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研究文献回顾

实证研究文献回顾（共10篇）

实证研究文献回顾 篇1

Paul M.Heal Krishna G.Palepu的《信息不对称、公司信息披露和资本市场:有关信息披露的实证研究文献述评》 (Information asymmetry, corporate disclosure, and the capital markets: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disclosure literature, 以下简称《述评》) 一文发表于2001年9月份的《会计学与经济学杂志》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述评》主要回顾有关公司管理层的财务报告和自愿信息披露的研究文献, 归纳总结其中的研究发现, 并指出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和领域。

一、作者简介与文献结构

(一) 作者简介

保罗·M·希利 (Paul M.Healy) , 哈佛商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公司披露政策及其对资本成本影响、并购的有效性、盈余管理和管理层报酬研究, 会计著作杰出贡献奖和魏尔德曼奖得主。他的研究成果在《会计评论》, 《会计学及经济学杂志》, 《会计研究》, 《金融分析家》, 《哈佛商业评论》以及《金融经济学》上发表。克里舍·G·佩普 (Krishna G.Palepu) , 哈佛商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公司并购战略有效性、公司融资选择和投资者沟通程序研究, 美国会计协会会计著作杰出贡献奖和魏尔德曼奖得主。他近年来致力于研究新兴市场特别是印度和中国全球化的问题, 以及公司治理问题。

(二) 文献结构

《述评》以回顾资本市场大环境下有关信息披露监管、信息中介和公司信息披露影响因素以及经济后果的文献为主体, 并指出一些关键的研究问题, 为公司管理层的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决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 也为我国的资本市场研究指明了方向。如图1所示, 本文的结构主要包括简介、信息披露问题研究、财务报告决策研究、这两者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以及结论与启示这五部分。

(一) 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

(1) 信息披露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一是信息问题。信息或“柠檬”问题源于企业家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差异和相互冲突的动机, 其有可能导致资本市场分配资源的机能丧失 (Akerlof, 1970) 。现在有些著名的解决“柠檬”问题的方法:一种是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签订最理想合同, 刺激企业家完全披露他们的私有信息 (Kreps, 1990) ;第二种可能的方法是通过监管要求管理层完全披露他们的私有信息;另外, 信息媒介如金融分析师和评级机构可通过分析和加工私有信息以披露公司管理层独有的信息。虽然如此, 仍然有很多经济和制度性的因素决定了合同签订、监督管理和信息媒介是否能够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因此, 有关公司信息披露的研究集中关注于这些因素的截面变化以及它们的经济后果。二是代理问题。代理问题产生于投资者投资于企业之后基本上不积极的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 另一方面, 企业家可以通过发行具有更优先偿还权的债务来侵占投资者的利益 (Smith和Warner, 1979) 。代理问题也有几种解决办法:一种是企业家和投资者之间签订的最佳合同;第二种减少代理问题的机制是董事会;另外, 信息媒介通过分析私有信息来揭露管理层滥用公司资源的行为;公司控制权市场, 包括敌意收购的威胁和代理人之间的竞争, 也能够减轻公司内部人和外部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同样有很多经济和制度因素决定了贷了问题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减轻和缓和, 信息和代理问题的分析框架为公司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的研究者提出大量重要的研究问题。针对信息披露和财务报告监管在减轻信息和代理问题方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审计师和信息媒介对增加管理层信息披露的可信性和新信息提供的有效程度;影响管理层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决策的因素;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

(2) 公司信息披露和财务报告的监管规定。第一, 针对信息披露的监管规定。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对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在多大程度上有效解决了资本市场的信息和代理问题。Leftwich (1980) , Watts和Zimmerman (1986) 和Beaver (1998) 指出, 若把会计信息当作一种公共商品来看待, 搭便车的现象将导致经济运转过程中会计信息的供给不足。信息披露监管的目的在于财富再分配, 而不是为了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Posner (1974) 指出监管者更可能被他们监管的人打败。对信息披露来说, 是否存在市场失灵及其是否能够通过监管来纠正都是实证研究的问题。第二, 有关财务报告决策的监管。会计准则约束了公司管理层在准备财务报表时会计政策的选择。会计研究大部分关注于会计准则是否为投资者或其他利益相关者增加价值。之前大量研究认为, 受到监管的财务报告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有价值相关性的信息, 会计数字的信息含量随着公司和国家的特征呈现系统性的变化。但是最近几篇研究文章指出, 在过去20年中出现了会计盈余和其他财务报表项目的价值相关性下降的现象。会计研究的另一个分支是检验根据新公布的财务报告准则披露的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述评》指出了四个值得进行研究的有关会计准则制定的领域。一是现有的会计准则是否提供了及时的信息, 或者只是对投资者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信息予以确认;二是如果能够检验所有可供选择的会计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的话, 评估准则制定者正在考虑的关于可选择的会计政策好处的研究应该更有可能提供有意义的证据;三是在会计准则制定上, 在未来可供研究的领域是探索哪些类别的会计准则有可能对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最有用;四是未来有关准则制定的研究也可以探索跨国之间最优的会计准则。

(3) 审计师和中介在信息披露过程中的作用。第一, 审计师。审计师为投资者提供有关企业财务报表是否遵从公认会计准则的独立保证。股价会对盈余公告作出反映的事实显示, 投资者认为会计信息是可靠的。研究显示, 资金提供者要求把企业雇用独立审计师作为融资条件之一, 这表明资金提供者认为审计师能够提高财务报告的可信度。但可获得的证据表明, 审计意见并不能给资本市场传递及时的信号。第二, 中介机构。有关中介机构价值的研究大部分关注于金融分析师。学术研究关注分析师提供的两种主要指标的信息含量, 即盈余预测和购买或持有或出售的投资建议。这类研究表明金融分析师为资本市场增加了价值。最近有关金融分析师动机的研究指出, 分析师有动机提高乐观的盈余预测和投资建议。有关分析师专长作用的研究发现经验、所述的经纪公司和所跟踪的公司或行业等可能会影响他们倾向的因素。同时, 对公司管理层的信息披露决策和分析师是否跟踪该公司的决策之间存在的任何相关关系的检验发现, 公开的信息自愿披露既降低了分析师的成本, 也有可能降低对分析师服务的需求。此外还有对其他中介机构如商业记者和债券评价机构的研究。审计意见的价值引发了另外一些研究问题:审计师为审计客户提供的咨询服务如何影响审计师感知上和事实上的独立性以及他们审计的财务报告的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 审计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多重大变化, 这些变化对审计失误和财务报告的可信度有什么影响;哪些因素会影响国家之间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的可信度, 这些问题仍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

(二) 公司管理层的财务报告决策

(1) 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文献。基于市场是半强式有效、订立和强制执行合约的成本是显著的、监管过程中会产生政治成本的假设, 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文献主要关注于管理层在选择会计政策时动机。这类文献的核心关注点在于检验当存在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时, 合同订立和政治上的考虑在解释管理层会计政策的选择中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 使用会计方法增加盈余的公司规模较小, 负债水平相对较高, 而企业应计项目的计提似乎受到薪酬合约的影响。一些实证研究仍将会计方法和信息披露政策的选择作为合约签订过程的一部分。而虽然研究发现了一些有关企业会计决策的经验规律, 但对如何解释此类证据仍不清楚。

(2) 自愿信息披露的研究文献。一是资本市场交易假说。Healy和Palepu (1993, 1995) 提出, 对于预期将要公开发行债券或股票, 或通过股权交易去收购其他公司的公司管理层来说, 投资者对其认同很重要。于是管理层通过增加自愿的信息披露以降低信息风险来降低他们的资本成本。Lang和Lundholm (1993) 的研究显示, 分析师对现在或将来发行新证券的公司的信息披露评级更高, 这些公司在发股前的六个月显著增加了信息披露, 尤其是那些公司自身更有判断力的信息披露。Healy et al. (1999a) 发现, 公司在分析师提高对其信息披露评级后公开发行债券的频率异乎寻常的高。二是公司控制权竞争假说。De Angelo (1988) 发现, 为了争取董事会席位而发动代理权之争的股东, 经常把低迷的经营业绩作为要求管理层下台的理由。Brennan (1999) 研究发现, 在收购竞价期间, 目标公司更有可能公布管理层的盈余预测。三是股权激励假说。公司管理层同时通过很多基于股权的奖励计划直接获得报酬。相关研究认为, 管理层预测的发布和公司股票内部持有人的交易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股票期权存续期间, 企业会推迟利好消息的公布而提前公布利空消息, 情况突然好转的公司其管理层在股票期权报酬有风险时更有可能发布盈余预测。四是法律诉讼成本假说。股东诉讼威胁可能鼓励公司管理层增加自愿的信息披露, 也可能减少管理层信息披露的动机。Skinner (1994, 1997) 发现, 有利空消息的公司提前发布低迷盈利表现信息的可能性是那些有利好消息的公司的两倍多, 此外, 有亏损消息的公司更有可能被起诉。经验研究证据同时表明, 法律诉讼风险并不仅仅与利空消息的公司有关, 同样也涉及那些有利好消息的公司。五是管理层信号传递假说。Trueman (1986) 指出, 管理者有动机自愿发布盈余预测以反映它们的类别。目前还没有支持或反驳这一假说的研究证据。六是产权成本假说。一些研究者提出了公司向投资者披露信息的决策受信息披露可能会损害它们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地位这一顾虑的影响, 公司有动机不去披露那些有损于他们竞争地位的消息。Hays和Lundholm (1996) 认为, 产权成本导致公司只有当他的各业务部门经营业绩相似时才提供各部门的财务数据。否则就有动机通过只报告总体经营业绩而免于让竞争者知道其部门间的业绩差异。Piotroski (1999a) 推断盈利能力下降和在各行业间盈利能力波动小的公司更有可能增加对其部门经营状况的信息披露, 这和产权成本假说一致。产权成本假说还可能会延伸到包括信息披露的其他外部性。

(3) 自愿信息披露的可信度。有两种可能的机制能够提高自愿信息披露的可信度。一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可以为管理层信息披露的质量提供担保;二是可以根据监管要求的财务报告本身推断之前的自愿信息披露是否准确。大部分有关自愿信息披露可信度的研究证据关注于管理层预测的准确度及其对股价的影响, 结果表明管理层预测和经审计的财务信息具有可比的可信度。也有证据表明, 投资者认为管理层预测提供了可信赖的新信息是合理的。对那些预测的准确度的检验表明, 它们比同一时期的分析师预测准确得多, 同时也是无偏的;此外, 金融分析师似乎根据管理层预测的信息修正他们的预测结果。其他证据显示自愿信息披露相比于强制的财务报表信息与股票价格的关系更显著;还有证据支持了处于财务危机中的企业的信息披露的可信度下降。

(4) 有关自愿信息披露的研究的局限性。自愿信息披露的程度难以计量。使用管理层预测作为自愿信息披露的代理变量虽然存在计量精确以及明确的信息披露时点的优点, 但局限在于其准确度能够被外部投资者通过实际的盈利结果很容易的加以验证。而AIMR数据库虽然提供了一个比管理层预测更一般的自愿信息披露的计量指标, 但AIMR评审团的分析师们是否认真的评级、如何选择公司进行评级以及评级的偏差等, 这些问题仍不清楚。同样, 构建的信息披露计量指标由于需要作者一定程度的自我判断, 且他们容易忽略公司与分析师的会议、电话会议等其他渠道的信息披露的缘故, 也不足以广泛应用。

(三) 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1) 实证会计理论研究文献。大部分有关其他会计准则对股票价格影响的研究都只发现合约签订或政治成本因素的影响没有显著的增加。类似, 有关公司的会计方法变更的研究显示, 在宣布会计方法变更时的股票收益率及其对合约签订或政治成本的考虑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一发现至少有三种解释。第一, 会计政策没有显著的股东财富效应;第二, 对于很多被研究的事件来说, 很难计量它们的股价效应;第三种解释认为, 合约签订或政治成本的考虑在解释会计政策变更时的财富效应在经济上是不重要的。

(2) 自愿信息披露的研究文献。很多研究都检验了自愿信息披露的经济影响, 对公司来说, 进行广泛自愿的自愿信息披露可能有以下三种资本市场效应。第一, 股票流动性的提高。自愿信息披露能够降低有消息和没消息的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Healy et al. (1999a) 发现公司在增加信息披露的同时, 其股价也出现了与当前盈余业绩无关的显著上涨, 公司的信息披露战略会影响股价对信息作出反应的速度。此外, Welker (1995) 发现, 分析师对公司信息披露的评级与股票买卖价差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第二, 资本成本降低。信息披露程度高的公司, 它们的信息风险因此降低, 其资本成本有可能低于那些信息披露程度低和信息风险高的公司。Piotroski (1999b) 发现额外提供与分部有关的信息披露的公司, 同期内资本市场对于它们的盈利估值会增加。这与公司的资本成本更低一致。第三, 信息调节增加。如果管理层的私有信息没有通过监管要求的信息披露得到充分的披露, 自愿的信息披露能够降低分析师获取信息的成本, 因而增加他们的信息供给。Lang和Lundholm (1993) 发现, 信息披露更充分的公司, 分析师对其跟踪度越高, 分析师的预测之间的离差越小, 分析师的预测修正也越少。Francis et al. (1998) 发现, 举行电话会议的公司的分析师跟踪度会有所提高。

(3) 自愿信息披露的资本市场影响研究的局限性。潜在的内生性是上述研究中最严重的问题。资本市场变量和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由公司的业绩引起的, 而不是信息披露本身。更一般的, 信息披露的改变不可能是随机事件, 它们有可能是与公司的经营和治理状况的变化共生的。

三、《述评》主要结论及启示

(一) 《述评》主要结论

一是受监管的财务报告为投资者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信息含量的大小随企业及其所处经济体的特征而呈现出系统性差异;二是金融分析师通过他们对企业财务报告决策的分析、对未来的盈余预测和买入或卖出的投资建议, 为资本市场增加了价值;三是审计服务存在市场驱动的需求;四是金融分析师和审计师都不是完美的中介, 部分因为他们的动机是冲突的;五是公司管理层的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决策与他们对合约签订、政治成本和资本市场的考虑相联系;六是公司的信息披露与其股价表现、买卖价差、分析师跟踪度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有关。

(二) 经济环境变革中新的研究方向

一是迅猛的技术革新。近20年来在诸多领域中发生了巨大的技术革新, 但其经济影响并没有及时、普遍的反映在财务报表中。研究发现, 财务报表项目价值相关性的降低可以部分的用技术革新的增加来解释。而一些非财务业绩指标, 如市场总体规模和市场渗透度, 和股价的相关性比财务报表信息更显著。二是网络组织。组织形式的变革同样显著的影响了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的性质。通过模糊企业的边界, 它们对实体计量的概念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对于准则制定者来说, 如何在财务报表中反映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 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问题。三是审计事务所和金融分析师商业模式的变化。审计事务所越来越依赖管理咨询业务, 而不是审计业务。同样, 由于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资助证券研究的资金减少, 金融分析师和投资银行以及证券承销业务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些趋势可能会加剧分析师所面临的利益冲突, 因此引出了对信息媒体的作用的质疑。四是全球化。资本市场的全球化产生了对财务报告全球化的呼声。尽管如此, 传统的财务报告模式似乎并不能很好的及时反映这些变化汇总许多变化的经济意义。因此, 未来信息披露的一个研究机会就是探索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如何作出调整, 以适应商业和资本市场环境的变革。

(三) 我国的研究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状况是资本市场运行有效性的基本影响因素。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研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汪炜, 蒋高峰 (2004) 研究显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程小可等 (2004) 根据随机抽选的100个沪市公司样本, 证明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时间呈逐年缩短的趋势, 且规模越大的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时间越晚;年报披露及时性与盈余消息类型密切相关;盈余披露及时性显著影响了盈余市场反应系数。刘立国, 杜莹 (2003) 的研究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两方面, 对公司治理与财务报告舞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论建议要解决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 应该从完善公司治理入手。朱晓婷, 杨世忠 (2006) 依据中国深沪两市上市公司2002-2004年年报数据的研究发现:早披露年报公司的市场反应显著强于晚披露公司, 从而得出了及时性具有信息含量的肯定结论。张宗新等 (2007) 采用深交所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评级作为信息披露质量代理变量, 证明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内在关联性, 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公司, 其市场表现和财务绩效也都较佳。其它研究结论也都认同目前国内的资本市场仍处于弱势有效阶段, 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信息披露制度亟待完善。

尽管如此, 有些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如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现存问题的成因分析, 上市公司自愿性会计信息披露评价指数设置、披露质量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完善上市公司自愿性会计信息披露的主要对策等。

参考文献

[1]程小可、王化成、刘雪辉:《年度盈余披露的及时性与市场反应——来自沪市的证据》, 《审计研究》2004年第2期。

[2]刘立国、杜莹:《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的实证研究》, 《会计研究》2003年第2期。

[3]汪炜、蒋高峰:《信息披露、透明度与资本市场》, 《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

[4]朱晓婷、杨世忠:《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的信息含量分析——给予2002-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年报数据的实证研究》, 《会计研究》2006年第11期。

[5]Lang, M., Lundholm, R.Cross-sectional determinants of analysis ratings of corporate disclosures.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93.

[6]Leftwich, R..Market failure fallacies and accounting information.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80.

[7]Kreps, D..A course in microeconomic theo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1990.

[8]Beaver, W..Financial reporting:an accounting revolution.Prentice-Hall, Englewood Cliffs, 1998.

[9]Paul M.Healy, Krishna G.Palepu.Information asymmetry, corporate disclosure, and the capital markets: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disclosure literature.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1.

[10]Skinner, D..Why firms voluntarily disclose bad news.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94.

实证研究文献回顾 篇2

作者简介：韩东亮（1990―），男，汉族，管理学硕士，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摘 要：为了了解当今大学生的网络文献检索能力，该研究以安徽大学的本科生为研究对象，从网络文献检索的目的、途径、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信息检索课程的开设四个方面展开问卷调查，经统计整理，分析得出高校大学生网络文献检索的现状。

对于大学生的网络信息检索能力与行为现状，国内已有相关研究。周小磊和袁曦临在2008年的发表的《高校学生信息素养状况调查与分析研究》[1]，张士靖、杜建和刘娜在2009年发表的《高校不同层次信息素质教育调查分析》[2]，王伏红在2010年发表的《高校图书馆开展学生信息素质教育方略》[3]等，都共同指出了大学生网络信息检索能力的不足，利用网络进行资料搜集、文献检索的能力有待提高，但90后大学生的网络文献信息检索能力究竟如何，是否具有不同以往的新问题、新特点，我国的相关调查研究并不多。

1.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以安徽大学的在校大学生为样本，于2015年3月至4月间，向各年级在校学生发放问卷共450份，采用不记名方式当场填写，经认真统计分析，收回有效问卷共437份，收回率为97.1%，其中男生196人，女生241人。

2.调查结果及其分析

2.1 网络文献检索的目的

此问题为多项选择。从表1中不难看出，大学生进行网络文献检索的目的，总体来说比较被动，主要是为了完成课程论文，其次是社会实践的需要，分别占92.2%、48.3%。

21.5%的人次，大概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因为兴趣爱好进行网络文献的检索，除了说明大学生们的求知欲十分旺盛之外，同时也表明大学生们对网络文献的认同和关注。此次调研，由于大四学生多数因有找工作等原因，并不在校，因而为了完成毕业论文的人数并不多，只有8.9%。

2.2 网络文献的检索途径

此问题为多项选择。在诸多网络文献检索途径中，搜索引擎的选择毫无疑问的占据了第一，为88.3%，充分说明大学生们对搜索引擎的信任和使用习惯。

于是，针对搜索引擎的选择，设计了进一步调查。

在网络检索过程中，一般选择一个搜索引擎即可达到搜索目的，最多不超过三个，因而设计为限制性选择，至少选一个，最多选三个。大学生常用搜索引擎分别为：中国知网、百度、Google、搜狗、360搜索、其他。经整理，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如表3所示，在校大学生最常用的三大搜索引擎是百度、中国知网和Google，分别是占90.8%、82.6%、54.7%，对于中国知网的认识和利用如此之高，令人倍受鼓舞。

2.3 网络文献检索遇到的问题与解决办法

网络文献检索问题为多项选择，设计的选项分别为：检索结果不够准确、检索词选取不当、数据库信息滞后、无法获取全文、其他。

经统计整理发现，大学生在网络文献检索时遇到的问题比较集中，有78.7%的大学生认为“检索结果不够准确”，成为网络文献检索最突出的问题，其次是“检索词选取不当”（63.4%），其他问题较少。

此问题为单项选择。高校大学生在网络文献检索时，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遇到问题后，增换检索词的最多，占44.2%，其次才选择换搜索引擎（26.7%），甚至宁愿埋头苦找（22.2%），在网上一页一页的翻下去，寻找检索内容，只有6.9%的大学生会寻求他人的帮助。据此可以看出，90后大学生的性格比较独立，他们更愿意独自完成检索目的和检索任务，协作能力也因此相对薄弱一些。

2.4 信息检索课程的开设

经统计整理发现，93.1%的大学生没有开设信息检索的相关课程，而只有54.2%的学生认为应该开设相关课程，并且需要开设。

较大的数据差异，不仅表明大学生对信息检索相关课程的不信任，也表明他们的信息意识较差，常常自我感觉良好，从而忽略了对信息检索这项基础技能的学习与掌握，不知不觉中增加了网络文献检索的时间，降低了学习效率。

3.建议

3.1 加强信息重要性的宣传工作，提高大学生的信息意识

生活在信息时代的大学生们，每天都在接触大量的信息，也因此最容易忽略信息的重要性。高校应该以开设讲座、讨论会等方式，宣传信息的重要性，提高大学生的信息意识和信息敏感度，不要被繁杂无序的信息所淹没，学会在信息的海洋里游泳。

3.2 增加辅助检索服务

大学生对网络文献的检索结果不满意，与各个网站、搜索引擎本身不无关系，大都缺乏相应的辅助检索服务。为了提高检索结果准确率，各网站、搜索引擎应当增加辅助检索服务。比如开设个人主页的建立功能，或允许检索者输入个人信息，比如院校、专业等，然后网站系统可以根据这些信息，辅助查找，并增加同院校、同专业领域相关文献的推送服务，最大限度的满足检索者对网络文献的需求，减少检索者的检索时间，降低网络文献的寻找难度。

3.3 全面开设信息检索课程，并提高课程的实际应用

信息检索课程的开始，不止针对与信息相关专业，而是任何专业的大学生。高校应将信息检索，作为大学生的基本技能进行培训，将信息素质教育，贯穿大学生生活的始终。加强高校大学生的信息检索技巧和策略的培训，可以有效筛选出大学生所需要的内容[4]，使检索结果更加科学、准确。

同时更要提高任课老师的信息素养和课程质量，任课老师切忌空谈理论，不重应用，应以解决大学生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为授课的主要目的，帮助每一名大学生掌握这一学习、生活的基本技能。

实证研究文献回顾 篇3

关键词：区域协作联盟 公共信息资源 宁夏

中图分类号： G25５.１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3-69３８（２０10）０6－0121-03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Books Storage System in Ningxia Area

Wang Gang Yin Guanghua（Ningxia Library, Yinchuan, Ningxia， 750011)）

Abstract：Based on investigation, the author proposed a scheme of storing ancient books in Ningxia area.

Key words： local association； public information resources； Ningxia

ＣＬＣ number： G25５.１Document code： AArticle ID： 1003-6938（20１1）01-0121-03

为了全面保护中华古籍，国务院自2007年起，决定用3至5年的时间在全国开展古籍普查工作。国家文化部于2007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国务委员陈至立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标志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启动。2007年4月30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正式成立。2007年5月14日，经中编办批准在国家图书馆设立“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并于2007年5月25日举行了揭牌仪式。2007年8月1日，国家文化部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印发了“全国古籍普查工作方案”、“全国古籍保护试点工作方案”、“《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评审暂行办法”及“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并设立专家委员会，聘任有关专家负责珍贵古籍的定级审核和普查咨询工作。此次普查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大规模的对古代文献典籍进行广泛、细致的调查统计，其结果将对古籍保护工作提供准确的依据，从而更加有效地保存、保护和整理这些蕴含着中华灿烂文明的珍贵文献典籍，使之永泽后世。

宁夏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十分重视开展“全国古籍普查”及古籍保护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国家文化部文件精神。2007年2月，自治区文化厅、自治区图书馆的领导同志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会后及时向文化厅党组做了专题汇报，并根据会议精神，结合宁夏地区实际情况启动了古籍普查工作的前期筹备工作。2007年8月，自治区文化厅下发文件，成立了“宁夏古籍普查与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含专家委员会）和“宁夏古籍文献保护中心”（以下简称“宁古保中心”）。“宁夏古籍普查与保护工程”职责是：按照国家文化部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统一部署，组织、领导、协调、监督检查宁夏地区古籍普查与保护工作；组织专家开展古籍鉴定、定级和普查咨询、审核工作等。2008年，在宁夏图书馆的倡议下，将宁夏图书馆承办的“全国第十次民族图书馆科学讨论会”的主题确定为“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普查、整理、研究与利用”，会议期间还重点对起草中的“全国民族文字古籍定级标准”进行了专家论证与研讨。2009年5月26日，“宁古保中心”经自治区编办批复正式成立

宁夏图书馆、宁夏古籍保护中心积极开展“全区古籍普查”工作，对宁夏古籍文献保护的现状进行了全面的调研，在此基础上，加大了保护古籍工作的力度，并进一步保存、开发和利用古籍文献，本文特针对宁夏的实际情况，提出构建宁夏古籍文献保存寄存体系模式，以期抛砖引玉。

1 宁夏地区古籍珍贵文献保存现状及建设

2007年以来，宁夏图书馆、宁夏古籍保护中心组织专业人员对我区各地、市、县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高等院校、科研单位、考古部门、教育部门等单位进行了全面调查，基本掌握了宁夏地区古籍收藏的数量及保存状况。

1.1 宁夏地区古籍珍贵文献保存机构与设施状况

除宁夏图书馆一家有达到国家《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求》建设指标的古籍文献专藏书库外，我区各地、市、县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高等院校、科研单位、考古部门、教育部门等单位的古籍文献专藏书库几乎是空白，宁夏图书馆新馆建成并投入使用之后，根据国家新颁相关标准另追加投资130余万元，对地下“珍善本书库”进行了恒温恒湿系统改造，并于2009年7月交付使用。该书库总面积为1152m2，实际恒温、恒湿面积约708m2，能容纳50万册古籍文献。该书库是宁夏地区第一个采用现代化技术保存古籍善本书的书库，它在宁夏地区的古籍保护工作中将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宁夏图书馆馆藏古籍及其它珍贵文献约20万册已于近期完成整体搬迁入库（“二次搬迁”）。

宁夏大学图书馆古籍库只有恒温恒湿温控设施。社科院图书情报中心、宁夏医科大学图书馆、固原图书馆虽有单列专藏书库，但没有恒温恒湿温控设施，也没有防风防霉防虫防菌设施，书库面积狭小。绝大多数县级图书馆都没有古籍文献专藏室，只有专柜，但保管条件极差。更有甚者，隆德县图书馆整体建筑陈旧破败，所有书柜、文献都穿着“雨衣”，用透明塑料布裹盖着；书库地面更因返潮而水迹斑斑。

由于经费原因，宁夏各古籍收藏单位（除宁夏图书馆新馆已建成具备恒湿、恒温的珍善本保存书库外）的古籍保存环境及设施状况还相当薄弱，与国家颁布的各种古籍保护标准还有很大差距。主要问题是建筑环境差，缺乏恒湿、恒温及防止古籍酸化、老化的设备与手段。这些问题都需要今后逐步得到解决和改进。

1.2 宁夏地区古籍珍贵文献状况

目前，宁夏地区古籍收藏大约18余万册，其中善本约100部1300册。已整理、编目的古籍数量为101200册；待编目的古籍数量为81105册。其收藏主要分布在以下单位：宁夏区图书馆约10万余册（97243册，其中已完成分编89224册；未分编7605册；地方文献414册）；宁夏大学5万余册；宁夏医科大学4500余册；宁夏社科院17000余册；宁夏博物馆6000余册；固原图书馆5500余册；中宁县图书馆2000余册；银川市第九中学1000余册；隆德县图书馆50余册；民间古籍收藏情况目前尚不清楚，有待进一步摸查。

按照国家文化部《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评审暂行办法，经过“宁古保中心”的积极组织和宁夏各收藏单位的认真挑选、申报，宁夏地区共有4种古籍分别入选第一批、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即：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藏西夏木活字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编号02306）;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元活字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现存一卷：七十六，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编号02321）;宁夏大学图书馆藏稿本《汉石例六卷》，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编号04352）;宁夏图书馆藏清乾隆宝应王氏白田草堂刻本《朱子年谱四卷考异四卷附录二卷》，焦循题记，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编号03978）。

2 建立寄存体系的现实意义

2.1 国外寄存图书馆的发展

寄存保存思想在国外的图书馆学界早已产生。1941年,波士顿地区的8个图书馆建立寄存处——新英格兰寄存图书馆（New England Deposit Library—NEDL）。 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欧洲大陆开始建立寄存图书馆。2000年在耶路撒冷举办的第66届国际图联大会将寄存图书馆分为3种类型: ［１ ］（1）保存处（store）,在图书馆以外另行组织一个处所,图书馆完全拥有存放在那里的文献的所有权;（2）合作的图书馆保存处（cooperative storage library）,几个图书馆之间的寄存处,每个图书馆完全保留寄放在那里的文献的所有权;（3）图书馆寄存处（repository library）,图书馆之间的寄存处,每个图书馆把自己对文献的所有权转移给它,这样,可以避免馆藏的重复,降低副本。对于实体文献，欧美国家的寄存保存模式主要可划归为以下几种:（1）寄存保存可以不移动馆藏,也可以把馆藏移到特别的房间；（2）寄存处可以属于一个图书馆,也可以属于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图书馆团体；（3）寄存图书馆可以是多方面的，如音乐磁带的寄存和为盲人等残疾人服务的文献寄存。

随着社会信息量的激增与信息产品内容与介质的多样化，国际文献信息寄存制逐步发生了变化。同时，随着公共信息资源的范畴越来越大，各国根据对公共信息资源类型与性质的划分对其实行不同的寄存制，除了实体公共信息资源的寄存，也建立并逐步完善了虚拟文献——网络文献的物理存储地点寄存。如美国的政府出版品寄存制，加拿大的 “寄存服务计划”（DSP）。［2 ］在资源保存方面，世界各国也有大量的研究、报道及实践，如保存合作联盟、开放存取与数据仓库等，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数字化保存合作联盟（Digtial Perservation Consoron）和加拿大政府网络归档项目（GCWA）。［3 ］

从上述寄存体制的发展来看，寄存体制可以是多方面的，也可以是多模式的。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它都为我们建立地区古籍文献寄存体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指导。

2.2 建立古籍文献寄存制的现实意义

在当今大资源观下，建立寄存制的集约化管理能够实现各文献保护机构内外资源的优势互补，最大限度地扩展发展空间，共享技术设备、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创造1+1>2的协同效应。从宁夏的实际情况来看，各古籍文献收藏单位无论是古籍文献保存的物理环境、设施资源条件，还是人力资源环境都是较为落后的，远远达不到开展古籍文献保护工作的软硬件条件。如在上文我们已经介绍了宁夏地区的古籍文献收藏保护的设施状况以及古籍文献收藏分布的分散状况。同时经统计，宁夏古籍文献保护专职人员共有10人，其中宁夏图书馆3人，宁夏大学图书馆2人，宁夏博物馆1人，宁夏医科大学图书馆1人，宁夏社会科学院图书资料中心1人，固原图书馆1人，宁夏文物考古所1人。这些人员中，具有文献保护专业及相近专业学历与技能的只有3个，古籍文献保护人员远远不能满足古籍文献保护工作的需要与要求。因此，从在大资源观的视角，构建宁夏地区古籍文献寄存体系，使得各个古籍文献收藏单位通过对内部能力、战略目标和市场目标的广泛认识以及对多样的、共存的读者机遇的把握，以合作协调方式组建多形式的古籍文献寄存组织显得尤为重要。另外这种组织能够从一个区域整体上节约建筑资源、经费资源、人力资源及管理成本等。［4 ］试想一下，如果每一个古籍文献收藏单位都按照国家标准要求投资建立古籍文献书库，那么一次性投入需要多少，更不要说后续的维护以及相应的管理、人员投入，更何况，宁夏地区的古籍文献收藏量小且分散。一定地理范围内的组织机构可以共享一个共同的管理机构,资金来源和相同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文化背景,也具有相同的需求和共性问题,容易形成共识并取得资金支持,有利于其发展。因此，对于宁夏来说，构建本地区的古籍文献寄存中心或古籍文献寄存联盟是实现宁夏地区古籍文献共建共享、共同保护与传承的基础和有效途径。

3 建立宁夏地区古籍文献寄存体系的构想

3.1 寄存体系的构建模式

（1）建立古籍文献寄存中心。加强古籍保护工作，首先要统筹规划，逐步改善宁夏地区古籍的保存环境。其损害主要来自自然界的侵蚀，包括酸化、氧化、老化等方面；其次是鼠啮虫蛀、火灾水侵等。要延缓古籍的老化程度，延长其使用寿命，科学而完善的保护环境是至关重要的，但要普遍建设具有恒湿、恒温，防止酸化、老化的现代古籍保存书库，需要很大的经费开支，在目前看来显然不现实。所以应该统筹规划，先行投入、扶持一些重点或主要的古籍文献收藏单位，使其改善古籍文献保存条件，然后逐年加大投入，逐步改善宁夏地区古籍文献的整体保护环境。同时，对于一些收藏古籍数量不多的的基层收藏单位，可以考虑通过主管部门的协调，将其所收藏古籍文献寄存至“宁夏古籍保护中心”，采用恒温、恒湿书库集中保存、管理，但归属权仍为原收藏单位所有。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因此，根据宁夏古籍收藏单位不多的现况，应建立一个两级的实体古籍文献收藏寄存体系，即寄存中心——收藏单位。寄存中心设在“宁古保中心”。各古籍文献收藏单位可自愿将所收藏古籍文献按收藏级别要求寄存在中心。中心与收藏单位按照所签订的寄存协议履行各自的职责与义务。

（2）寄存体系的构建原则与中心馆的任务。根据宁夏地区的实际需要，借鉴国外寄存体系的发展经验与模式，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我们构建了宁夏古籍文献保存寄存模式，即建立地区联合式中心寄存制，在自愿、协议的基础上，各地区的古籍文献收藏单位把符合规定的古籍文献按照级别寄存到不同等级的中心馆。中心馆的主要任务是：（1）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古籍全面普查登记，全面了解和掌握全区公藏私藏古籍情况；（2）对登记的古籍进行详细清点、鉴定真伪、编目整理；（3）依据国家文化部新颁布的部颁标准对登记古籍进行定级。在此基础上建立全区古籍信息数据库，编制全区古籍联合目录；（4）依据普查与定级结果，遴选申报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5）根据相关标准，组织评定全区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遴选申报“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6）适时启动全区古籍修复工作；（7）适时启动对民间珍稀古籍的征集、收购工作；（8）对宁夏区图书馆馆藏中文特藏文献进行专家鉴定、定级工作；（9）积极做好古籍普查及古籍保护工作专业人员的培训工作；（10）制定、规划全区古籍文献保护工作的发展策略、计划与实施步骤。

3.2 开展古籍数字化工作

对古籍进行数字化处理，既能保护古籍文献，又能充分利用古籍资料，是最有效保护古籍的途径之一。在目前国家尚未有统一的古籍数字化协调方案的状况下，加强地方性的古籍数字化工作是十分必要的。由于多种因素，宁夏地区尚未对现存古籍进行数字化处理，应适时把此项工作放到议事日程上来。根据宁夏地区的具体情况，可以考虑通过统筹规划，建立数字化古籍文献数据库三级组织结构，即由“宁古保中心” ——宁夏图书馆、宁夏大学、宁夏社科院图书资料中心三个分中心——古籍文献收藏单位构成，由宁夏图书馆、宁夏大学图书馆、宁夏社科院图书资料中心分工协作，分别负责本系统的古籍数字化工作，从而分担、减轻古籍数字化工作所需经费资源、人力资源、设备资源等各项资源短缺的压力。在完成古籍数字化的基础上，建立“宁夏地区古籍收藏数据库”及宁夏地区古籍文献网络服务平台，使其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古籍文献资源共享与古籍文献传播。

4 结语

需要强调的是，根据宁夏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建立古籍文献寄存体系时，应首先制定我区古籍文献寄存体系的发展对策，宏观上要加强古籍文献寄存公共政策的制定，鼓励各古籍文献收藏单位与个人积极参与，加强古籍文献寄存网络服务体系建设，扩大古籍文献寄存体系的功能。同时，要加强古籍文献寄存技术与服务标准的合作，以提高古籍文献寄存体系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建筑、文献、信息）的效益，并应注意立足于加强有关网络化信息技术的学术交流，提高古籍文献的利用率。

参考文献：

［1］王林军, 孙俊彩.浅谈建立中国的文献剔除体系［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5，（2）：24 .

［2］陈传夫，黄璇.欧盟推进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模式及其借鉴意义［J］.图书馆论坛，2006，（6）：233-237.

［3］黄璇. 国际上政府出版品寄存制度及对我国的借鉴［J］.现代情报，2008，（1）：2.

［4］吴慰慈，李富玲.区域性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保障体系建设研究［J］.图书馆论坛，2005，（6）：16-21.

实证研究文献回顾 篇4

一、审计成本影响因素研究

(一) 被审计单位特征对审计成本的影响

(1) 被审计单位资产规模关于被审计单位资产规模与审计成本之间的关系, 国内外学者都进行了大量研究, 普遍认为被审计单位资产规模与审计成本正相关, 资产规模越大, 审计成本越高。刘斌、叶建中和廖莹毅 (2003) 通过对我国2001年披露的590家上市公式的审计费用数据, 利用Simunic修正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企业总资产是影响审计费用的主要因素。伍利娜 (2003) 、漆江娜 (2004) 、张继勋 (2005) 、王洪春 (2002) 等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都反映被审计单位资产规模与审计成本正相关。Simunic (1980) 最早考察了可能影响审计费用的十大因素, 发现资产规模是决定审计费用最关键的因素。Francis (1984) 用修正Simunic模型考察了澳大利亚审计市场, 同样发现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与审计费用显著相关。Firth (1985) 、Taylor&Baker (1981) 、Anderson&Zeghal (1994) 、Krishnagopal&David (2001) 等国外学者的研究都反映被审计单位资产规模与审计成本正相关。 (2) 控制子公司数量子公司数量关系业务复杂程度, 有关审计费用的实证文章中, 子公司数量常作为解释变量被研究, 得到较为一致的研究结论, 普遍认为被审计单位控制的子公司数量与审计成本正相关, 控制的子公司数量越多, 业务越复杂, 关联方交易和舞弊可能性加大, 增加了审计资源的投入。刘斌、叶建中和廖莹毅 (2003) 的研究发现控股子公司数量与审计费用在显著相关。韩厚生和周生春 (2003) 等国内学者研究都得到控制子公司数量与审计成本正相关的结论。Simunic (1980) 对美国审计市场的研究表明子公司数对审计费用具有显著影响。Francis (1984) 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业务复杂程度 (控股子公司数量) 与审计费用显著相关。Krishnagopal&David (2001) 也在其研究中得到类似结论。但Firth (1985) 的研究结果却显示审计费用与子公司数量并不显著相关。 (3) 应收账款水平应收账款是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 通过应收账款的虚构、坏账的计提与转回等方式进行盈余管理。因而, 应收账款的核查是审计的重要工作之一, 需投入较多的审计资源, 应收账款水平越高, 审计成本越大。国内外大量研究结论显示应收账款水平与审计成本正相关。刘斌、叶建中和廖莹毅 (2003) 的研究显示度量经济业务复杂程度的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在0.01水平上与审计费用相关。张继勋、陈颖和吴璇 (2005) 在其研究中得到上述结论。Firth (1985) 研究显示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重对审计费用有显著影响。Simunic (1980) 等国外学者在其实证研究中也得到上述结论。 (4) 盈余管理水平盈余管理水平与业务复杂程度相关, 还与审计风险相关, 故盈余管理水平既影响审计成本, 也影响审计风险溢价。盈余管理水平越高, 审计所需投入的资源越多, 审计成本也就越高;另外, 盈余管理水平越高, 诉讼风险越大, 也会通过风险溢价影响审计费用, 本文将在审计溢价部分提及盈余管理水平对审计费用的影响, 此处只阐述对于审计成本的影响。由于盈余管理水平本身不容易衡量, 已有研究尚未得到确切的研究结论。刘运国、麦剑青和魏哲妍 (2006) 借鉴Simunic的修正模型对审计费用和盈余管理进行实证分析, 认为一定程度上, 审计收费与盈余管理正相关, 注册会计师对调减收益的盈余管理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审计费用与调减收益的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 与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水平正相关, 但并不显著。而伍利娜 (2003) 在其论文中得到不同的结论, 认为处于“保牌”区间的盈余管理与审计费用负相关, 并从审计双方议价、协商角度加以解释。事实上, 在审计费用研究领域里面, 被审计单位特征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是最热门的研究, 众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研究, 本文难以详尽地加以归整, 不可避免地会遗漏一些研究成果。另外, 可能是研究方法、样本选取、模型构建方面的差异, 某些方面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不同研究得到的结果可能相反, 尚待更深一步的研究。

(二) 事务所特征对审计成本的影响

(1) 事务所规模事务所规模差异往往代表了审计质量差异, 不同的审计质量要求投入不同的审计资源。因而, 事务所的规模会对审计成本产生影响。实际研究中, 往往将事务所划分为两组———大所和非大所。伍利娜 (2003) 借鉴Simunic等1994年研究所运用的模型进行研究, 发现事务所规模对审计费用有明显的影响, “五大”比“非五大”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漆江娜、陈慧霖和张阳 (2004) 用2002年沪深股市数据进行研究, 发现“四大”所收取的审计费用比“非四大”高。其他国内学者在进行实证研究中, 也考察了事务所规模对于审计费用的影响, 与上述结论基本一致, 认为事务所规模越大, 所收取的审计费用往往也越高。国外学者对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费用关系的研究结论也基本一致, Francis (1984) 用修正过的Simunic模型考察澳大利亚审计市场, 发现事务所规模和审计费用呈显著正相关关系。Johnson, Walker和Westergard (1995) 在Firth的基础上研究新西兰审计市场, 发现规模最大的五个事务所较其他事务所多收取24.1%的审计费用, 即事务所的规模越大审计费用越高。Rubin (1988) 、Mark De Fond (2000) 等学者研究也得到类似结论。但是, 也有学者在其研究中未发现事务所规模对审计费用的系统性影响, 并从事务所规模报酬、审计行业竞争程度的时期差异等角度加以解释, 例如Simunic (1980) 、刘斌、叶建中和廖莹毅 (2003) 等的研究。 (2) 事务所行业专门化行业专门化是事务所基于对行业知识和行业审计程度的高度重视而采取的一种经营战略和市场竞争策略。行业专门化战略可能为事务所提供总成本领先优势 (Ratna, 2005) , 也有可能为事务所带来产品差异化优势 (Simunic&Stein, 1987) , 这两种优势会对通过事务所行业规模经济与行业专长溢价对审计定价产生影响。行业专门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与经验曲线效应 (Taylor, 2000) 等会导致审计成本的下降, 进而影响审计定价, 在不考虑审计双方议价能力的情况下会导致审计费用的下降。另一方面, 行业专门化所导致的产品差异化优势, 这种优势往往意味着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有可能产生审计溢价, 导致审计费用的上升。国内外大量文献对行业专门化和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但是所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 多数研究表明行业专门化与审计费用只看存在正相关关系。Craswell (1995) 以1982~1987年澳大利亚上市公司为样本, 发现“八大”审计师中的专长审计师比非专长审计师要多收取34%的审计费用溢价, 并推断行业专长是提供差异化审计服务的基础, 是高质量审计需求的体现。Defond、Francis和Wong (2000) 对香港审计市场进行研究, 发现“六大”事务所中的专长审计师比非专长审计师多收取29%的审计费用。相对于被审计单位特征, 事务所特征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较少, 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事务所特征方面的数据、资料难以获取, 进行实证研究比较困难。已有关于事务所特征方面的研究也主要关注事务所规模, 因为事务所的规模数据比较容易获得, 学者往往利用虚拟变量对事务所按照规模大小进行分类研究。但是, 也有少量学者关注到事务所的其他特征进行实证研究, 例如审计师特征、审计师行业专长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数据收集较为困难, 研究成果较少, 本文不对此类影响因素做系统的归整。

二、风险溢价及其他影响因素研究

(一) 风险溢价影响因素研究

(1) 公司治理水平有效率的公司治理结构因能够降低公司的固有风险或控制风险而最终会减少会计师事务所收取的审计费用。公司治理结构效率越高, 其对管理层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动机约束越强, 因而公司的固有风险或控制风险也越低, 因此有效率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助于降低注册会计师的审计风险。潘克勤 (2008) 以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发布的公司治理指数作为公司治理质量的替代变量, 研究公式治理质量对于审计费用的影响, 发现公司治理质量与审计费用负相关。高水平的公司治理能有效降低审计风险, 减少审计费用的发生。蔡吉甫 (2007) 也在其研究中得到同样的结论。 (2) 违规公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证和上海两个证券交易所 (简称“一会两所”) 对上市公司违规事件处罚公告会产生明显的市场反应。被处罚公司再次发生舞弊行为的可能性较大, 公众关注度较高, 且这类公司再度被监管部门审查的可能性也较大, 这些处罚公告的后续反应会增加事务所的审计风险。事务所对这些公司审计过程中, 往往收取较高的风险溢价, 导致审计费用的增加。朱春艳和伍利娜 (2009) 通过研究2001年至2007年被“一会两所”处罚过的上市公司的审计市场反应, 发现处罚当年及以后年度被收取更高审计费用的可能性更大。 (3) 法律风险法律风险是指企业经营过程中, 未能按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而导致的经济纠纷和诉讼仲裁。上市公司所面临的法律风险与事务所审计失败风险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关系, 上市公司所面临的法律风险越大, 事务所的审计风险也随之增加。审计风险增加的直接后果就是事务所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进行补偿。因而, 从理论上讲, 上市公司法律风险与审计费用正相关。冯延超和梁莱歆 (2010) 以A股上市公司2006—2008年的经验数据, 考察诉讼仲裁、违规处分等法律事件对审计市场的影响, 发现上市公司法律风险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陈小林 (2007) 认为我国不同省份之间的法律环境存在差异, 法律制度完善、执行力度较大的省市, 企业所面临的法律风险更大, 审计定价相对更高。 (4) 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往往作为企业财务风险的重要度量, 反映了企业对于负债的保证程度, 体现企业的偿债能力。从理论上讲, 资产负债率越高, 财务风险越大, 审计市场所要求的风险溢价越多, 审计费用自然越高。但是, 实证研究中, 对于资产负债率和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一致的结论。刘斌、叶建中和廖莹毅 (2003) 利用Simunic模型实证研究了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 认为资产负债率对于审计费用没有明显的影响。但是, Simunic (1980) 最早在对美国审计市场的研究中发现资产负债率对审计费用有显著影响。 (5) 盈亏状况盈亏状况也是度量企业财务风险的重要指标, 反映企业盈利能力, 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亏损企业的财务风险大于盈利企业的财务风险, 对于事务所而言, 审计亏损企业的风险相对而言更大, 因而可能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 带动审计费用的上涨。但是, 实际研究中, 并没有印合理论解释。刘斌、叶建中和廖莹毅 (2003) 借鉴Simunic模型对590家样本公司进行实证分析, 并没有发现盈亏状况对于审计费用的显著影响。

(二) 其他影响因素研究 (1) SOA404条款对审计费用的影响。

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Sarbanes—Oxley Acts, 以下简称SOA) 404条款实施初年, 美国审计市场审计价格上升。黄京菁、王禄河 (2005) 对此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审计费用上升的首要原因是执行SOA404条款的审计成本、风险溢价上升, 次要原因是审计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审计成本上升是因为SOA404条款要求对企业内部控制发表审计意见、要求对审计人员进行新条款培训;SOA404条款要求审计人员作出更多主观判断, 增加了事务所的风险 (将会产生更高的风险溢价) ;新条款的实施也增加了事务所的诉讼风险, 增加了事务所的风险溢价要求。另外, SOA404条款对审计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审计服务供求关系产生了影响, 无形之中增加了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SOA404条款的实施, 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了审计定价, 导致了审计费用的上涨。 (2) 事务所变更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事务所变更具有明显的信号效应, 外部观察者对于事务所变更比较敏感, 会猜测各种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变更事务所的原因。国内外学者曾研究事务所变更原因, 认为事务所变更的原因之一是前任审计师与被审计单位未能就审计收费达成一致意见。但是, 事务所变更具有系统性的原因吗?变更前后审计费用会发生变化吗?宋衍蘅和殷德全 (2005) 研究了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对于审计费用的影响, 发现继任注册会计师对于不同类型公司的审计收费确定标准是不一样的, 对于盈余管理动机强烈的公司, 继任会计师倾向于以盈余管理幅度来衡量审计风险, 并为此要求较高审计费用;对于财务状况恶化的公司, 继任会计师会考虑公司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 降低审计费用。李爽、吴溪 (2004) 发现自愿性审计师变更和诱导性审计师变更后的审计定价有所不同, 诱导性审计师变更的审计费用高于自发性审计师变更的审计费用。Lennox (2000) 发现购买审计意见是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主要原因, 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和审计收费增加正相关。 (3) 地区经济状况对审计费用的影响。被审计单位所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 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不同, 审计市场可能有所区别, 这些差异可能对审计费用产生影响, 导致被审计单位处于不同经济水平的地区, 审计费用方面产生区别。实际研究中, 有学者根据经济发展程度对不同地区进行分类, 探讨地区经济差异对于审计市场、审计定价的影响。刘斌、叶建中和廖莹毅 (2003) 按照经济发展程度将中国划分成四个区域, 探究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对于审计费用的影响, 发现不同经济状况的区域之间审计费用存在区别, 经济发达地区相对而言审计费用更高。漆江娜、陈慧霖和张阳 (2004) 在其研究中, 根据经济状况划分区域, 将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为一类, 其余地区为一类, 实证检验发现经济发达地区的审计收费高于相对不发达地区的审计收费。 (4) 审计意见对审计费用的影响。非标准审计意见说明财务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问题, 相对标准意见的财务报告来讲, 前者审计风险更大。审计意见的区别, 反映出财务报告质量差异, 这种差异经过传递会在审计定价过程中得到体现, 不同审计意见的审计业务可能收取不同的审计费用。国内外实证研究中, 有学者利用虚拟变量探究审计意见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漆江娜、陈慧霖和张阳 (2004) 利用虚拟变量将审计意见分为非标准审计意见和标准审计意见, 研究审计意见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发现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审计收费高于被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公司, 并认为事务所处于审计风险考虑调高审计收费。但是, 伍利娜 (2003) 利用2001年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研究, 未发现审计意见对于审计收费的系统性影响, 被出具非标准意见的上市公司审计收费与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公司并没有系统性差异。Simunic (1980) 在其研究中发现审计费用与保留意见呈正相关关系。

三、结语

实证研究文献回顾 篇5

一、信息特点

信息是物质世界的一种普遍属性，是以物质能量在时空中某一不均匀分布的整体形式所表达的物质运动状态和关于运动状态反映的属性。信息具有客观性、普遍性、依附性的特点。微博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传播平台，有如下几个特性：①平台开放，每个注册用户都是信息源，可以发布大量信息。②信息发布及时，其信息发布速度甚至超过传统媒体。③信息碎片化，较短的文字撰写对信息的完整性产生破坏。④匿名与实名共存，通过实名认证的名人与无名小卒的草根异同活跃在微博的平台中。

二、信息传播特征

在《传播学导论》中，作者认为信息的传播特征可以从一般信息、传统媒体信息（传统媒体指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以及网络媒体信息3个层面对信息的传播特征阐述。其中,一般信息的传播特征具有客观性和可识别性，具体表现在存储性和可处理性、转换性和可传递性、时效性和可共享性、价值性和可开发性、可控性和可再生性，除此之外，信息还有依附性、相对性、对立性、长期性、继承性等特征。

作者还认为，在网络信息的传播中，信息是交互式地传播的，信息的接收者与发送者的角色几乎可以在同一时间转换；换句话说，在网络上的个体或组织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的发送者。因此网络信息独特的传播特征表现在多源性、虚拟性、隐蔽性、开放性、平民性、平等性、不可控制性这七个方面。当然，网络媒体信息的传播也具有一般信息的传播特征。

作者提炼这些传播特征是在将一般信息和传统媒体信息（传统媒体指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以及网络媒体信息三者进行对比的基础上的，考虑的因素比较全面。

三、信息传播模型

1948年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了5W模型，这是传播学史上第一个科学、详细、完整的传播模型，但是，拉斯韦尔的模型及其以后的改进模型都遵循直线传播的原则，忽略了其他因素对传播的影响。后来，德福勒、奥斯古德和施拉姆等人提出许多“双向循环模式”，传播模式的研究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社会系统模式的提出标志着人们对传播结构认识的又一次飞跃。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我国学者邵培仁提出的整体互动模式。这个模型是对人类全部传播现象的整体反映，既客观地再现了各个传播要素的活动特征，又真实地突显了人类传播活动的基本过程和内外联系。

四、信息传播影响因素

信息传播活动涉及四个要素:信源、信宿、信道、信息。由此,对信息传播效果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即传播者、受传者、传播渠道和传播环境。

传播者的影响因素具体包括：传播者的身份、所传信息的质量、对信息传播时机和方式的选择。就身份而言,传播者拥有的职权会对受传者构成压力,使受传者被动接受信息，即压力效应，二者地位越悬殊,其越显著。传播者的身份还产生可信性效应，即传播者本人处理信息,造成信息的无意失真,影响受传者接收的信息质量。此外,还包括把握好信息传播的时机、适当选择传播方式、熟练使用信息传播工具。

受传者对信息的反应、理解和利用水平是衡量传播效果的直接指标，具体包括受传者的智能(理解力和批判力)、背景(历史情况、现实条件等)、个性和心理等。

传播渠道是信息传播的媒介,渠道越迂回曲折，传播的效果越差。传播环境包括组织的文化模式、群体规范、人际关系、各种传播噪声。

五、信息传播效果评价

关于信息传播效果评价研究，国内学者有着丰富的理论研究。周巍（2010）提出在传播理论的研究主要分布在：第三人效果理论、反第三人效果（第一人效果）等基础理论研究；受众心理对传播效果的影响研究； 新媒体的传播效果研究；分众传播效果研究等。而田芬（2010）提出的“第三人效果理论”肯定了媒介强效果理论。而李金玲（2010）对于传播失效进行了较为严格的定义。黄朔（2010）提出对于微博的传播形态属于大众传播，张放（2010）认为Web2.0网络平台传播的研究呈现出基本框架、主导范式和多学科传统，而数据挖掘也将成为传播效果定量分析的新方向。

根据学者们大体一致的看法，可以将信息传播效果按照逻辑顺序可以分为三个层面：认知层面、心理和态度层面、行为层面。

林若男等人应用层次理论将微博信息传播效果构建出四个维度：信息发布、信息到达、信息质量、信息传播范围。微博信息传播效果影响维度：维度一：信息发布——微博数，更新频率；维度二：信息到达——转发数，评论数，回复速度；维度三：信息質量——新闻，图片，评论，生活；维度四：信息传播范围——粉丝数。

参考文献：

[1]张守文.周庆山：《信息法学》，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

[2]吕杰.张波.袁浩川：《传播学导论》，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83页

[3]孙蕾.基于信息传播理论的教学效果影响因素研究[J].企业家天地

[4]周巍.《2010年度“传播效果”研究综述》,《新闻传播》2010年第5期

[5]田芬.《从第三人效果的角度透视人肉搜索》,《新闻爱好者》2010年第2期

[6]禹卫华.《“第一人”效果：现状、问题与应用》,《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7期

[7]李金玲.《传播失效如何界定》,《新闻爱好者》2010年第9期

[8]郭力华.《试论受众的接受心理与传播效果》,《当代传播》2010年第1期

[9]黄朔.《媒介融合视域中微博多级传播模式探究》,《东南传播》2010年第6期

[10]张放.《网络人际传播效果研究的基本框架、主导范式与多学科传统》,《四川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11]唐乐.《传播与接受——不同媒介对大学生影响效果的研究》,《当代青年研究》2010年第7期

企业业绩评价研究文献回顾及建议 篇6

一、传统财务性业绩评价方法

(一) 主要的传统财务性业绩评价方法

传统的财务性业绩评价是指利用会计报表的数据、财务指标对企业绩效进行分析的一种方法。由于运用时间较长, 比较成熟, 也比较简单, 既可以利用单一指标或某一类指标分析与评价某一方面的财务状况, 也可以利用多类指标综合评价企业业绩。传统财务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核心指标主要有净收益、投资报酬率、剩余收益、杜邦财务分析等。

(1) 净利润、每股收益。净利润、每股收益是反映企业在一段时间产生的经营成果的流量指标, 因为其可以从财务报告中直接取得, 且容易理解, 所以一直是评价业绩的重要指标, 至今仍为大多数企业所采用。但利润仅仅是一个绝对值指标, 无法在不同规模的企业间进行对比, 而且没有考虑投入资本的多少, 容易导致管理人员不顾投资成本、盲目扩大短期利润。

(2) 投资回报率 (ROI) 。即净利润与平均投资额的比率。投资回报率综合了有形资本投入, 反映企业运用资产的效率。投资回报率是相对率指标, 可以对不同规模的企业业绩进行比较。另外, 投资回报率可以通过杜邦分析法分解为销售利润率、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等三个指标, 从而使其与企业销售、成本控制、资本结构、资本运营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建立直接联系, 以寻找影响业绩的具体原因。该指标的缺点是:第一, 只关注回报, 没有考虑风险。相等回报不同风险的项目为企业创造的价值是不同的, 显然风险低的项目更有利于企业;第二, 忽略权益成本, 视权益投资为免费投资, 虚增了利润;第三, 导致企业经营者放弃高于资本成本但低于目前企业投资回报率的机会, 直接损坏企业的整体利益;第四, 只代表投资效率, 而不是财富增长。

(3) 剩余收益 (RI) 。即净利润减去资产与资本成本的乘积。剩余收益的运用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 其克服了使用投资回报率指标衡量业绩带来的次优化问题, 引导经营者采用高于资本成本的决策。同时, 剩余收益还考虑了企业全部的资本成本, 包括权益成本的补偿。不同部门、行业的风险不同, 资本成本不同, 剩余收益指标允许企业按风险程度调整资本成本, 风险高的企业资本成本更高, 即使取得与风险较低的其他企业相同的利润, 剩余收益也比较低。但剩余收益是绝对值指标, 不便于在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之间进行比较且资本成本确定较困难。

(4) 杜邦财务分析指标体系。20世纪初美国杜邦公司成功创建了杜邦系统 (The Du Pont System) 。杜邦系统的核心是权益净利率, 是所有财务比率中综合性最强、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指标。杜邦系统分析法通过层层分解财务指标, 直观地反映了影响权益净利率的因素及其内在联系, 揭示了企业筹资、投资和生产运营等方面的经营活动效率, 是一种有效的综合财务分析法。杜邦分析系统在企业管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也奠定了财务指标作为评价指标的统治地位。

(二) 传统财务性业绩评价方法优缺点

传统财务性评价指标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反映了企业的经营业绩。有些指标也非常综合,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企业大规模、多元化发展后对其业绩评价的需要。其优点主要体现在:根据主流产权理论, 强调股东利益最大化可以同时确保其他利益相关人利益最大化, 而这种方法产权思想明晰, 强调了股东利益;在对资产收益率指标层层分解的过程中, 也更容易发现企业经营中存在的问题以便纠正;通过指标分解, 这种评价方法还能从不同角度判断和分析企业经营状况, 有助于经营状况相近的企业间的比较, 为投资决策提供重要支持。但是, 由于财务报表本身的局限性 (如货币计量和历史成本原则的影响等) 、会计政策不同选择影响可比性 (如资产计价方法的选择等) 和财务报表的真实性问题等因素, 使得传统的财务性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存在明显的局限:第一, 财务指标过分注重当期经营效果, 容易使公司追求眼前利益, 产生短期行为, 不利于激励公司追求长期的、潜在的利益, 缺乏预测性;第二, 衡量公司业绩的传统财务评价指标体系很容易被操纵, 造成企业业绩良好的假象。

二、现代业绩评价的方法

(一) 经济增加值 (EVA)

经济增加值 (EVA) 是指企业扣除了全部资本成本 (既包括债务资本成本, 也包括权益资本成本) 之后的资本收益, 具体而言, 其是企业税后净营业利润 (未扣除债务资本成本) 减去债务资本和股权资本的综合资本成本后的余额。

EVA=税后净经营利润-投资资本×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由于EVA计算过程中的NA是公司资产期初的经济价值, 没有反映出投资者投资于企业时资本的实际价值 (可变现价值) , 仍旧难以准确反映企业在给定时期为投资者创造的利润情况。1997年杰弗利 (Jeffrey) 等人又提出了修正的经济增加值 (Re-fined Economic Value Added, REVA) 。该指标认为, 公司用于创造利润NOPATt的资本价值总额既不是公司资产的账面价值, 也不是公司资产的经济价值, 而是其市场价值。因此, 要以资产的市场价值MVt-1为基础结合资本结构Kw来衡量企业的经营业绩, 用公式表示为:

REVAt=NOPATt-Kw×MVt-1

EVA (包括REVA) 概念简单, 容易理解, 是经营者能够理解的财务指标, 其意义在于:其用经济利润代替了会计利润, 能真实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并将企业经营决策与股东财富目标联系起来, 使管理者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在矛盾和协调中取得一致, 并据此建立一种所有权激励报酬体系, 使企业管理者和员工在为股东着想的同时也能像股东一样获得应有的报酬, 引导管理者注重企业的长远发展。

尽管EVA指标与传统的财务业绩指标相比具有突出的优点, 但EVA评价体系有其自身的缺陷。首先, EVA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失真。经济增加值毕竟是基于会计系统的指标, 其有效性必然受到会计制度合理性和会计信息真实性的限制。因为EVA无法识别会计报表中隐藏的虚假成分, 这是经济增加值实践中的最大问题。其次, EVA忽略了所有者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当今以顾客化、竞争化为主旋律的全球经济中, 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忠诚、协调的关系成为决定企业活力和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然而EVA明显忽略了除股东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第三, EVA无法避免管理者的短期行为及操纵行为。EVA在计算时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 但作为一个短期指标, 还是无法避免一些管理者的短期行为以及操纵盈余行为。如果一个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在投资的前几年EVA为负, 以后才逐渐盈利, 在这种情况下, 管理者往往会为了短期的业绩而放弃该项目, 损害了股东财富。此外, 管理者还可以通过安排收入和费用的确认时间来操纵利润, 达到增加短期经营业绩的目的。第四, EVA具有滞后性。经营业绩评价作为一种事后报告, 只是客观反映了事实, 是经营管理的效果。EVA是企业以往业绩的评价, 很难对以后的业绩做出预测, 而且也无法衡量企业在行业中创造财富的地位, 也就无法提供公司在行业中新增财富的份额, 很难解释企业内在的成长机会, 也就增加了企业对未来预期的难度。

(二) 平衡计分卡 (BSC)

1992年罗伯特·S·卡普兰 (Robert S·Kaplan) 和大卫·P·诺顿 (David P·Norton) 提出“平衡计分测评方法”, 即平衡计分卡, 创建了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一次将创造能力和学习能力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 将目标与战略具体化, 使经营者从更广阔的领域来审查企业的经营业绩。尽管平衡计分卡没有针对一个具体行业设计具体的评价指标, 但其以财务目标作为企业绩效评价的核心, 同时强调市场经营、内部管理、企业成长等因素在企业绩效增长过程中的作用的思想是值得吸取和借鉴的。

BSC的创立实现了对传统业绩评价系统的重大创新, 贯穿其始终的基本核心观念是鲜明的“平衡观”与“战略观”, 以财务指标作为业绩评价的核心和焦点, 强调企业在顾客、产品创新、质量等方面的经营业绩必须和财务目标联系在一起, 建立了以因果关系为纽带的战略实施系统, 弥补了战略制定与战略实施之间的差距, 有利于企业战略管理目标的实现。因此, BSC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企业战略目标任务的分解与管理过程, 其始终将企业的战略目标作为中心, 将企业战略目标及实施战略的措施具体化为各部门、小组和员工个人的业绩评价指标, 从而实现企业战略与各部门、小组和员工个人目标的紧密结合。此外, 由于BSC成功地开发了学习与成长方面的业绩指标, 能够通过员工满意度调查和员工审议等程序促使战略分析返回到管理过程的起点, 即实现明确企业未来蓝图和制定战略中各部门的再次协调, 有利于对战略的重新调整, 完成了双循环的、战略性的信息反馈过程。

但BSC也并非是一种尽善尽美的企业战略性经营业绩评价系统:首先, 指标难以量化。平衡计分卡业绩评价体系虽然实现了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融合, 但与此同时也给绩效评价提出了一个难题, 即指标量化问题。非财务指标如何取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些指标是很难量化的, 如员工满意程度、员工受激励程度等方面的指标。难以量化便降低了考核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其次, 平衡计分卡引入了权重的思想, 显然权重的设置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在实践中, 平衡计分卡往往设立过多的指标, 并任意为其分配权重, 使得员工感觉到难以取舍, 甚至无所适从。平衡计分卡业绩评价体系没有给出财务、顾客、内部经营、学习与成长四个方面在整个体系中应占有的分值或比重, 更没有给出在某个方面各个具体指标的计分比例, 从而导致实际操作中无法区分评价企业业绩指标的重要程度, 使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受到影响。最后, 贯穿平衡计分卡的因果关系链很难做到真实可靠, 在短期内经理对战略影响的评价, 不得不依靠主观的定性判断。

三、构建企业业绩评价体系的建议

(一) 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

财务指标最大的优点在于其可以量化, 且操作方便、可信性高, 能够对企业战略和经营策略的结果进行量化而总括地评价, 评价结果具有较强的公信力。但财务指标容易导致过分地注重短期财务成果、急功近利思想和短期投机行为, 弱化了追求长期战略目标的动力等局限性。所以, 必须设计相应的非财务指标与之相匹配, 才能全面、系统地对企业的业绩做出正确的评价。

(二) 系统性原则

对企业业绩进行评价, 必须用若干个指标从不同角度进行衡量, 才能评价其全貌。指标既要有战略性的, 也要有战术性的;既要有总括性的, 也要有辅助说明性的。同时, 这些指标必须互相联系、互相制约, 同一层次上的指标应尽可能边界分明, 避免互相包含, 减少对同一内容的重复评价。

(三) 采用标杆管理法制定标准

标准的制定一定要参照一个合理的标杆。如果标准定得过高, 就会影响积极性并可能导致消极怠工。但如果标准定得过低, 也可能会影响积极性并可能导致“棘轮”效应。同时, 在这种情况下, 经理人员越努力, 超过标准的数额就越多, 下一年的标准就会越高。

(四) 可操作性原则

用于分析和评价企业业绩的各项指标所需的资料必须易于取得, 且同一层次上指标的权重分配要合理, 对指标权重的分配要尽量合理地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标杆管理法。否则, 指标再好, 也会由于无法获取相关的资料而缺乏实际应用价值。

企业的绩效评价体系作为战略决策和执行的重要支撑, 对企业整体的运用与管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现行的绩效评价体系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也存在一定缺陷。有学者认为我国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存在着不少问题, 如研究绩效评价指标的方法存在不足, 制定的绩效评价指标不够科学等, 但是不能否认目前研究取得的成果, 而且相关研究也将会继续。

参考文献

[1]池国华、迟旭升:《我国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评价系统研究》, 《财会通讯》2003年第8期。[1]池国华、迟旭升:《我国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评价系统研究》, 《财会通讯》2003年第8期。

实证研究文献回顾 篇7

关于营运能力的界定, 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范旭君 (2010) 认为营运能力是指企业运用资金的能力, 反映企业资金的周转状况和资产管理水平, 营运能力分析实际上就是对企业的总资产及其各个组成要素的营运能力进行分析。朱玲 (2013) 则提出营运能力是指企业的经营运行能力, 即企业运用各项资产来获得利润的能力, 她认为营运能力便是企业的核心, 是研究企业发展能力和偿债能力的基石。由此看出, 部分学者对营运能力的界定较为相似, 都认为研究营运能力就是对企业资金运行能力的研究。

营运能力分析包括固定资产周转情况分析、流动资产周转情况分析和总资产周转情况分析, 在选用营运能力的财务分析比率上, 许多学者在其研究中针对选用何种营运能力财务分析指标都给出了各自的建议。何烛竹 (2007) 指出有关企业营运能力评价指标有一个特点, 即是将资产负债表数据与损益表数据有机结合起来, 他提出要着重将资本保值增值率列为主要考察因素。刘芳、王超 (2011) 则以2005~2009年有色金属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 最能影响有色金属行业上市营运公司能力的因素是存货周转率。同时杜剑等 (2013) 以10家白酒行业上市公司2008~2010年季度财务报表数据为样本, 研究流动资产营运能力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在其研究中选用了主营业务利润率、流动资产周转率、流动资产比例和企业规模来衡量企业的营运能力。李治堂、宋佳 (2012) 则通过对10家传媒类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分析, 也验证了杜剑等人的观点, 选用了应收账款周转率和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这两个指标对营运能力进行分析。由此可见, 相关学者关于营运能力财务分析比率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 各学者也已有比较成熟的观点。

2 企业经营绩效研究

从国内相关研究文献来看, 沈亦灵 (2012) 认为企业绩效评价可以从外部和内部进行, 外部评价主要以财务指标评价为主, 内部评价主要以非财务指标来评价, 如客户、成长与学习、改善内部流程等。杨宗昌、许波 (2003) 则基于对我国电信企业集团管理特点和运营机制的研究, 主张通常的企业经营绩效评价标准有预算、历史、行业三标准, 但应以预算标准为主, 历史标准为辅, 在个别比率指标上运用行业标准。朱幼凤 (2007) 认为现阶段单一指标的绩效衡量与多重指标的绩效衡量之间是存在缺陷的, 因此在研究上市公司经营绩效时, 其在对公司业绩进行衡量时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方法。由此可见, 在对企业经营绩效研究中, 不同学者也有其不同的观点。

3 营运能力与经营绩效的相关性研究

关于营运能力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 李治堂、宋佳 (2012) 指出过去对公司经营绩效的研究主要停留在进行企业的财务能力分析上, 缺乏对营运能力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不能准确提炼出二者之间的具体影响。纪建悦、李姣 (2011) 则通过对2000~2009年我国家电类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指出营运能力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很高的相关性, 并且营运能力各衡量指标对公司绩效有正向的影响。而李会娟、薛小荣 (2014) 通过收集A股34家房地产上市公司2013年数据为样本, 实证研究得出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的营运能力与经营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也就是说公司的营运能力越低, 经营绩效就越强。不难发现, 上述研究者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这可能是由于研究者选取的行业和视角不同造成的差异。

4 加强营运能力对经营绩效影响的相关研究

(1) 要提高公司经营绩效, 学者们认为需加强行业间相关企业合作, 形成规模经济。

从国外现状来说, Gort (1997) 在他的著作中对美国制造业在1929~1954年间的111家企业的纵向一体化的比重、分布及盈利率、公司规模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得出了需要加强企业间合作的结论;Keister (1998) 也以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为研究对象, 发现一些企业其所拥有的附属企业的财务绩效和生产率显著高于其他同等条件下的企业, 并且企业集团的集权程度与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从国内角度来看, 王凤 (2007) 以2003~2005年中国旅游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 研究发现公司规模与公司经营绩效成正相关, 得出提升公司经营绩效, 就需要扩大公司规模。杜剑等 (2013) 也认为公司应提高其流动资产周转率, 维持主营业务收入的稳健增长, 合理控制流动资产的比例, 注重企业规模效应, 从而提高公司流动资产的营运能力。

(2) 学者们认为需加强企业的融资渠道, 提高资金和资源的利用率。

张晓雁 (2014) 提出“要通过提高资产管理效率来提升公司经营绩效”这一观点, 其特别提出要加强资金管理, 积极拓展企业融资渠道。李治堂、宋佳 (2012) 认为我们应多关注公司营运能力, 特别要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 提高应收账款的周转率, 从而提高资产收益率。安青菊、赵书东 (2010) 通过收集2002~2005年部分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 得出营运资本管理的效率能够显著影响企业的营运能力, 进而提升公司效益的结论。

(3) 要充分利用国家相关政策, 重视相关人员专业素养。

张晓雁 (2014) 认为企业要利用国家相关政策, 知晓现阶段国家政策关注方向, 才能更好地实现公司经营绩效。刘芳、王超 (2011) 也提出企业需加强对成本的控制, 充分利用国家财政相关政策以达到提高公司经营绩效的方法。而朱玲 (2013) 则得出企业管理者若不重视公司决策, 企业财务相关人员的专业素养不够, 分析企业的数据来源也将不足的结论。

5 结语

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相关文献的回顾, 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营运能力和公司绩效做了多方面的研究, 为后来学者研究公司营运能力与公司经营绩效提供了多角度的研究基础, 值得肯定和借鉴。纵使现阶段我国各行业上市公司发展较为成熟, 所获得的成绩在全球范围内来看也较为突出, 但仍旧存在一些不足: (1) 在实证过程中, 若单纯以个别财务比率指标为依据, 则难以对公司的财务绩效做出客观、精确、全面的评价; (2) 选取的角度和指标不同, 所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 (3) 在研究营运能力与经营绩效关系中, 所选行业具有局限性, 较少涉及新兴行业。

摘要：经营绩效衡量着一个公司的生存和发展状况, 而营运能力则影响着一个公司的经营绩效。本文从整体层面上介绍了各行业中企业的营运能力理论研究、企业经营绩效研究, 针对二者的相关关系研究, 就如何从营运能力出发, 改善公司经营绩效进行分析, 同时, 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综合回顾和评述, 为研究各行业中企业营运能力与经营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提供建议。纵观前沿学者的研究成果, 营运能力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不断地拓展和补充, 但深究其中, 仍存在一些不足。

实证研究文献回顾 篇8

财务杠杆是指由于企业债务资本中固定费用的存在而导致普通股每股收益变动率大于息税前利润变动率的现象。国外学者最先提出财务杠杆理论, 之后, 随着研究的深入, 财务杠杆理论被不断拓展和丰富。

Jensenf (1986) 提出了自由现金理论, 即财务杠杆的利息压力会迫使管理层让出现金并减少公司的自由现金流及其衍生的代理成本, 并最终提高公司价值。Carl.M.Sandberg (1987) 认为财务战略研究的核心是融资决策中的财务杠杆使用度, 同时提出了新的“违约风险”和“债务管理”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 冯太凤、杨红 (2007) 提出了对财务管理中杠杆效应的新认识, 他们将联合杠杆系数定义为六个杠杆系数之乘积, 将单一杠杆效应和联合杠杆效应相结合分析综合风险。同时, 有学者对影响财务杠杆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韩明军、宜希龙 (1999) 研究指出, 财务杠杆会受到资本结构、各种负债的资金成本、负债结构以及息税前利润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 但企业完全可以通过主观决策限制财务杠杆的作用程度。之后, 梁缘 (2012) 对财务杠杆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拓展和补充, 他将财务杠杆细分为金融财务杠杆、经营财务杠杆、往来财务杠杆, 并实证分析检验了三类财务杠杆对公司价值创造能力及成长性的影响。

2 财务杠杆的双面效应

除了对财务杠杆理论研究之外, 学者们也非常重视财务杠杆效应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财务杠杆发挥效应的前提条件”“财务杠杆对哪些方面发挥效应”, 但是, 就财务杠杆发挥正效应还是负效应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学者们通过回归分析、模型检验、实证分析等多种方法来探析财务杠杆效应, 研究表明:一方面, 财务杠杆发挥正效应。针对发挥正效应的前提条件, 较先进行研究的学者以实例对财务杠杆正效应深入展开分析, 并推导得出财务杠杆发挥正效应的前提是息税前利润率高于负债资本成本率 (张鸣, 1998) 。针对张鸣教授的观点, 有学者进行了修正, 在承认正效应的前提是息税前利润率高于负债资本成本率的基础上重强调该处负债资本率不应是税前的, 而是税后的 (张信东, 1999) 。随后, 有学者对其进行了拓展, 得出正效应前提条件是企业的息税前利润率大于假若企业全部资金都是靠负债融资时所要承担的利息率 (李心愉, 2000) 。随着对财务杠杆认识的不断提升, 有学者引入了新的评价标准, 即主权资金利润率的增减变动, 得到财务杠杆正效应前提条件是息税前利润率大于税前的债务资金成本率 (宗晓丽, 2012) 。财务杠杆在哪些方面发挥正效应呢?学者们进行了较广泛的研究。以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对于业绩优良的公司, 财务杠杆发挥积极作用, 公司业绩越强, 财务杠杆作用越明显。 (吕长江、金超、陈英, 2006) 。在法人控股公司, 财务杠杆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 其激励效果更明显 (谢军, 2006) 。财务杠杆作用较广, 它还对公司的资本结构 (Mahira Rafique, 2011) 、普通股市场价值 (Kim and IL-Woon, 1985) 、资本成本 (Gapenski, Louis Charles, 1987) 、平均收益 (Bhandari, 1988) 、价值创造能力和成长性 (梁缘, 2012) 、公司绩效 (曾春华、杨兴全, 2012) 等方面具有正面影响, 尤其是新增债务比率衡量的债务融资对公司价值具有正向的显著相关关系的时候能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倪铮、魏山巍, 2006) 。

另一方面, 财务杠杆发挥负效应。在业绩较差的公司, 财务杠杆对成长性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吕长江、金超、陈英, 2006) 。对上市公司而言, 财务杠杆不仅与盈利能力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还会影响股票收益, 当每股收益与财务杠杆达到最佳资本结构点后, 每股收益随着财务杠杆的增大而减小 (李蕾, 2009) 。而且, 当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高于60%时, 负效应表现更甚 (曹雪晖, 2009) 。此外, 财务杠杆的负效应还表现在:由于债务成本与财务杠杆应用效率显著负相关 (郭文科, 2011) ;财务杠杆抑制投资, 高财务杠杆的公司会比低杠杆的公司投资支出更少 (王承媛, 2014) ;财务杠杆与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公司绩效等业绩指标均成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毕皖霞、徐文学, 2005) ;企业财务杠杆系数越大, 企业财务风险也就越大 (史晓娟, 2014) 。

3 财务杠杆效应应用研究

由于财务杠杆效应具有两面性, 企业利用财务杠杆都会对股权资本的收益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 企业需要在知晓财务杠杆效应的基础上掌握财务杠的杆实际运用。以达到提高企业筹资效益的目的。有学者就将研究视角投向财务杠杆的应用, 并获得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

财务杠杆利用政策分为激进型、保守型、适中型的财务杠杆利用政策 (徐春立, 2006) 。如何利用财务杠杆正效应来提高筹资效益, 一方面, 从企业内部来说, 企业不仅要在长期坚持债务用于长期资产或部分流动资产时实现财务杠杆水平的利用与公司预计实现的现金净流量相匹配 (徐春立, 2006) , 也一定要满足预测期内企业资本结构、税率及优先股股利等相关要素保持不变的前提条件才可以测算和使用财务杠杆 (崔毅, 2001) , 且最佳财务杠杆水平是企业价值最大点, 也就是当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点 (李心愉, 2000) , 同时, 要想获得财务杠杆效益, 就得满足资产收益率超过负债融资的成本 (杨玉波, 2002) 。此外, 有学者研究企业风险和财务杠杆效应后对融资决策进行了分析, 研究发现:若经营风险较大, 就要尽量减少固定财务费用, 降低财务杠杆, 以避免无力偿还债务;相反, 则应加大债务、优先股在融资中的比例, 利用较高的财务杠杆来实现EPS的大幅度增长, 从而增加股权投资的收益率 (邵希娟、崔毅, 2000) 。另一方面, 企业外部条件对财务杠杆正效应的发挥也尤为重要, 企业不仅要使财务杠杆与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相适应, 与企业资本结构相配合, 与行业经营性质、经营前景相适应, 与决策者对待风险的态度相匹配 (周苹英, 2003) , 还需要完善的金融环境、法律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外部融资环境 (杨光、于洋, 2012) 。

4 制造业的财务杠杆应用研究

制造业属于我国的支柱产业, 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着融资困难、利润下滑、成本上涨等多重阻碍。然而, 目前, 我国创业板共有421家上市公司, 其中制造业上市公司就有297家, 可见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 因此, 分析制造业的财务杠杆效应, 探析财务杠杆在制造业中的运用尤为重要。

近年来, 学者们从不同方面对制造业的财务杠杆效应进行了研究。关于财务杠杆与投资支出的关系, 一方面, 财务杠杆不仅能抑制过度投资还会导致投资不足, 并且短期负债所引致的投资不足程度大于对投资过度的抑制 (王鲁平、毛伟平, 2010) 。另一方面, 学者持相反观点, 认为总体上财务杠杆与投资支出呈正相关关系 (张瑗, 2014) 。此外, 也有学者基于行业环境条件下的上市公司分析财务杠杆作用, 当行业环境不确定性较弱时, 高财务杠杆有利于实施创新战略;相反, 行业环境不确定性较强时, 低财务杠杆更有利于实施创新战略 (于晓红、卢明君, 2012) 。而究其债务结构与财务困境关系可得到短期债务可能降低制造业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 但银行借款会提升制造业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 (郭娟丽, 2014) 。

5 总体评价及其启示

5.1 总体评价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研究发现, 中西方学者对财务杠杆理论研究在不断突破, 虽然对财务杠杆发挥正、负效应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但是就财务杠杆应用给予的建议与对策, 不仅丰富了财务杠杆研究, 同时对中外公司利用财务杠杆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特别是在财务杠杆与投资效应、财务杠杆与战略实施等几方面对制造业进行研究后, 针对财务杠杆利用问题提出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适当增加负债等措施对制造业公司提升筹资效益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仍有不足:一是多数学者未对行业和制造业次类行业进行深层划分, 影响了研究结论的深刻性和充分性。而且, 研究之后只是从宏观层面进行总结, 极少落实到每个行业明确提出具体的发挥财务杠杆效应的措施, 可行性和针对性不强;二是由于我国制造业分布地区不同, 财务杠杆利用水平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而之前的研究并没有考虑地区差异;三是学者们在研究财务杠杆应用时忽略了当期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发展水平, 提出的措施实践性不强;四是之前学者对财务杠杆效应的实证分析基本上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考察对象, 并未太多涉及创业板市场的制造业公司。

5.2 启示

从以上研究成果得知, 前沿学者多集中讨论正效应的应用, 而忽视了财务杠杆负效应的规避。所以, 后续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出发:

第一, 针对具体的行业进行地域划分就财务杠杆效应进行深入的探讨, 以提出详细的实施对策, 使措施更具有实践意义。

第二, 在选择指标对财务杠杆进行分析时, 除了常用的息税前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等分析指标, 还可以增加其他指标进行更全面的分析, 从而加深对财务杠杆的认识。

实证研究文献回顾 篇9

一、会计目标的两大学派分析

(一) 两大学派的基本观点

1、决策有用学观。

决策有用学派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 其支持者有斯普劳斯、索罗门斯等, 代表文献包括美国会计学会的《基本会计理论》、特鲁布罗德委员会的《财务报表的目标》及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第一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企业编制财务报告的目标》等。该学派认为, 会计的目标就是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对其决策有用的信息。在决策有用学派中, 依其服务对象的宽窄不同又可分为“单一论” (即单一服务对象) 和“多元论” (即会计为多种信息使用人服务) 两种观点。1953年美国会计学家家斯朵伯斯提出, 会计目标就是“提供对投资人决策有用的信息”, 这是典型的单一论。多元论则认为, 会计信息不仅为投资人所使用, 还为债权人、潜在投资人及社会公众和企业管理当局所利用。美国著名会计学家佩顿和利特尔顿在其《公司会计准则绪论》一书中提出, 会计的目的是“提供关于某一企业的财务数据, 加以汇集、整理与提供, 以满足管理当局、投资人和社会公众的要求”。该学派的依据是, 资源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后, 在资本市场介入的条件下, 资源所有者对受托资源有效管理的关注程度会降低, 转而更为关注所投资的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风险与报酬。决策有用学派更强调会计信息的相关性, 即要求信息具有预测价值、反馈价值和及时性, 更关注与企业未来现金流量有关的信息。

2、受托责任观。

受托责任这提法由来已久, 但形成一个学派则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 代表文献有井民雄士的《会计计量理论》和《二式记账法的结构和原理》等。该学派认为, 会计的目标就是以适当的方式有效反映受托人的受托责任及其履行情况。换言之, 会计应向委托人报告受托人的经营活动及其成果, 并以反映经营业绩及其评价为中心。其依据是, 资源所有者将资源的经营管理权授予受托人, 同时通过相关的法规、合约和惯例等来激励和约束受托人的行为, 受托人接受委托, 对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和经营, 并通过向资源提供者如实报告资源的受托情况来解除其受托责任。受托责任学派更强调信息的可靠性, 它在重视资产负债表的基础上格外重视损益表。随着委托—受托关系研究的深人, 受托责任学派对受托责任进行了扩展, 将对资源或资产的受托责任扩展到整个社会, 即受托者不但对资源或资产的所有者要履行受托责任, 还要履行对整个社会的受托责任, 比如就业、环保、公益等方面的责任。

(二) 两大学派的比较

1、决策有用学派与受托责任学派的相同点。

一是需要对外提供信息。这反映了会计的基本职能是提供信息。二是都以两权分离和受托经济责任的产生为前提条件。无论是决策有用学派还是受托责任学派, 其立论基础都是基于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离, 由此所有者才要求经营者提供信息, 以了解他们对受托资产管理的情况和效率。也由于有了两权分离, 作为受托人的经营者才有了报告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义务。如果是两权合一, 则没有报告的义务。三是报告的主要内容相同, 即都是报告关于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情况、收入费用利润情况以及资金流入流出情况。四是两种观点都是财务会计的目标, 而未涉及管理会计的目标。

2、决策有用学派与受托责任学派的不同点。

一是立论角度不同。决策有用学派显然是站在以投资人为主体的外部信息使用人立场对会计主体提出要求, 这时会计主体是被动的;而受托责任学派是站在经营管理者角度, 为了解除自身的经济责任行使的一种义务, 这时会计主体处在主动报告的地位。二是决策有用学派要求提供信息的目的在于对决策有用, 因此不仅要求提供受托经营业绩和资产管理方面的信息, 还要求提供诸如管理者情况和市场占有率等非财务信息, 以及面向未来的背景性信息及前瞻性信息他们的口号是“满足用户需要”。而受托责任学派报告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 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解脱自己的经济责任。因此他们愿意提供的主要是资财管理方面的信息和经营业绩的信息, 至于这种信息对投资人是否有用, 他们根据这此信息将做出什么样的投资决策, 则不是经营者考虑的问题。三是服务对象的广度不同。决策有用学派提出的信息使用人已经由单一论逐步向多元论转化, 认为包括投资人、债权人、潜在投资人、管理部门和董事会、雇员、竞争对手、主管部门、学术机构、新闻媒体等在内的法人或自然人都是信息使用者, 信息提供人应着眼于这此用户的需要。但是从受托责任学派的观点来看, 信息的服务对象就是资产的委托人即投资人, 可见受托责任学派关于服务对象也是单一的, 在这点上, 又与单一论的决策有用学派的观点是一致的。

(三) 两大学派的评价

1、对决策有用观的评价。

对会计信息使用者群体的认识更清楚, 强调会计信息不但为资源的委托者、受托者服务, 而且要为其他的利益相关者服务。从“决策有用观”的主要内容来看, 其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受托责任观的内容, 是对受托责任观的批判、继承。但是, “决策有用观”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会计无法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不同信息的需求。二是“有用”的评价太主观, 可操作性低。三是会计边界的局限。提供信息和利用信息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 由不同主体完成。提供会计信息就是会计系统的终点, 其边界就在于会计循环, 信息使用者如何利用会计信息早已超越了会计的边界, 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也就应该由信息使用者自己判断, 而不能由信息提供者来判断。会计信息的价值实现应由决策者自行在筛选的基础上完成, 会计信息是否相关、相关性如何, 其判断者乃至于判断的标准也就只能存在于会计系统之外。

2、对受托责任观的评价。

受托责任观存在一定的合理性。首先, 受托责任观既注重人们利用会计的目的, 即用来评价和解除受托责任, 又认识到会计在认定受托责任履行情况中的作用, 较好地做到了立足会计自身实际, 来满足受托方和受托方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其次, “受托责任观”比较明确、简单, 具有较强可操作性和指引性。但是, 受托责任观没有很好地着眼需求, 只注重资源委托者的信息需求, 而忽视了其他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尽管受托责任学派对责任进行了扩展, 但会计并不单是为了评价和解除各种责任服务, 其功能也并非只在于此。

二、关于会计目标的其他观点

(一) 如实反映观

吴建业在《对会计目标的反思》中提出, 会计信息使用者既需要有助于预测企业未来现金流的金额、时间和不确定性的会计信息, 来优化决策、减少决策的不确定性, 又需要反映企业经济交易或事项真实情况的会计信息, 来监督决策后的情况。会计既具有技术性的一面, 又具有客观、公正的为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服务社会性的一面。因此, 会计目标应设定为“如实反映”。“如实反映”会计目标的具体内容包括:提供如实反映企业的经济资源, 对这些资源的要求权以及使资源和对这些资源的要求权发生变动的交易、事项和情况所影响的信息;提供如实反映企业管理当局在使用业主委托给他的企业资源时是怎样履行他对业主的管家责任的信息。但是, 有学者同时指出“如实反映”是实现会计目标的基本要求, 其本身不是会计的最终目的。

(二) 融合理论观

这种观点是近代会计学者赵德武在其《论会计目标理论的重新构造——种融合理论及其应用》提出会计目标的融合理论。他认为, 受托责任不仅适用于早期的会计, 而且适用于现代股份公司制下的会计。受托责任与决策有用是对会计目标不同层而的表述, 受托责任观关注的是实质, 反映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 是会计的根本目标;而决策有用观关注的是形式, 是受托责任的必然逻辑, 提供与决策有用的信息, 是会计的外在目标, 两者是对同事物的不同角度而产生的不同认识, 而不是两个会计目标, 自然也就不存在从属关系或替代关系, 两者实质是一致的。但是, 有不少学者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如安杰提出, 会计计量受托经管责任的目标, 和向决策者提供信息的目的产生的背景条件是不同的, 它们之间谁也包括不了谁;还有决策有用学派的支持者认为, 决策有用学派基本涵盖了受托责任学派的内容, 因此没有必要提出一个“不偏不倚”的观点。

(三) 信息需求观

信息需求观是吴联生在《会计目标:信息需求论》一文中提出的。这一观点认为, 满足会计信息需求是会计信息系统的价值所在, 会计信息的价值正在于其能满足使用者的需求。会计信息的供给取决于会计信息的需求, 在差异化的具体目标的背后, 存在着共性, 就是会计基本目标——满足会计信息需求。但是, 王守江在《对决策有用观会计目标的思考》一文指出决策有用观的基本观点就是着眼于用户, 满足用户与决策相关的会计信息需求。因此, 信息需求观应当是决策有用观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两者内在是一致的。

(四) 降低交易费用观

胡凯在《从产权的新视角对会计目标进行重构》中提出, 把会计目标界定为:降低企业合约参与人的交易费用。文章以产权理论为基础, 从历史角度分析认为, 各产权主体从完整而规范的财务报告中获得所需的会计信息, 大大降低了他们信息搜寻的成本, 从而降低了交易费用, 更好地实现了会计目标;同时还从管理会计的角度作出剖析, 认为管理会计报告虽然不向企业的外部人提供, 但却可以使去业经营者凭之更加有效地运用资源和协调生产, 从而也减少了企业的内部交易费用。因此从管理会计的角度来说, 降低交易费用的目标也是使用的。

(五) 契约有效观

刘用辁在《现行会计目标理论的缺陷及其改进》一文中提出:企业一系列契约最核心内容是各缔约方权利与义务的安排, 而这些权利与义务安排需要通过会计信息加以具体化。会计信息的提供牵涉到企业各缔约方的利益, 包括利益流人和流出, 并保持企业各缔约方的利益均衡。如果由于提供的会计信息使企业缔约一方或几方利益受损, 他们就有可能退出企业契约。从这个意义说, 契约有效观纳入会计目标, 对于企业兴衰成败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在某些情况下不论“决策有用观”还是“受托责任观”都很难解释一些会计实务, 但“契约有效观”却可以合理地解释。而且“契约有效观”并不隶属于现行会计目标理论——决策有用观和受托责任观, 而是与两者一起作为会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 经济效果或经济效益观

经济效果或经济效益观在我国会计管理研究中得到充分体现, 是我国上世纪80—90年代比较流行的一种关于会计目标的观点。我国著名会计学家杨纪琬教授在1996年会计研究《中国会计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一文中指出:“会计是一种经济管理活动, 这种活动的主题是通过发挥会计的核算和监督职能来加强经济活动的管理, 从而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我国另外一位会计学家于玉林教授在《经济效益方针与会计目标》一文中明确指出:“企业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 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企业的目的, 作为一个职能部门的财务会计部门, 同样也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 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会计工作的基本目标, 会计的基本目标是提高经济效益。”

(七) 供给—需求动态均衡观

温佐望在《论会计目标理论框架》一文中提出, “从过程的会计控制来看, 会计目标在企业管理层、治理层和市场层分别体现为会计管理、利益权衡和资源配置;从结果的会计反映来看, 会计目标在企业管理层、治理层和市场层分别体现为管理控制信息、受托责任信息和决策有用信息的需要。”这种观点是在对会计职能供给——结果的反映与过程的控制的基础上以及对企业管理层、治理层与市场层的会计需求进行二维综合分析, 进而构建成一个供给与需求动态均衡的矩阵理论框架。但是会计的具体目标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笔者认为将一个动态的目标作为会计目标是否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和可行性, 值得商榷。

(八) 目标多元化观

研究会计目标时不应忽视历史的目标, 它往往是衍生的新目标所无法替代的人类社会不断发展, 经济活动日趋复杂, 会计的目标也应随之变化、发展。企业的特殊需要和利益是会计活动的动因, 这种需要和利益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新的需求的产生并不一定以放弃旧的需求为代价, 它们可能是并存的。因此可以说, 会计的目标不是单一的, 而是多元的。

但是也有学者对此观点提出反对。

三、目前我国会计目标研究的趋势

(一) 两大方向

目前的研究基本上朝着两个方向发展。第一个方向是基于两大学派的观点进行修补、完善。这其中的观点有融合理论, 它试图修补两大学派各自观点的分歧, 提出一种兼容的观点;还有被决策有用学派认为与其学派观点一致的“信息需求观”, 虽然与原来的提法不同, 但是本质是相同的, 其理论基础还是决策有用。第二个方向是试图抛弃两大学派的原有观点, 提出与以前的观点完全不同的新的观点。比如, “降低交易费用”的观点, 是从产权理论的角度出大, 基于一个全新的理论基础, 但是这些观点往往多表现为它似乎是会计的功能 (可以做什么) , 而不是会计的最终目的或者境界, 概括性不足, 略显片面。

(二) 多个角度

目前的研究中, 不少文章是从产权理论的角度出发的, 基于这个理论, 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 虽然这些观点多少都有不足, 但是这种研究的角度是一大亮点, 对以后的研究也有借鉴意义, 以后也应该会有更多结合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会计目标的文章出现。此外, 当前发表的大部分文章都是研究的财务会计目标, 同时我们平时讨论的未加任何限定的“会计目标”也是指财务会计目标, 但是已经有不少学者尝试提出管理会计的目标, 以确定可以同时适用于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目标。还有些学者已经着手研究会计的具体目标, 即基于不同性质的经济组织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具体指导目标。

(三) 实证研究

我国的会计理论的研究大多始于理论规范研究, 会计目标研究的成果也只要来源于规范研究。会计目标是要指导实践的, 理论研究确定的会计目标也只有接受实践的考验才能检验其适用性, 现在已经有不少学者在文章中呼吁会计目标的研究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成果。黄蕾在《对当前会计目标研究的思考》一文中认为, “目前我国学者对会计目标的研究仅仅停留在理论的推理上, 几乎没有涉及实证研究, 仅靠逻辑推导的出的的会计目标显得抽象和不切实际”。因此, 通过实证研究确定会计目标也将成为研究的一大趋势。

(四) 立足我国

两大学派的观点都是起源于西方, 它们的观点引进我国时, 被许多学者认可、接受, 并在我国传播开来。但近年来, 随着我国会计界对会计国际化和国情化讨论的深人, 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认识到我国会计所面临的特殊环境, 特别是近年美国接二连三发生的会计丑闻, 使人们对西方会计的崇拜逐渐打破, 更清醒地认识到走自己道路的重要性。一些专家学者开始反思我国会计体系, 重新思考我国会计目标的定位。郭均英和薛皓发表在《现阶段我国财务会计目标的重构——基于会计本质的两层次会计目标体系》一文就主要研究我国现阶段会计环境的特点, 提出我国会计目标体系——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的根本目标以及“受托责任为主, 决策有用为辅”的特定目标。

四、对我国会计目标选择的建议

(一) 会计目标是与具体的经济环境相关联的, 会计目标是不断发展的

在某个环境下所得出的对会计目标的认识只能说是一种暂时性的结论, 因为环境是会发生变化的, 一旦会计环境的某个重要方面特征发生重大变化, 会计目标也应随着变动, 只有这样, 会计目标理论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指导性作用。

(二) 会计目标的设定原则

会计目标的设定就必须紧紧围绕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人们期望会计来干什么?二是会计能做什么?前者是人们利用会计的目的, 是人们的主观期望;后者是会计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所具有的和应具有的属性、功能。要在主观愿望 (人们对会计的愿望) 和客观实际 (会计自身能力) 之间求得平衡。

(三) 设定的目标要明确

目标的设定必须明确、清楚, 否则, 不但不能给人指明方向, 还可能使人“误人歧途”。总体目标由于比较抽象而难以量化, 但要做到表述清楚、明确易懂、具有指引性和可操作性。而具体目标的设定要做到:表述明确, 有可衡量的结果, 考虑成本、时间和资源约束等。

(四) 会计目标可以是一个系统, 分为多个层次

例如, 可以将会计目标分成总体目标、基本目标、具体目标的目标层次。总体目标是在会计目标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并制约其他会计目标的总体性目标层次。而基本目标是在目标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具体目标在目标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 它要受总体目标和基本目标的统驭, 同时也是制订具体会计准则的目标。

(五) 会计目标的研究要理论结合实际

确定会计目标不仅应从理论上加以探讨, 更重要的是应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 了解实际情况, 从而使会计目标的提出有客观依据, 并能够反映实际要求。美国财务报表目标研究小组, “集中了一批学术界人士、实务工作者和顾问组成的工作班子, 征求了5 000家以上的公司和其他组织的意见, 进行了50次以上的面谈, 并约请制定会计准则和规则的团体或机构举行35次会议此外, 还在纽约举行3大公开听证会”。经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 历时两年半, 才提出了“财务报表的目标”这一报告。 (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财务会计理论》, P82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年2月第1版) 。可见, 要提出会计目标, 需要针对实际情况进行大量的实践调查和分析。

五、后记

虽然还有些学者认为我国会计目标的研究存在着不少问题, 如研究会计目标的方法存在不足、制定的会计目标不够科学等,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目前研究取得的成果, 而且研究也将会继续。没有目标也就无法前进, 我国的学者们也将为此继续努力, 提出更多、更新、更符合我国实际的会计目标, 但是确立一个统一的会计目标是众多学者努力的方向, 统一的会计目标也更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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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财务会计理论.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2 (2) .

[9]胡凯.从产权的新视角对会计目标进行重构.广西会计, 2000 (3) .

股权激励实证研究的文献综述 篇10

关键词：股权激励,实证研究,文献综述

Core、Guay和Larcker (2002) 将股权激励定义为管理者股票价格相关财富的变化。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 》的规定, 股权激励是指上市公司以本公司股票为标的, 对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员工进行的长期性激励。股权激励理论一经提出, 便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以下是对国内外相关实证研究的梳理和评述。

一、国外关于股权激励的实证研究

Berle和Means (1932) 年对200多家非金融公司调查后, 发现44%的企业不是由股东控制的, 而是由拥有公司少量股份的经营者所控制, 由此他们得出了股权分散化是现代公司股权结构的基本特征。他们认为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 企业经营者可能为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 从而损害公司的利益。因此, 对于股权分散的公司, 管理者拥有少量的股权将会激励他们追求自己的利益。随着管理人员拥有股份的增加, 他们的利益将会与广大股东趋于一致。

Fama (1980) 认为, 在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下, 就大公司而言, 两权分离是经济组织中的一种有效形式。解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带来的问题, 最好的办法无疑是通过给予经营管理者一定的企业股权, 将其利益与所有者利益紧紧联系一起。

Jensen和Meckling (1976) 论证了股权激励能有效降低代理成本, 提高公司价值。他们认为, 经营者会制定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经营决策。在经营者只拥有少量剩余索取权的情况下, 如果经营者努力工作, 他承担全部成本却仅获取部分收益, 而如果他在职消费, 则他获取全部好处而只承担部分成本。一个理性的经营者往往尽可能给公司赚钱的同时又尽可能地从公司里支出费用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这就是所谓的代理成本。因此, 经营者拥有的股份越小, 其代理成本越大, 当没有股份的时候, 其代理成本达到最大。他们认为, 经营者所占公司的股权比例与公司的价值密切相关, 经营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越大, 公司的价值就越高。

Jensen和Murphy (1990) 对1974-1986年间的大型公众持股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 企业股东财富每增加1000美元, 主要管理人员的平均收入只增加3.25美元, 经营者报酬对股利的弹性在0.10-0.15之间, 由此得出“从总体上看, 美国公众持股的公司中经营者报酬和企业业绩之间是相互独立”的结论。他们还发现, 股权激励不能提供足够的激励, 因为大多数高级经营者只持有较少的企业股票。他们还认为, 这种经营表现与报酬之间的低相关性主要是由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影响。Brian和Liebman (2000) 采用期权估价方式, 得出了与Jensen和Murphy不同的结论。他们通过对美国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企业经理人的报酬形式与478家大型股份公司股价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发现股票与股权的赠予与股东利益密切相关, 并且大大地超出了传统工资、奖金薪酬形式与股东权益之间的关系。上述研究者得出不同的结论, 可能主要是由于研究的时期不同而造成的差异。

Stulz (1988) 的研究指出, 经营者持股比例越高, 他们抵制并购威胁的能力和动力越强, 公司被并购的可能性就越小, 既使被并购成功, 对方通常需要支付高于市场价格的额外费用。

Morck, Shleifer和Vishny (1988) 研究了董事会成员的持股比例与Tobin Q值之间的分段线性关系后发现, 发现Q值与公司内部股东股权结构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 为一个倒U型曲线, 在0-5%的区间范围内, Q值与董事会成员的持股呈正相关关系;在5-25%的区间范围内, Q值与董事会成员的持股有负相关关系;当超过25%以后, Q值随董事会成员持股比例的增加而缓慢增加。H e r m a l i n和Weisbach (1991) 进行实证分析后也得出同样的结论。MeConnell和Servaes (1990) 通过对1976年的1173个样本公司和1986年的1093个样本公司研究发现内部控股股东股权比例小于40%时, Q值随控股比例的增大而提高;当控股比例在40%-50%之间时, Q值开始下降。他们的研究表明, 经理人员处于不同持股比例的区间内, 其持股比例与公司经营绩效之间呈不同的相关关系, Q值与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呈现一种倒U型的关系。Hamid和Mehram (1995) , Giorgio和Annan (2008) 的研究也发现, 企业经营业绩与经理人员的股权形式的报酬比例呈正相关关系;企业经营业绩与经理人员的持股比例呈正相关关系。

还有Demsetz和Lehn (1985) , Yermack (1995, 1997) , Smith和Watts (1992) , Gaver (1993) , Lambertetal (1991) Palia (1998) 和HarleyE.RyanJr和RoyA.Wiggins (2001) , Martin和Thomas (2005) 等, 用实证方法对经营管理人员薪酬包的结构与企业特性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以寻求经营者的持股比例的决定因素。

二、国内关于股权激励的实证研究

魏刚 (2000) 对国内800多家上市公司1998年年报中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和持股情况进行分析表明, 高级管理人员的年度报酬与企业业绩不存在正相关关系, 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不存在所谓的“区间效应”, 而且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越高, 与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的相关性越差。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没有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 仅仅是一种福利制度安排。袁国良、王怀芳、刘明 (2000) 随机抽取了1996年和1997年中的100家上市公司, 进行回归分析发现, 上市公司的业绩与公司中高级管理者 (指董事、监事、经理人员) 持股比例相关性很低甚至基本不相关。李增泉 (2000) 以上市公司1998年年报为样本, 分别研究了经理人员 (仅包括董事长与总经理) 的持股情况、经理人员的年度报酬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 发现较低的持股比例不会对企业经理人员产生激励作用, 当经理人员的持股达到一定比例后, 持股比例的高低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影响。我国当前大部分公司经理人员的持股比例都比较低, 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徐二明、王智慧 (2000) 随机抽取100家上市公司, 以1998年数据为截面, 用企业的战略绩效 (相对公司价值、公司价值的成长能力) 作为业绩衡量指标, 分析其与高管人员持股的关系, 指出业绩指标与高管人员持股之间没有获得任何预期的正向关系。于东智、谷立日 (2001) , 高明华 (2001) , 胡铭 (2003) 、常健 (2003) , 向朝进、谢明 (2003) , 刘英华、陈守东和那铭洋 (2003) 也分别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即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不存在显著关系。

谌新民、刘善敏 (2003) 通过对2001年上市公司截面数据进行统计回归分析发现, 经营者股权比例与企业价值有显著的弱相关关系, 而资产规模、行业特征、区域范围、股权结构对经营简单的评述及问题者持股比例和经营绩效具有深刻影响。周建波、孙菊生 (2003) 实证研究得出, 对于成长性机会较高的公司, 经营管理者的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成显著正相关关系, 提高经营者的持股比例, 能给经营者提供较高的激励去努力工作, 努力提高公司的经营绩效和企业价值。但对于成长性机会一般的公司, 股权激励的效果不明显。石建勋 (2003) 运用实证研究证明了上市公司对公司的作用显著, 实施股权激励后公司业绩 (每股收益和净产收益率) 有显著提高, 且业绩股票和虚拟股票期权的激励效果与其他股权激励方式存在差别。邱世远, 徐国栋 (2003) 考察了截止2001年1 2月我国实施了股权激励8 6家上市公司, 发现这86家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远远大于全部上市公司相应的指标, 由此肯定了股权激励的激励效应。

吴淑琨 (2002) 、杨梅 (2004) 、黄之骏 (2006) 的实证研究表明, 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之间存在曲线关系。周绍妮 (2009) 通过对我国目前己经公告过进行管理层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的特征分析和比较, 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的选择性偏好。

三、简单评述

国内外学着对股权激励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然而结论却大相径庭。但在文献梳理中, 我们发现研究者对股权激励这个激励工具本身是肯定的, 对于激励效应不明显或者起反作用的现象, 可能是公司自己以及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了以及如何影响股权激励预期效应的实现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因此, 有必要结合实证研究提供的经验证据来澄清现有理论上的不足。

国内对股权激励的研究虽然起步比较晚, 却已经有一定的成果, 但这些研究大多秉承国外研究的思路, 而忽略了中国的特殊制度背景和上市公司的产权结构差异, 这也是研究者今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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