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论文（精选12篇）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论文 篇1
一、政策评估及其公民参与研究文献扫描
安德森认为:“如果把政策过程看作某种有序活动的话, 那么它的最后一个阶段便是政策评价。”作为某种功能活动, 政策评估能够而且确定发生在整个政策过程中, 而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最后的阶段。那格尔认为:“政策评估主要关心解析和预测, 依靠经验性证据和分析, 建立和检验中期理论, 关心是否对政策有用, 这种关心是把评估看做一种科学研究活动。”这意味着政策评估是一种搜集相关信息后, 通过分析方法和技术来分析各种方案的过程, 然后确定各种方案的可行性以及优缺点, 最终给决策者提供参考。林水波、张世贤认为:“政策评估是有系统地应用各种社会研究程序, 搜集有关咨询, 用以论断政策概念与设计是否周全完整, 知悉政策实际执行情形、遭遇的困难, 有无偏离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会干预政策的效用。”在二位学者看来, 政策评估不仅要评估政策方案, 而且要评估政策执行和政策结果。陈振明认为:“政策评估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 对政策的效益、效率及价值进行判断的一种政治行为, 目的在于取得有关这些方面的信息, 作为决定政策变化、政策改进和制定新政策的依据。”
综上所述, 学者们对政策评估概念的界定可谓“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只是表明人们认识事物的视角不同, 所得出的认知结论也必然具有一定的差异。但综视现有研究成果, 学者们对政策评估在政策过程中重要价值及意义的认识一致性则是毋庸置疑的。
公民参与始于古希腊雅典的直接民主模式, 在近代新公共行政学术观点中已有体现。公民参与的概念各式各样, 不尽相同。公民作为意见表达主体, 为了提高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教等方面的行政能力, 并且监督政府有效的实现公共利益, 公民应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 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 对政府部门的决策产生积极而有效的影响行为。然而, 在现实生活中, 公民参与的价值并不意味着在政策评估中就能得以实现, 有时, 公民参与的成本过大或者过程复杂将会导致实际操作性不强, 有时, 公民参与的形式不当或者规模较大将会导致政策评估达不到预期的结果。因此, 孙柏瑛将公民参与形式分为四种类型:其一是政府自主决策;其二是以获取政策信息为目的的公民参与;其三是以政策接受和支持为目的的公民参与;其四是由公民或公民组织主动发起的参与。
二、公民参与政策评估障碍分析
公民是政策的直接作用对象, 他们对政策执行的效果有着最真实、最深刻的体会。公民参与政策评估, 不仅可以改善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 而且可以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更加符合民众之所需。但就当下实际情况看, 我国公民在参与政策评估时仍面临着诸多障碍, 必然会影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1. 政策评估中公民参与的范围界定较为模糊
当前, 我国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途径主要有:信访、上访、媒体舆论以及公众议论等。但传统意义自上而下的政府行政模式却限制了公民广泛参与政策评估, 公民参与的热情未能得到关注和重视, 形成政策评估过程的一个缺陷。尤其是公民面对不同政策评估且参与方式与范围又不尽相同时, 这种问题表现的更加明显。
2. 公共政策评估中公民参与制度不完善
目前, 我国关于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制度建设比较滞后, 如政务公开尚不彻底、听证制度还不完善, 加之受诸多人为因素干扰, 使得公民参与政策评估面临诸多困境。现实中, 尽管有一些地方政府也设立了不同层次的公共政策评估机构, 但由于缺乏制度约束和规范保障, 导致了这些机构的评估过程透明性不足、评估质量不高、评估效果不尽人意, 甚至评估流于形式等诸多问题, 使得公民参与对政府有关部门调整与完善相关政策没有太大帮助。
3. 政策评估中公民参与意识不高
实践证明, 要使得政策评估中的公民意见得到真正体现, 首先需要公民自身具有很高的参与意识, 并自视为自己是公共政策的评估主体, 而不是客体, 自愿、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政策评估中, 而不徘徊于政策评估之外。当然, 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积极性不高的缘由是多方面的, 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于政府部门只注重自身对政策的评估, 忽视抑或低估了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重要性, 甚至于片面地认为公民在政策评估中的意见由于缺乏专业性等不具有影响力和可操作性, 这种现象反过来也会影响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使得公民将是否参与政策评估视为可有可无之事。
三、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优化路径
当下, 随着公众民主意识的不断提升和社会组织力量的不断壮大, 公共政策评估中公民参与不仅在理论研究方面得到了进一步丰富, 更作为一种可行性较高的民意表达途径, 日渐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重视与认同。可以说,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不仅意味着政府治理理念的重大转变, 更是社会民主、公平、公正的重要体现。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公共政策评估, 不仅可以方便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直接对话和有效交流, 也将有助于强化公民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感, 进而提升公共部门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因而, 对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现状进行深入反思, 并提出优化对策建议, 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明确公共政策评估公民参与的方式与范围
首先, 拓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途径, 形成畅通、有效、互动的公民参与渠道。一方面, 要在完善民意调查制度, 在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进行预先信息发布的同时, 进一步完善公民听证会制度, 对与公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政策定期进行信息公示, 及时获取有关重要决策的民众反馈信息。另一方面, 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社区居民自治, 克服我国现有行政体制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 实现公共事项的多部门共同参与、联合治理、信息同步和决策共享。其次, 培育公民的协同意识, 构建公民个体的组织整合。从现有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实践中不难发现, 单个公民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而由个体所组成的政治团体或利益集团在公共决策中却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 要大力培育公民的组织整体理念, 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高度重视以公民团体形式积极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第三, 拓宽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范围。目前, 我国尚未出台具体的法律法规对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边界、范围做出明确界定, 政府依然基于惯性思维, 企图最大限度地占有与行使信息垄断权。而随着我国行政改革的深入发展, 政府简政放权的速度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步伐正在日益加快, 这种现实境况为进一步放宽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范围, 拓展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渠道创造了积极的现实条件。因此, 我国亟须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 对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应享有的权利、参与范围予以明确规定, 通过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保障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
2. 完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法律法规
首先, 制定有利于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的实体性法律法规是公民依法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基本保障, 既能够保证公民在参与公共政策评估中的自身权利得到正当行使, 也足以确保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时的违法行为受到约束与规范。其次, 规范参与程序, 保障公民参与权的实现。某种意义上说, 实体法律源于程序规则, 程序规范与法律法规拥有相互一致的内涵。一方面, 程序对于公共政策参与主体的行为具有约束和规范的作用。对于决策主客体而言, 程序能有效地遏制政策评估参与方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另一方面, 法定程序内的公民参与是公民有效参与公共政策的重要保证。合理、合法的程序能够保证民意顺畅的传达到公共政策的决策部门, 从而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施行产生积极影响。第三, 为了保证程序的正当合法, 国家应制定有关程序的相关法律法规, 依靠这些法律制度不仅能够保证政策制定的合理性, 而且能够保证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质量, 促成公民参与权的真正实现。
3. 激发公共政策评估中公民参与意识
公共政策评估中的公民参与是对网络化治理所提倡的公共部门与第三部门联合治理理念的重要实践, 它要求新时代的公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公共政策的接受者, 而是如同委托——代理理论所提倡的那样, 重视公民作为公共权力的基础来源, 使其积极成为公共部门问题的架构者, 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帮助政府机构界定和解决重要问题。不难看出, 这种理念在赋予新时代公民更大的权力主动性的同时, 也加重了公民的责任, 对公民自身的素质修养和能力储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 培育现代公民理念, 提高公民参与意识, 无疑是建立公民有效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首要问题。
首先, 营造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社会氛围。政府应当扫除各种与当代市场经济发展不融合的旧观念、旧习惯, 提倡以科学、民主为基础的现代民主行政观, 注重营造有利于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政治和社会文化, 积极营造公民参与政策评估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生存土壤, 引导公民树立平等、权利与法治意识。其次, 培育公民参与意识。对于政府部门而言, 民主已成为当代社会评估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考量标准, 政府应当充分认识现代民主执政的理念, 增强与公众进行合作交流的主动性, 提高自身对社会敏感问题的回应性。主动引导公民树立主体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及法制意识, 把吸收公民参与看成是优化政府行政决策的根本途径, 积极维护和推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整体过程。对于公民个人而言, 公民要不断增强自身的参与意识与热情, 增强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责任感和自豪感, 主动践行作为主体而应当享有的权利和义务。第三, 提高公民的自身素质, 增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评估能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质量取决于公民的政治素养与文化素养。就当前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现实状况而言, 在很多经济发达的省份和城市, 公民虽然有很高的参与热情与期望, 但由于自身在专业知识、参与技能等必备素质方面的缺乏, 使得现实当中我国的公民参与能力与参与意愿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协调, 引发了公民参与的低效率。因此, 提高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重中之重就是提高公民的综合素质, 增强其参与能力。
摘要：政策评估作为政策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是一种需要按照特定标准、方法和程序来完成的公共管理实践活动。而公民作为政策意见表达的重要主体, 既有权利, 也有义务参与到政策过程的评估环节。现阶段, 我国政策评估中公民参与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参与范围界定较为模糊、参与制度尚不完善、参与意识不强, 尤其是参与途径不够完善。基于这些问题, 笔者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并结合相关理论, 对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方式、途径提出了完善对策建议。
关键词：政策评估,公民参与,参与制度,参与意识,参与途径
参考文献
[1]詹姆斯·E·安德森, 谢明等译.公共政策制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2]高兴武.公共政策评估:体系与过程[J].北京:中国行政管理, 2008.
[3]陈振明.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4]孙柏瑛.公民参与形式的类型及其实用性分析[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5.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论文 篇2
《 人民论坛 》（2014年第13期）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胡税根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幼芸
公民权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基础，它赋予了公民参与社会事务和社会管理的权利。在西方社会，公民参与治理的实践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在罗马帝国兴起、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王权与教会统治、资产阶级出现以及制度化政体的确立等一系列历史进程中，公民社会也在逐渐形成与曲折发展。
西方国家公共治理结构中的公民参与
“治理”理念在公共领域兴起的时间并不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在理论与实践方面仅仅经过了二十余年的发展。不同的学者以自身不同的学术领域为背景，从多个学科角度对“治理”进行了界定。全球治理委员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一书中将治理定义为公共机构、私人机构或个人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①。治理的基本特征包括：首先，治理是政府、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等多元主体集体行动的过程；其次，治理过程中，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权力依赖，治理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最后，治理运用的领域包括政府治理、国际治理、社区治理等。
在公共治理理论中，治理的结构主要包括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等主体。政府以宪法确立的权威为基础，负责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政策，拥有明确权力，倾向于按照既定程序进行调控，其基本功能是通过国家公权力制定一系列维护社会秩序、管理经济生活和行使公共权力的法律政策，实现对社会的治理。
在公共治理中，公民是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者，他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兴趣积极参与公共组织，参加公共活动，并对公共生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公民既是政策制定的参与者、确定者，也是政策的执行者、受惠者和监督者。在治理过程中，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从回应进化到了合作，回应意味着政府通过最大化的集权来掌控权力与制定决策，而合作则强调权力的分化以及公民在行政过程中的参与。
美国学者谢尔·阿斯汀提出了“公民参与阶梯理论”。公民参与类型被划分为由低到高渐进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政府主导型参与，政府通过操纵、教育等方式主导参与过程，公民实际参与的程度很低；第二阶段为象征型参与，公民具有一定参与公共决策的机会，但政府为避免对决策产生剧烈的影响，会改变参与者的权力分配方式、决策的制定过程，公民自主性程度不高；第三阶段为完全型参与，公民享有合法的实体性权力与程序权力，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能对社区的公共事务进行自主式的管理。②
治理中公民参与的作用
公民作为一个新的主体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极大地改变了社会治理的结构与效果。公民参与不仅提升了公民自身的政治素养，满足了公民的政治需求，同时也推动了政府、社会的进步。第一，公民参与治理能够更有效地满足公民自身的需求。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出现与发展，推动了政府官僚制的改革，迫使其加强对公民的回应性。现代公共管理潜存着两种趋势，一是将公民作为顾客，政府回应其需求；二是将公民作为平等的伙伴，政府与其进行有效合作。然而，回应被认为是消极、被动的反应。而公民参与意味着公民与政府在价值上的统一与行动中的协作。公民参与治理改变了公民作为顾客或委托人的身份，转而成为治理的主体，在治理体系中代表及实现公众的利益诉求。
第二，公民参与治理有助于增进社会资本，降低社会成本。西方的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公民参与集体社会行动，能够促进彼此之间的合作与互惠，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社会信任增加转化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具有规模效应，公民在小范围、小群体内合作所形成的社会信任可以延伸至对政府、对社会、对市场的信任，进而为政府的决策制定、社会的有效管理以及经济的快速增长奠定基础。同时，社会资本能够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降低生活交往和市场经济中的制度费用，提高投入资本所带来的收益。因此，公民参与到治理中，形成相互合作、平等互利的规范网络能够有效地形成社会信任、提高社会资本、降低社会成本，进而推动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的发展。
第三，公民参与治理能够提高公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和有效性。公民参与治理使公民具有更强的主动性和批判精神，也使他们更加关注社会、政治中的热点焦点问题，促使他们更主动更积极地参与到这些问题的讨论、解决之中，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同时，更多的参与也赋予公民更多学习的机会，使他们具有更多的政治知识、更好的政治技能以及更高的政治觉悟，提高他们参与政治的有效性。
第四，公民参与治理能够提高公共政策有效性。公民参与治理有助于社会对政府的监督和敦促。公民参与迫使政府将大量政府信息向社会公开，也敦促政府更多地倾听公民的意见和建议。虽然，公民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政策制定的成本，但公民的参与确保了公民对政策的接受度与合作性，这将大大提高政策执行的效果。同时，这种参与与合作也确保了政策的合法性，进而提高了政府行为的合法性。
第五，公民参与治理能够有效地推动社会民主进程。在早期的公共行政中，由于对效率的追求以及对公民能力的质疑，许多学者认为政治只是政治家的工作，与普通大众无关。随着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公民的参与不仅是对政府、官员的监督，更是民主价值的彰显。效率不再是唯一的追求与核心价值，公平、人本主义开始得到重视。公民参与治理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公民参与政治的价值观的确立以及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这些都为社会民主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西方国家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实践
公民权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基础，它赋予了公民参与社会事务和社会管理的权利。在西方社会，公民参与治理的实践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古希腊城邦制度下，公民享有政治权利，即可以通过公民大会、四百人会议、人民法庭等途径参与城邦的直接管理和参与城邦重大事件的决策过程。在罗马帝国兴起、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王权与教会统治、资产阶级出现以及制度化政体的确立等一系列历史进程中，公民社会也在逐渐形成与曲折发展。
不同于古希腊时期公民的直接参与模式，近代西方社会城市治理中形成了重要的间接参与模式，即代议制民主。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西方国家随后在近代代议制基础上又发展形成了多种公民参与治理模式③，包括：技术精英代议制参与模式，即为了促使公民接受有关政策、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官员和专业人员设法沟通公民与政府官员的联系渠道，对公民的要求作出恰当反应的模式。该模式下，普通公民难以介入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因此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公民参与治理模式”。多元自主代议制参与模式，即为了使不同利益群体和个体观点进入决策过程，充分发动基层民众的作用，鼓励不分性别、种族、阶级和教育程度的人民组成压力集团发挥影响力。该模式虽然肯定了基层民众的作用，但强调通过利益集团组织来参与治理决策。现代的直接参与模式。在代议制参与模式主导的今天，仍然存在三种公民直接参与模式作为补充，即公民创议、公民投票和罢免民选公职人员。直接参与模式的实行事实上也体现了公民参与能力的提高和参与范围的扩大。
此外，当代西方社会形成了一些较为普遍的促进公民（狭义）参与治理的做法，以议会与公民的关系为例，如向公民开放议会大楼、允许公民参加议会委员会公开会议、向公民提供议会信息等，这一系列措施尽可能地保障公民享有充分的知情权与参与权，为公民参与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具体来看，不同西方国家在公民参与治理方面有过不少实践经验，如美国公民参与社区治理、英国政府促进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法国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等实践。
美国的社区治理经历了精英控制时代、民主时代、职业主义时代以及公民治理时代。在精英控制时代，只有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少数显贵才能组成自治组织，对社区进行治理。由于社区的治理权集中于少数精英手中，大部分普通公众无法参与到其中，财富便成为决定领导权的重要因素。在民主时代，社区中先后出现了董事会、委员会制度，行政权力集中于一名由市民选举产生的官员手中，由他对社区的发展制定决策与方案。在职业主义时代，社区治理借鉴私营组织的模式，采取地区普选和市议会—城市经理制度，由职业化的经理或执行官向董事会负责。这一形式提高了社区治理的经济效益和效率，但是在适用地区上存在局限性。在公民治理时代，强调要赋予非执业人员和公民更大的控制权，由集权的治理模式转变为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在这样的社区中，效率不再是唯一的追求目标，居民的选择和需求才是最重要的价值④。
以美国社区听证会制度为例，二战后城市人口急剧膨胀，社区内各种问题逐渐增多，于是美国提出让公众参与到城市规划建设中，在社区中建立公众参与审议与讨论的平台，以此应对城市过度重建带来的问题和困境⑤。社区听证会制度可从几个方面来了解：一是组织主体。在社区建立社区委员会，在制定与社区相关的重大决策前，由委员会组织居民代表进行听证。二是听证内容。社区听证所针对的问题大部分都与社区居民休戚相关，包括社区基础设施、周边环境等。三是听证制度的作用。由公民自己探讨并决定自己生活的环境，不仅能提高设施建设效率，还能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同时可以有效防止弱势群体的需求被忽视，确保社区规划不会成为富人和权贵们的游戏。社区听证会为各方面的利益群体提供了一个沟通协商的平台，使得社区中不同需求的居民、社会其他公民以及政府能够就同一问题展开讨论，从而为所有人提供了沟通的可能。
在英国，公民参与也被看作是促进民主发展与政策执行的有效措施，政府对其越来越重视。通过为公众提供一个表达自己声音的机会，或者说是培养一种表达意见的能力，使它充分发挥出民主的作用，能够极大地推动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公众参与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确定谁应该拥有发表看法的权力，即确定利益相关的公众或委托人。以英国的医疗系统为例，公众与患者能够参与到医疗治理的过程中来，这种参与不仅是理论上干预医疗工作的安排，在实践上也为医疗程序的民主决策提供了讨论的平台⑥。2007年，英国出台了Local Government and Public Involvement in Health Act 2007，以当地参与网络替代患者与公众参与平台，用以改善公众在参与医疗治理中的制度安排。2007年法案在创新的同时，也包含了当地参与网络的主体内容，这些改革为公众参与到民主决策过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法国在地方治理过程中，十分强调和重视发挥公民社会的作用。法国公民具有以社会运动的方式自我组织参与政治的传统，随着“积极公民”理念开始兴起，法国公民参与的途径也在不断增加。2002年2月27日，法国通过了参与民主法（Participatory Democracy 2002 Law），该法律除了推广已有公民参与措施之外，还提出了成立邻里委员会等新的公民参与机构⑦。法国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社会管理与公共事务管理的途径主要有三个：首先，公民通过选举权参与政治。法国的总统、国家及地方议会议员都是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议会议长则是由议会间接选举产生。不过，“积极公民”理念之下，公民不仅仅是投票者和政策作用对象，而应该具有强烈的公民精神。因此，法国公民参与治理的第二个途径为通过第三部门参与政治。目前法国公民参与的常规性机构有大区社会经济委员会、邻里委员会、地方信息和监督委员会、发展委员会、地方公共服务委员会等，许多这种类型的机构成为了地方政府出台政策较为权威的咨询处，有的行政决策若没有第三部门的支持甚至很容易被取消。当然，公民个体的直接参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法国公民直接政治参与具有制度化、法律化、程序化的特点，例如法律制度规定小市镇的市民可以直接向市长表达个人意见，还规定所有公民都有权通过办报、发传单或者请愿的方式向地方政府、中央政府表达意见；同时特定的公共项目决策程序也对公民参与作出了明确规定，例如大型公共项目必须进行大型的公众调查，调查由专门的调查委员会负责且项目实施必须得到委员会的认可，此外还有公民复决的方式，公民可以对已完成立法程序的议案表达支持、反对或要求⑧。
当然，西方国家治理中的公民参与也存在不足与缺陷，如公民参与的成本问题、公民参与的满意度问题等。对此，西方国家也提出了诸如建立公众联盟、公民陪审团等一系列措施⑨。这些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对于我国社会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西方国家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经验与启示
目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了新的阶段，积累了一些较为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政府治理面临巨大的压力。相较于西方社会，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的公民参与发展时日较短，发展程度较低，需要改变、改善的空间也较大。为应对经济社会转型中的问题，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治理的经验，为公民参与治理提供更多的机会与平台。
第一，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为公民参与治理提供保障。在法治社会建设的背景下，只有保证公民参与的合法性，使其以积极的态度主动参与，才能确保参与的实际效果。目前，国内的公民参与仍然存在着混乱无序及无效等问题，导致公民缺乏参与的积极性与信心。
第二，建立政府和社区决策听证会制度，为公民参与治理提供有效的渠道。博克斯指出，公民治理包括公民协调委员会、公民理事会、帮助者等必要因素，管理机构从决策者转变为协调者，由公民为地方政府的决策提供咨询与协助⑩。美国的听证会制度强调听证的全程公开，包括事前听证、事中听证以及事后听证，同时为了保证听证程序的合法性，听证代表被允许邀请律师陪同出席。目前，我国已建立起有关社区规划听证的法律制度，但是各项规定还不明确，有待继续规范。同时，社区听证制度在全国各地的社区并不普及，听证议题的公告、时间的公开以及律师的全程参与也都有待完善。
第三，设计及时有效的反馈机制，提高公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公众参与治理最关注的不是参与的形式，而是参与是否能够对治理决策产生真正的影响。如果公众的积极参与得不到政府的有效回应，不仅会打击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更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只有充分重视公众参与的意见，建立起有效的反馈机制，对公民的意见进行及时的反馈，让公众看到自己的参与对政策产生了实质影响，才能保证公民参与的积极性。
第四，构建公民参与技能培训体系，提高公民参与治理的有效性。公民参与治理不仅需要参与政治的热情，同时也需要参与政治的能力，要让公民成为“有所知的公民”。因此要建立公民参与技能培训体系，使公民具备一定的政治知识和参政能力，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公民在治理中的作用，将传统的政府“中心决策者”角色转变为“公民协调者”角色，使公民真正成为治理中的主人。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叶夏菁对此文亦有贡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公共文化服务的指标体系构建与绩效评估研究”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绩效评估、政策仿真与能力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分别为：12&ZD020、08ASH006）
【注释】
①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3页。
②Arstein, Sherry: 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Journal of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359(4):216-224.③关玲永：《我国城市治理中公民参与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5～75页。
④［美］理查德·C·博克斯：《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23页。
⑤Damon Y.Smith: Property Ownership and Economic
Stability: A Necessary Relationship? Saint Louis University
Public Law Review, Participatory planning and procedural
protections: The case for deeper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urban
redevelopment, 2009, 243.⑥Caroline Muller, David Hughes, Peter Vincent-Jones:
The Democratic Potential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Healthcare
Governance in England.Social & Legal Studies, 20(1): 22.⑦郁建兴，楼苏萍：“近20年来法国地方治理体系变革与新治理结构”，《学术研究》，2006年第1期，第78～83页。
⑧吴自斌：“法国地方治理的变迁及其启示”，《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第122～129页。
⑨顾丽梅：“解读西方的公民参与理论—兼论我国城市政府治理中公民参与新范式的建构”，《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第41～48页。
⑩［美］理查德·C·博克斯：《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
公共政策中公民的参与问题的研究 篇3
关键词:公共政策；公民参与；研究
一、公共政策公民参与意义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不但能为公共政策制定提供有效信息、降低决策风险；而且益于促进政策制定的民主化、科学化，推动国家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现代化的进程。总的来说，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意义具体如下：
（一）实现公民权利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虽然现代社会公民的权利都得到了宪法的保障，但这些法定的权利并不会自动实现，需要公民通过参与政府的公共决策、公共事务管理、监督公共权力来实现自身的权利。
（二）能确保公共政策制定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公共政策制定的目标一定要以社会的需求为前提，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更需要保证全体成员有效参与。因此在公共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公众的参与才能保证公共政策是符合公众的利益，确保政策是合法的、正当的。
（三）能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
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以服务于或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为其制定的出发点和依据。
而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时，可有效避免决策背离公共利益，且能确保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即是通过权利分享、权力监督和博弈制衡来实现的。
（四）有助于及时发现和确认公共政策问题
对政府来说，在繁杂的社会问题中发现和确认一项政策问题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没有哪一个体能够拥有解决综合、动态、多样化问题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与信息；也没有哪一个体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应用所有的有效工具，但是加强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就可以改善这种状况。
二、我国公共政策公民参与的问题
（一）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是一种政治行为，因而必然受到一定社会的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影响。政治文化是通过政治社会化从而形成的一套关于政治的心理取向，包括政治信仰、政治价值选择、政治感情、政治态度、政治认知等，政治文化的影响甚至决定了公民参与行为的指向、方式和程度。
（二）公民参与的相关制度不完善
公民政策参与的法制性特征是指公民政策参与的地位和手段的法制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公众的法律意识水平在不断提高。公共政策公民参与的合法地位和手段得以确认。
（三）我国公民整体文化素质不高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会受到公民的文化素质的影响，因为文化的落后必然导致政治观念的落后和法制观念的薄弱。由于我国公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不高，这就导致了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政治意识的淡薄、参与政治的能力低下，从而导致参与公共政策的公民数量很少。
（四）公民与政府部门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缺乏互信
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由于很多政策问题比较专业化，很多政府官员和学者都认为大部分公民文化素质不高、参与意识淡薄，因此担心公民参与可能影响政策制定的效率，从而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片面强调专家的作用，而忽略公众的参与。
三、完善公共政策公民参与的对策
面对我国公共政策公民参与出现的各种问题，需要建立和完善公民参与的制度，采取现实可行的路径来解决公民参与的壁垒，最终达到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
（一）提高公民公共政策参与的意识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不仅是政府的事，也是公民个人的事，因此需要提高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意识和观念，从而提高公民参与的积极性。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做起：
1.破处陈旧思想观念，提高公众参与意识
政府应积极提倡科学的、民主的精神，破除各种不合适宜的旧观念，强化现代民主行政理念；同时积极引导和推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运行过程，学会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与公民适当地分享决策权力。
2.创造公众参与条件，提高公众参与水平
通过加强对公众的教育和培训，增强其参与能力，有效地进入参与角色。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做到：首先，必须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和科技，提高公众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其次，要加强经济建设，提高公众参与的物质基础；最后，应加强对公众相关政治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努力培养公众的民主政治行为能力。
（二）完善的公共政策公民参与的制度
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制定提供了根本保证，但关于规范公民的参与行为、畅通公民的参与渠道、保证公民参与实施的制度不够健全，需要完善的公共政策公民参与的制度，即就是在充分尊重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对公民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做出明确的规定，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而完善公民参与的制度最主要的是，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三）完善公民参与的途径，提高公共決策的透明性
拓宽公民参与渠道有助于集思广益，吸取公民的智慧，使得公共政策能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和社会理解，从而能够确保决策得到准确、有力的执行，使决策真正达到预期目的和实现最大的社会效益。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做到：
1.是完善听证制度
听证制度是一种直接民主的制度方式，也是公民有序地直接参与公共决策过程的一种较好的活动方式，是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公开化、公正化的一种重要制度设计。
2.推行政府政务公开制度
政府政务公开与透明是公民获得相关的公共管理信息，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过程，对公共决策过程实施有效监督的必要前提。
3.完善政府回应制度
无论公众参与对最终公共决策制定的影响如何，都要十分注意对参与者意见的反馈。
参考文献：
[1]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和新策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杨志.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现状及其路径选择[J].理论学刊,2006,(7).
浅议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 篇4
1. 公民参与保证政策制定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
公共利益是公共政策的制定依据。政府制定的政策必须服务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以公共利益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决策依据, 以公共利益为政策的最高目标。但是, 在现实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总是存在着背离公共利益的离心力。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 政策制定人员手中的权力为他们牟取私利提供了机会, 他们进行权钱交易, 以公共政策背离公共利益的代价换取个人私利的满足。以整体形象出现的部门和行业与个人一样更愿意实现本部门, 本行业的利益最大化。他们垄断政策制定权制定出的公共政策更多的代表部门利益和行业利益, 而非公共利益。迫使公共政策背离公共利益的第三种力量是某些个体和利益集团的寻租活动。公民参与对公共利益异化的治理, 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是通过权利分享, 权力监督和博弈制衡实现的。公民参与政策制定打破了政府内部的政策制定人员对政策制定权的垄断, 公民获得了部分政策制定权。权力的分享可以实现以权力约束权力, 限制政策制定人员和部门、行业牟取私利的行为。公民参与使政策制定过程透明化, 公民获得了更多的知情权, 对政策制定权力运用的监督更加有效。
2. 公民参与为政策执行及调整提供信息和依据。
在政策形成和调整阶段, 政策制定者首先要搜集充分、准确的信息。但大多数决策者只能了解数量有限的信息, 且得到的信息不一定是确切无误的。而社会公众直接面对各种社会问题, 最了解情况, 传达的信息最全面、最真实, 从而为政府或决策者获取信息提供了一条捷径。并不是所有的政策都能够有效的服务于社会大众, 只有经过实践检验才能知其完善与否, 也才能做出正确的调整修改。普通公民是政策直接作用的对象, 对政策优劣有切身的体会。如果政策顺应民意, 就会得到公民的热烈拥护;反之, 就得不到公民的支持, 公民就会抵制, 迫使政府对该政策取消或调整。
3. 公民参与为政策执行提供有力保障和有效监督。
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好的政策只有认真执行才能产生好的效果, 公民是政策直接作用的对象, 除了取决于政策质量和政策主体执行的力度外, 还取决于作为政策客体的公民的支持程度, 公民参与使社会公众对政策合法确认不疑, 对政府的信任感大大提高, 从而以积极的态度推动政策的执行。此外, 在政策形成、制定和执行过程中, 公民参与可以有效的减少政策上的流弊, 遏止个人私欲及腐败现象。
二、公民参与政策制定中存在的问题
1. 公民参与缺乏物质条件的保障。
一般而言, 经济发展与公民政治参与呈正相关关系:一是经济发展为公民参与提供机会和条件;二是经济发展带来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 从而推动公民诉诸政治参与来维护并实现自身的利益。离开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就不可能有政治参与的良性发展, 也不可能有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我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 较低水平的生产力以及受其制约的教育科学文化状况客观上限制了人民大众有效地参与政治。从目前参与的特点来看, 社会性或问题性参与居多, 高层次的政治参与较少;动员性参与较多, 自主性参与较少;手段性参与多, 目标性参与少。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待于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2. 公民参与缺乏规范的程序。
由于公民和政府在信息上的不平衡, 会导致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程序的缺失, 势必要严重影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顺利进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有程序、有秩序化, 是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发展的需要, 是公民参与意识发展的需要, 也是扩大公民参与主体范围所必需的。目前, 在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监督公共政策制定等方面都缺乏程序以及秩序的规则, 这样就会导致公民参与主体地位的缺失。
3. 公民参与的意识淡薄。
在我国, 普遍缺乏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意识和技能。由于受经济、文化发展和传统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一部分公民虽然有较高的参与愿望, 但不知道作为一个公民在政治生活中有哪些权利和义务, 也不知道怎样去参与和实现有效参与。虽然近年来公民参与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与支持, 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主动性和理性化程度不高, 相当数量的公民参与缺乏责任感, 而是盲目参与。还有一部分公民意识不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 依附权威, 主体意识差, 造成公民认知水平低下, 进而失去了参与的主体资格。
4. 公民参与的组织机构和渠道单一。
在中国现有数以万计的组织和团体, 属于政治制度内部的有人大、政协、党组织、青年团、妇联、工会, 它们分枝细密, 数目繁多, 遍布中国每一个行政层级;属于政治制度外部的有各种学会、协会, 大众传播媒体等, 这些组织和团体都与公众密切地打交道。应该说, 它们在政治生活过程中起到表达、协调、综合公众意愿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这些团体更多的是发挥党组织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沟通信息、反映情况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故团体表达的功能微弱。
三、完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几点建议
1.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促进经济发展, 增强公民参与的物质基础。
经济决定政治, 当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 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基本满足和进一步改善, 人民必然要求广泛参与政治生活, 以争取更好的生存环境, 政治参与欲望日益强烈。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对公民参与的推动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提高了国民财富和公民受教育程度, 为人们提供了社会地位较高的就业机会, 从而增加了摆脱生计压力的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另一方面, 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利益关系的不断变化, 使公民不得不诉诸政治行为来维护并进一步实现自身利益。
2. 提高公民参与的意识和观念。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能力关键在于公民的素质。首先, 要培育公民的主体意识。就是要让公民清楚认识自身的主人地位, 清楚知道自己是国家的主人, 使公民在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中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积极主动精神。其次, 要培育公民参与的意识。就是让公民能够主动地实现其权利, 公民的参与意识越普遍、越自觉, 那么参与的行为就越广泛、越深入, 从而民主政治也就得到了发展。最后, 健全和拓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方式、方法。
3. 建立、健全公民参与机制, 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
在此项工作中, 要以是否有利于发挥公民的参与积极性为标准, 并在研究我国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的基础上积极、审慎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公民参与机制;要构建信息公示制度, 一切关系公共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依据我国公共决策总的方式是民主集中制, 并参照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和扩张性, 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涉及到公民参与权的四个内涵:一是协议权;二是表决权;三是听证权;四是监督权的实现。因此, 我国在参与机制上可依次设立以下几种机制。 (1) 谈判、协商机制。所谓谈判与协商就是允许社会中的政治结构通过彼此间的博弈式的协商, 最后形成一个初步的方案并提交给政府。其实质是对公共事务的决策有动议权, 不单单等待政府察觉公共问题存在后才提出解决方案。 (2) 公告、评论机制。行政机关有义务将政府决策方案通过各种形式公布于众, 以接受各方面的评论, 并对各种评论的意见记录在案, 政府做了决策之后, 应对不同的评论意见进行简单的解释说明。 (3) 投票、公决机制。对于一些重大决策方案, 应采用投票表决方式、规划性较弱的规则可采用代表投票制方式运行决策。 (4) 通告、听证机制。由于公共决策繁多, 不可能也不必每次决策均实施严格的法定的正式制订程序。有时亦可以采取非正式程序, 尤其对于一些有法可依的决策, 如价格决策, 就可以应用通告, 听证等非正式制定程序, 公共部门将有关决策的方案、地点、时间, 通告相关利害关系人, 并告知其听证的权利以吸收公民参与公共决策。 (5) 选举、新闻报道机制。此道程序是强调公共政策制定中允许新闻媒体介入其中加强决策中的监督, 以防行政专断而损害公共利益。同时, 应允诺公民运用选举权对公共决策者的政治责任进行追究, 以增强决策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4. 加强法治建设。
政治文明以政治制度为支撑, 而政治制度以法律为保障法制化对公民参与的意义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 法制化保证公民参与的秩序。其次, 法制化保证公民参与的权威。最后, 法制化保证了公民参与的自主性。此外还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加快公民参与的制度创新, 逐步实现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评价公众参与依据的是两个标准:一是公民作为参与主体是否确立;二是公民参与的程序是否多样化、制度化。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其主体地位是不能动摇的。问题的重点在于第二方面, 传统政治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 官僚主义严重, 从而妨碍了人民群众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摘要：公民参与对于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进而实现其良好的施行效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可谓是公共政策的基石。本文针对目前公民参与中缺乏规范的程序、保障制度不完善等问题, 提出在今后应大力提高公民参与意识、拓宽参与渠道等办法。
关键词：公民参与,政策制定
参考文献
[1]赵成根.民主与公共决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0.12.
[2]丁煌.公共选择理论的政策失败论及其对我国政府管理的启示[J].公共行政, .2000 (3) .
[3]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4.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论文 篇5
公民参与公共预算的新技能与新策略
在地方政府创新实践中，温岭市的民主恳谈始终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一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政治创新以相似的对话形式，千差万别的议题，解决了不少老百姓身边的难事。泽国镇的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新技能不断运用，新策略不断完善，在恳谈代表的产生上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做法，现已基本形成了预算编制有审查、预算执行有监督、预算绩效有评价这一全口径的循环体系，提高了政府权力运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增进了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一、 恳谈代表如何产生
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的质量和实际效果是人们普遍关注的，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真的有用吗?到底应该如何去参与?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明确是谁在参与?恳谈代表是如何产生的?这是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的关键问题。在泽国镇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的代表选择中，随机抽样是一大显著的特点。因为自选或指定代表有弊病，随机选择方法被应用。这克服了领导选择代表的缺陷，克服了操纵的弊端，提供了一个高度的正当性。② 为了充分体现代表的广泛性和真实性， 年和 年，泽国镇在全部预算中单独划出一块，将公共建设项目逐一分解，先由通过乒乓球摇号随机抽样产生的民意代表对公共项目的优先性进行选择，然后再在人代会上表决通过。2005 年落实到户，由每户家庭派出一人参加全镇的随机抽样2006 年落实到人，在全镇所有 18 周岁的选民中随机抽样。但这时的抽样只是简单随机抽样，简单随机抽样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性。
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在 《社会契约论》中曾经专门分析了选举与抽签的适用范围，凡是需要专门才能的地方，就应该由选举来充任;而抽签则适宜于只需要有健全的理智、公正与廉洁就够了的地方。当某个角色人人都能担当时，人们就无法公平地让这个人来担当，而不让另一个人来担当，在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是抽签。因为抽签时，人人的条件都是相等的，而且选择也并不取决于任何人的意志。 简单随机抽样，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假设前提某个角色人人都能担当时适用，当面临更为复杂情况时，在需要专门才能的.地方并不适用。简单随机抽样所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把样本的差异性给忽略了，在讲究全体包容性的同时也人为制造了局部的排他性，使利益相关者难以参与其中。
在泽国镇的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实践中，当 年将议题的范围从项目预算扩大到全部财政预算时，由于参与范围的过于宽泛而使恳谈失去焦点，造成参与者在讨论时，面对一大串数字感到无所适从，恳谈代表公共观察和判断能力的不足直接导致了参与质量的下降。于是，如何完善代表结构就成了下一步代表选择的一个重点。 年为了解决区域不平衡问题，泽国镇单独拿出300万用于相对不发达地区的公共投入，这次采取的是从村民代表中随机抽样，并开始考虑由各办公室 (各线) 根据分管的实际在所属精英中建立参与库。 年尝试选民、精英和人大代表三结合的方式进行参与。选民代表面向全镇 18 周岁以上的全部选民，用乒乓球摇号随机抽选，精英代表从事先建立的参与库中也通过乒乓球摇号分层抽样产生。 年又作了进一步的改进，主要体现在选民代表的产生上再一分为二：其中 70 名按户籍随机抽取，30 名从上一年恳谈代表中随机抽取。选民协商恳谈的样本对象为户籍在泽国镇的选民，先将符合样本条件的全镇选民按村 (居) 划为子样本，按照千分之一的比例，产生第一部分恳谈代表;为确保参与式预算工作的连贯性，从上一年恳谈代表中抽取 30%人员，产生第二部分恳谈代表;再从泽国镇预算审查监督参与库中分线抽取100名各界代表，产生第三部分恳谈代表。抽取方式为十进位编号乒乓球摇号随机抽选。
在政策的制定中，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是两大基本构件，决策民主化的意义在于提高政策的包容性，决策科学化的意义在于降低决策的风险和代价。从决策民主化的要求出发，需要扩大参与范围，建立一种能够将所有受政策影响的成员都包容在内的机制;而从决策科学化的要求出发，又需要专家的质疑和辩难，对政策选项作可行性论证。泽国镇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的实践，就是一个日臻完善的过程。参与面的扩大对应于选民代表，在选民代表中既有新代表，又有老代表;政策质量的提高对应于精英代表和智库专家。
二、预算编制如何审查
(一) 预算征询民主恳谈会代表
工作站征询恳谈是指以人大代表工作站为单位，直接与选区选民进行恳谈，广泛征求基层选民意见和建议的一种活动形式。2013 年 12 月，泽国镇人大主席团分别在牧屿、联树、西片、中片代表工作站召开 年预算征询恳谈会，会议由工作站负责人主持，镇政府负责人参加互动对话。与会代表对泽国镇预算进行了认真的审阅，从全口径预算、环境保护、美丽乡村建设经费、民生工程、泽国大道等重点工程、三公经费、教育投入、农业发展、国有资产管理等预算资金的安排提出了许多建议和意见。随后，镇政府召开了镇长办公会议，对征询恳谈所提的建议和意见进行认真讨论商议，对涉及预算资金增减的项目进行初步调整，共调增预算项目 11 项，涉及预算资金883万元。调减预算项目 6 项，涉及预算资金1099万元。
(二) 预算收入民主恳谈会
预算收入是预算支出的前提和保障，编好财政收入预算，对于明晰可用财力状况，量入为出，保障收支平衡意义重大。为此，泽国镇 2014 年 1 月 9 日首次尝试收入预算民主恳谈，其目的就是为了使预算收入编制更加科学、合理。预算收入民主恳谈会着重就收与支、重点与基本、理财与用财、拟安排的土地出让地块进行恳谈，并附有 2014 年与 2013 年财政收入预算对比表，以便于恳谈代表作动态的、全面的比较分析。
(三) 选民代表协商民主恳谈会
在预算征询民主恳谈会和收入民主恳谈会的基础上，2014 年 1 月 14 日，泽国镇通过随机抽样，以选民、精英、专家、人大代表和智库专家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 2014 年参与式公共财政预算选民协商恳谈会。在这次恳谈会上，与会代表们共提出 86 条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据此，镇人民政府对涉及资金增减的预算项目进行重新调整。共调增预算项目 8 项，涉及预算资金 1875 万元，调减预算项目 7 项，涉及预算资金5470万元。
(四) 预算修正议案
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契机研究 篇6
关键词：公民参与；公民决策；价值；公共利益；私人利益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009-03
进入21世纪以后的“全球信息化”时代，实质上是一个利益主体空前多样化的时代，是公众主体意识充分觉醒的时代，是执政者努力协调、维护自由个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秩序的新时代。它需要新时代的执政者立足公共利益的社会治理理念，“新公民”积极参与到公共决策过程中来。因为，社会关系究其实质是各种相互博弈的利益关系，“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82。利益博弈的参与者各方都会围绕可能的策略，在博弈中谋求自己利益最大。而公共决策能否最终取得成功，关键就在于其价值体系的导向是否能被利益各方所接受。从我国目前存在的利益失衡乃至冲突的有关情境来看，其根源在于公共决策过程中价值观的偏差或缺失。因此树立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价值系统导向，对于平衡各方利益、促进社会稳定有序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必然的要求。
一、中国社会价值变迁历程中“公众参与”的限度
简要回顾中国政治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便可发现，中国社会的公众参与公共决策并不是近代民主的产物，而是贯穿于整个政治历史发展的进程。只是在不同时代，公众参与的限度有所不同。在政治文化的早期发展阶段，能够参与决策的群体是特定部分的人群，到了现代信息社会，由于现代社会事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公共决策在对生活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活动中，政府已难再作为唯一的主体来胜任社会治理的重任，公民这一现时代的社会主体，已经越来越多地以各种方式参与到公共决策中来，并成为公共决策中不可或缺、且影响重大的主体。实践证明，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限度是由同时代各利益群体博弈的结果所决定的，是以当时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的。
从哲学分析的视角来看，中国的价值系统主要经历了几个历时性结构的变化：首先，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所倡导的是忠恕的价值观，在这种精神主导下的价值取向是：先国家利益、而后家庭利益，最后才是个人利益。作为个体的个人无力与以君主为代表的封建贵族群体利益相抗衡，因而也无权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定，重要的公共决策的产生总是帝王个人意志的体现，而这类公共决策的实施结果往往导致民怨的积聚，其结果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历史中总是烽烟四起，朝代更迭不断。
其次，自鸦片战争始，直至五四运动中，逐日东渐的西方民主主义文化所体现的价值观。从价值层面上看，东西方之间的本质差异是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不同取向。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不同于利己主义（egoism），它是西方民主的基础，也是西方价值观的核心。近代以来，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制”便是建立在这种个体主义基础之上的。代议制民主理论中的公民参与“只是在于提供一种公平的决策程序或计算的机制，以把这些事先存在的偏好转换成公共决策——要么设计谁被选举（在标准选举中），要么设计如何立法（在特殊问题上的全民公决中）”[2]526。然而在近代中国并没有形成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近代中国的文化仍然强调的是集体主义价值观，集体利益始终高于个体的私人利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然建立在等级秩序的基础之上，个人在与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博弈中仍处于明显的劣势。实际上，西方民主主义价值观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价值观长期、激烈较量的最终结果是，西方的代议制民主理论所倡导的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方式未能在近代中国的土壤中发芽，更不用说生根了，在近代中国，作为个体的个人仍未能参与到公共决策系统中去。
再次，1949年以后，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形成了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新的价值体系历经了诸多自身的变革和改造，它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产物，也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变革相辅相成，还融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社会特性。“文化大革命”曾空前地调动了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的热情，主体意识得以高扬，但“文革”的破坏性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对于政治参与的热情降低，甚至出现了政治冷漠症和远离政治参与的行为。据调查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公民的政治敏感性高，这应该归功于建国后党和政府的积极培养和调动[3]。但同时，公民的政治感情淡，即公民对政治参与的热情不高，表现为公民对政府的政治体制或政治权威的归属感、眷恋感不强[4]。这是基于新旧政体交替时期而出现的矛盾，旧的弊端已充分暴露并遭到人们的否定，而新体制尚处于雏形，感情还未能培养起来，由此引发人们对政治体制的批判态度恰好也是政治体制转型期的一种必然现象。
最后，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旧的价值系统所依赖的社会经济关系和人伦关系尚未彻底改变，但新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系统已成为社会的主导。从理论上来说，这个新的价值系统可以超越传统价值观和近代价值观，从实践上而言，它也从更高的高度催发出符合客观发展进程的文化氛围和精神氛围。这一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系统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经济形成了促进人的独立性、独立意识与参与意识的物质基础，市场经济所培养和形成的自由平等原则，赋予了个人独立的人格，也使人们在利益关系上从整体联系迅速地瓦解为无数个个体。新时代公民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有了自身的价值感和尊严感。同时，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和利益的多元性，激发了新时代公民的参与意识，是对传统政治文化中所形成的“官本位”思想和臣民意识的极大超越。
二、“公民参与”实践限度的拓展
无疑，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个体的独立人格、自由、尊严和利益的价值观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唤起了公民的权利意识、主体意识和积极的参与意识。在现代社会，公民参与公共决策，不仅在形式上赋予公民表达自身利益的机会，而且也维系了公民个体与政府的沟通关系，保持了公共决策的合法性基础。回顾近三十年来，我国政府在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渠道和方式上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创造性的努力，尤其是两会期间的政府总理在网上直接回答公民的提问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公民参与失效的现象仍被屡屡报道。对此，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究竟应该怎样保证公民参与的有效性？对于不同利益需求下的公民参与应该确定何种标准？
众所周知，早期在西方实行的由代议制政府行使公共决策权的活动是以“代议民主制”作为理论基础的。“代议民主制”，也就是将“政府委托给由其余公民选举出来的少数公民”[5]49，即公民以社会契约的形式，将自己的权利让渡给了政府，公民则通过投票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策行为，以确保政府决策活动对公共利益的维护。这种公民参与的模式曾被学者们描绘为“大众参与原则与精英统治原则的完美结合，是平等原则与效率原则的高度统一，是最理想的政体形式”[6]。但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代议制民主自身的缺陷和不足便日益暴露出来了：首先，代议民主制最大的缺陷就是公平性的缺失。选举的过程是参选的各个利益集团利益博弈的过程，难免出现“以强凌弱”的结局。其次，公民投票的时间十分短暂，而当选的政治领袖制定政策的时间却有几年，因而公民的公共意愿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表达，公共利益变成了政府利益。最后，公民个体在投票的瞬间，其所做出的选择往往基于个人的偏见、自利或者是情绪冲动，其结果就会偏离正义原则和人的基本需要，导致公民的公共利益得不到合理、有效的表达和实现。因而，代议民主制不可能是“大众参与精英统治的完美结合”，反而表现为“选举一结束，专制即开始。人民只有在投票的时候才是主权者，投票完毕又成为奴隶”[7]185。早期代议制民主在其实践过程中日益暴露出自身的缺陷和不足迫使人们不得不寻找新的公民参与形式。
“参与制民主”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这也是同时代公民意识重新觉醒的结果。与“参与制民主”下的公共决策方式相比“代议制民主”制下的公共决策方式优势明显：从参与主体和表现方式而言，前者是全体公民就共同的价值观进行商讨前提下的参与，后者则是政治代表通过谋求特殊的利益而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行为；从参与的方法和组织结构而言，前者则是公民参与决策过程的合作性组织，后者是投票选举政治领袖的官僚制；从民意的充分性及对公民素质要求而言，前者更充分地体现了民意，对公民素质要求也更高；从决策的效率及结果而言，前者的效率低，后者决策效率高但失误率也高；从发展的时空而言，前者正成为时代的主流，后者则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参与制民主”是当今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公共问题不断出现、民主进程不断推进、民主素质不断提高的时代的一种合乎理性的必然选择。
三、现时代“公民参与”所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尽管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具有许多优点，但是到了现代信息社会，随着公民参与决策的方式和途径逐渐丰富，批评公民参与的声音却也在不断增多，这也是我国现代公民参与所面对和需要集中解决的问题。批评的意见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降低了决策绩效。其二，决策质量难以保证。在协商过程中，真正具有远见卓识和真知灼见的可能只是少数参与者，大多数可能更加关注眼前利益，在这时，公民参与就会化为创新和改革的阻碍。正如克利夫兰所质疑的“设计构思精良的公开化程序阻碍事情的发展，而设计不良的公开化程序却让事情前行……”[8]特别是在某些专业性较强的领域，对于公民参与的知识要求也就更高。其三，参与角色分布不平衡。正如戴维·伊斯顿所指出的，公共决策就是政府“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权威的分配”[9]1，然而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许多公民对这种“价值的分配方式”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愿望。这主要是因为参与是需要付出成本的，需要参与者付出时间和金钱的成本，也有许多公民基于“搭便车”心理，而选择了不参与。少数接受过良好教育、又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和时间的公民对参与公共决策显示出了高度的热情，他们或者以个人身份，或者通过某些利益集团，积极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然而，这种参与所代表的也只能是少数特定的利益群体，公共政策的制定最终也只能沦为追逐特殊利益的行为，反而导致了更广泛的公共利益被忽视。其四，影响社会稳定。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经济发展时期，政府经济实力还不够强大，政治体系自身的整合能力也有限，如果快速加强公民参与的力度，有可能导致政府跟不上公众的需求，结果将导致社会公众的不满，甚至是对政府的不信任，从而影响政治稳定。
上述批评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观点虽不完全正确，但确实指出了公民参与现状中的诸多问题，为了使公民参与更具有操作性，既能充分发挥公民参与的优势，又能降低公民参与过程中的不利因素，公民参与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参与主体的确定。参与的主体应该是“人民”、“市民”还是“公民”？“人民”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是与专政的敌人相对的，具有强烈的阶级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人民”作为我国政治参与的主体曾在我国的政治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时至今日，随着我国阶级的消灭，“人民”作为政治参与主体的确认已经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市民”一词在西方的政治词汇中往往作为“公民”的代名词出现。但是仔细研究这两个词语的语意外延，对我国国情来说，对二者进行区分还是有必要的。“市民”在西方历史中与私有制经济是相伴相生的，并且是西方城市的产物，马克思将“市民社会”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同义语，带有贬义的成分在内。“公民”指的是具有一国国籍的人，是一个法律概念。针对我国仍旧是一个农业大国的现状，用“公民”来指称参与主体更加合适。
第二，参与途径的选择。在公共决策中，政府和公民作为共同的决策主体，双方都有不足的地方。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面对的公共事务日益增多和复杂，使得其在纷繁复杂的公共决策面前日益捉襟见肘。而公民内部由于受教育与职业等的差别，公民的参与素质参差不齐，同时公民获取政策信息的渠道也各不相同。为了弥补互相的不足，应针对不同的公共决策采取相应的合理的参与方式。由于信息流动的方式有所区别，因而在不同的公共决策过程中应选择与其最适合的公民参与方式，以达到决策绩效最大化。
第三，公民参与的核心价值观。社会正义不仅是公共决策的最终追求也是公共决策的核心价值观。自苏格拉底以来的先哲们都将正义看作是一种美德。到了现代，随着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正义成了社会制度的第一要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10]1-4罗尔斯进一步指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观所包含的两个最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原则要求平等地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第二个原则认为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例如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只要其结果能给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利益，它们就是正义的。”[10]302从罗尔斯的“照顾最少受惠者”的正义论可以看出，他所提倡的社会正义是实质性的而非程序性的，有利于保证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诉求途径，有利于形成多元利益主体和利益集团之间利益博弈的制衡局面，有利于公共利益在公共决策中的实现。
近年来我国公共决策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公民参与方式失效问题、参与过程的形式化问题，公民参与的冷漠态度，以及部分无理性的群体性事件。要合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建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的新型的公民参与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十分迫切。同时它还将有利于整合各方的利益冲突，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4.
[3]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研组.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查[N].世界经济导报，1987-10-26.
[4]王沪宁.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J].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版，1988，（3）.
[5][美]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6]李强.大众参与和精英统治的结合：约翰·密尔民主理论述评[J].北京大学学报：政治学与行政管理专刊，1995，（12）.
[7]罗传贤.行政程序法基础理论[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3，
[8]Clevelend，H.How do you get everybody in on the act and still get some action[J].Public Management.，1975，（4）.
[9]伍启元.公共政策[J].香港：香港商务印书馆，1989.
论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 篇7
一、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已进入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加速,尤其是由公民组成的影响公共政策的利益群体的壮大,政府在公共决策中的地位和权威日益受到其他主体的挑战,其变化也加剧了公共决策中的利益分化,给政府对相关利益分化的整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利益分化过程及结果必然要在公民政策参与体制中有所体现,而且给传统公民政策的制定体制带来压力,一个成熟的参与体制应具有强大的适应能力接受并同化新的政策参与主体,在规范的框架内接受它们合理的利益要求,完善政策参与机制,满足各个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政策相对人的利益多元化构成对政策过程的最重要影响。
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参与的现实是,一方面利益格局的变化和利益关系的调整极大的激发了公民的参与公共决策的热情,要求形成完善的参与体制的呼声越来越高,不断要求满足政治民主的需要,使公共政策更好地体现和代表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要求。另一方面,我国公民参与制度化水平不高,政策参与方式远不能满足公民对政策参与体制的期望,使公共政策参与主体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和困境,不利于政策结果公平和公正。
二、我国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现实困境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的参与意识有所提高,但是公民尚未自下而上地充分参与到政策制定中来,这既受公民自身意识,文化的限制,在更大程度上更受外在制度、法律、组织等条件的制约。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困境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制度不完善
公民参与机制是公民参与形成的基本条件,对于公民的参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现代民主社会的公共政策制定不仅要求公民参与,甚至视其为政策的基石。现阶段关于规范公民参与行为,保证公民参与的制度却不健全,致使许多非制度化形式的公民参与出现。当前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还缺乏公民参与的制度化机制,使之程序化。制度的程序化使公民参与作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一个环节得到保证,而不是成为可有可无的临时性安排。忽视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将导致公民参与的合法化不足,并严重影响公民参与的积极性。当代中国的决策是典型的精英决策,这种决策具有以下精英内部输入和决策无序性与有序性兼存的特征。这种精英决策模式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参与的扩大。
(二)现阶段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水平较低
虽然公民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参与知识,但对于政策的理解深度还是较浅。一方面,许多公民并不熟悉政策规定,对于自身在政策系统中的作用并不清楚,也缺乏参与政策的技能。与此同时,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更为复杂,公民现有的参与知识就显得滞后。另一方面,公民参与行为受其价值观影响,受其文化知识水平的制约,参与是否有限,取决于参与者是否具有必备的参与素质,是否掌握了优先参与所必备的知识和能力。公民自身参与能力低下会造成公民整体理性能力和政策参与能力的无法提高,这是不利于公共政策制定的有效开展。
(三)公民参与的组织化程度较低
公民组织是实现公民利益聚合的重要枢纽,能有效地减少公民在政策表达过程中的信息的损失,有效地降低参与的成本。但是,当前中国的公民组织与政府、市场的关系方面不明确,公私身份和官民身份重叠,行政化色彩浓厚,登记注册困难,进而造成其独立性与合法性的丧失,处于一个困难时期的特殊状态下。我国的公民组织不仅在非政府性、志愿性、公益性和民间性等方面先天不足,而且公民组织发展所必要的法律制度、社会支持、文化背景和经济基础等,相对说来还不健全;困难表现在:中国的公民组织在获取资源、协调关系、发挥作用等方面都不存在明显的优势。我们公民组织的“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致命缺陷严重抑制了公民组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聚合作用。
三、发展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路径探索
当前我国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并未发挥其应有作用。为此,必须推进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制度创新,以改善公民参与的环境,增强公民参与的合法性。
(一)推进公民参与的制度化进程和拓宽公民参与的渠道
为增强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合法性基础,必须将公民参与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确立下来。我国应加强公民参与法律体系的构建,明确公民的各项权利与义务,特别是知情权、结社权、集会权、听证权等涉及参与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公民参与的前提与公民理性参与的基础。在明确公民权利的基础之上,还必须将公民参与作为政策制定的经程序,界定决策者所承担的法律与行政责任。公民既可以各种制度化渠道又可以大量的非正式渠道参与政策制定。公民可借助公民组织参与政策制定,通过舆论支持、信息沟通、利益聚合等方式参与决策,起到了公民与政府中间的桥梁中介作用,使政府与公民之间的鸿沟缩小。
(二)创造公民参与条件,提升公民参与水平
加强对公民的参与教育和培训必须大力发展文化教育,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的政治素质,使每位公民成为有理性思维的政策参与者,通过向公民宣传必须的公民参与知识,尤其是法律知识,让公众懂得如何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了解如何通过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来保护和实现自身的合法利益,从而提高公民参与的公共政策的技能进而增强公民参与的有效性。加强参与型的文化建设也有助于公民意识的觉醒,防止政府对公共利益的侵蚀,使公民积极主动地参与政策制定。
(三)推进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大力发展公民组织
政府应理性地推进公民社会的建立,推动公民参与政策制定,形成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公民组织是公民社会的核心要素,必须大力发展公民组织,发挥其利益综合与利益凝聚的枢纽作用。政府应当首先以立法形式确立公民组织的社会地位,界定其与政府、市场之间的明确关系,明确政府与公民组织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与合作关系,加快公民组织的自治化进程。政府应对公民组织给予积极的政策扶持,在税收上要通过优惠税制激励公民组织的发展。国家通过完善法律制度和政策支持可以为公民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解除各种外在限制,推动公民组织的蓬勃发展,从而在我国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
公民作为权利的主体参与政策制定符合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是公共利益得以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防止公共权力异化的重要方式。因此,要改善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的困境,必须推进我国公民参与制度与参与方式的创新,通过创新,扩大参与的广度,加深参与的深度,扩张参与的范围,使公民参与形成一种实质性参与而非形式上的参与。
参考文献
[1]李图强.现代公共行政中的公民参与[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12
[2]王锡锌.行政过程中公众参与的制度实践[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3]党秀云.论公共管理中的公民参与[J].中国行政管理,2003(1)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论文 篇8
关键词：公共理性,政策参与,公民教育
一、公共理性的内涵与重要性
公共理性的内涵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界定, 当代许多思想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赋予公共理性独特的见解。
哈贝马斯针对人是如何在多元化的思想文化、价值信仰、生活方式并存的社会中开展合作的问题提供了“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一致’的交往合理化理论”的回答。他认为作为一种共识所具有的“普遍性”, 是通过人们之间的交流、沟通、协商以及相互理解和相互宽容而达到的。哈贝马斯的两个主要理论是“对话伦理”与“沟通理性”, 其理论预设就是参与对话的人要具备一定的理性能力可以判别交往对象是否真实与真诚。公共理性在公共领域中的公共对话中有一定的重要性。诚如哈贝马斯所说, 因为公共领域以公共理性为价值标准和原则, 在公共政策制定中, 以理性的公共争论和讨论可以使公民表达自己的不同思想, 并试图去相互理解对方, 平等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参与具体的政策制定过程, 以确保制定的政策和决策实现公共目标与公共利益。而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性, 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公共理性的目标是公共的善和根本性的正义, 它的本性和内容是公共的。公共理性观念的核心在于, 除非某种学说达到了与公共理性及民主政体的基础不相匹配的程度, 无论是宗教性的还是非宗教性的完备性学说, 公共理性对于任何一种学说既不进行批判也不加以攻击。这句话也隐含着在政策讨论和对话中需要建构起公共理性, 为每一公民的政策意见表达提供途径, 而不是忽视公民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参与, 以各种借口排斥公民所提的政策建议。
公共理性是以人的自由、平等、正义为基础, 通过主体间的对话、沟通、谅解等而达成的基于共同利益之上的理性共识。在现代社会里, 公共理性的培养与提升, 不仅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的必经之路, 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必由之路。
第一, 公共理性体现了一种政策参与中的政治原则和道德价值认同。在公民参与政策活动的过程中, 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和阶层的不断分化使得公民参与政策中表现出严重的异质性特征不断影响公众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政策偏好, 使得公民与政府难以进行有效的政策对话。公众在进行政策对话前需要建构一种沟通的前提, 即公共行动的价值指引, 社会公众在获得公民身份的同时需要达成一个共识, 如罗尔斯所述:公共理性的观念在最深的层面上具体地规定基本的道德与政治价值, 这些价值用以决定宪政民主制政府与其公民之间的关系, 并决定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二, 公共理性旨在促进社会与政府的协同善治。协同精神是公共理性的实践指南和原则。公共理性是公共治理活动中所倡导的行为准则和道德风尚, 也是协调社会与公共部门之间关系的一种动因。因此, 公共理性是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 也是现代宪政法治社会的一种精神原则。协同治理蕴着协同精神和善治理念, 其倡导公共权力机构与私人市场、公民社会建立起一种基于公共利益的协作与互动关系, 理性合作地共同实施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 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善”和促进国家正义事业, 这正是公共理性的内核, 正是公共理性的政治智慧与实践价值所在。
第三, 公共理性是促使政策解决的有效机制。罗尔斯指出:“每当法官、立法者、行政长官、以及政府其他官员, 还有那些作为公共职位的候选人出于理性的动机并按照公共理性去行动的时候, 当他们向其他公民解释他们用以支持根本性政治立场的理由的时候, 而且这种解释又是在他们以为最合理的有关政治正义概念意义上作出的情况下, 公共理性的理想就成为可以实现并能够达成的理想。”在民主社会中, 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就是多种价值观达成共识的过程, 也是公共理性的探究过程。在制定过程中, 运用公共理性, 能够促进公共问题的解决和政策目标的实现;公共权威机构及其人员在制定公共政策过程自觉以社会的公共利益为基本出发点, 认真履行社会责任, 努力提供优质的公共物品服务。
二、公民公共理性的培育
公民理性的理想能否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实现, 最终要依赖于政治社会成员能否理解公共理性并在公共的政治实践中运用公共理性思维。美国学者库珀认为“公民的概念不仅包括了权利而且还有责任;因此作为公民行动的个人必须在社会的改良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公民需要在行动中追求共同的善, 并且和政治系统的核心价值———政治参与、政治公平、正义、保持行动上的一致”。公共政策中公共理性的实现, 需培育公民的公共理性意识。
首先, 重视公民话语表达, 构造公正、有序的公民政策话语表述平台。在理想状态的公共能量场中, 公共政策包含了足够的目标和意图以吸引公众的注意, 人人都可以通过一定的话语表述自己的政策意见和建议, 公众话语的准入是免费的。但是, 在政治实践的真实语境中所进行的政策讨论并非如此。“话语是各种机构通过一种界定和排斥的过程运用其权力的手段。”重视公民的话语表达, 就要让每一个公民个体在政策参与事宜中充分地表达意见。公共能量场是公众表达社会话语的场所, 社会对话和公共政策就是在不同的目标和意图的相互影响、激变与碰撞中形成的, 在这个政策形成过程中, 没有任何一种目标或意图具有绝对的权威和优势, 这是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话语理论的中心, 也给我们政策参与中如何形成良好的沟通机制给予了一些参考。在政策的形成与制定过程中, 多听听公众的话语表达, 有利于政策制定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其次, 加强公民道德教育, 把有序有效的公共政策参与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由于长期以来受到传统政治社会中以家庭血缘关系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的传统观念的影响, 我国民主政治的实施和公共理性的运用遇到了一定的阻碍。中国固有的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封建传统观念形成的家族和村落成为国家的基础, 不利于个人的独立思考和形成个人间独立的自由交往关系, 这很容易影响公共理性的生成与运用。因此有必要展开公民道德教育促进公共理性的价值形成, 解决公众权利意识淡薄, 从认知上唤醒公众的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帮助公众正确认识参与需求旺盛但参与理性和能力不足的问题, 缩小需求和能力之间的差距;减少公众参与过程中情绪的失衡问题, 引导公众更加理性地对待政策参与过程。
最后, 扩大公民政策参与, 逐渐培养公民的公共理性。公民政策参与的实践本身就是培养公共理性形成的过程。实践是在一种具体的行为中潜移默化地塑造公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教育模式。政策参与实践是提升公民政策参与能力的最有效途径。在政策参与实践过程中, 公民可以更加直接、更为深刻地体验到政策参与的程序、规则和方法, 从而在真正意义上提高公民的政策参与能力。公共空间里的政治实践也是培养公民公共理性的有效途径。公民对公共政策制定的积极参与有利于畅通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通道。“作为公共政策的作用对象, 社会公众中所蕴藏的政策信息是公共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关键因素。”因此, 公民对公共政策制定的积极参与意味着政府获得了一个更为广泛、直接、客观的政策信息源, 这也会加速政策信息从社会公众向政府的流动, 从而使政府与公众的沟通更加顺畅。
公共理性的核心是强调尊重和促进沟通为基础的公共利益, 实现公共福利为价值目标, 反对把政府利益绝对化为所谓的“公共利益”。只有当社会公众能够秉承公共理性价值时, 作为自由、平等、彼此互惠的公民进行政策对话才能成为可能, 才能使公共政策活动建立在公共利益之上, 才能提升政策参与的有效性和政策产出的民主性。
参考文献
[1]、张宇.公共理性:公民政策参与的条件[J].社会科学研究, 2011.
[2]、约翰·罗尔斯.公共理性观念再探[A].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C].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3]、杨芳.公共政策中的公共理性[A].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08年哲学年会论文[C].2008.
[4]、陈建平.“新公共服务”的公共理性诉求[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07 (2) .
[5]、John Rawls, Collected Papers, Samuel Freeman, ed.[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6]、李小兰.协商、公共服务于协同善治[J].延边大学学报, 2009.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论文 篇9
1 网络对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积极影响
第一,网络的自由开放的特质与公民参与的价值追求相契合。网络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系统,人人都可以是信息的消费者和制造者。在网络上,人们可以独立地发表和传播自己的言论,而较少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网络这个“自由的信息公社”,向社会公众提供了一个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的话语平台,人们可以充分自由地表达正当的利益诉求。公民通过网络参与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有利于增强公民的政治效能感,提高参与主体的积极性。
第二,网络使用的低门槛降低了公民参与的成本,同时网络的交互性符合公民参与的互动需求。公民参与不仅仅满足于利益诉求的表达,而是期望通过与公共管理者的互动,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网络成为了公民和政府之间有效沟通的桥梁。一方面,网络的终端用户可以成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信息源,即公民的意见通过网络汇集成意见群输入政策系统,对政府公共决策施加影响 ;另一方面,政府的决策机构对各种意见进行整合处理输出反馈信息。双方的良性互动有利于增强公共政策的民主化程度。
第三,网络所蕴含的影响力满足了公民参与的政治目的。网络是无中心、多信息源的分散式结构。网络改变了传统信息逐级传递形式,形成了扁平化信息传递结构,有助于信息的广泛传播。根据信息充裕定理,掌握信息的人数越多,那么信息的影响力就越大。信息通过网络的传播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网络公民参与的政治目的是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网络传播带来的影响力正是实现参与目的的强大动力。
2 网络对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消极影响
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产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者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网络的虚拟性在强化参与主体权利认知的同时,稀释了主体的责任意识,去责任化的公民网络参与对公共政策制定产生了消极影响。
第一,网络放大了公民参与中的情绪化、非理性因素,导致公民网络参与的无序性,最终扰乱公共政策制定的秩序。网络是无中心、无边界的信息传播平台。公民在网上可以充分享受信息自由权,这种自由权包括获取信息的自由和发布信息的自由。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是出于对自我利益关注的热情,缺乏完全的理性思考,其中就包含一些即时的情绪反应。公民可以通过网络轻易地向社会公众扩散这种情绪化表达。在“网络围观”的过程中,同质的情绪互相感染,呈现出不断膨胀的趋势,从而形成一股舆论倾向。正当的利益诉求逐渐退化为情绪上的宣泄,谩骂指责披上参政议政的权利外衣,扰乱了公民参与秩序,阻碍了公共政策制定的正常进程。
第二,网络加剧参与主体的极端化趋势。群体极化是指团体成员一开始既有某些偏见,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公民在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绝不是完全客观中立的。根据迈尔斯法则 :“位置决定立场”,人们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分化,形成若干利益阶层。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具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倾向性 ,网络使利益的表达和聚合更加自由,一些具有相同兴趣爱好或意识形态的公民进行交流和组织变得简单,因此网络强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边界。人们的归属意识驱使其加入“自己”的群体,对内各成员自发地形成统一的利益诉求,对外采取集体行动扩大本群体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最终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相互竞争,都会强化自身狭隘的信念、态度,从而导致“群体极化”现象。
第三,网络参与加大了主体间的不平等,产生“数字鸿沟”,削弱了公共政策的代表性。数字鸿沟是指不同的主体在电信产品和服务上的差距。据2013年7月发布的第32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率仅为44.1 %,总体比例仍然不高。这也表明网络技术依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在技术层面造成了人们获取和利用信息的不平等 ;就网络参与主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积极性较高的人群呈现出以中青年为主,教育程度普遍较高,中等收入阶层较为活跃等特点。网络的话语权由受教育程度较高,掌握了网络技术的少数人控制。正如提姆·鲁克所说 :“数字鸿沟把整个社会划分为信息的富有者和信息的贫困者,信息的所有者和信息的非所有者,以及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网络技术限制了网络参与的主体范围,是让少数信息的富裕者替代大多数信息的贫困者参与公共政策的讨论和决策,从而削弱公共政策的代表性。
3 改善网络环境下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状况的对策
网络环境的无过滤状态,以及网络舆论信息的非理性因素,不负责任的膨胀倾向,很容易使公共政策制定者造成主观上的偏差,使得正常的民意表达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采纳。应当从政府和公众层面,综合运用法律和道德等手段规范公民网络参与。
3.1 政府层面
第一,加强信息网络的基础建设,加快网络脱贫进程,跨越“数字鸿沟”。网络基础设施是实现公民网络参与的基本物质条件。政府应当增加网络建设方面的财政预算,将非网络区域纳入规划,完善我国的网络体系,扩大网络的辐射区域,从而加快整个社会的信息化进程。加强硬件建设的同时,在关注网络使用者的素质提升。通过宣传教育培训,让众多的信息贫困者掌握网络技术,增强利用信息资源的能力,进而改变少数人参与制定公共政策的状况,弥合“数字鸿沟”,体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价值取向。
第二,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法规,实现公民网络参与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我国政府已经颁布实施了一系列相关的法规条例,但是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有些条文规定滞后于现实的需要,认定过于原则和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法规是当务之急,明确公民网络参与的权利内容和范围,同时规定其所应履行的义务,做到权利和义务相统一。公民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网络参与,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范,就必须承担相应地法律责任。通过构建健康文明、合法有序的网络制度环境,将公民网络参与纳入制度化参与的框架,从而保障公民网络参与的有序性。
第三,将网络渠道和传统渠道相结合,建立开放性的政策制定系统。制定公共政策是政府与社会公众相互作用的过程。公民通过政治参与表达利益主张,政府则分析处理信息并向公众作出反馈,双方通过信息和能量的交换达到政治系统的动态平衡。网络开辟了公民参与的新路径,逐渐成为公共政策信息输入的强势来源。但是公民网络参与并不是制定公共政策的决定性程序,其中的非理性、极群化等消极因素破坏了公共政策的常规制定程序。政府在鼓励公众运用网络参与方式的同时,可以与传统方式相结合。政府将公民网络参与作为政策制定的基础性阶段,整合分类网络平台上的代表性意见,并把具有部分代表性的利益主张逐次升级到座谈会、听证会等程序进行论证。通过传统渠道和网络渠道的有机结合,全面搜集公共政策制定所需的材料,充分体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
3.2 公众层面
第一,强化自身的权利意识。在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下,人们对于自己的权利主体角色认识不够,往往是被动地接受公共政策。这种单向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不能充分地体现社会公共利益。人们可以借助网络充分地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在网络环境下,人们应当端正自己的社会主人翁的地位,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积极行使政治参与的权利,寻求与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有效沟通,从而实现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第二,培养责任意识,自觉遵守网络法律和伦理规范。公民的利益要求能够经网络发送进入政策系统,从而实现与政府的双向交流。然而网络的虚拟性在强化参与主体权利认知的同时,稀释了主体的责任意识。人们倾向于情绪化表达,这就容易造成参与秩序的混乱无序,导致公共政策制定的低效率。任何权利都是有边界的,因此公民通过网络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应当树立网络责任意识,自觉遵守网络法律和伦理规范,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公民网络参与,实现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论公共管理中的公民参与 篇10
关键词：公共管理,公共治理,民主参与
中国政府在十六大报告中曾经提出要赋予公民四项重要的民主权利:公民参与决策的权力, 参与管理的权力, 参与选举的权力和参与监督的权力。但是到了今天, 公民参与仍然还只是停留在最初级的阶段。公民参与的步伐为何在中国停滞不前呢?我们认为存在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障碍。
一、公民参与意识淡薄
公民的参与意识是民主国家实行公共管理的必要条件。中国公民缺乏参与意识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的。长期以来的封建帝王统治使得中国人民信奉权威惧怕权威。“民不跟官斗”等思想根深蒂固。再加上政府机关的官僚主义思想还极为严重。大部分的中国公民还没有主动表达自己的意愿维护自我利益的意识。当然我们还是要肯定一点, 随着时代的进步, 西方的民主思想越来越多的被中国人了解接受, 有少数一部分人开始与社会的不公平现象作斗争, 开始借助媒体, 非政府组织维护自我的利益。但是这样的参与意识仅仅建立在自己的可见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基础之上。还有很多不可见的利益隐性利益就被忽略了。所以在中国公民参与政治的意识还很薄弱, 也就是说公民参与不仅要求公民利益被损害的情况下维护自身利益, 还要要求他们自己的参与决策参与管理参与公共事务;不仅仅要求公民重视那些显性的利益还要求他们能够看到隐性的利益然后参与到其中来。公民参与不仅要求公民参与那些与自己有关的事务还要求他们参与那些与社会利益相关的事务。
二、公民参与的渠道不畅通
虽然我国在保障公民参与政治上作了一定的努力。比如说逐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基层群众制度等。还有各级党组织, 人大, 政协, 工会, 共青团等组织。这些都是中国政府为了保障公民的参与权而在制度上和组织上做出的努力。但是就操作的层面来说, 公民参与的这些保障大多都是执行力很差的, 最后都流于形式。
三、公民利益表达后得不到重视
公民一旦积极的参与政治就希望能从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但是只能各国目前的情况下, 公民的意愿就算得以表达以后也很难得到满意的答复。有些意见甚至犹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据调查公民的上访大多数都得不到解决。这在客观上严重的打击了公民参与的积极性。大多数的公民在遇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要么选择沉默, 要么就找朋友托关系。如今有些公民开始选择媒体电视来表达心声。这种方式似乎也成为了最有效的利益表达方式。但这种方式如果得不到监控也会走向另一个不好的方面, 反而扭曲了利益的表达。
四、公民参与政治的成本大
公民参与社会政治是需要成本的。一部分人由于他具有的地位财富等优势他就拥有更大的参与政治的权力。这是民主社会不应该存在的现象。政府应该保障每一个公民不论贫穷富裕, 社会地位高或低都有平等参与政治的权力。参与政治的成本应该有政府或者公共组织买单。
针对以上存在的障碍我们试图探寻一些解决这些障碍的路径。
1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
根据调查我们发现公民意识与受教育程度有很大的关系。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更强。这里的教育程度指的不仅仅是学校教育还有家庭教育等等。只有加大对于公民参与的宣传, 使公民建立起自觉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责任感。有了作为公民的责任认同, 他们才会自觉地参与政府决策, 参与管理, 参与选举, 参与监督。
2扩宽公民参与渠道, 完善利益表达机制
除了完善政府内部的公民参与方式以外, 我们可以试图去培养公共组织发展的土壤。让公共组织或者利益团体代表单个的公民与政府进行对话协商。利用团体的力量来表达自身的利益会比单个的力量要大得多。这样也可以减少参与的成本。
3政务公开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是为了满足公众的需要。那么政府的决策除依法应该保密的以外都应该是对外公布。这就要求其程序的公开, 条件的公开, 结果的公开, 信息的公开等等。只有做到政务公开才能保证公民的利益拥有了保障的基本条件。那么利益表达也需要得到相关部门的及时回复。
4媒体的适当参与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论文 篇11
关键词：公共政策；公民参与；困境；优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046-03
在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公民参与国家公共政策的商定与出台，已经发展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过程是公民个人与政策体系的互动，是政治民主的一个表现。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公民参与在很多美国联邦政府项目运作中迅速展开，随着它的持续发展，当代民主国家已经普遍认同了公民参与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受新公共管理理念的影响，西方国家普遍认识到了公民参与的重要意义，随之开展了影响深远的政府再造运动，鼓励公民努力投身到地区事务的管理，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以及自主组织能力。到了20世纪90年代，治理理论已经发展成为西方国家进行改革的一个重要政府理念和价值追求。治理是一种联合行动，是为了整合各方存在理念，协调各方利益冲突或差异的持续过程，是一系列相关机构，包括私人的和公共的，对其所涉及的共同事务进行管理的全部方式的总和[1]。在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如果参与主体过于单一，势必会造成治理能力的低下甚至缺失，在这种情况下，治理与善治理论所提倡的政府与公民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分享公共权力的理论，有利于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
一、公民参与的内涵
公民参与，是指公民组织或公民个体依法行使投票选举权力，选出能够履行重要职责的政治代言人，充当政府的合作伙伴，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共同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并对政府行为实行合法监督的活动。当代政府处在各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数量与复杂度不断扩增的多元环境之中，“政府失败”和公共事务的反复性说明了政府本身无法独立完成提供多元化、高品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任务，这种情况的持续会大幅度降低公民对政府及其执政方式的认可度，在极端情况下，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会受到动摇和质疑。
为了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信息化，必须在政府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充分重视公民参与的重要价值。公民参与的价值意义表现在：有利于弥补和改善政府失灵，提高政策制定质量。有利于公共政策体系合法性的实现及公民参与政治生活主动性的增强。有利于提高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二、公民参与的困境分析
随着公民参与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接受和传播，我国相关理论也逐渐兴起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当前形势下，公民参与存在着一系列限制性因素，这些因素被学者们大致分类为三个方面，即政策制定者的限制、公民自身条件的限制以及政策设计本身的限制[2]。据此，公民参与的限制性因素即困境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民参与意识淡薄
现阶段，我国大多数公民对政治问题缺乏最基本的参与意识，参加公共事务管理的动力与积极性更是严重不足，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总结如下：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影响下，我国公民大都以经济学概念中的“理性人”自居，公民是否进行政治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完全取决于能够得到的利益，公民参与和自我利益之间存在难以消除的关联性[3]。公民参与的精力、金钱与时间等成本如果大于其收益，公民的积极性就会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受“搭便车”观念的影响，我国相当一部分公民企图坐享其成，这在很大程度上会降低公民参与的动力，人们对政治参与活动普遍持着消极等待的心理，而不是积极主动地进行参与。最后，我国历经数千年封建文化的发展，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我国公民思想深受此影响，公民政治观念淡薄甚至缺失，绝大多数公民对政治行为冷漠视之。艾森斯塔特指出：“中国皇帝的合法性，要求他关怀他的臣民并使之处于监管之下；但是政权的意识形态取向，却几乎没有在民众之中造成多少积极而长久的政治参与。”[4]
（二）行政主体作为“经济人”的困境
事实上，行政主体具备着双重身份，它既代表着社会公共利益，以维护社会的正义和公平为职责，同时又难以克服人类本身的欲望，最大程度地努力追求个人利益的实现。毋庸置疑，“公民个人”身份就意味着获得个人利益，“公务员”身份就代表着实现公共利益，行政主体这双重角色的身份就决定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追逐的巨大矛盾，这就形成了一种现实中主体的人格化与理想中组织的非人格化之间的矛盾。依据公共选择理论，行政主体作为理性的、自利的效用最大化者，往往会在履行自身所具备的政策执行权和政策制定权时，最大限度地攫取公共利益。然而，行政主体一味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必然会严重降低行政主体在公民心目中的形象，损害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积极性，参加社会公共管理活动的兴趣也会大打折扣，甚至会垄断政策制定过程，形成公民参与的巨大障碍。
（三）公民参与机制不完善
对公民的参与行为存在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是其所对应的参与机制。我国学者胡伟教授恰当地运用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方法，在其代表作《政府过程》一书中，他认为精英决策是当代中国公共决策最具代表性的特点，精英决策的典型特征：（1）精英内部输入；（2）决策无序性和有序性并存；（3）决策过程中内部精英政治折中[5]。
在党和政府的积极推动和领导下，我国公共政策机制的建设取得飞跃性发展，但是仍然存在一部分需要改进之处，具体表现在：首先，我国独特的政府结构造成决策程序上的无序性。公共政策的决策权掌握在一部分高层领导手里，社会公众影响力很小，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权基本为这些社会精英所垄断；其次，综合我国整体社会力量对国家公共政策的影响，能够发现其“内输入”的集中特点，换句话说，就是决策过程的利益要求是由权力精英根据自身特点和自身利益进行的输入。这一决策模式的特点是，社会力量对决策的影响力很是微弱，而权力精英则在整个过程中起着主导性作用。如此，在决策过程中，公共政策过程就基本缺失了社会互动环节，权力精英特别是重要领导人的长官意志、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就会影响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从而使决策过程的态势显得更为错综复杂。
（四）公民参与的制度化缺失
公民的利益表达需求与政府对公民参与的制度化规定之间存在着很大矛盾。在当前形势下，参加信访、听证和投票选举等是公民参与的主要形式，这离标准化、组织化、程序化的要求还存在很大差距。标准化即要求将公民参与按照标准化的要求进行确定，并以法律的形式将公民参与的各种具体细节确定下来。组织化是指在公民参与过程中，尽可能保证消除公民个人表达方式的不良影响，而是通过社会团体（利益集团）表达利益诉求。当然，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排斥公民的个人参与。在利益博弈中，组织参与比个人参与具备更高的的效率，也更能形成有效的利益聚合机制。程序化能够保证公民参与不至于成为一种无关紧要的随意性较大的安排，而是作为政策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公民参与的制度化缺失，会导致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使得公民参与政策决定的愿望难以实现，或者即使能够参与，其影响力也会大打折扣，这样就会大大降低社会资本的投资效益。
三、公民参与的优化路径选择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实践所遇到的困境，不仅会阻碍我国公民参与的发展道路，还会影响到我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因此，我国政府必须尽快制定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公民参与发展方式。
（一）完善公民参与机制，提高公民参与意识
首先，增强公民意识，构建一个良好的政治参与的文化氛围。“通过在教育制度中发挥核心作用，促进人力资源的积极开发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责任是单一目标和非营利性组织无法替代的。”[6]其次，通过制定合理政策引导公民参加政治活动。针对我国公民的具体特点，政府应该从政策层面进行引导，建立政治参与和公民普遍关心的社会利益、经济收益之间的关系，增强公民参与的动力。最后，增强公民对政治的影响力，使公民认识到自己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影响能力，激励公民积极参与。因此政府实现政务公开，提高信息透明度，使公民掌握与行政主体对称的信息很重要。
（二）克服行政主体的“经济人”取向，加强其伦理自主性建设
进行行政主体的伦理自主性建设，首先要明确行政主体的职责，提高其对组织的忠诚度，着重培养其系统的、积极的和有意识的政治参与方式，对领导的命令要“合理服从”，而不是盲目服从。因此，行政人员的伦理自主性限定，是要灵活地处理公民、组织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味强调行政人员对组织和领导的服从。其次，行政主体的伦理自主性建设，还必须树立行政组织及其固有准则之外的道德准则和道德价值观，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制止行政组织的集权主义，加大行政组织谋取自身利益的难度。加强行政主体伦理自主性的建设，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杜绝行政主体追逐个人利益的行为，在制度层面上保证公民参与顺利进行，从而将公平、正义等价值观真正引入到公民参与轨道。
（三）创新公民参与机制，拓宽公民参与渠道
我国必须尽快建立健全公民参与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增强公民参与的合法性基础，同时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普及和宣传，保证大多数公民能够熟知自身所享受的权利与义务。知情权、结社权、集会权、听证权等是公民能够进行政治参与的前提条件，国家必须通过各种法律措施保证公民能够真正享受到这些权利，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宣传和口头层面。另外，国家要通过立法形式，明确公民参与在国家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同时还要严格遵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基本原则，从根源上杜绝一部分决策者的专制行为对公民参与的藐视和亵渎，对这些违法行为必须追究其行政和法律责任。
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还必须努力拓宽其参与的渠道，结合国外发展模式和我国以前的实践经验，必须要尽快发展和完善以下制度形式：（1）国家公共政策透明化制度。国家公共政策决策者以及参与者，必须通过申请或主动方式，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向公民尤其是利益相关者公开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和结果；（2）国家公共政策征询建议制度。国家公共政策决策者在制定政策之前，必须提前征求专业机构和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建议，最大程度地提高所制定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3）国家公共政策听证制度。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允许和鼓励公民特别是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共政策听证，并针对相关事项进行陈述、辩论和质证。实施听证制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公共决策的透明度，增强决策机构和行政主体在群众中的权威，是发展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个价值体现，是实行公民参与的一项理论创新。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国必须努力推动听证制度的制度化进程，并且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以立法形式确定选择听证代表的标准和具体措施。
四、结语
公民参加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社会公共管理活动，是世界民主政治的一大发展趋势和改革方向，是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和地位的重要措施，也是约束公共权力、防止官员腐败的重要途径。因此，要促进我国公民参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全方位、深层次地强化公民参与的制度化改革，提高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扩大公民参与的广度，加深公民参与的深度，使公民参与成为推进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2〕陈金贵.公民参与的研究[J].台湾行政学报，1992（24）：95-128.
〔3〕赵成根.民主与公共决策研究[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
〔4〕[以]S·N·艾森斯塔特·帝国的政治体系[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5〕胡伟.政府过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6〕（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论文 篇12
一、加强对公民的教育, 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
公民参与意识的提高除了学校的教育外, 还需要相关部门在平时的生活中积极开展各类文化教育活动, 加强对公民知识技能和文化价值观的培养, 以提高他们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同时, 还要充分利用社区、家庭等社会化工具来加强对公民的教育, 尤其要重视大众传媒在公民教育和影响中的作用发挥, 从而让公民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逐渐端正自己的政治情感和政治态度, 进而提高自身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意识。
此外, 相关部门还要鼓励和组织公民参与各类文化活动实践, 让他们在不断地实践中增强参与自信, 提高参与能力。在引导公民参与实践活动时, 要保证参与的民主性, 注意让公民从与公众利益相关的、小范围的公共事务做起, 如鼓励公民参与一些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相关建设和社区文化活动等, 让他们站在广大公众的利益角度来解决公众关心的问题。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极大地增强公民的参与积极性, 提高他们参与各项公共文化事务的能力和民主素养。
二、积极开展社区文化建设, 保证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运作的规范性
公民的各项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区范围内进行的, 而且公民的各类公共文化服务消费也大都是以社区为单位进行的。因此, 在实际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 要加大社区文化管理, 积极开展社区文化建设, 以增强社区居民的自豪感、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 进而提高他们参与社区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能力。如在平时的生活中, 相关部门可以根据社区群众的需求大力开展一些文化活动来彰显社区的文明风尚, 这样不仅可以满足居民群众力求做文明市民的愿望, 还可以提高社区文化建设的公众参与程度, 从而扭转我国公共文化体系建设过分依赖政府的局面。
社区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公民参与的主体形式, 在其文化体系的建设过程中, 还要建立相关的服务资源供给体系, 加强社区内部公平服务体制的创新, 并通过公共文化服务内容的不断丰富来更好地满足居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如在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中, 政府部门、社团组织、企业单位以及文化机构要依据各自的优势和职责来加强合作, 通过相关协议的签署来确保社区公共服务管理者和提供者的分离, 从而促使社区内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积极发展第三部门, 鼓励企业等组织参与到公共文化活动中去
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难点之一在于缺乏市场化的公共服务竞争主体, 而第三部门的发展可以使得公共服务领域投入更多的社会力量, 从而促使多元互补、良性竞争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形成。随着当前政府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发展, 第三部门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所起的作用也日益突出。一般来说, 非政府组织对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 其不仅能弥补政府部门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的不足, 还可以为公众提供必要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 并协助政府部门进行公共道德的良好建设, 从而转变政府职能, 促使公共文化提供由单一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此外, 还要积极鼓励企业等营利性社会组织对各类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的参与。由于企业在社会生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其拥有的资金和整体实力都高于事业单位。因此,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中, 相关部门要积极鼓励企业对公共活动的参与, 增强他们对公共事业的赞助, 从而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以壮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社会力量。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社会进步和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主要目的不仅是要保障公众的基本文化权利, 还要通过动员社会各界的参与来为公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和公共文化产品, 从而更好地满足公民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
摘要：公共文化服务是由政府部门向公民提供的各种公共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行为, 其最终的服务对象是广大的普通民众。因此, 在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 只有不断加强公民的参与和良性互动, 才能更好地增强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认同感, 从而激发他们参与各类公共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实际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 政府和相关部门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 满足他们的公共文化需求, 从而提高公民的参与积极性, 促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关键词：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政府部门,对策
参考文献
[1]陈觅.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公民参与[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9 (11) .
[2]刘文俭.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对策研究[J].行政论坛.2010 (5) .
[3]姜亦凤.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中的公民参与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08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