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回顾

研究回顾（通用12篇）

研究回顾 篇1

一、引言

交际策略概念由Selinker于1972年在《中介语》一文中首次提出,用于解释学习者中介语一种主要过程并指出它是一种语言使用策略。本文查找了中国知网近二十五年相关交际策略文献,根据研究内容归类来进行述评,并不考究交际策略定义及分类。

二、国内交际策略研究现状

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相关交际策略文献,发现国内交际策略研究开始于1990年,并在2006年达到顶峰。笔者将根据文献内容对国内交际策略研究进行述评。

1. 以口语教学为焦点的研究现状。

庄智象和束定芳(1994)在探讨外语学习者策略研究与外语教学时提出交际策略对外语教学非常重要,只有借助交际策略,学习者才能保持交际渠道的畅通。

张建理(1995)认为应将交际策略引入口语教学中,并提出教师在课堂上应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来运用交际策略。戈江生(1995)认为交际策略成功运用会更大激发学习者获取新语言知识的积极性。

基于在口语教学上运用交际策略的理论研究,大量的学者开始了实证研究。王立非(2002)验证了课堂口语交际策略训练可以增加学生使用口语策略频度和能力。张永胜和张永玲(2003)提出教师应重视交际策略在口语教学中的地位并提供技巧性的强化练习。孔京京(2004)对学生交际策略教学与培训,发现能够帮助学习者进行口语学习。

2. 关于交际策略训练的研究现状。

高海虹(2000)研究了大学生的交际策略观念和使用频率,将交际策略能力训练贯穿日常课堂教学。曾璐,李超(2005)发现对学生进行交际策略训练很有必要。田金平,张学刚(2005)通过对学生进行交际策略训练后,发现学生的策略使用能力和讨论效果明显提升,并且提高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信心。陈立平,濮建中(2007)发现有必要培养大学生必要的交际策略来提高语言的准确性和流利度。王莉梅(2011)认为研究生英语口语交际策略训练是有必要的。这些学者都提出了交际策略训练重要性,但研究中并未提及具体实施办法以及具体要求,所以,交际策略训练仍很难掌握。

3. 具体的某一交际策略研究现状。

郭燕(2007)对大学生和教师进行调查发现补偿策略使用频率最高,这主要是多数教师认为语言学习是为了交际,使用这一策略是为了给予学生更多的交际机会。王金巴(2010)认为正确使用回避策略可帮助学习者实现交际目的。但是,黄会建(1997)通过研究发现回避策略使用会影响语言水平发展。权力宏(2012)认为重复影响语言流利度,是不应提倡使用的。

4. 影响交际策略使用因素研究现状。

罗杏焕(1998)发现学习者在书面语加急中也使用交际策略并发现学习者在口语中和书面语中使用的交际策略有显著地差别。卢植,刘友桂(2005)认为CMC交际环境对学生的交际策略发展和使用有积极促进作用。肖德法,向平(2004)发现成年人比未成年人使用更多交际策略。随后,一些研究者开始探讨性别对交际策略使用的影响,发现男女生在交际策略选取上有显著地差异。

有学者探讨了性格倾向对交际策略使用影响,吴丽林(2005)发现外向优秀的语言学习者使用交际策略地程度逐渐减弱;林意新,李雪(2009)发现外向型学习者更多地使用模仿策略和合作策略,而内向型学习者更多地使用减缩策略。不少的学者发现,学习者原有的英语水平制约着交际策略的选择和使用,水平高学习者选择成就策略,水平低学习者常采用回避策略。

5. 交际策略对交际能力的影响的研究现状。

一些学者认为积极有效利用交际策略无疑有助于学习者语言表达,实现自己交际意图,只有在良好互动中运用良好交际策略才能提升自身交际能力。他们的研究主要是交际能力而言,并未提出在教学上实际运用,忽略了语言知识同等重要。

6. 交际策略的使用情况的研究现状。

高一虹发现中国学生大量使用积极加急策略。刘建军发现口译学生用的最多交际策略为成就策略。姚霜霜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所使用交际策略主要受交际这一目的主导。不少学者对国外交际策略研究进行了探讨,梳理了国外研究学者对交际策略的定义、分类以及影响因素。

三、总结

本文根据国内对交际策略的研究,将不同学者对交际策略的研究进行归类,分别从六个方面进行了综述,希望对相关交际策略研究者给予参考。

摘要：国内交际策略研究从1990年逐渐开始,但大多是基于在国外研究理论基础上进行的。本文对国内交际策略近二十五年研究进行了述评,供国内交际策略研究参与和借鉴。

关键词：交际策略,学习策略,口语教学

参考文献

[1]陈思清.交际策略探讨[J].现代外语,1990(01):55-57.

[2]戴曼纯.第二语言习得者的交际策略初探[J].外语界,1992(03):8-12.

[3]高海虹.交际策略能力研究报告——观念与运用[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01):53-58+79.

[4]高一虹.语言能力与语用能力的联系——中国、拉美学生在英语字谜游戏中的交际策略对比[J].现代外语,1992(02):1-9+72.

[5]何莲珍,刘荣君.基于语料库的大学生交际策略研究[J].外语研究,2004(01):60-65+80.

[6]孔京京.开展交际策略教学的一项研究[J].外语界,2004(05):33-39.

[7]林意新,李雪.交际策略研究新探——一项影响交际策略使用因素的实证研究[J].外语学刊,2009(01):136-139.

研究回顾 篇2

清华大学泥沙研究回顾

清华大学泥砂研究室是国内外著名的泥砂研究基地之一,为该校一级实验室,曾先后承担国家多个重点工程和多学科试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包括泥砂运动基本理论、工程泥砂、高含砂水流,数学模型、河床演变、治河方略等.

作 者：王光谦 张仁 惠遇甲 王桂仙 王兴奎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北京,100084 刊 名：中国三峡建设（科技版） 英文刊名：CHINA THREE GORGES CONSTRUCTION 年，卷(期)： 14(4) 分类号：N1 关键词：泥砂   河流   河床演变   研究  

话语实践研究回顾及意义 篇3

【关键词】体裁理论 话语实践 机构话语

一、话语实践研究概述

自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Harris将“话语分析”这一术语正式引入语言学领域，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开始从不同视角研究语篇，有力地推动了话语研究的发展。如今话语分析已成为一个极具包容性的跨学科、多层次的研究领域。

最初的话语分析研究只涉及语篇的表层语言特征，认为话语是大于句子的单位。随着语言学研究的深入，话语分析关注动态的、使用中的语言。话语是包括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的社会实践。从交际功能和社会语言学视角研究话语具有重要意义。此时，话语是构成社会生活的重要社会实践。话语实践与社会行为相互依存，首先，话语实践受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规约的影响和制约。其次，话语实践同时反作用于社会生活，是构建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话语实践的语篇研究超越静态的语言表层特征分析，关注语境下的语篇建构、解读和语篇蕴含的社会、文化和机构规约等因素。话语实践研究从动态的角度研究语言的行为表现形式，话语研究和社会行为有机的结合，为语篇分析提供新的理论基础和手段。

二、不同语境下的话语实践研究

1.学术语境下的话语实践研究。基于话语实践的学术语篇研究是最近发展起来的。基于话语实践研究视角的学科知识和专业实践在填补具体语境下的专业体裁分析和学术体裁分析方面越来越重要。通过语言完成了具体的专业任务，专业实践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学科语境下语言使用的特点。先前的学科话语研究只强调文本的重要性，忽略语境因素，包括互文性和话语间性。

学科语境中的话语分析方法主要有基于体裁的话语研究、多视角的文本内研究和基于实践的话语研究。最初的学科领域中的语篇分析大多基于语篇分析或体裁分析理论，关注机构或学科语境下的标准书面语篇。后来的文本间的多视角研究关注某一特定机构中的语篇和学科语境下的语篇间的关系。无论在何种语境下，语言都是完成社会任务的工具。语篇不但体现了语言行为的表现形式也蕴含了制度、机构中的规约。语篇也是个人意义和社会意义建构的场所。基于话语实践的语篇研究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将语篇视为社会现实建构和理解的中介。

2.机构语境下的话语实践研究。机构话语研究是指通过描写和分析特定工作场所中的话语来了解话语在机构中的呈现方式及话语与机构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关系。

机构话语研究可分为组织话语研究和机构话语研究两大研究阵营。前者的研究者们倾向使用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揭示话语在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秩序，尤其是在不平等的社会秩序方面所起的作用。机构话语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则常采用互动社会语言学和会话分析的方法揭示机构成员在机构语境制约下进行互动时所遵循的话语机制。话语与机构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话语既反映机构，同时又建构机构。因此，话语实践不只描述客观现象，还帮助我们建构个体身份；在社会层面上，帮助我们进行社会建构。机构的结构和运作方式也影响和制约话语的实现方式。因此，机构话语实践研究无论对了解话语和机构的运作机制还是促进话语研究和机构研究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话语实践研究的意义

话语实践的研究超越了静态的语言表层特征的描述，从动态的角度描述语言行为的整体语境以及参与者之间的交际资源。只有了解了实践的语境，交际的资源的可以得到完整的描述。语篇体裁的特性是每一种已经确定的体裁的关键性特征，是动态的、灵活的。它取决于语篇的交际目的、参与的本质以及体裁事件的预料结果。

分析特定语篇的体裁特性时要综合语篇内的因素和语篇外的因素。语篇内的因素主要包括语境因素、语篇因素和互文因素。语篇外的因素主要有话语程序，学科文化及话语实践。关注语篇中话语实践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语篇中隐藏的信息、作者的交际目的和写作立场，深入了解语篇背后的缄默现象尤其体裁背后的文化理据。

话语实践的研究超越了静态的语言表层特征的描述，它从动态的角度描述语言行为的整体语境以及参与者之间的交际资源。只有了解了实践的语境，交际的资源的可以得到完整的描述。关注语篇中话语实践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语篇中隐藏的信息、作者的交际目的和写作立场，深入了解语篇背后的缄默现象尤其体裁背后的文化理据。

参考文献：

[1]Bhatia，V.K.Discursive Practice in Disciplinary and Professional Contexts.Linguis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2006.

[2]廖美珍.目的原则与交际模式研究[J].外语学科.2009（4）.

[3]温植胜.新修辞学派体裁研究的社会认知视角[J].天津外国语学报，2005（6）.

城市化研究回顾 篇4

1. 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的解读

“Urbanization”一词的出现, 各个学科从各自的视角探讨对城市化的理解。由于每个学科研究的方向及层面不一样, 因此城市化的含义复杂多变。现在, 国内外著名的学者从经济学、地理学、人口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方面都对城市化进行了自己的解释。例如从经济学上讲, 城市化即是经济体系的转变, 由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不断变化, 尤其是资金的流动、劳动力的流动都很好的诠释了城市化的概念。从地理学的角度上讲, 城市化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环境的变化。作为人们活动的地域, 城市化越来越明显, 农村人口不断涌进城市, 导致了城乡经济体系的不断改变。从人口学家的角度上讲, 城市化主要是针对城市人口数量的变化情况来讲的, 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占得比例变化情况, 城市人口的大体布局、变化等等, 根据情况分析产生变化的原因。从人类学家的角度上讲,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过程, 由农村生活方式过渡到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从社会学的角度上讲, 研究城市化首先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弄清楚了其中的厉害关系, 才能更加了解城市化的概念。认为城市化是一个社会性生活方式的发展过程, 它意味着人们不断被吸引到城市中, 并被纳入城市的社会组织中去, 而且还意味着随城市的发展而出现城市生活方式的不断强化。历史学家则认为, 城市化就是人类从区域文明向世界文明过渡中的社会经济现象。

2. 国外学者对城市化的解读

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就会创造出不同的知识理念、文化以及文明。在19世纪中期, 卡尔·马克思就曾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涉及到了“城市化”一词。书中的原句如下:“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 而不像在古代那样, 是城市乡村化”, 这句话的出现, 让人们对城市化有了初步的认知和了解。随着时间的发展, 到了20世纪40年代, 路易斯·沃斯运用了“Urbanism”这一全新的词语去诠释城市化, 他总结的城市化是指村庄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逐渐的向城市生活靠拢。在这个靠拢的过程中, 村庄生活会发生质的转变。不光是农村的日常起居、风俗习惯、语言文化, 就连规章制度、处事措施、刑法裁决也会逐渐的城市化。路易斯·沃斯的城市化概念不是单纯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进军的现象, 不仅仅是农村人生活的地方转变了就完成了城市化的过程, 还必须具备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的扩散、同化。也就是说, 人们不仅仅要将生活地点转移到城市中, 还要适应城市的交通秩序、信息传播方式、问题解决方式, 使自己的生活脱离农村色彩, 逐渐的要将自己从外而内的变成城市中的一员, 这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过程。在1940年的时候, 英国著名的经济学专家克林·克拉克在他出版的《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 从产业的独特角度又诠释了城市化的新定义, 他在文章中说:“第一产业人口不断减少, 第二、三产业人口不断增加的过程, 也就是城市化的具体外在的转换过程。”罗西在《社会科学词典》中提出, 城市化这个词语可以分解为四个层面的意思。首先, 是城市对农村影响的传播过程, 城市对农村类似于起到了表率的带头作用。其次, 是全社会的人们逐渐承认并认同城市各方面的过程;第三, 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 聚集分为两种形式:其一是固有的城市人口逐渐因为农村人口的到来而增加;其二是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向某一个共同的地方, 这个吸纳了众多农村人口的聚集地会逐渐变为新的城市。最后, 是城市的人口逐步增加, 城市人口占有全社会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大的动态过程。1956年, 艾尔德里奇详细的探究了社会学资料中关于“城市化”的定以后, 按照自己思路将纷乱复杂的城市化定义归纳为三大类, 也就是三种典型的过程。首先, 是扩散的过程。也就是说, 城市特有的某些人文、特点和规则逐步的向农村或郊区渗透, 也就是城市文明缓慢的吞噬非城市文明的动态过程, 这种吞噬甚至会将非城市地方的道德规范、价值理念、习俗、传统等固有文明消失。其次, 是强化过程, 是指一些城市特有的准则和行为被不同的人群接触、沟通后, 渐渐变强的动态过程。最后, 是人口聚集的过程,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口学的城市化定义。上文中, 我们就将这种定义详细的做了介绍。即这种聚集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固有城市人口数量增加的聚集;另一种是城市数量增加的聚集。赫茨勒就是典型的人口学城市化定义的代表, 他在《世界人口的危机》一书中归结出了:城市化就是指人们从城市以外的地方聚集到固有城市中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末, 威尔逊在《人口学辞典》一书中表达出了对城市化的理解是“指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的现象”。1988年, 斯捷潘年科在《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城市》中对城市化这一概念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对城市化要分为两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是要从生产力的发展方面来理解, 其次要从生产关系的方面来理解。1988年, 托达罗从人口迁移的意义上定义城市化的。1989年, 著名的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对城市化有了简单明了的理解:城市和乡村两者之间的人口分布变化, 也就是城市化的动态进程。到了1990年, 《城市经济学》一书的作者沃纳·赫希曾经在书中有过这样的理解:城市化是指农村经济转变为城市经济的动态转化过程。在这个转化过程中, 农村经济中的劳动强度大、人口居住分散、消费水平有限等特征逐渐的消失, 并向着劳动强度小、人口居住密集、消费能力较高的城市经济靠拢。最后彻底的转变为城市经济, 从而完成了城市化的目标。

3. 我国学者对城市化的解读

我国城市化的研究晚于西方学者, 70年代之前几乎没有关于城市化的研究。改革开放后, 各个专业领域研究的复兴, 城市化在这一进程中逐渐被人们重视, 相关研究不断增多和深化。李路路认为, 所谓城市化, 就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 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标志就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郭书田、刘纯彬在1990年提出了城市化的独特定义, 他们将城市化定义为:城市化一般是指各类人员向城市或者是城市地区聚集, 也就是农业人员向非农业人员、农村人员向城市人员聚集的过程。这种聚集的动态过程最终会导致两种结果: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 城市负担的不断加剧;或者是城市数量逐渐增加, 人民的不断聚集最终催生出了新的城市。郭书田、刘纯彬提出的城市化理论符合了1956年艾尔德里奇所归纳出的三大类城市化定义中的第三类, 也就是人口学的城市化定义。南京大学教授崔功豪老师在进行城市化定义时使用了两分法。他认为, 城市化是一个农业人口改变为非农业人口、乡村地界改变成生产地界、农业生产改变成非农业生产的动态过程。此外, 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乡村人员和非农业生产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聚集的动态过程, 还可以是城市生活方式在农村地界中的渗透过程。整体来讲, 其包含了两部分的含义。首先是物化了的城市化, 也就是在物质上以及形态上的城市化, 主要体现在人员集中、空间上的转变、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人员衣食住行上的改变等方面。其次是无形的城市化, 也就是指精神上、心理上的城市化和人们追求目标的城市化, 无形的城市化会在乡村规则、行动方式向城市规则、行动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外化出来。在1997年, 顾建光就曾用自己精简、干练的语言对城市化做过总结, 他说:“城市化也就是用当代工业体系的社会力量和经济实力让农民渐渐脱离农村, 进入到城市的过程。”在1998年, 辜胜阻、李正友将城市化理解为一场深刻的制度变迁过程。同一年, 成春满和王如松也对城市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们指出城市化是指乡村人员涌向城市, 从而导致城市数量、规模不断增加的过程。在1999年, 在刘勇对城市化的认知不断加深的情况下, 他提出城市化的根本是指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中, 人们的整体生活质量不断的提高, 人们的生活方式自然而然的就脱离了农村的生活, 逐渐的向城市生活转变。蔡俊豪, 陈兴渝从城市文化的角度把握城市化的内涵和本质 (1999年) 。仲小敏则将城市化归纳为数量过程与质量过程, “数量过程就是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变农村地域为城市地域的过程”, “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城市文明在农村的地域扩散过程则是城市化的质量过程” (2000年) 。李保江进一步指出城镇化是以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集中, 以及由此引起的产业—就业结构非农化重组的一系列制度变迁过程 (2000年) 。胡必亮认为, “现代城市化并不一定以集中作为其特征表现出来, 文明与现代化也可以随时代发展在空间居落形式上以相对分散的形式体现出来。”现代城市化表现出“相对分散化的特征”应该是大势所趋 (2000年) 。赵燕菁从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认为城市化是两个平行过程之间的竞争:第一个过程使人口倾向于过剩, 人口的密度越低越好 (因为可以提高人均边界资源的占有率, 推迟“自然抑制”的到来) ;第二个过程则使人口倾向于短缺, 人口要尽量聚集 (因为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分工水平) 。城市化本质就是第二个过程——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成为了社会发展主流阶段时所反映出来的一种现象 (2000年) 。叶裕民认为, 城市化是非农产业在城市积聚的过程 (2001年) 。许成安, 戴枫认为, “人口的转移和人口的集中”只是城市化的表现形式, 而“经济活动的集聚”才是城市化的内容, 这种集聚包括要素、生产、交换和消费的集聚 (2002年) 。刘传江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野对城市化的涵义作了四个层次的界定:一是乡城人口分布结构的转换;二是产业结构及其布局地域结构的转换;三是传统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向现代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换;四是人们聚居形式和集聚方式及其相关制度安排的变迁或创新 (2002年) 。李明, 张文和对城市化下了一个属加种差的本质定义, 城市化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发展需要而不断迁入、拓展、优化城市并最终达到“城乡一体化”目标的历史过程 (2003年) 。洪银兴从功能意义上界定城市化的内涵, 强调突出先进生产要素、市场、公司、现代服务业等向城市聚集, 强化城市功能, 提升城市城市化的承载量 (2003年) 。高佩义的“五层次说”认为, 城市化的含义包括五个层次:一是乡村不断地转化为城市并最终为城市所同化;二是乡村本身内部的城市化;三是城市自身的发展, 即所谓的“城市的城市化”;四是作为各个不同学科领域研究对象的城市化, 如人口城市化、地域城市化、景观城市化、工业城市化和生活方式城市化等等;五是最抽象意义上的城市化, 即作为城市化整体运动过程的城市化 (2004年) 。刘维奇, 焦斌龙认为, 城市化是从农村向城市的制度变迁。城市是一种制度安排, 农村也是一种制度安排。城市化是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变迁, 是城市制度对农村制度的部分替代, 是农村向城市的制度变迁过程 (2006年) 。孔鹏, 陈铭恩在区域中探索城市化的概念 (2007年) 。

二、城市化的理论

1. 迁移理论

美国人口统计学家拉文斯坦被公认为人口迁移的先驱, 他在通过分析欧洲国家人口迁移趋势, 提出了七条迁移法则: (1) 大部分的移民只是短距离的迁移, 长距离的移民一般倾向于迁移到大的工商业中心; (2) 乡村人口向城市或其他地区的迁移具有阶段性; (3) 两地间的净迁移量在总迁移量中所占比重不大; (4) 乡村居民比城镇居民更富迁移性; (5) 短距离的迁移以女性居多, 在较富冒险性且距离遥远的迁移中男性较多; (6) 大部分移民是年轻人, 有祖国携家带眷全家移出是很少见的; (7) 迁移的主要方向是农业地区迁移至工商业中心, 迁移的主要动机以经济为主。伯格、赫伯尔对其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完善。1966年, 李 (E.S.Lee) 在其《迁移理论》一书中系统总结了人口迁移理论——“推拉力”理论, 认为每个地区都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因素, 一是引起和促使人们迁移, 二是排斥和阻碍人们迁移。人口迁移正是这两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农村地区人口向城市迁移, 是由于农村内部的推理以及城市的拉力共同作用而引起的。并总结了引起和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有四个方面:一是原居住地的因素;二是迁入地的因素;三是中间障碍因素;四是迁移者个人因素。

2. 区位论

1826年, 冯·杜能在《孤立国对于农业及国民经济之关系》 (简称《孤立国》) 提出了农业区位论。即以城市为中心, 由内向外呈同心圆分布的农业地带。因其与中心城市的距离不同, 引起了生产基础和利润收入的地区差异。1909年, 韦伯出版了《工业区位论》。采取了与杜能相类似的方法, 引入了运输、劳动力和聚集三个区位因子。并根据对三个区位因子相互作用的分析与计算, 确定了工业生产的最佳区位及相应的工业布局。韦伯认为, 聚集可以带来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 因而聚集的产生和发展就形成了经济活动的地域分布及等费线。按照等费线可以划分出三种不同的聚集区位和布局, 即城市经济、地方性经济和工业中心区经济。在此基础上, 1933年, 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在《南德的中心地》一书中提出了中心地理论。他是将地理学的地域性与综合性特点同区位论学说相结合, 探讨了一定区域内城镇等级、规模、数量、职能间关系及其空间结构的规律性, 并采用六边形图式对城镇等级与规模关系加以概括。中心地理论的贡献在于建立了系统的城市区位理论, 把区位理论的研究对象从农业、工业扩大到城市。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末, 美国经济学家伊萨德从宏观、综合角度出发研究工业区位论。并利用各种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论证工业区位, 把区位论扩展到区域层面的视角, 成为了区域科学的核心。自此, 区位论开始从微观走向宏观的研究道路。

3. 二元结构论

荷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伯克在1953年出版的名为《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一书中, 首次将“二元结构”概念运用与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1954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者刘易斯发表了一篇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文章, 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结构的理论模型。他指出, 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经济部门, 一个称为“资本主义部门”, 又称现代部门;一个称为“自给 (或生存) 农业部门”, 或称传统部门。并认为, 在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社会里 (工业化过程中一国经济同时存在着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 , 因为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低收入的劳动力, 所以劳动力供给具有完全的弹性, 工业部门可以获得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而只支付与传统农业维持生存部门相应的工资。1968年, 本杰明·希金斯出版的《经济发展》中, 提出了“技术二元结构”, 它是对发展中国家两种不同经济性质的部门 (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 的技术状况、技术性质、技术结构特征的描述。1973年, 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在《经济发展正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的两本专著中阐述了“金融二元机构”, 认为在发展中国家, 金融市场一般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一方面拥有少数现代化的、正规的金融市场和组织, 另一方面存在着大量落后的、传统的和非正规的金融活动。例如, 家庭或个人自我融资、互助储蓄、高利贷以及外汇黑市等。1974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提出了地理二元经济结构论, 包括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国际的二元经济结构两方面内容。并运用了一系列概念, 如“扩散效应”、“回波 (流) 效应”, 以及“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等说明其形成的机制或原因。1985年, 海拉·明特在《亚洲发展评论》上发表一篇题为“组织二元结构和经济发展”的论文, 使用“组织二元结构”概念系统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组织或制度二元结构的特征和形成原因。在他看来, 二元结构作为不发达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集中反映在欠发达经济的组织制度框架上, 其他二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是派生于组织或制度二元结构。在这里, 学者试图从不同的二元视角探讨社会经济现象, 使用了一系列研究概念, 发展了二元结构的内容体系。

三、结语

综上所述, 在对国内外城市化相关文献研究的梳理与整理中, 城市化的相关内容已为我们所获悉, 为下一步我国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坚定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 我们更应该意识到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的复杂集合体, 融合了社会、经济、文化、地域等各个层面内容体系, 牵一发而动全身正是城市化内在的真实写照。因此, 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解读城市化, 有助于我们把握城市化内在规律性。我们可以看到, 在城市化研究中, 大部分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西方国家实证基础上的, 同一理论的应用不一定会出现同样的效果。因此, 处于加速阶段的我国城市化, 应结合我国国情及城市化的发展阶段, 开展更多的城市化实证研究, 构建适用于我国城市化理论的研究体系。

摘要：“城市化”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和积淀, 城市化的理解已从其表象逐渐走向其本质。因此, 厘清城市化的本质内涵以及城市化理论是解读城市化的前提, 是城市化内容的进一步深化, 可以确保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城市化人口迁移,区位论,二元结构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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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志军.论城市化定义的嬗变与分歧[J].中国农村经济, 2004.

海洋科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篇5

一、项目部署 1. 国家重大需求分析 海洋是地球系统的`重要一环,与全球气候变化、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休戚相关.海洋也是我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空间和战略性后备资源宝库,对保障国家安全、缓解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起着至关紧要的作用.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全球变化的加剧,在海洋研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重大需求.

作 者： 作者单位： 刊 名：中国基础科学  ISTIC英文刊名：CHINA BASIC SCIENCE 年，卷(期)： 10(5) 分类号： 关键词： 

企业董事网络研究回顾与展望 篇6

关键词：董事网络；社会网络分析；公司治理

近年来，社会网络理论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公司治理研究中，用来探索普遍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结。一方面，公司治理中组织社会学的介入为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除传统公司治理理论外基于网络、权力和文化的另一种选择（Davis，2005）；另一方面，公司治理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拓展了公司治理的研究范围，丰富和发展了公司治理学说。董事网络（Director Networks）是指董事会成员的社会关系网络（Social Network），即由行动者因互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体系。董事社会关系网络直接影响到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国外学术界对董事网络的研究起源于组织间关联网络研究。关联网络研究可追溯到1914年布兰戴斯（Brandeis）大法官对银行家向各公司委派董事的关注（斯科特、戴维斯，2011）。受此启发，学者们研究的焦点从经济权力的集中、关联网络中银行的中心性、董事会关联一直延续到连锁董事网络和董事网络的小世界现象。除此之外，众多研究人员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思路，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等研究视角研究董事之间更为普遍的社会关系网络，并取得一些有价值的研究结论。本文首先从社会学和经济学两大研究视角总结了董事网络的内涵；然后从行动者（节点）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边）两个角度对董事网络进行了分类；随后从个人层面和组织层面概括归纳了董事网络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效应；最后对未来的研究做了展望。

一、 董事网络的内涵

综观已有相关研究，学者们对董事网络这一概念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主要从社会学和经济学两大研究视角揭示董事网络的内涵。

1. 社会学研究视角。从社会学研究视角而言，社会网络理论和社会阶层理论为董事网络的内涵分析提供了不同的思路。

（1）社会网络理论。社会网络理论认为企业通过一系列的社会网络与其他实体相互连接，如供应关系、资源流、协会成员资格、雇员的社会关系、联盟等。这些社会关系网络影响企业行为与绩效。在社会网络理论看来，董事网络担任关键信息的枢纽，例如环境转变的洞察、战略的替换、决策的制订，吸引潜在的合伙人，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企业成长（Cohen et al.，2010）。董事网络就像一根导管，通过行动者及其关系为资源和信息的流动提供渠道（Podolny，2001）。

（2）社会阶层理论。社会阶层理论认为董事和高管同属于企业精英阶层，企业精英层所构成的社会网络（即董事网络），反映了资产阶级、股东间商业联系的内部结构。由于利益相互关联，企业精英阶层首先效忠于其所在阶层，而非任职的董事会和企业（Nguyen，2012）。董事网络是一面多棱镜，能折射出董事的社会位值，标示其声望、地位或正当性（Podolny，2001）。

2. 经济学研究视角。从经济学研究视角而言，学者们大多借鉴资源依赖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探讨董事网络的内涵。

（1）资源依赖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将企业视为一个开放系统。企业的生存取决于从外部环境中获取关键资源的能力。企业通过董事连锁等机制获得对其生存至关重要的资源，减少资源约束。连锁董事是组织间创建权势、维护依赖关系和管理互依关系的正式联系（Peffer & Salancik，1978）。换言之，董事网络对企业来说是一种潜在的资源，能够给企业带来产业发展、兼并收购、竞争者活动等与战略制定密切相关的信息，管理层薪酬设计、新监管条例的实施等经验，以及与银行、供应商的缔约活动（Hillman & Dalziel，2003）。企业董事在董事网络中提供、交换和获取各种有价值的资源，例如地位、友谊和信息（Westphal et al.，2006）。

（2）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是社会网络理论在经济学领域的发展。社会资本来源于社会网络的有用资源，使得给定社会成员之间彼此信任，形成新的组织和社团并相互合作（Clomman，1990），是个人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位置所产生的优势（Kim，2005）。社会资本的首要作用是提供信任、促进合作，因此，在一个密度大的社会网络中，成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破坏信任的行为将受到严厉的惩罚，降低彼此信任产生的风险。从这个角度看，董事的社会网络是董事社会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

二、 董事网络分类与来源

董事网络可由网络图表示。网络图由节点和边组成。节点是行动者；边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

从行动者来看，董事网络有两种类型：①董事—董事网络，即连锁董事网络。依据董事是否在企业担任管理职务这一特征，可将董事分为执行董事和外部董事，前者可能包含CEO、CFO及其他管理人员，后者则包含独立董事、灰色董事和关联董事。由于相比于其他董事，独立董事承担更多的监督职责，因此也有学者研究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如CEO等管理人员）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Hoitash，2011）。②董事—高管网络，即董事会成员与企业管理人员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由于在一些企业CEO可能不是本企业的董事会成员，而是其他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因此，CEO作为董事网络的特殊节点可构成董事—CEO网络。

从行动者关系来看，董事网络主要包含以下关系：董事会成员（Board Memberships）、专业协会（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社会联系（Social Contacts）、私人好友（Personal Acquaintances）、学校联系（School Ties）和家庭联系（Family Ties） （O'Neal & Thomas，1995）。董事会成员关系是一种董事连锁关系，主要通过以下四种方式联结：①所有权，即两个企业由一个董事会共同控制；②直接连锁，即两个企业共同聘用一个或多个董事；③间接连锁，即两个企业的一个或多个董事是第三个企业的董事；④互惠连锁，即两个企业的雇员分别成为对方企业的董事。专业协会关系是指董事作为商业协会成员，通过活动与其他成员建立联系（Kim，2005）。社会联系是指董事通过参加慈善组织、高尔夫球俱乐部或私人会所等与社会发生关系（Fracassi & Tate，2012）。学校联系是指董事通过精英教育机构（如名校）而和社会发生联系。这些教育机构的学生毕业后往往就职于重要行政部门或外交机构（在法国，俗称大机构，Grands Corps），能够轻易地在私人企业中获得高薪的工作，因此，企业的高管和这些大机构成员有着密切的社会联系（Nguyen，2012）。除此之外，私人好友、家庭关系和地缘关系（Regional Ties）（Kim，2005）也是董事间社会关系网络的主要来源。

三、 董事网络的影响效应

由于网络关系的复杂性，董事网络会对行动者（董事及高管）和企业产生复杂的影响，从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董事网络的影响效应（结果）可以从个人和组织两个层面考察。

1. 个人层面的影响。从个人层面考察，董事网络影响到董事的薪酬及任命和高管的薪酬及任命。

（1）董事的薪酬及任命。董事网络能够使董事获得较多的薪酬和任命机会。O'Neal 和Thomas（1995）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董事网络（包括连锁董事会成员、社会关系、学校关系及家庭关系等）在董事选拔及任命中起重要作用。Westphal 和 Stern（2006）的研究指出，企业管理人员对CEO的逢迎（Ingratiatory ）行为（奉承、意见一致和投其所好）能够提高其获得董事职位的概率从而进入企业精英阶层。Horton等（2011）的研究表明，在董事网络中，CEO、CFO和其他的执行董事的接近中心度和中间人位置与其薪酬正相关，董事会主席及其他的外部董事的接近中心度和中间人位置与其薪酬正相关。换言之，具有较高的接近中心度和占据较好的中间人位置的董事能够获得高于其他董事的薪酬，因为董事能够通过其社会网络给企业带来信息和资源。

（2）高管的薪酬及任命。董事网络能够使企业高管（特别是CEO）获得较高的薪酬和任命机会。Hoitash（2011）的研究表明，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高管人员）的社会网络与高管薪酬正相关，尤其是与内部董事存在密切社会联系的独立董事成为薪酬委员会的委员时，高管薪酬较高。Renneboog 和Zhao（2011）指出，董事网络具有两个功能：管理影响的累积和有价值信息的收集。前者指有强有力的CEO能够借助其位置获得额外的利益，例如更高的薪酬；后者指董事网络为企业带来额外的技能、知识和信息。他们用度中心度和特征向量中心度衡量前者，简称直接网络；用接近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衡量后者，简称间接网络。这两种网络都能够让CEO获得较高的薪酬。此外，拥有较好社会关系网络的董事能够获得更多的董事职位，因此，董事职位成为企业精英声誉的象征，在董事会中代表等级的高低，即非正式层级（Informal Hierarchy），使低等级的董事顺从高等级的董事（He & Huang，2011）。

2. 组织层面的影响。从组织层面而言，董事网络会影响公司治理的质量和企业绩效。

（1）公司治理质量。大部分研究表明，董事网络的存在会降低公司治理的质量。Fich 和 Shivdasani （2006）认为，由担任三个或者更多的管理职位的外部董事组成的董事会可以称为忙碌董事会（Busy Boards），拥有忙碌董事会的企业治理质量较差，如盈利能力较低，CEO变更与企业绩效的敏感度较低。Nguyen（2012）指出，与CEO有社会联系的董事对CEO更加宽容，当企业业绩变差时，精英社会圈的关系使得CEO免于受到批评和惩罚，从而削弱董事会的监督效力。Fracassi 和Tate（2012）的研究表明，董事-CEO关系降低企业价值，尤其当缺少其他的公司治理机制替代董事会监督时，有着更多的董事—CEO关系的企业涉及更多的降低价值的收购活动，因此董事—CEO关系降低董事会监督效率，影响公司治理质量。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董事网络能促进公司治理质量的改善。如Hoitash（2011）提出，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构成的社会网络能够增加管理人员和独立董事之间的信任，提高信息共享水平，因此，当与内部董事存在密切社会联系的独立董事是审计委员会的成员时，企业财务报告的质量能得到明显的提高。

（2）企业绩效/价值。董事网络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主要有两种观点：①董事网络对企业绩效有促进作用。如：Hill-mann 和 Dalziel（2003）指出具有社会网络关系的董事能更有效地履行职责，给企业带来更好的绩效；Horton（2011）等的研究证实，董事的社会联系与企业未来的绩效成正相关关系；Geletkanycz 和 Boyd（2011）提出，当企业面临成长的竞争约束时，CEO的外部董事职位数与企业的长期绩效正相关。②董事网络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成曲线关系。Kim（2005）通过研究韩国的董事网络发现，中等的网络密度会提高企业价值，但是网络密度过大将会减少企业价值。Mendes-Da-Silva（2011）的研究发现，企业网络的集中性（Centrality）与企业的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曲线关系。

四、 未来拓展方向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董事网络研究在国外方兴未艾，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丰富和发展了公司治理理论，特别是加深了对董事作用机制的理解，使董事研究更加贴近现实。但现有研究主要局限于连锁董事网络和董事-CEO网络，在有关董事网络的内涵、来源、及影响效应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也很少涉及董事网络的影响因素及发展过程。因此，今后应围绕以下领域进一步探索：

1. 加强对董事网络的概念界定的研究。概念的明晰是研究的基本前提，因此，未来研究应首先厘清董事网络的核心属性，分析其与其他相关构念的区别与联系，如董事会网络，加深对董事社会网络的理解，明确董事社会网络的内涵。

2. 加强对连锁董事网络和董事—CEO网络以外的董事网络的研究。在现实中，除CEO外，其他管理人员与董事也存在密切的社会联系，这些联系也可能影响企业绩效和高管薪酬。此外，未来的研究可以从网络定位的角度深入分析各个董事在董事网络中的坐标，揭示董事在董事网络中的地位。

3. 加强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董事网络的研究。目前有关董事网络的研究多以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新兴经济体的董事网络关系及其影响的研究比较少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单个国家连锁董事网络和董事—CEO网络的研究结果并不能满足跨国公司及其公司治理的现实需求，而且各个国家的文化和制度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基于西方背景的董事网络研究并不适用于金砖五国等新兴经济体。因此，应加强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董事网络的研究。

4. 加强对董事网络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的研究。现有的董事网络研究只从现实的角度揭示董事、高管间的多种社会关系，如校友关系、家庭关系、连锁董事关系等，并未涉及董事网络的影响因素，即什么原因导致董事获得较好的董事网络和较大的网络密度。未来的研究有必要采用问卷调查、实验研究等方法分析影响董事网络形成的各种因素，如董事个体因素、组织特征、所处环境因素等，并探讨董事网络发展和演化的动力机制，揭示董事网络的作用过程。

5. 加强我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下董事网络的内容结构以及度量研究。我国现有的有关董事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连锁董事网络和董事的多重董事身份，很少涉及董事—CEO网络或董事—高管网络，即使涉及董事的社会网络关系也多集中于董事或高管的政府关系。因此，应加强我国特殊文化背景下的董事网络研究，分析我国董事网络的维度，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等多种方法，从多个视角探讨我国董事网络的影响因素、作用机制以影响效应，提高我国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 Burt R S. Structural Holes and Good Idea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10：349-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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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avis G F. New Direction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05，（31）：143-162.

5. Fich E and Shivdasani A. Are Busy Boards Effective Monitors? .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6， 61（2）：689-725.

6. Fracassi C and Tate G. External Networking and Internal Firm Governance. The Journal of Finance，2012，67（1）：153-194.

7. Geletkanycz M A and Boyd B K. CEO Outside Directorships and Firm Performance： a Reconc- iliation of Agency and Embeddedness view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1，54（2）：335-352.

8. He J and Huang Z. Board Informal Hierarchy and Firm Financial Performance： Exploring a Tacit Structure Guiding Boardroom Interaction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1，54（6）：1119 -1139.

9. Hillmann A J and Dalziel T. Boards of Director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tegrating Agency and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3， 28（3）：383-396.

10. Hoitash U. Should Independent Board Memb- ers with Social Ties to Management Disqualify Themselves from Serving on the Board?.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1，（99）：399-423.

11. Horton J， Millo Y and Serafeim G. Reso- urces or Power? Implications of Social Networks on Compens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2011，39（3）：399-426.

12. Kim Y. Board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Korea.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2005，13（6）：800-808.

作者简介：刘汉民，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兴秀，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杨春霞，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

角色压力的研究回顾 篇7

正式组织是一个由不同职位及其相联系的角色组成的系统,组织职位是在该系统中的定位,角色则是与特定职位相联系的期望(Gross,Mason,and Mc Eachern,1958)。个体成员被期望根据其在组织中的职位去定义环境并做出组织决策。尽管一个职位被很好的定义,但是其他人对特定职位的期望可能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主要是由于不同的角色发送者有特殊的利益诉求,当角色发送者包含组织外部人的时候,这种差异更大(Gross,Mason,and Mc Eachern,1958;Kahn et al.,1964)。当组织中的个体对其所处职位的角色期望感到不确定或者无法胜任时,或者面对冲突的不一致的角色期望时,其内心会体验到一种不舒适或者焦虑感,这就是角色压力。

二、角色压力的维度

1、角色模糊。

对于角色模糊,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定义。Kahn等人(1964)认为,角色模糊是因为个体接收到的可以利用的相关期望信息(行为或绩效水平)相对于个体恰当扮演其角色所需的信息明显不足而导致的结果。House&Rizzo(1972)认为角色模糊的产生是因为组织中的个体对于其行为结果缺乏明了及预测能力,以致个体无法获得清晰的角色期望,或者有角色期望不一致的现象。Churchill,Ford&Walker(1976)认为,当一个员工感到没有有效完成工作的必要信息,对角色发送者的期望要求、如何去满足这些期望以及最终的绩效将怎样被评估感到不确定时,角色模糊就产生了。这些定义的表述方式不同,但其核心是一致的:不确定性。

2、角色冲突。

由于每一个体都占据多个由其组织所定义的角色(Getzels,Guba,1954),当这多种角色的行为期望和要求彼此不一致或者前后不协调时,会引起角色冲突。Kahn等人(1964)认为角色冲突包括四种类型:角色间冲突、角色发送者间的冲突、角色发送者本身的冲突、个人-角色冲突。Getszels和Guba(1954)认为,当个体所处的情境要求其同时满足两个或更多个不一致的、矛盾的甚至相互排斥的角色时,角色冲突就产生了。Rizzo等人(1970)把角色冲突定义为:角色需求的各方面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是关于影响角色执行的的一系列标准或规定的不一致。T u s h m a n(1978)认为,当一个员工认为他的两个或者更多的角色发送者的期望或要求是不一致的,而且他不能同时满足所有对他的期望时,就会发生角色冲突。这些不同的定义都描述了角色冲突概念的核心:不一致性。

三、角色压力的前因后果

1、前因变量。

影响角色压力的因素可以归类为三个层面。一是个体层面因素,即个体特征或心理品质可能使某一类人更易于承受角色压力,如职务、年龄、个体心理特征等,不确定性承受能力较弱的人更易于把角色模糊视为压力源。Walker等人(1975)发现员工个人在职时间是角色模糊和角色冲突的显著的预测变量。二是上下级层面或者管理行为层面,即上级的管理行为或者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会对角色压力产生显著的影响。Schaubroeck等人(1975)通过实证研究了员工参与、同事的社会支持及角色过载对角色压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员工参与能降低角色模糊感知,但对角色冲突没有显著影响。Bravo(2003)研究了新员工角色压力的前因变量,研究发现新员工与主管和同事的关系会影响新员工对角色压力的感知。三是组织层面因素,如组织结构和政策、工作设计和组织文化等。Hartline和Ferrell(1996)在研究顾客感知服务质量时发现,组织授权和基于行为的评估对员工的角色压力感知有显著影响,授权降低了员工的角色冲突和角色模糊,基于行为的评估降低了员工的角色冲突,间接降低员工的角色模糊。Jaramillo,Mulki和Solomon(2006)研究了伦理氛围对销售人员的角色压力等变量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伦理氛围对角色冲突和角色模糊有显著的影响。

2、结果变量。角色压力的结果变量可归纳为心理和生理两方面。

心理方面的变量主要涉及员工的态度和反应,包括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离职意向等。工作满意度是被研究的最多最早的与角色压力有关的变量。Miles(1976)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角色压力的两个维度与工作满意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Bedeian和Armenakis(1981)研究发现,角色模糊和角色冲突不仅对工作满意度有直接影响,而且通过工作紧张对满意度产生更大的间接影响。Yao-Mei Chen等人(2007)通过对台湾地区129名护理专业人员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角色压力与工作满意度之间存在的关系。角色压力与组织承诺之间的关系也得到学者们的研究。Schaubroeck等人(1989)的研究证明了角色冲突与组织承诺直接相关。Boshoff等人(1995)在研究组织的内部服务质量时发现角色冲突与角色模糊对组织承诺的负面效应。此外,众多的研究证明了角色压力对离职意向的影响。

角色压力在生理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工作紧张、工作倦怠等的作用上。研究表明,角色冲突和角色模糊与高水平的工作紧张相关(Bedeian et al.,1981;Kemery et al.,1985;Singh,1993;)。李金波等(2006)的研究发现角色压力是工作倦怠的重要预测变量。郭思(2004)通过对医院护士的研究,认为角色冲突对工作倦怠有显著的预测能力。

角色压力对工作绩效的影响也得到了学者们的研究。Behrman等(1984)认为角色冲突与角色模糊对销售人员的工作绩效存在负面影响。Singh(1993)的研究也表明角色模糊越严重,跨边界者的工作绩效越低。

总体来说,角色冲突和角色模糊对个人及组织都有重要的影响,而且主要是消极的影响。

四、角色压力的测量

在角色压力研究领域,关于角色压力的测量,大部分研究采用的是Rizzo,House和Lirtzman于1970年所开发的量表(即RHL量表)。该量表共包含14个题项,其中8个题项测量角色冲突,6个题项测量角色模糊。该量表在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采用,表现出了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五、小结

相比国外,国内对角色压力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国外的角色压力量表在我国是否适用,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角色压力与前因后果变量的作用机制是否存在差异等,这些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

摘要：角色压力作为工作压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阅读大量关于角色压力的文献资料,从定义、维度、前因后果及测量四个方面详细回顾了角色压力理论。

关键词：角色压力,角色冲突,角色模糊

参考文献

[1]、J.W.Getzels and E.G.Guba.Role,Role Conflict,and Effectiveness:An Empirical Study.[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19,No.2(Apr.,1954)1、J.W.Getzels and E.G.Guba.Role,Role Conflict,and Effectiveness:An Empirical Study.[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19,No.2(Apr.,1954)

[2]、Walker,Churchill,Ford.Organizational Deter-minantso ft heI ndustrialS alesman'sR oleC onflicta nd Ambiguity.[J]The Journal of Marketing,Vol.39,No.1(Jan.,1975)2、Walker,Churchill,Ford.Organizational Deter-minantso ft heI ndustrialS alesman'sR oleC onflicta nd Ambiguity.[J]The Journal of Marketing,Vol.39,No.1(Jan.,1975)

香港城市史研究回顾 篇8

首先, 我们要明确香港城市史研究的基本内容。城市史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以西方学术界为早, 近20年, 这一学科在中国迅速发展。虽然在城市史的研究内容这一基本理论上, 国内学者各有各的观点, 但是在对这门学科的认识和界定上基本一致, 也就是, 城市史研究是以一个城市、区域城市、城市群、城市类型乃至全国城市为对象, 研究城市结构和功能, 分析地位、作用和发展过程, 论述各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关系及变化, 探讨城市的发展规律。基于这个界定, 以香港为研究对象的城市史研究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即以香港这个单个城市为对象的研究和以香港与其他城市间的关系为对象的研究。

1 以香港单个城市为对象的研究

香港是一个单体城市, 但又不同于中国大陆的其他单体城市。比如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香港的城市类型定为政治中心、军事中心或是经济文化中心。首先, 经济上, 香港是亚洲东部最大的金融中心;其次, 文化交流上, 它又是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心;再次, 在历史上的某个特定时期 (如抗战时期) , 香港又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 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此外, 从香港在联合国的席位可以看出香港在东南亚的政治地位。由此可以看出, 香港是多种城市类型的综合。针对香港的城市史研究也是主要围绕香港的城市地位和功能进行的。

1.1 从经济角度研究香港城市史

香港是世界经济中心, 香港从开埠至今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

张晓辉、刘蜀永和陈代光等对香港的经济发展作了总论性研究。张晓辉的《香港近代经济史 (1840—1949) 》一书系统地论述了香港的近代经济发展。刘蜀永对香港经济发展历史作了总结回顾, 将香港的150年的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转口港形成前时期、转口港时期、工业化时期、经济多元化时期和趋向成熟的服务经济时期。和其他学者的“三段论”相比, 这种分类更加细致和全面。陈代光则是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论述了地理环境对香港城市的形成和布局, 对香港经济发展、结构特征和空间分布, 以及对香港城市交通的基本特征、结构和形成条件等问题的深刻影响。

在香港的经济发展阶段研究中, 转口贸易阶段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 其中毛立坤和张晓辉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毛立坤发表多篇论著从历史经济地理学的角度论述研究晚清时期香港借助于传统和近代化的交通、金融和商业网络, 对大批量进出口货物发挥的集散转口功能, 以及转口贸易的兴盛又反过来促进了香港城市经济本身的繁荣, 使其成为拉动中国沿海特别是华南和西南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张晓辉也在多篇文章中从不同角度、不同时期论述了香港作为转口贸易港的重要地位。如在《论广州沦陷后香港在中国外贸中的地位和作用 (1938.11—1941.12) 》一文中, 张晓辉论证了在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香港成为中国、英美等国对日本进行经贸较量的重要场所, 有助于打破日本的经济封锁, 支持了抗战阵营。同时, 日本也利用香港自由港大肆走私, 产生了负面作用。

1.2 从政治角度研究香港城市史

一个城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总是相互影响、密切关联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 香港的政治也在逐渐演变。对于香港政治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回顾, 即历史上香港政治体制的特征和香港的政治地位, 亦为静态研究, 香港政治体制的演变, 亦为动态研究, 以及对香港政府的某些具体政策的研究。

关于香港政治体制的特征, 学术界已有共识, 认为港英政府统治下的政治体制经历百年的变迁后仍旧是殖民主义政治体制。赵世平将其称为“新殖民主义”, 是殖民主义政治运用在特殊的地点 (即“天涯海角”) 的体现。在陈述了港英政府的政治体制架构后, 赵世平总结其体质特点是“港督独裁+咨询民主”。

香港是世界金融经济中心, 但是从来没有成为世界政治中心。香港只是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政治角色。对于中国内地来说, 许锡挥认为香港是孙中山推翻清朝的革命策源地;是20～30 年代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联络站;抗日战争时期它是秘密外交和情报中心;1946—1949 年又成为华南革命指挥中心;1949 年后的数十年间, 香港成为两个对立世界阵营的东方边缘前哨。

动态研究香港政治体制的演变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即以香港回归为分水岭。刘曼容论述了港英政府政治制度从1841 年建立到1985 年《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这一时段, 大致经历了建立期—形成期—发展期—巩固期这四个时期的演变过程。但是, 港英政府政治制度不管如何演变, 其殖民统治的根本性质没有变。演变的特点由渐进性、被动性、回应性到《中英联合声明》签署期间渐露出的急进性、主动性和实质性, 也预示着过渡时期中英关于香港政治之争会更加艰巨、复杂和白热化。周平论述了香港政治形态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演变, 从政治文化、政治结构、政治架构等方面对香港政治生态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

对香港政府的具体政策的研究涉及多方面, 港英政府的华人政策是研究热点之一, 如对华人管制和华工出洋等政策的研究。

1.3 从军事角度研究香港城市史

和有关香港的军事史料比较, 如鸦片战争时期的香港, 香港保卫战和日占时期的香港, 从城市史的角度探讨香港的军事地位和功能的文献就相对少些。国内学者房正宏论述了香港在中华民族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伟大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和所作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第一, 进口、转运战略物资到内地;第二, 为内地难民提供救助;第三, 依托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 与国际上反法西斯的正义力量团结合作, 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笔者认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由于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 在不同时期它也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的缺乏也正预示着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此外, 莫世祥在《香港早期社会发展与华人社会的调试》一文中回顾了早期香港城市发展的进程, 指出香港早期城市发展是英国对华进行军事侵略、强权外交和商业贸易的综合产物, 并论证了华人在香港的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一篇从经济、政治和军事多角度论述香港城市发展的文章。

1.4 从文化角度研究香港城市史

为方便整理, 笔者这里的 “文化”是广义上的含义, 包括语言、宗教、教育, 还有广义上文化载体——人群。

有关香港语言的研究资料颇多, 但大都从语言学角度对香港语言现象进行分析论证。从历史角度来看, 香港语言研究有两个方向, 一是香港现当代的语言政策、特点及发展趋势, 二是洋泾浜英语在香港的历史及其作用。后者只是中国洋泾浜英语专题下的一个小分支, 并未成为香港城市史的主要研究方向。李德培在《香港史研究书目题解》的序言中提到香港语言史方面的研究尚欠缺。笔者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之一,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语言的发展演变与城市的发展有必然联系。从语言发展看城市发展应该有研究的空间。

由于历史的原因, 香港的宗教与内地有很大不同, 呈现的是多样复杂性。目前香港宗教的研究大都从整体和各教派两个角度研究宗教的现状、发展趋势及相互间的制衡和影响。对宗教的发展历史、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很少涉及。有关寺庙教堂的分布对城市规划的影响等城市史领域的研究课题少有文献。

和香港语言与宗教的研究相比, 香港教育方面的研究略显深入, 主要集中在对特定历史时期香港教育状态的解析, 香港高等教育和教育史 (如学制演变史) 。

有关香港人口研究的文献丰富。香港是一个移民城市, 它的人口研究一直以来是个热门课题。从现有文献看, 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人口迁移、人口分布以及移民和分布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还涉及一些专题研究, 如香港地区家庭结构的演变等。

2 对以香港为中心的城市群的研究

研究以香港为主的城市群是指研究香港与周边城市或与之相关城市之间的关系。如香港与珠三角的城市, 香港与历史上其他的口岸城市等的比较研究。就国内文献来看,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从三个角度进行论证, 即从文化角度、贸易角度和都市角度, 研究成果如下。

2.1 文化角度

许桂灵和司徒尚纪在《粤港澳区域文化综合体形成刍议》一文中根据文化梯度概念, 运用文化空间演化的原理和方法, 在分析粤港澳文化形成的地缘、史缘、族缘关系及其文化作用的基础上, 阐述珠江三角洲广府文化核心区、香港区域文化、澳门区域文化形成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各自特质和风格, 通过三地长期文化互动, 包括城市建筑、风俗、语言、文学艺术、思想、宗教、价值观念等文化要素不断交流、碰撞和创新, 形成以中西文化交融和三地空间有机结合, 穗港澳三个文化中心并立为特征的区域文化综合体。

李燕和司徒尚纪的另一篇《港澳与珠江三角洲文化特色及其关系比较》论证了港澳文化与珠江三角洲文化都以岭南文化为根本, 由于历史原因, 形成不同文化特色;港澳文化与珠江三角洲文化之间是互动关系, 这种互动性在时空分布上是一个动态过程;港澳与珠江三角洲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最终将导致文化的趋同。

李燕和司徒尚纪的《港澳文化在珠江三角洲的传播及其影响分析》认为港澳文化在珠江三角洲的传播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地理基础, 论证了这种传播的过程是渐进的, 具有不同的阶段特征以及传播方式和途径的多样性, 得出结论:港澳文化对珠江三角洲的影响也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周毅之的《从香港文化的发展历程看香港文化与内地文化的关系》通过分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同英国殖民主义文化以及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在香港的发展变化, 得出当代香港文化是中西文化和传统与现代文化交融的多元混合体, 目前以商业性流行文化为主流的结论。

2.2 贸易角度

如前文提到的学者毛立坤在研究香港的经济贸易时就是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香港和相关城市进行比较研究的。毛立坤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阐明了19 世纪后期到20 世纪初, 国内主要通商口岸与香港之间贸易关系的演进, 分析其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毛立坤在《晚清时期香港与两广的贸易关系》一文中论述了晚清时期香港与两广的极为密切的贸易关系体现为广东大珠江三角洲地区、粤东潮汕地区和粤西南地区, 以及广西的北部湾地区、桂西南地区和西江流域依凭13 个口岸与香港展开的繁密的贸易往来。不同地区的洋货进口结构略有不同, 而土货出口结构则差别极大, 反映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此外, 新辟口岸分流效应使原有的贸易路线发生转移, 商路的变迁有规律可循。

毛立坤的《晚清时期中外贸易的个案分析——以香港转口贸易为例》阐述了晚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 全国对外贸易枢纽由广州逐渐北移至上海。在中国沿海唯一能与上海争雄的口岸只有香港, 这得益于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宽泛的贸易辐射面。在把握19世纪后期到20 世纪初期中外贸易历史大环境的基础上, 作者复原两广地区、西南地区、闽浙台地区、上海及长江流域、环渤海地区与香港之间贸易关系的演进, 分析其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张晓辉在研究香港与上海、天津之间的关系上, 在领域里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主要有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沪港经贸关系、沪港近代关系史、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津港贸易以及抗战后期的粤港贸易关系等。

袁易明的《制度性整合:香港与内地经济关系的未来形态》一文分析了近30年来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合作的特点和现状, 得出要实现两地共同发展, 推动区域经济持续繁荣, 两地合作状态必然要由功能整合到经济制度整合的形态升级。

张明亮在《香港的印度人及其对两地经贸的影响》中通过分析印度人在港的历史与现状以及所从事的社团、宗教活动, 分析他们在印港之间的贸易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

2.3 都市角度

阎小培等把珠江三角洲与香港和澳门作为一个地域整体, 从都市区的界定入手, 分析了港澳珠地区都市区的特征, 探讨了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的形成机制。有利的国际环境、良好的地区条件、资金的集聚、技术和人才的集中、弱化的行政联系、城市地域的扩展、快速非农化以及城乡一体化成为穗港澳都市连绵区形成主要因素。

3 存在的问题及对未来香港城市史研究的展望

由于笔者能力所限, 上文所列出的成果难免有所遗漏。比如有关城市建筑、规划和交通等研究成果还未总结。但综观这些文献, 可见香港城市史的研究已经硕果累累。但是通过整理与回顾,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里笔者只是尝试性地指出一些研究中的不足, 并提出未来研究的展望, 有错误或不妥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首先, 我们可以看到上述论著在论证过程中尽管角度不同, 有从社会学角度论证香港城市发展, 有从政治军事角度略论证历史上香港的作用和地位等。但笔者认为香港之所以能有引人注目的发展, 除了人的因素外还有客观的因素, 即香港的地理位置。所以从地理因素的角度去研究香港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应该是一条有较大空间的研究道路。当然, 在上述论著中已有学者先行一步, 做出了很大的成果。如陈代光从地理环境论证香港的经济和交通的发展, 毛立坤从区域比较来论证香港的转口贸易等。这些成果大都局限在香港的经济、交通和军事上。其他如政治、教育、语言等, 鲜有从历史地理角度进行的研究。

其次, 我们说城市史研究城市群, 除了进行单体城市之间的比较研究, 还应在广义上包含城市内部的区域比较研究。对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来说, 更是如此, 因为香港的各区的发展历史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尚为数不多, 应有探讨的空间。

总之, 香港城市史的研究在现有的基础上, 如果能从更多的角度、更广的范围进行深入的探讨, 将会有更丰硕的研究成果, 也会有助于香港的城市发展。

摘要：根据研究文献, 文章对近20年来香港城市史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整理, 总结出目前学术界对香港城市史的研究, 主要从以香港单个城市和以香港为中心的城市群体为研究对象这两个角度来进行的。最后文章尝试指出该研究领域内存在的问题, 并展望对未来的香港城市史研究的方向和动态。

课程理解研究:回顾与展望 篇9

课程理解作为一种课程范式, 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流行的课程范式, 在对“课程开发”范式批判的基础上, 在“概念重建运动”中提出来的。代表人物是威廉F.派纳 (William F.Pinar) , 派纳等人的《理解课程》 (Understanding Curriculum) 一书对课程领域进行了概念重建, 把课程作为一种多元“文本”来理解, 从政治的、种族的、性别的、现象学的、后现代的、自我传记的、美学的、宗教神学的、环境生态的、全球国际化等方面理解课程, 为多元课程话语确立了课程理解的新范式。派纳认为, 从多种角度理解课程, “才能彻底摆脱课程研究仅仅局限于课程开发的程序的论争, 而是将课程置于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科学、历史、文化、种族等背景上来理解, 联系个人深层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体验来理解课程的意义。”[1]在预测课程领域的未来发展时, 他说:“课程理解的最终目的是对课程与课程事件赋予新的意义, 而要真正使这种意义实现出来则需要通过课程开发过程, 所以课程理解不是文字游戏, 而是指向于课程与课程开发过程的根本转变。”[2]《理解课程》一书于2003年被译介引入我国, 张华教授在译者前言中说:“如果说拉尔夫·泰勒 (Ralph Tyler) 1949年出版的《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 (Basic Principles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是传统课程领域的‘圣经’, 那么46年后, 派纳等人所出版的《理解课程》则是当代课程领域的‘圣经’。”[3]

“课程理解”范式对我国课程理论界产生影响, 近年来, 伴随课程研究的不断深入和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 关于课程理解的研究已经成为我国课程领域研究的重要话题之一。课程理解影响课程实施的效果, 关系到教育质量和水平。教师的课程理解是教师实施课程的前提, 影响教师的教学设计、教学方法的选择等, 从而影响课程实施的效果。为了了解课程理解研究的状况和发展趋势, 对近年来课程理解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期望能对以后的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一、有关课程理解的研究

(一) 课程理解的内涵

关于课程理解的界定, 美国学者古德莱德 (J.I.Goodlad) 提出了五种不同层次的课程:理想的课程、正式的课程、领悟的课程、运作的课程和经验的课程, 其中, “领悟的课程 (perceived curriculum) , 即指任课教师所领会的课程。[4]我国学者也对课程理解提出了新观点, 如张华教授认为, “课程理解是对课程现象、课程‘文本’、课程事件之意义的解读过程, 其着眼点不在于课程开发的具体程序, 而在于对种种课程与课程事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之意义的理解。”[5]刘家访认为, “课程理解, 是基于主体本身的知识、素养以及对于课程理念等的个别的具有特殊意味的个体分析课程的方式。”[6]郭文霞和南钢认为, “所谓课程理解, 就是指课程现象、课程事件、课程话语及课程文本的分析、解读和诠释。”[7]

(二) 课程理解的类型

杨道宇和温恒福主要从解释学视角, 提出了课程理解的三种范式:课程意义复原说、课程意义商谈说和课程意义主观建构说, 并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对这三种方式进行了分析。课程意义复原说是实在主义本体论、主客分离的认识论、客观诠释的方法论以及基于重现的价值论。[8]课程意义商谈说是基于协商的本体论、主客交融的认识论、视界融合的方法论以及基于事情本身的价值论。[9]课程意义主动建构说是多元主义的本体论、主观主义的认识论、霸权主义的方法论和不可通约的价值论。[10]

郭元祥论述了课程理解的转向, 在他看来, 课程不应是“作为事实”的存在, 而应是“作为实践”的存在, 从“作为事实”走向“作为实践的课程”蕴含着课程哲学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他认为, “把课程‘作为事实’的存在来理解, 最典型的观点就是‘课程即知识’, 即把课程的一个核心的内在构成要素理解为课程的全部。”[11]他认为, 这种课程存在一些局限, 最根本的局限就是“不仅在于把知识视为外在于学生内心世界和现实发展过程的静物或展品, 而且在于漠视课程的丰富价值, 遮蔽了课程的过程属性和过程价值。”[12]而“作为实践的课程”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课程观, “不再仅仅把知识作为师生加工的材料来选择和排序, 而是基于主体哲学、价值哲学、过程哲学和实践哲学来进行课程理解和课程决策。”[13]

(三) 课程理解的主体

郭文霞和南钢论述了课程理解中的主体合作, 认为课程理解的本质是“主体会话和意义生成”。他们认为, “在课程理解中, 课程主体不再是某个课程的教授、课程设计专家或是教材专家, 而是变为一个包括校长、教师、学生、家长、社区代表等组成的多元化集体。”[14]他们认为, 主体合作在把握课程理念、理解课程内容等方面具有意义, 并针对课程理解中存在的问题, 从主体合作方面提出了一些对策:应在课程主体之间建立一种平等、民主的对话、沟通与合作机制;应提升课程主体的批判精神和创造能力;应不断探索和拓宽课程主体合作的形式和渠道;应努力深化课程主体合作的内容和领域。[15]

(四) 教师课程理解

关于课程理解, 不仅有教师的课程理解, 也有学校管理者、学生等主体的课程理解, 但教师课程理解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有关教师课程理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师课程理解的内涵、取向、内容和基本要素、方式、影响因素以及提高教师课程理解的策略等方面。

1. 教师课程理解的界定

余娟和郭元祥认为, “教师的课程理解是基于具体的课程情境, 通过与其课程文本的对话与交流, 形成一套合价值、合目的、合规律的教育理念和对课程问题最基本的判断。”[16]陈丽华认为, “教师的课程理解是指教师基于自身的知能情意与思维方式方法在具体的情境中对课程现象、文本、事件等方面理解的过程, 相对来说, 其中教师对课程文本的理解是显性而常规的。”[17]

2. 教师课程理解取向

关于课程理解的取向, 研究者进行了分类。如, 陈丽华认为, “以教师课程理解是否存在意义创生来分类, 教师的课程理解可分为意义复原式教师课程理解与意义创造式教师课程理解两个类型, 这种分类的理论基础源于传统解释学向现代解释学的发展历程。”[18]赵文平从解释学关于理解的两种取向“复原说”和“意义创生说”探讨了教师对课程文本的理解, “复原说”取向下教师理解课程文本存在一些问题:课程缺乏动态性和生成性;教学失去创造生成的活力;教学主体的生命价值湮没在课程文本中;学生被灌输静态客观知识而缺乏创造力。[19]“意义创生说”取向下教师理解课程文本的内涵是:“教师与课程文本之间的理解对话和教师自身成长的过程。”[20]并认为“意义创生说”为教师理解课程文本的新取向。张攀根据理解的取向把教师课程理解分为复原式课程理解和创生式课程理解, 认为“创生式教师课程理解是指教师在遵循课程的一般规范前提之上, 以自身对课程的独特理解为基础, 通过与课程设计者的分享、合作、交流、沟通, 从目标、课程、教学、评价等维度整体规划教育活动, 从而积极改造预设的课程的过程, 这是一种意义的创造与不断生成的过程。”[21]张光陆根据伽达默尔的“独断型解释学”和“探究型解释学”提出了“独断型的课程理解观”和“探究型的课程理解观”, 独断型的课程理解观是指“所有的教师都能获得对课程的同一理解, 而且这一理解位于教学讲解之前, 二者形成一种线性关系。”[22]探究型课程理解观是指“教师的课程理解与教学讲解是内在统一的, 既不能认为课程理解位于教学讲解之前, 教学讲解就是对教材理解的简单应用, 也不能在进行理解课程时, 忽视教师所在的情境以及教师的前见。”[23]

通过上面的分析, 不难看出, 关于教师课程理解取向主要是从解释学视角来探讨, 陈丽华、赵文平和张攀关于教师课程理解取向的观点有相似之处, 把教师课程理解分为“复原式”和“意义创生式” (或“意义创造式”) 。“复原式”教师课程理解即教师通过理解, 重建作者的原意。“意义创生式”课程理解即教师与课程文本不断交流与对话, 不断创造和生成意义。

3. 教师课程理解的内容与基本要素

关于教师课程理解的内容和基本要素, 一般认为是指对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的理解。也有学者认为还包括对学生、课程涵义、课程文本、课程环境、课程理念等的理解。有的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探讨, 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如, 孙宽宁探讨了实践中教师理解课程的基本要素, 即“困惑与冲突、获得新观念、改进理解实现自我和谐、主动探究并深入理解、以及教师的自主发展意识和课程文化氛围构成了教师理解课程的基本要素。”[24]

4. 教师课程理解的方式

李冲锋把教师课程理解的方式分为三种:即由上到下式的理解、由下到上式的理解和相互作用式的理解。所谓由上到下式的理解就是“先是通过知识或理论学习, 形成自己对课程的理解, 然后把这种理解用之于教学实践, 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审视理论, 不断总结验证自己的理解, 调整自己的理解。”[25]由下到上式的理解是“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开始展开对课程的深入理解, 这是一种点滴渐进的过程。”[26]相互作用式的理解是指由上到下式和由下到上式的理解的结合。

5. 影响教师课程理解的因素与提升策略

通过分析, 研究者主要从内部和外部因素来分析影响教师课程理解的因素, 内部因素主要有教师的课程理解意识、课程理解能力、知识、经验、教师与设计者沟通等。外部因素有环境、课程材料、社会文化要素等。如, 李冲锋认为, 影响教师课程理解的内部因素有既有知识、个体能力、个体经验和情意态度, 外部因素有时间因素、财务因素和环境因素。[27]马云鹏和刘宇通过对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农安县3所小学的调查分析, 认为, 影响教师课程理解的因素主要有工作环境、教师自身、课程本身和学生四方面。[28]王守纪认为影响因素有:教师的思维定势、教师自身的素质、材料表述不清晰、教师与设计者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29]郑志辉等分析了影响幼儿教师课程理解的社会文化因素, 主要从“文化因素、制度、专业和资源支持的视角”[30]。

至于提升教师课程理解的策略, 研究者大多根据影响因素提出, 如教师、培训、管理、改变课程材料的表述、加强教师与课程设计者的沟通、营造良好的课程理解氛围等方面的策略。在教师方面的策略主要有提高教师课程理解意识和能力、重视教师的“前理解”等。

二、对课程理解研究的展望

(一) 拓宽课程理解的研究视角

目前, 关于课程理解的研究主要是从解释学或哲学寻找理论基础和理论言说, 如有些研究者从解释学视角推演出教师课程理解取向, 把教师课程理解分为复原说和意义创生说;孙宽宁和房林玉从诠释学视角探讨了教师课程理解中的自我;[31]李晓峰和白彦茹从解释学和哲学视角论述了课程理解的过程思想;[32]要赋予课程理解新涵义, 拓宽研究视野非常必要。

(二) 加强教师课程理解研究的针对性

多数研究者关注教师课程理解, 但主要从教师之外分析教师课程理解, 探讨教师课程理解的应然状态, 也有学者通过调查的方法了解教师课程理解, 如马云鹏和刘宇调查了小学教师课程理解的状况。但总体而言, 对课程理解的实然状态关注不多。关于提高教师课程理解策略有不少, 存在问题就是重复观点多, 策略不够具体、应用性不强。除了郑志辉研究幼儿教师课程理解, 马云鹏和刘宇研究小学教师课程理解, 其他的研究多为一般意义上论述教师课程理解, 不分具体学龄段的教师。因此, 在以后的研究中, 应多关注一线教师、各学龄段的教师课程理解, 增强教师课程理解研究的针对性以及实践价值。

(三) 拓展课程理解研究的主题

有关课程理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课程理解的内涵、类型、教师课程理解等。有学者关注教师课程理解存在的问题和评价, 如李树军探讨了新课改中教师课程理解存在的问题;[33]孙宽宁提出了动态复合性评价。[34]但总体而言, 涉及课程理解中的问题、评价等的研究较少。有些学者关注对具体课程的理解, 主要集中在基础教育课程, 而对其他阶段课程的理解关注不多。教师的课程理解受到普遍关注, 而其他主体的课程理解研究较少。由此看来, 研究主题需进一步拓展, 以便丰富课程理解理论。

(四) 完善课程理解理论体系

20世纪70年代, 西方课程研究范式从“课程开发”走向“课程理解”。我国课程理解研究起步较晚, 已有的课程理解研究成果多为期刊论文, 课程理解理论缺乏宏观、整体的把握, 有的内容也缺乏清晰的阐释, 如, 关于课程理解、教师课程理解的基本概念没有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的认识, 关于教师课程理解的内容也没有形成共识等。课程理解研究多借鉴国外课程理论, 国外课程理论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借鉴时应系统深入地把握, 也要坚持本土化原则, 只有这样, 才能促进我国课程理解的理论建设, 并指导我国课程理解的实践。完善课程理解的理论体系不仅仅是一个纯粹思辨的过程, 也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财务欺诈检测研究文献回顾 篇10

财务欺诈对投资者、监管机构、审计人员和社会公众具有重要的影响。近年来, 发现了几种高端欺诈。这些欺诈行为对经济和全球股市有重大的负面影响, 导致人们对行业诚信普遍缺乏信心。例如, 安然、世通公司和其他几家公司的重大欺诈都是纳斯达克指数在2000年至2002年间下降78%的主要催化剂。尽管由此产生的基本的会计和内部控制程序改变, 但是这个问题没有得到缓解。随着在过去十年间人们所熟知的美国欺诈行为数量的大大增加, 据注册舞弊稽核师协会公布, 典型的组织大概有5%的年度总收入被诈取。此外, 对这些损失负有责任的许多欺诈计划跨越若干年, 强调了现有的欺诈预防机制的无效。财务欺诈也导致了重大组织的破产。美国历史上最大的10个破产公司中有4个与主要的财务欺诈有关。此外, 这个问题似乎有全球影响力。例如, 澳大利亚 (Harris Scarfe andH IH) , 意大利 (Par malat) , 法国 (Vivendi) , 荷兰 (R oy al Ah old) , 韩国 (SKGlobal) , 中国 (YGX) , 日本 (LivedoorCo.) 和印度 (Saty am) 这些重大事件表明, 财务欺诈不仅发生在美国, 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都有。注册舞弊稽核师协会估计, 世界范围内每年的财务欺诈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这一估计是基于记录的数百个每年发生在欧洲、亚洲、非洲、南北美洲和大洋洲的财务欺诈案例以及许多未发现的欺诈 (和由此造成的损失) 事实。

除了大规模的经济影响, 尤其是三个利益攸关者:投资者、审计公司和政府监管机构继续从强有力的财务欺诈检测功能中受益。投资者———我们广泛使用的一个术语, 包括个人、投资公司、评级机构和其他人———经常几乎没有关于潜在欺诈风险的内幕信息。欺诈检测工具能使投资者做出更好的决策 (Albrecht and Dunn 2001) 。第二个利益相关者, 审计公司, 通过在客户端接受期和例行审计期运用欺诈风险评估来受益。最后, 强有力的欺诈检测工具可以帮助第三个利益相关者, 政府监管部门。因为监管者通常限于其可用时间和资源, 有效的欺诈检测工具允许他们更好地确定优先次序和集中于他们的调查。

二、对财务欺诈检测研究所做的努力

尽管有这些需求, 但是现有的财务欺诈检测方法无法提供足够的欺诈检测功能, 大多数对美国公司的研究发现检出率小于70%。此外, 许多之前的研究利用内部 (即非公用的) 数据, 获取时成本高且耗时, 而且通常对很多上述利益相关者来说不可用 (Cecchini et al.2010) 。例如, 即使审计公司和监管机构也只有在进行审计/调查时才可访问内部数据。仍需要运用公开可获取的信息进行强有力的财务欺诈检测。

尽管之前的财务欺诈检测研究已经在偶然间用到内部数据, 然而, 最新研究报告指出, 这一战略对大多数利益相关者来说是有疑问的, 因为对于投资者, 审计人员, 监管人员来说, 内部数据来源不是随时可以获得的 (Albrecht, andAlbrecht2008;Cecchiniet al.2010;) 。因此, 我们将先前财务欺诈检测研究的讨论限定到已经使用公开可用 (即外部的) 信息的研究中。这些研究通常使用源于与统计相结合的公开财务报告的方法和/或基于学习的机器分类法。之前的研究跨越了15年, 从Persons (1995) 到Dikmen, 凸显了持续的财务欺诈检测对于学者和从业者的重要性。

关于特征集利用, 先前的研究一直使用源于年度财务报告的数据。大多数研究使用8到10个财务方法 (例如, Beneish 1999 and Ch oi 1997;) 。虽然之前的大多数研究使用更大的特征集并未得到很好的效果 (例如Fanning and Cogger 1997;) 但可以成功地运用23个基础的财务变量自动生成一大套财务比率。

最常用的分类方法是逻辑回归、神经式网络和判别分析, 而决策树、贝叶斯网络和支持向量机 (SVM) 已在最新的研究中得到运用 (Cecch ini et al.2010;Gaganis 2009;) 。在数据集中欺诈公司的数目在38~293之间。大多数研究使用成对发生的方法, 非欺诈公司的数目要与欺诈公司的数目相匹配 (Fanning and Cogger1998;) 。然而, 一些研究中显然有大量的非欺诈公司 (Beneish1999a;Cecch ini et al.2010;) 。

从结果来看, Cecchini et al. (2010) , Gaganis (2009) , 取得了最佳性能值。只有这四项研究有超过80%的总精度和欺诈检出率。后三项研究使用了由希腊公司组成的数据集 (主要是制造业部门) , 依据希腊立法和雅典股票交易规则来进行管理, 将所分类的对象视为一家公司的不寻常行为。鉴于希腊和美国报告标准和审计标准的差异以及更大的国际社会 (Barth et al 2008) ,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方法如何很好地概括/翻译到其他设置 (Cecchini et al) 。使用SVM分类器包括自定义的财务内核。财务内核是一个通过输入财务变量隐式生成众多财务比率的图形内核。他们的方法在25个欺诈公司测试集中获得80%的欺诈检出率。

至于其余的研究, Beneish? (1999a) 获得89.5%的精度, 但这主要是由于非欺诈公司具有良好的表现, 而欺诈行为检出率为54.2%。除了Cecch ini et al.之外, 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对美国公司的研究达到70%以上的欺诈检出率。

基于上述的研究分析, 笔者认为, 财务欺诈检测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出改进 (1) 考虑组织和行业层面背景信息 (2) 利用季度和年度报告的数据 (3) 采用更强有力的欺诈行为分类方法。

摘要：财务欺诈行为会给一个组织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后果, 也会对其雇员、投资者以及整体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美国历史上几起大的破产案件均涉及参与大型欺诈行为。因此, 促进检测财务欺诈行为的自动化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受重视。然而, 大多数方法产生的效果并不理想。

关键词：财务欺诈,财务欺诈检测,欺诈检出率

参考文献

[1]Beneish, M.D.1999a.“The Detection of Earnings Manipulation,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55:5) , pp.24-36.

红學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篇11

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他运用大量的曹雪芹家世材料考证《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一反蔡元培提出的《红楼梦》是作者在“悼明之亡，揭清之失”的牵强附会之说。《红楼梦考证》的发表标志着“旧红學”的终结和“新红學”研究时代的到来。时至今日，“新红學”研究刚好走过了90年的历程，回顾这段漫长的“研红”之路，不难发现这段历程并非一帆风顺，而充满了风雨。但可喜的是在一代代學者的共同努力下，“新红學”研究在风雨中前行，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考证红學：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红學史上影响最大、实力最雄厚的红學派别是考证派红學。考证派红學的创始人是胡适。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红楼梦考证》一文中，胡适得出以下六条结论：

(1)《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

(2)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又带有文學与美术的遗传与环境。

(3)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于此时，或稍后。

(4)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接驾的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

(5)《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年代大概当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书未完而曹雪芹死了。

(6)《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

这六条结论成为90年红學研究中的核心问题。

胡适赋予了红學考证以特殊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他认为：“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學的方法。”所谓需要做考证的“两个问题”，是作者和版本，这就是胡适为《红楼梦》考证界定的对象和范围。

1923年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发表。在研究方法上，《红楼梦辨》和《红楼梦考证》有共通之处，都用的是考证學的方法，但所选取的内容、侧重点，却大为不同。胡适的考证基本上属于历史考证的范畴，侧重点在《红楼梦》的作者和年代，俞平伯的《梦辨》，重点在辨析《红楼梦》本身的内容。内容上突出了原书的特点，即研究的重心是《红楼梦》的内容和有关版本。研究方法虽然是考证學的方法，但和作品联系很密切，是与文學鉴赏结合起来的文學考证。

一个是历史考证，一个是文學考证，这是俞平伯的研究与胡适的考证的根本不同之处。

1953年，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这部书奠定了他在红學考证派中的盟主地位。周汝昌所搜集到的史料比以往任何人都要丰富，他凭借这些史料，运用严格的考证學的方法，建构自己的红學体系。

周汝昌红學考证的重点，在于曹雪芹的家族历史和作者的生平事迹(也就是胡适强调的时代和作者)，同时兼及《红楼梦》的版本、脂砚斋的批语、后四十回续书与曹雪芹和《红楼梦》有关的文物等，周汝昌都试图考其源流，辨其真伪。最终将胡适提出的“《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发展成“《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

吴恩裕和吴世昌，是考证派红學的两颗耀眼的星星，在上世纪，与周汝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但他们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基本没有超越胡适提出的作者和版本。吴恩裕以搜求曹雪芹的生平事迹见长，比如曹雪芹的另一部著作《废艺斋集稿》就是吴恩裕一手发掘出来的。吴世昌以研究《红楼梦》的版本和成书过程为主，主要成果体现在他的《红楼梦探源》及《红楼梦探源外编》中。

考证派的功绩是把《红楼梦》研究从过去单一的“本事索解”中解脱出来，用科學的方法对《红楼梦》解读，把红學研究推进了學术研究的殿堂。

但是，红學考证的基础是材料，而材料的发现有很大的偶然性，当材料不再出现时，考证就难以继续。考证红學经过90年的发展，如今正面临着材料危机，几乎到了“山重水复”之境。那么，考证红學该如何发展，走出困境，走向“柳暗花明”呢?

(1)继续发掘新材料。“e时代”的到来必然会打破传统的材料搜集方式，利用网络信息发掘材料将是考证红學走出困境的必经之路。如新成立的北京曹雪芹學会就是通过网络信息发掘出了极具研究价值的李煦《虚白斋尺牍》。

(2)旧材料的新解读。新材料的发掘固然可期，但对旧有材料用新的方法，从新的视角进行新的解读对研究者来说将更为实际。

(3)用科學鉴定方法对材料进行真伪鉴别。

索隐红學：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索隐派红學的势力没有考证派红學大，但出现的时间比考证派早，几乎统领了“旧红學”近200年。索隐红學的产生，有来自作品本身的动因，也有当时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因素。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即引用作者的话说：

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祷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學，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阅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

这就是索隐红學赖以存在的基础。_般读者都很想通过解读这段话，找到最终打开《红楼梦》之谜的钥匙。

早期索隐红學的主要观点有三种：明珠家事说、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以及蔡元培提出的排满说。

“明珠家事说”是指《红楼梦》的本事源自纳兰明珠的家事。这种观点的依据是一则因为《红楼梦》里贾府的遭遇与大學

士明珠一家的荣枯有相似之处，二则是纳兰公子的性格才情，使人联想到贾宝玉的性格特征。“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是王梦阮和沈瓶庵在《红楼梦索隐》中提出的，主要认为《红楼梦》写的是顺治皇帝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蔡元培的“排满说”主要观点是，《红楼梦》是一部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索隐红學虽然在上世纪初遭到了考证红學的沉重打击，但并没有消亡，仍然以顽强的生命力与考证红學抗争。其后邓狂言《红楼梦释真》、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景梅九《红楼梦真谛》、潘重规《红楼梦的发端》、杜世杰《红楼梦原理》、李知其《红楼梦谜》的出版与发表，将索隐推向了极致。

但是索隐红學发展到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索隐已经脱离了中国传统學术研究轨道，逐步走向庸俗化、娱乐化的境地，以致到了谈索隐而色变的地步。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在考证红學的笼罩下，索隐红學一直被视为“洪水猛兽”，不被认可。

二是索隐方法的错误。索隐者把索隐变成猜谜，把《红楼梦》变成了一部“谜书”，把偶尔的会心独得敷衍成宏论巨著，使索隐漫无边际，丧失了必要的规定性。

因此，索隐红學在今后要想得到发展就必须争取一个合法的身份以及解决自身的研究方法中的错误。

早期索隐者是采用注经的方式寻求《红楼梦》的微言大义，这属于中国传统學术研究的范畴。这一点是索隐红學赖以存在的基础，必须要获得红學研究者的认可，索隐红學才有出路。对于索隐红學自身来说，必须规范研究方法，建立范式索隐，用范式规范自己的研究，这样索隐红學才能往前发展。另外，索隐红學在遭遇沉重打击后，仍然顽强存活着，这一点值得研究者去思考。

小说批评红學：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发表，这不仅在红學史上，在整个學术发展史上都有重要意义。他是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學和美學观念，从文學批评的角度来衡定《红楼梦》艺术价值的人。

王国维所援用的哲學和美學观念是德国哲學家叔本华的理论。叔本华的美學观点和他的哲學观点是一致的，即认为美感的来源在于摆脱生活的欲求，在于逃离痛苦之后的怡悦和恬静。

王国维认为，这部著作描写了人生的苦痛及解脱之道。人生的苦痛是多方面的，尤其是男女之间的情爱所酿成的悲剧，更具有无限的永久的意义。如果与饮食之欲相比，男女之欲表现得更加强烈，因而不陷入则已，一旦迷眩缠陷于其中，便不容易解脱。《红楼梦》之可贵，在于不仅写出了生活的苦痛，而且指出了解脱的途径，即作者是“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

王国维揭明这种悲剧的特点是：随时都可以降临，每个人都会遭遇，而且身受其害，却又无法说出，所以是天下最残酷的悲剧。《红楼梦》就是这样，既没有蛇蝎一类人物左右全局，又不是由于出现了非常的变故，不过是“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结果却产生了大悲剧。他指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是“悲剧中之悲剧”。

但《红楼梦评论》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读者的注意，小说批评红學也没有多么大的反响，这种局面直到1923年俞平伯《红楼梦辨》的出版，才有所改观。

俞平伯的研究是文學考证，而且是与文學鉴赏结合起来的文學考证，一开始就包含有与小说批评派红學合流的趋向。《红楼梦辨》有考证，有批评，但都不离开“本文”，考证和批评的重点，是后四十回续书。

王国维的小说批评，主要是侧重从美學的角度说明《红楼梦》的悲剧意义，俞平伯的批评则是鉴赏式的，有理论阐述，却不离开本文，重视从整体艺术风格上把握作品。

1920年，吴宓的《红楼梦新谈》发表，这篇文章也属于小说批评范围，而且直接援引西方小说观念。吴宓根据哈佛大學教授麦戈耐狄尔(G.H.Magnadier)分析菲尔丁的《汤姆?琼斯》时提出的小说理论，认为“凡小说之杰构，必具六长”，即宗旨正大、范围宽广、结构谨严、事实繁多、情景逼真、人物生动。

1942年，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中文版出版。书中以《红楼梦》与西洋文學名著如但丁《神曲》、莎士比亚悲剧、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等作比较研究，开创了中国古典小说比较文學研究之先河。从小说批评的角度看，第五章最值得注意，因为这一章充分评估了《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作者写道：“文學是艺术，无论用什么主义或眼光来研究文學，末了，必得探討它的艺术价值，由这种艺术价值，决定它在文學中的地位。”

李辰冬对曹雪芹的文學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整个文化的精神，都集于曹家，而曹家的灵魂，又集于曹雪芹一人。因此，由曹雪芹一人，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整个的灵魂。如果要说，但丁是意大利精神的代表，莎士比亚是英格兰的代表，赛尔望蒂是西班牙的代表，歌德是德意志的代表，那末，曹雪芹就是中国灵魂的具体化。”

小说批评派红學的主要特点，一是要求从作品出发，二是在进行批评时要有文學观念和文學理论的依据。应该说小说批评红學是最注重文本的，这是小说批评红學能在红學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基础。问题是，在进行批评时要有文學观念和文學理论的依据，是不是所有的文學观念和文學理论都可以引入到小说批评中来呢?这个问题也是值得研究者思考的一个问题。

评点红學：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红楼梦》在以手抄本形式流传时期，就有脂砚斋、畸笏叟等人对其进行评点。这应该算是红學评点派的萌芽；但评点派真正作为一个流派活跃在红坛，则应该是道光以后的事了，当以王希廉、张新之、姚燮三家评为代表。

早期的评点主要有四种表现形式：

一是在正文中加圈点、重点、重圈及行间评。嘉庆十六年(1811)东观阁重刊的《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中的评点就是这种形式。

二是评批和圈点附在正文上。影响最大的是道光十二年刊的王雪香评点《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和道光三十年张新之评点的《妙复轩评石头记》，王雪香、姚燮合评的《增评补图石头记》(上海广百宋斋本、古越诵芬阁刊本、光绪十二年、十四年上海石印本等)，以及王雪香、张新之、姚燮合评的《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铸记书局铅印本、同文书局石印本、上海书局石印本、求不负斋石印本、上海江东书局石印本、上海桐荫轩石印本等)。

三是乾隆后期开始的脱离正文而独立的评《红》专著。如乾隆五十九年(1794)周春写的《阅红楼梦笔记》，嘉庆十九年(1814)至二十五年间(1820)成书的思元斋主人裕瑞写的《枣窗闲笔》，嘉庆十七年(1812)成书的二知道人写的《红楼梦说梦》，道光元年刊青浦明斋主人诸联撰的

《红楼评梦》，道光六年(1826)成书，光绪二年刊行(1876)的“晶三蘆月草舍原本”《红楼梦偶说》，道光二十二年(1842)养余精舍刊的涂赢著的《红楼梦论赞》，同治八年(1869)刊江顺怡撰的《读红楼梦杂记》，光绪十三年(1887)刊，解盒居士撰的《悟石轩石头记集评》，光绪十三年(1887)刊梦痴學人撰的《梦痴说梦》，光绪三年刊话石主人撰的《红楼梦精义》，光绪十七年(1891)以前成书，民国二年(1913)刊行的武林洪秋蕃著的《红楼梦抉隐》，光绪二十八年(1902)刊青山山农撰的《红楼梦广义》等。

四是以诗歌形式对《红楼梦》作评论。如明义的20首《红楼梦绝句》就是已知最早的“题红诗”。

早期评点派对红學研究的贡献，冯其庸先生曾从十一个方面加以阐释：

(1)关于《红楼梦》作者的阐述；

(2)关于《红楼梦》是一部“别开生面”的书的问题；

(3)关于《红楼梦》“总纲”的讨论；

(4)关于全书的结构层次问题；

(5)关于《红楼梦》的人物论；

(6)关于《红楼梦》的艺术描写；

(7)关于发愤著书说和自叙说；

(8)关于后四十回是否是前八十回一人的手笔的问题；

(9)关于《红楼梦》的抄本问题；

(10)关于《红楼梦》八十回后的情节的问题；

(11)关于《红楼梦》索引的问题。

这11个关注点，不但在评点红學中意义重大，就是在考证红學、小说批评红學中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过去，许多學者对小说评点评价不高，但清代的《红楼梦》评点有那么大的影响，他们不仅扩大了《红楼梦》的流传和普及，也确实有许多精彩的见解，可以帮助读者更深更细地领会作品的意蕴，这些方面的贡献是不能否认的。

结语

曹雪芹是中国文化的巨人，《红楼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是我们中华民族共有的财富。让这笔财富发挥出它的价值，是红學研究者共同的使命和责任。因此，作为研究者首先应发扬求实精神，树立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关系营销导向研究:回顾与展望 篇12

一、关系营销导向的涵义

在早期,尽管有很多学者对关系营销导向进行了诸多的理论探索,但都局限于一般性的讨论,而没有将关系营销导向的概念具体化,明晰其具体的构成[3]。直到21世纪,Yau&Sin等(2000; 2005)和Camarero(2007)才分别从组织文化和关系投资的角度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关系营销导向定义。

(一)组织文化角度

Yau等(2000)和Sin 等(2005)认为,关系营销导向是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和组织文化,这种价值观和文化将买卖者之间的关系看成企业战略或运营的核心,具体包括信任(trust)、联结(bonding)、理解(empathy)和互惠(reciprocity)、沟通(communication)和价值观共享(shared value)等六个维度[1][2]。每个维度的具体内涵为:(1)信任是指能决定一方对另一方承诺的依赖程度的商业关系。(2)联结是指买卖双方之间为了达到期望目标而采取合作行为的一种商业关系。(3)沟通是指买卖双方以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形式,交换和共享有意义的、及时的信息。(4)价值观共享是指买卖双方在行为、目标、政策等是否重要、是否合适、是否正确方面具有相同的信念。(5)理解是指能使买卖双方站在对方的观点和立场看问题的一种商业关系。(6)互惠是指能使买卖的任何一方为对方提供支持和帮助,随后对方又以同等的支持和帮助作为回报的一种商业关系。

(二)关系投资角度

Camarero(2007)在Chaston(1998)和Wulf(2001)研究基础上,将关系营销导向定义为企业对顾客的关系投资[4],并认为关系营销导向由沟通(communication),定制化(customization),个性化/优惠待遇(personalization /preferential treatment)和私人关系(personal relationships)等四个维度组成,每个维度的具体含义为:(1)沟通是指公司与顾客之间以正式和非正式的形式,交换和共享有意义的、及时的信息。(2)定制化是指公司把每一位顾客看作具有独特需求的独立个体,并对服务和传递方式做适当修改以迎合每位顾客独特的需求。即利用与顾客进行沟通所获得的信息来创造合适的产品和服务。(3)个性化是指公司能以某些方式对部分顾客的独特需求进行优先传达和考虑;优惠待遇是指公司对待老顾客比新顾客要好。(4)私人关系是指企业员工与顾客之间在服务和产品传递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关系。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两种定义都只关注了企业与其下游顾客的关系。但关系营销应当关注“整个营销流程中参与价值交换的各个成员”,不应当局限于企业—顾客之间的双边关系。关系营销的市场不止一个,包括顾客市场、供应者市场、内部市场、相关市场、影响者市场和就业市场六大市场。企业的核心市场不一定总是顾客市场。如,在卖方市场条件下,企业关系营销的核心市场是供应商市场;对于某些企业,关系营销的核心市场则可能是影响者市场(如政府部门)或是相关市场(如银行);另外,当企业处于产生、成长、成熟、老化与消亡的不同阶段时,企业的核心市场也会有所不同。由此可以看出,现有学者对关系营销导向的定义和运用范围还比较狭窄,有待进一步扩充。

二、关系营销导向的测量

关系营销导向的测量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课题,相关的讨论最早出现在1995年的营销国际学术会议上。此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关系营销导向的测量量表,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具有代表性的关系营销导向量表有以下两类:

(一) Yau&Sin测量量表

Yau和Sin等不仅从组织文化角度对关系营销导向进行了定义,还发展出了与其定义相一致的测量量表。量表包括信任、联结、沟通、价值观共享、理解和互惠等六个维度,采用likert7级量表形式。庄贵军等(2007)认为,Yau和Sin等设计的关系营销导向量表缺乏表面效度。因为关系营销导向更多的应该是企业的一种倾向或意识,而不是企业与其合作伙伴的关系状态,可在Yau和Sin等发展的量表中,却有很多是测量企业认识或评价合作关系状态的题项[5]。据此,他们对Yau&Sin量表的表达方式上做了较大的修改,将描述合作状态的语句改为表达观念或行为的语句。Yau和Sin等虽然认为关系营销导向是一种组织文化,但他们的量表主要是对关系强度和状态的测量,而没有对组织倾向于建立有效关系的文化进行测量。而一个企业与其相关群体之间的关系强度与状态是这个企业与这个相关群体互动的结果,并不完全取决于这个企业的意愿或努力程度[5]。因此运用描述关系强度和状态的语句来测量关系营销导向是不科学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庄贵军修改后的量表更加科学,是对Yau和Sin等人发展的关系营销导向量表的改进。

(二)Camarero测量量表

Camarero(2007)从企业对顾客的关系投资角度开发出测量关系营销导向程度的量表。该量表包括沟通、定制化、个性化(优惠待遇)和私人关系四个维度,由15个问题组成,采用likert7级量表形式。关系投资是指企业为了维持和加强与主要顾客的关系而付出的资源、努力和关注度[6],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企业的关系营销导向程度,但是否能完全代表企业的关系营销导向程度还应进一步研究。此外,在Camarero(2007)的研究中,关系营销导向四个维度和具体指标没有依照严格精确的研究程序进行选取,样本仅局限于金融与保险行业,样本的规模也较小,这些都可能使研究结论难以推广。

上述两类量表都是对关系营销导向程度的测量,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水平,是研究关系营销导向有效的测量工具,在相关实证研究中都得到了运用。但这些量表都仅针对企业与其主要顾客或主要分销商的关系,调查对象都为企业的营销主管或经理。事实上,关系营销导向不应仅仅关注企业与其顾客市场的关系,还应关注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调查对象也不能仅为营销主管或经理,还可将企业的普通员工、顾客、渠道中间商或其他合作伙伴作为调查对象[2]。

三、关系营销导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在关系营销导向的研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系营销导向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许多学者围绕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使得人们对于关系营销导向与企业绩效间作用机制的理解更为深入。迄今为止,关系营销导向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关系营销导向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

关系营销导向能为企业创造竞争优势,对企业绩效有积极的影响。多数学者的研究发现,关系营销导向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如,Heidi & Andrew(2006)以英国企业为样本,对关系营销导向和企业绩效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证实关系营销导向对供应商的企业绩效和企业自身的绩效有正向影响[3];Photis M. Panayides(2007)采用Yau和Sin等开发的量表,以香港的第三方物流企业为样本,对关系营销导向、物流服务传递效率和企业绩效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关系营销导向能够提高物流服务传递的效率,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7];Camarero (2007) 采用其开发的量表,以西班牙的金融和保险行业为样本,对关系营销导向与企业绩效间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再次证实关系营销导向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正向关系[4]。

(二)关系营销导向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负相关

有学者指出关系投资的回报尚不明(Gummeson,2004),关系营销并不适合所有的客户,也不适合所有的交易,在某些情况下关系营销导向可能会对企业绩效造成负面影响。如De Wulf(2001)的研究发现,在某种条件下关系营销导向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负相关[6]。

学者们对这一现象解释是关系营销导向是一种战略导向,以保留顾客为主,实施关系营销导向的企业会在某种程度上放弃短期收益,而关注长期收益。因此,关系营销导向可能会对企业的短期利益形成负面影响,加之现有研究的调查数据都是截面数据,关系营销导向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负相关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实证结果。

(三)关系营销导向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受到调节变量的影响

关系营销导向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研究的结论不一致情况的出现,促使学者们探求其中的原因。学者们推测,可能存在调节变量调节关系营销导向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如Yau、McFetridge、Chow等(2000)以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企业为样本,将产业类型作为调节变量,研究产业类型对关系营销导向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无论哪个产业,关系营销导向都对企业绩效有积极的影响;但对于制造业,关系营销导向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最大[1]。Tse、Sin等(2004)的研究显示,关系营销导向对企业绩效有着正向影响,但影响作用的大小随着企业的市场地位不同而有所不同[8]。Sin等(2005)的研究发现,经济意识形态和产业类型对关系营销导向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9]。

(四)现有研究的评价

现有研究对关系营销导向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但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

1.还没有就关系营销导向与企业绩效间是否存在中介变量进行研究。

虽然有很多研究表明,关系营销与企业绩效之间主要存在关系信任、关系承诺、关系满意、关系质量、关系强度等中介变量[10],但还没有研究将这些中介变量纳入到关系营销导向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框架中去。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中介变量一般是从顾客或企业其他关系市场来获取数据,而关系营销导向和企业绩效则是从企业方面来获取数据,他们针对的不是同一调查对象,放在同一框架中研究会大大增加研究的难度和费用。除了上述中介变量外,关系营销导向与企业绩效间是否还存在着其他合适的中介变量,还需进一步探讨。

2.对关系营销导向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调节变量的研究还不全面。

以往学者只研究了产业类型、市场地位和经济意识形态对关系营销导向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调节效应,还没有就市场动荡、竞争强度、技术变化、产权特性和交易类型等环境变量对两者间关系的调节效应进行探讨。所有的营销概念及其范式都是在各自有关消费文化的“公理性”假设中运行的,这就决定了它们有着各自的适用条件和局限性。关系营销导向不可能适用于所有的环境。因此,在关系营销导向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框架中,应当加入环境调节变量,以进一步明确两者间关系。

3.企业绩效指标的选取缺乏科学性。

关系营销以保留顾客为主,注重长期导向,具有非及时回报性。实施关系营销导向的企业会在某种程度上放弃短期收益,而关注长期收益,因此其短期利益可能不理想。现有研究对企业绩效的测量一般是采用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指标,而没有对关系绩效和长期绩效指标进行考察,调查的数据大都是横截面数据,这样可能会使研究结论出现偏差,且其因果关系的推断也会存在逻辑问题。

四、关系营销导向研究的展望

中国是一个非常注重关系的国度,关系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与合作的资源,同时大量的企业关系营销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因此,在我国开展关系营销导向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基于上述研究文献的梳理,以下几个方面是有待人们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一)关系营销导向内涵的丰富

内涵和定义问题是理论发展的首要问题,所有的研究都是以定义为研究基石。现有的关系营销导向定义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今后的研究应利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提炼出关系营销导向定义的要素,进一步丰富关系营销导向的概念内涵。

(二)关系营销导向量表的发展

有效和可信的测量工具是验证理论假设的基本前提,是测量企业关系营销导向水平、分析改进关系营销导向着眼点,及评价关系营销导向水平改进结果的必要工具,目前主流的关系营销导向测量量表都存在一些问题。另外,中国的关系营销是建立在中国的文化基础之上,与西方的关系营销有着不同的文化起源。因此,发展与内涵相符合、信度和效度水平高、适应性较强、针对不同研究对象和关系市场、符合中国文化背景的关系营销测量表,是今后进行关系营销导向研究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关系营销导向前因变量的探讨

前因变量的研究能明确关系营销导向的推动和阻碍因素,帮助企业有效地执行关系营销导向,这是创建更具实践意义的关系营销导向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只有极少数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如Photis M. Panayides(2007)将组织学习作为关系营销导向的前因变量,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组织学习能正向影响关系营销导向[7]; H.J.C. van Zyl , B. Mathur-Helm(2007)以南非小的旅游观光企业为研究样本,提出企业家领导行为会对关系营销导向形成影响的理论假设,但只进行了理论推演,没有进行实证研究[11]。因此,未来研究必须对关系营销导向的前因变量进行深入的理论阐释和实证研究,以找到关系营销导向的关键驱动因素,为我国企业实施关系营销导向提供理论指导。

(四)关系营销导向与企业绩效关系模型的重构

关系营销导向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是企业进行关系营销实践的动力,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对关系营销导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研究范围还比较窄,研究内容不够充实,研究结论存在分歧。今后的研究应当在关系营销导向与企业绩效的研究框架中加入关系质量、顾客满意和顾客忠诚等中介变量,以及市场动荡、竞争强度、技术变化、产权特性等新的调节变量,以进一步揭示市场导向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作用机制。

(五)关系营销导向实施的研究

此领域的研究应该是关系营销导向研究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还没有学者对此进行探讨。因此,未来除了要对关系营销导向的内涵、测量、前因变量及结果变量进行研究,更要在这些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设计出具有中国企业特色的关系营销导向实施机制和程序,这将是未来我们进行关系营销导向研究的重点。

摘要：关系营销导向是企业对关系营销理念的执行,是其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和卓越绩效的关键因素。从关系营销导向的内涵、关系营销导向的测量及关系营销导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三个方面,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回顾和评述,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关系营销导向,测量,企业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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