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罗马共和宪政的思考

对罗马共和宪政的思考（通用3篇）

对罗马共和宪政的思考 篇1

共和国宪政历程

内容提要

一个国家实行宪政的历史浓缩着这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史和其法制建设的历史。新中国成立40余年的社会主义宪政史，既书写了她民主政治与法制建设的崭新历史篇章，也留下了发人深省的足迹。

本书以《共同纲领》和新中国四部正式宪法的酝酿、产生、发展及其历史作用和命运为主线，紧扣它们所处的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发展变幻的历史风云，描绘出40多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政发展的曲折而豪迈历程，展示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宪政的必由之路，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中国民主宪政的发展进行了大胆探索，在新的高度和视角上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若干重要经验和教训。全书内容新颖、资料丰富、体例清新、文笔生动、思辩深遂，是一部研究中国宪政史的上乘之作。

丛书前言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她的名字就叫中国。

现时代的东方有一头醒来的睡狮，她的名字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打从中国两字之间多了“人民共和”几个字，一个崭新的时代――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代使开始了。

于是，便有了许多新的、曲曲折折的故事；便有了人们评说自己的创造的权利；便有了“本朝人不写一朝史”的历史惯例的结束；也便有了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当代中国国是反思丛书”。

在古老的罗马神话中，门神雅努斯的脑袋前后各有一副面孔，可以同时看着两个不同的方向。一面明察过去以汲取历史教训；一面展望未来予人以美好的憧憬。唯独无暇顾及最有意义的现在。结果，雅努斯未能屁护一度强大昌盛的罗马帝国，留下的只是断壁残垣。丛书立足今天，反思既往，“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从提示历史的真谛中探寻今天改革的道路和通向理解未来的途径。

当我们反思既往的时候，特别当我们带着沉痛的心情审视某些“荒唐事件”的时候，我们的耳畔经常响起中外哲人们的“箴言”：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王羲之）

“就一切可能来看，我们正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极为轻视纠正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恩格斯）

由此，我们不敢以轻率的态度而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历史；我们不敢以戏谑的态度对待历史的过错。我们对一切创造历史而非戏弄历史的人们抱有深深的敬意。我们的丛书是献给一切在当代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过或正在扮演正剧或悲剧的角色的人们的。

刘德福

谢春涛

1993年1月

自序

新中国宪政建设几十年来所走过的风雨历程是不平凡的，既曲折、艰辛，又豪迈、雄浑，而且总是在不停息地追寻，即不断追寻和探索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宪政之路，以便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创造最重要的条件。因为：宪法作为民主制度的法律化，是人民的权利证书，是政府权力合法化的最高根据，所以法治国中的法律至上，首先就应表现为宪法至尊。因此，搞好宪政建设，对于搞好一个国家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具有首要和关键的意义；而人民共和国的宪政历程堪称是其民主和法制建设发展过程的一个缩影；同时，宪政作为宪法和宪政精神在实际生活中的运行和体现，乃是宪法的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综合反映。

所以，本书的写作动机和宗旨就是：以所展现的共和国宪政历程为聚集点，力求从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来总结和概括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经验及教训，以此作为纪念现行宪法颁布10周年奉献的一份礼品。

现行宪法（即“八二宪法”）的颁行表征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新时期的胜利进程，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胜利，推动着中国社会从人治向法治的转折。虽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而艰难的过程，但却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当代，法治、民主和文明这股时代潮流，是世界各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不可回避的。然而现行宪法的诞生实属不易；它的有效实施和进一步完善也非等闲――前者已付出代价；后者正待努力。本书就是为此而作出的一种尽可能忠实的记载和理性分析，使之既不挠开其悲壮之处，又不减淡其奇功伟绩，同时努力以探索的眼光来进行反思和审视，包括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评价。所以，本书并不是在作结论，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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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罗马共和宪政的思考 篇2

一、监察官的产生

就监察官的产生而言,它首先体现了古罗马时期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政治斗争。公元前509年,塔克文遭到贵族联合平民的驱逐,古罗马从王政时期转入共和时期。但是贵族基于自身的利益几乎垄断国家权力,平民的利益被冷落和忽视。但是,古罗马的平民并没有放弃,他们为争取参政权从始至终不断地与贵族进行着抗争。贵族为了确保垄断人口普查权,把原属于“具有执政官权力的军事保民官”的该项权力设法赋予了新设的监察官,并于公元前443年任命了最早的两名监察官。

另外,监察官的产生最初可能与宗教有关,其权力是由赎罪献祭的宗教权力逐渐转变为政治权力。相较于其他官职,只有监察官死亡后埋葬时必须用紫色长袍包裹尸体,享受着过去王室成员才享有的特权,加之十分显赫的地位,因此被称为共和国时期最神圣的长官。

监察官产生之后,伴随着平民与贵族的继续斗争,在公元前351年,贵族对监察官的垄断被打破。另外,公元前339年,一项《关于建立平民监察官的普布利利亚和菲罗尼法》规定两位监察官之一必须为平民,从此平民获得了担任监察官的法定地位。[2]监察官虽不具有最高统治权,但仍位列牙座,受到高度尊重。

二、监察官职权

监察官从产生之时,就具备调查人口和财产状况的原始职能。由于人口和财产普查涉及全体民众,所以至少每个家庭的家长都必须参加普查大会。这种普查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占卜仪式结束后,每个家长说明自己身份和宣告其家庭成员以及通报所拥有的财产价值。监察官则予以评估,最后根据统计内容造成两个花名册,其中一个是征兵和参加公民大会的依据,另外一个是日后征税的依据。由此可见,这虽然是监察官的一项起初看似并不重要的职权,却关乎整个共和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基础,对古罗马共和国举足轻重。

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他们后来负责监督社会道德风尚和进行道德指导。在掌握人口和财产普查权基础上,监察官可以对公民进行评注,凡是两个监察官认为有违道德的行为都可记录在案并且说明理由。监察官的这种评注和记录影响极大,公民可能因自己的行为不检点被惩处“丧失名誉”,还有可能被惩处降低公民等级,被排除公民大会之外。这一方面说明古罗马共和国公民对于传统道德的推崇和重视,另一方面说明了监察官所拥有的道德监督权在古罗马共和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由于缺乏明确的规定,造成了监察官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随意性和主观色彩。

公元前312年,监察官又获得了遴选元老之权,可以修改并确认元老的名单。这集中体现在监察官将作为共和国权力中枢的元老纳入监察的范围,可以把不合格的元老从元老院中清除出去甚至取消候选人入选元老院的资格。另外,监察官依据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而非法律去行使此项职权,由于这种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有时并不明确,监察官可以自由解释,他人并不得干涉,无权申诉,保民官的否定权也无效。后来,根据一项平民大会的决议,监察官也有权从平民和贵族两个阶层中为元老院选拔最优秀的市民成为元老。这足以充分反映出监察官在道德领域的特殊权威,以及在古罗马人眼中他们作为道德导师令人生畏的崇高地位。除上述权力之外,监察官还具有经济领域方面的职责。为增加国家收入,他们可以将土地和资源出租给私人。另外,监察官有权采取项目承包的方式动用国库资金兴建公共工程。不过,监察官把税收征收权也承包出去的做法似乎比较奇特。商人是逐利的,由他们负责国家税收的征收必然会导致很多纠纷,而这些纠纷又由监察官自己处理,如果私人间发生经济纠纷,监察官可委派审理员和仲裁人进行处理。[3]这就形成了监察官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局面。

从上述监察官所拥有的职权及其职权的发展可以看出,其权力呈现不断扩张性,而这种扩张恰好与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以及贵族和平民联合组成新贵族的巩固相吻合。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

三、监察官制度评析

古罗马从一个小城邦扩展到后来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庞大国家,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共和国时期稳定的宪政制度和社会经济的繁荣为其四处征服奠定了基础。在共和国宪政发展过程中,监察官作为罗马官制中的一个奇特存在是古罗马政治体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同时对罗马共和国的宪政架构影响深远,因此,监察官制度在古罗马共和宪政中的角色、其权力和其他权力之间的关系很值得我们思考。

在古罗马共和国,没有绝对的权力,监察官也没有例外,其具有的某种意义上的神圣权威并不意味着其权力的绝对性。就像有的学者所说,对监察官活动的唯一限制可能就在于他们的同僚制,也就是说监察官彼此之间相互有权干预同僚所进行的任何一种行为。[4]虽然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是在描述监察官崇高地位的同时也指出了它必须受到同僚制的约束。同僚制下,监察官不是由某一个人独享,而由偶数个组成(一般是两个),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是完整的拥有并行使监察官的权力,同僚之间互相平等、互相具有否决权,这就决定了他们在行使权力时,彼此之间必须得到一致认可,这种内部的横向制约关系就决定了监察官权力的行使无法绝对。如果两个监察官分别行事,各自制定出两份市民名册或者两份元老院元老名单,并且如果这两份名单之间是有一定差异的,那么显而易见的是两份名单都是无效的,从这里也看得出罗马共和国宪制下协商的必要性。

虽然监察官作为最神圣的长官,权力和地位很显赫,但是他们没有被赋予治权。因此,监察官在执法的时候,他们的强制权一定程度上仅仅局限于罚金等财产方面。另外,在行使公民道德监督权的时候,监察官由于缺乏治权,并不能完全有效地实现这种对公民有时近乎严苛的道德监督,一定程度上要靠公民自身的道德水平。

就监察官与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关系上,前文已经提到监察官可以遴选元老和修改元老名单,监察官也可以通过行使道德监督权把认为道德败坏的公民排除在公民等级之外而无法参加相应的公民大会。这是监察官对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制约和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对监察官的制约,比如在行使管理经济领域的职责之时就只能根据元老院发布的命令从国库中支取资金用于公共工程的建设。另外,监察官也实行选举制,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

由上可以看出监察官集神圣、权威、崇高和受限制于一体,集中体现了古罗马共和国政治制度下的宪政平衡理念。无论是体现出的神圣、权威或崇高,还是自身和外在的限制都不绝对,这些不同的品性杂糅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分权制衡下的特殊官制。

四、反思与启示

纵览中国上下几千年的政治史,我们历史上所存在的监察制度与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监察官制度是迥异的。中国古代的监察官(如御史大夫)是帝王的御用工具、皇权的附庸、朝廷耳目,他对权力绝对服从而毫无独立性可言,相反,古罗马共和国的监察官却独立拥有如此重要而众多的权力。中国古代的监察官员通常位卑权重,拥有较大的弹劾权但品级很低,而古罗马共和国的监察官地位却十分崇高和神圣。古代中国的监察官员通过察举、科举等方式被任命,毫无民意和民主基础,而古罗马共和国的监察官是由代表民意的公民大会通过投票选举产生,没有所谓“上意”的影响。

也许有人质疑这种不同政治环境下的对比意义何在,本文也认可在东西方两种历史背景中各自不同的监察制度的合理存在,古罗马的监察官不也只存在于罗马共和国期间,到了帝国时期就基本消亡了吗?不过,通过简单的对比,我们不仅能很明显地发现两种政治制度表象的不同,也可以反思其背后迥异的政治文化。

我们往往强调从外部监督出发加强对权力的控制和约束,有时候却忽视了作为第一道防线的行政系统内部的有效制约。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形式上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行政监督体制,虽然对遏制腐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仍存在很多问题。首先,由于我国很多情况下把行政监督主体放在行政机关内部,并且地位较低,缺乏权威性和独立性,造成了监督主体依附于监督客体的局面,作用很难发挥;其次,我国现行的行政监督体制与党委、司法机关、人大等外部监督制度之间的衔接和融合还不够;最后,在行政监督方面的立法和相关制度很是不足,例如学者和社会呼吁很久的“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方面的立法和制度一直处于空白阶段。因此,为了增加行政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应该针对现行的行政监督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改革。第一,把现在行政监察机关双重领导制改为垂直领导制,下级只对上级负责,地方直属中央,这样可以增强监察机关的独立性。第二,加强行政监督立法,尽快出台“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等方面法律法规,并且对《行政监察法》中不符合实践要求的内容进行删改。第三,为改变内部行政监督逐渐虚无化的趋势,一方面要明确自身的定位,立法上可以适当扩大监察机关的权力,另一方面是注意与党委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制度、检察机关和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公务人员监督制度的衔接,做到相关案件内部发挥作用、外部及时移交等。

参考文献

[1]徐国栋.罗马共和混合宪法诸元论[J].北大法律评论,2013,14(02):287.

[2]李阳华.古罗马监察制度及其评析[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8(04).

[3]陈可风.罗马共和宪政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78-80.

论共和国晚期罗马公民道德的衰落 篇3

关键词:罗马共和国;公民道德;衰落

中图分类号:K12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9—0102—02

共和国早期,勤劳质朴、崇尚节俭的生活作风,吃苦耐劳、忠勇卫国的爱国精神,以及遵纪守法、注重秩序的法制观念共同构成了罗马公民的优秀道德品质。但是,罗马的不断对外扩张和罗马社会内部经济政治结构的变化从各个方面瓦解了罗马传统道德赖以存在的基础,罗马人民的优秀道德品质在他们成为世界的主人的过程中也逐渐沦丧了。

一、共和国晚期罗马公民道德沦丧的原因

(一)小农经济的破产和奴隶制的发展

罗马原有的共和体制是建立在小国寡民的城邦基础之上的,与此相适应的是小农经济的小土地所有制和简单的家庭劳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不断的对外扩张,越来越多的领土和人口被纳入了罗马的统治范围,征服所得的巨量财富和奴隶也源源不断地流入罗马,这就对罗马社会原有的经济和社会体制造成了全方位的冲击。大量使用廉价奴隶的各种庄园的出现,排斥了小农经济的存在,产生了严重的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的现象,动摇了共和国的统治基础。许多小农破产后纷纷流出城市成为无业游民,继而成为靠寄生为主的流氓无产者。他们被金钱收买而纷纷投靠于显贵的门下,成为显贵们实现野心,争权夺利的工具,成为扰乱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

(二) 对金钱和权力的贪婪

随着罗马的对外扩张,与不断扩大的版图相应的是大量金钱的流入。“与每一次战争胜利的同时,都有巨额的财富(赔偿金和虏获物)流入罗马。非洲的西庇阿在战胜迦太基后,给国库带来了十三万三千斤白银,并给每一个战士四百阿斯。”“2世纪初的时候,根据最保守的估算方法,单是从一个西班牙在六年中间便运出了大约有二十万罗马斤的白银(约合六万五千公斤)和五千斤的黄金(约一千六百公斤)。”[1]这种掠夺式的暴富使财富增长的速度远远超出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发展社会生产的需要。大量的财富被显贵们用来奢侈享乐,罗马公民原有的勤劳质朴、崇尚节俭的作风早已被抛弃到了九霄云外。

(三)征服地区文明的负面影响

罗马在汲取周边文明优秀给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其他文明的负面影响。罗马在征服周边一些文明,特别是在征服希腊和托勒密埃及的时候,这些文明都正处于衰亡阶段。这两个文明在早期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朝气和特长这时都已经消亡殆尽,而此时他们所呈现出来的奢侈腐朽和贪污腐化却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突然富裕起来的罗马人。恺撒和安东尼在埃及的经历就突出地证明了这一点。

二、公民道德沦丧的表现

共和国后期罗马公民道德的沦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奢侈之风盛行

长期的海外扩张战争和对行省的掠夺给罗马带来了巨额的财富和众多的奴隶。罗马的显贵们和上等中层阶级已经不再亲自从事劳动,广阔的农田里到处都充斥着奴隶。“旧日简单的食谱不再见,代之而起的是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及各种的调味品。巨富们一席饭菜要费1 000苏斯特斯银币;一桶进口鳀鱼,价值1 600苏斯特斯银币;一瓶鱼子酱要付1 200银币。”[2] 在穿戴方面,小亚的毛呢,埃及的轻纱,高卢的原布,西班牙的皮革,甚至来自中国的丝绸都已经非常普遍。这些华丽的衣衫再配以珍贵的珠宝,构成了罗马显贵们炫耀财富的最好的表征。

奢侈之风也同样弥漫于下层自由民之中。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和大地产的兴起使小农经济纷纷破产,大量的破产农民涌入城市靠国家和富人的施舍为生。“他们生活的目的表现在共和国晚期一句著名的口号里‘粮食和观览物’。”[3]由于他们手中握有选票,竞选者们也竞相向他们示好,不仅向他们提供廉价乃至无偿的粮食供应,还为他们举办各种各样的娱乐表演,以让他们吃喝玩乐。寄生生活导致他们越来越好吃懒做,从事农业劳动被认为是奴隶的职业而受到鄙视。

(二)家庭的分裂与性关系混乱

共和国早期罗马人的婚姻还比较稳固,对离婚的条件有严格的规定,因此极少发生离婚的事情。但是到了共和国后期,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和社会风气的转变,罗马自由民离婚的数量急剧增多了。离婚的程序也变得非常容易,终结婚姻只需要双方宣布一个协议就行了。人们对离婚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轻率,有人甚至当天离婚又结婚。与离婚变得非常草率的同时,又有许多公民不愿结婚。但这并非是因为禁欲,而只是为了逃避责任。这样罗马的家庭就日渐分裂,完全失去了共和国初期那种整个家庭团结稳定的局面。

与家庭的分裂相关联的是这一时期罗马社会淫糜之风的盛行。当时在罗马,不论是在权贵阶层里还是在下层民众间,道德败坏、生活荒淫糜烂的行为都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撒路斯提乌斯指出,苏拉时代之后“男人沉溺于违反常情的淫乱,女人则公开地出卖贞操。”[4]以凯撒为例,据记载,凯撒在罗马与许多知名妇女有染。在征服高卢后的凯旋仪式上,凯撒的士兵们高唱的歌曲也表明了这一点:“快藏起娇妻呀,罗马的市民们!我们领来了秃头的淫棍。”[5]当时罗马社会上层荒淫糜烂的现象由此可见一斑。

(三)政治道德的缺失

这一时期罗马政治道德缺失最突出的表现是官员的大肆敛财。出任行省官职是罗马官员最便捷的发财途径。他们在行省聚敛钱财的手段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其中最常见的手段是收受贿赂。同时,出卖官职,贪赃枉法和加捐加税等也是他们常用的手段。以凯撒为例,他在罗马时为了竞选官员曾借贷了大量的钱款。为此,在担任行省总督后他也曾大肆搜刮掠夺行省人民。

罗马政治腐败的另一表现是大肆的钱权交易。这一时期罗马的显贵们为了谋取官职经常使用金钱贿赂的手段来获得选票,而流入城市的大量拥有投票权的流氓无产者就成为他们收买的对象。这些流氓无产者大量地聚集于罗马,在公民大会中占有巨大的份额。他们在利益的诱惑下,纷纷投靠显贵的门下而成为其门客。普鲁塔克在他的著作中就曾记载到有追求官职的人坐在广场上,跟前的桌子上放着钱,用它无耻地收买民众。

(四)爱国心的丧失

罗马公民道德的沦丧还突出地表现在爱国心的丧失上。随着罗马的不断对外扩张,城邦的经济基础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量涌入的财富和希腊文化的消极方面开始腐蚀罗马公民们廉洁的品质,贪欲和私心逐渐代替了他们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

首先,在战利品的分配方面。罗马法律规定,作为动产的战利品是国家的财产,个人不得私自瓜分。共和国前期,罗马士兵只要能把一点作为胜利纪念的赏赐带回家乡便已经感到是莫大的荣耀。但是,自共和国后期开始,这一切都开始发生改变。“新式将军以西庇阿为首,不但把战利品的价款,而且把罗马的财产都毫不吝啬地散给各队伍。”[6]这样,对战利品的追求成为士兵从事战争最大的目的,而爱国心则早已被抛诸脑后。为了财富,他们甚至不惜进攻自己的祖国。

其次,在军队的纪律和作风上,罗马军队也失去了往日铁的纪律和勇往直前的精神。罗马军营里面乌烟瘴气,军队的纪律和尚武精神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当时,在罗马的军队里充斥着随从、商贩、妓女、信使、预言者、占卜师等各色人物,他们随着罗马军团游走四方,把军营里面搞得乌烟瘴气。公元前147年,小西庇阿率军进攻迦太基,他发现军队里完全没有纪律和秩序,一些士兵为了争夺战利品甚至自相残杀。于是他训斥士兵道:“你们更像强盗而不像士兵。你们是一群逃亡者而不是军营的保卫者,贪婪使你们更像是一伙假期中的游客,而不像是一支围城的军队。”[7]

罗马人优秀的道德品质是与早期罗马特殊的社会生活状况紧密联系的。随着领土的扩大和奴隶制经济的发展,罗马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共和体制已经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地域意义上的帝国过分庞杂的内容必然突破狭小城邦的政治外壳,要求政治上的专制帝制与之相适应。同时,大量财富的涌入和小农经济的破产也腐蚀了罗马人民优秀的道德品质。这样,在罗马迅速崛起和日益富裕的同时也孕育了日后埋葬罗马人优秀道德品质的种子。罗马社会世风日下,各种社会矛盾趋于激烈,共和国陷于不断的内战和骚乱之中。

参考文献:

[1]黄宏煦,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M].陆永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98.

[2]威尔·杜兰.凯撒与基督[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112.

[3]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M].王以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444.

[4]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M].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36.

[5]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M].张竹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27.

[6]蒙森.罗马史:第3卷[M].李稼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