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宪政论文

美国宪政论文（通用9篇）

美国宪政论文 篇1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很多教师开始有意识地将历史学术研究的新成果作为一种课程资源，运用于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然而，如何将史学研究和中学历史教学这两个不同的领域有机地结合起来，适时适度地运用史学研究成果这一课程资源来优化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仍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本文结合笔者对江苏省南通市历史教研员陈康衡老师发表于《历史教学》2010年第11期“从宪政的角度认识美国宪法”一文的研读，就“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教学设计，就如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有效吸纳史学研究新成果谈些看法。

一、史学研究与教科书中有关“美国1787年宪法”的理论观点

陈老师在“从宪政的角度认识美国宪法”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指导本课教学的三个新观点：（1）美国1787年宪法开启了美国宪政的进程，要真正认识1787年宪法的意义就必须从宪政的角度重新审视。（2）宪法体现了人民主权的原则，而此前的《独立宣言》更是直接地表达了这一思想。（3）美国宪法制定之初所确立的不同利益群体间相互谈判和妥协的政治机制，是美国宪法至今仍具有活力的秘诀所在。

人教版高中历史课程必修1在介绍美国1787年宪法时，重点论述了美国国家权力结构和两党政治，在谈及宪法所体现的基本原则时，只提出中央集权和分权与制衡的原则；在评价美国宪法时沿用了传统的“一分为二“的观点，谈及其进步性也仅肯定它是第一部资产阶级成文宪法，体现一定民主精神，对于“人民主权原则”和“不同利益集团间谈判与妥协的机制”均没有涉及。两相比较，陈老师的文章对问题分析的立足点更高，对1787年宪法实质的把握更为透彻，尤其是“从宪政角度认识宪法”的观点给本课教学引入了全新视角。

二、基于课程标准，确立教学目标

尽管学术研究弥补了教材观点和理论的滞后性，但高中历史教学毕竟不等同于学术研究，它所达成的是国民基本的素质教育，教学内容相对浅显。如何将较为深奥的史学理论和新的史学研究成果适时适度地运用于高中基础课程？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贵在把握角度、深度和信度。所谓角度，就是要有利于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所谓深度，就是引用学术成果不能超过课程标准的要求；所谓信度，就是不能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基调相违背。有基于此，笔者在确立本课的教学目标时回归了课程标准：该课属“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专题。遵循课标在必修1政治模块的设定的学习目标“理解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是人类社会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进程，树立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而奋斗的人生理想”，确立了“美国1787年宪法”的教学设计要旨：学习和借鉴中外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以此提升我国公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增强公民素养。就这样，笔者找到了课程标准与学术研究成果的结合点，把本课的教学目标确定如下。

知识与能力：了解美国1787年宪法的主要内容和联邦制的权力结构；理解宪法所体现的“人民主权”、“分权与制衡”原则；认识1787年宪法在美国乃至人类宪政发展史上的地位。

过程与方法：通过提供“多元”材料和分析问题的多维角度，引导学生合作讨论，培养发现、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教学情境的设计，使学生认识到1787年宪法在美国的崇高地位，从而增强“依宪治国”的宪政意识；通过对美国这段历史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宪政建设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模式，1787年宪法的制定在从专制到民主、人治到法治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从而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到，当前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要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三、基于史学成果，创新教学设计

1．知识结构的优化设计

从宪政的角度审视美国宪法，首先要回答“什么是宪政”这一问题。陈康衡老师认为：“所谓宪政是包括制宪在内并以宪法为依据的政治操作程序。”也就是说要认识美国的宪政，首先要深入理解开启美国宪政道路的1787年宪法。该部宪法的制定历来是中学历史教学的重点，人教版教科书在编排本课体系时，无论从课题还是到具体的章节安排，都较明显地侧重于联邦政府的建立和国家权力结构的构建，对于宪法本身重点不突出，易导致教学偏离“宪政”的主线。有基于此，笔者对教材进行了重新整合，对知识结构做了如下的优化设计。

第一部分：探源美国宪法———独立战争、邦联制的影响。

第二部分：解析美国宪法———多元利益的相互妥协、权利的制约与平衡、两党政治。

第三部分：感受美国宪法———倡导人民主权、宪法的局限与完善、美国人的宪政意识。

第四部分：借鉴美国宪法———1787年宪法的制定及其体现的原则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借鉴。

笔者在其中的第二部分增加了“多元利益的相互妥协”这一子目，利用书本上有关美国国会组成的介绍为切入点，提出如下问题。

(1）参众两院的名额有何差别？众议院的名额分配对谁有利？（大州）参议院兼顾谁的利益？（小州）

(2）议员来源不同，众议员如何产生？代表谁的利益？（选民）参议员呢？（社会精英的利益）

(3）议员任期的长短对政策的稳定性有怎样的影响？（众议员任期两年，流动性大，可以让更多人参与，代表更多人的利益。参议员任期六年，有利于保持政策的稳定。议员任期长短，体现了政策的流动性和稳定性的结合）

通过以上分析，引导学生得出结论：美国宪法体现了各种利益的相互平衡和妥协，是制宪之初所确立的不同利益群体间谈判和妥协的政治机制，使美国宪法成为至今仍“活着的宪法”。在这一教学处理中，笔者充分利用了陈老师的史学研究成果，从新角度赋予学生对美国宪法进一步的认识。同时，在第二部分教学的一开始就安排这一子目，也有利于学生接下来更深刻地理解宪法所体现的“权利的制约与平衡”。

2．教学方式的优化设计

陈康衡老师认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是由宪法的目的和宪政国家的性质所决定，其理论基础便是人民主权原则。”因此，要在教学中让学生真正理解美国宪法的精神，就必须讲透人民主权原则。鉴于课标和书本的局限，最有效的方法是巧用材料进行导读教学，通过创设新材料和新情境，化抽象为直观，让学生自己经过阅读和思考，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得出结论。于是，笔者在教学的三个节点上分别引入了三段材料并设置问题。

节点一：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节选。

问题一：《独立宣言》反映出独立战争时期美国民众所追求的理想是什么？

[设计思路]通过对材料的分析，学生一般可以得出结论：国家要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国家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依照人民意思行使，接受人民的监督。但学生不会直接给出“体现了‘人民主权’的思想”这一结论，仍需要教师进行延伸和总结。《独立宣言》是美国制宪和宪政的基础，在探究新课的第一环节设计这一内容，理清了1787年宪法中“人民主权”思想的渊源，弥补了教科书历史知识的短缺，有利于学生加深对美国独立战争的认识。

节点二：洛克《政府论》节选。

问题二：材料体现了什么思想观点？美国的中央政府的权力构建如何体现了这一思想？

[设计思路]美国制宪深受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其中洛克的人民主权思想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影响最大。但由于课标的三个模块设计，启蒙思想要到必修3才讲述，因此，有必要在讲述美国国家权力结构之前引用介绍洛克的思想的材料，以加深学生对宪法本身的理解，懂得宪法中所规定的总统和议员的产生，都出自于人民的直接和间接选举，反映出权力来自于人民，体现洛克所倡导的“人民主权”思想。

节点三：美国1787年宪法序言部分节选。

问题三：从序言中可以看出1787年宪法以谁的名义制定的，体现了什么理念？

[设计思路]宪法的序言规定了制宪的目的和原则，通过对其的引用分析，有力地说明了“人民主权是美国宪政的一个关键因素”（S.格里芬语）。这一设计进一步加深学生对宪法体现的“人民主权”理念的认识，并将这种认识上升到“今天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所应致力维护和努力实现的”的理念，既为下面探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做了铺垫，又能将这一理念和美国1787年宪法实践中的局限作鲜明的对比，把握宪法的实质。

3．教学策略的优化设计

情境创设是历史课教学常用的方法。如何设置符合高中生年龄和认知层次的情境，有效地激发其思维？笔者在教学中引入美国的“持枪”问题，并通过两次解答———一次运用“人民主权”的理念，另一次运用美国的“宪政意识”，最终引发学生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思考，点明了本课教学的主题。

步骤一：（视频导入新课）播放2010年美国康涅狄格州曼切斯特啤酒厂枪击事件视频。

师：“枪械问题”已经成为困扰美国社会的毒瘤。我们不禁要问，美国为什么不禁枪呢？令我们“震惊”的是美国宪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受侵犯。”为什么美国宪法会有如此看似荒唐的规定？事情就要追溯到200年前，美国人民为独立自由而进行的那场伟大的斗争。

[设计意图]从社会热点问题入手，引出美国宪法有关规定，激发学生对宪法的关注。顺势转入对制宪背景———独立战争的介绍，埋下“宪政”的主线。

步骤二：（探源美国宪法）出示材料：（1）美国莱克星顿广场的一幅纪念独立战争的“持枪民兵”雕塑图。（2）《独立宣言》的节选。

师：图片中独立战争时期北美人民持枪意味着什么？（反抗压迫，追求民主独立）可以说美国的独立和这些持枪的民众的坚定信念有着密切的关系。结合《独立宣言》，请大家思考当时的美国民众的信念是什么？（国家要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国家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依照人民的意思行使，体现了“人民主权”的思想）而这种权利被什么政府剥夺了？（英国殖民政府，因此美国人民要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以实现“人民主权”的理想）

[设计意图]通过材料和相关设问，用“人民主权”思想初步回答了在导入新课时笔者所提出的疑问。

步骤三：（感受美国宪法）介绍1791年宪法修正案条款：第二条“……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予以侵犯”。第四条“人人具有保障人身、住所、文件及财物的安全，不受无理之搜索和拘捕的权利；此项权利，不得侵犯”。……

师：美国是一个非常强调保护个人隐私、私人财产和私人领地的国家。比如说《第四修正案》就和个人权利有关。回到枪支问题，为什么有枪击事件发生，大部分美国民众仍不赞成禁止枪支携带呢？（因为这是美国宪法所赋予的神圣权利，美国民众认为“枪不是一种工具，枪是一种权利”）

[设计意图]通过材料的引用，让学生感受到在持枪问题背后所反映的是美国人极强的宪政意识。由此点出本课的主线———“宪政”，引发学生思考：我们应如何借鉴美国宪政理念与实践，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美国宪政论文 篇2

寒假期间闲来无事，拿起桌子上的《美国宪政历程》，开始时只是单纯的消磨时间，可是但我读了几页后，就被深深地吸引了。这本书用25个生动形象的案例讲述了美国的法律精神。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大法系，英美法系相对于我国采用的大陆法系“成文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判例法”。《美国宪政历程》是一本写给中国普通读者的英美法系法律专业书，让我接触到与我国迥异的另一种法律体系。这本书的主体部分由三篇精彩的宪法论文与25个司法大案组成。引人深思的法理分析，令人回味无穷；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案情，让人读起来欲罢不能。25个判例故事所揭示的，是一以贯之而又不断发展的一种精神。美国人所谓的“法治精神”(rule of law)同我们常说的“依法而治”（rule by law）虽只有一个介词之差，但区别却非同小可，“法治精神”的主语是法，宪法是至高无上，毫不妥协的，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虽然美国历史也充满了腐败、剥削、压榨、垄断、童工、奴隶制、种族歧视，但法治精神造就的一个良好的可伸缩的制度框架加上历代法律精英的努力，最终引领和促进了美国的社会进步。

如果不读这本书，我不会相信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允许自己的人民焚烧国旗，正如“得克萨斯州诉约翰逊案(1989年)”一节描述的一样，最高法院认为约翰逊焚烧国旗的亵渎是一种“表达行为”，因为它旨在“传达一种特定的信息”，是受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保护的“表达自由”，甚至连保护国旗这一最为美国人珍视的行为，也必须

服从言论自由这一原则不能有所例外。随着最高法院的一纸判决，全美48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有关保护国旗的法律全部因违宪而无效，从而产生了一句著名的结案陈词：“星条旗保护焚烧她的人”。判决引起的轩然大波不言而喻，然而这个案例让人更加感到有趣的是，民意调查显示被调查者有86%支持修宪护旗，如果用简单的全民公决来决定是否修宪护旗，护旗派必将大获全胜。然而最高法院的判决只能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办法来推翻。要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首先需要国会两院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并在规定的时间内由四分之三州议会批准，这种事情美国历史上只发生过4次。在美国公民护旗同盟的推动下，48个州的议会通过保护国旗的修正案，但在此后若干年里始终无法在国会通过，其中1995年参议院的投票结果是63比36，离三分之二多数仅3票之差。美国宪政的巧妙之处就在于此，它不仅在制度上保证民主的权威，同样也限制多数的专断，保护少数的权益。由制宪先贤精心设计的美国宪政体制不仅旨在防止个人的独裁，而且也要以精英政治阻止多数的暴政。这一制度设计的最大特点不是它的民主，而是它的法治，它以非常明确的语言极为具体地规定了重大政治问题上的法律程序。

在阅读完所有案例后我了解到中美法律系统的诸多差异。在美国宪政中，最高法院最重要的责任是裁决涉及宪法解释问题的案件，判定某项法律或政府行动是否违宪。我国高法立案庭所拥有的立案权，在英美法系中则是大法官们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因此一些大法官个人意志也可左右美国高法的审判倾向，比如20世纪初大法官频繁受理有关契约自由和产权的案子来保护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而

1950到60年代的沃伦法院则对刑事被告的权利情有独钟，推动举国上下对公众自由和公民权利的保护。而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的主要职责是监督管理全国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并审理全国法院未终审的各类案件。这种区别凸显了我国法律在实践中的困境,影响审判的诸多外来因素导致结果的不确定性,甚至一些法律法规的自相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因此高法更偏重以行政管理的方式维持法律系统的运转,在提高公信力方面则乏善可陈。汉密尔顿曾经说过：“人民对于写在羊皮纸上的文字的力量给予了一种信任，认为它能够促使政府步入正轨，如果要给这种信任起名字的话，它就叫做宪政。” 宪

美国宪政：先定承诺与历史叙事 篇3

我们在面对一部宪法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八五四年美国国庆日，激进的废奴主义者加里森在公众集会上焚烧美国宪法册子，他曾批判美国保护奴隶制的宪法是“一部与死人的契约，与地狱的共识”，焚烧宪法之举意在表明要与现行宪法做根本决裂，以革命的新开始去埋葬一部充斥着邪恶道德妥协的原罪宪法，这是第一种态度。第二种态度来自黑人逃奴弗里德里希·道格拉斯。美国内战前夕，他曾在逃亡英伦三岛途中发表经典演讲告诉听众：“制宪者已逝，但宪法长存。”当建国的制宪者都身与名俱灭时，由他们所制定的宪法却形成了共同体内垂范千古的政治规范。在我看来，第二种态度才是宪政的立场。

道格拉斯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在时间维度内去思考宪法规范的智识图景。一个共同体应当到哪里去发现它的高级法规范，这实际上是当下有关宪政争议的根本所在。在时间性的维度内，宪法规范就是共同体在历史上经由政治斗争、妥协和决断所形成的“先定承诺”（pre-commitment）。往昔的制宪者为子孙后世订立下不可为常规政治改变的高级法规范。宪法规范就是每一代人继承而来、既定有效的根本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可变的“祖宗成法”，而宪政的要义就是要遵守先定承诺。当然，祖宗成法并不是绝对不可变，共同体内的每一代人都有权通过正当的程序对所继承的宪法做与时俱进的变革，但不可否认的是，如何正当地修改宪法始终是第二性的问题，宪政首先是要承认先定承诺的正当性并维护政治生活的延续性，当下的政治行为要遵循历史上形成的先定承诺。

这样理解的话，宪政既不是“两个凡是的政治”，也区别于“活在当下的政治”。“两个凡是的政治”预设了一种永垂不朽、万古不易的祖宗成法：建国之父们订立起垂范千古的政治规范，此后的每代人只要也只能按既定方针办。政治时间在建国那一刻开始，但也在那一刻结束。这种论调听起来荒诞不经，但它正是美国过去三十年来最具统治力的宪法学说—“我们都是原旨主义者”中所说的“原旨主义”。原旨主义的核心诉求是根据制宪者的原意或宪法文本的原初理解去解释宪法。斯卡利亚大法官有言，宪法的全部目的就是要“拒腐防变”（prevent change），反而不是让我们念兹在兹的如何让宪法“活”起来。

“活在当下的政治”是一种碎片化的政治：它的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如同一次记忆格式化后的重启。这种政治在时间性上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有的只是一个个相互割裂的当下。在此状态下，政治看起来因为摆脱了先定承诺而实现了最大的决策自由，但它的自由是一种“无法无天”的自由，必定是不可延续的。先定承诺的宪政也因此是一种“反当下”的政治，因为它是要以共同体在过去所形成的共识规范去限定当代人的决策范围。

我们每一代人不可能重新开始，不可能如杰斐逊所设想的那样“每十九年重新制宪”，也不可能如社会契约论的推演，退回到自然状态或无知之幕下的原初情境，重新审议根本的社会契约。宪政是一种有规矩也要守规矩的政治，其规矩就是先定承诺。但我们不仅要看到先定承诺作为一种规矩对当下政治的约束，更要理解它对政治的建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先定承诺之于当下政治，好比游戏规则之于游戏：游戏规则固然限制着参与者的活动范围，但没有游戏规则的设定，游戏本身也不可能构成。没有先定承诺的政治或许有着一时间的自由，但这种不念过去、不畏将来的状态注定无法延续。

更重要的是，先定承诺记录着共同体内对一些根本政治问题所形成的历史决议，如果每一代人都要回到根本规范的层面进行所谓的共识建构，那么这不是宪政，而是折腾。宪政从先定承诺出发，就是要避免在根本问题上的折腾。举个例子，美国一七八七年宪法规定，各州无论大小均有两名参议员，而且此条款非经各州同意不得修改。无论这个规定在今天看来有多么不合理，但它确实是制宪者写入宪法文本内的先定承诺，是当代美国人首先要去遵守的，而不可能每次国会选举都要开放讨论什么是最好的代表权分配规则。斯蒂芬·霍姆斯教授曾写道：“死者不应当统治生者；但死者可以让生者统治自己变得更容易。”

二、宪法是为具有根本不同之观点的人民所制定的

霍姆斯大法官尝言道：“宪法是为具有根本不同之观点的人民所制定的。”罗尔斯所说的“合理多元主义”确实是现代政治所要面对的基本格局，宪政因此就要回答我们如此不同、如何可能生活在一起的问题，具体地说，先定承诺是否有助于我们和而不同地生活在一起，在历时性的维度内，先定承诺与共识建构又呈现出什么样的复杂关系。关于此，本文给出三个命题。

命题一：谈共识，首先必须承认最根本的共识就体现在我们继承而来的现行宪法内。因此，宪政首先要承认现行宪法的正当性。我们不可想象，一个共同体可以周而复始地回到自然状态内，就社会基本秩序进行理性审议后的立约。社会契约论是非历史的，而社会契约论者往往是天然的革命者。

不仅如此，共识在历史进程中的形成，从来都不是流俗理论所想象的那般云淡风轻，好像只要有了无知之幕、言论的自由市场、多元民主、公共理性、审议政治或宪法审查，政治共识就自动生成在“自动售货机”的出口处。真正的共识来之不易，有时要经过数代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奋斗，才能将由此形成的共识作为先定承诺写入宪法中。越是根本性的政治共识，越要锻造于艰苦卓绝的政治斗争，有时甚至是枪口下的“共识”。美国宪法的第十四修正案，之所以可以写入宪法文本，并不是通过建国者所设计的联邦与州之间的理性审议，而必须追溯至北方在内战中胜利的事实与胜王败寇的逻辑。

因此，追求共识首先是要忠实地落实现行的宪法。但当下的宪政讨论却有一种很有迷惑性的观点，仿佛我们的宪法并不是宪政建设的理想起点，所以追求共识不是回到现行宪法，反而是用一种所谓的改革共识去修改、替换，甚至推翻现行宪法。此论至少有两处悖谬：首先，最根本的共识原本就是现行宪法内的先定承诺，因此抛开现行宪法谈共识是南辕北辙的做法。其次，共识是形成于一个“事关死亡和痛苦”的政治领域的，学者间的共识说到底只是一种自命为共识的派性意见而已—至于那些在网络空间内流行的以点击率、转发量、“粉丝”数为指标的微博式言论，哪里是什么宪法共识，不过是传声筒而已。

命题二：“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和而不同的生活要求彼此间的求同存异。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宪政意味着我们应和平地解决共同体内不同团体间的政治斗争，既不在多元团体之间做敌我区分，也反对失败团体在不满决策结果的情况下选择“用脚投票”，脱离共同体，林肯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就告诫南方：“脱离的本质就是无政府。”

我们不可能“赤裸裸”地面对着当下的政治冲突，而唯有回到现行宪法。只有在先定承诺可以建构、引导并且约束当下政治时，我们的政治讨论才不是发生在一张白纸上，不是无节制的大鸣大放，当下的决策才不可能完全取决于“强力”和“机遇”。说得实用主义些，宪法规范实际上是我们解决政治分歧的“共同基础”，它搭建起了一种“说服平台”（platform for persuasion）。在具体操作上，我们必须让当下的政治冲突回归历史形成的先定承诺，在宪法定义的范围内进行政治辩论、斗争和妥协；抛开先定承诺去解决政治冲突，就是活在当下的政治。

先定承诺作为一种“共同基础”，并不是说前人已经为我们解决了所有的价值问题，而我们只需要用一种三段论式的推理去适用先定承诺，就可以中立地解决当下的政治冲突。现实远非如此简单，有时候，当下的问题是制宪者不可能预见的，也有可能，制宪者当初也无法就某个问题达成共识，而选择以模糊条款做“延迟决断”，或者是在宪法文本内“留白”以回避分裂性的议题。因此，每一代人的挑战都在于必须回到先定承诺，但仅有先定承诺却不能解决问题。

命题三：现行宪法“说了算”，是解决政治冲突的依据，势必就会形成“一部宪法，各自表述”的解释格局。宪法解释的“百家争鸣”当然是一种常态，正是在此规范竞争的过程中，宪法文本内的先定承诺才能实现与时俱进的发展。但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仅有百家争鸣尚且不够，解决政治冲突还需要有一个“定于一”的权威，由它来“罢黜百家”。宪法学者推崇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的著名论断：“阐释法律是什么，实乃司法部门的职责和义务。”这句话所说的实际上就是由谁说了算的问题。

罗伯特·卡沃在经典论文《法与叙事》中曾有过影响深远的论述。卡沃用“生法”（jurisgenesis）和“灭法”（jurispathic）这对概念来表述法解释的“百家争鸣”与“定于一”。首先，在多元社会内，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历史叙事，由此形成了自身对宪法的理解，生法就意味着一部宪法，各自表述，这是对社会多元性的回应和承认。

而卡沃的天才见解主要表现在他对灭法的论述。在他看来，共同体不能只有生法，只是鼓动每一个团体造反有理，这就会造成社会的裂变，宪政要求共同体还应有一个权威的“灭法者”，可以在多元法律竞争的格局中确定谁才是真正的、由国家暴力机关承认的法律。关于灭法，卡沃曾有一个足以呵斥小清新的经典阐释：“法官是暴力人士。因为他们掌握着暴力，法官通常不是创造法律，而是杀死法律。他们是灭法的办公室。面对着繁荣生长的争鸣百家的法律诸传统，法官主张某一传统是法律，同时毁灭或者要去毁灭其余的传统。”

正是在灭法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杰克逊大法官那句坦诚得近乎残酷的名言：“我们不是因为永不犯错才成为终局审；而是因为我们是终局审，我们才不会犯错。”当宪法规范成为我们用以解决政治冲突的准绳时，重要的不是谁来灭法，而是有没有权威的灭法者。一个共同体既不可能周而复始地重返自然状态，也不可能就任何政治冲突都进行无休止的商谈，在一定时候必须要做到“案结事了”，而这就需要有一个最终说了算的权威灭法者。

三、每一部宪法背后都有一部史诗

宪法就是先定承诺，而宪政就是对先定承诺的信守，但问题随之而来：为什么要信守先定承诺呢，先定承诺在我们当下的政治中正当性何在，如何解决先定承诺的“反当下”难题？回到美国宪法的论述，反当下的难题实际上已经成为原旨主义学说的原罪：为什么二十一世纪的美国人要去遵守由“死去的白人男性有产者”在十八世纪所制定的宪法，这样不是会造成“死人之手的统治”么？活在当下岂不是要胜过信守先定承诺？我们当下的人并没有对现行宪法进行过社会契约理论所要求的“同意”，如果根据自由主义的论述，出生（在某个共同体内）本身就是一个在道德意义上无法证成的因素，就此而言，宪政的日常实践应当吸收自由主义的政治学说，但自由主义却无法为宪政提供据以生成的伦理基础。宪政需要保护言论自由，但仅有言论的自由市场，并不能在历史发生的意义上生成宪政。

卡沃在《法与叙事》内曾写道：“每一部宪法都有一部史诗。”为什么今天杂多到要让亨廷顿去问“我们是谁”的美国人，还在信仰一部白人男性有产者在两百年前制定的宪法？为什么原旨主义在学理上早已是千疮百孔，但在政治动员时却一次又一次地对美国民众洗脑赢心？“源头活水”都要追溯至那建构了一种两百年神话的美国历史叙事。这叙事讲述的是有关建国者、共同体和“我们人民”的故事。在这故事里，“我们人民”成为美国这个政治空间内代代无穷已的单数主体，先定承诺的统治因此就成为一种历时性的自治。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开篇第一段也即第一句话，营造出的就是一个回到建国者的叙事：“八十七年前，我们的国父们在这块土地上创建了一个新的国家，她孕育于自由中，致力于所有人生而平等的信念。”这种历史叙事正是先定承诺在当下得到认同和热爱（而非同意）的源头活水。

美国宪法保护言论自由，诚如著名作家安东尼·路易斯所言，第一修正案要保护“我们所憎恨思想的自由”，但宪政所要据以生成的历史叙事，却应是为共同体内各派主流政治力量所普遍分享的。没有这种普遍分享的叙事，我们在谁是建国者的问题上就产生了分裂，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对先定承诺法律识别和认同的破碎。“一部宪法，各自表述”，本是希望以先定承诺作为“共同基础”去进行共同体的政治整合，但如果没有共同的历史叙事去担当先定承诺的伦理基础，各种政治势力都在自己的“小传统”内去发现自己的“宪法”，共同体就陷入了最根本的文化内战，所谓宪政也不过是各挟“宪法”以令“诸侯”而已，宪政之争也就成为在根本规范上无约束的折腾。

关于宪政的历史叙事，如果我们以一种人类学家的视角去观察美国宪政的历史实践，至少有三点认识：

首先，宪政的历史叙事是围绕着建国者展开的。

以耶鲁法学院阿克曼的著述为例，他在二零零五年出版《建国之父的失败》，书名就是对建国者全知全能的保守叙述的批驳。而在新著《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内，阿克曼写道：“建国者们是伟人，但并不是超人。”这或许是美国主流政治叙述对建国者评价的底线。阿克曼认为美国宪法发展是“一部宪法，三种政体”，现代宪法是对建国、重建和新政三种宪法传统的统合，而此命题回应的是保守派独尊建国的历史叙事。根据阿克曼的叙事，一七八七年的建国者并没有解决所有的政治问题，现代美国的缔造者不只是麦迪逊与他的建国兄弟们，还包括第十四修正案的设计师，有“国子”（Founding Son）之称的约翰·宾汉姆以及重建共和党人，还有推动着不成文之宪法革命的罗斯福与新政改革者。阿克曼二零一四年初在哈佛出版社推出《我们人民》第三卷，将参与美国民权革命的无名英雄们称为“最可爱的人”。就此而言，自由派的国父叙事是人人皆可为尧舜，而宪政发展就是阿克曼所说的“代际间的对话”或如另一位自由派宪法学家桑斯坦所说的“A Constitution of Many Minds”。

其次，历史叙事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建构，锻造于政治斗争。

从来就没有一种“在那儿等待着被发现”的历史，历史叙事也不是在一种思想的自由市场内自然而然形成的。约翰·亚当斯在一八一五年写给托马斯·杰斐逊的信中提出一个问题：“谁将去书写美国革命的历史？谁可以去书写它？谁又能永远去书写它？”杰斐逊答复道：“没有人，除了外部事实本身……历史的生命和灵魂必定永远是未知的。”

但在真正面对历史书写时，杰斐逊却并非如此宿命。在美国革命的第一代国父中，亚当斯和杰斐逊前半生为友，共事于《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后半生为敌，两人在一八零零年总统大选中的竞争险些让新生的共和国走向分裂，却在生命垂暮之年成为一对笔友。一八二六年七月四日，亚当斯和杰斐逊分别在北方的马萨诸塞和南方的弗吉尼亚相继离世，这一天正值《独立宣言》和美利坚民族诞生五十周年。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七月三日，杰斐逊在他弥留之际的清醒时刻，还在向家人确认是不是已经到了七月四日：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在这一天离世，不仅要生的伟大，还要“死的光荣”。杰斐逊的故事为美国建国兄弟们的历史功业披上了神圣的光环，这也是他对共和国最后的贡献，而美国的两百年宪政就建立在这种神圣的历史叙事之上。

最后，历史叙事的本质在于连续性。

阿克曼以其半生学术精力创作多卷本的《我们人民》，谱写出自由派的“一部宪法、三种政体”的连续性叙事，目的就是要为美国人民在二十世纪所取得的宪法成就正名。即将出版的《我们人民：民权革命》，导论标题就是“面对二十世纪”，此举意在对抗保守派在里根革命后所营销的另一种叙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共和党的宪政议程首先就是要“革命”，改变由罗斯福新政、民权革命以及伟大社会计划所塑造的现状。但有趣的是，共和党却将自己的革命议程嵌入在一种连续性的叙事中，原旨主义所保驾护航的就是这种对现状的改变。在这种结构不同的连续性叙事中，保守派的革命被讲述为一种“拨乱反正”：罗斯福新政从一开始就是不正当的，开启了一段宪法歧途，放逐了由建国者们所规定的放任自由的宪法秩序，现在是时候寻回失落已久的原初宪法了。因为我们否定的这个更为晚近的过去是一段政治迷途，所以我们才是建国者的真正传人。正是在这种连续性的历史叙事内，原旨主义学说才找到其作为政治动员工具的合理性。

美国宪政论文 篇4

1 建立和完善英国女王宪政政体历尽坎坷

历史上, 英国曾是一个天主教国家。16世纪30年代, 欧洲新教运动兴起, 罗马教皇及天主教势力衰落。英王亨利八世出于维护自己政治、经济和宗教统治的目的, 与罗马教皇决裂。1534年, 英国国会通过了“至尊法案”, 宣布国王为英国教会最高首脑, 拥有任命教职和决定教义的权力, 宗教法庭改为国王法庭, 召集宗教会议的权力属于国王, 从而使英国教会成为国王手中的工具。

1553年, 信奉天主教的玛丽 (1553-1558) 继位, 她恢复天主教, 残酷迫害新教徒, 烧死异端达300多人, 被称为“血腥玛丽”。

1558年, 信奉新教的伊丽莎白 (1558-1603) 成为女王, 并恢复了国教, 在“血腥玛丽”时代逃往欧洲大陆的新教徒纷纷回国。

1637年, 查理一世命苏格兰长老会在祈祷时必须使用英国国教的祈祷文, 这极大地伤害了苏格兰人民的宗教感情。1638年大多数苏格兰人在贵族的领导下, 签署了《民族圣约》, 声明发动一场全国性抵抗运动。1639年2月苏格兰起义军进入英国边境。查理一世为了筹措军费抵抗苏格兰人, 不得不在1640年4月13日下令召集已停开了11年的议会。但是这届议会拒绝通过国王所需要的经费议案, 并且对国王的专制统治及宗教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查理一世气恼之下, 在5月初又将它解散。但是, 苏格兰起义仍在不断扩大, 查理一世又不得不在1640年11月3日重新召开议会, 这届议会断断续续存在到1653年, 史称“长期议会”。“长期议会”的召开标志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1642年8月22日查理一世对议会宣战, 从此开始了内战。在内战中, 资产阶级、新贵族、自耕农和城市平民大多是清教徒, 并参加了议会军, 这支军队在克伦威尔的指挥下打败了王党军队。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在白厅前被斩首, 5月19日英国宣布为共和国。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 英国国内一片混乱。1660年5月, 查理登上王位, 称查理二世, 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统治, 使国内工商业一片萧条。1685年查理二世去世, 詹姆斯继位, 开始恢复天主教。1688年6月30日, 两党的六位领袖和伦敦主教联名发出一封邀请信, 恳请詹姆斯二世的女婿、信奉新教的荷兰执政奥伦治亲王到英国保护“宗教、自由和财富”。11月5日, 威廉率领荷兰海军在英国登陆, 12月10日, 詹姆斯二世逃往法国。1689年2月13日, 英国国会宣布詹姆斯二世的女婿——荷兰执政威廉与妻子玛丽成为英国的国王和女王。为了防止新国王复辟专制制度和重奉天主教为国教, 更为了确立君主立宪, 英国国会同时呈送了一部“限制王权和保障民权”的宪法, 即《权利法案》。1701年又颁布了《王位继承法》, 明文规定政教分立, 国王必须由新教徒担任, 从而杜绝了天主教在英国恢复的可能性。这样一来, 专制的君主王朝终于成为历史;女王宪政政体开启了新篇章。 (1)

2 英国女王宪政政体框架和运作模式

2.1 国王必须信仰基督教

英王是立法机关的组成部分, 法院的首领, 联合王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根据英国“限制王权和保障民权”的宪法, 即《权利法案》, 同时根据《王位继承法》, 英国国王必须信仰基督教, 英国国王是英格兰教会的领袖。这样一来, 确立了君主立宪制。

当今英国, 君主制得以延续几百年来屹立不倒的原因是:君主已经成了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君主是中立的、超党派的, 因此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起到政治协调作用;君主对国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能起到一定的保证作用;还有, 正是英国人常说的“英国王室始终注意听取人们的意见和呼声。”

2.2 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分立”

英国的三个主要权力机关是议会、王室、内阁。 (袁方、武溥行, 2003:135-181)

三权分立制度的理论基础是17—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洛克和法国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孟德斯鸠提出的分权学说。这一学说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前提: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封建制度不利于集权国家的发展, 而商品货币经济的健康发展又离不开庞大集权国家的保护。由庞大中央集权国家保护, 可以加快资源的交易速度, 降低交易成本, 提升交易效率。显然, 拥有一个强大而权力有限的政府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如果国家过于软弱, 无法保证契约的实施与产权的安全, 交换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将非常有限;但是, 随着国家权力的增强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强大的政府虽然能够保护产权, 但是也会因为国家权力的强大对契约与产权造成威胁。所以, 自由市场制度的发展必须伴随制约政府行为的制度的建立。正是在对于国家权力的制约之中, 公民权利获得保障, 政治自由得以实现, 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的界限得以确立。而对于权力的警惕与防范, 其根源在于对自由价值的珍视。所以, 权利和自由高于和先于权力。

三权分立的具体表现为:立法权, 即国家制定、修改或废止法律的权力, 由议会行使。行政权, 即治理整个国家内政外交的权力, 这一实际主宰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大权的机构, 就是国家的中央政府。司法权, 即监督法律的执行和行使审判的权力, 由法院行使。三权之间, 既相互分立, 各有自己的职权范围;又相互制约, 任何一方的权力都受到另一方的限制。

2.3 运用强劲的软实力——基督教文化统帅信仰

英国以基督教统帅其子民多元化的宗教信仰。基督教教义的中心点是:

2.3.1 爱。

基督教的中心就是讲“爱”字。基督教的爱是任何社会、法律上所找不到的爱, 不然就和社会机构没有区别了:爱上帝、爱长辈、爱弟兄姐妹 (泛指社会上信仰基督教的男女老少) 、爱你自己 (信耶稣后, 自己就不是自己的, 是耶稣的) 。

2.3.2 罪。

人类自始祖亚当犯罪以后就堕落了。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 (罗马书3章23节) 罪已经成为人的第二天性。人做了一些不讨上帝喜欢的事, 例如:作弊, 发脾气, 打架, 撒谎, 偷东西, 说粗话, 自私, 贪心, 任性等等。但人当初被造时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 人性中象上帝的一面 (善性、良心) 依然存在。这样, 人的内心就成为善和恶的战场。

2.3.3 灵魂与永生。

人有灵魂, 依生前行为, 死后受审判。生前信仰基督者, 得靠基督进入永生。怙恶不悛者, 将受公义的刑罚与灭亡。世界终有毁灭之时——末日, 但在上帝所造的新天地中, 却是永生常存。如果一个人读上帝祈祷文、十大诫命和上帝信条并且遵守它们, 不伤害任何人, 并且确实不去伤害任何人, 做他应该做的, 成为上帝满意的子民, 无疑他将被救赎。在肯特的一个教区, 几乎所有人都相信, 如果一个人生活“端正”, 他就能够“通过得体的行为进入天堂。” (2)

基督教对人们的控制与驯服拥有巨大的潜力。基督教绚丽的色彩, 统一了百姓杂乱无章的精神世界, 使之导向于一个共同的信仰——上帝。

3 英国女王宪政政体的运作效果

英国近代以来的崛起和强大, 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 而其中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女王宪政政体的形成与完善, 无疑是其最重要的结构性和制度性支撑。

3.1 政府简洁, 官员清廉

这里, 仅以政府最高机构的英国首相府为例, 由此可见一斑。

“唐宁街10号”是英国首相办公居住的地方。这座房子是十八世纪乔治二世送给“首席财政大臣”罗伯特沃波尔的礼物, 但罗伯特沃波尔开出了条件, 说他不能以私人名义接受唐宁街上的这幢房子, 除非将它保留给日后所有当上首相财政大臣 (就是后来的首相) 的人。自此之后, “唐宁街10号”就成了内阁首府的官邸。

唐宁街10号本来就是一座民宅, 面积不大、装修平凡, 真是普通得很。尤其那沿用至今的门厅, 狭小得像一般人家的客厅, 真不敢相信这就是日不落帝国最有实权的人物工作起居的地方!由于唐宁街10号过于简陋, 所以, 到了20世纪初叶, 许多有钱的首相宁愿继续住在自己家里, 纯粹把它当作办公厅。

但是, 第一任工党首相麦克唐纳就不同了, 对于平民出生的他来说, 唐宁街10号简直就是豪宅。1924年他搬进来的时候很头痛, 因为他没有钱添置家俱去填满整幢楼, 只好委托他的妹妹趁百货市场大减价的时候用50英镑去买齐床单之类的必需品。依照规定, 公家不管首相自己住用的家俱、电器。不单如此, 晚上首相若想厨师做几道好菜和家人享用, 也得另外付费, 因为厨师只负责公务午膳和国宴。

故此, 在唐宁街10号的历史上, 多数首相搬出去的时候要比搬进来时更穷。

3.2 科技发达, 经济兴旺

英国女王宪政政体的运行, 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使英国科技发达, 经济兴旺, 产生了许多信仰上帝的著名科学家, 如:

牛顿 (1642—1727) 是这一大批基督徒科学家的杰出代表。他的科研领域涉及数学、物理和天文学。他发明了数学上的微积分, 出版了近代科学奠基性巨著《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 提出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力学三大运动定律。但他更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据统计, 牛顿所发表的科学著作只占他所有著作的16%, 其他84%的著作是他的神学作品, 总字数超过140万字。在英国大英图书馆里, 至今仍保存一部牛顿写的《圣经》旧约《但以理书》注释, 是一部预言书。

法拉第 (1791—1867) 是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 他以发现电磁感应而闻名于世, 被誉为“电学之父”, 电容的单位则以他的名字命名“法拉”。他又是个发明制造家, 发明了发电机和变压器以及最早的电动引擎。法拉第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担任伦敦教堂的长老, 每周讲道, 保留至今的讲章有150篇之多。

焦耳 (1818—1889) 是英国物理学家, 他为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奠定下基础, 能量的单位则以他的名字命名为“焦耳”。他提出焦耳定律, 被誉为当时新科学的热力学的始祖。焦耳是个基督徒, 他认为科学研究工作与圣经真理协调一致。他坚信神就是宇宙创造者。

麦克斯韦 (1831—1879) 是英国物理学家, 他的电磁理论及其相关方程式, 为二十世纪物理学开辟了新里程。麦克斯韦是虔诚的基督徒。他是教会的长老, 经常研读圣经。

开尔文 (1824—1907) 是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 他以研究热力学而闻名。开尔文发现了绝对温标, 国际上就以他的名字作为绝对温标的单位。开尔文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他说:“在我生平的发现中, 最有价值的, 是认识了主耶稣基督。”

波义尔 (1627—1691) 是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他用实验阐明气压升降的原理, 发现一定质量的气体在温度不变时, 压力和体积成反比, 这就是中学物理教科书上著名的“波义尔—马略特定律”。波义尔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在他的《基督教巨匠》一书里, 认为科学与基督教信仰并无冲突。

道尔顿 (1766—1844) 是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他在科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创立了原子论, 使化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道尔顿是虔诚的基督徒, 他相信上帝掌管自然法则, 使不可见的基本粒子成为可变的或可毁灭的。

此外, 还有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 (因对放射化学的研究荣获诺贝尔化学奖的) 卢瑟福 (1871-1937) 等。

随着宪政体制的不断完善, 市场经济体制在英国日渐成熟, 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 新技术、新理论不断涌现。1765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 1768年阿克莱特发明了水力纺织机, 而代表经济自由放任和市场经济成熟理论的著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在1776年出版, 1779年克莱普顿发明了走锭纺织机, 1784年卡特莱特发明了动力纺织机等等。

3.3 人际和谐, 社会稳定

英国警察不拿枪, 这一特点, 不能说在全世界独一无二, 但在影响较大的国家中确是绝无仅有。当然, 这一现象也同时显示了当代英国人际和谐、社会稳定的现实。

英国人既信仰上帝, 也尊奉国王。信仰上帝, 就有了虔诚的精神寄托;尊奉国王, 则遵纪守法、规范自己的“得体行为”。于是, 信仰上帝和女王宪政政体相辅相成、有机结合, 因而, 女王宪政政体成为当今最好的政体, 英国因而也成为最稳定的国家。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出, 近代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君主宪政政体国家, 应该被看作是英国贡献给现代世界政治的最大制度创新。英国正是通过宪政体制创新引领时代潮流, 并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的。从欧洲的历史来看, 英国崛起时人口不过2, 000多万。英国先是在1588年消灭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接着又打败了“海上马车夫”荷兰, 最终在18世纪后期的七年战争中打败法国, 而成为世界霸主。英国长达几百年的兴盛史, 充分证明英国女王宪政政体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英国是宪政政体“母国”, 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宪政国家都是效仿英国宪政体制而走上宪政道路的。

英国女王宪政政体和基督教宗教信仰的有机结合、相辅相成, 促成了英国政府清廉、子民和谐、科技创新、经济兴旺、资源节约、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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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沃尔特.英国宪法[M].夏彦才译.白芝浩著.公法名著译丛[M].商务印书馆出版, 2005:54-199.

美国宪政论文 篇5

一、宪政的三要素

宪政的三要素是自由、民主和法治:自由, 也即“人权”, 指宪政根本目的是保障个人的人身自由权利、政治自由权利等各项权利。民主, 就是“权力属于民众, 少数服从多数”, 其所指出的是权利的归属和行使规则。法治, 即依法治国, 指国家权力的运行, 政府及个人的行为都遵循法律的规定, 以法律作为社会运行的最高行为准则。这三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有机统一于宪政这一政治状态之中。

二、西方现代宪政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20世纪, 西方诸国由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 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日趋激烈, 各种法学思潮和法学流派兴起, 尤其是以美国庞德为代表的社会法学派和实证学派的影响不断扩大。西方国家再一次掀起了制宪高潮, 仅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28年的十年间, 就产生了二十多部宪法。这个时期代表性的宪政学家主要有伯林、阿伦特、哈耶克、罗尔斯等, 他们在全球化及世界史的语境下, 不断从西方文明史的历史深处去挖掘民族国家以及后民族国家时代急需的宪政资源。

三、现代宪政中的自由、民主和法治思想

(一) 自由思想

1.对人权的保障

《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人权和基本自由欧洲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公约》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等一系列国际性人权公约, 已经成为公认的人类道德标准, 使人权保障获得了国际法意义上的支撑。有些国家奉行“福利国家”政策, 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社会福利、社会教育、社会保险等法律, 基本构成了社会人权立法的完备体系。

2.自由的公众舆论

公众舆论首先是一个政治范畴, 它不仅流淌于公众之中, 更是牵系着“公共事务”。在19、20世纪的科技使近、现代传媒出现之后, 自由的公众舆论更是市民社会的利益及意愿多元化的公民们形成公意进而赖以达成政治共识的重要渠道。在这个时期, 西方各国以法律制度尊重和保护自由的公众舆论, 拓宽公民的自由表达空间。

(二) 民主思想

1.“全民公投”

20世纪后期, 西方宪政生活更趋民主化, 人民主权开始诉诸于直接表达民意。“全民公投”是人民直接参政的重要形式之一, 人民通过直接投票对诸如创制宪法、议会的去留、政府的基本政策以及与外国建立重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关系等关涉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进行裁断。

2.确认国家主权的相对性

国家主权的相对性体现在:一方面, 国家主权大都在宪法上设置归于人民, 不得侵害私人权利领域, 因而它的范围是有限制的。另一方面, 传统的绝对主权原则已受到限制, 强调国际间的相互合作, 遵守国际条约和惯例。不少国家宪法规定, 为了保卫和平和实现国际合作等目的, 可以在国际交往中限制或转让本国主权。

(三) 法治思想

1.宪法至上

始终贯穿“宪法至上”的理念, 维护宪法的权威。法国1958年宪法规定设立宪法委员会的机构, 以事先审查议会立法的方式, 履行违宪审查的职权。美国赋予联邦最高法院以事后审查的方式, 执行违宪审查的职能。德国则于1951年建立了独立的宪法机关—联邦宪法法院, 以防止滥用宪法并解释宪法, 即确立了具有德国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

2.行政权力的加强

这个时期西方各国的议会主权受到削弱, 行政权力不断扩大和加强, 行政干预立法、授权立法或委任立法日益增多, 国家政治活动的中心由议会转向内阁, 三权分立原则已被突破。法国1958年宪法将议会制共和国改变为半总统制半议会制共和国, 总统成了国家机构的核心;英国国会的黄金时代早已成为昨日黄花;而美国总统颁布的行政命令就是法律;联邦德国基本法开拓性地确立了有关政党的组织活动原则, 将政党确认为宪法机构。这些对于发展和改革西方宪政, 具有深远的意义。

3.地方自治权的保障

西方国家除美国外, 大都呈中央集权而地方政府“弱权”的政治势态, 尽管在宪法上也承认地方政府的独立地位, 却鲜有具体而有效的宪法保障措施。1985年《欧洲地方自治宪章》及《世界地方自治宪章》通过后, 地方自治或地方分权的积极价值才受到西方各国认真地对待, 并被确立为宪政国家不可或缺的支柱性制度之一。总体而言, 现代西方国家都从人权保障和人民主权实现的角度, 重新凸显地方自治或地方分权的主题。

4.“司法国家”

西方各国大都认同作为法院裁决具体案件的规范性前提必须符合宪法, “司宪机关”有权监督议会的意志即立法是否遵循宪法的意见, “司宪机关”亦相应地成为宪法“统治”民意机关的常设机构, 根本上消除了立法权实际上高于宪法的“权大于法”之人治因素。这样一来, 一切政治问题都可以通过“司宪程序”的方式而得以终极地解决, 民主国由之升华为名副其实的宪政国, 成为“司法国家”。

结语

自由、民主、法治等思想的火焰, 燃烬了愚昧和不公, 涅槃出西方民主宪政的丰硕成果。我们这个时代艰巨的宪政任务是宪政建设的功能定位与政府执政理念和制度安排中的价值取向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从西方现代宪政思想中不断汲取能量, 强调宪政与法治建设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价值与意义, 自觉地使宪政建设与现代化进程有机地融为一体, 使我们的社会发展蓝图在宪政框架内积极稳妥地变成社会现实。

摘要：以宪政三要素“自由、民主、法治”为视角, 对现代代表宪政学家们思想学说的梳理与阐释, 总结出西方现代宪政思想的内在理路、构成核心与合理内涵, 重点论述西方现代宪政思想中所蕴含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精髓。

关键词：西方现代宪政思想,自由,民主,法治

参考文献

[1]何华辉, 李龙主编.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宪政建设[M].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2]白钢, 林广华.宪政通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3]贺卫方.宪政三章[J].法学论坛, 2003.

[4]黄基泉.西方宪政思想史略[M].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4.

论转型中国的宪政前景 篇6

社会转型是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迁, 处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可称之为转型社会, 转型社会具有别于常态社会的基本特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中国社会就进入了转型期。中国的社会转型是由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所引发的社会结构的整体性的变迁,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可以简约地表述为:经济领域的市场化, 政治领域的法治化, 文化领域的多元化。

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 中国逐步形成了通过高度集权的指令来发展经济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后的实践证明了, 这种未能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及时转型的经济体制, 是不具有长期性的。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中国就进入了经济体制的转型期, 而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和发展, 其影响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 而是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和发展, 中国社会在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

中国的社会转型, 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给中国带来了生机, 但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的危机。在这一时期, 由于社会权力和资源的转移和重新配置, 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变化, 传统的权威出现了流失, 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方向发生了改变, 社会群体之间、个体之间、不同的社会力量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加剧, 从而易使中国陷入一种“社会失范”的状态。这种状态既可能构成中国社会真正的危机, 也可能是推动中国宪政发展的力量。

二、中国语境下宪政当有的内涵

宪政概念对于中国来说是西方的舶来品。西方学者关于宪政概念的阐述相当丰富, 他们或从立宪政体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所包含的要素, 或以宪法对政府权限的制约, 或以宪政蕴涵的法治要义, 甚至从宽泛的多视角来解释宪政。他们的基本认识包括: (1) 宪政以“法之法”的宪法为基础; (2) 宪政意味着对于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制度安排, 它保障公民权利并制约政府权力; (3) 宪政是法治的政治秩序; (4) 宪政包含着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而其中控制政府 (权力) 是西方宪政最核心的内容。宪政概念是在近代传至中国的, 而对新中国学者定义宪政有很大影响的是毛泽东的定义———“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学者们普遍将民主、民主政治视为宪政的内涵要素。

关于宪政的内涵, 中外学者在认识上存在着诸多的差异, 就是中国学者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 也是仁者见仁。笔者认为, 要对中国语境下宪政的内涵进行科学界定, 必须明确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要明确宪政和宪法的区别。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 而且成文宪法越是频繁变换的国家, 往往越表明这个国家缺乏宪政。宪政是一种文化传统、民族精神、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是宪法理念和宪法价值规范得以在现实生活中实施的状态, 是静态的宪法动态化的过程。如英国是世界上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 却是世界宪政的发祥地之一, 是至今世界范围内最具有宪政精神的国家之一。英国之所以不将宪法诉诸于正式文件, 是因为对专断的控制的宪政精神已经根植于民族传统及公民的信念之中, 制定一部成文宪法已经显得多余。

其次要明确宪政应当包含哪些理念。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宪政理念应当包含以下四个要素:一是民主的宪政理念。现代各国, 那些以一种反映现代政治文明的宪法为依据而形成的政治体制, 一般地被称之为“宪政”, 而在现代世界上, 大多数的宪政体制都是不同形式的民主政治体制。毛泽东同志早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宪政》一文中曾经指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政治”;“世界上历来的宪政, 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 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 颁布一个根本大法, 去承认它, 这就是宪法”。这就是说, 宪政是与宪法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民主政体, 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 宪政就是“用宪法这种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已争得的民主体制确定下来, 以便巩固这种民主体制, 发展这种民主体制。”

二是人权至上的宪政理念。人权即人的权利, 是人 (或其结合) 应当享有和实际享有的, 并被社会承认的权利的总和。人权是一个历史的产物, 就近现代大多数国家宪法的形成历史来看, 人权口号的提出是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果的一个总结, 或者是吸取了反对专制主义、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历史教训, 如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等。再如, 近代各民主政体国家的一些宪法, 则吸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制订的《联合国宪章》, 以及后来逐渐形成的《国际人权宪章》等内容。这样, 一般宪法的基本原则, 都包括了维护基本人权的内容。因此, 保障人权作为宪法的出发点和归宿, 理应成为宪政理念的当有内容, 并成为判断宪法是否为“良宪”的重要标准。

三是权力有限的宪政理念。“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在不分权的情况下, 政府权力在运行过程中, 存在着种种弊端, 如权力易于形成专制政府和领导个人权威, 形成绝对权力, 导致最高权力的控制缺失, 造成权力对责任的背离, 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宪法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划定国家权力的范围并为其设立一套理性的运行规则和机制, 一切国家权力的运行都必须置于宪法预设的控制之下, 对权力予以有效地防范和制约, 这是保证个人权利不受政府权力肆意侵犯的制度性前提。权力必须受到规范和制约, 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 也是一条普遍的政治规律。宪法的精神实质是限制国家权力、保护个人权利, 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讲, “宪法”就是“限法”, “宪政”就是“限政”, 即国家权力必须通过分权制衡和法治才能得到有效的限制。

四是法治治理的宪政理念。近代以来的政治发展经验越来越证明一个真理:只有建立起一种法治社会, 才能真正限制权力, 真正保障人权。而这恰恰是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成果——通过宪法确立一种以法治为基础的政治体制。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宪政。

三、转型期的中国为宪政理念的培育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改革开放30年, 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将中国的这些变化和发展称之为社会转型。而深入分析, 我们不难发现, 中国当前所发生这些变革, 都是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影响和带动下所发生的, 换言之, 由执政党和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改革不可避免地也会引发思想文化领域的开放, 市场化和经济自由的发展也将带来社会成员对政府和国家的高度依赖逐渐成为过去, 民众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开始觉醒, 法治观念、宪政思维开始勃兴, 这些变化必将促使执政党和政府在建设宪政体制的目标、方向和方式上作出调整。可以说改革本身为宪政进步和未来发展提出了积极要求, 改革所带来的体制创新、观念更新、社会需求也构成了宪政发展的压力和动力。

首先,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随着市场主体地位的确定, 市场充分尊重每个经济实体, 并排斥行政权力的垄断指令, 决策权回归至市场主体, 并充分强调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实体自我的民主决策, 因而具有内部的民主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市场主体拥有了独立的主体地位, 而不再依附于行政权力, 市场主体可以自主决策, 这必定为民主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因为民主的实现是建立在利益主体可以自主表达利益、可自主决策的基础上的。对于每个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都予以充分尊重是民主实现的必要条件, 所以, 市场经济的决策权回归市场主体, 市场主体决策的民主化对民主这一宪政理念的强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其次, 社会转型指的是权力对权利关系的颠倒。市场经济体制下, 市场主体获得了独立的主体地位, 而不再以国家权力为中心, 国家权力同公民之间的权利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由从前的公民权利服从于国家权力而转变为国家权力服务于公民权利。由于权利观念的增强, 公民的义务不再约束权利行使, 仅限于防止权利的滥用。宪法不再依附于政治, 而逐渐去政治化从而转变为是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最高法。在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上, 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保护最终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 市场经济体制下现代宪法理念之根本点在于尊重人性、以人为本、人权至上。

再者, 市场经济体制下, 市场主体的独立地位得到确认, 个体、社会自身的自主性均得到了尊重, 国家权力由之前的对市场的无孔不入转变为引导市场活动, 服务市场经济发展, 因此带来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分离的二元局面, 形成了分立的社会格局。在分立的社会格局下, 国家权力不再涵盖市民社会的所有领域, 其对市民社会仅仅起一种引导的作用, 并且国家权力在市民社会领域的活动也受到规则的严格限制。而权力有限的宪政理念, 正是与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相一致的。物质力和影响力分散化的分立格局, 更是有利于权力有限的宪政理念的培育和发展。

财政支出监督之宪政解析 篇7

关键词：财政支出,监督,宪政

对宪政这个政治学、法哲学中的重要概念至今没有统一认识, 但论及宪政的内容, 人们自然会想起民主和公平正义, 也会联想到权利与权力, 从根本上说宪政所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权力的制约与权利的保障。当国家产生时, 国家的财政权及其具体内容中的财政支出权就产生了, 而“监督是一种普遍的权力现象, 存在权力的地方就会有权力的监督”[1]。下面将对财政支出监督进行宪政解析, 由于现代财政已经发展到了公共财政时期, 因此将更多侧重对公共财政支出监督的宪政解析。

一、财政支出监督与财政民主

“民主”一词, 在中国古已有之, 是“替民做主” (1) 的意思, 它不是宪政理念中所论及的民主。近现代深入民众观念的民主是宪政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 甚至人们有时将民主与宪政等同使用 (2) ———在《新民主主义宪政》一文中, 毛泽东就提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2], 因此民主是宪政理论的核心内容。财政民主, “就是政府依法按照民众意愿, 通过民主程序, 运用民主方式来理政府之财”[3]。对财政支出的监督能够体现财政民主精神, 也将保障公共财政支出的民主。

1. 对财政支出的监督体现了财政民主精神。

首先, 对财政支出的监督体现了民众意愿。财政支出的范围广泛, 包括一切与普通民众的衣食住行相关的领域, 民众对财政支出的关注就是对自己的关注, 对财政支出的监督是一种民众的意愿。其次, 对财政支出的监督体现了民主程序。民主程序是以公众知晓、公众参与和公众评价为特征的, 因此是接受监督的程序。就财政支出监督而言, 监督本身就是整个财政支出程序的一个环节, 而财政支出程序本身也是整个监督内容的一个方面, 对财政支出的监督体现了民主程序。最后, 对财政支出进行监督本身就是一种民主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是一种能够使大多数人的意思表达出来, 并最大限度保障大多数人意志的方式。监督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时, 监督本身就是表达民众意愿的方式;监督的内容是人民意志的结晶时, 监督也就是实现民主的一种方式。

2. 对财政支出的监督保障了公共财政支出民主。

在整个财政支出的过程中会产生许多“新部门”和“独立的人”———比如:人民代议机构、整个行政机构, 包括财政部门以及具体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等等, 他们在完成财政支出职能的过程中行驶着某些独立职能, 并获得了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这些部门与最初的民众之间是独立的, 同时这些部门彼此之间也具有相对独立性, 各自形成了独立的利益和权力范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4]这个界限可以是法律法规或规章制度, 也可以是来自不同利益集团的监督。对财政支出的监督就是滥用财政支出权力的界限, 它能保障公共财政支出的民主。

二、财政支出监督与社会公平正义

社会公平正义理念也是现代民主国家中的一个基本理念。从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对财政支出监督问题进行研究是对其进行宪政解析的一个重要内容。

1. 财政支出以社会公平正义为基本原则。

公平的本意是指“参与各方在规则权上的平均或相等”, 包括体现为机会均等的起点公平、程序合理的过程公平和符合公正理念的结果公平。公平本身就是一个包含了正义的概念。“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 变幻无常、随时可呈现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5]对于正义, 不同的历史阶段会得出有差异的结论, 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民主社会下财政支出监督中的正义也必然是以民主为核心价值, 是符合广大民众价值判断的正义, 是符合公平理念的正义。财政支出以社会公平正义为基本原则具有重要的意义, 它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 也是实现社会成员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途径, 更是保证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财政支出公平投入是社会各方面均衡发展的基本保证。财政支出公平正义要求政府财政支出的安排能够比较均衡地照顾到和平衡好各方面的利益。财政支出的起点公平体现在人人都有从财政支出中得到生存保障和获得全面发展的机会;财政支出的过程公平体现在民众有机会参与到财政支出的决策过程;财政支出的结果公平体现在财政支出使社会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有保障, 使社会成员发展环境得到改善。对于不同的社会成员可能从财政支出中获得的不同, 通过财政支出也不能保证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处于同一状态, 因此财政支出的公平是起点与过程的绝对公平与结果的相对公平的结合。

2. 财政支出监督保障了社会公平正义理念在财政支出领域的贯彻落实。

对财政支出的监督应该是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监督体系, 它将表现为财政部门对具体使用财政资金部门的监督、外部监督机构对财政部门的监督, 以及社会公众及新闻媒体对所有与财政支出相关的决定、人员和资金的全面监督。健全的财政支出监督体系是社会公平正义理念在财政监督体系得到体现的保障。首先, 财政支出监督能够促使起点公平正义的理念在财政支出领域得到落实。接受全方位的监督, 就使得在财政支出行为发生之时充分顾及民意, 一个充分体现民意的财政支出行为是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理念的行为。其次, 财政支出监督使财政支出的起点公平正义转化为结果的公平正义, 即保障了财政支出过程的公平正义。在整个财政支出的过程中会涉及许多部门, 财政资金从国库到最终的使用者或使用项目, 要经过许多人, 无论是机构或者是个人行为的偏差都可能导致结果偏离起点。对财政支出监督使得这一偏差以最小的概率发生。最后, 财政支出监督可以纠正财政支出结果的非公平。对于个别的财政支出结果的非公平, 可以通过对财政支出的事后监督来纠正。

三、财政支出监督权

宪政的根本作用就是保障权利和制约权力, 因此, 权利 (力) 是宪政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财政支出监督领域体现宪政理念的最佳方式是用宪法将体现民主和社会公平正义这些理念的财政支出监督的权利或权力加以固定。

1. 从私人财产权利到国家财政权力。

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中用社会契约的理论阐释了国家的起源, 即人们“找到某种形式的结合, 使这种结合能够动用全部成员的集体力量来保护其结合者的人身和利益”, “每个结合者自身及其所有的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共同体”[6], 而社会契约便是这种结合的形式。它阐释了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将自身的权利 (包括财产权) 让渡给了整个集体 (在国家产生后即为国家) , 也恰当地阐明了国家财政权力的根源。国家就是因为接受了民众对其私人财产权的让渡而享有国家财政权。在家计财政下, “家天下”思想支配下的皇帝、君主和领主直接剥夺了被统治者的私人财产权, 而成为他们的个人财产权, 因此其私人财产权本身就转化为国家 (也是自家) 财政权。在进入公共财政时期前, 中国经历了“一切生产事业均归国家经营, 所有生产事业之盈余均解交国家。由于生产事业均由国家独占, 其产生独占利益, 即为政府主要收入”[7]的国家财政时期。在这个时期, 国家必然的享有全部财产权, 因此国家也就理所当然享有财政权。进入公共财政时期, 在近现代民主理念的指导下, 确立了私人财产的合法性, 承认了私人享有的财产权, 此时国家享有的财政权就必然存在与私人财产权的对立, 而国家财政权的来源便是公民对其财产权的让渡。

2. 国家财政支出权力的让渡。

私人财产权向国家的让渡是产生国家财政权的一个基本条件。当私人财产权实现了向国家的让渡而形成国家财政权之后, 关于国家财政权的让渡刚刚开始。国家财政权按照财政活动内容划分, 应当包括国家财政收入权和国家财政支出权。现代民主社会, 国家的权力, 在三权分立的理论下, 分别由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来行使。由于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之间在整个国家权力机构的架构中的分工不同, 国家财政权向其让渡的具体内容也有区别。立法部门与司法部门主要受让的是财政立法权与财政司法权。行政部门作为直接行使执行国家各种事务的权力部门, 获得了直接行使国家财政权———包括财政收入权与财政支出权的核心权力。行政部门获得这项权力的同时就意味着国家财政权力向行政部门的让渡。政府获得了这项权力之后, 不能也没有由其自身完全行使这项权力, 而是通过政府内部的分工又将国家财政权力进一步让渡给了财政税务部门, 其中国家财政权力之中的财政支出权主要让渡给了财政部门。那么国家财政权力的让渡是否就此终止了呢?其实还存在财政部门将此权力向具体使用财政资金部门的让渡———这是一个广泛而具体的过程:财政部门对科技部门、教育部门、文化部门、卫生部门、民政部门等拨款后, 就是财政部门将财政支出权让渡给了科技部门、教育部门、文化部门、卫生部门、民政部门等。

3. 财政支出监督权。

从私人财产权向国家让渡成为国家财政权始, 国家财政支出权作为国家财政权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产生了。伴随着国家财政权在国家、行政部门、财政部门以及具体使用财政资金部门的层层让渡, 国家财政支出权也在这些部门之间进行层层让渡。根本上说, 监督权产生于权力的让渡, 当权力主体让渡其权力的同时也就获得了对受让权力主体的监督权;即受让主体受让权力的同时也就具有了接受监督的义务———这既是公平理念的基本要求, 也是权力义务对等原则的一个具体应用, 同时避免了因为这种让渡而形成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 (利) 的剥夺。因此, 财政支出监督权在财政支出权的层层让渡中就应运而生了———财政支出监督权以财政支出权的存在为先决条件, 以权力的让渡为必要条件。财政支出监督权, 就是指让渡财政支出权的主体对受让财政支出权的主体享有的察看并督促的权力。由于财政支出权存在多个主体的层层让渡, 因此享有财政支出监督权的主体也是多元化的。

四、财政支出监督权的权能分解

通过分析可见, 财政支出监督权是由多个主体———包括民众、国家、政府和财政部门 (1) 分别享有的;财政支出监督权针对不同的主体其内容也有差别;财政支出监督权不仅包括直接的财政支出监督的各项权力, 广义上也包括保障权利主体的权利得以实现的各项权利。财政支出监督权是由不同主体享有的多个权利的集合。

1. 民众财政支出监督权。

民众的财政支出监督权可以分为直接的财政支出监督权和间接的财政支出监督权。所谓直接的财政支出监督权, 是民众直接享有的关于财政支出监督的权利。如公民的财政支出信息知情权、财政诉讼权、举报权等。所谓间接的民众财政支出监督权, 是公民对享有财政支出权或者财政主权所必需的条件性的权利, 如选举权、新闻自由权等, 缺乏这些权利, 直接的国民财产就成为空谈, 也就缺失了财政支出监督权产生的基础。

2. 国家的财政支出监督权。

在权利制衡理念下, 国家的权力分别由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行使, 因此它们也分别享有国家的财政支出监督权。国家行政机关直接受让了国家财政支出权, 是国家财政支出监督的一个对象, 因此, 国家的财政支出监督权主要由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行使。中国的立法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其享有的财政支出监督权力集合包括财政支出信息知情权、财政支出立法监督权、财政支出决策审议权、财政支出行为督促权以及处置权等。司法机关的财政支出监督权主要指检察机关的财政支出检控权和审判机关具有的与财政支出相关的审判权。检察机关的财政支出检控权内含了对履行财政支出职能部门财政支出情况的了解权、接受群众对财政支出违法、违规和违纪行为举报的权力以及对财政支出违法犯罪行为提起公诉的权力。审判机关的财政支出监督权与其所享有的审判权结合在一起, 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或者在具有财政支出诉讼权的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过程中实现。

3. 政府的财政支出监督权。

政府作为国家的行政机关, 从国家受让了财政支出权后, 又将其让渡给财政部门来具体行使财政支出权, 因此它在接受国家及人民的监督的同时, 也有义务对财政部门的财政支出行为进行监督。政府的财政支出监督权既表现为财政支出信息知情权和财政行为督办权, 更表现为审计监察权。政府的财政支出信息知情权是其考察财政部门的财政支出行为合规性的依据, 也是政府行使其财政支出行为督办权的基础。政府对财政支出行为的督办权可以督促财政部门依法行使其具体的财政支出权。在中国, 主要由审计部门代替政府行使审计监察权, 审计部门行使的审计监察权又将派生出“检查和调查权、制止权、提请处理权及通报和公布审计结果权”[8]。

4. 财政部门的财政支出监督权及其派生权力。

财政部门作为具体行使财政支出职能的部门, 具有接受民众、国家及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监督的义务, 但由于财政部门的具体财政支出行为实现了财政支出权由财政部门向具体使用财政资金部门的让渡, 因此财政部门本身也具有财政支出监督的权力, 而且是对使用财政资金部门的最直接的监督。对于财政部门来说, 对使用财政支出资金部门的财政支出监督既是一项权利也是一项义务。这项权能首先表现为对具体使用财政资金部门的财政支出信息知情权, 财政部门可以通过对使用财政资金部门对财政资金使用用途及使用额度的具体情况的知悉进而行使其他的财政支出监督权能。财政部门的财政支出行为督促权是指财政部门督促使用财政已拨款项的具体部门, 如科技部门、教育部门、文化部门、卫生部门、民政部门等合规使用财政资金的权利。

参考文献

[1]莫吉武.当代中国政治监督体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2.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732.

[3]刘剑文.宪政与中国财政民主[EB/OL].北大法律信息网.

[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154.

[5][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 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252.

[6][法]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M].徐强,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21.

[7]葛克昌.国家学与国家法——社会国、租税国与法治国的理念[M].北京:月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96:140.

美国宪政论文 篇8

1 古典自然法哲学的人权观

荷兰的格老秀斯虽然认为存在自然状态下的权利, 但是他却反对“主权在民”、民权高于君权论。他认为, 人们在通过社会契约建立国家时, 就将个人的一切权利交给了国家。“人民对于国家的政体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既定之后, 人民的职责就终结了, 绝对无任何革命的权利。”即如果人们通过契约建立的是君主制国家, 就是将一切权利都交给了君主。君主行使国家主权是不受约束、不受限制的, 不管君主是好是坏, 就是君主无道, 人民再也不能反对他或惩罚他。格老秀斯明确地表述了反对人民有权反抗君主的观点。

斯宾诺莎是第一位把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作为天赋人权进行论证的思想家。在他看来, 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比任何事物都更为珍贵, “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自由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 自由的思考、自由的判断是天赋人权, 人们在订立契约的时候, 向共同体转让的仅仅是自由行动的权利, 而不是也不可能是转让自由思想和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他认为, 当人们同意缔结契约, 把自己的部分自然权利转让给共同体, 以此基础上建立的国家, 制定的法律具有最高的统治效力, 人们必须服从这种统治, 否则便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可是这并不意味着, 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是绝对的, 当统治者的力量侵犯了人们缔结契约时所保留的那部分天赋人权, 人们有权利废除旧契约重新订立新的契约。

霍布斯从人的本性、目的和动机出发来描述自然状态, 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 但人在体力、智力、生理、教育和经验上是有差别的。但是从能力方面比较则是平等的, 因此人们的目的是“自我保存”即自卫的权利。在霍布斯看来, 按契约所建立的主权是由人们相互订立的约定而产生的, 而人们互相约定建立主权的目的就是为了相互间的和平与防卫以及对共同敌人的防卫。

2 人权原则作为宪法基本原则的原因

在以自由、平等为旗帜的资产阶级革命, 席卷整个欧美大陆的腐败的封建专制王朝后, 资本主义各国厉行宪政以保障人权。同时以人权原则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

人权原则之所以是宪法的基本原则, 是因为:首先, 人权是宪法的源泉。从人权理论来看, 西方宪法哲学界及法律实践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大陆法系主张法定人权观, 而英美法系是天赋人权观, 但从宪法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来看, 宪法都是源自人权并集中体现人权这一根本价值的。没有人权, 就没有宪法。人权是宪法的来源, 而宪法是人权保障的结果。“宪法并不是个人权利的源泉, 而是其结果。”这是英国法治即宪法治理的一条基本原则。“严格地来说, 它们并不是‘宪法权利’。但是它们是由宪法来保护的。”

另外一方面, 人权是宪法的基本内涵, 宪法是人权保障的形式。在宪法所体现的多元价值体系中, 人权具有终极价值, 人权规范也是最重要的规范。由于人权是人作为人的最基本要求, 同时, 人性又是脆弱的, “因为人类既不是天使, 也不是魔鬼”, 所以我们把人权保护托付给制度而非个人。于是我们选择了宪法这一彰显人民权利的纸。从实证法的角度来看, 世界各国宪法规范体系大多由国家机构组织规范和公民规范这两个主体部分构成, “人权规定就是构成宪法的核心的‘根本规范’”。因此, 大多宪法将人权规范置于组织规范之前, 并且具有最高的价值和效力。

3 人权原则在我国宪法上的缺失及完善

人权原则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 在当代成为了检验一个国家法治状况好坏的标准之一, 而我国也一直致力于人权事业的建设。新中国成立以后, 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将保障人权、实现人民的当家作主作为奋斗目标, 在立宪和人权保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共同纲领》以及四部宪法确立的人民主权原则为保障人权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和法律基础。四部宪法还对公民基本权利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尤其是现行的1982年宪法的制定, 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

虽然我国人权取得了重大的进步, 但从宪法规范层面来看, 我国宪法和人权保障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 公权力机关人权观念的缺失。我国宪法和其他国内法缺乏对人权原则或将人权作为最高价值目标的明确规定, 从而造成整个社会尤其是公权力机构及其政府工作人员对人权的地位、内容和标准等的认识不足, 重视不够。导致一些淡漠人权、无视人权、侵犯人权的事件的发生。

其次, 我国宪法文本中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内容, 与我国人权保护现状存在着明显的滞后。在现实中存在并运行着的某些权利并没有在宪法中得以体现, 如公民的诉讼权;此外, 公民对权利的诉求也没有在宪法中体现, 如生存权、发展权、环境权等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进一步说, 宪法规定与我国承担的国际义务等都存在着明显的背离。如, 1997年和1998年我国先后签署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家公约》确定的人权分别有22项和10项, 并且《公约》确定了缔约国分别负有“逐步实现”和“不得克减”, 而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共有17项, 其内容与两个人权公约有较大出入。

综上所述, 我国必须努力推进宪法的发展以促进我国人权事业的继续进步, 完善宪法是保障我国人权的前提。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宪法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实践没有止境, 宪法也要随着实践根据实践中取得的重要的新经验和新认识, 及时依照法定程序对宪法的某些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充, 使宪法成为反映时代要求、与时俱进的宪法。”2003年12月22日, 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人权入宪”的修宪建议。这条“人权入宪”是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对宪法和人权保护而言意义十分重大。它将逐渐在整个社会和宪法中确立人权保障是国家最高价值的历年, 廓清关于人权与宪法、人权与社会主义、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等的关系, 将使尊重人权、保障人权成为全社会尤其是国家机构的基本工作准则, 从观念到制度, 以及立法的指导思想, 都将随之改变。

当然, “人权入宪”只是我国人权事业发展中的里程碑, 它只是为人权得到更加全面的保障提供了新的法律基础和契机。人权的保障还有赖于宪法有效地实施, 其核心在于确立违宪审查制度。西方国家推行宪政的历史较长, 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财富。我们可以借鉴其优秀成果, 结合我国的政治、法律、历史和社会等实际, 设计出符合国情的, 行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

摘要：权利、人权的话题从古希腊到今天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首先介绍古典自然法哲学中几位代表人物的人权观,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近代意义上的人权概念的形成过程以及人权原则作为宪法基本原则的原因, 最后, 结合我国人权原则在宪法文本中缺失的基本现实提出了完善我国人权制度的一点建议。

关键词：古典自然法学,人权原则,缺失,完善

参考文献

[1]徐爱国.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鄂振辉.自然法学[M].法律出版社, 2005.

[4]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M].商务印书馆版, 1998.

[5]鄂振辉.自然法学[M].法律出版社, 2005.

论近代中国宪政文化的渊源 篇9

1 近代中国引进西方宪政思想共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19世纪早期) , 是以王韬、郑观应、钟天纬等人开启了这一思想的始端, 他们看到西方立国与中国的不同在于前者有议院, 议院能集合众议, 消除君民间的隔阂, 达到“君民共主”的新型关系。有了这种新型关系, 君民就能彼此协调一致共同向国家富强的目标使劲, 正是在此种意义上, 他们坚信议院是西方各国能强兵富国、纵横四海的根本原因。

第二个阶段 (19世纪中期) , 戊戌是中国近世最为急荡的时期之一,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政制层面的变法主张比王韬那一代人的“君民共主”设计要激进多, 他们对不但主张要设议院, 张民权, 而且要行立宪, 然而, 他们对宪政价值的体认仍然遵循着上一代人创造的范式, 他们始终坚信议院最达到国家富强不可替代的工具, 在此期间, 严复是个特别者, 他不着眼于制度, 而是皈依了进化论, 并从进化论的架构里找到了西方文化中蕴藏着的个人自由所释放出来的能量与西方强大的关系。

第三个阶段 (19世纪末) , 这一个时期,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国家富强与民主宪政的关系问题上所进行的努力, 他们比康、梁等人体味得更深切, 在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体系中, 民主是对人民权利的保护、国家权力的划分与规制以及自治、联邦等问题, 他们与立宪党人围绕是兴共和革命还是走君宪制之路和立宪派人展开了激烈的论辩。

第四个阶段 (20世纪前期) , “五四”是一个开启了中国宪政思想历程转轨的时代, 西方宪政文化所内含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以及作为其底盘的个人主义都被“五四”人被狠狠批判了一翻, 他们自觉地树起了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 并把民主升华为一种信仰。

近世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路向似乎是为了民族的复兴, 中国必须选取择宪政, 与此相关, 宪政移入中国也就必然从“道”变为“器”, 从“体”变为“用”, “富强为体, 宪政为用”成了中国有关宪政问题思考、探求的最为坚固的文化性格。

从中, 我们不难看出, 近代中国的“实用主义”的文化学习态度使我们快速地引进了西方有关民主与自由的宪政思想, 但也使我们在许多问题上付出了代价, 事实上, 近代的中国从未形成一种为求知而求知的科学精神, 对西方宪政文化的“肢解”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宪政道路上犯下的一个很大的错误, 从“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文化传统到“富强为体, 宪政为用”的文化范式的形成与发展, 反映出中国实用主义的肤浅。

2 西方的宪政思想

西方的宪政是基于西方的文化传统所内生的一种现象, 是西方社会、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人们通常说, 宪政作为现代社会一种合理的制度, 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 并且这种制度是深植于西方文化土壤中的, 它本身又是西方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观念, 蕴含着他们对人与社会、人与国家关系的理解, 对诸如自由、发主、平等、法治等价值的体认, 也包容着人们对宪政本身的感知、了悟、信念和忠诚。

西方的宪政思想是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传统中逐渐形成的, 它的形成有其必然相适应的土壤, 而在近代中国, 对于西方文化, 要么根本看不起, 要么只接受对己有急用的东西, 而有用无用的标准则是功利性的, 而实际上, 西方宪政在近代中国作为一种文化从未真正系统地研究过, 因为中国只需要对解决自己问题最直接有用的部分, 那种“无用”的东西不是值得深究的。

3 埋藏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内心中的实用主义在学习西方宪政文化过程中的具体表现

(1) 西方宪政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被近代中国的实用主义肢解了。

正是中国这种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文化心理和对西方宪政文化的实用主义态度使近代中国无法做到冷静地看待自己的文化传统, 理智地面对西方, 更不可能去寻求中西文化融合的新文化途径。

近世中国所面临着主要问题是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 从西方宪政文化中截取于己有用的东西这是必需的, 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这须是以整体上的把握为前提。

(2) 学习西方宪政文化缺乏科学的研究态度。

从一开始, 中国的开明人士就是抱着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态度去看待西方宪政问题, 由于生存环境所迫而产生的急功近利的实用心态使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对待西方宪政问题上没有形成统一认识, 总是各自为政, 缺乏科学的研究态度, 他们都相信宪政与中国国家独立、富强有着必不可分的联系, 但没有一个人从这方面入手进行实证研究, 他们只看到了西方的民主和它的物质文明成就, 但没有真正去探究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 从某种程度上说, 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崇尚西方的民主与科学, 科学本身就是科学, 但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手里, 它便成了一种信仰, 一种救国救民的“神药”, 可以说, 急功近利心态所造成的在宪政基本问题上的实用特质是近代中国宪政文化的基本品格之一。

(3) 西方宪政文化只是当作救国的新工具。

从戊戌以来, 中国宪政文化的最高成就在于五四, 五四在中国宪政文化史上的主要贡献在于它为中国人确立了民主与科学这两大价值, 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民主理想的坚持便是五四留下的一份宝贵财富, 五四人对于个人价值的崇尚, 对自由的渴望, 对传统伦理的批判以及对新伦理的期待, 都表征着中国宪政文化发展的一个辉煌时期的到来, 然而, 五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又把宪政当作救国的新工具, 并将其灌输于民族主义的洪流之中, 宪政在文化上的转型也就成了一首未谱完的歌曲, 让人遗憾。

4 总结

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宪政文化是带着有色眼镜去寻求与中国有关的元素的, 其中的艰辛与苦涩也许只有处于近代中国, 真正经历这种痛苦蜕变过程的中国人才能体会得到, 而这也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宪政文化与中国特有的“实用主义”心态相违背的必然性的体现, 它们是一种中西文化的冲突, 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歧变。

当今天的许多人不管情愿与否, 不得不接过近代留下的文化缺失的时候, 我们便会发现今天所思考和探索的有关宪政的观点、思想仍然停留下历史的车轮里不停地旋转, 永远不知道终点会在哪里, 这也是我对中国宪政发展所抱有的态度, 虽然消极, 但很诚心诚意。

在此, 向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陈独秀、胡适等这些曾在中国宪政文化史上留下深深印记的大家们表示致敬, 无论其思想风格有何不同、政治见解有多大差异, 他们都是在中国最不幸的那些岁月里认真思考而不装腔作势的人, 他们在黑暗中提灯前行, 把寻求真理看成一种责任, 用自己满腔的热血撑起了中华民族一个又一个希望。

摘要：简述近代中国四个宪政文化发展时期并从中谈其代表性观点或思想, 致力于探寻近代中国在引进西方宪政过程中所秉持的文化心态, 即实用主义的弊端, 并论述其背离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必然性。

关键词：宪政文化,西方宪政,实用主义

参考文献

[1]王人博.近代中国与宪政文化[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

[2]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3]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