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困境（精选7篇）
身份困境 篇1
实习教师 (student teacher) 是指要在未来从事教师工作的, 并且正在接受国家规定时间期限的教育实习的具有两种身份的“学生教师”。职前教师参加教育实习是其适应教师职业环境, 提高自身实践智慧的关键。接受教育实习就是为职前教师积累实践经验以应对未来教师职业的挑战。但是菲尔德 (Field) 和拉塔 (Latta) 认为, “尽管学校的设置已经提供给职前教师实践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专业知识, 但是他们总是不能够获得自己专业领域中的实践智慧”[1]。也就是说, 接受教育实习并不意味着实习教师就一定能够获得丰富的实践知识。对于职前教师来讲, 教育实习是接触教师职业的开始, 也是其由学生身份向教师身份转变的过渡。然而, 失败的教育实习经历往往成为影响师范类大学生改变教师职业倾向的一大重要原因。穆恩 (Moon) 认为, “吸引和留住新接触教师职业的人才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2]。因此, 关注影响职前教师由高校学生身份向教师身份过渡的教育实习环节成为重中之重。
笔者就实习教师的困境对5位应届实习教师 (尚未毕业) 进行了个别的非结构性访谈。5位应届实习教师中, 有一位实习教师的专业是教育学 (实习学校是小学) , 有两位实习教师的专业是学前教育学 (实习学校是幼儿园) , 剩余两位实习教师的专业是教育技术学 (实习学校是初中) 。在轻松的氛围下, 笔者与被访谈者一对一地进行交流, 因此访谈的自由度和弹性比较大, 更易于捕捉被访谈者的深层次感受, 同时也促进了本研究的顺利进行。
一、实习教师的困境
通过访谈, 笔者了解到实习教师在教育实习过程中都会出现超出实习指导教师指导范围的各种程度的身份转换困惑和困境。这些困惑和困境的处理不当成为影响实习教师脱离教师职业规划的关键点。这些困惑和困境主要体现在实习教师的身份认同、实习状态、教学效能感和教学反思等方面。
1.身份认同存危机
特伦特 (Trent) 认为“教师教育就是一个身份建构的过程, 教师身份认同就是塑造和再塑造以面对和适应学校、学生和政府变化多样的期望”[3]。实习教师的身份认同就是建立在自我感知、学校教育、家庭支持和社会反映之上的。许多实习教师在实习过程中大多抱有过于“理想化”的教师职业认识。
有一部分实习教师认为“应试教育使学生成为牺牲品, 既然知道了, 作为教师就应该去改变”, “我们以前的教师学历低、观念落后……我以后作为教师绝对不会像他们那样, 连点创意都没有”。但是, 面对应试教育成绩为先的现实, 实习教师变得手足无措, 对“教师到底是什么”, 或者说, “教师到底应该做什么”产生了困惑。“我讲课的时候, 学生直接跟我讲, 能不能不要讲那些没用 (考不到) 的东西, 能不能只讲考得到的东西, 还特别跟我说就像某某老师那样。我上课之前还专门在拓展性知识上下了功夫, 这让我很寒心, 感觉一厢情愿……我都不知道教师到底是要干什么。”“那些正规的教师工资都好低, 一个男孩子做教师很没出息。”
在访谈中, 笔者发现, 实习教师的身份认同存在很大的问题, 实习教师对教师职业的定位往往趋于功利化而且脱离教育发展的现实。由于缺乏经验, 实习教师很容易在现实面前受挫, 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些问题, 就可能在未来成为教师职业倦怠的导火索。
2.教学效能感缺失
实习教师的教学效能感是指实习教师对自己能否成功地做好教学工作和成功地引导好学生的主观判断和认知。“拥有较高效能感的职前教师比拥有较低效能感的职前教师在包括教学理解行为在内的特殊教育 行为上表现更好。”[4]实习教师教学效能感缺失的表现就是不自信和对教学的焦虑。
“其实, 当指导教师让我去单独承担教学时, 我特别紧张, 我害怕那些学生不听话或者提出一些很难的问题来刁难我。”“有一次我在课 (堂) 上给学生讲课的时候, 两次把答案讲错了, 学生提出来的时候, 我不知所措, 当时感觉自己的权威都没有了。后来上课就总怕出现那个事情, 越发不自信了, 老觉得自己是一个不称职的老师。”
班杜拉 (Bandura) 认为“一个人在特定形式下的行为方式取决于他的态度, 这种态度是其认知和情感的表现, 即效能感”[5]。在访谈中, 笔者发现, 过去的成功经历和失败经历都会成为影响实习教师教学效能感的关键原因, 而总结其根本原因则是实习教师的经验不足, 在遇到困难时未能及时地进行心理调节。实习教师教学效能感的高低会影响到实习教师的实习效果和今后从事教师工作的意愿, 因此, 如何提高实习教师的效能感就变得非常重要。
3.实习状态趋孤立
职前教师的实习状态趋于孤立是相对于知识管理而言。实习教师的孤立状态是指实习教师在教育实习过程中往往是孤立的, 很少与其他实习教师进行知识的互动和共享。佩德森 (Pederson) 和拉森 (Larson) 认为, “知识管理就是组织改变传统的交易性知识共享为组织内知识信息灵活传递的分布式知识管理方式”[6]。实习教师在实习中经常被鼓励进行网络互动和知识共享, 但是实际上由于各种原因, 真正的隐性知识的交流和共享却比较少。
“我们班的群也就是下达通知, 谁没事在里面聊聊自己的感受, 大家都很忙。”“自己不会的也问, 但是对自己获取的经验跟同学进行深度交流的则很少……有时候他们在群里聊天, 通知都被弄到 (聊天记录) 上面去了, 大家可能看不到信息……刚开始交流还行, 后来大家就不聊了。”“我们的指导老师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见面时间比较少, 沟通时间比较少。”“知识系统没听过, 群里有时候也会有上传的共享, 一般是指导老师让我们看的。”
在访谈中, 笔者发现, 几位实习教师都有意愿进行知识共享, 但是由于时间, 还有知识共享激励措施的缺失, 实习教师知识共享的积极性较差。实习教师的孤立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教师职业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教师职业要求实习教师能独立地完成教学任务, 包括备课、讲课、批改作业等都是“一个人”的工作。而实习教师不同于在职教师, 实习教师的孤立状态导致实习教师遇到问题时只能向工作繁忙的指导教师求助, 而这些问题往往并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
4.教学反思力不足
反思是外在信息和经验内化的过程。实习教师经常性地对自己的教育教学决策进行反思可以增加自己教学的灵活性和促进自己实践经验的积累。罗马诺 (Romano) 和史瓦兹 (Schwartz) 认为, “一旦教师开始自我反思实践, 就会持续地在他们的实践中获益, 并且持续地鼓励他们改善教育实践”[7]。除此之外, 反思对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实习教师作为一名新手教师, 如果力图要发展为熟手型甚至是专家型的教师, 就必须要不断地进行学习和反思。
“ (自己) 也会有反思, 指导教师让我们写反思性日记, 可是一般坚持不下来, 我写了还不到十篇……有用, (实习) 回去还要学习, 根本没有时间反思……就是写一下今天在课堂上怎样教课的或者帮助老师做了什么事情, 自己从中学到了什么。”“其实我经常在快要睡觉的时候会想一下今天自己的收获, 那也算是反思吧。”“反思基本上很少与同学分享。”
在访谈中, 笔者发现实习教师对反思实践重要性的认识不深, 反思深度不到位, 反思时间较少且不能持久。而实习教师的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实践知识的学习。实习教师在两种身份的转换过程中面临很多困境, 如有及时反思就可以深化其对困境的认识并最终促进其专业发展。
二、可行性对策建议
教育实习对实习教师来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实习并不意味着只是简单的教学。弗曼 (Feiman) 认为“新教师必须去教学, 而且必须学会怎样去教学, 无论有怎样棒的职前教师计划, 有一些东西却只能在工作中被学到”[8]。认识实习教师的实习困境, 进而可以帮助实习教师更好地在工作中获得有意义的经验。针对发现的实习教师身份认同存危机、教学效能感缺失、实习状态趋孤立和教学反思力不足的四个困境,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善。
1.合理定位实习教师身份
威戈 (Wenger) 认为“教师身份认同是一场战争, 它让我们去研究我们要做什么, 并且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中获得关于我们是谁的鲜明感觉”[9]。实习教师如果要打赢这场战役, 就必须合理定位实习教师的身份。首先, 实习教师必须认识到教师职业是做什么的。其次, 实习教师还要认识到教育理论超前于社会发展现实的现状。在中国这个人口大国里, 经济差距依然存在, 教育人才评价标准的改变还需要时间, 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明确教育改革大势的同时, 面对学生和某些教师群体唯考试论的现象, 实习教师应尝试进行引导, 并准确定位自己作为教师要做什么。最后, 实习教师在功利主义面前应学会坚持教师的价值, 不能将“利”作为衡量教师的唯一标准, 另外, 还应看到国家对教师职业的重视和教师的未来发展前景。只有这样, 才能提高实习教师的身份认同, 让实习教师以积极的心态完成学生身份向教师身份的顺利过渡。
2.增强实习教师的教学效能感
阿乐比恩 (Albion) 指出, 提高教师效能感要从教师教育计划、类似教师的成功经验、口头安慰、当时情感状态四个角度来进行[10]。因而在增强实习教师的教学效能感的过程中, 也应从这四个角度来做。首先, 实习教师在进行实习之前要做好教育教学规划。教育教学规划就是教学的整个过程的提前计划。计划包括编写教案、进行试讲, 做好教学的充分准备。其次, 和实习学校有经验的教师进行心理方面和教学方面的沟通, 观看优秀教师的教学视频, 注重成功经验的学习, 从别人的身上找到提升自己教学效能感的方法。再次, 对自己的不自信要适时地进行自我安慰和寻求他人的鼓励, 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可以顺利并且成功完成教学任务的优秀教师, 不断地进行心理暗示。最后, 寻找方法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 多思考自己生活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积极实践, 摆脱消极紧张情绪, 保持一颗“平常心”, 大胆地去实现自己的教学梦想。只有这样, 才能提高实习教师的教学效能感, 帮助实习教师以自信和达观的面貌完成学生身份向教师身份的顺利过渡。
3.促进实习教师知识的共享
知识管理就是实习教师将自己在实习中获得的经验和知识进行交流共享, 而学校对这些知识进行统一的管理, 以达到知识的最大效益。威尔逊 (Wilson) 认为所谓知识就是被赋予意义的信息, 要进行知识管理就要进行信息的交换[11]。首先, 学校在促进实习教师知识共享过程中, 除了要利用网络进行信息的交流外, 还必须注意知识共享的激励。比如, 指导教师可以在群里带头发言和互动, 引导实习教师进行交流。其次, 知识共享范围要扩大, 不能仅仅拘泥于指导教师与实习教师之间的知识共享, 实习教师之间知识共享的重要性不能忽视。实习教师之间的知识共享可以通过固定形式和固定时间的讨论开展进行。最后, 实习教师的知识共享成果应该成为实习成绩测评的一部分。将实习教师的知识归纳成果提高到一个重要的地位, 这样才能激励实习教师在实习过程中注重知识的反思和共享。只有这样, 才能加强实习教师彼此之间的联系, 促进实习教师的知识积累和信息共享, 使他们充分地利用实习机会来完成自己学生身份向教师身份的顺利过渡。
4.注重实习教师的专业发展
实习教师要进行专业发展必须注重反思和集体的参与。刚刚接触教师职业的实习教师会面对很多没有预期过的问题, 而实习教师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又会获取大量的知识和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对于实习教师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但如果实习教师没有进行及时的反思, 就会降低这些知识和经验的价值。由于时间有限, 实习教师可以将反思日记变为反思微博或反思微状态, 不需要太多的字数, 只需要300到600不等的字数就可以把当天的关键经验和感想进行记录下来。另外, 专业发展要求实习教师将教师职业看成是一种专业, 实习教师获得专业的发展需要创设一定的专业发展环境, 这就与笔者讲的知识管理相联系。只有在一定发展环境中, 实习教师才能够在不知不觉中进行技能和知识的积累。伯尔曼 (Birman) 等人认为“在教师的专业发展中, 集体参与能够有利于塑造教师们对所建构的目标、策略和方式产生共同理解的专业文化”[12]。因此, 这就要求学校在对实习教师进行管理时要加强实习教师专业发展文化环境的塑造和教学反思习惯的培养。只有这样, 才能促进实习教师的专业发展, 使实习教师充分地把握好实习机会, 完成学生身份向教师身份的顺利过渡。
参考文献
[1]Field, J.C., Latta, M.M.What Constitutes Becoming Experienced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J].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01, 17 (8) :885-895.
[2]Moon, B.Research analysis:Attracting, developing and retaining effective teachers:A global overview of current policies and practices[EB/OL].[2013-10-18].http://www.ineesite.Org/uploads/files/resources/Attracting, _developing_and_Keeping_Teachers1.pdf.
[3]Trent, J.Teacher Education as Identity Construction:Insights for Action Research[J].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Teaching, 2010, 36 (2) :153-168.
[4]Gorrell, J., Capron, E.W.Effects of Instructional Type and Feedback on Prospective Teachers’Selfˉefficacy Beliefs[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1988:120-123.
[5]Bandura, A.Selfˉefficacy: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J].Psychological Review, 1977, 84:191-215.
[6]Pedersen, M.K., Larsen, M.H.Distributed Knowledge Management Based on Product State Models—The Case of Decision Support in Health Care Administration[J].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2001, 31 (1) :139-158.
[7]Romano, M., Schwartz, J.Exploring Technology as A Tool for Eliciting and Encouraging Beginning Teacher Reflection[J].Contemporary Issues in Technology and Teacher, 2005, 5 (2) :165.
[8]Feiman, N.S.From Preparation to Practice:Designing a Continuum to Strengthen and Sustain Teaching[J].The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2001, 103 (6) :1013-1055.
[9]Wenger, E.Communities of Practice:Learning, Meaning and Identit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192.
[10]Albion, P.Selfˉefficacy Beliefs as An Indicator of Teachers, Preparedness for Teaching with Te c h n o l og y[EB/O L]. (1999-03-04) [2013-10-18].http://eprints.usq.edu.au/6973/1/AlbionSITE_1999_AV.pdf.
[11]Wilson, T.D.The Nonsense of Knowledge Management[J].Information Research, 2002, 8 (1) :8-1.
[12]Birman, B.F., Desimone, L., Porter, A.C.et al.Design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at Works[J].Educational Leadership, 2000, 57 (8) :28-33.
身份困境 篇2
关键词：《白牙》 牙齿 民族身份 民族性
青年女作家扎迪·史密斯（ Zadie Smith，1975-）是近年来英国文坛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新星。 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白牙》 （White Teeth）出版于2000年，相继获得英国卫报处女作奖（Guardian First Book Award）、惠特布莱德最佳小说新人奖（Whitbread Award
for a First Novel）、时代杂志（Time） 2000年年度十大好书和2001年英联邦作家处女作奖（Commonwealth Writers First Book Award）等。2002年，她的第二部小说《签名收藏家》（The Autograph Man）出版，获2003年《犹太人季刊》小说类文学奖，同年被《葛兰太》文学杂志提名为最佳英国年轻小说家之一。
《白牙》的故事发生在伦敦西北部的威尔斯顿，小说主要讲述了三个家庭的故事：琼斯一家、伊克巴一家和夏尔芬一家。阿奇·琼斯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英国白人，在经历了与意大利妻子婚姻的失败之后，曾经试图自杀，后来娶了年仅19岁的牙买加人克拉拉·鲍登为妻，生了个女儿名叫艾丽。萨马德·伊克巴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孟加拉人，和孟加拉人阿桑娜结婚，二次大战后移居英国并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马吉德和米拉特。萨马德和阿奇都曾在二次大战中为英军效力，两人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生活中的阿奇无能而沉闷，在一家邮递公司工作，他讲求实际，认为平凡中也孕育着伟大；萨马德则是一名印度餐厅的服务员，但是他不满足于这份工作，爱幻想，有时又很极端。伴随着孩子们的成长，两个家庭增添了不少烦恼，问题也不断出现。因违反校规，米拉特和艾丽被学校安排到夏尔芬家接受为期两个月的行为教育。夏尔芬夫妇是德国和波兰犹太移民的后裔，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马科斯·夏尔芬是个大学教师、科学家，他终日忙于他的基因研究；妻子乔伊斯·夏尔芬是个园艺家，对异花传粉和物种起源很感兴趣；而他们的儿子乔舒亚后来则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强烈反对父亲对白鼠进行不人道的试验。
小说以“白牙”为题，牙齿的意象贯穿小说的始终。牙齿的意象首次出现是在阿奇与克拉拉偶遇的时候，当时克拉拉正从楼梯走下来，“她咧开嘴笑了，这一笑暴露了她的一个缺陷—整整一排上牙都不见了。”[1]小说第二章《出牙期的烦恼让我们了解到克拉拉缺少牙齿背后的故事。克拉拉当时的男友瑞安骑车带着克拉拉外出，撞到了一棵树上。瑞安安然无恙， 而克拉拉却摔掉了牙齿。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次事故，但是对于克拉拉来说，牙齿代表着她的民族的根。扎迪·史密斯在这一章开始便写道，“克拉拉来自某个地方，她有根。具体说来，她来自朗伯斯区（经过牙买加），并在情窦初开时与一位名叫瑞安·托普的人有过瓜葛。现在克拉拉很漂亮，但以前很难看。”[2]作者似乎想告诉读者，克拉拉失去牙齿之后就已经失去了部分根基。因为从那以后，克拉拉失去了对自己的宗教组织耶和华见证会的信仰，并且逃离了家庭。从此，她装上假牙来展现虚假的美丽，并将事实真相隐瞒了许多年。对于克拉拉来说，牙齿是自己民族传统的象征。她从小在西方社会长大，受白人主流文化的影响非常大，潜意识中就开始按照西方的审美观和价值标准来衡量人和事。少年时光都奉献给了自己母亲的宗教和自己的民族传统，课余时间除了发宗教小册子和等待世界末日的到来，什么也不被允许做。在她结识了瑞安并且萌发了爱情之后，她慢慢对宗教失去了兴趣，当他发现瑞安已经被母亲劝说皈依了耶和华见证会之后，她更加坚定了自己要和母亲背道而驰的信念。她决心改变自己的民族身份，和过去彻底决裂。她果断和瑞安分手，逃向了末日派对，在那里她与阿奇偶遇，在认识6个星期后，和47岁的白人阿吉结婚。失去牙齿的克拉拉与英国白人结婚是她人生的一个大转折，阿吉成为了她开辟未来、终结过去的救世主，这也是她梦想融入英国白人文化的关键一步。从此以后，克拉拉装上了假牙，并且改掉了口音，慢慢地把自己变成一个英国人。
小说的第五章、第十章和十三章都是以“牙根管”为题。牙根管治疗也是治疗牙髓疾病的最有效的方法，是一种以保持原来牙齿为目的的牙髓治疗。在这里，史密斯所要强调的似乎是牙齿的根（root），不管外表怎么光鲜，里面已经没有了原来的神经，对于萨马德、潘迪和霍滕丝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外面的牙齿，而是牙齿的根，他们自己的宗教和民族传统。曼加尔·潘迪是萨马德的曾祖父，据萨马德的回忆，潘迪是一个民族英雄，打响了印度反抗英国统治的第一枪。萨马德一直以自己的曾祖父为榜样，立志在战争中立下战功。但是英国的史学界从来没有把潘迪当做民族英雄，他的所作所为没有被任何人承认过，除了萨马德自己。但是对于萨马德来说，潘迪就是他的民族的传统，是他民族性的代表，他不停地跟别人讲述潘迪故事的过程，其实就是他寻求民族身份的过程。霍滕丝是第一代移民的代表，她的妈妈安布罗西娅被英国派驻牙买加的查理·德拉姆上尉夺去了童贞，在被英国殖民者“教育”的过程中，鲍登一家皈依了耶和华见证会，自此，“‘真理’进入了鲍登家的生活，直接经过血液从安布罗西娅流到霍滕丝。”[3]对于霍滕丝来说，她的宗教信仰似乎是她的根，她的民族传统的见证，但那也是英国殖民教育的产物。
当三个孩子在收获节那天拜访汉密尔顿先生时，汉密尔顿先生发表了他关于牙齿的一番议论。“……最重要的是第三颗臼齿。我想，也就是一般常说的智齿。我就栽在那上头。你们现在还没长呢，不过我的曾孙已经能感觉到了……智齿是爸爸遗传下来的，这一点我很肯定。所以你必须长得够大，才容得下智齿。”[4]对于第二代移民群体来说，臼齿是第一代移民的遗产，是建构民族身份并将本民族的语言、宗教信仰、文化遗产等传给下一代的方式。但对于第二代移民来说，身份的建构和对本民族传统的继承似乎成为了一个困境。伊克巴尔为了解决自己的困境，把自己双胞胎儿子中的哥哥马吉德送回了孟加拉，希望能够继承民族文化和传统。米拉特是伊克巴尔的次子，只比他哥哥晚到这个世界几分钟。在马吉德被送回孟加拉国的这8年间，家庭中的话题中心永远是那个远离了家门的孩子，以及围绕那个孩子而产生的纷争和吵闹。因此米拉特备感冷落，很少体会到家庭的温暖和来自父母的关爱，于是变得异常叛逆乖张。他经常参与打架斗殴。小小年纪便抽香烟吸大麻。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寄予了厚望的马吉德最终与民族文化和宗教渐行渐远，倒是一直留在英国的米拉特皈依了他父亲所信仰的伊斯兰教当中的一个派别，成了宗教活动的积极参加者。
艾丽也是第二代移民的典型代表。艾丽是一个“黑白”混血儿。她没有继承父亲基因中的白皮肤和蓝眼睛，却从母亲那儿遗传了“黑皮肤”、“非洲式卷发”和“牙买加大骨架”。[5]她也因此在少年时期饱受白人孩子的歧视和嘲笑，因而她十分厌恶自己的身份差异。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让自己抬不起头来的满头牙买加卷发变成直发，这是她寻求趋同、渴望得到认可的努力。艾丽竭尽全力融入主流文化的另一举措就是靠近夏尔芬一家。在小说《白牙》中，夏尔芬一家是强势文化的代表，在艾丽眼里，“夏尔芬一家比英国人更像英国人。”[6]因违反校规，米拉特和艾丽被学校安排到夏尔芬家接受为期两个月的行为教育。克拉拉想方设法阻止艾丽融入英国社会，不让她接近夏尔芬一家，却造成母女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艾丽离家出走，去外祖母霍滕丝那儿寻找文化之根。最后，当克拉拉的假牙不小心“咬”了艾丽的时候，艾丽发现了母亲隐藏许多年的秘密。对于艾丽来说，克拉拉的牙齿是根的象征，她在母亲那里寻求不到民族的根，于是转而到外祖母那里，从宗教中找寻自己的民族身份。
对于第一代移民来说，寻求自己的民族身份似乎陷入了一种困境。他们坚持自己的根—宗教、传统和民族文化，同时却又无法面对现实社会；想找到自己的民族认同感却又很难在主流文化中立足。他们一面反对主流的英国文化，又一面不得不在英国文化与自己民族文化的夹缝中生存。对于像萨马德这样的人来说，只能靠坚持自己的宗教和传统来保存自己仅有的民族性，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找到自己的根。对于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移民来说，想找到自己的民族性似乎更加困难。因为对于从小就生活在两种文化当中的人来说，想界定自己的民族身份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他们甚至向往主流文化当中的英国性的东西，想让自己在主流文化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即便是像马吉德一样从小被送回了孟加拉，英国文化对于他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英国人。但是，他们的寻求民族身份的种种努力都遇到了挫折。艾丽想通过减肥和拉直头发来从形象上更加英国化，所以夏尔芬这个典型英国化的家庭就对她充满了吸引力，为了能够待在夏尔芬家，她不惜与自己的母亲决裂。马吉德则是通过与马克斯·夏尔芬的通信来达到回到英国的目的，回来之后的他已经与自己的民族文化渐行渐远。米拉特小的时候就开始背离自己的民族传统和文化，跟许多英国孩子一样吸毒打架，寻求自己在学校中的认同感。但是他们所有的努力都不能改变自己的民族身份，也无法在主流社会中获得认同感，艾丽最后回到外祖母霍滕丝那里寻找自己的文化身份，米拉特最后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了一个狂热的宗教分子。
《白牙》通过牙齿的意象揭示出了几代移民的生活现状，不管做出什么样的努力，牙齿的颜色是无法改变的，自己的民族身份是他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企图抹去这种民族身份的努力都会以失败告终，只有接受历史，接受自己的传统文化，对自己的民族有足够的认同，并且拒绝排斥主流的英国文化，才是最好的寻求民族身份的方式。
注 释
[1]扎迪·史密斯，《白牙》，周丹译，南海出版公司，2013.p18
[2]扎迪·史密斯，《白牙》，周丹译，南海出版公司，2013.p20
[3]扎迪·史密斯，《白牙》，周丹译，南海出版公司，2013.p265
[4]扎迪·史密斯，《白牙》，周丹译，南海出版公司，2013.p127
[5]扎迪·史密斯，《白牙》，周丹译，南海出版公司，2013.p195
[6]扎迪·史密斯，《白牙》，周丹译，南海出版公司，2013.p242
身份困境 篇3
对第一批美国移民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他们价值观念的根基,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血肉中,但美国社会严酷的生存竞争迫使他们放弃母国文化而试途融入主流社会。华裔女作家谭恩美曾说过:“如果一个人想成为美国人,他不得不放弃中国文化。而一旦这样做,他便失去了平衡。”寻求文化认同的艰辛和失败,使这一代移民深切体会到“里外不是人”的尴尬。然而,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子女,在身份困境的问题上更为困惑。他们生活在与父母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里,接受的是美国文化,在思想上更倾向于接受美国文化与价值观。但是,无论华裔青年已经被美国化到何种程度,以白人为代表的主流社会依然把他们看作是少数民族,是中国人,关键时刻总会对他们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这使得新一代华裔极易产生一种迷茫和身份危机:“我究竟是谁?”
在赵健秀的《鸡舍中国佬》中,当香港梦女问主人公泰姆“你在那里出生”时,他说“我来自鸡舍”。他成长的中国城,在他眼里就是“鸡舍”。“贫瘠、肮脏、堕落之处,那里父亲们母亲们因为痨病奄奄待毙,孩子们因为厌倦无聊而倍感伤痛、乏味和压抑。中国人被描写为爬虫、蜘蛛、青蛙……干燥土地上喘息着的滑溜溜的鱼。社区本身就像殡仪馆,一个破敝的展览馆,或是一场惨兮兮的白人扮演黑人的滑稽歌唱表演。”在这个“鸡舍”里,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杂烩”。这些“杂烩”是混乱多元的各民族文化,它们影响着、困惑着泰姆这些华裔青年。他们的出生是被迫的,他们被抛入这个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愿意降生的少数族裔社区。在中国式家长教育和美式学校教育的双重影响下,他们越发困惑,表现出强烈的身份危机感。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企图摆脱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危机。然而,这些在美国出生的新一代华人子女,因为生活在与父母截然不同的文化环境里,耳濡目染,受着美国文化的熏陶,平时读的是英文书籍,而非儒家的经典,所以言行举止、思想理念等都不可避免地更加“美国化”。然而,这种“美国化”其中还蕴含着更深层次的含义。
在剧中,泰姆说话的腔调一会模仿白人,一会模仿黑人,唯独没有模仿华人口音,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是“文化上的孤儿”,他很困惑迷茫,他没有自己的语言,他认为华人口音、华人文化低于白人黑人的口音和文化,语言的丧失意味着身份的丧失,语言的自轻意味着文化的自轻。美国华裔试图通过模仿真正的美国人来掩盖自己的华裔身份,这种“美国化”实则是忘根的体现。
然而,为什么泰姆会对中国本民族文化产生如此排斥的心理呢?在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中,泰姆被教育到,中国人温顺而消极,没有男子汉气概,而这一点在他的父亲身上尤为体现。他的父亲是一家养老院的洗碗工,因为怕白人老太太偷窥,他每次洗澡都要穿着内裤。在泰姆看来,这是一个无法承担教育儿子、引导儿子的有名无实的父亲,一个对于敏感而有叛逆精神的年轻一代而言已经缺失或者死亡了的形象。他在本民族的父辈身上没能找到他所向往的阳刚之气,所以只好到他的偶像——独行侠那去寻找他所向往的阳刚之气。但是当他发现它所崇拜的偶像是一个充满歧视的白人种族主义者,而并不是美国华裔时,他保留中国人特性的最后一丝信念完全崩塌。美国主流文化对华裔形象的固有偏见、华裔对自身文化的自轻以及对老一代移民价值观念的不认可和怀疑,导致了年轻的华裔们不停地想摆脱中国文化打在他们身上的烙印,以更好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泰姆完全放弃了保留自身的中国人特性,想从他的新偶像——杰克的父亲身上寻找力量和希望。杰克是黑人拳击冠军,这位斗士亲口讲述了他的英雄父亲的故事,那是一位脊背上留有鞭痕以及恶狗咬过的伤疤、坚强而从不屈服的父亲。这是理想父亲的形象,是年轻而尚嫌幼稚、尚会动摇的叛逆者们获得鼓舞和慰藉的精神动力之源。他拥有泰姆所幻想的一切特质——强壮、刚健、充满男子气概。泰姆坚信,他应该成为这样的人。然而,当他跑到匹兹堡专程找到杰克的父亲——查理后,却发现理想父亲的神话纯系编造,是彻底的谎言。查理并不是杰克的父亲,只是他从前的教练。关于杰克的比赛战绩和传奇故事,一大部分都是杰克自己虚构的,而且在比赛中杰克经常是通过阴谋诡计取得胜利。这一切对泰姆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从杰克的父亲,从黑人文化,从不同文化中找寻力量的希望也破灭了。赵健秀将黑人拳王父亲的神话彻底解构,暴露出其某种“反英雄”意识,但也表现出更深层的渴望英雄的焦灼。移民及其后代的父子矛盾,是以父辈的无能与子一代的迷惘而暂告结束的。而这象征性的希望破灭的场景,预示出作家对于前途的深沉困惑:叛逆者自身承受着身份危机的折磨,却又找不到可以钦佩或敬仰的领袖人物,这一切使得叛逆者的叛逆行为只是一个以背相向的姿态,前途或者出路令人担忧。
与此同时,泰姆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在他眼中无能、没有阳刚气的父亲在查理心中却喜爱拳击,而且很有尊严,查理甚至还很敬重他。这一切,都与泰姆之前对父亲的印象与理解完全相反。泰姆对自己之前对父亲的偏见产生动摇,在某种程度上,他被杰克的谎言和查理的一番话唤醒,开始意识到老一辈华裔坚毅男性化的一面。他开始承认中国人特性中积极的一面,并一定程度上愿意接受中国文化。在文化寻求的漫漫长路中,年轻的美国华裔们终于看到了本民族文化中闪光的部分。
在最后一幕,泰姆在好友家遇到了前来寻找李的汤姆。汤姆是李的前夫,是一个美国华裔作家。他曾写过一本料理手册,但在剧中却被当作一本来自主宰文化档案库的食谱。汤姆和泰姆不同,他太想融入美国社会,太痴迷于被美国社会接受,甚至不惜一切代价。他完全洗去了自己的中国特性,接受了主流价值观,被美国同化。这实际上已成为背叛种族的典型代表。泰姆对他忘根忘本的行为很是鄙视,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也犯了相同的错误。他也在不断地逃避自己的本族文化,想在其他民族文化中寻找依托,想让自己的身份摆托中国文化的特性。他将自己寻求身份的希望分别寄托在独行侠和查理身上,可这一切都让他大失所望。他终于意识到作为美籍华裔,他不能忘记历史,忘记过去,忘记自己的根。如果抹杀过去,他们将会变成一群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没有身份、没有根的“浮萍人”,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多元文化社会中是不可能真正解释和确定自我的,就会失去自我存在和发展的根基。
该剧体现了作者对美国华裔的文化、属性和男人气概的思索,他反对白人种族主义者给华裔规定的属性,并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第一,华裔不能模仿白人或黑人文化;第二,华裔不能被迫接受单纯的“美国人”或者“中国人”模式;第三,华裔不能被当作“模范少数族裔”来对待。赵健秀认为,捍卫和坚持纯洁的亚裔和华裔美国属性是关键,他反对同胞在美国多元的熔炉中失去了亚裔和华裔的属性。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困境 篇4
1 影像:“土包子”、“城里人”
改革开放后, 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 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 形成了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为特点的第一次“民工潮”。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能力的减弱和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再次激活了农民致富的意识, 农民工开始大批量涌入经济发达城市, 形成蔚为壮观的第二次“民工潮”。紧接着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城市制造业的大力发展催生了第三次“民工潮”。如果把推动前两次“民工潮”形成的核心力量称为老一代农民工的话,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进城务工的年轻人就成为第三次“民工潮”的主力, 也叫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已有较多学者对其进行了论述, 如王春光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他们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如:缺乏务农经历、
文化程度较高、见多识广、对工作和城市化都有较高期望。从动机上看, 新生代农民工打工目的不仅注重工资水平, 更看重工作是否符合自己的个性及自我发展。然而, 城市需要农民工提供劳动资源, 却不能接受他们在没有适应城市生活之前存在的行为以及对于城市各方面带来的冲击, 更重要的是他们无法取得城里人对他们存在于城市的认可与理解。大多数城里人都对农民工尤其是老一代农民工抱有偏见和歧视, 认为农民工不注意形象, 没见过世面, 为人小气等。“乡巴佬”、“土包子”、“盲流”在一些城市人眼里成了农民工的代名词。同样, 农民工对城里人也并无好感, 觉得城里人瞧不起人、不够义气、缺乏人情味。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与城里同龄人一样追求时尚、崇尚自由, 但他们在根本上却难以融入城市主流社会。调查显示:有24.83%的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不太友善, 以至于心理与行为上排斥他们。是什么原因让市民与他们有如此大的隔阂?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一种和人相联系的叫做身份的称呼。《辞海》中的身份指人的出身、地位或资格。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 所谓“身份”是在社会声望方面可以有效地得到肯定和否定的特权。由此可见, 身份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 它还代表一种地位和权力, 是人们的道德行为规范准则。新生代农民工从乡村迁往城市, 从一种生活方式转向另一种生活方式, 在面对身份转换和认同的问题时他们产生了迷失, 遇到了与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大的困惑。如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市民身份的认同远远大于农民角色的认同, 他们把自己定位在城市打工者的序列之内, 即“打工族”。对于“农民工”的称呼他们并不认可, 认为这只是城市强加给上一代农民工的。有调查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仍是农民的有25.7%;认为自己是市民的有5.4%;认为自己是半个城市人的有26.9%;说不清自身身份的有41.9%。“半个城市人”和“说不清”都是不明确的身份认同, 共占被调查者的68.8%, 也就是说, 超过一半的人对自我身份认同趋于模糊。新生代农民工对自我身份认同呈现出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内心自我矛盾性, 这种自我矛盾性导致了认同困境与身份焦虑。他们在归属感中彷徨, 身份不断模糊, 常常陷入“我是谁, 从何而来, 到何处去”的追问。这种主观认同困惑使他们表现出行动上的对抗性, 情绪上的抵触性, 极易引发社会问题。
2“农民”、“市民”: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一方面在城务工过程中习惯了城市生活, 另一方面又因为更多的期望没有在城市实现而不断徘徊;他们对城市寄予了希望和梦想, 但却不清楚未来自己在城市里的方向;希望外出寻找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的发展契机, 却在身份体制上又时时不得不提醒自己隶属于农村的现实。成为“农民”还是成为“市民”, 是农民工实现身份转换时所处的两难困境, 这种尴尬处境中最受夹击的要属“新生代农民工”, 尤其是那些出生、成长在城市, 不会务农, 与农村联系很少, 户口不在生活的城市, 但其身份又是农民, 在农村有一份责任田的成年新质农民工。面对通过读书、参军、婚配、买房等途径获得“体制内”非农户口的现实, 尤其是无数昔日打工仔发家致富后在城市买房买车转变为“城里人”的时候, 新生代农民工不能不这样认为:只有改变农民身份才能充分享受城市的公用资源, 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与尊重。事实上, 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有意或无意地表现出超越自身先赋身份的渴求, 不再把“农田”看作谋生的根基, 经过城市生活的熏陶, 他们已不再谙熟乡土社会。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 他们的务农意愿低, 未来愿望倾向于融入城市, 如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显示, 有55.9%的新生代农民工将来准备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 留下来成为“新城市人”。可见, 很多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不希望自己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只是作为城市的“过客”, 而希望通过身份转型能找到城市主人翁的感觉。但他们这种“转型”的愿望也是一个充满了张力和矛盾的过程。据笔者在杭州的调查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和休闲方式已经趋于城市化。从消费内容看, 吃饭、通讯、衣服、租房和购买高档消费品等方面都有较高比例的开支, 但他们仍会把工资的部分存起来或邮寄给家里。这种消费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城乡的态度和价值取向:一方面, 他们有强烈的购买欲望, 但他们也在理性消费, 在不妨碍自我发展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存钱;另一方面, 他们有强烈的融入城市的意愿, 并试图以消费方式或休闲方式去融入城市。特别是现今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方式主动吸纳、自觉内化、外显行为仿效, 如他们购买手机、mp3、笔记本电脑等消费品。在休闲方式上也丰富多彩, 如唱卡拉OK、溜旱冰、逛公园、上网等。这种追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城市文化的推崇, 对乡土文化的遗弃, 赶“潮”成为掩饰他们尴尬身份的面具。毋庸置疑,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对城市现代性生活更大的向往以及更强的融入城市的意愿, 被调查者仅有1%表示今后愿意回乡务农, 他们普遍认为, “农民”户籍让他们目前面对既难融入城市、又难回归农村的尴尬, “我们只是无奈的打工一族”。他们有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强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发展意识, 打工的目的已不仅仅出于生存的考虑, 更主要是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实现身份转型的内在潜能与外在优势, 但基于群体性偏见和城市社会对“农民工”身份的排斥, 市民拒绝与农民工平等认同。同样, 不被城市居民接纳和认可反过来也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居民产生偏见或误解, 资料显示有22.4%新生代农民工人为城市居民冷漠, 5.1%的认为城市居民心肠很坏。与城市居民的社会隔阂使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推崇情愫渐渐转化为身份认同的“内卷化”发展态势, 他们以老乡、朋友等关系构建一个以“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在这个社会关系网络中, 他们互相关心支持, 沟通情感, 形成一个对抗城市主流文化的防御性亚文化圈。于是, 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摩擦性互动使得两者在交往中愈发产生距离感, 甚至产生各种紧张、矛盾和冲突, 这反过来又阻碍着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的步伐。
眼下, 尽管呼吁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但这种希望的实现却面临诸多困境, 尤其是在各种制度约束下寻求自身超越的发展难题。加之城市社会对农民工形成的整体排斥环境, 他们的身份转型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此, 新生代农民工在撕去身份标签的过程中受阻了, 困惑了。
3“农村人”与“城里人”:是谁给了我们这样的安排
面对新生代农民工渴望的眼神, 城市政府也很无奈, 因为它们同样是不合理制度安排的承受者。新生代农民工陷入成为“农村人”还是“城里人”的困扰, 是因为我们仅仅限于思考该如何选择, 哪个选择更值得, 而忽视了这样的追问:是谁给了我们这样的身份安排?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帕金 (Frank Parkin) 的“社会屏蔽” (socia closure) 理论, 各种社会集团都会通过一些程序, 将获得某种资源和机会的可能性限定在具备某种资格的小群体内部。为此, 就会选定某种社会的或自然的属性作为排斥他人的正当理由。这些属性包括:民族、语言、社会出身、地域、宗教等等。在“社会屏蔽”下, 各种不同身份之间有明显差异, 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占有不同的社会资源, 拥有不同的社会权力, 并且具有不同的机会结构, 个人一旦获得某种社会身份, 在很大程度上便成为终身性的, 很难依赖个人的力量加以改变。农民和城市身份的划分是我国在建国初期所特定历史时期应国情进行人口管制和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之一。建国初期, 农村自然灾害带来的饥荒和城市“旱涝保收”的工作提供的优越生活使大批农村人纷纷涌向城市。经济学家们对此现象也进行了多番论述, 如舒尔茨 (T.Schultz) 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认为人口迁移的发生是因为个体期望从迁移中得到大于迁移成本的收益。而托达罗的人口迁移模型认为, 人们做出迁移决策的依据是“预期”的城市—农村的实际工资差额和在城市成功取得就业的可能性。无论经济学家从何种角度对乡—城流动进行原因剖析, 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 新中国正处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之际, 国家急需发展工业以提高我国的现代化水平, 这就形成了以重工业为前导的经济发展思路。在以计划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指导下, 事实上就形成了农业服从工业、农村服从城市的社会资源划分界限, 这种分界最终以1958年1月公布的《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 划出了城镇和农村两大类居住区, 形成了城乡分割的“身份制”。这种制度安排最终将农民群体与城市人严格区隔开来。从此, 以限制城乡人口 (主要是农村人口) 自由流动为特征的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被构建起来, 并对城市居民和农民两种不同身份采取不同政策对待。至此, 差异迥然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形成, 可以说, 正是这种对农民身份的歧视才演化为今天农民工被歧视的现状。但新生代农民工就应该被主流社会乃至国家所忽视, 进而受到歧视么?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恰能引导我们走出农民工身份“转型”的困境。如果说户籍管理制度曾经在控制城市人口过度膨胀, 防止农民大规模涌入城市, 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出炉的政策如今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转移及人的自身发展, 既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也促成了社会的不公, 成为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的最大路障。
4 结语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 有1.45亿左右在城市生活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 其中多数为新生代农民工, 虽然长期生活、工作在城市, 但他们没有享受城市居民同等公共福利及政治权利。尽管提倡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但农民身份形成的复杂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多重性决定了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 固有的户籍制度及现行城市管理模式的制约与牵制使这一服务于城市的年青群体倍感身份尴尬, “农村人”、“城里人”的认知困惑令他们无所适从。笔者认为:在不断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今日, 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也将成为今后户籍制度改革的亮点工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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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困境 篇5
当然, 阿来文化身份建构历程的精神起点有其特殊性。他有着天然的多重的族群身份和文化身份。成名后, 在很多散文、访谈和演讲中, 阿来都特别强调自己创作中身份构成的复杂:在族群身份认同上, 阿来自述“我是一个回族与藏族的混血儿, 所以选择了藏族作为自己的族别, 仅仅是因为从小在藏族地区长大, 生活习惯最终决定了我自己在血缘上的认同感”。这种表述并非多此一举, 因为在阿来的出生地阿坝, 村落的原住民属于今天被称为“嘉绒藏族”的族群, 村落内还生活着部分汉、回、羌移民和他们与原住民通婚的后代。根据民族学家的研究, 这一地区地理上的“过渡地带”与文化接壤的相互关联使多民族血缘、文化“枝枝相覆盖, 叶叶相交通”, 这一特殊族群确实存在“无界的身份”问题, 身份现实和身份感充满着不确定。这种“身份边界的模糊或破碎”产生的不确定给当事人带来程度不同的苦恼和焦虑, 由此引发“我是谁”的表述危机。阿来在《大地的阶梯》中描述了嘉绒藏族特有的心态:“真正的当地人把我们当成汉人, 而到了真正的汉人地方, 我们这种人又成了藏族了。真正的藏族和真正的汉族都有点看不起你。”
作家对身份认同远比常人敏感, 相对于族群认同, 更难的是文化身份上血亲般自我确认与深刻体认。阿来曾经多次进行虔诚的“还愿之旅”。在创作《尘埃落地》、《大地的阶梯》、《格萨尔王》的前后, 他遍访阿坝的各个角落和广大的川西北藏区, 踏访藏传佛教的寺庙, 与寺院僧人交游。与形形色色的汉人、藏人广泛接触, 从民间收集资料, 大量阅读有关藏族佛教和历史的书籍, 梳理并形成了他思想观念中的阿坝藏族历史文化概念, 不断强化深化民族文化、价值的认同。但是, 由于使用汉语完成现代教育, 并进行文学创作, 因此阿来的文化身份, 实际上是在两种文化之间的一种艰难流浪, 并产生一种“异质感与疏离感”。也正是这种“流浪”使他具有“最初的文学敏感” (3) 。阿来在《汉语:多元文化共建的公共语言》一文中曾以“月亮”为例说明, 如果将汉语作为公共语言, 一种在中华民族延续了千年的族际语, 自己的创作完全能体现独特的本民族性。“汉族人写下月亮两个字, 就受到很多的文化暗示……而我写下月亮两个字, 就没有这种暗示, 只是来自于自然界的这个事物本身的映像, 而且只与青藏高原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天文景观相联系。……我如果能把这种感受很好地用汉语表达出来, 然后, 这东西在懂汉语的人群中传播, 一部分人因此接受我这种描绘, 那么我可以说, 作为一个写作者已经成功地把一种非汉语感受融入了汉语。”阿来并不认为使用汉语写作就丧失了宝贵的民族性, 这体现了一种尊重历史的民族文化观。“我作为一个写作者, 热爱自己民族的文化。但一个已经在历史进程中处于弱势的民族, 其文化已经不可能独自在一个封闭环境中自我演进了。没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民族文化。” (4) 在这里, 阿来关于民族认同、民族文化的观点无疑更强调当下真实状态与历史的建构性, 他反对关于西藏文化的“流行的那些过于符号化的内容”。藏族文化不再只是一个神秘、遥远、浪漫的代名词, 而是一个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存在。那种理想的、超现实的西藏形象, 将西藏美化为一片未受现代文明污染、带有乌托邦色彩与世隔绝的神秘之地。这些反历史的、理想色彩浓厚的西藏文化想象, 在熟悉当代西方理论的阿来看来只不过是西方知识界另一个“东方主义”的文化投射物。
阿来的思想意识构成, 总的来说是以现代理性为基础的知识积累、观察和经验, 包括一种具体的历史感与现实感。比如在宗教观方面, 有着藏族身份的阿来说, 他不具体地信教, 但对前世今生的说法都能理解。他坦言“知识把我解放出来了”, “佛教经典中的很多思想我是认同的, 但让去寺院参拜顶礼, 我是不会的。我观察自然, 大自然的一颦一笑, 会告诉我很多东西, 自然界的可能性、丰富性远远比我们想象的多。我的看法是, 不要总是关注他们的宗教, 仿佛藏族就只有佛教。那是表象的东西, 要看他们生活在其中的大自然, 多观察藏人的日常生活, 从中你能得到更丰富的信息”。 (5) 在《大地的阶梯——雪梨之乡金川》中阿来写道:“新建的寺院却引不起我丝毫的兴趣。因为, 在这片土地上, 藏传佛教的寺院已然失去了它的基础——群众的基础与信仰的基础。勉强的维持反倒显出了某种不识时务的寒伧。虽然这其中也不乏某种悲剧性的色彩。”这里, 藏传佛教的寺院作为一种逝去历史的符号, 阿来并没有将其神秘化, 凸显的是它与当下人心的错位, 透出的是时代的沧桑巨变。
再比如对于文学创作的态度。在藏族人传统的观念中, 写作是一件具有“神性”的事情, 是泄露上天的秘密。在藏区《格萨尔王》说唱艺人中, 有的在讲述时依然会有神灵附体的激情状态。作为一名现代作家, 阿来已经不可能将创作视作“神授”的迷狂。重述格萨尔王, 阿来在写作过程中主要通过到藏民族腹地调查研究、钻研史诗、核实和筛选史料来把握题材。从他谈创作的文字可以看到, 创作是一个经验知识性的积累过程, 甚至是一个艰难的文化选择、融合过程。譬如阿来曾经谈到写诗和接受外国作家的经历, “是逐渐从模仿到独立的一个漫长过程。就像我写诗时喜欢聂鲁达、里尔克、布罗茨基、曼捷施塔姆并受到他们的影响一样, 其实我写小说最早受的是《鱼王》的作者阿斯塔菲耶夫的影响” (6) 。阿来明确地把创作经验获取视为知识经验的长期习得的过程, 是个体历史经验表达和精神反省的组成部分, 和上天“神授”无关。
作为一名深刻的少数民族现代历史的观察者和表现者, 阿来对现代性的认识远比上世纪80年代扎西达娃那一批作家对现代化的歌颂态度要复杂。这表现为除了对现代过程的理解性态度, 也包括对现代的反思, 并且寻找到一个完全属于本民族的视角, 即从地方性经验出发, 最终抵达那种普遍的人类主题和人性关怀, 自觉地将嘉绒藏族地区的地域元素和地方性知识转换为一种普遍性的人性叙事。《空山》中, 在对藏地“机村”漫长历史书写中, 有意识地去寻求和表现藏地乡村的独特意味。比如机村村民对于“国家”的情感体验。这个非常封闭, 被高山密林所环绕的藏族小村庄的村民面对“民族国家”这样的现代性产物, 完全没有关于“国家”的意识和体验。在他们心里, 有村庄、土地和森林概念, 他们很难理解祖祖辈辈劳作的土地、森林怎么会一下子全都属于“国家”所有。当“国家”以前所未有的政治方式, 从外面强行进入机村后, 村民对“国家”的困惑与质疑就成为机村一种独特的历史经验。这种现代性的压抑力量无法理解, 却又必须接受的历史叙事, 显然有超越地方性抵达普遍的意义, 作品中那些偏僻藏地的个体经验能够带给人们共享的生命体验。
总之, 阿来的文化立场、创作思维都表现出典型的跨文化、跨语言的特征。在他的视野中, 由于有不同民族的文化参照系统, 能自由穿行于藏汉两种文化之间, 能够主动地去比较、借鉴两种文化的优势, 他一方面把握本民族的生活特质和精神特质, 传达出具有浓郁藏民族特色的文学意蕴, 同时又具有世界文学的眼光, 在当代理论思考中反思自己民族的历史, 最终获得了文化独创的价值。阿来是一个勇敢的、开放的和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作家。历史告诉我们民族特性并不是由本性或纯洁度所决定的, 在不断的历史演进中, 民族的文化身份往往在改造、在不断产生差异中更新自身身份。
注释
1德吉草:《认识阿来》,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8 (6) 。
2阿来:《多年写作, 我的内心总在挣扎之中》, 《北京晚报》, 2009年9月2日。
3阿来:《寻找本民族精神》, 《中国民族》, 2002 (6) 。
4《青年作家:中外文艺》, 2009 (12) 。
5《阿来谈〈格萨尔王〉:让你读懂西藏人的眼神》, 《中国艺术报》, 2009年9月24日。
身份困境 篇6
1.石黑一雄的自卑情结
首先在英国兴起的工业革命造就了先进的“西方”, 也将落后的“东方”区分了出来, 同时, 它也加速了亚非拉美等地的殖民化进程。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 在20世纪中叶, 英国的工业总产值位居世界第一。那时的英国也被冠以“世界工厂”的名号。此外, 英国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 因而它也有了“日不落帝国”的称号。但是, 二战后, 英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当英国人从战争的胜利中醒过来时, 他们突然意识到过去的辉煌已经不复存在。250, 000英国士兵牺牲在二战的战场上, 1/4的英国国民财富在战争中化为灰烬。此时, 美国和苏联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大国, 而英国只是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配角而已。同时, 亚非拉美等地的民主独立运动也已经轰轰烈的展开。作为英帝国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英国的殖民体系开始逐渐瓦解。在1956年7月26日, 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这标志着英国海外影响力的衰落。而在石黑一雄的第三本小说——《长日留痕》中, 故事发生的时间就设置在1956年。其实, 这种时间上的巧合并不属偶然。一些评论人认为, 在《长日留痕》中达林顿府就是英帝国的象征。达林顿府被卖给美国人法拉戴先生就象征着英帝国的衰落和美国的崛起 (鲍秀文、张鑫76) 。英帝国已经成为历史, 这也让英国人意识到他们已经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了。
除此之外, 文学界写作焦点的变化对于英国人, 尤其是对英国“年轻一代作家”的影响也不可小视。殖民扩张时期, 西方发达国家的白人文化属于主流文化, 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则处于边缘化状态。同样, 西方发达国家的作家主导着整个文学界。例如, 从1901年到1960年, 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除了1913年的泰戈尔和1945年的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其他全是欧美白人作家。可是, 进入20世纪90年代, 情况发生了转变。如199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 1991年则是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 而1992年是圣卢西亚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 还有1993年的美国黑人作家托妮·莫里森以及1994年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 (瞿世镜504) 。随着英帝国的衰落, 身处英国的“年轻一代作家”陷入了沉沉的自卑情结中, 因为曾经的英帝国是世界的中心。英国“年长一辈作家”只需要写作发生在英国的事与物, 作品就会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例如, 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直到现在还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推崇与喜爱。然而, 这一切都已经成为历史。以“愤怒的一代”和“荒诞剧”为代表的英国文学在20世纪难以重现曾经的文学辉煌。在20世纪后期, 许多伟大的知识战斗的前线似乎都是在诸如非洲、东欧、拉美这些地区。来自这些地区的作家亲历并见证着发生的一切, 他们在文学界中也渐渐崭露头角。相反, 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 人们失去了希望, 社会分化日益严重, 经济问题也突显出来 (Bradbury 442) 。摇滚、电影以及电视成为了大家的兴趣点。某种程度上, 小说似乎已经死了。
对于身在英国的石黑一雄来说, 他面临的是同样的自卑情结。石黑一雄从小生活并成长于英国, 一直以来他受到了英国文化和传统的强烈熏陶。随着时光流逝, 他已经渐渐地把自己当成一个地道的英国人, “年轻一代作家”的一员。因而英帝国的日渐衰落以及世界文学写作焦点的转移同样让他也陷入了沉沉的自卑情结中。不过让石黑一雄陷入边缘化文化身份困境的核心要素并不是他所处的社会背景以及文学背景——自卑情结, 而是他的个人背景——无根情结。
2.石黑一雄的无根情结
石黑一雄出生于日本的长崎。在他五岁时, 他随父母一起来到了英国, 随后便在英国接受教育、参加工作, 娶了一位英国太太, 并一直住在伦敦。直到1989年, 在离开日本差不多30年后他才再次回到日本。事实上, 石黑一雄对于现代日本几乎一无所知。他脑海中的日本印象一直都是根据童年记忆进行建构的, 可是现实中的日本却在急速地发展着。在他的前两部小说《群山淡影》和《浮世画家》中, 石黑一雄都将小说的背景设置在日本, 但是这个“日本”并不是他对现实的日本的写实描述, 而是根据他自己的儿时记忆、通过他自己的想象进行拼凑出来的日本。他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想描述现实中的日本, 而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兴趣。因为在那时, 英国人对任何不是发生在英国或任何不是发生在当下的事件具有强烈的好奇心 (Vorda 66) 。《上海孤儿》中, 石黑一雄将故事发生的背景设置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上海。这部小说讲述了主人公班克斯和他的日本伙伴明之间的友谊。由于这三部小说都有提及日本, 一些学者认为石黑一雄是希望剖析日本问题, 同时也透露出他想通过作品来展现自己对日本历史与发展的关注 (唐岫敏31) 。但是, 无论是长崎还是上海, 在他的小说中, 石黑一雄都只是将它们作为模糊的写作背景而已。实际上, 作为一名小说作家, 他认为他应该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 而不仅仅是复制现实世界 (Oe 54) 。他只是在利用英国历史或日本历史背景来衬托他想表达一些萦绕在他自己内心的想法 (Oe 58 ) 。此外, 石黑一雄小说中出现的日本人我们也不应该从写实的角度来解读。事实上, 在石黑一雄的小说中的人物就是生活中的普通人, 他们可以是日本人, 也可以是英国人, 他们可以是任何人。石黑一雄仅仅是想通过他们来表达自己而已, 因为石黑一雄一直对日本都没有归属感, 他从未认为自己是一位真正的日本人。
身份困境 篇7
现代性(modernity),在西欧是随工业主义的扩展而发展起来的,伴随着工业主义与理性化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取代和隔断了温情脉脉的亲情关系,城市生活中,快节奏的生活与科技发展下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社会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境下的现代性,其重要特征就是对未来的开放性和对传统的断裂性。
全球化从某种程度上说,加剧了这种传统的断裂与现代性的扩散。
“时空压缩”(Time-spacecompression)是哈维(David Harvey)在研究全球化与现代化时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以往,人们往往用不同的行为和时间、空间组成了“世界”这个概念,处在相同地域的人们同质性较强,居住在同一社区或同意村落的居民其身份往往具有单一性,但是,“时空压缩”的概念在20 世纪70 年代提出以后,挑战了这种传统的时空与地域相结合的观念。哈维用“时空压缩”这个概念,强调的是全球化影响下所带来的观念变革,而全球化的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先进的通讯科技和交通技术,加快了生产、消费以及资本流动的速度,也促使地理的隔阂逐渐消失。于是,地理空间就如幻像一般,在日常生活中,在同一空间和时间,我们可享用来自不同地方的商品。这样的结果就是世界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将“世界”呈现出来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时空的维度上,地球更好地表现为一个“地球村”。
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资本迅速累积,社会面临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社会结构也产生了变化,传统性与现代性被挤压到了同一个时空之中,甚至两者之间没有一个过渡就碰撞到了一起,造成了这两者之间不可避免的断裂,这也是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断裂。在这种断裂之下,中国改革三十年以来的社会矛盾也被集中到了一个时空之中,而本文所关注的主体就是在资本的流动和扩张过程中,由于人口迁移所形成的特殊群体———新生代农民工。
虽然农民工的出现,究其原因还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制度,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个体和群体的特质在与其他人或群体空前互动中正面临着变动、迷乱、离解、甚至是消失。农村与城市的二元分割可以说是传统性与现代性碰撞的主要原因,从农村进入城市,农民工首先面对的就是身份问题。“我是谁?”“我的身份是什么?农民还是城市工人?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身份认同的问题是许多进城农民工感到困惑的,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新生代农民工反而会更有体会。
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迁移进入城市,总体上还是处在一个相同的文化环境之内,而有所变化、需要他们适应的是市场与制度实践所造成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状况。然而,要将共享同一文化但彼此间却缺乏认同感的人们凝聚为一个整体,并在他们当中建立一种统一的认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乡的乡村认同感正在逐渐消失,比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辈而言,他们并不把城市当作“中转站”,也不把自己当作城市的“过客”,他们渴望留在城市,渴望城市的身份认同。但是对于他们的身份,仍然是不确定的。
产生这种身份认同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大多学者都将其归因于客观的制度与经济环境的束缚,但是全球化带来了资本的积累,中国日渐成为“世界工厂”,廉价的劳动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所在,而在这样的经济趋势下,人口的大量迁移,从西部、农村向东部沿海地区就不可避免,而传统对于农民的认识也不断被打破,城市中的农民究竟是什么身份,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也显得模糊不清。身份认同问题的产生,制度与客观经济环境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技术与大众媒体的发展似乎也可以为身份认同的疑惑提供一部分解答。
二、大众媒体下的想象空间与身份认同
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媒介越来越盛行,为形成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可能。想象的共同体是由安德森最先提出。大众媒体的发展离不开想象的基础,身处在复杂的想象情境之中,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想象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新的角色。阿帕杜莱的想象超越的“想象共同体”中想象的含义,而是基于现代性不断消减自身,又重新建构的特点,在交通与科技的发展下,将全球文化分为五个维度。对阿帕杜莱来说,全球化的基础就是想象,是一种实在,是作为社会实践的想象,并且这种想象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一个世界文化体系,而是全球化那断裂、离散,甚至碎片化的面貌。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是20 世纪80 年代后出生的青年人,对新兴科技的接受程度要远远高于老一代的农民工,他们对互联网络的熟悉程度也远远超过老一代农民工。虽然很多人在进入城市之前对于网络的使用和了解很少,这主要是受到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但是在城市里,新生代农民工对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较强。媒体景观加强了咨询的电子化能力,不仅是网络,移民文学、描述农民工生活的电影、新闻报道等都是随时可以接触到的信息。
现在国内主流媒体通过报道展现的也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保护”与“受伤救助”,不仅如此,非官方的媒介则用大量新生代农民工关于“讨薪”、“被歧视”的报道将这一群体“边缘化”。其实,不论是文字、影像还是民间的新闻报道,这样一些充满矛盾的残酷现实呈现在人们眼前,塑造了一个位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形象,他们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为了在城市里讨生活,承受着现实与精神的双重漂泊。
这些媒介为全世界的接受者提供了复杂的影像、叙事与族群景观,并且,由于复杂的信息渠道,相互联结的印刷、电影、电子媒介,模糊了接受者眼中的现实与虚拟镜像,使他们远离了自己生活的直接经验,产生出一个“想象的世界”,建构出他们眼中的“群体”。这样建构出来的“想象的世界”,他群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了解不再是一种幻想,而是基于大众媒体的想象所塑造的“集体想象”。这种集体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消减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化过程中建构起来的身份认同,为他们的身份贴上了标签。
三、缺乏话语权———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他者”形象的再生产
一个人的想象共同体,是另一个人的牢狱。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建构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大众媒体的发展来实现。然而在身份认同问题上,他群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互为主体的,因此在想象产生的过程中,这种“他者”的形象不断被再生产,甚至于连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都认可自己为“他者”。
大众媒体是流通于公共文化空间内的文化体系,是被各种话语的实践和文化的实践所建构而成的,大众媒体在只是的基础上展现的更多的是权力的象征。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权利话语体系———官方媒体、出版社等,以及受到市场化利益驱导的民间媒体,这两者代表了政府和城市主流社会文化的导向,他们拥有话语权力,能够实现对新生代农民工形象的建构。“他者”的形象一旦形成并为人所接受,就会不断再产生出对于这一群体的想象。
与这些拥有话语权力的公共文化空间的参与者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往往缺乏这种话语权力,他们无法为自己“说话”,在公共文化空间内,常见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被代表”,虽然这种情况在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下正在不断改善,但是这并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他者”形象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抹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