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公民参与研究

回顾公民参与研究（精选9篇）

回顾公民参与研究 篇1

在告别远古社会形态之后, 任何一个普通公民无论是否游离于体制, 都已经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生活的秩序内。尽管总会有一部分群体的政治属性并不明显, 但将整个社会共同体融合成为一部政治机器并有机运行, 不可逆地成为这个时代的趋势。正因如此, 为了使人的自身有更加文明的发展, 拥有公民身份的个体更应该参与到社会治理的秩序内, 增强自己社会适应生活的能力, 在公民与国家关系的应然和实然这双重维度上, 发挥良好的效应。

一、民众的心理趋向

我们的国家需要公民参与社会治理, 我们寻找途径引导公民参与社会治理, 我们衡量利弊劝说更多的公民不反对参与社会治理, 我们还在不断地调整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以求能真正实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所有这些努力, 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取决于公民的积极主动与消极被动的比率。就像卢梭列举的那些权力制约的比率一样, 这种积极与消极之间的比率同样能够影响 (甚至决定) 公民能否参与社会治理。因为公民参与不是某一个体行为, 而是一个共同体内所有成员都可以行使的同等行为;一旦社会上绝大多数的公民没有意识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而冷漠对待这种政治诉求, 那么很多规划就不具备启动资格, 很多路径就没有数据可供参考, 最终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宏伟蓝图只能堕落成局部领域的小规模挑战, 而那些美好的政治景象也只能是望洋兴叹。所以如何推广这一政治性的理念, 使更多人愿意参与进来成为运动中的元素, 是实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必备期待要见之一。

尽管现在情况有所变化, 社会转型、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上的自由, 以一种近似于极端功利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 最明显的标志是民众开始公开的问这样的问题:这项政策我能获得什么利益?如果我的权利被侵犯, 我可以怎样救济?但是牵扯到公众利益的问题, 却没有人愿意发声, 除了抱怨。尽管这也可以理解, 但百姓对政治过冷的态度是更大范围的存在, 每每都指责政府举措失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有失公允的, 因为再无私的政治蓝图也打动不了千万冷漠的心。

经济发展程度不够, 法治覆盖不全面, 政府公信力不足, 公民道德观不统一, 这一系列问题都对普通民众的心理产生影响。怕民众容易愤怒而带来局部动荡, 又怕民众冷漠而丧失群众基础, 所以对公民的心理引导非常重要。需要公民参与社会治理, 就要给予公民充足的动力, 如果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心理趋向势力不足, 百姓参与政治生活的各种尝试即便持续了上千年也依旧是纸上谈兵。

与此同时还需要引起注意的是, 激发公民对政治的热情的同时, 绝对不要轻视群体的情感, 这点从愈发汹涌的网络暴力事件中就能看出。不得不承认我国公民对政治参与的涵义认识很肤浅, 表现之一就是莫名其妙地将国家、社会、个人割裂开来, 而且我国公民参与程度较低的原因之一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 个别情况下甚至对自己的行为没有界定能力。如此一来, 不知道、没兴趣就导致“心理趋向”这一工程无法下手。尤其是社会转型时期, 民众本就浮躁而只顾及眼前利益, 如果这项心理工程没有做到位, 那么结果必然会一塌糊涂。

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价值实现

公民的概念本就不同于自然人的概念, 公民意识更是与臣民意识相对, 意指一个国家的民众对社会和国家治理的参与意识。因此为了使自己更加协调地适应国家的运转, 积极地参与其中进行治理, 利用自己公民身份的政治性参与治理, 正是人类作为社会动物的体现之一。就这一层面而言, 社会治理成为一道相当有效的路径沟通了国家和公民, 提升了公民作为国家主体的生存能力。

参与的中心主张都在于“缩减治理中的层级节制和技术统治”, 不仅如此, 参与的含义也无非围绕着“公共组织管理以及这些组织在治理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1)

参与式管理对公共部门的管理有着积极的牵制作用, 从而在促进行政结构优化方面也有着现实意义。以一种“对话”的形式, 让公众参与到关乎切身利益的事件之中, 作为权利的相对方, 公权力组织也会费心协调出更有诚意的方式配合公众的参与热情, 以求能够降低自己的行政阻力。

考虑到公众日渐觉醒的参与心理和社会治理的真实效果, 公权力组织的行政方式是屡次受到考验, 并且会一直被考验下去。这也是政务公开等一系列很有诚意的行政监督手段在形式上发达起来的根本动力之一。敢于敞开门让公众监督, 不仅能够体现出政府的公益决心, 也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入门基础, 不管因何初衷, 既然能够有一个平台参与其中, 公民的社会治理就不会仅仅是一句口号, 而是可以提上日程的全民努力的实践。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增强, 可以迫使行政部门妥协, 有限制地敞开公众参与的大门, 这只是第一步, 告知公众公权力在表面上是如何运作, 这远远不够, 在某些领域的活动中, 公众不想只是成为被告知的对象, 而是成为发出声音、做出影响的一方。所以即便听证会越来越像模像样也不能满足需要, 公民还需要在政策制定的源头上做出影响。

公民积极参与下的治理模式, 显然能够对作用于自身的政策制定起到制约作用, 在这层意义上, 这一模式的运用可以间接地限制权力扩大化。公民有效参与政治生活, 确实需要这种良性的参与式的治理模式, 在实现公共利益的同时恢复主权应有的力量。

如果仅仅看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可能会对公权力的使用造成牵制, 而没有看到公民参与治理可能会分摊政策践行的风险, 没有看到公民的参与对政策推行的促进作用;仅仅认为让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是“添乱”只需要事后的通知和强势执行, 而忽视了让公民参与其中对政策合理性的助益。这样种种都是有失公允的不理性评价, 公民是所有政策的最终承受者, 而制定者一旦和承受者中间存在过大的间隙, 又怎么可能期待政策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呢?所以需要沟通, 需要公民的参与, 也才能让一些理想的预期最终实现。

参与模式可影响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民与社会以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之所以有这类的治理模式, 就是考虑到“官僚体制内的专家无法获得制定政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 甚至得不到正确的信息 (Majone, 1989) 。因此, 如果排除公众对重要决策的参与, 将会造成政策上的失误。” (2) 由此, 参与式的治理模式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三、公民权利的有效实现

(一) 有效的民主权利

对民主不切实际的过多要求是一种天真的行为, 当年雅典城邦式的民主已经变得遥不可及了;现代的民主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妥协, 但绝对不可以轻视这种妥协, 因为比起理想主义者心目中的完美民主, 这种利益均衡后的民主就显得更为实际, 而且还会逐步发展完善。“在一种基础更为广泛的政治体制中, 对于权力予以限制的要求又会获得多么巨大的增长。” (3) 如前所述, 公民身份其本质就是一个政治性的客观身份, 因此在目前这种广泛政治体制内, 如果每个公民都想获得更大的自由, 更大的民主, 直接导致的结果并不是人多势众的得偿所愿, 而是公权力的掌控者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这种不利局面的出现, 甚至不惜代价做出一种牺牲的假象, 例如清朝末年时, 满清政府的种种改革;又或者是一种压制, 以迫使民众屈服, 这种行为在世界历史上就更是屡见不鲜。因此, 但凡是理性的掌权者, 都会期待一种损伤更小的形势, 那就是在民主问题上的妥协, 只是妥协或展示的方式不同而已。当然, 这不是悲观主义者对民主抱有一种绝望的心态, 而是不过分要求以至于失望而引起没有必要的动荡, 毕竟如果没有实现良好民主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国民环境, 还要强求完美的民主更像是制造混乱。

所以最终阐明的观点其实很明确, 公民想要真正意义上参与社会治理, 不仅需要一种可以参与的治理模式, 同样需要能够使这种政治模式合理合法的民主权利做支持, 而有效的民主比起完美的民主更加切实可行。尽管有些人总倾向于讨论美好的“应然”, 但如果要解决问题必须得观察我们实际占有的“实然”, 也即有效的民主权利。

(二) 公民基本权利的可适性调整

马克思·韦伯将现代理性国家定义成遵循法律规则的职业性官僚机构所经营的拥有政治权力的企业, 通俗一点就是我们常言道的国家机器。它“只是一个由理性政府统治的国家。其目的和政策都符合理性的程序。决策经过讨论过程, 而讨论过程则通过各种各样的信息传播工具向公众公开。” (4) 而这一系列可观察的现实正是由公民的基本权利赢得的, 并且不断更新公民基本权利的过程正是促使公民和国家始终处在调适以求平衡的过程, 从而确保公民权利的有效行使, 以实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目的。

无论如何, 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这个问题上, 我们是需要公民基本权利作保障的。一方面, 它是我们参与到政治体制内部的合法依据;另一方面, 它的实现水平测量着公民社会治理的参与程度。最优化的公民基本权利不是理想状态下涵盖的领域有多全面, 而是所能实现的内容在最大程度上助力于我们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迫切需要的基本权利能否得以实现, 这才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资本和资源。

总结

公民固然有顾小家而舍大家的正常心理, 期待越来越多的人应有的公民意识的觉醒也非一日之功, 因为“公民的公共意识归根结底只能随着生活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提升。” (5) 然而我们已经开始努力。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虽然不是一个新鲜的理念, 但具体的操作仍然是艰巨而复杂的活动, 它需要很多的路径作参考, 庞大的数据作分析;它要调整体制内部, 还要协调体制外部;它要激发人们产生愿意参与的心理趋向, 还要提供给公民如何行为的平台……不仅如此, 就连每一处细枝末节也关系到公民的基本利益, 那些公民很有可能自己都没兴趣理会的政治利益。当然,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期待要件远不止心理趋向的引导, 参与式的政治模式, 能够有效实现的公民权利这几个方面, 还需要在经济、法治、道德等方面的综合运作;然而即便是这几个方面, 也经历过臣民心理、公民意识, 集权国家、民主国家、政治国家, 自决、自治等等的理念的出现、适用、淘汰、调整的过程。这不是绝望的不可知论, 只是想说明一个基本的事实, 良性政治理念的实现, 不仅依靠各方面条件的配合, 还需要自身的进化, 而我国关于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政治理念还处在胚胎阶段, 我们既要设置条件又要实现条件, 这本身难度就很大。

建立一个理性的政治国家本就任重道远, 如果我们迷失了方向而绘制出不切实际的幻想政治, 无疑会让我们自食恶果, 所以客观地分析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以及我们所交往的民众, 用中国化的方法论解决中国公民自己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永森.告别臣民的尝试——清末民初的公民意识与公民行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2][美]B·盖伊·彼得斯著.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张成福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3][美]孔飞力著.中国现代国际的起源[M].陈兼, 陈之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年版.

[4][美]菲利克斯·格罗斯著.公民与国家——民族、部落和族属身份[M].王建娥, 魏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3年版.

[5][法]古斯塔夫·勒庞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年版.

[6]柳飒著.近代中国公民基本权利变迁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年版.

[7]赵刚印.公众参与的应然与实然——增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有效性的路径选择[J].理论探讨, 2006年, 第三期.

回顾公民参与研究 篇2

关键词：政府转型;公民参与;畅通参与渠道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5-0060-03

当前我国政府为了适应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逐渐由“统治行政”“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与此同时，随着公民民主意识的觉醒和自治能力的提高，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我国公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广泛的参与主体。政府要想实现转型单靠政府一方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鼓励公民参与，公民参与对于政府转型有很大裨益。

一、政府转型背景下的公民参与作用分析

（一）有利于维护公民权益，培养公民的“主人翁”意识

公民必须要有主动参与政治生活的意识，尤其是在当前政府转型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纷繁复杂、民众的多元化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更加深入全面的公民参与，才能够让民众在实践中体会自身所拥有的权利，才会主动维护与捍卫自身利益，改变以往“被动参与”的局面。只有这样，公民才会真正成长为国家的主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国家的发展献计献策。

（二）有利于限制政府权力，推动社会善治

公民参与可以更好地限制政府权力，维护公民权利，使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处于平等的地位，改变以往行政权独大，公民仅仅是被动管理的局面[1]。公民参与可以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增加政府决策的透明度，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公开化。此外，公民积极监督政府的行为可以有效预防腐败，确保行政人员清正廉洁地为民办实事，进而推动政府治理向“善治”方向发展。

（三）可以作为政府和社会的桥梁，起到相互沟通的作用

公民参与可以有效联系政府与社会，起着“桥梁”的作用。通过扩大公民参与，可以向参与其中的公民传达政府的方针政策，了解政府的工作思路，同时通过他们对周围群众的信息传递，加深公众对政府的认同感，加强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沟通，这有利于政府工作的顺利开展，促进政府公信力的提升。同时，社会上的不公平不公正现象也会通过公民参与及时反馈给政府，有利于政府及时制定相应政策协调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二、政府转型背景下公民参与的困境分析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推动公民参与社会事务有着广泛的现实意义。但当前我国公民参与存在诸多困境，需要进一步分析和解决。

（一）公民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不足

1.公民参与意识缺失。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潮的影响，我国公民的思想里有着极其强烈的“家族”或“宗族”观念，缺乏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他们普遍认为公共事务的管理与自己无关，自己只要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好。这种“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自保心理反映了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感极其淡薄，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严重不足，缺乏对公共价值的追求，不利于我国民主政治的进一步推进。

2.公民参与能力不足。虽然我国已经逐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民众的文化素质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我国公民受教育情况仍呈现出一些不均衡现象，比如农村村民、西部地区公民的文化素质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主参与进程的发展。一些公民在面对权利侵害事件时，往往采取暴力等非法手段，而不诉诸正当途径，往往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二）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没有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1.政府管理“越位”与“缺位”现象严重。一方面，政府在教育、科技、农业、社会保障等关系国计民生领域的投入明显不足，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政府却对一些企业的经营管理进行直接干预和指导，对行政经费过多投入，导致政府管理“越位”“缺位”现象严重。政府展示给公众的就是一个“全能政府”的形象，没有适度放权给社会，不利于调动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和积极性。

2.公民参与的相关制度不完善，参与渠道不通畅。虽然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依法有权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2]，但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一是公民参与的相关制度不健全，参与程序概括性强，缺乏针对相关领域的具体规定，从而导致公民不能主动对政府决策提出建议，对政府不当行为进行检举。二是公民参与渠道不通畅。我们知道信访举报本是一种公众表达自身诉求的方式，但一些地方官员却堵塞这一民意表达渠道，对来访者进行“截访”，使得民众的正当利益诉求得不到申诉。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宿迁市信访局长申湘琴曾说：“根据我在宿迁的经验，越级上访者80%是无理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信访工作者没有重视疏导群众的不满情绪，反而对上访者充满责怪和怨气。此外，社会听证制度本可以促进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交流，但由于我国政府对听证会重视不够、听证过程不透明等原因，使得聽证会流于形式，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虽然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开设了热线电话、网络留言等方式收集群众意见，但后续的反馈与解决问题非常不及时，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民众的参与热情。

3.行政官员“官本位”思想严重，没有全面认识到公众参与的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的目的就是君王以专制集权的方式控制人民，人民只能被动地接受统治，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必要性。这种封建集权思想在现代社会依然存在，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我国行政官员强烈的“官本位”思想，在政治生活中他们时常表现出狂妄自大的态度，不尊重公民权利，不能虚心听取群众建议，不能站在群众的角度思考问题，不利于形成政府与公民合作共治的局面。

三、政府转型背景下完善公民参与的对策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进行了七次机构改革，逐步由“全能政府”“管制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政府”转变。为进一步深化政府转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要进一步重视公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努力扩大公民参与，积极构建和谐的“政民”关系。使“政府与公民之间由猜疑对抗走向信任合作，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由紧张对峙走向良性互动”[3]。

（一）培养公民参与意识，提高参与能力

1.培养参与意识。我们要通过文化宣传、教育等手段唤起普遍的公民意识，包括公民对本身权利和义务的认知、行政官员对自身职责的认知等。培养公民意识，激发公民参与热情，提高参与能力。

首先，应注重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公民权利意识是公民意识的基础，公民只有形成了自觉的权利意识，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公民只有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自己享有公民权利，才会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生活，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同时通过公民广泛行使权利，合理表达自身利益诉求，才能更好地满足多元化、异质性的需求。

其次，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现代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公民只有具备自觉的法律意识，当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采取合法方式维权，才是自身公民意识的觉醒。同时公民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积极地运用法律，将法律意识和公民参与行为相结合，才能促进公民参与的有序和合法进行[4]。此外，公民法律意识的养成也依赖于社会法治环境的熏陶，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我们期盼以社会法治环境的不断完善推动公民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

2.提高参与能力。一是加大教育投入，打破公民文化素质不均衡的局面，培育现代公民，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二是加大对人大代表的培养。人大代表要始终做到代表人民，必须提高其自身文化和政治素质，提高参政议政能力，多深入群众考察，多提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建议，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二）转变政府职能，采取多种手段充分调动公民参与的积极性

1.政府要实现“放权”“分权”和“限权”，做到“不越位”“不缺位”。“放权”就是政府不能包揽所有权力，而要把属于市场和社会的权力放归市场和社会去管理。“分权”即政府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要合理分权，避免权力的过于集中而不受约束。“限权”就是通过有效的监督来限制政府滥用权力，保证公权力为公众服务。总的来说，政府“有权不可任性”，“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

2.完善公民参与的制度法规，畅通参与渠道。一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公民参与的各项条款，用法律的形式将公众参与固定下来，做到公众参与有法可依，使公众参与做到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解决公众参与的后顾之忧，调动其积极性和参政热情。二是畅通公民参与渠道，确保参与形式多元化。（1）完善信访举报制度。政府部门要重视信访举报的作用，鼓励公民通过信访举报制度监督政府行为，对政府决策提出建议。要坚决查处“截访”“非法惩罚上访者”现象，同时信访工作者对公民提出的意见要及时解决，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做到政务信息公开。（2）完善社会听证制度。一方面，要保证听证代表结构合理性。听证代表要包括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尤其是能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代表，确保“专业性”和“公正性”。另一方面，要保证听证过程透明，积极主动向社会公开听证的内容，回应民众的质疑，真正做到反映民意，密切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交流，保证政策的科学化和合理化。（3）积极发展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具有民间性、组织性、独立性、非营利性、志愿性、公益性等特征，它們的发展壮大是公民参与的现实基础。政府部门应加紧制定政策措施对社会组织进行规制和引导，使其更加满足民众多元化的利益需求，更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为此，政府要重点发展公益慈善类、扶贫开发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积极构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以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营造公民参与的新局面。（4）创新公民参与形式。随着新科技革命的不断发展，公民参与形式呈现出多样化、新颖性等特点，民众的参与热情逐渐提高。党和政府要深刻认识到这一点，积极创新公民参与形式，如开辟网络论坛、网络问政、微博访谈等形式，丰富公民参与手段，与民众及时进行互动，耐心听取群众建议，激发公民参与热情。

3.提高行政人员素质，深刻认识公民参与的价值。一方面，行政人员必须改变“高高在上”“目中无人”的形象，要将公众视为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而不是传统的“被管理”角色。另一方面，行政人员要以谦虚、谨慎的态度听取群众意见，积极倾听来自不同方面的声音，满足群众多元化的利益需求，公正合法地处理行政事务，为民众多办实事，提高服务水平，促进勤政、廉政建设。

（三）营造良好的公民参与的社会氛围

营造良好的公民参与的社会氛围对于激发公民的主人翁意识、调动公民参与的积极性、进一步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专业学者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先进的思想，他们能通过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参加座谈会等方式宣传民主思潮，让公民真正意识到参与政治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积极投身到社会管理中，为推进政府转型提出合理的建议和要求。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有利于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公民参与氛围，激发公民参与热情。

2.积极发挥舆论的引导作用。一方面要重视传统媒体的作用，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体宣传公民参与的重要意义，加深公民对自身权利与义务的认识程度，正确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另一方面要发挥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的作用，为公民参与提供更多方式，充分发挥公民的监督权和参与权。总之，我们要积极发挥舆论的引导作用，在全社会形成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新格局。

四、结论

积极推动公民参与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是当前我国构建民主政府的必要方式之一，能够进一步推动政府转型的不断深化。但是在政府转型中我国公民参与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公民参与意识与能力不足，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没有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公民参与的相关制度不完善、参与渠道不通畅等。因此，我们要培养公民参与意识、提高参与能力、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拓宽公民参与渠道等，鼓励公民广泛参与民主生活，积极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推动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的建立。

参考文献：

[1]杨振宏.政府转型中公民参与的构建及内在法理基础[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2]郭亚玲.以公众参与推动河南社会管理创新[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3，15（4）：68-70.

[3]杨海坤.中国特色政府法治论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研究 篇3

一、政治参与的内涵

西方国家首先提出政治参与的概念, 他们对其内涵定义比较丰富,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亨廷顿和纳尔逊的观点, 他们认为政治参与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发展到后来, 亨廷顿又提出了政治参与是“合法地或非法地、使用暴力或采取和平手段、成功地或不成功地影响政府决策的一切努力”的定义。

我国引进政治参与概念之后, 国内学者对其做了进一步发展。学者孙福金认为, 政治参与是指“通过合法的程序, 直接参与政治的决策执行, 或者间接影响政治的决策制定和执行的一种一般性的政治行为。”虞崇胜教授认为提出了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定或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此外, 学者王浦劬认为“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的方式参加政治生活, 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

二、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近些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 我国政治制度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 也逐步改革发展, 为保障人民的主人公地位, 我国建立和完善了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并且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 相对来说, 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公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仍然偏低

一方面, 由于现阶段我国处于发展中阶段, 在物质上不是非常充裕的情况下, 大多数公民忙于生计, 更多的是将注意力投入到经济中去, 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参与政治。许多社会精英、甚至国家公务员辞职“下海”之事较为普遍。即便公民参与, 也多属于动员性参与, 主动性参与的甚少。

另一方面, 现阶段的国家支柱人群属于60后、70后, 普遍受教育程度偏低, 文化素质不高, 缺乏参与公共管理的能力, 对参与政治“心有余而力不足”;此外, 受传统管文化的等级性、封闭性影响, 许多公民认为政治是那些有钱有势, 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能参与的, 普通公民只能遵从政府行为, 于是敬而远之, 更别提参与了。

(二) 公民参与政治的机制不够完善

首先, 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单一。尽管我国一直在努力拓宽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 但对于巨大的人群而已, 仍然偏少, 导致公民正常的政治参与受阻。而且工会、共青团以及妇联等社会团体组织的行政化、机关化的情况严重, 不能很好的沟通群众与党、政府之间的关系。

其次, 我国的政治参与制度中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等较高制度化的制度, 存在着诸如选民对人大代表不了解、代表没有很好的代表选民民意, 以及政治协商建议得不到足够重视等问题, 其他一些如信访制度, 听证会制度亦存在诸多不足。

再次, 政府信息公开落实不到实处, 公民的知情权无法得到保障。知情权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前提, 只有知道政府的计划、步骤、以及实施行动, 才能参与其中, 对不周之处提出意见, 促进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对政府信息的不了解, 参与政治便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三、完善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对策

根据上述存在的问题, 结合我国实际国情, 笔者认为, 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去完善我国公民政治参与:

(一) 提高公民文化素质, 促进公民理性参与政治

政府要继续加大教育投入, 不断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 培育树立我国主人翁意识, 让其对国家的发展负起主任责任,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促使公民由动员性参与向主动性参与过渡。深化他们对我国法律的认识, 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 培养现代社会的理性公民。同时, 在参与政治中, 要正确、理性地使用政治手段。

(二) 拓宽公民政治参与渠道, 强化政府信息公开

在巩固和完善原有渠道的基础之上, 积极拓宽丰富公民的政治参与渠道。特别应该注重利用现代化技术, 开拓网络渠道, 利用网络的低成本、效率高、覆盖面广的特点, 充分吸收更多的公民参与进来。再者, 进一步加强对政务公开的重视程度, 增加政府决策透明度, 将行政法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上升为法律, 为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奠定法律基础。

(三) 完善公民政治参与制度

主要是完善传统的政治参与制度。比如人大制中, 应该扩大人大候选人的差额比例选举, 在此引入竞争机制, 择优而用, 可以提高代表的素质以及当选的荣誉感。政治协商制度中, 提高对政协建议的重视程度, 提高其参政议政地位, 充分发挥政协的各领域学科专业的带领作用, 运用各方知识促进党和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此外, 应该充分发挥信访制度的作用, 以信访部门为纽带, 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办公, 将问题及时处理, 以消除民众不满, 克服以往敷衍了事而引起民怨的毛病。针对我国很多听证流于形式的现象, 应更加细化、规范听证制度规定, 谁有权提起听证, 谁有决定权, 以及听证笔录等听证的程序、方式、步骤, 这样才能将听证制度完善, 真正反映民意, 满足公民的政治参与需求。

摘要：公民政治参与是现代国家民主制度的核心体现,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步伐中,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作为重要方面, 离不开公民政治参与。它对于维护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地位, 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本文先分析政治参与内涵, 指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继而提出完善的对策。

关键词：政治参与,存在问题,完善对策

参考文献

[1]塞缪尔·亨廷顿, 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华夏出版社, 1989.

[2]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公共政策中公民的参与问题的研究 篇4

关键词:公共政策；公民参与；研究

一、公共政策公民参与意义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不但能为公共政策制定提供有效信息、降低决策风险；而且益于促进政策制定的民主化、科学化，推动国家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现代化的进程。总的来说，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意义具体如下：

（一）实现公民权利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虽然现代社会公民的权利都得到了宪法的保障，但这些法定的权利并不会自动实现，需要公民通过参与政府的公共决策、公共事务管理、监督公共权力来实现自身的权利。

（二）能确保公共政策制定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公共政策制定的目标一定要以社会的需求为前提，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更需要保证全体成员有效参与。因此在公共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公众的参与才能保证公共政策是符合公众的利益，确保政策是合法的、正当的。

（三）能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

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以服务于或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为其制定的出发点和依据。

而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时，可有效避免决策背离公共利益，且能确保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即是通过权利分享、权力监督和博弈制衡来实现的。

（四）有助于及时发现和确认公共政策问题

对政府来说，在繁杂的社会问题中发现和确认一项政策问题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没有哪一个体能够拥有解决综合、动态、多样化问题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与信息；也没有哪一个体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应用所有的有效工具，但是加强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就可以改善这种状况。

二、我国公共政策公民参与的问题

（一）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是一种政治行为，因而必然受到一定社会的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影响。政治文化是通过政治社会化从而形成的一套关于政治的心理取向，包括政治信仰、政治价值选择、政治感情、政治态度、政治认知等，政治文化的影响甚至决定了公民参与行为的指向、方式和程度。

（二）公民参与的相关制度不完善

公民政策参与的法制性特征是指公民政策参与的地位和手段的法制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公众的法律意识水平在不断提高。公共政策公民参与的合法地位和手段得以确认。

（三）我国公民整体文化素质不高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会受到公民的文化素质的影响，因为文化的落后必然导致政治观念的落后和法制观念的薄弱。由于我国公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不高，这就导致了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政治意识的淡薄、参与政治的能力低下，从而导致参与公共政策的公民数量很少。

（四）公民与政府部门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缺乏互信

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由于很多政策问题比较专业化，很多政府官员和学者都认为大部分公民文化素质不高、参与意识淡薄，因此担心公民参与可能影响政策制定的效率，从而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片面强调专家的作用，而忽略公众的参与。

三、完善公共政策公民参与的对策

面对我国公共政策公民参与出现的各种问题，需要建立和完善公民参与的制度，采取现实可行的路径来解决公民参与的壁垒，最终达到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

（一）提高公民公共政策参与的意识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不仅是政府的事，也是公民个人的事，因此需要提高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意识和观念，从而提高公民参与的积极性。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做起：

1.破处陈旧思想观念，提高公众参与意识

政府应积极提倡科学的、民主的精神，破除各种不合适宜的旧观念，强化现代民主行政理念；同时积极引导和推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运行过程，学会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与公民适当地分享决策权力。

2.创造公众参与条件，提高公众参与水平

通过加强对公众的教育和培训，增强其参与能力，有效地进入参与角色。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做到：首先，必须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和科技，提高公众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其次，要加强经济建设，提高公众参与的物质基础；最后，应加强对公众相关政治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努力培养公众的民主政治行为能力。

（二）完善的公共政策公民参与的制度

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制定提供了根本保证，但关于规范公民的参与行为、畅通公民的参与渠道、保证公民参与实施的制度不够健全，需要完善的公共政策公民参与的制度，即就是在充分尊重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对公民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做出明确的规定，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而完善公民参与的制度最主要的是，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三）完善公民参与的途径，提高公共決策的透明性

拓宽公民参与渠道有助于集思广益，吸取公民的智慧，使得公共政策能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和社会理解，从而能够确保决策得到准确、有力的执行，使决策真正达到预期目的和实现最大的社会效益。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做到：

1.是完善听证制度

听证制度是一种直接民主的制度方式，也是公民有序地直接参与公共决策过程的一种较好的活动方式，是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公开化、公正化的一种重要制度设计。

2.推行政府政务公开制度

政府政务公开与透明是公民获得相关的公共管理信息，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过程，对公共决策过程实施有效监督的必要前提。

3.完善政府回应制度

无论公众参与对最终公共决策制定的影响如何，都要十分注意对参与者意见的反馈。

参考文献：

[1]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和新策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杨志.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现状及其路径选择[J].理论学刊,2006,(7).

海洋管理中的公民参与研究 篇5

关键词：公民参与,政府海洋管理,可持续发展,海洋管理体制,海洋教育

中国海洋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科学、民主的海洋管理。海洋管理是以政府为主体的涉海公共组织为保持海洋生态平衡、维护海洋权益、解决海洋开发利用中的各种矛盾冲突所依法对海洋事务进行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其目的是通过对海洋资源及空间的综合管理, 避免或减少海洋开发过程中各种矛盾和冲突, 以确保国家获得更多的社会和经济利益。海洋管理直接制约着国家海洋事业的发展方向, 决定着海洋事业发展的重点, 影响国家海洋经济的发展速度。而一个国家要真正搞好海洋管理是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的。美国学者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强调:“公民参与是信息时代政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是政府和公共管理者必须面对的环境和情形”[1]。公民参与海洋管理是政府海洋管理的基石。公民参与到海洋管理的整个过程中, 可以真正贯彻海洋管理的民主化原则, 政府也才能制定出科学、合理、公正的海洋公共政策, 才能实现海洋管理的有效性。我国公民参与海洋管理已有一定基础, 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 目前这种参与的深度和广度都还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 如何让公民积极参与到海洋管理的决策、组织、执行与监督中去, 以真正实现科学、民主的海洋管理, 仍需要我们进行长期的努力。

1 公民参与海洋管理的必要性审视

1.1 公民参与是实现海洋管理有效性与科学性的重要保证

公民参与海洋管理对于海洋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它可以有力地促进政府海洋管理的有效性与科学性。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努力“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2]。国务院在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 “必须坚持创新政府管理制度和方式, 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人民群众的参与度”[3]。公民参政议政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 同时也是公共管理效率提高的客观需要。大众是否关注和参与, 对于一个决策的成败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首先, 公民参与, 有助于决策主体充分考虑和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利益和愿望, 并把管理目标的确立和管理措施、手段的选择建立在符合这种利益和愿望的基础之上, 以减少管理决策的盲目性, 提高管理的合法性。其次, 公民参与, 可以减少执行时遇到的困难, 有利于决策的有效执行。如果一项公共政策完全由政府部门包办, 而没有听取公民意见, 那么这样制定的政策就不能全面反映广大群众的意见和愿望, 就不能更好地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再次, 公民参与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 增加外部输入对政策的影响。因此, 公民参与海洋管理是公众和政府一起共同治理事关大多数人共同利益的必然选择。在海洋管理的整个运行过程中, 不能只靠政府单方面行使公共权力, 而必须有公民的积极参与, 以形成政府与公民的互动。这种互动是民主核心价值, 可提高政府海洋管理的效率, 可以说, 任何一项海洋管理活动都离不开公众的积极参与。

1.2 公民参与海洋管理是海洋问题日趋复杂的必然要求

政府海洋管理是针对海洋发展所出现的问题作出的反应[4]。古代国家面临的海洋问题比较简单, 主要是如何保护海上商业利益、如何维护国家在各种海上冲突中的优势, 如何发展海上军事力量, 如何增加海岸军事设施等问题, 这些问题通过统治者的经验、知识就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

古代人类对海洋价值的认识和利用, 局限于把海洋作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一种自然资源, 主要向海洋索取食物, 以维持生存。对他们而言, 海洋是神秘的、是人类所无法控制的。与此同时, 在封建专制时代, 公民作为被统治者, 根本无权参与海洋管理的决策, 只能被动地接受政府的海洋政策。

工业革命后, 人类对海洋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化, 海洋已不仅仅作为人类生存的资源而存在, 更多的已经将海洋开发作为一种重要产业, 因而海洋产出在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日益增加。人类对海洋价值认识的变化, 使政府海洋管理发生了质的变化, 即从控制海洋上升为治理海洋。而随着从事海洋事业公民数量的增加, 作为海洋利益的主要诉求者, 他们迫切希望能够在国家海洋政策的制定中具有话语权, 能够参与到海洋管理的活动中去。

与此同时, 现代政府面临的海洋问题也越来越复杂。海洋资源的适度开发和利用、海洋生态的平衡、海洋权益的分配与保护等问题, 不仅涉及具体从事海洋开发活动的个人利益, 而且涉及政府自身的利益;不仅要规范调节人与人之间的海洋利益关系, 而且要考虑人与海洋的和谐发展问题;不仅要从国家主权的维护进行决策, 而且要从海洋资源的合理、科学利用的立场进行决策。对此, 单纯依靠国家或政府的权威、知识和经验等进行海洋管理, 是难以合理地处理好各种关系的, 必须广泛听取公众的意见、建议, 尤其是沿海居民的意见。“在现代公共行政中, 我们可以看到, 职业化的、掌握专业知识的、具有改革理念和公民精神的公务员, 与作为个体的公民……存在着日常的积极的相互作用。通过这种相互作用, 公民们就可以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治理”[5]。

1.3 公民参与是海洋管理公共性的内在要求

海洋管理是对属于全社会的海洋价值做有权威的分配。海洋管理的正当性和权威性来自于它的公共性, 海洋管理应当以公共利益的满足为目标, 应当以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为评价尺度。而海洋政策的制定正是实现政府管理公共性的最重要环节。政府的公共性是政府作为公共部门构成部分的根据, 政府拥有的公共性是否充分, 也就是政府作为公共部门的纯洁性的标准。政府实施海洋管理的重要环节是制定和执行海洋政策, 因为海洋政策是政府实现海洋治理目标的重要工具。在这一过程中, 公民的积极参与是确保其公共性的根本因素。

海洋管理公共性的实现, 取决于对政府管理的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不断的变革。在多元社会中, 公共性或公共利益往往通过公民或社群的共享利益或社会的共同利益来体现。海洋管理的公共性, 一方面, 它应该最大限度地满足多数人的诉求;另一方面, 也应当尽可能地保护少数人的合法权益。因此, 公共性基于海洋政策, 是公众在海洋领域的利益表达, 是有意识的、合理的管理程序设计与安排[6]。海洋管理的实施只有遵循公共性原则, 才能真正体现这一本质属性。为了保证海洋管理的公共性, 在海洋政策制定中必须有政府和公众的共同参与和交互活动。

公民平等的参与海洋管理是实现海洋经济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和动力。作为海洋管理核心与执行主体的政府, 并不是没有自身利益的超利益组织, 不可能自动代表公共利益。这就是公共选择理论中所谓的“政府失效”。即便政府能够完全代表公共利益, 但也可能由于决策者知识不齐全、信息不充分等原因导致决策的结果与目标背道而驰[7]。随着在海洋行政目标中对社会公平的强调, 公民直接参与海洋管理过程也应得到强化。海洋管理应借助于公众的集体智慧, 通过广泛的公众参与, 来减少决策上的流弊, 弥补因管理目标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全而造成的盲目决策和执行偏差。这样, 一方面可以使海洋管理更具公平性与完备性, 能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海洋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困难。公众参与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宣传政策、解释政策的过程, 是公众接受教育、熟悉情况的过程。公众参与海洋政策的制定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海洋公共政策推行中的障碍, 有利于政策的贯彻实施。

1.4 公民参与是海洋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海洋政策指导着国家海洋事业的发展方向, 引导海洋事业发展的重点及发展速度。1996年中国制定的《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 提出了中国海洋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其基本思路是:有效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 切实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实现海洋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和海洋事业的协调发展。2008年国务院出台的《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 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海洋管理的公众参与机制”, 把公民参与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然而, 海洋事业有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 包括海洋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分布、变化规律。当前, 我国大部分海域海洋污染加重, 海洋环境质量下降;渔业资源开发过度, 致使大量海洋生物资源衰竭;海岸侵蚀加剧, 海洋生态系统破坏严重。这些问题的发生都源于我们在海洋利用、海洋开发中没有很好地遵循其自身发展规律。在这种情况下, 加强海洋综合管理, 实现海洋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亟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 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沿海地区人民群众保护海洋、构建和谐海洋的积极性, 需要引导沿海地区的人民群众提高海洋意识, 自觉参与到国家海洋政策的制定、海洋管理的行列中来。实践证明单纯依靠政府、专家进行决策和管理是远远不够的。公民尤其是沿海居民, 虽然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 却能够为决策提供第一手资料, 他们对海洋污染的切身体验使得他们有着参与海洋管理的积极性, 他们多年积累的海洋生产经验, 非常有助于提高国家海洋管理的科学化程度。

2 我国公民参与海洋管理的制约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政府一贯重视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海洋管理。1996年颁布的《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 明确提出我国政府坚持海洋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公民的参与。2008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更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海洋管理的公众参与机制”。应该说, 新时期以来, 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海洋管理领域的公众参与有了巨大的进步但与确实有效的海洋管理的内在要求相比, 我国公众参与有的程度还比较低, 所起的作用也远不能令人满意。进一步提高民众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依然面临不少制约因素。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2.1 海洋决策机制和海洋管理体制阻碍了公民的广泛参与

一个时期以来, 虽然我国在保障公民参与政治上作了一定的努力, 但就操作层面来看, 目前我国公民参与的保障措施还明显不足, 落实也难以到位。就决策过程看, 我国传统的决策机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机制, 决策权力集中于各级党委、政府, 历史上, 我国政府管理比较重视输出性参与, 即要求公众遵守政府的决策, 而对输入性参与重视不够, 即政府决策不注意充分吸收公众的各种建议和信息。

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决策机制缺乏自下而上的参与渠道, 缺乏政府与公众的互动, 因而极易导致一些利益受损的群体和个人要么采取非制度化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要求和不满, 要么选择干脆不参与的方式。另一方面, 我国现有的海洋管理体制也不完善, 而这些规章制度大多没有公众参与的明确要求, 因而公众的作用没有难以得到有效发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此外, 我国公民参与海洋管理也缺乏制度上的安排。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有权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管理国家事务。海洋管理作为政府公共行政范畴, 涉及国家海洋环境的优劣, 海洋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 沿海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 也事关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因而公众参与海洋管理应该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在这一方面, 虽然我国的《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和《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都明确提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必须依靠公众及社会团体的支持和参与”, 要“建立和完善海洋管理的公众参与机制”。但这些都只是原则性的规定, 而公民如何参与, 以什么形式参与, 现行法律和规章都没有明确的要求, 公民参与海洋管理缺乏切实的保障, 甚至在一些事关老百姓的生存空间的重大海洋决策上, 如围海造田、滩涂占用和高污染工业项目落户海岸地区等, 当地居民都无权过问。

2.2 公民海洋意识薄弱, 海洋保护观念缺乏

公民的参与意识是民主国家实行公共管理的必要条件。当前, 我国沿海地区海洋环境污染严重、滨海地区和岛屿生态系统得不到有效保护, 海域使用权属关系不清, 填海筑堤造地无序, 海洋资源开发过度, 对海洋历史遗产的挖掘与保护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对领海、专属经济区的经济科技发展规划责任与行政管理权限不明确。这些问题既对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巨大障碍, 也对沿海地区的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对此, 沿海地区的居民感触极深, 他们对加强海洋管理, 保护海洋环境和海洋生态有着强烈的期盼。但另一方面, 目前我国公民海洋法律意识、海洋环境保护意识等却相当薄弱。他们一方面对海洋环境污染表示不满;另一方面他们本身也是海洋环境污染的制造者, 他们自己或单位也在向海洋倾倒生活污水或工业污水, 他们中的某些人也在竭海而渔, 在不顾后果地对海洋进行过度开发。在我们调查中也看到:一些当地居民, 一方面对新建的化工企业大量向海中排泄污水造成了严重的海洋污染表示不满, 同时又为能到该厂做工而沾沾自喜, 从没有向环保部门反映海洋污染的意识。

3 促进公民大力参与海洋管理的路径选择

为促进公民积极参与海洋管理, 实现海洋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我们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

3.1 加强制度建设

要修改和完善我国现行的海洋管理的各种规章制度, 为公民参与海洋管理提供制度保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民众参与海洋开发决策的机制, 让公民的意愿和要求能得到更加充分准确地反映。在海洋公共政策制定上, 要让公民能够参与到对海洋开发方案的立项、审批等程序中, 使公民利益的代表能够进入海洋管理的决策层中。以“不断增强的公民参与通过发展公民与政府间新的沟通渠道并保证对政府的监督, 来增进政府以及公共管理者的责任性”[8]。要将公民参与的目标、性质、内容、机构、组织加以明确规范, 通过法律来保障公民的参与权力得以实现。使公民参与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政府的海洋管理决策。在海洋管理决策上, 要建立政府与公民良性互动的公众参与机制, 采取诸如座谈会、书面征求意见、调查研究、列席和旁听、公民讨论、专家咨询和论证等方式, 广泛吸收公众意见和建议, 以达到上下互动、顺畅沟通的目标。因为公民参与的有效制度就是使用“对话”解决困境和矛盾[9]。经验告诉我们, 生活在沿海和拥有、利用海洋资源的人民, 其自身利益极易受到国家和政府海洋法规的影响, 他们受政府或私人海洋开发项目干扰的事例也比比皆是, 而海洋环境的污染、海洋生态的破坏更是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因此政府在制定海洋管理法规、政策和海洋开发的重大决策时, 应充分听取社会各界尤其是沿海民众的意见, 充分照顾他们的利益, 海洋管理工作才能得到他们的衷心拥护和积极参加, 才能真正达到预期目标。

3.2 加强海洋意识教育

加强海洋综合管理, 提高海洋管理的效率, 离不开广大民众尤其是沿海地区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新时期的海洋管理, 要求全国人民尤其是沿海地区的民众、社会团体、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海洋实践主题参与到海洋综合管理政策、决策和方案的制订、实施、监控中来, 以切实保护好海洋资源、海洋环境, 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针对当前我国国民海洋意识和海洋法制观念比较淡薄的状况, 要加大海洋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力度, 利用各种宣传手段普及海洋法律、法规和海洋知识。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海洋对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努力把增强全民海洋意识与保护海洋环境、拓展发展空间结合起来, 把构建海洋强国与弘扬海洋文化结合起来。沿海地区各级学校要设立海洋教育课程, 使青少年从小就接受海洋知识的教育。同时, 要对广大渔民、涉海企业职工、沿海地区居民, 进行经常的、有针对性的普及海洋知识, 尤其是海洋法规的宣传教育, 使广大居民从根本上树立起海洋权益维护、海洋环境保护和依法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强烈意识, 并将这种意识变成广大民众保护海洋环境的自觉行为。要不断提高全社会对海洋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认识, 增强决策者执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自觉性。以形成全社会关注海洋、开发海洋和保护海洋的良好氛围。

3.3 积极引导民众参与海洋管理

实践证明, 科学的开发与大众积极性的调动, 与领导者的观念和采取的措施有直接的关系。为此, 我国海洋事业的各级领导者要切实树立起海洋管理的民主意识和公众参与观念, 要真正认识到公众参与海洋管理是海洋经济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 没有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 海洋环境保护, 海洋污染的治理都是难以真正做好的, 而动员和引导公众参与海洋管理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领导者应推动建立并自觉执行公众参与海洋管理的各种法规和制度, 要采取各种措施, 努力调动广大民众尤其是沿海地区居民参与海洋管理的积极性。

4 结论

加强海洋综合管理, 提高海洋管理的效率, 离不开广大民众尤其是沿海地区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这是新的历史时期海洋问题日趋复杂的必然要求, 也是海洋管理公共性的内在要求。它有利于促进政府海洋管理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是实现我国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达到人海和谐的必经之路。在当前, 广大公民切实有效地参与海洋管理还存在不少制约因素。这里主要是我国目前的海洋决策机制和海洋管理体制还与这一形势和要求不相适应, 对广大人民群众有效参与海洋管理缺乏制度保障;而我国公民海洋意识、海洋管理参与意识的薄弱, 海洋保护观念的缺失也阻碍了公民对海洋管理的全面和有效参与;实现广大民众对海洋管理真实有效的参与, 真正发挥好公民在海洋管理中主体作用, 首先要设计好公民参与海洋管理的机制和路径, 使公民参与海洋管理制度化, 经常化;要大力加强对广大公民的海洋保护意识、海洋管理参与意识的教育和培育;各级政府和领导者要进一步树立海洋管理的民主意识和观念, 推动建立并自觉履行公众参与海洋管理的各种法规和制度, 积极采取措施, 努力发挥广大民众尤其是沿海地区居民的参与海洋管理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和新策略[M].孙柏瑛, 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245.

[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 2007-10-25 (3) .

[3]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2007年3月5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R].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47.

[4]崔旺来.政府海洋管理研究[M].北京:海洋出版社, 2009:6.

[5]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张成福, 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12.

[6]周达军, 崔旺来.海洋公共政策研究[M].北京:海洋出版社, 2009:52.

[7]黄建钢.论公共社会[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9:52.

[8]张康之.公共性、公共物品和自利性的概念辨析[J].行政论坛, 2003 (4) :8-11.

环境治理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篇6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我们既要绿水青山, 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 不要金山银山, 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 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了治理各地区的环境问题, 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资源, 也初步取得了相应成效。但是, 我们应该看到, 环境治理任务十分艰巨, 单单只是依靠政府的力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基本内涵和公民参与的必要性

(一) 基本内涵

环境治理, 指“政府机构、公民社会或跨国机构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机制管理和保护环境资源, 控制污染及解决环境纠纷”。 (1) 传统意义上的环境治理注重于对环境污染的末端和源头进行治理, 现代意义上的治理更加注重于对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利用。

公民参与环境治理是指, 公民及其代表根据国家法律赋予的权利和义务, 在了解环境政策的前提下, 通过环境信访、环境监督等途径参与环境治理, 补充政府和其他组织环境治理中的不足。

(二) 公民参与环境治理必要性

1、环境的公共性和整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在一定意义上指出了环境的公共性, 它归全人类所共有, 不是个人单独享用和拥有的。环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个整体, 在环境治理的过程中需要多元主体相互配合。

2、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存在政府失灵现象

为了经济的发展, 有些地方忽视对环境的破坏, 一味依靠消耗资源来促进经济, 如毁林造田等, 这严重影违背了大自然循序渐进规律, 政府监管队伍力量薄弱, 环境监管人员法律意识淡薄, 职业操守不够端正等都会影响整体的监管效果。

3、公民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由于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和政府失灵现象的存在, 公民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尤为突出。在环境治理中, 最终的治理目标就是使环境更好的服务服从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公众的偏好将决定环境治理的取向。公民主体依靠它的普遍化、深入化、结构多样化发挥着其他主体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公民参与环境治理的现状

(一) 公民参与环境治理积极性不高, 缺乏行动

近几年来, 由于环境问题的恶化, 环保宣传力度加大, 人民越来越意识到环境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 但是很多人光有嘴, 还没有行动, 停留在口头上导致没有真正的参与进来, 没有真正与自身的利益相联系, 整体上的参与意识不强, 积极性不高。

(二) 公民参与环境治理的程序不完善

尽管我国在许多法律中强调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重要性, 也出台了各种环保措施, 但我国各级政府尚未通过立法将公民的实体环境权细化为程序性环境权, 我国公民参与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知情权、决策权及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还有待完善。

3、公民参与环境治理的深入性不够

从以往公民参与的案例来看, 我国公民参与的深入性不够, 大多表现为事后参与。“公众对环境决策的参与多数还是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发生之后的一种被动参与, 即所称的末端参与。” (2) 《环境保护法》规定的检举和控告也属于末端参与。

4、公民参与环境治理对政府的依赖程度大

公民参与环境治理往往都是政府主导开展的“自上而下”的形式, 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 治理环境本身就是政府该干的事, 对于自己应该力所能及的环保行为缺乏清晰的认识。这种政府强化, 公民弱化的恶性循环参与形式, 最终导致公民参与意识不高, 参与能力低下。

四、环境治理中公民有效参与的建议

公民参与对于环境治理的重要性众所周知, 但我国目前公民在参与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 我提出了以下建议。

(一) 加大环保宣传力度, 提高公民参与意识

思想支配者行动, 没有正确坚定的思想意识, 真正的行动就难以进行。所以学校、政府部门、大众传媒、民间公共组织等都应积极开展各种环保活动, 加大环保观念宣传, 使公民能够积极地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来。

(二) 完善法律法规, 优化公民参与渠道

在法律法规的制定上, 要“因地制宜”, 针对各地区的特殊情况, 制定有针对性的制度;规范网上参与程序, 使网上投诉、公众论坛等大众参与形式得到有效规范, 公民能真正做到畅所欲言。

(三) 采取激励措施, 提高公民参与的积极性

环境污染有奖举报制度就是一种为有效的促进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而采取的激励制度。这一制度对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目前我国公民参与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还需要采取更多有效激励措施来实现。像实行奖励制度, 对积极进行环境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金钱激励或政策鼓励等。

(四) 打破政府主导型公民参与模式, 发挥公民参与应有作用

“公众过分的依赖政府的行政导向, 在不触发自己根本利益的情况下, 很难将其立场充分表达出来。” (3) 政府主导型公众参与不利于发挥民众的特殊作用, 我国的环境问题日趋严峻, 政府在加强自身环保职能的同时, 也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了公众, 我们要打破这种公民—政府强弱悬殊不对称的关系, 鼓励公民参与环境保护监督工作。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环境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而环境治理是个系统工程, 需要政府主导, 但更需要全体社会公民的积极参与, 反观我国环境治理中公民参与存在着严重的不足。本文试就环境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现状, 进一步分析问题原因, 继而提出相关建议, 以期推动公民参与在环境治理中发挥出应有作用。

关键词：环境治理,公民参与,政府责任

参考文献

[1]娄树旺.环境治理:政府责任履行与制约因素[J].中国行政管理, 2016-03

[2]朱旭峰, 王笑歌.论“环境治理与公平”[J].中国行政管理, 2007-09

[3]施杰.完善环境保护中的政府责任[J].民主, 2013-06

[4]曹运星.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中公民参与研究[D].江苏:南京航天航空大学, 2013

[5]王小雷, 我国公共政策中公民参与方式分析[J].改革与开放, 2010-05

回顾公民参与研究 篇7

一、青年自组织与公民社会的内涵

1. 青年自组织的内涵

青年自组织是指以青年为主体, 自发成立、自主发展、自我运作且没有在民政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1]它是青年在自愿的前提下, 以共同的兴趣爱好为纽带, 为了心灵归属需要、交际需要、娱乐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而结成的同龄人的非正式组织。青年自组织是组织和引导青年参与社会生活、培养实践能力的重要载体, 为青年塑造个性、提高社会适应能力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按照其宗旨和活动内容划分, 青年自组织一般可以分为学术研究型、文化娱乐型以及志愿服务型等多种类型, 承担着培养基本技能、传播社会文化、提高自我修养、预扮演社会角色的重要职能。

2. 公民社会的内涵

公民社会, 广义上来说, 是指一个由公民组成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里, 国家尊重公民的权利, 人民实践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狭义来说, 是指由自主、多元开放的民间组织所构成的公共领域, 通过这个领域, 公民可进行对话、联系与合作, 促进公共利益。[2]英国学者戈登·怀特认为:“当代使用这个术语的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公民社会的主要思想是:它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 这一领域由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 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形成, 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3]这是对公民社会的主流定义, 本文作者也认同这一观点。

从学者已经达成的共识来看, 公民社会的特征及其结构性要素主要包括个人私域、非政府组织、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和社会运动四个方面。除此之外, 公民社会还包括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开放性、法治性等与之相互支撑、相互包含的基本原则。

3. 青年自组织与公民社会之联系

公民社会是国家与家庭之间的中介性社团领域, 主要由与国家相分离的非政府组织组成, 这些组织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 在与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 以保护他们的利益、实现自我价值为目的。因此, 在公民社会中, 社会组织扮演重要的角色, 是公民社会的重要基础和主体。

青年自组织奉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保护、自我协调和自我发展的原则, 正在快速涌现、不断成长, 逐渐成为社会组织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为培育公民社会提供了人才储备。因此, 青年自组织作为广大青年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载体, 必然会在公民社会的培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青年自组织在培育公民社会中的功能

从青年人的年龄、心智等方面来看, 青年正是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的最佳时期。青年源源不断地进入社会, 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提供了不竭的动力。青年自组织是由青年中最活跃的部分组成, 是青年走向社会的练兵场, 更是培育公民社会的起点。

1. 青年自组织有助于青年公民意识的培养

公民意识是指对公民与国家 (政府) 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基本关系的深刻的反映总和, 是民众在民主政治时代必须具备的一种社会意识。主要包括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三个层面。[4]好的公民意识, 能够规范和约束公民的行为, 维护自身利益, 树立主人翁意识, 积极参政议政。公民意识直接影响着公民自身的发展, 青年的公民意识影响公民社会的进程。因此, 加强青年公民意识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青年自组织的活动中, 青年通过自己的亲身参与、用心体会, 身临其境地接受教育和影响, 树立主人翁意识, 熟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了解个人对社会和他人所应承担的责任, 掌握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规则和方法, 增强对社会制度的信任感, 从而进一步增加对社会的认同感。青年在社会实践中从被动变为主动, 自觉增强法制观念, 更好地维护和拓展自己的合法利益, 从而为公民意识的培养提供有力的保障。

2. 青年自组织有助于民主精神和公民文化的传播

青年自组织有助于民主精神的传播。青年自组织在言论自由、机会公平等方面具有较大的自主性, 尤其是在阐述观点、交流思想时, 根本没有权力财富、身份地位等顾虑。青年在组织活动中, 具有据理力争又相互信任的品质, 较少考虑个人私利, 不断追求社会公德。青年自组织运行时, 除了包容个性, 强调尊重个人权利之外, 还在参与主体心目中逐渐形成民主、平等、自由的社会和政治理念。一方面通过参与主体之间的合作对话来改变文化的力量对比;另一方面又成为促进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沟通的手段, 不仅有利于民主精神的传播, 而且还有利于推进现代民主制度建设。

青年自组织有助于促进现代公民文化的大范围传播。青年自组织中的成员来自于不同地域、不同家庭, 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 在共同的活动中相互交流各自的思想、理念。同时, 在传播现代公民文化的过程中, 也为青年提供了接触新型政治文化和各种不同政治价值观念及行动模式的机会。青年自组织不仅承担着推动青年自身进步的任务, 而且使社会公众在不同政治文化的比较和摩擦中, 经过理性判断和不断斟酌之后, 逐步更新公众认可的政治价值观念, 培育出新的公民文化, 以适应现代化的民主政治生活。

3. 青年自组织有助于提高青年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技能

基本技能是公民参与社会生活和社会竞争所必备的基本能力, 只有掌握一定的生活知识与技能, 个体才能生存与发展。基本生活知识技能的培养和训练是个体由生物人转化为社会人最初也是必需经历的过程。青年自组织作为社会活动的重要载体, 为青年的素质拓展提供了发展的平台。青年自组织可以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 使青年获得实践的机会, 在系统、渐进地锻炼过程中构建知识技能, 培养创新能力。

青年自组织是由年龄相仿、志趣相投的青年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聚在一起, 相互之间以非常规、随意的方式进行互动与交往。组织成员在自愿、积极参加的活动中, 就共同关注的问题畅所欲言, 相互介绍学习方法、交换学习经验, 形成自主研讨、探索开放的学习氛围。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拓宽知识面, 形成完整的知识结构, 激发潜力, 不断提高青年的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

三、拓宽青年自组织参与公民社会培育的路径

1. 政府鼓励引导, 营造良好环境

政府可以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 通过让渡、支持、规范等方式, 积极、主动地制定有利于青年自组织参与公民社会培育的政策, 鼓励、支持和引导青年自组织健康发展。第一, 让渡。让渡是指政府将部分救助弱势群体、开展公益活动的职能转让给青年自组织, 由它们通过民间渠道参与运作。第二, 支持。支持是指经费和人员方面的支持。政府把公益服务的职能转让给青年自组织, 使得青年自组织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为政府工作, 应该得到一定的经费支持。这种支持可以是计划预算形式, 也可以是项目申请形式。同时, 政府通过出资, 也可以对经费的申请者、使用者提出相关要求。此外, 政府也可以为青年自组织配备一定的专业人员, 帮助他们加强管理。第三, 规范。规范是指政府通过社团注册、管理等环节, 鼓励和引导青年自组织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运用多种手段对青年自组织的行为进行指导和约束。这里的规范与约束并不是束缚青年自组织, 政府应该允许和鼓励青年自组织在参与公民社会培育过程中的各种尝试与创新, 以增加我国在青年自组织、公民社会发展方面的经验。通过政府的让渡、支持与规范, 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会更加健康快速, 青年自组织的活动会具有更加广阔的空间, 从而有效促进青年自组织参与公民社会的培育。

2. 推进团建帮扶, 加强指导协调

拓宽青年自组织参与公民社会的途径, 促进青年自组织的发展, 要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的作用, 努力把青年自组织纳入共青团指导的范围内。针对青年自组织自主性强、自我管理为主的特点, 共青团组织可以通过主动服务、积极联系、搭建平台等方式, 努力构建互动双赢的合作关系。第一, 构建协调互动机制。共青团组织可以通过青年自组织以拓展自身的发展空间。青年自组织的覆盖面广、涉及面宽, 各个领域内的青年都可参与其中, 对于增强团组织的影响力具有重要作用。共青团组织可以通过合作共建、项目推进等方式, 加强其与青年自组织的联系, 将团组织渗透到青年自组织中去, 提高青年自组织的战斗力与生命力。第二, 构建指导扶持机制。共青团组织应主动为有需要的青年自组织提供服务, 为其开展活动创造条件, 帮助青年自组织健全内部组织制度、计划预算制度、奖励考核制度, 在服务中加强对青年自组织的引导, 对承接共青团组织项目的青年自组织可以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第三, 积极搭建展示平台。通过联合举办区域性的青年自组织展示、交流活动, 促进青年自组织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借鉴, 从而提高青年自组织的管理水平、活动层次, 拓展青年自组织的内涵与外延。

3. 加强组织建设, 强化参与意识

青年自组织要根据时代特点、环境变化和成员的需求不断进行自我调适, 加强自身组织建设, 强化参与公民社会的主体意识, 主动出击, 积极作为, 促进自身发展, 增强参与公民社会培育的能力。第一, 加强自身组织建设。青年自组织要不断创新组织形式和工作机制, 深入研究组织成员的心理特点、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 尽量减少组织成员流失, 主动适应环境变化和成员需求, 扮演提供服务和支持的社会角色。青年自组织从服务青年个性化需求的角度出发, 积极开展各项活动, 在工作中健全组织机构, 完善服务体系, 增强组织稳定性, 提升组织的凝聚力, 使其在参与社会管理、帮助青年进步的有机结合中充分发挥作用。第二, 强化参与公民社会培育的主体意识。青年自组织要明确其存在的意义和使命, 树立正确的宗旨和价值取向, 充分认识其在公民社会培育中的重要作用。青年自组织的发展不仅要有益于该组织成员本身, 更要服务于社会的发展, 凸显其社会公益价值, 树立参与公民社会的主体意识。为此, 青年自组织活动的宗旨必须突出“立足青年, 奉献社会”的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1]高永良.高校青年自组织发展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 (青年与共青团工作版) , 2010 (5) :44-46.

[2]韩狄明, 周新普.中国公民社会的培育[J].素质教育大参考, 2008 (4) :7-9.

[3]戈登·怀特.公民社会、民主化和发展:廓清分析范围[J].民主化, 1994 (秋季号) :375-390.

回顾公民参与研究 篇8

一、学生参与的概念及特征

学生参与(student engagement)一词作为学术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Hopkins)纳特里耶罗(Natriello)教授对学生参与的描述是我们能找到的最早文献。[1]他认为,当学生参加学校方案中所规定的活动,“参与”就存在了,“非参与”就是学生不参加学校活动的状态。[2]当时研究者之所以研究学生参与,是因为美国中学经常出现“非参与”现象,即学生旷课、对学校态度冷淡、低水平参加学校活动,暴力行为和故意破坏行为,导致学生中途辍学。经过二三十年的研究历程,学生参与逐渐形成了三种不同取向的定义:(1)时间测量取向,将学生参与定义为学生花在任务上的时间。比如费旭尔和柏林纳(Fisher&Berliner)认为,学生参与可以用学生参与学术活动的时间来测量,且对学业成绩有显著影响。[3](2)教育过程取向,将学生参与定义为情感、行为、认知、社会等维度的不同组合,主要为揭示学校教育过程对学生学习结果的影响。比如莫旭尔和麦克格旺(Mosher&Mac Gowan)认为,学生参与是引发学生参与学校方案的态度以及学生的实际参与行为。库贺(Kuh)认为,学生参与是学生个人在学习中的行为、感觉与思考的历程。[4](3)情境取向,将学生参与界定为学生与情境中各要素的互动关系。比如雅梓-闵兹(Yazzie-Mintz)认为,参与在本质上是不同要素在具体情境中的一种关系,需要在学校、课堂或家庭情境中与课程/教师/家长等互动中完成。[5]

尽管学生参与概念界定不同,但学生参与具有共同特征。首先,参与具有可塑性(malleability),它可以通过教学方法和其他的干预措施提升和改变;其次,参与能直接影响学生学习结果,只要学生有参与,就会产生学习结果;再次,参与是行动中的心理投入状态,与学习动机有很大的差别,动机影响学生在学校和课堂上的精力分配,但参与是对精力在情感、认知和行为上的激活,它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过程。[6]以上三种特征赋予学生参与充分的研究价值,几十年来西方学者们对学校、课堂等不同情境下学生参与展开大量的研究,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取向、发展出不同的测量模型,为后来者研究这一领域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二、学生参与的研究取向

(一)以时间为单位的有效学习研究取向

最早关于学生参与的研究是以时间为测量单位的,安格尔(Angell)分析学生参与的相关文献指出,早期关于学生参与的研究注重测量学生参与学习活动的时间[7],例如、课堂中学校分配的时间、教师教学时间、学生参与的时间,以及课后学生写作业时间等。这种取向的研究以经典的卡罗尔(Carroll)有效学习模型[8]和阿罗森(Aronson)学生参与评估模型为代表,将时间概念化为分配时间(allocated time)、参与时间(engaged time)/花在任务上的时间(time-on-task)和学术学习时间(academic learningtime)。卡尔维特和司莱因(Karweit&Slavin)用分配时间、教学时间和参与时间来描述美国同一个学区的12个不同课堂,区分了课堂中学生参与时间、非参与时间和课堂管理时间,为我们呈现了不同的课堂形态。[9]也有研究者通过对学生参与时间的国际比较,来探索造成不同国家(地区)学生学业成绩高低的原因。美国政策制定者发现,日本和台湾学生每学年在校时间为240天,美国只有180天,而日本和台湾学生在TIMSS测试中的成绩比美国高,因此建议延长美国学生在校时间。[10]这些以时间为单位的学生参与研究让学生参与时间具有政策制定上的意义。

(二)多维度建构的社会—心理研究取向

多维建构的社会—心理研究取向主要以芬恩(Finn)[11]、弗雷德里克(Fredrick)[12]和艾普尔顿(Appleton)[13]等人的研究为代表。这种取向的学生参与包括情感、行为和认知中的两个或者三个重要维度,主要采用量化研究方法,揭示情境—动机—参与—结果之间的线性关系。如揭示课堂教学如何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学生的学习动机如何对学生参与具有预测作用,同时学生参与又是学习动机和学习结果两个变量之间的调节变量。然而,这一研究取向下学生参与中的三个维度有不同的内涵。从已有研究来看,学生参与情感维度有两种含义:第一,与学生学术课程相关的情感参与主要指学生在学术活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兴趣、愉悦、快乐、厌倦和焦虑等情绪;[14]第二,与课堂、学校等机构的情感参与主要指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学生与教师、与同学的亲密关系等,芬恩等人早期研究就属于这个范畴。这两类研究结果都表明学生参与情感对学生学业成绩有正向影响。认知参与主要关注学生对学术活动的心理投入,有些研究直接关注学生对学校任务的心理倾向,如学生完成作业的努力程度和完成较难学术任务的持续力等。也有些研究把认知参与界定为学生使用什么策略来获得课程材料的意义,如学生的自我调节策略、元认知策略等。参与行为的研究最为广泛,根据不同的研究旨趣发展出不同的检测变量,有些研究者主要关注造成学生辍学或厌学的非参与行为,而有些研究者主要聚焦于学生完成作业的时间,遵守学校规则等行为。

(三)以系统互动为视角的社会生态学研究取向

以时间为单位的有效学习研究取向揭示了教育过程中不同要素的因果关联,为政策制定和实施干预方案提供证据支持。但由于这种研究只能描述、解释和预测学生规范化的参与经验和标准化的测量结果,而对情境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相关变量缺乏概念上的解析力。因此有学者提出了另一种学生参与研究取向,这种取向是以罗申(Lawson&Lawson)等人为代表的社会生态学研究取向[15]。和多维建构的社会—心理研究取向相比,更凸显出学生参与的社会文化敏感性和各要素动态互动特征,将学生的前置变量(如,学生的已有知识,经验和学生对学校、家庭和社区的兴趣等)、生态环境因素(如同伴、家庭和社区、学校的组织结构)与文化特征相结合,将其界定为一个包括多变量、多事件和多系统共存的关系网。该取向的学生参与研究将学生参与的情境从课堂和学校延伸到家庭和校外机构,拓宽了学生参与的概念边界,威利(Wylie)等人的研究就属于这种类型。[16]

三、不同研究取向下的学生参与评估模型

(一)以时间为单一维度的学生参与测量模型

1. 卡罗尔有效学习测量模型

在早期关于学生参与的文献中,时间是衡量学生参与质量的唯一指标。卡罗尔学生有效学习测量模型是经典代表,这一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学生在校学习结果可以用“学生实际学习时间和必要学习时间的比例”来表示(如图1)。实际学习时间是学习机会(opportunity to learn)和毅力(perseverance)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必要学习时间是学生能力倾向、教学质量和学生理解教学能力的互动结果。学习机会是分配时间,即学生可以用来学习的时间总量,通常由教师或者学校安排,如学校每天上几节课,每节课上多少分钟。毅力是学生对学习的参与率,是学生参与时间(engaged time)和分配时间的百分比。卡罗尔的贡献在于提出学生学习效果等同于学生参与质量,可以用学生参与时间/学生花在任务上的时间(time-on-task)来测量。

2. 阿罗森学生参与评估模型

在过去20年当中,很多研究者按照时间对学业成绩的影响程度将学校学习时间概念化为分配时间,学生参与时间/花在学习任务上的时间和学术学习时间。如前文所述,分配时间形塑了学生的参与机会;参与时间是学生花在课堂学习任务上的时间,镶嵌于分配时间之内;学术学习时间与学业成绩关系最显著,表示学生参与学习的课程内容与考试内容一致。阿罗森等人用倒三角形模型来衡量三种时间与学业成绩的递进关系(如图2所示)。在这个模型中,分配时间代表学习机会,参与时间表达了学生参与行为,学术学习时间代表与学业成绩最相关的高质量学生参与,该模型建立在卡罗尔有效学习模型的基础之上,也是卡罗尔学习模型的推进。

(二)以行为、情感和认知为多维度的学生参与评估模型

1. 芬恩参与—认同评估模型

20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经济发展对学校教育和学生素养提出了新要求,美国政府提出要延长学生在校时间。然而,当时美国青少年非但没有延长在校学习时间,很多学生反而没毕业就匆匆“离开”学校,这给美国社会造成很大压力。当教育专家分析学生辍学产生的原因时,一部分学者认为,学生辍学与学生种族、家庭经济背景、学校特征有关,并根据研究结果,实施了一系列改进方案,但这些措施都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学生辍学并不是一个即时性事件,而是在很久以前就种下的“祸根”,它是学生长期处于非参与(disengagement)状态所结的“果子”。[19]沿袭后一种观点,本恩斯坦和卢罗(Bernstein&Rulo)提出了解释学生辍学的自尊—挫折理论模型(见下页图3),芬恩基于自尊—挫折模型发展出测量学生参与的参与—认同模型1(见下页图4)。自尊—挫折模型解释学生辍学的逻辑在于:第一,问题行为是导致学生辍学的原因;第二,学生问题行为是由于学生长期以来自我尊严受到伤害和同伴关系对学生个体的负面影响;第三,学生自我观念(作为学生自尊的代名词)受其在校表现和学业成绩的影响。显然,学生在校表现和学业成绩与学校教育机会、教育实践相关,良好的教学条件、同伴关系、对学生的情感支持是促进学生学习的最重要因素。

在参与—认同模型中,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是测量学生参与的情感维度,积极的情感参与表现为学生对学校的依附感(affiliation)和承诺(commitment),消极的情感参与表现为对学校的疏远感(alienation)和排斥。该模型中的参与是测量学生参与的行为维度,芬恩用言语互动、与教师合作、干扰—心神不定(disturbance-restlessness)、默认—排斥(quiet-withdrawn)、学习习惯差(poor work habits)等5个指标来测量,并将其分成4个层级。具体包括:第一,做好课前准备、关注教师的指导以及回应教师提出的问题;第二,学生主动向教师发问并与教师对话,课前花更多的时间去预习,做更多的家庭作业和课堂作业,表现出对课程的热情;第三,学生与课外课程方案互动性不断增强,主动寻求参与课外活动,如课外学术活动、体育活动和社交活动等;第四,学生参与学校管理,如学业目标和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等。

图4详细地刻画了学生参与和良好学习结果之间的关系,学生参与行为(participation)可以促进学生在校获得成功,学生成功增强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进而使学生更多投入到学校活动中,形成学生成功体验的良性循环。相反,学生的非参与行为导致学生在校表现差,进而使学生在情感上对学校疏远,因此,学生中途辍学就这样产生了(如图5所示)。

不管是自尊—挫折模型,还是参与—认同模型都体现了学生辍学和成功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连续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学生与学校活动的互动是关键。这个互动会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使学生获得成功,也可能让学生受挫,使其选择辍学。以上两个模型克服了只用家庭经济、种族、学校特征等背景变量对学生学习结果影响研究的缺陷,对一直以来用输入和输出的经济学视角来研究学校教育质量是一个改进。芬恩首次用行为和情感两个维度来测量学生参与,将学生参与测量指标和促进因素区分开来,为我们寻找学生成功和失败的过程性证据提供帮助。

2. 弗雷德里克等人为代表的行为—认知—情感三维评估模型

从最早的学生参与文献到探索学生辍学和完成学业的专题报告,再到近期对学生参与的实证研究文献都体现了学生参与是一个多维度的建构。[21]克里斯特森(Christenson)认为,学生参与至少包括社会、情感、行为和课业参与四个方面,家长、学校、学生自身以及家校联系必须为学生参与提供支持,明晰学校对学生的育人目标,确定家长为实现该目标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促进学生参与需要解决的关键要素。[22]科内尔(Connell)和维尔伯恩(Wellborn)从认知、社会和动机的视角梳理了自我理论,建立了学生自我发展轨迹,社会情境和学生参与行动之间的联结,为从社会—心理学视角研究学生参与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如下页表1),[23]弗雷德里克等人在其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学生参与的概念、实证研究、理论模型进行系统梳理,得出了相对比较完整的学生参与三维建构的测量模型(如下页图6所示)。

多维建构学生参与测量模型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第一,该模型提出了情境对学生参与的影响,让课堂中的教师、同伴和学校中的管理人员共同承担学生参与状态的责任,为观察学生参与状态提供了比较全面的视角;第二,该模型并不是以学生辍学作为学生学习结果加以控制,而是通过研究学生参与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来寻求学生参与在不同情境中对学生学业成绩的贡献度。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学生并不被认为是“危险”学生,而是具体情境中的个体,每个学生的学习结果受不同因素的综合影响,这种视角能降低“危险”学生的心理障碍,也有利于教师的教学改进;第三,该模型系统梳理自我理论、学生需求与学生参与测量的联结,基于实证数据建立了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为探索学校教育过程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近年来国际上比较著名的PISA测试就是用学生参与的多维模型来测量学生对阅读和数学的参与情况。从PISA2009对学生阅读活动参与的界定和分析中,[24]我们可以获得如下信息:第一,学生阅读活动参与不仅体现在课堂和学校中的阅读,也体现在网络和家庭等情境中。第二,学生阅读活动参与测量模型应用行为、认知、情感三个维度为分析框架。学生参与的对象是不同的阅读材料,不管在何种情境中,学生和阅读材料互动程度体现在行为(时间)、认知(阅读策略的应用)和情感(学生阅读的享受程度)三个维度上。第三,学生对阅读材料的参与和阅读成绩的关系显著。

3. 生态学视角下系统互动的学生参与测量模型

美国勒尔纳(Lerner)等人所倡导的4-H(H所代表的分别是Head、Heart、Health、Hand)青少年正向发展纵向研究项目对学生参与的调查是基于系统互动和社会生态论的视角,涵盖了学生参与的多种情境,将芬恩提出的环境对学生参与的影响作为背景因素提到幕前,用发展情境论和整体互动论的视角来分析学生参与,提出学生参与是学生活动参与、学生能力、性情、期望和社会环境互动的结果。[26]该项研究发现,学生课外花时间参与该项目能促进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学生在4-H上的发展。这项研究拓宽了学生参与的情境,已往以学校为界限的学生参与研究框架已不再适用于分析该项目的学生参与研究。鉴于此,罗申等人提出了学生参与的社会生态学取向,并建立了更为适用和宽泛的学生参与测量模型(如图7),这个模型中,学生参与被界定为不同情境下,学生参与条件、倾向、状态及结果的系统互动。

学生参与条件和情境主要是指外在于学生的组织条件和生态,包括人口学特征、组织生态和社会地理(如某学校所具有的独特影响力和运作系统)。学生参与倾向是指学生的社会—心理概念,包括学生的主动性、与动机相关的学习投入、学生的矛盾情绪和学生的非参与状态。学生参与状态(acts of engagement)是指个体在特定时间参与具体活动的各种体验状态,这种参与状态包括从厌恶、不感兴趣到畅通(flow-like)等情感体验,也包括学生的行为和认知参与状态,是一个多维建构的概念。罗申等人用生态互动的视角将学生参与状态分成注意性参与状态、关系结构性参与状态和社会文化性参与状态。注意性参与状态是指学生对参与对象的关注,这些参与对象具有嵌入式特征,包括电化设备、任务、活动或学科、人(同伴、教师或者教练等)以及地点。关系结构性参与状态是指在特殊情境和特定时间下人—活动—环境的关系,课堂情境下关系结构性参与状态可以分为顺从型参与和互动型参与。顺从型参与描述学生在教师主导的情境下,学生主要是将课堂中的规则内化,体现“一人讲、众人听”的传统教学模式;而互动型学生参与描述学生向教师主动发问,寻求对话,体现对话型的教学模型。社会文化性参与状态包括文化融合和文化相关两个层面,文化融合表示在参与过程中学生所体验到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文化相关表示学生参与过程中所使用的工具、物体、活动和情境与他们社会背景的相关程度。在学生参与过程中所产生的学生体验质量会影响学生的参与结果,如学生学习兴趣、自我调节策略、文化认同等,这就是所谓的学生参与结果或益处。从互动模型图来看,学生参与状态又是学生参与倾向(disposition)、学生参与条件、参与情境互动的结果。系统互动学生参与测量模型应用更为复杂的视角,打破已有测量模型的线性关系,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动态的、更为贴近真实状态的测量框架。

四、评论

一直以来,学校教育都用成人的视角来判断学生需求,这非但没有促进学校教育转型,让学生获得新时代生存所需要的核心素养。相反,学生学业负担日益增加,厌学情绪高涨。学生参与的研究是对这一局势的转变,它强调学生对学校学习经历的主观认识。通过学生的视角来了解学校教育过程,能让教育决策者更真实地体会到学校为学生提供了什么样的教育情境?学生是否在教育情境下感到“被疏远”?学校是否要求学生在这样被动的情境下学习?[28]鉴于此,学生参与是我国课程改革背景下需要关注的研究课题。本部分是对以上几个方面研究的评论,为我国开展相应的研究提供启示。

(一)基于我国课程改革背景,明晰学生参与概念,为开展学生参与量化研究提供基础

学生参与这个概念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从“花在任务上的时间”拓宽到情感—行为—认知的多维建构。不仅如此,即使是在同一时代,在不同学者的研究中,学生参与的概念也存在巨大差异,比如,同样探讨学生参与的情感维度,有情绪和归属感的区别;同样探讨时间,却有参与时间和学术学习时间之分;同样探讨学生参与问题,有些研究者追求学生参与和学业成绩的关系,而有些研究者却钟情于学生参与和辍学的相关性。鉴于此,基于我国课程改革背景的需求,明晰学生参与的概念是关键。

不管怎样,学生参与作为一种具体情境下学生和参与物多维互动的概念建构是一种发展趋势,也是国外许多学者比较认可的概念。如杜威所认为的,学生体验是学生与环境之间互动的结果,互动是学生获得体验和学习结果的两大原则之一。影响学生体验的因素包括学生的内在因素和环境中的客观因素。学生对客观因素的感知、与客观因素的互动受他们的态度、信念、习惯、已有知识和情感的影响。[29]按照杜威的观点,学生参与是学生个体在一定的情境中与课程(事物)互动的结果。若结合费旭曼(Fishman)和麦卡尔西(Mc Carthy)的观点———学习是镶嵌在个人与环境冲突的情感领域,是自我与环境冲突之后的再平衡。[30]那么,我国开展课程改革的当下,需要用学生的视角去观察学生自我与课程改革为学生所创造的学习环境之间的冲突与平衡。我国课程改革追求的是高质量的学生参与时间,即学生的学术学习时间,主动学习的参与行为,对课程有积极的情感体验,发展学生的高阶思维水平。鉴于此,我们把学生参与的概念界定为学生在课堂、学校、家庭或社会机构情境下,学生与课程方案的互动过程。课程方案代表学生的学习机会,包括校内和校外的学习机会;互动过程包括时间、行为、认知、情感四个维度。

(二)参照先进理论研究,用生态学互动取向开展适合中国的学生参与相关研究

从学生参与的研究取向上看,这一领域研究已经从单一的时间研究取向、社会—心理测量学视角的线性因果关系研究取向,向生态学视角下的系统互动研究取向发展,这是学生参与研究的未来趋势。实际上,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和生态的相互依存性,不会用线性的因果关系去看待教育领域,特别是课程领域的事件,而更多用系统互动的视角来审视学生世界里所发生的课程实践。基于此,古德莱德的课程实施理论也因为其过于线性而受到批判,崔允漷等人基于学校教育过程的核心———课堂教学活动的复杂性所建立的学校课程实施过程互动理论是适应当下的教育研究发展趋势的。[31]学生参与作为学校课程实施过程互动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需要用互动的研究取向去开展相应的研究。

(三)综合各种测量模型的优势,利用各种数据收集方法,进行本土化测量模型建构

学生参与概念的发展,研究取向的转型导致学生参与测量模型的转变。当聚焦于学生参与的时间维度时,我们可以看到参与时间的概念已经从简单到复杂,发展出学术学习时间的概念。站在多维学生参与测量模型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出学生参与是一种包括行为、认知和情感的多维建构,它不是学生的一个特征,而是一个受多种情境因素影响的过程性概念。芬恩的测量模型最大的贡献也在于此,它用学生参与是一个漫长过程的视角解释了学生辍学、退学的深层原因,而弗雷德里克用“情境—个人需求—参与—结果”这种复杂的视角来理解学生参与的整个过程,相对于芬恩的观点来说,又是一个巨大的转型。生态学视角下的系统互动学生参与模型将弗雷德里克所得出的幕后背景变量(如学校因素、课堂因素等)提到幕前,揭示出参与条件、参与倾向、参与状态、参与结果的深层互动关系,使学生参与的研究更加贴近自然情境下的教育研究。

从学生参与测量模型的不断发展来看,我们需要依据复杂的模型发展出大规模调查问卷,用教师和学生自陈报告相结合的方式来获得比较全面的数据。但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仅仅针对学生参与的时间维度中的“学术学习时间”的测量,我们已经无法用大规模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准确收集信息,学生参与的测量需要借助课堂观察单、访谈提纲等多种工具来收集相应数据。国外学生参与的测量模型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我国也需要进行本土化信息收集,对国外的理论模型在中国的适切性进行验证,并建构适合于我国当下学校教育过程监测的学生参与测量模型。

摘要：该文是对学生参与的概念、研究价值、研究取向和评估模型的回顾和评论。学生参与概念呈现出从单一到多维,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脉络;从被认为是学生花在任务上的时间,到学生参与的情感和心理投入,再到学生参与的情感、行为和认知等多维建构的过程。学生参与因其具有可塑性、影响学习结果、对学习精力的导向性等特征显示出其巨大的研究价值。根据其概念发展,学生参与呈现出三种研究取向和多种评估模型。本文通过评论学生参与评估模型,提出我国课程改革背景下的学生参与是学生在具体情境下与课程互动的过程,依据互动理论,开展生态学视角下系统互动取向的学生参与研究,并且需要结合课堂观察单和访谈提纲等工具对学生参与进行精确的测量。

回顾公民参与研究 篇9

1 网络对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积极影响

第一,网络的自由开放的特质与公民参与的价值追求相契合。网络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系统,人人都可以是信息的消费者和制造者。在网络上,人们可以独立地发表和传播自己的言论,而较少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网络这个“自由的信息公社”,向社会公众提供了一个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的话语平台,人们可以充分自由地表达正当的利益诉求。公民通过网络参与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有利于增强公民的政治效能感,提高参与主体的积极性。

第二,网络使用的低门槛降低了公民参与的成本,同时网络的交互性符合公民参与的互动需求。公民参与不仅仅满足于利益诉求的表达,而是期望通过与公共管理者的互动,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网络成为了公民和政府之间有效沟通的桥梁。一方面,网络的终端用户可以成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信息源,即公民的意见通过网络汇集成意见群输入政策系统,对政府公共决策施加影响 ;另一方面,政府的决策机构对各种意见进行整合处理输出反馈信息。双方的良性互动有利于增强公共政策的民主化程度。

第三,网络所蕴含的影响力满足了公民参与的政治目的。网络是无中心、多信息源的分散式结构。网络改变了传统信息逐级传递形式,形成了扁平化信息传递结构,有助于信息的广泛传播。根据信息充裕定理,掌握信息的人数越多,那么信息的影响力就越大。信息通过网络的传播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网络公民参与的政治目的是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网络传播带来的影响力正是实现参与目的的强大动力。

2 网络对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消极影响

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产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者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网络的虚拟性在强化参与主体权利认知的同时,稀释了主体的责任意识,去责任化的公民网络参与对公共政策制定产生了消极影响。

第一,网络放大了公民参与中的情绪化、非理性因素,导致公民网络参与的无序性,最终扰乱公共政策制定的秩序。网络是无中心、无边界的信息传播平台。公民在网上可以充分享受信息自由权,这种自由权包括获取信息的自由和发布信息的自由。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是出于对自我利益关注的热情,缺乏完全的理性思考,其中就包含一些即时的情绪反应。公民可以通过网络轻易地向社会公众扩散这种情绪化表达。在“网络围观”的过程中,同质的情绪互相感染,呈现出不断膨胀的趋势,从而形成一股舆论倾向。正当的利益诉求逐渐退化为情绪上的宣泄,谩骂指责披上参政议政的权利外衣,扰乱了公民参与秩序,阻碍了公共政策制定的正常进程。

第二,网络加剧参与主体的极端化趋势。群体极化是指团体成员一开始既有某些偏见,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公民在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绝不是完全客观中立的。根据迈尔斯法则 :“位置决定立场”,人们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分化,形成若干利益阶层。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具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倾向性 ,网络使利益的表达和聚合更加自由,一些具有相同兴趣爱好或意识形态的公民进行交流和组织变得简单,因此网络强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边界。人们的归属意识驱使其加入“自己”的群体,对内各成员自发地形成统一的利益诉求,对外采取集体行动扩大本群体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最终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相互竞争,都会强化自身狭隘的信念、态度,从而导致“群体极化”现象。

第三,网络参与加大了主体间的不平等,产生“数字鸿沟”,削弱了公共政策的代表性。数字鸿沟是指不同的主体在电信产品和服务上的差距。据2013年7月发布的第32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率仅为44.1 %,总体比例仍然不高。这也表明网络技术依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在技术层面造成了人们获取和利用信息的不平等 ;就网络参与主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积极性较高的人群呈现出以中青年为主,教育程度普遍较高,中等收入阶层较为活跃等特点。网络的话语权由受教育程度较高,掌握了网络技术的少数人控制。正如提姆·鲁克所说 :“数字鸿沟把整个社会划分为信息的富有者和信息的贫困者,信息的所有者和信息的非所有者,以及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网络技术限制了网络参与的主体范围,是让少数信息的富裕者替代大多数信息的贫困者参与公共政策的讨论和决策,从而削弱公共政策的代表性。

3 改善网络环境下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状况的对策

网络环境的无过滤状态,以及网络舆论信息的非理性因素,不负责任的膨胀倾向,很容易使公共政策制定者造成主观上的偏差,使得正常的民意表达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采纳。应当从政府和公众层面,综合运用法律和道德等手段规范公民网络参与。

3.1 政府层面

第一,加强信息网络的基础建设,加快网络脱贫进程,跨越“数字鸿沟”。网络基础设施是实现公民网络参与的基本物质条件。政府应当增加网络建设方面的财政预算,将非网络区域纳入规划,完善我国的网络体系,扩大网络的辐射区域,从而加快整个社会的信息化进程。加强硬件建设的同时,在关注网络使用者的素质提升。通过宣传教育培训,让众多的信息贫困者掌握网络技术,增强利用信息资源的能力,进而改变少数人参与制定公共政策的状况,弥合“数字鸿沟”,体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价值取向。

第二,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法规,实现公民网络参与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我国政府已经颁布实施了一系列相关的法规条例,但是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有些条文规定滞后于现实的需要,认定过于原则和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法规是当务之急,明确公民网络参与的权利内容和范围,同时规定其所应履行的义务,做到权利和义务相统一。公民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网络参与,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范,就必须承担相应地法律责任。通过构建健康文明、合法有序的网络制度环境,将公民网络参与纳入制度化参与的框架,从而保障公民网络参与的有序性。

第三,将网络渠道和传统渠道相结合,建立开放性的政策制定系统。制定公共政策是政府与社会公众相互作用的过程。公民通过政治参与表达利益主张,政府则分析处理信息并向公众作出反馈,双方通过信息和能量的交换达到政治系统的动态平衡。网络开辟了公民参与的新路径,逐渐成为公共政策信息输入的强势来源。但是公民网络参与并不是制定公共政策的决定性程序,其中的非理性、极群化等消极因素破坏了公共政策的常规制定程序。政府在鼓励公众运用网络参与方式的同时,可以与传统方式相结合。政府将公民网络参与作为政策制定的基础性阶段,整合分类网络平台上的代表性意见,并把具有部分代表性的利益主张逐次升级到座谈会、听证会等程序进行论证。通过传统渠道和网络渠道的有机结合,全面搜集公共政策制定所需的材料,充分体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

3.2 公众层面

第一,强化自身的权利意识。在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下,人们对于自己的权利主体角色认识不够,往往是被动地接受公共政策。这种单向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不能充分地体现社会公共利益。人们可以借助网络充分地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在网络环境下,人们应当端正自己的社会主人翁的地位,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积极行使政治参与的权利,寻求与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有效沟通,从而实现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第二,培养责任意识,自觉遵守网络法律和伦理规范。公民的利益要求能够经网络发送进入政策系统,从而实现与政府的双向交流。然而网络的虚拟性在强化参与主体权利认知的同时,稀释了主体的责任意识。人们倾向于情绪化表达,这就容易造成参与秩序的混乱无序,导致公共政策制定的低效率。任何权利都是有边界的,因此公民通过网络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应当树立网络责任意识,自觉遵守网络法律和伦理规范,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公民网络参与,实现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