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参与论文

群体参与论文（共8篇）

群体参与论文 篇1

摘要：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湖南省各城市各高校学生群体的体育消费结构、体育消费特征、体育活动情况以及潜在的体育消费意识进行了调查。把学生设立为一个消费群体, 调查与分析体育消费的特征, 知道学生当下的体育消费情况, 从而有针对性的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性的建议, 有住于学生养成科学的体育消费观及体育价值观。

关键词：普通高校,群体体育,参与,消费

现在在校读书的学生群体, 是城市生活未来的主要成员, 也是目前展开体育活动的重要群体之一, 他们一旦走出校园进入社会, 一定是体育消费的主体。所以他们的体育价值观和体育消费有怎样的意识, 直接影响到他们未来体育消费的行为取向, 这种潜移默化的转变会对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从而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

1 湖南高校学生群体体育参与及消费现状调查

1.1 问卷编制

在查阅高校体育学生群体体育参与及大学生体育消费现状相关文献及借鉴大量高校体育运动开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借鉴赵小平的《安徽省高职大学生体育消费情况调查问卷》、唐枫的《广西高等院校体育专业学生体育消费情况调查问卷》、汪晓义的《广西省普高校大学生体育消费行为调查问卷》、关金永的《河南省大学生体育消费调查问卷》后, 编制了《湖南省高校大学群体体育参与及消费调查问卷》。

1.2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了湖南师范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长沙理工大学4所长沙高校和湖南工业大学、南华大学、吉首大学、邵阳学院四所湖南省其他地方高校的在校学生的263名学生发放调查问卷, 回收问卷252份, 提出无效问卷4份, 得到有效问卷248份, 回收率为约94.3%, 符合统计学要求。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法、访问调查法、数理统计法、文献资料法等。

1.4 研究结果分析

本研究对调查得出的数据在进行统计和汇总的基础上, 应用数据分析工具SPSS17.0进行数据分析, 使用t检验法进行检验, 获得湖南省高校学生群体体育参与、消费现状及其原因。

2 湖南高校学生群体体育参与及消费现状调查结果研究

2.1 湖南高校学生群体体育参与及消费现状

本研究主要从湖南省高校学生群体体育参与、体育消费意识、体育消费结构、体育消费水平四个方面来阐述当前湖南高校学生群体体育参与及消费现状。

2.1.1 群体体育参与及体育消费意识调查

根据本论文的问卷调查统计, 湖南高校学生从开展阳光体育运动以来, 学生的群体体育参与情况有所提升, 在问及“每周参加体育运动的次数是多少”时, 有近60%的学生选择了“每周参加1~2次体育锻炼”, 有超20%的学生选择了“每周参加2次以上体育锻炼”, 仅有不足20%的学生选择了“从不参加体育锻炼”, 可见湖南省高校学生群体体育参与及消费意识逐渐形成。

2.1.2 体育消费结构

体育消费结构是指体育消费各项目的比例关系。通常的体育消费结构归纳为:体育发服装费用、体育器材费用、体育报刊音像费用、体育赛事门票费用、体育培训咨询费用6大类。从本研究的调查情况来看, 当前湖南省高校大学生大学是体育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体育服装费用, 其次是体育器材和体育音像报刊费用, 体育赛事和培训等观赏提高类费用所占比例最小。

2.1.3 体育消费水平

体育消费水平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有所提高。通过对湖南省大学生在体育消费金额的调查显示, 在问及“您年度体育消费的金额是多少”时, 有13.5%的大学生选择了“1000元以上”, 有33.5%的大学生选择了“600元以上”, 有37.5%的大学生选择了“300元以上”, 可见湖南高校大学生群体体育消费水平普遍较低, 且存在男女消费水平不均衡的特点。

2.2 湖南高校学生群体体育参与及消费现状原因分析

在本研究的调查中可以发现湖南高校学生群体体育参与及消费中存在体育消费意识尚未完成形成、体育消费结构不合理、体育消费水平较低且不均衡等问题, 本研究拟从心理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经济学等角度来分析造成湖南高校学生群体体育参与及消费现状原因。

2.2.1 体育消费动机的追求时尚和从众心理

消费动机是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服务时的直接原因和内在动力。在本研究的开放式访谈中发现, 湖南高校大学生在体育消费过程中的从众心理和追赶时尚的心理较强。大学生在学校期间与身边同学朝夕相处, 消费观念和生活习惯相互影响。如当同一寝室的某一同学想进行某项体育消费时, 其它同学可能也会在他的鼓动下一起去参加, 这种情况在女大学生进行参与型体育消费的时候尤其突出, 很多女大学生参加健身俱乐部、体育培训或是到运动场地锻炼都是结伴同行。

高校大学生处于青年期, 好奇心强, 对新鲜事物、信息非常敏感, 相比成年人也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 对各种富有个性的名牌运动服装、街舞、网球等新兴运动热情极高, 为追求自我个性展示和表现, 加上网络、名人和广告的影响力, 成就了大学生强力的心理消费需求, 喜欢根据个人喜爱的方式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满足消费需求。

2.2.2 社会传统观念和家庭经济条件

我国社会传统自古以来崇尚艰苦朴素, 同样高校大学生在体育消费中崇尚艰苦朴素的消费观, 纵然节省的体育消费观对社会财富累积有过重要意义, 可是对体育产业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负面作用。加上湖南高校大学生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学生家庭的供给, 在保证日常生活开销的同时, 如何将有限的资金花在学习中的哪一个方面一直困扰着高校大学生, 因此当前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高校大学生在进行体育消费时更乐于选择乒乓球、羽毛球等免费或花费较少的体育运动。

3 改善湖南高校学生群体体育参与及体育消费现状的建议

针对湖南高校学生群体体育参与及消费中存在体育消费意识尚未完成形成、体育消费结构不合理、体育消费水平较低且不均衡等问题, 本研究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改善湖南高校学生群体体育参与及消费现状的建议。

3.1 正确引导培养大学生合理消费意识

通过学校对学生加强合理体育消费意识的培养学生健康、培养和指导、大力宣传体育消费功能、积极的消费理念, 改变湖南高校学生体育消费由集中在服装、体育器材购买等实用型消费和体育器材、场馆租赁等参与型消费理念, 加强体育观赏型消费指导为湖南高校学生打造丰富多彩的体育消费环境和良好体育消费氛围, 拉动湖南高校学生体育消费市场。

3.2 营造丰富多彩学校体育消费氛围

现代大学校园文化的标志是妙趣横生、欢乐活泼、健康科学的学校文化体育的氛围。多种多样的校园体育文化活动带给学生很多的进行体育实践活动、得到体育知识的机会, 使高校学生体育消费内容得到丰富, 有助于大学生消除精神紧张、获得美的享受、调整生活节奏。在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内容及形式的上要加大力度组织体育项目的竟赛, 充分利用起有限的场馆, 举办更多的体育知识讲座、竞赛以及体育健身技能培训班, 通过这些活动的展开, 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进行体育消费。

3.3 开放和升级学校体育设施和体育场地

教育相关部门要加强对体育消费场所与体育锻炼场地的建设力度, 让学生得到吸引并进行体育锻炼与消费。对存在的体育场所实行体育有偿化, 对在校学生进行适当开放, 从而加强学生群体的体育消费水平。

4 结语

现在学生群体存在的体育消费问题不单是一个简单的消费问题, 它直接影响到学生群体的各种价值观所形成之前的身心健康的发展。因此依据社会学、心理学等理论将学生群体当下的体育消费动机、行为以及结构进行分析, 掌握学生潜在的消费能力与体育消费特征, 从而得出学生群体体育消费市场日后的发展潜力。了解学生群体现在潜在消费能力和体育消费特征, 不管对加快体育市场化的进程, 扩大体育市场规模, 还是对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 都有着非常重要和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荆光辉, 李献君, 林鹏, 等.我国高校运动训练专业课程设置的改革思考[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07 (3) .

[2]孙洪涛.普通高校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及其发展趋势[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11 (3) .

群体参与论文 篇2

群体性事件处理工作调研报告

近年来，我市集体劳动争议案件呈上升趋势，主要表现在劳动关系，包括未签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以及赔偿等；劳动工资，包括拖欠、克扣工资以及拒付加班费等；社会保险,如，拖欠社会保险等三大类型上。

一、当前集体劳动争议和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集体劳动争议大量增加，集体劳动争议涉及人数多、问题复杂，对抗性强，处理难度大，处理不当极易引发连锁性的群体性事件。集体劳动争议案件的增加，一方面是劳动者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权的意识增强，另一方面也有历史积累案件在《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后集体爆发的原因。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呈上升趋势。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表现在以下特点：一是批量多，数量大。二是对抗性强，调解难度大，随着企业改革改制不断深入，经济结构调整，劳动关系更加多元化，劳动争议趋向复杂化、对抗性强，内容也更广、调解难度加大。三是不稳定因素多、隐患大。四是遗留问题多，处理难度大，一些用人单位实行改革改制，部分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后，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由于时间长、情况复杂、处理难度大，容易引起集体劳动争议发生。如：2000年，右江矿务局部分矿井，由于长期开采，资源逐渐萎缩和枯竭，煤炭品质差。生产出的煤价格低，成本高、企业无效益。右江矿务局根据当时国 1

家有关政策及企业内部调整和发展需要提出申请，在2001年10月给984名职工办理提前退休手续，报请当时的百色地区行政公署，经过由百色地区专门成立的由劳动、工会、财政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在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专家的指导下，对要求办理提前退休手续的申请材料进行了初步审核，最后由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复核审批的。审批程序是符合国家和自治区有关煤炭工业结构调整和关闭破产职工安臵政策规定的。但现在984名提退人员以当时是有被设计、被欺骗、被暗算的情况下办理提前退休的，不是自愿的，要求重新办理退休。再加上当时办理提退时，有些工作没有做到位，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收效不大，职工重复上访，甚至越级上访。五是分布相对集中，影响大。群体性争议的分布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这类争议主要集中在工业企业、服务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类争议案件涉及劳动者人数多、往往是少则3到5人，多则几十人，甚至100多人集体到市委、市政府上访或静坐，有的以不解决问题，就以罢工胁迫政府，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六是适用法律难、执行难，集体劳动争议案件既涉及民法、劳动法、又涉及众多的行政法规、地方规章等，不仅法律规定的空白点多，政策性强，且对同一问题的有些规定不一致，如何适用不好把握。并且这类案件往往涉案人数多，劳动纠纷影响到劳动者的基本生活。

当前，集体劳动争议案件的变化呈现出以下的特点：一是规模逐渐扩大，造成较大影响，一些人抱着“法不责众”以及“事情闹得越凶，领导越重视，越容易解决的心态，集体越级上记，重复上访，在社会上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二是行为容易偏激，容易冲动，常常表现为谩骂工作人员，堵门，电话恐吓，阻碍其他职工上班，给处臵工作带来难度。三是有一定的人为操纵和组织倾向，有些人为了个人私利，造谣生事，挑动群众盲目参与。

二、造成集体劳动争议及群体性事件的原因

1、企业改制遗留问题。田阳汽车配件厂2006年企业改制时，除内退休人员外，按当时改制文件，新企业要安臵80%职工上岗，劳动合同要签订三年，但由于企业没有按协议执行，改制后一直没有安臵294名就业，也未发放生活费，导致职工长年上访。由于种种原因，至今问题还没有得到圆满解决。加上市级所属企业的改制进程大多遵循当地政府主导，甚至“拉郎配”的模式进行，导致在此过程中对职工的安臵及补偿被简略及忽视，由此导致职工群体上访事件时有发生。

2、《劳动合同法》在很大程度上偏重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提高了对用人单位的要求，而我市多数单位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劳动合同签订、工资支付及人事管理等方面或多或少地存在一定的问题。这进一步激化了劳资矛盾造成群体性案件的发生。

3、用人单位对劳资纠纷的忽视。一些企业特别是租赁企业出现劳资纠纷时，不注重妥善处理，或自行任意处理，进一步激化了劳资矛盾。如，田阳红岭坡水泥厂，实行租赁承包后，职工以工资低，租赁方未按合同实行为由，进行罢工，要求政府对企业进行改制，市政府成立了田阳红岭坡水泥厂企业改制工作组，工作组进住后企业后，做了大量的说服动员工作，目前大部分职工还是不愿意复工。给企业及职工生产生活造成不小的影响。

三、工会参与集体劳动争议和职工群体性事件处理工作情况

近几年来，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危机衰退的影响，我市一些企业经营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下岗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返乡不断增加，城镇新增劳动力、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等就业压力加大，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不断增多。为及时了解困难企业职工的生产生活遇到的实际困难，将矛盾解决在基层，化解萌芽状态，消除职工群众上访隐患，不断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制度。一是改变信访工作方式，定期不定期地开展领导干部下访活动，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二是积极参与市委组织的信访维稳督查活动，根据市委的安排，市总工会负责对中直、区直各企业、公司、集团的维稳督查工作，接到任务后，我们深入有关单位，通过听汇报，看材料，对影响社会稳定，利用重大节日进行群体上访或越级上访的案件进行排查和督导。并与责任单位保持联系，及时了解督查对象思想动向，对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确保他们的思想稳定。三是在信访工作坚持 “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属于县（区）总工会、市总负责的信访案件，县（区）总工会、市总工会就要负责到底，不得以任何理由互相推诿，依据法定程序，严格规定办理，严禁作风粗暴、方法简单，杜绝矛盾激化、事态扩大，切实解决信访问题。

四、对策建议

当前，加强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参与劳动争议仲裁工作及强化劳动关系预警制建设，应当尽快提上各级工会的工作日程。工会应进一步强化维权职能积极作为，在预防劳动争议发生、调解劳动争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注重源头参与，关注制度建设，为劳动争议调解提供强有

力的制度保障，2、坚持依法调解和维护公平公正的原则，把协调劳动关系、保障劳动者权益作为工会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立足点和出发点。

3、进一步完善市、县（区）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充分发挥三方协调机制的作用，建立有关工作制度和会议制度，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以上协调会议。在协调解决职工的合理要求和有关问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要与政府有关部门建立应急反应与协调机制，对有可能引发重大劳动争议的问题，及时与有关各方会商，快速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协调处理，防止矛盾升级。

4、健全预防及调处群体性劳动争议的机制。要坚持“预防为主，防调结合”的方针，不断健全和完善职工普法宣传教育制度、劳动合同制度、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职工民主管理制度、工会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制度等。要加强与企业的联系沟通，深入企业，调查了解职工特别是下岗失业人员、生活困难职工和困难农民工的生产生活状况，认真排查有可能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发现争议苗头，及时采取措施，做到超前防范，防止形成争议，力争把隐患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5、加强对企业调解员的业务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和服务水平。

6、坚持与时俱进，大胆创新，积极探索和实践劳动争议调解的新机制。

以公共的政治参与化解群体事件 篇3

近段时间，因一些基层政府粗暴执法而引发的群体事件屡见不鲜。3月26日夜至27日凌晨，昆明市五华区城管部门在执法中与违法占道经营者发生纠纷，引发群众围观并发生冲突，导致10辆车被掀翻、9名城管人员和4名民警受伤。几乎在同一天，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黄川镇强拆一农民养猪场，导致一对父子浇汽油自焚，造成儿死父伤的惨剧。

类似的警长冲突和自焚事件，近年陆续发生，保证城市治安的稳定成为各级政府迫在眉睫的难题。

纵观近年的各类群体事件，不论其具体所指为何，但都有一个共性的因素，即与基层政府的不当处置有关。很多群体事件的直接导火索，甚至就是城管、工商、警察等暴力执法本身。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某些基层政府应对能力的薄弱与不足，在管理社会秩序的有效性上存在问题。原因正如研究社会管治问题的学者所指出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实行改变了政府治理的社会基础，而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转变速度也超出了国家系统的能力范围，由此造成管治真空和管治死角，具体表现为政府滥用权力；效率低下，管治代价沉重；以及缺少科学、民主的现代管理方法等方面。

应该看到，在执政党强调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各级政府在处理这类突发群体事件时，身段和手法越来越柔软，注意回应和引导民意，强调对引发和产生冲突的地方官员进行问责，如进行党内纪律处分、免职等。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事情和矛盾并未因政府的柔性处理而有根本改观。

症结在于，当普通公民缺乏独立的诉求传播通道去影响或改变政府决策和行为的时候，单方面强调地方官员的责任并进行问责，只会激化矛盾和问题。地方官员为了规避责任，要么采取高压手段绝不示弱，要么不惜一切代价收买民意，无论哪种方式都只会激励民众在下一次行动中采取更加极端而不是理性的态度。这是当下地方政府在治理方面难以避免的内在困境。

在上述两例中，昆明城管的执法纠纷和冲突发生后，五华区政府当天下午即发布调查结论和定性，轻率地把责任全部推到摊贩和围观群众身上。黄川镇在父子自焚发生后，也强行拆除了养猪场，县政府给出的说法是为了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两个基层政府，试图都以强硬方式来展示自己控制社会的能力，但后果可能会适得其反。政府越不示弱，民众就越要发泄和抗争，因为他们在政府的强硬中感受不到一点点善意和正义，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是许多矛盾和冲突最后都变成非利益直接相关的群体事件的原因。

从根本上而言，化解地方政府在处理群体事件上所表现出来的“体制性迟钝”，必须切实推进和扩大基层民主。调整政府与市场、社会以及政府与企业、公民的关系，规范权力运行，主动回应公众的关切和诉求；大力推动政府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建设公开透明的公共财政，缓解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公共需求凸显与公共服务不足的矛盾；发育各种利益组织，提高它们的自组织能力和自我规范能力，使它们真正能够代表民众的利益；建立起一种正常、规范的利益表达机制，形成协商对话制度等。

群体参与论文 篇4

一、环境群体性事件凸显了我国公众参与的不足

2012年, 环保部原总工程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杨朝飞披露, 自1996年来以来, 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一直以年均29%的速度增长。其中由重金属和危化品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 个别事件还上升为暴力冲突, 造成了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环境群体性事件正不断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制约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因素。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暴露出了我国环境保护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更凸显了我国公众参与的不足。

1. 环境群体性事件凸显了地方政府重经济轻环保。

我国以经济发展为主的发展模式使得地方政府重视经济责任, 轻视环境责任。目前, 我国很多地方发展经济脱致富的任务仍然繁重, 经济发展仍然是考核官员的主要指标, 而这种指标又主要是以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为核心的, 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沿用传统的“经济增长一票否决制”的思维, 把经济增长作为政府的主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 地方政府很难遏制经济发展的冲动, 对高资本投入、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有强烈的偏好, 用高强度开发向土地、资源、环境要经济效益。相应地把环境保护放到次要位置, 甚至不惜牺牲环境换取经济的发展。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公众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提高, 当公众的环境诉求与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冲突的时候, 政府为了经济发展又千方百计维护经济投资, 当公众环境诉求无法解决时, 只能采取极端手段, 造成了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频发。

2. 环境群体性事件凸显了我国公众环境维权意识的增强。

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提高, 人们已经开始逐步从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向高质量的生活质量需求过渡。在保障基本生存权的同时, 将清洁的水和空气等环境要求也作为了基本的利益诉求。最近几年频频爆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地区如厦门、大连、浙江、江苏、成都、广东等都是我国经济比较发达、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地区, 其关注焦点已经从生存问题转到了生活质量问题, 环境维权意识日益增强。而由粗放型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破坏日益危害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引发公众普遍关心与担忧, 尤其是“癌症村”现象令公众十分恐惧, 害怕遭到类似伤害。因此, 一旦遇到可能造成污染的环境事件, 公众很容易产生抵触情绪和抗议行动, 这是导致环境信访和群体性事件增多的重要原因。

3. 环境群体性事件凸显了政府对公众参与的忽视。

2008年5月1日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保部《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试行) 》的生效, 原本给了环保团体和公众很大的希望, 以为环境领域的参与式民主进程迎来了春天。但是, 现实中政府信息公开的状况令人非常失望。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促成建设项目, 推动本地经济的发展, 主观上不愿意公开建设项目的相关信息。社会公众基本无从了解项目审批和建设的完整真实信息, 经常是偶然发现了项目“不合法”或“不合理”, 而此时的项目, 有的未作环境影响评价却已违法开工, 有的环境影响评价已在公众参与不充分的情形下匆匆结束。如果没有媒体的曝光, 社会公众基本无从了解, 更别说参与了。在环境群体性事件酝酿之际, 公众通过各种渠道发现项目“不合法”或“不合理”的时候, 相关的公众会到政府部分反应意见, 表达关切和担忧, 对此政府本应积极吸纳公众意见, 深入群众中去查明根本的原因, 进而为利益受损民众的合理诉求找到可操作的解决途径。而现实中, 政府对日趋恶劣的环境问题不予重视, 拖延行动甚至听之任之、不予回应, 没有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对利益受损的民众进行补偿, 未对企业的排污和侵害行为进行有效制止。结果, 公众的利益诉求无法得到回应和根本解决的时候, 只能采取集体对抗的极端方式奋起抗争, 结果就酿成了严重的环境群体性事件。

4. 环境群体性事件凸显了环评公信力的缺失。

我国高度重视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2002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正式发布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 这是中国环保领域第一部公众参与的规范性文件。理论上讲, 除极个别未评先建项目外, 目前全国所有开发建设项目均开展了环境影响评价, 我们的环境应该是安全的, 尤其是预防和治理措施是到位的。但从我国频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看, 公众经常对环评的作用和结果是不完全信任的。究其原因, 民意表达不畅是重要导火索, 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不够公开, 没有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其中, 对项目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和制定的预防措施没有及时有效公之于众。另一方面, 不少地方的项目环评论证会、听证会存在着走过场、流于形式的问题。而一些环评机构和专家理解地方政府抓发展的迫切愿望, 只要不会造成比较大的环境影响一般不会断然否定项目建设, 使得一些环评报告具有先天缺陷。而一些投资者在项目启动后对环评确定的防污治污措施没有认真落实, 项目一启动就发生了污染, 环评失去了应有作用。另外, 在项目建设中, 还存在着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造假的严重问题。以上种种原因, 导致群众对环评的结果不知晓、作用不认可, 环境影响评价缺乏公信力, 导致了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二、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不足的原因

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不足既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原因, 也有公众参与方式的因素, 更重要的是政府传统管理模式的惯性思维使然。

1. 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 忽视环境保护。

纵观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的环境群体性事件, 其共同点是:发生严重污染的企业往往都是当地的支柱产业, 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和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而经济增长又是衡量政绩的主要指标, 地方政府为了政绩, 片面追求GDP增长, 为招商引资不惜过度地付出环境代价。地方政府之所以不顾公众的利益诉求, 片面追求GDP的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我国干部的政绩考核体制。目前, 我国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主要是以经济增长为主要任期考核指标的, 基于此, 相较于公众的环境利益, 地方官员必然优先选择GDP和税收财源的增长, 从而导致他们容易采取重增长、轻环保的污染保护主义行为, 并与追求利润的企业家结成利益同盟。由于影响官员政绩和政治前程的是经济增长而不是环境保护, 是有资本的企业家而不是分散的公众, 面对公众的环境保护和环境利益诉求的时候, 地方政府常常会出现立场性的偏差, 会优先保护企业, 公众免于环境污染以及因污染受害应获得补偿的权利不得不退居次要地位。政府成为某些利益团体的代言人, 丧失了作为调节社会矛盾的仲裁者角色。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 政府对公众参与采取有意无意的回避态度。更有甚者, 一些地方政府直接充当污染企业的“保护伞”, 对公众的意见和利益诉求完全漠视, 或者采取敷衍的态度, 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 民众只能放弃制度化的渠道来解决问题的方式, 公民政治参与的无序化现象出现, 就导致环境群体性事件爆发, 这也使得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日渐降低。

2. 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不完善。

我国《宪法》并没有将环境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加以确认。现有的立法基本上都没有直接、正面和系统地规定“环境公众参与”, 大多都是从间接的角度、侧面和局部地涉及“环境公众参与”。虽然有了若干关于公众参与制度的法律规定, 但是没有形成环境知情信息、环境立法参与、行政参与、司法参与和权利救济等各个方面法律逻辑体系。而且目前我国立法赋予政府的权力多于义务, 缺乏对政府责任的明确规定, 使得确立公众参与制度的目的不能很好实现。而且, 我国有限的公众参与制度以末端参与为主, 缺少源头参与。《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中规定:公众有权对污染大气、水环境的行为检举控告。而《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的规定, 在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前需要征求公众意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 可以看出我国公众参与主要集中在行政过程中的两个阶段:已经发生污染阶段;已经立项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理应贯穿于有关环境立法、司法、行政等活动的过程中, 但现实是公众参与环保主要集中在行政过程的末端, 缺少有关环境保护立法等源头参与。总体而言, 现行关于公众参与的立法相对分散、较为片面并且法律位阶低:从宏观上看, 缺乏对于公众环境参与权等关键事项做出的明确的、直接的和系统性的规定;从微观上看, 仅对于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等个别事项进行了散见的、间接的和局域性的规定。由此导致环境公众参与的主体有限、方式单一和程度不深。

3. 重要参与制度存在着执行障碍。

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冲动下, 会选择性的执行环境保护政策, 导致一些重要参与制度存在执行障碍。首先, 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存在执行障碍。为了保护公众对环境信息的知悉权,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试行) 》使公开环境信息成为政府法定义务, 并对公众如何申请获取信息做了程序上的规定。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在涉及比较敏感的环境信息时, 往往进行有意无意的隐瞒, 通过尽可能多的方式使信息公示从时间上和空间上都缩至最小范围, 避免使公众知晓。其次, 听证会制度执行存在着流于形式的问题。听证会制度是重要的公众参与方式之一。听证流于形式同听证制度的优越性发挥也是当前的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听证会的参与者往往没有考虑到真正的公众, 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选择有限公众的形式主义, 并不能真正反映民意, 表面的公正的模式下很难照顾到利益直接相关群体。即使是公众通过听证参与了环境决策, 其对决策的实际影响力以及决策结果的利益相关度也是打着问号的。最后,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存在造假问题。环评在公众参与部分的造假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使得质疑、反对新建项目的群众越来越多。

4. 公众环境救济渠道不通畅。

就目前而言, 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救济渠道主要有举报、信访和诉讼三种。大多数因为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 相关利益群体并没有在事情一开始就采取极端的暴力手段来表达诉求, 而是采取举报投诉、选取代表上访、向法院起诉等较为理性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比起司法救济, 行政救济更直接、迅速、有效, 而且对于公众而言维权成本低, 但举报、信访对部分企业、投资者具有一定的制约力, 但对政府确定的重要规划和重大项目等事项就失去了作用。司法诉讼本应是最有效的方式, 但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不健全, 环保官司难打是社会公认的问题, 原告起诉难、举证难、法院审判难十分突出, 司法救济被大多数公众弃之不用, 这些做法使公众离法定的维权渠道越走越远, 不利于环境保护的长远发展。有数据显示, “十一五”期间, 我国环境信访30多万件、行政复议2614件、行政诉讼980件、刑事诉讼30件, 通过司法诉讼渠道解决环境纠纷的不足1%。当制度化的渠道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回应, 民众一旦遇到政府决策事项, 举报和信访遇到阻力时, 群众只有选择集体抗争或采取过激方式给政府施压, 以寻求解决路径, 这就引发了群体性事件。

5. 我国环保NGO组织发展滞后。

西方国家的环保NGO组织在环境保护和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们既可以充当政府和民众的桥梁, 缓和矛盾, 又有助于增强民众参与的专业性, 还能监督政府和企业生态保护的自觉性。我国台湾应对环境抗争运动的重要经验之一也是借力社会组织。一旦环境问题产生, 通过组织的力量使得环境事件通过协商对话方式得以解决, 而不致发展成为群体性事件。由于我国的环保NGO组织起步较晚、数量很少且普遍缺乏政府引导, 同时还受到资金、运行体制等多方面的限制, 因此发展滞后, 使得政府与公众之间沟通的桥梁与枢纽缺失。当环境问题产生时, 政府与公众之间就会产生直接、尖锐的矛盾冲突, 最终酿成严重的环境群体性事件。

三、完善公众参与, 破解环境群体性事件困局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 公众参与不足是造成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 因此我们必须改善公众参与的状况, 化解预防环境群体性事件, 破解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困局, 维护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 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建设生态文明。

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源在于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 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要求。要解决环境群体性事件, 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把粗放式增长转变为集约式发展, 把高耗能、高污染转变为低能耗、低污染, 把高碳经济转变为低碳经济、绿色经济, 从依靠资源消耗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实现“原料和能源低投入—产品高产出—环境低污染”转变, 从而实现环境友好、资源节约、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长期以来官员考核中GDP的比重过大是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原因之一。要真正转变经济增长是方式, 建设生态文明, 必须依靠制度的力量。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又明确指出, 建设生态文明, 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 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 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我们要以此为契机, 探索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干部考核制度、责任追究制度、源头保护制度等, 真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建设生态文明, 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协调的状况, 减少环境冲突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2. 完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

要完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从根本上来说就要重塑立法指导思想, 改变末端参与的模式。《宪法》应当明确将环境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 这样作为其子权利的公众参与权才有依托。其他的法律和法规才能对其做更详细的规定。要积极利用当下正在进行《环境保护法》的修订工作的契机, 在环境保护基本法的层面, 确立和明确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应有地位和关键性内容, 保证公众参与贯穿于环境保护的始终, 改变传统的末端参与模式, 鼓励源头参与, 这既符合“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的环保政策, 也有利于充分保证公众的环境权利, 降低公众与政府之间矛盾激化的可能性, 使群众依法对环境保护进行公众参与, 减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等将来条件成熟, 应借鉴国际上公众参与比较完善国家的经验, 制定专门的《环境公众参与法》, 确保公众参与真正实现, 保障公众的环境权利。

3. 确保公众参与的重要制度执行到位。

在目前条件下, 当务之急是要确实保证公众参与的重要制度要执行到位。首先, 保证环保信息公开制度执行到位。政府要加强信息公开, 为公众参与提供基础保障。政府一方面应该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 建立一套覆盖环保行政许可各领域、各层次的环境信息披露体系, 用更加具体的制度和更加可行的程序来保证公众对环境事务的有效参与, 充分利用各种媒体的力量, 真实有效的发布相关及其, 让公众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到自身周边环境的变化, 在污染项目引入的前期就可以及时地参与到政府决策中去, 增加事前监督的作用, 避免污染企业和公众之间的矛盾升级。其次, 保证环境影响评价听证制度执行到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对公众参与听证有了明确的规定, 但是由于对公众参与的规定过于宽泛、模糊和可操作性不强, 导致听证制度执行偏差的现象时有发生, 出现了走过场、形式化等严重问题。因此, 政府应严格按照法律制度的要求选择听证代表, 对听证的程序应更为透明, 听证的范围应该尽可能广泛, 同时要有相应的惩罚措施。通过强化公民环保参与的实效性, 来保证环境决策的科学化及合理化。最后, 坚决杜绝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造假。环境影响评价造假会影响公众与政府的关系, 是造成全体性环境事件的重要原因, 更严重的后果是造成政府公信力的下降, 因此要坚决杜绝环境影响评价造假。对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要坚决按照法定程序严格执行, 公众参与要公开透明, 接受社会的监督, 并且要加大造假违法的责任追究, 提高违法成本。

4. 畅通公众环境救济渠道。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其中大多都曾经试图通过法律的救济途径来解决, 但是由于行政或司法的环境救济渠道不通畅, 导致最后事件以非法律、非理性的方式爆发。因此, 保障公众的环境救济权也是保障公众环保参与的重要内容。当前, 要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赋予民众就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 一旦发生因环境权利受到侵害而引起纠纷事件, 就可以按照既定的环境公益诉讼程序提起诉讼, 这样会最大程度上杜绝非法手段的使用, 防范游行、堵路、围攻现象的发生。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突破原有“直接受害人才有权利提起民事诉讼”的现行环境诉讼法律规定, 最终形成任何公民都可以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向国家司法机关提起诉讼的制度, 畅通民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渠道。

5. 发挥环境NGO的作用, 架起民众与政府沟通的桥梁。

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及环境敏感期, 要想有效解决环境群体性事件问题, 仅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要借助于社会组织的力量, 尤其是具有民间身份的环境NGO。环境NGO组织在我国的环境保护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比如温州市的民间环保组织在2013年3月份组织的“江湖大会”, 对温州的水环境形势及保护进行探讨交流, 并就此与政府进行沟通, 获得了比较良好的社会效果。因此, 我国应加大鼓励、扶植、发展和完善环保NGO的力度, 扩大群众性环保组织活动的空间, 使它们在倡导节能减排, 发动公众生态维护参与、表达民众环保诉求、沟通民众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环保交流起重要的纽带作用, 这可以降低环境群体性事件所产生的机率, 对于从根本上解决环境群体性事件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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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吕忠梅, 张忠民.环境公众参与制度完善的路径思考[J].环境保护, 2013 (23)

[3]冯永锋.环评报告猫腻多环评报告“公众参与”部分易造假.光明日报, 201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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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戴维·波普诺.李强等译.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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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汪劲.中外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群体参与论文 篇5

关键词：民族地区；老龄化社会；老有所为；老有所用；和谐社会

当前，我国正步入老龄化社会，而且这种趋势已经席卷中国农村。农村超载的老年人口，会影响农村人口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资金和机会分配的增加，影响农村的持续发展和进步，改变甚至重新建构社会文化。与此同时，现代文明对老年人的负面认识远远超过其正面评价，对老年人社会作用的认识上尚存偏见——过低估计老年人的工作和思维能力，把他们视为社会的负担……这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极其不利的。因此，对农村老年人社会作用进行再思考，重塑老年人形象，鼓励和吸收其积极参与社会发展，对老年人寻求自我发展、构建民族地区农村和谐社会和促进农村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村老年人社会作用的现状及发展

在农村，长期以来，老年人仅被当作社会发展中的“消费者”和负担，对社会发展起着间接的、辅助性的社会作用。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和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深入，社会和政府对老年人的关注越来越多，全国许多地方紧紧围绕“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乐、老有所医”为目标。鼓励和吸收农村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经济社会建设，为促进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为明晰当前农村老年人社会作用的变化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和意义，笔者走访了少数民族较为聚居的寻甸县柯渡镇。

1组建老年人组织

该镇22个村委会大都在三年前就成立了老年人协会，由老年人协会负责号召和组织老年人群体参与农村社会建设和村务管理、丰富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调解村民及家庭纠纷、净化社会风气(为摒弃当前农村的一些不良风气，2008年该镇还打算成立“禁赌协会”)。

2参与经济发展

柯渡镇近几年来发展较快，特别是烟草、板栗、花卉等，而各项工作中都有老年人参与。如该镇龙潭箐村腾大爷不但自己料理家务，帮助子女带小孩，还有自己的小生产——种花、养鸡、编织等，一个月收入维持了腾大爷的起居生活，而且还有结余可以补添家里用于发展生产。

3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2007年，镇里号召植树造林，全镇各老年协会都积极参加植树造林工作，仅丹桂村、小井头村老年协会义务植树就达一万多株。整修村路达二千多米，许多村还派出老年人义务清扫村街道的环境卫生，罗朗村公社竟派了两名老人作卫生监督员，专门负责和维护该村的卫生及整洁。全镇每位老人都力争从自家做起，栽好路旁树、清扫门前路、种好庭院花、争当文明户。

如今，民族地区农村老年人的作用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在农村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体育等各方面都可以有所作为，作用范围逐步从家庭走向社会，从关心自家事慢慢向关心国家、社会公共事务，这昭示民族地区农村老年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发展中有着广阔的活动舞台。

二、农村老年群体参与社会发展的困难及影响因素

尽管老年人作用和地位得到很大改观，但老年群体社会参与的水平和程度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水平还很低，而且国内各地老年人社会参与呈现不平衡的发展，阻碍民族地区农村老年群体参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因素还很多，让老年群体参与社会发展面，临较大困难。农村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的范围和程度因限制太多而表现出较大的局限性。限制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的因素有很多，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老年人劳动力的减弱或丧失

我国现在的农耕机械化还不普及，且山地、丘陵地区不适合用机器大规模种植，况且我国农民平均拥有土地面积小，用机械耕种成本高，农民靠农业为生，人力劳动仍是耕种的主要方式。而在农村，丧失劳动力就基本是丧失工作能力，对家庭来说就已失去了特定作用，他们的吃、穿、用都成为家庭的负担，基本上采取“积谷防寒，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模式，依靠家庭“反哺式”养老模式在农村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十分盛行。

2体力下降或痰病缠身加重生活负担

按人身体发展规律，到老年大多都会体力下降，若老年人又是身染疾病或患有老年痴呆之类的病症，对普通的农民家庭来说将会是巨大的包袱，将会使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陷入困境，“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在农村较为严重，这将严重阻碍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

3农村老年人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加上年龄导致的智力下降

现今的老人大多出生于建国初期，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老年人接受教育甚少，特别在农村，许多人都不能接受正常的教育，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大多是小学、初中文化水平，而社会发展速度较快，老年人已渐渐与时代不适应。而因年龄的增长而导致的智力相对下降更加重了老年人的社会不适应问题。

4年青劳动力外流和劳动力老化

来自劳动部的数据表明，从2000年到2025年期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仍在增加，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劳动力老化现象也普遍存在，这对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产生极大的挑战。此外，随着大批农民进城务工和计划生育的推进，农村年青劳动力因减少太多而使劳动力老化现象日益严重。据了解，2000年，柯渡镇外出打工人员有236人，到2007年外出打工人员增至765人，使留守农村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这对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是极其不利的。

5政治困难

由于我国政府现在还未能有充足的资源和能力来更多地关注和关怀农村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引导和扶持力度不够，没有为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提供创造充分有利的条件和环境。

除此之外，还包括性别、年龄、家庭关系、出生、性格、地域限制、信息闭塞、社会流动等原因也阻碍了农村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

三、重塑老年人形象，参与社会发展

在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发展、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中，面对21世纪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在政府的引导下，老年群体特别是农村老年群体都应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融于社会发展过程中，从社会各方面来寻求个人价值，从而积极投身到社会的发展洪流中，继续发挥余热。重塑老年形象，积极老年群体参与社会发展。

1农村老年群体将是农村社会发展申政治宣传和广告宣传的生力军

在走访中，笔者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许多老年人经常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他们往往会对国家的政策、法律、制度或社会热点加以讨论并提出见解，对国

家的政治及政治问题表现出及大的热情。亦或关注与自己身体健康或生活有关的商品和经济行为(尤其是保养品或保健品或有关“下一代”的成长)，还会互相介绍或建议。农村老年人数量多，如果能加以正确引导，农村老年人必将成为政治宣传和广告宣传的另一生力军。

2农村老年群体将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主体，开创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新天地

柯渡镇拥有近1000位老人，其中20％的老人有早起的习惯，而这当中，又有3％的老年人有晨跑的习惯，有些老年人是因为曾经当过兵，在部队养成了晨跑的习惯。而更多的老年人是为了保持健康。为了保证老年人的健康，柯渡镇开展了许多有益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在不断解决老年人物质需求的同时，更加关注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每年的春节都有许多老年娱乐节目，广大老年人积极、踊跃参加。柯渡镇近年还准备筹办一个老年会所，其中包括老年茶室和老年娱乐中心，资金、费用由政府和各村委会共同承担，而其日常管理由老年人具体负责。这必将给老年人带来更多的乐趣，使老年人在辛苦一天后精神能够得到放松，为老年人参与农村精神文化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平台。

3农村老年群体将是农村社会生产发展的“智多星”

老年人因其丰富的知识、经验而成为社会的宝贵财富。柯渡镇为发挥老年人智囊团的作用，推选出有能力、有经验的老人加入村委会，参与村务管理。发挥老年人的智力和经验优势，支持老年人继续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公益活动，为社会贡献余热。为本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出谋划策、献策献计。同时，由充当民事调解员，许多家庭遇到难于解决的事情都纷纷上门请教，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4农村老年群体是传统文化和宗教文化的传播者

柯渡镇以回族、彝族、苗族居多。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宗教信仰，但无论信仰什么宗教，其教义都很有教育意义，像伊斯兰教主要就是教导人要多做善事，要孝敬父母，要富有同情心等。而参加宗教信仰的大多是些老年人，这些老年人都对教义深信不疑，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以身作则，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社会的和谐因素。在当地，宗教文化很盛行，每年都有庙会、古尔邦节等，通过一系列活动的开展，使得宗教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并得以传承和发展，与此同时，老年人也找到了心灵寄托的场所。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应关注老龄事业，紧紧围绕六个有为，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支持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社会各界应树立正确的老年人价值观，关心和关注老年人的发展，创造和提供机会让老年人寻求发展，让他们参与社会发展，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用实际行动塑造老年新形象。相信“第二次人才大开发”将会为农村老年人开辟另一片新的天地，鼓励和支持农村老年人发挥其优势，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推进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

群体参与论文 篇6

一、弱势群体的概念

弱势群体可分为四类, 即生理性弱势群体、社会性弱势群体、自然性弱势群体和文化弱势群体。生理性弱势群体主要由于生理因素造成的, 如残疾人、老年人、儿童等;社会性弱势群体由于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造成的, 如体制转换、结构调整和国家政策等, 如农民、下岗工人、城市农民工等;自然性弱势群体主要是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或自然灾害等自然因素造成的, 如边远地区的农民、灾民等。文化弱势群体是指由于文化教育以及专业领域的不同而在参与公共事务中造成的弱势者。

二、弱势群体参与立法的必要性分析

(一) 推动社会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古往今来人们的追求。正如《人权宣言》所述, “在权利方面, 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说:“正义的一般观念是:所有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 除非对这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如果社会出现不平等, 则这种不平等的后果必须对每个社会成员, 尤其是社会最不利者带来最大的利益, 即社会中最弱势的人的利益要得到保障。”而我国历来也注重对弱势者的利益保护。

(二) 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

弱势群体加入我国立法进程是存在困境的。其一, 由于传统文化家庭本位观念的影响, 弱势群体往往是抱着“自扫门前雪, 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态度, 很少愿意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其二, 弱势群体由于文化素养程度不高, 往往是有参与之心也无参与之力:更有甚者, 他们容易被蛊惑, 参与到妨碍社会秩序和稳定的活动中。因此, 一方面弱势群体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是的条件和机会无多, 他们更需要法律保障更多的机会和空间;另一方面, 弱势群体应该在社会相对优势者的鼓励和帮助下, 参与公共事务, 关注到自己的切身利益, 提升文化素养和“社会人”的意识, 推动社会民主进程, 更有利于和谐民主社会的实现。

(三) 更好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人权的基本价值就是要求对所有人予以普遍的尊重和保障。弱势群体虽然因为生理的、社会的、自然的或者文化的原因处于脆弱的、易受伤害的以及其他不利的境地, 但是, 他们和普通人一样, 应当拥有作为人的神圣的权利, 对他们不能有任何歧视。不仅如此, 对弱势群体还应予以特别的关注、尊重和保护, 最大限度地缩小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差距。弱势群体的利益需要立法关怀, 弱势群体的意见应当被听取, 以更好维护自身的利益。

三、弱势群体参与立法的可能性分析

在刚结束的征求意见的法律草案的统计表中, 《就业促进法》草案, 参与提出意见的人数是3469, 提出的意见条数是7647;《劳动合同法》草案, 参与提出意见的人数是79904, 提出意见的条数是1887773;《社会保险法》草案, 参与提出意见的人数是9924, 提出意见的条数是68208。这些和弱势群体相关的法律的意见条数都远超其他法律, 说明弱势群体的利益备受关注, 社会各界包括弱势群体自身迫切需要参与到立法工作中。

(一) 对弱势群体进行法律教育和宣传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法制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人民的法制观念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与西方法治国家相比, 国民的法律修养、维权意识仍然是有很大差距的。当然法制教育要依托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的提高, 只有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提高了, 法制教育才有足够的平台和基础。弱势群体要通过教育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素质, 在最低程度上, 懂得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在更高一层次上, 积极参与到立法活动中, 提关切自身利益的问提, 解决自身的问题。社会弱势群体只有在教育上不再落后, 才能进入竞争平台, 与其他人同台竞技。

(二) 开发多种渠道, 鼓励弱势群体对立法提出意见

立法机关在公布法律草案条文的同时, 对立法的背景, 立法目的, 主要争议等相关问题可作出解释和说明, 以促进公众对法律草案的内容和了解从而提升参与的热情。可以通过政府报刊和人大网站、报纸、杂志、电视、电台、互联网等多种新闻媒体, 开辟法律草案讨论。征求意见专栏。此外, 还应当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企业协会、行业组织、律师界等各种团体的作用, 建立健全利益诉求表达代表机制。为弱势群体参与立法提供便利条件。

(三) 建立立法反馈制度提高弱势群体参与立法的积极性

目前我国的立法现状中还存在着提出了立法意见, 但是意见得不到充分重视, 也没有及时建立起意见反馈平台, 使得对立法提出的意见过程成为一种走过场, 形式主义。这种做法, 对弱势群体参与立法的积极性无益。

对弱势群体提出的立法意见, 要认真研究, 分析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并将吸收采纳的情况及考虑以及适当形式适时向社会反馈。如此, 通过一个回馈平台促进弱势群体参与立法活动, 形成良好的立法参与循环平台。

摘要：社会弱势群体作为社会转型期间的特别群体, 在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分层加剧、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的当今社会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一群体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也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解决好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问题, 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 鼓励其积极参与到立法工作中来, 才能更好得维护其权利和保障其利益。

关键词：弱势群体,立法,利益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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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菩提.现阶段我国社会弱势群体的成因、现状及对策[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2, (3) .

群体参与论文 篇7

全民健身计划是一个由国家领导、社会支持、全民参与, 有目标、有任务、有措施的体育健身计划, 是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相适应的社会系统工程和面向21世纪的体育发展战略规划, 确立了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体育健身活动发展的方向和奋斗目标。《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明确提出:“积极为知识分子创造必要的体育健身条件, 倡导和推广适合知识分子工作特点的体育健身方法, 要特别重视对中高级知识分子进行必要的健康检查和体质测定工作”。围绕这一目标, 结合当前党和国家提出的形成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以及全民健身计划在高校的实施, 开展对高校高职称群体参加体育活动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不仅符合未来社会对现代高职称体育群体的健身要求, 而且也是适应小康社会健身的发展潮流。对实施全民健身计划, 提高高校高职称体育群体的数量及生命质量都有着现实和深远的意义。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广西大学、广西医科大学、广西中医学院、广西民族学院、广西师范学院、广西艺术学院、广西财经学院、广西师范大学、桂林电子工程学院、桂林工学院、广西工学院、桂林医学院、右江民族医学院、玉林师范学院、河池学院共15所广西本科院校的在职正高、副高职称的体育群体参与全民健身运动的现状为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 以15所广西本科院校的在职正高、副高职称的体育群体为调查对象, 在每所高校随机抽取20位符合条件的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 共发放问卷300份, 回收问卷289份, 有效回收率为96.3%, 经信度和效度检验, 符合统计学的要求, 运用spss11.3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处理。

3 结果与分析

3.1 广西高校高职称体育群体规模基本现状及特征分析

调查资料显示, 广西高校高职称群体中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群为29.1%, 大大低于42.91%的广东省高校高级知识分子体育群体值, 略高于28.5%的湖北省高校高级知识分子体育群体值[2], 但低于34.3%的全国科教文人员体育群体值 (国家体育总局于2002年12月6日公布的2001年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结果) 。从性别分组来看, 男性高职称群体属于体育群体的为29.6%;女性为28.0%。检验表明男性体育群体与女性体育群体无显著性差别 (P>0.05) 。从年龄分组中可以看出, 高职称群体中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体育群体有“中间小, 两头大”的马鞍型特征 (图1) 。这与广东省高校高级知识分子体育群体和全国体育群体的“两头较大, 中间小”的马鞍型特征一致。

以高职称群体的职称分组来看, 正教授的体育群体为10.7%, 副教授的为24.0%;以高职称群体的学历分组来看, 博士学历的体育群体为7.3%, 硕士学历的为12.5%, 本科学历的为29.8%。由此或许可这么认为:学历、学位越高, 他们所承担的教学科研任务相对较重或学校的行政事务较多而影响了他们参加体育锻炼。

3.2 广西高校高职称体育群体参与体育健身活动项目的现状与特征分析

3.2.1 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项目丰富多样

从表1可以看出, 高职称体育群体参与健身活动的内容排在前5位的是:健身跑、羽毛球、篮球、乒乓球和游泳;再从大学学习、目前工作和今后设想三个阶段的总和来看, 仍然是这5项所占的比例最高, 这与我国体育群体各项活动参与率的顺序基本上一致。

从健身活动项目结构分析, 上述内容都属于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 经费投入较少的项目, 选择这些项目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体育消费水平有直接联系。

(%)

3.2.2 健身活动项目选择的参与动机分析

在与时俱进、全民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 广西高校高职称体育群体中的健身活动项目的选择已呈现出了高层次趋向, 它主要表现在需要一些专门设施和一定经费投入的项目, 如游泳、网球、羽毛球、乒乓球和多功能的健身器械已开始进入高职称的体育群体家庭。从表1中已经看到, 三个阶段参加游泳的人数占14.2%, 且有逐渐上升的趋势, 随着经济和生活条件的改善, 高校高职称体育群体中已有少数人开始参与一些时尚的休闲运动, 如保龄球和高尔夫球等。健身活动项目的选择与他们参与健身活动的主要动机有直接的关系, 从表2看, 总体排在第一位的是“体验乐趣、愉悦身心”, 是大学学习和目前工作两个阶段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要需求, 两者之和高达85.4%, 而在今后设想中却急剧下降至8.9%;排在第二位的“增强体质、促进发展”的需求, 三个阶段也呈缓慢下降趋势, 而排在第三、四位的“延缓衰老、延年益寿”和“身体有病、防病祛病”的需求, 均呈上升趋势,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生命运动的理解, 广西高校高职称体育群体既注重精神调节和心理调试, 也注重增强体质和延年益寿, 从而要求健身活动的项目内容也满足他们不断更新的需求。

(%)

3.3 广西高校高职称体育群体参与健身活动组织形式的特征分析

3.3.1 健身活动以个体活动为主

当前广西高校高职称体育群体参与健身活动以个体活动为主。有21.5%的人希望加强组织管理, 13.6%的人希望能得到技术指导。高职称体育群体在大学期间, 促进体育活动的主要形式是班组, 占总数的72.5%;在参加工作以后, 有兴趣、有条件参加各种小集体组织活动的人数急剧下降, 仅有9.3%, 而78.6%的人则各自活动。这种以个人为主的健身形式, 比较符合现时生活和工作的实际状况。

3.3.2 健身活动向“集体”组织形式发展

从调查中发现高职称体育群体参与健身活动的组织形式, 个人、班组和家庭各占1/3, 由于体育本身具有促进个体社会化和整合社会等价值, 人们更向往、期待以集体的班组形式参加各种锻炼, 群体的这种需要就要求把工作重心从目前阶段性的组织各种比赛, 尽快转变为经常性地组织各种活动上来。

根据高职称体育群体大多按照个人习惯独立从事脑力劳动而时间比较紧张的特点, 最好是在早晚组织一些有共同爱好、兴趣的活动小组, 就近进行健身锻炼为宜, 同时, 还要充分发挥高校体委、工会的作用, 根据高职称体育群体各年龄段的特点, 成立一些健身俱乐部或活动中心, 为高职称体育群体参与健身活动提供组织保证。

3.3.3 重视家庭体育健身活动的组织与指导

现代人已把健身锻炼作为生活的组成部分, 良好的健身习惯是人类进步与文明的必然结果。有38.6%的高职称群体愿意选择家庭体育活动, 这是社会发展出现的又一种重要的群众体育组织形式。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家庭成员之间一般都有共同的生活规律和生活条件, 家庭范围内进行健身练习或家庭文体活动, 以浓厚的亲情、灵活的方式、丰富的内容、机动的时间等特点, 日益显现出独特的魅力, 成为全民健身活动发展的基础和保证。因此, 要对家庭体育给予必要的指导, 选择安全性与趣味性相结合、消费不高、运动量适中, 照顾所有成员的兴趣、爱好、年龄、身体等条件的活动内容, 并经常举行以家庭为单位的体育表演、评比、竞赛等活动, 相互展示锻炼效果, 交流经验, 互相学习, 共同提高, 促进家庭体育与社会各环节的社会体育相结合, 从而使全民健身活动体系化、整体化。

3.4 影响广西高校高职称体育群体参与健身活动的主客观因素

3.4.1 主观因素

从调查中得知, 在广西高校高职称体育群体中仍有35.4%的人, 因教学、科研工作任务重, 限制了他们主观上每天都想参加30分钟以上的健身活动行为。在科技创新、竞争激烈、“时间就是金钱”的时代, 时间成为影响高职称体育群体参与健身活动的主要主观因素。时间作为一种珍贵的资源, 它既不能存储, 更不能再生, 只有科学的利用时间, 抓住时机, 才能获得理想的效益[3]。因此, 在教学、科研任务繁重、家务劳作繁琐劳累等困难条件下, 如何把各项工作统筹规划、合理安排, 就成为个人对体育健身的认识与态度深层次相关的问题。

3.4.2 客观因素

调查显示, 当前广西高校高职称体育群体参与健身活动最需要解决的客观问题, 首先是要提供必要的场地器材, 占总数的48.2%。说明广西高校为高职称体育群体创造的健身条件还不理想。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大众体育活动主要依托于学校的体育实施”的经验, 对全校教职工开放体育健身场馆, 为高校高职称体育群体参与健身活动创造条件[4]。其次, 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中, 培养体育兴趣和转变思想观念二者之和为43.5%, 这表明大部分高职称体育群体已经意识到, 除了一定的客观条件外, 更重要的是从思想深处真正认识到体育健身对保持身心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和生存质量的价值, 进而培养对体育健身活动的兴趣。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通过调查分析得出:广西高校高职称体育群体在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项目上与我国体育群体各项活动参与选择的顺序基本一致;体育消费水平不高, “花钱买健康”的观念还不够深入;追求时尚、高层次的休闲健身项目的愿望不强;广西高校教育主管部门对高职称体育群体缺乏系统的组织管理, 导致78.6%的体育群体以个体的形式参与健身活动;教育主管部门没有给予相应的政策为高校高职称体育群体参与健身创造条件。

4.2 建议

4.2.1 大力加强体育健身的宣传力度。使高职称体育群体能更深刻理解体育健身的作用和意义, 提高他们的健身意识, 提倡开展家庭娱乐体育活动, 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健身活动。

4.2.2 高职称体育群体应注意科学合理地安排工作和个人的生活, 妥善处理好科研与健身活动的关系, 定期培训、讲授科学健身的方法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提高他们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责任意识。

4.2.3 改善现有的健身环境和条件。高校尽可能为高职称体育群体提供健身场馆, 以提高体育群体的数量, 适当开展不同年龄层次的体育群体的体育竞赛活动, 以促进高职称群体参与体育活动, 每年增拨一定数量的体育专项经费, 专用于高职称体育群体的健身锻炼。建立高校体育协会、体育俱乐部、辅导站、健身活动中心, 为高职称体育群体提供咨询和辅导。

参考文献

[1]卢元镇.世纪之交体育运动发展的回顾与展望[J].体育科学, 2000, 20 (3) :1-6

[2]赵克.厦门市体育人口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01, 21 (3) :19-22

[3]刘相华.对我国从业人员体育健身活动的调查与对策研究[J].体育学刊, 2001 (1) :36-38

[4]代永胜.当前我国体育人口偏低的原因及对策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04, 39 (2) :25-27

群体参与论文 篇8

一、农民工在村民自治中政治参与边缘化现状

(一) 调查对象的基本概述

1. 中山村的村情简述

中山村地处信阳市的东部, 离市中心32公里。全村的总面积3.5平方公里, 全村有32个村民小组, 共1106户, 3680人, 其中党员63人。外出务工人员约1200余人。村上无集体企业, 无私人企业, 2010年人均纯收入4963元, 主要来源于种田、蔬菜种植、养猪及外出务工。

2. 中山村的外出农民工特征

全村1200多名外出人员中抽50名农民工进行调查, 其中男性27人, 女性23人。其中18岁至35周岁的年轻人占78%。从文化程度的调查来看有70%的农民工具有初中及其以上文化, 其文化程度较一般农民高。从年龄和文化程度上看, 农民工大多数是农村中有知识的年轻人, 是农村的精英。从调查看有90%的农民工选择挣钱和养家糊口作为外出打工动机。从收入状况来看, 调查的大部分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至1800元之间, 绝大多数农民工的收入水平高于本村居民收入的平均数。

(二) 问卷调查概况

在村民选举方面, 农民工对选举的参与度低且其选举意愿的真实表达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对50名调查对象中, 只有3人亲自参加了家乡最近一次的村委会选举。一般农民工参加选举投票的方式是请别人代投。至于农民工觉得为什么要参加选举, 90%以上的人是因为村里要求参加和随大流。在村庄事物决策方面, 关于村内事物如何决定, 认为由村民代表大会决定的只占12%, 农民工基本不参加村内事务决决策, 村内村民代表大会召开大多是随机拉人充数。在村庄民主管理和监督方面, 农民外流使村委会空心化, 村民自治也陷入无人理事境地, 农民工对村务民主管理和监督处于绝对边缘化。

二、农民工在村民自治中政治参与边缘化角色产生的社会影响

一方面, 进城务工使农民工有了较强的参政意识和较高的参政能力, 但其这一意识与能力却难以付诸实践;另一方面, 村民自治活动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难题又迫切需要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现实中两者没能有效地结合起来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一是村民自治难以有效地开展, 削弱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二是制约乡村组织与民主发展。三是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发展。

三、农民工在村民自治中角色边缘化的原因分析

(一) 农民工自身主观方面的原因

农民工的政治认知水平较低且政治态度总体不够积极。调查中, 农民工对自身政治权益密切相关的《村民自治法》的了解程度很低。在家乡的微观政治上农民工的利益关系淡化, 多数农民工认为村民自治是走过场和摆形式, 对政府的信任度不高, 农民工有困难时, 首先考虑到的是依靠业缘、地缘和血缘关系。

(二) 二元社会结构的制度性障碍

我国二元户籍制度使农民工从事的是非农产业, 但是身份是农民, 他们居住生活在城市, 户口却在农村。按照现有的制度安排, 村民只能在自己户口所在地的村进行村委会选举, 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农民工的特殊身份直接阻碍了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农民工在政治参与方面就产生了一个现实困境:一方面农民工离家远, 几乎没人愿意为了参加原籍的政治参与权投票而疲于奔波;另一方面, 农民工务工城市又把他们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

(三) 获取有关信息渠道不畅

农民工参与家乡的选举, 首先由于时空阻隔, 农民工很难获取村中事务的详细信息。其次, 农民工流动的不确定性使家乡的村级组织也很难将有关信息传递给他们。由于缺乏必要的信息, 法律赋予的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处于虚置状态。

(四) 利益投入与产出的矛盾

农民工是一个现实的阶层, 其外出本身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结果。对他们而言, 如回乡参与村自治要负担的成本有往返路费、因误工而致的收入损失等, 但从中得到的收益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因为收益不是即期和具体的, 且收益的集体性使个人很难衡量所得收益。作为理性的“经济人”, 农民工从参与村治中获得的收益能否大于他们为此副付出的机会成本实在是值得怀疑的事情。

(五) 农民工权益代表组织缺乏

农民工缺少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 无法依靠正式的组织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自我保护能力差。这种组织化程度的低下, 消解了将农民工个体微弱的声音凝聚起来的可能, 削弱了农民工的整体话语权能力, 从而影响了农民工政治参与。

摘要：农民工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数量庞大的弱势特殊群体, 是我国社会稳定与发展中的重要力量, 也是考察公民政治参与时不可忽视的重要阶层, 但现实中外出的农民工政治参与处于严重的边缘化角色。本文通过调查, 分析了农民工村民自治中参与的角色边缘化现状, 对农民工在村民自治中角色边缘化的原因进行探究。

关键词：农民工,村民自治,政治参与,角色边缘化

参考文献

[1]李广贤.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政治参与[M].中国青年研究, 2007 (2) :41.

[2]于书伟.农村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D].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