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参与论文

患者参与论文（共9篇）

患者参与论文 篇1

发热是下丘脑前部对炎症介质所产生的反应, 是临床常见病症, 常见的发热原因有: 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肿瘤、中枢性发热及药物热等。易引起误诊或漏诊, 从而导致治疗的延误或危及生命。本文通过例举2 例感染患者使用抗菌药物后发生的药物热, 分享临床药师参与治疗的实践体会。

1 典型病例

病例1: 患者女, 70 岁, 因“四肢活动受限, 不自主颤动3 年伴发热3d”入院, 入院血常规: 白细胞 ( WBC) 13. 3 × 109/ L, 中性粒细胞比 ( N) 86% , 降钙素原 ( PCT) 13. 28ng/ml, 余正常。CT示: 肺部感染。入院查T 37. 8℃ , R 21 次/ min, P 88 次/ min, BP 120 /80mm Hg, 意识模糊、对答不切题、全身皮肤湿冷, 双肺呼吸音粗, 可闻及湿性啰音。1 年前确诊为: 脑梗塞、帕金森氏病、浅表性胃炎、右肾结石、神经源性膀胱, 不规律服用“阿膦仑酸钠、金刚烷胺、吡呗地尔、多巴丝肼、阿斯匹林”治疗, 否认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病史, 否认伤寒、结核、乙肝等传染病史。无药物食物过敏史。此次发病后于门诊予头孢噻肟钠及其它对症治疗后精神较前好转, 但仍有发热, 转住院治疗。

入院诊为: 帕金森氏病、肺部感染、右肾结石、神经源性膀胱。继予孢噻肟钠2g, 每12 小时1 次静滴治疗, 病情无好转, 第3 天改予头孢哌酮/舒巴坦钠3g, 每12 小时1 次加强, WBC、N及PCT下降明显, 但体温仍波动于38. 5℃ 以上, 最高至39. 3℃ 。第10 天经临床药师建议停用药物, 体温下降至37. 5℃ 以下, 第11 开始未再用药, 体温正常。第17 天, 患者再次发热至38℃ , 血象升高, 尿常规提示细菌数、白细胞升高, 考虑尿路感染, 第19 天予头孢西丁2g, 静脉滴注10min后患者体温升高至39. 8℃ , 伴呼吸困难, 考虑药物过敏, 停用后予庆大霉素作膀胱冲洗, 体温下降至正常, 复查血象、尿常规无异常, 咳嗽、咳痰减少, 好转出院。

病例2: 患者男, 70 岁, 因“呼之不应3h”入院。患者3h前无明显诱因突感右侧肢体麻木、无力、继之出现言语障碍、呼之无反应, 伴恶心、呕吐胃内容物数次, 无抽搐, 急诊科行头颅CT示: 脑出血, 入院治疗。发病来患者精神差, 未进食, 大小便正常, 近期体质量无明显变化。高血压病史3 年, 最高血压: 190 /110mm Hg, 不规律服药, 3 年前患过心肌梗死, 肝硬化病史多年, 治疗后好转。无药物食物过敏史。饮酒10 余年, 每天4 ~6 两。入院查T: 37. 8℃ , R: 20 次/ min, P: 60 次/ min, BP: 180 /110mm Hg。昏迷, 呼之不应。双肺呼吸音粗, 未闻及干湿性啰音。肺CT: 双肺上叶见云絮状模糊影。血常规示: WBC:13. 5 × 109/ L, N: 90. 7% ; PCT: 0. 02ng / ml, 考虑有肺部感染, 予头孢他啶2g, 每12 小时1 次治疗, 治疗第3 天开始体温升高至38. 5℃ 左右, 伴躁动、颜面部潮红; 第8 天体温升高至39℃ , 仍伴躁动, 复查血常规示: WBC: 9. 7 × 109/ L, N: 76. 4% ; PCT:0. 06ng / ml。临床药师会诊了解到患者有肝硬化病史, 长期饮酒史, 且发病时仍在饮酒等情况, 考虑患者持续高热与患者饮酒及所用头孢他啶有关, 建议停药观察。患者体温于停药第2天出现明显下降, 并逐步下降至正常, 复查血规无异常。

2 讨论

本文例举的2 例病例, 感染是发热的初始原因。经抗菌药物治疗后除体温外各项感染指标均好转, 可疑药物热。病例一因继发尿路感染再次用药, 体温再次升高, 停用后, 体温下降, 前后均使用了 β-内酰胺类抗菌药。病例二因患脑出血, 有中枢性发热可能, 在停用头孢他啶后, 体温呈明显下降并未再发生, 因此可排外中枢性发热; 结合肝硬化病史、长期饮酒史, 且发病当时正饮酒, 持续发热过程中伴躁动、面部潮红等乙醇戒断症状, 考虑头孢他啶与乙醇发生双硫仑样反应引起的发热。

药物热为药品不良反应, 以发热为主要特征, 但基于疾病本身的变化, 使之诊断较难, 多参考以下标准[1]: ( 1) 原有发热经药物治疗后体温下降, 继续用药升高; ( 2) 原有发热者用药物后症状及一般情况好转, 但体温反较用药前更高; ( 3) 非发热患者用药后出现发热, 不能用有疾病解释; ( 4) 停用可疑药物后体温逐渐下降者; ( 5) 无其他发热原因可循。本文中2 例患者均符合以上药物热的特点。

药物热是由药物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发热, 近年来随着临床治疗药物的增多及抗生素的过度使用, 以及对药物不良反应监测的完善, 药物热报道增加。其发生机制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2]: ( 1) 药物的变态反应; ( 2) 特异质患者使用某些药物时引起溶血性贫血或恶性高热所致; ( 3) 药物混有致热源; ( 4) 雅里希—赫克斯海默反应; ( 5) 药物毒性反应。其最大特点为使用药物后发生或热峰升高, 停药后发热消退, 再次使用再次发生。发热常无规律性, 呈现稽留热、弛张热、间歇热及不规则热, 其中以不规则热为最多见, Johnson等[3]认为, 药物热常为中等程度发热, 本文2 病例, 均有高热发生, 与患者存在发热性疾病, 接触敏感药物后, 发生发热的累加效应。在临床实际中, 常因治疗的需要而造成发生药物热时难以取舍, 反而引起持续损害。因此, 尽早排查可疑药物为关键, 根据病情选择停药或改用不同结构而具相似作用的其它药作为替代治疗, 避免病情加重或治疗延长, 必要时予抗过敏或对症支持治疗。对于感染患者, 当发生感染不能解释的发热时, 应避免频繁更换抗菌药物治疗方案, 增加不良反应发生及诱导细菌耐药; 可借助实验室指标 ( 如嗜酸性粒细胞增加、肝功能受损等) 判断, 结合发热与用药时间相关性, 排除致热药物。

3 体会

可致药物热的药物种类繁多, 常见的药物有抗菌药物、抗惊厥药、抗心律失常药及其它心脏病用药等, 其中 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4]报道较多, 在临床治疗中, 应警惕以上药物引起的药物热; 当发生时, 可结合具体病情、用药史、过敏史、发热与用药时间相关系等尽早查找可疑药物并停用; 避免过度用药, 减少发生; 临床药师应发挥自身专业优势, 结合具体药物及病情, 协助临床医师排查药物相关风险, 为临床提供安全、有效的药物治疗方案。

关键词：临床药师,药物热,治疗实践

参考文献

[1]林育红, 车向前, 马菲菲.静脉应用抗生素致药物热32例临床分析[J].创伤与急危重病医学, 2015, 1 (3) :39-40.

[2]李雪梅.抗生素致药物热47例分析[J].安徽医学, 2011, 32 (2) :204.

[3]Johnson DH, Cunha BA.Dmg fever[J].Infect Dis clin North Am, 1996, 10 (1) :85-91.

[4]Cunha BA.Antibiotic side effect[J].Med clin North Am, 2001, 85 (1) :149-185.

患者参与论文 篇2

为了降低医疗风险，避免诊疗过程中差错，提高医疗质量，保障医疗安全。对诊疗活动中需要患者参与的作如下规定：

一、各临床医疗，医技科室医务人员应针对患者的疾病诊疗信息利用入院宣教，病情告知，工休座谈会等多种方式和机会等向患者（近亲属）提供相关健康知识的宣教，协助患方对诊疗方案的理解与选择。

二、标本采集、输血、药物使用等各类诊疗活动时，请患方报姓名，诊断和相关药物过敏或严重不良反应信息，医患双方主动查对。

三、医务人员有责任教育经治的患者在就诊时必须提供真实病情，真实的诊疗信息，检查资料，并告知其对诊疗服务质量与安全的重要性。

四、医生、护士必须认真对待患者或亲属对病情和各项诊疗活动的反映及意见

五、、医生、护士、药师应采用多种形式和渠道向患者宣传用药安全知识，让患者了解用药的目的和不良反应，主动提供既往用药情况，留意核对药袋、输液瓶上的姓名、药名等，避免出错，及时提供与用药相关的病史如过敏史、糖尿病史等。

六、在适当的场合张贴安全用药知识宣传资料，印制常用药物、特殊药物（降核糖、抗高血压、抗精药物、中药注射剂等）科普。

患者参与论文 篇3

1 患者参与患者安全的相关概念

1.1 患者安全:

患者安全 (patient safety) 的安全概念最早由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患者安全联盟于2005年提出的, 在其发布的《Forward Programme》中指出, 患者安全是在正常的医疗护理过程中所采取必要的对患者安全复杂的处理措施, 患者安全管理能够预防并避免患者产生医疗不良后果, 主要包括预防差错、偏误和意外[1,2]。随着近年来社会卫生保健制度的不断完善, 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患者安全国际分类”研究报告中进一步将患者安全定义为:“患者安全是将卫生保健相关的不必要伤害减少到可接受的最低程度的风险控制过程”, 报告中明确表明了有关患者安全的相关概念以及术语[3]。

1.2 患者参与患者安全:

Mc Ewendeng等于1983年提出了患者参与患者安全的建议, 患者参与患者安全管理对于提高患者疾病认知度、促进健康以及疾病诊断与治护、康复或适应残障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4]。患者参与的内容包括决策、查对、感染控制、发现不良事件等。

2 患者安全现状

医疗风险与不安全因素的普遍存在是全球医疗界的共同观点。医疗差错和一些不良事件是导致诸多疾病发生以及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 但是经医方和患方的共同努力, 有一些风险与不安全因素是可控的, 通过医患双方的共同安全管理可避免或减轻某些不良结局与医疗差错。

美国医院实际调查结果指出, 每年约有290亿美元为在医院内因为可以预防的医疗差错致死的4.4万~9.8万人而负担, 这项耗费以及临床结局远远高于因恶性肿瘤、交通事故等导致的死亡例数[5]。相关资料研究结果显示[6]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每年约有2.9%~16.6%的住院患者发生医疗事故, 其中高达16.6%的患者可能合并有永久性伤残, 并且患者致死最高可达13.6%, 而在这些患者当中有近50%的医疗事故是可以通过安全措施避免及预防的[7]。

在发展中国家医疗差错、不良事件的发生情况更为严峻[8], 负性生活事件数高、医疗事故责任纠纷等等, 有学者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发证医疗差错以及不良事件主要是由于管理缺陷以及医务人员专业程度不够、医疗资源不足或分配不均、资金短缺及设施简陋等因素造成。

近年来我国对于医疗卫生方面的要求在不断的提高, 并且人们对于自身的健康状态要求也越来越高, 卫生行业的规模在迅速扩张, 有关资料显示我国2013年全国医疗机构总数已经达到974398个[9], 较2012年增长24101个。而对于目前医疗机构数量的不断增多, 以及患者对于医疗需求的不断增大, 医务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也越来越重, 医务工作者的精力是有限的, 随着各种临床新技术的不断应用以及新设备的推广, 各种医疗风险发生率也在不断增加, 而对于患者的安全问题也日趋严峻。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院管理研究所、医院评审评价项目办公室统计结果显示2011-2012年全国医院自愿报告的7947例医院安全事件中有16.68%的不良事件给患者造成了损害[10], 3.03%的不良事件造成患者死亡, 涉及护理的占10.88%, 涉及药品管理的占9.65%, 涉及诊疗的占7.84%, 发生不良事件科室几乎涉及所有诊疗各类职别的人员, 其中执业医师与注册护士各占约25%。

在医疗安全中, 因为药物导致患者受伤是最常见的, 用药安全成为了患者安全工作中的首要问题。陈珲[11]分析药品安全问题通常是由用药错误、药品质量以及药物固有的不安全因素三方面构成, 调研过程中共观察病例4910份, 不合理用药26.62%, 人员因素的发生率57.89%, 外界因素31.52%, 其他因素30.15%, 药物因素26.01%。

目前在我国, 安全问题不但在卫生行业中日益成为重中之重的工作任务, 而且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医疗纠纷的不断增长甚至激化反映出患者对医院的不信任, 而医患双方对安全问题的不同态度则从侧面反映出双方对医疗风险与不安全因素的认知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3 患者参与患者安全的进展

2011年, WHO出版《患者安全教程指南:多学科综合版》介绍了患者安全概念和原则, 提供如何以最佳的方式教授患者安全的重要信息, 以及用于培训教学和评估的思想和方法。中国医院协会在2007、2008、2009《中国患者安全目标》中, 均把鼓励患者参与患者安全管理列为其中的目标之一。2011年, 我国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等级医院评审标准中将患者参与医疗安全列入评价项目, 主要内容包括“针对患者疾病诊疗, 为患者及其家属提供相关的健康知识教育, 协助患方对诊疗方案做出正确理解与选择”、“主动邀请患者参与医疗安全活动, 如身份识别、手术部位确认、药物使用等”。

4 患者参与患者安全目标实施影响因素

4.1 患者因素:

有研究显示目前国内外对于患者参与患者安全管理的研究以及实践均处于早期理论研究与时间结合节段, 多采用问卷形式的横断面调查研究方法, 其研究内容较多, 研究范围较广, 但缺乏有效的执行力。目前主要通过患者参与患者安全的认知度、态度、意愿、影响因素、参与方式和参与后效果评价研究医患共同参与患者安全管理。有学者研究结果显示目前患者参与患者安全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患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种族、婚姻等基本资料, 同时也涉及患者医学知识掌握情况等, 并且患者对现有医疗的信任度与满意度均可影响患者主观对参与患者安全的态度与积极性[12]。

4.2 医务人员因素:

医务人员对于患者参与到患者安全管理中的效果起到直接影响作用, 而目前国内外医务工作者对患者参与安全管理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的, 有些医务工作者认为患者参与患者安全管理是一件有助于改善目前就医方式以及医患关系的举措, 他们表示积极与支持的态度[13,14], 张琼文[15]和张鸣明等[16]的研究均发现医师对于患者参与临床决策持相对乐观的态度, 表示应当积极鼓励患者参与医疗决策。而有些医务工作者则是消极、否认的态度, 认为患者参与患者安全会扰乱正常的临床诊疗秩序, Entwistle[17,18]在其研究中指出医护工作者担心患者参与差错预防后会削弱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 从而降低了鼓励患者参与的积极性。

4.3 医院安全文化因素:

由于国内对于患者安全管理方面的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 到时患者安全管理在我国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目前我国还处于医方强势主导、患者信息闭塞的就医环境中, 传统的医院安全管理中对于医疗差错、事故等往往不会公之于众, 仅进行相关批评和处罚, 通常不会将所有不良事件告知患者, 质量改进与安全管理限于医疗队伍内部参与, 形成一种封闭的、追责的管理文化[19]。一般认为安全文化是指决定一个组织的安全管理方式和专业程度、组织中个人和群体的价值观、态度、感知、能力和行为方式, 能规范人的安全行为、组织及协调安全管理, 使组织进入有序发展的良性状态[20]。现代医院安全管理主张的是开放、公平、非责备的患者安全文化, 强调患者与医务人员共同参与, 不同岗位、不同层级的医务人员系统协作, 不良事件处理以学习、改进为导向。香港医院管理局近年来大力推行建立患者安全文化“五步曲”:首先不要造成伤害;两大支柱 (政策和策略) ;三个层面 (领导层、管理层和基层) 协同推进素质改善;四种安全文化, 即呈报文化、公开公平公正文化、学习与分享文化、沟通与灵活文化、肯言精神;5×5风险列表[21]。

5 小结

在我国医疗环境条件下, 医患双方对患者参与患者安全的整体认知水平影响着患者安全目标的实施, 医患之间共同建立起双方认同的安全目标与安全措施是达成患者安全的有效手段。倡导医患参与“患者安全”活动, 医疗机构鼓励医务人员积极推动患者参与患者安全以及医务人员鼓励患者参与患者安全这两方面工作应当成为医院安全文化的重要内容, 从而为促进患者安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供依据。调查并研究分析本区域医患群体对患者参与患者安全的态度和认知特点, 是推动此项活动的基础性工作, 以此为前提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将成为达成患者安全目标有力推手。

摘要：近年来国内外都将医务人员与患者共同参与患者安全管理作为“患者安全目标”的研究方向, 改变过去患者不参与患者安全管理的模式。这种新型的患者安全管理模式对提高患者参与安全管理的认知以及行为取向具有重要意义, 能够实现“患者参与患者安全”的研究目标, 对于促进建立医患双方认可的安全目标与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患者参与论文 篇4

各科室、办：

为更好的完成我院患者参与医疗安全活动的工作，完善工作制度及流程，经2017年8月31日医疗质量与病案管理委员会讨论，2017年11月10日党政联席会议研究通过，决定下发此文件，请各科室认真遵照执行。

为了降低医疗风险，避免诊疗过程中差错，提高医疗质量，保障医疗安全。对诊疗活动中需要患者参与的医疗安全活动规定如下：

一、各临床医疗，医技科室医务人员应针对患者的疾病信息利用入院宣教，病情告知等多种方式和机会向患者（近亲属）提供相关健康知识的宣教，协助患方对诊疗方案的理解与选择。

二、在手术切口（范围）标记时，请患方或家属参与认定，手术、麻醉实施前再由手术医生，麻醉师、巡回护士执行最后确认程序。

三、患者接受手术，有创诊疗操作前医务人员应主动邀请患方陈述姓名，并参与手术名称或操作项目的核对。

四、标本采集、输血、药物使用等各类诊疗活动时，请患方自报姓名，和相关药物过敏或严重不良反应信息，医患双方主动查对。

五、医务人员有责任教育经治的患者在就诊时必须提供真实病情，真实的诊疗信息，检查资料，并告知其对诊疗服务质量与安全的重要性。

六、医务人员必须认真对待患者或亲属对病情和各项诊疗活动的反映及意见。

七、医师、药师应采用多种形式和渠道向患者宣传用药安全知识，让患者了解用药的目的和不良反应，主动提供既往用药情况，留意核对药袋、输液瓶上的姓名、药名等，避免出错，及时提供与用药相关的病史如过敏史、糖尿病史等。

八、药师在适当的场合张贴安全用药知识宣传资料，印制常用药物使用科普折页，特殊药物小贴士，在相应科室护士站、药物咨询窗口分发。

九、各科室利用多媒体、宣传单、专题讲座等方式，为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参与医疗安全活动的知识。鼓励患者参与医疗安全活动。

患者参与论文 篇5

1 患者参与的法理基础

1.1 患者参与是患者主体地位的重要体现

2005年,WHO在“患者安全国际联盟”欧盟峰会首次提出“患者参与患者安全”(PPS)行动计划,倡导建立患者、卫生服务消费者、卫生保健工作者共同参与的国际网络,强调患者在提高医疗质量和安全中的核心地位,增强患者对安全策略的认识和参与,协助医务人员减少和避免医疗过失[1]。2006年3月,WHO发表《患者参与患者安全伦敦宣言》更加明确提出,患者有权利参与医疗活动[2]。

1.2 患者参与是医疗风险预防的必然要求

“现代性风险并不完全是物质存在,相当程度上是由社会定义和建构的”[3]。风险归因的多元性,从本质上决定着风险治理的多元化,缺乏患者参与的风险预防不仅缺乏合法性,也是十分危险的。患者自我保护意识、医学知识水平、与医方的沟通以及期望值等因素,通常是影响医疗风险的重要因素[4]。患者既可能是风险因素的“携带者”,又是抵御风险的有生力量,其早期参与对于风险预防更具有积极意义。

1.3 患者参与是构建医患信任的重要前提

现代医学的进步与病人参与权的削弱几乎同步出现,病人几乎成为了单纯意义上的受动者[5]。患者在医疗过程中处于完全的被动角色,失去了参与医疗过程的主动性。实践表明,患者在医疗服务中的参与程度也是影响患者能否对医方产生信任的重要原因[6]。因此,无参与,则无沟通;无沟通,则无信任;无信任,则无和谐医患关系。

2 患者参与患者安全的现状与制度缺陷

患者安全与医疗风险预防相辅相成。从应然意义上讲,患者参与在医疗诊疗护理的环节中,患者要扮演一个有效的协助者、监督者[7]。在我国,实践中患者实际参与医疗安全的参与度不高[8],其根本原因并非患者缺乏参与意愿,患者的参与权缺乏制度保障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2.1 患者权利缺乏明确表述

在医学父权主义的影响下,我国患者权利立法长期缺位,患者的权利和义务都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医患双方权利、义务的边界模糊是医患纠纷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中,医务人员常常以患者医学知识匮乏为由,医疗方案说明不到位,甚至把签署知情同意书片面地理解为履行告知义务的惟一合法途径[9]。同时,患者对于自身依法就医、配合诊疗、结果反馈等法律义务也缺乏足够认识,严重制约着患者的有效参与。

2.2 风险治理结构失衡

医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行业组织、患者等主体,对于规范医疗行为、促进患者安全目标实现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国当前医疗风险规制属于“自上而下”的“技术性”规制模式,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发布技术管理规范,通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自律机制得以贯彻实施。由于缺乏有效的行政执法监督,以及其他主体的有效参与。医疗风险的预防实际上处于“自生自发”的“市场化”状态。“魏则西事件”等社会热点案件暴露出行业风险监管失灵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伴随着政府部门风险预防职责的缺失,执法监督也严重滞后,医患纠纷的加剧又迫使医疗机构难以摆脱“诉讼危机治理”的局限性,在公益性缺失和利益驱动的双重影响下,风险预防职能难以落实到位。

2.3 缺少有关参与程序的规定

我国医疗法律制度中关于患者如何参与医疗过程的规定非常少见。《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这说明医方对于病情和医疗措施的解释,需要达到患者明白和知晓的程度。因为在说明过程中,通过有效沟通,医患双方将更为有效地沟通个案中的医疗风险信息,也为后期患者的知情同意提供充分的信息保障。因此,知情同意书的操作流程显得尤为重要。调查发现,一方面,《侵权责任法》实施后,63.1%的医务人员认为,在对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的负担有所加重[10]。另一方面,知情同意书的规范化程度仍有待提高。一些医院中手术同意书的告知不明确、不充分等隐患仍令人担忧[11],亟待整改。此外,行业主管部门对于患者参与的政策缺乏持续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2008年原卫生部《患者安全目标》提出“鼓励患者参与医疗安全”。2013年版《患者安全目标》第十项规定了“鼓励患者参与医疗安全”的4项内容,即手术部位确认、用药、护理和风险告知。但是,2014、2015年版本中有关患者参与的内容却被“有意无意地”删除。医疗行业技术管理规范不仅立法层级低,而且“见物不见人”,排斥患者参与,无疑难以打破医疗风险的“一元化”治理格局。由于参与主体不够广泛,更加剧了医疗风险知识和信息的不对称性。

3 对策与建议

医疗风险的复杂性和可预防性,指望民意机关通过制定详细的标准与规范来为风险规制提供依据规则是不可能的,通过模仿立法程序将公众(利害关系人与受影响者)纳入风险规制过程,通过公众的参与来增强行政机关风险规制活动的合法性[12]。这就要求我们在医疗风险防范中能够超越传统的以行政主体为核心的“一元制”风险规制模式,建立起一种风险共治、理性商谈、相互合作的“治理结构”。在我国安全规制领域内,以合意为基础、信任为核心的规制决定以及合作治理开始趋于崭露头角。遗憾的是,近期公布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送审稿)》(以下简称《送审稿》)仍未规定患者参与权保障制度。尽管经验性研究并不多见,患者参与必将推动我国国医疗风险合作治理的制度创新,其制度框架和对策建议如下。

3.1 患者参与的组织保障

能力建设是患者参与的基础条件,为了改善医患双方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可以通过培养患者主体意识、丰富诊疗知识,保障患者“能”参与。因此,仅仅依赖常规的手术、检查前的告知完全不够,需要实施有组织、有针对性的患者安全教育。首先,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病人安全基金会、英国国家病人安全机构、美国的病人安全中心的经验,支持建立国家和区域性的患者安全组织,作为医患关系之外的独立第三方从事病人安全活动,从根本上增强患者的话语权,为患者参与风险治理提供组织保障。其次,在医院层面,可以效仿北京协和医院的做法,通过建立病人安全办公室(PSO),构建以改善系统安全性和改进流程为目的内部质量管理平台,把医务人员和患者的病人安全知识培训作为一项重要职责[13]。还可以通过向患者发放就医手册、健康指南和安全读物,帮助患者了解医疗过程,获得抗病防病知识和信息,促进医患理解与配合,鼓励患者主动与医师沟通和交流[14]。

3.2 患者参与的信息保障

建议通过行政立法,明确患者知情权的范围和具体保障措施,促使患者“想”参与。患者参与的内涵可以概括为配合、监督、反馈。首先,健全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医疗行业风险管理信息的职责。风险合作治理需要建立相关各方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按照传统模式,仅仅依靠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强化对患者的告知义务是非常有限的。应当从行业全面风险治理的高度,确定和落实行政主管机关风险信息披露的法定职责,为患者选择医疗机构和判断医疗风险提供必要信息。其次,在进一步规范知情同意书的必备条款的同时,细化医务人员风险说明的操作规范,解决风险告知的行业“通病”。

3.3 患者参与的程序保障

患者参与论文 篇6

1 病例资料

患者, 男, 47岁, 右肺鳞癌3月余, 左臀痛1月余, 加重1 d。缘于3月前, 患者因头昏、头痛伴左视野缺损在我院诊断为右肺鳞癌并脑、肝、及两肺转移。确诊后予以全脑放疗40 gy/20f及脱水降颅压处理, 于1月14日和3月9日分别艾素单药100 mg和艾素100 mgd1+顺铂30 mgd1-3化疗及骶尾骨放疗30 gy/10f。上述治疗过程中, 患者病情平稳, 好转出院。为了进一步治疗, 患者再来我院就诊, 门诊拟“肺癌”收住我科, 入院时, 患者左视野缺损, 1个多月前, 患者出现左臀痛。目前患者咳嗽、无咳痰。气急促, 活动后更甚。精神、食欲欠佳。大小便可。头颅CT提示:左枕部占位性病变, 性质待查。我院病理诊断:右肺鳞型细胞癌。查体:体温36.2℃, 脉搏76次/min, 呼吸19次/min, 血压115/70 mm Hg。入院诊断:右肺鳞癌两肺、脑、肝、骨转移。

在入院开始口服吗啡缓释片30 mg 口服 q12 h, 于入院1月后, 当天上午11时, 患者出现爆发痛, 疼痛难耐, 寻求医生给予止痛治疗, 医生给予吗啡注射液5 mg 皮下注射 st, 当时疼痛仍不能缓解, 再次给予5 mg皮下注射, 疼痛稍缓解。于下午2时出现爆发痛, 患者疼痛难耐, 医生给予吗啡针剂10 mg 皮下注射 st, 患者疼痛缓解, 患者于晚上1时出现爆发痛, 医生给予吗啡10 mg 皮下注射 st, 患者疼痛缓解, 凌晨6时出现爆发痛, 再次给予吗啡10 mg 皮下注射 st。

2 用药分析

2.1 临床药师参与癌痛用药过程

2.1.1 药师对患者的疼痛程度评估结果。对于这名患者, 临床药师重新对患者的癌痛进行了全面的评估。评估结果为患者的病因为右肺鳞癌两肺、脑、肝、骨转移。疼痛部位为胸痛、右大腿及腰背部疼痛。性质为持续胀痛及压痛, 活动后加重。程度为使用数字分级法评估后为8～9分, 为重度疼痛。

2.1.2 该患者如何选择药物治疗, 针对患者的疼痛药物治疗是癌症疼痛治疗的主要方法。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癌痛三阶梯止痛治疗指南, 患者为重度疼痛患者药物应选用为强阿片类药物, 并可合用其他药物, 但非甾类抗炎药物不宜长期应用。

2.1.3 患者既往药物治疗及此次爆发痛的治疗原则及方法。患者既往口服硫酸吗啡30 mg 口服q12 h有效, 此次入院1月后服硫酸吗啡30 mg 口服q12 h, 当天上午11时, 患者疼痛难耐, 寻求医生治疗。对于爆发痛的补救给药以强阿片类为主, 单次补救剂量按照每日有效缓释剂量的1/10～1/6计算, 如果效果不好, 应尽快再给予单次补救量的50%～100%进行弥补, 直到控制为止。患者日剂量为60 mg硫酸吗啡缓释片, 给予1/6为10 mg。根据剂量换算, 那么我们此次给予的解救量为4 mg, 吗啡注射液, 医生给予吗啡注射液5 mg 皮下注射 st, 当时疼痛仍不能缓解, 再次给予5 mg皮下注射, 疼痛稍缓解。于下午2时出现又爆发痛, 患者疼痛难耐, 医生给予吗啡针剂10 mg 皮下注射 st, 患者疼痛缓解, 患者于晚上1时, 凌晨6时均出现爆发痛, 且疼痛呈持续性。医生两次给予吗啡10 mg 皮下注射 st, 患者疼痛缓解。

2.1.4 临床药师参与患者爆发痛的处理。临床药师认为患者的 “爆发痛”是由于基础阿片类药物用量不足造成的。根据癌症疼痛诊疗规范 (2011年版) , 每日短效类阿片解救用药次数大于3次时, 应当考虑将前24 h解救用药换算成长效阿片类药按时给药。吗啡注射液与硫酸吗啡缓释片为 1:3的等效剂量, 那么此时患者4次爆发痛给予的总吗啡注射液为40 mg, 与120 mg 的吗啡片为等效剂量, 患者此前的给药量为30 mg 口服 q12 h, 药师建议此时患者的给药量应为60 mg 口服 q12 h。

2.2 临床药师参与癌痛治疗后的结果。

医生将医嘱改为硫酸吗啡缓释片60 mg 口服 q12 h。进行疼痛评估仍有中度疼痛, 再次加量至90 mg 口服 q12 h。疼痛评分为轻度疼痛 (1～3分) , 且患者此次在院期间, 偶有爆发痛出现。

患者参与论文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随机选择我院30例透析患者, 年龄24~69岁, 接受透析时间3月~6年, 透析周期2~3次/周, 每次4小时左右。家属的选择: (1) 年龄30~70岁, 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上; (2) 意识清楚, 无视力、听力及认知行为障碍能进行良好的语言沟通; (3) 为患者的直系亲属或长期生活在一起且关系密切的亲属。

1.2 方法

1.2.1 集中座谈:

每月一次座谈会, 邀请家属参加, 讲解人为科领导, 专科医师, 专科护士。

1.2.2 个案教育:

根据患者及家属的具体情况进行讲解。

1.2.3 随机教育:

针对患者透析期间有不正确的行为, 不良的心理反应及有关疑问随时和患者及家属进行沟通, 及时进行纠正和解答。

2 健康教育内容

2.1 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舒适的环境使患者精神愉快, 增加食欲, 促进疾病康复, 保持室内空气清新, 温湿度适宜, 光线充足, 清洁整齐, 并告知环境对疾病的影响, 在病情允许的前提下, 应鼓励患者参与社会活动, 使患者树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

2.2预防感染

透析患者免疫功能低下, 自理能力下降, 家属要注意患者生活中要注意保暖, 防止受凉, 保证休息和充足的睡眠, 终末期肾病经常有失眠倾向;避免劳累, 适当活动, 尽量减少去人多的地方, 预防感冒;坚持早晚刷牙, 女患者要注意会阴部的清洁卫生;并注意观察有无牙龈出血等出血倾向。

2.3 心理指导

终末期肾脏病患者进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是一项长期、艰苦而又痛苦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透析患者面临着种种失落感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包括生理功能下降、出现并发症、住院、自理能力下降、失业、经济问题、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丧失、社会关系和社会支持的丧失、水和食物的限制、生活方向的缺乏及长远生活目标实现能力的下降等, 产生了恐惧、无助、抑郁、焦虑、悲观厌世、不配合治疗等心理反应[1]。而家属作为患者的主要社会支持系统, 其理解支持及配合在透析患者的治疗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因此家属参与健康教育, 能够协助患者解决社会家庭问题, 发挥家属及亲友去维持患者最佳心境;争取他们的支持, 使患者有一个关心、体贴的家庭护理环境, 帮助患者及家属正确认识疾病, 根据患者及家属文化层次, 采取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疾病发展的过程, 透析间期注意事项, 消除患者及家属对病症知识有限引起的焦虑、恐惧等心理, 也可让同种患者现身说法, 以增加患者的治疗信息, 使患者及家属处于积极、乐观、合作的状态。家属也应作好长期的心理准备, 当发生病情变化或对家庭造成一定的影响时, 更应理智对待。

2.4 内瘘的保护

正确、良好的日常护理是动静脉内瘘能够长期使用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因此必须指导患者及家属如何正确地进行内瘘的自我护理, 使内瘘得以有效、长期地使用。 (1) 必须让患者及家属了解内瘘对其生命的重要性, 使其在主观上重视, 积极配合。 (2) 保持内瘘侧手臂的皮肤清洁, 每次透析前必须用肥皂水将造瘘侧手臂彻底清洗干净。 (3) 透析结束当日穿刺部位避免接触到水, 并用无菌敷料覆盖4h以上, 以防感染。如果穿刺处发生血肿, 可压迫止血, 并用冰袋冷敷, 24h以后可热敷, 并涂多磺酸黏多糖乳膏消肿。内瘘处如有硬结, 可每天用多磺酸黏多糖乳膏涂擦按摩, 每天2次, 每次15min。 (4) 造瘘侧手臂不能受压, 衣袖要宽松, 不能佩戴过紧饰物;夜间睡觉不要将造瘘侧手臂垫枕后, 尽量避免侧卧于造瘘手臂侧;造瘘侧手臂避免持重物。 (5) 造瘘侧手臂不能测血压、输液、静脉注射、抽血等。 (6) 教会患者及家属自我判断动静脉内瘘是否通畅的方法, 即用非手术侧手触摸手术侧的吻合口, 如扪及震颤说明通畅;或用听诊器听诊。同时必须告诉患者及家属动静脉内瘘检查必须每天进行3~4次, 这样才能早期发现问题。 (7) 适当活动造瘘侧手臂, 可手握橡皮健身球进行锻炼。 (8) 避免造瘘侧手臂外伤, 最好经常佩戴护腕, 以免引起大出血。但护腕松紧应适度, 不能过紧压迫动静脉内瘘导致内瘘闭塞。有动脉瘤的患者, 应采用弹性绷带加以保护, 避免继续扩张及意外破裂。

2.5 服药指导

预防并发症:由于终末期肾病病情复杂, 患者多数存在并发症, 需要家属及时地提醒、督促和鼓励, 让患者遵医嘱按时按量服药, 以预防并发症发生, 如高血压患者坚持认真用药, 定时测量并记录防止患者血压波动, 避免增加透析危险;糖尿病患者定期监测血糖, 注射胰岛素, 按时服药, 以免发生高低血糖;用药的过程中, 家属仍应认真观察病情并详细记录, 如果出现异常, 及时向医师反映。

3 体会

维持性血液透析间期, 患者健康教育一直是护理工作中的薄弱环节, 由于居家时间长, 透析专科护士不能每天提供护理指导服务, 而社区针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专业护理也未全面展开[3]。而家属作为患者的主要社会支持系统, 参与健康教育, 对透析患者的生活环境、饮食照顾、瘘管护理、心理保健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大提高了患者透析效果和生存质量, 得到了患者及家属的一致好评。

4 讨论

4.1 家属参与教育提高了患者依从性

家属参与健康教育能充分发挥其对患者的支持和监督作用, 家属参与教育后, 不仅了解和掌握了有关透析患者的治疗和护理知识, 而且对饮食、心理照顾、瘘管保护的重要性及具体做法也有充分的了解, 从而积极主动配合医疗工作, 协助护士监管患者, 帮助患者强化健康教育内容, 督促患者遵医嘱服药, 合理饮食与保护瘘管, 帮助患者采取有利于疾病的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 为患者建立了有效的支持系统, 从而增强了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 提高了患者的依从性, 治疗行为由被动型转为主动型。

4.2 教育仍需注意个体化需求和针对性

在实施维持性血液透析家属参与教育时, 要考虑到患者及家属的个体化需求, 教育前, 我们要充分评估患者及家属的健康教育需求及相关影响因素[4], 以便有针对性地选择教育内容与方法, 因人施教。在教育内容与方式的选择上, 应充分考虑教育对象的文化背景, 接受能力与个体需求等因素, 有所侧重。我们对文化程度低、年纪大、接受能力差的患者及家属进行教育时, 选择直观、通俗易懂的方式, 而对文化程度高、接受能力强的患者及家属则采用集中讲课的方式, 并从疾病的发生、发展影响因素等相关知识进行深入的说明。满足其教育需求[5], 每次教育后及时进行效果评价, 并针对掌握差的情况, 进行原因分析, 对宣教内容进行适当调整, 直至完全落实和掌握, 以保证教育质量。

关键词：血液透析, 维持性,健康教育

参考文献

[1] 蒋芳华.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心理问题和护理[J].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 2010, 12 (29) :227-228.

[2] 王振军.影响哮喘患者用药依从性的因素及其干预对策[J].医药导报, 2009, 28 (12) :1644-1646.

[3] 秦相义, 邵庆风, 聂家琴, 等.短信教育对血液透析患者间题患者体质量的影响[J].中华护理杂志, 2012, 47 (4) :311-313.

[4] 谢翠华, 李亚洁, 张立颖, 等.180名门诊2型糖尿病患者社会心理因素对饮食行为的影响[J].护理学报, 2012, 17 (7) :17-21.

患者参与论文 篇8

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定期监测和按医嘱科学用药对于糖尿病的防治非常重要。拱宸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利用信息管理系统对拱宸桥蚕花园社区糖尿病患者实施健康干预，增强了管理手段。本文通过分析干预前后患者知、信、行和血生化等健康指标的改善情况，检验信息化管理系统参与社区糖尿病患者健康干预的效果。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本中心掌握的拱宸桥蚕花园社区2007年1月以前登记在册的未管理过的全部糖尿病患者82名。

1.2 方法

1.2.1 干预方法。

全科医师团队(全科医生、全科护士、预防保健医生和社区志愿者)应用社区预防保健信息管理系统对目标人群进行为期2年(2007年1月1日—2008年12月31日)的健康干预。干预内容包括：对纳入管理的糖尿病患者和糖尿病高危人群讲明参加此项目的意义并达成管理协议,然后，建立健康档案。干预前后各1次的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包括身高、血压、体重及腰围)化验(血尿素氮、血肌酐、甘油三酯、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及血糖)。填写随访表，糖尿病患者每2个月1次(随访纪录要求及时、正确详细填写，对没有及时复诊的患者要电话督促)。全科医师门诊随访与家访相结合，指导用药，进行个性化管理;预防保健医生与社区志愿者配合对糖尿病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指导患者自我管理，开展系列宣教讲座、健康烹饪和中医保健等活动，每季1次;充分利用卫生资源，开展双向转诊等。

1.2.2 资料整理分析方法。

定量资料用EpiData 3.1建立数据库和录入，用SPSS 11.5软件包进行卡方检验、配对t检验和分层分析。

2 结果

2.1 性别与年龄分析

在82例患者中，男40例(48.80%)，女42例(51.20%);35～59岁者占20.40%，60岁以上者占79.60%。男女之间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患病率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本次调查显示，糖尿病患病率与年龄的增长呈正相关，年龄有明显升高的趋势(P<0.001)。

2.2 干预前后比较

2.2.1 干预前后糖尿病患者的行为改变情况比较。

干预后糖尿病患者行为改变情况均有提高,限制钠盐摄入、控制体重、坚持运功、调理饮食和保持情绪稳定等行为改变均有显著性差异(P<0.01)，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表1)。

*干预前后比较,P<0.01。

2.2.2 干预前后糖尿病患者相关知识知晓率比较。

干预后，糖尿病患者各相关知识知晓率均有提高，对糖尿病的症状、诊断标准和危险因素等知晓水平均有显著性差异(P<0.01)。(表2)。

*干预前后比较,P<0.01。

2.2.3 干预前后糖尿病患者各生化指标值比较。

干预后，糖尿病患者各生化指标值情况控制良好，其中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和血糖值均有明显差异(P<0.05)(表3)。

(mmol/L)

*干预前后比较,P<0.05。

干预前的体检中血糖正常者63人(男33人，女30人)，干预后的体检中血糖正常者137人(男69人，女68人)。血糖控制率上升，前后有显著性差异，按男女分层后同样有显著性差异(P<0.01)。

3 讨论

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对人类的健康和生命构成严重威胁，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造成劳动力的巨大损失和治疗费用的快速增长[3]。由于糖尿病与生活方式、病人的自我管理意识密切相关，所以，病人的知识、态度和行为对病情控制至关重要。从以上干预结果不难看出，干预后，糖尿病患者正确行为(限制钠盐摄入、控制体重、坚持运动、调理饮食以及保持情绪稳定等)情况均有提高;各相关知识(糖尿病的症状、诊断标准和危险因素等)知晓率均有提高;各项生化检测指标中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和血糖均有明显改善。

本中心开展传统社区糖尿病患者三级随访干预管理已有多年，但效果却不理想，这说明，目前，社区传统的糖尿病患者管理方式和服务方法仍不能满足患者需求。本研究利用社区预防保健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社区糖尿病患者管理，全科医师团队通过患者就诊、体检和上门服务等将患者病情监测指标及治疗方案、健康教育情况记录到档案中。信息系统可提供病情控制趋势图和阶段性报告，针对个体进行健康教育，制定患者血糖、尿糖的控制目标，进行个性化管理，增强管理的手段，提高工作成效，达到控制病情，减少并发症，减轻医疗负担，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的目的。

摘要：目的应用社区预防保健信息管理系统对社区糖尿病患者进行非药物干预活动,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提高相关知识知晓率,控制病情,减轻患者的医疗和生活负担,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方法对拱宸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掌握的杭州市拱宸桥蚕花园社区糖尿病患者82人,进行干预前后的对比分析。结果干预后:糖尿病患者行为改变情况有明显提高,有显著性差异(P<0.01);糖尿病相关知识知晓率有明显提高,有显著性差异(P<0.01);糖尿病患者各生化指标值情况控制良好,其中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和血糖值均有明显差异(P<0.05)。结论应用社区预防保健信息管理系统对社区糖尿病患者进行非药物干预活动,可以进行个性化管理,增强了管理的手段,提高了工作效率。

关键词：信息管理系统,社区,糖尿病,干预

参考文献

[1]陈灏珠.实用内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015.

[2]柳剑.2型糖尿病危险因素的流行病学研究进展[J].南通大学学报(医学版),2006,26(3):230-232.

患者参与论文 篇9

关键词：抗菌药,药剂科, 医院,合理用药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 抗菌药物种类的增多, 不合理应用问题日益凸显, 我国抗菌药物滥用现象日益严重[1]。抗菌药物不合理应用会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 产生耐药性, 使疾病迁延难愈, 增加了患者痛苦[2,3,4]。合理应用抗菌药物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本研究旨在分析医院药剂科参与促进住院患者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的效果,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7月—2014年10月于攀枝花学院附属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120例, 术后均需服用定量抗菌药物, 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严重肝、肾、心疾病及有精神疾病者。将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 各60例。观察组中男42例, 女18例;年龄48~77岁, 平均 (55.7±18.5) 岁;体质量60~81kg, 平均67.3kg。对照组中男45例, 女15例;年龄49~75岁, 平均 (58.3±14.6) 岁;体质量56~84kg, 平均68.7kg。两组患者性别、年龄、体质量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予以常规抗菌药物治疗, 观察组患者在医院药剂科干预下予以抗菌药物治疗, 具体如下: (1) 合理应用:加强医院药库和药品派发人员合理应用抗菌药物的认知, 配药时发现某种抗菌药物的用量明显增大, 需对全部科室该类抗菌药物进行处方点评, 并对此情况进行分析;定期分析销售金额与数量排名前10位的抗菌药物, 适时控制, 以保证药物合理应用; (2) 与感染科合作:通过调查院内抗菌药物应用情况, 掌握住院患者用药情况; (3) 与检验科合作:为了减少抗菌药物滥用情况及延缓细菌耐药性的增长, 在检验科协助下进行抗菌药物体外抗菌活性及药敏试验。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抗菌药物应用情况 (住院时间、药物费用、给药时间、药物品种) 及抗菌药物不合理应用情况 (更换药品、联合用药) 。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4.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计量资料以±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抗菌药物应用情况

观察组患者住院时间、给药时间短于对照组, 药物费用、药物品种少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

2.2 抗菌药物不合理应用情况

观察组患者更换药品率、联合用药率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2) 。

3 讨论

抗菌药物是临床广泛应用的药物之一, 其可以杀灭细菌, 抑制细菌活性, 有效控制感染, 降低术后感染发生率, 对延缓耐药菌的产生、减少不良反应具有重要意义[5]。由于抗菌药物的品种较多、临床应用广泛、更新速度较快及部分医护人员缺乏相关知识, 易出现不合理应用情况[6,7,8]。有研究表明, 对患者行常规抗菌药物治疗, 由于抗菌药物品种较多, 易导致抗菌药物滥用, 增加患者耐药性, 延长患者住院时间及给药时间, 治疗费用较高, 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9]。药剂科在临床药物控制和管理上有着重要作用, 对抗菌药物合理应用具有重要意义[7]。药剂科参与治疗具有患者应用药物品种少、住院及给药时间短、治疗费用低等优点[10]。本研究结果显示, 观察组患者住院时间、给药时间短于对照组, 药物费用、药物品种少于对照组, 更换药品率、联合用药率低于对照组, 有显著差异。表明医院药剂科参与促进住院患者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的效果显著, 可有效缩短患者住院时间及给药时间, 减少药物品种及药物费用, 降低更换药品率及联合用药率,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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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陆世霞.临床药师在抗菌药合理应用中的作用[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 2014, 23 (2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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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新, 王晓燕, 杨炯, 等.抗菌药物合理应用对医院感染病原菌耐药性的影响研究[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2013, 23 (7) :1656-1658.

[6] 杨辉, 邵宏, 聂小燕, 等.抗菌药物专项整治活动对抗菌药物使用影响分析[J].中国药学杂志, 2013, 48 (23) :2061-2064.

[7] 高斌, 王立新, 徐文体, 等.抗菌药物使用监测指标的一致性研究[J].中国药学杂志, 2013, 48 (4) :313-316.

[8] 丁余.药剂科在医院抗菌药物使用与感染管理中的作用[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2013, 23 (7) :1643-1644.

[9] 尚旭明, 刘芸, 王盛华.加强抗菌药物合理应用[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2013, 23 (1) :147-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