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通用5篇）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篇1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 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贫困问题, 以及生态治理等问题越来越难以靠单一的国内治理来解决, 而全球治理概念的提出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G20由G7/G8集团发展而来, 作为全球治理的有效途径, 对于今后全球经济增长问题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在过程中, 新兴经济体的作用日益凸显, 中国在此次G20杭州峰会中更是承载着国际社会的期望, 发挥着为世界经济注入新活力的引领作用。

一、G20多边治理模式的形成

20世纪以来, 七国集团一直是最有影响力的国际机制之一,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新兴经济体力量的不断增强, 原有的G7/G8机制不足以应对全球治理的相关问题, 还需要充分发挥新兴国家的力量, G20应运而生。

G20成员国涵盖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以及金砖五国和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 成员的总人口占世界总量的2/3, 其GDP占全世界总量的90%, 国际贸易占世界总量的80%以上。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G20成员国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举行了首次会议, 并决定此后召开年会, G20由此诞生。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后, G20取代了G7成为全球治理的主导性平台, 并发挥了良好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传统国际组织如WTO、联合国等在西方国家的冷落中, 一定程度上存在被架空的风险, 而G20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数量比例适中, 因此在金融危机等重大国际问题的应对中, 能兼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体现发展中国家的诉求。2008年金融危机后, G20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并形成了有效的多边治理模式, 在全球治理方面显示出更大的优势和更为明显的成效。

二、G20制度优势和全球治理成果

G20多边治理机制相比其他正式国际组织而言, 具有非正式论坛的灵活性以及核心多边平台等制度优势;同时, 它又继承了G7峰会的一致性等制度优势, 总体而言, G20对于改善全球治理具有较强的制度优势, 其优势可归结为以下三点:一是作为首脑峰会的制度优势。G20峰会的参与者均为各国最高领导人, 它为各国信息交流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平台, 且具有首脑外交的优越性。得益于最高领导人的广阔视野, 决策过程的效率和有效性大大提高, 有利于会议议题的达成, 此外, 议题由于有各国首脑的承诺, 也更易推广和执行。二是非正式性优势。国际合作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在于多边国际制度, 而其中的代表———联合国, 虽然拥有广泛和普遍的代表性, 但其改革历程却步履维艰。相对而言, G20机制作为非正式性的多边峰会机制, 可以弥补正式机制在面对全球治理问题上的乏力和不足, 为全球治理主要主权国家提供自由发声的平台, 因此在议题设置、成果执行等方面表现出一致性和灵活性的巨大优势。正式制度中, 由于全球治理体系内部各国缺乏统一目标和有效协调, 因此往往缺乏一致性。而G20在这一点上具有其他国际组织无法比拟的优势。此外, G20在议题设置上也较为灵活, 能紧跟国际热点问题, 兼顾大多数参与国的利益, 同时, 能综合考虑多个领域的关联性, 为成员国提供平衡协调的机会。

G20自2008年首次召开领导人峰会以来, 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 主要表现为:一方面G20发挥了有效应对危机的重要作用。金融危机来临之际, G7峰会被G20取而代之, 全球治理能力得到有效提高, 其经济刺激方案以及联合抵御危机的措施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提高了危机治理成效, 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经济危机结束后, G20议题转为关注全球经济增长, 讨论范围覆盖众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利益诉求, 在众多全球治理问题, 如推动气候变化谈判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进展。

三、G20里中国经济引领作用日益凸显

刚刚落下帷幕的G20杭州峰会中, 中国挑起主席国的重任, 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国际合作充满挑战的重要转折点上, 中国承载着国际社会的巨大期待。

近几年来,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事务, 牵头建设亚投行、“一带一路”的倡议等, 使中国经济对于世界的影响日趋重要。”欧洲银行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维姆·梅吉斯指出:中国对于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稳定国际金融秩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中国对于结构性改革的相关举措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新思路对于推进世界经济改革也将起到积极作用。

杭州峰会中, 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国, 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一是为改变当前经济下行趋势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二是积极推动G20从危机应对机制向全球治理长效反应机制转型, 三是秉持着“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引领G20发展, 推动当今世界新的国际秩序的构建。

G20杭州峰会的主题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 在此议题上,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发展中国家, 积极承担了推动G20率先行动、消除世界发展鸿沟、遏制贸易保护主义, 以及刺激全球经济增长等等重要的国际义务和责任, 今后也将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真正实现通过中国自身的发展为世界的发展贡献更多的“正能量”。

参考文献

[1]卢静.G20杭州峰会中的中国作用:国际期待与中国贡献[J].对外传播, 2016, (7) :07~09.

[2]陈凤英.G20杭州峰会:全球经济治理转型新起点[J].当代世界, 2016, (8) :04~08.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篇2

重振全球贸易和投资来推动全球经济实现强劲、平衡和可持续增长”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商务部来说，G20杭州峰会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张少刚：今年G20杭州峰会的主题是推动各方“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还围绕创新、经济金融治理、贸易投资、发展等设置了四个重点议题，商务部主要负责“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议题的成果筹备工作，同时也负责“包容和联动发展”方面的工作。

G20本身起源于金融危机，从1998年开始，主要是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G20升格为峰会机制。当时，G20总体而言是一个危机应对机制，其主要工作就是探讨如何通过协调货币、财政等宏观经济政策来推动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其下设机制也以财政金融为主。贸易投资合作一直以来是G20的一块短板，既没有定期召开的贸易部长会议机制，也没有相关的常设工作组支持。

近年来，随着金融危机逐渐消退，G2O本身的功能和定位正在发生转变。从2009年匹兹堡峰会将G20确定为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之后，G20的议题和合作范围都有很大拓展，正在从一个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平台转变。应该讲，这一机制短板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G20在新形势下全球经济治理能力的发挥，很多成员，包括工商界都呼吁G20加强贸易投资政策方面的协调和合作力度，进而促进全球经济实现中长期增长。

2015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安塔利亚峰会时指出，我们把世界经济比作人的肌体，那么贸易和投资就是血液。只有气血通畅，世界经济才会健康发展。也正是在这一次峰会上，各方在中方的倡议下，一致同意加强贸易投资协调力度，并推进相关领域合作。

中国作为今年G20的东道主，在经贸领域的工作重点就是要和各成员一起，按照G20领导人已经达成的共识，打造G20贸易投资机制，弥补G20在机制上的这块短板，共同把G20合作机制维护好、建设好、发展好。这也正是2016年我们在G20经贸领域办会工作中最为核心的任务——推动G20从一个危机应对机制转变为全球经济长效治理机制，通过重振全球贸易和投资来推动全球经济实现强劲、平衡和可持续增长。

中国新闻周刊：“贸易投资机制化”这个提法是中方首先提出来的？

张少刚：对。加强G20贸易投资机制建设，增进G20成员在贸易投资方面的协调与合作，是G20中国年在贸易投资领域合作的重点方向，也是中方为促进G20机制发展提出的一项重要的中国方案。

为了全面系统推进G20贸易投资合作，我们今年在贸易投资领域确立了5大议题，包括加强G20贸易投资机制建设;促进全球贸易增长;加强全球投资政策协调与合作;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包容、协调的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这个方案是我们在广泛征求各成员、国际组织以及工商界意见的建议基础上形成的，应该说，这是中国方案，也是G20成员和各方集体智慧的体现。

中国新闻周刊：5项议题的制定，从整体上是怎样的考虑？

张少刚：首先，“加强G20贸易投资机制建设”，是要把机制和平台搭起来，通过贸易部长会议机制化和创建贸易投资工作组等，为G20贸易投资合作提供稳定和强有力的支撑。然后，要为当前的全球经济发展，特别是在重振贸易和投资发展方面，对症下药，综合施策，提出可操作的方案来。

譬如在促进全球贸易增长上，我们针对全球贸易面临的瓶颈和新机遇，提出了G20“贸易增长战略”倡议;在投资方面，针对全球投资政策制订缺乏协调、投资治理碎片化严重的情况，提出了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另外，为了支持和重振多边贸易体制，我们还提出了G20成员承诺在年底前批准贸易便利化协定、延长不采取新的保护主义措施到2018年底等倡议，并积极推动G20在推进多边贸易谈判和有关议题讨论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在建立“贸易投资机制”上，中国具体的贡献是什么？

张少刚：今年，围绕贸易投资机制建设，中方和各方一起重点做了这几件事：一是召开了机制化后的贸易部长会议，并发布了G20历史上第一个贸易部长会议声明;二是创建了“贸易投资工作组”，举办了四次会议并推动各方批准了该工作组的工作职责;三是建立了G20贸易投资合作机制和国际组织、工商界（B20）、智库（T20）的联系机制，邀请它们参加相关会议，建言献策，协同推进合作。

以上这些工作都是对G20机制的完善和发展，是推动G20实现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的重要举措。我们相信这些努力可以帮助未来的G20东道主更好地“接力”，持续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推动G20为全球贸易投资发展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明年G20东道主德国在工作层已经明确表示，2017年会继续举办贸易投资工作组会议。

中国新闻周刊：这套“中国方案”提出后，是否有成员持有不同的态度？

张少刚：我们最初是在安塔利亚峰会期间与各方就贸易部长会议机制化和建立工作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沟通和协商。应该说，当时一些成员对此还是有一些疑问的，提出了不少问题，比如这个机制和世贸组织的关系是什么？工作组讨论什么议题，怎么运行，谁来主持等等。

后来通过非常密集的沟通和协调，各方的疑问、疑虑逐步厘清了，大家对G20贸易投资合作机制的职能和作用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合作信心进一步增强。安塔利亚峰会就定期召开贸易部长会议和建立支持性工作组达成了共识。之后，中国接棒G20东道国，又经过半年多时间，特别是通过中国年的四次工作组会议，我们和各方一起讨论，研究，最终在7月贸易部长会议上达成了非常广泛的共识，制订了工作组的工作职责，对新机制进行了建章立制。

当然，G20贸易投资合作刚刚起步，很多具体成果倡议在推进过程中也面临很多难点。比如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就是一个例子。近10多年来，很多国家和国际机构都想在协调全球投资政策制订方面有所突破，但都失败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发达国家强调对外资的保护和透明度等，发展中国家则多是引资大国，强调对投资的监管等。如何弥合这些分歧，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着陆区，是非常大的挑战。经过非常艰难的磋商，到了7月份的贸易部长会前夕，各方在最后关头成功找到了着陆区，就具有历史意义的9条投资指导原则达成一致，在多边投资政策协调上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中国新闻周刊：从最终取得的成果来看，这些成果是否超出了预期？这些成果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角色转变有什么联系？

张少刚：尽管我们在今年初提出的经贸合作方向和重点领域得到了各方的积极支持，但是在具体成果推进中，还是有不少困难。当然，我们在提出这些方案之前已经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摸底”，对总体形势和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非常缜密的评估和准备，所以在推动过程中，即便在一些问题上面对挑战和困难，我们也一直非常坚定地去推进，同时与各方保持很好的沟通和协调，最终排除了困难，寻找到了利益契合点，成功实现了预期工作目标，为杭州峰会在经贸领域实现积极务实、能够留下历史印记的成果创造了有利条件。

应该说，这些成果的取得不是一朝一夕达成的，而是水到渠成的一个过程。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持续地推进改革开放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托和基础。以本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中国开始全面融入全球化，积极开展自贸区谈判和区域经济合作，并深入参与了全球经济治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从中国主场外交活动来说，我们先后在2001年和2014年举办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特别是在两年前的APEC北京峰会上，中方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贡献了一系列中国方案，得到了各方的高度评价。这些都为我们2016年举办G20峰会打下了基础。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篇3

一、国际经济旧秩序是南北冲突问题的症结所在

第一, 不平等的国际生产分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不平等的国际生产分工依然存在。现在垂直型国际生产分工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工形式, 单一的传统分工开始转变为多层次的国际分工体系, 但是发达国家在这一体系中还是处在最高层, 发展中国家则处在最低层。

第二, 不平等的国际贸易治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 制成品和初级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此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小, 而且也有所降低。世界出口商品贸易结构的变化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制成品不断发展和扩大, 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不断增加, 而初级产品贸易虽也有所扩大, 但增长速度相对较慢, 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则有所下降。从总体上来看, 发达国家在世界服务贸易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在全球发达国家十大进出口国中, 服务贸易占到了全球的一半以上。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严重依赖着发达国家。另外发展中国家仍深受着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 尽管为了提高出口的收入, 发展中国家努力提高原料加工的能力, 但还是遭到发达国家非关税壁垒的阻碍。发达国家的非关税壁垒名目很多, 涉及到进口限制、海关手续、卫生安全技术质量标准和特定的包装装潢条例等, 总数达1000多种。区域经济集团化, 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受挫。发达国家区域内贸易比重增大, 而且还有上升的趋势。

第三, 不平等的国际金融治理体制。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财政拮据, 资金也严重短缺, 没有办法为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积累起必要的资金。要发展经济仅仅从有限的出口中得到收入是远远不够的, 除了吸引到外资和接受援助外,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国际金融市场借款。但是国际金融市场几乎完全操纵在发达国家及其金融集团手上, 它们企图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出资金, 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方向及进程, 并且获取巨额得利润和利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转移, 主要是通过私人直接投资、私人商业银行贷款及官方发展援助等几种主要的形式。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 由于发达国家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 以应对国内的通货膨胀, 官方发展援助在资金转移中的比重有所下降, 才使得条件苛刻的私人商业性贷款的比重提高。私人商业性贷款由于偿还期短和利率很高, 极大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还本付息负担, 使它们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当中去了。发展中国家为了借新债来弥补国际收支的逆差, 被迫接受债权者的种种严苛条件, 甚至被迫要调整本国的财政经济政策。与此同时, 广大发展中国家在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中又处于无权、少权地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国际金融治理领域最具权威性的机构, 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国际资金的流向。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所占比重很小, 在按份额比例确定投票权大小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面, 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世界银行里面, 发展中国家也处于类似的处境。

二、南北双方改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共识

第一,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历史前提与共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 南北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从现实主义原则出发, 发达国家渐渐认识到调整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必要性。南北双方就在承认相互依存的历史前提以及必须改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方面取得了共识, 并且有了一些具体的行动措施。

首先, 为共同阻止发展中国家经济恶化, 在国际金融治理领域采取了相应的改革措施。1985年秋, 美国提出了由其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起草的“美国关于发展中国家持续增长的计划”。该计划强调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 (WB) 为中心, 进行国际机构和民间银行协商融资;发达国家应积极购买发展中国家产品, 确保发展中国家资金流动, 发展中国家和负债国也应相应调整有关经济、金融政策, 扩大经济自由化程度。1987年底, 美国又提出以债券交换债务为主要内容的计划。1989年美国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提出了减轻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的“布雷迪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相应增加了发展援助基金, 等等。这些具体措施反映了发达国家在调整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上有一定的愿望, 并做出了有限的变革。

其次, 在国际贸易治理领域内对维持初级产品价格和减少贸易壁垒作了一定的努力。1975年, 欧洲共同体 (EC) 9国与非洲、加勒比地区和亚太地区共46国在多哥首都洛美签订了有名的《洛美协定》。《协定》包括保护非、加、亚太地区初级产品价格, 欧共体对这些国家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等内容。至1989年, 洛美协定已签订了四个。1976年5月, 联合国第四届贸发会议通过了商品综合方案决议, 建立了国际存储共同基金, 用以改善初级产品市场, 承诺稳定商品价格和各国进出口贸易中某些商品的数量。

尽管南北双方在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上存在一定的共识, 但分歧更为明显。所以, 要从根本上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 将危害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 而发展中国家则理所当然地希望建立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第二, 发展中国家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一是确保对本国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二是改革国际贸易治理制度。改革国际贸易条件, 提高并规定初级产品的合理价格, 建立共同基金, 为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主要初级产品建立一定的国际储备, 以调整国际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发达国家应扩大“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的实施范围, 取消不合理的贸易壁垒, 实行公平的技术转让。三是改革国际金融治理体制。国际金融机构增加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信贷和信贷范围, 扩大这些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与投票权, 减少大国对它的操纵。四是增加发展援助和减轻债务负担。五是改革国际经济机构, 实现各国经济均衡发展。

第三, 发达国家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态度。美国力图保持在全球的霸权地位, 从整体上维持旧的经济秩序的意图并未改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上的分歧是相当严重的, 这大大阻碍着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面对发达国家的强硬立场, 发展中国家开始务实地提出新的改革方针。1989年, “七十七国集团”主张南北问题全球谈判应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讨论紧迫问题, 第二阶段解决国际经济结构问题, 但这一方案并未得到发达国家的积极响应。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还得做艰辛的努力。

三、发展中国家为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所作的努力

第一, 争取和推动南北对话。南北对话从开始至今, 经历了一个复杂艰难的历程, 也体现了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1954年, 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了著名的“万隆会议”, 这次会议标志着第三世界开始形成。1961年9月, 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第一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 初步涉及到反对旧秩序的问题。1964年3月, 联合国第一届贸易和发展会议召开, 拉开了南北谈判的序幕。发展中国家在这次会议上初步成立了“七十七国集团”。第二次不结盟国家和首脑会议1964年10月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 这次会议通过了《和平和国际合作纲领》, 要求迅速建立一种新的公正的经济秩序, 第一次在世人面前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口号。1974年, 联合国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了由“七十七国集团”起草的《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及《行动纲领》文献, 1974年, 第29届联大又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20世纪90年代, 随着亚洲和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兴起和全球化导致的各国经济相互联系程度的加深, 南北对话有了新的进展。主要体现为1996年首届亚欧会议和1998年第二届亚欧会议的召开以及1999年欧拉会议的举行等。在区域经济联盟上, 表现为1993年的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1989年成立的亚洲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合作组织 (APEC) 。

第二, 实行南南合作, 建立区域经济联盟。南南合作是指发展中国家在集体自力更生基础上, 以相互尊重主权、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为原则, 不断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的国际合作。它与南北对话共同构成南北关系的主要内容。南南合作加强了南方国家作为一个集体的总体力量, 增进了团结, 开拓了市场, 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发达国家的依赖, 也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南北对话中的地位, 对于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20世纪80年代, 由于南北对话陷入僵局, 南南合作显得尤为重要。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南南合作国际会议是新德里磋商。1982年在印度新德里, 44个南方国家聚集一堂, 召开了南南会议。来自中国的代表在此次会议上提出了南南合作的五项原则, 强调南南合作应该朝着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加强集体自力更生的方向来努力, 并且按照平等互利、互相照顾的原则来进行, 加强团结和加强对发达国家的谈判地位, 推动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到了20世纪90年代, 南南合作的另一个重要形式和成果就是区域经济集团化的迅猛发展。

现在, 发展中国家大都参加了南南合作与区域经济集团化运动, 南方国家谋求集体自力更生的目标不会改变, 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浪潮之下, 发展中国家通过自身联合获得了新的力量, 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推动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上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重大的作用。

第三, 反对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历次斗争。20世纪50-60年代, 发展中国家通过亚非会议, 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等奠定了反对国际经济旧秩序,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力量基础。20世纪70年代, 发展中国家掀起了维护经济主权和本国资源, 反对霸权的斗争高潮, 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首先是维护石油权益;其次是反对海洋霸权;再次是保护原料资源。

四、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困难和希望

第一,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困难。影响当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困难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南北力量对比很悬殊。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要想从根本上改变由仍处于强势地位的发达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 必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才能越过重重困难从而取得胜利;二是发展中国家内部分歧很大。发展中国家在日益分化;发展中国家内部民族、领土、宗教矛盾有加剧的趋势。

第二, 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希望。我们看到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利于南方国家发展的要素, 但是也并不能说明南方国家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道路上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 我们可以从国内环境、国际环境这两方面来看, 发展中国家都有突破困境的希望。一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很迅速;二是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趋势客观上也要求并推进南北方面的合作。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不仅加深了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 而且也加速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主要表现在生产、资本、商品流通和金融等各个方面。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发达国家扩大资本利润范围的本质, 但在客观上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济合作的历史机遇。南方国家在日益活跃的经济活动中, 能够从发达国家获得资金和技术, 并在由电子技术传递信息的地球村时代, 能通过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实改变北方国家轻视无视南方国家的错误态度。政治多极化趋势为世界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和平的国际环境, 大家都将目光投向了发展, 这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难得的历史机遇, 我们都知道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 广大发展中国家才能集中精力, 做出长远的经济发展规划, 将有限的资源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投入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1].徐祟温.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M].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

[2].伍贻康.国家、区域化和全球化[J].太平洋学报, 2000 (4) .

[3].尹承武.从南北关系看联合国经社系统改革[D].北京大学, 1997.

[4].王逸舟.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和规则博弈 篇4

多边贸易规则与面临的挑战

二战以后，世界接受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教训，成立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推动建立了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该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市场开放和无歧视原则。此后，世界市场的开放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不断有新的突破，这也成为经济全球化逐步发展的最基本保障。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的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选择了开放发展的战略，通过参与全球化，进入开放的世界市场，利用低成本和发展潜力的比较优势实现经济的加速发展，从而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如今，发展中国家的GDP已占到全球的40%，而按购买力平价指数（PPP）计算，已超过半壁江山。重要的是，未来世界发展最大的潜力仍在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必然会对原有的国际规则产生影响。早先，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主要是美国主导、美欧日把持，直到东京回合（指关贸总协定第七轮多边贸易谈判。1973年由《东京宣言》正式启动，1979年结束），发展中国家才开始参与。但基本还是发达国家站在制高点上主导规则，因为这些国家最有开放能力。不过，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之后，开始要求在多边规则中更多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要求发达国家取消国内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竞争的保护性高补贴。比如，农业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起点和基础，如果发达国家对农业实行高补贴的话，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出口就只能在竞争中败北。二是多边体系不仅要推动开放，还要推动多边框架下的合作。多哈回合（指2001年11月开始的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其宗旨是促进世贸组织成员削减贸易壁垒，通过更公平的贸易环境来促进全球，特别是较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被称为“发展回合”，它是多边体系的一个重大转变，也是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的第一次集体发声——发展中国家开始考虑世界的发展问题。多哈回合希望通过制定新规则来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最终却因为不符合美欧等发达国家的胃口而无法谈下去。之后，美国另起炉灶，带领一部分“志同道合者”开始搞“诸边协议”，谈判服务协定。美国还另外搞了“面向新世纪”的自贸区，在亚太地区领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美欧之间推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不过，多边贸易体系框架仍然存在，多边开放也仍然需要，在此情况下，世界贸易组织（WTO）推动了“贸易便利化”协定谈判，同时，还有选择地推动了先行开放，比如在第一期信息技术协定的基础上，推动新的开放安排——扩大资讯技术协议（ITA2）。但总体上看，要求制定一个反映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多边开放合作体制，还是举步维艰。

美国把主要精力转向推动次区域和诸边自贸区，其领导的TPP影响巨大。TPP产生的大背景就是通过制定新规则，塑造新的竞争力优势，来应对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TPP制定的新规则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全面、高水平的市场开放；二是涉及国内政策、法规、标准的深度体制开放。尽管TPP已经完成的谈判文本并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开放的目标，体制开放也没有触及一些根本问题（如美国国内法规的超级性），但仍是迄今世界上最全面、最有深度的协定安排。更为重要的是，这预示着未来美国以及TPP团体推进的方向。

从未来的发展看，世界需要保持一个更为开放和公平竞争的环境。从一定意义上来说，TPP有面向未来的含义。但是，各国和地区差别很大，开放与合作应该是未来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而多边安排最能体现聚合的利益和开放下的公平。TPP原则要有过渡，也不会适用于所有的国家，美国力图把TPP规则作为多边规则，很难行得通。其实，美国本身对TPP也多有争议，而且，要使它的全部成员都能在其国内顺利通过并不容易。有些国家，像越南，本来不具备加入TPP的条件，它之所以破釜沉舟，是要实现三个目标：一是以此推动国内的体制改革与市场开放，二是以此进入TPP圈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三是要做加工出口大国，以此提升吸引力，接纳产业转移，成为继中国之后的大出口加工地。现在连印度尼西亚都表示要研究加入TPP，不过也有人认为这可能只是政府的一种政治表态，因为真的谈判起来难度很大。

在新形势下，涉及新规则制定的问题很多，目前的多边体系只涉及贸易，而多边投资体系尚未建立，非直接投资的跨国资本流动数量很大，缺乏多边管理机制，这也是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事实证明，世界不开放不行，仅仅依靠开放也不行，新规则应该有更大的包容性。

中国应参与和引领规则制定

面对新形势，特别是以TPP为引领的规则博弈，中国应该怎么办？总的说，中国要着眼于未来，采取参与、有选择引领的政策。TPP影响的主要不是贸易本身，而是未来的规则方向。对此，我们一方面要认真对待，跟踪观察；另一方面，要选择自己想做的和能做的，下功夫推进，取得成效。参与和推动自贸区战略已经写入了党的文件，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对于规则制定，中国不仅要参与，也要创建。习主席说，中国要发挥引领作用，这很重要。实际上，以往中国在“引领”作用上还是有成效的。比如，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上，我们就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创建了“早期收获”原则，提出并实施了分步走方案（根据发展水平，东盟成员实行差别安排待遇），如今，“早期收获”（early harvest）几乎成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谈判原则。

欧美市场对我国也非常重要，尽管中国不会一下子加入TPP（TTIP更难包括中国），但还是要开拓空间，从谈判投资协定开始是一个好选择。中美构建自贸区有困难，我们可以先与欧盟进行谈判，还可以推动国际多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尽管WTO的贸易规则已经包括了不少投资的内容，但还是需要一个全面的投资协定。中国政府已经下定决心在开放中实施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这样，发挥引领作用就有了底气。总之，在新的规则博弈中，中国不能无所作为，不能把眼睛只盯在加不加入TPP上。从现实看，一是中国尚不具备加入的条件，二是还需要时间观察。其实即使顺利的话，TPP也要到2018年或者2019年才能够实施。

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要做大事，推动具有大战略意义的进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大倡议，在议题设置、合作方式、推动重点上均提供了发挥引领作用的平台。“一带一路”打的是推动新型发展合作的大旗，有号召力。中国不仅提倡议，而且率先投入，以推动新合作机制的建设（亚投行、新发展银行、丝路基金等），只要坚持下去，就会影响巨大，于自己、于地区和世界均有利。如果说美国引领的是新开放规则的制定，那么，我们引领的将是新发展合作规则的制定。世界需要开放，更需要发展、合作。美国的规则只能涵盖少数国家，是内向的；而我们推动的新发展合作则是面向所有国家的，是外向的，是“开放的区域主义”和“开放的全球主义”。这样，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就有了制高点和话语权。

当今世界处在大转变时期，矛盾多，形势复杂，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增强对世界变局的判断和掌控能力，把握住和平发展、开放合作发展的大方向。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时期，也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时期。对中国来说，则是近代历史上最有掌控能力、最可以有大作为的时期。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篇5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在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运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实践，在经济全球化大浪潮之下积极参与进程，扬长避短，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马克思对于经济全球化的阐述

经济全球化是指当代世界伴随着生产社会化、国际化的发展和资本的国际扩张,使各国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模式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融合,并使各国社会的发展与外部世界联系日益密切的历史进程。

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向性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尽管没有使用“全球化”这个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实际指出了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之一。在经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中必须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予以高度重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就其实践意义而言，就是要在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自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顺应时代潮流，辩证看待经济全球化，结合本国实际，在实践的基础上参与经济全球化。

二、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1.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从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断通过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统计表明,在我国的外资企业中,近30%为高污染企业,并且多集中于沿海开放城市，同时有向西部及其他地区扩展的趋势。再加上国内部分企业已经存在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长此以往,会给子孙后代留下无数隐患。我们不能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因此,如何协调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之间的关系,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一大挑战。

2.经济风险加大。经济全球化使得统一的世界市场急剧扩大，资金、技术和各种人力物力资源在国际范围加速流动，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相互之间的交往和依存关系大大增强，国家经济安全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

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金融的联系在不断加强，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引起了全球性经济危机也已经更加充分的证明了这一事实的严重程度。向世界敞开中国的金融大门是一个必然趋势,因此中国必将面临在全球金融市场中风险加强的挑战。

3.国家主权受到干扰。一些国家的某些势力还企图用经济和贸易的手段达到政治目的，不仅试图侵蚀中国的经济主权，更试图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所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国际竞争力必然不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借着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之机向中国施加压力,企图推行西方的“人权”标准和政治制度,还利用中国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对他们的需求,干涉中国内政,以经济制裁相要挟,这势必影响中国的主权。

三、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解决相关问题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实践性。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总结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扩展理论新视野，这样才能与时俱进的解决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

1.注重总结经验，在实践的基础上把握事物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来源于对客观规律的归纳和总结，只有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不仅仅是中国，还有其他很多国家都参与其中。在认真学习、总结中国和其他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规律之后，结合中国自身国情，我们可以找到解决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的方法。

首先，在参与新的国际分工中推进产业升级。应当在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利用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部分生产环节，发展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高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逐步发展自己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

第二，在开放式的国际合作中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中国的高技术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只有在与掌握高新技术的跨公司开展国际合作过程中才能找到学习吸收先进技术的捷径，利用跨国公司的“当地化”经营战略推进中国的人才培训和技术传播。

第三，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是进一步促进各国经济更大程度的开放，这将有利于削弱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壁垒。区域经济合作对于分步推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具有积极意义，中国应积极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的全球自由化进程，在高技术产业及服务贸易领域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在竞争中发展壮大自己。

第四，在扩大贸易和金融自由化中趋利避害。各国股价、汇率、利率等的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大，与此同时，全球化交易方式的不断创新也导致金融风险的发生机率增大。中国应在扩大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中趋利避害，争取尽可能大的利益，防范和减轻震荡风险。

2.与时俱进，坚持理论创新，以新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我们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地位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应用。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辩证地认识和处理与发展相联系的各方面重大关系，发展才能有新思路，改革才能有新突破，开放才能有新局面，这样才能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各种机遇，顺利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这一目标。

[1]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