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回顾（精选11篇）
文献回顾 篇1
纵观国内外对于审计费用的实证研究, 主要围绕审计定价理论展开并逐渐深入的, 也有少量研究关注特定因素对于审计费用的影响, 如新的法律法规颁布、事务所变更对于审计费用的影响。从审计定价理论出发, 审计费用包含审计成本、风险溢价和正常利润, 可从不同角度出发研究审计费用。从审计成本角度出发, 考察被审计单位以及事务所特征对于审计成本的影响, 这些特征包括资产规模、资产结构 (存货、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重) 、经济业务复杂程度、控制子公司数量、行业类型、事务所规模、品牌溢价等。从风险溢价角度出发, 考察被审计单位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对于审计费用的影响, 包括被审计单位资产负债率、盈亏状况、盈余管理强度、前年度审计意见、违规处罚事项、公司治理质量、内部控制质量等等。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会对审计费用产生影响, 如公司所处位置、前年度审计意见、内审情况、非审计业务往来等。
一、审计成本影响因素研究
(一) 被审计单位特征对审计成本的影响
(1) 被审计单位资产规模关于被审计单位资产规模与审计成本之间的关系, 国内外学者都进行了大量研究, 普遍认为被审计单位资产规模与审计成本正相关, 资产规模越大, 审计成本越高。刘斌、叶建中和廖莹毅 (2003) 通过对我国2001年披露的590家上市公式的审计费用数据, 利用Simunic修正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企业总资产是影响审计费用的主要因素。伍利娜 (2003) 、漆江娜 (2004) 、张继勋 (2005) 、王洪春 (2002) 等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都反映被审计单位资产规模与审计成本正相关。Simunic (1980) 最早考察了可能影响审计费用的十大因素, 发现资产规模是决定审计费用最关键的因素。Francis (1984) 用修正Simunic模型考察了澳大利亚审计市场, 同样发现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与审计费用显著相关。Firth (1985) 、Taylor&Baker (1981) 、Anderson&Zeghal (1994) 、Krishnagopal&David (2001) 等国外学者的研究都反映被审计单位资产规模与审计成本正相关。 (2) 控制子公司数量子公司数量关系业务复杂程度, 有关审计费用的实证文章中, 子公司数量常作为解释变量被研究, 得到较为一致的研究结论, 普遍认为被审计单位控制的子公司数量与审计成本正相关, 控制的子公司数量越多, 业务越复杂, 关联方交易和舞弊可能性加大, 增加了审计资源的投入。刘斌、叶建中和廖莹毅 (2003) 的研究发现控股子公司数量与审计费用在显著相关。韩厚生和周生春 (2003) 等国内学者研究都得到控制子公司数量与审计成本正相关的结论。Simunic (1980) 对美国审计市场的研究表明子公司数对审计费用具有显著影响。Francis (1984) 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业务复杂程度 (控股子公司数量) 与审计费用显著相关。Krishnagopal&David (2001) 也在其研究中得到类似结论。但Firth (1985) 的研究结果却显示审计费用与子公司数量并不显著相关。 (3) 应收账款水平应收账款是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 通过应收账款的虚构、坏账的计提与转回等方式进行盈余管理。因而, 应收账款的核查是审计的重要工作之一, 需投入较多的审计资源, 应收账款水平越高, 审计成本越大。国内外大量研究结论显示应收账款水平与审计成本正相关。刘斌、叶建中和廖莹毅 (2003) 的研究显示度量经济业务复杂程度的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在0.01水平上与审计费用相关。张继勋、陈颖和吴璇 (2005) 在其研究中得到上述结论。Firth (1985) 研究显示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重对审计费用有显著影响。Simunic (1980) 等国外学者在其实证研究中也得到上述结论。 (4) 盈余管理水平盈余管理水平与业务复杂程度相关, 还与审计风险相关, 故盈余管理水平既影响审计成本, 也影响审计风险溢价。盈余管理水平越高, 审计所需投入的资源越多, 审计成本也就越高;另外, 盈余管理水平越高, 诉讼风险越大, 也会通过风险溢价影响审计费用, 本文将在审计溢价部分提及盈余管理水平对审计费用的影响, 此处只阐述对于审计成本的影响。由于盈余管理水平本身不容易衡量, 已有研究尚未得到确切的研究结论。刘运国、麦剑青和魏哲妍 (2006) 借鉴Simunic的修正模型对审计费用和盈余管理进行实证分析, 认为一定程度上, 审计收费与盈余管理正相关, 注册会计师对调减收益的盈余管理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审计费用与调减收益的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 与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水平正相关, 但并不显著。而伍利娜 (2003) 在其论文中得到不同的结论, 认为处于“保牌”区间的盈余管理与审计费用负相关, 并从审计双方议价、协商角度加以解释。事实上, 在审计费用研究领域里面, 被审计单位特征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是最热门的研究, 众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研究, 本文难以详尽地加以归整, 不可避免地会遗漏一些研究成果。另外, 可能是研究方法、样本选取、模型构建方面的差异, 某些方面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不同研究得到的结果可能相反, 尚待更深一步的研究。
(二) 事务所特征对审计成本的影响
(1) 事务所规模事务所规模差异往往代表了审计质量差异, 不同的审计质量要求投入不同的审计资源。因而, 事务所的规模会对审计成本产生影响。实际研究中, 往往将事务所划分为两组———大所和非大所。伍利娜 (2003) 借鉴Simunic等1994年研究所运用的模型进行研究, 发现事务所规模对审计费用有明显的影响, “五大”比“非五大”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漆江娜、陈慧霖和张阳 (2004) 用2002年沪深股市数据进行研究, 发现“四大”所收取的审计费用比“非四大”高。其他国内学者在进行实证研究中, 也考察了事务所规模对于审计费用的影响, 与上述结论基本一致, 认为事务所规模越大, 所收取的审计费用往往也越高。国外学者对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费用关系的研究结论也基本一致, Francis (1984) 用修正过的Simunic模型考察澳大利亚审计市场, 发现事务所规模和审计费用呈显著正相关关系。Johnson, Walker和Westergard (1995) 在Firth的基础上研究新西兰审计市场, 发现规模最大的五个事务所较其他事务所多收取24.1%的审计费用, 即事务所的规模越大审计费用越高。Rubin (1988) 、Mark De Fond (2000) 等学者研究也得到类似结论。但是, 也有学者在其研究中未发现事务所规模对审计费用的系统性影响, 并从事务所规模报酬、审计行业竞争程度的时期差异等角度加以解释, 例如Simunic (1980) 、刘斌、叶建中和廖莹毅 (2003) 等的研究。 (2) 事务所行业专门化行业专门化是事务所基于对行业知识和行业审计程度的高度重视而采取的一种经营战略和市场竞争策略。行业专门化战略可能为事务所提供总成本领先优势 (Ratna, 2005) , 也有可能为事务所带来产品差异化优势 (Simunic&Stein, 1987) , 这两种优势会对通过事务所行业规模经济与行业专长溢价对审计定价产生影响。行业专门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与经验曲线效应 (Taylor, 2000) 等会导致审计成本的下降, 进而影响审计定价, 在不考虑审计双方议价能力的情况下会导致审计费用的下降。另一方面, 行业专门化所导致的产品差异化优势, 这种优势往往意味着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有可能产生审计溢价, 导致审计费用的上升。国内外大量文献对行业专门化和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但是所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 多数研究表明行业专门化与审计费用只看存在正相关关系。Craswell (1995) 以1982~1987年澳大利亚上市公司为样本, 发现“八大”审计师中的专长审计师比非专长审计师要多收取34%的审计费用溢价, 并推断行业专长是提供差异化审计服务的基础, 是高质量审计需求的体现。Defond、Francis和Wong (2000) 对香港审计市场进行研究, 发现“六大”事务所中的专长审计师比非专长审计师多收取29%的审计费用。相对于被审计单位特征, 事务所特征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较少, 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事务所特征方面的数据、资料难以获取, 进行实证研究比较困难。已有关于事务所特征方面的研究也主要关注事务所规模, 因为事务所的规模数据比较容易获得, 学者往往利用虚拟变量对事务所按照规模大小进行分类研究。但是, 也有少量学者关注到事务所的其他特征进行实证研究, 例如审计师特征、审计师行业专长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数据收集较为困难, 研究成果较少, 本文不对此类影响因素做系统的归整。
二、风险溢价及其他影响因素研究
(一) 风险溢价影响因素研究
(1) 公司治理水平有效率的公司治理结构因能够降低公司的固有风险或控制风险而最终会减少会计师事务所收取的审计费用。公司治理结构效率越高, 其对管理层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动机约束越强, 因而公司的固有风险或控制风险也越低, 因此有效率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助于降低注册会计师的审计风险。潘克勤 (2008) 以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发布的公司治理指数作为公司治理质量的替代变量, 研究公式治理质量对于审计费用的影响, 发现公司治理质量与审计费用负相关。高水平的公司治理能有效降低审计风险, 减少审计费用的发生。蔡吉甫 (2007) 也在其研究中得到同样的结论。 (2) 违规公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证和上海两个证券交易所 (简称“一会两所”) 对上市公司违规事件处罚公告会产生明显的市场反应。被处罚公司再次发生舞弊行为的可能性较大, 公众关注度较高, 且这类公司再度被监管部门审查的可能性也较大, 这些处罚公告的后续反应会增加事务所的审计风险。事务所对这些公司审计过程中, 往往收取较高的风险溢价, 导致审计费用的增加。朱春艳和伍利娜 (2009) 通过研究2001年至2007年被“一会两所”处罚过的上市公司的审计市场反应, 发现处罚当年及以后年度被收取更高审计费用的可能性更大。 (3) 法律风险法律风险是指企业经营过程中, 未能按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而导致的经济纠纷和诉讼仲裁。上市公司所面临的法律风险与事务所审计失败风险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关系, 上市公司所面临的法律风险越大, 事务所的审计风险也随之增加。审计风险增加的直接后果就是事务所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进行补偿。因而, 从理论上讲, 上市公司法律风险与审计费用正相关。冯延超和梁莱歆 (2010) 以A股上市公司2006—2008年的经验数据, 考察诉讼仲裁、违规处分等法律事件对审计市场的影响, 发现上市公司法律风险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陈小林 (2007) 认为我国不同省份之间的法律环境存在差异, 法律制度完善、执行力度较大的省市, 企业所面临的法律风险更大, 审计定价相对更高。 (4) 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往往作为企业财务风险的重要度量, 反映了企业对于负债的保证程度, 体现企业的偿债能力。从理论上讲, 资产负债率越高, 财务风险越大, 审计市场所要求的风险溢价越多, 审计费用自然越高。但是, 实证研究中, 对于资产负债率和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一致的结论。刘斌、叶建中和廖莹毅 (2003) 利用Simunic模型实证研究了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 认为资产负债率对于审计费用没有明显的影响。但是, Simunic (1980) 最早在对美国审计市场的研究中发现资产负债率对审计费用有显著影响。 (5) 盈亏状况盈亏状况也是度量企业财务风险的重要指标, 反映企业盈利能力, 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亏损企业的财务风险大于盈利企业的财务风险, 对于事务所而言, 审计亏损企业的风险相对而言更大, 因而可能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 带动审计费用的上涨。但是, 实际研究中, 并没有印合理论解释。刘斌、叶建中和廖莹毅 (2003) 借鉴Simunic模型对590家样本公司进行实证分析, 并没有发现盈亏状况对于审计费用的显著影响。
(二) 其他影响因素研究 (1) SOA404条款对审计费用的影响。
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Sarbanes—Oxley Acts, 以下简称SOA) 404条款实施初年, 美国审计市场审计价格上升。黄京菁、王禄河 (2005) 对此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审计费用上升的首要原因是执行SOA404条款的审计成本、风险溢价上升, 次要原因是审计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审计成本上升是因为SOA404条款要求对企业内部控制发表审计意见、要求对审计人员进行新条款培训;SOA404条款要求审计人员作出更多主观判断, 增加了事务所的风险 (将会产生更高的风险溢价) ;新条款的实施也增加了事务所的诉讼风险, 增加了事务所的风险溢价要求。另外, SOA404条款对审计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审计服务供求关系产生了影响, 无形之中增加了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SOA404条款的实施, 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了审计定价, 导致了审计费用的上涨。 (2) 事务所变更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事务所变更具有明显的信号效应, 外部观察者对于事务所变更比较敏感, 会猜测各种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变更事务所的原因。国内外学者曾研究事务所变更原因, 认为事务所变更的原因之一是前任审计师与被审计单位未能就审计收费达成一致意见。但是, 事务所变更具有系统性的原因吗?变更前后审计费用会发生变化吗?宋衍蘅和殷德全 (2005) 研究了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对于审计费用的影响, 发现继任注册会计师对于不同类型公司的审计收费确定标准是不一样的, 对于盈余管理动机强烈的公司, 继任会计师倾向于以盈余管理幅度来衡量审计风险, 并为此要求较高审计费用;对于财务状况恶化的公司, 继任会计师会考虑公司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 降低审计费用。李爽、吴溪 (2004) 发现自愿性审计师变更和诱导性审计师变更后的审计定价有所不同, 诱导性审计师变更的审计费用高于自发性审计师变更的审计费用。Lennox (2000) 发现购买审计意见是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主要原因, 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和审计收费增加正相关。 (3) 地区经济状况对审计费用的影响。被审计单位所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 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不同, 审计市场可能有所区别, 这些差异可能对审计费用产生影响, 导致被审计单位处于不同经济水平的地区, 审计费用方面产生区别。实际研究中, 有学者根据经济发展程度对不同地区进行分类, 探讨地区经济差异对于审计市场、审计定价的影响。刘斌、叶建中和廖莹毅 (2003) 按照经济发展程度将中国划分成四个区域, 探究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对于审计费用的影响, 发现不同经济状况的区域之间审计费用存在区别, 经济发达地区相对而言审计费用更高。漆江娜、陈慧霖和张阳 (2004) 在其研究中, 根据经济状况划分区域, 将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为一类, 其余地区为一类, 实证检验发现经济发达地区的审计收费高于相对不发达地区的审计收费。 (4) 审计意见对审计费用的影响。非标准审计意见说明财务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问题, 相对标准意见的财务报告来讲, 前者审计风险更大。审计意见的区别, 反映出财务报告质量差异, 这种差异经过传递会在审计定价过程中得到体现, 不同审计意见的审计业务可能收取不同的审计费用。国内外实证研究中, 有学者利用虚拟变量探究审计意见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漆江娜、陈慧霖和张阳 (2004) 利用虚拟变量将审计意见分为非标准审计意见和标准审计意见, 研究审计意见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发现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审计收费高于被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公司, 并认为事务所处于审计风险考虑调高审计收费。但是, 伍利娜 (2003) 利用2001年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研究, 未发现审计意见对于审计收费的系统性影响, 被出具非标准意见的上市公司审计收费与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公司并没有系统性差异。Simunic (1980) 在其研究中发现审计费用与保留意见呈正相关关系。
三、结语
经过国内外大量有关审计费用大量实证研究, 积累了众多成果, 理论界对于影响审计费用的因素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审计费用领域已成为最重要、最成熟的审计研究领域。但是, 结合我国审计市场实际情况来看, 我国审计市场审计收费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仍然存在不合理的审计定价。理论是对现实的归纳与提升, 但理论最终仍需回归现实。如何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 结合我国审计市场实际情况, 为监管者提供切实有效的决策支持, 是当下审计费用研究的重中之重。
文献回顾 篇2
地方文献记录了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既反映了地方特色，又体现了时代的特色和社会发展的历程，对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做好地方文献收集、利用，是一个图书馆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特色所在。
一、征集情况
邢台，古称邢州，历时三千年，文人学士，层出不穷，郭守敬、僧一行、尚小云，无不成为华夏儿女的骄傲。他们的学术成果、生平事迹，后人对他们的研究理所当然是我们图书馆收集的目标。1982年文化部在《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中规定“搜集、整理、保存文化典籍和地方文献作为省、市级公共图书馆的主要任务”，地方文献工作得到不断发展。
我馆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大力搜集地方文献，1992年开设地方文献专架，设独立目录。1999年元月中共邢台市委宣传部、邢台市文化局发出《关于开展建国以来我市出版发表的书籍、文献征集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县、区、驻市单位的宣传部门积极配合邢台市图书馆开展本次活动。为出色完成该项任务，我馆指定专人负责，建立地方文献征集对象通信地址名录，深入基层收集地方志、地方史料、文艺作品;走访市属有关出版物单位，建立联系，收集近年出版的资料，如党史办、政协，文联、人大、大专院校、工业企业，建立赠书登记表，向赠书单位、个人发放收藏证书，继续保持联系。本次活动共收集地方文献488种， l000余册。1999年12月16日在我馆举办“喜迎澳门回归首届地方文献展”，仅开放一个月就接待参观看、查阅资料者近千人，收到良好效果。
二、征集范围
地方文献的征集范围：邢台籍(含在外地工作)和在邢工作过的非邢台籍的专业、业余作家、作者建国以来出版的专著、合著以及各单位编辑的书刊、史料。基本上符合杜定友先生定义的广义范围上的地方文献。
1.历代地方人士著作。地方人士包括原籍在本地的，也包括原籍不在本地，但曾在本地任职、居住并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他们的著述往往反映了当地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如清代名医李之和(编著《漱芳六述》)，系邢台平乡县人，《母河吟》作者为天津人，曾在临西县文化馆任职。
2.地方出版物。地方出版物是指某一地区印刷、出版的所有资料，包括本地区过去和现在正式出版的书、报、刊以及各单位编印的非正式出版物。如：市政协编写的`《历史的足迹》;各县编写的《文史资料》;《三代文明研究》编辑部编印的《1998年河北邢台中国商周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市统计局编写的《邢台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料》;市人大编写的《邢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3.地方资料。其中有反映当地历史纪念地，名胜古迹的《前南峪抗日军政大学旧址》;有反映本地专题学术讨论的《郭守敬及其师友研究论文集》、《郭守敬》;有反映本地工农、文化发展的行业志《电力志》，《教育志》等;有反映本地综合情况的，如《邢台概况》、《邢台地区志》。
4.论及本地人民革命斗争史和党史资料。如：《冀南革命斗争史大记》、《冀南军区战史》、《邢台沦陷与解放史料》、《冀南党史资料》、《邢台地区党的创建》等，都是研究地方革命斗争史和党史的重要资料。
5.有关本地区的地方志、民族志、地名志。《邢台地区志》、《回族杰出人物》、《邢台地名录》，都是以本地为中心，记载本地地理、经济、人物等。历代地方志对本地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都有重要作用。
三、继续收集和加强利用
1.继续加强宣传，增强人们对图书馆的认识和了解，让单位和个人认识到将出版物和研究成果、个人著述送到图书馆保存是功在千秋的文化积累，让地方文献收集工作成为持续性的、有特色的、有意义的工作。
2.注重地方文献的利用，加强揭示报道工作。
(1)编制馆藏地方文献专门目录，将地方文献书名目录和分类目录单列，全面揭示，也可再根据本地需求情况编制专科或专题地方文献目录。
(2)编写地方文献内容提要，该项是对文献的深层揭示，是用户选择和利用文献的关键部分。
(3)举办馆藏地方文献展览和信息发布会。可邀请当地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前往观看指导，扩大图书馆地方文献收藏工作的影响，促进收集工作向深度发展。在参观我馆首届地方文献展时，省文化厅张希有厅长欣然题词：“努力把图书馆建成全民知识中心、信息中心、人才培育中心，为两个文明建设做出更大贡献。”随着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市各项工作都取得长足进展，记录发展、昭示未来、搜集整理地方文献对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新千年，新起点。今年正值邢台旅游起步年，正值邢台扩大招商引资，改善投资环境，让我们行动起来，积极努力，发挥图书馆的信息服务职能，实现服务于邢台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目的。
模糊语近十年的国内文献回顾 篇3
关键词：模糊语；文献回顾；国内
一、文献回顾的概念及文献回顾的类型
1、文献回顾的概念。文献回顾首先必须要清楚了解的是文献回顾指的究竟是什么，也就是所谓的文献回顾的概念。纵观各个学者给出的文献回顾的相关定义，我们发现许多学者对于文献回顾的定义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但是不难发现的是在内容上还是较为一致的。我们可以进行简单地举例，美国有学者认为“文献回顾主要的任务就是对大量的著作进行系统地识别以及评价，并给出相关解释的一种再现的方法”；另外也有学者认为“文献回顾主要是对与某一主题相关的研究进行整体地分析，并且能够识别该领域中一致的结果以及能够其中的矛盾进行解决”。
概括地说，文献回顾是指从过去到目前为止而言，在某个特定的领域当中，已经发表的、可供我们查阅、对我们研究问题起到一定作用一些信息。我们在对模糊语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大一部分需要通过利用各种相关的文献来进行分析，通过大量的文獻分析来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很好的把握。
2、文献回顾的分类。文献回顾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在某一主题下，对相关的已有的文献进行查找、阅读、以及分析，这一种文献回顾强调的是特定的某个过程，因此，我们将這一文献回顾的类型称作是“作为过程的文献回顾”；另一种是通过综述或者是总结的形式来讲上述过程的结果进行归纳、总结出来，这一种文献回顾类型强调的是结果，我们也将其称为“作为结果的文献回顾。”
作为结果的文献回顾，只是我们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查找、阅读、分析、总结、归纳以及评论中的一部分，但是虽然只是一部分，其中也涉及到了许多方面的内容；作为过程的文献回顾，在研究某个问题的前期就需要对相关的文献进行查阅、分析以及归纳等，这是文献回顾中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最基本的内容。我们要对文献回顾进行合理的运用，不能忽视文献回顾的作用。
二、模糊语近十年的国内文献回顾
1、模糊语发展现状评述。语言的模糊性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语义模糊是语言发展当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这一现象在很多不同的语言单位中都存在着。我国的模糊语言学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了，国内首次出现的模糊语言学研究大概在1979年的时候，距今已经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我国在模糊语言学发展的过程中都分别进行过总结以及回顾，从中也得到了很多的经验，对于我国模糊语言学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在最近的十年当中，对于模糊语言学的研究仍然有很多值得我们注意的东西，除此之外，模糊语言学发展了这就长的时间，我们需要对其进行一定的总结以及为该学科制定相关的目标与任务，为模糊语言学的研究打下更好的基础。
我们根据相关的调查发现，模糊语言学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相关的文献发表，包括期刊以及博士论文，发表的数量都不尽人意，1979～1982更是仅有24篇相关的文献发表，此后的发表数量缓慢增加，到了2003～2006年间也就只有744篇相关的文献发表。但是在2007年至今，模糊语言学的相关文献数量增长速度有所提高，2007～2010更是达到了1675，从2007年至今，模糊语言学的相关文献的发表数量都较为可观。我们主要对最近10年的模糊语言学的相关文献进行探析，而本文所讨论的关键则是模糊语言学的目标，通过对其的研究，使得相关行业内的认识对其有一定的关注。
2、国内模糊语言学的引述及其推广。以往模糊语言学研究者曾经指出，国内模糊语言学的起步发展阶段主要是以引介为主。吴世雄学者就曾经将我国模糊语言学的研究主要划分为三个大类，即模糊语言学的应用研究、国外模糊语言学研究成果的译介以及模糊语言学的理论研究。并且他认为在1979年伍铁平所发表在《外国语》第四期的文章以及1980年发表的“模糊语言学初探”“模糊语言学再探”是国内对模糊语言研究论述最早的介绍。在国内最近十年当中，对于国内外模糊语言学研究的评述性文章均对模糊语言学理论以及实践上的成果进行了相关的归纳以及总结。
3、研究、探索以及应用。就研究的角度而言，在国内最近十年的相关研究中，所采用的很大一部分是语用学的角度，再通过第体裁、语境等方面进行联系，对语言模糊性的语用及其功能进行探讨。
语法的模糊性目前虽然研究的人不多，但是仍然有学者对其进行了探索。在这一类相关的研究当中，主要有语法结构模糊性以及语法单位模糊性的相关研究。
最后是应用性的研究。这一类的研究主要是在最近十年中才出现的。其主要研究的内容是通过对语言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应用进行结合或者是主要目的是应用而进行的研究。目前就国内的状况而言，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交际进行时以及联系翻译所进行过程中的探讨。应用性研究涉及到了许多方面，包括各种文本以及体裁，其中包括科技用语、文学作品用语等等。
4、目标与任务。模糊语言学研究的目标主要是，在研究的主体当中，将汉语作为最主要的目标，并对其特色进行挖掘，使得模糊语言学在研究上能够有所突破，在国际语言学当中也能够有一定的贡献。目前，很多学者都认为汉语是一个模糊性十分特别的一种语言，我们应该牢牢抓住汉语的特性，对其存在的模糊语进行把握。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对汉语中的模糊语的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努力构建具有我们自身特色的模糊语言学研究。
三、结语
模糊语国内最近十年的文献回顾，我们应该好好对其进行整体的把握，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回顾、整理、分析，得出有利于我们研究模糊语的信息，并且对其进行利用，促进我国模糊语言学的研究发展。
参考文献
[1] 曹山柯，黄霏嫣.试论中国古诗词的模糊性和可译性障碍[J]. 外语教学，2006，（ 1） ： 65- 68.
[2] 程邦雄，危艳丽，刘海咏. 现代汉语模糊小量的语用文化特征[J].语言研究，2010，（ 3）： 90 - 92.
盈余管理测量方式文献回顾 篇4
一直以来,盈余管理问题都是会计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在各种会计丑闻发生的背景之下,大量学者们对于盈余管理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研究,从盈余管理的产生原因到盈余管理的操纵方式,并且试图从中寻找到准确测量公司盈余管理的方法。Ziv(1998)在他的研究中指出经理人员操纵盈余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利用会计法则的灵活性而进行的盈余管理,另外一种是通过改变公司实际运营决策而产生的盈余上的变更。同样的,Gunny(2010)也指出了两种改变盈余的方式,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分别对应Ziv提出的不会改变公司现金流量的会计盈余管理和会对公司现金流量产生影响的经济盈余管理。本文将从这两种盈余管理方式入手,对于不同的测量盈余管理程度大小的模型进行简单的回顾与分析。
二、应计盈余管理测量方式文献回顾
应计盈余管理方式是管理人员通过会计政策和会计方法的选择对于公司盈余进行操纵,而不会对于公司现金流量产生任何影响(Ziv,1998;Roychowdhury,2006)。应计盈余管理是在公认会计准则的允许之下,为了隐藏公司当年实际的财务状况,通过和公司实际运营活动相关的会计选择对于盈余进行管理。
一直以来,盈余管理都是会计学术界被广泛讨论的话题,因此有多种测量应计盈余管理程度的方法,比如说Healy模型、De Angelo模型、Jones模型、修正过后的Jones模型和KS模型等等(Healy,1985;De Angelo,1986;Jones,1991;Dechow et al.,1995)。在这些方法当中,一个最基本的思想就是他们都试图计算用来代表盈余管理程度的非操纵性应计利润的值。
为了更好地理解之前学术文献当中采用的衡量企业盈余管理程度的模型,在这里我们首先有必要理解应计的涵义。应计的概念来自于权责发生制,权责发生制区分了收入的确认与实际收到现金的差别,在权责发生制底下,一切要素的时间确认都是以权利或者义务是否发生作为界定的;因此,应计项目的数额就是实际发生现金流量的变化与交易的会计确认之间的差异(Ronen和Yaari,2008),所有应计项目的总额就是资产负债表上的各种流动项目,比如说应付账款、应收账款、折旧、递延税收等等,Ronen和Yarri(2008)在他们的研究当中,将应计项目分为了两种———操纵性应计项目和非操纵性应计项目,其中的操纵性应计项目就是盈余管理的象征。下面本文就应计盈余管理的模型作一具体的阐述。
1. 总应计项目的核算:
就应计项目的总额而言,由于它不是一个可以直接从资产负债表当中得到的项目,虽然学术界一直对应计项目有各种研究,并且存在着多种方法来测算应计项目的总额,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在这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以下将要阐述的这种方法(Healy,1985;Jones,1991;Dechow et al.,1995),公式如下:
TAt=ΔWCt-DEPt=ΔCAt-ΔCASHt-(ΔCLt-ΔDCLt)-DEPt
其中,TAt为总应计项目数额,ΔWCt为第t年的营运资本数额的变化值,ΔCAt为第t年流动资产的变化值,ΔCASHt为第t年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变化值,ΔCLt为第t年流动负债的变化值,ΔDCLt为第t年流动负债当中的借款部分的变化值,DEPt为第t年折旧和摊销的数额。
2. 非操纵性应计项目的核算:
在过去几十年当中,许多学术研究都试图寻找到一种准确的方法去计算非操纵性应计项目的数额,Schiller(2005)指出两种测算应计项目的方法,一种是不会受到经济环境影响的固定操纵性应计项目(Healy,1985;De Angelo,1986),另外一种是以绩效为基础的操纵性应计项目。Jones(1991)和Dechow et al.(1995)认为应计项目和公司当年的绩效紧密相关,从而和财务环境也就密切关联了。
在学术研究领域,Jones模型(1991)被认为是第一种有效测量盈余管理程度的方法,在这之前还有Healy模型(1985)和De Angelo模型(1986)也提出了测量盈余管理程度的方法,以及在这之后Dechow et al.也提出了修正性Jones模型。
Healy(1985)是第一个利用非操纵性应计项目测算盈余管理的程度,计算公式为:DA=-DEP-X2D1+ΔWORK-(ΔTP+D1)×D2。其中,DA为操纵性应计项目,DEP代表折旧,X2代表非常项目,ΔWORK代表营运资本当中被选定的应计项目的变化值,ΔTP为应付所得税的变化值。
De Angelo模型假设操纵性应计项目是一种随机事件,它利用滞后总应计项目代表预计操纵性应计项目,操纵性应计项目就是连续两年总应计项目的差额,具体的公式为:NDAt=TAt-1。
Healy和De Angelo模型在测算操纵性应计项目的时候都存在两个假设条件:非操纵性应计项目是固定不变的,操纵性应计项目的均值在预测期之内是零的。但是在现实当中,这两个假设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通过这两种方法测算出来的操纵性应计项目的值是不准确的,并且这两种方法都没有将变幻莫测的经济环境考虑进来。
和前面两种方法比较,Jones模型一个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它放宽了Healy模型和De Angelo模型采用的非操纵性应计项目是稳定不变的这样一个假设,Jones将变化的经济环境这样一个因素考虑进他的模型当中来,比如说,模型当中的资产项目用来表示企业的规模大小,收入项目代表企业的经营活动,总厂房、设备和房地产项目代表企业的固定投资。Jones模型表示如下:
NDAi,t/Ai,t-1=α1(1/Ai,t-1)+α2(ΔREVi,t/Ai,t-1)+α3(PPEi,t/Ai,t-1)
其中,NDAi,t为企业i在时间t时的非操纵性应计项目,Ai,t代表资产大小,ΔREVi,t代表收入的变化值,PPEi,t代表总厂房、设备和房地产的大小。
那么,操纵性应计项目的测算公式即为:DAi,t=TAi,t-NDAi,t
三、真实盈余管理测量方式文献回顾
真实盈余管理是经理人员实际选择经营活动,进而对公司的现金流量产生影响,最终改变财务报告的披露结果。Roychowdhury(2006)在他的研究中给出了真实盈余管理的涵义:经理人员为了造就公司在当年达到了财务预测目标的假象,误导利益相关者对于公司真实财务状况的认识,通过对于公司实际运营业务的操纵,从而改变盈余结果。
在Roychowdhury的模型中,他采用了三个因变量———经营现金流量的异常水平、酌量费用和产品成本,分别用来代表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大小,同时,Roychowdhury选取了三种经理人员操纵盈余的方式———销售额的操纵、酌量费用的减少和过量生产,从而达到提升产品盈余的目的。
四、结语
通过对于阐述盈余管理方法的文献进行了具体的回顾之后,可以看出会计学术界对于如何测算盈利管理程度的大小已经产生了多种测算方法,从Healy模型、De Angelo模型再到Jones模型,这些方法都能从一定程度上测算出应计盈余管理的程度,同时,Roychowdhury模型可以用来测算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但是理论界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被全部认可的方法来准确地计量经理人员操纵利润的程度,今后在这个领域当中还可进一步地探究能够准确代表企业盈余管理的代理项目,同时,对于不同行业的企业而言,进行盈余管理的目的或者方式是不一样的,从而测量盈余管理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因此,关于盈余管理的测量方式这个领域在理论界依然存在着更加广阔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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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ealy,Paul M.1985.The effect of bonus schemes on accounting decisions.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7,1-3(April):85–107.
[4]Jones,Jennifer J.1991.Earnings management during import relief investigations.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9,193-228.
我国文献计量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篇5
表1 中国文献计量学文献数量分期统计表
附图
1979-1982年是我国文献计量学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的发展特点主要是论文数量较少，而且异常分散。这一时期只发表了149篇论文，年均文献量只有37.3篇。从内容来看，主要是翻译、介绍、吸收和引进国外的研究成果，缺乏自主性的系统研究。与国外相比，我国文献计量学的起步阶段很短，只经历短暂的4年之后便迅速进入了相对集中的发展阶段。这是我国文献计量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1983-1987年的五年，我国文献计量学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其主要的标志是将文献计量学搬上了大学的讲坛，开始了正式的专门教育。1983年，武汉大学为本科生、专科生开设了文献计量学课程，并编写出《文献计量学》教材。同时，这一时期的研究比较活跃，发表的论文数量增长很快，达到353篇，年均文献量为70.6篇，比上一时期增长89.3％；在内容上，既有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和评述，又有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开展的应用性研究，或者验证文献计量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中文文献方面的适用性等。
文献回顾 篇6
【摘 要】 目的：整理、分析何首乌及其制剂发生肝损害不良事件的相关用药情况和影响因素，为提高临床合理用药水平及控制风险提供依据。方法：检索文献32篇，分类统计和案例分析何首乌致肝损害的原因。结果：何首乌致肝损害可能与其有毒成分、炮制工艺、患者肝酶缺陷或遗传基因有关；同时，公众对何首乌的不良反应缺乏认识、不了解生何首乌与制何首乌的功效区别也是其导致肝损害的重要因素。结论：加强何首乌临床应用安全性的宣传，医师用药前要加强问诊，用药过程中要注意控制用药剂量和用药时间，同时用药前后必须进行肝功能检测，以避免肝损害的发生。
【关键词】 何首乌；肝损害；回顾性分析；预防措施
【中图分类号】R28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7-8517（2016）20-0117-03
何首乌始载于《日华子本草》，作为补益药广泛用于临床，为历代医家所推崇，后世本草很少关于其毒性的记载。2010版《中国药典》一部收载的正品为蓼科植物何首乌Polygonum multiflorum Thunb的干燥块根，因其炮制方法不同而有生何首乌和制何首乌之分，其功效也有所不同：生何首乌具有解毒、消痈、截疟、润肠通便等功效；制何首乌具有补肝肾、益精血、乌须发、强筋骨、化浊降脂等功效。临床应用中何首乌生品及炮制品的使用都非常广泛。然而，自20世纪末期开始，国内外不断出现由于服用何首乌或含何首乌制剂而导致肝损伤的不良反应报道[1-6] 。本文通过对这类文献报道的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从而寻找用药过程中引起何首乌致肝损害的风险因素，提出控制用药风险、促进合理用药的相关对策。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以“何首乌 ”、“肝损害 ”为检索词，利用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及PubMed文献检索系统，检索国内外有关何首乌不良反应病例的文献共有32篇，报告病例124例，其中已剔除综述性文献、重复病例报告。
12 统计学方法 利用Excel表，进行频数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资料分类 将收集到的案例资料按设定的内容进行分类统计。
22 数据分析 由表 1可知，案例中男性占435%，女性占565%，女性略多于男性；用药剂型中制何首乌占32%，生何首乌占452%，首乌制剂则占到 516%，为致肝损害主要用药剂型；发生肝损害的最小年龄为 5岁，最大为 72岁；服用剂量煎剂何首乌（包括生品及炮制品）在5～30g之间，有达 100g者，首乌制剂一般都按说明书剂量服用；发病的潜伏期一般为2周左右，最长的24周，最快的1h，此为急性肝中毒；痊愈时间一般都在1～3个月左右。总体来说，何首乌致肝损害的预后较好，基本在停药后通过保肝治疗都能转归，有些经随访数年一直很好。但有2例报告 70岁以上的患者在病程后期因合并症死亡[7]。
23 典型案例
231 1例男性患者[8]，57岁，为治疗“头发早白”进食“生何首乌”后1h开始畏寒、发热、恶心，呕吐1 次，呕吐后稍感舒服，休息后发热、畏寒、恶心、呕吐等不适消失，但出现全身乏力。入院前3d患者发现双目黄、小便黄如浓茶。无烟、酒嗜好，无明确“肝病”病史及家族史。入院后化验肝功能重度异常，诊断为急性黄疸型肝炎（中毒性）。予中西医结合保肝治疗20 余天，临床症状、体征消失，肝功能基本恢复正常，出院。此案例是查阅到的文献中造成肝损害潜伏期最短的，仅服用1h即出现相关症状。但是报道中关于患者的服用剂量及患者是否为过敏体质未有说明，造成急性肝损害的原因可能与患者对首乌的成分过敏所致。
232 1例男性患者[9]，45岁，因反复肝功异常4年，复发1个月入院治疗。4年前因脱发、白发而服用生何首乌，每次100g，与鸡蛋共蒸后同服。服用10d后出现乏力、纳差、厌油、恶心、呕吐，伴皮肤、巩膜黄染，尿如浓茶，入医院传染科就诊，诊为：“药物性肝炎”，治疗1个月痊愈出院。3年前又因服用何首乌而出现类似症状，诊断及治疗同前，痊愈出院。1年前因劳累、醉酒后又出现上述症状，治疗1个月痊愈出院。1个月前，因睡眠不佳、乏力，再入院治疗，给予保肝、对症治疗，20d后症状消失，肝功恢复正常出院。此案例的特点是该患者第一次服用何首乌致肝损害，治愈后并未引起重视，1年后又服用何首乌，再次出现肝损害。虽然两次都治愈出院，但之后在并未服用何首乌的情况下，只要劳累就会出现肝功能异常的情况，这说明该患者多次超量服用何首乌已对肝造成了慢性损害。
233 1例15岁女性患者[10]，因治疗白发而服用中药首乌15g，每日 1次，水煎服，约 1月余。因纳差、乏力、黄疸连续 1周入院，诊断为中药首乌所致急性肝损害。该患者在保肝、解毒、降酶、退黄等综合治疗下，异常体征及肝功能均迅速好转，并恢复至正常。患者述其父亲及姑姑，亦曾治疗白发而服用过首乌并出现过上述症状，但停用后自行缓解。
3 致肝损害的原因分析
目前对何首乌致肝损害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从报告案例的资料分析可能存在以下因素：
31 免疫损伤 用免疫损伤原因分析案例 231中的患者可能较为合适。特异性体质可使何首乌的成分或其代谢产物作为半抗原，与体内大分子载体结合，形成共价结合的全抗原，刺激机体产生相应的抗体，同时致敏机体，发生超敏反应而损害肝脏。这种肝脏代谢特异性反应，多为肝药酶作用底物的机能异常，生成不正常的毒性代谢产物，或其生成量异常增加，由此而引发肝损害[6]。
32 超剂量和长期服用造成慢性肝损害 何首乌的主要成分为卵磷脂、羟基蒽醌衍生物（主要为大黄素、大黄酚、大黄酸）等，其所含的蒽醌类衍生物，对肝脏可能有一定毒性作用[2]。有试验将相当于成人 20、50、100、200倍剂量的何首乌给大鼠灌服 3个月，结果大剂量组谷丙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显著增高 （P<005），经光镜、电镜检查显示肝细胞肿胀、血窦充血、少量炎性细胞浸润，病理切片显示肝有不同程度的脂变性[4]。各剂量组给药期间大鼠精神较差，进食量减少，体重增加较慢，停药后症状均减轻或消失[4]。这表明何首乌长时间大剂量灌胃对大鼠肝脏有一定毒副作用，其结果也符合临床有些患者由于长期服用何首乌制剂所出现的肝损害，见案例232。
33 遗传多态性 由案例 233可见，患者可能存在遗传性肝脏代谢酶缺陷，服用首乌则为引起肝损害的诱发因素。其父系家族都曾因服用首乌后出现肝功能异常的症状，由于及时停药而恢复，说明遗传性肝脏代谢酶缺陷会导致家族性的肝功能异常的连锁反应[6]。
4 预防肝损害措施
何首乌致肝损害机理目前尚未明确，但现阶段重视临床警戒，可以有效避免其严重不良反应的发生。
41 重视用药前的问诊 何首乌致肝损害容易复发，从前面的案例可以发现，大多数复发的患者第2次的潜伏期会缩短。为避免严重肝损害的发生，建议医师对患者用药前，问清患者是否服用过何首乌或其制剂、服用时间、有无肝功能异常等等。对有过肝损害的患者不要轻易用药，一定要权衡利弊后再决定用药。
42 加强用药及预防宣传 从发生的案例可知，患者服用生何首乌解决白发的问题或者用生何首乌泡酒补益身体，是因其对生、制何首乌的功效差别不甚了解。生何首乌的肝毒性比制何首乌大，生何首乌的主要功效是解毒、润肠通便，制何首乌才有乌发、补益的功效。所以加强用药宣传非常重要。另外，还要加强肝损害的前兆症状宣传，服用首乌及其制剂期间如出现胃胀、乏力、食欲缺乏、尿黄等症状要引起重视，应尽早到医院检查并停药。在临床应用中，要避免将对肝脏有影响的药物与首乌合用，以减少肝脏的负担，将危险降到最低。
43 控制用药剂量和用药时间 从表1可知，服用首乌制剂导致的肝损害最多为64例。含有何首乌的中成药常用的有：首乌片、首乌丸、润燥止痒胶囊、人参再造丸、再造生血片、安神补脑液、更年安片、养血生发胶囊、益气养血口服液等。经查阅除润燥止痒胶囊是同时含有生何首乌及制何首乌，其余入药均为制何首乌。任何药物都存在量变与质变的关系，长期大剂量应用，量的积累可使药效变为毒性，即使12g的剂量也不可掉以轻心。建议临床要控制使用剂量，并且服用一定疗程后，需间断性停药，让体内有一个代谢清洗恢复期，避免药物蓄积引起不良反应。
44 重视用药前后的肝功能检查 通过何首乌致肝损害具有突发性和严重性。但药物引发肝损害都有一定的潜伏期，对服用含何首乌制剂的患者，建议用药前做肝功能检测，服药14d左右一定要再复查肝功能。服药后再检查肝功能，可以快速判断患者是否属于特异性体质，一旦发现肝酶异常就及时停药，可以避免严重肝损害的发生。
总之，通过对何首乌致肝损害案例回顾分析，发现滋补中药或中成药，疗效与毒性相辅相成。安全用药的关键在于把握用药的量和服用时间的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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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声誉机制文献回顾 篇7
关键词：独立董事,声誉,激励
1独立董事声誉及其重要性
国外对于独立董事声誉机制的研究较早。 Fama and Jensen(1983)最早提出了独立董事声誉概念以及独立董事声誉的重要性。 他们提出多数独立董事同时也是其他公司的决策者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他们担任独立董事仅仅是为了向市场传达“他们是决策专家”的信号,因此若是公司破产或者发布负面消息,独立董事也将因此向市场发布负面消息,人力资本价值降低。
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独立董事声誉制度的建立,声誉制度的优缺点,使用声誉机制激励独立董事的政策呼吁以及如何将独立董事声誉激励与其他激励方式结合来构造激励模型等。 孔翔(2002),潭劲松(2003),陈艳(2007)提出,在我们上市公司的治理中独立董事并没有发挥作用, 其根本原因是激励不足,因此强化声誉机制是发挥独立董事作用的关键。
2独立董事声誉激励作用的影响因素
声誉激励对独立董事的激励作用是否足够? 声誉的激励作用受到哪些因素影响?
第一,独立董事声誉激励受到公司内部环境影响,如果在董事会中, 内部董事占据了主要的董事席位并掌握了主要的控制权,甚至决定了独立董事的提名和任免,那么声誉最佳的独立董事也难以发挥作用。 Shivdasani和Yermack (1999)发现如果公司没有设置委员会或者CEO在委员会中任职,公司独立董事数量将减少。 Coles和Hoi (2003)发现独立董事声誉激励只在独立董事占主导决策地位的董事会才有效。
第二, 声誉对独立董事的激励作用会随着独立董事任职生涯的变化而变化。 Tadelis (2002)认为个人声誉与企业声誉存在本质的不同,个人声誉随着任职生涯的变化而变化,而企业声誉不会因时间而变化。 企业声誉可以作为商品买卖,而个人声誉则不能。Holmstrom(1982)论证了个人声誉生命周期性的特点:个人在职业生涯早期会比较关注自己的声誉, 因此在此时声誉对其激励作用较大;在职业生涯晚期,即临近退休时,个人对声誉的关注达到最低点,声誉对其激励作用大大降低。
第三,独立董事声誉激励还受到外部监管的影响。 李焰、秦义虎(2011)以2006-2009 年被媒体负面报道的公司为样本,通过研究媒体对独立董事辞职行为的影响, 发现独立董事辞职的概率与媒体负面报道数量正相关,即媒体负面报道越多,独立董事辞职的可能性越大。
3独立董事声誉对任职企业的影响
除了影响独立董事自身行为外, 独立董事声誉还会对任职企业产生影响。 声誉高的独立董事,其任职行为的质量也越高。这意味着独立董事更尽职地监督管理层的行为, 或者在董事会决策行为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代理成本降低,独立董事声誉因此对任职企业产生了正向的经济后果。 基于此,学者们研究了独立董事声誉对任职企业的影响。
第一,Deutsch和Ross (2003)研究了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独立董事声誉对任职企业产生的经济后果。 在企业创立前期,管理层面临的困境是无法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可以通过聘用有声誉的独立董事向市场传递正向的信号,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因而获得经济资源,这对创业型企业尤为有效。 高声誉独立董事能够改变信息不对称程度。 King和Qian(2006)通过对香港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声誉较高的独立董事一般会被风险低,业绩好的上市公司所聘任以降低公司IPO折价率。
第二,在任命高声誉独立董事是否可以改善公司业绩时,Rosenstein and Wyatt(1990)、Ferris、Jagannathan和Pritchard(2003)发现上市公司任命高声誉独立董事时,该公司股价在股票市场上将具有正的超额报酬率。
4文献述评
现有关于独立董事声誉的研究集中在独立董事声誉制度的建立,声誉制度的优缺点,声誉对于独立董事的激励作用,在衡量独立董事声誉时,常采用独立董事所任席位数。 采用独立董事席位数简单相加衡量独立董事声誉表明独立董事是平等对待每一席位的,而事实上,由于声誉高的独立董事往往担任多席位,其时间与精力有限,在不同的席位上是否有偏重? 而由于独立董事的偏重与独立董事不同的关注度, 是否将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 目前尚没有文献研究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企业业绩评价研究文献回顾及建议 篇8
一、传统财务性业绩评价方法
(一) 主要的传统财务性业绩评价方法
传统的财务性业绩评价是指利用会计报表的数据、财务指标对企业绩效进行分析的一种方法。由于运用时间较长, 比较成熟, 也比较简单, 既可以利用单一指标或某一类指标分析与评价某一方面的财务状况, 也可以利用多类指标综合评价企业业绩。传统财务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核心指标主要有净收益、投资报酬率、剩余收益、杜邦财务分析等。
(1) 净利润、每股收益。净利润、每股收益是反映企业在一段时间产生的经营成果的流量指标, 因为其可以从财务报告中直接取得, 且容易理解, 所以一直是评价业绩的重要指标, 至今仍为大多数企业所采用。但利润仅仅是一个绝对值指标, 无法在不同规模的企业间进行对比, 而且没有考虑投入资本的多少, 容易导致管理人员不顾投资成本、盲目扩大短期利润。
(2) 投资回报率 (ROI) 。即净利润与平均投资额的比率。投资回报率综合了有形资本投入, 反映企业运用资产的效率。投资回报率是相对率指标, 可以对不同规模的企业业绩进行比较。另外, 投资回报率可以通过杜邦分析法分解为销售利润率、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等三个指标, 从而使其与企业销售、成本控制、资本结构、资本运营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建立直接联系, 以寻找影响业绩的具体原因。该指标的缺点是:第一, 只关注回报, 没有考虑风险。相等回报不同风险的项目为企业创造的价值是不同的, 显然风险低的项目更有利于企业;第二, 忽略权益成本, 视权益投资为免费投资, 虚增了利润;第三, 导致企业经营者放弃高于资本成本但低于目前企业投资回报率的机会, 直接损坏企业的整体利益;第四, 只代表投资效率, 而不是财富增长。
(3) 剩余收益 (RI) 。即净利润减去资产与资本成本的乘积。剩余收益的运用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 其克服了使用投资回报率指标衡量业绩带来的次优化问题, 引导经营者采用高于资本成本的决策。同时, 剩余收益还考虑了企业全部的资本成本, 包括权益成本的补偿。不同部门、行业的风险不同, 资本成本不同, 剩余收益指标允许企业按风险程度调整资本成本, 风险高的企业资本成本更高, 即使取得与风险较低的其他企业相同的利润, 剩余收益也比较低。但剩余收益是绝对值指标, 不便于在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之间进行比较且资本成本确定较困难。
(4) 杜邦财务分析指标体系。20世纪初美国杜邦公司成功创建了杜邦系统 (The Du Pont System) 。杜邦系统的核心是权益净利率, 是所有财务比率中综合性最强、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指标。杜邦系统分析法通过层层分解财务指标, 直观地反映了影响权益净利率的因素及其内在联系, 揭示了企业筹资、投资和生产运营等方面的经营活动效率, 是一种有效的综合财务分析法。杜邦分析系统在企业管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也奠定了财务指标作为评价指标的统治地位。
(二) 传统财务性业绩评价方法优缺点
传统财务性评价指标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反映了企业的经营业绩。有些指标也非常综合,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企业大规模、多元化发展后对其业绩评价的需要。其优点主要体现在:根据主流产权理论, 强调股东利益最大化可以同时确保其他利益相关人利益最大化, 而这种方法产权思想明晰, 强调了股东利益;在对资产收益率指标层层分解的过程中, 也更容易发现企业经营中存在的问题以便纠正;通过指标分解, 这种评价方法还能从不同角度判断和分析企业经营状况, 有助于经营状况相近的企业间的比较, 为投资决策提供重要支持。但是, 由于财务报表本身的局限性 (如货币计量和历史成本原则的影响等) 、会计政策不同选择影响可比性 (如资产计价方法的选择等) 和财务报表的真实性问题等因素, 使得传统的财务性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存在明显的局限:第一, 财务指标过分注重当期经营效果, 容易使公司追求眼前利益, 产生短期行为, 不利于激励公司追求长期的、潜在的利益, 缺乏预测性;第二, 衡量公司业绩的传统财务评价指标体系很容易被操纵, 造成企业业绩良好的假象。
二、现代业绩评价的方法
(一) 经济增加值 (EVA)
经济增加值 (EVA) 是指企业扣除了全部资本成本 (既包括债务资本成本, 也包括权益资本成本) 之后的资本收益, 具体而言, 其是企业税后净营业利润 (未扣除债务资本成本) 减去债务资本和股权资本的综合资本成本后的余额。
EVA=税后净经营利润-投资资本×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由于EVA计算过程中的NA是公司资产期初的经济价值, 没有反映出投资者投资于企业时资本的实际价值 (可变现价值) , 仍旧难以准确反映企业在给定时期为投资者创造的利润情况。1997年杰弗利 (Jeffrey) 等人又提出了修正的经济增加值 (Re-fined Economic Value Added, REVA) 。该指标认为, 公司用于创造利润NOPATt的资本价值总额既不是公司资产的账面价值, 也不是公司资产的经济价值, 而是其市场价值。因此, 要以资产的市场价值MVt-1为基础结合资本结构Kw来衡量企业的经营业绩, 用公式表示为:
REVAt=NOPATt-Kw×MVt-1
EVA (包括REVA) 概念简单, 容易理解, 是经营者能够理解的财务指标, 其意义在于:其用经济利润代替了会计利润, 能真实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并将企业经营决策与股东财富目标联系起来, 使管理者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在矛盾和协调中取得一致, 并据此建立一种所有权激励报酬体系, 使企业管理者和员工在为股东着想的同时也能像股东一样获得应有的报酬, 引导管理者注重企业的长远发展。
尽管EVA指标与传统的财务业绩指标相比具有突出的优点, 但EVA评价体系有其自身的缺陷。首先, EVA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失真。经济增加值毕竟是基于会计系统的指标, 其有效性必然受到会计制度合理性和会计信息真实性的限制。因为EVA无法识别会计报表中隐藏的虚假成分, 这是经济增加值实践中的最大问题。其次, EVA忽略了所有者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当今以顾客化、竞争化为主旋律的全球经济中, 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忠诚、协调的关系成为决定企业活力和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然而EVA明显忽略了除股东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第三, EVA无法避免管理者的短期行为及操纵行为。EVA在计算时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 但作为一个短期指标, 还是无法避免一些管理者的短期行为以及操纵盈余行为。如果一个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在投资的前几年EVA为负, 以后才逐渐盈利, 在这种情况下, 管理者往往会为了短期的业绩而放弃该项目, 损害了股东财富。此外, 管理者还可以通过安排收入和费用的确认时间来操纵利润, 达到增加短期经营业绩的目的。第四, EVA具有滞后性。经营业绩评价作为一种事后报告, 只是客观反映了事实, 是经营管理的效果。EVA是企业以往业绩的评价, 很难对以后的业绩做出预测, 而且也无法衡量企业在行业中创造财富的地位, 也就无法提供公司在行业中新增财富的份额, 很难解释企业内在的成长机会, 也就增加了企业对未来预期的难度。
(二) 平衡计分卡 (BSC)
1992年罗伯特·S·卡普兰 (Robert S·Kaplan) 和大卫·P·诺顿 (David P·Norton) 提出“平衡计分测评方法”, 即平衡计分卡, 创建了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一次将创造能力和学习能力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 将目标与战略具体化, 使经营者从更广阔的领域来审查企业的经营业绩。尽管平衡计分卡没有针对一个具体行业设计具体的评价指标, 但其以财务目标作为企业绩效评价的核心, 同时强调市场经营、内部管理、企业成长等因素在企业绩效增长过程中的作用的思想是值得吸取和借鉴的。
BSC的创立实现了对传统业绩评价系统的重大创新, 贯穿其始终的基本核心观念是鲜明的“平衡观”与“战略观”, 以财务指标作为业绩评价的核心和焦点, 强调企业在顾客、产品创新、质量等方面的经营业绩必须和财务目标联系在一起, 建立了以因果关系为纽带的战略实施系统, 弥补了战略制定与战略实施之间的差距, 有利于企业战略管理目标的实现。因此, BSC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企业战略目标任务的分解与管理过程, 其始终将企业的战略目标作为中心, 将企业战略目标及实施战略的措施具体化为各部门、小组和员工个人的业绩评价指标, 从而实现企业战略与各部门、小组和员工个人目标的紧密结合。此外, 由于BSC成功地开发了学习与成长方面的业绩指标, 能够通过员工满意度调查和员工审议等程序促使战略分析返回到管理过程的起点, 即实现明确企业未来蓝图和制定战略中各部门的再次协调, 有利于对战略的重新调整, 完成了双循环的、战略性的信息反馈过程。
但BSC也并非是一种尽善尽美的企业战略性经营业绩评价系统:首先, 指标难以量化。平衡计分卡业绩评价体系虽然实现了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融合, 但与此同时也给绩效评价提出了一个难题, 即指标量化问题。非财务指标如何取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些指标是很难量化的, 如员工满意程度、员工受激励程度等方面的指标。难以量化便降低了考核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其次, 平衡计分卡引入了权重的思想, 显然权重的设置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在实践中, 平衡计分卡往往设立过多的指标, 并任意为其分配权重, 使得员工感觉到难以取舍, 甚至无所适从。平衡计分卡业绩评价体系没有给出财务、顾客、内部经营、学习与成长四个方面在整个体系中应占有的分值或比重, 更没有给出在某个方面各个具体指标的计分比例, 从而导致实际操作中无法区分评价企业业绩指标的重要程度, 使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受到影响。最后, 贯穿平衡计分卡的因果关系链很难做到真实可靠, 在短期内经理对战略影响的评价, 不得不依靠主观的定性判断。
三、构建企业业绩评价体系的建议
(一) 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
财务指标最大的优点在于其可以量化, 且操作方便、可信性高, 能够对企业战略和经营策略的结果进行量化而总括地评价, 评价结果具有较强的公信力。但财务指标容易导致过分地注重短期财务成果、急功近利思想和短期投机行为, 弱化了追求长期战略目标的动力等局限性。所以, 必须设计相应的非财务指标与之相匹配, 才能全面、系统地对企业的业绩做出正确的评价。
(二) 系统性原则
对企业业绩进行评价, 必须用若干个指标从不同角度进行衡量, 才能评价其全貌。指标既要有战略性的, 也要有战术性的;既要有总括性的, 也要有辅助说明性的。同时, 这些指标必须互相联系、互相制约, 同一层次上的指标应尽可能边界分明, 避免互相包含, 减少对同一内容的重复评价。
(三) 采用标杆管理法制定标准
标准的制定一定要参照一个合理的标杆。如果标准定得过高, 就会影响积极性并可能导致消极怠工。但如果标准定得过低, 也可能会影响积极性并可能导致“棘轮”效应。同时, 在这种情况下, 经理人员越努力, 超过标准的数额就越多, 下一年的标准就会越高。
(四) 可操作性原则
用于分析和评价企业业绩的各项指标所需的资料必须易于取得, 且同一层次上指标的权重分配要合理, 对指标权重的分配要尽量合理地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标杆管理法。否则, 指标再好, 也会由于无法获取相关的资料而缺乏实际应用价值。
企业的绩效评价体系作为战略决策和执行的重要支撑, 对企业整体的运用与管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现行的绩效评价体系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也存在一定缺陷。有学者认为我国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存在着不少问题, 如研究绩效评价指标的方法存在不足, 制定的绩效评价指标不够科学等, 但是不能否认目前研究取得的成果, 而且相关研究也将会继续。
参考文献
[1]池国华、迟旭升:《我国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评价系统研究》, 《财会通讯》2003年第8期。[1]池国华、迟旭升:《我国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评价系统研究》, 《财会通讯》2003年第8期。
财务治理与财务治理效率文献回顾 篇9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公司治理一直是国内外理论界研究的热点课题。受此影响, 我国部分财务学者借鉴公司治理理论研究成果, 提出了财务治理理论, 希望从财务方面为解决公司治理问题提供参考。实践中, 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问题常常交织在一起, 为解决某单方面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 只有综合研究并提出全面解决方案, 才能切实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复杂问题。财务治理是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交叉渗透的产物, 肩负着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赋予的双重使命, 财务治理理论的提出和不断完善, 正是适应了这一方面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现实要求, 迅速成为财务理论研究的新兴领域。财务治理理论研究是由西方财务理论界开始初步探索, 并在国内财务届得以明确提出并有所发展。财务治理两大理论基础是公司财务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 西方理论界起初对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理论的研究是各自独立进行的。西方财务界对公司财务理论研究较早, 其理财思想可追溯到15、16世纪时期。一般认为, 以1900年法国学者贝奇里耶发表的博士论文《投机理论》为标志, 西方财务学开始以其独特的研究核心和方法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现代西方财务理论发展, 是以马科维兹 (M arkwitz) 的投资组合理论 (1952) 、莫迪格利尼 (M odigliani) 和米勒 (M iller) 的资本结构理论 (1958) 为基础发展而来的。两大理论加之以后发展起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资本市场有效理论、期权定价理论等, 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财务的理论基石。公司治理问题的提出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 而正式展开公司治理理论研究, 可以追溯到1932年美国学者伯利 (Berle) 和米恩斯 (M eans) 发表的经典论文《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经过60年代前后鲍莫尔 (Baum ol) 、马瑞斯 (M arris) 等人的进一步发展, 公司治理理论已经成为当今西方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 成果十分丰富。特别是近些年企业理论的发展、成熟, 深化了公司治理理论研究, 为其进一步深入拓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学基础。随着财务理论、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 为解决日趋复杂的公司财务与治理问题, 仅仅从各自学科出发, 独立研究财务或治理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经济实践的需要了。理论研究需要拓展视野, 进行交叉性学科研究。由此, 西方理论界便产生了对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融合研究。其中, 具有代表性的综合研究成果有:1976年, 詹森 (Jensen) 和梅克林 (M eckling) 开创了资本结构的契约理论, 从公司治理角度, 建立了强调资本结构与经营者行为之间关系的代理成本模型, 得出了当股权边际代理成本等于边际债务代理成本时, 公司资本结构最优的研究成果。由此, 开始了西方理论界有关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理论融合性、开拓性研究———财务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此后, 罗斯 (R oss) 的信号传递模型、格罗斯曼 (G rossm an) 和哈特 (H art) 的担保模型、阿洪 (A ghion) 和博尔顿 (Bolton) 的控制模型等具有广泛影响的资本结构理论的建立和完善, 极大丰富了财务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 对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理论发展意义重大。1988年, 美国《财务杂志》 (The Journalof Finance) 第七期发表了威廉姆森 (W illiam son) 的《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 (Corporate Finance and Corporate G overnance) 一文, 该文明确指出:应综合考察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问题, 如负债与股权融资, 不仅仅是可相互替代的融资工具, 更是可相互替代的治理结构。文章在比较了“交易费用经济学”分析方法与“代理理论”分析方法基础上, 阐释了公司融资方式选择受交易费用因素影响, 主要取决于资产的特性。此外, 该文还就其他一些相关治理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为进一步综合研究公司财务与治理问题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1991年12月, 世界第一部公司治理原则文献———卡德伯瑞 (Cadbury) 报告在英国产生。该报告由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伦敦证券交易所等机构合作成立的公司治理委员会起草并发布。报告的题目是《公司治理的财务方面》 (The Finance A spectsof Corporate G overnance) , 着重突出了公司治理中财务的重要性。报告注重了董事会的控制与报告职能以及审计人员的角色, 尤其注重公司内部财务控制和风险管理问题, 对公司财务治理理论建立与发展, 影响深远。
二、财务治理理论综述
(一) 财务治理 (结构) 内涵
西方对财务治理问题的研究是伴随着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等微观经济学的新进展而产生的, 彰显了基于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关联性基础上的融合交叉研究趋势, 产生了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为中心的新资本结构理论 (即资本结构代理成本学说、资本结构财务契约论、资本结构信号模型、资本结构新优序融资理论) 和以控制权理论为中心的后资本结构理论 (即资本结构控制权理论) 两大主要理论成果。西方理论界对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研究已具有融合研究的趋势, 并有所发展, 产生了财务治理理论的萌芽, 其研究成果必将对财务治理理论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文献检索显示, 尽管西方学者意识到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具有内在关联性和依存性, 但并未展开深入研究, 未能正式提出财务治理范畴, 未能构建出完整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 更没有深入研究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财务治理效率问题, 因而其理论探索尚处于“萌芽阶段”。关于财务治理的内涵, 国内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界定。伍中信教授秉持财权配置论, 认为财务治理结构是以财权为基本纽带, 逐步确立出资人、董事会、经理人和企业财务人员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分别体现各主体在财权上相互约束、相互制衡的关系 (伍中信, 2001) 。衣龙新 (2005) 博士也是财权配置论的拓展者, 认为财务治理是指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 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 在强调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 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 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等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宋献中教授 (2000) 从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进行界定, 认为财务治理结构是一组规范所有者、经营者的财务权力、财务责任和财务利益的制度安排。林钟高教授和冯巧根教授则从“财务契约安排”的角度进行了定义。财务治理作为一种规范、完善企业财务制度的创新组织和契约机制, 它通过一定的财务治理结构、机制和行为手段, 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 以形成科学的财务约束机制和相互制衡机制, 目的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和权责关系, 促使他们长期合作, 以保证企业财务决策的科学性和效率性 (林钟高等, 2005) 。财务治理结构是通过一定的财务治理手段, 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 以形成科学的自我约束机制和相互制衡机制, 目的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和权责关系, 促使他们长期合作, 以保证企业决策效率的一种契约制度 (冯巧根, 2000) 。从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关系视角进行考察, 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子系统, 从属并取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根本性质, 是公司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督权的划分与配置;公司重大财务事项的决策权必须赋予董事会, 一般财务事项由经理人员斟酌决定, 财务经理和财务职能部门拥有财务执行权, 财务监督权则赋予监事会 (黄菊波等, 2003) 。公司财务治理权是公司法人财产权的核心, 法人财产权的主要内容就是法人财务治理权 (包括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控权) 。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部分, 财务治理权配置是财务管理体制和财务运行机制的核心内容, 配置合理与否是影响财务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性因素 (李心合, 2001) 。从利益相关者角度看, 公司财务治理“是指通过财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 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作用, 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 (杨淑娥, 2002) 。以上各位专家的论述, 笔者发现对财务治理概念的界定仍然比较混乱和模糊。我们认为, “财务治理”是在股东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基础上, 通过财权合理配置和财务冲突协调, 形成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与财务治理环境良性互动, 实现财务决策科学化和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的制度安排。
(二) 财务治理主体
杨淑娥 (2002) 将财务治理主体分为两类: (1) 依赖公司内部财务治理保障其利益的主体。主要包括大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 一般掌握着公司控制权, 在财务治理中处于相对主动地位。 (2) 依赖公司外部财务治理保障其利益的主体。主要包括小股东、政府、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其利益易受侵害, 居于相对被动地位。衣龙新 (2005) 认为, 财务治理主体是有能力、有资格、有意愿参与公司财务活动, 并在公司治理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内部权利机构、个体与法人, 主要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债权人。油晓峰 (2005) 则认为财务治理主体主要是股东、经营管理者和债权人三个主体。本文认为, 公司是物质资本所有者 (股东和债权人) 、人力资本所有者 (经营者和雇员) 和社会资本所有者 (顾客、供应商、政府、社区) (以下简称“利益相关者”) 缔约形成的合作收益大于合作成本的产权契约联结体。公司财务治理主体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来理解。狭义上的财务治理主体是有资格有能力对财权合理配置和财务冲突协调、财务决策科学化和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具有重要影响的机构、法人和个体, 主要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股东、债权人、雇员。广义的财务治理主体除狭义的财务治理主体之外, 还包括顾客、供应商、政府和社区等社会资本提供者。
(三) 财务治理客体
财务理论界对财务治理客体的研究并不多, 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财务治理的客体是 (财) 权, 即特指财务治理范畴的财之权, 因为财务治理主要就是对财权的配置 (伍中信, 2007) 。财务活动的客体可以归结为“本金”, 它贯穿财务活动始终, 是财务主体共同作用的目标, 财务主体都关注和追求本金的增值。财务治理活动作为财务活动的组成部分, 其客体也应该是“本金”, 只不过与作为财务管理对象的“本金”所处领域不同罢了。而从财务关系角度, 财务治理的客体又具体表现为本金运动所形成的特定“财务权利”关系 (当然, 这部分财务权利并不是一般意义的财权, 而是特指财务治理范畴内的财权) , 对财权的配置贯穿治理活动始终。因此, 财务治理客体就相应具有了两种表现形式, 治理框架下具体体现的是“财权”, 财务范畴之内总体体现为“本金” (衣龙新, 2005) 。财务冲突是财务治理研究的起点, 也是财务治理的客体。财务冲突是指企业中各利益相关者之间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产生的财务矛盾或冲突, 具体包括两类:一是股东与经营管理者之间的财务冲突, 二是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财务冲突。从国外的研究来看, 财务冲突来源于财务不合作的倾向性, 而财务不合作的倾向性主要是由于企业财务信息不对称以及利益相关者在财务契约中对现金流量要求权的本质差异造成的。而这种财务不合作的倾向性转变为现实的财务冲突则主要是因为财务治理机制不健全 (油晓峰, 2005) 。财务治理客体, 也即财务治理的对象, 取决于财务治理的属性。财务治理的核心在于明确出资人、董事会、经理人和企业财务人员在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而财权体现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对称分布, 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合理分配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已成为财务治理的现实内容。因此, 如何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合理分配是财务治理的客体, 具体表现为筹资、投资、资本运营、收益及其分配等财务活动及其所形成的各种财务关系 (张敦力, 2002) 。我们认为, 财务治理的客体也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财务治理客体是指“财权”, 狭义的财务治理客体特指“财权”中的“权力”。虽然“财权”包括通用财权和剩余财权两个方面, “权力”也包括通用财权中的“权力”和剩余财权中的“权力”, 但广义财务治理客体的核心是指剩余财权, 狭义财务治理客体的核心则是指剩余财权中的“权力”。
(四) 财务治理目标
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公司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对称和利益均衡 (姚晓民, 2003) 。也有学者认为, 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 合理分配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 以促使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大化, 为顺利实现企业目标提供基础 (李秉祥, 2003) 。从公司财务角度来看, 财务治理目标直接体现为本金 (资本) 增值的满意化;从公司治理角度看, 财务治理目标主要体现为优化财务资源配置、促进科学财务决策。因此, 财务治理目标是形成科学合理的财务治理体制、制度和行为规范。这些治理体制、制度和行为规范是对财务治理主体的直接约束, 是财务治理体系要取得良好运作成果、财务科学决策及本金有效增值的根本保证 (衣龙新, 2005) 。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冲突, 以促进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 为顺利实现企业目标提供基础。这个目标基本上分为两个部分, 其一是具体目标, 即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关系;其二是战略目标, 即促使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 (油晓峰, 2005) 。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 合理分配财权, 尤其是剩余财权 (剩余财务控制权与剩余财务索取权) , 以促使企业价值最大化和企业决策科学化, 为顺利实现企业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伍中信, 2007) 。既然财务治理在公司治理和公司财务中扮演着“双肩挑”的重要角色, 那么财务治理目标必须在综合考虑公司治理目标和公司财务目标的基础上进行界定。因此, 我们认为, 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
(五) 财务治理机制
张兆国教授等 (2004) 认为, 在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 要使各利益相关者的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都能实现, 就必须建立一套共同治理和相机治理相结合的企业财务治理机制。企业财务的共同治理机制就是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 使各利益相关者都有平等机会分享企业财权, 即通过分享企业财务收益权来实现其产权收益;通过分享企业财务控制权来相互制衡, 以保护其权益免遭他人侵害, 从而达到长期合作的目的。企业财务的相机治理机制是指在企业经营出现危机时, 通过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受损失的利益相关者能够取得企业的财务控制权, 以改变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杨淑娥教授等 (2005) 认为相机治理机制的依据是关注企业所有权的或有特征 (state-contingent) , 主要是通过对剩余控制权的争夺来改变既定利益格局的, 各利益主体可通过相机治理机制, 确保财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配置能发挥衡量监督和激励是否相容、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是否匹配, 从而利用财权配置达到相关利益者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衣龙新博士 (2005) 认为, 财务治理机制是在企业财权配置的基本框架下, 基于财务治理结构安排和一定制度设计, 能够自动对企业财务治理活动进行调节和规范的一种机制。财务治理机制包括财务决策机制、财务激励机制、财务约束机制三个方面, 这三大机制与财务基础机制的财务主体机制、财务动力机制和财务制衡机制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林钟高教授 (2005) 认为财务治理机制主要解决财务基本机制、财务激励约束机制以及财务相机治理机制等问题。张敦力博士 (2002) 探讨了委托代理结构中的激励机制 (薪金激励机制、职位消费激励机制、期权激励机制和声誉激励机制) 和约束机制 (内部约束机制和外部约束机制) 。
(六) 财务治理 (结构) 体系
林钟高教授 (2005) 和衣龙新博士 (2005) 均认为, 财务治理体系包括治理结构、治理机制与治理行为三个部分, 但在对各构成要素的具体内容上存在分歧。林钟高教授等认为, 治理结构主要解决财务资本结构安排、财务组织结构安排、财务运营模式安排以及财务机构岗位安排等;治理机制主要解决财务基本机制、财务激励约束机制以及财务相机治理机制等问题;治理行为则主要解决财务政策选择、财务战略规划以及财务行为规范化问题。衣龙新博士则认为, 财务治理结构由财务资本结构安排、财务组织结构安排和财务运营模式安排构成;财务治理机制由财务决策机制、财务激励机制和财务约束机制构成;财务行为规范由财务决策行为规范、财务监控行为规范和财务分配行为规范构成。油晓峰博士 (2005) 提出的财务治理理论框架包括财务治理主体、财务治理客体、财务治理假设和财务治理模式等构成要素。伍中信教授 (2007) 认为, 财务治理结构体系包括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中心、治理模式和治理目标等基本要素。在此基础上, 构建了一个以财权配置为核心, 以融资结构为基础, 以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为内核的财务治理结构的研究体系, 并认为财务治理权具有财务决策、控制和监督三个权能。财务治理权是财权范畴中的核心, 其对财权配置的作用和影响主要是通过财务决策权来实现的, 因此财务决策权就成为财务治理权、财权配置乃至企业财务治理结构的核心。
(七) 财务治理效率
财务治理效率是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 没有对效率的深入考量, 就不可能有财务治理理论的真正成熟。关于财务治理效率的研究, 国内研究的不多, 其代表如下:姚晓民和熊瑞芬直接触及了“财务治理效率”这一研究主题, 但其研究还有待完善。姚晓民等 (2003) 认为, 公司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信息不对称引起包括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以及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 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财务治理效率。其中, 前者是主要矛盾。而公司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是提高公司治理效率, 实现公司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对称和利益制衡, 因此, 外部相关者 (尤其是债权人) 利益的保护成为提高公司财务治理效率的关键。可见, 这种论述混淆了财务治理目标与公司治理目标, 也没有抓住财务治理效率的本质。熊瑞芬 (2004) 则从独立审计的角度触及了财务治理效率问题, 但并未论及问题的实质。认为要提高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 就必须改变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 控制信息不对称对各方利益的影响, 充分发挥独立审计在财务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三、总结
国内财务治理研究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明确提出并剖析了财权、财权配置、财务治理、财务治理结构等概念;初步提出了财务治理 (结构) 理论体系。但是国内理论界对财务治理内涵、财务治理体系等基本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未能系统地阐述财务治理的理论基础;研究财务治理效率、财务治理评价等深层次问题的理论成果十分少见。通过文献综述并结合我们的理解, 可以发现, 财务治理产生的原因是公司财权契约不完备和代理问题的存在;财务治理的本质是剩余财权配置 (剩余财务索取权与剩余财务控制权配置) ;财务治理体系由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和财务治理效率组成;财务治理效率则是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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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衣龙新:《公司财务治理论》,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林钟高、王锴、章铁生:《财务治理:结构、机制与行为研究》,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
[6]黄菊波、杨小舟:《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财务治理相关问题的研究》, 《财政研究》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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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hleifer A, Vishiny R.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Journal of Finance, 1997.
[11]Blair M.Ownership and control:Rethink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Washington: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5.
文献回顾 篇10
自20世纪70年代德国经济发展开始迟缓,90年代甚至曾一度陷入停滞,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德国经济真的病了”。长期低迷的经济带来的高失业率问题一直困扰着德国政府。这在德国的历届大选中明显表现出来:1998年,超过400万的失业人口、高达10%的失业率成为导致连续执政18年的科尔总理下台的主要原因。而接替其上台的施罗德政府赢得选举的筹码之一便是“劳动、革新与公正”的竞选口号。2002年施罗德政府赢得选举、上台执政,同年,组织成立“哈茨委员会”并出台《现代劳动力市场服务业法案》然后开始进行“哈茨改革”。
2 哈茨改革的主要内容
2003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哈茨I,主要措施有以下两点:设立人事代理公司与重新定义“合适的工作”。哈茨II于2003年1月1日起生效,主要措施主要包括一人公司、微型工作和小型工作。2004年1月1日开始进行哈茨III改革,其核心内容是对联邦劳动局系统自上而下进行力度很大的机构改革,目的在于将联邦劳动局改造成为以客户为导向的服务机构,从而提高劳工局的工作效率。哈茨IV于2005年1月1日生效,主要措施有以下两个:将失业救济与社会救济合二而一。
3 哈茨Ⅳ的绩效评估
哈茨改革作为德国劳动力市场中力度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对于哈茨Ⅰ、Ⅱ、Ⅱ的评估即便存在不同声音,总体上可以算作比较一致,但哈茨Ⅳ是成是败则是充满争议。因此,本文主要从政府、失业者以及国际影响力这三个角度入手,聚焦哈茨Ⅳ的绩效评估。
3.1 政府
3.1.1 GDP与就业率
Jacobi、Kluve(2006)通过对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描述和对比以及对哈茨改革措施的介绍,也对哈茨IV表示了肯定,他们认为哈茨改革将德国劳动力市场引上了正轨。但是,也有学者持相反意见。杨伟国等人(2007)认为,虽然德国失业率下降,但是近几年的失业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3.1.2 财政
福利国家的通病之一就是国家财政支出过高,杨解朴(2008)认为哈茨改革是德国队社会保险所进行的最根本性的改革,也是社保制度改革制度中引起反响最大的,这是福利国家的自我校正。但杨伟国等人(2007)却认为,最受关注的“哈茨Ⅳ”所实施的“失业金Ⅱ”以及相应的配套改革并没有真正解决市场效率问题。因为以税制设计为代表的制度设计不够合理,所以失业福利仍然相对过高。
3.1.3 政治稳定性
张文红(2005)指出,德国红绿联盟施行的改革虽然出发点良好,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很多措施需要较长时间方能显现成效。而施罗德政府由于对失业保险等所进行的一系列较为激进的改革给红绿联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从而使得联盟党在大选中最终赢得胜利。其次,改革的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社会的动荡。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谈哈茨改革的政治影响力还为时尚早。Kemmerling和Bruttel(2006)通过分析关于政策改革的三种观点认为目前还不能说哈茨改革影响政治,毕竟它遭到遵循德国传统观念的机构的强烈反对。
3.2 失业者
3.2.1 短期利益
一些学者认为,哈茨IV在促进就业方面收效显著。邱莉莉(2007)指出,救助津贴给付水平与就业动机呈现反比关系—救助津贴越高就业激励效果就越差,而救助津贴给付越少就业激励效果则越好。但另一些学者却认为哈茨IV严重损害了失业者的利益。刘露露(2007)指出,因为哈茨IV缩短了失业保险的领取时间同时削减了失业者的基本待遇直至改革前的社会救济金的水平,所以致使过重剥削了德国的中低阶层,从而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
3.2.2 长期发展
虽然,许多学者却指出,虽然短期看来失业者的利益得到削减,但是哈茨IV无疑有利于失业者的长期发展。在哈茨改革之前,韩军(1997)就曾指出社会福利虽然在短期之内能保证人民的生活质量,但无益于人民和国家的长期发展。。因为福利制度完善,致使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弱化,同时不劳而获的颓废思想滋生。许多德国人民只愿接受工资待遇高、工作环境好的工作,那些苦、累的工作,在他们看来还不如直接失业接受救济。
3.3 国际影响
还有许多学者从哈茨改革所产生的国际影响这一角度对其进行了评估。Fleckenstein(2008)哈茨改革偏离了德国传统的保守道理,从而为学习意义重大的社会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夏晓文(2005)在分析德国近些年以来劳动力市场的状况以及各党派的相关政策改革方案的基础上,总结道无论哈茨改革收效如何,都是一次积极主动、影响深远的尝试,不仅给德国,而且给欧洲其他高福利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杨解朴(2008)指出哈茨改革削减社会保障,将失业救济和社会救济合二为一这些措施是福利国家的一次自我校、一次现代化改革,它不仅使得传统的社会保护观念弱化,而且开拓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新思路。
4 结论
哈茨改革是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发展史上的转折,经过改革,德国政府从被动的管理和发放待遇变为以职业介绍为主,通过一系列措施,使就业更加灵活化。虽然有一定成效,但很多措施也引起了各界不满,从而使得此次改革饱受争议。本文在介绍哈茨改革背景、措施的基础上,着重对最为引人注目的哈茨IV进行了评估。虽然是非成败至今难有定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解决失业问题最有效的途径是经济增长。因为在经济萎靡的情况下,单纯的促进就业的政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想真正解决失业问题,政策上的改革只能是辅助,最为根本的仍旧是发展经济。
摘要：为了改变德国高失业率的困境,施罗德政府于2002年始逐步推行哈茨改革,至今已十余年。在综合分析其背景、介绍其内容的基础上,着重关注最受争议的哈茨IV的措施与绩效评估。采用文献综述的方式,从政府、失业者以及国际影响这三个角度入手,对近十余年国内外学者对其所提出观点与所作评估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整理和归纳。最终得出结论,单纯促进就业的政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想真正解决失业问题,政策上的改革只能是辅助,最为根本的仍旧是发展经济。
文献回顾 篇11
患者, 女性, 73岁, 因“右上肺阴影2年”来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就诊。2年前患者体检时胸部CT提示:右肺上叶前段团状模糊影。入院前2d门诊体检时发现右上肺占位性病变, 胸部CT提示:右上肺新生物可能, 纵隔内多个淋巴结增大。疑诊肺部肿瘤收入住院。查血清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5.81ng/ml, AFP、癌抗原125 (CA125) 、癌抗原CA15-3 (CA15-3) 等均阴性。入院后第4天行99mTc-MDP全身静态骨显像, 见胸骨、多处肋骨、第3腰椎和右手掌指骨点片状放射性浓聚区 (图1) , 考虑肿瘤骨转移可能性大。在CT引导下行经皮肺穿刺活检, 病理结果:低分化鳞癌。最后诊断:右上肺鳞癌, 伴全身多处骨转移。确诊后行化疗。
2 讨论
文献报道, 在全身所有的软组织肿瘤中出现在手部的占15%, 而在骨肿瘤中6%会出现在手部[3]。手部骨转移瘤中软骨肉瘤最为常见。
肺癌常见转移部位是肝、骨骼、脑和肾上腺等。骨转移的发生率约为32.5%, 其中以扁骨及不规则骨多见, 如肋骨、脊椎、骨盆及颅骨等, 转移到手足短骨的较少见[1], 而转移到指 (趾) 骨的多发病灶者更为罕见, 多表现为末节指、趾骨溶骨性破坏。韩俊庆等[2]统计了1991~2007年有关文献报道, 以单纯指骨转移为首发症状的原发性肺癌病人17例, 综合性分析:转移病灶位于左手指骨者7例, 右手指骨者9例, 双手指骨者1例, 指骨转移病灶的数量在两手之间的分布大致相等, 除3例病人的转移病灶位于近节指骨外, 其余病人的转移病灶均位于其末节指骨;有6例病人的患病手指既往曾有外伤史。这17例原发性肺癌的病例中, 原发病灶为鳞癌的有11例, 占64.7%, 转移灶均位于指骨的未段, 且均为单发转移灶。国外文献报道的转移到手部的恶性肿瘤不足200例, 限于原发性肺癌转移到手部的病例就更少, 其病理类型、转移部位、临床情况等跟国内报道的情况相似。
本例患者, 临床确诊为肺低分化鳞癌。肿瘤转移部位包括纵隔内多个淋巴结和骨骼。全身骨显像发现多发性骨转移, 特别之处在于除中轴骨多处病灶外, 右手掌骨、指骨也有多处, 在骨显像中呈现放射性浓聚的成骨性改变病灶, 而该患者右手并无外伤史, 且无任何肿痛、功能障碍等自觉症状。结合临床诊断、病史以及骨显像结果所示的中轴骨多发转移病灶等, 我们认为右手掌多发性骨病灶应是肿瘤转移病灶。本患者肺鳞癌伴多发性骨转移、单侧右手掌骨多发性转移病灶, 实属罕见。
参考文献
[1]Charles SH, Vincent RH, Jeffrey Y.Tumours of the hand.Lancet Oncol, 2007, 8 (2) :157-166.
[2]潘璜, 宛四海, 傅森林.肺癌指骨末节转移1例.医学影像学杂志, 2003, 13 (12) :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