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思想

宪政思想（共12篇）

宪政思想 篇1

钱端升 (1900-1990) , 我国著名的法学家、政治学家, 政法根基深厚, 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主要起草者, 北京政法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前身) 的第一任院长。他曾赴美留学获得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归国后, 他为中国的宪政建设做出了贡献, 曾著《比较宪法》。陈夏红博士曾写书中评为“民国时期消失的法学家”。

一、钱端升的宪政观

(一) 钱端升的宪法观

在民国时期宪法的制定过程中, 钱端升主张缓宪论。其与梁漱溟等人认为“宪法乃不急之务”, 由于受社会历史、文化、现实等的影响, 中国不能像西方一样即刻实现宪政。宪政是西方国家长期演变自然地过程, 实行宪政, 临摹西方的立宪模式会受到中国文化背景的制约。英美的宪法无一不是建立在长期的经验基础之上的, 所以钱端升认为“成功的民主宪法皆先有民治而后有宪法, 限于民治的宪法皆为失败的宪法。”此外, 钱端升不主张仅以立宪就能实现民权, 他认为在民族危亡之际, 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 培养国民的民权意识。在宪法的制定方面, 他认为中国在没有法制环境的背景之下, 比之建立一部法律, 不如先建立一部规约政府的组织法。显然, 虽然钱端升深得西方民主的精髓, 但其认识到中国实现宪政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务实性的原则, 以及强调宪法的实现可行性, 当时的制宪背景下都是难能可贵的。钱端升在历次宪法的起草与制定中均有所建言, 主张主权在民, 尤其注意人民民主, 这在其《民国政制史》中即有体现。他与当时的王世杰等都积极为中国的民主献言献策, 为宪法的制定与完善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 钱端升的人权观

钱端升关注人的基本权利, 积极主张人权入宪, 在其西方学习的时候就对于人权有较深入的研究。其认为在人权与具体学科的关系中, 宪法与人权关系密切且最直接。在他的比较宪法研究中他列举了个人在现代宪法中所能容忍的权利与自由。他主张人权入宪, 不仅可以规范立法者、行政者, 而且即使没有其他法律补充, 通过人权入宪也可以保障人权;此外可以纠正以往对人权的轻视, 培养公民人权的宪政观。在人权的内容方面, 他不主张区分人权的种类而入宪。在《五五宪草》与期成宪草的制定过程中他均主张保障公民权利, 实现人权。在人治与法治之中, 他主张制定法律, 制度化以实现法治, 他还相当注重法律人才的培养。钱端升在《民国政制史》中详细记载了民国时期从中央到地方、从民国初期到民国晚期、从文本到实践的宪制实行情况, 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于人民权利的关怀。

(三) 钱端升的比政府研究

五四运动后, 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在中国得到了较广泛的传播, 1920年中期回国的钱端升正好赶上这种政治潮流, 他和王世杰等一些政治学者一样, 将注意的目光投向宪法, 对新兴的民治政府进行比较研究, 希望从学术的角度为国家的政治建设提出忠告和建议。他将自己的学术观点表达在了1920年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 他发表的文章都是关于宪法的问题。20年代末30年代初, 钱端升的研究重点在与德国政府, 对于崛起的法西斯主义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民主与独裁的讨论也较为关注。

1936年, 钱端升的研究重点开始转向中国现代政府。在此期间, 其与同事合力完成了《民国政制史》。但钱端升个人的主要学术著作均是在清华期间撰写的, 如《德国的政府》, 《法国的政府》。《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体现了钱端升在比较政府方面的研究方法, 他不仅从公法形式上研究政府的制度构造, 而且注意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可见钱端升并没有承袭德法学者单纯的公法研究路径, 其方法并不等同于个别学者所说的“法律形式主义”。可见钱端升将法国政党在法国政治中的作用与影响看得更为重要:“如果欲明了法国的政局, 我们只有仔细探求各领袖的政治主张。探求他们的政治主张, 方能懂得党派的形势。了解党派的形势, 方能认识法国的政局。”

二、钱端升宪政思想的评析

钱端升的宪政思想受到其在哈佛留学期间法律政治学的影响, 其重视人权, 提倡宪法的经世致用, 注重民生, 主张将宪法的民主思想与中国实际结合。他开创了将政治学研究与宪法研究结合的先河, 注重实践的比较宪法的又独树一帜。虽然他的宪政思想无可避免的带有特定时期的历史印记, 但是他们这批法学家却是推动中国宪政进步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虽然现在对于钱端升等民国时期的法学家研究不多, 但研读他们的思想, 体悟与更进法律思想先辈的理念, 是法学思想史研究所必要的。

参考文献

[1]钱端升.比较宪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2]钱端升.民国政制史[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3]钱端升.德国政府[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5.

[4]殷啸虎.近代中国宪政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宪政思想 篇2

[内容提要] 作者比较了中西方学者关于宪政概念的各种论述，提出了宪政的定义为：宪政是以宪法为起点、民主为内容、法治为原则、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和政治过程。并辩证地分析了宪政与宪法、宪政与民主政治、宪政与法治、宪政与人权的四对关系，指出了宪法是依赖宪政来得以实施和维护的，宪政是判定民主政治的基本标尺，是实现法治的基本依托，是法定人权向实有人权转化的关键环节。

一、宪政的概念

“宪政”（Constitutionalism or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与“宪法”（Constitution or Constitutional Law）[1]一样，均是舶来品。[2]从英文词源上看，宪政与宪法有不解之缘。从历史渊源上考察，古希腊最博学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交替运用宪法、宪政、政体等语词，在他那里，宪政与宪法的含义并无二致。他主张用宪法的形式限制整个国家的结构，规限城邦“最高统治机构政权的安排” [3] .到了近代，宪政与宪法的含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而且，就其科学内涵而言，近现代宪法与宪政的概念与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宪法、宪政均有实质上的不同。那么，近现代意义的宪政到底具有什么涵义呢？中外学者对此解说不一，下面分别予以评析。

（一）西方学者的宪政概念

西方学者关于宪政概念的阐述相当丰富，按分析的视角和侧重点来概括，有如下几种：

1.从立宪政权（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所包含打的要素来阐释宪政。认为真正符合实际的立宪政体应包含的要素有：（1）程序上的稳定性；（2）向选民负责；（3）代议制；（4）分权；（5）公开和揭露；（6）合宪性。指建立了违宪审查机制。[4]

2.就宪政从制度上作出的安排来说明宪政。印度德里大学历史学教授、英国剑桥大学南亚研究员雷乔迪休里（T.Raychauduri）认为，宪政是一种制度安排和较好的政治条件，诸如公民基本权利宣言，普遍、平等、秘密的选举制，分权与制衡，代议民主制，多党制，两院制，联邦制，司法独立制等。[5]

3.以宪法对政府权限的制约来阐明宪政。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雅施。盖伊（Yash Ghai）理解的宪政制度是“政府和立法机关的权力由宪法界定和限制，宪法享有基本法的地位以及拥有通过不同形式的司法审查实施这些限制的权威，这种司法审查可以经由任何感到其受到了法律或行政行为的侵犯的当事者的`请求而开始。行政行为的权威，即使是总统的行政行为，也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总之，法律必须为对所有的人提供平等对待。”[6]

4.以宪政蕴涵的法治要义来解释宪政。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丹。莱夫（D.Lev）认为：“宪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即限制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宪政的出现是与约束国家及其官员相关。”但他认为宪政比“法治”、“法治国”更抽象，它意味着“受限制的国家（Limited State），即官员的政治权力受可知的既定法律的约束。宪政概念至少假定国家和社会是有区别的甚至是对立的，没有这种区别和对立，就没有必要给国家设立法律程序。”[7]

5.从宽泛的多视角认识宪政。卡尔。J.费里德希（Carl J.Friederich）认为“宪政是对政府最高权威加以约束的各种规则的发展，成为一个主导的历史力量。这个概念有时意味着一套基本的和稳定的规则的发展，它规定了权力的分离。或者意味着规则的另一种发展，即以特殊的方式保护人民不受统治者的伤害，如美国的‘人权法案’。这些含义中的每一个都抓住了它的某一个方面”。[8]

6. 较为全面、综合的解释是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主席凯茨博士（Dr.katz）介绍的一个关于宪政定义的共识：（1）宪政是由一组用于制定规则的自足或自觉的规则构成的，即宪法是“法之法”；（2）宪政是由意识形态和文化决定的一系列特殊道德观点，如尊重人的尊严、承认人生而平等、自由并享有幸福的权利；（3）任何有意义的宪政概念必须考虑到“合法性”（国家权力、公共政策和法律的合法

试论宋教仁的民主宪政思想 篇3

[关键词]宋教仁；民主宪政思想；评价

引言

辛亥革命彻底颠覆了清王朝的封建帝制，建立中华民国。成立中华民国之初，革命党人和原立宪派阵营，以民主共和的法治国家为共同理想，提出了自己的建设国家方案，并建立政治党派争夺政治权力，以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宋教仁便是这些著名的政治人物之一。

一、宋教仁民主宪政思想的形成

（一）宋教仁其人

宋教仁（1882-1913），字钝初，号渔仑，湖南桃源人。1899年入漳江学院求学，热爱政治、法律、地理诸学科。1903年进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学习，逐渐萌发了革命思想。1904年与黄兴、刘睽一同在长沙建立华兴会，7月在武昌组织科学补习所，11月与华兴会成员密谋在长沙发动反对清朝统治起义，由于事情走漏风声而逃亡日本，进入东京政法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让宋教仁产生很大兴趣的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政治学说。他高度赞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和议会民主政治，这对他民主宪政思想萌发起了深远的影响。

1905年，宋教仁创辦《二十世纪之支那》，广泛地阐述了他的反清理念和民主革命思想，同盟会成立后，宋教仁成为《民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1910年在上海他与于右任一起主编了《民立报》，撰写了不计其数的时政评论文章，驳斥封建专制统治的清政府的卖国罪行，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阴谋。宋教仁的宣传工作不仅大大地促进了清末的反清革命运动，也还极大地丰富了他的政治思想，其民主宪政思想也初步得到了发展。随即而来的是武昌首义的爆发，后起草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人民的民主权力及共和国政权的设想，宋教仁的民主宪政思想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912年元旦，以孙中山为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了，宋教仁担任法制局长，在宪政、法制方面宋教仁作了大量的工作，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体、组织形式作了十分明确的规定，最终确定采取资产阶级共和政体“三权分立”，“代议政治”的原则。直到此时，宋教仁的民主宪政思想已经逐步趋向成熟。

（二）宋教仁民主宪政思想的基本理念

宋教仁生活的年代，既有腐败的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又有列强的粗暴侵略这样的内忧外患，中国面临民族和社会双重危机。这个时候宋教仁虽然己经接受民主共和思想，但他的思想尚未成熟。

宋教仁于1904年抵达东京，创建出版刊物，作为革命运动宣传造势的前沿阵地，还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发表在《二十世纪之支那》、《醒狮》等刊物上。他倡导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已经开始使用民主宪政的许多地区原则来给予意见和阐释问题。

同时宋教仁打破封建君主专制，旨在中国建立起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他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崇拜者，他坚定的认为，只有清朝统治被推翻之后，才能够建立民主共和的“三权分立”。“今后吾国政治变革，其结局虽不可知，然君主专制政体，必不再许其存在，而趋于民权的立宪政体之途，则国事所必至者”。

二、宋教仁民主宪政思想的内容：共和政体的初步设计

（一）《鄂州约法》：三权分立的构想

建立资产阶级民国共和的政体随着武昌起义，清帝逊位，逐渐变成人人心之所向。由于民国选择了宪政体制，那么实施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力就变成必然要求。但“三权应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之关系与权限又应如何规定？”就成了创建政权的革命志士面临的最为棘手的一个问题。在这方面，宋教仁有深刻的了解，无疑最能体现之的一定是武昌起义胜利后，为组织临时政府他起草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

《约法》除对人民自由民主权力的规定外，更为重要的是约束了都督、政务委员、议会、法司的职责和权力，反映了“三权分立”的原理。《鄂州约法》表现了他对于“三权分立”这一政体的大致理解，宋教仁民主宪政思想萌芽的标志，为日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提供了模板。

（二）责任内阁制与总统制的比较

中国的武装起义革命形势随着武昌首义的成功迅猛发展，各地的军政府继而不断成立，组建全国统筹的中央政权已是大势所趋。

1911年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采纳总统制统治模式，但宋教仁主张采取责任内阁制。

首先宋教仁希望通过内阁制可以对袁世凯总统权力加以限制，另外宋教仁和 孙中山对民主宪政的理解不同：美国是总统制，总统并不是议会选出来的，权力十分厚重。法国则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内阁制，各个部的部长对议会两院负连带职责，总统的政令须经一名部长副署，但全体文武官员由总统任命。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体制不断的演变，总统的权力越来越小，并最终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内阁制。

革命胜利组建新政权以后有战功的军人会实施军人统治，成为宋教仁最担心的事，所以他要实施议会政治，选择受议会制约较大的内阁制。

综上所述，宋教仁的政体方案大体为：强调议会的作用，议会的多数党领袖担任内阁总理，由总理组阁，内阁对议会负责。总统就像英国国王没有实权，只是有较高地位和荣誉的国家元首。

（三）宋教仁的政党政治思想

作为西方宪政运动的产物，政党政治有着其重要意义。宋教仁在中国所推行的政党政治的模式就是建立和欧美国家一样的共和政体。

在宋教仁看来，一个政党应具备两项基本内容：第一、它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国家政权；第二、由掌握国家政权的政党的政见来决定国家政策。他对政党功能的基本认识：是在民主制的国家里，人民的意志决定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投票选举是人民表达意志的方式，政党正是这种民主选举的必然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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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政党政治理念的另外观点是他关于革命党与“革命的政党”的辨别与区分。宋教仁认为，革命党是一个团体并非一个政党。在同盟会改组完之后，宋教仁就将同盟会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破坏”作用和民国未来和平时期的建设作用区分开来，并要求资产阶级同盟会从“革命党”往“革命的政党”进行转化。宋教仁强调：“以前，我们是革命党，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我们是革命党政党，是公开的组织。他清晰地阐释了二者在本质上的不同：即革命党作为一个反对现有的政治制度的团体，只能采用粗暴的、秘密的行动方式；然而政党作为一个认同并维持现行制度的团体，它活动是采取公开的、和平的和有序的方式。

（四）《临时约法》：宋教仁宪政思想的集中体现

《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共和宪法，《临时约法》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1912年3月8日，临时参议院表决并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最集中的特点就表现在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即为“采法国制，参议院为最高之机关，而国务院为责任之实体”，这一特点充分彰显了《临时约法》对宋教仁的理念从最初被拒绝到最后的接纳。《约法》共分总则、人民、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院、法院、附则七章五十二条。《临时约法》还规定：“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院、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并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原则。立法制约行政，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干涉”，这充分显示了三权分立的体制。

《临时约法》清晰的体现了责任内阁制下临时大总统权力的弱化，即为参议院扩大了对临时大总统权力的制约范围，增加了弹劾权；国家主要的行政权集中在国务院而不在大总统；严格的修改程序，也防止了袁世凯擅自修改《临时约法》。这样革命党人把所有希望寄于一部“临时约法”，希望其能防止袁世凯独裁，并且巩固他们的革命果实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临时约法》的这一特点，也印证了著名历史学家顾敦蹂先生所说：“因人立法，盖有不得已之苦衷在也”。

除了改总统制为内阁制以外，《临时约法》还明确了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些规定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宣称的民主精神，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華民国临时约法》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颁布的第一部具有比较完备形态的临时宪法，展现了资产阶级的意志，并由此打开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新局面，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我们可以这样说，《临时约法》的起草和颁布实行，标志着以议会政治为基础的宋教仁模式理论框架的最终确立。

三、宋教仁民主宪政思想的评价

（一）宋教仁的民主宪政思想的积极意义

以组建资产阶级政党和责任内阁制所与封建势力进行抗争，试图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制度，是一个渐进的符合历史趋势的进步行为。因而，他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进步意义是非常显著的。

1、反对封建主义，促进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发展。

宋教仁极力地维护资产阶级共和制，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主张实施责任内阁制，以抑制袁世凯专断独裁。他的最终目标，就是在中国“完成其立宪政治”。

2、提倡积极参政，启迪了国民政治觉悟。

宋教仁提倡每一个中国人民担负起公民的职责，积极关注和参与到国家政治中来。这些思想无疑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影响深远。

3、为后继者政党理论与实践提供了经验教训。

近代中国，爱国志士大多移植西方政治制度，其结果基本上以失败告终。这些在西方大显神威的政治制度模式，进入中国以后都难以为继。然而，人们的政治实践水平在吸取以前失败的经验教训后不断提高。因此，社会才能不断在颠簸中前进，历史才会曲折的发展。宋教仁主张的民主宪政的失败，令后继者逐渐意识到，在中国这些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在中国统统行不通，从而激励人们继续探索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二）宋教仁的民主宪政思想的消极意义

宋教仁的人生最后在一场人生与政治的悲剧中谢幕了，除了时代的客观条件的限制，其思想也存在着很大局限性。

1、宋教仁对中国的国情认识不够深透。

宋教仁盲目相信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在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后，革命派既不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又没有掌握军队指挥权，完全基于政治观点与袁世凯抗衡，进行议会斗争。他缺乏对中国特殊情况的认识，忽略了中国政党政治尚未付诸实践的现实情况，忽视了中国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没有改变这些直面的国情，只是一味的对西方的抽象原则和简单的制度进行学习模仿，执行政党政治方案。因此，宋教仁的民主政治的理想也就无法实现。

2、宋教仁希望建立资产阶级的善良政治，革除一切腐败的社会现象，但却没有以武力做后盾，而是采取温和的政治斗争形式。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凭借武力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他们所信奉的是：“乱世以兵为先，无论何种德望、学识，一至彼时，均不足为资格，惟有兵权乃为资格。”因而，袁世凯本就不把国会放在心上。宋教仁过分信赖宪法的作用却对袁世凯的真面目缺乏清醒的认识，错误的以为中国已经进入了民主宪政时期，妄图通过议会斗争限制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希望通过选票来获得实际政权，这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两面性。

四、结语

总的来说，宋教仁所追求议会政治的想法在当时的情况下是进步的，他是一个引领历史潮流的先驱，是一个极具历史责任感的革命者，一个资本主义政治造诣十分深厚的政治家，一个影响一代人的领袖，一个始终坚定自己的政治抱负的爱国志士。然而不幸的是，宋教仁在他年轻的三十一岁时就为了理想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成为一个失败的标志。也许相比较他个人的死亡，他更不希望看到在他之后的人们很少能够继承起他的精神与信仰，并为之努力，从此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以“枪炮”为话语权的时代。

参考文献

[1]陈旭麓.宋教仁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18，253.

[2]陈旭麓.宋教仁集（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748，281，490，747，456.

[3]孙中山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35.

[4]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5]刘景泉.《宋教仁与民国初年议会政治》，河北人民出版社

[6]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M].台北：文海出版社.136.

[7]陈旭麓.国民党沪交通欢迎会演说辞.宋教仁集（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459.

宪政思想 篇4

一、宪政的三要素

宪政的三要素是自由、民主和法治:自由, 也即“人权”, 指宪政根本目的是保障个人的人身自由权利、政治自由权利等各项权利。民主, 就是“权力属于民众, 少数服从多数”, 其所指出的是权利的归属和行使规则。法治, 即依法治国, 指国家权力的运行, 政府及个人的行为都遵循法律的规定, 以法律作为社会运行的最高行为准则。这三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有机统一于宪政这一政治状态之中。

二、西方现代宪政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20世纪, 西方诸国由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 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日趋激烈, 各种法学思潮和法学流派兴起, 尤其是以美国庞德为代表的社会法学派和实证学派的影响不断扩大。西方国家再一次掀起了制宪高潮, 仅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28年的十年间, 就产生了二十多部宪法。这个时期代表性的宪政学家主要有伯林、阿伦特、哈耶克、罗尔斯等, 他们在全球化及世界史的语境下, 不断从西方文明史的历史深处去挖掘民族国家以及后民族国家时代急需的宪政资源。

三、现代宪政中的自由、民主和法治思想

(一) 自由思想

1.对人权的保障

《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人权和基本自由欧洲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公约》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等一系列国际性人权公约, 已经成为公认的人类道德标准, 使人权保障获得了国际法意义上的支撑。有些国家奉行“福利国家”政策, 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社会福利、社会教育、社会保险等法律, 基本构成了社会人权立法的完备体系。

2.自由的公众舆论

公众舆论首先是一个政治范畴, 它不仅流淌于公众之中, 更是牵系着“公共事务”。在19、20世纪的科技使近、现代传媒出现之后, 自由的公众舆论更是市民社会的利益及意愿多元化的公民们形成公意进而赖以达成政治共识的重要渠道。在这个时期, 西方各国以法律制度尊重和保护自由的公众舆论, 拓宽公民的自由表达空间。

(二) 民主思想

1.“全民公投”

20世纪后期, 西方宪政生活更趋民主化, 人民主权开始诉诸于直接表达民意。“全民公投”是人民直接参政的重要形式之一, 人民通过直接投票对诸如创制宪法、议会的去留、政府的基本政策以及与外国建立重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关系等关涉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进行裁断。

2.确认国家主权的相对性

国家主权的相对性体现在:一方面, 国家主权大都在宪法上设置归于人民, 不得侵害私人权利领域, 因而它的范围是有限制的。另一方面, 传统的绝对主权原则已受到限制, 强调国际间的相互合作, 遵守国际条约和惯例。不少国家宪法规定, 为了保卫和平和实现国际合作等目的, 可以在国际交往中限制或转让本国主权。

(三) 法治思想

1.宪法至上

始终贯穿“宪法至上”的理念, 维护宪法的权威。法国1958年宪法规定设立宪法委员会的机构, 以事先审查议会立法的方式, 履行违宪审查的职权。美国赋予联邦最高法院以事后审查的方式, 执行违宪审查的职能。德国则于1951年建立了独立的宪法机关—联邦宪法法院, 以防止滥用宪法并解释宪法, 即确立了具有德国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

2.行政权力的加强

这个时期西方各国的议会主权受到削弱, 行政权力不断扩大和加强, 行政干预立法、授权立法或委任立法日益增多, 国家政治活动的中心由议会转向内阁, 三权分立原则已被突破。法国1958年宪法将议会制共和国改变为半总统制半议会制共和国, 总统成了国家机构的核心;英国国会的黄金时代早已成为昨日黄花;而美国总统颁布的行政命令就是法律;联邦德国基本法开拓性地确立了有关政党的组织活动原则, 将政党确认为宪法机构。这些对于发展和改革西方宪政, 具有深远的意义。

3.地方自治权的保障

西方国家除美国外, 大都呈中央集权而地方政府“弱权”的政治势态, 尽管在宪法上也承认地方政府的独立地位, 却鲜有具体而有效的宪法保障措施。1985年《欧洲地方自治宪章》及《世界地方自治宪章》通过后, 地方自治或地方分权的积极价值才受到西方各国认真地对待, 并被确立为宪政国家不可或缺的支柱性制度之一。总体而言, 现代西方国家都从人权保障和人民主权实现的角度, 重新凸显地方自治或地方分权的主题。

4.“司法国家”

西方各国大都认同作为法院裁决具体案件的规范性前提必须符合宪法, “司宪机关”有权监督议会的意志即立法是否遵循宪法的意见, “司宪机关”亦相应地成为宪法“统治”民意机关的常设机构, 根本上消除了立法权实际上高于宪法的“权大于法”之人治因素。这样一来, 一切政治问题都可以通过“司宪程序”的方式而得以终极地解决, 民主国由之升华为名副其实的宪政国, 成为“司法国家”。

结语

自由、民主、法治等思想的火焰, 燃烬了愚昧和不公, 涅槃出西方民主宪政的丰硕成果。我们这个时代艰巨的宪政任务是宪政建设的功能定位与政府执政理念和制度安排中的价值取向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从西方现代宪政思想中不断汲取能量, 强调宪政与法治建设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价值与意义, 自觉地使宪政建设与现代化进程有机地融为一体, 使我们的社会发展蓝图在宪政框架内积极稳妥地变成社会现实。

摘要：以宪政三要素“自由、民主、法治”为视角, 对现代代表宪政学家们思想学说的梳理与阐释, 总结出西方现代宪政思想的内在理路、构成核心与合理内涵, 重点论述西方现代宪政思想中所蕴含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精髓。

关键词：西方现代宪政思想,自由,民主,法治

参考文献

[1]何华辉, 李龙主编.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宪政建设[M].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2]白钢, 林广华.宪政通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3]贺卫方.宪政三章[J].法学论坛, 2003.

[4]黄基泉.西方宪政思想史略[M].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4.

现代宪政的起源 篇5

宪法通常被定义为描述政府形式及规制政府行为的规则之总体，不论这些规则是成文的还是非成文的，是以法律的形式还是以法律之外的形式。这当然是个不错的，也很简明的定义。但在更严格的意义上，宪法这一名称不仅描述政府的形式而且――至少在其每日之治理中――要限定其职权。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对这种限定做了论述：“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义，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1(见中译本《联邦党人文集》(第49篇)P264，不过据达尔的看法，此篇为麦迪逊所作，见《民主理论的前言》中译本P16――译注)

我们将这些“辅助性的预防措施”称为宪政。宪政的传统起源于古雅典，到今天为止，其历史是漫长的、时常被打断的，也是参差多样的。宪政的制度设计包含两种原则：“权力制衡”的原则和法治的原则。针对可能的因政府权力越界对公民基本利益的侵害，基于两种原则中一种的制度安排被建立起来。大部分制度安排基于“权力制衡”的原则，此原则对立宪者可以说是一尊膜拜的“神”。此外，存在一种关于法律的理念。从“法律是行为的规则”这个命题可以得出两个推论：法律是普遍的和可以预见的。为贯彻这一理念，引入了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的原则，以下还将论证，司法审查的原则很大程度上也依据此理念。

在人所珍视的根本利益中，财产占据显著地位，很自然地，“辅助性的预防措施”通过其制度安排，必须致力于保护财产权。在古代世界，有产者依靠“共和政制”保护其财产不受无产者的侵犯;在中世纪，有产者主要依靠“王政”保护其财产不受皇权的侵犯。但宪政还同样保护其他利益。在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存在一种制度安排以保护民主制不被僭主制颠覆。在17世纪的英格兰，现代宪法创立之开端期，保护良心自由则是制度安排的首要考虑。18世纪的美国宪法则对如何保护被控有罪的人给予了极大关注。

“立宪”最早出现在古地中海世界，那时部落组织已衰落，穷人和富人的冲突成为政治中的主要问题。梭伦也许称得上是第一个“立宪者”。普鲁塔克如此描述他在雅典的立法：“为不让所有重要职位被世袭权贵把持，梭伦以财产数量来划分公民等级，目的是要给予平民参与分享政府职位的权利，在此以前他们是被剥夺了这种权利的，”1这种做法是按财产多少授予相应的担任政府职位的权利，但不适用于“公民权”的取得，因为公民权是保护所有阶级利益的手段。

两院制的制度是古典时期的另一发明。雅典的“最高法院”和罗马的“元老院”，在帝国的创立期，主导着外交政策并与“平民院”分享对国内事务的权力。西塞罗在罗马的“元老院”自身中就发现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因素的.结合，这种结合能满足两种政治的原则。2

不过民主雅典的制度安排是最精心构造的。在主张寡头制的“最高法院”被剥夺了政治权力后，雅典人最关心的是如何保护民主。在德摩斯梯尼时代，普通法院(theHeliaea)的陪审员必须宣誓：“我据雅典人和五百人大会制定的法令作出裁决。我决不投票赞成僭主制和寡头制。任何人妄图推翻雅典的民主制或发表任何对抗民主的言论和提议，我决不顺从。我决不允许废除私人间的债务关系，反对对属于雅典公民的土地和房屋的再分配。对判处死刑的人，我决不将其改判为流放。居住在雅典的公民违反雅典人和五百人大会制定的法令时，我自己决不做驱除出境的判决，也不能影响他人作出此类判决。?quot;3

此外，每个雅典的公民会宣读此誓言：

不管是谁若妄图推翻雅典的民主制，或妄图在民主制被推翻后担任公职，或妄图成为僭主或试图帮助建立僭主制，我都要据我的能力，用我的选票和我的双手，用言辞和行动，将其杀死。如果别人杀死了此类人中的一个，我认为他在神和上苍的眼中是无罪

宪政的内涵 篇6

宪政(constitutionalism、constitutional politics)也叫“民主宪政”、“立宪政治”、“立宪政体”、“宪法政治”。对什么是宪政的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人认为，“所谓宪政，就是以一部体现民主、人权和法治精神的宪法为治国的根本大法的制度”；有的人认为，宪政指法律化的政治程序，即限定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有的人认为，“宪政是这样一种理想，正如它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个人并向个人授予权利一样，它也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政府并向政府授权”。综上所述，宪政是民主政治，是体现人权保障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它表现为宪治，即依宪法治理国家。这也是依法治国的核心。

宪政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宪法的权威高于政府的权威，政府只能根据宪法的条款进行统治并且受其限制，即宪法规范具有至上性。因为宪法规范的至上性原理是人类在长期的实践经验中寻求的具有理性基础的原则，体现着立宪主义的基本精神。第二，宪法规范下的政府在本质上是自由式国家的最小的政府。公民同意建立政府并同意受其统治，仅仅是为了保障其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以及其他权利，政府在社会生活中充当的只是守夜人的角色。当政府施行暴政时，人们可以反抗政府以保护个人权利。第三，权利是人们生来具有的，其先于宪法、社会和政府而存在。法律只是在描述权利而非创造权利，政府的权利来源于人们的权利。第四，宪政是一套制度设计，政府受到限制并必须通过建立相互制衡的合理的分权制度来行政。因为法律对权力的限制依赖于权力对权力的限制。考察各国历史和现状可知，在只有法律而没有权力之间相互制约关系的社会中，公共权力基本上是不受限制的。说到底，法律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强制性力量，虽然它常常通过诉诸伦理或宗教原则而获得力量，但是，由于伦理信念和宗教意识的多样化，仅仅依赖于信念或信仰还是不够的，法律必须依赖国家权力作为自己的后盾。

对以上进行归纳可以发现，宪政意味着有限政府、保障人权、权力分立、法治。宪政的这些价值有其深厚的文化渊源。

宪政思想 篇7

事实上,宪政是西方社会的产物,是一种为了实现保障人权终极价值的制度。民国时期,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把宪政理想作为毕生的追求,如:胡适、张君励、罗隆基以及萧公权等。他们为了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结合中国政治的现实,表达了自己对宪政的理解。

一、民国时期宪政思想及中国化路径

1.民国初年晚清宪政思想。19世纪,一些新儒家学者围绕着封建制和中央官僚制进行了很多的争论,他们把认为王权是代替上天向人类传达旨意。90年代,康有为受到佛教和西学的影响,把晚清各个主要的思想流派融合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宣称儒家思想的核心是经世理想,为了实现经世理想就要对制度进行改革,给自己“改制”理想赋予了近代制度改革的名义。而梁启超受西方的影响更大,继承了他老师“三世六别”的观点,指出“既及其世,不能阔之。”只有利用西方的政治经验才能进行中国政治的革新。“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2]康有为和梁启超认为中国当时的历史阶段中,首要的政治目标就是富强理想,赞成西方进步历史观和制度改革。梁启超还指出国会能够帮助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沟通。他把民权思想看成了是启发中国集体活力的工具,能够推进国家的团结。由此可见,梁启超认识到法律的社会意义。而王韬则期待政治制度,主张君民沟通“,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他羡慕议会政治,认为这种政治制度促成了统治者和人民的紧密团结,推崇君主和人民分享权力的政治制度,称赞西方议会制度的作用。1905年,梁启超发表了《开明专制论》声称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不适合君主立宪制,还不具备运行君主立宪制的先决条件。在他的思想中,开明专制是在为中国寻找药方,是国家的理性。但是,他不久又参加发动了1906年的立宪活动。而由于清政府的专制,维新运动失败了,自此人们认清了清政府的专制本质,掀起了辛亥革命。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维新派虽然想通过君主立宪达到改革的目的,但是君主立宪制并不像他们想象的取决于君主的开明仁慈,他们并不懂君主立宪之政治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内蕴。

2.孙中山宪政思想。1903年,孙中山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三民主义思想。1905年10月《民报》第一次发刊词将孙中山的主张归纳为“三民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3]在孙中山看来“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民族主义要从与生俱来的“种姓”出发,“异种残之,外邦逼之”要求民族独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但是,仅仅依靠民族主义也是不能解决君主专制政体的。“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民族主义是不允许别族来抢夺本民族的政权。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也达到了“破坏”旧政权的目的,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辛亥革命之后,我国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出现了政治和政党等政坛新气象,建立了中华民国。从1906年到1924年,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论”侧重于“人民有权”。他主张不走三权分立的老路,不重蹈西方代议政治的覆辙,发明了“权能分治,以权制能”。认为只有利用“五权宪法”组织政府,才能形成完全的政府及政府机关,即:五权宪法。孙中山强调政府五种治权之间的分工合作,人民和政府之间不存在相互制衡的关系,政府权力要受到民意的制约,人民可以控制政府,但是人民对政府具有支配的地位。1906年秋冬,孙中山指出要想建成和完善民国,就要分三个时期进行。即:军阀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其中军阀之治为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时代;约法之治则是军政府总揽国事的时代;宪法之治是国家机关分掌国事的时代。民国初期,孙中山信奉自由主义宪政制度,主张效仿西方的政党政治,把国民党建成西方式普通政党。直到反袁失败后,孙中山面对北洋军阀的武力政治,开始清除自己思想中的自由主义成分[4],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策略,从而形成了自己晚年的开明专制论。受到孙中山宪政思想的影响,民国时期揭开了实质意义上的宪政运动。

3.自由主义宪政思想及其影响。1929年,国民党发布了一道《人权与约法》,但是这个《约法》并没有禁止官方对人权的侵犯。因此,胡适针对这一个命令,发起了“人权与约法”的争论,成了向人民介绍人权思想的阵地,认为要“要制定一个中华民国的宪法”,才能真正保障人权“,至少也应该制定所谓训政政府时期的约法”,才能改变人民对人权无知漠视的心理状态。并且他还认为,为了使保障人权成为可能,只有使自己养成尊重他人、爱护自己的习惯。而罗隆基则对人权问题进行了一个表述,发表了《论人权》一文,并且诠释了人权的“成我至善之我”。在罗隆基的人权观里,个人的人权和他人的幸福具有紧密的联系。另外,张君励宪政思想的核心也是保障人权。认为在人身、信仰以及言论结社中“,人权是宪政的基本,人身自由是人权的基本”。1933年,国民政府公开征求全国国民对宪法草案的研究和批评,但是人们从根本上没有对宪法产生信任的心理。因此,胡适指出政府要严格遵守法律。而罗隆基则在制定宪法施行的细则上,希望国民政府借鉴英国法治的长处,指出要在“防止侵犯”“、补救的方法”上努力。

二、民国时期宪政思想的影响

1.影响到了国家历史观。面对民族的灾难,晚清的思想家更多的是解救中国与民族危难中。以王韬和康有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首先从中国中心论中走了出来,成了民族主义者。他们的“三世”理论认为世界将大同。梁启超在继承其师的理论下,又接受了民族国家观念,逐渐正确地确立了民族国家观。随着革命派高涨的反满情绪,梁确立了自己的国家理性观。虽然戊戌维新以悲剧而告终,但是它具有一定的划时代意义。在全民族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实现了对外的国家理性,制定了“宪法草案案”,最终导致立宪失败。而孙中山通过民族主义推翻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坚持民主的国家理性。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各个宪政思想相互斗争,相互交错变奏、影响,共同演奏了民国时期宪政乐章。在近代宪政的建设中,它们举起了人权保障大旗,传播着人权自由,在制定“期成宪章”和“宪法草案案”中,进行着激烈的立宪斗争,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影响了政治实践中民主或宪政的国家理性。

2.对政治体制和政治传统的影响。从根本上讲,宪政是西方文明法律的标志物,是基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内生的一种现象,是对于自由、民主、法治等价值的体认,它赖以建立的基础是一个民族、社会对法治的崇拜和信仰。但是我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中,君主专制政体是唯一的政体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君权逐渐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礼治僵化。鸦片战争之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不但有君主专制政体,还有君主立宪等政体形式。在政治改革中,他们为了实现国家的强大和团结,通过一种公共参与的方式,引进了君民沟通。而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宪法学说,没有制衡,只体现了分工。并且在晚年的时候,由于受到北洋军阀的武力政治,他转向了开明专制上。而后来的国民党继承了孙中山的反宪政因素,同时又在此基础上,宣传西方的分权制衡思想,掀起了一次次的宪政运动,而在政治传统方面,从晚清的议会制度到孙中山的五权分立以及国民党的分权制衡,实现了权力分立的思想,从外部的政治体制到专制主体,立宪主义者展开了斗争,守护了专制利益。同时,他们利用革命的手段消灭了君主的形式,推翻了君主专制。

3.对个人权利方面的影响。从民国早期的王韬到梁启超,晚清思想家引进的是自由和权利的一种公共自由,而基于国家理性的需要,他们强调了“消极自由”对个性发展的重要意义,提倡的是英国式保守自由主义。这对个人权利来说造成了漠视和忽略,但是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必要的。民国以后,经过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自由主义宪政思想得到了广泛的重视。随着斗争不断地深入和成熟,由于强大的专制势力和人权保障的传播,立宪斗争逐渐组成了团体,针对现实专制发起了人权运动。同时在最后发展成党派和中间党派都是发生在城市中,对中国农民的影响并不大。并且由于立宪体制是舶来品,主要是坚持自由主义宪政思想的知识分子,因此,人权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找到生根发芽的土壤,传统的政治思想中并没有个人生存的空间。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的宪政思想提出了人权主张、法治观念以及宪政施行的条件,这些宪政思想为中国宪政提供了历史资源,具有深刻的启示和永恒的价值。

摘要：我国近代法律思想历经戊戌变法和清末修律,到了辛亥革命时期,新思想已经在我国被广泛传播。虽然民国时期的宪政实践在我国历史上是昙花一现,但是民初不统一的宽松状态激发了新思想,为思想提供了自由驰骋的大舞台。

宪政思想 篇8

(一) 犹太教的契约理念与忠诚

基督教起源于巴勒斯坦的犹太部落的犹太教, 是从犹太教的反对派中产生!基督教经典著作圣经包括《旧约》, 《新约》。公元前4000年的巴勒斯坦兴起了以色列——犹太民族。后来, 在民族领袖的领导下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以色列——犹太的统一王国, 但是这个民族很快就被巴比伦王国所攻破, 大部分首都居民被流放到海外。

直到在埃及他们第一个民族英雄摩西, 带领着全民族人从埃及的依附者中脱身, 在逃出埃及到达红海边上, 即西奈半岛时, 红海挡住了他们回家的路, 眼看着后面的追兵即将追上他们, 他们面临着被再次奴役的地位。这时候上帝出现了, 上帝告诉摩西, 帮助你们逃离, 你们必须答应我的十个要求!摩西就和上帝签订了一个契约《摩西十戒》, 然后红海海面就出现了一条道路, 犹太先祖顺利的走了过去, 当埃及追兵追至红海海岸时, 红海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犹太先祖重获自由, 摩西带领犹太人先祖在西奈山上向上帝保证犹太民族要终生遵守契约!

这就是后来西方人对契约观念特别重视的原因, 在基督教徒眼中, 遵守契约就是守护生命, 捍卫自由, 这也是犹太民族做生意发大财的根本!这一思想后来奠定了西方大部分人的契约观念!这也是基督教中忠诚信仰 (圣经就是契约) 即获救的渊源。

(二) 基督教的起源是从犹太教的反对派开始的

犹太民族回到巴勒斯坦之后, 开始了复国运动, 但是他们崇尚暴力, 希望用暴力复国!于是, 在犹太人中传布着一种弥赛亚的预言, 犹太人中将要出英雄的民族救主, 实现“上帝的国”, 压迫以色列的人都被毁灭, 世界各处都会有蜜、奶、酒像水一样流的丰饶境况。基督这个字, 就是希腊语中的弥赛亚, 其领袖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 在上帝的帮助下, 耶稣复活, 犹太民族再次获救!起义的余党 (即十二门徒) 还在, 他们继续宣传起义的纲领, 继续宣传起义, 宣传斗争, 号召斗争, 但是面对罗马帝国, 暴力革命那是以卵击石。运动需要坚持, 需要召募皈依者, 就要宣扬爱。宣扬上帝爱一切人, 一切信仰者皆平等, 其矛头也针对犹太教。不久, 起义纲领中的反罗马成分全被抹掉, 亦即政治成分全被抹掉, 只剩下反犹太教的宗教成分。“破中有立”, 一个新的教义系统建立起来了, 这就是基督教。

由于基督教的具有宗教的性质, 而且基督徒对上帝的崇拜达到了狂热的境界。随后, 基督教被罗马宣布为国教, 而且宗教领袖利用信仰者的忠诚, 将欧洲带进了黑暗的中世纪, 直到文艺复兴, 狂热的宗教思想才被理性主义所稀释。

二、西方宪政思想与基督教的关系

(一) 宪政思想的确立过程

从基督教的起源可以看出, 西方人对上帝很崇敬而对王权持有戒心, 这并关乎信仰。随着经济的发展, 王权不断的扩张, 在基督徒眼中王权并非神圣不可侵犯。

在宗教意识很浓, 王权不是很强大的情况下, 西方人做出了走向宪政的第一步!公元1125年, 英王约翰就被迫签订了《大宪章》, 到1689年, 英国确立君主立宪制度, 再到1787年美国宪法的颁布, 在基督教国家初步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宪政制度!有人说并非所有的宪政国家是都信奉基督教, 但是所有基督教国家都是宪政国家!

宪政思想包括自由平等, 民主法治, 人权等, 实现人权, 就首先要保障自由, 保障自由的途径就是要建立有限政府, 建立有限的政府就要实现三权分立原则!在建立宪政制度的道路上, 西方经历了以洛克, 孟德斯鸠, 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等为代表自然法思想, 使其确立了西方的宪政制度, 也确立了现代的政治文明。不可否认的是, 基督教徒们视乎找到了犹太先祖们建立“上帝的国”的道路, 也就是他们理想中“压迫以色列的人都被毁灭, 世界各处都会有蜜、奶、酒像水一样流的丰饶境况。”这也就是为什么基督教即使在现代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 西方人依旧要对上帝做“没用的忏悔”, 总统就职要“向圣经宣誓”的原因。

(二) 西方自然法思想在基督教中的体现

自由应该是每个民族都应该崇尚的东西, 在基督教的起源来看, 犹太先祖在艰难的建立了以色列-犹太民族以后国家就被侵略了, 而且侵略者将他们赶出了家园, 他们被当做奴隶流放到各地。可以说失去自由的人更加明白自由的可贵, 而且犹太先祖们一直为争取自由而斗争, 犹太先祖摩西在西奈山上承诺, 犹太民族要终生遵守上帝的《旧约》, 以感激上帝为其换来的生命和自由!基督教的教义:信仰者一律平等的获得上帝的爱和宽容!民主即由人民有权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民主的最大原则是主权在民原则。即权力是属于人民的;权力的运用是为了保障和促进人民的利益。如果权力的运用不是为了实现这一根本目的, 相反是损害了人民的利益, 人民就有权取消这样的权力。民主应该是在宗教改革中得以体现, 宗教改革就是确立了信徒独立的权利, 而不是被束缚在教会的枷锁上, 总是说民主的前提是实现和保证个人的独立, 参与决策, 并遵照法定程序进行, 这些都是源于基督教的新思想。

最后谈人权, 基督教认为, 信徒是上帝的选民, 每个人一旦出生, 上帝就赋予以做人的基本权利, 即称天赋人权。人权的主要内容是自由权和平等权。自由包括思想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平等即指任何社会成员在人格尊严和法律地位上一律平等。除了自由权和平等权外, 人权还包括生存权、财产权等。

对契约的遵守, 对法律的信仰是西方人的潜意思, 这也是基督教的最大贡献。

参考文献

[1]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M].第一章.贵州出版社, 1997-07.

[2]卢梭.社会契约论[M].中国商业出版社, 2010-10.

宪政思想 篇9

一.中国宪政的发展历程和存在的问题

100多年来中国的立宪尽管因为政权的更替和战争的发生而多次中断, 但是仍然有其独特的连贯性.清末高度集权的君主立宪, 共和初时的三民主义, 当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立宪都有共同的特征――也可以说是共同的缺陷。

1.宪法被认为是一种国家建设机制

中国100多年来的立宪过程中, 无论是早年的清末立宪, 还是今日的新中国宪法及其宪法修正案, 国家建设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甚至在2007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中也写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 应当围绕国家工作大局,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三条) , 尽管这样一个法律主要是为了人大的监督提供一个法律依据, 与经济建设并无直接关联。西方的近代立宪主义是以有限政府为核心的, 但是由于中国的立宪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 中国在100多年前引入立宪主义的目的实际上已经和西方的政治实践不一样了, 所以直到今天, 中国的宪法中仍然包含了大量为了促进国家的团结感, 归属感的公民义务性条款, 但是这也使得政府的权力更加的集中。

2.我国的宪法对于国家权力部门的关系强调协调而忽略了相互制约

分权与制衡原则是西方宪法学理论最重要的原则之一, 但是当三权分立原则被引进到中国的时候, 却被各种各样的集权与分工协作理论所代替。从最早的君主立宪的宪法观点到中华民国的总统制再到马克思主义宪法学理论所主张的政权不可分割无一例外的都在强调权力的集中。

3.宪法的设计使权利机关凌驾于公民的权力之上

西方的宪法观念来源于自然法的观点-权利是人生来固有的, 在宪法中规定权利是为了抵抗政府权力的滥用。但是中国的宪法传统中都认为个人的权利是来源以于国家的权利, 必需服从于国家权利, “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成为社会主义的生活信条, 甚至于以是否符合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来确定个人利益的合法性。强调统治权之间的协调关系, 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的统一性以及国家建设的需要就共同的指向了一个权力集中的政府。

但是从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在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改革不可避免的对于国民的其它各个领域产生极大的影响, 政府也必须不断的调整自己, 人民代表大会系统正在努力强化其作为最高国家权利机关的地位;中国先后通过的《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复议法》.《行政监察法》使得依法行政能够落实到实际, 行政诉讼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定了对于政府的违法, 突破了传统。

二宪政改革的反思

中国正在推行的司法改革肇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 至今已有约二十年。这二十年间, 在不断推进司法改革进程的同时, 针对司法改革的目标、意义、原则、程序甚至司法改革的合法性等诸多热点问题, 人们也纷纷置喙其中, 见仁见智,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法治发展道路来看, 虽然强调人民对政府的参与和监督, 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立法以内部监督为主要方式, 通过法律的监督显得比较缺乏;政府的透明度还不够;公民诉讼参与监督的机制不健全等等。

在我国, 无论是为民主还是为法治, 都应该着力发展开放社会与责任制政府尤其在当今全球一体化时代背景下, 以中国传统司法与西方司法模式两个方面为参照, 来探索中国的宪政改革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在中国的宪政改革一定要在中国的国情背景下否则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给我们提供的理想图景, 将会导致理想和现实的脱节。中西法治制度构建的历史起点, 环境决定了政府职能与司法技术的不同。从长远来看, 中国的司法制度和司法技术会呈现出西方化的特点, 但是其始终要受制与中国的国情。

现在的中国已经没有了近现代的内忧外患, 应当较之以前更理性地对待“中西”, 重构中国司法改革的模式。在当今法律的全球化背景下, 我国进行司法改革, 固然要以借鉴西方司法模式为主体, 但也必须尊重传统, 因为司法改革不能完全脱离传统司法的土壤, 移植西方司法模式也要使移植来的“供体”适合中国的实际, 防止因水土不服而难以“成活”, 于是必须对其进行适当的“本土化”处理, 使其与“受体”相一致。而要“本土化”就必须先了解“本土”, 中国司法的本土便在于传统中国的司法。

中国宪政体制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法治的统一和法律冲突解决的问题, 尽管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法律, 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通宪法相抵触”, 但是由于形形色色的国家机关都被赋予立法的权力, 同时中国没有违宪审查制度。目前我国的法律冲突主要以这几个原则来作出解决:1.新法优于旧法原则, 这也是各国目前普遍采用的冲突原则;2.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原则, 在美国和加拿大称为“中央立法优先”;3.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

尽管存在着上述冲突解决原则, 但是中国的法律冲突仍然不端的困扰着立法者和国民, 这些问题包括:1.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的规章冲突没有管辖权, 但是审理案件的前提确实必需先解决这些纠纷, 这造成了法院在面对行政机关是处于被动的地位;2.法定的冲突解决机制缺乏程序性的保障, 是否受理对冲突的质疑完全取决于制定改法律的或者行政法规的职能部门, 这造成了公众参与的被动;3.法规的清理无章可循, 这完全依赖于有关部门的自由裁量, 缺乏充分的讨论, 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清理是对法律无效的宣告, 它直接联系到人民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

法律冲突的解决机制反映了国家法治的统一程度, 我认为可以从一下几个方面来入手

首先, 中国应当确定立法标准。区分法与非法的标准是法律实效, 而区分法律规范的实效与一般规范的实效就要看法律执行机构, 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 在面对相互冲突的规范时, 能否基于规范的层级而宣告不适用较低规范。在中国, 行政机关已经具备, 但是法院却不具备, 因而在司法领域, 法与非法的标准仍然不清楚。

其次, 应当制定地方性法律之间的冲突解决机制。宪法规定了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 可以制定变通性地方立法的民族区域自治区, 还授予地方立法权。因此有必要通过全国性的立法来解决地方之间的法律冲突, 以维护国家的法治统一。

论转型中国的宪政前景 篇10

社会转型是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迁, 处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可称之为转型社会, 转型社会具有别于常态社会的基本特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中国社会就进入了转型期。中国的社会转型是由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所引发的社会结构的整体性的变迁,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可以简约地表述为:经济领域的市场化, 政治领域的法治化, 文化领域的多元化。

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 中国逐步形成了通过高度集权的指令来发展经济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后的实践证明了, 这种未能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及时转型的经济体制, 是不具有长期性的。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中国就进入了经济体制的转型期, 而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和发展, 其影响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 而是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和发展, 中国社会在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

中国的社会转型, 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给中国带来了生机, 但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的危机。在这一时期, 由于社会权力和资源的转移和重新配置, 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变化, 传统的权威出现了流失, 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方向发生了改变, 社会群体之间、个体之间、不同的社会力量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加剧, 从而易使中国陷入一种“社会失范”的状态。这种状态既可能构成中国社会真正的危机, 也可能是推动中国宪政发展的力量。

二、中国语境下宪政当有的内涵

宪政概念对于中国来说是西方的舶来品。西方学者关于宪政概念的阐述相当丰富, 他们或从立宪政体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所包含的要素, 或以宪法对政府权限的制约, 或以宪政蕴涵的法治要义, 甚至从宽泛的多视角来解释宪政。他们的基本认识包括: (1) 宪政以“法之法”的宪法为基础; (2) 宪政意味着对于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制度安排, 它保障公民权利并制约政府权力; (3) 宪政是法治的政治秩序; (4) 宪政包含着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而其中控制政府 (权力) 是西方宪政最核心的内容。宪政概念是在近代传至中国的, 而对新中国学者定义宪政有很大影响的是毛泽东的定义———“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学者们普遍将民主、民主政治视为宪政的内涵要素。

关于宪政的内涵, 中外学者在认识上存在着诸多的差异, 就是中国学者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 也是仁者见仁。笔者认为, 要对中国语境下宪政的内涵进行科学界定, 必须明确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要明确宪政和宪法的区别。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 而且成文宪法越是频繁变换的国家, 往往越表明这个国家缺乏宪政。宪政是一种文化传统、民族精神、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是宪法理念和宪法价值规范得以在现实生活中实施的状态, 是静态的宪法动态化的过程。如英国是世界上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 却是世界宪政的发祥地之一, 是至今世界范围内最具有宪政精神的国家之一。英国之所以不将宪法诉诸于正式文件, 是因为对专断的控制的宪政精神已经根植于民族传统及公民的信念之中, 制定一部成文宪法已经显得多余。

其次要明确宪政应当包含哪些理念。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宪政理念应当包含以下四个要素:一是民主的宪政理念。现代各国, 那些以一种反映现代政治文明的宪法为依据而形成的政治体制, 一般地被称之为“宪政”, 而在现代世界上, 大多数的宪政体制都是不同形式的民主政治体制。毛泽东同志早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宪政》一文中曾经指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政治”;“世界上历来的宪政, 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 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 颁布一个根本大法, 去承认它, 这就是宪法”。这就是说, 宪政是与宪法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民主政体, 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 宪政就是“用宪法这种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已争得的民主体制确定下来, 以便巩固这种民主体制, 发展这种民主体制。”

二是人权至上的宪政理念。人权即人的权利, 是人 (或其结合) 应当享有和实际享有的, 并被社会承认的权利的总和。人权是一个历史的产物, 就近现代大多数国家宪法的形成历史来看, 人权口号的提出是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果的一个总结, 或者是吸取了反对专制主义、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历史教训, 如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等。再如, 近代各民主政体国家的一些宪法, 则吸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制订的《联合国宪章》, 以及后来逐渐形成的《国际人权宪章》等内容。这样, 一般宪法的基本原则, 都包括了维护基本人权的内容。因此, 保障人权作为宪法的出发点和归宿, 理应成为宪政理念的当有内容, 并成为判断宪法是否为“良宪”的重要标准。

三是权力有限的宪政理念。“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在不分权的情况下, 政府权力在运行过程中, 存在着种种弊端, 如权力易于形成专制政府和领导个人权威, 形成绝对权力, 导致最高权力的控制缺失, 造成权力对责任的背离, 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宪法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划定国家权力的范围并为其设立一套理性的运行规则和机制, 一切国家权力的运行都必须置于宪法预设的控制之下, 对权力予以有效地防范和制约, 这是保证个人权利不受政府权力肆意侵犯的制度性前提。权力必须受到规范和制约, 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 也是一条普遍的政治规律。宪法的精神实质是限制国家权力、保护个人权利, 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讲, “宪法”就是“限法”, “宪政”就是“限政”, 即国家权力必须通过分权制衡和法治才能得到有效的限制。

四是法治治理的宪政理念。近代以来的政治发展经验越来越证明一个真理:只有建立起一种法治社会, 才能真正限制权力, 真正保障人权。而这恰恰是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成果——通过宪法确立一种以法治为基础的政治体制。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宪政。

三、转型期的中国为宪政理念的培育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改革开放30年, 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将中国的这些变化和发展称之为社会转型。而深入分析, 我们不难发现, 中国当前所发生这些变革, 都是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影响和带动下所发生的, 换言之, 由执政党和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改革不可避免地也会引发思想文化领域的开放, 市场化和经济自由的发展也将带来社会成员对政府和国家的高度依赖逐渐成为过去, 民众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开始觉醒, 法治观念、宪政思维开始勃兴, 这些变化必将促使执政党和政府在建设宪政体制的目标、方向和方式上作出调整。可以说改革本身为宪政进步和未来发展提出了积极要求, 改革所带来的体制创新、观念更新、社会需求也构成了宪政发展的压力和动力。

首先,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随着市场主体地位的确定, 市场充分尊重每个经济实体, 并排斥行政权力的垄断指令, 决策权回归至市场主体, 并充分强调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实体自我的民主决策, 因而具有内部的民主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市场主体拥有了独立的主体地位, 而不再依附于行政权力, 市场主体可以自主决策, 这必定为民主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因为民主的实现是建立在利益主体可以自主表达利益、可自主决策的基础上的。对于每个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都予以充分尊重是民主实现的必要条件, 所以, 市场经济的决策权回归市场主体, 市场主体决策的民主化对民主这一宪政理念的强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其次, 社会转型指的是权力对权利关系的颠倒。市场经济体制下, 市场主体获得了独立的主体地位, 而不再以国家权力为中心, 国家权力同公民之间的权利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由从前的公民权利服从于国家权力而转变为国家权力服务于公民权利。由于权利观念的增强, 公民的义务不再约束权利行使, 仅限于防止权利的滥用。宪法不再依附于政治, 而逐渐去政治化从而转变为是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最高法。在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上, 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保护最终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 市场经济体制下现代宪法理念之根本点在于尊重人性、以人为本、人权至上。

再者, 市场经济体制下, 市场主体的独立地位得到确认, 个体、社会自身的自主性均得到了尊重, 国家权力由之前的对市场的无孔不入转变为引导市场活动, 服务市场经济发展, 因此带来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分离的二元局面, 形成了分立的社会格局。在分立的社会格局下, 国家权力不再涵盖市民社会的所有领域, 其对市民社会仅仅起一种引导的作用, 并且国家权力在市民社会领域的活动也受到规则的严格限制。而权力有限的宪政理念, 正是与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相一致的。物质力和影响力分散化的分立格局, 更是有利于权力有限的宪政理念的培育和发展。

近代日本宪政之路 篇11

板垣退助是日本第一个政党自由党的创立者。日本宪政之路上的代表人物。文章通过板垣退助从事民权运动的经历，揭示日本宪政之路对我们的启示意义：一方面，民权与国权是对立的统一体。对内争取民权，对外争取国权，两者相辅相成；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不仅各种利益集团需要选举自己的政治代表进入决策过程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同时也需要各种政治势力按照公认的规则相互之间进行协商，以争取在减少各种利益要求相互冲突的基础上达到有利各方的妥协。

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认为传统国家为应对战争所进行的准备工作，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促使传统国家从封建化的间接统治转向近代国家的集权化直接统治。一方面，战争促使国家对内的权力扩张，其目的在于扩大国家的集中资源和大众动员能力，对此更为有效的直接统治便成为国家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国家在集中社会资源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发生结构性冲突。与国家的中央集权化相对应，内部社会各个阶层也通过抗议性的集体行动、与统治者的讨价还价，重新缔结社会契约，由此催生了普选权等现代公民权利的出现。蒂利从中发现了抗议政治对制度化政治的促进和推动社会结构变迁的重大意义，从而开创了所谓的“抗争政治”理论，即强调利用动态的方法观察社会抗争的完整过程，并在其中寻找相似的抗争机制。与此同时，蒂利特别强调在这一过程中充满了协商与互动的色彩，意味着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有约束力的协商。从蒂利提供的这个视角看近代日本的宪政建设，可以提供较为恰当的佐证。

一

明治政府成立以后，曾命令对马藩官员携带国书出使朝鲜，通知新政府成立，希望两国建立新的邦交关系。奉清朝为宗主国的朝鲜因不满日本国书中带有“天皇”词汇，再三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在岩仓使节团访问欧美期间，国内的留守政府成员以西乡隆盛、板垣退助为中心，主张以武力为后盾迫使朝鲜开国，其背后也隐藏着将没落士族对政府的不满转移国外的企图。提前回国的岩仓使节团成员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人对此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日本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国力。“内治优先派”与“征韩派”相持不下，1873年10月，在“内治优先派”的操纵下，天皇下达“整顿国政，富国文明之进步，乃燃眉之课题”的圣旨，从而决定了“征韩派”的败北。西乡隆盛、副岛种臣、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征韩论者”被迫辞职下野。史称“明治六年政变”。

下野的“征韩派者”却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江藤新平、西乡隆盛等人以武力反对新政权，结果身败名裂。最初江藤新平参加了要求开设民选议院的“爱国公党”，但在1874年2月率领万余名佐贺县士族举兵叛乱，结果兵败后被处以死刑。西乡隆盛在1877年2月15日率兵从鹿儿岛向北进发，同时向政府发出“质问”，史称“西南战争”的内战由此爆发。政府出动6万多军队作战，西乡军队最多时也达到4万余人，双方参战士兵的规模乃至伤亡数量均超过明治维新时的“戊辰战争”。最初战事呈胶着状态，但局势很快向政府军倾斜。同年9月，西乡隆盛兵败自杀，“西南战争”结束。

与西乡隆盛同时辞去政府官职的副岛种臣、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等人却走向不同的道路，他们在1874年初组成了“爱国公党”，提倡“天赋人权”，要求设立民选议院；并批判以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为中心的政权是“有司专制”，将使国家趋于瓦解，只有设立民选议院，给人民以选举权、租税共议权，才是拯救国家之道，由此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自由民权运动，其中最为著名的领导人物是板垣退助。

二

板垣出生在土佐藩(今高知县)高级藩士家庭，幕末时参与藩政及倒幕运动，戊辰战争中作为军事总裁指挥会津之战。本来以为将遭到坚决抵抗的板垣军攻入会津藩后，发现绝大多数藩民纷纷逃亡，剩下的人也为挣钱而帮助官军，固守城池的只有3000名土族。板垣由此认识到不能共享乐就不能共患难，万民不能共享乐国家就会灭亡，因而必须实现“四民平等”。

明治政府成立后，板垣接受西乡隆盛的推荐成为参议，因主张“征韩论”而下野。1874年，与一道下野的前参议后藤象二郎、副岛种臣、江藤新平、前东京府知事由利公正、前大藏大丞冈本健三郎、前左院议官小室信夫、古泽迂郎组成爱国公党，并提出《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该建议书未被政府接受，八位成员最后的结局是一人被处死、三名成为大臣、三名成为贵族院议员、一名成为实业家。

1874年，板垣与片冈健吉等组成立志社，鼓吹天赋人权。受其影响，全日本前后出现1000多个政治结社。1875年，在大久保利通的劝诱下，板垣重任政府的参议，但8个月后因不满大久保独裁再次辞职。1877年“西南战争”爆发后，立志社内也出现不少主张武装起义的成员，但板垣不为所动，继续言论斗争。

三

1878年9月，自由民权派在大阪召开重建“爱国社”大会，全日本有13个县派代表参加。1880年3月，“爱国社”在大阪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成立了“国会期成同盟”。1880年11月，“国会期成同盟”在东京召开第二次大会。大会决定努力争取开设国会，并要求各地政治团体拟定宪法草案。当时全日本共有200多个民权团体。由集体或个人起草的日本宪法草案达数十种，其中有著名启蒙思想家植木枝盛起草的《日本宪法预定案》和《日本国国宪案》，这两个草案在强调主权在民的同时，主张人民具有“革命权”。即“当政府肆意违背宪法，擅自蹂躏人民自由权利，妨害建国宗旨时，日本人民可推翻它，建立新政府”。

尽管迫于社会的压力，明治政府成员均赞成立宪政治，但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多数官员主张需要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并采用德国式强化君权的宪法，只有参议大隈重信等少数官员主张尽快开设国会，并引进英国式的政党政治、即议会内阁制。1881年10月，政府罢免了大限重信等激进派官员，同时颁布在1890年开设民选议院以及制定宪法的诏书，并威胁“如仍有故意逞躁急煽事变，为害治安者，将绳以国法”。

开设国会诏书的颁布推动了各种政治势力的分化组合，出现了三个不同纲领的政党。首先在1881年10月，以“国会期成同盟”为基础组成自由党，党首为板垣退助。1882年4月，以大隈重信为首组成立宪改进党，另外以政治评论家福地源一郎为首的立宪帝政党。各党为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在全日本进行演说活动。

实际上，为适应议会政治，福泽谕吉等早在1874年就组织“三田演说会”，福泽组织的“明六社”团体也经常举行演说会，但这些演说只是学术圈的事情。自由民权运动爆发后，社会活动家为吸引更多的民众参加而热衷演讲，但演讲的内容远离自由、民权、国民责任等，因为民众最关心的事情

是降低米价、取消债务、逃避兵役等。因而演说家利用攻击政府获得听众的喝彩，而且警察加以阻止时引起的冲突反而增加看热闹的戏剧性，结果演说深受欢迎。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民众意识中的“政府”与“国家”相分离，即反抗政府与忠诚国家可以和平共处。

四

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板垣之所以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焦点人物是因其被暗杀时喊出的那个口号“板垣死，自由不死”，至于这个口号是否由他本人喊出则没有人去认真追究。

1882年3月初，板垣由东海道南下进行旅行演说，4月6日，到歧阜的神道中教院参加自由党欢迎会。在300名的听众前，板垣做了两个小时的演说。当天板垣有些低烧，欢迎会结束前离席，一个人准备回旅馆休息。出房间走了几步后，突然从人群中跑出一个人，一边大喊“国贼”，一边手持短刀刺向板垣的右胸。大吃一惊的板垣猛喝一声“干什么”，本能地用胳膊击向凶手的心脏，但目测失误只击中腹部，留下一个青癍。板垣年轻时曾从师本山团藏学习竹内流的搏斗术，此事发生后也致谢本山的传授。但当时凶手没有感觉到，继续挥舞短刀刺向板垣的左胸，未能刺中，而扭打中的板垣已浑身是血。听到声音的自由党成员内藤鲁一抓住凶手脖子将其扑倒。赶来的其他人将凶手牢牢按住，板垣与凶手扭打时说出了上面那句《自由党史》中记载的名言。

面对成为血人的板垣，同志中有人大哭起来，板垣劝说道：“各位不要伤悲，即使板垣退助死了，日本的自由不灭。”《东京日日新闻》如此报道。新闻报道与《自由党史》的记述不同，到底是什么时候说的那句话。至于谁说的也有争议。据内藤鲁一几天后解释，当时板垣受刺后休克，自己向凶手喊“板垣死自由不死”，但考虑到如果板垣喊这句话，其形象会更为高大，因而默认了其记载。

确实如此，该消息报道后，各地自由党员受到极大的鼓励，他们批判政府的活动更为激烈，并将板垣看作为自由民权的偶像加以崇拜，由此改编的戏剧也经常上演。当时自由党本部并不知道板垣没有生命危险，传言其已死亡，许多党员带上武器纷纷赶往歧阜，并攻击政府实施这种卑鄙行为。另一方面，明治政府为对付越来越高涨的自由民权运动，颁布《新闻纸条例》、《集会条例》等，同时派出大量警察封杀自由民权派的言论，并暗插许多特务在板垣身边。明治政府十分紧张，立即派遣参议山县有朋上奏天皇，并作为敕使携带300日元看望板垣。

其实凶手与板垣一样，出身高知县士族，是28岁的小学教师相原直褧。既与明治政府无关，也没有组织，只是保守报纸《东京日日新闻》的崇拜型读者，仇恨革新的板垣，从名古屋尾随到歧阜，寻找机会下手。事件发生后，相原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北海道强制劳改，1889年宪法颁布时得到大赦出狱。他立即赶到东京，向板垣道歉。板垣原谅说：“你的行为是爱国，我不责备你。但在行动前仔细观察我的行动，就明白我不是国贼。今后如果发现我有害国家，可以再刺杀我。”其后相原乘船回北海道途中去向不明。《自由党史》推测“会见板垣后良心受到谴责而自杀”、“被赌徒抢去金钱后投入海中”、“唆使者得知相原反悔后担心暴露秘密而封口”等。但《自由党史》没有记录另外一种说法，即崇拜板垣的旧自由党成员暗杀了相原。无论如何，相原的失踪成为历史之谜。

1891年，板垣在东京神田锦旗馆演讲时再次遭袭。当时一个凶汉蹿上讲坛将板垣扑倒在地，但很快被制服。此时板垣说道：“我与国家一样到达死的年龄。国家也有新陈代谢的必要。尽管如此，看起来还有些价值。”从而获得听众的喝彩。从中可以看出前面那句名言似乎出自板垣之口。

遇刺事件后，在政府的策划和资助下，板垣出国考察西方先进国家的立宪政体。8个月后回到日本，宣布解散自由党，并支持政府对朝鲜采取强硬态度。1890年9月，主张减轻地税、修改有关言论集会结社法律、修改选举法、修改国会法的立宪自由党成立，板垣为党的总理。第二年该党改名自由党。板垣继续任总理。

五

1889年2月，由明治天皇亲自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亦称《明治宪法》。1890年7月，举行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的选举。由于选举法规定只有每年交纳15日元以上直接国税、年满25岁以上的男子才有选举权，交纳同等直接国税、年满30岁以上的男子才有被选举权，因此，仅占全日本人口1％的男性日本臣民才具有选举权。另一方面，因地税约占政府财政收入的60％，所以具有选举权以及被选举权者大多是交纳高额地税者，在第一次选举中当选的300众议院议员中有半数是大土地所有者及从事农业者。在300名众议院议员中，称为“民党”的在野党——立宪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共有171名。正因如此，具有政府预算案审批权的众议院经常围绕减轻地税问题与政府发生冲突。

在1890年召开的第一届帝国议会上，自由党从反对“藩阀政治”的立场出发，打着“休养民力”、“节约经费”的口号，要求大幅度削减政府提出的预算方案，山县有朋内阁被迫做出让步；在1891年的第二届帝国议会上，自由党再次否决包括扩大军舰建造费在内的政府预算方案，松方正义首相被迫解散众议院；1892年11月第四届议会召开之前，伊藤博文率领旧萨摩藩、长州藩“开国元勋”，组成“元勋内阁”，进行“明治政府的最后一战”，而国会中的反对派也组织力量，准备“一举打垮整个藩阀”，结果双方在议会中僵持不下。在天皇权威的压制下，政府预算方案好不容易通过了议会的审议；在1894年召开第六届帝国议会上，自由党等党派主张对外强硬的政策，并通过了弹劾内阁的上奏案，但众议院第三次被解散。

甲午战争爆发以后，板垣立即率领自由党转而积极支持政府的预算方案及其对外战争，并在1895年11月发表了自由党与第二届伊藤内阁的合作宣言，板垣在第二年获得政府内务大臣的职位。1898年自由党与大隈重信领导的进步党合并，成立宪政党，并组成大隈任内阁总理大臣、板垣任内务大臣的第一次政党内阁，但很快倒台，原自由党成员继承宪政党。1900年伊藤博文组建立宪政友会，宪政党大部分成员参加，板垣退出政界。

过去曾有中国学者如此评价板垣退助道：“虽然有进步的政治思想，并能果断实践，但在对邻国的关系上却坚持武士阶级的反动立场。”实际上，民权与国权是对立的统一体。对内争取民权，对外争取国权，两者相辅相成。国家给予国民应有的政治地位与权利，国难时国民才甘心情愿地为国家流血卖命。如果国民活得不成样子，国家之间发生纠纷时肯定做逃兵甚至投奔对方，至少消极怠工或暗中抵制。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不仅各种利益集团需要选举自己的政治代表进入决策过程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同时也需要各种政治势力按照公认的规则下相互之间进行协商，以争取在减少各种利益要求相互冲突的基础上达到有利各方的妥协。这正是近代日本宪政之路提供的有意义的借鉴。

(本文编辑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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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想要的理财书》，李南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版，29.00元

宪政思想 篇12

1 古典自然法哲学的人权观

荷兰的格老秀斯虽然认为存在自然状态下的权利, 但是他却反对“主权在民”、民权高于君权论。他认为, 人们在通过社会契约建立国家时, 就将个人的一切权利交给了国家。“人民对于国家的政体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既定之后, 人民的职责就终结了, 绝对无任何革命的权利。”即如果人们通过契约建立的是君主制国家, 就是将一切权利都交给了君主。君主行使国家主权是不受约束、不受限制的, 不管君主是好是坏, 就是君主无道, 人民再也不能反对他或惩罚他。格老秀斯明确地表述了反对人民有权反抗君主的观点。

斯宾诺莎是第一位把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作为天赋人权进行论证的思想家。在他看来, 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比任何事物都更为珍贵, “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自由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 自由的思考、自由的判断是天赋人权, 人们在订立契约的时候, 向共同体转让的仅仅是自由行动的权利, 而不是也不可能是转让自由思想和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他认为, 当人们同意缔结契约, 把自己的部分自然权利转让给共同体, 以此基础上建立的国家, 制定的法律具有最高的统治效力, 人们必须服从这种统治, 否则便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可是这并不意味着, 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是绝对的, 当统治者的力量侵犯了人们缔结契约时所保留的那部分天赋人权, 人们有权利废除旧契约重新订立新的契约。

霍布斯从人的本性、目的和动机出发来描述自然状态, 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 但人在体力、智力、生理、教育和经验上是有差别的。但是从能力方面比较则是平等的, 因此人们的目的是“自我保存”即自卫的权利。在霍布斯看来, 按契约所建立的主权是由人们相互订立的约定而产生的, 而人们互相约定建立主权的目的就是为了相互间的和平与防卫以及对共同敌人的防卫。

2 人权原则作为宪法基本原则的原因

在以自由、平等为旗帜的资产阶级革命, 席卷整个欧美大陆的腐败的封建专制王朝后, 资本主义各国厉行宪政以保障人权。同时以人权原则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

人权原则之所以是宪法的基本原则, 是因为:首先, 人权是宪法的源泉。从人权理论来看, 西方宪法哲学界及法律实践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大陆法系主张法定人权观, 而英美法系是天赋人权观, 但从宪法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来看, 宪法都是源自人权并集中体现人权这一根本价值的。没有人权, 就没有宪法。人权是宪法的来源, 而宪法是人权保障的结果。“宪法并不是个人权利的源泉, 而是其结果。”这是英国法治即宪法治理的一条基本原则。“严格地来说, 它们并不是‘宪法权利’。但是它们是由宪法来保护的。”

另外一方面, 人权是宪法的基本内涵, 宪法是人权保障的形式。在宪法所体现的多元价值体系中, 人权具有终极价值, 人权规范也是最重要的规范。由于人权是人作为人的最基本要求, 同时, 人性又是脆弱的, “因为人类既不是天使, 也不是魔鬼”, 所以我们把人权保护托付给制度而非个人。于是我们选择了宪法这一彰显人民权利的纸。从实证法的角度来看, 世界各国宪法规范体系大多由国家机构组织规范和公民规范这两个主体部分构成, “人权规定就是构成宪法的核心的‘根本规范’”。因此, 大多宪法将人权规范置于组织规范之前, 并且具有最高的价值和效力。

3 人权原则在我国宪法上的缺失及完善

人权原则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 在当代成为了检验一个国家法治状况好坏的标准之一, 而我国也一直致力于人权事业的建设。新中国成立以后, 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将保障人权、实现人民的当家作主作为奋斗目标, 在立宪和人权保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共同纲领》以及四部宪法确立的人民主权原则为保障人权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和法律基础。四部宪法还对公民基本权利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尤其是现行的1982年宪法的制定, 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

虽然我国人权取得了重大的进步, 但从宪法规范层面来看, 我国宪法和人权保障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 公权力机关人权观念的缺失。我国宪法和其他国内法缺乏对人权原则或将人权作为最高价值目标的明确规定, 从而造成整个社会尤其是公权力机构及其政府工作人员对人权的地位、内容和标准等的认识不足, 重视不够。导致一些淡漠人权、无视人权、侵犯人权的事件的发生。

其次, 我国宪法文本中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内容, 与我国人权保护现状存在着明显的滞后。在现实中存在并运行着的某些权利并没有在宪法中得以体现, 如公民的诉讼权;此外, 公民对权利的诉求也没有在宪法中体现, 如生存权、发展权、环境权等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进一步说, 宪法规定与我国承担的国际义务等都存在着明显的背离。如, 1997年和1998年我国先后签署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家公约》确定的人权分别有22项和10项, 并且《公约》确定了缔约国分别负有“逐步实现”和“不得克减”, 而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共有17项, 其内容与两个人权公约有较大出入。

综上所述, 我国必须努力推进宪法的发展以促进我国人权事业的继续进步, 完善宪法是保障我国人权的前提。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宪法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实践没有止境, 宪法也要随着实践根据实践中取得的重要的新经验和新认识, 及时依照法定程序对宪法的某些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充, 使宪法成为反映时代要求、与时俱进的宪法。”2003年12月22日, 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人权入宪”的修宪建议。这条“人权入宪”是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对宪法和人权保护而言意义十分重大。它将逐渐在整个社会和宪法中确立人权保障是国家最高价值的历年, 廓清关于人权与宪法、人权与社会主义、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等的关系, 将使尊重人权、保障人权成为全社会尤其是国家机构的基本工作准则, 从观念到制度, 以及立法的指导思想, 都将随之改变。

当然, “人权入宪”只是我国人权事业发展中的里程碑, 它只是为人权得到更加全面的保障提供了新的法律基础和契机。人权的保障还有赖于宪法有效地实施, 其核心在于确立违宪审查制度。西方国家推行宪政的历史较长, 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财富。我们可以借鉴其优秀成果, 结合我国的政治、法律、历史和社会等实际, 设计出符合国情的, 行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

摘要：权利、人权的话题从古希腊到今天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首先介绍古典自然法哲学中几位代表人物的人权观,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近代意义上的人权概念的形成过程以及人权原则作为宪法基本原则的原因, 最后, 结合我国人权原则在宪法文本中缺失的基本现实提出了完善我国人权制度的一点建议。

关键词：古典自然法学,人权原则,缺失,完善

参考文献

[1]徐爱国.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鄂振辉.自然法学[M].法律出版社, 2005.

[4]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M].商务印书馆版, 1998.

[5]鄂振辉.自然法学[M].法律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