 她的手指尖都是黑的。墨块干透了以后, 她用长长的刻刀在上面刻些吉利话, 或是画点图案。宝姨的书法甚至比父亲还要强些。”[1]134刘家在北京开的店门口的“对联特别漂亮, 上面的字是草书……笔画如同行云流水, 意境无穷, 一看便知写这副对子的, 定是位修为很高的学者名家, 大受尊崇……定是出自宝姨之手。[1]160宝姨卓越的才华解构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 是对男权社会的有力打击, 也是对自我身份的建构。宝姨的“手语, 表情语言, 笔谈, 这些就是伴随我成长的语言, 无声却有力。[1]002她带我去龙骨山找龙骨, 传授给我秘密洞穴的位置, 告诉我这是家族的传统。[1]137在茹灵命运危机时刻, 宝姨写下一封手稿交给茹灵, 讲述了事情的真相:张老板如何算计宝姨, 图财害命, 抢走龙骨。同时写信给张家, 告诉他们茹灵是自己的女儿, 如果娶茹灵, 她的鬼魂将永远纠缠他们。因此, 茹灵最终得知自己是宝姨的女儿, 婚约解除。宝姨用自杀和两封书信挽回茹灵的厄运。“墨”写下的文字打破了失语, 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茹灵饱受家庭创伤、战争创伤和种族创伤的影响。母亲去世后, 在育婴堂的茹灵充满了懊悔和伤痛。但她努力工作, 并与志同道合的科学家潘开京相爱, 把伤痛向爱人倾诉。开京为龙骨事业殉难后茹灵移民美国, 她总算拥有了幸福家庭, 可第二任丈夫又不幸去世。勤劳自强的茹灵努力打工赚钱供养露丝, 教露丝练书法和向她灌输中国文化, 还通过“沙盘”与母亲对话来倾诉对宝姨的爱与愧疚。茹灵含辛茹苦为了露丝出人头地, 可女儿却认同美国文化, 与母亲格格不入。当茹灵觉察到自己记忆力越来越差时, 为了保留住家族历史和文化之根, 把自己的经历和伤痛写成文稿, 连同宝姨的老照片和文稿一并交给女儿。露丝面对母亲老年痴呆症状的出现, 对母亲的忧虑之情在时间压力下转变成积极的行动, 找精通中国文化的语言专家翻译母亲的手稿, 倾听母亲、宝姨的故事和心声。并以沉默和离开的方式作为策略, 最终引发男友亚特对她的关注和转变。在外祖母和母亲的故事中, 露丝找到了自己所属于的“根”, 并找回外祖母的真名及身份———接骨师的女儿。露丝不再失语, 她开始写一本有关外祖母、母亲和她自己的书。在爱的引领下, 超越语言和文化的局限, 追溯家族的历史及祖孙三代女性的生活经验和情感, 挖掘尘封在记忆深处的生命的本源, 可以更清楚地从一脉相承的亲情中明白自己是谁, 属于哪里。最终完成了自我建构与中国文化认同的心路历程, 创伤也渐渐弥合。
可见, 创伤的治愈要有“强有力的联盟关系为受创者提供支持和保护性的社会语境。这种联盟关系及社会语境往往是由家人、爱人和朋友共同创造的”。[2]9谭恩美透过小说文本, 试图告诉读者后殖民语境中的女性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性问题, 它的消解不仅依赖于社会文明程度的质性提高, 也取决于女性对文化认识上的觉悟, 即女性亲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关爱、相互扶持无疑为她们诗意地栖居于失意的境地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摘要：《接骨师之女》是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第四部长篇小说, 体现了她对创伤与身份问题鞭辟入里的思考。本文拟从小说女主人公们所遭受的创伤为切入点, 分析小说的女主人公们疗治创伤、重塑自我身份和实现文化认同的救赎之路。
关键词：接骨师之女,创伤,文化身份
参考文献
[1]谭恩美.接骨师之女[M].张坤,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