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与论文

公民参与论文（通用12篇）

公民参与论文 篇1

在告别远古社会形态之后, 任何一个普通公民无论是否游离于体制, 都已经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生活的秩序内。尽管总会有一部分群体的政治属性并不明显, 但将整个社会共同体融合成为一部政治机器并有机运行, 不可逆地成为这个时代的趋势。正因如此, 为了使人的自身有更加文明的发展, 拥有公民身份的个体更应该参与到社会治理的秩序内, 增强自己社会适应生活的能力, 在公民与国家关系的应然和实然这双重维度上, 发挥良好的效应。

一、民众的心理趋向

我们的国家需要公民参与社会治理, 我们寻找途径引导公民参与社会治理, 我们衡量利弊劝说更多的公民不反对参与社会治理, 我们还在不断地调整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以求能真正实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所有这些努力, 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取决于公民的积极主动与消极被动的比率。就像卢梭列举的那些权力制约的比率一样, 这种积极与消极之间的比率同样能够影响 (甚至决定) 公民能否参与社会治理。因为公民参与不是某一个体行为, 而是一个共同体内所有成员都可以行使的同等行为;一旦社会上绝大多数的公民没有意识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而冷漠对待这种政治诉求, 那么很多规划就不具备启动资格, 很多路径就没有数据可供参考, 最终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宏伟蓝图只能堕落成局部领域的小规模挑战, 而那些美好的政治景象也只能是望洋兴叹。所以如何推广这一政治性的理念, 使更多人愿意参与进来成为运动中的元素, 是实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必备期待要见之一。

尽管现在情况有所变化, 社会转型、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上的自由, 以一种近似于极端功利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 最明显的标志是民众开始公开的问这样的问题:这项政策我能获得什么利益?如果我的权利被侵犯, 我可以怎样救济?但是牵扯到公众利益的问题, 却没有人愿意发声, 除了抱怨。尽管这也可以理解, 但百姓对政治过冷的态度是更大范围的存在, 每每都指责政府举措失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有失公允的, 因为再无私的政治蓝图也打动不了千万冷漠的心。

经济发展程度不够, 法治覆盖不全面, 政府公信力不足, 公民道德观不统一, 这一系列问题都对普通民众的心理产生影响。怕民众容易愤怒而带来局部动荡, 又怕民众冷漠而丧失群众基础, 所以对公民的心理引导非常重要。需要公民参与社会治理, 就要给予公民充足的动力, 如果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心理趋向势力不足, 百姓参与政治生活的各种尝试即便持续了上千年也依旧是纸上谈兵。

与此同时还需要引起注意的是, 激发公民对政治的热情的同时, 绝对不要轻视群体的情感, 这点从愈发汹涌的网络暴力事件中就能看出。不得不承认我国公民对政治参与的涵义认识很肤浅, 表现之一就是莫名其妙地将国家、社会、个人割裂开来, 而且我国公民参与程度较低的原因之一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 个别情况下甚至对自己的行为没有界定能力。如此一来, 不知道、没兴趣就导致“心理趋向”这一工程无法下手。尤其是社会转型时期, 民众本就浮躁而只顾及眼前利益, 如果这项心理工程没有做到位, 那么结果必然会一塌糊涂。

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价值实现

公民的概念本就不同于自然人的概念, 公民意识更是与臣民意识相对, 意指一个国家的民众对社会和国家治理的参与意识。因此为了使自己更加协调地适应国家的运转, 积极地参与其中进行治理, 利用自己公民身份的政治性参与治理, 正是人类作为社会动物的体现之一。就这一层面而言, 社会治理成为一道相当有效的路径沟通了国家和公民, 提升了公民作为国家主体的生存能力。

参与的中心主张都在于“缩减治理中的层级节制和技术统治”, 不仅如此, 参与的含义也无非围绕着“公共组织管理以及这些组织在治理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1)

参与式管理对公共部门的管理有着积极的牵制作用, 从而在促进行政结构优化方面也有着现实意义。以一种“对话”的形式, 让公众参与到关乎切身利益的事件之中, 作为权利的相对方, 公权力组织也会费心协调出更有诚意的方式配合公众的参与热情, 以求能够降低自己的行政阻力。

考虑到公众日渐觉醒的参与心理和社会治理的真实效果, 公权力组织的行政方式是屡次受到考验, 并且会一直被考验下去。这也是政务公开等一系列很有诚意的行政监督手段在形式上发达起来的根本动力之一。敢于敞开门让公众监督, 不仅能够体现出政府的公益决心, 也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入门基础, 不管因何初衷, 既然能够有一个平台参与其中, 公民的社会治理就不会仅仅是一句口号, 而是可以提上日程的全民努力的实践。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增强, 可以迫使行政部门妥协, 有限制地敞开公众参与的大门, 这只是第一步, 告知公众公权力在表面上是如何运作, 这远远不够, 在某些领域的活动中, 公众不想只是成为被告知的对象, 而是成为发出声音、做出影响的一方。所以即便听证会越来越像模像样也不能满足需要, 公民还需要在政策制定的源头上做出影响。

公民积极参与下的治理模式, 显然能够对作用于自身的政策制定起到制约作用, 在这层意义上, 这一模式的运用可以间接地限制权力扩大化。公民有效参与政治生活, 确实需要这种良性的参与式的治理模式, 在实现公共利益的同时恢复主权应有的力量。

如果仅仅看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可能会对公权力的使用造成牵制, 而没有看到公民参与治理可能会分摊政策践行的风险, 没有看到公民的参与对政策推行的促进作用;仅仅认为让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是“添乱”只需要事后的通知和强势执行, 而忽视了让公民参与其中对政策合理性的助益。这样种种都是有失公允的不理性评价, 公民是所有政策的最终承受者, 而制定者一旦和承受者中间存在过大的间隙, 又怎么可能期待政策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呢?所以需要沟通, 需要公民的参与, 也才能让一些理想的预期最终实现。

参与模式可影响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民与社会以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之所以有这类的治理模式, 就是考虑到“官僚体制内的专家无法获得制定政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 甚至得不到正确的信息 (Majone, 1989) 。因此, 如果排除公众对重要决策的参与, 将会造成政策上的失误。” (2) 由此, 参与式的治理模式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三、公民权利的有效实现

(一) 有效的民主权利

对民主不切实际的过多要求是一种天真的行为, 当年雅典城邦式的民主已经变得遥不可及了;现代的民主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妥协, 但绝对不可以轻视这种妥协, 因为比起理想主义者心目中的完美民主, 这种利益均衡后的民主就显得更为实际, 而且还会逐步发展完善。“在一种基础更为广泛的政治体制中, 对于权力予以限制的要求又会获得多么巨大的增长。” (3) 如前所述, 公民身份其本质就是一个政治性的客观身份, 因此在目前这种广泛政治体制内, 如果每个公民都想获得更大的自由, 更大的民主, 直接导致的结果并不是人多势众的得偿所愿, 而是公权力的掌控者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这种不利局面的出现, 甚至不惜代价做出一种牺牲的假象, 例如清朝末年时, 满清政府的种种改革;又或者是一种压制, 以迫使民众屈服, 这种行为在世界历史上就更是屡见不鲜。因此, 但凡是理性的掌权者, 都会期待一种损伤更小的形势, 那就是在民主问题上的妥协, 只是妥协或展示的方式不同而已。当然, 这不是悲观主义者对民主抱有一种绝望的心态, 而是不过分要求以至于失望而引起没有必要的动荡, 毕竟如果没有实现良好民主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国民环境, 还要强求完美的民主更像是制造混乱。

所以最终阐明的观点其实很明确, 公民想要真正意义上参与社会治理, 不仅需要一种可以参与的治理模式, 同样需要能够使这种政治模式合理合法的民主权利做支持, 而有效的民主比起完美的民主更加切实可行。尽管有些人总倾向于讨论美好的“应然”, 但如果要解决问题必须得观察我们实际占有的“实然”, 也即有效的民主权利。

(二) 公民基本权利的可适性调整

马克思·韦伯将现代理性国家定义成遵循法律规则的职业性官僚机构所经营的拥有政治权力的企业, 通俗一点就是我们常言道的国家机器。它“只是一个由理性政府统治的国家。其目的和政策都符合理性的程序。决策经过讨论过程, 而讨论过程则通过各种各样的信息传播工具向公众公开。” (4) 而这一系列可观察的现实正是由公民的基本权利赢得的, 并且不断更新公民基本权利的过程正是促使公民和国家始终处在调适以求平衡的过程, 从而确保公民权利的有效行使, 以实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目的。

无论如何, 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这个问题上, 我们是需要公民基本权利作保障的。一方面, 它是我们参与到政治体制内部的合法依据;另一方面, 它的实现水平测量着公民社会治理的参与程度。最优化的公民基本权利不是理想状态下涵盖的领域有多全面, 而是所能实现的内容在最大程度上助力于我们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迫切需要的基本权利能否得以实现, 这才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资本和资源。

总结

公民固然有顾小家而舍大家的正常心理, 期待越来越多的人应有的公民意识的觉醒也非一日之功, 因为“公民的公共意识归根结底只能随着生活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提升。” (5) 然而我们已经开始努力。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虽然不是一个新鲜的理念, 但具体的操作仍然是艰巨而复杂的活动, 它需要很多的路径作参考, 庞大的数据作分析;它要调整体制内部, 还要协调体制外部;它要激发人们产生愿意参与的心理趋向, 还要提供给公民如何行为的平台……不仅如此, 就连每一处细枝末节也关系到公民的基本利益, 那些公民很有可能自己都没兴趣理会的政治利益。当然,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期待要件远不止心理趋向的引导, 参与式的政治模式, 能够有效实现的公民权利这几个方面, 还需要在经济、法治、道德等方面的综合运作;然而即便是这几个方面, 也经历过臣民心理、公民意识, 集权国家、民主国家、政治国家, 自决、自治等等的理念的出现、适用、淘汰、调整的过程。这不是绝望的不可知论, 只是想说明一个基本的事实, 良性政治理念的实现, 不仅依靠各方面条件的配合, 还需要自身的进化, 而我国关于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政治理念还处在胚胎阶段, 我们既要设置条件又要实现条件, 这本身难度就很大。

建立一个理性的政治国家本就任重道远, 如果我们迷失了方向而绘制出不切实际的幻想政治, 无疑会让我们自食恶果, 所以客观地分析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以及我们所交往的民众, 用中国化的方法论解决中国公民自己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永森.告别臣民的尝试——清末民初的公民意识与公民行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2][美]B·盖伊·彼得斯著.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张成福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3][美]孔飞力著.中国现代国际的起源[M].陈兼, 陈之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年版.

[4][美]菲利克斯·格罗斯著.公民与国家——民族、部落和族属身份[M].王建娥, 魏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3年版.

[5][法]古斯塔夫·勒庞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年版.

[6]柳飒著.近代中国公民基本权利变迁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年版.

[7]赵刚印.公众参与的应然与实然——增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有效性的路径选择[J].理论探讨, 2006年, 第三期.

公民参与论文 篇2

2010年8月8日，我国第二个全民健身日到来之际，上海以世博会开幕100天为契机，在全市组织各种体育健身活动。此外，各区县、街镇也开展以贯彻《全民健身条例》、《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15周年成就为内容的宣传活动。根据《条例》要求，上海市全民健身联席会议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就《上海市市民体育健身条例》修改意见和《上海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征求意见稿)》进行交流和探讨。

(1)你作为一名市民，你认为此次讨论有何意义？

【共享世博】

作为展示各国经济、科技和文化综合实力的“经济奥林匹克”世博精神可以提炼成“欢聚、沟通、展示、合作”八个字。2010上海世博会是一次商机无限、市场空间巨大、各参展方均享受到明显共同利益的盛会。

根据材料回答有关问题：

(2)平平同学说，如果我是一名世博会志愿者，一定尽我所能地竭诚为国内外游客服务。请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角度谈谈你的看法。

2． “网络民意”成为2012年“两会”的一大亮点。新华网、人民网等在内的政府官方网站围绕两会议题，有关网站推出“我有问题问总理”、“两会建言”、“两会调查”、“网民提案”等五花八门的栏目，而网民对相关话题的讨论更是早已在各大论坛上“置顶”。其中“我有问题问总理”栏目，网民提问达263088条，围观达5068761人次，问题涉及收入分配、民主法制、反腐倡廉、房价物价、医改社保、教育改革、三农问题、就业问题、经济政策等等。阅读材料回答：

（1）通过“网络问政”的形式积极关注并参与“两会”说明了什么政治生活道理？（2）公民通过“网络问政”参与民主决策有何意义？

3． 人民网今日推出的“地方政府开通社情民意通道，你们那通了吗”网络调查，反响强烈。政府开通社情民意通道的积极意义在于（）① 方便听民声、聚民意、解民忧 ② 有利于保障人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③有利于实现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 ④ 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民主权利的具体体现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4． 2012年1月1日起施行的《南昌市城乡规划管理规定》要求：“经依法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不得随意修改;确需修改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采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召开听证会的要求有利于（）①消除失误，改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 ②增强公民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 ③反映民意民智，促进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 ④保证公民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

A．①② B.②③ C.②④ D.③④

5． 由数十位专家学者组成的课题组，通过对浙江沿海及海岛的深入调查研究，形成了《浙江沿海及海岛综合开发战略研究综合报告》，为浙江省政府制定海洋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问题：指出材料所体现的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的方式及其对政府决策的积极作用。

6． 国家提出，政府机关要实施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是基于公民享有对涉及公众利益决策的（）

A．决策权 B．知情权 C．监督权 D．表决权

7． 按照国务院的要求，“深化医疗多种形式为此次园博会建言献策。这是公民通过 参与民主决策。（）A．社情民意反映制度 B．专家咨询制度

C．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 D．社会听证制度

8． 交通是否更顺畅，环境是否更美好„„日前，作出“十大突出问题”整改承诺的武汉市政府14个部门的“一把手”，接受了市民代表团和特约评论员的质询，武汉电视台全程进行了现场直播。这样的“电视问政”（）A．有利于提高政府的信誉意识和责任意识 B．拓宽了社会公示制度等民主监督的渠道 C．提高了公民参与民主管理的热情和能力 D．使公民有更多的机会直接参与民主决策

9． 我国公民参与民主决策与民主监督的方式分别有哪些？

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完善《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项目计划》。这种做法有助于（）

①人民群众直接行使决策权 ②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公众的参与热情 ③实现民主立法、科学立法 ④参与民主管理，建言献策 A． ①② B.③④ C.②④ D.②③ 参考答案：

1． 答案：(1)①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就《建身计划》征求市民意见，保证了公民的政治自由，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和真实性。②就《建身计划》进行讨论有助于决策充分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推动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③就《建身计划》进行讨论，有利于促进公民对决策的理解，推动决策的执行。有利于提高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信心，增强公民的社会责任感。

(2)①作为世博会志愿者必须坚持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正确处理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关系。②志愿者为游客服务时要依法行使公民权利，履行遵守宪法和法律，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③志愿者服务游客时要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维护国家形象，负起社会责任。

解析： 设问一：主要考查了民主决策的意义。就《建身计划》进行讨论，这是民主决策的体现，所以我们应该从公民与政府两个角度分析民主决策的意义。

设问二：主要考查了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解答此题关键要明确为国内外游客服务，所以涉及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解答此题首先明确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其次认识公民应该承担的义务，再次明确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如何行使。

2． 答案：（1）公民通过网络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参与民主决策，是公民的民主意识政治素质的提高，政治参与能力的增强的表现，也体现了国家对民意的尊重，拓宽了民意反映的渠道，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2）“网络问政”是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的体现，其意义应分别从公民和政府两个角度分析。意义：对政府而言：信息是决策的基础，民意是正确决策重要的信息资源，有利于决策充分反映民意，体现决策的民主性，有利于广泛集中民智，增强决策的科学性。

对公民而言：有利于促进公民对决策的理解，推动决策的实施，有利于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信心，增强社会责任感。解析：

3． 答案： B 解析：

4． 答案： B 解析： 召开听证会听证于民，有利于决策者听取民意、集中民智，同时有利于增强公民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②③正确。①“消除”观点错误，④“直接参与”观点错误，皆不选。5． 答案： 公民通过专家咨询制度参与民主决策。这种决策方式集中了专家的智慧，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 这种决策方式尊重了专家们的意见，增强了决策的民主性。

解析： 本题以对浙江沿海及海岛的深入调查研究为背景。考查学生对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知识的理解。可以从专家咨询制度参与民主决策，还要回答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的意义。6． 答案： B 解析： 本小题主要考查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本题没有难度，只是对基础知识的再现。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是基于公民享有对涉及公众利益决策的知情权。7． 答案： A 解析： 通过电话、信函、电子邮件等多种形式为园博会建言献策，体现的是通过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参与民主决策。8． 答案： A 9． 答案： 民主决策的方式有社情民意反映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制度、社会听证制度。民主监督的方式有信访举报制度、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制度、舆论监督制度以及监督听证会、民主评议会等新形式。

域外反腐之公民参与 篇3

治理腐败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课题，也是我国公众高度关注，政府着力要解决的难点问题！西方国家虽然有着不完全相同的政体，但由于深受法国思想家卢梭“主权的实质就是全体的意志”思想的影响，因此，从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宣布人的天赋权利不可转让，到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宣布“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都相继在形式上承认主权在民。

主权在民不仅体现在人民通过选举产生国家机构，而且对由其选举产生的机构及其公职人员享有监督的权力。公共权力既然根源于公民权利的让渡，那么公民监督也就成了防止公共权力腐败的根本措施。也正由于此，早在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杰拉德·温斯坦莱在其代表作《自由法》一书中提出：“对公职人员实行公民和专门机关的双重监督，以防止他们滥用权力”，托马斯·杰弗逊在其连任两届美国总统期间，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反腐败措施和原则，包括“实行人民参政原则，让人民关心国家事务，加强对政府的监督”。

正是基于公民在当代宪政国家中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其在反腐败中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總之，面对权力腐败这一痼疾，世界各国在充分发挥专门机关反腐败作用的同时，采取各种形式和措施以动员和组织民众参与反腐斗争。

首先，以立法保障公民参与反腐的权利。一是知情权和参与权。任何监督的前提是监督者要能够以正当、合法的途径获取监督对象如何行使公共权力的信息，为此，以立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也就成为域外公民参与反腐败的共同经验做法。一方面，立法要求公务人员个人财产实行申报制度和公务行为予以公开，并以此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立法规定公民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了解有关公务活动信息。如英国规定在议会开会辩论时，公民可以旁听，电台、电视台有现场转播。又如公民可以向政府机关索取法律规定的机密以外的各种文件和材料，甚至允许公众对公务人员的财产依照一定的程序进行质询。二是批评、建议和检举、揭发权。在充分享有知情权的基础上，公民还有权对政府机关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对公职人员的违法犯罪还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检举揭发。如英国政府于1985年设立了警察不良行为投诉局，专门受理公民对警察违法违纪行为的投诉。在芬兰，普通公民可越级向最高检察长举报或投诉，最高检察长则有义务对公民的每项举报、投诉在限期内给予答复并通知处理结果。三是获得奖励和保障权。为鼓励公民参与反腐败斗争，不少国家一方面采取措施保护检举、揭发、作证的公民及其家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以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还对举报的公民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以倡导反腐倡廉的良好风气。

其次，以宣传教育激发公民反腐的热情。监督虽是公民的权利，但权利是可以放弃的，因此如何激发公民参与反腐败的热情，也就成了各国推动公民反腐败的基础性工作。英国重视利用宗教力量进行从善教育，德国重视通过教育塑造公民的良好行为方式，瑞典则重视公民重诚信和树立公平竞争理念的培育，日本则重视公民的羞耻教育，如此等等，世界各国都重视公民教育以从源头治理腐败。在这方面新加坡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新加坡建国后，大力倡导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价值观，大力提倡“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很快改变了独立初期国家没有完整价值认同体系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丰富多彩的社会道德教育系统地向社会进行了儒家伦理及道德价值教育。当然，此时封建礼法等级森严的道德规范已经改造成了具有新加坡特色的新道德。在以教育建立扎实的反腐败文化、道德的基础上，不少国家还注重对反腐倡廉工作的宣传发动，如印度的中央调查局通过电影、电视、广播节目和分发小册子印刷品等宣传方式，发动公众参与反腐败。有的国家还根据需要适时开展由公民广泛参与的反腐败运动。如韩国为反腐败开展过“庶政刷新”、“社会净化”、“国民清正”等运动，美国也开展过文官改革运动。这些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既教育激发了公众反腐败的热情，又给腐败官员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还有力地促进了风气的净化和反腐制度、机制的形成。

第三，以民间组织构建反腐败防线。公民参与反腐败既可以以个人的身份，也可以组成民间组织。在西方社会民间反腐败的突出特点就是活跃的民间组织反腐败。瑞典在斯德哥尔摩有一个由市商会、商人协会和工业协会联合建立的“反贿赂事务所”，其职责是监督、检举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及商人的不良行为。以色列有一个叫“国家廉政运动”（MQG）的专业反腐中介机构，他们完全依靠个人捐款和会员费运作，通过开设四条法律热线接受公众举报，并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将有关举报材料转交警察局，或通报国家审计局，或直接向最高法院起诉。日本民众自发成立的“全国公民权利代言人联络会议”，对政府行为进行日常性监督，对许多腐败问题被及时发现并得到处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此外，随着大型跨国公司的发展，这些公司也越来越重视内控机制的建设。家乐福、联合利华、宝洁等跨国公司都曾组织过大规模的“严打行动”，由此企业加强自治也成了公众参与反腐败的重要途径。从社团组织反腐败、专业中介机构反腐败、公司企业反腐败到利益集团反腐败，公众正以各种不同的组织形式加入到反腐败的队伍中来。

最后，以媒体监督壮大公民反腐的威力。伴随媒体的迅速发展，媒体不仅成了公众进行监督的平台，而且成了汇聚民意形成强大监督压力的重要渠道。美国、瑞典、加拿大等国家，在不泄露国家机密的前提下，政府允许所有报刊报道政府、议会“内幕”情况。国家和地方当局的工作人员也可在不泄露国家机密的前提下，向社会提供确凿的“内幕”消息。从美国的“水门事件”到日本利库里特事件，从法国前总统萨科齐身陷“献金门”到意大利前总理的逃税、嫖妓，新闻媒体的监督起到了关键作用。而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反腐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更需要筑起坚实的人民防线。这不仅是由国家性质所决定的，还是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所要求的，更是国家推进民主法治，促进反腐倡廉所必需的。如何建立反腐败和预防职务犯罪的人民防线，域外公众参与反腐败的具体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公民参与论文 篇4

1 公民利用新媒体参与反腐败政治活动的实证研究

课题组问卷调查主要围绕公民掌握新媒体并利用新媒体参与反腐败活动的情况进行调研。在调查中发现三个城市的公民利用新媒体技术参与反腐败政治活动呈现如下特点。

1.1 青年人是利用新媒体参与反腐败活动的主要群体

在调查中发现18~30岁这个年龄阶段的公民是所有年龄阶段中熟悉并使用新媒体平台人数最多的,占到了调查总人数的87.85%,其中60岁以上的公民完全不熟悉新媒体的使用方法。可以看出利用新媒体技术参与反腐败政治活动的公民多为中青年阶段,而老年人群体则因为客观原因而无法融入新媒体网络反腐的队伍中来。

1.2 不同人群参与反腐败活动的程度会不同

政治参与由于程度不同可以简单划分为关注、行动两大类。第一类是关注。正在利用新媒体技术平台关注反腐动态消息的人数占总调查人数的69.16%。而选择关注的公民们,其关注的频率程度为一般关注和偶尔关注的人数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第二类是行动。在调查中占总人数三分之二的公民们并未直接或间接参与过反腐败行动,即没有主动举报行为或传播转发反腐败举报消息的行为等。而有参与的公民当中近一半以上的只是偶尔参与或极小部分时间参与。所以从数据上看,虽然近几年我国网络反腐案例有日渐增长的趋势,但尚有一定空间可以提高。

2 公民利用新媒体参与反腐败政治活动存在的问题

2.1 新媒体环境下话语权扩张所导致的网络举报信息真实度存疑

互联网时代,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遍应用,公民话语权表达的自主性程度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人人都可以是信息发布的主体和源头,而信息本身的真实程度也无法得到有效的控制,不实言论和虚假举报信息的出现便显得尤为严重。据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联合发布的新媒体蓝皮书报告称2012-2013年出现的100件热点舆情案件中,出现谣言造假的比例就超过了三分之一。而关于新媒体信息的真伪判断由于存在技术、能力与成本的原因,多数人选择忽视。在调查中,询问公民获取和转发某条贪腐举报消息的时候是否会考虑信息的真伪性时,约有25%~29%的公民不会考虑。

2.2 新媒体环境下情绪化的“网络舆论审判”干扰司法公正

由于新媒体自身的传播和扩散特性,当一个网络举报消息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网民们便会形成强烈的反应,依据自身的自主意识和情绪便对事件进行预先的主观判定。在调查公民们利用新媒体参与反腐败政治活动是否存在情绪化状态时,数据显示仍有42.53%的公民是存在情绪化状态。这些非理性的情绪化表达往往会形成一股强大的网络舆论力量,在案件还未正式进入司法程序之前,便对当事人和该事件进行审判。这些情绪化的网络审判会给正常的司法判定和处理程序带来一股不容小觑的压力,甚至会迫使司法部门因为舆论压力和需要尽快满足民意的需求,在仓促的不全面的调查情况下给公众一个结果和解释,从而对司法公正造成干扰和不良影响。严重时甚至会形成“网络暴力”,造成很多冤假错案。

3 公民利用新媒体参与反腐败政治活动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3.1 新媒体技术自身的局限性

新媒体环境下话语权扩张所导致的“非理性”行为的发生是新媒体自身的局限性导致。由新媒体技术所构建出来的网络平台所具备的匿名性质在提高了众多公民参与反腐败政治活动的热情和参与程度外也为网络非理性行为的发生提供了温床。匿名性质,使得公民在一定程度上不需要担心会为了自己所发表的言论去承担某些代价。所以就致使部分公民肆意地、情绪化地表达观点,甚至进行虚假或不完全事实的举报。

同时由于在新媒体技术背景下,公民们在网络上作为信息发布主体,其发布信息的门槛较之于传统媒体几乎是零门槛。公民在发布信息的时候,不受任何学历、性别、年龄、地域等条件的限制。加之因为新媒体技术平台的特性,信息的传播速度非常之快,传播范围非常之广泛,所以加大了客体平台控制信息传播和识别信息真伪的难度,为一些不实言论和虚假举报信息提供了空隙可钻。而就现有的网络平台技术而言,每个网络平台(如微博平台)很难以就公民所发布的信息去一条一条的甄别真假。

3.2 政治参与主体的良莠不齐

根据2014年12月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显示,我国使用新媒体技术上网的公民无论是在年龄结构、学历结构上都呈现多元化良莠不齐的态势。

在年龄结构方面,根据2013年新媒体发展报告蓝皮书称微博平台使用的群体当中有学生9 387万人,也就是学生这一青少年和青年群体是微博用户的最大的年龄职业群体。由于年轻的青年学生群体自身的阅历尚浅,加之自身纪律性较低,对于反腐败问题的认识深度不够,很容易就会演变成为不实言论和虚假信息传播扩散的推手。从而扰乱网络正常秩序,使得虚假言论问题日益凸显。

在学历结构方面,将近70%的网民集中于初中等中等教育程度。同时2013年的新媒体发展报告蓝皮书也指出超过七成的微博用户都是高中学历以下的公民,初中和高中学历的用户均超过了一亿,而高中以下学历的用户占74.88%,接近总体用户的四分之三。人们可以明显看到,现阶段的网民和具体的微博平台用户都呈现出低学历的特征趋势。而低学历的受教育客观事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公民对民主参政行为的错误认识,在处理反腐败举报信息方面的理性程度较低以及心理素质低下等不良情况的出现。这些不良情况会使得公民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对自身行为的约束能力,加之网络匿名性质的特性,更会使得公民们以一种狂欢式的不理性心态打着积极参与反腐败政治活动的旗号,去肆意发表言论和发布信息。从而导致新媒体技术下的网络平台在成为一个公民可以进行有效反腐败政治活动参与的途径的同时,也无法避免的演变成了一个供网民通过发布不实言论而发泄不良情绪的渠道。

3.3 利用新媒体技术实施政治参与方面的法规体系制度不健全

就目前为止,人们能看到的有关利用新媒体技术进行网络反腐的法律就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方法》等。不但没有专门针对公民利用新媒体进行网络反腐的法律条文,而且现阶段的法律规约施行力度和效度还有待提高。所以可以看到,相对于快速发展的新媒体、互联网技术而言,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存在较大滞后性和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从而使得公民利用新媒体参与反腐败政治活动这一行为没有得到相应的法律法规的约束和管制,而新媒体反腐这一新兴途径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最终将会致使新媒体这一新兴的公民参政途径无法全然发挥其积极有效的作用。

4 提高公民利用新媒体参与反腐败政治活动的对策研究

4.1 在政府辅助下,实现新媒体自身技术手段优化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在互联网信息时代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如何规避其不利影响的一面,除了是政府部门的责任之外,新媒体平台自身(如微博和各大网络举报网站、贴吧等)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所以为了防止新媒体平台自身的技术缺陷所导致的虚假信息被无限扩散的情况再多次发生,新媒体平台也要着重发展对在其平台所发布的举报信息真假质量的监管和控制技术措施,实现自身监管技术手段的优化。争取在虚假信息发布的第一地点第一时间内就实现对该信息的质量进行筛选、过滤和控制的过程,从而在源头上就实现对信息资源的把控。

4.2 提高政治参与主体网络素质和能力,实现网民自律

首先要提高公民的媒介素养和对信息的有效利用能力,政府部门通过正确的宣传和引导方式增强公民对信息内容甄别的能力和选择提取有效信息的能力。同时要让公民们在发布信息的时候通过预先判断信息所产生的影响力度,再来决定所要发布信息的内容以及是否发布。从而在公民这一主体身上实现自我约束和自我管制。政府部门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的宣传力度,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养,使公民们在网络世界中做到不盲从,不做虚假信息的推手。在面对举报信息的时候保持谨慎、辩证、客观公正的态度和理性的心理状态,从而实现网民自律。

4.3 建立健全网络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实现新媒体反腐途径法制化

在我国现有的网络管理法律规定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和掌握新媒体这一媒介的本质与特点,建立专门针对新媒体反腐这一方面的法律法规。同时要做到与时俱进,在与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速度与规模相适应的基础上,及时更新和完善有关立法措施。同时要健全有关的执法部门和机构的设立和配置,做到有法可依,也要做到执法必严。利用法律的强制约束力,规范公民在利用新媒体参与反腐败政治活动中的行为方式,并有效打击散播不实言论和虚假举报信息的违法行为。在建立健全网络管理法律法规体系的基础上,将新媒体反腐这一途径规范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实现新媒体反腐途径的法制化管理,从而引导公民正确、有序、有效的利用新媒体参与反腐败政治活动,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新媒体反腐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阎萌洁.媒介赋权:新媒体反腐中的政治参与和舆论表达[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5.

[2]韦路,丁方舟.论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研究转型[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4).

[3]连鑫.浅析新媒体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的两面性——以网络反腐为例[J].法制博览,2016(4).

[4]肖生福,曾冬冬.新媒体时代廉政政策传播模式创新探析[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2).

公民意识与政治参与感想 篇5

上了将近一个学期的公民意识与政治参与的课，收获挺多的。虽然这门课程是一门校选修课，但是我觉得这门课程应该设为校公共课，因为现在的大学生的公民意识其实还是很薄弱的。对于文科生来说，对一些政治概念像民主，平等，自由可能会比较熟悉，但是随着高中时代的过去，我们对政治的关心程度降低了，而对于理科生来说，这些概念自然会比较陌生。所以依据这种现象，公民意识与政治参与课应该被放在突出的位置，以便更多的学生了解到政治方面的知识。

在没有上这堂课之前，其实觉得这堂课应该会比较无聊，但是后来去上课了之后，对这门课程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听老师讲了许多的政治概念，也关注了许多的政治事件，回顾了大国崛起之路，了解了更多的历史，也意识到历史和政治其实是紧密联系的。

在公民意识与政治参与这门课上，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堂讲关于公民权利与公民真实的参与政治程度的课，在这节课上，不仅了解到了公民的一些具体权利，还认真的思考了我们现实生活中真正的公民参与程度。公民权利有许许多多，有选举权，肖像权，言论自由权以及其他各种权利，而我们谈论的最多的就是选举权和言论自由权。作为一名大学生，其实也是当过选举人，行使过选举权的，但是我们选举权的运用都是在我们不知道被选举人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这个问题就不得不让我们深思，到底是我们的政治参与不够还是我们国家的民主还没有达到那种人民想要的程度呢。而关于言论自由权，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言论自由，但是这个言论自由必须是以不干扰他人，不妨碍他人为前提的。确实是这样子，记得老师说过一句话叫，只要你在我的课上没有影响别人，没有影响到我的教学，那么你做什么都是你的自由。其实这就跟言论自由权是一个道理，其实这句话让我印象挺深刻的，这表明当我们在行使我们的权力时应尊重他人的权力。

努力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篇6

一

公民政治参与是公民为了自身和社会整体利益而采取的自下而上地影响政府人选、影响政府决策，监督政府行为等政治活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仅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而且对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依照宪法规定，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是，人民当家作主并意味着人人直接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人民通过选举产生各级人大代表、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从而实现当家作主。但是，要使这种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府，能够真正代表人民意志，正确行使国家权力，维护人民利益，还必须有人民群众的广泛政治参与。离开民意的充分表达和各种形式参与的决策，很难代表人民意志；离开人民群众监督，就很难保证权为民所用，甚至导致权力腐败。如果这样，人民当家作主就成为一句空话。为了避免人民当家作主流于空洞，不仅需要完善我们的各项制度，还要扩大人民参与政治的范围，支持公民参与选举、参与立法、参与决策、参与监督，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

（二）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有利于解决复杂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

社会是在不断解决一系列实际问题中不断前进的。其中，政府在解决重大现实问题、推动社会进步中，具有一般个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但是政府面对的社会问题千头万绪，孰先孰后，孰轻孰重，怎么解决，有时很难权衡，甚至导致决策失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对于政府了解民意、集思广益、科学决策、正确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健康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各地诸如环境保护、拆迁补偿、住房、医疗、教育、福利、腐败等等关系到公民切身利益的许多问题上，有的就是通过公民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使问题引起政府的重视，得到及时发现和有效的解决，从而有利于社会进步。

（三）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对实现社会安定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仅有利于搞好生产和分配，防止贫困和两极分化，而且有利于国家政权获得大众的心理认同和社会的忠诚，对社会安定稳定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有利于搞好生产和分配。古今中外无数事实证明，贫困和社会分配不公是社会动荡的重要根源。要想保持社会的安定和稳定，就必须发展生产，搞好分配，防止贫困和两极分化。发展生产，搞好分配呢，首先靠科学的决策。而科学决策的前提和基础是民主决策。离开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决策，就不能克服个别人拍脑袋决策，拍胸膛贯彻问题；就无所谓集思广益，也不能真正实现科学决策、搞好分配。其次，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也是现代国家权力合法性获得的重要因素。现代政治，国家权力能不能获得公民的心理认同和社会的忠诚，直接关系社会的安定和稳定。一个国家的宪法合法律是否规定充分的民主权利，政府行政过程是否切实兑现公民的民主权利，直接影响公民对国家政权的认同和忠诚，进而影响社会的安定和稳定。而公民政治参与就是人民民主权利的重要表现。

二

改革开放以来，在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上，存在一些群众诸如示威、静坐、群访，甚至过激行为。这种制度外的、违背民主法制原则的、缺乏理性的行为，是公民无序政治参与的表现。无序政治参与的存在，有着复杂的主客观原因。

（一）公民政治参与热情提高与政治参与途径相对不畅的矛盾。

当前，无序政治参与的存在是由群众的政治参与的热情提高和我们的政治参与途径相对不畅通的矛盾造成的。一方面，群众政治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公民民主意识的增强，随着公民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在关乎自身利益问题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通过一定形式的政治参与，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政治参与的途径不能满足公民日益提高的政治参与的需求。长期以来，受制于社会发展进程，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还不完善，公民政治参与既缺乏法制规范，也缺乏制度保障。总的来说，占人口大多数的基层群众，政治参与途径是不够畅通的。由于种种原因，在有的地方，一些基层群众不仅想通过参与基层决策、基层管理、行使监督权以维护自身利益缺乏制度保证，甚至连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等利益受到损害时，通过来访信访上诉等方法也得不到有效的解决。从而导致无序政治参与的发生。所以那些背离民主法制原则、缺乏理性的无序的政治参与，是和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相对不畅有密切关系的。

（二）公民无序政治参与现象存在，有着复杂的认识的因素。

当前，一些干部群众对公民政治参与错误认识，是造成公民无须政治参与现象存在的思想因素。一方面，一些群众信奉“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一些地方政府由于决策失误，在损害群众利益后没有及时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解决，非得等群众“闹”起来才给予解决。这就使一些群众在利益表达和维护问题上逐渐形成“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错误观念。在表达和争取利益过程中，不是理智地采用民主法制的办法，而是热衷于“闹”，而且喜欢把事情“闹”大。另一方面，一些干部由于不能正确认识，没有看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积极社会意义，只看到无序政治参与对安定稳定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消极作用的一面，对群众政治参与采取阻扰干涉，甚至粗暴措施，从而激怒群众，导致过激行为的发生。

（三）许多公民还缺乏政治参与的知识和技能。

公民政治参与，作为现代民主政治建设重要内容，其积极有序地进行，需要一定程度的公民意识的培养基础，需要公民具有一定的民主法律意识，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有一定的政治参与的技能和技巧，充分估计自身行为的社会后果。然而，我国基层广大公民总体受教育水平不高，民主法制意识不强，缺乏组织，运用宾主法制手段进行利益表达和维护的能力不高，其政治参与也必然一定程度地存在无序和消极现象。

三

公民政治参与宪法规定的公民民主权利，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有序的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是，违背民主法制原则的、非理智的无序政治参与对社会发展又具有消极的作用。公民过高的福利要求会用于今后社会发展的资金用于应付这种需求；过大和过于频繁的政治动员不仅给政府权威带来挑战，而且给社会的安定和稳定带来威胁。所以，面对公民政治参与热情的不断提高，为了保证社会有序健康地发展，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努力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

（一）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培养公民意识，提高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知识和技能。

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培养社会主义公民意识，使广大公民具有有序政治参与的意识和技能。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借助学校、媒体、团体、家庭的途径，加强民主法制教育，提高公民民主法制意识和权利义务意识，才能提高公民依照民主法制原则参与政治的自觉性；還要不断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认知和评判能力，提高公民对有序政治参与和无序政治参与是非得失的认识的评判能力，才能使公民在参与政治行、使当家作主权利过程中，自觉遵循民主法制原则，充分顾及自身行为的社会后果，比较理性地参与政治；同时，还要不断提高公民借助民智法制手段参与政治，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的技能。

（二）正确认识和对待公民政治参与。

扩大公民政治参与，首先要求广大干部对公民政治参与必须具有正确的认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公民政治参与具有很多变数，既要看到无序政治参与具有消极负面的作用，加强对公民政治参与加以引导，防止无序政治参与的发生和蔓延；但是，我们不仅不要因为无序政治参与的负面效应全盘否定公民政治参与，相反，我们更要清醒地看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积极意义，努力引导和支持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三）努力畅通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途径

公民参与论文 篇7

用宪法意识来审视公共权力是公民主动政治参与的前提。宪法意识是人们关于宪法的知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统一体, 其中价值观居于核心地位。我国当代的宪法意识的灵魂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 这一意识的精辟表述就是胡锦涛总书记所提出的, “三个至上”。2007年12月25日, 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会上提出了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要求。“三个至上”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 国体和政体是宪法的核心内容, 因而“三个至上”正是当代中国宪法意识的灵魂。

“三个至上”的政治性、人民性、法律性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基本理念。党的利益至上, 坚持党的领导, 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政治保障;人民利益至上, 坚持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 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基本价值准则;宪法和法律至上, 宪法和法律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法律制度保障。

我国的国家机关是人民意志的执行者、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明确这一思想, 才能解决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主动性不高的问题。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重要保障是宪法、法律的有效实施, 民众的宪法意识是宪法实施的社会基础。梁启超曾谓:“然立宪之动机起自政府而不起自人民, 则其结果必无可观者, 此不可不熟查也。”孙中山先生在回顾制定《临时约法》时的政治局面与思想潮流的状况时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他指出:一国之趋势, 为万众之心理所造成;若其势已成, 则断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可转移也。他认为, 我国数千年专制之毒, 深中乎人心, 这是中国缺恨之点。故改造中国, 就必须把民主共和国精神明确地用法律固定下来, 才能使帝统为之斩绝, 专制为之推翻。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确立, 意味着一种广泛的、真实的民主权利制度的确立, 意味着公民广泛有序的政治参与获得了制度的保障, 但这种有序参与的实现程度的提高还需要当代宪法意识的不断提高。

从世界的宪政发展史看, 法治发达国家非常重视提高公民的宪法意识。一些国家专门设有宪法节, 有的国家把宪法的颁布日作为纪念日, 有的国家定期举办纪念活动。通过宣传, 使人们认识到宪法是保护自己权利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现在我国每年的12月4日被确定为“全国法制宣传日”。其中, 宣传的重点就是宪法。我们要通过切实有效的形式使人们形成关于宪法方面的有明确观念的思想体系, 形成正确的关于宪法方面的心理感觉和态度、评价。

二、强化公民的宪法意识, 提高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宪法意识不强, 是影响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积极性的重要因素。表现在对宪法的了解少、兴趣低, 宪法权利意识差, 没有形成宪法至上的理念。这导致着目前在我国社会现实中, 还存在着一些不符合公民要求的现象, 主要表现为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热情有待提高, 缺乏应有的公共关怀、法治意识比较淡漠。

首先, 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政协会议的关注热情不高。“两会”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盛事, 对“两会”的关注, 集中体现了公民的民主热情。但在一项对大学生的探查中发现, 43.4%的大学生表示对此并不关注, 民主热情并不是很高。其次, 选举的热情不高, 对选举制度不了解。当被问及是否愿意参加人大代表选举时, 10%的人表示不愿意参加, 另有28%的人表示无所谓, 两者达到了总数的2/5。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作为最基本的宪法权利, 一旦遭到漠视, 对整个民主制度的影响是巨大的。另外, 64.9%的人对选举程序比较陌生, 他们只是零星地从新闻媒体上得知一些有关选举的知识, 真正通过阅读《宪法》、《选举法》来了解选举的人少之又少。再次, 对某些民主制度的改革方向比较茫然。比如, 对人大代表专职化这一问题, 41.3%的大学生表示反对, 另有24.3%的人对此表示“清楚”, 真正持支持态度的人不多。这说明大学生对这一问题缺乏深入的思考。

传统的官本位思想难以产生现代的宪法意识。我国传统的“出世”“入世”说使许多人认为政治参与是为官者的专利, 儒家思想追求一种“学而优则仕”, “仕”就是去做官, 同时也是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传统官本位思想束缚人民参与的热情。

我国历史上民主实践的滞后也严重制约着公民的宪法意识的强化。我国历史上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得顺从型政治文化在我国特定领域内占据主要地位, 在我国民众的心理上积淀了“权威崇拜”、“清官思想”等复杂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 使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丧失了独立个性和政治自主意识, 处于附庸的地位, 表现出普遍的非参与现象。而人们对清官越是向往和依赖, 其政治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也就越发萎缩。从而导致公民参与政治多体现为被动性。

三、推进基层的民主实践, 增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能力

经过改革开放的实践, 我国的宪法意识所依托的社会存在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公民的民主意识、有序政治参与的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当代中国基层民主建设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中已结出丰硕的果实。目前, 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人民群众在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 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 对所在基层组织的公共事务实行民主自治。这一当代中国最直接、最广泛的民主实践, 为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诸多启示。基层民主建设为锻炼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实践的机会。

基层民主实践的薄弱环节是我国的基础教育环节。提高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一场社会的重大变革, 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教育应该在民主参与的意识、民主参与的技能、参与社区实践活动方面有更大的作为, 更应在班级管理等具体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强化。坚决摒弃与现代民主与法制不和谐的做法。强化现代宪法意识, 提高公民的有效政治参与意识与能力, 需要从娃娃抓起。

四、实现宪法的司法化, 为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提供根本保障

为保障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 实施对公民政治权利的积极救助, 宪法规范在找不到其他可做操作性法律规范支持时, 应根据宪法的理念, 经过司法解释的途径, 为公民的政治权利提供积极的司法救助。

尽管宪法的司法化目前仍存在着分歧, 但现实需要我们必须在对之规范的基础上加以积极的推进, 并且一些宪法条款的直接适用, 在世界上一些国家早有实践。在我国的宪法理论上, 一直存在着宪法效力的直接性与间接性的分歧。长期以来, 传统的观念认为:宪法的效力是间接的, 宪法的规范具有原则性, 且无制裁性规定, 宪法只能通过具体立法实现, 不能直接适用。据此, 宪法的基本权利只能通过具体立法才能实现, 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 这也是一些人认为宪法不是法的根本原因。但是, 随着社会发展, 公民法治意识提高, 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中产生的宪法问题和宪法纠纷日益增多, 普通法律尚不完善, 理论和实践都需要肯定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 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法院直接援引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判决民事案件的“宪法司法化”现象。

在英美法系, 宪法基本权利条款从来就有直接效力, 二战以后, 大陆法系国家也都逐步确立了宪法也是法律, 宪法具有直接的司法效力的体制。我国的法律制度尚不完善, 相当一部分宪法权利未能在有关制度中被明确化、具体化, 因而在诉讼的司法实践中遭遇尴尬。在英国, 虽无宪法典, 但法院可以直接适用宪法性法律。基本权利大多表现为宪法判例。宪法判例本身就是司法判决的产物, 并作为先例拘束司法。在大陆法系国家, 宪法直接效力的确定晚于英美法系。但在二战以后, 也都逐步承认宪法也是法律, 确立了宪法具有直接的司法效力的体制。

司法解释工作的加强和规范, 是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条款司法化的制度通道。根据程序化实施的基本法理, 直接适用缺少技术性保障的宪法条款, 要坚决避免司法权的不正当扩张。根据积极救助的原则, 建议根据我国的司法制度, 通过司法解释使有关条款适应经济和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 进行解释。”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的范围广泛, 在政治文明的建设中必然会遇到许多新问题、新情况。同时, 全球化的发展将使得这一问题更加复杂。所以保护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 促进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 必须根据司法实践, 推进法制的创新。加强与规范司法解释, 就是要求司法机关要按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 积极主动地推进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的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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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秀义.宪法学与政权建设理论综述[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0:47.

公民参与政策评估探究 篇8

安德森认为:“如果把政策过程看作某种有序活动的话, 那么它的最后一个阶段便是政策评价。”作为某种功能活动, 政策评估能够而且确定发生在整个政策过程中, 而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最后的阶段。那格尔认为:“政策评估主要关心解析和预测, 依靠经验性证据和分析, 建立和检验中期理论, 关心是否对政策有用, 这种关心是把评估看做一种科学研究活动。”这意味着政策评估是一种搜集相关信息后, 通过分析方法和技术来分析各种方案的过程, 然后确定各种方案的可行性以及优缺点, 最终给决策者提供参考。林水波、张世贤认为:“政策评估是有系统地应用各种社会研究程序, 搜集有关咨询, 用以论断政策概念与设计是否周全完整, 知悉政策实际执行情形、遭遇的困难, 有无偏离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会干预政策的效用。”在二位学者看来, 政策评估不仅要评估政策方案, 而且要评估政策执行和政策结果。陈振明认为:“政策评估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 对政策的效益、效率及价值进行判断的一种政治行为, 目的在于取得有关这些方面的信息, 作为决定政策变化、政策改进和制定新政策的依据。”

综上所述, 学者们对政策评估概念的界定可谓“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只是表明人们认识事物的视角不同, 所得出的认知结论也必然具有一定的差异。但综视现有研究成果, 学者们对政策评估在政策过程中重要价值及意义的认识一致性则是毋庸置疑的。

公民参与始于古希腊雅典的直接民主模式, 在近代新公共行政学术观点中已有体现。公民参与的概念各式各样, 不尽相同。公民作为意见表达主体, 为了提高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教等方面的行政能力, 并且监督政府有效的实现公共利益, 公民应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 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 对政府部门的决策产生积极而有效的影响行为。然而, 在现实生活中, 公民参与的价值并不意味着在政策评估中就能得以实现, 有时, 公民参与的成本过大或者过程复杂将会导致实际操作性不强, 有时, 公民参与的形式不当或者规模较大将会导致政策评估达不到预期的结果。因此, 孙柏瑛将公民参与形式分为四种类型:其一是政府自主决策;其二是以获取政策信息为目的的公民参与;其三是以政策接受和支持为目的的公民参与;其四是由公民或公民组织主动发起的参与。

二、公民参与政策评估障碍分析

公民是政策的直接作用对象, 他们对政策执行的效果有着最真实、最深刻的体会。公民参与政策评估, 不仅可以改善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 而且可以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更加符合民众之所需。但就当下实际情况看, 我国公民在参与政策评估时仍面临着诸多障碍, 必然会影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1. 政策评估中公民参与的范围界定较为模糊

当前, 我国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途径主要有:信访、上访、媒体舆论以及公众议论等。但传统意义自上而下的政府行政模式却限制了公民广泛参与政策评估, 公民参与的热情未能得到关注和重视, 形成政策评估过程的一个缺陷。尤其是公民面对不同政策评估且参与方式与范围又不尽相同时, 这种问题表现的更加明显。

2. 公共政策评估中公民参与制度不完善

目前, 我国关于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制度建设比较滞后, 如政务公开尚不彻底、听证制度还不完善, 加之受诸多人为因素干扰, 使得公民参与政策评估面临诸多困境。现实中, 尽管有一些地方政府也设立了不同层次的公共政策评估机构, 但由于缺乏制度约束和规范保障, 导致了这些机构的评估过程透明性不足、评估质量不高、评估效果不尽人意, 甚至评估流于形式等诸多问题, 使得公民参与对政府有关部门调整与完善相关政策没有太大帮助。

3. 政策评估中公民参与意识不高

实践证明, 要使得政策评估中的公民意见得到真正体现, 首先需要公民自身具有很高的参与意识, 并自视为自己是公共政策的评估主体, 而不是客体, 自愿、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政策评估中, 而不徘徊于政策评估之外。当然, 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积极性不高的缘由是多方面的, 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于政府部门只注重自身对政策的评估, 忽视抑或低估了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重要性, 甚至于片面地认为公民在政策评估中的意见由于缺乏专业性等不具有影响力和可操作性, 这种现象反过来也会影响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使得公民将是否参与政策评估视为可有可无之事。

三、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优化路径

当下, 随着公众民主意识的不断提升和社会组织力量的不断壮大, 公共政策评估中公民参与不仅在理论研究方面得到了进一步丰富, 更作为一种可行性较高的民意表达途径, 日渐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重视与认同。可以说,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不仅意味着政府治理理念的重大转变, 更是社会民主、公平、公正的重要体现。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公共政策评估, 不仅可以方便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直接对话和有效交流, 也将有助于强化公民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感, 进而提升公共部门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因而, 对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现状进行深入反思, 并提出优化对策建议, 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明确公共政策评估公民参与的方式与范围

首先, 拓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途径, 形成畅通、有效、互动的公民参与渠道。一方面, 要在完善民意调查制度, 在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进行预先信息发布的同时, 进一步完善公民听证会制度, 对与公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政策定期进行信息公示, 及时获取有关重要决策的民众反馈信息。另一方面, 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社区居民自治, 克服我国现有行政体制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 实现公共事项的多部门共同参与、联合治理、信息同步和决策共享。其次, 培育公民的协同意识, 构建公民个体的组织整合。从现有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实践中不难发现, 单个公民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而由个体所组成的政治团体或利益集团在公共决策中却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 要大力培育公民的组织整体理念, 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高度重视以公民团体形式积极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第三, 拓宽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范围。目前, 我国尚未出台具体的法律法规对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边界、范围做出明确界定, 政府依然基于惯性思维, 企图最大限度地占有与行使信息垄断权。而随着我国行政改革的深入发展, 政府简政放权的速度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步伐正在日益加快, 这种现实境况为进一步放宽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范围, 拓展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渠道创造了积极的现实条件。因此, 我国亟须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 对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应享有的权利、参与范围予以明确规定, 通过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保障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

2. 完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法律法规

首先, 制定有利于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的实体性法律法规是公民依法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基本保障, 既能够保证公民在参与公共政策评估中的自身权利得到正当行使, 也足以确保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时的违法行为受到约束与规范。其次, 规范参与程序, 保障公民参与权的实现。某种意义上说, 实体法律源于程序规则, 程序规范与法律法规拥有相互一致的内涵。一方面, 程序对于公共政策参与主体的行为具有约束和规范的作用。对于决策主客体而言, 程序能有效地遏制政策评估参与方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另一方面, 法定程序内的公民参与是公民有效参与公共政策的重要保证。合理、合法的程序能够保证民意顺畅的传达到公共政策的决策部门, 从而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施行产生积极影响。第三, 为了保证程序的正当合法, 国家应制定有关程序的相关法律法规, 依靠这些法律制度不仅能够保证政策制定的合理性, 而且能够保证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质量, 促成公民参与权的真正实现。

3. 激发公共政策评估中公民参与意识

公共政策评估中的公民参与是对网络化治理所提倡的公共部门与第三部门联合治理理念的重要实践, 它要求新时代的公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公共政策的接受者, 而是如同委托——代理理论所提倡的那样, 重视公民作为公共权力的基础来源, 使其积极成为公共部门问题的架构者, 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帮助政府机构界定和解决重要问题。不难看出, 这种理念在赋予新时代公民更大的权力主动性的同时, 也加重了公民的责任, 对公民自身的素质修养和能力储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 培育现代公民理念, 提高公民参与意识, 无疑是建立公民有效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首要问题。

首先, 营造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社会氛围。政府应当扫除各种与当代市场经济发展不融合的旧观念、旧习惯, 提倡以科学、民主为基础的现代民主行政观, 注重营造有利于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政治和社会文化, 积极营造公民参与政策评估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生存土壤, 引导公民树立平等、权利与法治意识。其次, 培育公民参与意识。对于政府部门而言, 民主已成为当代社会评估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考量标准, 政府应当充分认识现代民主执政的理念, 增强与公众进行合作交流的主动性, 提高自身对社会敏感问题的回应性。主动引导公民树立主体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及法制意识, 把吸收公民参与看成是优化政府行政决策的根本途径, 积极维护和推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整体过程。对于公民个人而言, 公民要不断增强自身的参与意识与热情, 增强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责任感和自豪感, 主动践行作为主体而应当享有的权利和义务。第三, 提高公民的自身素质, 增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评估能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质量取决于公民的政治素养与文化素养。就当前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现实状况而言, 在很多经济发达的省份和城市, 公民虽然有很高的参与热情与期望, 但由于自身在专业知识、参与技能等必备素质方面的缺乏, 使得现实当中我国的公民参与能力与参与意愿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协调, 引发了公民参与的低效率。因此, 提高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重中之重就是提高公民的综合素质, 增强其参与能力。

摘要：政策评估作为政策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是一种需要按照特定标准、方法和程序来完成的公共管理实践活动。而公民作为政策意见表达的重要主体, 既有权利, 也有义务参与到政策过程的评估环节。现阶段, 我国政策评估中公民参与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参与范围界定较为模糊、参与制度尚不完善、参与意识不强, 尤其是参与途径不够完善。基于这些问题, 笔者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并结合相关理论, 对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方式、途径提出了完善对策建议。

关键词：政策评估,公民参与,参与制度,参与意识,参与途径

参考文献

[1]詹姆斯·E·安德森, 谢明等译.公共政策制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2]高兴武.公共政策评估:体系与过程[J].北京:中国行政管理, 2008.

[3]陈振明.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公民参与论文 篇9

关键词：权威接受论,参与式治理,基层参与,公民参与

1 前言

当代治理理念要求政府改革朝向多元主体 (政府、非政府组织、公民三种类型的治理主体) 之间合理分工、相互协调、参与合作与良性互动。谋求的是政治国家与社会, 政府与公民之间信任互利、友好互动的平衡状态。中国学者俞可平在《全球化:全球化治理》一书中就提出了善治“十要素”———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参与、稳定、廉洁、公正。强调国家与社会, 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平等对话、相互合作和依存关系。

“参与式治理”是对多中心治理理念的延伸和发展, 是对治理和善治的民主与参与元素更进一步的诠释和演绎。B·盖伊·彼得斯在其著作《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一书中对“参与式国家”的概念进行了极为详细的阐述。

公民参与民主决策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的主旋律。实际上, 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 国家决策参与角色不仅包括非政府组织、公民, 政府机构中的基层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将基层工作人员与公民纳入公共决策名单成为公共治理必然趋势, 为社会稳定提供坚实保障。

本文试图从权威接受论的角度, 结合参与式国家理念浅析基层参与和公民参与的民主化治理模式, 探讨政府改革与未来的治理方向, 即构建多元主体良性互动、协调参与、共同合作的格局。

2 权威接受论下的基层参与

2.1 基层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政府组织的“前线精英”

在过去, 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机器是非常有必要的, 是社会良好平稳运转的有力保证。由于当时的信息技术不发达, 公共机构雇员的整体专业水平相对较低, 强有力的高层机构统一收集信息并及时作出决策, 自上而下进行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成为必然选择。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快速发展, 传统的管理主义或政府“统治”这种层级节制的、由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和国家形态不仅限制了地方基层组织对决策的参与, 还阻隔了公众与切实关乎自身利益的政策之间的联系。缺乏参与让政府基层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民众与政府命令指示之间产生了距离感, 降低他们对政府组织的承诺和忠诚度, 打击对政策的信服感和执行的积极性。

中国政策过程的参与者主要是三类政策精英:政府部门中的技术官僚, 党政高层的政治权威, 和对决策过程有一定影响的社会精英, 如科学家、技术专家和企业家。这三种类型的决策参与者, 传统概念上的“中国式智库”, 他们都是处于各自领域的高层, 是各自领域的“精英”。但越是处于高层的政策参与者所掌握的知识越精专, 所接受到的信息越有限, 即便能凭借权力优势接收到大量广泛的信息, 但对有效信息的收集和处理也会降低政策过程的效率和对事情问题的反应灵敏度。

身处公共服务前线的, 在基层组织工作较低层级的工作人员中不乏有能力、有才华、经验丰富、掌握专业知识和对信息高度敏感的“精英”。相比与高层政策精英, 他们与公共部门的服务对象———民众有着更为频繁和直接的接触, 与公共部门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关系更为紧密, 对于政策的执行效果有着更为直观的了解, 对民众的反应以及民众真正需求有着更为深刻清晰的认识。

他们掌握的信息可靠性、准确性、广泛性都远高于上述三类政策精英, 而且, 直接与公众打交道的基层工作人员能够更好的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对其服务对象具有更为关切的责任心, 更知道如何让公众满意, 能够更有灵活性、创造性, 能更有效地创造提供令公众满意的服务。 (在这一方面, 还有较为著名的授权理念是全面质量管理理论, 即教育政府工作人员树立产品质量观念。在此文中就不做赘述。)

2.2 授权和参与

权威接受论在政府“参与式模式”中的应用, 其民主应当诠释为, 政府政策 (命令) 是否具有权威性取决于政策 (命令) 接受者的认同和接受, 这些受命者在政府组织内部即表现为基层组织及其工作人员。

适当的授权可以激发基层工作人员工作热情和参与决策的积极性, 为基层组织的工作注入主动接触问题的兴奋剂, 取代传统的被动面对问题、处理事务的官僚作风。授予基层组织员工更多的能动权力, 给予他们更大的创造空间, 确保基层组织能够在自己的工作上拥有更多的独立决策权, 更有利于激励他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组织贡献中去, 及时地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保证政策的切实可行性、科学化和民主化, 将政策从条条框框的制式命令切实转变为社会治理效果。

而要求基层组织工作人员要感受到在政策中可以发挥更多的创造力和专业特长并因此受到激励而提供优质服务, 则涉及到组织扁平化与适度授权的问题。当政府组织将部分权利适当地授予基层组织时, 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协调工作就此结束, 他们的责任就此免除。实际上作为协调、统筹、指挥中心, 高层政府组织可以集中精力和资源优势在知道和协调各方力量的合作与参与中区。而基层组织的授权与参与可以实现真正有效的“回应型政府”。

3 向服务的“消费者”靠拢:权威接受论下的公民参与

3.1 社会公众———公共服务的“消费者”

政府作为公权力的实际拥有者, 在行使国家权力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代表人民意志, 实现公共利益。但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传统对话关系常常是“劝服性”的单向沟通。

改革开放以前, 公众依附于国家这棵大树, “大树底下好乘凉”, 所有人都被纳入到国家体制之下, “命令-服从”的权威模式发展到了顶峰。加之, 在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下, 公众出于对国家的顺从缺乏政策参与的积极性和需求动力, 对政府政策高度接受和照搬执行。但是改革开放以后, 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 公共决策和公共管理的性质已然发生变化, 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依附关系已经改变, 治理与善治在公共决策领域大行其道。公众的受教育程度、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意识和民主意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随着公民参与决策制定、执行以及管理的要求不断升温, 传统的“与世隔绝”的决策方式已明显过时。

“民主政府应当是为它们的公民服务而存在的”这种思想深入人心, 政府所提供的服务符合公众的需求被视作理所应当的事情。传统的公共机构仍以“主人姿态”自居, 只向公共服务的消费者提供“以同一种规格适应一切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模式显然无法满足当下社会公众多样化诉求和强烈的参与意识。“认同-接受”的民主权威模式成为主流趋势。

权威接受论视角下的政府权威, 基础是公众的支持和认同。“参与式国家”不仅强调直接与公众消费者面对面、直接影响政府形象的基层工作人员的参与, 同样也强调公众的参与, 关心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参与式治理实际上就是公权力向社会的回归, 实际上是还政于民的民主过程。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政府权威的保障。社会国家的治理有赖于公民的自愿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而这些自愿合作与自觉认同都是与公众参与程度成正比的。

3.2 对话式民主

向公共服务消费者靠拢首先意味着与公众协商对话。这里的对话包括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双向沟通, 而非单向性信息传递。

自上而下的沟通即政府向公众传递信息, 保证双方之间的信息渠道顺畅, 确保政务信息透明公开, 尊重公民知情权。这对于公众支持政府决策以及政策执行工作有重大意义。近几年来, 国内部分公共危机事件爆发的直接原因就是政府部门对利益相关者隐瞒信息, 以及习惯性忽略民意所导致的。

以四川什邡群体性事件为例。在四川什邡项目的投资与开发过程当中, 政府信息管理始终保持遮蔽隐瞒的状态。项目前期规划和准备阶段, 没有对公众公开相关环境影响结果, 并且直接越过听取广大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的环节。给市民留下“暗度陈仓”的负面印象, 民意表达不畅, 对相关环评结果的遮掩保密导致公众发现这一项目可能带来的严重污染之后, 社会秩序陷入混乱。事件暴发后, 政府部门信息发布不及时, 企图采用暴力手段控制事态, 错过第一时间掌握主动权的有利时机, 造成了谣言满天飞的现状以至于政府部门束手无策, 使局面长期处于不可控的状态。可见公共参与提高了公民对政府治理、公共决策的理解和认知程度, 为社会稳定、政策执行落实提供保障。

通常情况下, 公众对于信息是否信任还要根据信息的来源, 以及信息提供渠道与方式 (例如媒体、语言、背景等) , 公众所知道的很多就是信以为真的事情。因此政府应当抓住信息解释的控制主动权, 推送信息而不是隐瞒和遮蔽, 肃清谣言和噪音而不是放任“小道消息“充斥信息管道, 错失公众的信任和接受。

沟通除了让公众听见官方声音之外, 政府也应当接收了解“民间”的声音。顾客调查问卷表是企业为了达到供求适应常做的功课, 同样, 回应型、顾客驱动式的民主政府也应该掌握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要与消费感受。因为公共部门常被期望要关心公民权利和体现公共利益, 顾客/公众是否对产品与服务满意, 是否能够评估、衡量、监督服务过程, 其反馈信息能否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和重视, 是否作为决策的参考依据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是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程度的评价标准和衡量指标。这种对话式民主要求政府应该更加开放, 更加善于倾听民众的利益诉求, 而不应仅仅局限在政策专家以及精英人员的意见上。

随着人类的信息传播进入“全媒体时代”, 我国在公民问政领域也是与时俱进的, 公民问政形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依托大众媒体构建的大众问政平台, 不管是电视问政, 还是新媒体网络问政, 都是通过搭建政府与公民的沟通桥梁, 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这表明政府推动工作透明公开的决心, “公民参与”的治理真正落实到实施方式上, 把公民放在政府决策过程、政府干部工作监督的重要地位。政府与公民的有序互动不再成为空谈。

3.3 把公众列入政策制定者的名单当中

权威接受论所强调的民主实质必然导致政府行为要倾听公众意见, 那么把公众列入政策制定者的名单当中成为必然要求。公众参与最简单的形式就是公民投票和听证会。参与式国家强调让公众参与政策过程的全阶段而不是仅在政策执行后抱怨或反馈, 特别要求公众作为整体参与鉴定和理清政府内部存在的问题, 使政府部门获得制定政策时所需的全部信息以排除政策失误。

接受命令的“冷漠区”代表着有些命令是受命者不关心的, 是肯定不能够被接受的。对于社会公众而言, 与社会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冲突相矛盾的政策就是“冷漠区”的命令。

从传统理念上讲, 决策者的素质和利益集团的博弈会塑造决策情况、创造决策结果, 但是权威接受论和参与式治理之下的民主对话、公众参与认为, 公共决策应该让有政策影响力的公众通过协商对话、共同参与来制定。在公开场合上, 所有意见都具有同样参考价值, 各种合法合情合理的观点都应该被鼓励表达, 所有合法合情合理的声音都应该被尊重倾听, 并且都应该作为探求社会治理的真知灼见。

无可否认, 公民参与的可行性存在许多现实挑战, 例如, 首先, 公民参与决策, 前期的准备工作可能会相当漫长, 增加了公共决策的时间成本和政府部门的工作成本。其次, 参与决策的公民有时候不能很好地掌握政策中所包含的专业知识, 可能会对改革与创新造成阻滞, 因此参与的公民群体, 其代表性也是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

但即便如此, 参与的民主优势以及解决问题所产生的效应会使得额外付出的时间和资源具有正当性。公民向政府表达需求, 参与决策的过程就是公共利益实现的过程, 是政策受命者自愿接受决策并高度认同的过程, 是国家与社会达成共识的过程, 也是公众自觉赋予国家权力权威性的过程。

4 结语

“人们所付出贡献努力的意愿是合作系统不可缺少的”, 而在国家内部, 人们不能合作共事所带来的后果将可能是社会失范、动荡, 甚至是社会解组。合作意愿和忠诚通常是比强制更加有效的管制形式。完全依靠强制的权威难以持久, 接受与认可才是权威性的基础, 合作与忠诚才是权力的保障, 参与式民主作为一种有力的控制手段是接受与认可、合作与忠诚的基石。

基层组织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民参与虽然会提高政策制定的成本, 但是其给政府部门的工作带来的实质性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这其中就包括更多更好的决策信息, 更有智慧更切合实际的要求, 以及公民更乐于接受更容易落实的解决方法。

如果能够给予那些被传统决策过程排除在决策参与者之外的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和公众更多的参与机会, 拥有更大的参与空间, 他们的合作意愿和忠诚度会高出许多。

参考文献

[1]切斯特·巴纳德.经理人员的职能[M].王永贵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 (8) .

[2]俞可平.全球化:全球治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6) .

[3]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9) .

[4]B·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吴爱明, 夏宏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1) .

[5]戴维·奥斯本, 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M].周敦仁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6]陈玲.制度、精英与共识:寻求中国政策过程的解释框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11) .

[7]詹姆斯·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M].张胜军, 刘小林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公民权利与政治参与 篇10

1. (2012·全国文综新课标卷·16) 2011年1月, R市以居住证制度取代暂住证制度, 300余万生活在该市的流动人口告别“暂住”状态, 在劳动就业、医疗卫生、教育等12个方面开始享受与市民同等的权益。这一举措

(1) 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 (2) 消除了收入再分配的差距 (3) 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 (4) 减少了城市管理支出

A. (1) (2) B. (1) (3) C. (2) (4) D. (3) (4)

解析:本题要求考生对R市以居住证制度取代暂住证制度的意义进行“论证和探究”。该市采取这样的措施, 使外来人员可以和本市市民享受到同等的权益, 从一个侧面实现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也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 因为外来人口中来自农村的居多。但这一举措不会消除收入再分配的差距, 也不会减少城市管理支出。故答案为B。

2. (2012·北京文综卷·29) 制定和实施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的有效途径。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 村规民约的内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 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下列内容能够纳入村规民约的是

A.外出务工者必须按时返乡参加选举

B.牲畜毁坏他人农作物被打死不赔偿

C.村委会定期张榜公布村内重要事项

D.村民发生纠纷必须服从村委会裁定

解析:本题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背景, 考查民主管理中村规民约的相关知识。A强调公民不能放弃选举权是错误的, 故排除;B说法是违反法律的, 舍去;D中必须服从村委会裁定的内容不合理。故选C。

3.[2012·安徽文综卷·38 (1) ]2011年, 全国流动人口达到2.3亿, 未来20年还将有3亿农村人口进入城镇, 中国正进入一个“流动时代”。人口流动的不断加快、人口素质的不断提升, 对我国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结合下图中信息, 分析城乡每位全国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调整体现的《政治生活》道理。

解析:注意设问的指向是《政治生活》知识。第一步, 解读图的信息。从图中可以看出, 城镇化率正不断提高;人口文盲率不断下降;城乡每位全国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不断调整, 2012年, 农村每位全国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与城市每位全国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相同。第二步, 将上述信息进行综合, 思考这些信息之间的联系。第三步, 思考信息后面的本质, 得出结论:我国人民民主具有真实性和广泛性, 我国正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也说明我国选举制度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相适应。

参考答案:我国城镇化率的提高, 人口文盲率的下降, 城乡每位全国人大代表所代表人口数的不断调整, 体现了我国的选举制度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相适应。人民民主具有真实性, 人民利益得到日益充分的实现, 更好地体现了我国的国家性质。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全国人大代表, 有利于公民平等地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2011·天津文综卷·14 (1) ]2011年1月, 《人民日报》以“社区好与坏, 居民说了算”为题对天津城市基层民主建设经验进行了介绍:一是综合评价社区居委会及其成员。2010年河西区178个社区居委会接受了9 960名居民代表的民主评议。二是建立社区居民参与评议监督机制, 将知情、表达、决策、监督权全部交给居民。尖山街辖区一个大院138户居民家暖气不热, 居委会在听取居民意见后, 约请各方代表共商解决办法, 督促有关单位改造了输热管道。三是公开与居民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 遇到难题充分与群众协商。和平区尚友里有200多辆车, 而车位仅130多个。为解决争抢车位的问题, 居委会邀请各方代表召开恳谈会、听证会, 促成了问题的解决。

运用公民政治参与的知识, 说明上述经验的政治意义。

解析:解答本题, 考生首先要明确公民政治参与的四个方面: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其次, 要提取和解读信息, 看材料中体现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哪几个方面;最后, 有针对性地阐述其政治意义。在回答“意义类”试题时一般使用“有利于”等词汇。

参考答案: (1) 有利于实现民主监督, 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2) 有利于推进民主决策, 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 (3) 有利于加强民主管理, 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调动公民参与管理公共事务的积极性; (4) 有利于扩大基层民主,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考情分析】

现阶段我国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参与能力普遍提高, 因此, 也是高考的重要关注点。在备考中, 要注意我国公民与政府的关系, 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民主选举等角度理解课本的基础知识和主干知识。

【考点精讲】

1.我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1) 我国公民享有的政治权利。

(2) 我国公民必须履行的政治义务。

(3) 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1) 基本原则。

(2) 主要内容:第一, 行使政治权利, 履行政治性义务。这是我们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第二, 参与社会公共管理活动。这是我们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第三, 参加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第四, 关注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五, 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理念。

2.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方式

(1) 我国的选举制度及选举方式。

(1) 我国实行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选举制度。选举方式的选择必须体现国家性质, 并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状况相适应。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要采用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选举方式。根据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面对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的状况, 我国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采用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选举方式。

(2) 选举的几种方式——直接选举、间接选举、等额选举、差额选举的优缺点。

(2) 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的多种方式。

(1) 间接参与民主决策:通过民主选举, 选出代表人民意志的人进入决策机关, 参与、审议、监督、制定决策。

(2) 直接参与民主决策。

注意:社情民意反映制度一般是在决策成文前了解民意;社会公示制度一般是公布一个决策草稿, 然后有针对性地征求意见。专家咨询制度征求的是专家的意见;社会听证制度征求的是各方面代表的意见。

(3) 公民直接参与民主决策的意义。

首先, 有助于决策充分反映民意, 体现决策的民主性;其次, 有利于决策广泛集中民智, 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再次, 有利于促进公民对决策的理解, 推动决策的实施;最后, 有利于提高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信心, 增强公民的社会责任感。

(3) 我国的村民自治与城市居民自治。

注意: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不属于基层政权组织。基层政权组织是指乡镇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乡镇人民政府。

(4) 我国公民的民主监督权。

(1) 我国公民的民主监督权包括:批评, 建议, 申诉或诉讼, 指控、告发或揭发、举报。

注意:控告, 指向公安机关控告某人涉嫌刑事犯罪。申诉, 一般是指对法院的判决不服, 但经过上诉也没有改判或者是超过上诉期限, 提起申诉, 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检举和揭发一般都是指向纪委或监察部门反映某人的情况。一般揭发是指正被查处的人主动反映他人问题。检举是指未被查处的普通公民或公职人员反映他人问题。

(2) 我国公民依法行使民主监督权的渠道和方式。

(3) 公民要负责地行使民主监督权。

公民在行使监督权时, 一方面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要敢于同邪恶势力进行斗争, 敢于使用宪法和法律赋予自己的监督权。另一方面, 必须采取合法方式,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不能干扰公务活动。

【新题速递】

1.伴随我国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 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也不断高涨。在公民政治生活中, 我国公民参与管理国家的基础和标志是

A.依法履行政治性义务

B.行使政治权利

C.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D.行使监督权

2.为加强对博客的管理, 我国政府有关部门拟酝酿实行博客实名制。对于实行博客实名制, 不少网民表示反对, 他们认为博客是个人言论绝对自由的地方, 不应受任何干涉。这种观点

A.捍卫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

B.坚持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

C.承认自由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D.割裂了权利和义务的对立统一关系

3.2012年6月8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纠风办下发了《2012年民主评议政风行风活动实施意见》, 明确了评议的行业和部门、评议的内容、评议的方式。民主评议政风行风的依据是

(1) 对政府部门进行民主评议是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具体表现 (2) 对政府部门进行民主评议可以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3) 社会评议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 (4) 对政府部门进行民主评议可以起到监督政府的作用

A. (1) (3) B. (2) (3) C. (2) (4) D. (1) (4)

4.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的进程加快, 城市基层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 城市居民委员会制度建设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正式启动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的相关工作。从多年的民主实践经验来看, 修订工作中需要进一步坚持和完善的有

(1) 居委会成员由居民民主投票选举产生 (2) 居委会定期向居民会议汇报工作 (3) 居委会实行办事公开制度, 接受居民的监督和质询 (4) 凡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重要事务, 提请居委会讨论决定

A. (1) (2) (3)

B. (1) (2) (4)

C. (1) (3) (4)

D. (2) (3) (4)

5.为了加强铁路安全管理, 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和畅通, 国务院法制办于2012年6月18日公布《铁路安全条例 (征求意见稿) 》, 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国务院法制办实施该举措的根本原因是

A.我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B.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领导方法

C.宪法规定公民享有监督权

D.政府建立了信息公开制度

6.2012年7月5日,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5名学者和9名社会人士联名向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上书呼吁松绑二胎政策, 要求在尊重公民生育权的前提下, 让公民自由负责地生育。他们呼吁的另一理由是, 老龄化程度加深, 劳动力总量将下降, 迫使计划生育政策必须调整。联名建议

(1) 是通过专家咨询制度行使民主监督权 (2) 是通过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参与民主决策 (3) 表明其有强烈的参与民主决策的热情和意识 (4) 表明其履行义务的意识不断增强

A. (1) (3) B. (2) (3) C. (2) (4) D. (1) (4)

7.W省发展改革委决定于2012年7月16日召开听证会, 对本省居民阶梯电价方案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论证, 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此次实施的阶梯电价方案, 采纳多数听证会参加人的意见, 提高阶梯电价第一档电量, 加大惠民力度。

(1) 假如你是W省发展改革委的负责人, 请你组织这场价格听证会, 你应邀请哪些方面 (至少3个方面) 的人员参加听证会?分别说明理由。

(2) 假如你所在的班级准备针对材料中的问题举办一次模拟听证会, 请你设计一个活动步骤。

8.2012年7月30日, 江苏省启东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通告, 孙某某因散布“南通警察踩死人”等不实谣言, 被行政拘留10天。经启东市公安机关查证:孙某某于2012年7月28日晚在互联网上散布“南通警察踩死了一个9岁小姑娘, 下午打死了一个18岁大学生”等不实谣言, 孙某某对此行为已如实作出陈述。

启东警方的通告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 公安机关决定给予孙某某行政拘留10天并罚款500元的处罚。

结合材料, 运用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知识分析公民应如何参与政治生活。

参考答案:

1.C本题为基础训练题。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是公民基本的民主权利, 行使这个权利是公民参与管理国家和管理社会的基础和标志。

2.D通过博客发表言论是公民权利的体现, 但是公民在行使自身权利的同时, 更应该履行遵守国家法律, 维护他人合法权益的义务。材料中的观点, 割裂了公民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 故答案为D。

3.D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和自由, 民主评议政风行风是公民行使政治权利和自由的体现, 可以起到监督政府的作用, (1) (4) 符合题意。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可以使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转变工作作风, 更好地履行职责, 但政府职能的转变要靠政府自身改革。因此 (2) 不正确。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属于民主制度, 不是基本制度, (3) 错误。

4.A (4) 错误, 凡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重要事务, 提请居民会议讨论决定。

5.A题干材料讲述的是国务院法制办就《铁路安全条例 (征求意见稿) 》征求群众意见, 从根本上看, 这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的, 故A表述正确且符合题意;B表述不符合国务院法制办这一主体, 排除;材料体现的不是公民行使监督权, 而是公民参与民主决策, C表述不符合题意;D不是根本原因, 政治生活中找根本原因一般从国家性质入手。

6.B联名上书全国人大相关部门是我国公民在通过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参与民主决策, 也体现了作为公民的专家们有强烈的参与民主决策的热情和意识, 故选B;专家咨询制度属于民主决策而非民主监督, 排除 (1) ;这是我国公民在行使权利而非履行义务, (4) 表述明显错误。

7. (1) (1) 市民代表, 电价会影响其生活。 (2) 经营者, 阶梯电价将影响其经济效益。 (3) 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代表了市民和公众的利益。 (4) 第三方代表:媒体记者, 报道会情, 增加透明度;专家学者, 对技术性问题进行质疑;法律工作者, 就相关法律问题进行质疑。

(2) 活动步骤: (1) 确定听证会主题; (2) 将全班同学分成小组, 扮演不同的角色; (3) 各小组分别准备材料; (4) 模拟听证会程序, 各小组推荐代表陈述观点; (5) 听证会主持人总结。

8. (1) 任何公民都平等地享有宪法、法律规定的权利, 同时必须平等地履行宪法、法律规定的义务。公民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 (2) 我国公民既是权利的主体, 又是义务的主体。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公民有依法使用网络的权利, 也有依法维护网络安全的义务。 (3) 孙某某散布谣言, 损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被行政拘留, 表明公民行使自由时应注意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结合, 不能损害国家利益。 (4) 孙某某受到应有的惩罚, 这表明, 在我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公民应依法有序参与政治生活。

提高公民的环保参与意识和制度 篇11

长江江豚，普通的名字江猪，是全球唯一的江豚淡水亚种，在2500万年，地球被称为长江生态的“活化石”和“水中大熊猫”，仅分布在长江中下游，洞庭湖和鄱阳湖区域。生态环境恶化，自20世纪80年，长江江豚种群快速衰减。通过此次科考活动，我了解了目前江豚仅有1200-1500头，数量已少于大熊猫。江豚的死亡数远远高于国内所有濒危野生动物，目前生活环境依然在恶化，江豚的生存现状陷入濒危。需要引起国家的注意并列为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在我国，虽然政府倡导环境保护已经几十载，但是我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确日趋严重，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其深层次原因之一在于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度低。 自1996年以来，我国的环保组织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长，而在2012国内的环境事件更加严重，达到了120%的增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会长杨朝飞介绍，自2005年以来，环境部直接接报处理的事件达927起，属于重大环境事件的高发期，其中2011年的环境事件比2010年增长达120%，其中比例较高的要数重金属和危险化学品污染事件。杨朝飞表示，目前，中国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并非完美无缺，没有明确法律法规，即使有些规定也是过于抽象，实施困难，无法实际操作运用，难以满足公众需求。“公众参与是解决环境问题不可替代的力量”，杨朝飞建议建立公众参与机制，要进一步健全环境法规，如关键项目环评听证制度同时建立一个大众的沟通平台，提高政府与企业以及公众的对话机会，共同磋商环境问题。

环保目前对于国人来讲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我国的政府对此问题更是提出了明确的管理目标。现在，提起保护环境，是没有公开反对的人的，而要做到真正用行动来长久的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以及我们有限的资源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做很多有意义的工作来实现环境保护。而当前首要工作是提升国人的环境保护意识，让资源意识及生存意识扎根到每个人心里，体会到环保问题是与我们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关系到我们的后代和人类社会的存亡。只有全民动员，普及环保的重要性，改变那些抱着多我一人或是少我一人都可以的思想，环保工作一刻也不得松懈，而且也不能只靠政府部门，我们的单位、企业、个人都应该承担这份责任。在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环保的问题都是依赖于公民，可是我国却是相反的，参与度较低，这就严重的给我国的环保事业造成了障碍，就当前公众参与环保意识薄弱问题总结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众参与的体系及制度未建立完善。

近年来，尽管环境事件更加理性、积极的公众参与，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权利体系尚未真正建立，还是要得到相关机制和法律的保护。

二、众的参与意识和环保知识都比较低。

由于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社会都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经济增长是衡量官员政绩的唯一指标，政府在环保问题上知法犯法违法，经济第一成了全社会奋斗的目标。群众关于环保的问题，维权难，造成大部分公众，对于经济之外的事物，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三、于环保信息的公开有待进一步加强。

由于政府的政绩需要，一些违反环境的建设及工程都被刻意隐瞒下来，环保事件大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政府职能部门大多刻意回避环保公开制度。即使履行了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也是在政府内部或体制内媒体公开，公众一般看不到，即使看到那些专业术语也不是普通百姓能看懂的。对于环境引发的群体事件也是尽量隐瞒事实，用经济补偿或者干脆置群众呼声不顾。

四、公众与形式过于单一。

目前，我国公众参与形式主要是问卷调查，以及一些网上公示，座谈会等单一的参与方式。虽然近年来有了一些听证会制度，但是哪些人能进入听证会并不清晰，而且进入听证会的普通公众有多大的话语权也没有明确定位。

针对以上问题，我认为应该采取如下措施解决：

一、 完善公众参与的法律法规

加快环境的立法工作在过去几年里，环境问题一直被认为是政府的事情，而如今随着大众认知的提升，环保需求会更加的强烈，当前的政府机构不仅承担治理的责任，还服务于大众，确定公众在环境问题的参与权，但是目前最重要的是继续推进环境责任的法制化，遇到公众表达诉求时，政府的应对方案和处理结果，这需要有健全的法规和界定的标准。

二、 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及公众监督职能

公开环境信息，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建章立制，保障公众的议事权。借助公众舆论和公众监督，对环境污染者和破坏者实施压力。

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健康风险，由于环境问题引起的纠纷和各种公众的事情，特别是提高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加强意识，重视公众对公共环境，政府在提供质量，控制良好环境污染损害，防止环境健康法律风险，维护公民的权利和利益的基本行政有效性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总之，我国公众参与爱环行动还存在很多不足，环保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广大公众的参与和支持。环境保护要摆脱目前的困境，引导和吸纳提高公众的参与度的范围和渠道是必由之路，像每一个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虽然不可能直接从事环保工作，但我们可以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当工业文明进入21世纪后，它已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破坏环境，利用资源滥用，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高度警惕。各国政府为了保护环境，许多措施，环境保护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只要我们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大家共同努力，持之以恒，我们将为社会，还剩下一张清水，蓝色的天空。

浅谈公民网路政治参与 篇12

一、网络政治参与的内涵

网络政治参与是政治参与在互联网上的形式延伸和存在状态, 格林斯坦和波尔斯比认为政治参与是“旨在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或者是“企图影响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亨廷顿和纳尔逊提出, 政治参与“是指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国内学者王浦劬则认为, “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 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

对于网络政治参与的概念界定, 国内学者李斌在《网络政治学导论》一书中将网络政治参与定义为:“网络政治参与是指网民及虚拟团体通过网络平台影响和推动政治决策过程的活动。”孙飞在《浅析网络政治参与》一文中将网络政治参与定义为:“网络政治参与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普遍公民 (网民) , 依法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方式 (网络) 参与政治生活, 表达个人或集体的意愿, 从而影响国家政权系统的活动, 尤其是影响政治决策过程的政治行为。因此为了便于叙述, 我们将网络政治参与定义为:公民借助网络平台, 表达对国家行政事务的参与愿望, 并介入到实际的政治参与中。

二、网路政治参与特点

较传统的政治参与不同, 网络政治参与具有以下新型特征:

1、网络政治参与凸显“平等性”

作为政治参与的主体, 没有任何一种参与形式比网络政治参与更能体现平等。由于网络政治参与是基于虚拟平台进行, 每个参与成员都被虚拟化与数字化。在网络政治参与中, 只要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 任何人都能发表自己的见解, 从而不必顾及传统政治参与中森严的等级, 使得社会的各阶层都能自由发表见解, 不仅实现了人格上的平台, 也凸显话语权的平等。

2、网络政治参与体现“直接性”

公共政策尽管在制定上需要以公民意见作为参考, 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参与能够像网络政治参与一样, 公民直接参政议政。由于受地理、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等因素的制约, 传统的政治参与不可能顾及到每一个公民。而在网络政治参与中, 任何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喜好发表意见。不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 同时保证了政治参与的多样性、随机性, 因而为政治参与带来了活力。

3、网络政治参与更能体现“互动性”

在网络政治参与中, 政府决策和相关表决结果不仅能够实现信息高速传递, 而且其成果也能高度共享。同时在面对突发事件时, 政府能够在第一时间了解实际情况, 并根据实情制定相关处理办法, 及时实施对应措施。网络政治参与的互动交流, 不仅极大拓展了彼此的交往空间, 丰富了精神生活, 提升了人的发展程度, 而且有效推动了共同关注的事务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换。

三、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网络政治参与在弥补制度供给的不足, 维护政治稳定和降低公民参与的成本, 提高参与程度及有利于减少民主扩大的代价, 稳步扩大民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1、网络的隐蔽性易导致公民参与的非理性

网络中, 公民的姓名、性别、职业等身份信息都被隐藏在网络之下。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在互联网上, 没有人可以知道其他人的真正面貌——他们是男性还是女性, 或者生活在哪里。”同时网络是个没有中心的空间结构, 在网络中任何一个支点都可以变为中心, 因此就不存在一个终极的管理者。网络信息的交流和传递是在完全自由和缺少管制下进行的, 任何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在这种隐蔽性之下, 网民可以肆意表达言论、进行活动。

2、网络的两面性易导致参与威胁国家安全

网络是把双刃剑, 在恐怖组织、分裂势力、敌对势力的手中网络会对国家安全构成新的威胁。这种威胁直接体现在网络政治参与中存在泄露国家机密的危险, 以网络为掩护的网络间谍在情报盗窃上更为便利。更为重要的是, 敌对势力可能策划、指挥以否定国家合法性为目标的“网络政治参与”。值得关注的是, 2009年我国发生的由境外反动势力的策划和组织的“新疆7.5事件”, 其发源地就是在网络。此类事件的发生要求我国在拓宽网络政治参与渠道的同时, 从更深层次防范网络参政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3、参与机制的不健全易导致政府回应性缺失

政治参与是双向流动的过程, 表现为公民自下而上的参与和政府自上而下的回应。尽管网络民意的表达使普通民众的话语权逐渐为权威层重视, 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都承认自己是网民。但是, 这种参与依然是单向的, 从“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可以看到, 政府机构往往是在网络舆论的压力和上级部门的介入下被动做出的回应, 并没有机制要求政府制度化的回应, 因此这种回应依然带有“人治”色彩。因此, 需要确立我国公民网络参政机制建设, 增强政府的制度化回应, 实现由议政向参政的转变。

四、解决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存在问题的几点对策

1、跨越数字鸿沟, 为公民提供平等的网络参政机会

可从培育信息意识, 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对信息化人才的培养和网络技术的教育培训等方面入手, 应该大力加强网络技术设施建设, 扩大网络基础设施的覆盖面, 让网络覆盖到每个乡镇和每个村庄。提高全民利用网络技术的能力, 开展网络基础知识的普及教育, 让绝大多数人能够享用互联网资源。

2、加强伦理道德建设, 提高网民的素质和公民意识

针对当前网络社会出现的各种不良现象, 应该加强网络教育, 制定网络伦理规范, 把网络技术赋予人们的行为和能力控制在道德规范所允许的范畴之内。首先, 要加强网络主体的道德教育, 引导入网者对于大量的网络信息持扬弃的态度, 提高网络道德的认识水平;其次, 加强网络道德的舆论监督。网络媒体应该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加强正面的引导, 树立网络主体的道德意识。提高网民的政治素质和公民意识引导网民有序的参与政治生活。此外, 网络经营者还应加强自律。

3、加强网络社会的法制化建设, 建立合理的网络政治参与秩序

既在一定范围和特定方面实行实名制, 又坚定不移的确立和保护网络匿名权, 理顺实名制和匿名权的关系, 谨慎控制实名制的范围和限度, 使网络匿名权和网络实名制在冲突中得以平衡, 减少网络实名制的负面作用和网民的抵触心理, 促进政治表达自由, 推动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浦幼.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刘文富.网络政治[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3]彭兰.网络传播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4]陶东明, 陈明明, 等.当代中国政治参与[M].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