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力量

社会力量（通用12篇）

社会力量 篇1

近日, 来自甘肃、湖北、重庆、山西、湖南等地的149名乡村教师参与了北京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开班仪式, 仪式在北京一零一中学礼堂举行, 这是爱飞翔项目发起后的第9年。从2007—2015年, 爱飞翔北京、上海两地已共计培训了1900名乡村教师, 惠及乡村师生已超过万人, 足迹遍布西南、西北等十余省市。从2007年至今, 参与爱飞翔项目的国内、国际志愿者超过了千人。他们分别来自企业、民间、媒体、大学、中学等各个单位, 其中年龄最小的9岁。项目希望通过倡导“人人公益”“随手公益”来撬动更多的社会公益及力量, 为乡村教师集体提供更多的帮助。

社会力量 篇2

社会适应能力，指的是一个人在心理上适应社会生活和社会环境的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的高低，从某种意义上说，表明一个人的成熟程度。

(一)题目

下面的问题能帮助你进行社会适应能力的自我判别(把答案填在括号内)。A是B无法肯定C不

1．我最怕转学或转班级，每到一个新环境，我总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适应。()

2．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我很容易同别人接近。()

3．在陌生人面前，我常无话可说，以至感到尴尬。()

4．我最喜欢学习新知识或新学科，它给我一种新鲜感，能调动我的积极性。

()

5．每到一个新地方，我第一天总是睡不好，就是在家里，只要换一张床，有时也会失眠。()

6．不管生活条件有多大变化，我也能很快习惯。()

7．越是人多的地方，我越感到紧张。()

8．在正式比赛或考试时，我的成绩多半不会比平时练习差。()

9．我最怕在班上发言，全班同学都看着我，心都快跳出来了。()

10．即使有的同学对我有看法，我仍能同他(她)交往。()

11．老师在场的时候，我做事情总有些不自在。()

12．和同学、家人相处，我很少固执己见，乐于采纳别人的看法。()

13．同别人争论时，我常常感到语塞，事后才想起该怎样反驳对方，可惜已经太迟了。()

14．我对生活条件要求不高，即使生活条件很艰苦，我也能过得很愉快。

()

15．有时自己明明把课文背得滚瓜烂熟，可在课堂上背的时候，还是会出差错。()

16．在决定胜负成败的关键时刻，我虽然很紧张，但总能很快使自己镇定下来。()

17．我不喜欢的东西，不管怎么学也学不会。()

18．在嘈杂混乱的环境里，我仍然能集中精力学习，并且效率较高。()

19．我不喜欢陌生人来家里做客，每逢这种情况，我就有意回避。()

20．我很喜欢参加社交活动，我感到这是交朋友的好机会。()

评分方法【评分办法]

1．凡是单数号题，（1，3，5，7……）是：一2分，无法肯定：0分，不是：2分。

2．凡是双数号题，（2，4，6，8……）是：2分，无法肯定：0分，不是：一2分。

将各题的得分相加，即得总分。

35～40分：社会适应能力很强，能很快地适应新的学习、生活环境，与人交往轻松、大方，给人的印象极好，无论进入什么样的环境，都能应付自如，左右逢源。

29～34分：社会适应能力良好。

17～28分：社会适应能力一般，当进入一个新环境，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基本上能适应。

6～16分：社会适应能力较差，依赖于较好的学习、生活环境，一旦遇到困难则易怨天尤人，甚至消沉。

5分以下： 社会适应能力很差，在各种新环境中，即使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努力，也不一定能够适应，常常困惑到与周围事物格格不入而十分苦恼。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总是显得拘谨，羞怯，手足无措。

动员社会力量 参与扶贫开发 篇3

广东社会扶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穗召开

10月17日，全国社会扶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的重要批示，宣读了对社会扶贫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表彰决定，并就下一阶段社会扶贫工作作重要部署。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汪洋出席会议作重要讲话，并宣布扶贫日活动正式启动。

全国社会扶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结束后，广东接着召开全省电视电话会议，传达学习全国会议精神，部署开展我省2014年全国“扶贫日”活动。省委副书记、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马兴瑞出席会议并讲话。

马兴瑞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社会扶贫、设立“全国扶贫日”的重要意义，深刻领会扶贫开发在我省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目标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增强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努力为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多办好事、实事，切实帮助我省贫困地区群众早日脱贫致富。

马兴瑞说，今年是开展全国“扶贫日”活动第一年，开好头起好步十分关键，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广东省开展2014年全国“扶贫日”活动工作方案》，努力把广东的全国“扶贫日”活动打造成推动我省扶贫事业和慈善文化发展的一个新亮点，成为继“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后又一个扶贫公益活动新品牌。

马兴瑞强调，要按照国家和省的工作部署，广泛开展扶贫调研活动，大力发动社会组织开展扶贫公益行动，共同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扶贫事业的氛围。要切实加强对开展“扶贫日”活动的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加大宣传力度，接受社会监督，努力推动我省社会扶贫工作再上新台阶。

副省长邓海光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小川、省政协党组成员覃卫东、省老促会会长陈开枝等出席会议。

社会力量 篇4

总书记与网民在线交流的消息很快成为各大论坛的焦点，西方媒体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英国BBC报道称，胡主席与网友直接交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声民意的重视。而笔者认为，其中更深层次的含义在于，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条件下，“网民”已经成为强化公民社会意识、促进公平与正义、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透露，截止2007年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2.1亿。有专家预计，目前中国的网民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而成为世界上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就社会生活而言，网民的活动正日益快速地赋予了传统的“社区”概念更加“无限可能”的内涵，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的推广与普及。

而这一全新力量对于社会的正面冲击和积极影响是远远令人难以估量的。

目前，理论界和学术界对于“公民社会”并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定义，较受广泛认同的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观点：“公民社会是指围绕共同利益、目标和价值的，非强制的行动团体。”但有一点几乎是公认的：公民社会的活跃程度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秩序和规则、文明与法制的重要标志;而公民意识的全方位唤醒与崛起，又在更高的层次和更深的领域推动着社会更加和谐。

党中央高瞻远瞩地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是融中国传统古典文化精髓和现代文明法制意识于一体的重大决策。“和谐社会”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深刻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民本思想。一个开放、发达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公民社会高度兴起、公民意识蓬勃繁荣的社会，同时，也使得公民权利得以有效保障，公民责任也能够确保顺畅履行。

从理论上讲，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与发展呼唤建构现代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的建立又必然促进公民权利意识的发展。确立公民社会，是从根本上提升公民权利意识的治本之举。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必然是一个公民意识很强的国家，而公民意识的发展，则依赖公民社会的建立。同时，国家向社会的回归，也是培育和建立公民社会的基本依据。

在此，有必要提到的是曾经沸沸扬扬的“虎照门”事件。在传统的社会形态下，周正龙虎照事件被反复质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这种“质疑”通常只能在个人化、圈子化的条件下发生，致使权力回应的传统步骤和节奏无法保持，也使权力的“操作空间”受到了很大的压缩。而网络使质疑变成了非常清晰而透明的民意，质疑的被传播、被接受及追问也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虎照门”事件以毫不妥协的否定回应了权力行为中的虚假，并且迫使权力向事实低头，因而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网民推动的最重要事件。

严格地说，网络使公民掌握了一个新的空间，这个空间映射着现实，但远比现实的空间更加属于公民。世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作为“网民”数量最大的国家，如何在充分发挥网络便捷、高效的沟通作用，更好地服务于公民意识的培养和社会责任的落实的同时，科学、合理地加强引导，是当前我国应该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全面改革的深入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公民社会”必将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公民意识”也必将进一步丰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理念和道德思想。

我们期待在“公民意识”推动下的公民社会建设愈发完善，期待“公民社会”推动下的和谐社会更加美好，也期待公平与正义真正成为社会的主旋律。

社会力量捐资助学简报 篇5

包头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捐助包四十六中学三名特困生。2012年5月25日星期五上午，学校有关领导及受助学生共同出席了捐助仪式。

包头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自成立以来，一直积极服务于中小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同时每期对特困学生都予以费用减免，为所有学生创建了一个优良而公平的成长环境。包四十六中学也不断致力于教育公平及贫困学生帮扶。此次捐助活动赢得了受助学生及家长的好评与感谢，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包四十六中学

第三种力量“治理”社会 篇6

“网络编程是一门很适合脑瘫人群学习的技术，行动不便的脑瘫朋友熟练掌握后，可通过网络赚取应得的收入。”2014年的一天，在成都市残联403办公室，范雄向7名残疾学员传授着IT技能，从简单的HTML页面到CSS样式的编写，从代码编写到代码构思，通过视频教学、老师辅导和实战演练相结合的方式，范雄帮助他的学员们了解网络编程这个行业的工作流程。

这样的培训其实早在2010年就开始了。那年5月，范雄依托成都市残联职业培训中心，创办了专门服务于残障人的公益组织——海缘工作室，通过为残疾人提供计算机网络技术培训来帮助他们就业。

经过“范老师”的悉心辅导后，三年来有5名受训者到网络公司就业，月薪都在4000元以上。范雄觉得，这是对自己莫大的肯定。去年，他和一位残疾朋友成立了成都海缘残障人公益发展中心，他决定把重心放在公益事业上，在他看来，活着要图的那个“价值”正在于此。

截至2013年，在成都市，像海缘残障人公益发展中心这样依法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共有7160个。“现在的社会组织数量，肯定超过了7160个，目前成都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为5.1个，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也超过了四川省的平均水平。”成都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处（行政审批处）处长刘川云说。

在这些社会组织中，除了有专职、兼职的工作人员外，还有一大批活跃着的志愿者。根据成都志愿者网的实时统计显示，截至5月15日上午11：30，成都注册志愿者人数已经达到1377951人，每10个成都人中就有1个是注册志愿者。

去年年底，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上刊载的一篇题为《新兴社会组织对社会治理的意义》的文章称，“社会组织已经逐渐成为政府和企业之外对资源进行配置的第三种力量。”

而在成都，社会组织的确已从社区小舞台走向了社会大舞台，它们积极参与社区扶贫帮困、主动承接政府公共服务，成为了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左膀右臂”，也是政府服务和市场服务之外的“第三种力量”。

3年与10天——爱心团队的“身份”

2011年4月13日，对于但小莉、张小红和她们的伙伴们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天。

在“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组建起来的志愿者爱心团队心家园，在这一天，被共青团成都市委、成都市民政局正式命名为“成都市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为一家可以从事心理教育与援助、社区服务、培训教育、助学帮困等慈善工作的注册机构。

对于心家园这支“爱心团队”来说，这意味着身份上的“转正”。

为了拥有“正式身份”，但小莉、张小红她们在灾区努力了三年。她们俩有着许多共同点：干练、有活力、热心肠、有爱心，生活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和压力，属于那种可以在家里打麻将的“全职太太”。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让这两个女人的生活有了交集。

在地震救助的过程中，但小莉担负起了调度、联络的重任。她每天马不停蹄地跑省医院、华西医院、成都儿童医院等接收地震伤员的医院，再把志愿者安排到不同的医院做护工。有丰富医疗卫生经验的张小红成了但小莉的好搭档。直到现在，张小红还清楚地记得，但小莉有2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几百个志愿者的电话，全是当初通过联系她到各大医院提供服务的人。

在此过程中，但小莉和张小红发现了一些问题，虽然通过网络招募来的志愿者大多都很有热情，也有一定的专长，但毕竟还不专业，而且人员流动过于频繁。大部分志愿者并不能在灾区坚持太长时间，即便有少数人坚持下来，一两个月后，积蓄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本地必须有一个团队来为这些志愿者们提供支撑！

带着这样一种使命，2008年9月底，但小莉、张小红等9名志愿者组建了成都本地第一支志愿者团队“心家园·社工”，但小莉任总干事。心家园希望通过做公益项目来争取企业和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为志愿者们提供基本的生活补贴，帮助他们在灾区坚持下来。心家园争取到的第一个项目，是为一位上海的慈善企业家寻找受灾家庭的贫困孩子，为他们提供资助。到2011年初，心家园已先后在彭州小鱼洞镇、通济镇、磁峰镇的社区、学校建立了4个社工服务点，这个团队也因专业化、规范化的工作和突出的成绩受到了广泛的认可。

最初，这却是一支没有正式“名分”的爱心团队。

因为没有合法身份，同时还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心家园不得不到处“化缘”、自筹资金，在这个过程中，难免遭到一些白眼。心家园没想过要到民政局去“注册”？张小红说，“我们就想着先做事，有事做就行了，注册需要有资金、有场地，这些我们都不具备。”

实际上，政府部门也在关注着民间组织的进展。有了“做事”的积淀后，“注册”也便“水到渠成”。

2011年的一天，张小红她们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什么材料都没带，就跑到成都市民政局去咨询了。结果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们对张小红她们却很了解，一听说是心家园的，立马就带她们去注册大厅了。

“对于注册中的很多问题，我们几乎都不懂，民间组织管理处的刁辉副处长给了很多指导和帮助。我们花了一天的时间，在他的办公室里，用他的打印机、扫描仪来准备资料。”张小红她们完全没有想到，在没有关系、没有门路、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仅用了10天时间，心家园就完成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注册工作。

服务与助力——让社会组织找到“组织”

与张小红她们相比，范雄在“注册”过程中花费的心思则更多。

早在2009年，范雄就有了注册社会组织的打算，但却遭遇了“没有主管部门无法登记”的尴尬。在民政部门注册失败后，他只得在工商部门注册成立了一家企业。

2010年6月底，成都在西部地区率先对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社会组织因为找不到“婆家”而“难产”的尴尬局面被打破。两年后，成都公益组织服务园（以下简称“服务园”）正式运行，由政府出资、先期到位3亿元注册资金、专门培育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基金会——成都市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成立，这在全国省会城市为首创。

室内面积近3000平方米的服务园，作为公益组织、社工人才和公益项目发展的综合支撑平台，针对处于不同阶段公益组织的特点，提供孵化、能力建设和社区落地三大服务模块。并不是每个提出申请的社会组织都能进入服务园，在50多家申请进入的社会组织中，服务园经过严格的专家评审，选取了15家进入园区办公。另外还有14家较成熟的优秀社会组织，直接通过服务园引入成都提供服务。

范雄和他的海缘残障人关怀帮扶协会也一起进驻服务园了。

除了免费享受服务园的办公条件外，他们每月还能获得不超过5000元的办公经费支持。此外，服务园会定期或不定期地为他们准备培训课程。内容都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例如怎样扩大自己的影响，筹集资金、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从及团队建设等等。

但这并不意味着范雄他们能一直“享受”这样的服务，来到服务园的社会组织只有一年的孵化期。范雄他们必须通过“苦练内功”来尽快解决“如何养活自己”的问题。

成都海缘残障人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海缘”）最终在成都市民政局正式注册成功，是在2013年的1月15日。回想起这几年注册社会组织走过的路，范雄更多的是感恩。他觉得，若没有服务园帮忙协调、沟通的话，估计要花掉他们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在服务园，和海缘一样找到了“组织”并得到帮助的社会组织还有很多，它们的领域多元，服务对象涵盖青少年、老年人、残障人士等不同群体。而“云聚公益力量，助力公益团队”便是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会（以下简称“云公益”）的使命。

“成百上千家的公益慈善组织分布在不同的领域内做自己的事情，会形成无序的局面，有时候还难免出现不良竞争，如果能够给这些社会组织一些引导，让大家抱团成长，共同提升能力、接受监督，让行动透明起来，那么这种力量将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政府。”谈及云公益的设立初衷，秘书长傅艳说，云公益不会直接帮助个体，而是通过帮助机构和团队，来实现社会服务。

而“助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社会组织非常强调机构的独立性，如何才能让他们放下“纠结”、心甘情愿地“抱团”？傅艳透露了其中的秘诀，“要让这些社会组织追求共同的目标，同时必须把焦点聚集在服务对象上。”

在成都市民政局向《小康》提供的资料中，“云公益”所发挥的作用被总结成了3句话：促——资源共享、平等合作；聚——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助——有序参与、有效服务。

云公益究竟帮多少社会组织找到了“组织”？

在“云公益入驻公益团队通讯录”上，记者不仅看到了海缘、心家园、服务园这几个机构的名字，还看到了成都市义工联合会、88青年空间社会工作服务部、成都高新区推动力公益发展中心、爱之家动物救助中心、灵慧读书文化中心等不同领域的机构名单。据傅艳介绍，截止到2013年年底，入驻“云公益”的公益组织（含志愿者团队）共计241家，涵盖了包括志愿者服务、社区服务、灾害应对等共计5大类14小类公益慈善领域。

放手与作为——把公共服务交给社会

有了身份、找到了“组织”的社会组织，能否“治理”社会，真正成为政府服务和市场服务之外的“第三种力量”？

刘川云的回答是：首先政府要转变职能，实现多元治理，提出购买服务，实际上整个社会组织的改革发展就是围绕着这个进行的。

据刘川云介绍，2010年成都市开始建立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将部分原来由政府直接举办的公共服务事项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来完成，并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评估后支付服务费用。

政府尝试“放手”，从公共服务产品直接提供者的角色中逐步退出，无疑为那些有能力、有想法的社会组织提供了更广阔的“成长”空间。

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爱有戏”）便是这样的一家社会组织。据其理事长杨海平介绍，爱有戏成立于2009年，从没有一个专业人员的志愿者团队，成长为一家有规模、发展方向多元的社会组织，目前其品牌下已有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中心、爱有戏社区工作服务中心、老街坊长者服务中心、水井坊街道慈善会、你我他社区治理行动与研究中心5个机构，专职工作人员已达到56人。

爱有戏自身的“强大”，使其实现年筹资达500万元。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成都市锦江区的大胆改革。杨海平说，在爱有戏的筹资中，政府购买服务占了40%。

锦江区的改革首先从解决政府职能转变抓起，成都市锦江区区委编办（区规服办）副主任胡晓宏介绍说，改革围绕“三大工程”进行推进，一是街道体制改革，所有街道不承担经济工作，转而提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二是社区自治组织不再承接政府延伸工作，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完善；三是政府转移出去的职能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社会组织来承担。

在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运行机制过程中，锦江区将全区18个部门、16个街道所涉及的7个大项、38个小项公共服务项目进行梳理，制定《年度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指导目录》，每年定期向社会集中发布，搭建购买服务平台，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竞购活动。

成都市锦江区市民服务中心负责人陈佳告诉记者，2011年12月，锦江区还成立了全国首家区（县）级专门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支持和服务的基金会——锦江区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目前共募集到各类资金2550.145万元。在陈佳看来，扶持社会组织发展，政府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关系，爱有戏从不避讳，无论是理事长杨海平，还是主任刘飞，都常说，爱有戏能有今天，最大的支持来源于政府。因为志愿服务要真正做到专业，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而正是有了政府的资金支持，社会组织才能够专心做好事。

与爱有戏有着相同感受的还有长者通呼援中心（以下简称“长者通”），2014年5月5日，中心主任黄东带着《小康》记者参观了占地1152平方米的长者通办公区域。据黄东介绍，长者通成立于2012年，是锦江区在借鉴香港经验的基础上推出的四川省首家长者通服务，老人只需要按下求助热线，长者通就能提供紧急求助、健康管理、家政服务、信息查询、心理慰藉等方面的服务。

政府不仅为长者通提供了免费的办公场所，在长者通成立后不久，为了迅速推动长者通的普及，锦江区政府决定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免费向5000位75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长者通设备，并每月补贴15元的服务费用。“锦江区政府对养老非常重视，投入比较大，现在对于60岁以上的低保老人、残疾人、伤残军人，以及80岁以上的高龄空巢老人，只要他们需要长者通的服务，都由锦江区政府来购买。”

在政府助力社会组织的尝试中，跃跃欲试的不仅仅只有锦江区。成都市高新区正努力向各类社会组织“招手”，通过自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转变政府职能，探索一条群众参与、社区自治、社会创新的路径；成都市武侯区则率先尝试让社会组织以竞争性洽谈来参与社会治理；双流县黄甲街道村级事务全部通过小区议事会进行，在社区自治化管理上颇具特色；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试验，政府购买服务将作为一种新型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有效地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

政府的“放手”并不意味着对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不管不顾，而是为了更好的“作为”。“政府要进行社会组织的评估，成都已连续三年对200多家社会组织进行了评估，今年还要继续开展这项工作，我们要求成立两年以上的社会组织、连续两年年检合格才能参加评估，评估达到3A的社会组织才能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这对于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也是一种促进。”刘川云说，对于社会组织的能力、服务、诚信、内部治理、硬件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政府都要进行引导，这才有助于社会组织的整体推进。

近年来，成都市依法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年均增长率连续保持在10%左右，但在一些专家学者看来，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组织建设和发展的整体水平已经适应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社会力量 篇7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社会救助的概念

本文所指社会救助,是对于部门生活陷入了极度贫困的人,政府等职能机构通过政府自身的救助体系或者发动一定的社会力量来为这些遇到生活困难的人们提供必要的维持生计的物品,帮助他们顺利地度过困难的时期。社会救助充分体现了政府以及社会公众力量的人性化,属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现有的社会救助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对于那些可能享受社会救助待遇的人们必须要是生活极度贫困的人们,并且他们在较长时间内均没有能力来改善自己的这种生活状态,才能够被列入社会救助的行列;第二,社会救助的对象得到的救助物资只限于能够满足其基本生活的物资,并不能享受其他任何形式的从优待遇;第三,社会救助的目标是帮助受助对象来渡过难关,只能是暂时性的较低水平的救助行为,所以无法帮助人们的生活水平上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虽然整个救助的制度在不断地演化完善,还是会较多地受到政治经济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不会在短时间内产生一个较大幅度的跨越。

(二)社会力量的概念

本文所指社会力量是指参与其中并对社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基本单元,社会力量通常以法人或自然人的形式存在,而参与社会救助的社会力量主要是指各类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按照发起设立方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由民间力量自发建立,通过重重的审核来获取合法的组织地位,例如一些地方性的合规性社工组织;第二类是由民间力量自发建立,但是尚没有得到合法机构的审核通过,目前我国民间社会组织大部分以这种形式存在；第三类是由政府倡导成立的并且具有合法的组织地位,甚至带有较为浓烈的地方性官员色彩,例如各地的红十字会等。

(三)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救助中来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地发展与深入,社会阶层的分化问题也在逐渐凸显,在社会上更是有不少的群体在各个方面都是处于弱势地位。目前,要解决这些日渐凸显的矛盾,关键是要依靠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手段,依据可持续科学发展的战略政策来搞好综合协调,理顺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并且把贫富差距调整到适度的范围之内。社会救助作为一项复杂又长期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广泛地调配资源进行参与,仅仅依靠刚性的制度安排并不能从根本上有效解决所有既已存在的社会性问题,因为它不可能具备社会道德、文化精神等方面的功能。只有依靠社会各界力量的广泛参与,形成部门协作、政府主导的社会组织与民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救助体系,才能够最低成本地将良性资源的使用效益发挥到极致。

二、以税收手段促进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工作需要遵循的原则

(一)补助效果持久性原则

我们从目前已有的财税制度来看,补贴的主体范围已经有所扩大,不仅仅只是救助的对象,还包括实施救助的人群。这就意味着制度的覆盖范围以及执行的力度均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大。尽管从一定层面上来看,政府政策的制定本意是为了让更多的贫困人民能够得到基本的生活保证,但是在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还是比较容易出现偏差或产生极端现象,例如可能会导致受资助的人民失去自食其力的动力,削减他们积极自我救助的信念,形成政府补助“等靠要”的情况,造成恶性循环,无法更好地融入社会。所以国家在考虑以税收手段促进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工作时必要靠考虑救助结果的可持久性,最重要的还是能够为被救助人民提供合适的工作岗位,使其能够自谋其路。

(二)税收手段专业性原则

本文认为尽快提升税收政策的科学性,提升各社会救助机构合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的专业性水平,对于以税收手段促进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工作至关重要。事实上,目前我国的社会救助体系尚不完善,没有形成健全的救助帮扶政策和执行制度,社会的整个救助环境也还有待进一步引导与培育。尤其是站在以税收手段来促进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工作的前提下,整个社会救助体系更是缺乏相应的服务组织和专业机构,所以到底采取何种方式利用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税收优惠政策如何能够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积极性,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仅要依靠社会各界的力量,还需要专业人士提供合理可行的税务优惠条款的设计,使得税收优惠发挥应有的促进作用。

(三)税收手段的普及客观性原则

以税收手段来促进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使得税收手段普及做到客观公正成为亟需解决的一个难题。税收手段普及的客观公正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指税收政策本身的客观公正性,要体现出税收优惠政策对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要明显大于对其他一般企业或组织的税收优惠；第二层面是税收政策实施之后,其具体的执行应当公平公正,不得产生假公济私的情况,使得那些未参与社会救助的组织或企业也能够享受大幅度的税收优惠,这就会大大折损社会力量的积极性;第三层面是税收优惠的普及应当强调应各个地方的政策不同而产生合理的差异,不是全国一概而论,在源头上就允许税收手段差异化的存在。

三、税收手段如何更好地促进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

(一)进一步强调税收手段监管的透明性

针对上文中提到的客观公正性原则,本文认为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强税收监管的透明度。这就要求税务机关要制定一套完整的控制制度,以该制度为根据,确保能够以税收手段来促进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工作切实地贯彻落实,严格地将一些企图寻找漏洞获得税收优惠的企业或组织排除在外,杜绝官场与商场相勾结的违法乱纪等行为。同时,税务监管部门还应当尽可能地对同一监管区域的涉及社会救助的相关社会力量制定一致的税收优惠政策,不得产生同一区域多套标准的情况。例如,可以采用在官网公开发布政策的方法来做到管理标准的统一,增加社会公众的监督能力。

(二)动员全社会力量来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相关的规章制度

本文所指健全的法律法规指的是社会力量在参与社会救助的过程中用于明确社会救助范围以及确定社会力量奖励措施等的有关规定。就目前而言,我国社会力量在参与社会救助的体系内尚未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或者已有的规定也是处于较低的层次,其可操作性不理想。鉴于此,要想能够在国家层次出台一部较为系统、完善的社会救助相关的法律发挥,必须要动员全社会来进行完善,提高社会力量的参与性与主动性,进而从根本上提高社会救助的水平与质量。

(三)积极宣传与社会救助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要培育社会各界人士充分人士与理解社会救助工作,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救助中来,弥补政府救助不及时且范围小的缺陷。有关部门可以通过依靠多样化的渠道来进行税收优惠政策宣传,提高社会公众的认可力度,并且通过嘉奖救助社会的企业的形式,来让企业从社会效应或者品牌商获得利益,营造全社会参与救助的良好氛围。

(四)规范社会救助的系统性程序,多种社会救助形式与税收手段并用,相互促进

依靠民间力量进行社会救助是以后社会救助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企业类型的民间力量,可以依靠税收手段进行最为直接的鼓励,但是对于其他组织形式的社会力量,则可以考虑采取多样化的激励措施。政府部门应当研究、制定与引导相关鼓励政策的专业化实施,建立和维护持久高效、稳定严密的社会救助体系,实现救助管理模式的人性化、多样化以及专业化。税收政策的实施,需要依赖于企业实体或者产生收益的实体,但是目前还有较多的社会力量可能不符合这一实施条件,所以政府应当将其他的鼓励手段考虑进来,对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进行统筹化激励。

四、结论

综上所述,目前政府要解决依靠社会力量进行社会救助的问题,而目前社会力量中资源救助资源较为充分的力量代表就是企业,可见通过运用税收政策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将在极大的程度上推动整个社会救助体系的成长。各个相关企业,也应当及时地从当地税务部门网站上去了解有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在能力可及的范围之内参与社会救助,享受更为有利的税收优惠政策。

摘要：目前,政府机构是流浪乞讨的人员寻求帮助的最主要对象,然而随着流浪乞讨者等需要社会救助的人数越来愈多、人口越来越分散,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已经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研究如何使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救助中来,已经成为解决救助问题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介绍了社会救助及其相关的概念、税收手段促进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需要遵循的原则,并就如何使用税收手段更好地促进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税收手段,促进途径

参考文献

[1]吴振华.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制度的路径.中国民政.2015(7)

[2]赵杰.立法鼓励民间力量参与社会救助.中国新闻周刊.2015(4)

有关社会力量设奖的再思考 篇8

对于成果完成单位申报国家及部委级奖已不是唯一的内容, 随着社会力量设奖数量不断攀升, 成果管理也不可避免地面对由此带来的一些问题, 对于同属社会力量设奖不同获奖项目, 如何正确对待?围绕这一议题并延伸开来, 本文拟对社会力量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并试图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社会力量设奖初衷与功能分析

一直以来我国都是以政府奖为主要的奖励形式。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 科技投入的逐步增加, 涌现出的大量的创造性成就还需要更多的奖励来支撑。而政府奖总数不可能奖励到所有的产业。因此为提高国家科技奖励的质量, 遏制省部级奖励的过多过滥问题, 1999年国家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时, 取消了绝大部分部级科技奖励, 在《条例》中提出了社会力量设立的科学技术奖励实行登记制度的要求。同年12月26日, 科学技术部令第3号发布, 《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正式出台, 标志着国家对社会力量设奖的规范化管理开始起步。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社会力量设奖工作成绩斐然。截止2011年1月国家奖励办公室公布的经审定准予办理社会力量设立的科学技术奖项共221项, 其中正常开展奖励活动的共208个奖项, 按规定已注销奖项的13个。[1]

在国家宏观政策和时代背景的推动下, 国内科学技术水平迅猛发展, 促使全社会对科学技术更加重视, 因而有限的国家、部委奖已无法全面、多角度反映科技发展的现状。社会力量设奖是科技进步的表现形式, 更能体现本地部门特色和需求, 也是推荐国家科技奖励的重要基础。这既是国家科技政策发展的趋势, 也是完善国家科技奖励体系的需要, 说明国家的奖励制度建设已日趋规范化。可以预见, 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 我国的社会力量奖项在数量上仍将继续增长。

社会力量设立的科技奖励覆盖面广, 对科技创新和人才激励作用明显, 体现了直接激励科技人才的特点, 成为我国科技奖励体系中的重要内容。而通过基金方式和企业捐赠等渠道筹集奖励经费, 也保证了公益性科技奖励可持续发展。

另外, 与其他科技奖励相似的是, 社会力量设奖就其功能而言, 不仅在于充分发挥和不断强化科技的社会功能, 促进科技的双重价值的实现, 推动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的发展, 促进社会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 从而提高国家在国际上的科技实力、学术地位, 同时它还应具有如下功能:1、社会力量设奖影响范围广, 会产生更好的社会效益。2、社会力量设奖可充分发挥其导向功能, 促进科技整体实力的发展。3、通过社会力量设奖的激励作用也将促进科技的可持续发展。无论对于获得奖励的完成单位还是对于获奖的成果完成人而言, 科技奖励都是对其所从事的科技工作的价值和科学能力、水平的认可, 也是对科技成果应用价值和社会效益的承认。

二、社会力量设奖现状与存在问题

我国社会力量设奖已经成为国家奖、省部级奖的有益补充。在肯定其成绩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社会力量设奖运行的几年中, 也存在诸多的问题, 值得所有关注科技奖励工作的人士深入思考。比较突出的问题在于尽管社会力量设奖单位在工作上加强了管理工作力度, 但具体措施落实不到位。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部分社会力量设奖单位依法评奖、办奖的意识薄弱, 缺乏具体、有效、完善的政策支持, 奖项发展的总体设计和规划不足, 奖项的申报机制、评审体制、宣传体系等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奖项自身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奖项管理的人力资源匮乏, 部分奖项甚至没有相对固定的负责人员, 缺乏固定时间的投入, 奖励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是在接受社会监督和对设奖单位监管力度不够, 擅自设奖和改变奖项范围等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奖项在科技评审活动中, 不严格按照所登记的奖励范围开展活动, 所奖励的对象和范围超出了在登记时所设定的行业领域。同时不依法进行登记、备案的现象依然存在。除了已登记备案的奖项外, 更有甚者在未进行登记的情况下进行运作, 并在媒体广为宣传。

三是社会力量设奖在组织过程中存在违规操作和虚假宣传等情况比较严重。具体表现在申报奖励时以“评审费”、“推荐费”、“材料费”等名义进行收费, 在获奖后以赞助的名义向获奖者变相收费, 明显违反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和《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有关规定。

此外有的奖项在向社会宣传的过程中, 擅自篡改了其奖项性质, 或更改其已经登记、备案的奖项名称。造成获奖级别模糊, 从而误导公众, 也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3]笔者就曾在实际工作中, 经常遇到带有“中国、中华”字样的奖项在获奖后不仅无法辨别, 而有关上级部门也无法明确奖励的级别, 从而错误地把其当做国家奖或者省部级奖进行评判的实例。面对此类现象, 单纯通过完成单位提高自身的辨别水平是远远不够的, 作为完成单位在报奖通知发布后, 不可能逐一向科技部等相关管理部门去核实各自设奖主体的“身份”, 只能根据各种奖项的宣传对其进行甄别。[3]

三、加强对社会力量设奖的监督管理, 及时优胜劣汰, 将社会力量设奖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通过对社会力量设奖实行登记、备案等管理工作, 社会力量设奖正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在肯定其成绩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力量设奖还存在不少问题, 引起社会关注。随着国家科技创新战略的推进, 客观上必将对我国社会力量设奖管理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相关监管部门要加强对社会力量设奖环节的管理和监督, 优胜劣汰, 在设奖之初严格准入制度, 同时加强监管, 对不能切实起到有效奖励、促进作用的, 也要设立撤销制度, 保证社会力量设奖的初衷, 以防盲目报奖, 遍地开花。建议管理部门通过网络、杂志、期刊等多种形式, 及时发布对社会力量设奖的管理信息。管理规范的奖项要多宣传。不符合管理办法的奖项应及时通报批评, 严重者应予以惩罚。另外社会力量设奖已依法实行了登记制度, 均可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网站及科技部查询, 因此也希望监管部门能够对缩减后的国家奖、省部级奖及时公布设奖名单, 以免与带有“中国”、“中华”字样的社会力量设奖混淆。

四、引导社会对奖项进行正确认识, 奖励不应该成为评价科研人员的主要指标

我们既要看到科技奖励在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的同时, 也要警惕科技奖励利益链造成“走后门”、“搭顺风车”等不正常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现在获奖已不仅仅是一种荣誉, 由此而带来的物质利益成为很多科研人员追求的目标。获奖完成人不仅可以得到奖金这一“物质”奖励, 而且在职称评定以及晋升中, 还能屡屡受益。一部分科研人员不是把精力花在如何组织材料, 提高项目的申报质量上而是过多的放在了拉关系上。面对这种浮躁情绪, 管理部门应该引导社会对奖项进行正确认识,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完成单位要解决好由于科技奖励产生的待遇问题, 不把奖励作为评价科研人员的主要指标, 从根本上杜绝科技奖励中急功近利、利益至上现象, 培养科研人员淡泊名利的崇高境界。

总之, 随着国家对科技的大力投入, “十一五”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项的顺利实施, 医药领域将会涌现出更多更好的成果。作为完成单位我们一定会认真梳理、积极择优推荐各种科技奖励, 向社会各界展示科研优秀成果。同时我们也相信, 通过国家对社会力量设奖的积极引导规范管理, 社会力量设奖发展前景会更加广阔。

参考文献

[1]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准予设立的社会力量科技奖公告.http://www.nosta.gov.cn/web/detail.aspx?menuID=34&contentID=266 (2011-02)

[2]谭春辉, 文庭孝.我国科技奖励工作和研究的现状与趋势.科技管理研究.2006年, 26卷9期:4～7

清代晋东南地区社会力量办学研究 篇9

一、参与民间办学的地方社会力量

由于政府的提倡和鼓励,民间兴起了办学的风气,参与者主要有士绅、商人、家族等社会阶层,具有广泛的参与性。

(一)士绅

士绅既不同于官又区别于民,其在官僚与平民之间搭建了一个桥梁或纽带,从而使官僚与平民得以沟通,所以说是名符其实的地方权威,在基层社会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中也有很多是兴办社学、义学的首倡者。乾隆二十年在高平县创办的崇正书院就是由当地士绅陈润太、崔文煌等捐银三千二百五十两呈请设立的。士绅在地方社会力量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在民办学校中贡献最大的一个社会群体。在教育领域,他们往往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在地方教育体系中,有许多学校都是由乡绅创建的。乡绅创办学校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某一乡绅自己单独出资创建,另一种则是由部分乡绅合作创建。

(二)商人

清代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商人群体也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地方社会力量办学的又一重要群体。如长治人任翱,“幼笃学,长货值,生能孝,尤好为义举,建书舍,从士子读书其中”[1]。而由于当时商人的社会地位还比较低下,商人要想提高自己的地位,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尊重,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发家致富后,改变商人的身份。一般而言,由商而儒、由商而仕是其改变这种状况的主要途径。很多商人热衷于地方教育事业,原因即在此。有“外贸世家”之称的榆次常家,其始祖常威知识渊博,为人宽厚,成为许多人的榜样,而他的兄长常吉也考取了秀才,常威之后,常氏几乎家家办家塾。与晋中商人一样,晋东南地区商人也通过这种方式提高其名望,在经商致富之后,多方位、多层次地资助和发展民办教育。

(三)家族

家族在民间办学中起着巨大作用,家族兴办教育有家塾、族塾、私塾等形式。家族兴办学校教育,既可以对本家族子弟进行启蒙教育,又可以满足他们应试科举的需要。特别是由于适应科举入仕这一需求,使得家族对教育的质量和效果都比较重视。

家族兴办的学校不仅教化本族乡民,而且惠及整乡子弟,这样就扩大了本乡受教育的范围。这些家族在兴办学校后,还通过为学生购置图书、置学田等手段维持学校正常运行。潞安府的东山书院就是仇氏家族兴办的,后来其子孙后代又在书院的旁边创办多所义学,教育的子弟更是不计其数,可见仇氏家族对当地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像仇氏家族一样,清代晋东南地区还有许多家族也在地方办学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除上面所提到的地方社会力量之外,还有一些群体比较热心于民办教育,如隐士、儒生等,他们也为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黎城县的沧溪书院,就是由隐士赵初在“乡试不第,退隐田溪之上”创立的。[2]

二、多种多样的民间办学形式

民间办学有许多形式,包括家塾、义馆、社学、义学、书院等,其中以社学、义学、书院这三种形式为主。

(一)社学

社学是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创办的对少年儿童进行启蒙和基础教育的学校。明代普遍设立社学,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认为当时京师与县都有学校,但是乡村民众的教化程度还没有得到提高,遂下令设立社学,聘请老师去教授民间子弟,进而达到教化乡民,美化风俗的作用。这也体现出设立社学的主要目的及中央对建立社学的重视程度。

社学是农村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其对教育的传播与普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社学继承了传统教育的事业,发扬了传统教育的精华,可以说其不仅对官学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补充,又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官学教育的一种扩展延伸。“泽州府弘治间辽东进士□□,立社学,童子就业者三千有奇,亲集养正编、并小学四书、养蒙大训,使之诵习,俗信佛,又著僧辨学辨,力排之,历二载,以艰去,士民药铺道挽留不可得为立去思碑,颂之。”[3]由此可见民众对社学的普遍接纳程度。

(二)义学

义学又称义塾,最早出现于宋朝,范仲淹曾于1049年以苏州灵芝坊祖宅创立范氏义庄:“周给宗族,无间亲疏,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咸有所给。”[4]这应是义学的开端。义学本为私人捐建或宗族设立的乡校村学,主要招收本族子弟。后来由于清政府大力提倡兴办,其作为一种地方教育组织形式,得以在全国普遍设立。

义学的设立,对民众起着很大的教化作用。县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古者家有塾,党有庠,凡以重蒙养俾小子有造者,教化之本,莫仇于此,一日而不可废也。然则义学之设,其即小学遗意乎?小学自八岁而入事,不越洒扫应对,进退之恒以收敛其嬉戏,而纳之于规矩。然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以及礼、乐、射、御、书、数,皆宜讲明,而诵读之,非徒循其故事,已也。”[5]义学作为一种启蒙学校,选择有学行者主持、管理,为民间子弟无力延师者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在教学内容上除了教学生读书、识字、讲书、读诗外,还要懂得传统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使其思想和行为都符合礼的要求,并起到了教化乡民、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

(三)书院

书院在中国教育史、学术史上占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书院自身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和完善的制度。与社学、义学等其他民间办学相比,书院具有相对的办学自治权和一定的学术自由。其学术氛围相对比较宽松,而且书院由学者主持、执教,能够推动学术研究,这也吸引了大量学子前来书院求教。而且书院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形式,也使其在民间办学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书院是作为官学的补充而产生的,与社学、义学有一定的不同之处,明清两代的书院以教授理学为主,大部分书院专为应科举考试而设。在具体发展过程中书院与社学、义学也存在互相转化的情况,如凤台县“考莲池旧有书院,后以城内义学六所俱废,遂更此地为义学。”[6]书院是中国传统私学长期发展的结果,是一种高级形态的私学。

三、地方社会力量在民间办学中所发挥的作用

地方社会力量通过各种方式去维持学校的发展,如设义学、置义田,立家塾等,在民间办学的创办与运营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一)筹集资金

民间办学的经费来源是多途径的,除了地方政府拨学田或款项外,有很多来自私人捐赠。通常,捐赠学田或钱款的人大部分是一些地方官员和本地乡绅,他们认识到民众教育对社会风气的重要性,也想为乡里或本族培养一些人才。在地方官绅的带头和号召下,地方民众集体捐赠土地或款项,以部分钱财用来购置学田,作为永久性产业,其地租收入作为学校的经费开支。壶关县的壶林书院就是在邑令的劝导下,由邑绅杜枢、王锡典、郭恒等于乾隆二十一年捐修的。

另外也有清查学田作为办学经费,学田主要用于出租,由于其地租收入是稳定而可靠的,就使得学校的经费就有了基本的保障。像陵川县“顺治十三年,黄令国璨建并置义田百亩余以赡学,邑人徐昆又捐助义田六十二亩零,□□日久,荒废不举者八十余载。乾隆四年邑令雷正复修,在县治东,前明冀南道王公祠为义学清出旧义田六十余亩,合前共一百六十八亩零,自捐田粮,详明敦请师儒教授生徒以兴学校。”[7]一般学校是以原有经费生息来扩充经费的,或者设法使其经费来源稳定,从而使办学经费有长期稳定的保障,也保证了民间办学的正常进行。

在兴办学校的过程中,乡绅等地方社会力量往往是捐赠的主体,如在修建廉山书院的过程中,县令高蔼只“捐廉俸百金为倡”,邑人“以业之多寡定助之盈绌”,共得银“千八百两”[8]。在筹集好办校资金后,必须有人监督和管理学校的创建工作,官方由于政务繁忙等原因,担任这一工作的一般都是乡绅等地方社会力量。如在修建碧峰书院的过程中“督修诸士谙练精勤,踊跃急公是诚,赞劝得人,百工乐为之用矣。”[9]这也体现出地方社会力量的民间办学中充当了多重角色。

(二)管理经费

学校经费由于是集体通过多种方式捐助的,所以牵涉的范围较广,包括地租、利息等各个方面,管理难度较大。为使学校正常运转,许多学校都会推举在地方上有良好声誉和影响的人进行管理,如壶林书院“择邑之公正者”来经管书院的经费[10]。学校的经费主要用于修葺校舍、教师工资、学生膏火费等,经费开支有严格的限制,如长治县义学经费:“前由藩库领出长治,社谷银一千两,发交本城西盐号按月一分五厘行息,所得息银概作整修。上党书院及挑濬莲花池制备义学棹橙等费,现在长治社谷以劝办积有巨数,无需此欵,购储又由府另筹银二百两并交该号行息,书立摺据,从癸未年正月初一日起,计每年共得息银二百一十六两,稟明立案,永作六处义学,逐年费资不得动用本银,无论地方何项公事,官绅不得挪用分厘。”[11]

此外,学校的固定资产也是有确定数目的,如长治县“城关设立义学六处,学生每处多至二十人为度,少则必须十人方准成馆,不得朦混凑数,希领学俸,尤须贫家子弟方准送入,有力者毋庸图此便宜。每位学师每年束脩□平银三十两,按三切由县帐房分送,不准预支,亦不得剋扣分厘。倘有索使,费资稟请严究。”[12]这些规定,对学校保持良好的长久运营是必要的,也体现出管理者的不易。

(三)资助学生

民间办学的学校的生员,大多数家境比较贫困,地方社会力量在创办学校、聘请老师的同时,往往会帮助家庭比较贫困的学生。如乾隆《陵川县志》中记载的:“膏火笔资宜分别给赏也,查内肄业生童既在学舍、住宿,其膏火之资应量予帮给,现在经费无多,不得不稍为区别。如生童二十名内身家殷实者,原无需于日给膏火,惟极贫之士应每名日给银三分,次贫者日给银二分,外业生童无庸并给,至考列优等生员及上卷童生亦量加奖励、给以笔资,每月朔课生员取在优等首名者,议给银三钱。”[13]从中可以既可以看出对学校经费的管理之严格,也可以看到学校资助学生有一定的标准,即只对家庭贫困者给予膏火费,但学校为了鼓励学生刻苦学习,也制定了对学习成绩优异者的奖励政策。

大学生实习:期待社会力量总动员 篇10

随着大学生见习制度的提出, 建立和完善大学生实习制度也成为当下的“焦点议题”。作为就业之前的一个“缓冲期”, 实习业已演化成了就业的一个重要“砝码”。强化实习已成为弥补大学生社会经验不足、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有力措施。

但是, 由于实习期间, 大学生与实习单位不形成劳动关系, 因此, 大学实习生的各种权益和保障都有所欠缺。因而, 适时提出的大学生实习制度就像是一朵艳丽的鲜花。

何为大学生实习制度?专家指出, 大学生实习制度不同于沿袭已久的教学实习和学校组织的各种社团活动, 它是指用人单位有计划、有目的地安置即将毕业的学生, 以及那些不具备专业背景或行业经验, 但有工作愿望和热情的大学毕业生, 即为那些仅凭简历还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人提供“实习工作”、“尝试工作”的机会。它不是基于人际关系的经验性、个体随机行为, 不是学校和企业之间一种简单的“对口实习”任务, 而是涉及政府、学校、用人单位、大学生, 乃至家庭的一种规范、系统的常规化制度行为。

兴许每个人都会这样问道:“这朵艳丽的鲜花能否结出期待中的果实?”

在见习制度“制造虚假就业泡沫繁荣”的同时, 企业单位的用人需求量也大大减少。此时的大学实习生所面临的“僧多粥少”的窘境将更加严重。随着高校大规模地扩招, 这种尴尬处境已经见怪不怪了。一些网友在论坛发帖留言说:“找工作还可以到招聘会上去投简历, 但是找实习单位的渠道就少了很多, 难度不会比找份工作低哪儿去。”解决一个人“有饭吃”很容易, 但是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都能得到实习的机会就很难保证了。

虽然建立有效的实习生制度可以为企业招聘和选拔优秀人才、树立良好的形象和提高企业的知名度、促进实习生为企业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但是大学生实习制度是建立在对企业单位“公益性”的充分信任基础上的。尽管企业对建立实习生制度的社会义务责无旁贷, 尽管这也是企业回报社会的一种方式, 但向来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 弥补大学生实战工作技能方面的责任意识依旧非常薄弱。归根结底一句话:企业并不是新兵的“操练长”, 而是追求效益的生产加工厂。

政府:做好“引路人”不容易

近些年, 全国两会上总有代表提出建立和完善大学生实习制度, 以此来解决大学生实习难题。因此, 在关涉大学生福祉的实习问题上, 国家和政府相关部门也开始公布一系列的计划。这时, 政府的“引路人”形象跃然“纸”上。根据两会代表的意见和公众的需求, 政府开始组织服务团队, 出台相关规定来干预和指导各级部门的工作, 力求建立和完善大学生实习制度, 以此来改善大学生的实习环境。

福州市鼓楼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目前草拟出一份促进大学生实习和就业的文件。政府部门从位于洪山科技园、软件园等处的企业里挑选部分生产经营稳定而且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和相关的事业单位, 以及一些社区公共管理服务部门, 给大学生提供实习岗位。文件规定实习时间一般为3～6个月, 实习期间将按失业保险金的标准给予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60%的生活补贴, 同时也鼓励单位每月给予实习生一定的生活补贴。

但是, “民众普遍地依赖政府, 也折射出中国社会公民不能自立、社会不能自治的严重不足。”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燕继荣说:“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社会矛盾突起、资源分配多元化的国度, 中国依然扮演着‘保姆’的角色, 肯定会穷于应付, 最终由于超负荷运转以至焦头烂额, 这也是它的必然宿命。”

这时, 我们就不得不客观的去对待大学生实习难题。一位社会学家说:“大学生实习难题一直得不到有效而合理解决的最主要原因, 就在于高校的盲目扩招和一系列社会问题的逐日凸显。”

据悉, 苏宁电器针对金融危机阴霾下的全社会就业困境,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在面向2009届大学毕业生招聘2000人的1200工程七期工作启动之后, 近期苏宁再度推出“大学生实习计划”, 计划和全国50家211工程重点高校签署实习基地协议, 向在校大学生每年提供8000个大学生实习岗位, 而对于实习期间表现优异的大学生, 毕业时, 苏宁电器也将优先予以留用。

但是, 这毕竟只是企业所尽的社会义务。作为市场经济之下的企业有着不稳定性, 面对充满变数的“外在”因素, 还是要更多地考虑怎样完善“内在”。

高校和大学生:摆脱“约束”进入“源头”治理

在目前众多的实习困境当中, 很多都是高校和学生自身所造成的“人为壁垒”。比方说高校的培养模式出现问题, 已经和市场的需求不配套, 教学内容和专业设置也与社会的实际需求脱节。

虽然高校都有开展相关的社会实践课程, 但是由于教师的不重视、学生的懒散, 很多都是走走过场, 看看热闹就算了, 没有多少人会耐下心来认认真真地对待。原先企业也是非常欢迎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高校生的, 一来企业无需投入太多;二来, 说得难听一点, 企业也可以把大学实习生当成一种周期轮换的廉价劳动力。但是, 当很多大学实习生为企业所带来的不单只是“零利润”还有一系列的麻烦之时, 很多企业便抱着宁缺毋滥的态度, 将大学实习生拒之门外。其实, 现在的企业需要的大都是一种复合而又实用以及“招之能战, 战之能胜”的人才, 而现在高校培养的人才普遍难以满足这一要求。

据记者走访一些企业得知, 很多企业给大学生提供的实习岗位也不是没有, 有些企业响应政府的号召, 专门腾出很多岗位来接纳大学实习生, 但是企业对大学实习生也提出了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理应具备的能力, 比如说实践操作能力、动手能力、交际能力等等。但是, 这些却是当前许多大学生的软肋。

上大学之后, 很大一部分人便失去了目标和方向。由于大学相对宽松的环境, 主观上也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 大学期间也不能结合个人职业发展方向对大学生涯进行合理的规划, 从而导致浑浑噩噩过完四年。

造成大学生实习难题和制度不完善的根源其实不在于企业, 而在于高校和学生自身。因而, 不能简简单单地指望政府的“救济”, 而应该摆脱政府的“束缚”从“源头”出发, 解决问题。一些专家指出:“由于各类高校忽略社会实践的重要性, 部分高校的实习指导部门也形同虚设。因而, 高校要加强指导实效, 从新生入学开始就要开展相关的就业指导, 帮助学生制定职业生涯规划。这样, 对人才结构的需求学生才会有所了解, 从而具备学习的动力和方向。”

另外一点, 针对当前并不完善的大学生实习制度, 很多都流于形式主义, 有些还变成了以赚取钱财为目的, 因此, 学校对此行为要进行规范, 适当延长两个月左右的实习期, 建立大学生实习基地, 主动为大学生联系实习岗位, 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各项操作技能, 并加强实习过程当中的指导。

“订单培训”:何时开始走俏高校?

据相关资料显示: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开始变小, 很多企业开始恢复生产, 尤其是很多生产型企业, 逐渐进入良性的发展阶段。

从记者走访的最近几场招聘会来看, 相比有着较高学历的本科生, 不少大中专生更为抢手。从一些权威机构公布的数据也可以看出:目前, 大中专生的就业率要远远高于大学本科生。随着很多企业开始招聘一线的技术工人, 比方说电子、机械、钳工、焊工、数控、幼教等, 本科生只能望“岗”兴叹, 一技在身的大中专毕业生则可独霸台前。一些老师甚至亲自带着即将毕业的学生集体参加招聘会。除了体验现场的招聘气氛之外, 更多的还是来找工作。“我们技校的学生都是有技术在身的, 加上学校和老师帮忙介绍, 找份工作比大学生要容易一点。”

企业为什么欢迎大中专毕业生?一家公司的经理说到:“其实, 大中专毕业生所学的课程和本科毕业生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动手能力却比本科生强很多。”很多大中专毕业生毕业之后, 一般都可以直接进入试用期, 大部分都会在双向选择的时候留下来。本科毕业生缺少的就是实践的机会, 但是一些大中专生, 说得夸张一点, 则是“天天在实习”。

一些有一定规模且能持续提供较多岗位的企业, 会与部分技校及专业培训机构建立校企合作、产教结合, 积极推行“订单培训”, 企业根据岗位的需求与学校签订用人协议, 明确校企双方职责, 学校也尽可能按需培养人才, 学以致用;用人单位保证录用合格人才, 用其所学。

这种“订单培训”一直都是盛行于技校, 一些高校管理者则不耻这样做。“我们大学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地方, 不是培养技术工人的。”但是, 随着社会形势的演变和发展, 高素质的技术工人开始走俏人才市场。很多企业也都拥有和高校合作办学以及定向培养的项目, 例如国际著名的连锁酒店喜来登历来有依托大学为自己培养旅游及酒店管理人才的传统。福州大学紫金矿业学院也是紫金矿业集团于2007年在福州大学成立的一级学院。紫金矿业集团根据自己的需要, 专门开设了一大批课程, 为企业培养后备人才。学生在学习期间除了可以享受到紫金矿业集团提供的大量补助, 拥有大量的实地实训的机会, 毕业之后还可以直接进入紫金矿业集团工作。

事业单位改革重在开放社会力量 篇11

在实践中，事业单位的身份较为复杂，有些事业单位从事政府管理职能，有的则属于营利性质。中国的事业单位之所以如此纷繁复杂，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绝大多数的事业单位都诞生于计划体制下。在原有体制下，除了政府就是企业，政府和企业都承担了社会的功能——政府办学校、企业办医院等现象比比皆是。既然社会并不独立于政府和企业而存在，而且生老病死都是由政府和企业所包揽，也就无需独立存在的社会服务组织——除了医院、学校之外，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的事业单位屈指可数。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一是由于财政能力的限制，政府和企业已经无法包办一切；二是随着就业和经济形态的多元化，相当多的人不再依附于政府和企业。如果在这个时候再依靠原有的社会服务体系，那么不少人就无法继续生活。而且，经济形态的变化，导致了原有单纯的政府和企业的划分已不合时宜，于是社会服务机构逐渐兴起。

其中，由政府全额出资的社会服务机构也即事业单位，占了最主要的部分。且由于政府机构改革的原因，一些原本应由行政机构出面办理的事项，因编制等原因以事业单位出现，比较典型的如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和电监会等政府监管机构。

事业单位从经费来源上分为“全额拨款”、“参公（即参照公务员）”、“财政补贴”和“自收自支”四类。比如完全从事行政管理的机构就应该是“全额拨款”，而从事经营业务的机构就应该是“自收自支”。

在最新颁布的《事业单位改革意见》中，从承担社会功能的角度将现有的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个类别。对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将其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或转为行政机构；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将其转为企业；对从事公益服务的，继续将其保留在事业单位序列、强化其公益属性。同时，今后不再批准设立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

最后这点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在以往的机构改革中，事业单位往往会成为“二政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名义上的“削编”，将政府机构变为事业单位，这样一来实现了名义上的精简机构，但在事实上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机构臃肿状况。

不过，政府的这个举措也提供了另外一个信号，即今后政府还将设立新的事业单位，只不过这些事业单位全都从事社会公益服务，而且还将从财政政策和绩效考核等方式对这些公益机构进行改革。

在操作层面，必须注意政府参与的方式，即尽量少用财政的钱直接兴办事业单位，而最好通过设定标准等方式扶持民间公益事业。事实上，随着三十多年来的财富积累，中国私人部门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能力越来越大。政府提供好平台后，他们可以比原有的事业单位更有效率。

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要做的就是，在各个环节平等对待所有的公益机构，而不是偏向政府自己办的事业单位。

大力引导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的基本逻辑是，通过社会力量办公益事业可以满足社会不同群体的偏好，有助于政府将有限的经费投入到最急需的领域，从而提高公共财政使用效率。因为财政是有限的，而社会需要扶持的事项总是很多，通过公共财政来扶持项目在不少时候会引发社会不同群体的争论——如有人认为大剧院是公益事业，也有人坚持棚户区的卫生设备更重要。一旦此类的经费都由民间的机构扶持，类似争论就可以避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如果对某个领域感兴趣，完全可以通过捐赠的方式来支持该项目。如此一来，各领域就可以和平共处，也有助于调适政府的规模。

从这个意义上讲，事业单位改革必须以社会公益机构的改革为前提，假设不开放社会力量进入公益事业，那么这样的改革可能会留下遗憾。

（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休闲度假业的社会人文精神力量 篇12

关键词：休闲度假业,人文精神力量,发展

1 休闲的含义

休闲是人的一种思想和精神状态, 即人们以保持平和宁静的态度来感受生命的快乐和幸福, 它是一种精神的态度, 并在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中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1 我们从字义的角度进行考察。“休”在《康熙字典》和《辞海》中被解释为“吉庆、欢乐”的意思。“人倚木而休。”“闲”, 通常引申为范围。多指道德、法度。《论语·子张》:“大德不逾闲。”其次, 有限制、约束之意。“闲”通“娴”, 具有娴静、思想的纯洁与安宁的意思。从词意的组合上, 表明了休闲所特有的文化内涵, 它不同于“闲暇”、“空闲”、“消闲”。

1.2“休闲的英文是Leisure, 意指摆脱生产劳动后的自由时间或自由活动, 包括时间与活动两个层面。一般可以理解为当一个人干完了他的工作, 并满足了他的基本需要之后, 这个人就有了属于他自己支配的时间, 有了休闲的'资本', 可以根据其周期性和时间的长短, 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利用。”[1]

1.3 在马克思眼中, “休闲”一是指“用于娱乐和休息的余暇时间”;二是指“发展智力, 在精神上掌握自由的时间”;是“非劳动时间”和“不被生产劳动所吸收的时间”, 它包括“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2]

2 我国休闲度假业的发展现状

作为一种产业形态, 休闲度假业已经成为第三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目前已有多个城市确定了以发展休闲度假经济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如成都、杭州等著名旅游城市将未来发展定位为“休闲之都”, 甚至提出“休闲也是生产力”的论断。目前我国休闲产业有如下的一些特征:

2.1 发展势头迅猛:

“世界旅游组织预测, 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旅游第一大国。”[3]消费享受休闲的时代正在到来, 也正在成为一种趋势。尽管中国尚未进入真正的“休闲时代”, 但休闲经济已具备了相当规模, 且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尤其是在和谐社会背景下, 休闲度假旅游发展会呈现更快的趋势。

2.2 发展面临瓶颈制约:

不可否认, 我国现在发展休闲度假旅游还存在着很多制约。例如, 集中性的节假日制度, 对旅游能级的提高起到严重阻碍作用。由于旅游产品生产与消费的同步性, 及由此派生的旅游产品的不可储存性, 决定了缓解旅游供给与旅游需求时间矛盾冲突的弹性非常有限。同时, 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和文化认同也是我国休闲旅游发展的另一制约因素。

2.3 市场尚需培育:

休闲度假市场还需要多方共同培育。从政府角度而言, 要促进休闲度假业的发展, 就要在全社会倡导选择健康、积极的休闲消费和生活方式, 制订适合休闲度假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和制度法规。从游客受教育程度讲, 休闲方式的选择与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 因此通过提高全民受教育水平来倡导健康的休闲文化和休闲消费, 同样是促进发展休闲产业的重要途径。

3 休闲度假的特征

3.1 消费特征

3.1.1 一地时间长:

观光旅游的基本心态是到处多看, 看得越多越过瘾, 越觉得有所值。休闲度假者则往往在一个地方停留较长的时间。

3.1.2 散客和家庭式组织方式:

现在休闲度假在方式上主要是散客和家庭式组织方式, 而不是观光旅游的团队性的组织方式, 这就对现有的旅游企业的经营提出了更高的挑战。散客与家庭式的旅游方式在国际上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兴起的。80年代到现在又是20年时间, 这种散客与家庭式的方式在中国也会逐步成为一个主导方式, 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3.1.3 复游率高复游, 就是我们所说的回头客, 度假旅游有一个特点, 客人认准了一个度假地, 甚至一个度假酒店, 其忠诚度会非常高。

有一句话是“我们要争取把头回客变成回头客”, 其中包含两个要点, 第一, 你怎么吸引“头回客”, 第二, 怎么把“头回客”变成“回头客”, 观光客人基本上是一次性的, 不去第二次, 但是休闲度假客人恰好相反。

3.1.4 指向集中:

所谓的指向集中是指客人的度假需求非常集中, 不仅有对度假目的地选择的集中, 还有度假需求的指向集中。当然, 休闲度假这一类的需求还是新兴需求, 对其特点研究还不足, 但是需要深入挖掘, 发现这些特点。

3.1.5 文化需求:

观光的客人成熟到一定程度会产生度假需求, 度假的客人成熟到一定程度就一定会产生文化需求。人们不只是到森林度假区呼吸新鲜空气, 或者去温泉度假区洗个温泉, 是一定要求这个度假地有文化、有主题、有比较丰富的内涵。

3.2 供给特征

3.2.1 度假区:大型、综合、文化

第一, 度假区的建设要规模大。一般而言, 度假区都可以称作是大题目。旅游度假区, 基本上都在十平方公里以上, 两三个平方公里称不上度假区, 只能是一个度假单元。

第二, 度假区应该是综合性的, 应该包含多种元素, 形成一个复合体系。度假区的核心就是度假的设施, 一个度假区至少应该有一个中心酒店, 有相应配套的公寓式住宅, 和一些比较简易的住宅, 以满足各层面客人的需求。

第三, 度假区要有自己的文化主题。有了文化主题, 突出个性, 才能够把事情做到位。

3.2.2 度假酒店:设计、活动、组合

第一, 度假酒店 (度假村) 可能现存设计不到位的问题。可能是设计师偷懒, 也可能是缺少经验, 自己没有经历过, 不知道什么叫度假, 很多设计照抄照搬, 使现在的很多度假村、度假酒店不伦不类, 只是一味追求豪华。度假村一味追求豪华造成的状况只能是花了很多钱, 却得不到成效。

第二, 度假酒店要研究活动的问题。因为设施是固定的, 客人来了不能只有固定的设施。这就要求度假村、度假酒店在设施的软开发上要下些功夫, 要把相应的活动组织起来。

第三, 度假酒店要强化组合功能。作为一个度假酒店, 设计、建设、经营、管理、服务, 各个方面要有机组合。这个组合首先是把现有资源加以重新的整合, 这个资源不限于度假村本身, 也包括度假村的周边。组合的内容越多, 方式越多, 其竞争力就越强。

4 休闲度假产业的发展趋势

Ahola (1980) 认为, “逃离”压力和现实是休闲产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休闲业发展的历程证实了这一论断。[4]

4.1 消费大众化:

休闲度假首先要有闲、有钱, 并逐步形成社会认同, 且随着社会经济展而进入大众化休闲度假阶段。休闲度假的消费需求在发达地区已经成为现实, 在其它地区也正在逐步成为旅游消费的时尚。这种消费的大众化趋势, 为休闲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又为培育未来大众休闲市场做好基础工作。

4.2 产品多元化:

因为休闲度假需求的产生本身就是市场发育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在休闲市场尚未成熟, 特别是休闲文化还刚兴起之时, 人们的休闲放松往往会集中于某些时髦的产品。但随着市场的逐渐成熟, 这些产品已成为市场上十分明确的产品。随着休闲文化的完善, 从众的休闲方式一定会被多元化休闲产品所取代, 休闲产品的差异性将成为休闲产业的主要特色。

4.3 市场层次化:

休闲度假虽然起于高端, 但一定会使休闲度假成为大众现象。如果因此而仅满足追求低端市场的大众化需求, 也必然给休闲业带来失败。因此, 休闲业要围绕高端、中端、低端同时展开。对于相当一部分度假区来说, 定位低端市场是可以的;但是对于一些投资较大的度假区, 就需要调整模式, 主要定位针对中、高端市场。这样会形成一个合理的市场层次。

4.4 追求个性化:

作为消费者, 到了休闲度假这个层面, 个性化的追求就更加突出, 需要研究如何对应客人的个性化需求, 提供个性化产品和个性化服务。

4.5 产业特征模糊化:

休闲的本质是什么?最直观地讲, 休闲就是与日常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然而以能否“提供与日常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去界定产业, 就会使休闲产业的边界变得模糊起来, 休闲产业的范畴也就变得很宽泛了。

参考文献

[1]刘纯.旅游心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第3分册, 第287页, 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詹姆A Fitzsimmons莫.Fitzsimmons.服务发展[M].Sage公司.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