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与公民社会

宪政与公民社会（精选8篇）

宪政与公民社会 篇1

摘要：社会学法学重点探求法律所产生的实际社会效果以及如何产生这些效果。中国民营企业的宪政保护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平等待遇原则、保护原则与限制原则等。构建民营企业发展的宪政体系应从三个方面进行:民营企业地位的保护;民营企业财产权的保护与民营企业主权益的保护。据实证调查, 民营企业宪政保护在四川省的实施还存在一些问题, 如: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损害民营企业权益;个别政府部门执法问题损害民营企业权益;各种变相赞助损害民营企业权益及其他损害民营企业权益的情况。民营企业发展的宪政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有利于现代法治国家的形成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关键词：和谐,法治,四川,民营企业,宪政,社会学法学

社会学法学 (或者法社会学) 的主要代表人物庞德把法律分为“书本上的法” (Law in Book) 和“行动中的法” (Law in Action) 。他在1911年发表的《社会学法学的范围和目的》一文中指出, “社会学法学家目前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在创立、解释和适用法律方面更加注意与法律有关的社会事实”;“强调要进行法律实施研究、法律史研究、公正性研究等, 通过这些研究, 重点探求法律所产生的实际社会效果以及如何产生这些效果”[1]。

宪法是宪政的前提, 宪政的核心是限制国家权力, 保障公民权利, 因为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也可以说, 宪法是静态的宪政, 宪政是动态的宪法。构建四川民营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 当然离不开民营企业的宪政保护;民营企业宪政保护在四川省的实施情况, 当然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导驾护航!

一、民营企业宪政保护的基本原则

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指导立法主体进行立法活动的基本准则, 是立法过程中应当遵循的指导思想。笔者认为, 民营企业的宪政保护主要应遵循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一) 平等待遇原则

在中国, 民营企业与公有制企业因所有制的不同, 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因投资主体的不同, 享受的待遇是不同的。在法律上则是企业之间的不平等待遇, 既然立法都做了如此规定, 现实生活中的境况自不待言。虽然1999年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规定了民营企业的地位, 但在现实生活中, 民营企业因为体制上和其他原因, 地位明显低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法治经济, 它要求经济民主和经济公平。因此, 笔者建议, 立宪循序渐进地规定民营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平等待遇, 以增强民营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同时, 适应中国加入WTO之后经济竞争日益国际化的大环境。

(二) 保护原则

公有制经济一直以来备受宪法的保护, 社会主义公共财产并被戴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桂冠。民营企业相对于公有制企业, 力量比较薄弱。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因市场主体的不断减少而缺乏有效和充分的竞争, 从而缺乏活力。因此, 宪法应保护民营企业的发展;保护民营企业主的合法权益;保护民营企业的私有财产权、保护民营企业的发展也间接地保护了在民营企业里工作的众多劳动者的利益。

当然, 保护民营企业的发展并不是无原则的。对于那些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民营企业理应保护。对于那些不讲诚信、欺诈、行贿、回扣、搞假冒伪劣、偷税漏税等不规范甚至违法行为要进行监督和管理。当然, 监督、管理不是目的, 而是通过这一手段, 引导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民营经济合法经营, 从另一方面看, 也保护了那些合法经营的民营企业。

(三) 限制原则

当然, 我们谈民营企业财产权的宪政保护原则, 并不意味着民营企业的财产权没有任何制约。著名的《世界人权宣言》也曾对私有财产权做出限制规定, “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 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 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确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 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2]因此, 当涉及到公共利益时, 民营企业的财产权就会受到限制。这就会涉及到公权力的行使与公民私权利的保护问题:一方面, 要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 防止私有财产的所有者拒绝出让财产或者任意要价, 以保障公权力的行使;另一方面, 要防止公权力的滥用, 以保障私有财产的所有者———公民的私权利。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宪法有必要规定这种限制是有条件的, 即“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否则, 民营企业的权利就很容易受到公权力的任意侵犯。

二、构建民营企业发展的宪政体系

笔者前面已论及民营企业相对于公有制企业, 其力量比较薄弱, 地位相对低下。因此, 构建民营企业发展的宪政体系, 笔者主要侧重于对民营企业的“保护”方面, 并且这种“保护”是全方位的“保护”。笔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一) 民营企业地位的保护

随着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不断认识, 不断总结经验, 逐步认识到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中国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民营经济的认识经历了否定到肯定的过程, 体现在宪法上, 则由否认到1988年宪法修正案的“补充”到1999年宪法修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 民营企业的地位不断上升。特别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明确提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权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宪法的规定由原来的“引导、监督和管理”, 变为“鼓励、运动和引导”。特别是“鼓励”一词, 以往历次宪法修正案均未使用过。可见, 民营经济在宪法上, 获得了与公有制经济同等的地位。国家对民营企业的保护力度明显加大了。

(二) 民营企业财产权的保护

关于私有财产权的保护, 18世纪英国一位首相曾形象地演讲过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即著名的“风能进, 雨能进, 国王不能进”的宪政名言。“即使是最穷的人, 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 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 房子甚至会在风雨中飘摇, 但是英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 他的千军万马不敢踏进这间门槛已经破损了的破房子!”[3]确认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 目的在于明确公民的私权利, 因为无财产即无人格,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 私有财产权被广泛地视为一项基本人权。同时, 规定了公权力的界限, 为公民享有和行使私权利设置了一面坚固的防护墙。作为公民私权利的财产权, 与政府公权力相比是很薄弱的, 非常容易受到公权力的侵犯。

经过不断地探索, 我们国家终于认识到公民私有财产权保护的重要性。明确提出:“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这些规定, 给许多民营企业吃了个“定心丸”。同时, 此次宪法修正案还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 并给予补偿。”这条规定体现了民营企业宪政保护的限制原则, 明确了在限制的同时, 要给予补偿, 民营企业的财产权得到了切实的保障。

(三) 民营企业主权益的保护

很多人谈到民营企业主, 往往纠缠于他们财富积累合法性的问题, 即所谓的“原罪”问题。再加上社会上宣扬的“恨富”、“仇富”、“杀富”心态, 民营企业主往往给人一种灰色的印象。当然, 的确有部分民营企业主在原始积累时有过非法经营的行为。但这不能代表全部, 也不是主流。

对于民营企业主“原罪”的问题, 我们应冷静, 客观地审视一下过去的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定。在民营企业刚刚兴起的时候, 民营企业主在创业过程中, 中国的许多法律、法规还有待健全完善, 有许多空白之处。许多民营企业主做了一些法律、法规未规定的事情, 就不应该简单地给他们扣上违法的帽子, 甚至粗暴地关闭他们辛辛苦苦创造的厂房, 使之锒铛入狱。历史上出现过的错误, 就不应再重犯。况且, 也有个别民营企业主并未违反法律、法规, 只是违反了一些地方性规定, 或者是“树大招风”, 引起了个别地方官僚的不满, 找个机会给民营企业主扣上违法的帽子!

故在明确保护民营企业地位及民营企业财产权的同时, 宪法有必要保护民营企业主的合法权益。在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在中国早已加入WTO的背景下, 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搞好。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应备受重视。

可现如今, 中国宪法并未明确提出保护民营企业主的合法权益。虽然, 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但此规定很原则, 对于民营企业主合法权益的保护, 在现实生活中不易操作。因此, 笔者建议四川省优先制定一些有关民营企业主权益保护的地方性法规、规章, 以促使宪法有关这方面明确规定的早日出台。党的十六大早已明确提出, “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 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 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2004年宪法修正案在统一战线中增加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三、民营企业宪政保护在四川省的实施情况

虽然宪法已明确提出要保护民营企业, 保护民营企业的财产权, 但宪法在四川省的具体实施问题如何呢, 有待实践检验。庞德把法律划分为“书本上的法律”和“行动中的法律”;卢埃林按照庞德的观点, 划分为“纸面规则”和“实在规则”。二人都强调法律的社会目的、效果。卢埃林说:“人们要决定纸面规则中有多少是实在规则, 有多少仅仅是纸面规则。要了解实际司法行为, 要将纸面规则和实际加以比较。”[4]同时, 他还指出, 纸面规则的存在仅意味它们有适用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也是重要的。但有决定意义的是实际适用。即我们不仅仅应关注立法, 更应关注法的实施问题。

在我们的调查中, 许多民营企业对此次宪法修改感到很欣慰。觉得宪法作为中国的根本大法已明确提出要保护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的财产权, 以后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就有说法了。但地方上各种侵犯民营企业权益的情况仍然存在, 民营企业要想发展得很好, 真的很难。例如:

(一) 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损害民营企业权益

有些地方部门为了保护本地方的民营企业, 而对外地民营企业的产品进入本地百般刁难。如果菖菖省登报宣传四川省某公司销售的“680g羊肉午餐肉不合格。 (1) 经其抽查, 该公司产品全部指标合格, 仅重量一项中, 标明的“680g”羊肉午餐肉, 实际为“672g” (抽样8听) , 对公司造成损害。按部颁标准, “680g”午餐肉正负公差为“3%”, 即“680g”羊肉午餐肉净重在“659.6g~700.4g”之间是合格的。但该地区却判定为不合格。菖菖省这样做会给公众造成误导, 因为普通民众不可能去询问此产品为什么不合格, 更不会去关心上位法与下位法的效力问题, 他们只知道不合格的产品就是不好的产品。菖菖省这一做法明显损害了四川省某公司的合法权益。

为了保护本地的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各地政府部门也曾成立工商共同体, 来使各自企业在外地区能够享受“国民待遇”, 但作用微乎其微。因此, 笔者建议, 宪法或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一下政府间各部门的行为, 使民营企业的宪政保护在四川省更好地实施。

(二) 个别政府部门执法问题损害民营企业权益

政府本来是为人民服务的, 但四川省内个别政府部门衙门作风浓厚, 市场观念淡薄, 服务意识较差。对民营企业索取多, 服务少, “能办的不办;能放的不放;能给的不给”, “吃、拿、卡、要”成了习惯。如有些政府部门到企业检查, 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促进发展, 而是“吃、拿、卡、要”。企业主要以生产、经营为主, 在全省有执法权的职能机构太多, 有上百个。每个部门每年到企业检查一次就是上百次, 有的部门甚至每月好几次, 长此以往, 企业何以承受得了!有的政府部门甚至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 如有些部门不好好执行国家法律, 国家明令禁止的收费项目又重新征收;省内某地交警部门无端竟跑到民营企业厂区去执法, 不打招呼强行进入企业, 干扰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 明明是自己有法不依, 结果竟以罚款处罚民营企业。 (1) 故政府各部门应为省内民营企业创造一个好环境, 真正把宪法的规定落实好。

(三) 各种变相赞助损害民营企业权益

与行政机关有关的各种事业单位, 如各种各样的“菖菖所”, 评比、达标、赞助活动一个接一个, 实际上就是让企业掏红包;还有社会上各种报刊、杂志打着宣扬公司的名义, 让公司登广告, 实质就是变相赞助。信函来了, 不登就等着对方挑毛病吧。民事活动本来应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 可现在却变成了“强迫”。因为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个完美的人, 更不要说产品了。并且这些报刊、杂志很多, 有的甚至盖着地方政府的章。如四川省某民营企业曾收到如下信函:“菖菖工商报”;“菖菖省卫生厅经办的家庭保健杂志社”;“菖菖工人时报”;“菖菖市场报‘实施名牌战略, 争创驰名商标’, 关于开展‘菖菖省著名商标认定企业荣誉榜实力专版展示’活动函”;“消费维权、名优企业重点保护品牌推荐红榜公布———菖菖省重点保护企业‘讲质量, 讲诚信’名优企业统一行政公布”;“菖菖市场消费报”等等。 (1) 如此的信函数不胜数, 只要企业赞助, 那么此企业就可以成为菖菖省重点保护企业;就具有实力。否则, 就等着自找麻烦吧!各路人等都想吃一口。笔者在此希望有关法律、法规能够真正操作起来, 相关主管部门能够约束一下他们的行为。这样, 民营企业的宪政保护才能更好地在四川省内落实。

(四) 其他损害民营企业权益的情况

中国的有些法律、法规侧重于保护一方当事人的利益, 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立法者的本意显然是好的。但这样规定同时就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另一方当事人的权益。如中国《劳动法》就侧重于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用人单位的利益有时就会受到损害。四川省菖菖民营企业花重金培养的一个技术人员跳槽后, 把商业秘密带到了另一个公司。该企业通过诉讼索要损失50万元, 但对方说:“要钱没有, 命有一条。”官司虽然赢了, 也等于输了。对方拿不出这么多钱, 谁来赔偿企业的损失呢?告对方公司吗?对方公司说我公司没有这个人, 也没有和他签订劳动合同。虽然中国承认事实劳动关系, 但取证很困难。 (1) “书本上的法律”与“行动中的法律”还是有距离的。还有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无配套的法律、法规。地方也无专利局, 知识产权局无经费, 没有执法监督检查的。一旦民营企业的知识产权受到侵犯, 告到法院, 即使胜诉了, 行业之间很难相处, 对企业以后的发展也不利。因此, 为了更好地使民营企业的宪政保护在四川省得到实施, 有必要加强全社会的信用机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使之更具现实操作性。事前监督与事后监督相结合, 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相结合, 才能更好地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由于宪法是中国的根本大法, 因此决定了它具有原则性、概括性的特点, 不可能规定得很细。至于民营企业如何保护的问题, 四川省内各地方应按照宪法的精神, 落实政策, 切实做好保护民营企业发展的工作。笔者在此也希望与宪法相配套的法律、法规能早日出台, 与民营企业宪政保护不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及时修改、废除, 切实保护好民营企业的权益, 使民营企业的权益不再受到侵犯。

四、民营企业宪政保护的意义

(一) 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中, 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 而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0%以上。1979年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 如今, 民营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 在沿海地区和南方某些城市, 民营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 而与北京相当的城市, 民营经济的贡献率更高, 已达到92.9%, 其上缴税收已占全部税收的73.7%。可见, 民营经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同时, 民营企业的存在, 使市场经济的竞争更具活力。故加强民营企业的宪政保护, 有利于社 (下转123页) (上接112页)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 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生活宽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而充足的就业才能达到“生活宽裕”的目标。现在, 中国的劳动就业形势很严峻, 加上部分国有企业裁员、倒闭、破产, 产生了一大批下岗失业人员, 劳动力就业就更加雪上加霜了。作为一个正常的有劳动能力的人, 如不能就业, 又无其他经济来源, 其生活水平可想而知。如2003年, 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1 400多万, 城镇新增劳动力1 000万, 包括212万高校毕业生, 这样城镇全年需要安排劳动就业人口为2 400多万, 而社会可提供的就业岗位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供明显大于需。另外, 还有进城打工的8 000多万农民, 农村仍有1亿以上的劳动力。近年来, 民营企业对缓解就业和再就业的压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已成为扩大就业的一条主要渠道。1992年以来, 民营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占社会新增就业岗位的75%。2002年以来, 民营企业的就业人员已占全国城镇就业人员的33%, 其中, 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中65.2%已在民营企业实现了再就业。四川省菖菖民营企业从事食品加工行业, 在农村建立了绿色生态园, 解决了一大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从而使地方农民走上了致富奔小康之路。 (1) 故加强民营企业的宪政保护, 广大人民的就业就有了一定的保障, 从而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三) 有利于现代法治国家的形成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中国宪法明确提出:“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如果民众的法治意识普遍低下, 权利得不到良好保障, 现代法治国家很难形成。加强民营企业的宪政保护, 有利于公民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的增强。特别是对民营企业财产权的宪政保护, 为公民个人独立于政治国家, 市民社会独立于政治国家提供了经济和制度保障。在市场经济下, 加强对民营企业财产权的宪政保护, 有利于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 使人们得以充分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 有力地监督和制约公权力的行使, 促进公权力的运行法治化, 特别是政府的依法行政。私权利与公权力的良好互动, 有利于现代法治国家的形成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1]谷春德.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346.

[2]邓成明, 杨松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若干问题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7:313.

[3]刘军宁.风能进, 雨能进, 国王不能进[G]//刘军宁, 王焱.公共论丛.自由与社群:第4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8:148.

[4]何勤华.西方法律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302.

宪政与公民社会 篇2

论文摘要 公民意识是公民社会下的概念，公民意识中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参与协商意识与宪政精神中的权利保护、权力监约、宪政宽容精神都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公民意识与宪政精神在多个层面上的契合有助于寻找推动宪政建设的新路径。

论文关键词 公民意识 宪政精神 公民社会

宪政是与人类政治文明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宪政建设是实现政治文明的必经之路。宪政简单而言即为“限政”，强调对政府和国家的权力的限制和规范。而良好宪政秩序的建立不仅仅要求制度建设，更要求作为理念和信仰的宪政精神的培养。公民意识是在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培育过程中长期形成的。在理念和思想层面上发现公民意识与宪政精神的契合点，发现公民社会与宪政建设的契合点，有助于实现宪政建设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转变。

一、公民意识与宪政精神的概念界定

公民意识的概念由来已久，我国不同的学者对公民意识有不同的认识。马长山认为“公民意识是对公民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双重组织生活中权利义务关系的价值判断及规范化认同。”焦国成认为，公民意识是“公民个体对自己在国家和社会中所处政治地位的现实感受和应有的认识。”但是无论哪种认识，都在以下问题上达成共识：首先，公民意识是公民在与国家的关系网络下对其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义务关系的认识。其次，公民意识在一定的公民社会的背景下讨论的，主要集中在社会、政治领域。根据公民意识的概念界定，公民意识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主体意识;主体意识即公民作为独立的个体对自己与国家和社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认识，是作为有独立人格的、独立意识的真正的人对其在国家和社会的地位和身份的认识，而不是作为集体和单位的附属的人的认识。wwW.11665.cOm以主体意识为基础还延伸出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其次是责任意识;这里的责任指公民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责任意识既要求公民利益的追求要以公共性为指导，不能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又要求承担其作为社会主体的公共义务和责任。再次是参与、协商意识;参与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是公民意识的直接行为表现，作为相对弱势的公民参与国家事务长期以来探索出了诸多协商的模式，这也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最好方法。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参与协商意识是对公民意识的三个角度的解读。

宪政即立宪政体，指政府的权力和行为必须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的政体。宪政的基本理念是以“限政”为基础建立民主、法治、公正的宪政秩序，从而维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宪政不仅仅是制度设计，“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内在价值和精神气质等柔性的结构性要件。”这就是宪政的精神层面。根据宪政的要求，宪政精神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对个体的自由保障和权利保护;二是有限政府，即对权力的约束;三是宪法至上。

公民意识与宪政精神的契合在逻辑关系上可以表述为：公民意识与宪政精神在内容上有共通之处;公民意识中某种意识的提高恰恰能促进宪政精神的培养;公民意识与宪政精神共同促进宪政建设。

二、公民主体意识符合宪政精神中权利保护的要求

公民的主体意识首先要求公民是作为独立的个体出现在社会、国家的关系网络中的而不是作为集体的附属出现。长期受儒家伦理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以前，集体是社会的主体而不是组成集体的个人，wenfangtang在其《中国民意与公民社会》一书中指出，儒家伦理对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会带来一些政治障碍，第一个可能发生的障碍就是群体取向。而宪政的首要精神就是防止个人权利被权力侵害。因此培养公民独立的主体意识对我国的宪政秩序的建立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公民主体意识的增强加快了个体摆脱传统身份制束缚的步伐，有效的保护个人的权利。我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形成的宗法血缘制和等级身份制严重压抑了人的主体性和积极性，身份制和宗法血缘制使得每个个体都被容纳在国家这个大的体系中，社会被国家化，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丧失了进取的动力和争取权利的机会。公民主体意识的增强，独立的意识增强、权利意识的增强是对自然经济的否定、对人治的否定、对特权的否定，也就是对身份制的否定;是对市场经济的肯定、人人平等的肯定和法治的肯定，也就是对宪政精神价值理念的肯定。

其次，基于主体意识的平等意识对特权的否定为公民权利提供保障。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是独立的社会主体，人和人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每个个体应该是平等的，这种理念是对特权的否定。每个个体都应具备罗尔斯所讲的基于平等自由原则的平等自由权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追求权利的机会而不被特权所干涉和阻碍。正是主体意识和平等意识使得公民敢于向特权挑战。

再次，主体意识中的理性思维有效防止混乱秩序对权利造成的损害。人之所以称之为人是因为有可以理性思维的大脑，主体之所以称之为主体是因为其具备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否则就依附于他人或者集体。因此作为社会主体的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时应该具备判断是非的能力和理性思维的能力，具备起码的民主素养，而不是容易被说教成功和煽动，从而导致政治狂热和盲目的个人崇拜。而长期依附于群体或者集体的个人是缺乏理性的，极易被权力者的宣传所迷惑，从而助长了权力的专断，而对个人权利造成损害，正是公民自己损害了自己的权利。正如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说到的一样：“群体永远不欢迎理性，一切文明的主要动力也并不是理性。”因此应该尽可能的摆脱个人对群体的依赖，摆脱群体对个人意志的影响甚至决定作用。应该强调个人的主体性，从而保障基于主体意识的理性思维，进而约束和限制权力的滥用，从而保护公民个体的权利。

三、公民责任意识符合宪政精神中的权力监约的要求

现代社会的发展不仅仅强调对于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同时强调公民应该具备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梅因曾指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在一点是一致的，在运动发展过程中，其特点是家族依附的逐步消灭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这种个人义务就是指作为社会主体的公民应该承担的对国家和社会的公共责任。公民责任意识对权力监约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基于公民责任意识而建立起来的权力执行者的责任意识。权力执行者首先是社会公民，本身作为公民的责任意识可以催促权力执行者的责任感的确立。“相信行政人员作为人性的存在，相信他可以为善的本质，就会呼唤他的善的信念和道德良知，通过制度化的行政道德机制的建设，去把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引导到道德化的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共同体公共性的方面来。”从而推动责任政府的建立。责任政府有两个含义：一是行政制度意义上的责任，即对行政体制内部的负责;二是宪法体制意义上的责任，即对选民或者代议机关负责。公民的公共责任意识推动政府对更大范围的“公共”负责而不是只对内部的“小公共”负责，实现由行政体制的责任到宪法体制的责任的过渡。

其次，公民责任意识的提高促使公民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推动公共政府的建立。公民责任意识的增强会为公民对权力进行监督提供内在动力。基于公共意识的监督有利于减少权力执行者的特权意识，增加其公共意识，推动全能型政府向服务政府的转变，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于一府两院的监督力度，避免权力的暗箱操作。从法律层面上讲，政府是独立具有意志的主体，但是从政治层面上看，政府只是社会契约下的代理人，“政府对社会而言只具有工具价值”。作为权力执行者的政府应该具备公共人的意识，表达公共意志，尽可能的排私人意志在公共生活中的影响。因此以公民责任意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监督正是宪政精神所要求的。

再次，责任意识指导下的社会团体的建立实现了政府权力的分散和社会权力的回归，从而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随着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社会化，非政府组织承担的社会职能也越来越多，也就要承担相应的公共责任。但也不乏另外一种情况，即在公民责任意识指导下的公民联合建立起社会慈善组织、社会维权组织等非政府组织，这些非政府组织建立后要必然承担一定的社会职能。随着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这些组织便获得了相应的“社会权力”，也就实现了政府权力的分散，从而有效防止在全能政府模式下的权力寻租和权力滥用的情况的出现。因此由公民责任意识的提升推动的政府权力的分散、社会权力的回归正是宪政实现对权力监约的必然要求。

四、公民参与协商意识与宪政的宽容精神相契合

何为宪政宽容?要理解宪政宽容就要理解宽容的含义。按照《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解释，宽容就是指“一个人虽然具有必要的权力和知识，但是对自己不赞成的行为也不进行阻止、妨碍或干涉的审慎选择。”宪政宽容是指权力对于作为权利主体的公民的自由的保障，而不擅自干涉。宪政宽容的主要表现一是允许公民为维护权利进行利益表达和参与公共生活，二是政府与公民以协商的方式解决参与中出现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命令和一言堂。正如有学者所言“宽容是在价值多元的大背景下，自认无法形成理性共识之后的一种妥协、一种无可奈何。”而正是这种无可奈何为公民权利保护提供一种机制。协商意识与宪政的宽容精神的契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以权力和权利的关系为媒介。参与意识与协商意识都是以个人权利意识为前提的，只有充分的权利意识才有可能促使公民参与公共生活，而妥协和协商又是尽可能维护自己权利的最和平、最有效的方法。宪政建设的核心在于处理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严复所讲的“群己权界”。权力如果不受约束就会导致对权利的损害和自由秩序的破坏，而对权力最好的约束来自于权利本身，因此宪政宽容本身也是权利对权力倒逼的结果。所以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使参与协商意识和宪政宽容有了内在的逻辑关系。

第二，以制度为媒介。公民协商意识的增强促进了近代民主体制的诞生，西方的议会制、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与公民协商意识的提高不无关系。而宪政宽容恰恰体现在这些制度中，允许不同意见的表达，为自由、平等提供制度保障，这也就是有些学者所称的“政体宽容”。

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以“天赋权利论传统”为依据的自由主义者通过人的自由和权利来论证宽容的必要性，但是如何避免对宽容的过度强调，防止“权利优于善”的泛滥和秩序的混乱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协商与宪政宽容的底线就是对公民个体权利的尊重不能以损害其他公民的权利为前提。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止宽容的泛滥而实现自由与公正秩序的相对平衡，这也是宪政精神的基本要求。

宪政与公民社会 篇3

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 是指围绕共同的利益、目的和价值上的非强制性的集体行为, 它不属于政府的一部分, 也不属于盈利的私营经济的一部分。换而言之, 它是处于“公”与“私”之间的一个领域。通常而言, 它包括了那些为了社会的特定需要, 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行动的组织, 诸如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公益组织、社区组织、专业协会、妇联、工会等。

公民社会是个历史范畴。两千多年来, 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 公民社会概念共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 一共经历了三种形态。

1. 公民社会的古典形态。

西方文明一直到17世纪前的社会状况, 国家与社会并未分离或者并未完全分离, 整个社会表现为高度政治化的一元结构, 这一状况在中世纪达到顶峰。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的等级和政治意义上的等级是同一的, 因为市民社会就是政治社会, 因为市民社会的有机原则就是国家的原则, 市民等级和政治等级的同一就是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同一的表现。显然, 这一时期对于公民社会的描述是笼统而混淆的。

2. 公民社会的现代发展。

现代意义的公民社会理论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形成。他们应用“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两分法来分析社会的总体结构, 把市场经济当作公民社会的核心部分, 认为公民社会是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直接从生产和生活交往中发展起来的非政治的社会自主领域不能与政治国家相混淆, 也不能为政治国家所淹没。

3. 公民社会的当代转型。

20世纪以后, 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 公民社会观念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有了“重建公民社会”的理论主张。认为应该把经济领域从公民社会中分离出去, 把社会组织和民间公共领域当作公民社会的主体, 并系统提出“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公民社会”三分的社会生活划分模式, 从而完成了将公民社会指向社会领域的当代转型。 (1)

二、公民社会中公民参与的价值

无论是在现代的“政府—社会”的二分结构中, 还是在当代的“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分结构里, 公民参与在公民社会的政治价值意蕴都是显而易见的。 (2)

1. 公民参与有助于形成公民社会。

公民参与各种日常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中, 体验自由、独立、平等、博爱的民主精神, 形成良好的公民参与精神, 培育了独立的、自由的、理性的人, 最终形成民主的生活方式, 这些都将有助于公民社会的完善。公民社会是现代民主的社会载体, 是国家威权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缓冲地带, 是民主力量成长和积淀的基地, 是民主平衡有序发展的砝码, 这些都离不开公民作为一个个体的直接参与。

2. 公民参与更容易保护公民的权利。

公民社会是公民独立自由的保护伞。公民社会在于使政府的强制最小化, 保障政治自由, 改善人的生活。而这一切, 离开公民真正的参与就将形同虚设, 不能完成公民社会自身的使命。

3. 公民参与有助于监督权力的运行。

公民社会具有独立性, 使人们对公共权力采取一种审慎、怀疑的态度, 这对公共权力的行使能够构成看不见的制约。公民的广泛参与, 可以提高公民社会对国家和市场权力关系的有效制衡力, 它作为社会的制衡监督着国家, 使之不沦为多数人的专制。

4. 公民参与是政府获得合法性的有力促进。

合法性主要是指公民对政治统治权的认同感和支持, 而公民参与可以使得这种认同感得以固定化。民主政治中的政府行为必须具有合法性依据, 即必须得到广大公民的共同认可、信赖和支持。政府合法性只能到公民社会中去寻找, 只能由第三部门来供给。公民参与带来的政治认同感在公民社会的活动中得以培育和强化。

5. 公民参与是公民人格生成的重要途径。

公民社会是免费的民主大学, 公民社会能够刺激公民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 能够培养和强化公民的民主意识, 形成健全的参与性公民人格并通过公民事务的参与来践行维护民主的原则和价值。

在社会管理民主化、国家政治文明化的发展进程中, 公民社会是不可或缺的强力支撑, 而公民参与无疑是这个支撑上最有力的一环。如果公民参与程度不高, 公民社会的权利得不到实现, 其他一切都不可能实现。就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而言, 公民社会是第一位的, 国家则是第二位的。如果政治国家不能保障公民社会的权利要求, 它就没有存在的合法性。公民社会的权利主张决定了现代国家的特性。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道德价值的信奉者, 即抱有不同的价值目标的公民们都在不断的政治参与中追求自己的权利。

三、困境

“政治参与是旨在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普通公民的活动。” (3) 从公共政策角度看, 公民的政策参与实际上是公民在利益表达上积极性和有效性的反映, 是公共政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尺度。现阶段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较之改革开放前有了明显的变化, 这与我国现阶段政治、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相适应, 具有进步性。主要表现为:由政治运动式参与向分配利益性参与发展;由单一的政治利益群体参与向多种利益群体共同参与发展;由表态性的被动参与向智能性的主动参与发展;由单一的官方参与渠道向多样化的民间参与渠道发展;由失衡性参与向平衡参与发展。 (4)

同样, 在公民社会当中, 由于其不可避免的涉及或影响到相关政策的制定, 我国公民参与在深度和广度上仍很不够, 存在诸多限制性因素。

1. 政治社会化程度不高。

政治社会化的定义表述有很多种, 在这里, 我们这样定义:政治社会化是社会个体在社会政治互动中接受社会政治文化教化, 学习政治知识、掌握政治技能、内化政治规范、形成政治态度、完善政治人格的辩证过程;是社会政治体系的自我延续机制和功能运行机制。 (5) 由此可见, 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对其成员的政治文化教化。因此, 社会的组织和群体是政治社会化的实施主体, 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居于支配地位, 起着主导作用。社会组织和群体把现存政治体系认可的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价值规范和政治行为准则灌输、传授给社会个体, 把社会人培养成为政治人, 以便传承政治文化、维系政治社会的运行和延续。政治社会化程度越高, 越能够培养公民政治人的形成, 进而形成稳定的政治参与, 稳定政治体系的秩序。在我国, 政治社会化程度不高极大地阻碍了公民参与的稳定性和推动作用。

2. 公民社会内涵不清晰, 公民参与动机不明确。

国家与社会, 作为人类组织和秩序供给的两种基本形式, 两者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经过古希腊罗马的酝酿、中世纪的转型以及文艺复兴的推动, 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在近代逐渐发展成熟。从理论的角度, 探讨这一时期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内在逻辑和思维框架, 梳理西方学者的价值取向和分析路径, 挖掘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个性与特征, 对于我们正确理解现代西方政治文明内涵、准确把握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趋势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6)

3. 沟通渠道不畅, 信息不透明。

长期以来, 我国的决策机制缺乏自下而上的参与渠道, 缺乏政府与公众的互动, 因而极易导致一些利益受损的群体和个人要么采取非制度化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要求和不满, 要么选择干脆不参与的方式。另一方面, 我国现有的管理体制也不完善, 而这些规章制度大多没有公众参与的明确要求, 因而公众的作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4. 公民参与伦理规范程度不高。

公民伦理本质上属于公共伦理的范畴, 是市场社会充分发展的产物, 主要是用以处理以公民身份出现的私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组织利益与组织利益之关系的规范体系。 (7) 由于公民伦理是植根于公共交往与公共生活之中的, 因此, 公民伦理的显现领域一定是在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中。而在我国, 公民伦理一直被放在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位置, 这方面的培养似乎都已经被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了, 由此, 公民伦理规范程度不高就使得公民参与性打了很大的折扣, 进而影响到公民社会的构建, 而真正受伤害的, 恰恰是公民自身的权利。

5. 受教育程度偏低。

在影响政治态度的诸因素中, 除了公民个体的性别、职业、收入、年龄等之外, 教育水平对公民政治态度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显然与公众参与热情是成正比的。 (8)

四、如何更好地发挥公民参与的对策分析

1. 健全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 实现公民参与保证。

在我国, 人们还没有对社会保障机制形成深入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 而其基本要旨恰恰是要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全方位、多渠道服务的社会保障体系平台。民间互助是我国传统的保障形式, 我国目前的民间保障, 除了具有悠久历史的家庭保障外, 还有工会系统组织的互助会和互助保险、农村的合作医疗、非营利性的慈善机构及基金会等形式。今后, 应充分发挥公民参与精神, 发挥民间保障的作用, 在城镇职工中, 应大力发展工会组织的互助保障, 以使参加互助组织的职工在遇到生、老、病、伤、残及灾害等生活困难时, 及时得到互助组织物质上和经济上的帮助。 (9) 这样, 既是公民参与的过程, 同时也能在促进社会保障机制完善的同时, 加快公民社会的形成。

2. 积极发挥社会团体优势, 拓宽公民参与途径。

我国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早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在宏观层面上为完善社会管理体制确定了指导原则。“社会管理的主体是多元的, 不仅政府机构, 而且还包括各种民间组织乃至企业, 他们在规范、协调、服务等社会管理活动中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10) 社团是社会管理的主体, 也是社会管理的对象, 在社会管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社团的发展迅速, 应当充分发挥社会团体的优势, 形成以社团成员积极参与为主的社团发展模式, 社团内部管理要符合民主、法治原则, 不得以自治或内部行为为由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这些制度原则可能以强制性规则的面貌出现。

3. 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提高公民参与效率。

我国目前监督管理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采取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的双重管理体制, 资产来源属于国家资助或者社会捐赠、资助, 并接受审计机关的监督。这样做不仅操作成本很高, 而且假借公益名义谋取私利的组织往往并不能被发现。而从国际经验看, 社会监督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机制。 (11) 在这其中, 广泛的公民参与必能使得这样一种社会监督的机制更加运行稳当, 更容易受到监督。另外, 非营利组织由于其民间性和非营利性, 与政府和企业的财务制度有着许多不同之处, 如利润计算、报表项目、评价标准等, 因而建立非营利组织独立的财务和审计制度, 是对其实行监督管理的前提。

参考文献

[1]丛日云, 庞金友.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复兴及特点[J].教学与研究, 2002 (1)

[2]王建文.公民社会的价值诠释与现代意义[J].三峡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7 (5)

[3][日]蒲岛郁夫.政治参与[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

[4]梁丽萍.公共政策与公民参与:价值、困境与对策[J].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4)

[5]李元书.政治社会化的涵义、特征、功能[J].政治学研究, 2007 (6)

[6]庞金友.国家与社会:近代西方的理论视角[J].宁波党校学报, 2008 (1)

[7]晏辉.公民伦理的显现领域与实现方式[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08 (4)

[8][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 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8

[9]梁丽萍.社会化:社会保障发展的必由之路[J].经济问题, 2006 (1)

[10]何增科.论改革完善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必要性和意义——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社会工作发展研究之一[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7 (8)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宪政建构 篇4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

“和谐”原是指事务之间搭配合理与匀称的关系, 它作为一种理念源远流长, 指向的是人类梦寐以求的一种理想生活状态。早在古希腊时代, 西方哲学家们已经把和谐作为一种哲学观。以这一哲学观为基础, 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英国莫尔的“乌托邦”, 从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 人们一直在思考并尝试建立一种理性的和谐的社会。

“和谐社会”这一概念,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作出了多方面的解释。第一, 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中的“和谐社会”思想。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每个人”与“一切人”的关系, 从侧面论述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和谐关系。同时, “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 [2]这就可以推进社会趋于和谐。此外, “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 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3]这里进一步将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进行了考察。第二, 在个人与制度关系中包含的“和谐社会”思想。马克思主义主张, “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 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 给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 [4]而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这样, “人终于成为自己和社会结合的主人, 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 成为自己身体的主人———自由的人”。[5]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则是中国中产党在中国特设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 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 将前人关于实现社会和谐的理想追求浓缩概括出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大初步提出了实现全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思想。党的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 “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胡锦涛总书记在省干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举行集体学习时, 再次强调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 并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是古代和谐思想在今天的一种升华。

二、宪政精神与和谐社会理念具有内在一致性

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来看, 和谐社会的理念与宪政建构的精神旨趣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主要表现在:.公平正义是二者在价值准则上的一致性;民主法治是二者在制度保障上的一致性;.安定有序是二者在社会秩序状态上的一致性;充满活力是二者在建设动力上的一致性。因此,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宪政建构是一致的。

(一) 公平正义———宪政精神与和谐社会在价值准则上的一致性

宪政的目标在于实现社会各种利益、价值与力量的综合平衡, 隐含了公平正义、宽容和谐等基本理念。宪政是一种宽容平等的政治, 它承认政治共同体有不同的构成元素, 它强调人人平等, 它关注所有人的生存和发展。宪政是一种正义的政治, 它重视以公平的方式分配社会资源和社会利益, 协调人与人、人与国家、人与社会的关系, 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 消除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宪政是一种平衡的政治, 是宪政的各组成部分或者构成宪政的各个方面在运作过程中依据既定的制度设置和程序规则在相互对峙、制约的基础上呈现出的相对稳定、共存的状态。宪政是一种平等协商达致妥协合作、和谐平衡的运行机制。宪政需要妥协、协商与合作, 而长期的妥协、协商与合作需要以宽容平等、公平正义精神作为支撑。社会正义是和谐社会公平正义的精义所在, 是对宪政秩序下所形成的国家与个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形成和谐相处态势的描述。

(二) 民主法治———宪政精神与和谐社会在制度保障上的一致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消除社会中的不平等、不公正和非正义, 达到公平正义、平等均衡。这一目标的实现, 不仅仅需要抽象的理论分析, 更需要一个有效的机制来加以保障。而这个有效的机制就是民主和法治。民主就是以知情、表达、参与、决策等环节构成的多数人统治。民主政治为社会公平正义标准的形成提供了表达的途径和形成的机制。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一种政治主张, 现代法治概念包括如法律的至高权威, 法律的公众性、稳定性、公开性和平等性, 法律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对人权的保障等一系列原理原则和基本要求。法治在功能上表现为对专断权力的否定和对民主政治的维护, 在价值上意味着对正义的追求和对人人平等的自由权利的保护。法治体现了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的必然要求人类政治的发展史表明, 没有法治就不可能有民主的政治, 也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法治意味着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制度体系和运行状态。法治是宪政的基本标志, 宪政是法治的必然结果。民主本身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民主也会产生多数人暴政问题, 法治亦有良法之治与恶法之治的差别。和谐社会的民主必然是服从多数人意志又尊重少数人权利的民主, 和谐社会的法治必然上是公平正义的良法之治。这正是宪政的精神实质。宪法通过根本法的形式, 确认公民的基本权利, 无论他在国家的民主生活中处于多数还是少数。依据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法为根本法构建起统一完备的法律体系, 这是良法之治的首要环节。这种良法之治的状态就是宪政。宪政下的民主与法治是和谐社会的最好的制度保障。

(三) 安定有序———宪政精神与和谐社会在社会秩序状态上的一致性

宪政秩序是通过宪法规范确认和保护的社会秩序, 是宪法规范指导、约束人们行为之后所形成的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现代国家通过宪法确立一定的宪政制度和民主机制, 构建起以公民权利为起点和归宿的宪政秩序, 以保障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平衡态势, 最终实现宪政社会的稳定和长期发展。宪法是一种“甜蜜的和谐”, 而“宪政是一种平衡的政治, 是宪政的各组成部分或者构成宪政的各方面在运作过程中依据既定的制度设置和程序规则在相互对峙、制约的基础上呈现出的相对稳定、共存的状态。”安定有序是和谐社会的前提与关键环节。和谐社会必然要有稳定、协调、有序的社会结构与和谐定力, 而增强全社会结构定力首当其冲的就是宪政秩序的构建。宪政秩序的实现仰赖于良好的宪法和法律以及完备科学的宪政制度。在宪法指引下建立健全疏导、协调、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的体制机制, 是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必不可少的因素。在宪法统领下, 和谐有序的统治秩序与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 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其他目标的坚实基础。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这又有赖于良好的宪法制度和稳定的宪政秩序。

(四) 充满活力———宪政精神与和谐社会在建设动力上的一致性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 创造活动得到支持, 创造才能得到发挥, 创造成果得到肯定的社会。充满活力的社会才是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才有可能是和谐的社会。人是社会最活跃的因素, 人的创造愿望和激情是社会充满活力的源头活水, 人的创造活动和成果是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理念如何才能成为现实?这有赖于宪政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事实上, 充满活力是宪政追求的目标之一, 体现了宪政的精神, 充满活力的社会也是宪政运行的必要条件之一。宪政的最终价值目标是保障人权, 人权的实现是宪政的出发点和归宿。自近代宪法问世以来, 对公民权利的确认和保护便成为宪法固有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 正是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对政府行为的法律控制才产生了宪法。而宪法和宪政对政府权力的制约, 归根结底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宪政的实质就是以人的权利和利益为本位, 承认人的主体地位, 肯定人的价值, 保障人的权利, 调动人的积极性, 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多元社会的和谐进步。宪法对公民财产权的确认与保护, 进一步激发了公民创造财富的愿望和激情, 创造财富的愿望和激情驱动着公民进一步创造财富, 从而是整个社会更加繁荣和发展。通过宪政制度设计来表达和兼顾各种利益主体和社会力量, 充分调动人民的主观能动性, 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 实现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

三、当前我国宪政建构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一) 宪政观念未深入人心, 宪法权威和公民宪法意识尚未确立

历史上的中国, 统势力对社会的影响根深蒂固, “君权至上”的政治文化使人们崇尚、迷信权力, 法律成为君权的工具;解放后相当长的时期, 中国实行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从根本上切断了法律普遍性的道路, 法律的权威与至上性在温情脉脉的人情网下丝毫不起作用。目前, 国内市场力量刚刚兴起, 尚不强大;社会结构仍然单一, 社会的多元化还只是雏形。且长期以来人们把宪法单纯地看作是一个政治纲领, 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工具, 而没有把它看成真“法”。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法治时代的到来, 从而制约着中国宪政观念的形成。

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 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 负有维护宪法尊严, 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 必须予以追究。但是,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 宪法的最高权威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体现, 同宪法相抵触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并不鲜见, 公共权力机关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也时有发生。此外, 一些政府官员, 对公民的维权行为缺少正确的认识, 比如, 有的政府工作人员认为上访公民是给政府“添乱”, 甚至动用公安机关对上访公民进行劳教。另外, 在中国公民的心中, “官官相卫”的心态还有很大位置, 在自己权力受到政府不当行为侵犯时, 缺乏寻求合法救济途径的勇气, 客观上无疑助长了政府某些人员的违法行为。

(二) 宪法对国家权力的运行缺乏强有力的规范和制约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不受控制的国家权力往往给人类社会造成深重的灾难。因而, 权力通常需要制约, 宪法是迄今为止人类找到的制约权力的最好武器。然而, 在国家权力上, 我国现行宪法权力制约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还远未完善。

在体制上, 我国宪法采用的是权力分工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分工方面, 根据宪法的规定, 国家权力在立法、行政和司法方面整体配置基本上符合现代宪政的基本要求。但由于多种原因, 在实践中权力往往过分集中于行政机关, 造成了行政权力的肿大化, 致使司法很难独立, 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也被虚置, 权力分工事实上难以实现。

在制约方面, 国家机关之间的制约既缺乏完整的横向制约机制, 也缺乏完整的下级对上级国家机关之间的纵向监督机制。如, 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尤其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有明确的规定, 但却无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对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力机关虽有权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进行监督, 但由于缺乏程序性规定, 更由于行政权力过分庞大导致权力分工难以实现, 这种监督实际很难操作, 基本上不能起到制约权力的作用。

在权力规范运行上, 由于我国宪法缺乏权力制约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 中国现行宪法大部分关于授予国家机关以权力的条文, 基本上是开放性的, 即从实体上没有明确设定权力不得介入的禁区。因此造成了“现行宪法对国家只授权, 不限权”的现象。

(三) 政府职能需要实现由社会控制向社会服务的转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充分调动市场、社会、国家的积极作用, 多方面、多渠道的解决社会问题。凡通过市场机制能够解决的问题, 应当由市场机制去解决;通过市场机制难以解决、但通过社会组织自律能够解决的问题, 应当通过社会组织自律去解决。

事实上, 国家权力用得越多, 国家权力用得越早, 就越容易引起社会的冲突和矛盾。所以, 要解决好社会上的问题必须适当地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有效的国家治理, 不是通过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完成的, 相反, 是通过合理范围内的国家权力的运作、社会自治的有效开展以及这两者的相互合作而实现的。因此, 国家必须改变全面主导社会的状况, 给社会留出自主发展的必要空间。”

在中国社会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并致力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过程中, 人们不得不考虑政府职能转变这个现实问题。在“全能政府”的模式下, 政府的生存和发展将越来越面临重重压力和困境。且社会越向前发展, 就越需要政府实现由社会控制向社会服务的重大转变, 妥善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及其社会中不同领域的职能分工问题, 进而有效地培养社会的自治能力, 把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作为现实政府的主要职能。因此, 政府职能实现由社会控制向社会服务的转变成为当前需要。

(四) 公民权利仍未得到广泛有效的保障

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是民主法治, 而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又以追求保障公民权利为根本目标。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 公民享有自由广泛平等的权利乃是通往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宪法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 宪法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就在于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我国宪法也对公民的权利作了明确的规定, 并且在2004年修订的时候还将人权写进了宪法, 可以看出我国是非常重视公民权利的。

但是, 我国人权的范畴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宽, 宪法还没有写入公民的隐私权、沉默权、迁徙自由权及罢工权等《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重要人权内容。因此我国人权理论应进一步发展, 最终解决这些问题。另外, 由于部分立法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 影响了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却不重视宪法的司法保障, 在法院的个案裁判中不适用宪法规范。其结果是使宪法的崇高地位被架空, 使宪法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在没有具体法律规定或具体法律规定不明确时不能变成现实。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加强宪政建设, 扩大和保障公民权利势在必行。只有实现了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人翁地位, 实现了最广泛的民众的参政议政, 实现了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最大限度的确认和保护, 具有内在合理性的和谐社会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宪政建构的路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宪政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为了使宪政有效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我国的宪政建设要遵循宪政发展的一般规律, 并结合我国的国情,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政发展之路。

(一) 培养宪法意识, 增强宪法权威

首先, 加强宪法知识的教育与普及, 培育宪法信仰。宪法信仰就是社会公众在对宪法理性认识的基础上, 油然而生的一种对宪法心悦诚服的认同感和依恋感, 并在此信念的支配下自觉地把宪法规则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受到信仰是宪法的生命, 宪法不被公民所信仰, 它就形同虚设。宪法信仰是确立宪法权威的精神动力和信念支持力量。要培育宪法信仰, 树立宪政权威, 首要的任务就是加强宪法知识的教育和普及, 增强宪法至上观念, 使公民真正认识到宪法的实施直接关系着自己切身利益、关系着国家兴旺发达与社会和谐的程度。

其次,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为培养宪法意识奠定政治和经济的基础。宪法意识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 必须以一定的社会存在为基础, 并取决于该社会存在。对于我国来说,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就是决定宪法意识的社会存在。因此,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增强全民宪法意识的根本措施和重要基础。

再次, 加强宪法理论研究, 建构社会主义宪法文化。宪法理论在宪法意识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加强宪法理论研究, 是对宪法意识的培养与提高。同时, 宪法理论又是宪法文化的载体, 并建构着宪法文化, 宪法文化又促进宪法意识的提高。因此, 加强宪法理论研究, 建构社会主义宪法文化, 是培养社会主义宪法意识的必然要求。对此应着力于培养民族的诚信文化、公民的选举文化、权力制衡文化, 把宪政精神普及到现实生活中去, 使有关宪政的制度和法律能内化成一种民族精神, 导引整个社会走向和谐。

(二) 正确配置国家权力, 完善公共权力的运行和监督机制

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权力的分配与制衡, 虽不采取“三权分立”原则, 但仍然应该具有一个正当、有序的国家权力的配置机制。这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根本途径, 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 其关键在于分权与制衡, 且使各种权力之间形成有条不紊的和谐状态, 这就必须进行宪政制度改革, 优化权力配置, 规范权力运行。

第一, 要科学的界定国家权力内部各种权力的边界。横向上, 我们要合理配置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 加强权力内部制约。要把集中于行政机构的部分国家公共权力重新配置给立法机构、司法机构, 要提升立法机关的地位, 使司法权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位;纵向上, 要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的权限, 按照分工制衡的原则, 明确各个权力部门或岗位的职责权限, 做到职权与责任的对等和统一。在行使权力的重要部位和关键环节上, 要进行必要的分权, 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又不受制衡而产生权力腐败。

第二, 要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首先, 权力运行应依法。权力对社会干预的范围、目的及责任等, 都应有法律、法规、规章从原则到具体诸方面予以全面规定。在实现权力的内容和目的时, 权力的运作应依法定的方式和程序进行。其次, 权力行使要公开透明。要以法律的形式对政务信息的基本内涵、公开内容、免除公开范围、公开的程度以及权利救济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最后权力行使应公平适当。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干预, 要合乎法定范围和内容, 以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追求, 将经济发展中的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有效统一起来, 有效地实现权力赋予者赋予权力时追求的目标。

(三) 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发挥民间自治组织作用

要实现政府职能的重大转变, 关键在于政府向社会适度分权。随着时代的发展, 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社会, 应该是凸现公民价值与权利、倡导公民参与意识与责任意识的社会。公民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必须纳入规范性和机制性的社会实践的框架之中, 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依靠机制诱导而非靠行政强制的时代。所以, 选择增强社会自治能力的实现途径, 必须创造出形成这种“共同意识”的机制与条件, 进而激发公民更多的投入、参与, 使政府与社会及公民之间形成一种以责任、妥协、宽容为特征的平衡和互动状态。

这种机制及其状态的形成, 需要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一个能够提供制约和纠错功能的健全的公共领域。这个领域是一个具备成熟和完善的社会自治组织的系统, 这些组织具有根据国家法律注册的合法身份, 它们依靠法治来实现自己维护公共权益、提供公共服务的活动目标。尤为重要的是, 宪政划分了公民社会与现实政府各自的活动领域, 不允许政府随意干预公民社会的内部事务, 以保障由众多民间自治组织形成的公民社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自主领域。然而, 当这种机制形成以后, 这些民间组织在社会上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 发挥民间自治组织作用的意义将更为重大。因为, 他们不仅能够动员和集中大量的社会力量和资源来参与国家建设, 而且它在政府作用力相对薄弱的领域中拥有很大的能量, 能够帮助政府解决一些容易被忽视的边缘性问题, 推动社会广泛关注和帮助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 这对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以及维护社会稳定, 推动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 最终实现社会的高度和谐将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四) 发展公民权利, 促进公民参与政治

第一, 要健全现行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 细化和完善部门法中的公民权利保护, 形成法制化可操作的权利保障网络。比如公民迁徙自由的宪法保障问题, 知情权问题, 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细化问题, 公民私有财产保护问题, 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制度保障问题等等。

第二, 要加强对公民权利的落实与救济。一方面, 政府应当充分运用公权力的优势, 努力缔造私权利实现的现实基础, 构筑完善的个人权利实现体系;另一方面, 尽快完善我国的公民权利救济机制, 明确规定公民基本权利救济的方式。尽管关于宪法司法化目前还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 但适当时机我们还是可以考虑在我国建立宪法诉讼制度, 以确保公民权利在受侵犯后能够得到救济。

第三, 促进公民参与政治。公民作为宪政建设的主体, 其参与的程度以及利益诉求对整个宪政建设有重要的影响。因为, 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 宪政建设必须以人为本。随着公民主权的不断扩展和深化, 公民的宪政意识在全社会得到强化。公民会产生强烈的权利义务对等意识, 在实际参与时, 要求在法律上明确自己的主体地位, 并通过各种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 宪法应当明确规定公民参与权利的范围, 还需要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 完善公民参与的救济机制等等。

(五) 完善违宪审查制度, 加强对宪法实施的监督

违宪审查制度都是与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 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设计也必须符合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 应该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一个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并列的宪法监督委员会, 作为宪法监督机构负责行使违宪审查权。由于这种设想符合我国现在的根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也符合我国现行的宪法体制, 因此, 是比较可行。[6]宪法监督委员法监督委员会设在全国人大之下, 能够充分体现其崇高的法律地位, 有利于它以高度的权威来行使职权, 也与宪法作为根本法的性质相适应。

为了保证违宪审查机构能够依法、切实地行使宪法监督职权, 有必要对专门的违宪审查机构独立行使违宪审查权给予具体规范, 应做到以下几点:第一, 建立一个具有相当独立性、权威性的, 专门的违宪审查机构。第二, 违宪审查机构应具有司法性, 具有独立的司法裁决功能。第三, 应当明确违宪审查的对象和范围, 以便让有关机关和公民知道哪些是可以申请违宪审查。第四, 违宪审查程序的启动。应当扩大提起违宪审查的主体范围, 规定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以及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 只要理由合法而且正当, 都有权建议违宪审查。此外, 在违宪审查的方式上应当灵活多样, 既可以事前审查, 又可以事后审查;既可以抽象审查, 又可以具体审查。

构建和谐社会是新一代领导集体结合当代中国实际提出的新的治国理念, 是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 也具有切合当代中国的特性。和谐社会所强调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特征, 显示了从法律维度探求社会和谐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而宪政建构的精神旨趣与和谐社会理念村在着内在的一致性, 因而健全与完善宪政建构路径就成为我国现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因此要结合当前我国宪政建构的问题与不足,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宪政建构的路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一)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273.

[2]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三)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516.

[3]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二十一)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83.

[4]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十九)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570.

[5]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十九)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247.

网络民意与公民社会建设 篇5

关键词：网络民意,公民社会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以及个人电脑的逐渐普及, 互联网已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公民工作、生活的一部分, 同时也成为他们关注社会、参与政治的有力工具。网络为广大网民提供了一个“公共领域”, 激发了公众的参与意识, 并催生了强大的网络民意。基于个体与政府之间平等对话条件下产生的网络民意, 是对现实的观照, 暗含着公民社会的基本精神, 不仅对传统的政治参与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 也为构建公民社会提供了重要途径。

网络民意的发展与特点

作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 网络已成为政府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重要渠道和广大网民表达利益诉求、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但实际上, 网络民意真正产生并发挥出巨大作用, 时间并不长。

1994年, 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工程进入互联网, 从而使我国实现了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自此, 中国被正式承认为真正拥有全功能互联网的国家。当时使用互联网的功能和范围都非常有限, 主要是通过电子邮件传输数据, 并未彰显出多大的社会交往价值。之后, 随着互联网进入普通公众生活, 较早接触网络的公众在获取信息的同时, 也开始尝试在线交流, 讨论一些现实话题, “公共领域”日渐成型, 网络民意得以萌生。2003年是网络民意发展过程中备受关注的一年。这一年SARS成为网络应用的催化剂, 之后震惊全国的“孙志刚事件”, 使网络舆论以全新的形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并成为公共话语, 网络民意由此步入发展的快车道。2007年被称为网络公民崛起元年。厦门PX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陕西华南虎照事件等, 以一种连续冲击的方式, 屡屡震撼大众。2008年, 汶川地震、奥运火炬传递等激发了全民的参与热情, 庞大的网民队伍中开始涌现出一批先锋群体, 他们通过博客、微博等进行议题设置, 深刻介入重大公共事件, 以自己的视角观察生活, 用网络力量推动社会发展, 承担起现代公民的责任。网络民意最终从幕后走到台前, 完成了从非主流到主流的嬗变。

中国网络民意产生迄今, 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 纵深发展, 渐次递进。首先, 互联网上的民意聚集, 依次呈现出不同需求, 从娱乐八卦、游戏交友、买卖交易、衣食住行, 进而形成了政治上的诉求。与其相应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除门户网站、即时通讯、电子商务、搜索商业模式外, 论坛、个人博客、社交圈群等在网络舆论方面日益显示出独特价值, 其影响和意义远远超出了技术与商业层面。其次, 网络的作用一开始并未被大众所认识。例如, 早在2003年民间人士就创立了“中国舆论监督网”, 但当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当前, 随着我国网民群体的扩大, 尤其是基层网民的逐渐增加, 反映基层民众的呼声受到了传统主流媒体的关注和传播, 最终汇聚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二) 从偶然性到常态化。网络民意的形成, 最初沿着个人发帖—网友转贴—媒体介入—政府回应的单线模式发展, 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它始于少数人基于各种原因发出的网帖, 传统媒介的关注度是其能否形成民意力量的关键。现在,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网络大军的行列, 有的甚至实名举报, 而媒体和政府也积极主动予以回应, 形成了循环反馈的互动模式。

网络民意与公民社会的联系

公民社会指的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 是民间的公共领域。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 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 包括NGO、社区组织、公民志愿性团体、协会、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1]狭义的公民社会可以理解为公民组织。其重要特征是公民拥有独立的意见表达和行为能力, 而这也正是网络民意与公民社会最为相通的地方。当然, 除此之外, 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价值背离。

一方面, 网络民意的形成, 使得越来越多的公民更加关注国家和社会。根据CNNIC发布的《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我国网民规模在2010年继续稳步增长, 总数已达4.57亿, 占全球网民总数的23.2%, 互联网普及率也攀升至34.3%, 较2009年底提高5.4个百分点。全年新增网民7330万, 年增幅19.1%。人数如此庞大的网民在网络世界里先行一步从事公民社会实践, 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不少网民受过较高程度的教育, 懂得如何获取和甄别信息;关注公共事件, 勇于承担公共责任;借助新媒体平台追求社会公平正义, 共同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例如, 2002年11月名为“我为伊狂”的网友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和新华网“发展论坛”发表了一篇近2万字的文章———《深圳, 你被谁抛弃?》, 吸引了网络媒体的广泛关注。两个月后, 时任深圳市市长与文章作者进行了对话。半年后, 国务院调研组到达深圳, 专门邀请作者参加了深圳问题研究座谈会。凭借网络传播的力量, 各种意见最终汇聚成一股空前的建设力量, 并产生了强大的现实影响力, 不断修正和监督政府的政策决策。

另一方面, 网络民意固然与公民社会有着内在的关联, 但其自身也存在诸多不足, 可能导致它与公民社会的偏离。首先, 就网络民意形成的主体而言, 网民本质上还是公民, 他们的权利不可能超出现实社会中的公民权利。也就是说, 网民不是公民和公民权利存在的唯一方式, 网络社会也不能涵盖公民社会的全部内容。特别是它的匿名性, 使其带有强烈的模糊性和不稳定性, 与公民社会的要求背道而驰。其次, 就网络民意的代表性而言, 它也只是全部网民意愿的一部分。从互联网普及率上看, 各地区的互联网发展差异依旧明显, 分布很不均衡。东部沿海地区的网民数量大大多于西部内陆地区。从年龄层次上看, 2010年我国20~29岁、30~39岁、40~49岁的网民分别占29.8%、23.4%、12.6%, 其他年龄段的人群较少。从学历上看, 2010年网民中初中学历人群增加明显, 占32.8%, 高中学历、大专和本科及以上学历网民也保持相对下降的态势。[2]更重要的, 真正参与网络评议, 并最终聚合成网络民意的, 实际上主要是25~40岁的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网民。再次, 就互联网在中国的规范程度而言, 虽然目前它发展很快, 但由于网络具有的虚拟特点和网民道德失范等多种因素, 国家尚难以对它进行有效监管, 相应的自律组织也没有形成, 因此网络民意有时不可避免地受到扭曲和冲击, 特别是为数众多的“网络水军”的加入, 大大增加了区分网络民意真实性的难度, 严重影响了它对公民社会建设应有的积极作用。

公民社会对网络民意的要求与疏导

网络民意推动了公民社会的建设, 而随着公民社会进程的加速, 它反过来对网络民意也起到了疏导和规范作用。

从主观上讲, 网络民意的产生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自身权益受到侵害而举报或揭发, 是维权的需要;二是出于义愤, 或感同身受, 或出于对受害者的同情。网络民意的盛行, 固然缘于网络难以比拟的优点, 但现实的渠道不畅、民意不达也是重要原因。它实际上是在效率低下的传统问政方式外主动寻求一种舆论平台以民意压力促使官方作为的无奈之举。[3]此外, 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 民意的表达尚待宪政平台和司法体制的有力支持。传统媒体带给人们的大多是过滤后的信息, 而互联网则为民众提供了一个具有交互特征的“虚拟公共领域”, 网络民意在这里的表达十分接近于现实社会中的民意表达。[4]网络民意的根本目的是通过网聚众人之力, 获得常态社会生活所不足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与监督权, 争取和维护自身或公众的权益。因此, 解决网民在现实中所遇问题的过程, 实际上也是对民意疏导和规范的过程。

理论上, 公民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 需要网民更多地有序政治参与。在现代社会中, 公民政治参与是一国之公民依法通过一定的程序或秩序去表达他们的政治意愿, 网络民意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 无论是参与决策还是监督实施, 前提必须是依法。这就为规范网络民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制度失灵的情况下, 网民更倾向于寻求非理性的方式来处理问题。中国的网民群体, 多数是年龄较轻、阅历尚浅的年轻人, 面对各种社会问题, 他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弄清事件背后的社会和心理因素, 从而使非理性和情绪化的感情占据上风。因此, 高度开放的网络表达空间极易引发亢奋和极端, 让网络政治误入歧途, 甚至会使一些网民成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推波助澜者。这非但不能承担起形成理性民意的重任, 反而会助长社会的偏激、盲动和任性。因此, 网络只能充当民意的起点, 其最终解决还是要走现实的程序和路径。

现实中,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政府的公开化、透明性不断提高, 不同程度上满足了网民的利益诉求。尤其是2008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网与网友在线交流后, 从中央到地方, 各级各地都在信息发布、舆情应对、官民互动方面做出了开创性探索, 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 成为中国政府执政为民、改进工作的新渠道。政府对网络建设的反应力度、对网络民主的关切程度前所未有, 正是网络民意改变领导人的态度和理念, 助推公民社会建设的发展;后者反过来为网络民意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了平台, 并将其慢慢纳入正常和规范的制度框架内。公民社会的推进, 大大改善了制度缺失和制度缺陷带来的现实困扰。至2008年底, 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省市一级已全部建立政府门户网站。各级政府出台重大政策前, 通过互联网征求意见已成为普遍做法, 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 都通过互联网征求和吸纳公众意见[5]。网络民意正逐渐融入各级政府的执政理念中, 对于增强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沟通、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明显作用, 同时这也促使更多的网民回归到现实中来。

结语

网络民意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 努力探寻社会和政府的良性互动, 以求唤醒公民的参与热情和行动动力, 在积极投身社会事务中重新认知和确立生命的尊严与价值。2006年“网民”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年度人物。《时代周刊》对此解释说, 社会正从机构向个人过渡, 个人正在成为“新数字时代民主社会”的公民, “他们的做法不仅仅改变了世界, 也改变了世界改变的方式”, 这可以说是对网络民意发展的最好注脚。它已成为助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力量, 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启蒙现代公民意识, 培养民主法治土壤。

同时, 也应该注意到, 中国的公民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社会, 具有明显的官民双重性。尽管公民的社会地位确实在提升, 但政府仍然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网络民意要发挥更大作用, 必须促成政府与社会大众之间适时适度的合作。可以说, 网络对中国的舆论开发才刚刚开始, 对民间智慧的释放尚在起步, 对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公共事务、推动公民社会建设还有更长的路要走。只有社会大众懂得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权利, 有公民意识、对自己负责, 才能实现公民社会的大步前进。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民主与陀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31.[1]俞可平.民主与陀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31.

[2]CNNIC.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it.sohu.com/s2011/cnnic27/.[2]CNNIC.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it.sohu.com/s2011/cnnic27/.

[3]胡庆亮.网络反腐的动因、争议与治理[J].理论月刊, 2010 (2) :58.[3]胡庆亮.网络反腐的动因、争议与治理[J].理论月刊, 2010 (2) :58.

[4]卢翔.网络民意新发展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J].世界华商经济年鉴, 2008 (11) :30.[4]卢翔.网络民意新发展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J].世界华商经济年鉴, 2008 (11) :30.

论公民新闻与社会责任 篇6

上个世纪90年代, 美国学者提出“公民新闻”这一新闻理念, 激发了美国新闻传媒的一系列探索性新闻实践, 继而引起世界新闻理念颠覆性的改革, 斯坦利·巴兰等人认为:公民新闻的定义是———积极地让受众参与报道重要公民事件的新闻实践。公民新闻始于网络, 韩国第一家公民新闻网Oh My News和美国与欧洲的“维基新闻”是其代表, 它旨在通过媒体的介入和引导, 为民众发表自我意见和观点提供一个交流的中介平台, 培养公民的自我意识, 提高公民应对社会问题的行为和能力, 提升公民对于公共事务的思考和批判能力, 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有助于公共领域的建构和促进媒体之间的合作。

美国新闻学者斯蒂芬·奥汀提出, 公民新闻报道可以分为11个层次:1) 开放公共评论:读者对网络文章做评论或补充性质的内容;2) 号召群众对记者的文章补充一些记者本身难以得到的内容和信息, 为其提供丰富的新闻素材;3) 平民从各个层面协助专业新闻记者完成新闻报道;4) 平民建立自己的博客;5) 建立编辑部透明的公民博客;6) 建立独立于主流新闻网站之外的公民新闻网站;7) 建立未经编辑的独立的公民新闻网站;8) 增加印刷版本;9) 建立一个公民记者与专业新闻人员相融合的新闻机构;10) 将专业新闻与公民新闻整合为一体;11) 维基新闻:读者就是编辑, 维基新闻允许任何人撰写和张贴新闻报道, 也允许任何人对所张贴的报道进行编辑和修改。

在中国, 由于网络上的新闻报道受到一些限制,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民新闻在网络上的传播, 从另一方面来说, 公民新闻在传统媒介中就体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

二、公民新闻兴起的原因

1) 先进传播科技的普及对传统传播方式产生了强烈的冲击。随着数码照相机、数码摄像机、网络博客、移动电话等先进传播科技进入大多数家庭, 为公民提供和发布新闻给予了技术上的支持, 使任何一个想成为记者的人可以将自己在突发事件现场所获取的信息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出去。在2008年5月12日下午14时28分, 我国四川汶川地区发生里氏8级大地震。北川县组织部的电教中心资料员王发明正在为北川县组织部举行的“五四”青年节颁奖大会现场摄像, 地震发生后, 他用手里的数码摄像机将北川武警官兵和政府干部的现场救援一一摄入, 留下珍贵的瞬间新闻资料, 为大众提供了难得的资料画面, 从而提供给观众一个比通过大众新闻所能得到的更深度, 详尽的新闻事件的报道。

2) 公民主动参与新闻传播的社会需求和欲望空前高涨。新闻同质化, 信息表象化, 知识匮乏化, 宣传虚假化, 迫使受众从被动接受他们所“讨厌的内容”, 变为主动地去寻求信息, 积极地参与到新闻交流中去。一方面公民不再那么信任和满足传统媒体告诉他们的事实, 另一方面先进传播技术的普及为公民报道自己的所见所闻提供了机会, 这使得公民自己来发布新闻成为一种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

3) 网络媒体的经营入场门槛低。在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格局中, 经营大众媒体越来越成为金钱与权利的游戏, 没有雄厚的资金或者官方特许者, 往往只能被拒之门外。但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 促进了媒体民主化的新趋势, 于是有了博客、维客、播客和公民网。这类网站的运营成本大大低于一般传统大众媒体。

三、公民新闻对社会责任论的新发展

根据社会责任论的原则, 媒介内容的控制权掌握在媒介从业人员手中, 大众期望他们服务于公众的利益, 站在公众的角度看问题, 但是, 社会责任理论对媒介履行责任的积极性过于乐观, 因为新闻从业者并没有受到任何强迫, 他们可以自由决定什么服务是必须的, 并且监控这些服务的有效性。虽然大部分从业者都能在社会责任理论观念的基础上解释自己的工作, 并且在社会实践中努力贯彻社会责任论的观念。但仍有很多媒介从业者在日渐商业化的社会环境中, 在社会责任与赢利日益冲突升级时, 似乎并不积极关心公众利益和对重大事件进行广泛报道。

社会责任论的实行并不如其倡导者设想的那么理想, 它对媒介履行责任的积极性和对个体的责任心过于乐观, 低估了利益驱动和竞争的力量, 但是公民新闻的出现却为社会责任论的实现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

(一) 以人为本, 提高媒介监测能力

社会责任论中的责任是指大众媒介自发地负责, 包括对自身所传播内容的准确性和传播行为的正确性负责, 它规定了媒介“应该做什么”。这种“责任”首先体现在媒介的社会守望功能上, 即媒介对社会环境的检测能力。公民新闻是一种公众参与的新闻, 是以“人”为本的新闻报道形式, 追求以人为本的理念, 始终把公众的利益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放在首位。它所诉求的是对普通受众的生活状况、生态状态和人生命运的关怀, 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对发生在周围甚至是自己身上需知、未知而又欲知的新闻信息。而在这个过程中, 新闻工作者的职责不仅仅是停留在“监督”和“报道”的层面, 而是应该致力于提高公众对新闻信息的接收和处理能力, 帮助公众积极地自我寻求解决社会问题方法和途径, 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

(二) 民主参与, 培养受众责任意识

公共新闻的“公共性”不仅是体现在对公众周围生活状况的关注和报道, 它更强调媒体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和“对话”意识, 在相互协同之中激起观众的共鸣, 从而取得有效、积极的传播效果, 这是媒体和公众对“自由和责任”的共同推动。媒体不仅要及时、准确地报道新闻事实, 还要向受众解释事件的来龙去脉, 前因后果, 并起到舆论引导的作用。媒介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引导公众去解决公共问题及培养公众思考公共问题的能力, 在相互交流中树立公众的自我意识, 引起公众对周围公共事件的关注, 培养公众个体的责任感。

(三) 差异化多元化媒介责任

公民新闻的目的在于籍由邀请公民大众从事新闻报道的协同生产, 共同针对公共议题或社区问题进行研议协商, 以此重建受众与社会、受众与媒体、媒体与社会三者的互动联系, 从而唤醒居民对于自身公民身分的觉醒及居民对公共事务的关怀, 促其成为公共生活的主体, 对生活中的共同问题进行思辨审议以谋求解决之道。

公民新闻时代的到来, 对社会责任论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它使媒介的报道内容深入到普通大众的层面, 感受到大众的疾苦, 增强自身的责任意识, 同时作为受者的大众也开始参与新闻的制作和传播, 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话语权和传播权, 是对自由主义所提倡的传者的绝对自由的补充和修正。

参考文献

[1]代林静.论增强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意识[J].攀登, 2008.

[2]陈敏直.社会责任论——资产阶级对新闻自由的终结[J].新闻知识, 2005.

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的互动 篇7

上世纪80年代, 公民结社运动在全球高涨, 社会组织在全球化与政府治理危机的背景下发挥出重要的作用。随着其发展需求与力量的增强, 市民社会与国家、市场进行了持续的互动, 成长为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针对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的关系, 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Polanyi认为, 社会与市场之间存在相互对立的状态, 二者通过争取国家的支持周期性地占据优势地位影响国家社会的发展 (1) 。法团主义学者认为, 公民组织与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 公民组织往往通过国家实现其利益, 而国家则通过公民组织获取社会支持, 维护统治。部分激进的学者认为, 公民社会正逐步对国家、市场进行代替, 公民将能通过自我管理使国家与市场成为历史。国内学者, 如赵黎青、吴锦良、王名等着重对公民社会与政府关系作了相应的研究, 认为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既存在合作的关系, 又有“创造性冲突”, 国家的合理引导对公民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2)

本文针对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的互动问题, 将从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存在的内部关系出发, 探究三者互动可能的模式与结果。借助历史事实对其互动模式进行细致的分析, 并试图探求决定其互动方式与结果的结构性原因, 对公民社会的发展规律与前景进行尝试性的探索。

一、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的关系

1. 公民社会的两层含义。

公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与市场之外, 处在家庭、国家与市场以外的空间中, 由公民组成的社会团体为主体, 追求和保护公民权益的社会领域。在历史发展中, 它先后经历了与国家和市场的脱离, 成为构建和影响社会的“第三部门”。公民社会有两方面含义:

(1) 权利意义。从权利意义上讲, 公民社会是维护公民权利的重要保障。启蒙思想家认为, 公民社会是自由、平等、追求幸福等基本人权的防线, “对抗专制的壁垒”。其既是国家权力形成的源泉, 也是监督国家权力、对抗国家强权的唯一阵地。法国大革命等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开展的。分权制与民主选举, 使得公民社会制约了国家权力, 可以通过各种合法手段, 限制和影响国家行为, 维护人权。

因此, 从这一层意义上看, 公民社会与国家政府存在着一定对抗。限制政府强权与专制, 保障公民的权利是公民社会的本质目标。

(2) 效率意义。从效率意义上讲, 公民社会是在国家与市场之外, 运用“第三种逻辑”解决日益严重的“双失灵”问题的主要途径。由于外部性与信息不对称、垄断等原因, 市场失灵问题在上世纪前半叶引发了多次严重的经济危机, 间接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以后, 政府迅速扩张, 通过宏观调控引导社会发展。然而, 随着财政危机、腐败与政治丑闻的出现, 人们逐渐意识到作为理性人的官员组成的国家, 也存在着政府失灵的现象。“双失灵”问题与全球化, 给社会带来了贫富差距过大、环境污染严重、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公民社会利用志愿服务, 采取互助、自愿的方式弥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并通过国际结社, 对国际关系、落后地区发展与环境保护等方面作出巨大的贡献。

从这一层意义上看, 公民社会与国家和市场都存在着一定的对抗。公民志愿的供给方式, 提升了社会效率, 降低成本, 成为社会建设新的生力军。

2. 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的关系。

(1) 公民社会与国家。从公民社会的两层含义可以看出, 无论是在权利意义还是效率意义上, 公民社会与国家都存在着一定的对抗关系。公民社会限制国家权力, 同时也在效率上弥补政府失灵带来的损失。但效率意义上, 公民社会与国家也存在着一定的联合。在解决外部性与公共物品提供等市场失灵问题种, 国家与社会组织结成了伙伴关系, 国家将部分职能外包, 借由公民社会的灵活性与创新性进行生产, 而政府购买进行分配。所以, 公民社会与国家既有对抗, 又有合作。

(2) 公民社会与市场。公民社会与市场的关系, 与国家刚好相反。在权力意义中, 市场与公民社会有着相同的要求。市场希望削减国家权力推行自由贸易, 减少不必要的管制;公民社会则希望限制国家权力避免出现独裁国家, 维护公民利益。这时二者往往趋于相互联合。而在效率方面, 市场自由化带来了环境污染、贫富分化、血缘关系淡薄等问题, 商品化的评判标准使得社会价值, 如互助、友爱受到一定的损害。所以, 在效率意义上公民社会与市场又存在着对抗。

(3) 三者的力量对比。国家是唯一合法掌握武装的暴力机构, 因此, 国家的力量通常是最为强大的。现代国家虽然经过民主体制与分权体制而被削弱, 但核心的统治力依旧存在。除了掌握武装, 国家往往还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国外资源, 并通过一套完备的制度, 建立了严密、有效的行动机制。

市场通过自由竞争, 凭借科技、创新集聚了大量的财富。同时, 借助寻租等手段, 市场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取了一些政治资源与能量。在自由主义盛行、民主体制发达的国家中, 市场往往通过掌握财富渗入议会, 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政府的选举, 甚至形成一定的分利集团, 控制国家的资源分配。

公民社会相较于国家与市场而言, 力量则略微弱小。由志愿、自由原则组成的公民社会缺乏强制性, 没有严格的行动体制, 并以多元利益为目标。集体行动困境的存在, 使缺乏公民社会不能把人数优势有效地转化成实际的力量。然而, 公民社会通过独特的“第三种逻辑”, 能有效弥补政府与市场失灵, 并且以志愿作为行动方式, 成本较低, 具有一定的优势。

二、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的互动模式

1. 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的互动模式。

从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的关系可以看出, 公民社会对二者既有对抗的一面也有一致的一面, 但公民社会的力量往往较弱, 故三者互动主要有以下模式:

(1) 公民社会+市场——国家。由于公民社会和市场在限制政府权力上有着相同的利益, 同时借助自由市场的力量能够对政府起到遏制的作用, 因此公民社会很可能与市场联合, 共同对抗政府。

在此模式下, 公民社会追求自由、平等的民主权力, 要求限制政府;市场则希望摆脱政府干预, 充分发挥自由经济分配资源的力量;政府则通常受到较强的分权制约或者被市场与社会俘获, 主要担当“守夜人”的角色。

这种互动模式的结果通常会使得公民社会较为繁荣, 结社与志愿行动广泛, 公民权益得到良好的保障, 公民社会运用市场化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市场以自由竞争为主, 注重效率, 经济发展迅速;政府在公民社会和市场的压力, 权力受到民主制与分权制的限制, 主要职责是维护市场的秩序, 并建立一定福利制度与再分配措施维护公民的经济利益。

(2) 公民社会+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与国家的联合也是常出现的另一种情况。随着自由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增加, 公民社会对限制市场、建立福利制度有着强烈的愿望。国家则希望能通过宏观调控, 对市场进行有效的干预, 保证社会稳定与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所以, 公民社会与国家相互联合, 共同抵抗市场。

在此模式下, 公民社会积极应对自由化贸易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 希望能够消除贫困差距, 规范企业行为, 保护环境, 弥补商品化破坏的人际关系;政府则以社会稳定作为其主要的目标, 利用政策工具限制市场行为;市场则通常受到较强的管制。

这种互动往往会带来一个福利型的国家机制。公民社会的权利, 特别是经济权益获得良好的保障, 公民组织繁荣并且更多集中在公益等问题上;国家对市场有着较强的管控能力, 构建福利制度与社会合作共同管理、解决社会问题, 尊重民主权利;市场在宏观政策的指导下进行发展, 虽然速度不快, 但相对平稳。

(3) 国家+市场——公民社会。国家与市场的联合并非常态。通常市场追求自由化, 往往拒绝国家管制, 但是这种情形在后发展的赶超型国家中, 却往往可能出现。在后发展国家, 由于其受到国际体系的压制, 或者存在资本稀缺等问题, 经济发展难度巨大。此时, 国家为了争取壮大国家实力, 则会充分调动市场的作用, 与市场进行联合, 集中资源实施产业政策, 引导市场;市场则为了获取利润, 接受国家的指导与援助;公民社会在此情况下, 其诉求则往往在经济发展的迫切目标下淡化, 难以得到有效的重视。

所以, 在这种模式下, 国家权力通常较大, 政府对经济进行指导作用, 以发展经济为第一要务;市场在政府指导下, 在有限的产业中迅速发展, 短期内获得巨大的飞跃;公民社会则往往被边缘化。

3. 互动模式的历史案例。

(1) 美国。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 在独立战争以后, 通过联邦制、三权分立制、民主选举制建立相互制约的国家体制。国家权力受到了严格的制约, 公民权益则获得明确的保障。二战后, 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政治强国, 市场推行自由化。公民社会发展繁荣, 在医疗卫生、扶贫、教育等多方面建立了诸多社会组织, 对社会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以上模式对比个可以发现, 现代美国社会是“公民社会+市场——政府”模式的典型代表。国家虽然有强大的暴力机构与官僚系统, 但总体而言国家权力仍受到较大制约。市场全面推行自由化, 并成为新全球市场化浪潮的主要推动者。公民社会在美国享受充分的自由与一定的扶持, 民主权力保障充分。

(2) 德国。德国一向具有强国家的深厚传统, 德国公民社会与国家也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德国政府历来致力于保障公共福利, 促进普遍富裕, 维持社会稳定。公民社会与国家在社会建设中一直处在合作的状态。在经济方面, 市场处于半自由状态——金融市场中, 国家通过控制银行掌握了资金流动, 进行经济指导;劳务市场中, 工人与企业通过协商确定工资与福利;准确来说, 德国只有商品市场属于自由市场, 通过自由竞争进行发展。

不难发现, 德国的互动体制是“公民社会+国家——市场”的模式。德国政府无论在资源掌握还是社会支持方面都拥有强大的力量, 对市场采取限制的手段, 对公民社会给予优厚的福利待遇。德国公民社会在此基础下与国家联合, 共同进行社会管理, 公益组织、非盈利社团等遍布全国。而市场在管制下, 发展速度受到一定的影响, 但由于妥协, 其得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支持, 获得了较为平稳的良性发展。 (3)

(3) 韩国。韩国是后发展国家的典型代表。二战之后, 面对经济发展落后和朝鲜的威胁, 韩国政府通过其武装力量掌握了极大的权力。政府积极推动经济发展, 对市场进行产业政策的指导, 并通过外向型经济策略实现了腾飞。在这一过程中, 市场与政府进行联合, 在利益与强权的驱动下, 接受国家指导。公民社会随着韩国的现代化充实壮大了中产阶级队伍, 也获得了一些发展, 然而由于赶超作为主要的目标, 因此韩国公民社会的诉求常常被政府与市场忽略, 公民结社发展缓慢。

后发展国家韩国, 在互动中属于“国家+市场——公民社会”的发展模式。韩国政府与市场在国际形势的压力下走向联合, 政府积极指导经济发展, 获得国家力量的提升;市场虽然部分损失了自由竞争, 但是短期内获得了高度发展, 集中利用了有限的资源。公民社会由于国家与市场的双重挤压, 并没有获得太大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 上世纪末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 韩国政府在国内中产阶级与国外民主势力的压迫下, 被迫接受了民主体制, 放开了对社会团体的管制, 使得韩国的社会团体近年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4)

三、互动的根源

1. 价值取向。

在公民社会、国家、市场的互动中, 三者之间的相互联合源于共同的利益, 而利益判断则与社会普遍的价值取向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美国, 自由、平等、民主是主流的社会价值。对公民社会而言, 保障公民自由与民主权利, 是其首要的目标, 这就使得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对抗成为首要矛盾。市场信奉自由主义, 对于国家干预大多持抵制的态度。在此基础上, 美国的体制设计就将限制政府权力作为重点。可见实际上, 公民社会与市场相互联合根本在于维护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利益。

而对德国来说, 其普世的价值观念在于稳定和共同富裕。对于德国政府来说, 社会的稳定与共同富裕是其行政的首要目标, 因此虽然自由市场可能带来更高速的发展, 但是由于其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破坏稳定, 国家仍会对市场进行干预与控制, 牺牲发展速度。对公民社会而言, 民主权力固然是重要的一方面, 但是解决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是其更为重要的目标。因此, 国家与公民社会走向联合。故而根本上, 德国互动模式产生的根源, 与其维护稳定与共同富裕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

韩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面临艰巨的国际环境, 全民沉浸在一种极强的危机意识当中, 社会所追求的主要价值就是发展。对于政府来说, 只有快速实现经济发展与工业化, 才可能抵抗潜在的威胁。而韩国市场虽然不希望政府对其进行干预, 不过集中资源进行快速的发展才可能维护国家的存在, 才有后续市场发展的可能。因此在这种特殊情况下, 韩国形成了国家与市场的联合。从韩国公民社会的角度看, 民主权利与解决社会问题是其所追求的根本目标, 但在严峻的危机下, 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则被提到更重要位置, 所以公民社会对民主权利的挤压并没有给予强力的反弹和抵制, 反而为韩国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所以, 互动模式与国家的价值观念有着本质的联系, 由于不同国家在历史、国家环境等情形下形成了各异的价值观念, 影响了公民社会、国家与市场的利益关系, 使得最终产生了不同的互动。

2. 社会结构。

社会价值通过影响利益关系决定了公民社会、国家、市场的互动意愿, 而社会结构则从根本上决定了互动模式的可行性。所谓社会结构, 则是指公民社会、国家、市场三者的结构类型, 公民社会、国家与市场任意两者的联合, 都需要其在结构上的匹配。否则, 过高的成本则会阻碍联合的正常进行。

美国公民社会经过长期发展, 形成了众多社会团体, 市场则在长期的经济竞争中形成了众多的利益集团, 二者共同的小集团结构使之能够有效沟通。而在韩国, 公民社会相对分散, 中产阶级更多以自由人存在, 凝结度不高, 而市场由于后发展国家的特性, 形成较为集中的极大产业或利益集团。即使韩国公民社会与市场间拥有一致的利益, 但是二者不匹配的结构模式, 使得公民社会与市场的联合面对巨大的交涉成本和协调难度, 缺乏可行性。相反, 韩国政府与企业一样, 都是集中式的大集团结构, 使得国家和市场联合易于进行。在德国的案例中, 德国政府采用联邦制, 属于分散团体的结构特征, 而德国公民拥有强烈的结社传统, 也依据地域和利益关系形成了分散团体的结构, 使得二者可以顺利的联合。

因此, 决定互动模式的另一个根源是其社会结构, 只有结构相匹配的两方才便于联合, 形成互动体系。

四、结论:公民社会的互动规律与中国展望

现代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逐步成为决定社会发展的三个重要因素, 三者的互动关系不仅决定了国家社会的发展结构, 也影响了公民社会的发展状况。公民社会在权力与效率方面的双重意义, 使得其与国家和市场之间存在着既对抗又联合的关系, 而由于公民社会在三者当中的力量相对较弱, 因此往往需要与其中的一方联合来达到和实现自己的目标。在美国等自由主义国家, 公民社会往往和市场联合, 共同抵制国家, 追求自由、平等, 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在德国等欧洲福利国家中, 公民社会则和政府联合, 共同解决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 由国家保障公民权利;在韩国等后发展国家中, 由于发展压力, 公民社会面临国家和市场结合的局面, 其自我目标让位于国家整体目标, 发展受到阻碍。互动模式的差异根本上是价值观念与社会结构的差异造成的。价值观念决定公民社会、国家、市场的利益选择, 从而影响了其联合意愿。社会结构决定了联合中的交涉成本, 从而影响了互动模式的可行性。

由此, 反观我国的发展, 中国目前仍处于后发展阶段, 公民社会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是在许多问题上, 中国公民社会都还扮演着边缘角色。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推动和调控作用, 市场在国家宏观指导下, 运用半自由竞争进行发展。因而, 当下中国处于“国家+市场——公民社会”的模式。

不过, 中国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 中国处在政治经济转型的复杂时期, 作为转型国家, 其固有的思想、观念与制度和西方民主制有着极大的不兼容性, 公民社会的发展情况和前景难以用西方经验去预测。其次, 中国与西方存在着根本性的文化差别, 中国并没有经历与国家、市场之间的剥离过程, 相反, 中国千年的封建传统使得国家、市场、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融合性, 公民社会是否真的能在中国出现, 也成为争论的重要焦点。

结合这些分析, 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可能有三种趋势:

第一, 从价值观念上考虑, 中国自古注重稳定, “不患贫, 患不均也”。这样的价值观念与德国有着相似之处。在中国后发展成功后, 中国公民社会及其互动模式可能向德国的方向发展。

第二, 从结构上看, 中国政府权力集中, 市场在扶持中形成了几个大型集团和利益群, 而市民社会则呈现出零星的小团体。虽然市民社会的凝结度在不断加强, 巨大的人口基数可能使公民社会形成大团体的可能较低, 因此一直保持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在结构上更为合理。

第三, 从中国的特殊性考虑, 由于东西方社会、文化存在的巨大差异, 因此中国公民社会今后的发展和互动可能也会走出自己独特的模式。借助中国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之间没有明显分离的特点, 或许可以发展出一种三者协调互动、合作的良好模式。

摘要：随着全球结社运动的不断兴起, 公民社会被放到了与国家、市场同样重要的层面, 成为考虑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重要宏观要素, 公民社会、国家与市场间的关系也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问题。文章从公民社会的定义和特点出发, 结合历史事实, 讨论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互动情况, 并通过进一步分析找出互动的深层原因及可能的特殊情况, 最后对中国公民社会未来的发展进行尝试性的思考与预测。

关键词：公民社会,国家,市场,互动

注释

1 Karl·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eacon Press, 2001

2 赵黎青.非政府组织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吴锦良.政府改革与第三部门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王名, 刘国翰, 何建宇.中国社团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3 郭原奇.德国市民社会的历史嬗变及其特点.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 2006 (1)

公民组织发展与社会管理关系研究 篇8

1. 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

一个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能够为一个组织的建设发展提供正确的活动方向和指南, 也能够提供权威的、必要的政策性保护。但目前针对公民组织的法律法规, 只有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 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法律效应的关于公民组织的法律尚没有产生。因此, 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公民组织在组织构建、具体运营等环节没有比较权威的法律作为指导和依托, 在遇到相互冲突的时刻无法有效的向相关法律寻求帮助, 更无法在实际开展活动中运用已有的法律来维护。

2. 公民组织运行机制不完善

一个组织必须有独立、健全的运行机制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承担其社会责任, 完成组织的预期目标。而就当前中国公民组织来看, 如共青团、妇联等发展规模较大, 影响较为广泛的组织团体通常是政府自上而下建立的社会团体。完整意义上的公民组织, 尤其是草根组织, 因其在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的限制往往依托于更为大型的公民组织。具体来说, 当前中国公民组织的活动权力和范围一部分来自于政府职能的分化, 一部分来自于社会公众的集体诉求, 在与之相适应的一种由行政机制和自治机制双重调控的管理运行机制下, 其运行资源同时依赖于体制内及体制外的双重来源, 其运行资源的获得仍需通过官方和民间双重途径, 其机制运行结果也必须满足来自于政府和社会的双重需求。因此可以说, 当前中国的民间组织的运行机制还存在着很多的不完善。

3. 缺乏专业的公民组织管理人才

很多公民组织都是在建立者个人的兴趣、公共服务理念、社会责任感等主观意识催动下而成立并发展起来的, 其不稳定性不言而喻。另外, 组织者或建立者往往是某一领域的优秀人才, 但缺乏管理经验。其成员很多本身对于其所从事的工作的专业知识和技巧又比较的薄弱, 没有专业的方法和理论来引导和支撑起项目的开展, 同时, 由于资金的紧张, 也无法聘请专业的人才来有效的开展活动。在具体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即使有数量, 却难以保证质量和效果。无法真正达到原有公共服务的目标。

4. 公民组织间缺乏沟通和合作

目前, 中国公民组织的发展基本上处于“政府统一行政管理, 组织自身独立发展”的模式。换言之, 现有的大部分公民组织都是处于相互之间封闭的状态, 自我组织, 自我筹措资金, 自我对外宣传, 甚至是自我开展公共服务, 而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广泛的沟通和合作, 也就造成了缺乏强有力的统一管理, 信息沟通不畅, 而致使很多工作得不到有效的开展, 资源得不到有效的调配的情况。

二、公民组织的发展对策:培植参与型公民组织

1. 国家提供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

具体来说, 需要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来规范引导保障公民组织的成立、募捐、活动、公共事务参与、财务审计、透明度、资金使用等过程。这个法律应该遵守的基本思想是:登记简单化, 募捐规范化, 活动与组织成立初衷相关化、公共事务参与在公益范围内自由自主化、财务审计严格化、人员招聘专业并公开化、资金使用公开公益化等原则。这个法律应该让公民组织可以在自由的法律及社会环境下运行, 保证公民组织在非营利领域的活动形式自由, 保障公民组织在以法律为武器维护社会管理秩序时的法人身份, 保护公民组织在法律范围下的正常活动不受公权力的干扰, 保障捐赠人的合法权利。

2. 扩大公民组织发展空间, 增强参与能力

在协同参与模型中, 公民组织被赋予了极大的发展空间, 不仅简化了登记注册的程序, 还在法律上为公民组织开展符合自身组织价值观的活动提供了保障。更重要的是, 通过一系列机制和角色的设计, 让公民组织可以真正的有机会参与到社会管理中去, 在参与社会管理过程中, 可以不断的宣传自己的价值观, 争取更多民众的认同。通过这种认同感的激发, 吸引优秀的人才到本组织, 提高了组织整体的管理水平和专业素质;招募更多的志愿者, 参与更大规模的社会事务管理;吸引更多募捐资金, 保证组织的独立性, 维持组织的持续运转;不断参与与组织宗旨相吻合的社会事务, 在成为行业专家的同时参与行业标准制定, 更好地实现组织价值观。

3. 提升社会资源利用效率, 缓解社会压力

在公民组织参与社会事务后, 公民组织有一个快速发展过程, 组织的膨胀带来的是就业的机会, 这位缓解就业压力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政府本身具有低效率性, 当公民组织对其形成冲击后, 其本身会提高必要领域的行政效率, 而将可以让渡出的社会事务交由效率更高的市场或公民组织进行管理, 从而提升社会管理的整体水平, 节约社会资源, 让空闲的资源分配到更合理的地方。同时, 偶用公民组织的非营利性和公益性, 社会底层得到关注, 贫富差距逐渐缩小, 整个社会群体的关爱指数上升, 从而促进了社会稳定。

三、结语

公民组织日常活动所需的人力资源主要由志愿者支持。因此合理引导企业和公民的价值观、财富观非常重要。对企业来说, 要引导企业文化更多地关注慈善、造福社会, 积极回报社会;对于个人, 则要引导他们的财富观和消费观念, 鼓励他们积极的参与慈善捐赠, 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热心投入公益事业。对于影视明星、企业名人等金钱富足的群体, 则要激发他们投身公益事业的热情, 并同时通过其名人效应扩大公民组织组织影响。努力在整个社会环境中形成一种关注社会、关注慈善的氛围, 从而促进公民组织日常活动更好运转和组织的发展。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 社会管理逐渐向引导社会公共管理过渡。从公民的视角来看, 公民个人的经济活动、话语表达、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等的空间均逐渐被释放出来, 体现公民不同诉求的各种公民组织也随之应运而生。公共参与作为一种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种力量以个人、团体等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和不同的行动方法、行动策略开始逐步在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服务中发挥其巨大的能力和作用。

关键词：公民组织,社会管理创新,协同参与模型

参考文献

[1]杨晓梅.论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多元主体中的作用[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2011, (1) :73-77.

[2]万江红等.近十年中国民间组织研究综述[J].江汉论坛, 2004, (8) :123-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