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

宪政（共8篇）

宪政 篇1

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宪政问题研究系列之一

谢维雁

立宪政府的理论和实践被认为是西方世界所取得的最大的政治成就。这一成就既不是一个世纪也不是一个民族所造就的[1]。这意味着，宪政决不是某一国家、某一民族的权宜之计，更不是某个天才人物的偶然所得。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宪政已成为世界之大趋势，时代之主潮流，它是现代国家政治的常规形态。极少数国家虽未建立真正的宪政制度，却也采取了宪政的形式以掩盖其反宪政的实质。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宪政具有普适性价值，有其存在的合理根据，或者说，它必定可以为人们提供解决特定问题的稳定方式和制度性措施，能满足人们某种普遍的、一般的、恒定的需要。宪政存在的根据，在于它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普遍性。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揭示了它所要达成的价值目标。“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2]，把握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认识和理解宪政的前提。

宪政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笔者认为，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可由对下面两个问题的回答予以揭示，一是“宪政是干什么用的？”二是“怎样实现宪政的功能？”前一个问题是价值问题，后一个问题是事实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卡尔・J・ 弗里德里希认为，宪法和宪政的本质，“可以通过提出这样的问题而被揭示：宪法的政治功能是什么？因为其功用旨在达成的政治目标。在这其中，核心的目标是保护身为政治人的政治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保护他们享有真正的自治。宪法旨在维护具有尊严和价值的自我（Self）”，“宪法的功能也可以被阐释为规定和维护人权的”[3] 。斯蒂芬・L・埃尔金也认为，“古典的宪政思想传统上关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成员彼此不受侵害……同时将政府侵害其公民的机会降至最小程度’。它的目标就是‘避免暴政’”[4]。弗里德里希和埃尔金分别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揭示了宪政的核心价值：保障人权。这是对宪政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国学者一般把立宪主义或宪政的价值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但笔者认为，对权力的限制和对权利的保障在价值意义上并不处于同一层次，对权力的限制具有手段或者工具的意义，应当属于下文要谈到的第二个问题，而对权利的保障是宪政的首要的和终极的价值[5]。宪政所保障的自由与权利，只有相对于具体的、独立的公民个体才有真正的意义。宪政是一个极具人文气息的概念，它在本质上应当是一种个人主义，它针对每一个生命个体，并力求使每一个个体都获得同等的、最低限度的制度保障。人权保障价值是宪政自身的合法性根据。价值认同是实行宪政的前提。宪政之所以成为现代国家政治的基本形态，就是因为宪政的人权价值具有普适性并已经获得普遍的价值认同。关于第二个问题，它实际上意味着，为保障人权而建构的宪政制度及其规范体系，它主要以规则和程序为其表现形式。作为一种实证的制度设计，它是要解决“如何实现人权的保障”或者“怎样保障人权”的问题，前述对权力的限制仅是人权保障的方式之一。实质上，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可被看作是为保障人权而采行的技术手段。如前述，对人权保障的价值，已获得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并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宪政的核心理念。然而，对于如何保障人权的问题，虽然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已达成了认识上的一致，但实践中存在很大而且注定是不可消除的差异。一些在西方国家已经验证有效的人权保障策略在其他一些国家未获普遍认同，而一些东方国家根据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实际情况建立起来的行之有效的人权保障制度也多为西方国家所责难。实际上，以何种方式、手段、制度来保障人权，从来都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即使最早建立宪政的英国、美国和法国在这方面至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宪政的选择，首先而且关键是价值认同，其次才是根据各自的传统与国情构建一套制度措施来保证这一价值的实现，即以规则和程序的形式“约束成员的行为，成为一种生活规范”[6]。

然而，在中国，宪政之路一开始就偏离了方向。18，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先进分子掀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拉开了宪政运动的序幕。时至今日，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已经站在宪政的路口”[7]，但毕竟“中国还没有实现宪政”，宪政仍然仅仅“是中国为其完全实现而为之奋斗的目标和理想”[8]。宪政在中国一开始就是被作为一种富国强兵的工具选择，而不是被作为一种保障人权的价值认同。迄戊戌维新至今的整个中国宪政运动史，都以求富求

[1] [2]

宪政 篇2

1 建立和完善英国女王宪政政体历尽坎坷

历史上, 英国曾是一个天主教国家。16世纪30年代, 欧洲新教运动兴起, 罗马教皇及天主教势力衰落。英王亨利八世出于维护自己政治、经济和宗教统治的目的, 与罗马教皇决裂。1534年, 英国国会通过了“至尊法案”, 宣布国王为英国教会最高首脑, 拥有任命教职和决定教义的权力, 宗教法庭改为国王法庭, 召集宗教会议的权力属于国王, 从而使英国教会成为国王手中的工具。

1553年, 信奉天主教的玛丽 (1553-1558) 继位, 她恢复天主教, 残酷迫害新教徒, 烧死异端达300多人, 被称为“血腥玛丽”。

1558年, 信奉新教的伊丽莎白 (1558-1603) 成为女王, 并恢复了国教, 在“血腥玛丽”时代逃往欧洲大陆的新教徒纷纷回国。

1637年, 查理一世命苏格兰长老会在祈祷时必须使用英国国教的祈祷文, 这极大地伤害了苏格兰人民的宗教感情。1638年大多数苏格兰人在贵族的领导下, 签署了《民族圣约》, 声明发动一场全国性抵抗运动。1639年2月苏格兰起义军进入英国边境。查理一世为了筹措军费抵抗苏格兰人, 不得不在1640年4月13日下令召集已停开了11年的议会。但是这届议会拒绝通过国王所需要的经费议案, 并且对国王的专制统治及宗教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查理一世气恼之下, 在5月初又将它解散。但是, 苏格兰起义仍在不断扩大, 查理一世又不得不在1640年11月3日重新召开议会, 这届议会断断续续存在到1653年, 史称“长期议会”。“长期议会”的召开标志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1642年8月22日查理一世对议会宣战, 从此开始了内战。在内战中, 资产阶级、新贵族、自耕农和城市平民大多是清教徒, 并参加了议会军, 这支军队在克伦威尔的指挥下打败了王党军队。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在白厅前被斩首, 5月19日英国宣布为共和国。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 英国国内一片混乱。1660年5月, 查理登上王位, 称查理二世, 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统治, 使国内工商业一片萧条。1685年查理二世去世, 詹姆斯继位, 开始恢复天主教。1688年6月30日, 两党的六位领袖和伦敦主教联名发出一封邀请信, 恳请詹姆斯二世的女婿、信奉新教的荷兰执政奥伦治亲王到英国保护“宗教、自由和财富”。11月5日, 威廉率领荷兰海军在英国登陆, 12月10日, 詹姆斯二世逃往法国。1689年2月13日, 英国国会宣布詹姆斯二世的女婿——荷兰执政威廉与妻子玛丽成为英国的国王和女王。为了防止新国王复辟专制制度和重奉天主教为国教, 更为了确立君主立宪, 英国国会同时呈送了一部“限制王权和保障民权”的宪法, 即《权利法案》。1701年又颁布了《王位继承法》, 明文规定政教分立, 国王必须由新教徒担任, 从而杜绝了天主教在英国恢复的可能性。这样一来, 专制的君主王朝终于成为历史;女王宪政政体开启了新篇章。 (1)

2 英国女王宪政政体框架和运作模式

2.1 国王必须信仰基督教

英王是立法机关的组成部分, 法院的首领, 联合王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根据英国“限制王权和保障民权”的宪法, 即《权利法案》, 同时根据《王位继承法》, 英国国王必须信仰基督教, 英国国王是英格兰教会的领袖。这样一来, 确立了君主立宪制。

当今英国, 君主制得以延续几百年来屹立不倒的原因是:君主已经成了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君主是中立的、超党派的, 因此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起到政治协调作用;君主对国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能起到一定的保证作用;还有, 正是英国人常说的“英国王室始终注意听取人们的意见和呼声。”

2.2 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分立”

英国的三个主要权力机关是议会、王室、内阁。 (袁方、武溥行, 2003:135-181)

三权分立制度的理论基础是17—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洛克和法国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孟德斯鸠提出的分权学说。这一学说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前提: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封建制度不利于集权国家的发展, 而商品货币经济的健康发展又离不开庞大集权国家的保护。由庞大中央集权国家保护, 可以加快资源的交易速度, 降低交易成本, 提升交易效率。显然, 拥有一个强大而权力有限的政府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如果国家过于软弱, 无法保证契约的实施与产权的安全, 交换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将非常有限;但是, 随着国家权力的增强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强大的政府虽然能够保护产权, 但是也会因为国家权力的强大对契约与产权造成威胁。所以, 自由市场制度的发展必须伴随制约政府行为的制度的建立。正是在对于国家权力的制约之中, 公民权利获得保障, 政治自由得以实现, 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的界限得以确立。而对于权力的警惕与防范, 其根源在于对自由价值的珍视。所以, 权利和自由高于和先于权力。

三权分立的具体表现为:立法权, 即国家制定、修改或废止法律的权力, 由议会行使。行政权, 即治理整个国家内政外交的权力, 这一实际主宰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大权的机构, 就是国家的中央政府。司法权, 即监督法律的执行和行使审判的权力, 由法院行使。三权之间, 既相互分立, 各有自己的职权范围;又相互制约, 任何一方的权力都受到另一方的限制。

2.3 运用强劲的软实力——基督教文化统帅信仰

英国以基督教统帅其子民多元化的宗教信仰。基督教教义的中心点是:

2.3.1 爱。

基督教的中心就是讲“爱”字。基督教的爱是任何社会、法律上所找不到的爱, 不然就和社会机构没有区别了:爱上帝、爱长辈、爱弟兄姐妹 (泛指社会上信仰基督教的男女老少) 、爱你自己 (信耶稣后, 自己就不是自己的, 是耶稣的) 。

2.3.2 罪。

人类自始祖亚当犯罪以后就堕落了。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 (罗马书3章23节) 罪已经成为人的第二天性。人做了一些不讨上帝喜欢的事, 例如:作弊, 发脾气, 打架, 撒谎, 偷东西, 说粗话, 自私, 贪心, 任性等等。但人当初被造时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 人性中象上帝的一面 (善性、良心) 依然存在。这样, 人的内心就成为善和恶的战场。

2.3.3 灵魂与永生。

人有灵魂, 依生前行为, 死后受审判。生前信仰基督者, 得靠基督进入永生。怙恶不悛者, 将受公义的刑罚与灭亡。世界终有毁灭之时——末日, 但在上帝所造的新天地中, 却是永生常存。如果一个人读上帝祈祷文、十大诫命和上帝信条并且遵守它们, 不伤害任何人, 并且确实不去伤害任何人, 做他应该做的, 成为上帝满意的子民, 无疑他将被救赎。在肯特的一个教区, 几乎所有人都相信, 如果一个人生活“端正”, 他就能够“通过得体的行为进入天堂。” (2)

基督教对人们的控制与驯服拥有巨大的潜力。基督教绚丽的色彩, 统一了百姓杂乱无章的精神世界, 使之导向于一个共同的信仰——上帝。

3 英国女王宪政政体的运作效果

英国近代以来的崛起和强大, 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 而其中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女王宪政政体的形成与完善, 无疑是其最重要的结构性和制度性支撑。

3.1 政府简洁, 官员清廉

这里, 仅以政府最高机构的英国首相府为例, 由此可见一斑。

“唐宁街10号”是英国首相办公居住的地方。这座房子是十八世纪乔治二世送给“首席财政大臣”罗伯特沃波尔的礼物, 但罗伯特沃波尔开出了条件, 说他不能以私人名义接受唐宁街上的这幢房子, 除非将它保留给日后所有当上首相财政大臣 (就是后来的首相) 的人。自此之后, “唐宁街10号”就成了内阁首府的官邸。

唐宁街10号本来就是一座民宅, 面积不大、装修平凡, 真是普通得很。尤其那沿用至今的门厅, 狭小得像一般人家的客厅, 真不敢相信这就是日不落帝国最有实权的人物工作起居的地方!由于唐宁街10号过于简陋, 所以, 到了20世纪初叶, 许多有钱的首相宁愿继续住在自己家里, 纯粹把它当作办公厅。

但是, 第一任工党首相麦克唐纳就不同了, 对于平民出生的他来说, 唐宁街10号简直就是豪宅。1924年他搬进来的时候很头痛, 因为他没有钱添置家俱去填满整幢楼, 只好委托他的妹妹趁百货市场大减价的时候用50英镑去买齐床单之类的必需品。依照规定, 公家不管首相自己住用的家俱、电器。不单如此, 晚上首相若想厨师做几道好菜和家人享用, 也得另外付费, 因为厨师只负责公务午膳和国宴。

故此, 在唐宁街10号的历史上, 多数首相搬出去的时候要比搬进来时更穷。

3.2 科技发达, 经济兴旺

英国女王宪政政体的运行, 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使英国科技发达, 经济兴旺, 产生了许多信仰上帝的著名科学家, 如:

牛顿 (1642—1727) 是这一大批基督徒科学家的杰出代表。他的科研领域涉及数学、物理和天文学。他发明了数学上的微积分, 出版了近代科学奠基性巨著《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 提出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力学三大运动定律。但他更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据统计, 牛顿所发表的科学著作只占他所有著作的16%, 其他84%的著作是他的神学作品, 总字数超过140万字。在英国大英图书馆里, 至今仍保存一部牛顿写的《圣经》旧约《但以理书》注释, 是一部预言书。

法拉第 (1791—1867) 是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 他以发现电磁感应而闻名于世, 被誉为“电学之父”, 电容的单位则以他的名字命名“法拉”。他又是个发明制造家, 发明了发电机和变压器以及最早的电动引擎。法拉第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担任伦敦教堂的长老, 每周讲道, 保留至今的讲章有150篇之多。

焦耳 (1818—1889) 是英国物理学家, 他为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奠定下基础, 能量的单位则以他的名字命名为“焦耳”。他提出焦耳定律, 被誉为当时新科学的热力学的始祖。焦耳是个基督徒, 他认为科学研究工作与圣经真理协调一致。他坚信神就是宇宙创造者。

麦克斯韦 (1831—1879) 是英国物理学家, 他的电磁理论及其相关方程式, 为二十世纪物理学开辟了新里程。麦克斯韦是虔诚的基督徒。他是教会的长老, 经常研读圣经。

开尔文 (1824—1907) 是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 他以研究热力学而闻名。开尔文发现了绝对温标, 国际上就以他的名字作为绝对温标的单位。开尔文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他说:“在我生平的发现中, 最有价值的, 是认识了主耶稣基督。”

波义尔 (1627—1691) 是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他用实验阐明气压升降的原理, 发现一定质量的气体在温度不变时, 压力和体积成反比, 这就是中学物理教科书上著名的“波义尔—马略特定律”。波义尔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在他的《基督教巨匠》一书里, 认为科学与基督教信仰并无冲突。

道尔顿 (1766—1844) 是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他在科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创立了原子论, 使化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道尔顿是虔诚的基督徒, 他相信上帝掌管自然法则, 使不可见的基本粒子成为可变的或可毁灭的。

此外, 还有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 (因对放射化学的研究荣获诺贝尔化学奖的) 卢瑟福 (1871-1937) 等。

随着宪政体制的不断完善, 市场经济体制在英国日渐成熟, 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 新技术、新理论不断涌现。1765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 1768年阿克莱特发明了水力纺织机, 而代表经济自由放任和市场经济成熟理论的著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在1776年出版, 1779年克莱普顿发明了走锭纺织机, 1784年卡特莱特发明了动力纺织机等等。

3.3 人际和谐, 社会稳定

英国警察不拿枪, 这一特点, 不能说在全世界独一无二, 但在影响较大的国家中确是绝无仅有。当然, 这一现象也同时显示了当代英国人际和谐、社会稳定的现实。

英国人既信仰上帝, 也尊奉国王。信仰上帝, 就有了虔诚的精神寄托;尊奉国王, 则遵纪守法、规范自己的“得体行为”。于是, 信仰上帝和女王宪政政体相辅相成、有机结合, 因而, 女王宪政政体成为当今最好的政体, 英国因而也成为最稳定的国家。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出, 近代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君主宪政政体国家, 应该被看作是英国贡献给现代世界政治的最大制度创新。英国正是通过宪政体制创新引领时代潮流, 并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的。从欧洲的历史来看, 英国崛起时人口不过2, 000多万。英国先是在1588年消灭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接着又打败了“海上马车夫”荷兰, 最终在18世纪后期的七年战争中打败法国, 而成为世界霸主。英国长达几百年的兴盛史, 充分证明英国女王宪政政体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英国是宪政政体“母国”, 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宪政国家都是效仿英国宪政体制而走上宪政道路的。

英国女王宪政政体和基督教宗教信仰的有机结合、相辅相成, 促成了英国政府清廉、子民和谐、科技创新、经济兴旺、资源节约、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1]Ruth Benedict.Chrysanthemum and Sword[M].

[2]杰里米·帕克斯曼.英国人[M].严维明译.外国人丛书[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25-83, 12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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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露丝·本尼狄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面面观[M].北塔译.叶渭屈主编.阅读世界人文书系[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9:52-67.

[6]沃尔特.英国宪法[M].夏彦才译.白芝浩著.公法名著译丛[M].商务印书馆出版, 2005:54-199.

宪政 篇3

【关键词】宪政意识；法治国家；宪政国家；紧迫性

一、问题的提

“中国自有宪法已近百年，然中国之宪政建设尚待完成。盖宪法之于宪政，犹如法治之于法制，其盛衰兴废，不独受制于法律之制度，更取决于政制之安排社会之结构、公民之素质与民众之信仰。故修宪法虽易，行宪政实难”1 在宪政的道路上可谓荆棘遍布，举步维艰。然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中将“依法治国”确立为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于1999 年3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容载入宪法，用法律的形式把“依法治国”方略确定下来，标志着中国彻底摒弃人治影响，坚定不移地走上了法治之路2 一时，“在共和国所及之处，诸凡政治生活、会议文件、集会讲演、新闻报道、大众传媒、学术著作、课堂教学乃至街谈巷议，`法治 二字在见著纸面、显示银屏等等方面的频率都居高不下。”3但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一方面，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清醒，切忌用 趋势代替现实；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对“法治理想”国抱有坚定的信念，更加执着地追求。实现法治理想国，这是当代中国人的历史责任。4那么，该如何承担这份责任呢？那就是要建设一个“宪政国家”，但其建设过程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这首先要求的是我国公民的宪政意识的确立，而我国著名宪法学家周叶中教授提出的“宪政中国”这一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加强我国公民宪政意识的培养，在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三大文明建设的推进过程中已成为政治生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法治国家”与“宪政国家”的关系比较

概念的混淆会给人们的思想和学术研究造成了空前的困惑和迷乱，所以我们首先有必要明确宪法、共和、民主、法治、宪政这几个基本的概念。

那么宪政或者说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来源于什么思想，由哪些思想构造而成？ 这个问题涉及的一个方面就是共和与宪政的关系。宪政主义是四种思潮的融汇：共和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法治主义。共和主义确定政府形式，民主主义解决了主义的归属及政府的合法性，自由主义则指明了政府的目的。这四种思潮在思考政府形式及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的过程中不断交错融汇成了现代宪政主义的蔚蓝海洋。但是它们四者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冲突的关系，宪法则创造性地于将它们融为一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学术界对于宪政的理解见仁见智，有学者从权力制约角度来阐述宪政，认为宪政的直接目标就是“限政”5，宪政简而言之就是有限政府6；有的学者则从宪法实施的角度来界定宪政，认为宪政的主要内涵是指依照宪法规定所产生的政治制度，是宪法规范与实施宪法的政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7尽管学者们的各个视角有所不同，但殊途同归的是他们都普遍把宪政与民主、民主政治联系在一起。“宪政是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是在“立宪政体下，统治阶级的成员都平等地参政即实行民主政治。”是1985年以来出版的众多法学辞书几乎一致的观点。而学术界的这种概括与毛泽东同志“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政治”这个重要论断的影响不无关系。笔者认为，民主政治的要求理应涵盖在“宪政国家”的大概念之下，不必要再细分为“民主国家”或“民主宪政国家”。

那么宪政与法治有何区别呢？其实，所谓法治，是指以普遍性、确定性的规则来束缚国家权力以及个人越轨；所谓宪政，是指为主权设计一套分权制衡的架构，为人权提供制度性保障和司法救济。但在一定意义上讲，“法治国家”用语比“民主国家”进步多了，但仍没有“宪政国家”优越。一则“法治”往往易被人们滥用乃至误用，而并衍生出“依法治球”等莫名其妙的用语，而“宪政”则不存在这些问题。二则“法治”用语中的“法”过于宽泛而“宪政”中的“宪政”含义相对确，不易被扭曲。法治理论的鼻祖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已经制定的法律获得大家普遍遵守，大家普遍遵守的法律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不难看出法治的两大基本特征即是“守法之治”与“良法之治”的统一。

三、当代中国公民宪政意识确立的紧迫性

其实中国的宪政的思想起步并不晚，这个历程也并不短暂。早在1906年7月8 日 清政府召集群臣讨论是否实行君主立宪时，立宪派与反宪派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双方妥协的结果便是有名的“预备立宪”。由于立宪派从一开始的妥协导致了后来自己的权力处处受制，最终认清了所谓的立宪运动只不过是场欺骗，代价是把自己送上革命的祭坛。辛亥革命的胜利终结了两千余年之久的帝制，中华民国的建立，意味着宪政意义的制度与理念已经开始生根在华夏的大地上。但是同时，从南京政府的法令中依然有着太多的不宽容气息和对自由的干涉，这是与宪政制度和理念格格不入的本土文化糟粕。南京政府的五权宪法外加国民大会的四权模型本质上是为创制一个万能政府而设，这与西方旨在分权，各个权力主体的权限划分，相互牵制的宪政理念刚好背道而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宪政之路才真正开始走上正轨。在1979年以前虽然更换了几部宪法，但是法律体系并不健全，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影响社会的各类关系都是由政策、指示来解决的。到1982年通过的宪法，才在体例上和具体的实施上有了巨大的改观。

近百年宪政史启示我们：在当前加紧中国公民宪政意识的确立已迫在眉睫。宪政建设之难不仅受制于制度之设计还在于公民宪政意识的确立。因为在当代，制度与公民的文化认同感息息相关。一个主权政府能否提供个人权利的适当保障是制度认同的精髓，制度的精进与否，遂成为衡量合理爱国心与合理国家认同的最佳指标。德国伟大的法学家萨维尼在他的名著《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中提出，法的精神深植于一个民族的共同信念和共同意识之中，同时民族的共同信念和共同意识也会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而变迁。今天，我们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土上看到了这样的变迁，无疑将见证这种变迁将。对“八二宪法”，也许这个古老民族尚嫌不够完善，但无论如何，相信国人都期望着有一天，它能够在水乳交融的宪政民情中锻造、砥砺自己并和平地穿透历史的烟云，终将成为中国人引以为傲的自由宪章。

参考文献：

[1]梁治平，贺卫方：《宪政译丛（总序）》，三联书店1995—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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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程燎原：《从法制到法治（前言）》，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4]周叶中，邓联繁：《宪政中国初论》，《 中国法学》2002年第6期。

[5]朱继萍：《论宪政及其社会基础》，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96～202页。

[6]陈端洪：《宪政初论》，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宪政生成论上 篇4

内容提要：我国宪政生成的基本障碍在于我国社会宪政基因的缺位和反宪政基因的遗存，从而使我国宪政的生成非但先天不足，而且存在着较大的障碍；培植宪政基因和消除反宪政基因的经济土壤是市场经济建设，法律条件是民法的完善；我国宪政生成的基本路径必然是政府推进和社会演进相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宪政之路实际上就是政府推进和社会演进相结合的基本路径。如果在对宪政生成的基本障碍、条件和基本路径进行理性认识的基础上进行自觉地运作，则我国宪政生成的前景将是十分乐观的。

关键词：宪政基因，集团本位，道德至上，市场经济，民法

在当今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宪政理论和实践虽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甚至冲突，然而随着世界全球化趋势日益强劲和意识形态的日益淡化，全球宪政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观念也日益趋同，对于宪政的基本价值目标和实现此价值目标的基本手段也在相当普遍的程度上形成了共识，即保护个人权利和限制国家权力，具体体现为现代宪法的人民主权、基本人权、分权与制衡和法治等四个基本原则。

最先体现这种价值目标和实现此价值目标之手段的宪政是英国宪政，且英国宪政几乎是从英国社会内部的个人权利诉求、政治权利多元和法律至上等三个宪政基因中自然生成的。因而可以说英国宪政是先发内生的。美国不但在社会方面继承和发展了英国社会的宪政基因，而且在宪政制度方面继承和发展了英国宪政的.制度因素。因而英美宪政成为其他后发立宪国家借鉴和学习的标本。[1]

我国从近代开始，一些仁人志士从强国图存的宗旨出发，既开始学习和在中国推行英美的宪政理论和宪政制度，但这些努力均遭失败。[2]这些努力失败的根本原因恐怕在于中国社会不但缺乏这种宪政理论和宪政制度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宪政基因，而且同时根深蒂固地遗存着抑制和阻碍这种宪政生成的反宪政基因，即专制基因或人治基因。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宪政基因缺位和反宪政基因遗存的状况仍无法一蹴而就地得到根本改善，因而新中国的宪政之路仍是一条曲折艰辛之路。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的转型将为宪政基因的培植和反宪政基因的消弭不断地创造条件，同时也对宪政的生成和不断完善提出更加迫切的要求。当此时机，对我国社会宪政基因状况、宪政基因培植的基础和条件以及宪政生成的基本路径进行深入研究和理性认识，对于发现宪政规律、促进宪政进程和社会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宪政基因缺位与反宪政基因遗存：我国宪政生成的先天不足与根本障碍

宪政之所以在英美社会率先生成，其原因是英美社会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宪政基因，即个人权利诉求、政治权力多元和法律至上的社会传统。前者是目的性基因，后两者是手段性基因。个人权利诉求生成了人民主权和基本人权原则，体现了宪政的价值目标，政治权力多元和法律至上生成了分权与制衡和法治原则，体现了实现宪政价值目标的手段。宪政基因不但是宪法生成的社会动力和条件，同时也是宪法实施的社会动力和条件。考察中国宪政史，中国宪政生成之难，或因体现应有宪政精神与特征的宪法之难以生成和通过，或因虽有体现宪政精神与特征之宪法，而此宪法又难以实施。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宪政基因缺位和反宪政基因遗存，具体体现为：个人权利诉求的缺位与集团权利本位的遗存，政治权力多元的缺位与政治权力一元的遗存，法律至上的缺位与道德至上的遗存。这种情况使“应有宪法”之生成和实施不但缺乏必要的社会动力和社会条件，而且遗存着较大的社会障碍。

（一）先天不足与根本障碍之一：个人权利诉求的缺位与集团权利本位的遗存

个人权利诉求是现代宪政生成的目的

宪政与分权读书报告 篇5

● 胡桂芳

本书是一部关于西方历史上宪政与分权学说发生、发展和演变的专论，作者通过回顾西方近三个世纪的分权学说史，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它表明了分权学说作为一种政府理论，始终没有为一个有效稳定的政治制度提供一个足够的基础，但它的演化反映了西方世界中赋予三种支配性价值的重要性，那就是效率、民主和正义，这些价值仍然是今天西方社会不可忽视的价值，同时，它一直想要努力解决的问题，即一方面要控制权力的行使，另一方面又要保证政府的有效运作，也仍然是今天西方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在这里，作者选取了三个均以权力分立作为它们立宪政府基础的国家——英国、美国和法国来进行考察。这三个国家在分权学说的历史上基本上遵循了相同的历史进程，有着许多相同的历史遭遇，但它们不同的传统、革命历程和政治情境，以及受不同的主导学说和理论的影响，又决定了它们将走着一条非常不同的道路。

一、分权学说在英国

无论从理论还是政制实践上来看，英国都可视为是近代分权学说的发源地。

在17世纪中叶以前，关于分权的理论都只是一些分散的思想碎片。分权的观点最早可以从古代政治思想家们关于法治和法律至上的观点中看出，从亚里士多德到14世纪的马西里乌斯，他们都认为只有两种统治职能，即制定法律的职能和执行法律的职能，而且从上帝神启法律到统治者制定法律再演化到立法权或立法职能，其间又掺杂了许多其他的观点。如自然法理论、法律的命令理论、博丹的主权理论。同样，执行权则与司法权始终交织在一起，有的将王权分为统治权和司法权（P24），有的将统治权分为立法权和执行权，直到17世纪中期，始有人提出立法、司法和执行三分的观点（P28－29），但这里的司法是指作出判决，执行仅指执行法院的判决而言。这些混乱的关于职能划分的观点直到孟德斯鸠才得以实现向现代意义的完全转化。

与分权的古代观点不同，混合政体的古代理论，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纪哈林顿的《大洋国》（1656年），1都得到了广泛的赞美。混合政体的中心旋律是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混合（P31）。其意在通过社会中不同阶级参与统治来防止某个阶级独揽权力，进行暴虐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有限政府的理论。这种理论在君主统治的社会里是一种有利于中产阶级的理论，所以，它在英国成了新贵族和上升中的资产阶级与国王相妥协的政制形态，并且始终占据了英国政制理论的首要地位，而权力分立只是一个从属的、第二位的要素。

权力分立是在国会与国王的长期争战中引入英国政治生活的主题的。并开始与混合政体理论相结合。（P36－37）英国内战的早期，查尔斯·赫尔勒、菲力普·亨顿2两人的思想对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后来的米尔顿、萨德勒、戴利森3等则主张纯粹的分权学说。但长期国会的现实和克伦威尔摄政的失败，证明了没有制约的立法至上和纯粹的分 12 这些古代思想家还有亚里士多德、波利安比等。P32－33。

其中赫尔勒认为混合政体的三种要素：国王、贵族院和平民院，应当置于同等的地位，还第一个提出来关于机构的职能划分的任何理论都具有的基本问题：如果立法机关限于仅仅通过法律的话，那么它有什么来保证它的命令将被恰当地执行呢？亨顿认为，政府的三个要素，如果其中有一个占主导地位，将会有一个更稳定的政制。但这种混合不能强大到足以推毁君主制。于是他主张授予君主悬制否决权，主张立法权分享（实际上主张君主至上）。3 戴利森还看到了法官的独立并行使相当独特的职能这一点，P42。

邦宪法的制定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经验。8其中最重要的两点是：第一、大陆会议式的大会制政府被拒绝了，它在独立革命时期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它集中行使政府一切权力可能带来的威胁使各州放弃了这一作法；第二，纯粹分权学说被拒绝了，它曾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州、佛蒙特州作为它们立宪政府的基础，但接踵而至的内部剧变同时宣告了它的破产。当然，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保留了下来，如权力恰当分立的思想、制衡的思想、人民授权的思想、设置两院制的思想、司法审查的思想（P147）等等，并且这些思想在美国国父们那儿得到了很好的整理，1781年，杰佛逊出版了《弗吉尼亚州札记》（P142），强调了权力不仅只是分立，而且要受到其他权力的积极制约和约束。在1787年的制宪大会以及《联邦党人文集》中，詹姆斯·威迩逊和麦迪逊等人更加精辟地阐述了权力分立和制约平衡的思想，他们强调了人民至上的观点、强调了建立一个统一的联邦的重要性、以及联邦与州分权的思想等等。（P148－162）他们的思想不仅给予反对派有力的反击，而且成了美国宪法的基础，虽然我们在此无法作详细的回顾，但他们的名字却永远与美国宪法联系在了一起。

三、分权学说在法国

18世纪的法国与英国和美国不同，法国人民需要彻底的革命，他们拒绝与君主妥协，拒绝那种英国式的混合政体，而抽取了孟德斯鸠分权学说中关于权力分立的部分，以适应当时的政治情境。但他们的极端使他们一次次掉进他们无意设置的陷阱之中，拿破仑帝制、波旁王朝复辟、巴黎公社等等的复杂经历使他们的革命漫长而又艰难，这是美国所没有的，因此，作者把1789年到1958年分权学说在法国170年的历史喻为是1776年到1787年10年间美国历史的延长。（P227）当然，问题远远没有这么简单，这里有一些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人、不同的力量在起作用，法国思想家们探索自己政府理论和政治制度的过程与美国国父们一样有意义。我们可以把分权学说在法国的演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748年到1789年，我们称其为理论酝酿时期。在这一时期，有两个具有特别影响的人物，那就是孟德斯鸠和卢梭。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论法的精神》一书，它带给法国的影响正如法国革命一样，是革命性的，虽然它也对英国和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思想是那样强烈而持久地占据了法国人们的头脑，以致大大影响了法国政治的进程。（孟德斯鸠对分权学说的经典阐述我们可以在书的第83页至第84页看到。这是那个时代的人们不能忽视的语言，即使现在的人们谈起分权，就没法不想到孟德斯鸠，不想到他的这些精辟的阐述。）与孟德斯鸠齐名的另一位人物是卢梭，他于1762年发表了《社会契约论》一书，阐述他的人民主权理论，他将人的活动区分为表达意志和执行意志，从而与他所理解的立法权和执行权相对应。并强调了两者分离的重要性，强调立法权只能属于人民，一切形式的政府都受制于人民的至高无上、压倒一切的立法权。卢梭的人民主权的思想似乎比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更适合革命年代的法国，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修改和掩盖了孟德斯鸠的理论，成为法国人民战斗的口号；但也给予了分权学说一些新的方向和新的力量，为法国向议会制政府迈进开辟了道路。

第二个阶段是1789年到1875年，我们称其纯粹分权学说的时期。这也是法国历史上最不稳定的时期，立宪君主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热月党人、第一帝国（拿破仑）、波旁王朝复辟、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波拿巴）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在这一期间间立宪活动不止，其中1791年宪法采取的是立宪君主制、1793年宪法采取的是民主共和制、1795年宪法采取的是议会君主制，1848年宪法是一部总统共和制，这些宪法虽然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但它们却提供了以权力分立为基础的立宪政府的不同 8 1762年，奥蒂斯最早提出了美洲人对那种今天被称之为司法审查的制度要求。P121。

看到隐藏在这些制度结构背后的基本价值。

然后，作者在此批判行为主义学派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分权学说的历史和19世纪、20世纪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发生的一些新变化，提出了自己关于宪政理论的一个基本模式。这个模式以价值为中心线索，以职能、结构和程序为基本要素，并且通过价值把它们联系和区别开来。这是一个融贯的、开放的模式，是一个由价值需求引起职能、结构和程序变化，而职能、结构和程序变化必须回应社会价值的互动过程。

首先，作者对分权学说长期使用的职能概念进行了新的分析。他指出，传统的政府职能三重划分（即将政府职能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职能和三个部门的作法）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即使可能，事实上也不可欲，因为它将涉及政府活动的中断，而这是无法容忍的。（P303）他又提到了阿尔蒙德关于政府有多重职能的观点，并指出任何职能划分的努力都是不可能的。他举了两个例子来予以说明，第一个来自法院，第二个来自文职官员，事实上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行使着全部三种职能，他还以英美法为例，表明规则制定权是如何在三个部门中融合的（P303－304）。那么，在过去那些年代，分权学说和制度理论是如何在这三种职能之间维持区分的呢？他提到了两种主要的方法，一是确立一个规则的等级体系，其他规则要服从最终规则制定权的检验；二是职业忠诚或正直，即某个部门的人员都承认某些职能是他们的首要职能。在此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将政治体制（他没有使用政府一词）的职能分为两个层面，共六种职能。首要的层面关系到政府与公民或其他政府之间关系，或称外部职能，包括规则制定、某种裁量性的职能、规则适用和规则解释，这是法治或立宪政府的基本要求，同时他还指出了裁量权的重要性。（P311）第二层面的职能关涉到政府各部分之间的内部关系，或称内部职能，包括控制和协调两种，在西方早先的几个世纪，更多强调控制性的职能，这种控制包括划分政府、平衡权力等内在控制手段，也包括选举制、人民主权等外在控制手段，现代的控制手段则更趋多样化，包括政党、社会团体、新闻舆论等的大众控制。协调职能则是19世纪后逐渐占主导地位的旋律，它表现为要求权力的合作和融合，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因此，如何在控制职能和协调职能之间取得平衡也一直是政治体制努力的目标。通过这些新的关于职能的分析，作者试图摆脱任何表面化的权力分立，而是挖掘深藏在传统的职能三分后面的基本意图。

法治与宪政的关系 篇6

我们从被当代人广为接受的角度来定义宪政和法治：宪政是建立在宪法至上、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宪法司法、司法审查及保障个人权利基础上的政府体制，而法治则是以法律的至上性(包括法官在一定限度内的至上性)和公正性(包括实质公正和程序公正)为基础的一种法律体系;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律对政府权力构成透明的、稳定的和理性的约束。

在这个定义下，宪政与法治具有双重关系。一方面，法治是宪政的一部分，是宪政的必要基础，并捍卫着宪政体制的生存和稳定;另一方面，宪政反过来又保证了法律的内容和形式的公正，维持法治与人治之间的平衡。事实上，宪政恐怕是人类所知道的实现一定程度法治的惟一途径;同时，宪政是法治与人治良好平衡的必然要求。

法治是宪政的一部分。

第一，宪政是自由主义的制度化实现。宪政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文化安排来建构和规范政府权力，保护个人基本权利，实现有限(但又有效的)政府和个人自由的理念;法治就是这一系列安排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法治的一个核心涵义是“限制性”。在一个法治国，法律对人(尤其是当权者)的行为加以限制和规范，从而成为宪政框架下规范政府行为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

第二，宪政体制(尤其是宪政框架下的法治)不仅约束了政府的任意权力，也提升了政府决策的理性。分权制衡、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高级法理念等等，都有利于防止公共决策被冲动、情感、局部利益和短期不理性所腐蚀。法治使人们(包括政府官员)按照长远利益和理性来行事。从这一角度讲，法治一方面限制了政府的任意权力，另一方面使政府更理性和有效，同时更加取信于民。

第三，虽然宪政体制并不完美，但它提供了一个相对良好的制度框架，使得公民个人和社会整体的不同要求可以在其中进行和解、妥协和释放。例如，宪政体制容许不同利益的存在并通过自由民主过程使之和解和释放，而不对这些利益的合法性进行预先设定，这样就避免了未解决的利益冲突的积累，避免大的**，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法治只是宪政一部分的另一个表现是，宪政是法治与人治的结合，是维持法治与人治之间平衡的一种制度和文化安排，也是法治与人治良好平衡的必然要求。

法治虽是宪政的一部分，但也是宪政不可缺少的部分。法治是宪政的必要基础，并捍卫着宪政体制的生存和稳定，没有法治就没有宪政。如果法律仅仅是统治者(立法或执法者)意志的.体现，那就没有法治，也就无宪政可言。要建立稳定的分权、制衡、保护个人权利等各方面的宪政体制，就必须对立法和执法者的权力作出限制，并需要一个不受政治影响的、独立的法院系统来阐释宪法的内涵和确保宪政框架的稳定。这种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法治实现的，而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通过司法独立、司法审查、公民对法官公正和权威的普遍认同、以及一种特定的法律观(即法至少部分来源于法官独立的法律推理)而得以实现。

宪法条文本身既不具有能动性也不具有限制性。要确切有效地实施宪法条款，我们需要一系列制度和文化安排来执行和保护宪法。法治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司法独立、宪法司法、司法审查、以及对法律(尤其是宪法)至上性的认同在一起捍卫了宪法条文和精神，确保政府的运作符合宪法规定。

另外，法治是保持宪政框架稳定的重要基础。法官的宪法解释权、宪法司法、独立的司法审查、以及普通法体系下的“遵照先例”原则，加在一起保证了对宪法解释的相对稳定，也促进了宪政框架的相对稳定。相反，在一个宪政民主中，如果只有议会有宪法解释权，该宪政框架可能很不稳定，因为如果议会的多数党变了，宪法的解释可能也就变了。

宪政对法治又有什么意义呢?法治作为一种以法律的至上性和公正性(包括实质

论转型中国的宪政前景 篇7

社会转型是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迁, 处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可称之为转型社会, 转型社会具有别于常态社会的基本特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中国社会就进入了转型期。中国的社会转型是由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所引发的社会结构的整体性的变迁,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可以简约地表述为:经济领域的市场化, 政治领域的法治化, 文化领域的多元化。

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 中国逐步形成了通过高度集权的指令来发展经济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后的实践证明了, 这种未能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及时转型的经济体制, 是不具有长期性的。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中国就进入了经济体制的转型期, 而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和发展, 其影响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 而是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和发展, 中国社会在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

中国的社会转型, 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给中国带来了生机, 但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的危机。在这一时期, 由于社会权力和资源的转移和重新配置, 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变化, 传统的权威出现了流失, 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方向发生了改变, 社会群体之间、个体之间、不同的社会力量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加剧, 从而易使中国陷入一种“社会失范”的状态。这种状态既可能构成中国社会真正的危机, 也可能是推动中国宪政发展的力量。

二、中国语境下宪政当有的内涵

宪政概念对于中国来说是西方的舶来品。西方学者关于宪政概念的阐述相当丰富, 他们或从立宪政体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所包含的要素, 或以宪法对政府权限的制约, 或以宪政蕴涵的法治要义, 甚至从宽泛的多视角来解释宪政。他们的基本认识包括: (1) 宪政以“法之法”的宪法为基础; (2) 宪政意味着对于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制度安排, 它保障公民权利并制约政府权力; (3) 宪政是法治的政治秩序; (4) 宪政包含着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而其中控制政府 (权力) 是西方宪政最核心的内容。宪政概念是在近代传至中国的, 而对新中国学者定义宪政有很大影响的是毛泽东的定义———“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学者们普遍将民主、民主政治视为宪政的内涵要素。

关于宪政的内涵, 中外学者在认识上存在着诸多的差异, 就是中国学者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 也是仁者见仁。笔者认为, 要对中国语境下宪政的内涵进行科学界定, 必须明确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要明确宪政和宪法的区别。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 而且成文宪法越是频繁变换的国家, 往往越表明这个国家缺乏宪政。宪政是一种文化传统、民族精神、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是宪法理念和宪法价值规范得以在现实生活中实施的状态, 是静态的宪法动态化的过程。如英国是世界上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 却是世界宪政的发祥地之一, 是至今世界范围内最具有宪政精神的国家之一。英国之所以不将宪法诉诸于正式文件, 是因为对专断的控制的宪政精神已经根植于民族传统及公民的信念之中, 制定一部成文宪法已经显得多余。

其次要明确宪政应当包含哪些理念。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宪政理念应当包含以下四个要素:一是民主的宪政理念。现代各国, 那些以一种反映现代政治文明的宪法为依据而形成的政治体制, 一般地被称之为“宪政”, 而在现代世界上, 大多数的宪政体制都是不同形式的民主政治体制。毛泽东同志早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宪政》一文中曾经指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政治”;“世界上历来的宪政, 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 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 颁布一个根本大法, 去承认它, 这就是宪法”。这就是说, 宪政是与宪法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民主政体, 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 宪政就是“用宪法这种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已争得的民主体制确定下来, 以便巩固这种民主体制, 发展这种民主体制。”

二是人权至上的宪政理念。人权即人的权利, 是人 (或其结合) 应当享有和实际享有的, 并被社会承认的权利的总和。人权是一个历史的产物, 就近现代大多数国家宪法的形成历史来看, 人权口号的提出是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果的一个总结, 或者是吸取了反对专制主义、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历史教训, 如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等。再如, 近代各民主政体国家的一些宪法, 则吸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制订的《联合国宪章》, 以及后来逐渐形成的《国际人权宪章》等内容。这样, 一般宪法的基本原则, 都包括了维护基本人权的内容。因此, 保障人权作为宪法的出发点和归宿, 理应成为宪政理念的当有内容, 并成为判断宪法是否为“良宪”的重要标准。

三是权力有限的宪政理念。“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在不分权的情况下, 政府权力在运行过程中, 存在着种种弊端, 如权力易于形成专制政府和领导个人权威, 形成绝对权力, 导致最高权力的控制缺失, 造成权力对责任的背离, 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宪法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划定国家权力的范围并为其设立一套理性的运行规则和机制, 一切国家权力的运行都必须置于宪法预设的控制之下, 对权力予以有效地防范和制约, 这是保证个人权利不受政府权力肆意侵犯的制度性前提。权力必须受到规范和制约, 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 也是一条普遍的政治规律。宪法的精神实质是限制国家权力、保护个人权利, 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讲, “宪法”就是“限法”, “宪政”就是“限政”, 即国家权力必须通过分权制衡和法治才能得到有效的限制。

四是法治治理的宪政理念。近代以来的政治发展经验越来越证明一个真理:只有建立起一种法治社会, 才能真正限制权力, 真正保障人权。而这恰恰是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成果——通过宪法确立一种以法治为基础的政治体制。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宪政。

三、转型期的中国为宪政理念的培育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改革开放30年, 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将中国的这些变化和发展称之为社会转型。而深入分析, 我们不难发现, 中国当前所发生这些变革, 都是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影响和带动下所发生的, 换言之, 由执政党和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改革不可避免地也会引发思想文化领域的开放, 市场化和经济自由的发展也将带来社会成员对政府和国家的高度依赖逐渐成为过去, 民众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开始觉醒, 法治观念、宪政思维开始勃兴, 这些变化必将促使执政党和政府在建设宪政体制的目标、方向和方式上作出调整。可以说改革本身为宪政进步和未来发展提出了积极要求, 改革所带来的体制创新、观念更新、社会需求也构成了宪政发展的压力和动力。

首先,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随着市场主体地位的确定, 市场充分尊重每个经济实体, 并排斥行政权力的垄断指令, 决策权回归至市场主体, 并充分强调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实体自我的民主决策, 因而具有内部的民主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市场主体拥有了独立的主体地位, 而不再依附于行政权力, 市场主体可以自主决策, 这必定为民主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因为民主的实现是建立在利益主体可以自主表达利益、可自主决策的基础上的。对于每个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都予以充分尊重是民主实现的必要条件, 所以, 市场经济的决策权回归市场主体, 市场主体决策的民主化对民主这一宪政理念的强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其次, 社会转型指的是权力对权利关系的颠倒。市场经济体制下, 市场主体获得了独立的主体地位, 而不再以国家权力为中心, 国家权力同公民之间的权利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由从前的公民权利服从于国家权力而转变为国家权力服务于公民权利。由于权利观念的增强, 公民的义务不再约束权利行使, 仅限于防止权利的滥用。宪法不再依附于政治, 而逐渐去政治化从而转变为是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最高法。在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上, 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保护最终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 市场经济体制下现代宪法理念之根本点在于尊重人性、以人为本、人权至上。

再者, 市场经济体制下, 市场主体的独立地位得到确认, 个体、社会自身的自主性均得到了尊重, 国家权力由之前的对市场的无孔不入转变为引导市场活动, 服务市场经济发展, 因此带来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分离的二元局面, 形成了分立的社会格局。在分立的社会格局下, 国家权力不再涵盖市民社会的所有领域, 其对市民社会仅仅起一种引导的作用, 并且国家权力在市民社会领域的活动也受到规则的严格限制。而权力有限的宪政理念, 正是与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相一致的。物质力和影响力分散化的分立格局, 更是有利于权力有限的宪政理念的培育和发展。

明治宪政体制述评 篇8

关键词 明治维新 宪政体制 天皇制 民主

一、明治宪法的制定过程

日本宪法制度的建立，深受德国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　德国宪法思想直接构成了明治宪法的法律与文化基础。1850　年普鲁士宪的制定与颁布是德国型立宪君主制形成的标志。19　世纪德国立宪君主制的主要特点是，　强调国王权力和反议会制。赫尔曼作为法律顾问，于1878　年来日本，1893　年回国。这期间，他对明治宪法的制定提出了不少建议，同时自己起草了一部明治宪法草案，而且在宪法颁布后对宪法的具体运用过程也提出了各种建议。

1882年日本政府派遣伊藤博文为代表的“宪法考察团”去欧洲考察宪法，伊藤博文，直接去了柏林和维也纳，向柏林大学的法学者格奈斯特和维也纳大学的法学者施泰因求救。伊藤博文回国后，秘密组织人员起草明治宪法草案，经过若干次修改之后，明治宪法成型。重点研究欧美各国宪法的木户孝允认为，　日本人民知识水平低，　制定宪法要靠君主英断，　普鲁士的情况与日本国情相似，　因而断言尤当取者，　当以普鲁士为第一。这解释了为什么伊藤博文直奔德国的原因。

参与宪法制定的另外一个代表人物是井上毅。他在考察普鲁士宪法时，　开始思考把立宪主义引进日本本土的途径。井上宪法思想的核心是儒学，　反对崇尚革命精神的英法之学，　加强保守风气，　主张奖励。他认为，　即使宪法模式取自西方，　并向德国学习，　但要注意把普鲁士宪法的宗旨引入日本，　也必须首先明确日本国家成立之原理。他从古事记中认识到，　知国治国之说法乃是日本独特的国家原理。　我国国家成立之原理，　非君民之约定，　乃惟一之君德也。国家之始，　基于君道，　此语正是日本国家学开宗明义首先应阐述之定论也， 我国的万世一系虽恐非学术所能阐述，　但能够使天皇的统治成为正统的，　则是历史的根据。通过上述分析，　他得出结论说： 我国宪法盖非欧洲宪法的翻版，乃远祖不成文宪法在今日之发展也。

从明治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可以看出日本受封建社会影响深远，在东亚儒学文化圈的影响下，所制定的宪法主要是为上层社会服务的，改革具有不彻底性，具有的封建因素太过浓厚。这为以后的崩溃买下伏笔。

二、明治宪政体制下的天皇制

《大日本帝国宪法》由7章76条组成，其中第一章是关于天皇的规定，该宪法确立了日本天皇政权的建立，日本的天皇制与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有本质的不同，日本的天皇是具有实权的。在该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天皇统帅陆海军”﹑“天皇在帝国议会之协助赞同下行使立法权”等。天皇的权力在该宪法下得到有效的发挥，在第三章有关于帝国议会的规定，帝国议会由贵族院和众议院两院组成，贵族院议员由皇族﹑华族及敕任之议员（指天皇任命的高额那税人和特殊功勋者）担任，众议院的成员，根据1890年颁布的选举法，年满25岁﹑每年缴纳直接税15日元以上的男子可享有选举权，有被选举权的，只限于30岁以上符合上述财产条件的男子。天皇有解散众议院，而贵族院享有不被解散的特权，这就让天皇的专制主义统治不受牵制。对于臣民权力与义务的规定，也饱含着对天皇制政权的维护，该宪法中称人民为臣民而不是人民，这就说明了该宪法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天皇制，虽然不同于封建时代的天皇制，可是对于天皇制的维护却是明确的，虽然宪法规定了人民所享受的权力和自由，可是这种自由和权力的享受，却是在不危害天皇统治的基础上享有的，当公民权力与天皇权力相冲突之时，公民的权力和利益就化为乌有了。

日本的天皇制历经三个发展阶段，包括古代﹑近代﹑象征天皇三个阶段，而明治宪政下的天皇制就是处于近代这个阶段。天皇制具有宗教一样的性质，人民对其崇拜与尊敬，这样有利于全国人民的团结，可是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以至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对世界人民的生活造成难以估计的迫害，尤其是对中国人民的迫害。有句俗语是这样说的：兵坏坏一个，将坏坏一窝。日本这种高度统一的政权一旦形成，对其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可是如果天皇的思想过于邪恶，也将会将人民带入歧途，伤人害己。

日本的宪政体制对天皇的权力进行了方方面面的限制，《宪法》规定天皇必须依本宪法各条之规定行使统治权，天皇要通过国务大臣才能行使统治权，以天皇名义颁布的法律敕令及其有关国务之诏敕，须经国务大臣之副署等，这说明日本宪政体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各方势力可以相互制衡，对天皇权力的行使具有一定的制约性。

三、天皇制下的民主

天皇具有浓厚的封建君主的色彩，天皇不是名义上的君主，而是拥有实权的元首，天皇被赋予神权，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这种体制下，民主权力是极为有限的。

日本明治维新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才实现了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过程，这就决定了它的局限性，与欧美国家是完全不同的改革。在这种宪政制度下，人民是臣民，天皇是神赋人权的皇帝，是具有等级差异的，而不是意义上的人人生而平等，这就决定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与普通大众会有所差异与不同，这种差异与不同就造就了民主的缺陷。

明治宪法有明确的规定了众议院的参议员的要求，这就说明了不是各个阶级都能参加民主选举，而是建立在金钱的要求之下，而贵族院又是完全由天皇任命的，这是代表着天皇利益的团体，不是民选的，这又使民主成为空谈。在天皇集权制下，　议会只是协助天皇的立法机关，　内阁不对议会负责而是听命于天皇。在财政方面，　议会也无权过问。这样，帝国议会在实际运行中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

四、结论

明治宪法从制定的过程到其实施，都体现了君主专制的理念，天皇掌握着绝对的无限的统治权力，体现着日本的封建性，上文中提到了贵族院的存在也证明着日本政权的封建性，所以日本的资本主义改革并不彻底。

在幕末，　由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脆弱和资产阶级的不成熟，　倒幕和维新的领导权，　就落在改革派下级武士的身上。明治维新后，　一些维新有功的萨摩、长州藩阀和宫廷官僚继续掌握国家的大权，　他们一方面依靠寄生的地主阶级，　另方面也依靠在维新改革、发展资本主义和对外侵略扩张中暴发的贪婪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同样也需要借助天皇专制政府，　维护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榨，　借助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来满足自己的贪欲。因此，　日本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　虽然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并使日本摆脱了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险。可是，　由于这些明治政府的当权者与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为其以后失败埋下伏笔。

关于民主被降低到最少的程度，只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而设置的掩饰方式。日本宪政体制中关于对天皇权力的限制，微乎其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忽略不计，这为日后军国主义的出现埋下伏笔。

日本明治宪政体制为以后的宪法的出现做了一次尝试，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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