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社会力量（共10篇）
发动社会力量 篇1
教育信息
（2013年第14期）者兔乡初级中学校办公室 二0一三年四月八日
发动社会骨干力量，齐抓共管师生安全
为了进一步提高全校师生的安全意识，夯实广南县学校安全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全面推进学校安全教育工作的开展，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我校在参加学校安全工作视频会议后，立即召开校领导班子及班主任工作会议，共同商讨学校安全教育工作事宜，经商讨决定学校除了加强完善安全制度、排查校园及周边环境安全隐患、常规安全宣传等工作力度外，还应采取发动社会骨干力量，动员全民参
与、与学校齐抓共管的方式对全校师生进行全面有效的安全教育，力求将安全警钟响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2013年4月8日15时，在学校班子的邀请下，者兔乡派出所
所长王福同志，乡司法所汪慧敏同志、乡安监站站长王恩鹏同志、乡森林公安派出所指导员邓兴尧同志、珠琳工商所陆生堂同志、乡卫生院副院长汪惠春医生以及者兔乡中心学校领导班子在者兔乡初级中学校开展了一次有意义的安全教育讲座。
讲座上，各位骨干以自己高尚的职业素养、扎实的专业知识、独特的视野、鞭辟入里的剖析和绘声绘色的演讲，将林林总总的安全知识有条不紊地植入到广大师生的脑海里，赢得了广大师生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是一场扣人心弦、震撼人心的讲座！是各位领导对我们师生生命的关心和爱戴！我们在感动、激动和深深的震撼之后，要将他们对我们的爱永远存在心里！记住：珍爱生命，远离危险！”农校长热泪盈眶地总结说。
此次讲座的圆满成功，得力于各位社会骨干的正确指导与热心关怀，我校将再接再厉，继续加强合作，创新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力求将安全警钟响彻每一个角落。
编校：付红军
审签：农兴亮
发动社会力量 篇2
从2013年开始, 江苏省南通市运管部门开展了“万人评学驾”满意度测评活动, 尝试围绕“学员的学驾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行动。通过这一活动, 截至2014年, 南通市市驾培行业满意度逐步上升, 驾校服务意识明显提高, 学员维权意识明显增强。学员对全市驾校的总体满意度从82.5%上升到91.6%, 对每期调查教练员的总体满意度从86.5%上升到96.5%, 全社会对驾培行业的认知度和满意度明显提升。
问题渐现驾校出路何在?
随着我国进入汽车时代, 驾驶需求的高涨催生驾培市场的火爆。以南通市为例, 呈现出几大特点。
一是驾培市场蓬勃发展。南通市报名学驾人数自2009年的16.1万上升至2014年的23.3万, 增长了45%;驾校数量由2000年之前的23家增长到2014年底的100家, 翻了近两番;驾校规模逐步扩大, 每个驾校配备的教练车已由原来的20多辆发展到100多辆不等, 只是各个驾校的经营模式和管理水平差异较大。
二是学驾矛盾日益突出。根据南通市区驾培投诉受理的统计情况, 近年来学驾矛盾有尖锐化、繁杂化趋势。从投诉数量上看, 2009年全年受理20余起, 2014年受理数达近300起。从投诉内容上看, 从最初的教练员“吃、拿、卡、要”现象扩展到涉及培训、考试安排、收费退费、教学态度和方法, 以及驾校管理和服务、学驾环境等诸多方面。这表明学员对驾培行业的要求, 正从最初的“拿证”向多样化、人性化的培训服务转化, 维权意识不断提高, 不再屈从于“师徒”模式。
三是政策变动较为频繁。从2012年起, 国家各有关部委和江苏省相继出台了有关政策条例, 驾培的政策环境变动较为频繁。2012年3月1日起, 江苏省施行《江苏省机动车驾驶人培训管理办法》;2013年1月1日起, 交通运输部和公安部联合施行《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与考试大纲》, 公安部施行修改后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2013年12月31日,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了《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资格条件》 (GB T 30340-2013)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 (GB T 30341-2013) 两个国标;2014年8月, 江苏省将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许可纳入第一批工商登记前置改后置审批事项目录。可见, 从驾校许可到培训、从考试内容到行业标准条件都在发生诸多变化。
四是管理观念有所滞后。相对于蓬勃发展的驾培市场和日益提高的学员需求, 运输管理部门在调节双方关系、处理牵涉广泛的学驾纠纷以及引导处于政策变动期的行业发展的观念和措施上确实滞后的。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监管力量不足、监管手段落后, “人盯车”的监管方式难以覆盖整个行业;另一方面, 管理部门采取措施往往是基于法规、政策要求, 对学员需求重视程度和了解深度都不够, 导致“供”、“需”脱节。在政策变动较快的情势下, 以运输管理部门一己之力很难为行业确定未来的发展模式和方向。
上述特点导致驾校招生压力逐渐加大, 经营者之间的竞争愈趋激烈, 也使得驾培行业进入大浪淘沙的新时代。在即将到来的考验中, 驾校如何生存立足?管理部门如何进行引导?南通市的“万人评学驾”满意度测评活动开创了驾培行业管理模式的先河。
特色独具细微处彰显智慧驾培新风
由于带有个人感知性和个性倾向特点, 服务质量的测评标准制定显得尤为困难。南通市“万人评学驾”活动基于此将两方面纳入考虑范围:一是如何调动社会力量相对客观地评价驾培服务, 一是如何将满意度测评结果转化成推动驾培行业满意度提升的力量。为此南通运管部门在活动组织、问卷设计和结果运用上进行了一系列新尝试。
第一, 活动组织方面
一是一方主导变为多方参与。确定了由运管部门和驾培协会牵头, 消费者协会、放心消费创建办、物价等部门联合参与, 南通电台、南通电视台、南通日报社、三角洲杂志社等媒体全程关注的活动组织团队。通过联合尽可能多的驾培行业有关部门参与, 确保活动的公平、公正, 提高了社会参与度, 扩大了社会影响力。实践证明, 媒体的全程监督和参与是活动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二是阶段总结变为滚动推进。改变以往“申报、评选、结束”的阶段性活动模式, 进行滚动式推进。启动之初, 南通运管部门以“3.15服务承诺活动”为契机, 举行了首批入围“学员满意教练员”的宣誓活动, 媒体全程跟踪报道, 将活动强力推到社会公众视线中。每月开展一期测评活动, 对上个月培训结束的学员进行回访, 每月10日前公布本期入围学员满意的驾校和教练员名单。每期活动都通过报纸、杂志向社会宣传、发布, 营造一种学员评学驾、人人关注驾培、社会共同参与的浓厚氛围。2013年10月召开了“万人评学驾”活动表彰推进会, 2014年3月又召开“万人评学驾”活动表彰会。此举激发了参与者的动力, 保持社会的关注, 全方位调动社会力量, 让活动充满生命力。
三是名额限制变为达标入围。为调动驾校和教练员的参与积极性, 学员满意驾校和教练员均不设名额限制, 只要达标即可入围每期的学员满意名单。预设入围条件和一票否决项, 即驾校总体满意度90%以上, 教练员总体评价为“优秀”、总体满意度100%的入围本期学员满意名单;凡驾校驾培智能化系统中学员基本信息录入不足90%或正确率不足90%的, 学员有反映学时弄虚作假、教练员有“吃拿卡要”或未按规定使用《教学日志》的均一票否决。
四是单一问卷变为全面调查。采取了多层次组合调查的方法:一是每月由驾培协会和管理部门安排人员对上月已通过科目三学时审核的学员, 随机电话回访2250个左右样本, 给被回访学员以直接的感受;二是通过南通学车网向全体学员进行网上调查;三是联合三角洲杂志社、车生活杂志社每月面向全社会发放调查问卷约2万份, 在全社会造成影响。通过多渠道、多层次的满意度调查、回访, 不仅扩大了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也提升了回访结果的公信度。
第二, 问卷设计方面
一是问卷形式简单易行。所有问卷问题全部采用判断句式, 选择“是”或“否”即可;对于学员记不清或者不清楚的项目, 一律视为驾校和教练员解释和服务不到位, 统一为“否”。
二是问卷内容滚动调整。问卷内容也被设计为不断滚动调整。首先依据日常管理和投诉中发现的学员需求和学驾矛盾的焦点, 结合法律法规的管理要求, 设计最初的调查问卷内容, 并在投入使用前先小范围试用, 然后问卷根据回访人员和学员的反馈情况进行调整, 形成包含了29项回访内容的《驾校满意度回访表》和《教练员满意度回访表》。之后, 每期问卷还会根据上期反馈情况不断调整。
第三, 结果运用方面
一是以评选内容树立行业规范形象。由于驾培行业的相对专业性, 普通民众对行业实情并不了解, 对驾培行业的印象多形成于口耳相传, 个别教练员和驾校的不文明行为往往成为人们对驾培行业“黑、乱、差”认识的来源。不了解滋生误解, 在问卷设计中, 将行业规范要求涵盖到评选内容中, 让所谓的“行业内情”公开化, 打破各种猜疑, 为社会监督提供规范的行业形象范本。
二是以评选过程营造社会参创氛围。每月集中的电话回访和调查问卷发放, 让学员参与到活动中去, 每期的评选结果公布让驾校和教练员感受到压力、产生动力, 媒体对评选过程每月一次的全程报道持续吸引社会各界的关注, 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学员、驾校、管理部门、媒体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打造满意驾培行业的浓厚氛围。同时, 由记者对入围驾校和学员反映存在问题的驾校进行跟踪暗访和报道, 强化监督。
三是以评选结果推动市场优胜劣汰。此次活动通过《车生活》杂志、南通运政网和南通学车网等多渠道公布入围学员满意的驾校和教练员名单, 引导社会学驾人员将入围学员满意名单作为选择驾校和教练员的考量指标, 将社会公众的评选结果转化为行业发展的推力。
模式创新学驾关系彻底颠覆后的新生
一是驾培行业社会满意度大幅提升。以2013年为例, 南通市运管部门共累计回访学员22005名, 收回有效样本20473份, 调查教练员10418人次;累计入围学员满意驾校的180家次、教练员7135人次。全市94家驾校均参加了这项活动, 诚信承诺率达到了100%。全社会对驾培行业的满意度明显提升。
二是驾培行业自我肯定度有效提振。现在, 南通驾培行业驾校与驾校、教练员与教练员之间已形成一股“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在2013年“万人评学驾”活动的表彰大会上, 驾校校长代表围绕“向增加教练车要效益”和“向提高一次性考试合格率要效益”的观点, 教练员代表围绕“应该把学员当‘徒弟’进行培训”和“应该把学员当‘上帝’进行培训”的观点进行了辩论, 整个驾培行业的自我肯定度和精气神都得到有效提振。
三是驾培行业社会参与度明显提高。活动通过回访内容、过程、结果公示和“3.15服务承诺活动”, 以及每月一期的评选活动和推进会、表彰会, 紧紧抓住了社会的关注力, 形成了“人人参与、共同努力”的行业满意度提升建设体系, 社会参与度明显提高。而随着社会公众对驾培行业的深入了解, 驾培社会行业的形象也有了较大改观。
在当前行业管理环境日益复杂、人们需求不断提高的形势下, 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管理部门的有限力量, 应引起思考。南通通过开展“万人评学驾”活动, 改封闭式管理为开放式管理, 评价教练员的行业标准融入社会评价标准, 促进驾培行业实现了三个新变化:驾校从单纯追求培训合格率向提升培训质量和满意度转变、教练员“吃拿卡要”等行为明显被遏制、学员维权意识明显增强。虽然活动尚有粗糙、不足之处, 但这种尝试不失为一种管理模式创新和改进的有益思路。
发动家长力量 教育不再孤单 篇3
台北中正小学，被誉为“都市里的森林小学”，校园里花木扶疏，绿草如茵。那天，我们正和该校几位老师、家长在教室走廓边参观边轻声交流，一位老师忽然发现教室外的草地上有一只小鸟，她惊喜地叫了一声：“快看！那儿有一只小鸟。”大家转过头，见小鸟在草地上跳跃，都想走近前看个清楚。台北家长会的一位家长轻声说：“这是麻鹭，别吓着它了，我们离远一点吧。”另一位家长很快地从办公室里拿出摄像机来拍摄。他们说，像麻鹭这种鸟平时也很少见，所以要拍下来给孩子们看。平时学校的一些活动他们也都会拍下来，定期播放给孩子们观看。同样一件小事，我想到的是个人一时的惊喜，而他们想到的是孩子、是长远、是分享。这一刻，我的思想受到了触动，心灵得到了净化。
像这样的镜头还有很多很多：中正小学的“故事妈妈”们常常早早来到学校，到班里给孩子们讲故事，他们关注不同年级孩子的情绪变化，开展有针对性的对话沟通；图书馆里，“义工妈妈”帮忙整理图书，把图书馆布置得既整齐又有趣；学校的展板上，张贴着各年级 “孝亲楷模”的事迹、照片、感言和推荐理由，他们说这些楷模都是孩子们自己推荐、经过班级投票后选出来的，而活动的策划、组织、表彰全由家长们操办……最令我惊讶的是，家长会的领导——会长，具有和校长一样的法定权力，可以直接参与学校事务，甚至包括对校长工作进行考核评价，这样的家长可谓“举足轻重、非同小可”。而在中正小学，家长会的董会长却和其他家长们一起，策划、布置迎接我们的会场，她甚至亲手挑选会场的鲜花、参与设计送给孩子们的一张贺卡、一份点心……为此，我的心一次次被感动着，也被教育着。
这些家长都有自己的家庭和许多日常事务，且大多事业有成，但他们挤出时间、日复一日地在学校做义工，不但没有任何报酬，还不时出钱资助学校开展活动。这份热心，这份善举，这份无私的奉献，只源于他们对学校的热爱、对孩子的关心、对教育的认同。
当前，台湾与大陆一样，都存在着“少子化”的现象，大都只有一个或两个孩子，有的甚至没有孩子。因为孩子数量越来越少，家长们对孩子的教育也越来越重视。应该说，这一点两岸是相似的，区别主要在于家庭教育投入、教育认识和教育行动等方面。
首先，家庭教育的投入。台湾虽然地小人少，但总体经济水平、文化水平要优于大陆。台湾的小学生家长对其投入“三多”，不仅花钱多，且付出的时间多，提供的活动多，假期经常带孩子去各地参观休闲。台湾的博物馆很多，仅台北市在册的博物馆就有60多个。博物馆的教育和休闲的功能并存，对孩子的成长很有益处。在学时间学校也经常组织“户外学习活动”。台湾孩子的学业负担较轻，自由活动时间较多。大陆由于经济、文化等不均衡，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投入也不均衡，应该说随着经济能力的提高，家长们对孩子的教育投入也在不断攀升，但存在另一种“三多”现象，即花钱多、代劳多、补习多。家长舍得为孩子掏钱，却舍不得时间陪陪孩子，动辄请家教或保姆代劳，送孩子上各类补习班。
其次，对家庭教育的认识。同样是家里的“宝贝”，台湾的家长首先引导孩子学会生活自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在培养了这些基本能力的基础上，再引导孩子“亲师友，习礼仪”，遵守社会公德和各项纪律要求。而大陆的一些家长只管孩子吃好、穿好；不少家长认为，教育就是读书，书读好了，就是好孩子。读书成了孩子的唯一任务，家务事不用做，孩子长期依赖家长，缺乏锻炼，最后甚至连书包都不会整理；过分宠爱，使孩子自私任性，脾气暴躁。
其三，家长的教育行动。在台湾，几乎所有小学生家长都自觉地承担起“教育者”的责任，不仅在家教好孩子，还主动参与、分担学校教育，到校协助教师管理孩子。“因为一个老师要面对二三十个孩子，总是精力有限嘛。”中正小学的家长们这样说。他们觉得自己所做的是份内的事，是理所当然的事，帮助学校就是在帮助孩子，且帮助的不只是自己的那一个孩子，而是所有的孩子。我在中正小学和光复小学了解到：家长会是一个自发、自愿参与的组织，但也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机构，有分工、有制度，各项工作都有专人负责，重在发挥家长的特长和资源；家长会的会长也是大家选举推选出来的，新的家长加入后，还会得到培训、帮带。孩子一茬茬毕业了，家长会的成员也不断更新，但家长会的工作却不断在延续、完善。可貴的是，有的孩子毕业了，家长却仍在这所学校里继续当义工。像前几任的家长会会长夫人鲁女士，孩子已经上了大学，可她一直在中正小学当“爱心妈妈”。
相比之下，大陆的许多家长都认为：教育的责任在学校。他们千方百计为孩子送去好学校，寄希望于学校、老师把孩子教育好，几乎忘了自己才是孩子成长中最重要的启蒙老师，对孩子的一生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们中甚至还有这样的家长：我们教育孩子要讲卫生，家长却随手乱丢垃圾；我们教育孩子学会自理，家长却替孩子背书包；我们引导孩子与同学友好相处，不斤斤计较，家长却要求孩子事事抢先，不能吃亏；我们教育孩子遵守交规，走斑马线，看红绿灯，但一些家长为了省时间横穿马路，甚至在马路上的车辆间穿梭……学校教育遭遇到这样的家庭教育，将会是多么苍白无力。
以上比较是印象式的，不一定是普遍现象。但教育要发展，家长素质的提高和家庭教育的作用却无疑是不可缺失的。因此如果我们能发动家长的力量，加强家庭教育的培训，教育我们的家长“学会怎样做家长”；如果我们的家长都能成为“教育工作者”或者“德育工作者”，我们的家长都能做好孩子各方面的表率，我们的教育就不再孤单，我们的德育实效性就一定能显著提高。
（作者单位：厦门实验小学福建厦门 361100）
发动社会力量 篇4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司法行政社会治理研究
常德市鼎城区司法局
胡泽瑜
众所周知，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拥有者繁复多样的文化内涵，自然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文化差异。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必定会有摩擦和矛盾，彼此之间的妥协退让是化干戈为玉帛的最好途径。我国自古就有“和事佬”，现在更是在法治领域实践和完善着人民调解制度。
在我国法治建设的道路上，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法的运行是基本。但是，在传统思想指挥下大多数人还是拒绝与“衙门”打交道，这往往阻碍了民众对法律运行的监督，非常不利于在此过程中的法律普及和法治建设。庞德曾经说，“民众对权利和审判漠不关心的态度对法律来说是一个坏兆头”。
法律的价值从实践中体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群众的智慧来源于劳动，劳动就是实践，实践中出真知。
任何人在实践中所接触和领悟的东西最容易被理解和深刻记忆。因此，法律既不应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应铭刻在铜表上，而是应铭刻在每一个公民的内心里。
而恰恰，最贴近人民生活的制度就是基层人民调解制度，最可能为广大群众广泛参与的制度就是基层人民调解制度，最能将普法融于实践的制度就是基层人民调解制度，最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接受和径口相传的就是在基层人民调解对法律进行实践而产生的一个个真实的、在身边的鲜活案例。故而，基层人民调解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基层人民调解制度的作用力显而易见，那么我们该如何将他们广泛运用，利益最大化呢？
一、保证过程的合法和结果的情理法相融
在我国的法律发展史中，历来承载着“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在中国引进和推广程序正义的观念，强调法律程序的独立价值，就具有重要的意义。程序法治是实现和谐社会的主要途径和重要表现，这不仅体现在司法中，还贯穿于社会治理的各方面，理所当然的也作用于人民调解制度当中，也应当贯穿基层人民调解的始终。
作为一名基层司法行政工作者，在平时的工作中，对此颇有不同的体会。在基层，许多的矛盾纠纷都是突发性的，偶然性的，甚至可以说是“鸡毛蒜皮”的，一般不会上升到法律层面。如果说严格执行上级文件下达的文书程序，实然是不现实的。从群众的角度来说，文书程序意味着一个简单的矛盾纠纷案件中，群众至少签名四次，他们往往会觉得“我就一件很小的事情，几句话的事情，为什么要签字？你们拿我的签名要干什么？”繁琐的文字程序往往会导致群众对基层调解的排斥甚至是不信任，如果不加以大量的沟通，长久之下是否会导致基层人民调解制度的举步维艰？事与愿违呢？
程序的正当固然有利于保障纠纷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和最终的调解的效力。但是僵化的、不切实际的、繁琐的程序是否真的一概而论呢？在我看来，大量的基层人民调解中，我们要约束和规范的是人民调解员的行为，而不是群众。人民调解制度本就是从现实生活提炼出来的优秀经验加以理论化，它追求的最终目的是将矛盾大而化小、小而化无。将矛盾纠纷在群众身边解决，消灭在萌芽状态。而现在上级对于人民调解工作的检查多以书面材料为准，要求了一套非常完备的文书体系，这其实在基层人民调解实践中是非常棘手甚至是拦路虎。群众不理解，“鸡毛蒜皮”的小事我说没事了，为什么你们还要反复来找我。古语有云：家丑不可外扬。在大多数群众还是传统观念，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如同风过无痕，你非要留下痕迹加以证明，反倒留下了隔阂。
关于上述方面的考量，是否还值得我们深究和摸索探寻呢？
二、要灵活的运用多种方法和技巧
1、注重人民调解中的人文关怀
所谓人文关怀，通俗点说就是“暖人心”，通俗点做就是换位思考，站在矛盾纠纷当事人的角度理顺事情的来龙去脉，从当事人的实际利益和根本目的出发化解矛盾，平息事件。许多的事情在生活中没有是非对错，更多的是情理沟通，求同存异。只要是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各项政策的大前提下，在人民群众接受和自愿的原则下，各方面的妥协和利益平衡。
2、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矛盾调解
家长里短，乡里乡亲，远亲不如近邻居……在基层人民调解中，社会的力量是惊人的，群众的作用是无穷的。我们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人民调解中，特别是在乡镇基层地区范围内，要充分的动员出各组各村里有名望有声誉广受群众尊敬的老人、前辈和领头人。“唯马首是瞻”——我们是不是一直都有领袖情结？我们的骨子里是不是都是信服那个站在队伍前面的人？在基层人民调解工作中，我认为一个很大的工作重点和精力重心应该是加强对这批人员的培养和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在案件的具体解决过程中，有他们的参与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他们的法律水平和法制观念的提升，就如同“允许一批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从我个人的思想观念出发，我的崇拜者，我的榜样就是我前进的动力，我仰望他，信服他，就会追随他的步伐，提升自我的能力水平。我想这样的思想感情应该是普遍的，我们要充分发挥好社会力量，树立群众榜样，将普法工作日常化，扩大工作效能。
三、充分运用好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帮扶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目前在我国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是向西方社会管理制度的学习与模仿阶段，第二阶段是适应自身社会变化的改造与创新阶段，近年来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也就是我在这里所指的第三阶段：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规范与完善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和制度建设不断推进，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逐步多样化，政府购买服务，将社会力量纳入到日常的社会管理和服务实践中，让政府的服务职能更贴近群众，形成社会分工各方面的良性互动，此项举措其实在当下各种社会管理实践中已经得到了足够的认可。政府购买服务俨然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所采取的普遍而有效的一项重要举措。
基层人民调解制度在长期实践中一直有大量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特别是在许多农村地区范围内，“和事佬”发挥了重要的，甚至是最主要的作用。在许多的基层调解中，当事人不一定信服调解委员会的成员，会认为他们是“坐在办公室吹空调看报纸的官”，不了解群众，不能站在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但是，对于他们熟悉的人，普遍会更容易接受，会带着类似于“天然的”信任。在基层人民调解工作中，矛盾纠纷的解决更多的是在法律大框架下，情和理的博弈，情理之间的平衡。群众在纠纷的解决中需求的不是长篇大论的法律依据，而是发自内心的认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人情观念和乡规民俗。恰恰，地方社会力量在这方面是具有先天优势的。
实践已经在许多方面予以证明，推行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是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加快服务业发展、引导有效需求的重要途径。
社会力量办学有关税收政策 篇5
营业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劳务免征营业税。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是指普通学校以及经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同级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成立、国家承认其学员学历的各类学校。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39号）规定：
（一）对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提供教育劳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二）对学生勤工俭学提供劳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三）对学校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四）对托儿所、幼儿园提供养育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五）对政府举办的高等、中等和初等学校（不含下属单位）举办进修班、培训班取得的收入，收入全部归学校所有的，免征营业税。
（六）对政府举办的职业学校设立的主要为在校学生提供实习场所、并由学校出资自办、由学校负责经营管理、经营收入归学校所有的企业，对其从事营业税暂行条例“服务业”税目规定的服务项目（广告业、桑拿、按摩、氧吧等除外）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39号)规定：
一、关于“对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提供教育劳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问题
(一)“学历教育”是指：受教育者经过国家教育考试或者国家规定的其他入学方式，进入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的教育形式。具体包括：
1．初等教育：普通小学、成人小学；
2．初级中等教育：普通初中、职业初中、成人初中； 3．高级中等教育：普通高中、成人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包括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
4．高等教育：普通本专科、成人本专科、网络本专科、研究生(博士、硕士)、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
(二)“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是指：普通学校以及经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同级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成立、国家承认其学员学历的各类学校。
上述学校均包括符合规定的从事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但不包括职业培训机构等国家不承认学历的教育机构。
(三)免征营业税的教育劳务收入按以下规定执行：
提供教育劳务取得的收入是指对列入规定招生计划的在籍学生提供学历教育劳务取得的收入，具体包括：经有关部门审核批准，按规定标准收取的学费、住宿费、课本费、作业本费、伙食费、考试报名费收入。
超过规定收费标准的收费以及学校以各种名义收取的赞助费、择校费等超过规定范围的收入，不属于免征营业税的教育劳务收入，一律按规定征税。
二、关于“对托儿所、幼儿园提供养育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问题
(一)“托儿所、幼儿园”是指经县级以上教育部门审批成立、取得办园许可证的实施0—6岁学前教育的机构，包括公办和民办的托儿所、幼儿园、学前班、幼儿班、保育院、幼儿院；
(二)“提供养育服务”是指上述托儿所、幼儿园对其学员提供的保育和教育服务；
(三)对公办托儿所、幼儿园予以免征营业税的养育服务收入是指，在经省级财政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审核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收费标准以内收取的教育费、保育费；
(四)对民办托儿所、幼儿园予以免征营业税的养育服务收入是指，在报经当地有关部门备案并公示的收费标准范围内收取的教育费、保育费；
(五)超过规定收费标准的收费，以开办实验班、特色班和兴趣班等为由另外收取的费用以及与幼儿入园挂钩的赞助费、支教费等超过规定范围的收入，不属于免征营业税的养育服务收入。
三、关于“对政府举办的高等、中等和初等学校(不含下属单位)举办进修班、培训班取得的收入，收入全部归学校所有的，免征营业税”问题
1．“政府举办的高等、中等和初等学校(不含下属单位)”是指“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不含下属单位)。
2．“收入全部归学校所有”是指：举办进修班、培训班取得的收入进入学校统一账户，并作为预算外资金全额上缴财政专户管理，同时由学校对有关票据进行统一管理、开具。
进入学校下属部门自行开设账户的进修班、培训班收入，不属于收入全部归学校所有的收入，不予免征营业税。
四、各类学校均应单独核算免税项目的营业额，未单独核算的，一律照章征收营业税。
五、各类学校(包括全部收入为免税收入的学校)均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办理税务登记，按期进行纳税申报并按规定使用发票；享受营业税优惠政策的，应按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减免税手续。
企业所得税
对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社会力量办学取得的所得，按照规定征收企业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以下统称企业）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依照本法的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适用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二条所称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的企业，包括依照中国法律、行政法规在中国境内成立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规定：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07]39号）、《国务院关于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新设立高新技术企业实行过渡性税收优惠的通知》（国发[2007]40号）及本通知规定的优惠政策以外，2008年1月1日之前实施的其他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一律废止。各地区、各部门一律不得越权制定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个人所得税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举办各类学习班取得的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发[1996]658号）规定，对个人举办各类学习班取得的收入按照规定征收个人所得税。
（一）个人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并取得执照举办学习班、培训班的，其取得的办班收入属于“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
（二）个人无须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并取得执照举办学习班、培训班的，取得收入属于“劳务报酬所得”应税项目，按税法规定征收个人所得税。其中，办班者每次收入按以下方法确定：一次收取学费的，以一期取得的收入为一次；分次收取的，以每月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财产与行为税
一、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
小班社会《合作力量大》活动反思 篇6
《合作力量大》是南师大版的小班社会领域内容，小班幼儿经过一学期的集体生活，已有分享意识。《纲要》中指出：“儿童的自主活动不是单独的个体活动，而是以同伴、教师及其他人共同生活为背景的”而合作又上幼儿来发展适应社会的不可缺的重要素质，所以这一活动重点培养幼儿初步的合作意识，并通过自身的游戏体验来感知合作力量大的道理。
在环节设置上，遵循小班幼儿的心理特点，运用故事导入——理解合作——游戏体验——经验提升的渐入来培养和激发幼儿对合作的理解。以故事导入，幼儿在有趣易懂的故事中，感知合作力量大的道理，形象的角色，重复和语言对白，适宜小班幼儿的直观感知的特点。运用游戏“搬萝卜”让幼儿在实际操作中感知合作的意义。正如华盛顿少儿博物馆上的一句名言：“告诉我的，我会忘记，做给我看的，我会记住，让我参与的，我会理解”。幼儿经验的获得要将之运用。《纲要》中也指出，注重幼儿在生活中的学习，老师运用多种情境的呈现，让幼儿去判断和探索在实际生活中出现类似的情景，该如何做出相应的反应，从而发展幼儿在生活中运用合作能力，理解帮助别人或别人帮助自己都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更好地培养幼儿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融入他人，融入社会。
发动社会力量 篇7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社会救助的概念
本文所指社会救助,是对于部门生活陷入了极度贫困的人,政府等职能机构通过政府自身的救助体系或者发动一定的社会力量来为这些遇到生活困难的人们提供必要的维持生计的物品,帮助他们顺利地度过困难的时期。社会救助充分体现了政府以及社会公众力量的人性化,属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现有的社会救助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对于那些可能享受社会救助待遇的人们必须要是生活极度贫困的人们,并且他们在较长时间内均没有能力来改善自己的这种生活状态,才能够被列入社会救助的行列;第二,社会救助的对象得到的救助物资只限于能够满足其基本生活的物资,并不能享受其他任何形式的从优待遇;第三,社会救助的目标是帮助受助对象来渡过难关,只能是暂时性的较低水平的救助行为,所以无法帮助人们的生活水平上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虽然整个救助的制度在不断地演化完善,还是会较多地受到政治经济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不会在短时间内产生一个较大幅度的跨越。
(二)社会力量的概念
本文所指社会力量是指参与其中并对社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基本单元,社会力量通常以法人或自然人的形式存在,而参与社会救助的社会力量主要是指各类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按照发起设立方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由民间力量自发建立,通过重重的审核来获取合法的组织地位,例如一些地方性的合规性社工组织;第二类是由民间力量自发建立,但是尚没有得到合法机构的审核通过,目前我国民间社会组织大部分以这种形式存在；第三类是由政府倡导成立的并且具有合法的组织地位,甚至带有较为浓烈的地方性官员色彩,例如各地的红十字会等。
(三)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救助中来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地发展与深入,社会阶层的分化问题也在逐渐凸显,在社会上更是有不少的群体在各个方面都是处于弱势地位。目前,要解决这些日渐凸显的矛盾,关键是要依靠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手段,依据可持续科学发展的战略政策来搞好综合协调,理顺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并且把贫富差距调整到适度的范围之内。社会救助作为一项复杂又长期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广泛地调配资源进行参与,仅仅依靠刚性的制度安排并不能从根本上有效解决所有既已存在的社会性问题,因为它不可能具备社会道德、文化精神等方面的功能。只有依靠社会各界力量的广泛参与,形成部门协作、政府主导的社会组织与民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救助体系,才能够最低成本地将良性资源的使用效益发挥到极致。
二、以税收手段促进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工作需要遵循的原则
(一)补助效果持久性原则
我们从目前已有的财税制度来看,补贴的主体范围已经有所扩大,不仅仅只是救助的对象,还包括实施救助的人群。这就意味着制度的覆盖范围以及执行的力度均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大。尽管从一定层面上来看,政府政策的制定本意是为了让更多的贫困人民能够得到基本的生活保证,但是在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还是比较容易出现偏差或产生极端现象,例如可能会导致受资助的人民失去自食其力的动力,削减他们积极自我救助的信念,形成政府补助“等靠要”的情况,造成恶性循环,无法更好地融入社会。所以国家在考虑以税收手段促进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工作时必要靠考虑救助结果的可持久性,最重要的还是能够为被救助人民提供合适的工作岗位,使其能够自谋其路。
(二)税收手段专业性原则
本文认为尽快提升税收政策的科学性,提升各社会救助机构合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的专业性水平,对于以税收手段促进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工作至关重要。事实上,目前我国的社会救助体系尚不完善,没有形成健全的救助帮扶政策和执行制度,社会的整个救助环境也还有待进一步引导与培育。尤其是站在以税收手段来促进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工作的前提下,整个社会救助体系更是缺乏相应的服务组织和专业机构,所以到底采取何种方式利用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税收优惠政策如何能够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积极性,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仅要依靠社会各界的力量,还需要专业人士提供合理可行的税务优惠条款的设计,使得税收优惠发挥应有的促进作用。
(三)税收手段的普及客观性原则
以税收手段来促进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使得税收手段普及做到客观公正成为亟需解决的一个难题。税收手段普及的客观公正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指税收政策本身的客观公正性,要体现出税收优惠政策对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要明显大于对其他一般企业或组织的税收优惠；第二层面是税收政策实施之后,其具体的执行应当公平公正,不得产生假公济私的情况,使得那些未参与社会救助的组织或企业也能够享受大幅度的税收优惠,这就会大大折损社会力量的积极性;第三层面是税收优惠的普及应当强调应各个地方的政策不同而产生合理的差异,不是全国一概而论,在源头上就允许税收手段差异化的存在。
三、税收手段如何更好地促进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
(一)进一步强调税收手段监管的透明性
针对上文中提到的客观公正性原则,本文认为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强税收监管的透明度。这就要求税务机关要制定一套完整的控制制度,以该制度为根据,确保能够以税收手段来促进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工作切实地贯彻落实,严格地将一些企图寻找漏洞获得税收优惠的企业或组织排除在外,杜绝官场与商场相勾结的违法乱纪等行为。同时,税务监管部门还应当尽可能地对同一监管区域的涉及社会救助的相关社会力量制定一致的税收优惠政策,不得产生同一区域多套标准的情况。例如,可以采用在官网公开发布政策的方法来做到管理标准的统一,增加社会公众的监督能力。
(二)动员全社会力量来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相关的规章制度
本文所指健全的法律法规指的是社会力量在参与社会救助的过程中用于明确社会救助范围以及确定社会力量奖励措施等的有关规定。就目前而言,我国社会力量在参与社会救助的体系内尚未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或者已有的规定也是处于较低的层次,其可操作性不理想。鉴于此,要想能够在国家层次出台一部较为系统、完善的社会救助相关的法律发挥,必须要动员全社会来进行完善,提高社会力量的参与性与主动性,进而从根本上提高社会救助的水平与质量。
(三)积极宣传与社会救助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要培育社会各界人士充分人士与理解社会救助工作,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救助中来,弥补政府救助不及时且范围小的缺陷。有关部门可以通过依靠多样化的渠道来进行税收优惠政策宣传,提高社会公众的认可力度,并且通过嘉奖救助社会的企业的形式,来让企业从社会效应或者品牌商获得利益,营造全社会参与救助的良好氛围。
(四)规范社会救助的系统性程序,多种社会救助形式与税收手段并用,相互促进
依靠民间力量进行社会救助是以后社会救助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企业类型的民间力量,可以依靠税收手段进行最为直接的鼓励,但是对于其他组织形式的社会力量,则可以考虑采取多样化的激励措施。政府部门应当研究、制定与引导相关鼓励政策的专业化实施,建立和维护持久高效、稳定严密的社会救助体系,实现救助管理模式的人性化、多样化以及专业化。税收政策的实施,需要依赖于企业实体或者产生收益的实体,但是目前还有较多的社会力量可能不符合这一实施条件,所以政府应当将其他的鼓励手段考虑进来,对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进行统筹化激励。
四、结论
综上所述,目前政府要解决依靠社会力量进行社会救助的问题,而目前社会力量中资源救助资源较为充分的力量代表就是企业,可见通过运用税收政策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将在极大的程度上推动整个社会救助体系的成长。各个相关企业,也应当及时地从当地税务部门网站上去了解有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在能力可及的范围之内参与社会救助,享受更为有利的税收优惠政策。
摘要：目前,政府机构是流浪乞讨的人员寻求帮助的最主要对象,然而随着流浪乞讨者等需要社会救助的人数越来愈多、人口越来越分散,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已经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研究如何使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救助中来,已经成为解决救助问题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介绍了社会救助及其相关的概念、税收手段促进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需要遵循的原则,并就如何使用税收手段更好地促进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税收手段,促进途径
参考文献
[1]吴振华.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制度的路径.中国民政.2015(7)
[2]赵杰.立法鼓励民间力量参与社会救助.中国新闻周刊.2015(4)
七里河区社会力量办学审批依据 篇8
1、七里河区社会力量办学审批必须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及教育行政部门的有关社会力量办学的规定，按照成教办及上级领导机关的规定办理。
2、学校申请办学，必须具有法人资格，公民个人申请办学，必须具有政治权力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年龄65岁以下，持有兰州市身份证，具有教师资格证书和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身体健康，民办学校应具备法人资格。
3、（1）举办者须投资建校，租房办学者主办人应出具身份证，大现在可以上学历证明、教师资格证单位及街道（社区）同意投资办学证明，户口本原件、复印件及健康证明等。
（2）租房面积不少于300M,租期3年以上，须一次性付清3年房租，并具有一定的活动场地（幼儿园室外活动场地不得少于200M）购房办学者，主板额、人条件可适度放宽。
（3）学校和幼儿园的举办资金不得少于20万元。
4、提交办学申请（一式三份），写明办学宗旨、培养目标、学校名称、办学规模、形式、范围、学习期限、招生对象、师资来源、校舍面积、学校章程、董事会章程、学校发展规划、教学大纲、教学计划、自评报告、教职工花名册、2教材使用明细、作息时间表。
5、举办者的身份证、资格证明文件（身份证、学历证明、专业职称证明等），如有董事会，须提交成员的身份、资格证明文件（身份证、学历证明、专业职称证明的复印件等）。
6、拟任校长或主要负责人及拟聘教师身份、资格证明文件（身份证、学历证明、教师资格证书、专业职称证明的复印件等）。
7、学校资产、经费来源的证明文件及教学设施清单。
8教学用房产权证或租赁证明文件，并提交房主电话机学校平面图，同时我办将与房主联系，下发补充通知。
9、学校须建立相应的安全措施，如医务室制度、门卫制度、消防器材、应急预案等。
10、幼儿园还须提交卫生许可证、卫生保健合格证及全员的健康证明。
11、民办学校成立后，应及时到银行开设账户，并将注册资金如数进入学校账户，一个月内将账号及进账单报审批机关备查。
12、有校车的学校和幼儿园必须上报详细的车辆情况，购车发票，车辆检测证书等，司机的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家庭住址、联系电话，交警部门核准的校车通行证等详细资料。
13.学校和幼儿园与所聘教师签订的聘用合同。14.我办人员在审批前从教学设备，教学环境，教学过程，安全卫生，人员管理等多方面不定时，不定期检查核实，并听取多分意见，如符合条件观察期结束后则审批并上报要求颁发《办学许可证》。发证后我办仍将继续检查其学校的日常工作，如果发现虚假情况，审批无效，收回批复文件及《办学许可证》，不准再办学。
15.幼儿园须达到三类幼儿园的标准，民办学校须达到标准化小学三级学校。
浅谈社会力量办学与税收征管 篇9
西南财经大学科研处明海峰
锦江区地方税务局稽查分局薛 敏
成都市商业银行特殊资产管理部 张 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分配政策的倾斜,投资兴办教育逐渐为人们所关注,社会力量办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促进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以及弥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不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目前的社会力量办学的主要业务看,社会力量办学中,有开展小学、初中教学活动的学历教育,但更多的是根据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状况,确定的热门项目的短期培训教育,如各类文化补习、职业技术资格培训、自学考试助学班等。
但是,在社会组织和个人的金融资本大量投资教育、面向社会从事教育活动的过程中,如何规范和加强社会力量办学的税收征管问题,成为摆在我们税务部门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面前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社会力量投资办学所涉及的税收问题
(一)教育劳务收入涉及营业税的缴纳
为了促进我国教育产业的健康发展,我国现行税法针对社会力量办学的客观实际,对从社会力量办学的单位和个人提供教育劳务所取得的收入是否征收营业税收作出了明确的法律界定:
根据1994年颁布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第六条第四款及该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各类普通学校以及经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同级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成立,国家承认其学历的各类学校提供的教育劳务免征营业税,凡是不符合上述规定条件的教育劳务均应依法征收营业税。
而多数从事社会力量办学的单位和个人虽然提供的是教育劳务,但只能给其学员发放有关培训的“技术等级证书”或者“结业证书”等,却没有资格颁发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因此其提供的教育劳务不属于营业税的免税范围,对其取得的劳务收入应依法征收营业税。
(二)办学机构涉及个人所得税的缴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对于个人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取得执照,从事办学取得的所得,应按“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依法征收个人所得税。
也就是说,按照税法的有关规定,对于办学个人取得的办学所得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应当依法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于支付给教师,无论是专职教师的工资、奖金还是兼职教师的酬金,均应按照有关规定计算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三)社会力量办学有关税收征管的特殊规定
国务院于1997年颁布实施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规定,从事社会力量办学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包括财务、会计制度和财产管理制度等,并按照财会制度的规定依法正确核算其各项收、支情况,如实反映办学成果,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因此,对举办各类非学历教育,不按规定建立健全有关管理制度和履行纳税义务的社会力量办学单位和个人,税务机关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对其给予相应处罚。
二、社会力量办学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根据调查,在社会力量办学的税收征管中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由于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未明确规定税收的缴纳,因此许多从事社会力量办学的单位和个人并未认识到办学涉及到税收,甚至认为教育劳务收入所得理应免税;其次,税务部门不能及时掌握从事社会力量办学单位和个人的有关涉税信息,造成社会力量办学在税收征管上的漏洞。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力量办学单位的主管部门分散。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虽然社会力量办学单位开展教育、教学活动须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取得办学许可证,但是社会力量办学单位的主管部门却呈现多元化,主管文化教育类的如各种文化补习学校的是教育部门;主管技能培训类的如家电维修、计算机技术培训的是劳动部门;主管艺术培训类的如音乐学校、舞蹈学校的是文化部门;主管社会力量办学收费的又是物价部门。而这些主管部门按照行政级别又可划分为省、市、区等多级。众多的主管部门对应否纳税的含混解释和相互之间的责任推诿使办学纳税人无所适从,对是否纳税不明所以。
二是从事社会力量办学人员的纳税意识亟待提高。从调查的情况看,社会力量办学的人员多为各类学校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离退休教师,受长期单一教育体制的影响,“学校不纳税”的观念根深蒂固。而社会力量办学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生事物,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才得到蓬勃发展,因此,一旦面临纳税事宜,难免产生一些抵触情绪。
三是税务部门的税法宣传工作不够细致。在税收宣传工作中,我们注重每年税收宣传月中的税法宣传活动,却忽视了税法宣传的长期性、系统性。尤其是对于象社会力量办学单位这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而衍生发展起来的纳税人,没有在新税法施行之初对其进行税收征管,现在要与其建立税收征纳关系外,并追缴以前的税款,事前缺乏细致的税法宣传工作;此外,在实际征管工作中,个别税务执法人员方法简单、行为不当也是造成社会力量办学单位对纳税产生抵触的一个原因。
三、加强社会力量办学税收征管的建议
为了加强对社会力量办学单位的税收征管,堵塞税收漏洞,做到应收尽收。作者建议:
1.不断加强对社会力量办学单位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的税法宣传,做到密切配合。对社会力量办学征税是税制改革对营业税修改的突破点之一。应通过宣传,使主管部门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到社会力量办学纳税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使相关主管部门配合税务机关对社会力量办学单位进行税法宣传,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应切实加强税务与教育、物价、审计等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以便税务部门能及时掌握各办学单
位的财务收支状况,尤其是涉及税收的收费情况、收入情况及支付个人工资酬金的情况,及时给予纳税指导。只有通过加强宣传、密切配合,才能使税务部门及时掌握税源,实施税收征管,并对社会力量办学实施必要的引导和管理。
2.着力抓好对社会力量办学单位的税务登记工作,依法监管。根据税法的有关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单位、社会团体以及非专门从事生产经营而有应税收入的单位,均应依法办理税务登记。由于社会力量办学的单位不仅涉及到营业税,还涉及到个人所得税或其他附加税种,因此,在未对社会力量办学单位作办理工商登记要求的情况下,抓好对办学单位的税务登记工作是建立正常税收征纳关系的重要前提。与此同时,抓好税务登记可以促使办学单位使用正规发票,从而杜绝自制收据的使用和财政监制的非经营性结算统一收据的滥用,达到税控收入的目的。
3.切实搞好税收征管,在培育税源的同时以应收尽收。为了发展教育产业,可以实施相应的财政政策对其进行扶持,以培育税源;同时对社会力量办学的税收征管,可以采取辖区管理,对各级各类办学单位由街道税务部门按街道办事处辖区分别进行日常征管,这样一来可以较好地解决税收收入“跑冒滴漏”问题;此外还应对社会力量办学单位实行规范管理、依法进行税收宣传,增强其纳税意识,提高纳税自觉性,积极、主动履行纳税义务和代扣代缴义务。
发动社会力量 篇10
一、精准扶贫实施的现实困境
精准扶贫战略是在新形势下对以往扶贫工作的反思、发展和补充,是中国扶贫进行到新阶段后的新举措。但是现有研究表明,精准扶贫机制在地方实践中面临多种困境,如“脱靶”现象非常突出,在识别和帮扶环节存在各类排斥问题[1]、扶贫资金有限和帮扶政策缺乏差异性和灵活性导致贫困户参与不足[2]、贫困农户思想观念转变困难[3]、政府主导监测与社会参与分类管理存在矛盾[4]、扶贫队伍能力不足以胜任农村社会工作的复杂性。[5]
众多学者在梳理了传统政府扶贫和精准扶贫的理论悖论和运行弊端之后,提出要改革扶贫资金管理体制,加强资金整合[6],创新市场机制、主体间协商机制、扶贫资源整合机制和可持续发展支撑机制[7],培育市场化的专业扶贫组织[8],通过政府主导牵头,吸纳企业等市场主体、民间组织或志愿者团体等社会主体参与其中,组建复合型扶贫治理主体,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社区—贫困户”五位一体的复合型扶贫治理体系。[9]
二、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优势
在现阶段,政府仍是扶贫的绝对主力,但是政府扶贫对解决大面积、集中性的贫困问题卓有成效,在“精准”推进方面却存在人手不够、能力不强、资源不足、方法不当等弱点,亟需市场部门和社会组织的共同参与,发挥各类社会力量的优势,以确保“六个精准”的有效落实。
各类企业能够在招商引资等优惠政策的扶持下,充分发掘贫困地区的自然禀赋和市场优势,利用完善的市场流通渠道和成熟的市场运营手段,快速建立起本地的生产、加工、流通和贸易体系,并在发展和扩张中吸纳就业,提高收入水平,带动群众消费,推动经济发展良性运行和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会给本地群众带来新观念和新思路,刺激他们跳出传统思想,结合市场机遇和扶持政策去发展个人产业和家庭事业,从而提升贫困家庭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社会组织类型多样,自主灵活,具有扶贫资金的募集优势、行业领域和技能培训的专业优势、调查研究的独立优势、政策宣传的客观优势和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组织优势,在文化教育、生态环境保护、养老服务、贫困群体关爱救助、社区防灾减灾等公共服务领域,能够有效募集所需的资金、物资和人员,准确锁定和努力贴近目标人群,以专业的姿态、丰富的经验和科学的手段,协助解决个人思想问题、家庭发展规划问题、村民参与和村落自治管理问题,帮助加强个体和社区的社会资本的形成和转化,通过赋能和增权,培育本土民间组织和社区领袖,提高个体和社区的发展潜力,从微观层面上协助政府部门在某一公共领域中政策和措施的执行和落实,并提供补充资金、跟进服务和反馈评估,以确保项目实施效果的稳定性和长期化。
近年来,网络技术的应用普及、互联网思维的全方位拓展和信息传播机制的改变,使得信息、渠道、资源都能够在互联网的平台上迅速传播和集聚,并形成、发展和造就了一大批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和极高公信力的慈善公益个人、团体、项目和品牌,为人人参与扶贫提供了可能。以微博和微信为主体的“自媒体”传播机制,使每个人都能够成为精准扶贫社会帮扶中的参与者、号召者和推动者,一张随拍照片、一条求助信息、一个活动倡议、一个点赞转发,都在无形中汇集了参与扶贫的力量。此外,以消费扶贫和众筹扶贫为代表的电商平台扶贫项目也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在“互联网+”的时代,人人都能借助各类网络平台,提供扶贫资金,参与扶贫项目,加强扶贫宣传,加大扶贫影响,形成“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社会帮扶网络和社会帮扶氛围。
三、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
(一)通过汇聚“社会资源”来弥补政府扶贫的资金不足
政府是精准扶贫的主要责任人,但政府不是万能政府,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面面俱到。长期以来,以政府财政资金为主的扶贫资金不足,严重制约了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也难以在文化教育、生态环境保护、养老服务、贫困群体关爱救助、社区防灾减灾等民生领域加大投入,提高水平。相较而言,凝聚社会力量,汇集社会资源,利用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和企业的市场运营机制,社会力量在综合性的精准扶贫工作中更能发挥作用,有效提升扶贫的深度和高度,促进精准扶贫的质量和效率。
(二)通过提供“针对资源”以提高社会扶贫资源的整合力度
政府部门扶贫不仅面临资金总量不足的问题,还面临着资源种类不丰富、分配不公平、使用效率低等问题。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能够根据扶贫工作的实际需求筹集所需的资源种类,其目标群体的针对性更强,资源使用的目的性更明确,筹集和分配的信息公开度也更高,同时还具有资源全面性、调配的灵活性和使用的机动性等特征和优势,寻求社会资源配置与扶贫需求的最佳结合点,提高资源使用效用和整合力度。
(三)通过市场化机制来拉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更多的社会力量关注贫困地区,能够帮助扩大贫困地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其招商引资、产业发展和扩大宣传提供良好支撑;更多社会力量投身贫困地区,能够帮助当地群众就业和创业,是被动“输血”变主动“造血”的有效途径,既可帮助贫困人口提高收入,又能发掘和释放贫困地区的市场潜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贫困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拉动当地经济发展。
(四)通过社会化方法来提高贫困群体的内在动机和外在能力
扶贫先扶智。贫困地区往往倾向于思想保守、文化传统、风气懒散,具有内敛性和封闭性的社会文化氛围。通过社会力量的多方参与,能够在贫困群体和现代社会之间架通多层次的沟通桥梁,促使其吸收和接纳现代化的理念、观点和思维,并学习和运用先进的知识、技术和工具,有针对性地强化自身的思想改造、生活方式改变和发展能力培养,提高其脱贫致富的内在动机和外在能力。
(五)通过协同合作,构建多元主体、优势互补、精准发力、有效衔接的扶贫工作机制
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有助于引导社会力量的扶贫潜能向贫困地区汇聚,有助于构建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有机结合的新的组织推动机制,促使各级政府、各个部门以及社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都能够把精准扶贫作为自身的重要职责,精准发力,进而形成一个精准高效的扶贫共同体。
四、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未来展望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政府应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中来,不断完善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的角色承担及其作用机制,充分发挥企业的技术优势和资源优势、社会团体的组织优势和专业优势,个体的情感优势和沟通优势,运用市场机制和参与式方法,从贫困群众的生产发展、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等方面进行精准切入,解决传统思想和不良生活方式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和约束,增进发展生产的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完成个体和社区的赋能与增权,从根源上杜绝贫困再次发生和发展的微观致因,从而更好地保障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效果。
鼓励社会各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还只是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第一步,以此为开端,打造符合国情省情的“政府主导、市场能动、社会参与”的扶贫工作新模式,构建“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扶贫新格局。还需要在充分发挥政府在扶贫工作中的主导和引领作用的基础上,积极转变思维,将政府由执行者变为规划者、组织者和服务者,通过政策强化和落实,破解制约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发展瓶颈,搭建沟通交流和资源整合平台,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在扶贫工作中发挥支持、支撑功能。推进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各司其职、协调发展、共同作用,形成紧密结合、衔接有序、群策群力的精准扶贫协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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