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宪政

论社会宪政（精选8篇）

论社会宪政 篇1

论社会宪政

【摘要】社会宪政既不同于传统的国家宪政，也不同于所谓的“新宪政”论，它是以规范和调控社会公权力为核心的宪政形式。国家公共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并存的公共领域二元化结构是社会宪政的社会学基础，社会公权力和人性尊严的密切相关是社会宪政的价值论基础，人性的善恶双重性是社会宪政的人性论基础，国家宪政对社会宪政的兼容性是社会宪政的政治学基础。在价值层面，社会宪政遵循民主、法治、人权的基本理念;在制度层面，社会宪政主要由社会民主制度、社会公权力制约制度和社会公权力保障人权制度构成。在全球“社团革命”浪潮冲击下，社会宪政是我国宪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社会宪政;国家宪政;社会民主;社会公权力制约;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

一、问题之提出

自从17世纪近代宪政理论产生以来，宪政这一概念总是和国家联系在一起。所谓宪政，实质是指国家宪政，德国著名法学家图依布纳称之为“国家中心的宪政”。{1}1宪政之所以长期被理解成国家宪政，与近代宪政理论产生以来某种恒定的普遍化价值信念和社会现实有着直接的关系。就价值信念而言，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一系列的思想启蒙运动后，个人自由成为西方社会普遍的价值目标，并最终发展成为全球性的价值理念。就社会现实而论，伴随宗教权力的瓦解，国家权力成为了压制个人自由的最大、最主要的威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宪政被理解成国家宪政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场被称为该世纪人类最大社会创新的“社团革命”席卷全球，各类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在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着显著作用。{2}245这导致对个人自由构成直接威胁的不仅仅只有国家，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对个人自由也有日趋严重的侵害之势。甚至，“在现代社会，除国家之外的团体对其成员甚至成员以外的制约与强制可能比国家更具有压迫性”。{3}70。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宪政即为国家宪政的理论显得有些难以应付现实需求，实有进一步修正的必要。于是，一种立基于公民社会基础之上超越国家宪政的以规范和调控社会公权力为核心的新型宪政理论—社会宪政便应运而生了。虽然在数量、规模、自治保障等方面，我国的社会组织无法和西方相比，但是，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日渐放松，社会组织在我国的大量兴起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4}20这意味着我国的宪政建设实际上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我国的国家宪政建设尚未完成，仍需大力推进;另一方面，社会宪政问题也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然而，社会宪政在我国学术界仍然是一个陌生的概念，这对我国的宪政理论发展和制度建设是非常不利的。鉴于此，本文试图就社会宪政的基本内涵、理论基础、制度构成等问题展开初步的研究，以期推动学界对这一理论的关注和重视。

二、社会宪政的概念释义

社会宪政，其英文是societal constitutionalism。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茜利(Sciulli)在其1992年出版的著作《社会宪政理论》一书中提出。茜利本身是一个社会学家，他侧重从社会学角度界定社会宪政的概念。在他看来，社会宪政是解决韦伯所谓现代理性化进程中所必然产生的“奴役的铁笼”以及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权威主义的根本途径。{5}81概括而言，茜利的社会宪政概念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保障社团序列(societal formations)的自治免受侵犯;{5}208是把法律的程序理性应用到市民社会的各类社会组织当中，以避免落入同质性、集体主义、仪式主义的案臼。{5}145社会宪政理论在欧洲的代表人物是德国法学家图依布纳。他主要在国际法层面讨论社会宪政的概念。他认为，所谓社会宪政，就是市民社会的宪法的多样性。“世界社会的宪法不单单出现在国际政治的代议机构中，也不只发生在包含各个社会领域的统一的全球宪法中，而是出现在世界社会多样性的自治次级系统宪政化过程中。”{1}6“与18、19世纪的宪法必须处理限制压制性的政治权力不同，今天的宪法必须限制社会权力(social dynamics)。” {1}4。上述两位学者分别从法社会学和国际法学的层面对社会宪政进行了界定，其具体观点有较大差异，但其共同之处是他们打破了以往仅从国家层面理解宪政的做法，而从社会层面来界定宪政，并强调宪政与社会组织、社会公权力之间的内在关系。据此，从国内宪法学的角度出发，我们把社会宪政界定为：规范和调控社会公权力、保障个人基本权利的制度体系及其运行过程。具体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首先，社会宪政是“社会组织”层面的宪政。传统的宪政是国家意义上的宪政，以国家作为宪政的载体。社会宪政不同于传统宪政，它的载体不是国家而是社会组织。所谓社会组织，是指一定数量的社会成员为了共同利益聚合而成的社会群体。作为社会宪政载体的社会组织具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民间性，即这些组织以民间组织形式出现，不隶属于国家权力系统，不代表国家或者政府的立场。二是公共性，即它们不以获得某个个体的利益为目的，而是把实现一定范围内的公共利益作为其主要目标。三是独立性，即它们具有自己独立的组织机制和管理机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均独立于国家机关。

上述特征中，公共性是决定社会组织能够成为宪政载体的关键因素。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宪政的载体，也主要是由于国家的公共性特征所决定的。如果国家是一个人的国家，一家人的国家，或者是一个利益集团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没有任何公共性而言，自然不可能存在宪政。正是由于现代国家的公共性要求，才促成了现代宪政的产生。在这一点上，社会组织和国家具有相似性，都具备公共性的属性。不同的是，国家是一个更大范围的公共性，而社会组织则只是在国家内部的一定范围和领域的公共性。因而，具有公共性的社会组织，如政党、大学、工会、行会、职业团体、村委会、居委会、业主委员会、股份公司、慈善组织等，都成为宪政的载体。

值得指出的是，我国目前的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除了存在大量纯粹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外，有些兼具国家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双重身份，有学者也称之“准政府组织”。这类组织，其规模和数量甚至超过了纯粹意义上的社会组织。由于其所具有的社会组织的身份，当然应当成为宪政的载体。

论社会宪政 篇2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

“和谐”原是指事务之间搭配合理与匀称的关系, 它作为一种理念源远流长, 指向的是人类梦寐以求的一种理想生活状态。早在古希腊时代, 西方哲学家们已经把和谐作为一种哲学观。以这一哲学观为基础, 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英国莫尔的“乌托邦”, 从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 人们一直在思考并尝试建立一种理性的和谐的社会。

“和谐社会”这一概念,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作出了多方面的解释。第一, 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中的“和谐社会”思想。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每个人”与“一切人”的关系, 从侧面论述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和谐关系。同时, “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 [2]这就可以推进社会趋于和谐。此外, “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 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3]这里进一步将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进行了考察。第二, 在个人与制度关系中包含的“和谐社会”思想。马克思主义主张, “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 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 给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 [4]而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这样, “人终于成为自己和社会结合的主人, 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 成为自己身体的主人———自由的人”。[5]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则是中国中产党在中国特设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 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 将前人关于实现社会和谐的理想追求浓缩概括出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大初步提出了实现全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思想。党的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 “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胡锦涛总书记在省干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举行集体学习时, 再次强调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 并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是古代和谐思想在今天的一种升华。

二、宪政精神与和谐社会理念具有内在一致性

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来看, 和谐社会的理念与宪政建构的精神旨趣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主要表现在:.公平正义是二者在价值准则上的一致性;民主法治是二者在制度保障上的一致性;.安定有序是二者在社会秩序状态上的一致性;充满活力是二者在建设动力上的一致性。因此,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宪政建构是一致的。

(一) 公平正义———宪政精神与和谐社会在价值准则上的一致性

宪政的目标在于实现社会各种利益、价值与力量的综合平衡, 隐含了公平正义、宽容和谐等基本理念。宪政是一种宽容平等的政治, 它承认政治共同体有不同的构成元素, 它强调人人平等, 它关注所有人的生存和发展。宪政是一种正义的政治, 它重视以公平的方式分配社会资源和社会利益, 协调人与人、人与国家、人与社会的关系, 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 消除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宪政是一种平衡的政治, 是宪政的各组成部分或者构成宪政的各个方面在运作过程中依据既定的制度设置和程序规则在相互对峙、制约的基础上呈现出的相对稳定、共存的状态。宪政是一种平等协商达致妥协合作、和谐平衡的运行机制。宪政需要妥协、协商与合作, 而长期的妥协、协商与合作需要以宽容平等、公平正义精神作为支撑。社会正义是和谐社会公平正义的精义所在, 是对宪政秩序下所形成的国家与个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形成和谐相处态势的描述。

(二) 民主法治———宪政精神与和谐社会在制度保障上的一致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消除社会中的不平等、不公正和非正义, 达到公平正义、平等均衡。这一目标的实现, 不仅仅需要抽象的理论分析, 更需要一个有效的机制来加以保障。而这个有效的机制就是民主和法治。民主就是以知情、表达、参与、决策等环节构成的多数人统治。民主政治为社会公平正义标准的形成提供了表达的途径和形成的机制。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一种政治主张, 现代法治概念包括如法律的至高权威, 法律的公众性、稳定性、公开性和平等性, 法律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对人权的保障等一系列原理原则和基本要求。法治在功能上表现为对专断权力的否定和对民主政治的维护, 在价值上意味着对正义的追求和对人人平等的自由权利的保护。法治体现了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的必然要求人类政治的发展史表明, 没有法治就不可能有民主的政治, 也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法治意味着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制度体系和运行状态。法治是宪政的基本标志, 宪政是法治的必然结果。民主本身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民主也会产生多数人暴政问题, 法治亦有良法之治与恶法之治的差别。和谐社会的民主必然是服从多数人意志又尊重少数人权利的民主, 和谐社会的法治必然上是公平正义的良法之治。这正是宪政的精神实质。宪法通过根本法的形式, 确认公民的基本权利, 无论他在国家的民主生活中处于多数还是少数。依据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法为根本法构建起统一完备的法律体系, 这是良法之治的首要环节。这种良法之治的状态就是宪政。宪政下的民主与法治是和谐社会的最好的制度保障。

(三) 安定有序———宪政精神与和谐社会在社会秩序状态上的一致性

宪政秩序是通过宪法规范确认和保护的社会秩序, 是宪法规范指导、约束人们行为之后所形成的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现代国家通过宪法确立一定的宪政制度和民主机制, 构建起以公民权利为起点和归宿的宪政秩序, 以保障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平衡态势, 最终实现宪政社会的稳定和长期发展。宪法是一种“甜蜜的和谐”, 而“宪政是一种平衡的政治, 是宪政的各组成部分或者构成宪政的各方面在运作过程中依据既定的制度设置和程序规则在相互对峙、制约的基础上呈现出的相对稳定、共存的状态。”安定有序是和谐社会的前提与关键环节。和谐社会必然要有稳定、协调、有序的社会结构与和谐定力, 而增强全社会结构定力首当其冲的就是宪政秩序的构建。宪政秩序的实现仰赖于良好的宪法和法律以及完备科学的宪政制度。在宪法指引下建立健全疏导、协调、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的体制机制, 是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必不可少的因素。在宪法统领下, 和谐有序的统治秩序与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 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其他目标的坚实基础。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这又有赖于良好的宪法制度和稳定的宪政秩序。

(四) 充满活力———宪政精神与和谐社会在建设动力上的一致性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 创造活动得到支持, 创造才能得到发挥, 创造成果得到肯定的社会。充满活力的社会才是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才有可能是和谐的社会。人是社会最活跃的因素, 人的创造愿望和激情是社会充满活力的源头活水, 人的创造活动和成果是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理念如何才能成为现实?这有赖于宪政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事实上, 充满活力是宪政追求的目标之一, 体现了宪政的精神, 充满活力的社会也是宪政运行的必要条件之一。宪政的最终价值目标是保障人权, 人权的实现是宪政的出发点和归宿。自近代宪法问世以来, 对公民权利的确认和保护便成为宪法固有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 正是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对政府行为的法律控制才产生了宪法。而宪法和宪政对政府权力的制约, 归根结底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宪政的实质就是以人的权利和利益为本位, 承认人的主体地位, 肯定人的价值, 保障人的权利, 调动人的积极性, 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多元社会的和谐进步。宪法对公民财产权的确认与保护, 进一步激发了公民创造财富的愿望和激情, 创造财富的愿望和激情驱动着公民进一步创造财富, 从而是整个社会更加繁荣和发展。通过宪政制度设计来表达和兼顾各种利益主体和社会力量, 充分调动人民的主观能动性, 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 实现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

三、当前我国宪政建构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一) 宪政观念未深入人心, 宪法权威和公民宪法意识尚未确立

历史上的中国, 统势力对社会的影响根深蒂固, “君权至上”的政治文化使人们崇尚、迷信权力, 法律成为君权的工具;解放后相当长的时期, 中国实行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从根本上切断了法律普遍性的道路, 法律的权威与至上性在温情脉脉的人情网下丝毫不起作用。目前, 国内市场力量刚刚兴起, 尚不强大;社会结构仍然单一, 社会的多元化还只是雏形。且长期以来人们把宪法单纯地看作是一个政治纲领, 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工具, 而没有把它看成真“法”。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法治时代的到来, 从而制约着中国宪政观念的形成。

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 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 负有维护宪法尊严, 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 必须予以追究。但是,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 宪法的最高权威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体现, 同宪法相抵触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并不鲜见, 公共权力机关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也时有发生。此外, 一些政府官员, 对公民的维权行为缺少正确的认识, 比如, 有的政府工作人员认为上访公民是给政府“添乱”, 甚至动用公安机关对上访公民进行劳教。另外, 在中国公民的心中, “官官相卫”的心态还有很大位置, 在自己权力受到政府不当行为侵犯时, 缺乏寻求合法救济途径的勇气, 客观上无疑助长了政府某些人员的违法行为。

(二) 宪法对国家权力的运行缺乏强有力的规范和制约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不受控制的国家权力往往给人类社会造成深重的灾难。因而, 权力通常需要制约, 宪法是迄今为止人类找到的制约权力的最好武器。然而, 在国家权力上, 我国现行宪法权力制约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还远未完善。

在体制上, 我国宪法采用的是权力分工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分工方面, 根据宪法的规定, 国家权力在立法、行政和司法方面整体配置基本上符合现代宪政的基本要求。但由于多种原因, 在实践中权力往往过分集中于行政机关, 造成了行政权力的肿大化, 致使司法很难独立, 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也被虚置, 权力分工事实上难以实现。

在制约方面, 国家机关之间的制约既缺乏完整的横向制约机制, 也缺乏完整的下级对上级国家机关之间的纵向监督机制。如, 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尤其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有明确的规定, 但却无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对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力机关虽有权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进行监督, 但由于缺乏程序性规定, 更由于行政权力过分庞大导致权力分工难以实现, 这种监督实际很难操作, 基本上不能起到制约权力的作用。

在权力规范运行上, 由于我国宪法缺乏权力制约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 中国现行宪法大部分关于授予国家机关以权力的条文, 基本上是开放性的, 即从实体上没有明确设定权力不得介入的禁区。因此造成了“现行宪法对国家只授权, 不限权”的现象。

(三) 政府职能需要实现由社会控制向社会服务的转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充分调动市场、社会、国家的积极作用, 多方面、多渠道的解决社会问题。凡通过市场机制能够解决的问题, 应当由市场机制去解决;通过市场机制难以解决、但通过社会组织自律能够解决的问题, 应当通过社会组织自律去解决。

事实上, 国家权力用得越多, 国家权力用得越早, 就越容易引起社会的冲突和矛盾。所以, 要解决好社会上的问题必须适当地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有效的国家治理, 不是通过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完成的, 相反, 是通过合理范围内的国家权力的运作、社会自治的有效开展以及这两者的相互合作而实现的。因此, 国家必须改变全面主导社会的状况, 给社会留出自主发展的必要空间。”

在中国社会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并致力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过程中, 人们不得不考虑政府职能转变这个现实问题。在“全能政府”的模式下, 政府的生存和发展将越来越面临重重压力和困境。且社会越向前发展, 就越需要政府实现由社会控制向社会服务的重大转变, 妥善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及其社会中不同领域的职能分工问题, 进而有效地培养社会的自治能力, 把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作为现实政府的主要职能。因此, 政府职能实现由社会控制向社会服务的转变成为当前需要。

(四) 公民权利仍未得到广泛有效的保障

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是民主法治, 而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又以追求保障公民权利为根本目标。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 公民享有自由广泛平等的权利乃是通往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宪法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 宪法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就在于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我国宪法也对公民的权利作了明确的规定, 并且在2004年修订的时候还将人权写进了宪法, 可以看出我国是非常重视公民权利的。

但是, 我国人权的范畴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宽, 宪法还没有写入公民的隐私权、沉默权、迁徙自由权及罢工权等《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重要人权内容。因此我国人权理论应进一步发展, 最终解决这些问题。另外, 由于部分立法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 影响了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却不重视宪法的司法保障, 在法院的个案裁判中不适用宪法规范。其结果是使宪法的崇高地位被架空, 使宪法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在没有具体法律规定或具体法律规定不明确时不能变成现实。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加强宪政建设, 扩大和保障公民权利势在必行。只有实现了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人翁地位, 实现了最广泛的民众的参政议政, 实现了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最大限度的确认和保护, 具有内在合理性的和谐社会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宪政建构的路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宪政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为了使宪政有效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我国的宪政建设要遵循宪政发展的一般规律, 并结合我国的国情,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政发展之路。

(一) 培养宪法意识, 增强宪法权威

首先, 加强宪法知识的教育与普及, 培育宪法信仰。宪法信仰就是社会公众在对宪法理性认识的基础上, 油然而生的一种对宪法心悦诚服的认同感和依恋感, 并在此信念的支配下自觉地把宪法规则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受到信仰是宪法的生命, 宪法不被公民所信仰, 它就形同虚设。宪法信仰是确立宪法权威的精神动力和信念支持力量。要培育宪法信仰, 树立宪政权威, 首要的任务就是加强宪法知识的教育和普及, 增强宪法至上观念, 使公民真正认识到宪法的实施直接关系着自己切身利益、关系着国家兴旺发达与社会和谐的程度。

其次,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为培养宪法意识奠定政治和经济的基础。宪法意识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 必须以一定的社会存在为基础, 并取决于该社会存在。对于我国来说,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就是决定宪法意识的社会存在。因此,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增强全民宪法意识的根本措施和重要基础。

再次, 加强宪法理论研究, 建构社会主义宪法文化。宪法理论在宪法意识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加强宪法理论研究, 是对宪法意识的培养与提高。同时, 宪法理论又是宪法文化的载体, 并建构着宪法文化, 宪法文化又促进宪法意识的提高。因此, 加强宪法理论研究, 建构社会主义宪法文化, 是培养社会主义宪法意识的必然要求。对此应着力于培养民族的诚信文化、公民的选举文化、权力制衡文化, 把宪政精神普及到现实生活中去, 使有关宪政的制度和法律能内化成一种民族精神, 导引整个社会走向和谐。

(二) 正确配置国家权力, 完善公共权力的运行和监督机制

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权力的分配与制衡, 虽不采取“三权分立”原则, 但仍然应该具有一个正当、有序的国家权力的配置机制。这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根本途径, 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 其关键在于分权与制衡, 且使各种权力之间形成有条不紊的和谐状态, 这就必须进行宪政制度改革, 优化权力配置, 规范权力运行。

第一, 要科学的界定国家权力内部各种权力的边界。横向上, 我们要合理配置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 加强权力内部制约。要把集中于行政机构的部分国家公共权力重新配置给立法机构、司法机构, 要提升立法机关的地位, 使司法权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位;纵向上, 要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的权限, 按照分工制衡的原则, 明确各个权力部门或岗位的职责权限, 做到职权与责任的对等和统一。在行使权力的重要部位和关键环节上, 要进行必要的分权, 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又不受制衡而产生权力腐败。

第二, 要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首先, 权力运行应依法。权力对社会干预的范围、目的及责任等, 都应有法律、法规、规章从原则到具体诸方面予以全面规定。在实现权力的内容和目的时, 权力的运作应依法定的方式和程序进行。其次, 权力行使要公开透明。要以法律的形式对政务信息的基本内涵、公开内容、免除公开范围、公开的程度以及权利救济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最后权力行使应公平适当。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干预, 要合乎法定范围和内容, 以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追求, 将经济发展中的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有效统一起来, 有效地实现权力赋予者赋予权力时追求的目标。

(三) 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发挥民间自治组织作用

要实现政府职能的重大转变, 关键在于政府向社会适度分权。随着时代的发展, 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社会, 应该是凸现公民价值与权利、倡导公民参与意识与责任意识的社会。公民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必须纳入规范性和机制性的社会实践的框架之中, 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依靠机制诱导而非靠行政强制的时代。所以, 选择增强社会自治能力的实现途径, 必须创造出形成这种“共同意识”的机制与条件, 进而激发公民更多的投入、参与, 使政府与社会及公民之间形成一种以责任、妥协、宽容为特征的平衡和互动状态。

这种机制及其状态的形成, 需要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一个能够提供制约和纠错功能的健全的公共领域。这个领域是一个具备成熟和完善的社会自治组织的系统, 这些组织具有根据国家法律注册的合法身份, 它们依靠法治来实现自己维护公共权益、提供公共服务的活动目标。尤为重要的是, 宪政划分了公民社会与现实政府各自的活动领域, 不允许政府随意干预公民社会的内部事务, 以保障由众多民间自治组织形成的公民社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自主领域。然而, 当这种机制形成以后, 这些民间组织在社会上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 发挥民间自治组织作用的意义将更为重大。因为, 他们不仅能够动员和集中大量的社会力量和资源来参与国家建设, 而且它在政府作用力相对薄弱的领域中拥有很大的能量, 能够帮助政府解决一些容易被忽视的边缘性问题, 推动社会广泛关注和帮助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 这对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以及维护社会稳定, 推动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 最终实现社会的高度和谐将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四) 发展公民权利, 促进公民参与政治

第一, 要健全现行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 细化和完善部门法中的公民权利保护, 形成法制化可操作的权利保障网络。比如公民迁徙自由的宪法保障问题, 知情权问题, 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细化问题, 公民私有财产保护问题, 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制度保障问题等等。

第二, 要加强对公民权利的落实与救济。一方面, 政府应当充分运用公权力的优势, 努力缔造私权利实现的现实基础, 构筑完善的个人权利实现体系;另一方面, 尽快完善我国的公民权利救济机制, 明确规定公民基本权利救济的方式。尽管关于宪法司法化目前还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 但适当时机我们还是可以考虑在我国建立宪法诉讼制度, 以确保公民权利在受侵犯后能够得到救济。

第三, 促进公民参与政治。公民作为宪政建设的主体, 其参与的程度以及利益诉求对整个宪政建设有重要的影响。因为, 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 宪政建设必须以人为本。随着公民主权的不断扩展和深化, 公民的宪政意识在全社会得到强化。公民会产生强烈的权利义务对等意识, 在实际参与时, 要求在法律上明确自己的主体地位, 并通过各种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 宪法应当明确规定公民参与权利的范围, 还需要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 完善公民参与的救济机制等等。

(五) 完善违宪审查制度, 加强对宪法实施的监督

违宪审查制度都是与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 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设计也必须符合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 应该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一个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并列的宪法监督委员会, 作为宪法监督机构负责行使违宪审查权。由于这种设想符合我国现在的根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也符合我国现行的宪法体制, 因此, 是比较可行。[6]宪法监督委员法监督委员会设在全国人大之下, 能够充分体现其崇高的法律地位, 有利于它以高度的权威来行使职权, 也与宪法作为根本法的性质相适应。

为了保证违宪审查机构能够依法、切实地行使宪法监督职权, 有必要对专门的违宪审查机构独立行使违宪审查权给予具体规范, 应做到以下几点:第一, 建立一个具有相当独立性、权威性的, 专门的违宪审查机构。第二, 违宪审查机构应具有司法性, 具有独立的司法裁决功能。第三, 应当明确违宪审查的对象和范围, 以便让有关机关和公民知道哪些是可以申请违宪审查。第四, 违宪审查程序的启动。应当扩大提起违宪审查的主体范围, 规定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以及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 只要理由合法而且正当, 都有权建议违宪审查。此外, 在违宪审查的方式上应当灵活多样, 既可以事前审查, 又可以事后审查;既可以抽象审查, 又可以具体审查。

构建和谐社会是新一代领导集体结合当代中国实际提出的新的治国理念, 是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 也具有切合当代中国的特性。和谐社会所强调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特征, 显示了从法律维度探求社会和谐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而宪政建构的精神旨趣与和谐社会理念村在着内在的一致性, 因而健全与完善宪政建构路径就成为我国现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因此要结合当前我国宪政建构的问题与不足,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宪政建构的路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一)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273.

[2]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三)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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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十九)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570.

[5]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十九)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247.

“终结论”与社会主义宪政 篇3

(1.郑州市管城区人民政府法制办，河南郑州450004;2.郑州大学法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20世纪末，“终结论”者面对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胜利”欢呼雀跃，并认为终极社会已近在咫尺，“胜利的曙光”马上就会照亮大地。然而近20年来，“终结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取得胜利，反而危机日益深重。相反，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取得了民主宪政建设的巨大成就，“中国模式”成为西方之外的典型范式。在中国，近年来社会主义宪政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无论宪政理论研究还是宪政实践，都说明资本主义民主宪政不仅不是历史的终结，反而被社会主义宪政所超越。学界探讨社会主义宪政者较多，却鲜有人把“终结论”与社会主义宪政相联系进行研究。本文拟在分析“终结论”所遭遇的挑战之基础上，探讨社会主义宪政对资本主义民主宪政的超越及通往社会主义宪政的桥梁。

一、“终结论”的提出

1989年，正值苏东发生剧变之时，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1］(P1)。自由民主的理念无法再改善。［2］(P24)4年后，他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重述了这一观点，并针对其他批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福山［1］(P1)声称，之前人类社会的种种社会制度因为具有严重的缺陷而走向衰落，当前的自由民主制度因为不存在内在的根本性矛盾而代表了人类历史的方向。福山的这一论断并非毫无根据，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在世界范围内确实发生了令西方自由民主主义者为之兴奋的事情，带有西方色彩的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很大胜利，如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从而使西方世界认为历史的终结已为期不远。［1］(P4)不仅福山持这样的观点，其他不少学者面对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等一系列历史事件，提出“民主现已成为唯一具有普遍正当性的政府形式”，认为世界许多地区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靠拢是20世纪最重大的变迁，民主化正在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它包围着东亚、俄罗斯、东欧、中东和非洲地区，从右的方面席卷了权威主义政权，从左的方面冲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3］

当然，福山们的某些观点是有道理的，如他认为“民主在各个地方和各种人中的成功意味着自由平等的原则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种族偏见的结果，而是作为人的人性的发现”［1］(P58－59)。当今世界上，除了极少数专制政权对这些价值仍然嗤之以鼻外，民主、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观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包括自诩为自由民主国度的各西方国家在内的多数政权，至少在形式上都把民主和自由的实现当做自己的核心价值目标。这就是说，民主和自由的价值及其存在的制度架构——宪政、法治等，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方向和世界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观。但同时还应看到，即便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民主和宪政在形式上却有着千姿百态的表现，关于自由的内涵也有着不同解释，因此实现民主与自由的途径也就会有所差别。而福山等西方自由民主主义者之论实质上是延续了冷战思维模式，以资本主义民主否定其他民主制度与发展形式，“人权”这一最为核心的政治法律概念成为东西方意识形态之战的前哨。

二、“终结论”遭遇的挑战

福山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西方人的看法。由于一些欧美国家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于是一些人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无论采取多么有特色的发展模式，最终都将走上西方的“民主”道路。不幸的是，关于“历史终结”的论点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证明，西方的宪政民主和自由主义模式在同非西方文明的交锋中也未能取得胜利。就“历史终结论”本身而言，可以看做是“社会主义终结”的一种隐喻。当福山宣告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彻底“战胜”共产主义的时候，法国学者德里达却给这个“好消息”划上了句号，他说这场所谓的“胜利”可能预示着一场灾难。盼望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获胜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类似“9·11”的灾难在等着他们，“获胜”所带来的灾祸并不比它带来的利益要少;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很可能只是表面上的，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人，他的“幽灵”不是一个，还有其他“幽灵”们。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或者说“历史的终结”，其实只是某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的终结，仅仅代表了特定的历史概念。他虽然在一个舞台上终结，却在另一个舞台上发挥影响。［2］(P11)相反，如果我们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如果美国模式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准模式，整个世界成为美国文化的附庸，英语最终替代了其他语言，而各民族忘记了自己的母语，这不仅不能看做是民主自由的胜利，而恰恰是它的悲哀。［2］(P15)

正如我国学者周峰所说，“历史的终结”可能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的终结”，而是“资本主义的终结”。周峰认为，福山所推崇的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即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度，面对新近发生的使全球为之震荡的经济危机，不免失语。随着这种带有所谓“普遍主义”特点的发展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其结果不仅不是世界大同，反而将导致各个国家和地区价值世界的失序和颠倒，而对于“现代马克思”的呼声则越来越高。同时，在这次经济危机中，中国可谓独树一帜，令世界刮目相看，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已引起众多西方学者的兴趣，并称其为“中国模式”。［4］“中国模式”的提出否定了西方模式的所谓普遍性，并且具有比“东亚模式”更强的说服力。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是一个拒绝“华盛顿共识”而又能成功融入全球市场的典范，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范式已被判定为“中国模式”。［4］这里的“华盛顿共识”代表了传统的西方自由主义，可以说是西方模式的价值内核。“中国模式”的提出至少说明了现在做出“历史终结”的判断显然为时过早，西方模式未必就代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西方模式所追求的价值也未必是人类的终极价值。

更进一步来说，民主宪政的价值不容置疑地取得了普遍的承认，但它仅仅是民主宪政本身获得了认可，而非西方模式所取得的“胜利”。民主本身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和政治制度，可以生长于古希腊、古罗马社会，也可以生长于当今世界的各个国家。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发现一种通行于全球、适合于每一个国家的民主模式，将西方的制度模式塑造为“标杆”的做法只是一相情愿。

三、社会主义宪政对“终结论”的超越

“终结论”以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遭遇了来自社会主义宪政理论与实践的颠覆性挑战。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在西方之外也可以有不同类型的宪政民主制度。事实是，在资本主义民主宪政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更高级的制度形式，即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宪政并没有否定宪政的普世价值，也没有完全抛弃资本主义宪政的某些形式或外壳，但是其实质与内涵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法律学说中，对社会主义宪政民主的阐释占据了重要地位。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进行批判之时，所提出的关于人权、法治、民主的理论是社会主义宪政的思想源泉。

在对资本主义民主宪政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社会主义宪政观。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讨论最多的还是民主问题。在分析民主的阶级性之时，马克思总结了民主的一般特征，他指出，民主的一般意义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只表现为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然而民主制独有的特点是:国家制度在这里毕竟只是人民的一个定在环节”［5］(P39－40)。在阶级社会中，民主实质上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是实现阶级利益的政治形式。所以，“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6］(P84)。工人阶级也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的民主形式，尽可能地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构建自己的民主制度。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6］(P293)在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作的“导言”中，恩格斯再次重申:“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有效地利用普选权等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形式，是无产阶级争取民主的新的斗争方式。［7］(P602)由此开创了科学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

在论及人权问题时，马克思认为，无论作为法定权利还是一种政治主张，人权的产生、实现和发展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5］(P12)。社会主义对人权的确认和保障，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必然要求。不仅如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在本质上为人权的保障和发展提供了平等的社会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宪政、民主和人权思想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不过就目前而言，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还比较年轻，而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宪政尚没有成熟的历史经验。即便如此，社会主义宪政还是表现出了不同于资本主义宪政之处，如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数民主制、对社会公平和实质正义的追求等。这本身正是对资本主义宪政的一种纠错与超越，并再次验证了“终结论”的荒谬。

四、通往社会主义宪政的桥梁

在资本主义宪政理论遭遇重大挑战以及西方民主政治暴露出固有缺陷之时，通过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扬弃和超越，社会主义宪政得以建立，并在资本主义内部架起了通往社会主义宪政的桥梁。

1.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产生于巴黎公社之后。出于对巴黎公社失败的反思，马克思、恩格斯发展了自己的思想，特别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一文中，恩格斯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即随着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的发展，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于民主国家内部，通过议会民主等途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与此同时，恩格斯并没有否定暴力革命，并特别声明无产阶级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

民主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即都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世界。但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存在区别，前者主张和平过渡，后者主张暴力革命。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共产党宣言》中暴力革命的方法同样是有局限性的，一种和平的建立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手段是可以存在的。［7］(P595－603)民主社会主义借助资本主义制度内成熟的宪政机制，以和平的方式将工人阶级的利益诉求加以表达，并以制度化的方式加以实现，这种方式可以避免暴力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破坏。

当社会开始按照既定的目标有序发展时，就应当以合乎理性的方式来推进民主宪政建设，而不能总是诉诸过激的手段。无论是超越资本主义，还是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暴力革命都只能是最后的选择。而且就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自身来看，它也在不断地吸收社会主义理念，并通过制度内的变革与调整来实现自我的更新与发展，这些制度内的调整为资本主义宪政向社会主义宪政的迈进提供了契机。民主社会主义正是生长于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力量，它架起了由资本主义宪政通往社会主义宪政的桥梁。当然，民主社会主义不等于科学社会主义，恰恰是通过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超越，科学社会主义显示出了自己的生命力。同样，通过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超越，科学社会主义宪政制度才能够在资本主义宪政基础上发育成熟。在我国，虽然历史的发展已经否定了“补课”的可能性，但并不否认从西方宪政的发展历程中汲取经验，并建立一种超越民主社会主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

2.市场社会主义

经济民主就其本身而言，并非经济和民主的简单结合。有学者将经济民主解释为“不过是人们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中享有的某种自主的权利，是人处于主人的地位分享经济利益”［8］，并进而强调人在经济领域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权利。即便单单从人民主权原则出发，经济民主也必然要求尊重人的主体性地位。同时，经济民主是对资本主义“政治平等”与经济不平等并存现象的纠正，主张将政治民主与平等的原则贯彻于经济过程。而社会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为经济民主的发展并超越资本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载体。

马克思也曾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提出批评，但他所批评的不是市场机制本身，而是对资本主义内部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批判。市场社会主义摒弃了存在于上述两个领域的弊端，并保留了一般商品和服务市场领域。在经济民主模式下，劳动力市场被消灭，资本市场也被投资的社会化所取代。在这一点上，经济民主原则发展了马克思的基本理论。不过市场社会主义并不赞成政府对企业的微观运行进行直接干预，而是由作为企业主人的劳动者按照自我管理的方式进行自主决策，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9］

虽然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受到批评，市场经济却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不断完善，它同样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使得这一机制的弊端不断暴露，从而提出了纠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超越而建立起来的，并奠定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发展的经济基础。

3.民生福利原则

虽然存在很多争议，但是民生福利原则显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基本的宪政原则，并为多数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所接受。然而民生福利原则与资本主义多少有些格格不入，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治与福利原本是分离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到来，垄断资本的出现、贫富分化的悬殊、市场机制的失灵、社会矛盾的加剧等一系列问题使得国家对经济社会活动的大规模介入和干预不可避免，西方的宪政理论也随之发生转向，民生福利原则开始成为一个基本的宪政原则。很显然，这种加入了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纯正的自由资本主义，而是一种混合模式，在经济上被称为“混合经济”［10］，在政治思想领域也渐渐演化出一种积极宪政理念，政府负有促进公共福祉的义务则成为宪政理念从消极向积极转变的主要特征。面对社会现实的迫切需求，西方各民主国家的政府纷纷扮演起慈善家的角色。

福利国家的诞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它旨在调整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结构，修复资本主义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并通过调节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来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从而延续资本主义的生命。但是福利原则毕竟与资本主义的本质背道而驰，从其运作结果来看，福利原则正在破坏资本主义的固有逻辑，全方位的社会保障政策消解了劳动者参与劳动市场的心理，瓦解了资本主义的存在基础。［11］但是这种瓦解并非一种倒退，而是在资本主义母体内发生的对资本主义的扬弃，是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内部的成长。

五、结语

作为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宪政，在其普世价值之外还存在着明显的地方性特征，不同的本土资源之上生长出的宪政亦会千姿百态。当然，并非所有的宪政模式都是理想的、可以学习或预期的，在标榜宪政民主的资本主义世界，贫穷国家仍然是大多数，即便是被当做楷模存在的宪政国家也同样面临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结构性矛盾。社会主义宪政虽然是新生事物，但已经显示出较强的生命力与不可替代的优势。这些都昭示着资本主义宪政必然被逐渐发展成熟的社会主义宪政所替代的历史前景。

［1］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 ［英］斯图亚特·西姆.德里达与历史的终结［M］.王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 ［美］霍华德·威亚尔达.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M］.榕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

［4］ 周峰.“历史终结论”下的中国道路［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5－12(03).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8］ 王慎之.经济民主论［J］.学习与探索，1987(5):23.

［9］ 张嘉昕.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评析［J］.科学社会主义，2011(2):143.

［10］ Case，Karl E，Fair，Ray C.Principles of Macroeconomics，Globalization［M］.Prentice Hall，2004.

论社会宪政 篇4

摘 要：简述近代中国四个宪政文化发展时期并从中谈其代表性观点或思想，致力于探寻近代中国在引进西方宪政过程中所秉持的文化心态，即实用主义的弊端，并论述其背离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必然性。

关键词：宪政文化；西方宪政；实用主义

中国人对宪政问题的思考是由西方的侵略而引发的，事实上，由生存危机所引发的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关切，是先进的知识分子能够超越器物实用地接受西方宪政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西方的强大富足蕴藏在西方的宪政及其文化之中，这是他们体察西方所得到的最为牢固的信念，以此为动力，他们便把西方宪政文化的研究转换成在宪政与富强之间探寻因果关系的实用性思考。

1近代中国引进西方宪政思想共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世纪早期),是以王韬、郑观应、钟天纬等人开启了这一思想的始端，他们看到西方立国与中国的不同在于前者有议院，议院能集合众议，消除君民间的隔阂，达到“君民共主”的新型关系。有了这种新型关系，君民就能彼此协调一致共同向国家富强的目标使劲，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他们坚信议院是西方各国能强兵富国、纵横四海的根本原因。

第二个阶段(19世纪中期),戊戌是中国近世最为急荡的时期之一，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政制层面的变法主张比王韬那一代人的“君民共主”设计要激进多，他们对不但主张要设议院，张民权，而且要行立宪，然而，他们对宪政价值的体认仍然遵循着上一代人创造的范式，他们始终坚信议院最达到国家富强不可替代的工具，在此期间，严复是个特别者，他不着眼于制度，而是皈依了进化论，并从进化论的架构里找到了西方文化中蕴藏着的个人自由所释放出来的能量与西方强大的关系。

第三个阶段(19世纪末),这一个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国家富强与民主宪政的关系问题上所进行的努力，他们比康、梁等人体味得更深切，在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体系中，民主是对人民权利的保护、国家权力的划分与规制以及自治、联邦等问题，他们与立宪党人围绕是兴共和革命还是走君宪制之路和立宪派人展开了激烈的论辩。

第四个阶段(20世纪前期),“五四”是一个开启了中国宪政思想历程转轨的时代，西方宪政文化所内含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以及作为其底盘的个人主义都被“五四”人被狠狠批判了一翻，他们自觉地树起了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并把民主升华为一种信仰。

近世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路向似乎是为了民族的复兴，中国必须选取择宪政，与此相关，宪政移入中国也就必然从“道”变为“器”，从“体”变为“用”，“富强为体，宪政为用”成了中国有关宪政问题思考、探求的最为坚固的文化性格。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近代中国的“实用主义”的文化学习态度使我们快速地引进了西方有关民主与自由的宪政思想，但也使我们在许多问题上付出了代价，事实上，近代的中国从未形成一种为求知而求知的科学精神，对西方宪政文化的“肢解”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宪政道路上犯下的一个很大的错误，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传统到“富强为体，宪政为用”的文化范式的形成与发展，反映出中国实用主义的肤浅。

2 西方的宪政思想

西方的宪政是基于西方的文化传统所内生的`一种现象,是西方社会、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人们通常说，宪政作为现代社会一种合理的制度，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并且这种制度是深植于西方文化土壤中的，它本身又是西方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观念，蕴含着他们对人与社会、人与国家关系的理解，对诸如自由、发主、平等、法治等价值的体认，也包容着人们对宪政本身的感知、了悟、信念和忠诚。

西方的宪政思想是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传统中逐渐形成的,它的形成有其必然相适应的土壤,而在近代中国，对于西方文化，要么根本看不起，要么只接受对己有急用的东西，而有用无用的标准则是功利性的，而实际上，西方宪政在近代中国作为一种文化从未真正系统地研究过，因为中国只需要对解决自己问题最直接有用的部分，那种“无用”的东西不是值得深究的。 3 埋藏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内心中的实用主义在学习西方宪政文化过程中的具体表现

（1）西方宪政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被近代中国的实用主义肢解了。正是中国这种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文化心理和对西方宪政文化的实用主义态度使近代中国无法做到冷静地看待自己的文化传统，理智地面对西方，更不可能去寻求中西文化融合的新文化途径。

近世中国所面临着主要问题是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从西方宪政文化中截取于己有用的东西这是必需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但这须是以整体上的把握为前提。

（2）学习西方宪政文化缺乏科学的研究态度。从一开始，中国的开明人士就是抱着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态度去看待西方宪政问题，由于生存环境所迫而产生的急功近利的实用心态使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对待西方宪政问题上没有形成统一认识，总是各自为政，缺乏科学的研究态度，他们都相信宪政与中国国家独立、富强有着必不可分的联系，但没有一个人从这方面入手进行实证研究，他们只看到了西方的民主和它的物质文明成就，但没有真正去探究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崇尚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科学本身就是科学，但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手里，它便成了一种信仰，一种救国救民的“神药”，可以说，急功近利心态所造成的在宪政基本问题上的实用特质是近代中国宪政文化的基本品格之一。

（3）西方宪政文化只是当作救国的新工具。从戊戌以来，中国宪政文化的最高成就在于五四，五四在中国宪政文化史上的主要贡献在于它为中国人确立了民主与科学这两大价值，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民主理想的坚持便是五四留下的一份宝贵财富，五四人对于个人价值的崇尚，对自由的渴望，对传统伦理的批判以及对新伦理的期待，都表征着中国宪政文化发展的一个辉煌时期的到来，然而，五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又把宪政当作救国的新工具，并将其灌输于民族主义的洪流之中，宪政在文化上的转型也就成了一首未谱完的歌曲，让人遗憾。

4 总结

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宪政文化是带着有色眼镜去寻求与中国有关的元素的，其中的艰辛与苦涩也许只有处于近代中国，真正经历这种痛苦蜕变过程的中国人才能体会得到，而这也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宪政文化与中国特有的“实用主义”心态相违背的必然性的体现，它们是一种中西文化的冲突，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歧变。

当今天的许多人不管情愿与否，不得不接过近代留下的文化缺失的时候，我们便会发现今天所思考和探索的有关宪政的观点、思想仍然停留下历史的车轮里不停地旋转，永远不知道终点会在哪里，这也是我对中国宪政发展所抱有的态度，虽然消极，但很诚心诚意。

在此，向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陈独秀、胡适等这些曾在中国宪政文化史上留下深深印记的大家们表示致敬，无论其思想风格有何不同、政治见解有多大差异，他们都是在中国最不幸的那些岁月里认真思考而不装腔作势的人，他们在黑暗中提灯前行，把寻求真理看成一种责任，用自己满腔的热血撑起了中华民族一个又一个希望。

参考文献

［1］@王人博.近代中国与宪政文化［M］.北京：法律出版社，.

［2］@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3］@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宪政史作业 篇5

第一部分是“传播学的欧洲起源”。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他一生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成为传播学的奠基。施拉姆的口吃直接影响了他对传播学的关注，导致传播学的最终建立。这点是非常有意思的。可以说施拉姆因为一个人生的小意外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大的贡献。施拉姆建立了衣阿华大学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在一个新闻学院——这是第一个关于传播的印刷途径的专业培养单位——的开设，直接导致了传播领域之被区分为两个分支学科：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其后，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理论、马克思和批判学派也是对传播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渊源。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西方文明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其创设的进化论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也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库恩曾说：“达尔文的进化思想构成了对自然科学的根本重建，这在进化的生物学的狭窄范围之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社会科学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传播学学者来说，达尔文特别重要的著作之一是《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它出版于1873年。达尔文主义所表达的“变异”将库利和帕克那样的美国早期社会学家引向社会学领域。其次，达尔文对非语言传播的研究开展起到了助力作用，非语言传播学作为传播的分支专业，此番助力引起了人们对传播的广泛兴趣。最重要的是，进化论的许多重要的概念和机制被广泛运用在研究群体生态学的学者理论中，其中也不乏许多传播学者的理论，这使得其思想在学术界得到渗透，进而对传播产生影响。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提出了“无意识”现象。

另外，还有帕洛阿尔托小组和交往传播。帕洛阿尔托小组并未被组织成为一个大学的系或学院——它们以单一的学科为中心——而是被组织成一个松散地连结在一起的学者小圈子，这些学者从事精神健康、家庭治疗和精神分裂症等与传播有关的问题研究。小组有一个中心问题（如果人们愿意的话，它可以是限制性的），对它而言，人类传播被解释为主要的答案。对于传播学说，从帕洛阿尔托小组的工作中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既重视假定的实在，也重视传播问题。该小组声称，人类传播作为通向两个或以上参与者相互理解的一个步骤，不仅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和成功的。

个体的信息交流也可能是非语言的、无意图的、可产生悖论的，也可用作一种治疗的手段。1950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德国重建社会研究所以后，法兰克福学派恢复对于弗洛伊德的重视。研究所再次对精神分析理论发生兴趣，而这种兴趣是由马尔库塞所引导的，后者在1932年已经加盟了研究所，但是他的主要工作是在20世纪50和60年代表现出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批判后资本主义，因为后资本主义用大众媒体广告操纵着人们的精神，这样人们就会渴望消费产品，就会丧失他们的批判和抗争性的思想路线（昆顿，1974）。但是，当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真正反对现存的制度时，法兰克福学派的手批判的学者们则因为学生由激进主义引起的幼稚破坏性而感到灰心丧气。

第二部分是“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众所周知，美国作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其传播业也十分发达，毋庸置疑美国是传播学的奠基大国。传播学之所以在美国发展，很大原因是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导致大量的知识分子流亡到美国，传播学研究中心也由欧洲转移到美国，这一时期有大量的传播理论诞生，并逐步形成三大学派。衍生的许多学派中，最著名的芝加哥学派对于传播理论与研究的影响非常非常重要。芝加哥学派的R·帕克在柏林大学随西梅尔学习时，获得了对于报纸在舆论方面的作用的洞见。后来，帕克把西梅尔的这一理论视野转变成美国大众传播的经验主义研究。同时，芝加哥学派对美国社会科学的重要影响被完好地记录下来。

同时，该部分内容包括芝加哥学派、拉斯韦尔和宣传分析、拉扎斯菲尔德和大众传播效果、勒温和群体动力学、霍夫兰和说服研究、维纳和控制论以及香农和信息论。其中不乏对一些知名学者的探究，例如A·孔德和他的实证主义：A·孔德是社会学之父，1839年论证社会学之被承认为社会科学的问题。孔德还为这个世界贡献了“实证主义”。实证主义信念认为，科学方法能被用于人类社会行为的研究，以便帮助解决社会中的社会问题。在西梅尔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关于社会网络、城市生态学和社会距离以及边缘人等概念的研究。芝加哥学派的R·帕克在柏林大学随西梅尔学习时，获得了对于报纸在舆论方面的作用的洞见。后来，帕克把西梅尔的这一理论视野转变成美国大众传播的经验主义研究。达尔文和进化论、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理论、马克思和批判学派是对传播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欧洲三大思想渊源,通过梳理这三大思想对传播学发展的影响,探讨了传播学研究传统的划分问题。

第三部分是“传播学领域的建立”。通过前两个部分对传播发展历程的详细描述，该部分又回到了传播学奠基人威尔伯施拉姆的身上，表现了他对于传播学建立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述说了传播学的创始人和集大成者成立研究机构以及对传播学领域建立做出的努力。虽然在第一部分之前已经提到了施拉姆，在最后一个部分又花了重大的笔墨来详细的写他本人的经历和传播学的建立过程。这让我们深刻意识到一个学说的确立离不开核心人物的引导，也离不开一群默默贡献的学术团队的努力。

三思宪政 篇6

[摘  要] 本文对我国宪政建设的前提假设做了一番检讨，指出宪政建设的必要性并非是确定无疑的，并提出了研究宪政问题的一种温和的怀疑主义态度。在此基础上指出了中国百年宪政史的目的在于“富强”，进而提出目前中国宪政建设的急需是宪法的司法化。

[关键词] 宪政，前提预设，富强，宪法司法化

目前，有关中国宪政建设的讨论日益热烈，这不仅表现在相关论著与论文数量的增加上，也表现在其质量和档次的提高。但是，理论的繁荣并不等于实践的昌盛。学者们对于西方宪政制度的精密研究产生了许多的成果，而这些成果为实践所吸收的状况则令人遗憾。又或许这种状况有其必然性，因为西方宪政是扎根于西方自身文化传统的的一种现象，是其自然发展演进的结果，而并不是那个或那些先知先贤预先的理性建构。这里凸显了哈耶克所主张的“进化论理性主义”与其所批判的“建构论唯理主义”之间的矛盾。哈耶克认为两种理论传统的矛盾在于“一为经验的且非系统的自由理论传统，另一为思辩的及唯理主义的自由理论传统。前者立基于对自生自发发展的但却未被完全理解的各种传统和制度所做的解释，而后者则旨在建构一种乌托邦。”[1]宪政就其本身而言只是实践的事业，要让由此抽象而产生的理论对一向来无此方面传统的国家产生实践上（而不是仅仅是智识上的）影响，并将其移植对一国制度建设上产生符合预期的影响或许本就是强其所难。[2]使用了“或许”两字并不是为了作好随时撤退的准备，而只是想表明该种影响的复杂性，它至少包含了三个方面：第一，引入的理论与移植的制度因为水土不服而夭折，影响近乎于零，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第二，引入的理论与移植的制度如鱼得水，影响深远，所谓“瞎猫撞到死耗子”（无贬义）。第三，引入的理论与移植的制度形式上符合了所有“正统”要件，但却在丰富多彩的实践中为本土的“潜规则”所异化，其产生的影响有大有小。即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3]对国外宪政理念与制度的移植所产生的影响在以上三种模式中更多的应归属于第三种情况。这个判断与西方意义上的宪政制度在中国的流变紧密相连，而这种流变也正隐喻了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在取法一异质文明时所经历的阵痛。现时，在这种流变的基础上对中国宪政作一番认真的检讨，避免不假思索的研究可能更为重要。本文分三部分，分别就中国宪政建设的前提假设、目的.及其急需作了一番探讨。第一部分对中国宪政建设的前提假设作了分析，指出宪政建设的必要性并非如我们所下意识接受的那样确定无疑，进而提出了一种宪政研究可以采用的温和进路和适当怀疑主义态度。第二部分在这种研究态度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宪政所追求的真正目的是富强，这与西方宪政所追求限制权力和争取个人自由的价值是不一致的。第三部分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重点论证了建设中国宪政的急需是宪法的司法化。

一、

中国宪政建设的探讨隐含了这样一个前提性预设：在中国实现宪政有其必要性。对于这似乎是不容质疑的，但为什么是不用质疑的呢？追根溯源[4]可以发现原因不外乎：因为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法律专家都这么认为。在现代这样一个“隔行如隔山”的年代，专家的确信似已成为知识的主要来源，人们如此的习以为常的相信以至于忘了（或是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又或是没有兴趣）去思考这种知识的确定性，对这种“理智权威”的确信已成为人们智识的当然来源。很明显的例子如地球围绕太阳转这个命题。它即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亲眼观察到的事实，也不是可以用逻辑推理推出的事实（这不同于地球是圆的这一命题），它仅仅只是一个由专家们将各种材料很好的组织起来的理论，人们所受的教育通过各种途径（教师、课本、媒体、科普等）使人们相信了这一点。[5]在对待宪政的问题也一样，法律专家的权威性类似于一个传送带，将它们对宪政的确信传送给那些没有或不愿亲自证实的人们，并向其保证这些确信的可靠性，这种可靠

论当代中国宪政制度建设 篇7

一、中国的宪政建设之路

中国有着一千多年的封建史, 而开始探索宪政之路最早也只能从1898年的戊戌变法算起, 所幸的是, 六君子的血并没有白流, 中国人从此致力于对宪政的不懈追求。总的来看,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宪法。一是晚清政府、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的宪法。如清光绪帝的《钦定宪法大纲》、袁世凯的《中华民国约法》等, 这些宪法所代表的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 没有对民主政治的要求, 反而反对人民的民主与自由, 因此是“伪宪法”。二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应该说, 这是我国仅有的一部反映资产阶级意志的宪法性文件, 它以根本法的形式, 确立了一系列的民主原则, 对我国的宪政有着深远的影响。但由于自身的局限性, 没有明确地反帝反封建, 资产阶级不可能真正实现其所蕴含的民主思想。三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这里包含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 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现行的“八二宪法”。

1982年宪法被认为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这部宪法迄今为止经历了四次修改。尤其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 突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宪法, 从宪法的高度规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指导思想, 增加了“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把社会的发展提高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并对私有财产给予肯定, 并尊重、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由此可以看到, 中国共产党在宪政道路上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与努力, 使得我国的宪政建设取得了比较巨大的成就, 主要表现在:1.有了一部比较完善的宪法, 涵盖了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 包含了现代宪政的根本价值:民主、人权、法治、违章审查制度等, 称得上是一部“良宪”, 宪政的前提已基本具备。2.建立了作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实现了利益主体的平等化、自由化, 使得宪法在保障人民权利方面有了经济基础与保证, 为真正实行宪政奠定了社会基础。3.民主制度逐渐完善, 民主化程度越来越高,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 赋予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利, 基层民主建设使得民主观念深入人心。4.中国社会日益走向法治, 把“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 进一步树立了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法治成为中国宪法的基本原则, 更有效的实现了对政府权力的控制及对公民权利的保障。5.人权价值得到宪法确认, 把保护人权和私有财产写入宪法, 使得宪法在保障人权方面取得了突破, 体现了宪法的真正要义和主旨。

二、宪政建设的必要性

宪政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极其重要的。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几乎都有一部宪法, 并以宪法为柱心构建起整个国家的法制体系, 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和社会发展。

(一) 宪政建设为国家权力提供合法性基础

国家权力的合法性亦称政治权力的含法性通常认为, 国家权力的合法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合法取得权力, 即权力的获得通过了被认可的合法的途径和程序;二是合法运用权力, 即权力的行使和运行具有合理性, 遵循特定的严格规范而不超出范围和滥用权力。权力合法性是国家的政治统治含法性的前提。国家的政治统治或管理只有建立在权力合法性基础上, 才能得到社会和人民的承认和拥护。而实施宪政则是现代国家迄今为止所找到的获得权力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的根本手段和形式。

(二) 宪政建设可以合理限制和制约国家权力

宪政之所以要把“限政”作为制度设计和安排的基本取向, 主要是考虑:国家与社会、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基本关系, 决定了政治权力必须限制在社会和公民所承认的范围内, 一旦权力行使不受约束而超越合理界限, 就会导致合法性危机。其次, 政治权力本身具有自我膨胀、扩张和专制的倾向, 如果不受到限制就会凌驾于社会权力和公民权利之上, 对社会施以“暴政”, 侵犯社会权力和基本人权所以“宪政的精髓在于限制国家或政府的权力, 保障个人的从本人权”。再次, 政治权力过大会导致“寻租”现象, 滋生腐败, 权力不受制约就会被滥用, 超出自身的合理界限。因此, 要限制权力就必须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

三、我国宪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一) 存在的问题

1. 我国宪政建设历史基础薄弱。

封建社会在我国存续长达几千年, 其统治思想根深蒂固。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孙中山、梁启超等有识之士曾力图改制, 但终究没有成功。新中国成立后, 曾出现了《共同纲领》“、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 从主要内容来看, 它们体现的主要精神意志并不是限制政府权力, 保护人民权利, 而是一个政治统治的工具, 甚至体现了一种“人治”的思想。这些都与我国宪政建设基础薄弱有关。

2. 政府职能存在问题。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我国政府在其职能方面依然是以强制管理为主, 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力, 以维护社会秩序, 保障社会稳定为口号对民众进行管制。在这种管理模式中出现了不少问题, 最根本的就是民众对政府产生了对立情绪。这种对立情绪使许多本来守法的公民对政府失去信心, 甚至故意去扰乱社会秩序。政府职能存在的问题正是我国宪政建设中最大的绊脚石。

3. 公开的法律规范与实际的法律规范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即表面上规定的东西很多, 但实际操作时的规范有时却与书面的规范相违背, 致使法律的权威性受到影响, 突出反映了我国司法不独立、宪法不能至上的现状。

4. 司法机构和非司法机构界定不清楚。

按照法律规定, 只有司法机构才有权利剥夺公民的自由, 而且必须是在严格的诉讼程序下进行。比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只有在符合法定条件时才能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 而实际中有些非司法机构却利用手中的权力法外用刑, 作为相对人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有许多都搞不清楚对自己采取措施的机构究竟有没有此项权利, 以致于在糊里糊涂的状态下被侵权。

5. 宪法和法律不够稳定。

在宪政国家里, 人民权利的保障是很稳定的, 因为他们可以通过研究法律来预测自己行为的法律效果, 这也是法律地位提升的一个原因。在我国, 法律的变动过于频繁, 如我国的宪法基本上是—年修改一次, 仿佛已成规律。宪法只要有一条被修改, 甚至一句话、一个字被修改都会导致基本法及其他行政法规的变动。

(二) 解决问题的对策

1.宪法至上, 以权利制约权力。

宪法至上即权利至上、规则至上和秩序之上。规则和秩序都是表层的理论上的东西, 只有权利才是实体的、核心的内容, 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涉及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 但其基本内容仍然可以分成两大块, 即国家机关权力的正确行使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 就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 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居于支配地位。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委托, 其行使的主要目的就是维护人民的权利。我国宪法确认了人民主权原则, 明确了人民实现国家权力的机关体系, 但是在政治实践中宪法却远未能至上。要使宪法至上就必须处理好以下两个关系:执政党与宪法的关系;领导人个人意志与宪法的关系。只有处理好这两个关系, 宪法才有可能成为权利的保障。

2.转变政府职能,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政府权力的行使和职能的发挥是宪政建设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长期以来, 我国政府发挥其职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制管理, 这种管理模式本来就存在缺陷, 加上行政部门有些素质较差、态度恶劣人员的冷言相对, 更加激化了老百姓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怎样才能阻止这种矛盾的发生, 最重要的就是转变政府职能, 改强制管理的方式为服务引导, 提高公务员的综合素质, 改善服务态度, 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

3.实现司法独立。

在宪政国家, 司法独立是必不可少的。我国是一个泛行政化、泛政治化思想非常严重的国家, 因此确保司法独立是实现宪政建设的前提条件。要实现司法独立, 首先在机构设置上要将司法机构与非司法机构的界限明确, 防止非司法机构滥用职权, 干预司法;其次, 要建立一个内部约束机制, 即我们所谓的三权分立。最后, 还要加强外部监督, 通过舆论媒体监督司法机构, 确保健康有序的司法独立。

4.保持法律的稳定性, 尤其是宪法的稳定性, 使人们的心目中存在一个标准的行为规则, 从而树立较强的法律意识。

在实践中, 法律内容有时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 这也是修改法律的主要原因。但是, 我们应该采取措施尽力避免法律的修改, 如采用宪法解释对宪法中存在的瑕疵和漏洞进行补正, 通过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具体意见和解释补充基本法律法规中不明确的条款等等。这样, 既增强了法律的适用性, 又维护了其权威性。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道路上, 我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 距法治社会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我们应针对问题寻找方法, 在宪法至上、宪政建设状况良好的前提下, 最终实现法治社会的目标。

摘要：本文通过回顾中国宪政建设道路, 引出中国宪政发展现状, 对中国走宪政道路的必要性进行理性分析, 清晰认识中国当前宪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进而对其发展提出建设性构想。

关键词：宪政,宪政建设,必要性,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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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宪政 篇8

早在2002年亚洲开发银行第三十五届年会“中国日”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就指出，按照国际通行的判定标准，中国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收入分配问题已成为中国当前社会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这是中国首次公开承认进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自那以后，尽管收入差距的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仍然没有得到遏制，基尼系数仍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在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因素是什么？对于导致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人们已经进行了许多的讨论，比如，收入分配制度的问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问题，贪污腐败的问题，瓜分国有资产的问题等等。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不同的因素会共同加剧着社会的不平等？这些因素为什么会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对贫富分化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些制度或因素本身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地追溯一下，就可以发现，在这种种因素背后的，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因此可以说，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

一篇有关北京市出租车行业的调查报告(见王克勤《“空手套白狼”起家：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详尽地分析了北京市出租车行业的运行情况，同时也给我们分析贫富悬殊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按照出租车司机的说法，他们每个月的营业额在九千元左右，即每天大约三百元。但这营业额的一半左右，要作为“份钱”交给出租汽车公司（据上述报告，份钱最多的达到五千多元）。除此之外，这九千元中，还要包括下列支出：燃油费一千八百元左右，修理费约四百元，车上用餐费三百元（每日十元），应付罚款等其他开支每月一百元，每年的出租汽车车辆、计价器年检费等费用合计每月平摊三十元，个人收入调节税每月六十元。扣除上述开销后，出租车司机的实际收入大约为每月一千八百元（这个收入水平也为一项全市的调查所证明）。如果发生患病、严重违章以及其他事故等情况，可能连一千八百元的收入也无法保障。而且，这表面看起来还差强人意的收入，是以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有关调查表明，出租车司机平均工作时间都在每天十三小时以上，就是说，如果按每天八小时标准工作时间计算，在工作时间里将份钱和其他必不可少的开销挣出来就算不错了）和节假日不休息为代价的。即使是以一千八百元计，我们也可以看出，它只相当于上缴给公司的不到二分之一，甚至只有三分之一稍强。

在过去，昂贵的购车款是由公司支付的。但近些年来情况已经明显不同了。首先是车价大大下降了；二是现在的出租汽车公司已经用风险抵押金等名目，基本将购车款转嫁到司机的头上。就是说，一个司机要租用公司的出租车，要向公司交纳三万到五万甚至更高的风险抵押金，许多跑“双班”的出租车司机开一辆旧夏利给公司交的风险抵押金高达八万元。尽管从理论上说，在合同期满后风险抵押金是可以退回的，但正如上面的报告所披露的：许多人离开公司的时候，风险抵押金已经被公司连扣带罚而所剩无几。这意味着，至少从逻辑上来说，购车款基本是由司机垫付的（司机普遍将这称其为自己的投资）。正因为如此，有人说，现在的出租车公司实际是空手套白狼。但从最后收入的分配上来看，同时付出购车款和劳动的司机只能得到收入的三分之一，而出租车公司则得到三分之二（当然这当中也包括一些由公司承担的费用和成本，故不能完全看做纯收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收入分配的格局？许多人将其归之为出租车行业的垄断以及大量想做出租车司机的人的存在（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所谓劳动力的几乎无限供给）。这当然是没错的。但问题在于，只要是在这种垄断行业中，只要是在劳动力供求关系失衡的情况下，这种极端不公正的收入分配就是天经地义的吗？就是必然会存在的吗？实际上，这当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劳资双方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是高度失衡的，或者说达致追求利益能力均衡的机制是缺乏的。正如有关的调查所表明的，在签订有关合同时，作为劳方的司机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几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能力。试想，如果有能真正起作用的出租车司机的工会组织，有工会与公司之间的工资谈判机制，有工会可以施加压力的制度化手段，利益分配上的如此不合理的状况就有可能得到改善，即使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而事实上，为了保护劳方的利益，我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开始推行集体协商制度。在这个制度中，对企业内和行业内的集体协商制度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而且特别突出了工会组织在其中的作用。但在出租车行业中，似乎并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这样就使得一盘散沙的司机缺少用集体或组织的方式为自己争取合法利益的机制。可以说，正是这种权利的失衡，造就了一种高度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

追求利益的能力与权利的失衡，已经开始成为塑造中国的利益分配格局和社会结构的一种重要力量和机制。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两极化结构就开始形成。而追求利益的能力与权利的失衡，就突出地表现在两极社会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其实，所谓强势或弱势的概念，首先指的就是社会影响力或是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强势群体一方，各种力量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个强势群体的社会能量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影响。在九十年中前期实行经济紧缩的方针时，一些房地产商赞助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研讨会，由经济学家出面呼吁政府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这可以看做是一个开端。第二，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和话语形成的能力。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后，传媒更多地受这个强势群体的影响。而由知识分子制造的主导性话语也更直接地体现了这个群体的价值和主张。第三，形成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型关系。因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弱势群体的许多机会，是由强势群体提供的。

而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显然处于无力的状态。这首先表现在，弱势群体在国家的政治构架中缺少利益代表。根据1999年2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人权发展五十年白皮书》，1998年初选出的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共二千九百七十九名，其中，工人农民占百分之十八点九，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八八，干部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一七，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占百分之十五点四四，解放军占百分之九，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占百分之一点一七，归国华侨占百分之一点二四。很显然的，弱势群体拥有的众多人口与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代表的比重是很不相称的。而更重要的是，在我国，弱势群体难以充分行使国际上通行的弱势群体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如游行、请愿、罢工等。在西方市场国家中，弱势群体即使拥有这些权利，他们也仍然处在弱势的地位。而在利益已经高度分化，弱势群体连这些最基本的权利也难以保障的情况下，他们就只能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

二、权利低水平均衡下的非制度化生存

那么权利的失衡是如何形成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注意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在正式制度层面上的权利低水平均衡。更确切地说，目前我国各群体在社会权利上是正式制度层面的权利低水平均衡与非正式层面的事实上的权利失衡结合在一起。

所谓权利的低水平均衡，在现实的层面上表现为对社会各个群体——包括穷人和富人的权利保护均处于一种较低的水平上，并由此形成了一种低水平的权利均衡。在最近一段时间，“私有财产入宪”的问题引起广泛的关注，与这种权利的低水平均衡有着直接的关系。事实是，在我们的社会中，无论是富人的财产还是穷人的财产，都缺少法律的和制度化的保障。前者如资本创造的财富，后者如城市中被强制拆迁的住房和农村中被强制征用的土地。而在市场经济所创造的新的社会关系中，这种权利的保护就更是缺乏。如在面对政府的时候，私有企业的权利是什么？在面对劳方的时候，资方的权利是什么？在面对资方的时候，劳方的权利是什么？在面对政府的时候，普通民众的权利是什么？对于上述诸如此类的权利，不仅缺乏保护，有些甚至连基本的界定都付诸阙如。

正因为对各个群体的权利均缺乏正式的、制度化的保障，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相当普遍的“非制度化生存现象”。举例来说，在经济生活中，如果一个企业遭遇到被政府部门处罚之类的事情（不管自己是否有过错），通常的做法是：首先看政府有关部门中有没有熟人或“关系”；如果没有，就要尽力搜寻朋友、下属以及他们的亲属中有没有上述的熟人或“关系”；找到了这样的熟人或“关系”，如果遇到的不是什么大事情，当然是请吃饭、送礼物，以求通融；如果遇到的是较大的问题，就需要行贿或其他的交易了。一般的情况下，应当是“圆满”的结局，对企业的处罚规避掉了，企业节省了一笔开支，有关的人员得到了好处，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会结识新的朋友、缔结新的“关系”，从而为今后的“故伎重施”做好准备。甚至一些本来正当的事情，也需要通过这种非正式的方式来进行。

上述状况，在中国企业界中恐怕不是个别的现象。诸如此类的现象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一些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生存状态。我们可以将这种生存状态称之为“非制度化生存”。所谓非制度化生存，是指人们所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缺少确定性，对社会行为主体的权利缺乏明确的界定和保障，在遭遇某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或情况的时候，不是依据明确而稳定的制度安排来解决，而是依靠一次次的具体博弈。而结果，则取决于每一次具体博弈的特定环境。

而弱势群体的“非制度化生存”更是显而易见。在收容制度废除之前，一个公民在城市的大街上行走，只因为没有证件或证件不全，就有可能被收容，甚至受到人身侵害乃至失去性命；一个城市居民的住房可以在不经过房主同意的情况下，以极不合理的补偿费用被强行拆除，而权益受到侵害的一方除了很少能解决问题的上访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保护自己权益的方式；在每一年，全国大约有几百万的农民工的工资被全部或部分的拖欠，而他们除了采取爬吊车威胁自杀的方式之外，很少有其他有效地保护自己权益的手段；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民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的现象更是普遍存在。

但是，正式制度层面的权利低水平均衡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层面上，不同群体的社会权利远不是处于一种均衡的状态，而是处于一种事实上的不均衡状态。因为不同群体的结构位置、社会影响力以及所拥有的机会结构是不同的，因而他们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和事实上的权利也是不同的。这种差异也突出地表现在前面所说的强势与弱势群体之间。

以上述的企业“非制度化生存”为例。从理论上说，这种非制度化生存可以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情境之中。一种我们可以称其为“避害型非制度化生存”，前面所讲的例子就是典型的“避害型非制度化生存”。企业在这样的行动中，是为了规避掉对自己的惩罚。另外一种我们则可以称之为“趋利型非制度化生存”。也就是说，是通过某种非制度化的手段来获得利益。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的“圈地”运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最近有业内专家估计，八十年代末以来，土地出让、转让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最保守的估计每年也达一百亿元以上，“比走私造成的损失还要大”。据国土资源部初步统计，1999年至2002年，全国立案查处的土地违法案件达五十四点九万件，涉及土地面积十二点二万公顷，即达十二点二亿平方米。对土地违法责任人给予行政或党纪处分的有三千四百三十三人，刑事处罚的有三百六十三人。可以说，这些国有资产中的绝大部分，就是在这种某些企业或个人的“趋利型非制度化生存”中流失的。

但在现实中，这两种非制度化生存往往是难以区分的。比如，一个民营企业要在银行贷一笔款。假设从项目本身来说，这个贷款风险很小，银行是应该贷给他的。但在现实中，要真正贷到这笔款，有时候又需要向银行的有关人员行贿。在这种情况下，行贿的行为是趋利还是避害？从本应该按正常程序就可以得到贷款的角度说，这是一种避害，即避开了应得到贷款而得不到的害。但相对那些应该得到贷款的企业和项目却得不到贷款而言，这又具有趋利的含义。其实，非制度化生存环境的魔力也就在这里。正如我们在一开始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的，这时候问题的是非可能都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是能找到谁来疏通和解决问题。从逻辑上来说，趋利与避害越是交织在一起，它的威力也就越大。

而近些年来我国收入差距的不断加大，是与这种权利的事实上的不均衡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三、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从权利的低水平均衡到高水平均衡

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是人类自古就有的理想。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问题显然比理想要复杂得多。

这个问题对于当下中国的现实涵义是：在过去二十多年改革的过程中，社会分化在明显加剧，贫富悬殊不断扩大。一方面，是由农村和城市中的贫困人群所组成的弱势群体，另一方面，则是由富人所组成的强势群体。而且，由于市场转型本身的不规范，财富积累过程明显地带有不公平甚至不道德的因素。有人将其称之为财富的“原罪”。而社会对这种财富积累过程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同时，由于新的产权关系的出现，改革前不曾存在的劳资关系出现了。因此，如何处理穷人与富人、资方和劳方之间的关系，已经是我们这个社会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

如前所述，在贫富悬殊日益加剧的背后，是不同群体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不同。指出这一点的目的是在于，在关注贫富悬殊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仅仅将目光集中在分配制度上（尽管这是很重要的），而是必须将其背后的社会权利问题纳入关注的视野，因为在分配制度背后的恰恰是社会权利的分布。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是建立在各个群体和阶层权利大体均衡的基础上的。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通过社会权利关系的调整，来不断改善社会公平状况的过程。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方社会也出现过严重的贫富分化。但在后来的发展中，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下半期，社会公平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这种改善与两个因素是密切相关的。一是全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二是在持续不断的工人运动中，逐步形成了雇主和劳工之间的权利均衡，并最终形成了雇主组织、劳工组织和政府之间的合作主义制度框架。可以说，没有这样一种大体保持权利均衡的制度框架，今天相对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是很难建立起来的。而且，也正是由于这个制度框架以及所保障的权利均衡，才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我们都知道，在最近的几十年中，西方社会中罢工之类的工人运动已经越来越少，原因之一就是这套权利均衡机制在起作用。

最近一段时间，有这样两种呼声：一种是呼吁保护富人的财产和权利；另一种则认为，真正需要保护的是弱势群体的财产和权利。其实，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的财产和权利都应当得到制度化的保障。这样才能实现权利的高水平均衡，从而建立一个既有利于发展，又有利于公平的社会。

权利的高水平均衡在宏观制度框架上将体现为一种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在这种宪政体制中，承认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现实，承认不同的社会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护其权利，就不同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以及为追求自己利益施加压力做出制度性安排，而国家的作用则在于充当规则的制定者和冲突的裁决者。

四、构建利益均衡的具体机制

就目前而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这至少涉及如下的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的转型。近些年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成为一个不断出现的议论主题，这说明两者之间的矛盾已经日益突出。就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而言，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困难的抉择。从一个方面来说，面对经济高速增长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社会公平上来是完全必要的。但从另一个方面看，目前的中国仍然处在一个格外关注经济的时代，如果社会公平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也是不可取的。因此，简单地说用社会发展为中心取代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恰当的。一个可以考虑的思路，应当是重心的多元化。这种重心的多元化突出体现在政府与市场的分工上。应当承认，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初期，由于民间经济要素特别是民间企业家的弱小，政府往往在起企业家的作用，经济工作一度成了政府工作的重点。而整个社会利益格局的失衡，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重心的多元化意味着政府与市场职能的分化。社会公平绝不是也不应该牺牲市场中的效率原则，更不能改变二十多年的市场取向改革的方向。但同时，政府过多承担经济职能的现象则应当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具有超越性的、以公共服务为基本职能的政府。也就是说，政府的转型意味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变为以公共社会职能为中心的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促进社会公平将成为政府的一种基本职能。

二是再分配政策的调整。再分配与社会公平的关系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国家对企业的征税。就目前的情况说，我国企业的税负特别是名义税率是不轻的。在２００３年，全国共入库税款二万零四百六十一亿元（不含关税和农业税），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点三，同期的GDP增长预计为百分之八点五，因此税负远远高于ＧＤＰ的增长速度。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达百分之十七点六左右，比前年提高约一个百分点。但问题是税收效率不高，企业偷税逃税现象严重；相反，国家征税成本很高，这实际上减少了国家可以用于再分配的财力。第二，个人收入所得税。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高收入群体税收的征缴存在很多漏洞，个税很难成为调节贫富差别的有效机制，甚至起的是相反的作用。如果将农民的负担看做是一种变相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话，可以看出，个人收入所得税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在城乡之间是反向的。而在城市内部，工薪阶层与非工薪阶层之间的情况也是如此。第三，国家财政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资金比重较小，大量的资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行政支出上。1990年至2001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年均增速为百分之二十九点二，十二年间增长了七点三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全国有三百五十万辆公务车，一年耗费三千元亿人民币。而在2001年，用于低保的费用只有一百亿元，失业保险费只有一百九十亿元。因此，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首先是要改善国家的再分配。在最近的两年中，国家再分配有向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倾斜的迹象，但力度仍然有限。现在迫切的问题是要增加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同时需要改变目前保富不保贫的社保模式）和农村基础教育及医疗的投入。

三是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主要体现在劳资关系上。资强劳弱是世界上一种普遍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在目前的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劳动者掌握的资源很少，尽管人数众多，但他们的声音很难在社会中表达出来。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涉及劳动者利益的时候，往往要靠政府和大众媒体来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的声音是很微弱的。因此，要建立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形成一种相对均衡的劳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