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与中的社区治理论文

公民参与中的社区治理论文（通用7篇）

公民参与中的社区治理论文 篇1

社区治理主要是指将治理理论应用到社区发展建设中, 从而保证公民在社区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社区治理中公民的参与是一种具有广泛性意义和普遍性意义的行为, 是现代民主发展的一种重要特征。社区治理的重要目的是充分发挥出公民在社区管理中的主体, 进而实现有效的社区管理。在我国社会转型发展下, 社会利益发展格局分化, 公民在社区治理中的决策需求变得更加强烈, 为此需要有关人员重新思考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问题。

一、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内涵和特点

社区治理中公民的参与是公民行驶自己政治权利的重要体现, 公民参与能提升社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在现阶段, 公民参与主要是指公民通过各种形式来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行为, 充分体现了公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自主权。公民参与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社区参与, 主要是指公民、社区以一种合法的方式来参与到社区治理和社区发展中。社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是一个动态化的发展过程,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

二、现阶段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障碍问题分析

1. 公民社区治理参与内在动力机制不完善。

第一, 公民社区参与积极性较低。首先, 真正参与到社区治理的公民数量是有限的, 且在社区中的参与率是很低的。其次, 参与社区治理的人员结构不合理, 老年人的数量要比青年人的数量多。第二, 社区公民对社区治理和管理的认识存在偏差, 对社区发展的认可度不够。出现这样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公民还有适应自己的“社区人”角色, 对社区工作的认知度不够。另外, 公民对社区认同度存在误差, 在工作的变化下不断还居住地, 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认同社区。第三, 公民对社区局委会的信任较低。社区居委会是一种居民自我管理、自我实现和自我约束的重要组织, 但是受资金和各种条件的限定, 社区居委会功能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

2. 公民社区治理参与的外在动力机制不完善。

现有的社区治理法律法规不完善。现阶段我国社区治理法律法规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 比如对公民的社区治理参与权利、责任划分以及参与途径等界定不够科学。首先, 公民社区治理参与权利界定不合理。体现在公民社区参与的一些重要权利没有被赋予。比如法律法规规定的公民社区治理参与主要权利是选举权, 但对其他权利并没有进行明确规定。其次, 公民参与社区管理的形式较为单一, 无法满足公民社区治理的多元化发展需求;公民参与社区治理配套机制不完善。现阶段我国公民的社区治理参与问题大多是权利边缘化问题, 以选举权为例, 一些地方的社区选举权操作程序不规范, 选举权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 同时对重要决策的组织者、行驶者等也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

3. 公民社区治理体制性障碍。

第一, 社区居委会自治工作中, 公民没有完全参与。在社区改革发展下, 社区居委会逐渐脱离了街道办事处的管理, 实现了自治发展。但是现阶段很多社区居委会处于一种半自治的阶段, 和原有居委会职能发生了冲突。第二, 公民社区组织发展不良。公民社区组织也是公民参与的重要组织形式, 但是现阶段公民社区组织呈现了一种发展畸形, 表现在公民建设社区组织的意识不够和公民社区管理的理性不够。

三、完善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机制的策略

1. 实现对公民社区治理参与内在动力机制的创新。

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内在机制创新着重要体现公民对社区本身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为此需要提升社区服务管理的多元化发展。针对公民在社区管理中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需要提升公民总体素质, 为不同的社会群众提供有针对的社区服务, 比如对于高素质的人群, 需要为他们提供政治生活文化界教育, 为他们打造绿色化的社区环境。对于一些低素质的人则是需要为他们提供更多学习的机会, 让他们了解社区生活。

2. 实现对公民社区治理参与外在动力机制的创新。

公民社治理参与的外在动力机制涉及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 社区治理需要涉及到社区组织, 包括社区学校、社区再就业辅导、社区义工队伍以及社区心理辅导。对于社区组织的这些活动需要有关人员从法律上确定这些活动的地位, 通过合法地位的确定来开展更多社区商业活动, 提升社区管理的独立、自治。另外, 社区组织确定了合法地位之后, 还需要开展一系列的商业活动, 让社区委员会的一切活动摆脱政府政治色彩。同时, 在现代社会发展阶段, 社区治理发展还需要注重信用建设, 在日常的社区事务公开之外, 社区居委会成员还需要定期向社区公民公布述职报告, 让社区居民更好的了解居委会工作。

3. 实现社区治理体制创新。

第一, 改变传统的街道居民制, 撤销社区街道办事处, 恢复居委会职能。第二, 加快构建公民参与社区管理的平台。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 社区职能本身变得更加复杂, 为此居民参与社区管理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为此, 需要建立一种社区同盟会组织来解决社区管理问题。

四、结语

为了更好的推进社会城市管理体制改革, 需要有关人员在总结以往社区建设发展经验和规律的基础上, 成立一种充分发挥公民积极性的社区治理机制, 从而更好地促进社区进步发展。

参考文献

[1]罗曼琪.社会转型期的城市社区治理:社区公民参与的发展状况及问题浅析[J].改革与开放, 2010 (3) :94.

[2]张坡.城乡一体化视野下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问题与对策[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 2014 (3) :10-16.

公民参与中的社区治理论文 篇2

——以北京市为例

徐君

2013-1-28 9:12:41 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4期

【内容提要】 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速度的加快，我国城市街道事务管理的任务量和复杂性急剧增加，街政治理变革与创新势在必行。本文以公民参与和街道行政之间的生态互动关系为主线，依据“决策—实施—监督”的街政流程，对2007年北京市委社会工委成立以来街政治理的公民参与机制进行了案例分析。本研究发现，社区的公民参与及其组织形式塑造了街道公共决策的民主化机制，扮演着社区居民自组织服务或为其增能的角色，开辟了街政监督的公民社会路径，其在推动街政由低分权、封闭性、单向度管理，向开放式、参与型的公民治理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 键 词】北京市街政治理公民参与 非政府组织(NGO)

一、引言

就基本涵义而言，“街政”(sub-district governance)是指我国城市街道层面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在行政层级上与之相对应的是农村地区的“乡政”(township governance)。但与乡政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级完整的政府，而是城市区政府的派出机构，是城市空间内国家与社会最基本的接触面和互动平台。在城市政府层级中，街道(街道办事处的简称，是街政的主要承担主体)的管理层次是较为独特的。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速度的加快，社区居民的需求日益增加且异质化，个体意识快速觉醒，社会日趋多元化，街道辖区社会公共事务的复杂程度空前增加，当下的街政正面临着不可治理的风险，城市基层管理改革与创新势在必行。

实践表明，城市基层管理改革源于两种力量，一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另一种则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这其中，公民参与尤其是以组织化形式实施的参与，在推进基层民主治理和街政流程再造方面发挥着基础性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各类民间组织，尤其是扎根于社区的草根性非政府组织(NGO)不断产生和发展，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与发展提供了重要载体和平台。根据北京市社会工委2009年8月的全市普查，北京市16个区县在社区范围(乡镇、街道、社区居委会辖区)内开展活动的民间自发组织大约有1.2万家(不包括以工商注册名义进行活动的组织，这部分的数量也较可观[1])。本研究基于对北京市相关街道的实证调查，按照“决策—实施—监督”的街政流程，对2007年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北京市社会建设办公室)成立以来街政治理创新的公民参与及其组织化的机制，进行分析和探讨，主要内容涉及公共决策环节的组织化参与、社区服务组织的孵化与能力建设，以及街政监督的公民社会途径三大方面。

二、相关研究综述

我国学术界对街政治理及其改革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概括起来看，其基本的研究取向有三种，即“国家中心”取向的研究、“社会中心”取向的研究和“国家—社会融合”取向的研究。

“国家中心”取向的研究看重城市基层治理与国家政治在结构上的同构性，强调街政治理变革的动力来自上级乃至中央政府。[2]在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体由政府组织扩展到社区内的自治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政府组织主要是通过规划指导、下放权力、提供经费等方式支持社区自治组织体系的构建，然后通过社区自治组织体系的有效运作，逐步实现社区事务的良好治理。

“社会中心”取向的研究深受公民社会理论的影响，力图为街政治理变革寻求社会支持因素和社会化的解释。对于公民社会的理解虽然有许多不同的流派和分支，但大多基于哈贝马斯对西欧社会近代历史的梳理而提出的公共领域概念。在社区自治模式下，社区事务管理的主体主要是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政府对社区的干预主要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以一种间接和协商的方式进行。[3]对“社会中心”取向更复杂一些的研究认为，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疆域很难划分清楚，即使公民社会独立于政府的直接领导，它实际上也是通过党的领导而服从于整个国家权威，成为国家建立其合法性的基础。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在地方自治的框架下构建“社区政府”，则是街政治理改革的正确方向。

“国家—社会融合”取向的研究实际上是在治理理论的范畴中进行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源于西方国家的治理理论(Governance Theory)在我国学术界开始风行，它关于政府与公民共治、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共利益的价值追求为许多学者所推崇。鉴于对国家和社会二分法的不满，有些学者开始扎根我国历史和现实，来建构基于中国经验的治理概念。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黄宗智提出的“集权的简约治理”(centralized minimalism)[4]。源于历史传统的这种治理基因，历经民国、社会主义集体化、改革开放时期，都能看见其影子，只不过有时候侧重于国家化，有时候侧重的是去国家化。在此观点启发下，有学者以具体的城市社区改革案例为基础，得出了在当代中国强财政支持下的政府已经不是通过“简约主义原则”来进行基层治理，而是通过一套更加复杂的柔性控制策略来实施基层治理的结论。[5]

应当说，治理取向的街政研究具有其学术上的很大合理性。治理理论框架是对过去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缺乏治理能力”和发达国家“治理能力超负荷运行”现实的总结，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综合性。这不仅体现为治理概念在不同学科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更体现为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治理模式是一种可以适合多种社会情境的解释模式，三者间不同份量的组合可以应对不同性质的问题。[6]这就为我国城市街政管理与变革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发与借鉴，其对本文的实证分析也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参考作用。

三、街政治理的分析框架

本文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界定街政，将其看作是街道与其环境之间生态学意义上相互作用的行动系统。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见示意图)，“街道”与“环境”是两个核心变量，作为两者相互作用的“输入”、“转换”、“输出”和“反馈”是四个过程变量。现对其基本含义做如下界定：

(附图：街政治理流程示意图)

“街道”是街道办事处(含党工委)的简称，包括其内设机构。区政府职能部门在街道的派出单位(如公安派出所、工商所、房管所等)，是广义街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理活动也是街政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街道办事处作为区政府在街道辖区的派出机构，从法理上讲，它对区职能部门在同辖区的派出机构享有协调、监督甚至是领导的权力。本文在行文中所说的街道，主要是指街道办事处，当用到“街政”概念时，则既可指狭义概念也可指广义概念，这从上下文中可以很容易地识别出来。

广义上的“街政环境”是指环绕街道办事处的一切外部条件、因素及行动主体，在狭义上则指与街道办事处相互作用和博弈的居民、组织及单位，其中NGO是一类重要的行动主体，也是本文关注的焦点。为了收缩研究的范围，本文将街政环境主要限定在社区层面上，侧重研究的是街(道)—社(区)关系。在这里，社区是一个核心概念。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的自治意识和能力都非常弱，单靠社会自组织来“发展”社区速度显然不快，而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目标的实现又要求有一个比较成熟和完善的社区系统作为支撑和依托，在此背景下，党和政府采取了“建设”社区的路子，强调上对下的主导作用。常见的一个口号是，“社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大中城市，这项“工程”的政策层是市政府，协调层是区政府，操作层则是街道。在实际工作中，绝大多数城市也是把街道作为社区建设基本单元来规划和实施的，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区受理中心等一般都设在街道，社区资源共享的范围一般也是街道。由于街道所处理的事务主要是和居民日常生活及生产密切相关的社区性事务，从长远来看，必然要通过社区自治的方式进行治理。从这一角度看，将社区定位于街道(意指街道空间内的生活共同体)亦有其合理性和前瞻性。

在街道与社区相互作用的各个环节中，街道对社区环境的“输出”变量主要包括“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社区对街道的“输入”变量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社会性输入”和“行政性输入”。每一类输人中又具体包括“要求”(愿望、诉求、意见或抗议的表达)和“支持”(资源方面或行动方面的)这两项内容。在本文的研究中，街政实际上是被作为一个社区政治系统来看待的，街政治理研究实际上是在政治层面上进行的，这与目前街政研究主要集中在“输出端”，或者说是集中在街政流程的“下游”(如对公共服务的合同外包、一门式办公、服务承诺制等)有较大的不同。从整体来看，学术界对街道社区及居民的利益表达、决策参与，以及社区组织或居民对街政的网络式反馈等“输入端”或街政流程“上游”的研究还较为薄弱。本文拟从社区居民参与的角度对这些问题做出补充和回应性的研究。

四、街政治理创新公民参与机制相关案例分析

截至2011年，北京市共有街道141个、社区2717个。十余年来，它们在创新体制机制、推动社区发展、服务社区居民等方面一直在积极探索和努力实践。2007年12月，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市社会建设办正式成立(分别作为市委的派出机构和市政府的工作部门，实行合署办公)，着力在研究制定和组织协调首都社会建设与管理总体规划、政策及事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作用，街道和社区的建设与管理是其中的一大重要方面。其后，《北京市加强社会建设实施纲要》、《北京市社区管理办法(试行)》、《北京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试行)》等推动基层社会建设与管理的“1+4”文件相继出台，城市基层治理创新的实践愈加活跃。本文在对北京市基层社会治理实践进行调查的基础上，选取了三个典型示例，分别对其在街政治理创新中的作用方式、程序及功能等机制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

案例1：“社区规划公众参与平台”：交道口街道输入端街政治理创新示例①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街道辖区面积1.4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万余人，下辖7个社区。辖区以胡同、平房为主，分布着一批重要的中央、市属和区属单位，属于北京市33片平房四合院历史风貌保护区之一。2008年，北京市规划委、北京市社会办等部门在部分街道开展了“社区规划公众参与平台”试点工作。交道口街道积极响应并参加试点，创新性地采用了“开放空间”的会议形式(其功能类似于“社区论坛”)，举办了以“社区活动用房的规划和高效利用”为主题的讨论活动。其中，尤以辖区内菊儿社区的“居民参与活动中心规划”活动最为成功。该商谈活动以菊儿社区居民为主体，街道及规划技术方面的相关人员参加，共计有60余人。通过小组讨论、意见协商和集中投票，最终确定了5个改造项目，并由社区居民自己制订出详细的改造方案，解决了原来通风不好、阴冷潮湿、缺少无障碍设施和活动用房利用率不高等诸多问题。在这次活动中，居民不仅参加了改造方案设计，还全程参与施工监督、活动室布置、志愿服务组织等后续项目，实现了社区用房的自我管理。

案例2：“参与式社区服务项目”：清源街道输出端街政治理创新示例②

北京市大兴区清源街道于2001年底成立，位于大兴新城北区，总面积30平方公里，现辖28个社区，人口近13万。在这28个社区中，新建小区、老旧小区毗邻，回迁楼、经济适用房、高档商品房相近；户籍人口、流动人口混居，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群体并存，呈现出社区异质性强、人口需求多元的特征，在此背景下“参与式社区服务项目”于2007年开始试行。

“参与式社区服务项目”的运作流程是“社区需求调查—项目方案申请—筛选审批方案—建立项目执行小组—组织项目实施—监督实施过程—开展成果评估—推动项目扩展”[7]，涉及多元行动主体。其中，居民执行项目行动小组是在社区需求调查基础上，由社区居民自发组成，承担项目申请与执行、具体服务生产与传递的社区功能性组织，其作用的有效发挥改变了社区服务中居民“被服务”的局面，增强了社区服务的针对性和性能。例如，在以TOWNHOUSE为主导风格的康隆园社区，随着居民的陆续入住，装修污染、闲置花厅洋房空间浪费、循环水系统夏季水容易产生异味、高频率换水造成水资源浪费等问题日益凸显。通过开放空间讨论会，该社区最终确定了“康隆园绿岛生活馆”项目，旨在优化原有绿色生态植被，合理利用社区空间，从而美化社区环境。根据功能任务的需要，该项目又分设了4个活动小组：花卉种植组、果蔬种植组、再生资源组和水生植物组，居民通过自愿报名的方式参与到各个项目活动中，共同为社区环境做贡献。

2007年，街道所属的一个社区居委会主任接触到“北京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③，并逐步与其加强联系。这是一家致力于社区能力建设的专业性的NGO组织，以向城市社区提供社区参与信息、咨询和培训为专长。在其与清源街道有关居委会开展合作的过程中，街道逐渐介入，将其作为社区服务与建设的孵化器和助推器而引入。[8]从具体工作上看，“北京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在“参与式社区服务项目”中的主要功能是：为项目运作提供参与式的工作理念和操作方法，通过对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和项目行动小组开展专业技术培训、提供全程指导服务，将参与式治理理念转化为现实行动，不断提升社区居民自组织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案例3：“街政监督的公民社会路径”：右安门街道监督环节街政治理创新示例④

相对于输入端和输出端的街政治理创新，街政监督环节的创新实践相对比较少，其中丰台区右安门街道玉林西里社区所尝试推行的“三会一评三监督”工作机制可以看做是这方面的一个示例。玉林西里社区位于右安门街道西北部，辖区面积29.3万平方米，有2001户5800余人，属于老旧小区，是右安门街道最早开展社区规范化建设的试点社区之一。它所推行的“三会一评三监督”，就是“三会”(社区党委会、社区协商议事会、社区联席会)以定期或每半年一次地组织党员、居民代表、辖区单位负责人对街道部门进行民主评议的“一评”，评定结果可以作为评先评优和改进工作的依据；“三监督”(社会监督、民主监督小组、重点服务对象监督)以点面结合的方式深化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公民社会路径。所谓“三监督”实际上就是社区监督的三个步骤：第一步“社会监督”，就是把关系到“党居站”的社区事务，及时向社区各楼门、周边单位张贴通报，扩大社区的知晓率，尽最大可能满足居民的知情权，定期采取后续跟踪走访、入户随访、电话询问、问卷调查、民主测评等方式收集社区事务反馈意见。第二步就是依托社区“民主监督小组”开展经常性监督，赋予小组更多的监督任务，不仅对社区“三重一大”事务进行监督，而且要监督重大事务每个阶段直至全过程的实施情况；小组实行动态和定期跟踪监督，对社区事务落实有随时反馈和主动咨询的权利。第三步是重点服务对象监督。为确保社区人人有监督的权利，人人尽到监督的义务，对那些低保户、边缘户、行动不便的优抚人员、残疾人员等重点服务对象，通过上门宣传、传达，听取各方意见建议，利用受访表格记录在册，保持电话畅通，随时接受重点服务对象的意见反馈，政策性强的事务社区还会特邀重点服务对象列席，并接受现场询问和监督。右安门街道试行的社区“三监督”机制，力求做到全方位、全时段覆盖，避免监督的“空挡”和“死角”，可以看做是监督环节上街政治理创新的一个示例。

五、分析与总结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本研究所选取的案例给予街政治理变革以从政府单一管制走向社会多元治理的期望，这一期望的实质就是在城市基层不断实现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真正走向公民治理。这其中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社区范围内公民参与组织的发展和成长，具体地说就是在政府之外，由公民围绕自身利益自觉地凝聚起多个权力中心，承接或参与承担原先由国家单独承担的社会职责。在公民治理状态下，社区内并不是完全不要政府，而是由社区的主人——公民们以公共选择的方式决定需要什么样的政府管理、服务及产品。

本文以公民参与和街道行政之间的互动协变为思考线索，对于北京市委社会工委成立以来三个街政治理创新的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社区的公民参与行动及其组织在“决策—实施—监督”的街政流程中，初步发挥出了利益表达机制、服务生产或传递机制、公民监督机制的功能作用，其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在交道口的案例中，街道在进行社会活动室重建的设计规划、财神庙前空地的利用等与居民活动相关的决策时，“公民论坛”式的组织形式在吸纳和平衡社区各方面利益方面发挥了作用；在这种组织形式下，社区居民可以通过与社区组织协商的方式，积极反映自己的意见。这种协商不但有利于增强决策的合法性，减少决策施行的阻力，而且也有利于促进基层民主、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稳定。清源街道的创新案例实际上是以社区居民的需求为导向，以项目运作为纽带，采用“参与式服务项目”的网络化运作方式生产和传递社区服务，这其中“北京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对其他各类社区服务组织起着孵化器和能力建设推进器的作用。就全国而言，相对于输入端和输出端的街政治理创新，街政监督环节的力度相对要薄弱些。在这种情况下，右安门街道案例中“民主监督小组”对社区和街政监督的常态化，以及重点服务对象监督的组织化和便利化，就具有比较宝贵的借鉴和启发价值。

可以说，社区范围内的公民参与及其组织化形式在推动街政由低分权、封闭性、单向度管理向开放性、参与型的公民治理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既然如此，那么在城市基层简化社区NGO组织登记注册程序、去除不必要的控制和干预、扶持孵化器发展以加强各类社区组织能力建设、出台和落实对各类社会组织的各项优惠扶持政策等，尽快为社区自主治理和公民治理的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氛围和环境，就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只有这样，城市街政治理变革和创新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而不是建立在流沙之上，才不至于使表面光鲜和热闹的基层改革在经过若干年再回首时却发现原来离开起点并没有多远。

注释：

①本案例根据实地调研和北京市交道口街道办事处2009年编写的内部资料《交道口街道社区参与机制及实践探索报告》改写。

②本案例根据实地调研及北京市大兴区清源街道办事处2010年12月编写的内部资料《北京市大兴区清源街道办事处参与式社区服务项目案例精选》改写。

③“北京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又名“北京灿雨石信息咨询中心”，是一家促进城市社区参与式治理的非营利民间机构，成立于2002年12月，2003年9月进行工商注册，2009年2月在北京市东城区完成民办非企业单位注册。组织的使命和任务是推动以社区居民为主体的社区发展，主要工作内容包括推动以需求为导向的社区服务项目化管理；培育社区服务型组织推动社区自治；通过“开放空间”等一系列公众参与民主协商讨论会，调解社区冲突，化解社会矛盾等。(参见 .com)

④本案例来源：丰台区右安门街道“三会、一评、三监督”工作机制案例.北京市委社会工委编.2009年北京市社会建设研究报告[R].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参考文献】

公民参与中的社区治理论文 篇3

花溪区A社区 (以下简称“A社区”) 是2012年贵阳市推行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之后, 花溪区成立的两个城市社区之一, 社区服务中心相比于以前的办事处, 能更好地服务于社区内的城市居民, 为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各种便利。社区治理是治理理论在社区建设中的实际运用, 公民在社区治理中应该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治理者”, 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 而A社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情况并不容乐观。花溪区A社区的公民参与情况在贵阳市城市社区中极具代表性, 因此, 探究A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存在的问题, 剖析其原因所在, 以提出解决相关问题的对策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现状

1. 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取得的成效

A社区服务中心根据自身规模、管理体制以及社区建设的实际情况, 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社区建设思路, 把公民参与作为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 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1) 社区参与投入机制逐步完善。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离不开物质支持和硬件设施。A社区是由政府财政全额拨款的正科级事业单位, 社区建设的资金预算每年由财政局、民政局、组织部共同编制, 并且每年年底对使用的情况进行专项监督, 这使得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保障了社区项目的顺利推进。

(2) 公民参与内容不断丰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现代城市社区的居民需求日益增加, 社区服务中心在社区文艺活动、社区救助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比如, 在社区文艺活动方面, 创立了“社区出钱物, 物管出场地, 居民出节目”的运行模式, 保障了活动的顺利开展;在社区救助方面, 如果社区服务中心有非专业性的岗位空置, 社区低保户则优先录用, 等等。社区成员通过社区服务的参与形成了社区的社会救助制度。

(3) 公民参与形式日益多样化。随着社区建设的发展和进步, 社区原有的公民参与形式已难以适应社区治理的需要。A社区服务中心创立了信息化值班快车、居民议事会快车和网络社工快车为主体的“三大快车”特色服务项目, 其中居民议事会快车以电话、网络等工具为载体, 通过在社区网站中设置“公民参与”专栏等方式, 创新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形式。

2. 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存在的问题

A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广度和深度都还不够, 基本上属于较低层次的参与, 这与社区建设的客观需要不相适应,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不强, 参与率低。社区公民自愿参与社区活动或事务的程度, 是社区开明程度、健全水平和活力效度的综合反映。目前, 社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是一种社区服务中心动员、社区公民执行的状况, 公民参与率总体偏低。

(2) 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容有限, 以非政治性参与为主。除选举外, A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容基本局限在非政治性事务上, 所谓非政治性参与是指公民参与的社区事务多与政治不沾边或关系不大, 如参与居委会组织的文体健身活动、环境整治活动、治安巡逻活动, 等等。社区内的普通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有机会能参与到社区的政治性事务中去。

(3) 社区治理中参与主体单一, 社区精英主导社区重大事务。对于一般的社区事务, 参与主体主要是退休老人。而社区内的重大事务, 参与主体则主要是社区内的“精英分子”, 即社区内各单位代表、社区居委会主任、社区内的人大代表、区领导及少量的居民积极分子, 这样既不能充分提高社区治理决策的科学民主性, 也不能对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进行有效监督。

二、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意愿不强、参与内容有限、参与主体单一等问题, 受诸多因素影响,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受传统思想观念和现代生活节奏的影响

一方面, 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 人们己经习惯了接受政府的大包大揽, 对于社区治理的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 社区公民的意识薄弱, 认为社区治理是政府的事情, 只需要政府来管理就好, 因此, 不会积极参与到社区会议和社区监督等社区治理活动中去。

另一方面, 由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日益加快, 学习、工作、娱乐活动等占据了人们的大部分时间, 社区的很多公民就没有时间来参与社区治理, 这导致了公民对社区的作用和功能认可度不大, 尤其是占社区常住人口中的流动人口, 更是缺乏社区意识, 社区公民对社区的认同度较低。在传统观念和现代生活快节奏的影响下, 公民的公民意识和社区意识薄弱, 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在动力不足。

2. 参与理性不足, 普遍存在“搭便车”的心理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 人是利益与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在社区治理中, 公民参与社区建设时会较多地考虑自身的利益, 与自己利益有关的社区事务, 参与热情就高, 反之则低。总之参与的功利性较强而理性不足, 而且多数人都有“搭便车”的心理。

3. 社区治理行政化程度过高, 公民参与权被边缘化

社区服务中心由政府直接领导, 社区治理依然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 但政府并没有将公民作为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 而是将公民作为治理的对象, 包揽了社区的大多数政治性事务, 因此, 政府依然作为一个管理者的角色而存在, 以行政的方式对社区进行着管理。但社区公民仅仅作为一个旁听者与传答者的角色参与, 较少拥有发言权, 而发言权大多被掌控在政府和社区“精英分子”手里, 因此, 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权利被边缘化了。

4. 社区治理活动的宣传方式滞后, 宣传效果不佳

社区服务中心对社区治理活动的宣传上, 对普通的老百姓大多数是以社区的告示板、社区网站的形式通知。但是大部分社区公民对告示板和社区网站上的内容关注度并不是太高, 往往在规定的时间内忽视告示板和社区网站上通知的事项。此外, 对于新创立的信息化参与方式, 很多社区公民并不了解, 这就使得社区现有的参与方式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三、增强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对策建议

通过对A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存在问题及其原因的剖析, 针对存在的相关问题, 要通过以下方面加以解决:

1. 培育公民意识和社区意识, 增强公民的参与理性

社区公民有了较强的公民意识和社区意识, 能自觉地将这种意识变成行动, 提高自身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从而增强公民的参与理性。关于这两种意识的培育, 首先, 社区服务中心应该通过标语、宣传栏、培训会等形式, 向社区公民宣传公民意识和社区意识, 并且要大力宣传有关社区建设的相关情况, 加强公民对公民意识和对社区的认知和认同, 唤起公民的参与热情, 而社区公民则应配合社区, 积极学习和参与, 实现自身两种意识和参与素质的提高。其次, 要不断提高公民的社区满意度。社区服务中心在处理社区事务时, 尤其是对于与社区成员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务, 应同社区成员充分协商。最后, 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要注意日常工作的细节, 热情服务群众, 以提高群众满意度, 增强公民的社区归属感。

2. 转变政府观念和职能, 尊重公民的主体地位

政府服务社区并不是要包办所有的社区公共事务, 更不是要指挥、干预社区的正常运作, 而是要发挥自身优势, 整合社区资源, 促使社区健康、顺利地发展, 要做到“少干预、多服务、下社区、办实事”。一方面, 政府应树立正确的社区治理观念, 破除政府机构中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的陈旧理念, 要意识到行政机关本身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 没有人民的授权就没有公共权力的存在。另一方面, 政府要实现权力的下放, 政府机构要从本职工作开始, 做好其行政服务工作, 充分尊重公民的合法权利, 把职、责、权、利四方面统筹起来, 让社区来行使本该由社会行使的职能, 加强公民参与权的落实, 实现管理方式从传统的“掌舵”向新型的“服务”的转变, 积极推进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全过程。

3. 完善公民参与保障机制, 促进公民参与的法制化

第一, 政府要把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纳入相关的制度和法规, 完善公民在参与的相关程序, 使得公民在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能够得到相关政策的指导。第二, 要完善社区公民参与的监督机制, 社区政务要通过多种渠道及时向公民发布, 便于公民监督的实施, 要充分重视公民的建议和意见, 并且政府要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情况纳入社区绩效评估的一环, 通过绩效评估的方式激励社区服务中心对公民参与的重视。

4. 建立多元化的沟通渠道, 创新公民参与平台

现今网络和通信技术发达, 除了电话、社区网站中的“公众参与”专栏等沟通交流渠道, 社区还应该善加利用信息化交流工具, 可以通过建立社区QQ群、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时下比较流行的网络沟通平台的方式, 加强与社区公民的沟通交流。这些方式比电话、社区网站参与平台等形式更加便捷, 在为公民提供了一个新的建言献策的平台的同时, 能吸引更多的公民参与其中。在社区治理活动的宣传上, 要注重社区治理活动宣传上的时效性, 利用好社区告示板等传统的宣传方式, 使公民能及时了解到社区治理活动的最新情况。

社区治理是实现“善治”最基础的途径, 而公民参与是社区治理的本质要求, 它有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降低社区治理成本, 同时也能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 推动社区建设的协调发展。在今后的社区建设中, 政府和社区服务中心要充分重视公民的主体地位, 积极推动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形式和内容的创新, 不断拓宽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广度和深度, 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及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摘要：社区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工程, 公民参与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基础。花溪区A社区在社区治理中, 努力拓展公民参与的途径和内容,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花溪区A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存在的相关问题, 要通过培育公民的公民意识和社区意识、转变政府观念和职能、完善公民参与保障机制、建立多元化的沟通渠道等途径加以解决, 以实现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良性运行。

关键词：城市社区,社区治理,公民参与

参考文献

[1]唐忠新.社区治理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工程[J].决策与信息 (中旬刊) , 2014 (09) .

公民参与中的社区治理论文 篇4

一、民众的心理趋向

我们的国家需要公民参与社会治理, 我们寻找途径引导公民参与社会治理, 我们衡量利弊劝说更多的公民不反对参与社会治理, 我们还在不断地调整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以求能真正实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所有这些努力, 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取决于公民的积极主动与消极被动的比率。就像卢梭列举的那些权力制约的比率一样, 这种积极与消极之间的比率同样能够影响 (甚至决定) 公民能否参与社会治理。因为公民参与不是某一个体行为, 而是一个共同体内所有成员都可以行使的同等行为;一旦社会上绝大多数的公民没有意识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而冷漠对待这种政治诉求, 那么很多规划就不具备启动资格, 很多路径就没有数据可供参考, 最终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宏伟蓝图只能堕落成局部领域的小规模挑战, 而那些美好的政治景象也只能是望洋兴叹。所以如何推广这一政治性的理念, 使更多人愿意参与进来成为运动中的元素, 是实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必备期待要见之一。

尽管现在情况有所变化, 社会转型、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上的自由, 以一种近似于极端功利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 最明显的标志是民众开始公开的问这样的问题:这项政策我能获得什么利益?如果我的权利被侵犯, 我可以怎样救济?但是牵扯到公众利益的问题, 却没有人愿意发声, 除了抱怨。尽管这也可以理解, 但百姓对政治过冷的态度是更大范围的存在, 每每都指责政府举措失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有失公允的, 因为再无私的政治蓝图也打动不了千万冷漠的心。

经济发展程度不够, 法治覆盖不全面, 政府公信力不足, 公民道德观不统一, 这一系列问题都对普通民众的心理产生影响。怕民众容易愤怒而带来局部动荡, 又怕民众冷漠而丧失群众基础, 所以对公民的心理引导非常重要。需要公民参与社会治理, 就要给予公民充足的动力, 如果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心理趋向势力不足, 百姓参与政治生活的各种尝试即便持续了上千年也依旧是纸上谈兵。

与此同时还需要引起注意的是, 激发公民对政治的热情的同时, 绝对不要轻视群体的情感, 这点从愈发汹涌的网络暴力事件中就能看出。不得不承认我国公民对政治参与的涵义认识很肤浅, 表现之一就是莫名其妙地将国家、社会、个人割裂开来, 而且我国公民参与程度较低的原因之一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 个别情况下甚至对自己的行为没有界定能力。如此一来, 不知道、没兴趣就导致“心理趋向”这一工程无法下手。尤其是社会转型时期, 民众本就浮躁而只顾及眼前利益, 如果这项心理工程没有做到位, 那么结果必然会一塌糊涂。

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价值实现

公民的概念本就不同于自然人的概念, 公民意识更是与臣民意识相对, 意指一个国家的民众对社会和国家治理的参与意识。因此为了使自己更加协调地适应国家的运转, 积极地参与其中进行治理, 利用自己公民身份的政治性参与治理, 正是人类作为社会动物的体现之一。就这一层面而言, 社会治理成为一道相当有效的路径沟通了国家和公民, 提升了公民作为国家主体的生存能力。

参与的中心主张都在于“缩减治理中的层级节制和技术统治”, 不仅如此, 参与的含义也无非围绕着“公共组织管理以及这些组织在治理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1)

参与式管理对公共部门的管理有着积极的牵制作用, 从而在促进行政结构优化方面也有着现实意义。以一种“对话”的形式, 让公众参与到关乎切身利益的事件之中, 作为权利的相对方, 公权力组织也会费心协调出更有诚意的方式配合公众的参与热情, 以求能够降低自己的行政阻力。

考虑到公众日渐觉醒的参与心理和社会治理的真实效果, 公权力组织的行政方式是屡次受到考验, 并且会一直被考验下去。这也是政务公开等一系列很有诚意的行政监督手段在形式上发达起来的根本动力之一。敢于敞开门让公众监督, 不仅能够体现出政府的公益决心, 也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入门基础, 不管因何初衷, 既然能够有一个平台参与其中, 公民的社会治理就不会仅仅是一句口号, 而是可以提上日程的全民努力的实践。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增强, 可以迫使行政部门妥协, 有限制地敞开公众参与的大门, 这只是第一步, 告知公众公权力在表面上是如何运作, 这远远不够, 在某些领域的活动中, 公众不想只是成为被告知的对象, 而是成为发出声音、做出影响的一方。所以即便听证会越来越像模像样也不能满足需要, 公民还需要在政策制定的源头上做出影响。

公民积极参与下的治理模式, 显然能够对作用于自身的政策制定起到制约作用, 在这层意义上, 这一模式的运用可以间接地限制权力扩大化。公民有效参与政治生活, 确实需要这种良性的参与式的治理模式, 在实现公共利益的同时恢复主权应有的力量。

如果仅仅看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可能会对公权力的使用造成牵制, 而没有看到公民参与治理可能会分摊政策践行的风险, 没有看到公民的参与对政策推行的促进作用;仅仅认为让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是“添乱”只需要事后的通知和强势执行, 而忽视了让公民参与其中对政策合理性的助益。这样种种都是有失公允的不理性评价, 公民是所有政策的最终承受者, 而制定者一旦和承受者中间存在过大的间隙, 又怎么可能期待政策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呢?所以需要沟通, 需要公民的参与, 也才能让一些理想的预期最终实现。

参与模式可影响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民与社会以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之所以有这类的治理模式, 就是考虑到“官僚体制内的专家无法获得制定政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 甚至得不到正确的信息 (Majone, 1989) 。因此, 如果排除公众对重要决策的参与, 将会造成政策上的失误。” (2) 由此, 参与式的治理模式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三、公民权利的有效实现

(一) 有效的民主权利

对民主不切实际的过多要求是一种天真的行为, 当年雅典城邦式的民主已经变得遥不可及了;现代的民主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妥协, 但绝对不可以轻视这种妥协, 因为比起理想主义者心目中的完美民主, 这种利益均衡后的民主就显得更为实际, 而且还会逐步发展完善。“在一种基础更为广泛的政治体制中, 对于权力予以限制的要求又会获得多么巨大的增长。” (3) 如前所述, 公民身份其本质就是一个政治性的客观身份, 因此在目前这种广泛政治体制内, 如果每个公民都想获得更大的自由, 更大的民主, 直接导致的结果并不是人多势众的得偿所愿, 而是公权力的掌控者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这种不利局面的出现, 甚至不惜代价做出一种牺牲的假象, 例如清朝末年时, 满清政府的种种改革;又或者是一种压制, 以迫使民众屈服, 这种行为在世界历史上就更是屡见不鲜。因此, 但凡是理性的掌权者, 都会期待一种损伤更小的形势, 那就是在民主问题上的妥协, 只是妥协或展示的方式不同而已。当然, 这不是悲观主义者对民主抱有一种绝望的心态, 而是不过分要求以至于失望而引起没有必要的动荡, 毕竟如果没有实现良好民主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国民环境, 还要强求完美的民主更像是制造混乱。

所以最终阐明的观点其实很明确, 公民想要真正意义上参与社会治理, 不仅需要一种可以参与的治理模式, 同样需要能够使这种政治模式合理合法的民主权利做支持, 而有效的民主比起完美的民主更加切实可行。尽管有些人总倾向于讨论美好的“应然”, 但如果要解决问题必须得观察我们实际占有的“实然”, 也即有效的民主权利。

(二) 公民基本权利的可适性调整

马克思·韦伯将现代理性国家定义成遵循法律规则的职业性官僚机构所经营的拥有政治权力的企业, 通俗一点就是我们常言道的国家机器。它“只是一个由理性政府统治的国家。其目的和政策都符合理性的程序。决策经过讨论过程, 而讨论过程则通过各种各样的信息传播工具向公众公开。” (4) 而这一系列可观察的现实正是由公民的基本权利赢得的, 并且不断更新公民基本权利的过程正是促使公民和国家始终处在调适以求平衡的过程, 从而确保公民权利的有效行使, 以实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目的。

无论如何, 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这个问题上, 我们是需要公民基本权利作保障的。一方面, 它是我们参与到政治体制内部的合法依据;另一方面, 它的实现水平测量着公民社会治理的参与程度。最优化的公民基本权利不是理想状态下涵盖的领域有多全面, 而是所能实现的内容在最大程度上助力于我们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迫切需要的基本权利能否得以实现, 这才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资本和资源。

总结

公民固然有顾小家而舍大家的正常心理, 期待越来越多的人应有的公民意识的觉醒也非一日之功, 因为“公民的公共意识归根结底只能随着生活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提升。” (5) 然而我们已经开始努力。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虽然不是一个新鲜的理念, 但具体的操作仍然是艰巨而复杂的活动, 它需要很多的路径作参考, 庞大的数据作分析;它要调整体制内部, 还要协调体制外部;它要激发人们产生愿意参与的心理趋向, 还要提供给公民如何行为的平台……不仅如此, 就连每一处细枝末节也关系到公民的基本利益, 那些公民很有可能自己都没兴趣理会的政治利益。当然,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期待要件远不止心理趋向的引导, 参与式的政治模式, 能够有效实现的公民权利这几个方面, 还需要在经济、法治、道德等方面的综合运作;然而即便是这几个方面, 也经历过臣民心理、公民意识, 集权国家、民主国家、政治国家, 自决、自治等等的理念的出现、适用、淘汰、调整的过程。这不是绝望的不可知论, 只是想说明一个基本的事实, 良性政治理念的实现, 不仅依靠各方面条件的配合, 还需要自身的进化, 而我国关于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政治理念还处在胚胎阶段, 我们既要设置条件又要实现条件, 这本身难度就很大。

建立一个理性的政治国家本就任重道远, 如果我们迷失了方向而绘制出不切实际的幻想政治, 无疑会让我们自食恶果, 所以客观地分析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以及我们所交往的民众, 用中国化的方法论解决中国公民自己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永森.告别臣民的尝试——清末民初的公民意识与公民行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2][美]B·盖伊·彼得斯著.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张成福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3][美]孔飞力著.中国现代国际的起源[M].陈兼, 陈之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年版.

[4][美]菲利克斯·格罗斯著.公民与国家——民族、部落和族属身份[M].王建娥, 魏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3年版.

[5][法]古斯塔夫·勒庞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年版.

[6]柳飒著.近代中国公民基本权利变迁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年版.

公民参与中的社区治理论文 篇5

在开发区扩容、新机场建设及城南行动计划的大背景下, 大兴区近年来城市化进程步伐加快。社区居民参与有显著的进步, 但同时, 也面临许多不足, 需要进一步推进。

1 大兴区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的现状

1.1 政府支持更有力

“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是十八大对当前社会建设的要求。作为社会建设的基础, 社区建设也是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

1) 逐步加大经费支持力度。一是加大力度改善社区基础设施, 保证居民社区有较完善的活动阵地, 促进居民对社区认同感、归属感。二是保证每个社区20万党服经费和8万元的公益经费的基础上, 各委办局都有对社区项目经费的支持。三是街道层面精心打造“邻里节”为载体的平台, 加大对居民参与的支持力度,

2) 制定有利于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相关制度机制。严格落实党务公开、党员联系群众、服务承诺等党内工作制度;落实在职党员进社区政策;落实《关于加强社区民主协商提高社区治理水平的意见》, 指导街道开展创建市级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试点, 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进一步落实《关于推进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三社联动”的指导意见》, 构建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为载体、以社工人才为支撑的社会管理服务新格局, 助力多元主体的社区治理体系构建。

3) 加大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力度。坚持感情留人、待遇留人、事业留人, 结合我区城市化进程中村转居的数量庞大的特点, 积极探索留用原村两委中有工作热情和工作经验的“老人”, 又搭建平台积极吸引有奉献精神、有创新精神的“新人”加入社区工作岗位中来。

4) 引进外部资源参与社区治理。一是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 引入外部资源进入社区, 通过外部成熟的社会组织引导、示范、培训, 提升社区内社团的社区服务能力。例如街道办事处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将十方缘社会服务引入社区, 对社区内部志愿服务队伍“助老队”进行教育示范, 引导“助老队”的志愿服务更规范。二是以区域化党建为平台, 整合区域内资源共享, 为社区争取更多服务居民的资源和平台, 形成区域联动、共驻共建的格局。

1.2 社区探索更丰富

1) 不断探索新的参与渠道。近年来, 大兴区各社区积极丰富活动方式方法, 为居民搭建参与的平台与载体。除了各种文娱体育活动的内容不断扩大外, 一些社区不断创新活动形式, 形成了许多和时代发展相扣, 与居民生活相关、与解决居民关心的实事相连的活动。比如, 一些社区开展的楼委会, 作为居民自治的主要载体, 充分调动居民对社区事务进行决策的权利, 让居民产生“社区是我家, 我要爱护她”的意识。

2) 不断引导培育社区社团建设。2014年, 北京工委和社会建设办公室颁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志愿服务体系加强社会领域志愿服务工作的通知》, 要求全市“各社区要依托服务站规范提升志愿服务组织”, 实现志愿服务组织和工作全覆盖。自此, 各社区把培育、发展社区社团组织作为开展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 发动社区内部各种力量加入志愿者队伍, 并引导其加入不同的社团, 逐步形成了服务项目齐全、管理有序、运行规范的社区专业服务格局。

1.3 居民参与更积极

1) 参与意愿提升。调研中我们发现,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公民意识的提升, 社区参与渠道的拓展, 居民参与意愿有较大提升。在我们的访谈中, 被问及“您是否愿意参加社区各项活动”, 大部分居民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2) 参与领域逐年拓宽。在各街道的调研过程中, 我们发现, 社区居民参与领域这两年来逐步扩大, 原来社区居民的参与主要涉及文化体育及志愿服务等“执行性参与”, 现在, 更多居民参与到诸如选举、社区事务管理等“决策性”的事务中, 在一些社区, 有关社区重大事务的讨论还邀请更多居民代表参加, 甚至普通居民也可报名参加。

3) 参与渠道有所创新。运用现代信息手段, 居民的参与途径得到较大的拓展。在我们走访中发现, 几乎每个小区都建立了微信公众号、微信群、QQ群, 配合传统的电子屏、公示栏, 全面宣传和通告甚至讨论的平台得以搭建, 有利于居民对社区事务的知悉与参与。

2 居民参与的不足及原因

2.1 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的不足

1) 参与总体比例不高。实事上, 在我们进一步的调查中发现, 虽然参与的意愿较高, 但在实践中,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比例却比较低, 同样问及“您是否参加过社区组织过的各类活动?”, 给予肯定回答的不及一半, 在对社区居委会的访谈中, 我们得知, 以志愿者身份经常参加社区活动的, 不及5%。

2) 参与主体不均衡。参与主体的不均衡是我国大部分社区建设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我区没有例外。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老人和孩子远远多于年轻人, 女性高于男性, 党员高于普通群众, 学历低的高于学历高的, 体制外的高于体制内的。

3) 参与的组织化程度不高。不同的社区社团可以给成员提供不同的参与路径, 以社团为载体, 既可以扩大居民参与面, 又可以通过共同的制度化规定塑造理性、成熟、有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的现代公民。但是, 调研中, 我们发现, 我区居民参与的组织化程度不高, 以我们走访的十一个社区为例, 在2016年上半年组织的各项活动中, 以组织的方式参与的不足30%。

2.2 居民参与不足的原因

1) 居委会自治职能发挥不足。两大因素制约居委会自治职能发挥:一是政府行政事务派遣太多太频繁, 给社区居委会增加过多的行政工作负担。二是居委会工作人员队伍结构的不合理。调研中我们也发现一个现象, 年轻且较高学历的人任主任的社区, 相较于年纪较长学历较低的社区, 社区活动会更丰富多彩, 居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会更高, 但总体上看, 我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年龄和学历, 都存在着可以提升的空间。

2) 参与机制欠缺。完善的参与机制是居民参与的有效制度保障。随机的、临时性的参与既不具有权威性, 也不会真正在居民中形成广泛认同, 尤其是对涉及社区公共利益的重大事务。参与机制的欠缺至少在两方面影响居民的参与:一是无法使居民产生持续而固定的参与习惯;二是对有关社区建设的决策产生质疑。

3) 居民参与能力不足。社区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目标的实现, 要求居民有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沟通、协调、谈判等一系列理性参与能力, 这些能力需要有意识地培养和锻炼, 但在实践中, 居民的这种参与能力没有被有效激发和培育起来

3 对策建议

3.1 厘清政府的职能边界, 使政府真正成为导航者而非划船者

1) 确立政府部门与社区配合中费随事转的原则。政府要确定自己是导航者而非划桨者的理念。进一步为自己理出权力清单:为社区各种组织的发展提供制度保证、资金支持以及对各类组织的规范和监督;落实行政工作进社区的准入制度及费随事转的原则。

2) 完善并规范社会资金参与社区建设的激励政策。探索签定合同、行政指导、以奖代补的方式, 向社会购买服务, 既调动了社会参与的活力, 又降低了公共服务成本, 同时还有助于提高服务质量。

3) 完善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机制。具体可以从三方面入手:一是继续提质引优工作, 针对目前社区工作人员, 以培训交流学习为切入口, 切实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 同时, 引入一批掌握专业化工作方法的大学毕业生, 使社区工作者队伍走向专业化;二是从制度上给社区工作者设立上上升通道, 如优秀的社会工作者可以给公务员编制或事业编制, 形成对社工作者的激励机制;三是社区工作者待遇保障机制, 改变当前社区工作者到退休年龄后先办失业再办养老金的现状。

3.2 构建多元的社区组织网络, 在各司其职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1) 健全社区自治组织体系。社区致力于建立一个以居委会为协调中介平台, 培育居民议事会、业主委员会以及各类社团组织共治的社区组织共治网络。

2) 建立完善的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建立居民参与的长效机制, 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机制、监督机制、反馈机制。通过建立一套详细、规范、可操作的居民参与程序, 从而真正实现居民的有效参与。

3) 挖掘社区资源, 提高社区服务专业化程度。以居委会为主导, 将社区内一切可运用的资源充分调动起来, 以一个个组织为载体, 增强社区组织的凝聚力。通过组织居民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增强邻里的感情交融和互动沟通, 增强社区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3.3 加大居民参与能力的培训, 实现社区治理权力的回归

1) 加强实践教育, 提升参与能力。实践是最好的教育, 居委会应搭建居民参与平台, 多为居民提供参与实践的机会, 通过吸收更多的人进入居民议事会、建立模拟议事会等活动, 提升知识储备, 提升参与技能, 培养居民参与的能力。

公民参与中的社区治理论文 篇6

一、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困境

(一) 公民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感薄弱

1. 传统的城市管理理念抑制了公民参与的主动性和个性

的发扬, 使得城市治理的过程中公民在思想意识上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2.城市治理对市民个人利益的间接影响, 无形之中培养了“与我无关”的思想。公民参与决策所带来的个人利益很大程度上是间接的, 短时间不能直接体现。3.公民追求效用最大化和“搭便车”心理的存在。

(二) 公民参与的制度性缺位和参与机制不完善

1. 我国市民社会的发育程度还比较低。

由于缺乏法律保障, 公民参与决策的过程不能真正实现。2.公民参与的制度安排稀缺, 缺乏明确的法律强制和严格硬性的制度保障。

3. 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的社会心理积淀还存在, 公民参与管理的范围狭窄, 参与的实际作用难以扩展。

(三) 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渠道不畅

公民与城市各管理部门之间信息双向传递的交流和沟通渠道不畅, 城市政府行政公开即程序公开化不高, 阻碍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参与渠道比较单一, 没有充分发挥组织渠道的沟通功能和媒体的大众传播功能, 局限了公民参与的范围和方式;制度障碍从根本上阻碍渠道的畅通, 无法保障公民参与治理的权利和地位, 造成公民参与自身制度的瓶颈和梗阻。

(四) 城市政府对城市善治下公民参与理念和方式的认识存在缺陷

1. 在传统城市管理模式下, 在城市实际政策制定过程中

政府官员习惯于自上而下的决策, 认为行政决策过程与公民无关, 忽视公众应有的参与权利。2.在实际城市决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 城市政府与市民的管理地位不平等, 在双方管理地位的平衡问题上出现了偏差。3.公民参与成本较大。考虑到政府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政府认为公民的参与节奏缓慢, 而且不一定能带来满意的效果。

二、善治治理下公民参与城市治理之纾解策略

(一) 加强公民参与的法制化和公民参与的制度保障

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规范公民参与的具体内容。城市治理中, 根据公民参与的过程制定相应的公民参与决策制度和公民参与监督制度。使公民的参与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另一方面建立相应的公民参与制度, 将选举制度、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公开听证制度、社情民意反映制度落实到实处。

(二) 拓宽参与渠道, 完善公民参与制度

1. 公民参与决策制度应赋予公民相应的知情权和决策权。

(1) 建立城市公民与治理部门之间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交流机制。 (2) 城市政府要不断健全大众传播媒介的组织机制, 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传播网络体系。将分散的公民意见集中并有效整合, 保证公民对城市公共事务管理的决策动议权。 (3) 建立畅通的信息反馈双向渠道, 提高公民参与的积极性, 真正实现公民参与城市治理。2.建立公民参与监督的人身保障制度和被监督利害关系人的回避制度。保证回避制度渠道的畅通, 建立公民诉诸求助救济的程序和机构, 以减少公民监督参与的后顾之忧。

(三) 城市政府转变观念主动吸纳公民参与城市管理

1. 转变对传统城市管理的理念。

将公民参与引入政府过程, 使政府真正成为满足公民需求的服务者, 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行政。2.改变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观念, 着眼于建造一个既能体现市民参与地位平等, 又能保证市民参与方式有效的, 以协商、沟通与共同合作为基本特征的优化模型。3.各级政府官员从思想上改变传统观念, 真正把吸收公民参与看成一种责任和义务。扩大宣传和教育力度, 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 提高公民的参与能力。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 引导公民进一步了解、信赖和支持政策体系, 提高公民参与的理性程度, 约束非理性的情绪型参与。

参考文献

[1]姜杰, 周萍婉.论城市治理中的公众参与[J].政治学研究, 2004 (3) .

公民参与中的社区治理论文 篇7

一、社区治理基本主体以及公民社会的内涵

(一) 社区治理基本主体的内涵

所谓社区治理, 即治理社区范围内的公共事务。具体指的是, 在社区管理范围内, 政府 (非政府) 机构参照正式法律法规和社区规范 (非正式) 通过协商交流、协商处理等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进而在社区治理后增强社区的发展活力, 提高社区居民的福利待遇, 促进社区健康发展。社区治理时主要体现如下的特征:主体多元性、目标过程性、内容扩大性以及互动性。[1]

所谓社区治理主体, 主要包括:居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和社区居民。现如今的社区治理主体是在传统社区治理的主体上发展起来的, 传统社区治理的主体不包括社区居民、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

(二) 公民社会的内涵

公民社会, 不同的学者对其定义具有差异性。俞可平将公民社会从两方面进行定义, 一方面是从社会学进行定义:公民社会是企业、家庭和国家的中间区域。另一方面是从政治学进行定义:公民社会属于保障公民参与政治的机构和组织, 重视对公民权利的维护。就我国而言, 公民社会则属于一种大众化的组织, 其组织介于企业和国家之间。公民社会以民间组织 (公民社会组织) 为中心, 公民社会主要以人本主义、开放性、多元主义、公开性、民主与法治、信任与参与为基本的价值观。[2]

二、革新社区治理基本主体与构建公民社会的措施

(一) 制度层面的革新

为了保障社区有效治理、加快公民社会构建, 制度层面的创新是必不可少的。目前, 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程度较低, 社区居民距离实现自主管理的差距较大, 并且社区管理的法律不完善, 社区规范可操作性较差, 进而社区物业在管理时经常出现秩序混乱的现象。在对社区制度进行革新时, 首先要完善制度文化、健全生态环境, 然后要鼓励社区居民对社区管理制度进行主动安排。革新制度, 有利于提高公民社会的稳定性, 有利于加快社区治理走向公民社会的步伐。

(二) 机制层面的革新

社区居民的共同参与对社区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参与度较高的居民参与有利于促进政治稳定, 有利于提高社区的管理能力, 有利于提高社区居民的凝聚力。由于目前中国社会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较淡薄、分配体制不完善、公共事务的参与能力较弱, 进而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矛盾重重。因此, 要想加强社区治理, 务必要建立健全社区治理利益诉求机制、完善社区协商机制以及社区合作机制。此外, 扩大民主政治的参与渠道、丰富民主政治的参与方式、加强领导者参与社区管理的意识。

(三) 思想观念层面的革新

在社区治理的发展中, 由于社会治理基本主体结构矛盾冲突较严重, 并且部分部门与社区基层主体间权利失衡显现明显, 进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行动主体间的互动和约束。所以, 要通过制度强化、体制机制创新以及思想观念革新等方式提高基层社区的重要性, 进而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发展。思维观念革新, 主要指的是创新思维意识和思维观念, 进而实现行动效果的有效性。在思想观念上意识到社区治理要坚持多元共治, 其中多元是指市场、政府和社会等不同利益主体的多元。[3]

三、结论

综上所述, 社区治理基本主体由多方面构成, 为了提高社区治理的效果、加快公民社会的建设进程, 要对制度层面、机制层面以及思想政治层面进行适当创新。采取有效措施对社区治理基本主体结构的矛盾有效缓解, 减少社区治理所面临的压力, 促进我国社区治理向健康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 有利于构建公民社会, 有利于促进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剩勇, 徐珣.参与式治理: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可行性路径——基于杭州社区管理与服务创新经验的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 2013 (2) :62-72+158.

[2]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 2014 (2) :2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