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力量

公民社会力量（共4篇）

公民社会力量 篇1

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考察人民日报社时，特地同强国论坛的网友在线交流。胡锦涛说：“我要借此机会，向网民朋友们表示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胡锦涛表示，通过网络，一是想看一看国内外新闻，二是想从网上了解网民朋友们关心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看法，三是希望从网上了解网民朋友们对党和国家工作有些什么意见和建议。

总书记与网民在线交流的消息很快成为各大论坛的焦点，西方媒体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英国BBC报道称，胡主席与网友直接交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声民意的重视。而笔者认为，其中更深层次的含义在于，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条件下，“网民”已经成为强化公民社会意识、促进公平与正义、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透露，截止2007年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2.1亿。有专家预计，目前中国的网民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而成为世界上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就社会生活而言，网民的活动正日益快速地赋予了传统的“社区”概念更加“无限可能”的内涵，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的推广与普及。

而这一全新力量对于社会的正面冲击和积极影响是远远令人难以估量的。

目前，理论界和学术界对于“公民社会”并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定义，较受广泛认同的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观点：“公民社会是指围绕共同利益、目标和价值的，非强制的行动团体。”但有一点几乎是公认的：公民社会的活跃程度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秩序和规则、文明与法制的重要标志;而公民意识的全方位唤醒与崛起，又在更高的层次和更深的领域推动着社会更加和谐。

党中央高瞻远瞩地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是融中国传统古典文化精髓和现代文明法制意识于一体的重大决策。“和谐社会”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深刻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民本思想。一个开放、发达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公民社会高度兴起、公民意识蓬勃繁荣的社会，同时，也使得公民权利得以有效保障，公民责任也能够确保顺畅履行。

从理论上讲，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与发展呼唤建构现代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的建立又必然促进公民权利意识的发展。确立公民社会，是从根本上提升公民权利意识的治本之举。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必然是一个公民意识很强的国家，而公民意识的发展，则依赖公民社会的建立。同时，国家向社会的回归，也是培育和建立公民社会的基本依据。

在此，有必要提到的是曾经沸沸扬扬的“虎照门”事件。在传统的社会形态下，周正龙虎照事件被反复质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这种“质疑”通常只能在个人化、圈子化的条件下发生，致使权力回应的传统步骤和节奏无法保持，也使权力的“操作空间”受到了很大的压缩。而网络使质疑变成了非常清晰而透明的民意，质疑的被传播、被接受及追问也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虎照门”事件以毫不妥协的否定回应了权力行为中的虚假，并且迫使权力向事实低头，因而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网民推动的最重要事件。

严格地说，网络使公民掌握了一个新的空间，这个空间映射着现实，但远比现实的空间更加属于公民。世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作为“网民”数量最大的国家，如何在充分发挥网络便捷、高效的沟通作用，更好地服务于公民意识的培养和社会责任的落实的同时，科学、合理地加强引导，是当前我国应该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全面改革的深入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公民社会”必将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公民意识”也必将进一步丰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理念和道德思想。

我们期待在“公民意识”推动下的公民社会建设愈发完善，期待“公民社会”推动下的和谐社会更加美好，也期待公平与正义真正成为社会的主旋律。

摘要：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条件下, “网民”已经成为强化公民意识、促进公平与正义、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公民社会力量 篇2

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 是指围绕共同的利益、目的和价值上的非强制性的集体行为, 它不属于政府的一部分, 也不属于盈利的私营经济的一部分。换而言之, 它是处于“公”与“私”之间的一个领域。通常而言, 它包括了那些为了社会的特定需要, 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行动的组织, 诸如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公益组织、社区组织、专业协会、妇联、工会等。

公民社会是个历史范畴。两千多年来, 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 公民社会概念共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 一共经历了三种形态。

1. 公民社会的古典形态。

西方文明一直到17世纪前的社会状况, 国家与社会并未分离或者并未完全分离, 整个社会表现为高度政治化的一元结构, 这一状况在中世纪达到顶峰。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的等级和政治意义上的等级是同一的, 因为市民社会就是政治社会, 因为市民社会的有机原则就是国家的原则, 市民等级和政治等级的同一就是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同一的表现。显然, 这一时期对于公民社会的描述是笼统而混淆的。

2. 公民社会的现代发展。

现代意义的公民社会理论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形成。他们应用“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两分法来分析社会的总体结构, 把市场经济当作公民社会的核心部分, 认为公民社会是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直接从生产和生活交往中发展起来的非政治的社会自主领域不能与政治国家相混淆, 也不能为政治国家所淹没。

3. 公民社会的当代转型。

20世纪以后, 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 公民社会观念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有了“重建公民社会”的理论主张。认为应该把经济领域从公民社会中分离出去, 把社会组织和民间公共领域当作公民社会的主体, 并系统提出“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公民社会”三分的社会生活划分模式, 从而完成了将公民社会指向社会领域的当代转型。 (1)

二、公民社会中公民参与的价值

无论是在现代的“政府—社会”的二分结构中, 还是在当代的“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分结构里, 公民参与在公民社会的政治价值意蕴都是显而易见的。 (2)

1. 公民参与有助于形成公民社会。

公民参与各种日常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中, 体验自由、独立、平等、博爱的民主精神, 形成良好的公民参与精神, 培育了独立的、自由的、理性的人, 最终形成民主的生活方式, 这些都将有助于公民社会的完善。公民社会是现代民主的社会载体, 是国家威权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缓冲地带, 是民主力量成长和积淀的基地, 是民主平衡有序发展的砝码, 这些都离不开公民作为一个个体的直接参与。

2. 公民参与更容易保护公民的权利。

公民社会是公民独立自由的保护伞。公民社会在于使政府的强制最小化, 保障政治自由, 改善人的生活。而这一切, 离开公民真正的参与就将形同虚设, 不能完成公民社会自身的使命。

3. 公民参与有助于监督权力的运行。

公民社会具有独立性, 使人们对公共权力采取一种审慎、怀疑的态度, 这对公共权力的行使能够构成看不见的制约。公民的广泛参与, 可以提高公民社会对国家和市场权力关系的有效制衡力, 它作为社会的制衡监督着国家, 使之不沦为多数人的专制。

4. 公民参与是政府获得合法性的有力促进。

合法性主要是指公民对政治统治权的认同感和支持, 而公民参与可以使得这种认同感得以固定化。民主政治中的政府行为必须具有合法性依据, 即必须得到广大公民的共同认可、信赖和支持。政府合法性只能到公民社会中去寻找, 只能由第三部门来供给。公民参与带来的政治认同感在公民社会的活动中得以培育和强化。

5. 公民参与是公民人格生成的重要途径。

公民社会是免费的民主大学, 公民社会能够刺激公民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 能够培养和强化公民的民主意识, 形成健全的参与性公民人格并通过公民事务的参与来践行维护民主的原则和价值。

在社会管理民主化、国家政治文明化的发展进程中, 公民社会是不可或缺的强力支撑, 而公民参与无疑是这个支撑上最有力的一环。如果公民参与程度不高, 公民社会的权利得不到实现, 其他一切都不可能实现。就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而言, 公民社会是第一位的, 国家则是第二位的。如果政治国家不能保障公民社会的权利要求, 它就没有存在的合法性。公民社会的权利主张决定了现代国家的特性。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道德价值的信奉者, 即抱有不同的价值目标的公民们都在不断的政治参与中追求自己的权利。

三、困境

“政治参与是旨在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普通公民的活动。” (3) 从公共政策角度看, 公民的政策参与实际上是公民在利益表达上积极性和有效性的反映, 是公共政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尺度。现阶段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较之改革开放前有了明显的变化, 这与我国现阶段政治、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相适应, 具有进步性。主要表现为:由政治运动式参与向分配利益性参与发展;由单一的政治利益群体参与向多种利益群体共同参与发展;由表态性的被动参与向智能性的主动参与发展;由单一的官方参与渠道向多样化的民间参与渠道发展;由失衡性参与向平衡参与发展。 (4)

同样, 在公民社会当中, 由于其不可避免的涉及或影响到相关政策的制定, 我国公民参与在深度和广度上仍很不够, 存在诸多限制性因素。

1. 政治社会化程度不高。

政治社会化的定义表述有很多种, 在这里, 我们这样定义:政治社会化是社会个体在社会政治互动中接受社会政治文化教化, 学习政治知识、掌握政治技能、内化政治规范、形成政治态度、完善政治人格的辩证过程;是社会政治体系的自我延续机制和功能运行机制。 (5) 由此可见, 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对其成员的政治文化教化。因此, 社会的组织和群体是政治社会化的实施主体, 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居于支配地位, 起着主导作用。社会组织和群体把现存政治体系认可的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价值规范和政治行为准则灌输、传授给社会个体, 把社会人培养成为政治人, 以便传承政治文化、维系政治社会的运行和延续。政治社会化程度越高, 越能够培养公民政治人的形成, 进而形成稳定的政治参与, 稳定政治体系的秩序。在我国, 政治社会化程度不高极大地阻碍了公民参与的稳定性和推动作用。

2. 公民社会内涵不清晰, 公民参与动机不明确。

国家与社会, 作为人类组织和秩序供给的两种基本形式, 两者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经过古希腊罗马的酝酿、中世纪的转型以及文艺复兴的推动, 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在近代逐渐发展成熟。从理论的角度, 探讨这一时期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内在逻辑和思维框架, 梳理西方学者的价值取向和分析路径, 挖掘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个性与特征, 对于我们正确理解现代西方政治文明内涵、准确把握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趋势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6)

3. 沟通渠道不畅, 信息不透明。

长期以来, 我国的决策机制缺乏自下而上的参与渠道, 缺乏政府与公众的互动, 因而极易导致一些利益受损的群体和个人要么采取非制度化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要求和不满, 要么选择干脆不参与的方式。另一方面, 我国现有的管理体制也不完善, 而这些规章制度大多没有公众参与的明确要求, 因而公众的作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4. 公民参与伦理规范程度不高。

公民伦理本质上属于公共伦理的范畴, 是市场社会充分发展的产物, 主要是用以处理以公民身份出现的私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组织利益与组织利益之关系的规范体系。 (7) 由于公民伦理是植根于公共交往与公共生活之中的, 因此, 公民伦理的显现领域一定是在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中。而在我国, 公民伦理一直被放在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位置, 这方面的培养似乎都已经被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了, 由此, 公民伦理规范程度不高就使得公民参与性打了很大的折扣, 进而影响到公民社会的构建, 而真正受伤害的, 恰恰是公民自身的权利。

5. 受教育程度偏低。

在影响政治态度的诸因素中, 除了公民个体的性别、职业、收入、年龄等之外, 教育水平对公民政治态度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显然与公众参与热情是成正比的。 (8)

四、如何更好地发挥公民参与的对策分析

1. 健全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 实现公民参与保证。

在我国, 人们还没有对社会保障机制形成深入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 而其基本要旨恰恰是要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全方位、多渠道服务的社会保障体系平台。民间互助是我国传统的保障形式, 我国目前的民间保障, 除了具有悠久历史的家庭保障外, 还有工会系统组织的互助会和互助保险、农村的合作医疗、非营利性的慈善机构及基金会等形式。今后, 应充分发挥公民参与精神, 发挥民间保障的作用, 在城镇职工中, 应大力发展工会组织的互助保障, 以使参加互助组织的职工在遇到生、老、病、伤、残及灾害等生活困难时, 及时得到互助组织物质上和经济上的帮助。 (9) 这样, 既是公民参与的过程, 同时也能在促进社会保障机制完善的同时, 加快公民社会的形成。

2. 积极发挥社会团体优势, 拓宽公民参与途径。

我国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早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在宏观层面上为完善社会管理体制确定了指导原则。“社会管理的主体是多元的, 不仅政府机构, 而且还包括各种民间组织乃至企业, 他们在规范、协调、服务等社会管理活动中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10) 社团是社会管理的主体, 也是社会管理的对象, 在社会管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社团的发展迅速, 应当充分发挥社会团体的优势, 形成以社团成员积极参与为主的社团发展模式, 社团内部管理要符合民主、法治原则, 不得以自治或内部行为为由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这些制度原则可能以强制性规则的面貌出现。

3. 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提高公民参与效率。

我国目前监督管理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采取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的双重管理体制, 资产来源属于国家资助或者社会捐赠、资助, 并接受审计机关的监督。这样做不仅操作成本很高, 而且假借公益名义谋取私利的组织往往并不能被发现。而从国际经验看, 社会监督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机制。 (11) 在这其中, 广泛的公民参与必能使得这样一种社会监督的机制更加运行稳当, 更容易受到监督。另外, 非营利组织由于其民间性和非营利性, 与政府和企业的财务制度有着许多不同之处, 如利润计算、报表项目、评价标准等, 因而建立非营利组织独立的财务和审计制度, 是对其实行监督管理的前提。

参考文献

[1]丛日云, 庞金友.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复兴及特点[J].教学与研究, 2002 (1)

[2]王建文.公民社会的价值诠释与现代意义[J].三峡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7 (5)

[3][日]蒲岛郁夫.政治参与[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

[4]梁丽萍.公共政策与公民参与:价值、困境与对策[J].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4)

[5]李元书.政治社会化的涵义、特征、功能[J].政治学研究, 2007 (6)

[6]庞金友.国家与社会:近代西方的理论视角[J].宁波党校学报, 2008 (1)

[7]晏辉.公民伦理的显现领域与实现方式[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08 (4)

[8][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 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8

[9]梁丽萍.社会化:社会保障发展的必由之路[J].经济问题, 2006 (1)

[10]何增科.论改革完善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必要性和意义——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社会工作发展研究之一[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7 (8)

公民社会力量 篇3

一、民众的心理趋向

我们的国家需要公民参与社会治理, 我们寻找途径引导公民参与社会治理, 我们衡量利弊劝说更多的公民不反对参与社会治理, 我们还在不断地调整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以求能真正实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所有这些努力, 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取决于公民的积极主动与消极被动的比率。就像卢梭列举的那些权力制约的比率一样, 这种积极与消极之间的比率同样能够影响 (甚至决定) 公民能否参与社会治理。因为公民参与不是某一个体行为, 而是一个共同体内所有成员都可以行使的同等行为;一旦社会上绝大多数的公民没有意识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而冷漠对待这种政治诉求, 那么很多规划就不具备启动资格, 很多路径就没有数据可供参考, 最终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宏伟蓝图只能堕落成局部领域的小规模挑战, 而那些美好的政治景象也只能是望洋兴叹。所以如何推广这一政治性的理念, 使更多人愿意参与进来成为运动中的元素, 是实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必备期待要见之一。

尽管现在情况有所变化, 社会转型、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上的自由, 以一种近似于极端功利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 最明显的标志是民众开始公开的问这样的问题:这项政策我能获得什么利益?如果我的权利被侵犯, 我可以怎样救济?但是牵扯到公众利益的问题, 却没有人愿意发声, 除了抱怨。尽管这也可以理解, 但百姓对政治过冷的态度是更大范围的存在, 每每都指责政府举措失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有失公允的, 因为再无私的政治蓝图也打动不了千万冷漠的心。

经济发展程度不够, 法治覆盖不全面, 政府公信力不足, 公民道德观不统一, 这一系列问题都对普通民众的心理产生影响。怕民众容易愤怒而带来局部动荡, 又怕民众冷漠而丧失群众基础, 所以对公民的心理引导非常重要。需要公民参与社会治理, 就要给予公民充足的动力, 如果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心理趋向势力不足, 百姓参与政治生活的各种尝试即便持续了上千年也依旧是纸上谈兵。

与此同时还需要引起注意的是, 激发公民对政治的热情的同时, 绝对不要轻视群体的情感, 这点从愈发汹涌的网络暴力事件中就能看出。不得不承认我国公民对政治参与的涵义认识很肤浅, 表现之一就是莫名其妙地将国家、社会、个人割裂开来, 而且我国公民参与程度较低的原因之一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 个别情况下甚至对自己的行为没有界定能力。如此一来, 不知道、没兴趣就导致“心理趋向”这一工程无法下手。尤其是社会转型时期, 民众本就浮躁而只顾及眼前利益, 如果这项心理工程没有做到位, 那么结果必然会一塌糊涂。

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价值实现

公民的概念本就不同于自然人的概念, 公民意识更是与臣民意识相对, 意指一个国家的民众对社会和国家治理的参与意识。因此为了使自己更加协调地适应国家的运转, 积极地参与其中进行治理, 利用自己公民身份的政治性参与治理, 正是人类作为社会动物的体现之一。就这一层面而言, 社会治理成为一道相当有效的路径沟通了国家和公民, 提升了公民作为国家主体的生存能力。

参与的中心主张都在于“缩减治理中的层级节制和技术统治”, 不仅如此, 参与的含义也无非围绕着“公共组织管理以及这些组织在治理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1)

参与式管理对公共部门的管理有着积极的牵制作用, 从而在促进行政结构优化方面也有着现实意义。以一种“对话”的形式, 让公众参与到关乎切身利益的事件之中, 作为权利的相对方, 公权力组织也会费心协调出更有诚意的方式配合公众的参与热情, 以求能够降低自己的行政阻力。

考虑到公众日渐觉醒的参与心理和社会治理的真实效果, 公权力组织的行政方式是屡次受到考验, 并且会一直被考验下去。这也是政务公开等一系列很有诚意的行政监督手段在形式上发达起来的根本动力之一。敢于敞开门让公众监督, 不仅能够体现出政府的公益决心, 也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入门基础, 不管因何初衷, 既然能够有一个平台参与其中, 公民的社会治理就不会仅仅是一句口号, 而是可以提上日程的全民努力的实践。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增强, 可以迫使行政部门妥协, 有限制地敞开公众参与的大门, 这只是第一步, 告知公众公权力在表面上是如何运作, 这远远不够, 在某些领域的活动中, 公众不想只是成为被告知的对象, 而是成为发出声音、做出影响的一方。所以即便听证会越来越像模像样也不能满足需要, 公民还需要在政策制定的源头上做出影响。

公民积极参与下的治理模式, 显然能够对作用于自身的政策制定起到制约作用, 在这层意义上, 这一模式的运用可以间接地限制权力扩大化。公民有效参与政治生活, 确实需要这种良性的参与式的治理模式, 在实现公共利益的同时恢复主权应有的力量。

如果仅仅看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可能会对公权力的使用造成牵制, 而没有看到公民参与治理可能会分摊政策践行的风险, 没有看到公民的参与对政策推行的促进作用;仅仅认为让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是“添乱”只需要事后的通知和强势执行, 而忽视了让公民参与其中对政策合理性的助益。这样种种都是有失公允的不理性评价, 公民是所有政策的最终承受者, 而制定者一旦和承受者中间存在过大的间隙, 又怎么可能期待政策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呢?所以需要沟通, 需要公民的参与, 也才能让一些理想的预期最终实现。

参与模式可影响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民与社会以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之所以有这类的治理模式, 就是考虑到“官僚体制内的专家无法获得制定政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 甚至得不到正确的信息 (Majone, 1989) 。因此, 如果排除公众对重要决策的参与, 将会造成政策上的失误。” (2) 由此, 参与式的治理模式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三、公民权利的有效实现

(一) 有效的民主权利

对民主不切实际的过多要求是一种天真的行为, 当年雅典城邦式的民主已经变得遥不可及了;现代的民主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妥协, 但绝对不可以轻视这种妥协, 因为比起理想主义者心目中的完美民主, 这种利益均衡后的民主就显得更为实际, 而且还会逐步发展完善。“在一种基础更为广泛的政治体制中, 对于权力予以限制的要求又会获得多么巨大的增长。” (3) 如前所述, 公民身份其本质就是一个政治性的客观身份, 因此在目前这种广泛政治体制内, 如果每个公民都想获得更大的自由, 更大的民主, 直接导致的结果并不是人多势众的得偿所愿, 而是公权力的掌控者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这种不利局面的出现, 甚至不惜代价做出一种牺牲的假象, 例如清朝末年时, 满清政府的种种改革;又或者是一种压制, 以迫使民众屈服, 这种行为在世界历史上就更是屡见不鲜。因此, 但凡是理性的掌权者, 都会期待一种损伤更小的形势, 那就是在民主问题上的妥协, 只是妥协或展示的方式不同而已。当然, 这不是悲观主义者对民主抱有一种绝望的心态, 而是不过分要求以至于失望而引起没有必要的动荡, 毕竟如果没有实现良好民主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国民环境, 还要强求完美的民主更像是制造混乱。

所以最终阐明的观点其实很明确, 公民想要真正意义上参与社会治理, 不仅需要一种可以参与的治理模式, 同样需要能够使这种政治模式合理合法的民主权利做支持, 而有效的民主比起完美的民主更加切实可行。尽管有些人总倾向于讨论美好的“应然”, 但如果要解决问题必须得观察我们实际占有的“实然”, 也即有效的民主权利。

(二) 公民基本权利的可适性调整

马克思·韦伯将现代理性国家定义成遵循法律规则的职业性官僚机构所经营的拥有政治权力的企业, 通俗一点就是我们常言道的国家机器。它“只是一个由理性政府统治的国家。其目的和政策都符合理性的程序。决策经过讨论过程, 而讨论过程则通过各种各样的信息传播工具向公众公开。” (4) 而这一系列可观察的现实正是由公民的基本权利赢得的, 并且不断更新公民基本权利的过程正是促使公民和国家始终处在调适以求平衡的过程, 从而确保公民权利的有效行使, 以实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目的。

无论如何, 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这个问题上, 我们是需要公民基本权利作保障的。一方面, 它是我们参与到政治体制内部的合法依据;另一方面, 它的实现水平测量着公民社会治理的参与程度。最优化的公民基本权利不是理想状态下涵盖的领域有多全面, 而是所能实现的内容在最大程度上助力于我们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迫切需要的基本权利能否得以实现, 这才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资本和资源。

总结

公民固然有顾小家而舍大家的正常心理, 期待越来越多的人应有的公民意识的觉醒也非一日之功, 因为“公民的公共意识归根结底只能随着生活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提升。” (5) 然而我们已经开始努力。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虽然不是一个新鲜的理念, 但具体的操作仍然是艰巨而复杂的活动, 它需要很多的路径作参考, 庞大的数据作分析;它要调整体制内部, 还要协调体制外部;它要激发人们产生愿意参与的心理趋向, 还要提供给公民如何行为的平台……不仅如此, 就连每一处细枝末节也关系到公民的基本利益, 那些公民很有可能自己都没兴趣理会的政治利益。当然,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期待要件远不止心理趋向的引导, 参与式的政治模式, 能够有效实现的公民权利这几个方面, 还需要在经济、法治、道德等方面的综合运作;然而即便是这几个方面, 也经历过臣民心理、公民意识, 集权国家、民主国家、政治国家, 自决、自治等等的理念的出现、适用、淘汰、调整的过程。这不是绝望的不可知论, 只是想说明一个基本的事实, 良性政治理念的实现, 不仅依靠各方面条件的配合, 还需要自身的进化, 而我国关于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政治理念还处在胚胎阶段, 我们既要设置条件又要实现条件, 这本身难度就很大。

建立一个理性的政治国家本就任重道远, 如果我们迷失了方向而绘制出不切实际的幻想政治, 无疑会让我们自食恶果, 所以客观地分析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以及我们所交往的民众, 用中国化的方法论解决中国公民自己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永森.告别臣民的尝试——清末民初的公民意识与公民行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2][美]B·盖伊·彼得斯著.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张成福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3][美]孔飞力著.中国现代国际的起源[M].陈兼, 陈之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年版.

[4][美]菲利克斯·格罗斯著.公民与国家——民族、部落和族属身份[M].王建娥, 魏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3年版.

[5][法]古斯塔夫·勒庞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年版.

[6]柳飒著.近代中国公民基本权利变迁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年版.

微软:社会的企业公民 篇4

微软:微软发展至今一直坚持一个理念, 即:企业社会责任是一家企业实现持续、长久发展的基石。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曾说:“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都应当利用自身资源对社会作出有益的贡献。作为一个全球性的企业公民, 我们的承诺和责任建立在公司使命和价值观的基础上。我们要利用整个公司的资源和影响力, 在全球范围内创造各种机会, 促进各地的经济增长, 并通过创新技术为公众提供优质的服务。”源于这一信念, 公益理念早已成为微软公司DNA的一部分。

开展CSR事业至今, 微软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第一,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对企业来说, 选择投入怎样的公益事业是一个重要课题。微软在选择公益项目时, 会结合、发挥自身的特点与能力, 即在信息技术方面的优势。

第二, 结合社会热点问题, “急政府之所急”。现在, 政府提倡构建和谐社会, 那么我们在选择项目时, 就可以借助信息技术来缩小数字鸿沟。比如, 我们开展了“潜力无限——社区技能培训”项目、合作成立了社区学习中心扶助弱势人群、建立农村信息化综合服务试点示范工程等等。

第三, 只有形成一个CSR合作伙伴生态圈, 才能真正发挥这个体系中各方的最大优势和效用, 形成有机、高效、可持续的公益模式, 实现互补, 真正为社会和人民带来长期的帮助和效益。

第四, 确保项目的可持续性。真正为社会弱势群体乃至整个社会带来长期、实在效益的企业公民项目必须是可持续的, 而不是一朝一夕的孤立行为。这就要求企业规划项目时, 首先要考虑到与企业自身业务运营的有机结合, 实现企业盈利和企业CSR的良性互补。在此之上, 更为重要的是要有创新、可持续的项目模式, 实现项目的良性运转和循环。

微软大中华区企业传播及企业公民事务总经理陈然峰认为:“企业公民的实质是企业如何承担其应负的社会责任。企业要想真正成为优秀的企业公民, 必须从战略上着手, 要让企业公民成为企业的DNA, 实现业务运营和企业公民运作有机结合、商业策略和社会责任有机结合。CSR不是简单的慈善捐助, 而是在企业自身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寻找到一个契合点, 通过系统而科学的规划运作, 运用创新的技术手段, 实现企业自身盈利的同时帮助社会弱势群体, 做到企业和社会的共赢。”

《中国外资》:微软CSR在中国的具体实施主要在哪些方面, 有哪些项目?

微软:微软一直把负责任的商业行为视为其CSR理念的根本:确保其业务实践是诚信、透明和负责任的;确保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支持行业标准, 严守商业道德, 保护环境;确保微软的产品与其它公司的产品之间具有良好的互操作性。在此基础上, 微软帮助人们把握知识经济所带来的机遇, 运用技术和创新来促进社会进步, 努力缩小数字鸿沟, 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为了缩小数字鸿沟, 微软中国主要在教育、农村信息化和社区事务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项目:

教育方面, 03年11月, 微软中国与教育部合作开展“携手助学”项目 (下文有具体介绍) , 通过建立计算机教室、培训信息技术骨干老师、开发教程和课件等方式, 支持中国基础教育和师范教育, 重点放在农村和边远地区。08年11月, 微软与教育部又签署了“携手助学”项目二期。

为推动农村信息化, 微软与工信部 (原信息产业部) 在06年签署合作备忘录, 将信息化技术推广到农村和边远地区。迄今为止, 微软已经通过建设信息服务中心和综合信息培训中心、提供信息大篷车、开发培训课件等方式, 在河南、四川、贵州、新疆等地区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期间, 微软强调三个原则:第一是“Affordability (用得起) ”:价格低廉, 让农民买得起、用得起;第二是“Accessibility (摸得到) ”:农民能够轻易地接触到这些技术;第三是“Relevancy (用得上) ”:信息的提供符合农民的需求。这三个原则共同构成这个项目的基础。在此基础上, 微软通过自己的技术来影响农民, 缩小数字鸿沟, 为农民朋友的生活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

社区事务方面, 微软中国的社区事务与近60家国际、国内非营利组织、政府及学术机构合作, 通过成立社区学习中心 (CTLC) , 为处于弱势地位、无法充分接触信息技术的个人提供技能培训, 从而为人们的生活带来积极的变化, 为社区和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04年6月至今, 微软已在北京、上海、云南、甘肃、黑龙江等14个省 (市) 建立了31家社区学习中心, 直接培训2万人, 惠及人群近20万。同时, 微软对流动工人的生存和社会融入问题进行了专门调研并举办了多次专题研讨会。

此外, 为了促进本地软件经济和本地创新, 微软致力于通过与本地政府、行业领导者以及有影响力的企业有效沟通, 合作建立可自我完善、可持续发展的本地软件经济, 帮助社区提高技术和技能, 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竞争力。具体实施内容包括了战略投资、人才培训、技术合作、软件外包和硬件采购等方面。比如, 人才培训上, 微软与教育部02年开始启动的“长城计划”到08年底已进入第三期的合作;六年来, 在人才培养、科研合作、学术交流、课程建设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积极推动了国内高校计算机教育事业、提升了计算机基础科研水平。

微软还与国内多家软件园合作, 扶植创业型企业并积极推进高校学生创新、开发学生潜力。这方面的项目包括:面向中小型ISV先后推出的两项扶植计划BizSpark (创业企业扶植计划) 和“驾驭平台, 升级财富——软件开发商创新应用集结号”行动, 以及每年一届的全球学生科技竞赛——“创新杯”等等。

《中国外资》:金融危机对微软未来的CSR战略实施有什么影响, 该次冲击是否会挑战原来的规划?

微软:微软的使命是帮助个人和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潜力。CSR作为微软公司DNA的一部分, 融入在微软的商业战略之中, 是长期性、指导性的理念, 不会因为短期的市场波动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在经济发展放缓的情况下, 企业开展CSR战略时, 更应认真考虑各项行动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 用商业战略的眼光思考CSR也变得愈加重要, 这样才能确保企业的CSR行为可以真正为所需要的人群带来最大化的效益。为此, 微软将继续坚持在CSR方面的几点原则, 即发挥自身优势、与社会热点相结合、重视合作伙伴的作用、建立CSR生态圈, 以及探索可持续的公益项目模式。

《中国外资》:微软领导层在未来关于CSR还有怎样的构想和打算?

微软:为了实现“帮助个人和企业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们的潜力”这一使命, 微软将继续通过新的产品和项目, 运用技术、培训及合作等方式, 改革教育形式、促进本地创新并创造就业岗位和机会, 为大约50亿尚未享受到科技所带来便利的人们提供支持, 进一步缩小数字鸿沟, 为人们创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这将着重在三个方面:改革教育形式、促进本地创新, 以及创造就业和经济发展机会。

我们相信, 当业务运作和企业公民的努力紧密结合在一起时, 就会为社会带来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