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中产危机论文

2024-08-02

美国的中产危机论文（精选7篇）

美国的中产危机论文篇1

电影《后裔》是一部优秀的美国影片, 斩获了多项奥斯卡及金球奖座。影片描述了一个普通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在遭遇了重大变故, 其成员面临各种危机时的反应。影片所折射出的当今美国社会繁荣表面下的隐藏的危机与矛盾, 对现实的描写生动而深刻, 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透过该影片,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中产阶级在表面生活富足, 家庭幸福的背后隐藏着的各种痛苦与危机, 从而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当今美国社会及中产阶级这一社会支柱的生存现状。

1.中产阶级的精神危机

在影片的开头, 主人公的一段独白就表现出富足的生活难以掩盖的无奈与心酸 :“他们觉得我们就感受不到痛了?他们何以认为我们的家庭就没有争吵, 我们的心痛没有那么痛苦?”笔者发现, 影片的中马特一家都缺少共同的精神信仰和支柱。随着影片的推进, 马特一家人所面临的各种精神危机就一一展现了出来。马特生活节俭, 没有较多的兴趣爱好, 被妻子批评为没有生活情趣。马特本人面对工作, 生活中出现的麻烦、问题和各种抉择, 精神上也充满了迷茫。就如同其岳父对马特的评价 :“你就只坐在办公室, 屯着大把钞票, 到底有什么意义?”马特的精神迷茫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其家庭危机的原因。马特的小女儿斯佳媞在母亲成为植物人后拍下母亲昏迷的照片, 并将其看做是艺术品。当父亲对其进行批评的时候, 斯佳媞根本不以为然。她对班里同学进行言语侮辱, 爱说脏话, 即使被同学的家长要求给精神受伤害的同学道歉, 她也丝毫没有表现出真诚的歉意, 斯佳媞甚至想要和同学尝试去看色情电影, 影片中反映出的斯佳媞和同学的人生观, 价值观都是颓废的, 扭曲的。这些都表现出虽然生长在在中产阶级家庭, 斯佳媞却从小缺少正确的精神引导和正确的教育。马特的大女儿亚历克斯虽然被父母送到昂贵的私立学校读书, 接受良好的教育, 但她在学校酗酒, 说脏话, 和同学一起宿醉不归。亚历克斯对父母缺乏尊敬, 缺乏安全感, 这些表现同样也说明了其精神信仰的迷失以及对父母的不信任。影片中马特一家的精神危机折射出的是在当今的美国社会, 由于精神信仰的缺失, 传统价值观的崩塌, 美国中产阶级出现的迷茫和空虚。这种空虚只能通过酗酒, 寻找刺激以及做出格的事情等去填补和度过。

2.中产阶级的家庭危机

对家庭的忠贞和执着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特征, 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与和睦被视为是最为重要的幸福指标之一。然而在影片中, 马特一家却充斥着各种家庭危机。马特是一名成功的律师, 但同时也是一位工作狂, 他对妻子和女儿们都缺乏足够的关心。在妻子出事前, 他和妻子已经三天未说话。很明显的是, 马特和妻子缺乏有效的沟通。因为妻子出事时, 马特还在外地出差。马特的妻子伊丽莎白面对婚姻生活的一潭死水, 选择了背叛婚姻而出轨和从事刺激的水上运动来逃避, 这种逃避不仅没有解决马特一家的家庭危机, 反而最终导致了其死亡。马特曾经在妻子出事后有一段内心独白 :“等伊丽莎白好了, 我们会好好谈谈我们的婚姻, 她想买什么我就给她买什么”。这反映出马特对于其婚姻生活的反思以及忏悔。但是一切的忏悔和自责在悲剧面前都是十分的苍白和无力的。马特的岳父也认为马特对于自己女儿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认为是马特的吝啬和冷漠导致了伊丽莎白的死亡。马特和女儿们的关系也充满着危机, 小女儿将其看做是“备胎家长”, 不断犯着各种错误来挑战马特的耐心。面对马特的各种教育, 小女儿不仅没有听取父亲的话语, 反而变本加厉的做出各种出格的事, 说出各种出格的话语。大女儿亚历克斯对父亲的教育方式十分不满, 认为“如果父亲多花些时间陪陪自己和妹妹, 妹妹就不会变得这么古怪嚣张。”而与马特妻子伊丽莎白出轨的布莱恩, 其家庭也早在伊丽莎白出轨时就面临各种危机。布莱恩的妻子很早就察觉了丈夫的冷漠, 因此她在伊丽莎白的病床前的痛哭也反映出了自己家庭的种种不幸 :“我原谅你试图拆散我的家庭, 只是因为我必须要原谅你, 我必须要原谅你即使我应该恨你。”对于重视家庭生活的美国中产阶级, 这样的结果无疑是极具讽刺意味的。影片也反映了在美国经济持续衰退的背景下, 中产阶级在多重压力之下, 在维持工作和体面生活的同时, 忽视了家庭的重要性, 从而引发的一系列家庭危机。

摘要：电影《后裔》是2011年上映的一部美国影片, 讲述了夏威夷一个普通中年男人面对妻子突发意外, 两个女儿叛逆不安, 家族事业面临重大抉择时所经历的挣扎与蜕变。影片一经放映, 立刻取得巨大反响, 受到多位好莱坞影评人的褒奖, 斩获多个金球奖及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项。影片中美国中产阶级面临着的各种危机也反映出当今美国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与不和谐因素。在本文中, 笔者将就电影中出现的美国中产阶级危机进行逐一分析, 并透过这些危机揭示当今美国社会繁荣表面下隐藏的痛苦, 矛盾与挣扎。

关键词：《后裔》,中产阶级,危机

美国中产阶级的挽歌篇2

死者的身份确定之后,人们通过网络搜索,很快发现了他留下的遗书。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他在遗书中自称对这个自杀事件已经策划了很久。他把自己比作虔诚的基督徒,而把美国政府看作是莎士比亚笔下贪得无厌的犹太商人。他自称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美国的税法,发现美国税法通过那些含含糊糊和傲慢的条款,大肆掠夺“工程师、设计师、程序员、系统分析师或者其他从事类似职业的技术工人”,可是,“粗俗腐败”的教会却可以享受免税的待遇。

从1987年开始,他便不断给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写信,希望政客们能够听听他的意见。可是,这些努力换来的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绝望地写道,曾经相信暴力可以避免,可是,现在他终于醒悟,暴力不只是答案,暴力还是惟一的答案。遗书最后部分,他认为共产主义的信条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资本主义的信条是“损不足以补有余”。

阅读这样的文字,让人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当资本主义国家鼓吹均贫富的时候,那位愤世嫉俗的工程师,却用如此惨烈的方式发泄自己的不满。这是一曲美国中产阶级的挽歌,他控诉的不仅仅是美国的税收制度,还包括产生这个制度的政治体制。

上个世纪9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改变股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特殊的“公有制”——每一个员工都可以享受公司的股份,公有制以全员持股的方式得以实现。但不幸的是,这种改变生产关系的尝试,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走向了极端。跨国公司的管理者不断地运用激励机制,把公司的财富转移到自己的口袋里。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奖金、更多的股权,不惜弄虚作假,从而使公司的泡沫越吹越大。等到公司资不抵债宣告破产时,他们早已抛售了自己的股份,企业的职工却被晾在一边。

在这个悲剧主人公唠唠叨叨的叙述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勤勤恳恳、却又不断失败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形象。在他读书期间,也曾经对美国的法律制度充满希望。在他看来,没有法律就没有社会,公民向政府缴纳税收,政府保护公民的利益,此乃天经地义。他和他的邻居都是循规蹈矩的公民,在工厂里踏踏实实地工作,但由于工厂破产,他们失去了所有的退休金。不仅如此,由于没有按时填写退税表,美国的税务部门居然征收了1万元的罚金。他仔细阅读了美国的税收法律文本,这才猛然意识到,他的辛勤劳动,换来的不是美国政府的保护,而是美国不合理的税收制度。

当飞机撞上大楼燃起的大火被扑灭,当死者的遗骸被深埋在墓园,一切似乎都归于平静,资本主义世界仿佛仍然秩序井然。可是,这位美国公民对美国制度的控诉,必然会随着新闻传播,拨动人们的心弦。来自英国宪政革命的“无代表不纳税”( 即没有人民代表的同意,国王不能征税,没有人民的同意,人民可以不纳税),在美国居然被偷换成“被代表就要缴纳税收”——为了换取政府的保护,所以,公民就必须纳税。换句话说,只要选出政府,就应该向政府纳税。这种税收观念的改变,不仅颠覆了传统的国家伦理,把政府置于人民之上,而且赋予了政府强制征税的公权力。

他愤怒地质问美国政府,为什么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因为自己的贪婪和无比的愚蠢造成巨大的灾难,联邦政府会毫不犹豫地在几天内制定拯救方案?当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包括那些制药的公司和保险公司,每年“谋杀”数以万计百姓的时候,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居然视而不见?

这位美国公民看到了代议制民主的虚伪,也看到了美国议会制定法律掠夺中产阶级的本来面目。他曾经申诉过,可是,一切都无济于事。于是,他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驾机撞上了美国的象征物。

反思这个悲剧,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在内部产生危机,而代议制民主未必能听取中产阶级的意见,即使是在民主发达的美国,也会出现“被代表”的悲剧事件。其次,税收是民主政治体制的基础,如果税收制度不健全,那么,必然会产生社会裂痕,甚至酿成极端恶性事件。第三,当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美国政府立即行动,想方设法拯救华尔街的金融家们,然而,美国政府可曾看到金融危机过后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资本主义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共同富裕,那么,实现人类理想的制度又在哪里?

论18世纪美国中产阶级的兴起篇3

美国早在殖民地时代 (1585——1775) , 其社会结构就已经呈现出两端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或“洋葱头”的形态, 而绝非一个上小下大的“金字塔”结构。虽然当时的北美并非一个人人自由平等、全体幸福安乐的社会, 社会也存在着等级差别, 但是就经济状况、身份地位来说, 处于社会最上层和最下层的人数的确是很少, 而社会中间阶层则是一个人数庞大的群体。处于社会顶层的是殖民地总督和大官员、大种植园主、大商人。他们与英国王室有着密切联系, 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发展成地方上的贵族, 根据历史学家杰克逊·梅因的统计, 他们约占殖民地人口总数的10%。但是北美殖民地的“贵族”绝对与欧洲分封世袭的大土地贵族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北美的统治者和富豪们的身份地位不是来自家族血统的世代延续, 也不是来自母国皇室分封授予的土地和爵位, 而是来自于个人的能力和奋斗。这也意味着在北美不存在制度性的等级差别, 社会内部没有不可逾越的等级鸿沟, 社会的流动性很强、机会很多, 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抓住机遇而改善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处于社会中间阶层的中产阶级, 包括了自耕农、自由农场主、工匠、手艺人、渔民、小店主、小业主等, 约占殖民地人口总数的80%, 他们是普遍愉快的“中等户”。处于社会底层的是贫民、契约奴和黑奴。但是北美的贫民与欧洲的失地农民和无业游民也不同, 因为欧洲的土地资源都是十分有限的, 而北美有着广阔富饶的处女地, 只要你拥有一小块土地并勤劳耕种, 你就会逐渐摆脱贫困过上舒适的生活。而且不管是契约奴还是黑奴, 他们最终都会获得解放, 并向中间阶层流去, 这也就补充加强了中产阶级的力量。

在1690年——1760年期间, 横跨大西洋的贸易把北美与欧洲、南美洲、非洲等地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使得殖民地的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使得殖民地社会呈现出普遍繁荣、生机勃勃的状态, 到1775年殖民地时代结束时, 美国居民在整体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群之一, 美国的中产阶级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逐渐兴起的。由于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 18世纪的北美殖民地社会也迅速成熟, 并逐渐形成了几个彼此对立又相互联系的地区:北部和中部的农业社会、南部种植园社会和沿海商业城镇社会。北部殖民地特别是新英格兰和宾夕法尼亚、特拉华、纽约等中部殖民地, 农业家庭非常多, 他们的生活主要依靠混合经济, 而且大多数的农业家庭拥有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权的广泛性使得人们非常珍惜土地, 他们不仅把土地当做生活的来源也把它当做可以发财致富的商品, 因此北部及中部殖民地的绝大多数居民在经济上都是独立的, 而且既没有巨富也没有赤贫, 绝大多数都属于中产阶级。在种植园遍布的南方社会, 种植园主们利用奴隶使南部土地生产出巨额的利润。到18世纪中期, 南部的社会结构基本可以划分为富有的种植园主, 他们拥有成百奴隶、数千亩土地, 约占南部地区人口的8%;社会的中间阶级就是大量的中小种植园主、自耕农、佃农, 约占南部地区人口的52%, 处于社会下层的就是约占南部地区人口的40%的奴隶。而沿海商业城镇社会则是一个工匠、手艺人、小业主的世界。大约有2/3的城镇人口在从事手工业, 工匠们对自己的手艺不仅感到骄傲而且也认为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中坚力量。18世纪的城镇税收清单记录了城市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 这些工匠、业主们缴税所占份额从1690年的30%上升至1760年的70%。

综上所述, 18世纪北美殖民地的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贫富差距、社会分化也随之扩大了, 社会内部的矛盾冲突也在增长, 但是这些分歧冲突更多地体现在种族、民族、宗教、地域等方面, 而不是表现在人们的经济地位、社会身份方面的。因为美国还是人们眼中的“希望之乡”、“淘金乐土”, 不管一个人的出身有多么卑微, 只要他寻找到好的机会、踏踏实实的耕耘、坚持不懈地努力, 到头来总是会获得成功的。在美国, 白手起家的例子总是屡见不鲜。整个殖民地时代, 美国就是由这样一群一群从贫困处境不断奋力上进, 坚定地追求安居乐业的生活和受人尊敬的身份地位的雄心勃勃的勤劳男女组成的, 他们绝大多数属于社会的中产阶级, 他们借助于北美富饶的自然资源和丰富的机会, 在新世界里获得了比旧世界更快更好的上升条件, 他们的持续不断的奋斗历程也推动了美国社会的发展繁荣, 并为美国后来的独立和崛起铺平了道路。

参考文献

[1]李剑明.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2]加里那什, 刘德斌 (译) .美国人民 (上卷)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中国中产陷“下流化”危机篇4

今年7月中旬发佈的《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称,目前北京中产阶层约540万人,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佔的比例超过40%。按照该报告提出的标准,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平均月收入为5923元(人民币,下同),中产阶层家庭平均月收入为10008元。

全球知名市场信息公司欧睿信息諮询公司也认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正在中国形成。据其预测,到2020年,中国中产阶层人数将达7亿,年收入可达8万元。即10年后,有近半数中国人将成为中产阶层。

不过,由此断言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向“橄榄型”转变仍然为时过早。首先,这一论断遭到了多数当事人——中国中产阶层们的抵触。随后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超过6成的“中产”並不认可自己的阶层身份。

“伪中产”与隐形贫困

对身份认知的分歧主要发生在“中下层”中产群体中。按照《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对城市中产的划分,包括最上层、中层和中下层,分别佔比约12.5%、19%和68.5%。

中国内地城市的“中下层”中产包罗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的大多数,以及中初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面临高房价、汽车、子女教育等大宗消费,並因此焦虑不安。

事实上,按照《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中提出的中产阶层月薪6000元的标准,在北京、上海等内地一线城市根本无法实现惬意的中产生活。

小丁一年前从一所著名高校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全球百强外企供职。“6000元的月薪搁在中部的一个城市可能挺多的了,但这里是上海。如果要算中产的话,起码月薪两万吧。”他向本刊记者坦言,“我就是个‘无产者’。每个月除去花在吃饭、租房和人际交往上的费用,所剩无几。信用卡总会透支。”

像小丁一样自认为“伪中产”的不在少数。他们舍不得旅遊,舍不得购买奢侈品,甚至一想到未来可能产生的大宗医疗消费数字也会不寒而慄。

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高淑娟在接受笔者採访时说,现在的中产阶层已经陷入了“隐形贫困”中。“目前内地中产很大部分是‘80后’,他们要婚恋,要买房买车,要打拼事业。而他们的需求卻又是被社会忽略的。国家用税收等各方面来控制高收入阶层,国家的财力更多用於救助贫困阶层。中间阶层的贫困是隐形的。虽然他们有学历、有知识,但是仅靠他们的一己之力,根本不能应付现代社会的高成本支出,这就是一个矛盾。”

中产阶层的隐形贫困正是“下流社会”的表现之一。按照这一名词的发明者、日本作家三浦展的理论:向来稳定的中产阶层正两极分化,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跻身“上流”者凤毛麟角,沦入“下流”者卻源源不断,由此形成“下流社会”。该书的中文版引进者则认为,日本所面临的“下流化”困境在中国同样存在。虽然在三浦展的理论中,中产的“向下流动”主要出於不堪压力、主动甘愿将自己归入下级阶层,而中国中产的向下沉降则似乎更多出於生活所迫、並非自愿。

另一位日本学者大前研一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並同样在中国找到了支持者。大前研一在其著作《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中,尖锐地指出了日本大部分中产阶级正向下沉沦为中下层阶级,M型社会即将成型。而该书的中文版主编蒋蕾不久前在接受媒体採访时说:“中国的情況可能要更为複杂,中国的中产阶层似乎还没发展壮大,就有要崩裂的趋势。”

“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

《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称,按照2009年11月的平均价格17810元/平方米计算,在北京购买一套90平方米的普通商品住房需要支付160万元,相当於一般家庭25年的可支配收入,北京居民的房价收入比为25∶1。但在大多数国民看来,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可能比这个数值更高。

有内地学者提出,按照过去的经济增长趋势,国内70个城市的商品房新房的均价至少翻番,其结果是,“在15个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核心区,中等收入阶层尤其是白领基本退出新房的购房者行列。”

在快节奏的工作与高压力的生活下,有越来越多的白领选择辞去工作,移居到二三线城市生活。媒体将这一现象称作,“逃离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

与内地城市相比,澳门中产的构成要特殊一些。在澳门的社会结构中,算得上“中产阶级”的主要是公务员和博彩业高管。随着澳门博彩业和旅遊业持续扩大及政府税收丰厚,澳门中产阶级人数在不断增加。

与造成内地中产“下流化”的问题类似,澳门中产阶层也遭到了楼价脅持。根据近期公佈的《澳门公共房屋政策研究》报告指出,2002至2009年间,澳门私人物业平均售价由2002年每平方米6259元,增至2009年前三季每平方米的19008元,年均增长率为17.2%,扣除通胀的实质年均增长率为13.8%,与澳门特区政府公佈的2002至2008年年均实质增长率13.3%相近,但同期就业人口收入平均数实质年均增长率只有5.5%。

时下,澳门楼价升幅已非一般市民可以承受,加上开发商倾向建豪宅,产生不少夹心阶层,中产阶层住屋需求难获满足。楼价飙升甚至已成为澳门社会的不稳定性因素,今年澳门“五一”市民遊行的诉求之一就包括解決“置业难”。

然而内地中产阶层的焦虑不止於购房,他们还身不由己地成为了“车奴”、“孩奴”,並为此嗟叹道:“新奴隶时代”到来。

近几年以来,育儿消费实际已经取代了汽车消费,成为仅次於购房的压力来源。从分娩到抚养成人,中国城市家庭需要为孩子投入近50万元。不过这已经是2004年的数据。有专家认为,不考虑通胀因素,目前中国城镇家庭在孩子成年以前的总开支估计高达一百万元。

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家庭月刊《父母必读》在2009年提供了这样一个案例:小雯与丈夫的年收入在30万元以上,孩子刚满3岁。从孕期到3岁,在宝宝的医疗方面超过3万,教育方面超过6万,保姆费用超过6万。花在宝宝身上的钱差不多接近30万。

而当孩子开始上学,沉重的教育负担随之而来。从小学中学的择校费、培训费到大学学费、出国留学费用,对孩子投入的近八成是教育花费。

在凤凰网2010年初的一项网络调查中,有5330位网友“正在做孩奴”,佔了42.4%;有7122网友认为“孩奴恐惧症袭来”、“很正常,现在生活压力太大”,佔总数的72.5%。

中产的救赎之道

近期,一首名叫《郑钱花》的歌曲在内地网络广为流传,讲的是一对年轻夫妇为孩子起名叫“郑钱花”,其中有几句这么唱:“伟大的祖国她超有钱呐!可四万个亿跟我有啥关係呢?骄傲的GDP噌噌的长啊!能为我换来几包尿不湿吗?”

中国的GDP以每年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並在今年第二季度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在这一过程中,“国进民退”的质疑声一直未曾断绝,经济的高速发展能否提高民众福祉?又能否拯救“下流社会”的中国中产,保护这一创造社会财富同时也是消费社会财富的主体?

日本政府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社会各阶层的“平准化”,从而制造了被称为“九成中流”的社会。

与此类似,中国社会也迈向了转型的门槛。“国民增收”的呼声在近年来越来越高。“工资倍增计划”也成为近期国家政府机构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

有测算显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存在着较高的收入分配不均等,以及比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

今年4月,温家宝在《求是》上撰文指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至今仍相对滞后,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当前,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解決的时候。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7月中旬,全国人大财经委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深化收入分配改革,要抓紧制定出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方案。

“国家提出的在一定年限内,使国民收入翻番,我想更多的是针对中产阶层。在使国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要让财富按不同的比例去分配。毕竟,从100元到200元和从1000元到2000元的效果是大不一样的。这就要求不同阶层的增长比例有很好的设计,一定要使被涨者基本满意。”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所高淑娟教授说。“在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行前,个人消费佔国民总支出的64.1%,近三分之二。政府的消费才佔百分之十。在接下来的两个十年中,政府的消费比例一直在下降,个人的消费支出佔整个国民经济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倍增不是目的,让民众的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相脗合,才是关键所在。”

美国中产家庭如何训练孩子做家务篇5

近日, 教育部联合多家部门, 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鼓励开展家政、烹饪、手工、园艺等课程, 学校还可安排劳动方面的家庭作业, 比如布置洗碗、洗衣、扫地等学生力所能及的家务。我为这种重新重视劳动的倾向喝彩。但是在方法上, 我觉得这些教育, 不应该由学校负责。家长不配合, 学校布置什么作业都是枉然。让孩子多做一些家务的责任, 应该落实到家长身上。

在美国, 为避免让孩子陷入美国现在比较普遍的“福利文化”———觉得什么都可以不劳而获, 从他人身上或是从社会获取, 家教良好的人家, 在这方面有严格训练。孩子需要在不同年龄段, 从事与年龄相称的家务。我就“你让孩子做家务吗?如何奖惩?”这个问题, 在Facebook上随机调查了一下我的朋友和同事———他们多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家庭, 发现几乎所有家庭都有鼓励孩子做家务的办法。

Jon (社会学教授) :孩子必须在家完成打扫卫生, 将垃圾拿出等任务。如果没有完成, 我的办法是taking privileges away (具体意思下文解释) 。

Martha (小学老师) :我们每周让他们做家务, 并给一些零花钱。如果没有及时完成, 我会不让其玩游戏, 拿走其手机等。

Leah (小学图书馆员) :你得看什么方法对你的孩子管用。我的办法是告诉他们, 等他们完成了某某工作, 大家才可以去做他们喜欢的某些事, 如去游泳, 逛商店等, 这会激励他们的参与, 家长也开心。

Cherisse (心理学系教授) :我一般不为家务给零花钱, 通常给他们一个时间范围, 让其完成某件事, 如果不能完成, 则不让其参与下一个活动 (比如和朋友出去玩耍) 。我还会把家务清单明确地列出来, 并有时间规定, 比如是每周一次还是两周一次。

Fran (建筑师) :我妈妈过去给钱让我们收拾房子, 每个房间明码标价。她给的“工资”不错, 不过她也检查我们的工作质量。她有一个家务的账本, 我做了事会登记上去。等我要钱的时候, 我会从上面取。不过收拾我们自己的房间, 洗自己的衣服, 她是不付钱的。我们每周轮流一天做饭。

总结下来, 这些家庭让孩子做家务的方法包括:

一、物质奖励, 比如用家务换零花钱。这种做法极其有争议性, 有利有弊。有利的是, 你用物质奖励让孩子知道什么行为被你认可, 小孩可以借此形成不劳则无获的意识。另外, 小孩也需要一些零花钱, 家长卡得太紧, 会限制以后的财务管理能力。因此, 用家务换取零花钱的办法, 并非完全不可取, 关键还是看家长怎么引导。比如我上面说的一些朋友, 对孩子必须做的事情 (保持自己房间整洁) , 是不给零花钱的。而对一些特殊项目, 如洗窗户, 或是家里“公共场所”的清洁, 则与零花钱挂钩。另外, 如Fran说的那样, 要想借家务换零钱的办法来鼓励劳动意识, 最好不要让孩子要钱的时候才找你做家务, 而是设立一个账户, 形成一定的延缓效应, 这更有利于理财训练。

二、行为奖惩。有些家庭在行为和结果之间建立关联, 借此鼓励小孩从事家务活动。比如Leah说的做完了家务才可以去逛商场、游泳, Cherisse说的完成了家务才可以和朋友去玩, 属于行为主义说的正向巩固。而Jon的做法是, 孩子不完成某事, 就take privileges away。何谓privilege?就是孩子享受的一些并非其权利的东西:吃喝住行这都是他们的权利, 是必须的, 而玩游戏、给他们手机, 则属于“优待” (privilege) 。孩子没有做什么事, 把这些优待拿走, 也是良好训练, 属于“反向巩固”, 同样可以雕塑孩子热爱劳动的行为。

三、内在激励。2015 年, 布朗大学的一份简报指出, 美国现在越来越多的大人, 回到家里感觉的压力和负担远超过工作场所, 家务的分担, 是很多成人的压力源, 也是很多矛盾的触发点。作者强调, 家长的侧重点, 应把家务劳动向着“照顾家人”的方向去引导, 而不仅仅视其为差事和负担。换言之, 让孩子做家务, 是让其有意识地去照顾自己, 也通过分担家人的家务, 关心、照顾他们。这是尽量利用孩子的人性优点来做事, 强化他们的内心激励。因此, 应该在孩子完成家务之后, 感谢、鼓励他们对父母、兄弟姐妹的关心和照料。千万不要吹毛求疵, 说这不好那不好, 这会形成一种精神惩罚, 让孩子认为不作为可能还简单一些。另外一种内在激励, 是尽量一家人一起完成家务, 甚至在做家务的时候打开音乐, 让其变成非常快乐的家庭活动。

现在孩子学习负担很重, 再让他们做家务, 会不会增加其负担呢?如果父母处理得当, 适当的劳动, 会让孩子紧张的大脑得到调剂, 做做家务出出汗, 身体得到锻炼, 是他们当下可以获益的。至于远期收益则更不胜枚举。

今年3 月, 《华尔街日报》上有文章指出, 让孩子做家务, 对于其学习、情感甚至职业发展都大有裨益。家务劳动, 尤其是一些复杂家务, 比如烹饪, 可开发儿童的一些身体协调能力, 强化他们的观察能力, 激发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意。家务也可以拉近我们和家人之间的关系:一个自理能力强、甚至能照顾他人的孩子, 成人之后人际关系会更为和谐, 职场上更受欢迎, 婚姻更幸福。这已经是目前学界的共识。

美国的中产危机论文篇6

关键词：中产阶级妇女,进步时期,女权主义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 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步实现, 美国社会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 各种社会改革运动不断涌现。美国的妇女, 特别是中产阶级妇女以其身份的特殊性在这次社会改革运动和争取选举权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为什么是中产阶级妇女承担了领导者的使命

1. 工业革命对中产阶级妇女的影响。

19世纪末, 随着美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 中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适合女性的“白领”工作岗位, 使越来越多的女性在经济上获得独立的同时加强了人格上的独立, 也为她们从闭塞的家庭领域走上社会公共领域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工业革命还使美国中产阶级妇女的婚姻生活和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使她们一改维多利亚时期的柔弱与深居简出, 以健康、摩登的形象活跃于公共场所中, 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角色有了新变化。工业革命下的报纸杂志媒体对女权主义思想的传播, 促进了女权运动的发展。

2. 美国中产阶级妇女的独特性。

美国中产阶级妇女能够承担起领导女权运动的使命, 不仅是因为有城市化、工业化的时代推动力, 还因为她们本身的经济地位和历史传统的特殊性。首先, 中产阶级妇女的经济条件优越, 受教育程度较高, 这使她们产生了更高层次的要求———自身价值得到社会的认可。其次, 中产阶级妇女在19世纪上半叶就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慈善活动, 组建妇女俱乐部, 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组织经验, 中产阶级妇女的组织能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社会上对妇女的新形象渐渐认同。最后, 面对美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严重的道德败坏的现象, 中产阶级妇女有着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优越感, 正是这种公认的道德优越性成为妇女走向社会的无比锋利的理论武器, 扫除了前进路上的许多障碍。基于以上分析, 我们认为, 这一时期美国妇女运动带有的鲜明的中产阶级性, 在后来的妇女史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1]

二、中产阶级妇女在女权运动中的作用

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女权运动主要体现在社会女权主义运动和选举权运动两个方面。

1. 中产阶级妇女在社会女权主义运动中的表现。

进步运动时期, 美国的社会改革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妇女们也参与到了这一浩浩荡荡的历史运动之中, 在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的同时, 也促进了女性群体的进一步觉醒。这时出现了像基督教禁酒协会、妇女俱乐部、青年妇女基督教协会等妇女组织, 越来越多的女性从家庭领域走向社会公共领域, 致力于女装改革、控制生育、改善贫民、争取女工生产保护法、食品卫生检验和儿童立法等。我们把参加这些既致力于争取女性权益又包含各个弱势群体权益的组织的女性称为社会女权主义者。到1892年时, 美国全国有妇女俱乐部200多个。于1889年成立的全国妇女俱乐部联盟, 在1898年有5万成员, 到1914年就已超过了100万, 成为了进步主义时代影响最广泛的女性团体。[2]她们倡导的活动扩展到包括政府食品卫生检验、更严格的住宅法、卫生改善、妇女保护法, 以及保护穷人、病人、残疾人和弃儿的服务性事业。从这个组织的发起者及其开展的活动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在进步运动时期会员人数最多的妇女组织中中产阶级妇女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2. 中产阶级妇女与妇女选举权运动。

早在19世纪40年代, 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活动就开始了, 但是它却没有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妇女群体的积极参与。进步运动时期, 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本仍带有激进色彩, 它挑战着美国社会的传统价值和政治格局, 这必然就会引起社会上与其利益相悖的企业或组织的反对, 像酿酒业、某些政治头领及天主教会等, 缺乏上层阶级妇女的支持。与此同时, 在以中产阶级妇女为主体的组织内部也存在分歧, 有相当多的组织并不赞成争取妇女选举权。因为选举权运动本身的派别斗争一直很激烈, 在关于通过立法游说还是直接行动、争取宪法修正案还是先改善妇女在地方及州级的处境等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 但运动的整体性质却是中产阶级的, 无论是保守者, 还是激进派, 大都来自这一阶层。因此有一部分中产阶级妇女的先行者已经认识到只有获得选举权, 才能拥有与男性一样平等的政治权利, 才能在社会中以更平等的姿态学习、工作和生活。于是她们积极地投身于争取妇女选举权的事业中, 在全美选举权协会的努力下, 像怀俄明州 (1890) 、科罗拉多州 (1893) 、犹他州 (1896) 等几个州的妇女已经获得选举权, 虽因内部分歧等其他问题, 并没有进一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但是这为妇女选举权运动在联邦政府获得认可奠定了基础。伴随着美国国内激进女权主义理论的传播和英国妇女参政运动中激进的斗争方式的影响, 妇女选举权运动获得了广泛的响应, 许多中产阶级妇女开始抛弃原来并不十分赞同的主张, 纷纷举起了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旗帜。在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的发展过程中, 那些在进步主义运动中积极参与社会改良运动并受到尊重和敬仰的社会女权主义者也逐渐认识到妇女参政是改革的一部分。于是我们在争取选举权的运动中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妇女“斗士”的背影, 她们的参与在社会上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 进一步推动了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发展。在多数州已经在法律上承认妇女拥有选举权的形势和压力之下, 美国联邦政府终于在1920年8月18日通过了第十九条宪法修正案, 赋予了全美国的女性以选举权利。这是属于美国妇女的重大胜利, 标志着妇女争取法律、社会、经济平等的开始, 是妇女真正解放的第一步。

总之, 美国的女权主义者在进步主义运动这个社会大潮流中, 努力突显自己的价值, 进而争取选举权及更多的平等权利。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 甚至可以说是充满坎坷与艰辛。许多女权组织的领导人比如简·亚当斯等, 为了这项事业而奉献自己的一生。经过几代美国妇女的努力, 最终在1920年获得了具有标志性的选举权。在这条漫长的女权之路上, 美国中产阶级妇女以其自身的特殊性, 担任起了领导者的角色, 她们中的许多人成立或加入了不同的妇女组织, 致力于美国社会的改革, 成为进步主义运动中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

参考文献

[1]张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中产阶级妇女走向社会的动因和问题[J].美国研究, 1993, (03) :131.

[2]唐书明.妇女与美国进步主义运动[J].西南民族师专学报, 2000, (03) :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