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回归（共5篇）
身份回归 篇1
教育电视作为教育传播的专业媒体和教育信息流通的主要渠道, 多年来在报道教育新闻、反映教育动态、延伸学校功能、拓展社会教育、提升公众素养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 受到青少年学生和广大家长的欢迎与好评。
但是, 随着近年来互联网络的迅速普及和社会变革的加速, 随着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推进和公民意识的快速提升, 随着市场化媒体的强势进入和部门垄断在某些方面的不断加剧, 我国教育电视出现整体下滑趋势, 节目缺乏生气, 风格古板僵化, 观众群体萎缩, 广告收入减少, 运营举步维艰, 甚至连教育电视的身份认定也成了问题。因此, 进一步弄清教育电视的社会职能, 突破教育电视的发展瓶颈, 促使教育电视的角色回归, 发挥教育电视的应有作用, 就理所当然地摆到了我们的面前。
1 身份模糊带来功能缺位与错位
2010年刚刚过去还不到半年, 就发生了一连串意想不到、令人痛心疾首的重大教育伤害事件:3月23日7时20分左右, 正逢孩子上学的时间, 福建南平实验小学门口, 一位名叫郑民生的中年男子手持砍刀, 连续砍杀13名小学生, 造成8名孩子死亡, 5名孩子受伤;4月28日15时左右, 广东省湛江市下辖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发生凶杀案, 一名男子冲进校园, 持刀砍伤18名学生和1名教师, 其中5名学生伤情严重。4月29日上午9时40分左右, 江苏省泰兴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内发生一起持刀砍人事件, 造成31人受伤, 其中学生28人、老师2人、保安1人, 犯罪嫌疑人被当场抓获。
按通常思维, 这些突发事件的首发权应该属于教育电视;可是, 这些直接发生在教育领域的重大突发性事件, 却没有一件是由我国教育电视机构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出报道的, 教育电视明显地表现出见事迟钝, 行动迟缓, 甚至可以说是麻木不仁;在公众眼里, 它们完全丧失了作为公共电视机构的基本职能。而且, 人们还无法据此来追究我国教育电视机构的不作为, 无法追究它们的任何法律责任和职业责任, 甚至无法从道德层面给予它们以谴责。因为国家并未就教育电视机构应不应该报道、应该如何报道发生在教育领域的突发事件作出任何明确的规定。这表明, 我国教育电视的职能边界是非常模糊的, 在突发性事件发生后它们的功能性缺位也是在所难免的。
建国以来, 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文化大革命的摧残, 我国教育领域成了重灾区, 百业凋零, 百废待兴。粉碎四人帮以后, 为了彻底改变这一局面, 1978年国家召开了全国教育大会, 邓小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其中提出, “要制定加速发展电视、广播等现代化教育手段的措施”, 认为“这是多快好省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途径, 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在中央领导的直接过问和强力推动下, 教育电视应运而生。
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实行意识形态控制, 开办新媒体难于登天, 直到改革开放之初, 大家思想仍旧比较僵化, 害怕新开办媒体可能引发的信息传播失控造成社会思想混乱, 引发事端, 因此, 尽管邓小平同志已经有了明确的意见, 官方对开办教育电视事实上仍然心存疑虑。为了不至于造成全国震动, 于是1981年首先在教育力量相对薄弱、信息传播水平相对落后、人员居住相对分散的新疆自治区, 开办了全国第一个教育电视台并于当年开始试播。结果一炮打响, 反应积极, 并未造成舆论失控, 所以1986年10月, 中国第一个卫星电视教育专用频道正式开播, 各个地方卫星收转站也相继建立。1987年10月, 中国教育电视台成立;随后, 全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以及100多个地市、1000多个县市先后建立了教育电视台或转播站。从1987年到1996年十年间, 全国共建成地方教育电视台 (含转播站) 1000余座, 收视人口超过一亿, 迎来我国教育电视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然而, 我国教育电视从一开始就没有市场根基, 完全是依据官方的意志, 靠行政力量强力推动、横空出世、一哄而起的, 在行政权力的强大作用下, 各级教育电视开办无一不是轰轰烈烈, 十分荣耀, 令人艳羡。
但是, 由于我国教育电视从一开始就定位模糊, 许多深层次问题没有引起重视并得到及时的解决, 从而埋下隐患。在计划经济色彩尚未退却、部门之间壁垒森严、一些社会服务机关职能不可替代的格局下, 教育电视在某种程度上的短暂繁荣和受人追捧自然也在情理之中。而当传播政策出现某种调整或松动, 许多公共信息服务领域允许相互进入的时候, 我国教育电视的先天性疾病就再也无法隐瞒, 必然不同程度地相继爆发, 第一个受到质疑的就是身份问题。
中国各级教育电视台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基于中国特殊国情, 我国教育电视历经了快速筹建、高速发展和陷入困惑三个阶段, 其功能定位也几经变化。由于我国实行信息传播的统一归口管理, 而教育电视又是直接用来服务于公共教育和教育事业的, 有其特殊性, 于是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管理模式, 即教育行政部门和广播电视部门的双重管理, 其功能也主要定位于用来推进公共教育, 用来进行科普知识教育和公民素质教育, 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有力延伸和补充。
但是, 双重管理造成了我国教育电视的尴尬局面:广电部门管理的目标是对全社会进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 是“传播主流价值”, 因此必须确保“播出安全”, 事实上还有对于教育电视发展的本能性抵制和对于广播电视行业利益的职能性保护, 对教育电视的管理方式是没有胡萝卜只有大棒;教育部门尽管心里想要鼓励教育电视得到快速发展, 以便有更多的资源和条件来服务社会大教育, 但却因没有国家授权, 在判定教育电视播出内容的合法性上无能为力。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 教育电视只好“摸着石头过河”, 不断地探索“生存边界”和“功能底线”。面对广播电视管理部门经常发生的莫名其妙的朝令夕改的行业管理作风, 我国各级教育电视台只能穷于应付, 只能在传媒市场和电视行业内部竞争的双重夹击中找饭吃, 既无法依靠产品去开拓商业电视市场, 又缺乏公益电视的高尚品味, 业界戏称之为电视行业的“四不像”:不像商业电视, 不像公益电视, 不像专业电视, 不像教育公器。
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 中国教育电视协会多次召开学术会议, 几经争论, 最后列出了教育电视传播内容的四个内涵:
第一, 传播科学知识。这是教育电视机构的核心诉求, 是教育电视与其他专业频道的办台宗旨、目标定位相区别的核心标志。但是, 他们确定的“立足大教育, 服务大社会”的宗旨, 显然对广播电视行业的正规军——各级政府直接经营和管理的广播电视台的业务构成威胁, 不受业界欢迎是可想而知的, 因为“社会教育”历来是这些正规军们的世袭领域。无论教育电视在传播手法上怎么改头换面, 无论他们在说法提法上怎么花样翻新, 教育电视涉足社会教育都将对正规军的利益构成威胁, 也必然会受到广播电视行政机关的无尽的干涉。
第二, 传承优秀文化。教育电视协会援引施拉姆《传播学概论》中的观点认为, 教育电视既是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 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载体。教育的本质属性就是文化传播, 教育的功能就是以传承文化为主体。但这一说法明显地忽视了一个现实问题, 那就是我国的特殊国情, 而且对于这种“特殊国情”的实际含义从来都是由利益主体来进行解释的。教育电视协会的观点广播电视总局会接受吗?显然这是不需要论证的。教育电视实际上处于向广电总局讨生活的尴尬状态中。
第三, 传递教育信息。这一条大约是被教育电视协会很看好的, 因为, “对教育电视台而言, 一年一度的高招宣传报道和资讯服务是其最大的看点与卖点。”由于它的社会关注度高, 行业垄断性强, 所以各级教育电视台都十分重视这一黄金主题的开发与挖掘, 充分利用自己背靠教育行政部门的优势, 在第一时间发布“最权威、最及时、最全面、最准确”的招考资讯。可惜的是, 这一题材炒作的空间毕竟有限, 难有什么大的作为。
第四, 传扬先进教育理念。这也是教育电视协会认为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他们认为, 随着时代的进步, 许多新的教育理念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其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力, 教育电视通过播出的各种形式节目——新闻资讯、专题评论、访谈对话、游戏综艺、广告信息等, 反复不断地宣传各种现代教育理念, 以期春风化雨、潜移默化、深入人心, 进而推动教育改革, 促进社会进步。但是, 根据传播学中的“使用满足理论”和接受美学的中的“期待视界”理论, 我们可以大体断定, 这种想法多半是一厢情愿, 难以收到预期效果。
总之, 由于我国教育电视先天性营养不良, 没有明确的身份认同和角色定位, 在现有体制下要想赢得市场主动权, 超常规发展, 几乎没有可能, 事实上我国教育电视就是一个放大的课堂, 讲授与百姓日常生活无关紧要的通用知识和对中外历史的冥冥追忆成了他们的主打产品。
2 后天失调造成市场的流失与萎缩
如果说上述制约教育电视发展的因素属于体制层面, 那么, 所谓后天失调本质上就是机制问题。我国教育电视的后天失调, 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 工作团队的官方背景, 使其缺乏市场竞争的意识和艰苦创业的激情,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和“坐吃山空”几乎成为我国教育电视机构的普遍特征。
在“党管媒体”“党管干部”“党管宣传”理念的支配下, 正如我国所有所谓主流媒体一样, 我国教育电视机构的人员无论是身处决策地位的台长副台长等领导层, 还是一线采编人员等员工层, 几乎都是经过组织调配的, 都有官方背景。这种官方背景的好处是员工素质整体较高, 工作能力整体较强, 最为关键的是政治上被认为是比较的可靠。但是, 正因为他们个个都有“来头”, 都有背景, 所以基本上没有危机感, 或者高高在上, 养尊处优, 或者得过且过, 不思进取, 整体上缺乏市场竞争的历练和参与市场竞争的激情。
第二, 缺乏传媒身份的自我认同感, 缺乏社会公器的责任感与自豪感, 以致在诸多场合要么失语, 要么缺位。
教育电视是不是社会公器?它应不应该具有时政信息传播功能?它要不要介入社会, 反映时代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它要不要作为社会雷达, 随时为社会提供预警?或者它简直就是一个单纯的帮助公民学习、为他们提供知识的机器?这些问题不解决, 教育电视的从业者就永远无法放开手脚, 履行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责任。就以上述突发事件来说, 如果教育电视机构未能获得授权, 他们凭什么进入事发现场?凭什么取得当事人、知情人、当地政府的认可与配合?在一个警察力量超强大、警察触角无所不在的国度里, 没有合法身份, 他们会不会遇上意外呢?所以, 在“身份不明”的情况下, 在缺乏媒体身份的自我认同感的情况下, 在无法确认自己的社会公器性质、应该承担传递公共信息的社会责任的情况下, 教育电视就难有作为公共信息传播机构的责任感和自豪感, 失语和缺位就几乎是带有必然性的了。
第三, 没有必要的理性思考, 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 工作随意性很大。
我国教育电视从一开始就不重视理论研究, 在理论建设上长期缺少建树, 也是这一行业成长缓慢的重要原因。笔者通过Google和百度搜索“教育电视”可以获得约4, 380, 000~4, 980, 000条结果, 但笔者以“教育电视”为关键词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搜索, 全部成果记录为7695条, 2000年以来十年为5054条, 年均约500条。分年统计最多是2007年为719条, 最少是2001年为367条, 其中包括了期刊论文、出版的著作和教材、会议论文集文章、部分新闻传播学、教育技术学专业学生的博士、硕士论文, 还有差不多近10%的新闻报道。在约4500篇的期刊论文中, 有近40%为在读的教育学、教育技术学方向的硕士、博士所写, 现状研究、技术研究、方法研究、对策研究占了论文数量的一半以上, 《电化教育研究》、《中国电化教育》成为这类论文的主要期刊载体, 低层次研究、重复研究、边沿话题研究占据了主要的篇幅。笔者以“教育电视问题出路”为关键词随意下载了20篇论文, 结果全部是硕士博士论文, 没有一篇是由传媒专家写作、是在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这说明我国教育电视尚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在这种状况下, 学术研究成果缺乏广度、没有深度、少有关注度可想而知。一个对十三亿人有着重要影响、一个对国家未来起着重要作用的专业电视系统, 每年关注它的学术论文仅为四、五百篇, 实在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恩格斯说,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 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教育电视理论上的准备不足, 严重影响到教育电视的科学运行和健康发展, 在操作层面表现出严重的随意性和摇摆性, 已经实质性地伤害到教育电视的社会声誉, 急需引起业界和学界高度重视, 采取得力措施, 迅速加以扭转。
3 振兴我国教育电视的思路与出路
作为我国信息传播家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育电视亟待走出低谷, 全力振兴, 融入社会信息传播体系, 服务我国教育大局和国家社会。
毫无疑问, 教育电视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公民社会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如果没有教育电视参与公共信息传播的合唱, 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任务的圆满完成就会留下缺憾。由于惯性作用, 我国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十分严重且尚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 比如小学教育的“三桩罪恶”——训练说谎、鼓励告密、划分等级——还远未得到有效的消除, 人格分裂、知行脱节、迷信崇拜教育还十分普遍, 以人为本的教育、民主的意识培育、尊严意识的树立还刚刚开始。要完成社会转型, 要整体提升国民素质, 离开了教育电视的积极作为, 确实是不可想象的。
如何找到教育电视健康发展的突破口, 我们认为当前必须解决好“角色”、“内容”、“风格”等三个定位的问题。
第一, 角色定位:服务公众的公共电视
摆在我国教育电视面前的首要任务, 就是要确定我国教育电视的社会身份;而要给我国教育电视准确定位, 就必须以最大限度发挥教育电视社会功能为标准。知识传授当然是必要的, 但比起传播社会公共信息而言, 传授知识就显得过于狭窄。教育电视本质上是公共电视, 这是世界共识。
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 连续两年对中国新闻自由状况提出批评, 我国则连续两年通过外交部予以回击。奥巴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政府通过“实用技术对信息传播加以限制”, “以此遏制言论自由”, “对那些撰写批评政府领导人及其政策的新闻记者实行了监禁”等核心问题上, 我们的回应则主要是声明:中国的新闻事业蓬勃发展, 新闻从业人员不断增加并依法享有充分的新闻报道自由, 其各项权益得到依法保护。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和公民的舆论监督作用等。
事实上, 从我国教育电视的遭遇和新华社创办新华新闻电视网的坎坷经历来看, 我们不难发现, 连国家机关都没有新闻自由, 所谓人民享有新闻自由而且很充分完全是自欺其人。新华新闻电视网是在中央领导人亲自支持和过问下开始创建的, 其目的是要“提升我国国际国内的新闻传播能力”。但附有领导批示的申请报告送到广电总局, 却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软钉子。最后几经周折, 双方妥协, 新华社同意“不在国内采访”, “不向国内播放”, “不在国内落地”, “第一步覆盖亚太地区和部分欧洲地区”, 实际上是被放逐在外, 造成中国人不能看中国人自己办的电视网播出节目的世界奇观。
因此, 要恢复教育电视公共电视的社会角色, 必须有制度上的根本性突破, 必须打破意识形态的铁桶般的垄断, 需要国人有穿墙破壁的勇气和智慧, 否则, 一切免谈。所谓中国人民享有充分的新闻自由, 只会永远是一个天大的国际笑话。
第二, 内容定位:以教育领域为主要对象的全社会教育信息
一个公共信息平台, 成天由一些老气横秋、一脸木纳的老先生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讲述“悠久的历史”和“春天的故事”构成了中国教育电视一道独特的风景, 有人说这是中国教育电视唱给中国公民的催眠曲, 也有人说事实上这些节目成了为中国教育电视唱出的一首首挽歌。
教育电视之所以有其存在的必要, 就是它承担着向公众传递教育领域各种信息的重大责任, 包括教育政策、教育动态、重要的教育教学活动、教育教学的创新成果、教育领域的名人动态、甚至教育领域出现的问题和发生的事故, 而教育有总是和一个民族、全体公民、社会进步与祖国未来息息相关的。
第三, 风格定位;平易近人、轻松活泼与生活化
尽管我国教育电视自身社会身份尚不明朗, 行踪时时受到监控, 但我国教育电视与我国其他媒体一样, 却总是非常“自觉地”扮演着“教化者”、“引路人”的角色。无论是主持人, 还是节目的参与者, 或者是提前做好的现成节目, 无不充斥着教训、教导、教化的元素, 内容枯燥重复, 形式单调古板, 缺乏人情味道, 令人观之生厌。
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做得生动活泼、充满生机吗?在我看来, 这样做并不很难。首先要把自己从教化者的角色转化到服务者的角色上来, 把高高在上的“师道尊严”似的姿态放弃后, 回归到信息交流平台的位置。教育电视本质上是公共电视, 是公众交流信息和意见的平台, 是一种社会共器。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使用它, 只要他对教育具有足够的兴趣, 就可以不受限制的参与教育电视的传播之中。
从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的角度, 人们使用某种媒介, 他必有某种信息需求和“期待视界”, 他必然会选择那些以轻松活泼、润物无声、促膝谈心等方式传播的信息, 没有谁愿意正襟危坐, 成天听一个个假道学先生讲那些深奥难懂、毫无现实意义的玄学。
解决了以上三个难题, 中国教育电视才真正会拥有希望。
从港人身份认同看回归十年 篇2
在很多不太熟悉香港历史和社会发展的人眼中，香港人的心态总是难以捉摸、不易理解的。有时候，港人会对国家的事情——由救灾扶贫到保卫领土——热情投入；有时候，他们又会刻意保持一种距离。有人以百多年的殖民统治来解释，但我认为这种分析不对焦。要了解港人，须由他们的生活经验入手。
长期以来，香港是一个移民社会。在中国内战期间及1949年之后来到香港的移民，大部分没有认真想过自己的下半生会在这里度过，他们以为自己只会在香港暂时居住，待内地局势明朗和稳定下来之后，便会返回老家。香港是动乱的大环境里的“救生艇”，只求暂时的栖身之所，解决基本生活，因此，港人很少理会殖民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否合理，更懒得去问自己对香港有无归属感。他们将在内地生活时所熟悉的文化、生活方式移植到香港。那个时期，虽然香港也有自己的文化，但其内容很大程度上是内地文化的延伸。
到了1960年代中后期，战后出生的一代已成长为青少年，这些在香港土生土长、大部分没有内地生活经验的年青一代，开始对香港社会有了新的认识。香港人的归属感、身份认同与本土意识，可以视为晚近三四十年间才逐步发展出来的“新生事物”。事实上，香港的本土意识以更鲜明的形象与性格表现出来，已经是1970年代中期的事了。
1970年代的香港身份认同
香港社会之所以在1970年代中期逐步形成本土意识与身份认同，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
首先，经济发展带来了安居乐业的条件与社会流动的希望。经济环境的转变不单改善了市民的生活，令上一代移民觉得自己的儿女有出头的机会，同时大大提高了战后出生的年青一代对个人前途的信心，而且形成了一种情绪，庆幸能够避过种种因战事、政治斗争所带来的冲击，在香港有安身之所。
其次，殖民管治手法发生转变。1966年的九龙骚动给殖民政府发出了警告，1967年受内地“文革”刺激而爆发的暴动更进一步提醒它需要做好预防与疏导工作，以免社会矛盾激化。自此殖民政府更加自觉地淡化殖民色彩，加强民意咨询，提高行政效率。
再次，政府与民间的互动改变了港人对殖民政府的态度。1970年代是香港涌现社会运动、民间抗争的时期。这些运动和抗争本是针对殖民政府的社会动员，却无意中提升了市民对政府的期望与要求，形成了公民权利概念的雏形，市民一改过去对政治不闻不问的态度而变得积极主动起来。与此同时，殖民政府响应民众的诉求，带动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转变。这个时期，在社会运动的压力下，殖民政府成立了廉政公署，进行反贪工作，这被视为殖民管治下成功改革链条的重要一环。至1970年代末，港人开始觉得自己是在一个有快速经济增长、高效率管理、廉洁政府、相对开放自由的制度环境里生活。尽管这是一个殖民制度，但生活倒是不错，一种“家在香港”的感觉由此而生。
最后，外来威胁的刺激。香港人之所以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愈来愈自觉到是香港人，并以香港人自我定位，除社会内在因素变化外，还有外来因素的影响。1970年代中期大批内地非法移民涌至，令不少港人忧虑社会福利受到冲击，产生了排外情绪。他们歧视新移民，在华人之中亦开始有了你我之分。同期，内地开始开放改革，触发了回乡潮。港人回乡，眼见内地与香港的差距，形成优越感之余，也多多少少对内地产生了抗拒。1980年代初的中英谈判，造成香港社会的信心危机，而长期以来，香港与内地在制度、生活方式上的种种差异，亦令港人产生种种疑虑。
香港人身份认同的一大特点是，它本身是一种否定：是关于香港人不是什么，而不是谁是香港人、本土意识是什么的认识。一直以来，香港人清楚地了解自己并不是殖民制度下主权国的人民——他们是生活在英殖民地的华人。但自197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愈来愈感觉到自己是有异于内地民众的中国人。这一“香港人”或“香港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有着一种不确定性：在觉得自己是中国人的同时，却不认为民族主义可以凌驾于其他道德价值之上，也不会无条件地接受一切以国家为先。
“九七”后的中国身份认同
1997年前后，随着香港与内地交流的频密，愈来愈多港人因工作或其他原因经常往返内地，对内地的看法也开始有所改变。加上近年来内地经济高速增长，两地差距日益缩小，令不少港人开始重新看待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其中最明显的是在好几回民意调查中发现，港人对中央政府更有信心。不可否认，通过更多和更实际的接触，港人对内地加深了了解，也多了一份感情。过去不少研究机构都会对港人的身份认同进行问卷调查，背后的假设是受访者选择“香港人”或“中国人”的答案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甚至互相排斥的认同。但自1997年以来，愈来愈多研究人员意识到受访者在选择同样的答案时，背后所赋予的意义已有了转变：很多受访者都以“中国的香港人”或“香港的中国人”自居，那种要在“香港人”或“中国人”之间选择其一的紧张状态，早已淡化。种种情况说明了现时的情况跟1980年代初期面对前途谈判表现出来的忧虑，有了明显的转变。
不过，在加强对国家认同的同时，港人又没有彻底放弃他们心底的“港式”本土意识、价值与文化。一方面，港人惯于自由放任，态度散漫，喜欢辩驳；另一方面，他们的精神面貌又具体地表现于对自由、公共参与、法治、专业精神、社会秩序与规范等的追求。面对经济困境、“沙士”来袭，港人能团结一致，克服困难，体现出一种生命共同体的状态。港人也在这段时间表达了种种诉求，希望一改低迷状况。
港人身份认同的变与不变
作为特区，香港有其特别之处。它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却不是也不应是另一个内地城市。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也很有一点“特”，这可以理解。可是，这一点“特”也不应就是死抱旧有的一套，而不去面对外在急剧转变的大环境。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既然是历史产品，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有事物，它本身就经历过从无到有的变化，其特点就在于变，而不是不变。在这个问题上，港人思考不多，有时也会表现出一种内心的恐惧——害怕香港身份认同的消失。这一份恐惧甚至会变成一种思想包袱，阻碍港人放胆去改变思维方式，重新定位个人及整个香港社会在珠三角以至全中国的位置。
对港人来说，下一个10年的挑战，不是港人身份认同会否消失，而是如何继续改变，添上新的内涵与意义。
身份回归 篇3
如今的春节可谓是越来越热闹了, 节日商品应有尽有, 各种娱乐活动层出不穷, 可是人们却越发地觉得这年过得没什么意思, 年味越来越淡了。近几年, 每逢过年, 各媒体从各种角度与不同的人一起探讨年味、寻找年味, 但依然改变不了年味日淡的现实。那么让人记挂心头、割舍不下的年味到底是什么呢?“传统节日不是一般假日, 它是民族文化情感的凝聚与价值观念的体现” (1) , 它是民族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 它包含着诸多的文化要素, 如既反映了“居住、饮食、服饰”和“社会结构”等要素, 也反映出了“民族的历史渊源、信仰崇拜、习俗礼仪、风尚人情、社交娱乐、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重要内容, 往往显示了一个民族内在的文化底蕴, 揭示了“民族文化心理与民族精神的本质” (2) 。春节是中国传统风俗中最重要的节日, 是中国传统农历的新年, 这是一年中最盛大的风俗盛事。传统的过新年实际上是一个漫长而丰富的过程, 从年末农历十二月初八家家户户就开始忙年了, 这就是民谣所谓的“过了腊八就是年”, 从这天开始直到正月十五, 过年的过程才告一段落。这期间有供佛、扫年、祭灶王爷、置办年货、祭祖、迎财神、贴春联、放鞭炮、拜年、逛庙会、闹元宵等数不胜数的各种仪式和活动。 (3) 这些林林总总的仪式和活动是经过“一个长期的历史文化模塑过程” (4) 慢慢形成的, 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和睦团聚的家族观念、尽忠报国的国家观念、敬重鬼神的天人观念、崇拜祖先的重孝伦理观念、劳逸结合的娱乐观念。所谓的年味, 实际上是春节本身及其一系列活动和仪式所体现出的这些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在人们内心的投影, 对人们社会实践和生活的辐射和影响, 它是春节具有的传统精神指向和内涵所在。
为什么说对失落年味的追寻实际上是人们传统文化身份认同意识的回归?首先年味与传统文化身份认同有着密切的关系。春节是人们在漫长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 经历了历史沉浮的磨砺, 反映了民众共同的历史经验, 其中蕴涵的国家观念、天人观念和娱乐观念等文化价值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 是炎黄子孙共同的文化象征和精神象征。它是中华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那个“真正的自我”所在, 也是民族群体文化身份的体现。文化身份是“一种共有的文化”, 是民族群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 它“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 并以此为“一个民族”“提供在实际历史变幻莫测的分化和沉浮之下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对年味的感知和确认, 就是对过新年过程中传统价值观念的体味和感受, 是对浮泛的历史背后属于中华民族的那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的体会, 是对那个“真正的自我”的认同, 是对传统文化身份的认同 (5) 。其次, 之所以说是传统文化认同意识的回归, 是因为这种意识一度被人们所遗落和摈弃, 一如失落的年味。民族群体的文化身份认同是长期历史积淀的产物, 它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 (6) , 社会的变迁, 历史的沉浮, 既会让民族群体的文化身份认同不断得到更新和强化, 也会引发文化身份认同危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史非常悠久, 并且具有强大的包容力和凝聚力。一部中华文化史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影响和融合各民族的过程。“古代中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文化”, 也是“最优秀的” (7) , 因而认为中国乃世界的中心, 中国就是天下, 天下就是中国, “天下一统, 华夷一家”, 没有可以匹比的他者存在, 所以也就没有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然而, 鸦片战争的炮声敲开了中国的大门, 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这个千年礼仪之邦连连溃败。中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 比较中西文化的优劣, 并发现自己在科技、制度等许多方面已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 我国宏观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由此发端。随后, 从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开始, 中国人怀疑自己的传统文化, 将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一些诟病归罪于传统文化, 视传统文化为有碍发展的腐朽因素, 不但要抛弃, 还要反戈一击, 深刻地批判, 并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思想理论。而后的几十年, 由于战争及后期的“文化大革命”等原因, 西化的风潮有所抑制。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再次打开门户, 学习西方, 到上世纪80年代知识界又掀起的“新五四启蒙运动” (8) , 鼓吹全盘西化。从鸦片战争至此, 中国看西方学习西方, 还主要局限在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范围内, 学习的内容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理论, 其主要目标是为了江山社稷、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风潮, 西方消费主义文化不断渗入中国社会, 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平民百姓, 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次消费主义风潮, 消费主义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一切都被物化。无论是文化的还是非文化的, 都被商业化。传统节日春节也不可避免地被商业化了。传统的置办年货, 成为商场里的血拼;家庭团聚, 成为酒店里的觥筹交错;闹元宵等娱乐活动, 成为走马观花的国内外旅游;拜年, 成为手机短信的嬉戏;极富传统文化内蕴的春节, 只剩下吃喝玩乐的消费主义外壳, 而其中的文化价值观念则被遮蔽、被抛弃。国人传统文化身份逐渐丧失, 传统文化身份认同意识也逐渐失落, 而代之以西方文化认同意识。因而, 如今过新年, 虽然喧嚣热闹, 却年不像年, 没有年的味道, 年味悄然隐身也就不可避免了。
然而, 无所不在的商业化毕竟还要利用春节这一传统节日形式, 以扩张其消费主义文化, 而春节这一传统节日形式与传统价值观念是密不可分的, 春节虽然披上了商业化的肤浅外衣, 但它与传统价值观念有着天然的联系, 这种联系只是暂时被盲目的媚外和来自西方的文化权利所割裂。尽管人们已经不由自主地一次次把春节当作“一般假日”来消费, 但是每过一次新年, 隐藏在春节背后的传统价值观念就会向人们招一次手, 试图去弥合被暂时割裂的联系。这就是人们怅然若失的原因。这种怅然若失是对年味的感知和确认, 是对年味的一种追寻, 这种追寻意味着人们传统文化身份认同意识的逐渐回归。
追寻失落的年味, 并不意味着要回到过去, 原原本本地按传统的方式过年, 也不意味着完全认同原有的传统文化身份。对于春节乃至中国传统文化来说, 追寻本身就意味着幸运, 说明大多数的人已经能够从盲目媚外的迷途上转过头来, 辩证地看待传统节日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 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轻视与摈弃。当然, 即便是将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这三个传统节日增为国家法定节日这样意在弘扬传统节日文化的举措, 也难免会将这些具有丰富传统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一般假日”化, 难免确保这三个节日不会像春节一样被商业化, 反而并不如原本只作为民间传统节日时更原汁原味, 更有所谓的“年味”, 但是不可否认, 这一举措所具有的标志性和指向性意义是显著的。它标志着以政府为主导的振兴和弘扬传统节日乃至传统文化的号角终于吹响。它标志着人们的文化身份认同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传统节日的外壳与内涵之间断裂的联系可能会逐渐弥合。这不但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而且有利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民族团结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另一方面, 传统节日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 不断“模塑”而成, 它是历史的, 不断变化的。春节内蕴的体现民族文化身份的文化价值观念, 也是变化发展的, 不断适应人们社会生活的需要。所以, 追寻的过程, 必然也是长期的再建构的过程, 是传统节日形式与内涵再建构的过程, 也是传统文化认同的再建构过程。我们既要继承传统节日文化中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 还要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 使人们既能在欢度传统节日的时候找到“真正的自我”, 还能使这些传统节日更具有现代气息, 更充满生命力。
注释
1萧放:《传统节日: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5 (5) 。
2杨淑媛:《民族节日文化的当代变异》,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3 (6) 。
3牧雨、齐放:《消逝的风俗》, 百花文艺出版社。
4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和族裔散居》, 罗钢、罗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张汝伦:《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认同》, 《哲学研究》, 2002 (2)
身份回归 篇4
暌违7年后，高群书再次执导电视剧，在他看来，《父亲的身份》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题材和切入角度。“这是一部’警匪+谍战’剧，整部剧围绕两个案件展开。从家庭入手，男主人公不仅要面对敌我斗争，更多时候面对的是家庭内部问题。故事既反应当时的政治格局，又鲜活地折射出人性。”
不同于《潜伏》《悬崖》《伪装者》等同类题材，《父亲的身份》以家庭关系为构架元素，将家庭成员间的情感对立、信仰冲突、性格碰撞、生离死别等基本范式植入谍战大背景之中。剧中以父女亲情的矛盾点串联成故事主线，使谍战中蕴含温情，引发观众共鸣。
“陈建斌饰演的俞北平是中国共产党安插在国民党军队高层的特工，他老婆是国民党高官之女，儿子是国民党，大女儿既是国民党又是美军，小女儿则是一心要求进步的共产党。”高群书表示，俞北平身兼多重身份，其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相互交织。“俞北平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在父亲与职业之间找到平衡点，是该剧最大看点。”
不同于以往谍战剧中的男主角，俞北平是个很“居家”的间谍。“在人物塑造方面，俞北平找到了居家男人和职业军人之间最真实、自然的平衡点。剧中，他呈现出的样貌不能是间谍，而应是一位父亲，矛盾冲突也主要围绕父亲这一角色展开。”高群书认为，一部好的作品，鲜活生动的人物是非常重要的。
鲜活的人物除了剧本本身的设定外，还需要依托演员的表演。据了解，该剧很多演员都是自降片酬前来助阵。“《父亲的身份》最成功的地方在于演员，绝大部分演员都非常出彩，让剧本中的内容得以延伸，并更具个性化。演员对剧本的提升起到很大作用。”高群书表示。
作为一部烧脑谍战剧，该剧在制作方面也是下足工夫。《父亲的身份》拍摄历时100余天，主拍摄地在天津，每天场地租金就高达数万元。“我们把大部分资金都花在了制作层面。为求真实，该剧多为实景搭建。服装、道具也是结合剧中场景专门定做。摄影方面更是投入6台阿莱摄影机，力求打造电影级质感。”
细节方面，高群书表示高品质要得益于网络，剧中一些具有年代感的物件多通过互联网采购而来，不仅节约了成本，也大大提升工作效率。
正所谓慢工出细活，这也恰好印证了该剧出品方的理念。凤凰联动经营出版业务20余年，近年来凭借资源优势及“想象力就是生产力”的文化理念进入影视制作领域。此次投资亿元打造《父亲的身份》，从起意到最终播出近四年时间，加之金海曙的十易其稿，以及耗时1年多的后期制作，该剧力求让创作回归“慢的艺术”。
身份回归 篇5
一、冲突
《喜福会》讲述了四位中国母亲与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女儿们之间由于文化差异和对文化身份的不同理解等原因由频繁冲突到彼此和解再到相互认可的故事。
以古希腊神话俄狄浦斯为原型的父子冲突、厄勒克特拉为原型的母女冲突在世界各国文学史都有典型的表现, 父、母亲凭借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积累起来的经验、智慧所构筑起来在家庭中的威信时常受到逐渐成长的子女的挑战, 而谭恩美在叙述由代沟而导致的两代人之间冲突的基础上, 又增加文化冲突的催化剂, 就使小说中的母女冲突尤为激烈。
1、中西方文化冲突
《喜福会》中的母亲们是第一代移民, 在她们身上中西方文化冲突体现的最为激烈。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和教育的移民母亲, 即使在美国生活多年, 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深深的眷恋和依赖。她们“穿着有趣的硬邦邦的立领中国式衣衫;前胸绣着花卉”, “煮赤豆汤”、“黑芝麻羹”、“包馄饨”、做春卷、室内装饰挂广东银行赠送的挂历、消遣时打麻将、用“五行”理论解释生活中的诸多现象等等, 这一切都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在她们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 但是他们这些独特的生活方式在西方人眼中则完全是另一番情景:立领绣花衣衫“显得太古怪”、美味的中国菜被说成“猪内脏、鸭脚掌”、五行是“中国人的迷信”、中药则被理解为“把那种稀奇古怪的蛇虫百脚的干壳, 和着什么东西枯叶和干花, 包成一小包一小包地卖给病家”、家庭聚会的喜福会被当作“有着特殊仪式的社团, 好比3K党的集会及印第安人出征前的典礼, 反正有着一套神秘古怪的仪式”。可见第一代移民在美国社会完全处于他者的地位, 切身经历着两种文化的强烈对撞、冲击, 无比痛苦, 甚至失语。
2、母女冲突
中西文化冲突在小说中具体化为母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小说中“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图式, 即母女之间的关系是以矛盾与冲突为主线的”。小说中的母亲一代生长在中国大陆, 她们自小就接受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 在“子不教, 父之过”儒家教育思想的影响下,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因为移民父母不希望自己受过的苦再让子女承受;而且“人之发肤, 受之父母”, 就理应接受父母的管教。根据中国传统思想, 这种管教, 既是为人父母的责任, 也是一种义务。而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女儿们, 则受到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等观念的影响, 认为每一个人即使是幼儿也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地位, 是不可侵犯的。正是由于各种伦理道德观念迥异, 母女关系之弦从最初就绷得很紧张, 而伴随着女儿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个性的增强, 这根弦越绷越紧, 最后竟无法演奏出和谐之声。如吴素云为了让女儿出人头地, 有所成就, 自己吃苦耐劳省吃俭用地支持女儿练习钢琴, 在女儿遭受挫折试图放弃时, 以中国传统母亲的威仪强迫女儿练琴, 并威胁道“在我的家里, 只允许听话的女儿住进来”, 言外之意, 住在这家里就必须听“我”的话, 没有其他选择;而女儿精美则用一连串的虚拟语气反击“我希望不做你的女儿, 你也不是我的母亲”, “我希望我没有出世, 希望我已经死了, 就跟桂林的那对双胞胎一样”。 (吴素云在中国大陆时因逃避战乱而将襁褓中的一对双胞胎女儿遗失, 生死不明。) 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 顶撞父母是大不敬, 而揭父母伤疤, 则属大逆不道。母女冲突之激烈由此可窥一斑。而此类冲突在小说中另外一对母女身上也同样表现的淋漓尽致。薇弗利.龚天资聪慧, 尤其擅长国际象棋, 并且在社区内、市内多次获奖, 不仅能够战胜杰出的白人男孩棋手, 甚至成人棋手也成为她的手下败将, 被誉为“小棋圣”、“棋坛新星”、“神童”, 成为国家级象棋冠军, 离国际大师仅咫尺之遥, 但仅仅因为忍受不了母亲的爱拿女儿取得的成绩向人炫耀的做法, 在与母亲吵翻之后, 竟愤而不再下棋、悟棋, 以此作为对母亲的反抗, 最终天赋遁迹, 泯然众人矣。由此可见, 女儿们认为弹不弹琴、下不下棋是自己的自由, 成功与否亦与他人无关。而母亲们则认为自己已经为孩子设计好出人头地, 走向成功, 实现“美国梦”的道路, 女儿只需且只能按照母亲的意愿去努力, 就会成功, 藉此实现自己未能实现的理想。而女儿们认为这纯粹是母亲们中国式的爱虚荣喜攀比的心理在作祟。就这样, 由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而导致母女间的鸿沟势必使得矛盾日益尖锐, 最终演变为激烈的冲突、长期的冷战、忧郁的内心独白。
二、和解
虽然以母女冲突为象征的文化冲突是小说的核心情节, 但四对母女在经历了多种多样的困难与曲折后, 最终和解, 表现了作者作为华裔作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的伦理取向和审美理想。
小说中许安梅和许露丝之间曾发生过激烈的冲突, 并且母女心中都有很深的芥蒂和隔阂, 但当母亲得知懦弱的女儿即将面临被丈夫遗弃的处境, 内心痛苦不堪甚至求助心理医生时, 非常非常地支持她, 要她坚强起来, 勇敢地同丈夫做斗争, 最终露丝从美国丈夫那里赢得了尊严。自强自立后的许露丝梦到母亲在照看婴儿般侍弄花草, 那是母亲为女儿也为自己种下的希望种子。在母女的精心呵护下, 凝聚着浓浓母女情的爱之幼苗必将“挺起身子”茁壮成长。
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吴精美与母亲之间也在很多方面有着不理解和不认同。但就是母亲去世后, 她发现对于自己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人之一“一丁点也不了解”, 从而引发了深刻的思考。父亲向她讲述了母亲在移民美国前在中国大陆所遭受的深重苦难, 并且被一个强烈的欲望折磨, 抱憾而死, 即寻找战乱中遗失在中国大陆的一对双胞胎女儿。吴精美终于了解了那个“很爱你, 更甚于爱自己的生命”的母亲宽广的胸怀, 对女儿的深厚的爱和殷切的希望, 决定完成母亲未竟之愿。当她在上海机场见到自己的两个姐姐时, 深情地拥抱在一起, 并且看到了“妈妈的脸庞”, “似妈妈就在我们之间”, 无法描绘的亲切和姐妹骨肉之情使得吴精美多年间对母亲的积怨瞬间冰释。此刻精美内心涌动的是澎湃的爱, 儿时母亲所描述的那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在此刻因为与母亲的和解变得亲切了, “这就是我的家, 那融化在我血液中的基因, 中国的基因, 经过这么多年, 终于开始沸腾。”因此, 母女之间的和解一方面被赋予了海外华裔在文化母国寻根进而建构文化身份的深层意义;另一方面表达了作者对中西方文化融合的美好期冀。
三、回归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承载者的移民母亲在给女儿讲故事、教女儿做人的道理时, “她的一部分思想已经钻入你的脑子里”, 薇弗莱曾回忆到“早在我六岁时, 母亲就教我万事不要露声色, 才会成功, 这是一种战略。”在母亲们的谆谆教导、循循善诱、潜移默化的熏陶下, 对女儿们产生了润物细无声的影响, 其影响深远而坚定, 薇弗莱不仅悟到了“得学会忍耐, 不露声色, 要先发制人”等成为好棋手的奥妙, 同时明白了“下棋的诀窍也是处世行事的准则”, 女儿们在日常生活中从母亲的中国是谦虚中也学会了以退为进等策略, 并将其内化为为人之道处世之学。小说在开篇提到, 吴精美在母亲去世后接替母亲在喜福会中的角色, 恰恰就说明了, 中国传统文化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 她必将在世界文明之林中绽放奇葩。
小说《喜福会》美国女儿与她们的移民母亲经历了由冲突走向和解的情感之路, 最终又选择了继承母亲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之路, 从而完成了自身文化身份的构建。这也印证了“只有是民族的, 才是世界的”这一亘古不变的文化传承之路。
摘要：美国当代华裔作家谭恩美在其处女作《喜福会》中探索了以母女冲突为表现形式的移民自身的传统与主流文化之间的矛盾, 解构出母女之间由冲突走向和解、最终回归母文化的心路历程, 以全新的视角观照美国华裔女性文化身份构建的过程。
关键词：冲突,和解,回归,《喜福会》,文化身份构建
参考文献
[1]谭恩美:喜福会[M]。程乃珊, 严映薇, 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9。
[2]程爱民:20世纪英美文学论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3]陆薇: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