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理论（共9篇）
身份理论 篇1
摘要：文章基于组织身份理论界定了创新型企业成长的内涵,并从人才、制度与文化、创新成果转化分析了当前我国创新型企业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最后提出了推动创新型企业成长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组织身份,创新型企业,成长性
0引言
自科学技术部、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 (简称三部门)联合启动“技术创新引导工程”以来,三部门陆续开展了创新型企业评价工作,逐渐形成了鲜明的政策导向。创新型企业在区域创新建设、国家整体转型升级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如何推动创新型企业健康持续地成长,成为了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
根据组织身份理论,任何组织都有对“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组织”的疑问,并在回答这些疑问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创新型企业作为一类特殊的组织类型,其成长性与其它类型的企业应当有所区别,那么,创新型企业成长性的内涵是什么?在成长过程中主要会遇到哪些挑战?近年来学术界对创新型企业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国内有关创新型企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创新型企业的内涵界定和评价体系构建上,对创新型企业成长性关注甚少。基于此,本文从创新型企业成长性的方向出发,探究组织身份理论视角下创新型企业的成长性及其挑战,希望可以为推动我国创新型企业的成长提供有价值的对策建议。
1基于组织身份理论的创新型企业成长性内涵界定
对于“什么是企业成长性”,即内涵界定问题的探讨,可以追溯到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对企业成长特征的分析,企业从初创、成长、成熟到衰退,每个阶段都需选择不同的成长模式。企业成长一是数量的增加,二是规模的扩大以及伴随发展过程中质量的提高,是依靠以规模扩张为特点的量变过程和以提高生存能力为特点的质变过程的有机结合。随着研究的深入,一般认为企业成长是一个动态过程,呈现出在成长能力的持续作用下由量变向质变的动态演化轨迹。
然而,创新型企业不同于一般的企业,也不等于有创新的企业,创新型企业的成长性应与其它类型企业的成长性有所区别。根据组织身份理论,创新型企业所具有的核心的、独特的和相对持久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定义其成长性的主要维度。这些特征在创新型企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创新型企业通过这些特征进行自我认知,并通过各自特征的差异进行区分,根据这种差异来判断各自能力之间的差距,选择更加适合本组织的发展方向与路线。本研究从组织身份的角度考察创新型企业,认为其成长性主要包含以下方面:
(1)人才、制度和文化是创新型企业成长核心特征的内在体现,具体表现为依靠人才、制度与文化实现运营能力的提升与利润增长。人才,尤其是具有创新性的人才,是企业创新的源泉,创新型企业成长的最终动力表现为对人才的开发,并将人力资本通过升值与转换实现企业运营能力的提升与利润增长。制度决定着企业的整体架构和运行规范,作为创新型企业的上层建筑,直接关系到创新型企业成长目标的实现,只有通过制度将各类元素统一在一定的框架下有序运行,才能实现企业运营能力的有效提升和利润的持续增长。文化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创新型企业文化将创新树立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通过具体的文化表现形式持续提升员工的创造力,维护了创新型企业的健康稳定成长,并以无形资产增值的形式内在保障了企业运营能力的提升与利润增长的价值基础。
(2)以创新为手段和目标是创新型企业成长的独特性体现,具体体现为对研发能力的重视。在当今超竞争的经济背景中,创新成为了大多数企业构建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而创新型企业的定义方式决定其最根本的特征就是通过创新实现成长,这一点和其它类型的企业有着明显的区别。其它类型的企业往往会通过低成本等战略实现成长,其成长过程往往不必要包含创新特征,而创新型企业的成长手段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通过提高研发能力构建企业的竞争优势。同时,创新型企业的成长将创新作为组织发展的目标, 这与其它类型企业的核心目标往往也有区别。多数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往往会将销售、利润等作为组织的核心目标,创新并不是其一直不变的核心追求,而创新型企业对研发能力的培养,尤其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的重视是贯穿始终的。
(3)创新成果转化是创新型企业成长的相对持久的特征,具体表现为通过创新成果转化实现企业规模的持续增长。创新成果的转化一般表现为对现有技术和产品的深度开发,并通过新发现、新发明开辟新的领域和市场,实现企业市场占有率的提高与规模的持续增长。创新型成果转化是实现创新型企业超额利润的具体环节,企业将超额利润再次投入到新一轮的创新中,并不断通过创新的产出与投入来扩大规模,抢占市场份额,始终保持相对持久的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从组织身份理论的角度来看,创新型企业成长是一个以人才、制度和文化为核心,以持续的“创新”为组织发展的手段和目标,并最终通过创新成果转化使企业获得持久竞争优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创新型企业不断提高自身的运营能力与研发能力,实现利润与规模的增长。
2创新型企业成长所面临的挑战
任何类型的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都会碰到挑战与困境,作为一类特殊类型的企业,创新型企业成长有着自己核心的、独特的与相对持久的特征,这些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创新型企业成长所遭遇的挑战既有着和其它类型企业的共性,也有着自身的特殊性。
2.1创新人才供需不平衡是阻碍创新型企业成长的最主要因素
创新型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最终体现为人才的竞争,然而,创新型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有着自身的独特性。一般而言,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样化的,但创新型企业对创新人才的获取却是重点,此类人才是保障创新型企业成长的关键。然而,市场中人才的供需平衡往往难以达到理想状态,创新人才供需的不平衡成为了困扰与制约创新型企业成长的主要因素。
首先,从人才数量上来看,我国虽有着较大规模的人才供给,但创新人才,尤其是创新型企业需要的核心研发与技术人员却是稀缺资源,使得很多企业在搜寻与获取这类人才的过程中,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其次,在人才质量方面,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与企业实际人才需求有着一定的差异,大多数应届毕业生对企业经营和市场运作的细节不甚明了,在创新思维、 创新行为等方面所体现的全面素质往往也难以达到企业的要求。最后,人才分布的马太效应也是阻碍创新型企业人才有效供给的重要体现,高级别的人才往往倾向于在更高的平台上发挥自己的才干,这便逐渐形成了人才聚集的局面,使得很多处在发展中的、规模不是很大的创新型企业即便付出高昂的代价也难以获得需要的人才,长此以往便陷入人才供给不足、 创新能力下降、企业成长受阻、人才更难获取的恶性循环。
2.2企业制度和文化难以保障创新型企业成长的内在需要
创新能力有待加强、创新进度亟需提高等诸多问题一直伴随着我国创新型企业的成长,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创新型企业的制度不够完善、文化建设不够深入。作为一个以“创新”为主要特征的组织类型, 创新型企业的制度和文化需要以“创新”为核心,然而,目前我国部分创新型企业由于历史缘故,一般在规模较大且层级较多的表象下,多伴随制度较为僵化的特征,分配制度不够合理、政企关系不能完全分离、 权责不能完全对等、管理方法不够科学等问题广泛存在,总体上难以达到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高水平要求。同时,大部分创新型企业的的重心多在“业务”,对于文化建设虽然已经开始重视,但重视程度却不够, 创新文化渗透到员工的意识和日常行动之中还有很多具体的工作有待推动,要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员工创新动力和企业成长的内在保障,还需要企业在战略上给予高度的重视,并在投入上给予大力的支持。
2.3创新成果转化的配套体系不完善制约创新型企业成长
无论是制度、技术还是管理等方面的创新,最终都要形成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加强创新成果转化能力是推动创新型企业持续健康成长的根本出路。 创新成果的转化是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核心知识产权的开发和利用,要激活创新型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需要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氛围,加大对创新型企业成果转化的激励和扶持力度。创新型企业在成果转化方面的配套体系建设并不健全,成果转化力量依然薄弱,主要表现为企业本身的科技投入产出管理体系不够完善,因投入力度不大或投入绩效管理不善使得企业在吸收、运用和再造新技术时的力量有限, 难以发挥创新主体应有的作用,此外,创新成果转化缺乏市场大环境的支持,相关政策法律不够健全、资源匮乏、行业过度竞争等都使创新型成果转化面临重重阻力。
3促进创新型企业成长的对策与建议
3.1将创新意识的提升作为创新型企业成长的核心战略
意识产生动机,动机引发行为,只有将创新型企业的创新意识建设提升到战略高度,才能有效鼓励和引导创新行为,将创新潜移默化为组织的行为习惯, 整体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首先,创新型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作为企业发展的领导者和决策者,因其掌握的资源和权力,在推动创新意识建设过程要发挥主导作用,将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和管理创新等创新工作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的核心。其次,创新型企业要结合企业内外部资源和环境因素,确定企业业务的创新方向及发展方向,将创新意识具体化为企业的工作内容。再次,要将创新理念贯穿于企业日常经营管理之中,营造活跃的学习氛围和良性竞争环境,使创新成为企业所有成员的共同意愿。最后,要制定配套的竞争战略和企业职能战略,确保企业的创新意识能够得到切实的加强,并最终转化为企业的核心能力。
3.2提高产学研合作过程中的执行力
产学研合作是指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这一体系因其能统合创新所需的各类核心要素,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创新型企业应积极投身于产学研合作当中,寻求有效的创新资源,并不断提升将创新要素转化为具体产出过程中的执行力。目前常见的产学研合作方式有人才合作与研发合作,创新型企业可与高校建立人才定向培养的合作机制,即由企业向高校提出对人才的需求,高校采取定制化培养,从而弥补企业人才缺失的问题,这一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确定人才培养确实为企业所需,要提高执行力就需要企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结合实践给予学生不断的指导,保持充分的信息交流,让人才培养工作与企业成长紧密联系在一起。创新型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建立研发机构也是产学研合作的主要方式,主要是借助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优质人力资源,弥补企业研发能力不足的问题,这一方式中执行力的提高体现于如何保证合作过程中各方利益的均衡,一般需要通过完善的激励制度设计,促进各方有效统合资源推进创新成果的产出。
3.3加大投入进行制度完善和文化建设
完善的企业制度和优秀的企业文化是实现创新型企业成长的重要保障。创新型企业需要不断完善科学的管理制度,处理好企业中广泛存在的产权归属、 权责关系等主要问题,协调好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释放制度对创新的激励和资源整合能力,促进创新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些制度完善工作的进行往往需要借助外部力量,以专家意见和同行标杆企业为参照,投入资源进行全面优化,并通过制度执行力的提高,发挥制度的强大功能。创新型企业文化建设需营造创新氛围,激励员工进行各项相关的创新工作,使创新思维成为一种企业习惯,并将创新精神融入到员工工作各种可能的环节当中,培养员工的自主创新能力。文化建设的工作需要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并且在长期才能见到效果,不能因其短期难以见效而停滞不前或否定文化建设的积极功能,只有优秀的企业文化建设,才能保证创新型企业在正确的价值观指引下持续健康的成长。
3.4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引导作用
创新型企业的成长是企业本身资源与外部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创新型企业作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政府部门应在宏观层面建立健全引导机制,构建良好的外部环境。政府应致力于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制定和完善以创新为核心的产业、知识产权、税务和金融等相关支持政策,为创新型企业合理有序的成长提供有效的政策保障,引导并激励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活动。此外,政府部门还应发挥统筹力量,建立创新要素的宏观管理体系,调动和引导创新所需的各类生产要素向创新型企业集中,尤其要对中小型创新型企业进行帮扶,扶助其向更大规模和更高规格转型,从而全面提升我国创新型企业的成长能力。
4结语
21世纪以来,创新型企业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人们对创新型企业的评价、管理、文化、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的研究。本文以组织身份理论为研究基础界定了创新型企业成长的过程,分析了我国创新型企业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人才供需不平衡、制度与文化建设有待加强、创新成果转化的配套体系不完善问题,进而提出将创新意识提升作为企业核心战略、提高产学研合作过程中的执行力、加大投入进行制度完善和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政府宏观引导作用的对策和建议,希望可以为推动创新型企业的成长提供有价值的思路和方向。
身份理论 篇2
【关键词】身份 面子 面子威胁
近年来，身份备受各界学者的关注，成为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重大课题。在语用学的研究中，许多专家学者也将其引入。
一、身份理论
身份是当前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社会个体或群体的社会属性。近年来，不少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Stryker （1987）、Lillville（1985）、Tajfel（1986）、Turner（1987）分别从社会学、认知心理学、心理学等方面阐述身份构建理论。 Brewer&Gardner（1996）区分身份自我呈现的三个层面，即：个人层面（individual level），交际层面（interpersonal level），群体层面（group level）。Simon（2004）提出的身份自我方位模式（Self-Aspect Model of Identity）。该模式提出一个人的自我概念属性包括：
—个性特点（Personality traits，例如：内向）
一能力特长（Abilities，例如：懂双语）
一外在特点（Physical features，例如：红头发）
一行为特点（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例如：热爱工作）
一信仰（Ideologies，例如：爱国）
一社会角色（Social roles，例如：父亲）
一语言附属（Language affiliation（s），例如：汉语、英语）
一群体所属（Group memberships例如：女性、基督教徒）
该模式清楚阐述身份的几个主要属性，是社会学、心理学和社会认知途径相结合的产物，他认为无论个体、关系或群体的身份都通过这些属性表现出来，体现身份本质为认知性和社会性。后来Helen Spencer-Oatey（2007）运用Simon身份理论来分析面子问题，指出评价自我属性的四个准则：价值（Valence）、向心性（Centrality）、时间性（Currency）、Actuality（现实性），其中价值评判可分为：消极、中立、积极。Spencer-Oatey指出在交际过程中，交际者总是想要自身建立的身份形象能获得积极的评价。因此，交际者的身份属性积极的方面则与与面子存在紧密的联系。同时。当交际者的身份未获得积极评价时，则会造成面子威胁。
二、面子与身份
Goffman（1967）认为面子指在特定的社会 交往中，个人成功地获得其向他人声讨的同时也是他人认为 他应该获得的社会正向价值，它是一种以被认可的社会属性 加以描画的自我意象。Brown & Levinson将面子分为正面面子和负面的面子。正面面子指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可、肯定、喜爱、赞许，或希望被视为同一群体的成员；负面面子指有自主的权力，有行事的自由，行为不受他人强制或干预。但他们都仅仅局限于个人层面上的探讨。Spencer-Oatey（2002）从个人和集体两大角度出发 将面子划分为：质面子（Quality face）和社会身份面子（Social identity face）。质的面子是指人们人们希望获得别人对于其个人品质方面积极评价的愿望；社会身份面子是指人们希望获得别人对于其社会身份或角色的认可与支持的愿望。
本文将运用Simom的身份自我方位模式，将身份属性同面子相结合，应用实际案例，对面子威胁做进一步的分析。
例1：两个女生一前一后拎着沉重的行李，走在后边的女生气喘吁吁。后面女生突然喊道：走慢些，我快走不懂动了。前头女生回应道：哎，真没用啊，像你这么慢，得搬到什么时候。
（后面女生不说话，自顾自地拎着行李往前走）
在这个例子中，“没用”、“像你这么慢”是对女生能力特点、行为特点等身份属性方面的描述评价，但这些消极评价无疑伤害了她质的面子，即希望自己在获得别人积极的评价（做事速度快、能力强）
例2：窗外听到一对男女在吵架，女的声音尖锐刺耳。在屋里的老公发了句牢骚：“女人一开骂，后果真可怕，千万别得罪女人。”正在扫地的妻子瞪着老公回应：“那是男的没用。”
Spencer-Oatey的观点认为是否威胁到他人的社会身份面子在于是否威胁到他人作为群体的成员而具有的群体特征。在这个例子中，老公的话语“开骂”、“可怕”、“千万别得罪”涉及到对女性群体身份属性的消极评价，虽不是针对妻子，但间接威胁到了妻子作为女性群体成员想要构建的社会身份属性。妻子作为女性群体当中的一员认为女性群体具有许多好的正面的、积极的属性。而老公的话语刚好是对妻子社会身份面子的否定。
在Spencer-Oatey后来的研究中，还从社会身份构建划分出关系面子（relational face），主要指通过与其他群体的交际，这个群体希望获得积极评价的愿望。
比如：小王对同事小李说：“这个社会女强男弱。”小张（男）在一旁脸色变了。
社会的主流文化当中，相对女性而言，男性象征着在权力，力量等处于主导地位。而“女强男弱”刚好是对男性这一形象属性的否定，即相对女性变强而言，男性的这一身份属性相对弱化。
三、结语
本文通过Simon的身份自我方位模式的论述，将身份属性同面子相结合，分析得出当交际者的身份属性未获得积极评价时，就会导致面子威胁现象的发生。
参考文献：
[1]Simon，B. Identity in Modern Society：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M]. Oxford： Blackwell，2004.
身份理论 篇3
一、教师人力资本产权的概念及其特征
教师人力资本是通过特定的投资体现在教师身上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的存量总和。教师是我国高层次人才, 承担着生产与复制知识、推动科学进步与技术创新的重要职能, 其人力资本是一种宝贵的社会资源。人力资本产权反映的是行为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教师人力资本产权由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与支配权组成。教师人力资本产权的界定过程实际上是对教师人力资本的价值、使用价值和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和稀缺性的规范, 是对教师人力资本所有者行为边界的界定和评价。它一方面确定了国家、学校和其他人与教师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发生关系的方式, 另一方面确定和明晰人力资本收益的归属关系。教师人力资本产权相对于物力资本产权有其独特性, 主要表现在:
1. 教师人力资本产权的私有性
不论是人力资本还是物力资本都有其所有者, 它们可以是个人、单位组织和国家。但是与物质资本不同, 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只能是个人, 这就是说人力资本是具有私有性。
第一, 教师人力资本与其载体不可分离。从资本的自然属性来看, 人力资本是体现在活的人身上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等内涵性要素, 只能存在于人身上, 不能与其载体分离。也就是说, 教师人力资本载体天然地占有其人力资本。
第二, 教师人力资本产权的可让渡程度较小。教师人力资本可以通过订立契约等方式转移部分产权, 如使用权、支配权等, 但是却不能转让所有权, 因为转让所有权意味着教师人身自由的丧失, 这在自由社会里是不允许的。
第三, 教师人力资本的使用和投资是同步的。教师人力资本在工作中, 教师人力资本的使用就是教师运用自己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等能力进行教学和管理工作。在这个过程中, 由于教师自身的智能性、主动性和学习能力, 会不断地积累人力资本, 学校等教育机构还会为教师提供在职培训等, 使人力资本得到投资和积累。
2. 教师人力资本产权的契约性
教师人力资本产权的交易必须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首先, 在现代社会, 每个人包括教师都有平等谈判的权利。平等谈判是为个体人力资本所有者提供表达个人权力和利益要求的交易机会。其次, 平等谈判基础上对双方权力、责任、利益界定的一致同意导致契约的产生。再次, 契约包括了交易双方履行契约的激励和违背契约的处罚。承认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契约性, 是建立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的前提。所以, 教师人力资本产权交易的契约性是维护教师合法权益的基础, 也是完善学校等教育机构管理的手段, 还是我国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从“单位人”到“契约人”———教师身份的变迁
1. 计划经济体制下教师的“单位人”身份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单位组织”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1]从某种程度上讲, 中国的社会就是一个单位社会, 所有的人都被归属于一个“单位”之中。单位不仅提供诸多物质资源、利益和基本的社会保障, 而且也给人以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教师人力资本产权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属于国家的, 国家自然而然地享有对教师的支配权和使用权, 这种支配权和使用权具体下放到各个单位组织也就是教师所在的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而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是一种典型的单位组织, 而且是更加具有“国家”符号象征的“事业单位”。学校一方面享有国家授予的分配国家资源的权力和国家赋予的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另一方面学校可以利用这种权力对教师进行去留任免的管理, 并通过对这些资源的分配使教师获得权利、身份和地位。教师也在很大程度上服从并依赖于学校, 因而也就具有“单位人”的身份。
“单位人”教师身份一方面使教师在当时国家一穷二白的境况之下享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 另一方面, 国家通过对教师的控制宣传国家的主流思想。此外, “单位人”身份还与其学术身份密切相关。教师身份不仅要受制于官僚体系的行政身份, 而且也要受制于学术身份, 人们常用职称来说明教师的学术水平, 比如中小学教师职称可分为:特级教师、高级教师、一级教师、二级教师。职称越高的人享有的声望就越高, 也更具有专业权威。[2]
2. 市场经济体制下教师的“契约人”身份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产权当事人双方为满足各自的需要可以达成权利义务约定。双方交易的实质是资本产权的交易。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权利是自主性的, 所以人力资本产权的这种私有性决定了人力资本配置机制是市场机制。
教师掌握自身人力资本产权, 在与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确定劳动关系的过程中, 双方当事人是平等的产权主体, 进行对等的产权交易。在交易中, 双方当事人充分体现各自的意愿, 自由约定, 不受干预和胁迫, 劳动关系的调整被推向了市场的自主调节。
人力资本产权的契约性决定了教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通过与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订立契约进行人力资本的交易。教师由此变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契约人”。首先, 教师人力资本交易受市场机制或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的作用和检验, 其价格除了决定于教师人力资本的价值之外, 还受教师人力资本产权市场供求的影响。其次, 教师人力资本产权价格水平的变化, 引导着人们是否选择教师职业, 并且促使教师提高自身人力资本价值, 增强教师流动性。最后, 教师的养老、医疗等保障和福利内容实现社会统筹运作, 减轻了学校单位的负担, 同时也更科学合理地保障了教师的合法权益。
为了保障教师“契约人”的身份, 我国目前的《教师法》提出, 我国将逐步实施教师聘任制。实行教师聘任制, 就是学校与教师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聘用合同, 明确学校内部各教育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各教育主体的地位和作用等, 形成双向选择、各具相应权责的契约法律关系。
三、教师身份变迁中的危机
在转型期, 我国社会结构急剧调整。从制度上说, 凭借陆陆续续建立起来的种种制度与话语, 教师身份的建构一再被复杂化和多样化。从文化上看, 信息传播增多和文化参照频繁, 多元化的文化价值观念、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 形成了亨廷顿笔下的“文化上撕裂的国家”。[3]“文化的撕裂”使得当代教师必然面临着生活经验的重组, 也使得教师意识的形成日趋地多元化和复杂化。另外, 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对于教师的培养、管理和评价也面临着变革。这些因素使得教师、教学乃至整个教育事业暗生危机, 影响其正常发展。
1. 教师情感的不适应性
市场经济使得经济、文化、符号和社会资本都带有可售性的特征。[4]过去作为“单位人”身份的教师, 延续了过去“官、士”的社会地位, 成为社会中有“身份”的群体。可是, 变革后的社会作为一种对传统教师精英身份制度建构的潜在消解力量, 它使教师以往所谓“神圣的身份”危机重重。教师在“契约人”的身份下, 感觉到和其他职业群体没有区别, 教师传统的知识及其文化的权威形象、地位开始全面式微, 传统意义上的精英阶层的“官、士、师”的身份一体格局被打破, 由“出仕”而“重教”到“尊师”的传统被瓦解。[5]没有了身份上的认可, 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教师的工作热情, 使教师们往往是无所适从的。身份的分散性和模糊性, 个人的无意义感, 这些都已经成为教师这个群体根本性的心理问题了。[6]
2. 教师身份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之间的相互抵触
认同发生在自我、个体以及社会 (群体) 之间。自我认同或者社会认同的根本问题就是身份的澄清和确认问题, 其核心问题则是“价值”问题。“契约人”身份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努力提高自身人力资本的价值, 追求人力资本产权收益的最大化。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理性人所遵循的价值观念, 同样也是教师通过对身份的重新认识之后的行为。但是, 社会认为教师应该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觉悟, 应该大公无私、舍己利人、毫无私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国家的教育事业服务等等。这样的抵触造成了社会对教师行为的不理解和不认可, 使得教师本来无所适从的心理遭受更大的打击。
3. 教师流动的不合理性
拥有人力资本产权的教师摆脱了国家和单位的束缚, 可以在市场上自由流动, 可是教师流动尤其是我国中小学教师流动的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教师不合理流动现象阻碍着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第一, 教师流动的失衡性。从学校间来看, 优质教师主要是从普通学校流向重点学校, 从低一级学校流向较高一级学校;从区域间来看, 教师资源主要从社会经济发展薄弱的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第二, 教师流动的无序性。流动带有明显的个人随意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时间上的不确定性。很多教师没有得到学校的许可私自流动, 造成了学校管理的混乱。第三, 教师流动中存在“逆淘汰”现象。由于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无法衡量教师人力资本价值, 这种信息不对称造成越是拥有较小人力资本价值的教师越容易被招聘。根据对某高校的调查发现, 在大批引进教师中, 出现“三多三少”的现象。即不属于学校重点发展但容易引进的学科补充人员多、需要重点发展但难引进的学科补充人员少;引进教师中硕士多、博士少;普通院校毕业多、985和211院校毕业少。以2008年以来新进人员为例, 博士仅16.2%, 硕士占83.8%, 其中985、211院校仅占36.5%, 普通院校占63.5%。人才引进没有使教师队伍学科结构得到根本转变, 结构性不合理反而有所加剧。[7]这就是所谓教师应聘与职称评定中的“劣币驱除良币”现象。第四, 羊群效应。研究表明, 教师流动会对其他在校教师形成示范效应, 有时甚至起着一种负面的“带动作用”, 影响其他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4. 教学过程中的委托代理问题
契约理论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告诉我们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 代理人可以利用私人信息事前进行“逆向选择”, 或在执行过程中“隐藏信息”;也可能在事后不可观察性行动中存在“道德风险”。作为代理人的教师在应聘和流动的过程中容易出现“逆向选择”现象, 而在教学过程中, 由于作为委托人的学生和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监督乏力, 导致教师产生机会主义倾向的可能性加大。另外, 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一旦被投机者利用, 便会出现“败德”行为, 某些具有投机动机的教师可能会采取损人利己的行为。
四、危机应对策略的构建
1. 规范教师人力资本产权的制度和法律环境
我国学校产权制度不够完善, 导致了教师人力资本产权界定的不明晰, 从而影响了教师拥有其产权剩余索取权的实现。这就从根本上无法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国家应该通过《教育法》、《劳动法》等相关规定, 明确教师人力资本产权, 肯定教师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地位, 确定教师与国家、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之间的市场契约性质, 给予教师作为人力资本市场交易主体的相应权利。同时, 国家应对《知识产权法》、《专利法》等已有法律进行完善, 使有关条款做出向保护教师人力资本产权方面的适当的倾斜, 充分肯定教师在科研收入和专利收入方面的收益权。
2. 创建和完善教师人力资本市场
教师人力资本市场, 是指传递教师人力资本供给和需求信息, 使教师人力资本所有者与国家、学校或者其他机构进行谈判, 形成劳动契约, 实现教师人力资本合理配置, 并最终实现教师人力资本价值的专门场所。人力资本市场拥有市场的基本优点, 人力资本市场不仅可以有效调节教师的供给, 促进教师人力资本价值的提高, 还可以提供一个有序公平的市场竞争和交易环境, 确保各方利益得到维护。所以, 教师人力资本市场会促进双方优质地发展, 进而提高我国教育发展水平。
3. 给予教师特殊的身份象征, 提高教师社会地位
在身份变迁的过程中, 我们应该让教师获得与其身份相符的社会认可和尊重, 提高其社会地位。在中国的传统中, 圣贤、官僚、公仆与专家等是教师身份和形象的集中表达。这是社会对教师认可的方式之一,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教师的社会地位。因此, 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 应该重新构建起尊师重教的传统, 不断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以及给予教师期望的实质性待遇。另外, 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也是从心理上支撑教师从事教育工作的重要举措。社会一方面要肯定教师特殊的专业化身份, 另一方面要在给予社会荣誉等方面加大对教师的倾斜力度, 提高教师的职业声望。据一项基于《人民教育》杂志的内容对教师的研究, 分析表明, 教师的专业化形象日益受到重视, 同时获得一定的荣誉成为一个优秀教师的必要条件, 我国公立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声望排名从1999年的30位上升至2002年的22位。[8]
4. 兼顾社会公平, 保证教师的基本权益
由于我国在转型的过程中区域发展极不平衡, 教师培养以及教师发展状态也呈现出极不均衡的状态。所以, 这种先天的不利因素使部分教师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导致他们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和其人力资本的价值无法体现。因此这需要我们在具体的工作中, 克服契约社会的缺陷, 保证教师中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的实现。国家要在社会整体契约化的框架下, 将教师中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在肯定和保护的基础上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通过社会再分配对不平等的利益格局进行必要的调整, 使其真正可以享有由于其特殊身份所带来的福利和特权, 以期在实现社会契约平等的同时兼顾社会公平。这不仅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 还是实现国家和谐发展的需要。
“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9]教师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所以, 教师身份变迁过程中凸显的危机会深刻地影响到教育的发展。我们既要从国家、社会、学校和教师多个方面考虑和分析问题, 还要从市场经济和社会公平正义等多个角度研究出应对和解决危机之道, 使教师人力资本产权得到保护, 也使教师人力资本的培养和积累走上一条高效率、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从而促进教育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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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理论 篇4
关键词： 双重身份 辅导员工作 理论素养
1.高校辅导员理论素质要求要求
新時期，高校辅导员要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辅导员是高校德育功能的主体，应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高校辅导员深入理解和掌握理论知识，具有较高的理论和政策水平，增强政治敏感度和鉴别力，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良好的理论基础。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取向呈多元化发展，这就要求辅导员以个人魅力感染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辅导员需要认识到理论素养的重要性，对价值有强烈认同感，提高自身对学生的感染力。大学生属于较高的知识层次群体，求知欲很强，本身敬仰学识渊博的教师，这就要求辅导员具备渊博的知识和人文素养。新时期学生工作量大，涉及面更广，突发性很强，辅导员面临巨大压力和挑战，这就要求辅导员具备较强的业务能力与沟通协调能力。因此辅导员需要全面提高理论素养，有预见性地开展工作。
2.如何提高高校辅导员的综合素质
2.1建立完善的辅导员培训制度
为保证辅导员得到更专业化的培训，在建设培训机制中，需要注意鼓励辅导员深造，挑选优秀人才，促进辅导员后续发展。鼓励理论素质较低的辅导员进一步攻读学习，提高辅导员理论素养，另外需要注意调整辅导员性别、年龄及性格等，保证辅导员队伍整体建设的合理性。
在辅导员培训工作开展中加强创新，突破培训方法和内容，更注重培训内容的先进性，并分析日常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典型案例。在培训工作开展中，建议采用老少结合的方式，让富有经验的老辅导员与青年人结合，促进年轻辅导员成长，同时需要让学历低的辅导员继续进修，参加培训班。对辅导员开展短期培训工作，定期培训。在培训工作开展中，建议采用边学习边实践的培训模式，促进辅导员成长。
2.2高校辅导员要提高自身素养
辅导员是高校开展政治思想教育的主要人员，同时是管理学生的主要人员，这就要求辅导员具有科学的教学理念。辅导员在开展辅导工作中需要尊重爱护学生，充分发挥辅导员功能，教师积极寻找学生矛盾点。辅导员的工作内容非常广泛，为适应时代需求，辅导员需要养成终身学习、完善自我的习惯，明确自身素养对教育的重要性，主动参与到培训工作中，并在日常工作中组成小组，加强小组间学习。
2.3开展团队化培训模式
目前很多高校辅导员管理仍然采用传统管理模式，科研部分集中在研究部门，虽然更严谨，但是学科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辅导员长期采用单一科学研究模式，辅导员学习积极性不高。建议在提升辅导员理论素养中，建立研究中心，组建教学团队，在研究中提升辅导员理论素养，把辅导员凝聚在一起，在研究中提升辅导员理论素养。高校辅导员理论知识素养需要长期的培养过程，高校需要高度重视，通过组织创新和机制创新保证辅导员队伍建设，推进团队化建设培养。
高校辅导员团队化培训在建设中需要确定团队组成核心，保证相近学科方向和教学任务类似的辅导员组合在一起，确定发展目标，提高辅导员理论素养，同时需要确定合理的导师制度和保障措施，促进团队学习工作全面展开。
2.4建立辅导员激励制度
在全面提高辅导员理论素养中，需要建立更全面的辅导员激励制度，保证人性化管理。高校辅导员激励制度有利于全面提升辅导员的理论素养，激励制度的建设有利于保持辅导员工作积极性，营造更浓郁的教育氛围。
在建立辅导员激励制度中，需要保持客观、公平、公正等原则，全面提高辅导员工作积极性。在辅导员激励制度中制定定期表彰制度，通过评定年度优秀辅导员工作，激励督导员更积极地提高自身理论素养。
2.5推行青年辅导员导师制
给新进辅导员安排合适的导师，引导青年辅导员尽快进入工作状态，建立有效的教育指导制度，导师对青年辅导员开展理论和实践指导，具体指导年轻辅导员实践工作和理论学习，更好地开展学习，快速提高理论素养，降低工作盲目性。另外导师制能使辅导员今后发展方向更明确，积累更多知识和经验。高校在实施辅导员导师制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导师能力，做好指导模式选择。
3.结语
本文主要分析基于双重身份下的高校辅导员理论素养提升措施，高校辅导员同时肩负管理和教师身份，目前高校中真正能够担负起管理的人员主要为普通教师，辅导员开展理论授课教学的能力不高，而且辅导员多是年轻人，所学专业与从事工作不对口，影响辅导员科研能力提升，提高辅导员理论素养是必然的发展趋势，高校在提升辅导员素质中需要不断完善培训机制和辅导员上升机制，提高辅导员的积极性，同时辅导员需要在日常工作学习中提高自身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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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理论 篇5
1 消费的概念
消费的概念是什么?人们对消费的理解各不相同。然而, 对比西方消费观念的演变与现代社会的消费现象, 我们可以将, “广义消费大致分为三个层次。最低一个层次的消费是纯粹的物的消费, 只看重物品的使用价值, 即实物的用处, 以维持人们基本的生存需要;第二个层次的消费是交换价值的消费, 意在商品的含金量, 以证明自己的购买能力, 炫耀自己的金钱和富有;最高层次的消费则是对符号价值的消费, 要求在消费中突出商品的符号价值, 即商品的文化内涵, 以表现自己的个性和品位” (杨魁董雅丽, 7) 。
在波德里亚视野下, 符号消费的概念又是什么呢?波德里亚认为, 消费社会中的符号作为一个被消费的物品, 它在整个消费行为中, 起到将物品与通过物品所反映出来的所有信息连接为一体的作用。对符号进行消费虽然是一个行为过程, 然而它却等同于语言, 一个话语系统。因为符号消费的特殊性, 它将符号消费所表现出来的所有信息通过符号意义编码到物品中, 再经过大众媒体对物品符号意义的鼓吹与宣传, 人们已经无意识地将此类物品与某种符号意义联系到一起, 解读出来的语言, 而这个语言并不是通过我们口中描述出来的。符号消费的概念在十九世纪被凡勃伦定义为炫耀性消费, 在过去, 炫耀性消费行为只存在于上层阶级中。当今社会中, 特别是中国, 这个千年文明古国, 符号消费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由古至今, 中国社会就对“面子”问题看得甚重, 现在当然免不了对物品消费中符号意义的追崇。而整个符号消费现象, 其实就是资产阶级为了扩大其最大利益, 将不必要的带有符号意义的消费引入到人们生活中, “告诉”消费者拥有怎样的身份与地位就应该去追求怎样的商品。而大众媒体中广告“说服”与“轰炸诱导”的扮演者无时无刻地为消费者洗脑, 不断膨胀人们的消费欲望, 纷纷抛弃了独立思考的原则, 逐渐失去自己判断事物的能力, 长此以往, 便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
对物品“无尽地占有、无尽地消费、无尽地享受已成为消费社会中虚假的人生指南, 甚至消费活动本身已成为人获得自由的精神假象。因此, 消费已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 更是一种社会行为, 甚至已经成为某些人人生价值的体现” (姚建平, 6) 。当人们在购买某件具有符号意义的商品时, 购买者将物品的使用意义已经看得不是那么重要的, 重要的是这件物品能给他带来的现实与社会意义。波德里亚认为, 消费社会是一个使人充满欲望, 不断鼓励和激发人欲望, 并由大众媒体, 诸如电视、电影、广告及杂志等, 竭力支持并渲染的世界, 它不断地引诱着人们消费。消费社会通过大众传媒告知消费者只有不断消费才能实现经济的增长, 才能实现个人的价值。以资本家的出发点可以看出, 似乎消费者只有不断购买, 特别是那些成为标志着我们的各种物品, 人生价值才能得以体现。
难道我们真的要通过消费那些能够标志身份的物品, 我们的人生价值才能从中体现出来吗?所有这些观念与想法其实都只不过是通过资本家通过大众传媒赋予消费者的, 因为大众传媒在消费社会中担负着为消费社会摇旗呐喊的角色与消费时代的鼓噪者。
2 符号消费的进行与中国历史传统和符号消费
正如波德里亚所说, 在消费社会中, 物已经成为一种具有象征性的符号。因此, 在对消费社会的分析中, 我们已经从过去的“对物的消费转换到了对符号的消费。”波德里亚认为物质客体与它所代表的精神概念之间并没有内在的或天然的联系, 在消费社会里, 物品只是成为了关系消费的中介物, 商家将商品与生活的真实联系斩断和抽离开来, 并对所售物品进行编码, 让物品具有某种特殊的所指意义。因此, 消费者在进行的消费的时候已经不再是物的消费, 而是物所代表的符号进行消费, 所以波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消费者对符号的追求其实已经超越了对物的功能的需求。
消费社会中人和物关系的转变具体是从需求与满足的关系转换到纯粹符号性的消费关系。而这一转变要经历两个阶段:首先是通过广告、商标、价格、购买场景、功能化个性化设计等, 对物进行编码, 将物建构进一个标示权利、地位、等级等社会关系内涵的符号系统中, 再通过广告意义嫁接把某种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赋予商品, 使商品成为某种象征意义的载体, 把全部商品都转换到这种编码之中去。接着是通过对人内在性与主体性, 包括人和自身的关系进行编码, 将这种已被编码的力量所分解并转换到符号系统中去, 就如同“需要、情感、文化、知识、人自身所有的力量都在生产体制中被整合为商品, 物化为生产力, 以便被出售” (Jean Baudrillard, 22) 。这样, 在当代中国, 我们所有的欲望、计划、要求, 所有的激情和所有的关系都被抽象化或物化为符号和物品, 以便消费者购买和消费。通过对物的编码与解码过程, 人自身也成了消费品。消费者与他自身的关系, 如他的本能、欲望、需要和激情都成了一种购买和消费的关系。消费者之所以进行符号消费, 是因为消费者被大众媒体影响下, 误认为符号消费能帮助他们重构其社会身份, “目的不是寻求同质化, 而是寻求差异化, 对差异的追求使消费的欲望永无止境。”波德里亚更直截了当地说, 物编码的原则是“社会地位”。“物在一个普遍的社会身份的承认系统中形式化:一种社会身份的符码” (罗钢王中慎, 9) 。
借助符号价值, 消费成为了一种我们可以试图加以理解的语言, 但是, 在人们消费的过程中, 在大众媒体影响下, 认为不同的物品代表着不同的符号意义。因此, 对不同的物品的消费和对不同物品消费拥有的特权暗示着种种不同的符号, 而这些不同的符号就是一个重新编码的过程。不可否认的是, 物品的确被编码了, 通过消费这些被编了码的符号, 每个人的身份是否真的就可以得以重新建构了呢?在消费社会, 消费者以对商品的直观、感觉、情感、主观偏好和象征意义作为消费选择的原则。日本学者星野克美曾说过消费者并非只是迫于需要或只给予必要性的需求才行动, 而更随着超乎必要性的欲望而行动。根据这一观点, 我们只能说消费者这样的消费行为只是一种寄托情感, 展示个性, 愉悦等感性需要的途径, 他们认为“我所购买的物品, 就代表了我”。事实上, 他们对某种物品的购买, 或者说只是追求一种商品与理想“自我”的吻合, 而现实中的自我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在中国历史上, 人们都将“面子”看得十分重要。人们以为, 既然消费已经被大众媒体赋予了符号意义, 对物品给予的社会身份的“满足”就成了相对的消费概念。在消费社会, 消费者对自身的“满意”已经不再是由自己界定, 而是越来越受到别人的话语影响。
从古至今, 在中国文化中, “面子”一直都是别人对自己满意度的衡量指标。因此, 消费者将购买品牌的产品越来越成为提升“面子”的途径。这就是凡勃伦在其著作中提到的“炫耀性消费”, 它原本是指富裕的上层阶级为了向他人炫耀和展示自己的金钱财力和社会地位, 以及其社会地位给他们所带来的荣耀、声望和名誉, 通过对物品的超出实用和生存所必需的浪费性、奢侈性和铺张浪费。这样的炫耀性消费形式就是波德里亚说的典型的“符号消费”。其实, 对于这样的有钱人, 他们即使不用符号来标榜自己“富裕”的LOGO, 以他们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已经足以证明他们的财富量, 并非一定要炫耀这样的财富才叫做拥有财富。
在罗兰巴特提出的符号体系中, 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区分、符号在体系中的位置, 都是通过差异来确定的。因此, 对物的消费是对社会结构进行区分的基础, 但通过消费差异, 人们是否可以将不同社会身份、社会地位的人区分开来呢?然而从消费中体现出来的“个性化”是指在生产中似乎是个性化的要求而进行的系列设计和安排, 所谓“差异化”则是指物品作为符号对社会地位的不同区分。通过这样的差异化消费, 人们重新界定自我、建构身份、寻找差异、并重新建构身份, 从而寻求差异成为消费社会人们追求的目的。就这样, 市面上涌现的各种限量版物品、特制物品, 然而根据消费社会的发展对差异的追求是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 因为差异总是不断地被缩小, 而差异又总是需要无限更新。人们是不可能光通过对物品的消费来重构自身与提高社会地位。如果人们意识不到符号消费并不能改变现实的自我, 那么, 这样的一种消费方式将会导致物品的泛滥与浪费。
3 当今中国社会现存的符号消费现象
当今中国社会现存的符号消费现象近几年来, 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越来越多, 路人已经不再为开着奔驰, 宝马的人感到惊叹, 大街上肩挎着Gucci、LV这类名牌包的女性也数不胜数。根据报告, “中国奢侈品行业在过去几年一直以20%以上的速度保持增长, 在经济危机发生的2008年和2009年也一直如此。英国咨询公司OC&C预计, 中国奢侈品市场的规模将在明年增至120亿美元, 将超过日本, 成为世界第一位的奢侈品消费大国”。目前, 关于中国成为奢侈品大国的新闻越来越多。以中国的收入水平, 难道真的就有那么多人能够消费奢侈品吗?其实如果我们深入观察以后会发现, 中国大多数消费者购买产品时, 不仅在关注品牌, 同时还关注物品的价格。人们在进行消费的时候, 因为受大众媒体的影响, 通常会将对比自身更高的, 更理想的社会地位上, 对其欲购买的商品品牌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地位、品位及时尚意义的符号意义联系起来, 与符合其设定的社会地位的物品进行消费。在消费社会里, 消费行为已经成为纯粹的象征行为。当所有的物品作为消费品被人们消费时, 象征着声誉、地位、欲望的符号价值已经超过了物品原本的使用价值。因此, 人们不再是对物的使用价值进行消费, 而是对其符号赋予的意进行消费。符号系统将个体生产为具有‘个性化’的物品, 使得消费一种产品就是消费它象征的意义。所以, 事实上, 人们在进行符号消费时, 并没有消费物的本身, 即它的使用价值, 而人们总是把物用来当作能够突出自己的符号, 或让他们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 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为了追求某种商品内在指向的意义, 因而, 消费者愿意为那些超出其使用价值数倍的商品买单。
我们可以看到各大媒体、杂志、小报上报道某明星购买了一个LV的限量版手提包, 某上流人士佩戴了一条价值几百万的钻石项链。为什么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女性喜欢购买具有品牌的商品, 尤其是喜欢购买世界品牌, 这样的消费方式为什么会出现呢?手袋对每个女性都非常的熟悉, 正式社交场合中, 手袋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地位与品位, 于是有这样一个说法:“男人看表, 女人看包”。当今社会, 手袋已成为女人的时尚化道具。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女性, 如女明星, 女性企业家和非常有钱的家庭主妇都喜欢购买世界名牌手袋, 她们把购买世界名牌手袋作为一种象征, 作为其高贵身份、富有和成功的符号。有这样一个市场营销案例, 有女性消费者表示“购买服饰的首要因素就是品牌, 款式并不十分重要。否则凭什么区分穷人和富人呢?”因此, 消费者通过自身的角度, 对角色、自我概念及其自我形象来解读产品符号消费是消费者对符号消费理解的基本概念。美国消费心理学家M.J.Sirgy所提出的理论“自我形象/产品形象”一致认为, 一个包含了形象意义的产品, 如一个包含“高贵身份”意义的产品会激发消费者自我概念中的“高贵身份”形象, 往往更容易激发包含同样形象的自我概念。
“在消费社会中, 对消费品的依赖性———即对购物的依赖性———是所有个体自由的必要条件;它尤其是保持不同的自由和“获得身份”的自由的前提条件” (姚建平, 122) 。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 在消费社会, 人们的消费也就是为了实现自我的梦想, 到达自我理想状态的一种途径。因为, 我们才会看到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大肆的消费奢侈品, 以这些品牌来标榜自己的身份。而真正富裕或者有地位的人, 已经不再是用这些符号性的物品来标榜自己。不可否认的是, 物品本身不是单纯的自然存在, 它的确包含很多内容, 通过对物的分析可以反映出一些有关物主及相关者的信息。例如, 服装就能最好地反映穿衣者的个人信息。物的意义与社会实践往往紧密相连, 它所体现的是社会分野。积极地参与社会关系的塑造, 尤其是一些生活中重要物品的分配与消费, 然而这些都不足以说明消费某类物品的消费者就具有了这个品牌所代言的某种“身份”。然而事实确是消费者依然是原来的那个他, 并不会因为购买物品的不同而改变其本来的社会身份与地位。
4 结论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和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 符号消费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与关注。人们误把符号消费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认为符号消费更能体验消费者自我与价值取向, 它对反映某个时期或某类群体的文化特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 从波德里亚的批判理论角度看, 我们可以知道, 并非是我们消费了某一个物品, 它就能够象征着我们的社会地位与身份认同。因为我们对财富的划分绝不是纯粹符号层面之意义指涉的区分, 并不是说一个拥有足够高社会地位的人因为他穿戴某些不是品牌的服饰或首饰, 他的社会地位就变低下了, 就不被社会认同了。因此, 人们对所谓带有符号意义物品的占有与使用, 和对带有符号意义物品的过度依赖是一种纯粹的, 被消费社会控制的消费行为。人们长期以往的这种符号消费方式将导致整个社会, 乃至世界造成资源匮乏的沉重负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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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理论 篇6
唐圭璋先生《宋词纪事》共辑录34位女性作者, 42首词。此文将在“词”的总体特征下, 结合“移情说”对《宋词纪事》中的女性作词进行分析, 以理清女性词作者的身份及对应的“词格”。
一、词人之词——闲绪沉幽词境疏雅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中所引李清照《词论》所载之言“词别是一家”, 在这一家之中, 易安居士是属于专注词学创作的一类。易安词中所用意象, 多如“南渡衣冠”、“北来消息”、“时危安得”、“过淮水”、“花自飘零”、“惜春春去”、“寸愁千里”、“连天衰草”、“云中锦书”、“连晓雾”、“千帆舞”等, 符合词作小、轻、狭、隐的特征。比如《醉花阴》云: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 玉枕纱厨, 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 帘卷西风, 人似黄花瘦。
郭预衡先生《李清照词的社会意义与艺术价值》一文中已指出“李清照词是一种比较低沉和消极的时代精神的反映”并非“忠愤之语”或所谓“爱国情感”, 我们可认为, 她作为个体的主观意志, 在词中的体现, 只是将身世凄苦、国难之忧的切身感受“移情”到“词”作之中, 选择“花、草、雾、帆、舟、酒、春”等意象词予以寄托, 而这些仅仅是她以“空间意象”“灌注生命”的独特方式, 在闲情之间, 沉郁着幽幽的离伤, 在“词格”上, 创造出疏朗、自然而不失雅致的词风, 形成了词人之词特有的韵味。
二、官妓之词——娱情誓约命途虚掷
在《宋词纪事》中所录官妓之词所占比例颇大, 这些女子在词调中表露出自己的哀苦和绝望、理想和追求。由于长期与一些风流浪漫、温文尔雅又善于怜香惜玉文人的交往, 唱奏文人的曲调, 使得她们的文化素养一般高于同时代的女子, 因此, 她们能意识到自己悲惨命运的实质并适当地付诸笔端。但大多数人终究命运仍是盟誓虚掷、前途未卜, 使得官妓之词呈现出颇多的共性。
杭州名妓琴操《满庭芳》词云:
山抹微云, 天连衰草, 画角声断斜阳。暂停征辔, 聊共引离觞。多少蓬莱旧侣, 频回首、烟霭茫茫。孤村里, 寒鸦万点, 流水绕低墙。魂伤。当此际, 轻分罗带, 暗解香囊。谩赢得青楼, 薄倖名狂。此去何时见也, 襟袖上、空有余香。伤心处, 长城望断, 灯火已昏黄。
以这首词作为代表, 其中所用物象构成了“空间意象”, 比如“微云、衰草、斜阳、孤村、灯火昏黄、花落花开”属于一个层面:生命色彩的虚无与没落;“空余、伤心、望断、须去、何往、莫问”属一个层面:命途虚掷的无奈与哀凉。这类词作, 很似秦观词风, 王静安《人间词话》中就曾说:“少游词境凄婉”, 比如所写句“可堪孤馆闭春寒, 杜鹃声里斜阳暮”[1], 变而凄厉也。此处空间意象的构建, 着色上有似秦观词, 属清冷一系, 正是作为官妓“混迹官场”、结交文客、不得归宿、空聊一生的典型写照, 正是她们“移情”于物时, 所“灌注”的挣扎中的生命与孤寂中的绝望, 可以说是投射出的沉冥的自序。
三、家妻/之词——哀丽冷清柔婉隽永
这类词作, 在《宋词纪事》的女性词作中也较为可观, 但多为一人一首, 可见是这些女性的个别创作, 甚至是临时的表达。典型的如刘彤《临江仙》:
千里长安名利客, 轻离轻散寻常。难禁三月好风光。满阶芳草绿, 一片杏花香。记得年时临上马, 看人眼泪汪汪。如今不忍更思量。恨无千日酒, 空断九回肠。
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第四十记载:“江宁章文虎, 其妻刘氏, 名彤, 文美其字也。工诗词。尝有词寄文虎, 又云:‘向日寄去诗曲……适足取消文虎也。’本不复作, 然意有所感, 不能自已, 小草二章, 章四句, 奉寄。”[2]
再如刘鼎臣妻所作《鹧鸪天》:
金屋无人夜翦缯。宝钗翻过齿痕轻。临行执手殷情送, 亲取萧郎两鬓青。听祝付, 好看成。千金不抵此时情。明年宴罢琼林晚, 酒面微红相映月。
在这一类妻/妾之词中, 其“空间意象”的构成元素多为“思量、泪眼、空断、别情、千里恨、万里愁、肠断”等, 所述之意不外三层:一是嘱托;二是惜别;三是盼归, 因此, 主体的情志已经通过“自我价值认同”的方式“灌注”到词境客体中, 这类意象词, 在主客二重转换中, 又传达出惜别者携着柔婉隽永的哀丽冷清。
小结
综上所论, 不论是词人之词、官妓之词、家妻/妾之词抑或是宫人之词, 它们虽然共同体现出宋代词作所共有的特征, 比如“文小、质轻、径狭、境隐”, 也集中地蕴含了女性作者细腻、温婉、忧伤的惯有情思, 但在审美化“移情”领域里, 却分明地表现出各异的词学风格, 这既与创作者客观化的自我评价有关, 与其审美活动中“灌注的生命”有关, 更与审美事物本身所赋予的“空间意象”密切关联, 因此, 在双向的阐发中, 各异的词学风格即显现出来, 特定地表现为词人之词的“闲绪沉幽、词境疏雅”、官妓之词的“娱情誓约、命途虚掷”、家妻/妾之词的“哀丽冷清、柔婉隽永”与宫人之词的“四时叹逝、‘生’之眷恋”。
摘要：本文以唐圭璋《宋词纪事》中女性词为研究对象, 采用了十九世纪德国美学家特奥多尔·立普斯的“移情说”理论, 以情感、意志等的“生命灌注”与审美对象构建的“空间意象”为分析依据, 初步探讨了《宋词纪事》中女性作者的四类身份及对应的“词格”, 并从美学研究的视角分析了其不同“词格”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宋词纪事》,女性词作,“词格”,“移情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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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理论 篇7
二代身份证是我国16岁以上成年人使用最为频繁的有效证件,携带持有者的惟一身份证编号、人脸相片和个人基本信息。由于二代证采用了非接触式IC卡技术,即通过二代证阅读器就能读取芯片内贮存的信息,因此基于二代证中相片的人脸识别,成为近年来兴起的一种人脸识别新应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应用前景。其应用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身份查询系统,即事先通过二代证相片建立数据库,然后将现场采集的人脸图像与数据库进行比对,得到最为相近的结果,解决的是“这是谁”问题;另一类是身份验证系统,即分别提取二代证相片与现场采集人脸图像的特征,通过比对判定是否为同一人,解决的是“这是不是他”问题。论文所研究内容显然属于后者。
基于二代证的身份验证系统可以通过将现场实时采集的持卡人人脸图像与读卡器所提取的二代证中相片进行比对,从而完成对使用者是否为合法持有人的验证。系统可用于车站安检、金融事务办理及高考身份查验等多种场合,旨在取代传统的人工验证方式,提高验证效率和准确度。
1系统总体架构概述
验证系统的总体框架结构如图1所示,首先分别对摄像头采集的人脸图像与二代证阅读器读取的相片作图像处理和特征提取,然后通过求取特征间的相似度进行验证比对,最后得到验证结果。针对相貌变化过大导致合法持证人无法通过验证的情况,可通过手动更新本地数据库来解决。
1.1 二代证相片
经二代证阅读器读取的二代证相片为小波变换后的压缩存储图像,尺寸为102像素×126像素,如图2所示。从图例中不难看出,二代证相片图像质量低,存在较为明显的锯齿状边缘。
1.2 手动数据库更新
理论上讲,系统仅需将现场采集的人脸图像与二代证相片图像比对即可得到验证结果。但由于年龄跨度等因素的影响,相貌的变化会导致合法持证人无法通过验证。对于此类情况,本文通过MSSQL建立一个数据库,专门用于存储无法通过验证的合法持证人的身份证号及其现场采集的人脸图像。在下次验证时,如果库中存有相应的身份证号就直接将数据库中的图像与现场采集的图像做比对。利用这种手动更新数据的方法,可以有效提高二次验证的准确率。
2 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系统按不同的模块可划分为4部分:人脸图像预处理、特征提取、特征降维及相似度计算。下文将分别就这些模块中用到的关键技术做一详细介绍。
2.1 基于ASM的人脸图像预处理
主动形状模型[1](Active shape model,ASM)是建立在点分布模型(Point distribution model,PDM)的基础上,使用统计学方法通过一系列坐标点来定义某类目标的形状。ASM算法主要分为形状模型的建立、局部灰度模型的建立和目标搜索3个过程,首先对一组标有特征点图像的形状和局部灰度建立模型,然后在搜索过程中,通过调节形状和姿态参数使形状达到最优。
基于ASM的人脸图像预处理基本思路是先使用ASM方法对人脸特征点进行匹配。在匹配结果中,将得到的双眼中心点经过仿射变换对齐到固定位置,从而实现人脸的几何归一化,论文所用归一化大小为80×80。
2.2 光照预处理
光照变化通常是影响人脸识别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为降低光照对系统验证准确率的影响,提升系统鲁棒性,文中光照预处理的步骤为:(1) 通过高斯差分(DOG)对图像滤波;(2) 用直方图规整化对图像灰度属性进行校正。
高斯差分滤波相当于一个带通滤波器,分别使用两个不同大小的高斯模板对图像进行滤波,求取两者间的差值就能得到对图像进行高斯差分滤波的结果。文献[2]中指出该方法在极端光照情况下的表现尤为显著。图3所示是分别对二代证相片和现场采集图像做几何归一化和光照预处理的结果。在本系统中,设定的两个高斯模板方差分别为1和0.4,可以看到论文所用高斯差分滤波在去除光照影响的同时较好地保留了人脸细节。
2.3 LGBP特征提取
2.3.1 人脸图像的Gabor特征表示
二维Gabor函数可以精确逼近哺乳动物的视觉皮层细胞感受野,很大程度上反映人脸的不变信息,对光照姿态等具有一定的鲁棒性,同时具有良好的时频局部化特性。二维Gabor核函数定义为:
undefined
式中,z=(x,y);‖·‖表示范数运算;ku,v=kvexp(iφu),kv=kmax/fv,φu=πu/8,不同的u和v分别对应Gabor滤波器不同的方向和频率大小。将人脸图像和Gabor滤波器相卷积即可得到人脸图像的Gabor特征表示。
2.3.2 局部Gabor二值模式(LGBP)
局部二值模式(LBP)是由Ojala[3]提出的一种描述图像局部区域纹理变化的算子,其基本计算原理如下:对图像每个像素(xc,yc)的8邻域采样,每个采样点(xp,yp)的灰度值f(xp,yp),p=0,1,…,7与中心像素(xc,yc)的灰度值f(xc,yc)做二值化计算随后,通过对每个采样点赋予不同的权系数2p得到该中心像素(xc,yc)的LBP值。
文献[4]首次将Gabor特征与LBP算子相结合,首先利用多尺度和多方向的Gabor滤波器将人脸图像分解为多个Gabor幅值图,然后在Gabor幅值图的基础上利用LBP算子进行表征,这样的特征表示方式称为局部Gabor二值模式(LGBP)。LGBP 特征既能体现出LBP算子对人脸图像局部纹理变化敏感的优点,又具备了Gabor滤波器对人脸图像尺度变化、平移以及形变不敏感的优势。文中的Gabor幅值图由5个尺度和8个方向滤波得到,LBP算子采用的含不变模板(Uniform patterns)的改进LBP算子。
2.4 加权EPFDA与相似度计算
LGBP特征的优势很显著,但也存在很明显的不足,以论文80×80的归一化人脸图像来说,如果按8×8的小块将人脸分为100个互不重叠的区域,那么其直方图向量的维数将达到151040维,因此必须对其进行数据降维。论文采用了加权分段线性判别分析集成[5](Weighted EPFDA)算法。
线性判别分析(FDA)是通过寻找最优投影方向,使得属于不同类别的训练样本在该方向上的投影能被最好的分开,其缺点在于仅考虑了在全局坐标系统内的线性变换。而人脸图像存在全局与局部变化,往往不能被其很好的表示。但是可以通过局部线性来拟合全局非线性。因此EPFDA算法首先将高维直方图分为多段,每段可近似认为是线性的,随后对每段做线性判别分析,最后对分段的局部LGBP线性判别分析集成,即可得到降维后的人脸特征向量。具体的区域划分和空间直方图提取如图4所示。
在这基础上得到的相似度计算步骤如下:
(1) 将人脸图像分为M×N个互不重叠的子区域,首先求取人脸图像的LGBP直方图序列描述V:
V=(H1,H2,…,HM×N) (2)
式中为每个子区域内的LGBP直方图。
(2) 对每个通过训练可以得到相对应的投影矩阵Wundefined,由此可以得到在判别空间内的低维表示Fi:
Fi=(Wundefined)THi (3)
则人脸图像V的低维空间F可以表示为
F=(F1,F2,…,FM×N) (4)
(3) 现场采集人脸图像V与二代证相片图像V′的相似度通过先对每个降维后子区域求取余弦相似度再求和得到
undefined(5)
(4) 考虑到人脸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判别能力,采用类似于文献[6]的方法对不同人脸区域赋予不同权值。不同区域的权值分布如图5所示,亮度越大的区域表示权值越大,相反则越小。则式(5)可以调整为
undefined(6)
式中ωi为不同区域的权值。
3 实验结果与系统演示
文中数据库是由402名志愿者的二代证相片和若干张现场采集人脸图像组成,随机选取其中100人作为测试集,其余作为训练集。最终得到的ROC曲线如图6所示。
可以看到,当系统的错误接受率(FAR)分别为1.05%,5.23%,10%时,相对应的正确接受率(TPR)分别为86.67%,95.21%和96.15%。由于实验环境并未对光照、表情等因素加以严格控制,因此这样的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
图7所示为当二代证合法持卡人通过验证时的系统截图。当通过验证时,系统会给出人脸相似度;如果未能通过验证,系统会给出警报,并记录下当前的二代证信息与人脸图像。另外对系统运行效率也进行了相关测试,具体运行平台及性能参数如表1所示。
4 结束语
论文基于二代身份证相片提出一种结合人脸LGBP特征与EPFDA算法的身份验证系统,有效地解决了论文开头所提到的二代证相片图像质量低、年龄跨度大等难点。实际数据库的实验表明,在错误接受率为1.05%时,正确接受率可以达到86.67%;性能测试的结果也证实了系统的实时性和有效性。今后的工作将围绕如何提升二代证相片质量,扩大训练样本数提升系统泛化能力来展开,希望能进一步提高系统性能。
随着二代证使用的日益频繁,该系统可广泛用于大型活动、体育赛事、海关的安检及考勤等多种场合,具有很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
摘要：文章探讨和研究一种基于二代身份证的人脸识别智能身份验证系统。该系统针对二代证相片本身存在的低像素,年龄跨度大等问题,提出一种将人脸局部盖波二值模式(Local gabor binarypattern,LGBP)特征与分段线性判别分析集成(EPFDA)相结合的方法,并通过求取余弦相似度作为验证度量,在实际采集的数据库中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二代身份证,身份验证,人脸识别
参考文献
[1]Cootes T,Taylor C,Cooper D,et al.Active shape models-their training and application[J].Computer vision and im-age understanding,1995,61(1):38-59.
[2]Tan X,Triggs B.Enhanced local texture feature sets forface recognition under difficult lighting conditions[J].IEEEtrans image processing,2010,19(6):1635-1650.
[3]Ojala T,Pietikainen M,Maenpaa T.Multiresolution gray-scale and rotation invariant texture classification with localbinary patterns[J].IEEE trans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2002,24(7):971-987.
[4]Zhang W,Shan S,Gao W,et al.Local gabor binary patternhistogram sequence(LGBPHS):A novel non-statisticalmodel for face representation and recognition[C]//ProceedingsIEEE Intl conference computer vision.2005:786-791.
[5]张文超.局部Gabor二值模式人脸描述和识别[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07.
身份理论 篇8
关键词：民法,身份关系,身份行为无效
民法的财产关系和人格关系在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上都有长足的发展, 身份关系仍萎缩在民法的角落, 未能形成“三足鼎立”的势态, 民法大厦向财产关系和人格关系倾斜。民法典的编纂遵循由抽象到具体、由一般到特殊的原则, 因此民法总则的规定应是民法分则的共同原则。然而, 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商品经济民法观”使得民法典的总则沦为“财产法”的总则, “身份法”与民法难以融合。民法体系的逻辑完整性与当代中国社会对身份权保护和救济的需求, 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民法领域的身份问题。
一、身份行为概述
本文所言“身份关系”主要是指婚姻家庭领域的亲属身份关系, 即“私”身份关系。将社会化、一般化的身份关系交由民法调整, 实乃民法不能承受之重。[1]身份行为是指民事主体以形成或消灭亲属身份关系为目的的意思表示行为, 学理上称之为“纯粹的身份行为”。身份行为存在不具备身份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瑕疵或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等情形时, 无法产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后果, 即为“不完全法律行为”。[2]由于身份行为的效果直接影响身份关系的变动, 加之身份关系的连带性特征, 会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 因此, 不完全身份行为的效力状态不允许存在“效力未定”类型, 仅采用“可撤销”和“无效”两种类型。我国大陆2001年修改通过《婚姻法》首次规定了可撤销婚姻和无效婚姻的“双轨制”。而现行的《收养法》对违反有效要件的收养行为采用的是“单一无效制度”。
二、身份行为的构成要件
(一) 身份行为的成立要件
一般身份行为的成立需要具备当事人、标的、效果意思 (心素) 及特定形式 (形素) 四个要件, 缺一不可。效果意思是以实质上发生社会习俗所定型化的身份关系为目的的意思表示。基于“事实在先性”理论, 有学者认为身份行为中的效果意思是伴随身份的生活事实产生的。但本文认为身份行为不是对在先的身份事实的“确认”, 身份事实应视为法律事实的一种, 身份行为的效果意思可以独立于身份事实而“在先”存在。身份行为是典型的要式行为, 是国家强制力在行为成立时的体现, 所以身份行为的形式要件具有普遍性和重要性, 是身份行为成立的一般构成要件。
(二) 身份行为的有效要件
身份行为的有效要件, 是指已成立的身份行为受法律保护并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相应的法律约束力所具备的要件。基于伦理道德、国家政策等多方面的要求, 已成立的身份行为仍需从行为内部和外部进行二次判断评价。身份行为的有效要件亦有公益要件和私益要件之分。公益要件主要是指行为内容合法且不违背公序良俗。私益要件包括当事人的身份行为能力和意思表示真实、自由。身份行为无效要件一般为违反公益要件, 违反私益要件可作为可撤销事由。身份行为能力仅要求能够认识相关的身份行为意义即可, 显然不同于民法总论的民事行为能力。理论通说认为, 纯粹的身份行为仅要求当事人具备“意思能力”, 其强度和水平低于财产行为的“行为能力”。但是, 民事行为能力的划分是以意思能力为基础的, 是不同层次的概念, 所以行为能力和意思能力不存在高低之分。使用“意思能力”的概念缺乏准确性和合理性, 而且与总则中的法律行为理论无法保持体系统一。
三、身份行为无效的事由
身份行为的无效分为三类:缺乏成立要件的无效、欠缺有效要件的无效和被撤销而无效, 本文仅从前两类角度进行研究。
(一) 结婚行为的无效事由
《婚姻法》第10条规定了重婚、近亲婚、恶疾婚及早婚四种婚姻无效事由。现代婚姻法为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和对既定婚姻关系的尊重, 竭力缩小婚姻无效行为的适用范围, 婚姻行为缺乏实质要件或形式要件时, 除情节重大为无效行为外, 仅可被撤销。所以近亲结婚、恶疾婚等对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利益无重大影响的情形, 不应直接否定其效力。对于违反法律强行性规定的重婚、早婚行为则可列为婚姻无效事由。至于欠缺婚姻意思或法定形式的情形, 实则属于结婚行为不成立或可撤销的范畴。
(二) 收养行为的无效事由
关于欠缺收养法定要件的收养行为法律效力, 立法领域存在“双轨制”、单一撤销制”和“单一无效制”。我国采取“单一无效制”, 即违反法律行为的一般有效要件或收养法关于收养行为成立的构成要件 (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 均为无效收养行为。鉴于收养关系的“法律拟制”特性和收养法“子本位”的价值取向, 为求收养关系的确定、稳定, 收养行为和协议解除收养行为的效力状态不宜有浮动。将所有构成要件视为法律强制性规定, 违反者一律无效, 不允许当事人依照自由意思加以撤销或事后追认、转化, 符合收养制度的立法目的。
四、身份行为无效的效力
法律行为的无效, 原则是自始、绝对、当然无效。但身份行为与财产行为本质不同, 所以在无效行为的效力方面也略有差异。首先, 我国采取自始无效模式。如现行《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的婚姻自始无效。其次, 无效的身份行为可分为相对无效和绝对无效。对于违反私益要件的无效身份行为, 其阻碍事由可以变动, 为相对无效。如早婚, 其无效事由在申请人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时已经消灭的, 法院不支持该请求。对于违反公益要件的无效身份行为, 其无效原因不会消失, 所以为绝对无效。最后, 由于身份关系的变动涉及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身份利益甚至财产利益, 具有明显的连带性, 身份行为是典型的要式行为, 所以无效身份行为需经法院判决或认可, 身份行为的无效不属于当然无效。
参考文献
[1]张作华.亲属身份行为基本理论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
身份理论 篇9
一、典型案例
公安部已经发布了不再开具的18类身份证明, 但经过调查了解和新闻媒体的多次报道, 银行机构在办理部分业务时仍然要求客户提供身份证明, 现归纳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见表1所列) 。
二、原因分析
(一) 金融机构联网核查系统存在更新时滞。
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是以人民银行现有的内网和网间互联平台为基础, 向公安部的信息共享系统转发人民银行用户或商业银行用户通过账户系统、征信系统、反洗钱系统各自的前置系统发出的核查请求, 接受并转发公安部信息共享系统的核查结果, 是落实银行账户实名制, 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的系统。据调查, 联网核查系统至少有2个环节存在更新时滞:一是公安机关人口数据库报送和更新周期存在一定时间要求, 时滞大约1月左右;二是人民银行同步公安部数据存在更新时滞, 时滞较长。据调查, 辖内某客户自2014年5月发现银行联网核查身份信息系统中照片不是本人后, 立即向当地派出所提出了申请, 2014年6月, 公安机关公民身份证信息系统已更换照片, 但至今银行联网核查系统反馈照片仍不为本人。为此, 该客户每次办理业务时均须提供当地公安机关出具的“我是我”证明, 对其业务办理造成极大困扰, 问题至今仍无法解决。
(二) 客户未及时更新银行账户信息。
2000年4月存款实名制实行之前, 存在不少客户账户信息不完整、不准确、不真实情况。为保证个人存款账户的真实性, 2011年人民银行下发了《关于开展全国存量个人人民币银行存款账户相关身份信息真实性核实工作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 要求银行对存量账户留存的身份资料进行真实性核实, 并更新或重新提交有效的身份证件资料。该项工作从2011年启动, 截至2013年底银行已完成自查核实。尽管历时两年多, 但仍有不少客户因无法联系而未及时更新或更正账户资料导致账户被限制支付。如果该类账户再次被启用, 依据《意见》, 银行应要求存款人重新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并核实登记。
(三) 现有联网核查问题处理渠道不能解决信息核对问题。
为及时处理联网核查工作中的问题, 2007年人民银行和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有关工作的通知》, 对联网核查中身份证号码不存在、身份证号码存在但姓名不匹配或反馈照片不相符的, 提供了3种方式来进一步核实, 但效果并不理想。一是除居民户口簿外, 客户可提供护照、机动车驾驶证等其他有效证件佐证, 如提供的二代身份证为真实证件, 银行不得拒绝办理业务。但部分银行以护照、驾驶证难辨真假, 一二代身份证无法证明同一人为由拒绝受理。二是由客户自行到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核实联网核查结果, 公安机关应在2个工作日内将核实情况反馈申请人并及时更新信息, 而该方式已证明更新存在明显时滞。三是由银行机构将疑义信息通过联网核查系统向公安机关申请核实, 由公安机关2周内反馈。通过对辖内金融机构调查了解, 该方式实际并未执行。
(四) 客户身份识别权威方式缺乏多样性。
2007年6月, 人民银行会同公安部建成并运行了联网核查公民身份系统, 为客户身份识别提供权威、便捷的技术手段。金融机构在履行客户身份识别或重新识别时, 均将联网核查作为主要识别手段, 核查不一致, 需要进一步识别身份。而银行出于制度和安全的考量, 坚持身份识别如代理业务需授权、修改密码需本人等, 如果规则取消, 将严重影响客户存款账户的安全性。目前, 除公安机关证明和公证处证明被广泛接受外, 尚无其他统一性、权威性身份识别方法。公证处证明需本人到场公证、每件收费, 开立手续复杂, 而公安机关证明则相对简单, 因此, 造成公安机关“身份证明”在银行停不下来。
三、相关建议
(一) 建议加快联网核查系统数据更新频率。
加强与公安部的沟通联系, 及时解决疑义信息反馈、公民信息更新维护时滞问题。同时各金融机构加强与当地公安机关协调, 确保金融客户与金融机构向公安机关核实信息保持渠道畅通, 以保障公民的正当金融权益。
(二) 建议金融机构采取多样化身份识别方法。
建议金融机构创新工作方式, 合理利用已有金融大数据, 开拓多样化的识别方法, 如利用本单位数据或监控影像主动为客户提供证明;同时尝试借鉴民政部婚姻状况声明, 将客户承诺和声明作为身份识别证明, 或采用单位人事证明、相关人员担保证明等, 畅通客户业务办理渠道, 以变被动为主动维护客户权益。
(三) 建议加大对商业银行不合理证明的监管力度。
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要求各金融机构将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在重要位置, 严格按照各项制度执行, 对涉及二代身份证问题的, 要求金融机构严格按照制度执行, 杜绝不合理要求客户提供身份证明的行为, 不得将可以通过自身与相关机构联系解决的或能够通过其他证明信息识别客户身份问题推卸给客户, 将此类投诉和负面影响纳入年度综合管理评价, 组织对金融机构乱要证明的检查清理工作, 规范金融机构行为。
(四) 建议加大宣传力度主动更新信息。
各金融机构应加大对维护金融客户的权益宣传, 通过发布公告, 借助新媒体等形式, 主动告知客户应当及时更新自身在金融机构预留身份信息。当出现身份信息合理变更时, 金融机构有义务主动服务, 强化公民信息意识。
参考文献
[1]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Z].中国人民银行.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