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价值（通用12篇）
公民价值 篇1
一、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 是指围绕共同的利益、目的和价值上的非强制性的集体行为, 它不属于政府的一部分, 也不属于盈利的私营经济的一部分。换而言之, 它是处于“公”与“私”之间的一个领域。通常而言, 它包括了那些为了社会的特定需要, 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行动的组织, 诸如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公益组织、社区组织、专业协会、妇联、工会等。
公民社会是个历史范畴。两千多年来, 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 公民社会概念共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 一共经历了三种形态。
1. 公民社会的古典形态。
西方文明一直到17世纪前的社会状况, 国家与社会并未分离或者并未完全分离, 整个社会表现为高度政治化的一元结构, 这一状况在中世纪达到顶峰。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的等级和政治意义上的等级是同一的, 因为市民社会就是政治社会, 因为市民社会的有机原则就是国家的原则, 市民等级和政治等级的同一就是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同一的表现。显然, 这一时期对于公民社会的描述是笼统而混淆的。
2. 公民社会的现代发展。
现代意义的公民社会理论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形成。他们应用“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两分法来分析社会的总体结构, 把市场经济当作公民社会的核心部分, 认为公民社会是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直接从生产和生活交往中发展起来的非政治的社会自主领域不能与政治国家相混淆, 也不能为政治国家所淹没。
3. 公民社会的当代转型。
20世纪以后, 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 公民社会观念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有了“重建公民社会”的理论主张。认为应该把经济领域从公民社会中分离出去, 把社会组织和民间公共领域当作公民社会的主体, 并系统提出“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公民社会”三分的社会生活划分模式, 从而完成了将公民社会指向社会领域的当代转型。 (1)
二、公民社会中公民参与的价值
无论是在现代的“政府—社会”的二分结构中, 还是在当代的“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分结构里, 公民参与在公民社会的政治价值意蕴都是显而易见的。 (2)
1. 公民参与有助于形成公民社会。
公民参与各种日常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中, 体验自由、独立、平等、博爱的民主精神, 形成良好的公民参与精神, 培育了独立的、自由的、理性的人, 最终形成民主的生活方式, 这些都将有助于公民社会的完善。公民社会是现代民主的社会载体, 是国家威权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缓冲地带, 是民主力量成长和积淀的基地, 是民主平衡有序发展的砝码, 这些都离不开公民作为一个个体的直接参与。
2. 公民参与更容易保护公民的权利。
公民社会是公民独立自由的保护伞。公民社会在于使政府的强制最小化, 保障政治自由, 改善人的生活。而这一切, 离开公民真正的参与就将形同虚设, 不能完成公民社会自身的使命。
3. 公民参与有助于监督权力的运行。
公民社会具有独立性, 使人们对公共权力采取一种审慎、怀疑的态度, 这对公共权力的行使能够构成看不见的制约。公民的广泛参与, 可以提高公民社会对国家和市场权力关系的有效制衡力, 它作为社会的制衡监督着国家, 使之不沦为多数人的专制。
4. 公民参与是政府获得合法性的有力促进。
合法性主要是指公民对政治统治权的认同感和支持, 而公民参与可以使得这种认同感得以固定化。民主政治中的政府行为必须具有合法性依据, 即必须得到广大公民的共同认可、信赖和支持。政府合法性只能到公民社会中去寻找, 只能由第三部门来供给。公民参与带来的政治认同感在公民社会的活动中得以培育和强化。
5. 公民参与是公民人格生成的重要途径。
公民社会是免费的民主大学, 公民社会能够刺激公民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 能够培养和强化公民的民主意识, 形成健全的参与性公民人格并通过公民事务的参与来践行维护民主的原则和价值。
在社会管理民主化、国家政治文明化的发展进程中, 公民社会是不可或缺的强力支撑, 而公民参与无疑是这个支撑上最有力的一环。如果公民参与程度不高, 公民社会的权利得不到实现, 其他一切都不可能实现。就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而言, 公民社会是第一位的, 国家则是第二位的。如果政治国家不能保障公民社会的权利要求, 它就没有存在的合法性。公民社会的权利主张决定了现代国家的特性。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道德价值的信奉者, 即抱有不同的价值目标的公民们都在不断的政治参与中追求自己的权利。
三、困境
“政治参与是旨在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普通公民的活动。” (3) 从公共政策角度看, 公民的政策参与实际上是公民在利益表达上积极性和有效性的反映, 是公共政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尺度。现阶段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较之改革开放前有了明显的变化, 这与我国现阶段政治、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相适应, 具有进步性。主要表现为:由政治运动式参与向分配利益性参与发展;由单一的政治利益群体参与向多种利益群体共同参与发展;由表态性的被动参与向智能性的主动参与发展;由单一的官方参与渠道向多样化的民间参与渠道发展;由失衡性参与向平衡参与发展。 (4)
同样, 在公民社会当中, 由于其不可避免的涉及或影响到相关政策的制定, 我国公民参与在深度和广度上仍很不够, 存在诸多限制性因素。
1. 政治社会化程度不高。
政治社会化的定义表述有很多种, 在这里, 我们这样定义:政治社会化是社会个体在社会政治互动中接受社会政治文化教化, 学习政治知识、掌握政治技能、内化政治规范、形成政治态度、完善政治人格的辩证过程;是社会政治体系的自我延续机制和功能运行机制。 (5) 由此可见, 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对其成员的政治文化教化。因此, 社会的组织和群体是政治社会化的实施主体, 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居于支配地位, 起着主导作用。社会组织和群体把现存政治体系认可的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价值规范和政治行为准则灌输、传授给社会个体, 把社会人培养成为政治人, 以便传承政治文化、维系政治社会的运行和延续。政治社会化程度越高, 越能够培养公民政治人的形成, 进而形成稳定的政治参与, 稳定政治体系的秩序。在我国, 政治社会化程度不高极大地阻碍了公民参与的稳定性和推动作用。
2. 公民社会内涵不清晰, 公民参与动机不明确。
国家与社会, 作为人类组织和秩序供给的两种基本形式, 两者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经过古希腊罗马的酝酿、中世纪的转型以及文艺复兴的推动, 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在近代逐渐发展成熟。从理论的角度, 探讨这一时期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内在逻辑和思维框架, 梳理西方学者的价值取向和分析路径, 挖掘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个性与特征, 对于我们正确理解现代西方政治文明内涵、准确把握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趋势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6)
3. 沟通渠道不畅, 信息不透明。
长期以来, 我国的决策机制缺乏自下而上的参与渠道, 缺乏政府与公众的互动, 因而极易导致一些利益受损的群体和个人要么采取非制度化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要求和不满, 要么选择干脆不参与的方式。另一方面, 我国现有的管理体制也不完善, 而这些规章制度大多没有公众参与的明确要求, 因而公众的作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4. 公民参与伦理规范程度不高。
公民伦理本质上属于公共伦理的范畴, 是市场社会充分发展的产物, 主要是用以处理以公民身份出现的私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组织利益与组织利益之关系的规范体系。 (7) 由于公民伦理是植根于公共交往与公共生活之中的, 因此, 公民伦理的显现领域一定是在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中。而在我国, 公民伦理一直被放在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位置, 这方面的培养似乎都已经被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了, 由此, 公民伦理规范程度不高就使得公民参与性打了很大的折扣, 进而影响到公民社会的构建, 而真正受伤害的, 恰恰是公民自身的权利。
5. 受教育程度偏低。
在影响政治态度的诸因素中, 除了公民个体的性别、职业、收入、年龄等之外, 教育水平对公民政治态度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显然与公众参与热情是成正比的。 (8)
四、如何更好地发挥公民参与的对策分析
1. 健全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 实现公民参与保证。
在我国, 人们还没有对社会保障机制形成深入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 而其基本要旨恰恰是要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全方位、多渠道服务的社会保障体系平台。民间互助是我国传统的保障形式, 我国目前的民间保障, 除了具有悠久历史的家庭保障外, 还有工会系统组织的互助会和互助保险、农村的合作医疗、非营利性的慈善机构及基金会等形式。今后, 应充分发挥公民参与精神, 发挥民间保障的作用, 在城镇职工中, 应大力发展工会组织的互助保障, 以使参加互助组织的职工在遇到生、老、病、伤、残及灾害等生活困难时, 及时得到互助组织物质上和经济上的帮助。 (9) 这样, 既是公民参与的过程, 同时也能在促进社会保障机制完善的同时, 加快公民社会的形成。
2. 积极发挥社会团体优势, 拓宽公民参与途径。
我国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早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在宏观层面上为完善社会管理体制确定了指导原则。“社会管理的主体是多元的, 不仅政府机构, 而且还包括各种民间组织乃至企业, 他们在规范、协调、服务等社会管理活动中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10) 社团是社会管理的主体, 也是社会管理的对象, 在社会管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社团的发展迅速, 应当充分发挥社会团体的优势, 形成以社团成员积极参与为主的社团发展模式, 社团内部管理要符合民主、法治原则, 不得以自治或内部行为为由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这些制度原则可能以强制性规则的面貌出现。
3. 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提高公民参与效率。
我国目前监督管理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采取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的双重管理体制, 资产来源属于国家资助或者社会捐赠、资助, 并接受审计机关的监督。这样做不仅操作成本很高, 而且假借公益名义谋取私利的组织往往并不能被发现。而从国际经验看, 社会监督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机制。 (11) 在这其中, 广泛的公民参与必能使得这样一种社会监督的机制更加运行稳当, 更容易受到监督。另外, 非营利组织由于其民间性和非营利性, 与政府和企业的财务制度有着许多不同之处, 如利润计算、报表项目、评价标准等, 因而建立非营利组织独立的财务和审计制度, 是对其实行监督管理的前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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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蒲岛郁夫.政治参与[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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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庞金友.国家与社会:近代西方的理论视角[J].宁波党校学报, 200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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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梁丽萍.社会化:社会保障发展的必由之路[J].经济问题, 2006 (1)
[10]何增科.论改革完善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必要性和意义——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社会工作发展研究之一[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7 (8)
王名, 贾西津.中国非营利组织:定义、发展与政策建议[J].大都市发展资源网, 2006年11月8日
公民价值 篇2
逸夫小学六三班 岳鼎言
尊敬的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践行核心价值观、争做合法小公民”。从我们懂事开始，就开始了解各种事物的规章制度和规则，并逐渐了解国家的法律法规，加强道德约束。今天，我们知道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是：文明、富强、民主、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懂得了从小要争做一名文明守法小公民，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增砖添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凭空而生的，它是实践的慢慢沉淀，是社会人自觉的行动，是种性格的坚持。现在，作为祖国的未来和希望、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我们，也正在接受着它的指引与导航，感知着伟大祖国的迅猛发展，感知着经济与科学的迅速腾飞，所以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让它继续在未来的岁月里薪火相传！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对于我们小学生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履行好我们作为公民的最基本的义务：遵纪守法。我们是在法制社会成长起来的，法律是社会安定的保障，俗话说得好：“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说到法律，往往给人以神秘、威严和崇高的感觉，其实，法律和习惯、纪律一样，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让我们的社会和谐有序。遵纪守法，我们要从身边做起。遵纪守法，遵纪是基础，在学校，我们要从保证每一节课的纪律开始，从被动接受纪律约束，到主动养成良好习惯开始。
遵纪守法，我们要从小事做起。有句古话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点滴小事，积累成山，要养成遵纪守法的好习惯，我们就要从身边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当你在过马路的时候，“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定，你有没有时刻铭记在心？你有没有每次严格遵守？或许在不经意间，我们就做了一个好公民；或许在不经意间，我们就违反了规章制度。
遵纪守法，我们要从现在做起。邓小平爷爷曾经说过：“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紧要处却常常只有几步，我们还是未成年人，一定要走好每一步，学会自我保护，学会依法律己，学会抵制不良诱惑，否则，一旦触犯法律，法律无情，后悔莫及，家长伤心，老师烦心，社会担心，一失足成千古恨！
公民价值 篇3
一、公民意识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
简言之，公民意识教育就是把公民培育成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教育活动。就中国的实际而言，公民意识教育就是国家作为社会治理的公共力量，凭借其可控的各种资源和手段对其公民进行普遍、持续的民主性的影响，给予公民必要的民主的政治知识、政治态度、政治情感与政治实践的训练与引导，使公民形成具有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规则意识和公德意识等民主意识的现代公民。在这里，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规则意识和公德意识构成当代中国公民意识教育的基本内容和价值取向。
1.主体意识。是人对于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是公民意识教育的首要价值取向。主体意识的基本内涵是，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个人居于主体地位，是国家的主人，是国家存在的根本依据，而国家“无论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环节”[1]。受几千年封建统治影响，中国人颠倒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把个人视为国家的附属和工具，“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不能为主人”[2]成为真实写照。可以说，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就是“一部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历史”[3]。主体意识的缺乏，既扭曲了个人又彻底异化了国家，也使中国社会始终无法获得发展的有效主体力量，从而导致中国数千年来始终在传统轨道上周而复始地循环运行而无法步入现代化的文明快车道。因此必须加强主体意识教育。
2.权利意识。是指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个人对自己所享有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等各种权利的自觉意识。权利意识是个人对国家的一种合理的正当要求，体现的是个人权利对公共权力、权利对义务的制约平衡关系，权利意识既是对个体主体地位的一种诉求，也是规范权力、健康权力和平衡义务的重要力量。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十分匮乏，“权力至上”、“义务本位”的观念根深蒂固。这种只有（重）权力、义务而无（轻）权利的观念，使权力失去应有的约束而被为所欲为地滥用，使义务观念始终得不到应有平衡而被异化。因此，发展权利意识是加强公民意识教育的又一重要内容，它构成了公民意识教育的核心价值取向。
3.规则意识。是关于规则的认识、制定和遵守的一种自觉意识。它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对规则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二是积极主动关心参与规则的制定；三是自觉遵守各种规则。规则意识主要是规范个人与他人及国家和社会关系的。人是社会性的，是群居性的，都归属于某一群体组织——或国家或民族，因而必然面临怎样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没有规则或不遵守规则，社会必将陷入无序和混乱，规则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是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数千年来统治国家的是“王制”，其本质应是人治。规则意识的缺乏使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路任重而道远。因此，必须加强规则意识教育，规则意识教育也成为公民意识教育的重要价值取向。
4.公德意识。是指对维护社会正常生活秩序而约定俗成的最基本的公共生活准则的履行和遵守的自觉意识。公德意识如何，对个人而言代表其素养水平，对国家而言反映了其文明程度。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虽在经济方面我们取得了巨大发展，但精神文明建设却相对滞后，公民意识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应当引起全党全社会高度重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加强公德意识教育，公德意识教育也成为公民意识教育的不可或缺的又一重要价值取向。
二、实现公民意识教育的基本途径
根据中国的实际而言，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可从三个方面进行。
1．努力形成全社会高度重视公民意识教育的共识。我国专制文化影响深刻，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这一历史重任能否完成，首先取决于全社会能否形成高度重视公民意识教育的共识。不首先在思想上形成共识，就不可能完成公民意识教育的重任。为此，就要求我们首先对加强公民意识教育的重要性给予充分阐述。要使全社会深刻认识到，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证，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的根本要求和必由之路，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二选路。
2．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在公民意识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学校作为专门的教育组织，在公民意识教育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加强公民意识教育的主渠道。发挥学校教育在公民意识教育中的作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首先，确立公民教育的目标取向。教育目标是教育的圭臬，规定着教育的基本走向和价值诉求。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把教育人的目标定位于人自身之外的一个单纯的社会方向，虽有其历史必然性和一定的历史积极性，但因其轻忽人的主体性和个体性而在当今发展已受困。从根本上说，人是教育的出发点，也是教育的归宿点。公民意识教育的目标就是要把人最终教育成“公民”，“公民”自身是唯一的目标，而不（只）是为另一目标服务的“工具”。所以，对学校而言，加强公民意识教育首先要改变传统的“政治教育”目标，确立“公民教育”目标。其次，设置包含和体现公民意识教育内容的课程。传统政治教育在内容上强调政治服务性，显示出明显的说教性、空乏性、义务性等特点。而公民意识教育则要求围绕公民自身来进行，是对公民进行以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规则意识、公德意识等为主要内容的教育。课程设置也应该包含和体现这些内容特点。同时，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要始终贯穿公民意识教育的理念，从教师自身的言行表达到具体教学方法的运用等每一环节都要以“公民意识”理念贯之。“教师是活的政治”，教师必须始终展示出现代公民应有的素质特征和精神面貌，为学生树立“现代公民”的形象，引导学生不断“公民化”。在具体教学方法上要改变传统的单一灌输模式，而要运用讨论法、对话法、辩论法等互动教学方法，培育学生的参与意识、平等意识、自由表达意识等公民意识。第三，开展学生体认公民身份的实践活动。可以通过引导学生参加各种社团活动、班干部的民主选举、学生的自治管理等来训练学生的参与意识、竞争意识、规制意识、合作意识等。同时，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建立经常性学生社会参与机制，通过让学生们参与社会实践生活，促进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以及独立人格的培育和成长，使学生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中体验公民身份，逐渐培育他们的公民意识。
3．高度重视社会教育对公民意识教育的巨大作用。社会是一所大学校，在加强公民教育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通过社会教育来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教育功能。在当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像大众传媒那样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使社会迅速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文化之势。如果借助大众传媒来宣播民主的政治文化，则必定在全社会营造出“民主政治文化”社会大氛围，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个人公民意识的发展，促进公民意识的逐渐成长。二是高度重视政治实践的公民训育作用。根本而言，公民意识的有效形成倚赖具体的政治实践。要通过组织、引导、鼓励公民参与包括选举、监督、罢免、集会、结社等具体的政治实践活动，来培育公民意识。归根结底，促进与支持任何形式政府，尤其是民主政府的习惯是在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培养起来的。民主要在大范围内取得成效，必须有公民直接而且普遍参加，使他们有机会培养必要的态度与气质[4]。一言蔽之，让人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让人们在公民实践中形成公民意识。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
[3] 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 科恩.论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责任编辑 付一静）
欧美国家的公民教育价值观 篇4
近几年, 欧美国家多个城市的街头, 似乎都看到愤怒年轻人的身影。他们带着自己所捍卫的坚持, 走上街头示威、抗议, 令有关当局头痛不己。2012年, 英国伦敦发生的滋事暴动也在中部的伯明翰上演, 英国伯明翰大学教育学院主任詹姆斯·阿瑟教授住在伯明翰郊区, 看着电视新闻播映市中心遭毁坏的画面不禁感到震惊。
据他的分析, 这次的犯事者主要是社会底层的白人和黑人, 而他们肆意妄为的举动恰恰反映了社会缺乏公民意识和参与感。在阿瑟教授看来, 由于英国的公民教育助长了“权利文化”的风气, “人权重于一切”被当成是主流;然而, 良好的公民教育不但要引导学生认识正确的道德价值观, 更重要的是建立学生对社群的联系和参与感。
詹姆斯·阿瑟教授日前受新加坡主办单位邀请, 为“面向教师的品格与公民教育研讨会”主讲嘉宾之一员, 对英国的“权利文化”进一步解说。
“公民教育过于政治化的缺点是, 政治本身是很抽象的概念, 学生会因此觉得课程和他们距离很遥远。不过, 也不能在公民教育中完全忽略这一块。学生必须了解他们在社会的地位, 尤其在民主制度中, 这更是促进国家进步的关键。”
对此, 他幽默地比喻说, 学校不应该被看作是为年轻人而设的“专属俱乐部”, 而是成为社区里的一部分。学校和社区应该制造更多机会让孩子和社群交流, 尤其是让学生多接触老年人, 学会敬老尊贤、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那么, 向学生灌输公民教育与道德品行, 父母或老师, 谁的责任较重?
阿瑟教授说:“老师是政府的雇员, 如果道德教育完全由公务员掌控, 这对整个社会和孩子的教育会有不良的效果。当然, 教师在育人事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他们应该是家长的辅助, 而不能完全代替父母。政府必须不断向国民强调这点。”
他强调, 父母是孩子领略价值观和道德的最佳榜样, 父母应切记别将这份责任推卸给教师。“在英国, 对年轻人展开的道德认知研究显示, 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力最大, 接着是朋友、父亲和兄弟姐妹。”
虽然绝大部分的人都不否认品德教育的重要性, 但部分家长、甚至是学校在面对现实的压力时, 会务实地以孩子能否考取优异成绩为教育的终极目标。
对于这样的观念, 阿瑟教授指出:“这才不务实。”他解释, 作为社会的一分子, 孩子进入职场的最大考验是能否通过待人处事之道、和别人合作、有效沟通、融入团体的一部分。成绩虽然是雇主考虑的重要环节, 但不是最关键的。
“如果只是单凭成绩录取适合的人选, 那企业根本无需进行面试。我们可以按学生的成绩把他们分配为医生、律师、老师等等。遴选雇员为何要经过面试阶段就是要觉察各人的性格特征和人生态度。一个人的品行是他最大的优势。”
2001年, 只有5岁的加拿大小女孩汉娜泰勒,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第一次见到露宿街头的流浪汉在垃圾堆中寻食。这个画面在她脑海中久久无法散去, 也令她产生许多疑问。
过了一年, 她仍然无法对露宿者面对的窘境释怀, 她的母亲只好对她说:“如果你尝试做一些事, 或许心里就不会这么难受了。”
母亲的鼓励启发了汉娜。她和幼儿园的级任老师商量应该如何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结果, 她们一同策划了糕点和手工艺品义卖筹款活动。汉娜觉得这还不够, 过后她还萌发了请企业老板吃饭说服他们为公益活动作出贡献的点子。这个看似只能在电影才会发生的情节竟然成真———汉娜至今已经在多个加拿大城市举行了无数的 “ 大老板午餐会” (Big Boss Lunches) 。
8岁那年, 汉娜创办了以协助流浪和贫困者为目标的“甲虫基金会”。10年过去, 该基金会为加拿大的相关慈善机构筹得约300万加拿大元, 汉娜也时常受邀到国内和美国的学校做巡回演讲。
汉娜不久前受邀出席“面向教师的品格与公民教育研讨会”, 并向与会者分享其助人经历。之后, 在接受当地媒体访问时, 当被询及她当年凭什么力量说服现实的成年人使梦想成真, 她多次谦虚地表示, 自己和其他同龄人没有什么分别, 只是较早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但更重要的一点是, 她有一对愿意聆听并支持她圆梦的父母。
“我的父母亲从来不觉得年龄是成功的关键, 所以当年我‘突发奇想’时, 他们并没有敷衍我, 反而很支持我。我觉得家长在孩子生命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聆听者'角色。如果孩子对一件事情非常有热忱, 家长是最好的引导和支持者。”
公民价值 篇5
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报告用24个字分三个层次精辟的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即是：从国家层面看，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社会层面看，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从公民个人层面看，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核心，是学校德育工作的灵魂，是当代青年正确的价值取向，我们作为学生，毫无疑问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凝聚正能量、传递正能量。
什么是正能量？英国人怀斯曼在《正能量》一书中这样解释，所谓正能量是指“一切予人向上和希望、促使人不断追求、让生活变得圆满幸福的动力和感情”。通俗的理解正能量就是“正气”，就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实践上就是凝聚 “正能量”，传递正能量的过程。
一个民族有了崇高的价值追求，就拥有了走向繁荣振兴的航标；一支军队有了崇高的价值追求，就拥有了走向繁荣振兴的航标；一个国家有了崇高的价值追求，就拥有了利于不败之地的精神支柱。核心价值观是一盏启明灯，指引着我前进的方向；核心价值观是汩汩甘泉，哺育着我健康成长；核心价值观是温暖的阳光，用她的光辉激励着我昂扬的斗志…… 那么什么样的人生价值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呢？我认为是这样的，站在时代的前沿，有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有监督的人生信念，有对社会承担责任的追求。
“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这是军队当前倡导的核心价值观。“爱党爱国，立身做人，勤学善思，立志成才，历练本领，立业为民”是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雷锋精神、抗洪精神、抗非精神、抗震精神、那些被历史讴歌、被人民敬仰的民族英雄大多是“精忠报国”“扶众安民”的典范，对全民族、全社会的价值观念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无不闪烁着中华传统武德文化的光辉。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大学是成大学问的地方，因此要潜心学习。这就要求我们要有科学的思想，有实事求是的思想去学习，只有思想提高了，我们才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才能有正确的辨别是非的能力。学习是持久并且艰苦的事，这要求我们要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有坚定不移的恒心。
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在发展，祖国需要人才，我们大学生要确实做到学有所成，有所作为，报效祖国，就必须把学习和提高思想结合起来，将知识和思想加以传承和创新，形成一股更有价值的文化思潮。古人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没有无前途的专业，只有没前途的学生。不能改变环境，可以去适应环境；不能控制他人，可以掌握自己；不能预知明天，可以把握今天；不能样样顺利，你可以事事尽力；不能决定自己生命的长度，可以拓宽它的宽度。
公民价值 篇6
关键词：大学生；公民教育；价值与路径
一、大学生公民教育的内涵
公民教育是围绕公民而展开的教育，教育的主客体或者说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是公民，公民是公民的教育主体。公民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度和时代所指不同，凡有公民教育的社会里，公民教育目标的制定者、培养活动的组织者与实施者都是公民这一主体。因此，公民在公民教育中既是参与教育活动的主体，又是公民教育的对象。
广义上的大学生公民教育是为满足特定的社会需要，国家通过学校与其他社会途径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公民实施的，旨在培养现代社会或国家需要的合格大学生公民的实践活动。狭义上的“公民教育”则是指在学校教育的实践中，培养现代社会或国家需要的合格公民的教育活动。
二、大学生公民教育的价值意义
（一）大学生公民教育是适应社会转型的迫切需要。随着国内社会经济成分、产权形式、利益分配以及生活方式的日益变动不居，影响着社会民众对于权利与义务的认识，在对待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的价值选择和行为规范上呈现出差异性和多样性。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大学生的公民教育，使作为社会民众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学生从个人与国家、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中对这些规则予以认同与内化明确自己在其中的地位、权利和义务，从而为市场经济提供必要的价值观念基础，推动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大学生公民教育是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必然要求。在我国，人的现代化是面向社会，适应发展，秉承中华民族精神的中国人的精神特质，是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一种进程，是人的全面素质和人的主体性、创造性、个性特征逐渐整合为一个和谐结构的动态过程。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就必须加强大学生公民教育，以引导他们的“公民”启蒙和教化，使他们的现代化精神在生活规则的根基上形成，并以此作为现代中国公民的基本范式；使他们真正懂得在现代社会里作为一个公民所拥有的权利、义务、利益，树立明确的公民意识，既使自己的公民义务能与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协调一致，又能够捍卫、维护个人的义务。
（三）大学生公民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社会政治生活开始向民主化、法制化的轨道迈进，人们思想观念受到冲击，政治心态与之发生变化。这使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的社会角色、价值诉求、利益格局发生变化并由此引起政治价值观念的分化。这显然不利于我国的政治统治，不利于增强政治凝聚力，更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因此，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就必须进行大学生公民教育，培养合格的的公民。
（四）大学生公民教育是实现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客观需要。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者和实践工作者，在反思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时，都不约而同的意识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忽视了大学生的主体性，忽视了大学生个体的存在关心。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德育为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加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增强学生爱国情感和改革创新精神；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培养学生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良好品质。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培养合格公民”进入了国家教育政策领域。
三、大学生公民教育的“四位一体”实施途径
（一）家庭教育是大学生公民教育的基础。家庭教育指父母或家庭中的长者自觉不自觉地、有意识或是无意识地对子女施加地教育和影响。家庭是个体生活的第一个场所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家庭究其影响的时期、过程、方式、渠道和影响的程度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影响作用上的基础性。家庭是公民的第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二是影响过程的持续性。家庭对公民政治文化的影响贯穿其一生之始终，伴随其生命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三是影响形式的潜在性。在家庭中，父母的言行，家庭气氛、人际关系等无形的东西以潜在的方式和力量对公民的意识和行为产生着潜移默化的熏陶感染。四是影响手段的情感性。这是家庭对公民政治文化影响的最突出的特点。五是影响内容上的广泛性：家庭作为社会的缩影，它对公民政治文化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主要表现在政治意识观念方面、在思维方式和心理因素方面。
（二）学校教育是大学生公民教育的主体。学校教育所具有的系统性、计划性，使得学校的教育工作具有其它任何组织和机构都不能比拟的效率。从目前我国学校公民教育的现状来看，虽然国家政策己把公民教育问题摆到了战略位置，但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建立起独立、系统的公民教育课程，尤其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公民教育意识的长期缺失及公民教育培养目标和阶段的模糊、宽泛。基于这一现状，我们认为我国的学校公民教育应该结合三种公民教育课程形式，设置包括公民教育和公民训练在内的公民课程体系。以公民教育目标为总纲，改进学校现行的道德与社会教育，关注学生的社会学习和生活，重视学生的自我教育和自主发展，从而使学校公民教育落到实处，把大学生培养成为掌握必要的公民知识和技能、具有强烈的公民意识和良好的公民品性并积极参与公民实践的合格公民。公民课程的设置必须考虑大学生的年级特点和专业学科的不同，把握公民发展各个阶段的特质与满足各阶段的需求，分阶段、分步骤逐步进行，并采取适当的公民教育策略。公民教育课程的设置应该体现一定的层次性，既要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习惯。也要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把学生培养成为爱国、爱社会主义，具有社会公德、文明行为习惯的遵纪守法的公民。因此，学校的公民教育并不仅仅局限于课堂，局限于课本，而是延伸到课堂以外的校园和社会，让学生在校园环境和社会环境中通过广泛地参与而受到教育。一方面，高校要不断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另一方面，高校要努力创造条件引导和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社会服务活动。
（三）社会教育是学校公民教育的拓展。社会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教育指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并行的影响个人身心发展的社会教育活动；狭义的社会教育指社会文化教育机构对青少年和人民群众开展的各种文化和生活知识的教育活动。公民教育作为全面教育和终身教育已成为共识。公民教育既是学校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也是每个自主、自律公民的职责。在社会方面公民教育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即使公民正在接受学校教育，也会受到来自社会的影响。作为大学生公民参与的内在要求，大学生公民教育本身也要走出校门，走向社会，以社会为依托，调动和挖掘一切社会力量，形成大学生公民教育的社会合力，使学生个人与社会发展融为一体。
大学生公民参与的领域主要在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和学校事务三个方面。其参与社会事务中主要是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即社区参与和志愿者活动。（1）社区参与。社区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城市社区居民的文化水平、价值观、态度和道德以及大学校园周边的人文环境、社区文化中物质要素的品质、风格等都构成大学生公民的外部氛围，两者之间在客观上存在着多渠道的信息交换，这些社区文化因素直接影响大学生的意识和行为。从中可以看出，社区文化对区内大学生公民教育具有强烈的环境效应。科学、合理地利用社区资源，为大学生公民教育和实践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是大学生公民教育必须重视的问题。首先，社区物质文化决定着社区成员文化娱乐活动、体育健身活动、休闲活动的质量与水平，这些物质文化条件能够为社区内大学的多种校外德育活动提供必要的支持。其次，社区以一定的地域为特征，是地方社会或地域群体，为大学生了解社会生活、认识各种社会现象、培养多种社会生活能力，在客观上提供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再次，社区人力资源是大学生公民教育师资的必要补充。社区内的专家学者可以为大学德育提供智力支持。社区内的离退休干部主要的活动范围在社区，他们既有丰富的阅历、较强的组织能力和感召力，又有参与学校公民教育活动的极大热情和时间，他们可以组织社区内各种教育活动，对大学生进行公民道德教育具有一定的优势。（2）志愿者活动参与。志愿者活动是公众参与社会生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是公民社会和公民社会组织的精髓。高校大学生是青年志愿者活动的主要参与者，高校大学生公民教育要充分挖掘和利用青年志愿者活动这一载体，把服务和育人有机结合起来，引导青年用科学的理论武装自己，用高尚的精神塑造自己，用现代科学知识提高自己，在实践中锻炼自己，努力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勇敢地肩负起历史赋予当代大学生的重任。
（四）大众传媒教育是大学生公民教育的重要补充。大众传媒在促进大学生公民政治意识的形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播政治知识。传播知识是大众媒介的一项基本功能，主要通过报道政治事件、采访政治人物、宣传政治主张而实现的。二是塑造政治人格。政治人格的形成，是个体政治成熟的标志，它意味着进入社会的成员已具备了应有的政治素质，由“自然人”转变为“政治人”。政治人格是经过长期的、持续的政治社会化形成的，大众传媒对大学生公民政治人格的形成起着催化的作用。媒体的政治倾向和价值标准会对人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态度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巩固他们的政治信仰，也就是说，媒体在传递政治信息时，同时也在传递着一定的政治倾向，它在对具体事件的报道或评价时，其语言表达及判断是非的标准都隐含着某种倾向性，从而引导人们的认识。尤其是主流媒体，在公众心中享有较高的声誉，代表着社会的发展方向，它的立场和态度往往会改变人们的立场和态度，重塑人们的价值观。媒体促使外在的政治文化不断内化为社会成员的政治心理，沉淀为社会成员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形成政治人格。大众媒体的发展也要求大学生公民教育必须以此为载体，因此，大学生公民教育必须充分重视和利用大众传媒这一有效手段。
家庭、学校、社会、大众媒体的公民教育功能不是独立存在的，“四位一体”的教育实施过程中，必须保证家庭、社会、学校、大众媒体公民教育评价标准的一致性。这是保证公民教育最终有效性的关键，否则，评价标准的自相矛盾必将减弱整个教育的可信度，使受教育者产生怀疑，从而丧失教育的吸引力。这是以往传统政治教育模式存在的重要弊端，在现阶段我国公民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尤其值得重视。
参考文献：
[1] 卢岚.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草根性：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角.哈尔滨.哈尔滨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9.1.
公民价值 篇7
雅典公民享有公民权, 雅典的公民权是雅典民主政治的核心。“雅典公民权的获得资格, 在各个时期的标准严宽不一”。[1]但相同的是, 雅典公民享有公民权的标准之一则是公民权职责的实现。在公民权的职责中, 雅典公民最重要的职责是保卫城邦, 即军事职责。“德拉孔制定了他的法律, 其制式为:能自备武装者享有公民权”。[2]公民自备武装能够保卫城邦。
因此,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 雅典全体公民有义务武装起来保卫雅典, 对抗拉栖代梦人。在战争年代, 雅典公民的这种军事职责是公民权利的实现形式之一。在和平时期, 雅典公民的军事职责是公民权价值的实现形式之一;在战争时期, 雅典的民主政治与公民权利的维持, 只有通过公民武装服役才能够得以实现。如果公民不能保卫城邦, 在城邦需要时表现得退却与懦弱, 则在道德上受到大众的谴责, 甚至丧失公民权。
一般而言, 古希腊人对于在战争中获得荣誉有着极为执着的追求, 无论是尚武的斯巴达人, 还是民主的雅典人。古希腊, 一个母亲将盾牌交给即将出征的儿子时说:“不是拿着, 就是躺在上面回来。”一位儿子战死疆场的母亲在儿子墓碑前留下了眼泪, 却不是悲伤的泪水, 而是自豪的泪水, 因为她儿子是为在战场上死去的。而对雅典公民来说, 战争的目的就是保卫城邦, 战争的意义就是获得荣誉。
(一) 战争荣誉的追求
战争, 其定义是政治集团之间、民族 (部落) 之间、国家 (联盟) 之间使用暴力手段对秩序的破坏与维护、崩溃与重建的一种斗争形式。“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 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斗争形式”。[3]战争一旦发生, 不管战争的发起者是谁, 双方最关注的是战争结果所带来的影响。如果战争失败了, 那么战败一方的城邦就会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例如,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 最终斯巴达人击败雅典人, 摧毁了盛极一时的雅典海上帝国。远征西西里“是希腊历史上最大的军事行动———对于胜利者来说, 是最大的光荣, 对于失败者来说, 是最大的灾难。雅典人被彻底打败, 全军覆没, 他们遭到了巨大的痛苦, 他们被毁灭了”。[4]而对于城邦里面的个人而言, 男性一般被杀害, 妇女和奴隶被卖为奴隶。“色雷斯人冲入米卡列苏斯城内, 洗劫居民房屋和神庙, 屠杀居民, 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长者都未能幸免。他们逢人便杀, 一个都不放过, 儿童和妇女也一样, 甚至连那些役畜和所有活着的动物, 也统统杀掉”。[5]战争失败, 降临到城邦居民头上的灾难是如此可怕。因此, 为了城邦不被破坏, 为了个人不被杀害或沦为奴隶, 战争双方都力求获得胜利, 维护城邦利益与个人利益, 从而由利益转化为精神动力———战争荣誉。战争的胜利, 带来的是整个城邦精神上的满足和经济上的需求。“凭借在希波战争中的功绩, 雅典城市赢得了对希腊其他城邦的政治和经济统治的手段”。[6]战争胜利, 城邦获得战争的荣誉, 进而战争中的雅典公民获得战争荣誉。但这里, 荣誉并非单纯指荣誉本身, 同时也指荣誉所带来的物质利益。因战争胜利而从外邦得到的大量耕地、丰富的战利品和贡金等, 不仅使雅典公民普遍富裕起来, 而且为改善和扩大普通公民的政治权利与社会福利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色诺芬认为:“许多平民依靠战争增加了财产。”[7]普鲁塔克也指出, 客蒙由于在对波斯人的战斗中获得一系列辉煌胜利, 以大量金钱和战利品使雅典变得富有。[8]一些富有的公民, 如德米斯托克利等, 因战争的胜利变得更加富有。当公民在战争中获得荣誉时, 同时城邦也会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因此, 在战争年代中, 古希腊城邦都是通过对战争荣誉的追求来达到经济利益的满足, 即通过精神带领来最终获取物质利益。对于雅典公民来说, 虽然他们不及斯巴达人崇尚武力, 就城邦公民性格而言, 斯巴达人尚武的传统使他们必定要在战争中取胜。“斯巴达指挥官佛伊比达斯仅带着他属下两三百名战士就投入战斗, 倒在战场上”。[9]由此色诺芬说:“他把建立功业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10]而雅典公民为了战争的荣誉, 为了雅典民主政治的扩张, 他们也一样的勇敢。如伯利克里在阵亡战士葬礼上的说演:“我们勇敢无畏地攻入每一片海洋, 进入每一块陆地, 都会为后世留下不朽的纪念。这就是雅典, 就是这些人为它慷慨而战, 慷慨捐躯的一个城邦。”[11]为了所留下得“纪念”———物质上与精神上的, 为了不使雅典民主政治化为飘渺, 雅典人民被人奴役, 雅典城邦在战场上表现出非凡的英雄气概。
(二) 雅典公民获得与维持战争荣誉感
雅典公民把获得与维持荣誉当作实现公民价值的途径。荣誉的获得有多种, 有在体育竞技比赛中获得体育荣誉, 有在民主政治管理中获得政治荣誉, 有在战争中表现英雄气概的战争荣誉, 等等。而维持所获得的荣誉, 则是雅典公民一代传一代的殊荣。这里着重谈谈雅典公民的战争荣誉的获得与维持。
在战争中, 战士们通常为了获得荣誉而做出一些举措, 一般是将杀死的敌人的盔甲剥下来, 收集敌人的尸体, 在胜利的地方立一块胜利碑, “波奥提亚的骑兵长官和少数随从向前推进, 直抵尼塞亚, 他们都被雅典人所杀, 他们的盔甲也被剥落, 尸体落入雅典人手中”, “雅典人回到他们起航出发, 获得胜利的地方, 建立一个胜利纪念碑”。[11]这就是一般在战争中战士们为了显示荣誉所做的。对于那些阵亡的雅典人, 雅典专门在德庇隆门附近开辟了公共墓地, 在每个战争的季节之末, 人们都在那里举行仪式, 赞颂牺牲的战士。一个得到公众高度尊敬的人发言, 表达国家对牺牲者的感激。战士们为了城邦的利益而牺牲了生命, 赞扬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对死者赐予战争荣誉和对其家人给予物质上的体恤。伯利克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队对死亡将士举行国葬时发表演说赞颂阵亡将士就是体现之一:“他们无一例外地把生命奉献出来, 这使他们每个人都获得了永世常青的声誉。至于坟墓, 它不只是安葬他们遗骸的地方, 而且是存放着他们荣誉的最崇高的圣地, 它将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 一有机会就缅怀他们的行为与功绩。”[11]雅典城邦为捐躯者的妻子和儿女提供体恤金, 免除税收, 等等。
在战争荣誉的影响下, 在战争中, 雅典公民慷慨地献出自己的热血。公元前459年, 雅典十个支队———为军事胜利, 雅典人做了如此划分———阵亡者名单中的一个被保存下来了。它这样写道:“这些人是埃里奇乌斯部落的阵亡者, 他们是同一年战死在塞浦路斯、埃及、腓尼基、哈利埃伊斯、埃吉娜、麦加拉的。”[14]接着是172人的名字, 那一年并不是大战之年, 也不是雅典灾难之年, 但雅典的人口死亡率几乎两倍高于出生率。雅典人民为了战争付出了如此大的生命代价。
对于获得荣誉后的维持, 则表现出一种延续性, 即氏族荣誉感的延续与再创造, 前人获得的荣誉, 后人有义务去传承和创造新的荣誉。荣誉体现出一种氏族集体荣誉观, 当某个人的家族获得荣誉后, 在提及这个人时, 提到他的名字时会冠上家族的荣誉, 即冠上家族荣誉者的名字, 某某之子某某, 如桑西浦斯之子伯利克里, 克里埃涅图斯之子克里昂, 等等, 以此来追随其家族的荣誉和对其荣誉的赞颂。公民力求保持家族荣誉而避免做出有损荣誉的事情, 因为荣誉的获得关乎整个家族的声誉, 一旦一人做出有损荣誉的事情, 耻辱的不仅仅是个人, 而是整个家族被蒙羞。在雅典库隆事件中, 墨加克勒斯党因犯了渎神罪, 他们的嫡亲被判流放终老。[15]此外, 荣誉的再创造则是个人荣誉的创造。在家族荣誉的基础上再创造出个人的荣誉, 这是雅典公民的荣誉延续责任感。如桑西浦斯之子伯利克里, 在称呼伯利克里之名时冠上了其父亲桑西浦斯的荣誉, 而伯利克里自己则在雅典中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荣誉———成为雅典出色的群众领袖。他执政的年代, 是雅典民主政治的黄金时代, 民主政治达到了顶峰。作为群众领袖,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 伯利克里都获得了极为崇高的荣誉。“在和平年代, 只要他担任城邦首脑, 他就追求一种温和的, 稳健的政策, 他执政的时代正是雅典的全盛时代”。[16]“伯利克里无论就其地位、他的才能, 以及他的众所周知的正直而言, 都确确实实是一位能够独立控制民众的人物”。[16]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刚开始时, 普通人因为战争而变得不堪重负, 他们谴责支持战争的伯利克里, 并要求他缴纳一笔罚款。但不久后, 他们又选他为将军, 因为他们认为伯利克里是所有人当中最有才能的人。伯利克里是一名为城邦屡建战功的将军, 雅典人曾为他建立九座“纪功柱”。伯利克里在担任雅典领袖是不断地创造属于自己的荣誉, 从而成为雅典民主政治中的第一公民。
三、战争荣誉推动下的雅典公民
民主政治下的雅典公民, 注重在道德上培养出具有荣誉感的公民。雅典公民在民主开放政治制度的影响下, 将荣誉感的获得变成公民价值实现的途径之一。特别在“希腊战争时代”, 战争荣誉感成为公民实现个人价值, 获得荣誉的直接途径。“阿尔基比阿德斯雄心勃勃地渴望成为一名指挥官, 希望率军攻占西西里和迦太基, 军事上的成功使他个人赢得财富和荣誉”。[16]公民为了战争荣誉不顾一切地冲向战场, 冲向荣誉的彼岸。战场上的战士, 不仅仅是其城邦、妻子儿女的骄傲, 更是作为一名享有雅典公民权利的公民的骄傲。因此, 雅典公民为了荣誉慷慨而战。
战争荣誉作为一种精神力量, 它的存在成为雅典民主政治实现的潜在动力。因此, 战争荣誉是雅典公民实现其公民价值的准绳之一。
读书简介:
古希腊·修昔底德著.徐松岩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公元前431—前404年, 数百个古希腊城邦卷入了规模空前的“希腊世界大战”, 战火几乎波及到当时整个地中海文明世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雅典帝国这两大城邦集团之间爆发了战争。这场战争摧毁了盛极一时的雅典海上帝国, 这场战争对古希腊城邦政治造成巨大冲击和震荡, 给与希腊造成巨大的影响。而亲历这场大战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 以其客观态度、生动豪放的史笔记载了战争的主要史实, 书中大量精彩的演说留给后人去细细体会, 为后世了解伯罗奔尼撒战争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摘要：伯罗奔尼撒战争对雅典社会与公民个人带来巨大的影响。古希腊人把荣誉视为公民价值观实现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战争所带来的荣誉——战争荣誉则是公民实现个人价值观的表现形式之一。对于实行民主政治的雅典人来说, 没有什么事情比获得公民权更为重要, 对于雅典公民来说, 没有什么荣誉比实现公民价值更为光耀。而处在古希腊的“战争年代”中, 战争为古希腊社会与公民个人带来显著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探析雅典公民在民主政治制度下的战争荣誉观。
公民价值 篇8
公民道德建设, 不但对提升公民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魅力, 展现公民个人的道德理想与道德追求至关重要, 而且也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 是提升和展现民族形象的重要方面。本文仅从个人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准则角度浅析公民道德建设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
第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民道德素质是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
核心价值观的内核是文化建设, 公民的道德风貌是其外在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民道德素质是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纳入公民道德建设的全过程并以此作为根本的价值目标、指导思想和重点内容, 不仅是我国社会和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 也是公民道德建设不断取得实效的内在要求。公民道德建设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方面, 又体现和反映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内化为公众的价值追求, 外化为公众的行为准则, 才能真正发挥社会价值导向和价值引领的功能。公民道德只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得以培育和提升, 才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提供源源不断地动力源泉。
第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包含了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内容。
2001年, 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 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 以集体主义为原则, 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 在全社会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包含了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内容,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我国公民应遵守的基本美德。
第三,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公民道德建设, 是核心价值观内化、培养合格公民的必然要求。
公民生活的范围主要包括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婚姻家庭生活, 同样, 公民道德建设相应也包括三个方面, 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
社会公德是指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公民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社会公德涵盖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三个层次, 具有继承性、基础性、广泛性、简明性的特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 新型的现代人际交往关系的产生, 公民不再像过去一样只生活在由亲人和朋友组成的熟人圈子里面, 而是必须面对越来越多的“陌生人”, 以亲情和友情为主的“人情”伦理已不能适应其人际交往的现实需要, 以利益纽带发展起来的新的人际关系需要公民进行新的人际伦理探索, 这就使得以一种新的视角重新构建公民社交道德成为必要。加之现代社会尊重个人自由、尊重个性发展、尊重个体利益, 人们对于自我的关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强烈。但是社会成员之间有着内在的相互依赖关系, 个人的生存与发展不可能脱离社会和他人。只有认识自我在社会中的合理地位, 认识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的内在关系, 才能系统了解自己的社会角色, 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 认识自己与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彼此间的义务。
职业道德指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职业生活中应当遵循的具有职业特征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 它既是对本职人员在职业活动中的行为标准和要求, 同时又是职业对社会所负的道德责任与义务。各行各业要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定行业标准, 引导行业行为, 形成职业道德规范。
家庭美德即家庭伦理道德是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的基础, 这是因为家庭伦理道德是建立在血缘亲情和爱情基础之上, 这是一种复杂的人际关系, 一方面是个人情感的体验, 另一方面要符合家庭伦理道德的要求。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元, 也是培育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领域。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改变, 特别是人口流动性的增强, 家庭的结构也发生着变化。要增强个人的家庭责任感, 倡导相互尊重、互敬互爱、和谐幸福的家庭生活。
第四,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四位一体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基本价值追求和道德准则要求。
2001年9月20日, 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 努力提高公民道德素质,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要大力倡导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 鼓励人们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要大力倡导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 鼓励人们在工作中做一个好建设者。”“要大力倡导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 鼓励人们在家庭里做一个好成员。”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弘扬时代新风。”如果说公民道德规范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共同构成一个完善的道德体系的话, 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第三层次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就是这个道德体系的核心。
党的十八大正是在继承和发展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思想的基础上, 紧密结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需要, 从公民层面提出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的精华, 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公民道德和价值理念的新发展。
摘要：《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在全社会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党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个人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它本身包含了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内容, 是我国公民应该遵守的基本美德。
公民价值 篇9
关键词：群众文化,公民,道德建设,价值
在公民道德建设过程中, 群众文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群众文化是道德建设的实践活动, 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能够促进道德建设的发展, 也是道德建设的保障, 群众文化与公民道德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道德建设是群众文化的核心, 公民道德的建设也离不开群众的参与, 两者相互促进, 相互影响。
一、群众文化是公民道德建设的载体
群众文化是指人们职业外, 自我参与、自我娱乐、自我开发的社会性文化。它是人类社会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时应切实的贯彻公民道德建设的要求, 将群众文化作为道德建设的主要载体。
首先, 群众文化能够强化公民的道德教育, 促进社区文化建设。社区文化是一个城市的基础工作, 是群众文化的一部分。各个社区通过开展不同形式的文化活动, 提高了居民的道德水平。例如, 日前, 上海金山区石化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主办的“2014年喜迎新春送春联活动”, 4位书法爱好者挥毫泼墨, 义务书写春联, 免费赠送给社区居民。虽然当天天气寒冷, 许多居民还是早早地赶到现场, 居民们的热情感染了现场的书法爱好者们, 他们精心创作了一幅又一幅幅寓意喜庆、吉祥的对联, 深受居民们的喜爱。本次活动共持续了2个多小时, 共向社区居民送出春联250多幅, 受到了社区居民的热烈欢迎和一致好评。通过这样的活动, 使居民在寒冷的冬天感受到温暖, 同时也保护和传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营造了浓厚的和谐文化氛围, 推进了道德建设。
其次, 群众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 能够有效的推动公民的道德建设。群众文化内容比较丰富且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可以是文艺演出, 作品展览, 也可以是竞技比赛、义务劳动等等, 在活动中融入公民道德建设的相关内容, 能够引导参与者树立正确的道德观。
二、群众文化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价值意义
1. 有效发挥精神调剂作用
通过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 能够有效调节参与者的意识、思维活动和心理状态, 在群众文化活动中可以感受道德建设的重要性。通过群众文化的内容来彰显道德建设的意义, 进而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 强化道德教育, 深化公民的道德意识。例如, 兰州安宁区利用“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人讲自己事、身边事教身边人”, 进行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 以“提升区民素质, 建设文明程度一流新安宁”创建活动为载体, 组织市民文明素质提升活动, 在活动中拍摄了“最美安宁人”、“最美大学生”、“美德好少年”的宣传片, 激发全体市民向善向好, 进一步营造“学模范、做好人”的良好氛围, 使群众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 精神受到鼓舞, 自觉的践行道德规范、倡导社会新风, 为公民道德建设注入了新活力。
2. 有效发挥宣传教育作用
公民道德建设越来越重要, 国家和相关部门也很重视道德建设, 不断的进行道德建设的宣传力度。而群众文化以丰富的内容和形式可以更好的宣传道德建设的教育意义。公民道德建设主要依靠居民自身道德意识的提升, 还有就是社会氛围的熏陶, 因此, 注重群众文化中的宣传教育工作对公民道德建设具有很高的价值。例如, 13年7月19日, 无锡市举办的“学雷锋·在行动——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活动现场有一诺千金的退伍老兵、爱岗敬业的武警战士、敬老爱幼的模范丈夫等, 他们用平凡的语言诠释了好人精神与道德力量, 感动了现场的所有人。自从2007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部门开展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以来, 无锡市先后有多人获得全国道德模范的称号, 并有43人登上“中国好人榜”, 176人被评为“无锡好人”。这些道德模范和好人们, 以不同形式进行宣讲, 彰显了榜样的力量;全市800多处道德讲堂, 通过身边事引导群众注重道德规范, 不断提升市民的文明素质;各中小学校也通过开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活动、“我的中国梦”宣传教育活动、“美德少年”评选等, 引导学生在参与过程中提升自身的道德素养。
3. 有效地进行知识普及工作
在构建社会主义文明社会的过程中, 我们要不断的加大文化宣传和科学知识普及的力度, 丰富人民的生活。而群众文化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不受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 范围广泛, 以娱乐活动的方式将知识表达出来, 能够很好的发挥文化知识的普及作用, 进行科学思想和方法的教育, 提高公民的文化素养, 推动公民道德建设。例如, 近年来, 天穆镇文化站党支部在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以科学发展观为依据, 以抓好群众文化活动为载体, 培养壮大文化队伍, 丰富群众文化活动内容, 做大做强文化品牌, 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在几年的时间里, 相继成立了多支骨干文艺团队, 进行全国文化展演活动;并连续8年举办“迎新春文艺大展演”活动, 广场舞蹈大赛也持续了14年, 逐渐形成了一道丰盛的文化盛宴。同时也积极的打造文化品牌, 成功的举办了“天穆杯”小品展演活动, 将文化知识以不同形式的活动表达出来, 提高了群众的文化素养, 也促进了道德建设。
三、结束语
群众文化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通过群众的积极参与, 将道德建设内容渗透其中, 强化公民的道德意识, 促进道德建设的发展。群众文化在公民道德中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程愉万.群众文化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作用分析[J].群文天地, 2013, (2) :18-19.
公民价值 篇10
一、要教育公民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
加强公民文化建设, 首先必须弄清文化和公民文化的概念。文化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范畴。广义的文化指人类有目的的活动的结果, 即人类在其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中所创造的一切成果, 既包括物质文化, 也包括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指精神文化或观念形态, 仅包括与精神生产直接有关的现象, 如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等的思想观念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从公民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来看, “公民文化是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 在法治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体现公民特性、相对稳定和独立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 它包括信仰、公民意识、价值观、态度、情感、道德、法治意识等多方面的内容”。我国公民文化应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为目标, 以追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为价值取向, 以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行为准则, 融理想目标、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社会风尚、生活习惯为一体, 在主要内容和价值取向上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公民意识中的具体体现。
我国的公民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公民意识中的具体体现。因此, 我国的公民文化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如果我们不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 各种错误思潮就会泛滥, 公民文化建设就不能保持正确的方向, 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就不能健康发展。
邓小平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列宁指出:“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 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能否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 是决定我国公民文化性质的一个大问题。
当代中国的公民文化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 这一文化的显著特征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得出科学的结论, “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那些知识的坚固基础……借助于充分领会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 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 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毛泽东在回顾中国近代百年史时说,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70多年中, 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只有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在根本解决了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基础上, 以先进理论为指导, 唤起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伟大觉醒, 最终突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亿万人民得解放, 中华文化的振兴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仍然代表着人类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我国公民文化建设有了马克思主义指导, 才能使自身的发展有正确的方向。
二、要教育公民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全面体现了人类社会向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方向发展的正确趋势。“富强是文明的物质保障, 民主是文明的政治保障, 和谐是文明的社会表现和内在要求”。当今中国, 要发展和进步, 要拧成一股绳, 要齐心协力, 要凝聚各行各业的智慧和力量, 就必须有共同理想, 这样才能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只有坚定理想信念, 才能筑牢思想道德的防线。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像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 怎样才能使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邓小平指出, “一靠理想, 二靠纪律, 才能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这个理想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公民文化建设要教育公民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 这样才会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三、要教育公民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激励中华民族奋发图强、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我们的国家在近代从积贫积弱到重新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靠的就是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发扬的就是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动力。当今世界, 在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 文化力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文化力主要表现为一个国家的民族凝聚力、国民士气、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素质等。国家的民族凝聚力、国民士气必然包含有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美国中央情报局抛出的旨在颠覆中国的《十二条戒令》明确提出:“要瓦解中国, 就必须要瓦解中国的民族气节、民族精神。”对此, 我们必须针锋相对, 在公民教育中加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培育, 大力培育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民族精神。
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弘扬中华文化,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今天, 我们必须使公民树立一些观念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打牢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基础, 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着绝大多数公民的价值共识, 深刻影响着绝大多数公民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模式。这些观念总体上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对民族国家及其建国理念的认同, 另一类是对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还有, 是对二者的有机结合的理想、信念的认同。缺乏核心价值取向的国家是精神荒漠化国家。这样的国家缺乏维系全体公民的精神纽带, 没有共同的价值目标, 缺乏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缺乏凝聚力, 呈现一盘散沙的状态, 是很难团结、很难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的, 其综合国力就要大打折扣。因此, 加强公民文化建设, 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反映了以什么样的精神风貌和精神状态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问题, 对提高民族凝聚力和促进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升公民的道德和法律素养, 培育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的重新整合, 是引导广大公民践行正确的价值观的指针。在公民文化建设中, 要在公民中广泛地树立起自由、平等的观念和人格独立的意识, 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公民文化建设, 在本质上要培养公民意识。公民意识就是公民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意识和政治权利的诉求意识, 是当家作主的意识, 是民主法治的意识, 是追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意识, 是社会责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
早在1779年, 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弗逊就提出, 民主共和的治理离不开有良好素质的公民。公民在选举中选拔国家的治理者, 有什么样素质的公民便会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人才。培养和提升公民素质, 必须加强公民文化的培育与熏陶, 这是实现现代化不可或缺的要素。“一个国家, 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 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 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 这样的国家才可被称为现代化国家。否则, 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 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开始起飞, 也不会持续长久”。现代社会的发育需要具备公民意识的合格公民, 需要制度保障, 也需要孕育公民意识的公民文化土壤。
另外,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对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关系方面也有重要的作用。为此, 要培养公民的法治意识和监督意识。公民政治文化建设就是以宪法为依据的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公民意识、道德意识、法律意识以及与此相关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社会风尚等一系列相关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的引导与培养, 诸如培养公民的仁爱、宽容、诚信的品德, 自由、平等、法治、爱国、公平正义、权利、责任的素养, 参与选举、处置纠纷等各个方面与公民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能力的培育。
具有社会责任感是社会发展进步对每个人的客观要求, 是培养健康人格的需要。公民责任通过其合理性意识、合法性意识和积极守法精神, 不仅为国家和公民社会运作的法律框架、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普通利益和特殊利益冲突与整合提供着价值基础, 而且, 还能通过反思理性赋予法律制度和法治秩序以合法性认同和内化, 使民主和法治秩序立足于国家和公民社会的有机互动基础之上。培育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但理论如果不能为广大公民所接受、所掌握, 再好的理论也只能是束之高阁, 这就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公民文化建设相结合, 贴近群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 切实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我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 就要以诚实守信为荣, 诚信做人, 督促公民社会责任感的树立。以“言必信、行必果”来承担社会责任。以服务人民、辛勤劳动、艰苦奋斗为荣,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形成正确的社会责任感。引导广大公民把强国富民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我们的共同使命, 正确处理个人、集体与国家的利益关系, 自觉树立对自己、对他人、对集体、对国家的责任意识。以热爱祖国为荣, 用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精神激发公民社会责任感。公民意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来源于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深情。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我们要深切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 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把力量用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上, 用于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事业上。以集体主义为原则, 团结互助, 培养社会责任感。集体主义能够培养广大公民的人生理念, 能够培养集体观念, 在引导公民自觉承担责任、履行义务过程中, 激励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
摘要：面对意识形态领域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 对策之一就是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建设,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公民文化建设的全过程。而加强公民文化建设, 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民文化
参考文献
[1]孙寅生.公民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 (4) .
[2]孙寅生.论当代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的内容[J].探索, 2011, (3) .
公民价值 篇11
从根本上说，传统文化教育、公民意识教育、生态文明教育这三大维度，都是公民意识教育的重要内容。本文愿意就这三个维度，分享加强公民意识教育的一些体会。
一、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让“中国公民”的文化意识落地生根
在中国的土地上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当然首先是要加强“中国公民”意识的教育。任何社会的公民都有其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身份。纵观世界各国的公民教育，无不将本国文化与传统的教育看成是义不容辞的重大教育课题。因为没有文化认同，就会模糊国家认同。不认同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当然就很难确认“中国人”的文化身份。
由于文革时期的极左思想等原因，我们曾经将“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其结果是从文化根基、教育逻辑上都做了“断根”手术，不仅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不能弘扬，而且使许多人失去文化的根基，价值迷茫、行为失范。这一“无根的德育”是我国德育长期实效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数次出台文件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最近一段时间许多有识之士都以不同形式呼吁并实践传统文化教育，道理也都在这里。
毫无疑问，只有努力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才能让“中国公民”意识落地生根。当然，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学校德育来说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一方面，教育工作者必须慎重处理好传统文化的“去粗取精”的筛选工作，防止不合时宜的封建伦理以传统文化之名妨害现代公民意识的养成。另一方面，学校德育还应当将中国公民与世界公民身份做有效的链接，避免对其他文化的漠视、排斥、歧视，让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文明成果同时成为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精神营养源。
二、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让“中国公民”的民主法治意识落地生根
加强公民意识教育的核心使命是要促进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这一点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都已经做出过明晰的界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最重要的是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学校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应当与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建立有机的联接。因为惟有制度的主体（人）实现了现代化，社会制度的现代化才有可能。否则，正如社会学大师英格尔斯曾经指出的：再现代化的机器，在一帮原始人手里也会变成一堆无用的废纸！民主法制建立，向来是与公民意识、公民素养的提高紧密关联的。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而缺乏公民素养的民主参与又会导致公民权利的实质丧失与社会发展的混乱。这一点只要看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民主乱象”，就不难得出结论。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公民意识教育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
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最要紧的是要让公民意识教育落到实处。教育工作者应当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在一个封建历史十分漫长的文化里，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历史重任。要切实加强公民意识教育，首先是要在学校文化中确立上述理念，使之成为学校日常生活的最重要品质；其次是要在课程建设、德育活动等方面旗帜鲜明地开展公民意识教育，让“中国公民”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意识落地生根。
三、加强生态文明教育，
让“中国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落地生根
毫无疑问，生态文明教育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的当务之急。其现实的原因当然是严重的环境污染。而从公民教育的视角看，加强生态文明教育，也是公民意识教育的当然内容。
一般说来，公民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是要培育健全的公民权利意识。而生活在良好生态之中的生态权利，乃是继公民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等第一代人权、社会与经济权利等第二代人权之后的第三代人权。生态权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产物，更是世界各国公民意识教育的重点内容之一。
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生态文明教育还处在起步阶段。但是由于环境的急剧恶化已经使得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影响老百姓日常生活质量的重要民生问题，因而生态文明建设也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最重大政治任务之一。负责任、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都应该起而行之，采取具体措施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切实履行世界公民的教育责任。
总而言之，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中国公民意识培养的基础，民主法治教育是现代公民意识教育的核心，生态文明教育是世界公民教育的重点。这三大维度，都是当前我国加强公民意识教育的重要课题。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一定要直面回应这些最迫切、最重要、最现实的时代课题。
公民价值 篇12
诚然, 新闻与权力的关系不好讲, 不管这种权力是来自政治的还是通过商业化操作得到的,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讲, 除非我们愿意任由新闻学退化成一门僵化的, 只有考据、说教和简单的技术培养的学科。比如正面宣传与新闻价值。新闻价值尚可, 正面宣传则很难与政治或者权力脱离关系。但是由于很多人出于各种考虑更多的会去从事新闻史论方面的工作, 故而这方面探讨得不多, 如果本文在这里以道德哲学的思维路径对此做一个研究, 则可能会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
什么是正面宣传和新闻价值
面对这个题目, 我们至少要搞懂三个问题:什么是正面宣传;什么是新闻价值;正面宣传与新闻价值的关系如何?名不正则言不顺, 关键概念不明则逻辑无起点。所以这里我们先来对各个基本概念做一梳理。
正面宣传在早期马列主义者们如列宁那里已经有了论述是出于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考虑。邓小平强调“我们希望报刊上对安定团结的必要性进行更多的思想理论上的解释” (1) 。李瑞环系统地提出了要进行正面宣传, 并说“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就是要着力宣传报道鼓舞和启迪人们发展力的东西, 鼓舞和启迪人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的东西……总之一切鼓舞和启迪人们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进步而奋斗的新闻舆论, 都是我们所说的正面, 都应当努力加以报道” (2) 。由此学者们对其做了系统化的分析, 如在刘建明教授那里, 正面宣传是:“单纯肯定一种道理, 表扬、肯定先进典型、成就和工作经验的宣传。” (3)
对新闻价值的定义历史源远流长, 从1695年德国人卡斯帕·斯蒂勒的新闻应有新鲜性、接近性、显要性及消极性四个特征到1903年美国人修曼提到的“报道适时、对事实的兴趣和令人惊奇的事件”的三元素说再到徐宝璜提出新闻价值的三种要素:最新事实、重要事实、举例相近的事实, 其间颇多转折。现在不同学者对新闻价值有不同的说法。邱沛篁教授总结的新闻价值为“新闻基本规律之一, 指构成新闻特殊素质和一则新闻作用于受众的能量的诸要素的总和” (4) , 具有时新性、重要性、显著性、趣味性和接近性等特性。对新闻价值的解释还有甘惜分教授的效果说、何梓华教授的素质说等。学说虽多, 但无一例外都认为新闻价值应该具有真实性、重要性、接近性 (人情味) 和趣味性, 它们之间除真实性是必备的要素外, 其他要素不是“且”的关系, 而是“或”的关系。
正面宣传与新闻价值的关系
那么正面宣传和新闻价值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这方面的研究很多相关书籍都显得语焉不详。西方公认新闻价值的“五要素”说为“及时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人情味”。而西方的很多新闻当中, 有着强烈的正面宣传的意识, 奥巴马当选, 不知道做了多少“正面宣传”。
正面宣传和新闻价值可以统一起来吗?郑保卫教授认为宣传和新闻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同一、并行、交叉和包含 (广义宣传包含新闻) , 他认为前两种显得绝对化了, 而最后一种则有一定道理但“容易混淆宣传和新闻相区别的界限, 造成新闻实际工作中的某种混乱”。相对来讲, 他更赞同“交叉论”的观点, 即新闻和宣传既有区别也有联系, 有交集但又有各自独立的被称为“纯新闻”和“纯宣传”的部分, 相互结合的部分就是人们常说的“新闻宣传”。一般来说, 交叉结合越紧密越好的, 社会效果越好。 (5)
这样看来, 我们就应该做一些讨论了。具体当我们做新闻的时候, 什么时候是纯新闻, 什么时候是纯宣传, 什么时候正面宣传可以顾及新闻价值呢?其实也好分, 按照上面的逻辑, 那就是正面宣传材料只要是真实的, 具有上面说的新闻价值之一种, 就是“新闻宣传”。不具有任何新闻要素, 则不是“新闻宣传”。而新闻材料如果不能“鼓舞和启迪人们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进步而奋斗”, 则就不是正面宣传了, 所以就有了与之对应的批评性报道。所以在理论上, 我们可以看到正面宣传是可以和新闻价值相统一的。
正面宣传与新闻价值统一需多提倡公民道德
新闻价值与正面宣传该如何统一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很多时候, 正面宣传与新闻价值不能统一起来, 总是相互背离。一种正面宣传和新闻价值背离的情况, 就是正面宣传忽视了新闻价值, 不讲新闻写作的艺术, 在做宣传的时候将没有新闻价值的东西来传播, 却将有新闻价值的东西略去了。郑保卫教授曾提出宣传可以以新闻的方式出现, 但是, “必须同时具有新闻价值, 能给人们提供有新意的东西” (6) 。那么哪些东西算是有新意的呢?或者说, 如果我们正面宣传, 具体有哪些忽视了的东西还需要注意呢?
可以举典型报道为例。我们长期以来的典型报道都充满了说教, 乏味而空洞, 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塑造典型的时候总把大量的宗教性道德的成分赋予了报道的主人公, 比如他们如何废寝忘食地工作, 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或者取得成就前经历了耶稣受难式的艰辛, 这使得他们近乎于一个个“神”而不再具有“人”的亲和力。当然并不是说我们的社会不需要这些, 否则难以解释诸如文天祥、焦裕禄这样的人的感染力。但是我们或许更多地应该提倡一些现代的公民道德, 因为我们不可能按照宗教性道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提倡道德, 那么提倡一些社会性道德, 比如不随地吐痰、给老人小孩让座、守法诚信等, 是完全可以而且应该的。我们现在进行正面宣传, 完全可以注意多宣传这些内容, 而且与老百姓生活相近, 也更容易让他们接受, 也符合新闻价值中接近性的原则。现代社会需要更多的是爱国守法、明礼诚信的公民, 而不仅仅是一贯利他、毫不利己的“圣徒”。革命政党当然需要对具有大无畏牺牲精神的人进行宣传, 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号召需要我们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 正面宣传的指导方针也是应该与时俱进并有所改变的。
正面宣传与新闻价值统一需促进新闻立法
另外一种情况则是正面宣传时完全无视新闻价值。比如三鹿集团这样的“正面宣传”, 早在2004年, 三鹿集团奶粉质量问题就因为安徽阜阳“大头娃娃”事件而被揭发, 经过“紧急公关”后方才得以幸免, 2007年三鹿集团三聚氰胺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 然而央视还在为之作正面报道:2007年9月2日,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每周质量报告》播出特别节目———《1100道检测关的背后》, 宣称“央视记者带着疑问深入企业10多天……真实了解了三鹿集团……各个质量控制环节。三鹿婴幼儿奶粉过硬的品质, 得到中央电视台记者的认可”。而今因为在奶粉中掺加三聚氰胺而导致数万结石娃娃, 三鹿被迫宣告破产, 董事长也因此受到审判, 这对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无疑是一记狠狠的耳光。这种“正面宣传”是对新闻价值的严重背离。
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发生呢?首先, 这是由新闻资源紧缺引发的恶性竞争引起的。由于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以正面宣传为主, 适当实行批评性报道”方针, 正面宣传限制小且不会“越界”, 而批评性报道限制多且后果严重, 于是记者大量在作正面报道, 塑造正面典型, 然而新闻资源有限, 当作正面报道的人过多而新闻资源又出现紧缺的时候, 就会出现恶性竞争, 就会出现正面宣传背离新闻价值的情况。某种程度上, 正面宣传与新闻价值背离得有多远, 就显示了这种竞争有多激烈。其次, 这是由于有大量利益和权力在背后博弈, 新闻不仅很容易被泛政治化, 同时还很容易被泛商业化。新闻多以正面宣传为主, 而受众的阅读天性却是喜欢那些“坏消息”。现在的新闻媒体大都处于市场环境中, 需要扩大发行量以适应商业竞争, 所以很多时候也会做一些不负责任的负面报道。同时由于现在商业资本无孔不入, 形象公关无处不在, 所以很多企业也会进行各种“公关”和“游说”。在这种情况下, 记者很难坚持自己的专业精神和职业操守, 职业伦理道德大打折扣。最后, 由于欠缺成文的法制法规, 使得新闻报道没有明确的权责界线, 而使得新闻记者缺乏法律意识。且社会缺乏公民教育, 无论是企业还是记者都不能明确基本的道德界线。这些原因导致了媒体在进行正面宣传时完全无视新闻价值。
于是我们便见到了这个怪现状:泛政治化使专业主义沦陷;新闻环境不宽松和商业需要导致恶性竞争;新闻法律缺失导致权责不明。上述种种情况使得媒体处于水深火热、进退维谷之中, 导致了媒体监督不力, 最后就出现了“三鹿门”这样的怪胎。我们的有关方面需在这方面解放思想, 与时俱进, 针对这些情况的发生培养记者理想主义和专业主义精神, 培养记者的职业操守。还应该采取措施, 创造宽松的新闻环境, 只有新闻环境宽松了, 我们的社会才会少出现一些“三鹿门”, 少出现一些各种腐败, 才能够建设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然更高的目标是促进新闻立法, 争取《新闻法》早日出台, 让法制为自由作保证。新闻需要一个自由的环境, 但如果还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的话, 那就是宽容以及为宽容作保障的法制。
结语
当然有人会与我争辩, 说法律作为一种契约, 也不过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的产物, 仍然会导致对权力的窃取和滥用或者“多数人的暴政”, 导致“恶法”出现。 (7) 针对这个问题, 首先需要理解的是“恶法”在某种程度上比“没法”好, 因为毕竟这是摆到台面上来了的, 是可以通过司法程序而不仅仅是行政手段来解决的, 至少还是能让人赢也赢得坦荡、输也输得服气的。对程序的执行固然可能出问题, 但是多了一个程序, 至少会“麻烦”一些, 增加更多的博弈来减少不公, 同时也能为社会的怨气添加一个“减压阀”。其次需要明白的是, 在法律制定的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保证主体的基本权利。不过我们可以看到毕竟文本是要公之于众、立此存照的, 所以就保障基本权利的条款进行讨论也应该是可以进行的。
通过上面的叙述, 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唯有通过在正面宣传的内容上多提倡公民道德宣传, 以新闻立法为新闻界创造宽松自由的环境, 正面宣传与新闻价值方可能达到高度统一。然而就这个问题围绕着新闻自由与新闻制度保障博弈的三股力量———商业企业、政治权力以及新闻媒体和记者———很多时候要么表现出一种“问以经济策, 茫然坠烟雾”的迷茫, 要么就表现出排斥所有新的事物, 带着“躲进小楼成一统, 管他冬夏与春秋”的敌视, 要么就是看清楚了却因为种种原因而出现“便纵有千种风情, 更与何人说?”的失语。原有的妥协总是忍不住会侵犯公众的基本权利, 经过“三鹿门”、百度竞价排名以及山西封口费等事件, 这种妥协已经由于犯了众怒而显得脆弱不堪, 岌岌可危。如何再次通过多方博弈达成新的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妥协, 我想这是相关各方也是学界应该进行一些思考的。
参考文献
[1]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 《邓小平论新闻宣传》,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8年版, 第128页。
[2]李瑞环:《李瑞环发表讲话:新闻报道必须坚持正面宣传为主》, 《新闻战线》, 1989 (12) 。
[3]刘建明主编:《宣传舆论学大辞典》,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3年版, 第53页。
[4]邱沛篁、吴信训、向纯武等主编:《新闻传播百科全书》,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第104页。
[5][6]郑保卫:《当代新闻理论》,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3年版, 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