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参与旅游

社区参与旅游（通用12篇）

社区参与旅游 篇1

一、社区参与的概念界定

社区参与指的是公民在享受其权利和承担其义务时的一种自愿参与行为[1]。社区参与的理论基础是公民参与。有学者认为社区参与的主体不仅仅局限于社区居民, 还包括社区内的各类组织, 即广义的非政府组织和驻区单位、政府组织[2]。社区参与在旅游中的参与主体更加广泛, 包括:当地居民、游客、政府和旅行社企业。

保继刚、孙九霞认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在旅游发展过程中, 根据社区当地具体情况, 充分尊重社区的意见和需要, 并将其作为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 以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 是政府及非政府介入社区旅游业发展的一种手段[3]。

二、社区参与旅游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国外社区参与旅游研究进展

国外社区参与旅游的研究经历了以下过程:萌芽与思考、状态与研究、切入与探索、交流与整理、方法与选择等。墨菲 (1985) 在旅游规划上大胆创新, 构筑了一个社区生态模型[4]。为了保证社区参与的可实施性, Mitchell (1998) 、Reid等 (1993) 阐述并建立社区旅游开发自我评价工具, 即社区居民的社区一体化理论, 为评价社区发展旅游规划等相关问题提供了量化工具[5,6,7]。为了保证实际的可操作性, 向居民赋权很重要, 因此对社区增权问题的研究不断加强[8]。

(二) 国内社区参与旅游研究进展

研究者们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分为两个时期, 即探索期 (2001-2004年) 和发展期 (2005年至今) 。探索期的特点是:大部分是研究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基础理论, 以定性研究为主;发展期的特点是:主要体现在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问题和对策以及参与模式的研究上, 开始对我国一部分社区进行实证研究。张彦、于伟 (2011) 认为国内在研究理论建构模型的同时, 也深入到个别区域进行案例实证研究[9]。

三、社区参与旅游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一) 社区参与旅游的理论基础

1. 民主理论。

西方民主社会自治精神最基本的标志就体现在社区参与上。托克维尔早已指出:民主制度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公民参与[10]。只有实行了真正的民主, 才能使得居民掌握足够的权利能够主动参与到旅游活动中来, 因此, 社区参与旅游才能得到真正的实施。

2.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发展旅游业不是以牺牲宝贵自然资源为代价的, 因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必然选择。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充分考虑到当地社区居民的要求和利益, 要让社区居民参与到旅游发展中并且使其获得经济上和环境上双重利益;从社区角度发展当地旅游业, 最终目的是使得当地经济、文化、环境实现全面协调发展[11]。

3. 利益分配理论。

梨洁、赵西萍从经济学角度, 运用福利经济学等经济学前沿理论, 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动力、社区参与如何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等理论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 虽然存在诸多的经济学难题, 但是社区参与旅游如果好好发展的话还是可以实现利益的合理分配的[12]。

4. 旅游人类学。

旅游人类学为旅游规划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视野, 在旅游规划中, 人才是旅游活动的真正主题。旅游规划者要从关心旅游地的各利益相关者入手, 对相关者的特性、活动以及社会环境等方面进行研究。具体关系如下图:

5. 增权理论。

增权理论是由权利、无权、去权、增权等核心概念构成的。西蒙斯和帕森斯给增权一个综合性的定义:“使人们能够控制他们的环境和实现自我决定的过程” (1983) 。研究最多的是制度增权, 制度增权包括正式制度的直接增权和间接增权、非正式制度的直接增权和间接增权。Scheyvens在1999年首次提出了一个社区旅游增权框架, 包含政治、经济、心理、社会4个维度[13]。保继刚和孙九霞在雨崩村社区旅游的研究中制定了住宿、租马等制度, 从实践中发现了增权对社区参与旅游的意义[14]。

(二) 研究方法

学者们主要趋向于运用文献分析法、多学科分析法、田野调查法、问卷调查、数理统计分析、专家咨询、信度测评等方法。往往研究社区参与的学者习惯集中于一个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分析, 运用以上的方法研究当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 进行农户走访, 获取第一手资料, 运用SPSS分析法进行分析、同时进行信度测评, 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 例如:机制不完善、模式不适合等。再运用因子分析法进行处理, 找出制约该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因素, 提出合理的建议。

四、社区参与旅游的内容

(一) 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 旅游业在少数民族地区逐渐兴盛起来。由于其独特的建筑文化、风情文化和当地特有的现实状况, 社区参与旅游研究备受学者们的重视。社区参与旅游的研究经历了从缺失到凸显的过程, 学者们的眼光从研究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内容等问题逐渐转到了研究“社区参与”面临的困难、如何促进社区参与旅游的实现, 并出现大量的实证分析研究。

邱云美, 封建林认为民族地区社区参与旅游制约因素有以下几点:机制不健全, 参与渠道不畅通;民主意识淡薄, 参与意识不强。左冰、保继刚 (2008) 认为少数民族的社区参与从根本上讲正是旅游资源转化为资产甚至资本后所形成的收益分配与管理问题[15], 而利益分配的公平性正是制约民族乡村地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一大因素。

鉴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 提出了精英治理。项辉指出乡村精英拥有比一般村民更多的优势资源, 他们具有了一定权威, 能够对其他村民甚至社区结构产生影响[16]。民族地区的精英治理就是要通过民族地区精英自身的影响力和沟通能力, 使其破除旧的思想束缚, 接受新事物、新思想。同时当地精英能够为民说话, 及时反应当地人民发展社区参与旅游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苦衷, 做到及时处理问题。要实现民族精英工作顺利进行,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对民族社区参与旅游进行制度增权, 首先就是修订现行《旅游规划通则》, 把一些具体规划程序如:听证会等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保障社区能够成为真正的主体参与到旅游整体过程中。这不仅能有效地保障社区居民的合法权利, 而且能确保旅游规划编制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对民族地区乡村社区参与模式的研究不断完善, 彭敏总结了八种模式, 即公司+农户模式;政府+公司+农村旅游协会+旅行社模式等;王东红针对新疆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构建以下模式:资源利用参与模式、政府引导参与模式、社区居民参与模式[18];兰海补充提出了构建产品参与模式、资本参与模式、实体参与模式[19]。

(二) 城市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

陈爱认为城市社区旅游是城市旅游开发中社区文化传承、城市社区多功能即基础设施、交通标识等完善的可实施途径, 是城市旅游发展的新型理念, 并且能够使得城市经济直接受益[20];张立生在分析城市社区旅游特点的基础上研究了城市社区旅游开发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伦理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21];汪宇明以上海新天地为例, 从社区的国际化视野对都市旅游目的地的建设进行了思考, 提出都市旅游发展的新途径, 即实现旅游国际化与社区发展的良性互动, 并总结了都市社区旅游国际化的特点及其示范效应[22]。

潘芬萍提出了城市社区旅游发展的模式, 即国际化模式, 该模式强调社区旅游市场的国际化定位;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模式, 既保留本地特色, 又与国际化接轨;本土化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尊重历史, 修旧如旧, 一般应用于文化古城。

五、评述

针对社区参与旅游的研究由最初仅停留在理论上的研究, 即发现问题, 找对策, 解决问题;发展到针对某一区域进行具体的研究, 实地调查, 科学分析结果, 制作出解决方案;再到运用新的多学科的理论去研究社区参与旅游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 进而提出可操作性强的解决方法。

社区参与旅游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的不足, 主要包括:利益分配不均, 基尼系数大, 特别是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从而挫伤了社区参与主力军的积极性;社区参与只涉及经济活动领域, 过分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社会发展的综合效益。鉴于此, 笔者建议:首先要加强利益分配机制的建设, 使各个利益相关者, 特别是当地农民的利益得到保障, 对当地社区实行制度增权;其次要加强精英治理, 使当地居民反应的问题能够及时上报, 从而及时处理, 这样就能使居民的利益真正得到保障, 为建立旅游发展与社区参与的良性互动机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后, 要发展深度的社区参与, 即社区参与涉及规划、管理、经营、利益分享和文化保护各个层面, 使某一地区的社区参与从规划到开发形成一整套系统, 从而按照这个系统按部就班一步步实施。

摘要：基于民主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利益分配理论、增权理论和旅游人类学等理论, 并运用文献分析法、多学科分析法、田野调查法、问卷调查、数理统计分析、专家咨询、信度测评等方法, 对社区参与旅游进行。研究发现:社区参与旅游存在着利益分配不均、社区参与只涉及经济活动领域等问题。推进社区参与旅游, 要加强利益分配机制的建设, 使各个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当地居民的利益得到保障;要加强精英治理, 为建立旅游发展与社区参与的良性互动机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要发展深度的社区参与, 使某一地区的社区参与从规划到开发形成一整套系统, 按部就班一步步实施。

关键词：社区参与旅游,概念内涵,研究综述

社区参与旅游 篇2

作者：王华郑艳芬

旅游学刊 08期

制度是人所设计用于调节人们互动的约束，这些约束由正式约束(如规则、法律、宪法)、非正式约束(如行为规范、习俗、自定的行为准则)以及它们的实施特征等构成[1]。权利是为道德和法律所确证的权力和利益[2]。权利失败实质上意味着现行法律、制度以及公共政策未能真正承认社区居民的参与权利，并对其做出保障性规定，属于一种制度性“无权”或“去权”[3]。近年来，不少学者从制度的根源探讨我国社区参与旅游权利失败的原因[3-5]，并从不同层面探索改革与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以对社区进行“制度增权”。

王宁最早提出“制度增权”的必要性，认为必须要有一套正式的制度来保障社区居民的权益[6]。其后，不少学者从“制度增权”的角度，围绕某些关键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探讨改革与完善土地产权、吸引物权、旅游资源集体产权等一系列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利益分配问题紧密相关的权利的可能性与必要性[7-10]。也有不少学者立足于现有的旅游法律法规，如《旅游法》《旅游规划通则》《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等，来讨论社区“无权”或“去权”的原因[3，10]。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我国目前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能强有力地保障社区在参与旅游开发时的权利，而世界上已有不少国家通过正式的法律法规来保障社区参与旅游并从中直接获利的权利[11]，如加拿大、阿联酋等[12]。事实上，自1985年5月我国旅游业第一个正式法规《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颁布，截至10月1日《旅游法》的正式实施，我国已相继出台了几十部旅游法律法规[13-14]，旅游立法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对于近30年我国旅游法律法规在保障社区参与权利方面究竟取得哪些进展、存在哪些不足，仍缺少相关研究。鉴于此，确实有必要就这些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一方面便于学界针对其中的法律法规条文的修正与完善作更深入地探讨，另一方面有利于立法机构和人员系统了解社区参与旅游权利的法律法规建设现状，并针对其中的不足作进一步完善。

因此，文章通过内容分析法，试图厘清我国旅游法律法规条文中涉及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相关内容，分析当前我国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法律法规建设方面取得哪些进展，存在哪些不足，并尝试结合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就如何在正式制度层面上建设完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权利的法律法规提出探索性的建议。

1 研究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收集

选取1985年至20间在国家层面的旅游立法为研究对象，其中包括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下简称“全国人大常委会”)所通过的法律、由国务院通过的行政法规以及国家各部委的部门规章。通过“社区”“居民”“农村”“当地”等关键词进行筛选并细读相关条例原文，发现目前涉及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权利的法律法规主要有10部，包括2部法律、3部行政法规和5部部门规章(见表1)。

1.2 研究方法与过程

运用内容分析法分析以上10部法律法规中涉及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权利的内容。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客观地、系统地、定量地描述交流的显性内容的研究方法，其实质是对文献内容所含信息量及其变化的分析，并根据数据对内容进行可再现的、有效的推断[15]。内容分析法一般包含6个基本步骤：提出研究问题、抽取文献样本、确定分析单元、制定类目系统、内容编码与统计、解释与检验[15]。

1.2.1 抽取样本

样本源自我国1985年至年间在国家层面立法的相关旅游法律法规，通过关键词筛选法并结合对法律法规原文的判读，确定了10部相关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上，笔者2人分别独立依据“社区”“居民”“农村”“当地”等关键词筛选出56条包含以上关键词的法律法规条文，再通过细读10部法律法规原文，补充4条虽不含以上关键词，但与社区参与相关的法律法规条文，共收集60条初始样本。据此，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剔除其中5条包含术语解释、同一部法律法规中的重复条文以及内容与社区参与权利无关的条文，剩余55条有效的法律法规条文。为了编码方便，对其中4条内容综合的法律法规条文进一步拆分成9条，3条无法拆分的法律法规条文进行剔除，最后确定57条法律法规条文为本文研究样本。

1.2.2 分析单元、类目系统与编码

内容分析单元是编码过程的实际计算对象，可以是词语、句子、段落或全文[16]。文章将各条法律法规条文作为分析单元，笔者2人分别对57个分析单元独立编码。

首先，根据研究目的将57个分析单元打散，并按照一定的标准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在一起，接着笔者2人分别进行类属分析，确定次类目与主类目。其次，确定以3种标准进行类属分析，即社区权利内容、立法层次与社区增权分类。最后，57个分析单元按照权利内容分成政治参与权利、经济发展权利、社会文化权利和环境保护权利等4个主类目与12个次类目，按照立法层次分成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等3个主类目，按照社区增权类别分成政治增权、经济增权、社会增权和心理增权等4个主类目(见表2)。

1.2.3 信度与效度

信度是对文献编码一致性、分类准确性和方法稳定性的检验，信度分析检验编码员间对同一样本评判的一致性程度[17]。两位编码员进行独立编码后，统计编码结果，并依据交互判别信度①和平均相互同意度②来检验编码员间的信度[18]。交互判别信度在0.80以上可接受，0.90以上较好[19]，本研究各主类目的交互判别信度值均在0.80以上(表2)，交互判别信度可接受，编码结果可以使用。因所选取的样本均源自我国目前与旅游相关的法律法规，以“社区”“居民”“农村”“当地”等关键词提取分析单元，与社区参与旅游的权利密切相关，故具有较好的效度。

2 研究结果

2.1 社区参与旅游的权利内容

当前我国旅游法律法规条文中所反映的社区参与权利主要体现在4个层面，即政治参与权利(占8.77%)、经济发展权利(占22.81%)、社会文化权利(占42.11%)与环境保护权利(占26.32%)(见表3)。其中，涉及政治参与权利的法律法规条文最少，且基本为规划决策建议，如在旅游规划编制过程中需要“征求……当地居民的意见”(《旅游规划通则》第4.4条)[20]，“……风景区的职能结构分析与规划，应遵循下列原则：兼顾……当地居民……的需求与利益”(《风景区规划规范》第3.4.4条)[21]。在12个次类目中，关于文化与习俗受尊重、社区人口规模控制、居民社会调控规划、居民活动约束、社区环境提升等法律法规条文数最多，各项所占比例均超过10%。

2.2 社区参与旅游的立法层次

从立法层次上看，我国社区参与旅游的法律法规条文绝大部分出自部门规章(占75.44%)，少部分出自行政法规(占17.54%)和法律(占7.02%)。其中，国家已从法律层次上规定旅游发展应当尊重当地居民的文化与习俗，如《旅游法》第十三条，“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当……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22]。并要求非物质遗产的区域性整体保护必须尊重当地居民的意愿，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十六条“确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应当尊重当地居民的意愿……”[23]。但其余大部分权利主要源自部门规章(见表4)。

2.3 社区参与旅游法律法规条文的增权分类

依据Scheyvens关于旅游增权4个维度即政治、经济、心理和社会的划分[24]，对涉及社区参与的旅游法律法规条文进行判断分析，统计结果显示，有利于社区社会增权、心理增权、经济增权和政治增权的法律法规条文所占比例依次为35.09%、24.56%、22.81%和8.77%(见表5)。可见，有利于社会增权的法律法规条文占比最高，但大部分源自《风景区规划规范》[21]和《绿色旅游景区》[25]等部门规章，内容主要与社区设施建设、居民社会调控规划和社区环境提升等有关。如“凡含有居民点的风景区，应编制居民点调控规划……(《风景区规划规范》第4.6.1条)”[21]“应积极建立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培训等反馈当地社会的机制，促进当地社区的发展(《绿色旅游景区》第9.7.2款)”[25]等。需要指出的是，社区人口规模控制与居民活动约束两个维度的法律法规条文(占比15.79%)，虽然有利于旅游资源保护，但却有可能造成社区居民事实上的心理去权。如《风景区规划规范》第4.1.2条“在风景恢复区内……应分别限制游人和居民活动”“在风景游览区内……应分级限制居民活动进入”[21];《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二十八条“在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等[26]。

2.4 结果分析

2.4.1 社区参与旅游的权利在法律法规层面上未能完全得到保障

在旅游法律法规层面上，当地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政治权利是其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当前仅有规划决策建议权。规划决策建议权主要指社区有权对当地旅游规划或保护规划的编制提出意见，这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开创制度建设的第一步。然而，目前仍没有任何关于社区参与的程序性规定[3]，社区居民的合法权利依然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增权。

经济发展权利包括经济发展、设施建设与居民就业3个维度，大部分法律法规条文源于《风景区规划规范》。其中，经济发展维度主要笼统地要求旅游发展与当地社区经济生产活动相适应，设施建设维度主要指村镇给、排水与供电基础设施建设。虽然现行法律法规如《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五、第十四条[27]、《风景区规划规范》第3.4.3、第4.2.3、第4.5.4条[21]等明确要求旅游发展应适应当地经济发展和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需要，推动当地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社区实现经济增权与社会增权。然而，对于如何保障当地居民参与旅游就业、旅游所得利益分配公平等问题，仍少见法律法规条文的明确规定，这使得当地社区旅游经济发展的权利事实上未能得到法律法规的保障。从居民就业角度来看，尽管近年来颁布的《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编制技术要求》[28]与《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29]提出鼓励居民从事旅游服务行业，引导居民发展特色产业，《绿色旅游景区》更明确提出应吸纳和培训当地劳动力进入景区就业的反馈机制以促进当地社区的就业与发展[25]，这无疑是我国旅游法律法规引导社区参与旅游就业的一个重要进步，但这3部法规皆属于部门规章，法律效力及其适用范围有限。

社区的社会文化权利包括文化与习俗受尊重、社区人口规模控制、居民社会调控规划以及居民教育培训4个维度。其中，当地社区的文化与习俗受尊重的权利在法律法规层面上规定最为明确，尤以《旅游法》为代表，这对于促进当地社区居民心理增权具有重要的意义。社区人口规模控制与居民社会调控规划主要出自《风景区规划规范》、《名城名镇名村》和《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编制技术要求》，其中居民人口容量的控制主要为了适应风景区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需要，但当人口容量的控制是以当地居民拆迁为代价时，实际上将造成居民的心理去权。另一方面，居民点的保留与居民社会的系统规划有利于保持当地社区的平衡与提高社区的整合度，可能有利于促进当地社区的社会增权。最后特别需指出的是，居民教育培训作为促进社区社会增权与心理增权的重要举措，仍未得到法律法规层面上的充分保障，目前仅有部门规章《绿色旅游景区》。

社区的环境保护权利主要包括居民活动约束、社区环境提升、资源管护参与和居民环保培训4个维度，前三者主要源于《风景区规划规范》和《名城名镇名村》，而居民环保培训则是近年的《绿色旅游景区》才开始积极倡导的内容。居民活动约束维度实际上不属于社区的权利，它们还可能造成社区心理去权。社区环境提升维度主要指对当地社区生态环境的维持与提升，有利于维护当地社区的生态平衡，促进社会增权。资源管护参与维度并非指社区有权参与保护管理制度的制定与监督，而是指当地居民有权且被鼓励乃至被要求参与具体的管护活动，从保护自然环境的积极角度来看，有可能促进社区心理增权，但社区居民自身的行为活动实际上也受到某种程度的约束，因而也有可能造成一定的心理去权。在早期的法律法规条文中，居民的环境保护参与更多地被看做是一种被动的行为，需要通过明文条例明确规制其活动与生活范围，这事实上造成社区的心理去权。但近些年国家开始注重引导居民主动的环境保护参与行为，如通过引导无污染特色工业的发展，鼓励参与资源保护和旅游接待活动，开展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和培训等，这无疑都有利于促进社区心理增权。然而，目前这些法律法规仍然受限于某些特定的区域，如国家森林公园和绿色旅游景区，法律的空间效力有限。

综上分析可知，我国现行的旅游法律法规在保障社区居民的政治参与权利、经济发展权利、社会文化权利以及环境保护参与权利等各方面仍有待完善，尤其是政治参与权利与经济发展权利方面。这亦在诸多案例研究中得到佐证[4-5，30-32]。

2.4.2 社区参与旅游的主体地位在法律法规层面上尚未确立

纵观国内旅游法律法规，社区多被置于客体或从属地位。

从立法宗旨来看，当前国家层面的旅游立法主要侧重于旅游资源的“保护”与“管理”(表1)。2013年出台的《旅游法》以及我国各地制定的《旅游条例》或《旅游管理条例》等地方旅游立法，其宗旨基本围绕4方面内容：保护旅游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维护旅游市场秩序;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促进旅游业发展[33]。这些法律法规从立法宗旨上就忽视了作为主要利益相关主体社区居民的权利与地位。尤其是《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立法精神仍未与国际许多文化遗产保护的宪章接轨。事实上，国际宪章已经越来越重视东道主社区在文化遗产与历史街区保护中的地位与作用，并强调实现东道主社区的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34-35]。如《华盛顿宪章》(The Washington Charter，1987)在其原则与目标中指出，“历史城镇和城区的保护首先关系到他们周边的居民”“居民的参与对保护计划的成功起着重大作用，应加以鼓励”(第3条)[36];《国际文化旅游宪章》(International Cultural Tourism Charter，)序言指出，“过度的或没有妥善管理的旅游也可能使东道主社区的生态、文化和生活方式降格”[37];《保护和管理历史城市与城镇地区的瓦莱塔准则》(The Valletta Principles for the Safeguarding and Management of Historic Cities，Towns and Urban Areas，)序言明确要求，“对历史城镇地区的任何干预都必须以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与环境质量为目标”[38]等。由此可见，凡是涉及当地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与发展权利的旅游开发、遗产(资源)保护与管理活动，其相关立法首先应在宗旨上确立东道主社区的主体地位。

从立法内容来看，除了《绿色旅游景区》有专门将“社区发展”作为独立的条文进行阐述外，其他法律法规均没有就社区居民、社区参与或社区发展等内容设立专门的章节或条文。如《旅游法》对旅游者、规划者、经营者和管理者的权利与义务均作了相对明确的规定，而当地社区作为一个地区旅游发展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其旅游发展的权利与义务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法律保障与规定。尽管《旅游法》提出旅游者“应当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第十三条)，旅游规划必须“尊重和维护当地传统文化和习俗”(第二十一条)等[22]，但显然都是将游客和规划者视为主体，当地社区为客体。此外，即使“社区发展”有在《绿色旅游景区》中专门提及，也只是被置于“绿色管理”这一章节之下的最后一条文，其受重视程度不言自明。

3 结论与讨论

大量研究表明，建立保障社区参与旅游权利的长效机制，是实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以及地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其关键环节是建立一套完善的保障社区参与旅游权利的规章制度。对我国现有旅游法律法规条文的内容分析发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法定权利大致分为政治参与权利、经济发展权利、社会文化权利以及环境保护权利等4个方面，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促进社区实现经济、社会、心理与政治上的增权。但总的看来，社区参与旅游的权利还未能在国家法律法规层面得到完全保障，其参与旅游的主体地位仍未得以确立。

(1)当前涉及社区参与旅游的旅游法律法规以部门规章为主，法律层级和法律效力较低，适用范围较窄。

(2)当前旅游法律法规均没有将促进当地社区发展作为立法宗旨的内容，绝大部分旅游法律法规没有就社区居民、社区参与或社区发展等内容设立专门的章节或条文，在制度层面上造成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权利与主体地位的缺失。

(3)相关旅游法律法规普遍在保障社区参与的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方面尚存不足。在政治权利方面，当地社区仅有规划决策建议权，但对于社区参与旅游决策、开发、规划、管理和监督等各个具体环节，缺乏程序性规定;在经济权利方面，涉及当地社区旅游利益分配核心的资源或吸引物产权问题，以及社区居民旅游就业、旅游经营等方面的优先权，均未通过法律制度层面得以保障。

(4)相关旅游法律法规在促进当地居民社会增权与心理增权方面仍须完善。一方面，虽然相关旅游法律法规较多地强调了促进当地社区设施建设、居民社会调控规划、社区环境提升、居民就业以及尊重当地文化与习俗等，有利于社区居民实现社会增权与心理增权，但部分旅游法律法规较多强调控制社区人口规模和约束居民活动，有可能造成相应的“社会去权”与“心理去权”。另一方面，受教育培训权作为提升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能力与实现心理增权的重要途径，并未完全得到法律法规的保障。

(5)部分旅游法律法规重于社区责任和义务的强调而轻于相应权利的赋予。诸如《风景区规划规范》、《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较多强调控制社区人口规模和约束居民活动来达到资源保护与管理的目的，然而却较少对如何保障当地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不受到扰乱、相关活动权利不受到侵犯，以及相关的安抚、安置与补偿问题作出相应的规定，从而造成当地社区居民事实上的“去权”。

因而，有必要进一步改革与完善我国现有的旅游法律法规体系，以确立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主体性地位，赋予社区及其居民相应的旅游发展权利。研究建议：

(1)提高保障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权利的法律层级和效力，使社区居民在参与旅游经济生产、政治生活、资源与环境保护过程中，其相应的受教育培训、旅游就业、旅游利益分配以及相关旅游发展决策权在法律层面上得到保障，而不仅仅局限于某类景区或某个行业标准。

(2)从法律法规层面确立社区参与的主体性地位。对涉及当地社区居民生存与发展权利的旅游开发、资源环境保护与管理活动，其相关立法宗旨应明确当地社区及其居民的主体性地位，并将提高当地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与环境质量的目标纳入立法宗旨与原则中。另应就社区居民、社区参与或社区发展等方面的内容补充设立专门的章节或条文，以凸显社区的主体地位。

(3)需明晰社区在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中的权利。在政治决策参与方面，需要明晰当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决策的权利与程序，减少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比如，涉及社区利益的旅游规划编制，应将社区参与规划的程序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以保障社区能够参与旅游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和监督等过程中[3]。在经济领域，应在充分调查和论证的基础上，尽快推动当地社区的旅游吸引物权[3，8]或文化资源集体产权[10]的立法进程;亦应参考国际的做法，在法律制度层面保障当地社区居民旅游就业、旅游经营等方面的优先权。

(4)应赋予当地社区以对等的权利和义务。对于诸如但不局限于《风景区规划规范》、《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在强调社区居民在资源环境保护和管理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同时，应对等赋予其相应的权利，以减少或避免社区居民造成“社会去权”与“心理去权”。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的背景下，通过立法以保障社区参与旅游的权利固然重要，但法律法规的执行与落实以及社区的自我增权[11]在某种意义上显得更为重要。由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权利的复杂性，仅仅就旅游相关法律法规条文的分析难免具有局限性。以后的研究需要根据我国旅游法律法规建设现状和社区参与旅游的实践，就如何在正式制度层面上保障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权利，进行更多的深入探讨与研究。

致谢：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专家为本文的修改提出的宝贵意见!

①交互判别信度计算公式为：。其中，R是交互判别信度，n是编码员数量，K为编码员间的平均相互同意度[18]。

②平均相互同意度计算公式为：。其中，是2位编码员编码结果完全相同的分析单元数，是编码员A编码的分析单元数，是编码员B编码的分析单元数[18]。

③文中凡出现的相关法律法规文献均指本表中的版本及简称。

社区参与旅游 篇3

【关键词】社区参与；商业模式；青溪古城；价值链理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中提出：要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这表明旅游业的发展要以人为本，不仅要以旅游者为本，也须以旅游地居民为本，以促进城乡统筹、落实富民工程为战略思想。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特定区域在旅游业发展中，将社区居民作为旅游业发展主体，通过对旅游规划、开发、运营、管理和监督等决策与执行体系的广泛参与，在保证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社区全面发展的新模式。由此可见，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不仅可促进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还可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增收渠道，这正是以人为本思想在旅游业发展中的重要体现。因此，本文在古镇旅游商业模式设计中引入社区参与理论，保证社区居民合理参与古镇旅游并分享发展利益，不仅是落实富民工程的战略举措，也是实现两大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

一、旅游商业模式概述

（一）商业模式的概念

按照学术上为多数人公认的定义，商业模式是：“为了实现客户价值最大化，把能使企业运行的内外各要素整合起来，形成高效率的具有独特核心竞争力的运行系统，并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达成持续赢利目标的组织设计的整体解决方案。”根据旅游产业的特点，将其商业模式分为收入模式、投资分期、营销模式、经营模式、管理模式、开发模式及融资模式七大方面。

（二）旅游商业模式研究现状

总的来说，从商业模式的角度对旅游开发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化、网络化对旅游商业模式的影响；基于文化保护及促进文化产业集群化发展的文化旅游开发中的商业模式设计以及遗产遗址类旅游资源开发中商业模式的设计等。可见，在已有的旅游商业模式研究中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特别是社区参与理论的结合研究较少，这种研究及其发展趋势与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人本化宗旨是相悖的。因此，本文将以此为突破口，以青溪古城为例，引入社区参与理论对古镇旅游开发中的商业模式设计进行相应研究，以期通过成功的商业模式，对促进我国古镇旅游朝着“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方向发展有所裨益。

二、青溪古城旅游开发及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现状分析

（一）青溪古城概况

青溪古城隶属广元市青川县，地处四川盆地西北角，川、陕、甘三省结合部，素有“鸡鸣三省”之美誉；同时，青溪古城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川陕甘旅游金三角的中心区域，西北接大九寨生态旅游区，东南连川东南红色旅游区，并且是四川大九寨旅游环线上的重要节点，也是进入唐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必经之路，与东河口地震遗址相邻，区位优势十分突出。近年来，青溪古城凭借突出优势，坚持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初步形成了"生态旅游、土特山珍、矿产加工"的产业发展格局，尤其是旅游产业发展势头良好，2006年第三产业产值2084万元，截止2007年已建成星级农家乐40余家，初步形成集生态观光、休闲度假等功能的青竹江乡村旅游带，核心镇区——青溪古城的旅游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基本上还没有形成旅游接待能力。

（二）青溪古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现状分析

（1）参与规模较小，以个别参与为主，仍停留在自发参与阶段。（2）参与广度不足，以农家乐为代表的餐饮、住宿为主，有待进一步拓展。（3）参与深度不够，还没有形成社区与旅游区息息相关的利益机制。（4）参与形式单一，以个体经营为主，有待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形式。

三、社区参与青溪古城旅游开发的必要性分析

1．促进灾后重建的需要。青溪古城在5.12汶川地震中受灾严重，基础设施损失巨大，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灾后重建不仅仅是建筑的重建，更是居民生活信心的重建，如何做好居民安置、解决当地民生才是各级政府关注的焦点和主要任务。在青溪古城灾后重建过程中，抓住恢复重建机遇，通过正确引导社区居民参与到古城旅游开发当中，是灾后重建中帮助当地居民安居乐业、重建家园重要途径，也是执行国务院《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的重要举措。

2．丰富旅游产品的需要。体验社区文化和参与社区生活是古镇旅游活动的重要组成，通过社区居民广泛的参与旅游，理解和支持古镇旅游开发，主动参与社区旅游，不仅可以丰富旅游产品，也能丰富旅游产品的内涵。

3．旅游持续发展的需要。通过倡导社区充分参与到古镇开发中，确保社区和当地居民能获得各方利益，从而维护古镇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区域的社会稳定，最终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4．保护本土文化的需要。青溪是著名的羌氐聚居地，羌氐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通过居民参与旅游的接待与开发，能够使居民认识到本地文化特别是羌氐文化的价值，从而提高对本土文化、羌氐文化的重视，有利羌氐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四、青溪古城旅游开发商业模式设计对策

根据青溪古城社区居民具体情况，针对青溪古城社区参与旅游的现状，从商业模式中的开发模式、融资模式、管理模式、经营模式这四个与社区居民利益相关度最强的因素出发，对青溪古城旅游商业模式进行系统的研究设计，保证社区居民最大限度的参与到古城旅游开发中来，从而实现社区利益最大化，保证青溪古城旅游不仅为旅游者所满意，更为社区居民所满意。

（一）开发模式

与众多旅游形式相比，以古镇旅游、乡村旅游为代表的社区型旅游是社区居民最易参与、受益最多的旅游类型，在青溪古城旅游开发中，以“发展大旅游，培育大支柱，形成大产业”的开发理念为指导，依托历史悠久的古镇旅游资源和独具川北特色的乡村旅游资源，提出“古城+乡村旅游+旅游地产+绿色产业+生态景区”的产业综合开发模式，大力发展古镇旅游和乡村旅游，让古城内外居民皆能最大化的受益于古城旅游的开发。

（二）融资模式

一般情况下，社区居民的投资能力和经验管理能力都十分有限。因此，在青溪古城旅游开发中，除了旅游地产这类资金投入大、经营管理难度高的项目以外，对于土特产生产加工、本地工艺品生产、民俗表演、民居客栈、特色餐馆等这类资金投入较小、经营管理简单的旅游项目则主要由政府通过提供技能培训、财政补贴和优惠政策等形式，引导社区居民通过对自家建筑的风貌改造和业态置换参与其中，让社区居民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都能参加到古城旅游开发当中，并形成多元投资主体的融资模式。

（三）管理模式

旅游管理模式主要表现为旅游管理机制的组织模式，合理的组织模式既能发挥政府在旅游产业发展主导作用，又能保证社区居民在旅游管理上的完全参与，同时又能弥补居民经营管理理念落后的不足，从而保证旅游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结合青溪旅游开发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引入“政府主导、公司主体、居民参与收益”的旅游开发理念，将青溪古城旅游开发管理模式设计为“政府+公司+社区居民旅游协会”的三维一体的多元组织模式，提升社区参与的深度，让社区民居正在成为古城旅游开发的管理主体。（如图1）

图1青溪古城旅游管理组织结构示意图

（四）经营模式

根据青溪古城旅游开发特点，针对古城居民实际情况，将设计土地使用权出让模式、项目经营权出让模式、资产所有权出让模式、项目合作经营模式、项目独立经营模式等多种旅游经营模式，社区居民根据自身实际特点，以不同的形式产于到古城旅游项目经营中，从而更加拓宽了社区参与渠道，丰富了社区产于形式。

五、结语

以人为本是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以人为本思想在旅游业发展中的重要体现，基于社区参与理论的商业模式是引导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在此拋砖引玉，望更多研究者、规划者能够来探讨这一课题，扶持和推动这项意义重大的工程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进军。

参 考 文 献

[1]丁焕峰．农村贫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与旅游扶贫[J]．农村经济．2006（9）：49～52

[2]刘纬华．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若干理论思考[J]．旅游学刊．2000（1）：47～52

[3]王小莉，衣玮，林峰．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大遗址开发的商业模式探索[OL]．绿维创景．2010

[4]秦其文，王兆峰，雷丽蓉．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商业开发模式研究——以凤凰古城为例[J]．旅游研究．2010：41～47

[5]周燕，杨明娟．初探旅游网站的商业模式[J]．商业研究．商业现代化．2006

国外社区参与旅游研究综述 篇4

(一)研究背景

“社区”一词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裴迪楠在1881年提出的,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学术概念,至今在各种社会学文献中已经有一百来种定义。有许多学者对关于社区参与旅游研究的现有文献从不同方面进行了回顾和评述,人们也因此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有了一个整体和全面的认识。从现有综述文献来看,主要集中在对国内外社区参与旅游研究的比较及对国内这一领域的文献综述,而对国外社区参与旅游研究的文献综述较少。本文则对该领域的国外学术文献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回顾和梳理,以求进一步促进相关学术研究的深化。

(二)文献来源及概况

为了了解这些年来国外对社区参与旅游这一领域研究的具体情况,本文在大型综合性、多学科、核心期刊引文索引数据库“Web of Science”进行文献资料收集。以英文单词“旅游”及“社区参与”为主题;将研究领域限于社会科学、人文艺术、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文化学、环境自然科学;将发表文献数量九篇及以上的外文期刊进行综合检索,共检索到相关文献280篇,现将这280篇相关外文文献的研究内容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分析。

二、国外社区参与旅游文献主要研究内容

(一) 旅游发展对社区的影响研究

旅游发展对旅游目的地的经济、文化、环境、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个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便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于是大量的社区旅游研究便集中在旅游业发展对社区各方面的影响上。Arthur(1980)揭示了旅游业发展与当地文化保护之间的冲突,认为旅游业的发展不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Butler(1981)以Cambrils为例,通过实证研究得到其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当地农业的发展的结论,具体体现在当地的物价水平、消费水平、地价上升等方面;Keogh等(1987)的研究主要着重于旅游业的发展给社区居民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旅游发展导致地价上升、生活成本增加、外来文化和冲击和犯罪率增加等问题;Elise Truly等(1989)客观地分析了旅游发展对希腊Grete岛的居民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妇女角色变化、结婚年龄推迟、性观念更开放、家庭领导权等方面;Pam等(2000)对澳大利亚北某个旅游社区的研究中提出了旅游业给社区带来的双重影响,其中积极影响表现在社区经济得到繁荣发展、就业机会增多、与外来文化融合、设施设备得到改善等,而带来的消极影响有环境遭到破坏、自身文化变质、物价水平增加等;Tazim等(2003)在对新西兰的一个乡村社区进行调查研究同样发现旅游发展给当地社区带来的两面性。

以上大量的案例研究表明,旅游发展对当地社区的影响逐渐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学者们普遍认识到旅游发展对当地社区是一把“双刃剑”,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负面影响的日益凸显,学者们也不再仅仅关注于“旅游发展对社区的影响”研究,而逐渐转向于“旅游与社区参与”关系的反省和深思,意识到“社区参与旅游”的迫切性及社区居民作为社区主体的重要性。

(二)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和感知研究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社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也不断加强,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和感知研究逐渐增多。Arthur认为在旅游发展初期,居民对旅游发展带来的影响普遍持支持态度,但伴随旅游业发展,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居民态度也随之有所转变;Michael运用“旅游依赖”假说,并在美国西部的四个乡村社区收集数据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假说的观点,即社区居民对旅游消极影响的感知与社区旅游发展水平有直接的联系,旅游发展水平越高,社区居民对旅游的消极影响认识越突出;Victor Teye等在非洲加纳的两个小镇进行问卷调查研究,通过七个旅游相关因素(包括与游客的社交互动、有利的文化影响、福利影响、日常生活的负面干涉、经济成本、性开放、拥挤的感觉)来测量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研究结果显示旅游发展并没有达到当地居民所期望的,而且在这一相关领域工作的社区居民对旅游业有着消极的态度;Kathleen等依据“社会交换理论”,在美国进行全州性调查来收集数据,研究结果表明当地居民意识到旅游带来的许多积极和消极结果,其中那些认为旅游对当地经济发展很重要的居民觉得他们从旅游发展中获益,而且认为旅游将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积极影响;Andrew Lepp对乌干达Bigodi小村庄的385名成人进行调查,使用定性分析方法得出当地居民对旅游业一致持有积极态度,因为他们认为旅游业能够带动社区发展、改善农业市场、产生收入并能带来意外的财富,Andrew Lepp进一步运用“理性行为理论”,并假设居民的积极态度能够使他们产生旅游保护行为,通过在Bigodi村庄长达六个多月的对当地居民行为的实地观察,其结果支持了这一假说。

(三)社区参与和旅游可持续发展关系研究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给当地社区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探讨社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开始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Kerry在20世纪末较早地研究了美国当地政府对待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态度,研究发现当地旅游管理部门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态度会影响他们的实施方法,并发现了社区一体化的可能性;Cho等依据社会交换理论研究了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城镇旅游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可持续旅游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即长远计划、完全的社区参与、旅游业的环境可持续性与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及旅游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有很大的关系;Matilde则研究了尼加拉瓜两个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研究在其生态旅游中影响社区参与的因素及自然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Hamira和Ghazali Musa在研究伊朗Masooleh这一国家级遗产保护城镇(主要以独特的居民建筑著称)中指出,Masooleh城镇的旅游业想要在将来得到可持续发展,必然需要更多的社区居民参与到其计划和管理当中来;Francis Eric在加纳Bosomtwe盆地湖的调查中发现,当地居民更倾向于旅游发展的积极影响,研究建议当地旅游管理部门需要采取措施控制旅游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教导社区居民为当地可持续发展旅游做出贡献。

(四)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保障研究

旅游业整个发展的过程,也是各相关利益主体:社区居民、政府部门和游客相互博弈,既竞争又合作的过程,许多学者认为社区居民能否真正参与旅游发展过程中是保障当地旅游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社区居民参与当地旅游发展的权利应得到保障。Akam最早在对肯尼亚的生态旅游发展研究中便提出如果当地的旅游业要可持续发展下去,必须要对当地社区居民赋权;Scheyvens也在20世纪末研究生态旅游时引入社区增权概念,提出赋权框架是帮助分析当地生态旅游的社会、经济、心理、政治影响的一个合理机制;Sebele则深刻剖析了博磁瓦那旅游资源开发所带来的收益和面临的问题,同时肯定了社区旅游给当地居民做出的贡献,并指出确保乡村居民获权的重要性;澳大利亚学者索菲尔德在《赋权与旅游可持续发展》一书中对旅游赋权的概念有进一步的解释。他指出,赋权与目的地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一种居民参与、管理控制、分配和利用资源的力量和过程,赋权深深根植于旅游发展的政治学之中,对居民赋权是社区可持续旅游发展重要的前提和条件。然而许多国家的社区被置于决策

过程之外。如Haijia在对约旦旅游发展的研究中便发现一些当地政府在未征求社区居民意见的情况下就一意孤行,强行开发当地旅游业,甚至将社区居民隔离在当地旅游发展之外,从而使当地旅游业及当地居民都受到了损失。

三、结论与展望

社区参与旅游 篇5

(云南财经大学旅游学院,云南昆明 650221

摘要:以云南省腾冲县和顺镇为例,从社区参与的角度分析相关旅游规划的实效,研究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方式、参与策略、参与机制问题,为我国各地合理制定旅游规划和开发旅游提供建议。

关键词:社区参与;旅游开发;旅游业

中图分类号:F59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549(200902-0045-05 Study on co mm un ity parti c i pa ti on tour is m pl ann i n g ———A ca se of Tengchong Tan Q in2li(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 ics,kun m ing,Yunnan,650221 Abstract:This paper takes Sunhe t own,Tengchong f or exa mp le,analysis the community partici pati on t ouris m p lanning, the t ouris m p lanning effects,the patici pati on strategy,the patici pati on syste m fr om the view of community partici pati on, gives s ome suggesti ons on how t o make a reas onable t ouris m p lanning and t ouris m devel opment.Key words:Community partici pati on;Touris m devel opment

一、背景

近十年来,我国旅游业发展迅速。2007年全国入境旅游人数达1.32亿人次,旅游外汇收入达419亿美元;国内旅游人数达16.1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达7771亿元。旅游业总收入首次突破1万亿元,达1.09万亿元。2006年,中国旅游直接从业人员1000万人,间接从业人员4900多万人,旅游就业总量近6000万人,相当于全国就业总数的7.8%,[1]旅游业已经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经济产业。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全国各省市、地县的政府部门都制定和开展了相关的旅游规划和开发活动,然而这些旅游规划和开发活动大多侧重对旅游发展中的经济、地理环境等物质因素进行规划和开发,往往对其中人的因素重视不够,缺少对旅游地社区和居民的关注,导致相当一部分旅游规划和实施之间存在严重脱节,规划和开发活动得不到实施或实施效果不佳。

应当指出,大部分旅游活动的开展是依托社区进行的,没有社区的健康发展,就没有旅游业的健康发展。旅游规划的可行与否,实施的可能性大小,除了与政府、法制、财政金融等的支持密切相关外,当地社区的参与合作也非常重要。本文以云南省腾冲县和顺镇为例,从社区参与的角度分析相关旅游规划的实施效果,研究社区参与旅游规划的方式,参与策略,参与机制问题,为我国各地合理制定旅游规划和开发旅游提供建议。

二、社区参与旅游规划的内涵

社区参与旅游,是在1985年由墨菲(Peter Mur2 phy在其著作《旅游:社区方法》一书中提出,他强调旅游业对社区的影响和社区对旅游业的响应,提出社区方法就是把旅游目的地居民作为旅游地规划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和规划内容本身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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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稿日期:2009-01-06 作者简介:谭庆莉(1977-,女,云南财经大学旅游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旅游发展以及民俗文化。

1997年6月,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

与地球理事会联合颁布了《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议程》将“可持续旅游发展”明确定义为“在保护和增加未来机会的同时满足现时旅游者和东道区域的需要”;[2]

《议程》所倡导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明确提出将社区居民作为关怀对象,并把社区居民参与当作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不可缺少的环节。具体在编制旅游规划时,相关规划人员需要广泛征求当地居民的意见和建议,将这些想法融合到规划文本中。

总结起来,社区参与旅游规划和开发的主要内容包括:(一社区参与制定旅游规划的目标战略

社区居民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主人,在旅游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占有领导地位,社区居民有权知晓旅游开发将对本地未来一段时期社会文化发展带来的影响,在旅游发展的战略方向上及发展目标方面应该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二社区参与旅游形式、项目的开发

社区居民尤其是一线接待人员长期与游客接触,他们更了解旅游者的需求,因而能为规划师提供更有效的旅游形式、在旅游项目的主题和设施安排方面也能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建议。同时,社区居民会更加考虑旅游形式的选择及旅游项目的设立是否会对当地的社会文化及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在这方面,当地居民会提供很多参考意见。在项目实施阶段,如果当地居民认可并喜欢该旅游形式及该旅游项目,他们能提供更友好的态度及更优质的服务,无疑会提高旅游者的满意度。

[3](三共同商议利益分配

旅游的发展核心问题涉及利益的分配,特别是涉及当地居民就业、福利等方面的问题。在旅游规划中,要切实做好工作,保证社区居民分配经济利益的优先性,使居民成为旅游发展积极影响的受益者,而非消极影响的受害者,使社区居民感受到实在的利益,从而有利于旅游的发展。

三、和顺古镇旅游发展规划

和顺镇位于云南腾冲县城西南4公里,全乡辖十字路、水碓、大庄3个行政村,8个自然村,居民1478户,人口5408人(1997年上半年统计,不含非

农业人口。主要民族为汉族,占总人口的96%,侨居国外近万人,分散在13个国家和地区,归侨、侨眷占全乡总人口的62.7%。[4] 和顺具有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内涵。2005年9月,和顺镇被央视评为中国十大魅力名镇、云南十大名镇之首。

当地政府结合和顺镇实际,提出了“依托旅游优势,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产业良性循环”的发展路子。2001年,成立了和顺旅游发展公司,2003年11月和顺景区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腾冲县委、县政府把和顺景区经营权转让给昆明柏联集团(40年,柏联集团开始对和顺景区进行整体开发。云南柏联和顺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柏联集团全资子公司,负责和顺景区的开发与经营管理。

依据云南省政府建设旅游小镇的有关文件,柏联集团与腾冲县政府签订的开发和顺景区的协议书,腾冲和顺镇保护与发展规划,腾冲旅游发展规划及保山市委、市政府旅游产业会议报告等有关文件,和顺镇镇政府制定了2005年到2015年的《和顺古镇旅游发展规划》。《规划》主要涉及几部分内容,包括古镇保护、文化旅

游、文化产业、和谐发展、景区建设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反映了对社区整体发展以及社区居民发展的关注。

《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一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决策规划

居民自行决定旅游发展目标,改变过去只有政府参与和少数人参与的局面,这样一方面体现了可持续发展思想中公平的思想实质,即所有的人公平获得物质环境利益和社会文化利益的机会。旅游不仅使旅游者获得精神的满足和愉悦,政府税收的增加和旅游企业的赢利,还给社区居民带来多方面的利益,各方都从中获益进而促进旅游业的健康、协调、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是对旅游吸引系统的科学把握,除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外,居民的素质、对旅游发展态度也是旅游吸引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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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6月

《规划》强调和顺的和谐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古镇保护、乡村文化协调发展;强调将和顺旅游经济发展与农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古镇风貌,发展民俗文化,使和顺成为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强调实现政府、村民、企业的三赢。在规划期间,和顺将实现税收大幅度增加,村民在家中就可以参加到旅游文化产业中来,数百村民可以在公司就业,全镇村民将在和顺的旅游文化产业中致富,企业也将实现一定的发展和收益,走向良性循环的道路。

(二社区参与旅游经济开发活动

社区居民可以参与旅游产品的规划、生产、设计,参与管理旅游产品销售,参与旅游社区营销等活动。

《规划》设计了多种旅游项目:(1侨乡文化游;

(2文娱表演活动;(3马帮文化游;(4马帮商旅文化博物馆;(5马店;(6华侨领袖寸如东故居纪念馆;(7和顺商号博物馆;(8缜缅抗战博物馆;(9田园风光农耕文化游;(10和顺山水峡谷游。

《规划》考虑把一百多户有保护价值的古宅利用起来,在恢复原貌的基础上,修缮、完善设施,引导村民开办民居旅馆、民居餐饮、民居手工作坊等等。

同时,按照“参与引导管理”的原则,在适当的区域集中建立村民特色旅游商品销售点和村民特色小吃点,实行统一管理,让村民的经营走上有序的轨道,在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中致富。旅游发展了,农民出路宽了,他们可以到公司就业、在规定的场所经营、开民居旅馆、小吃一条街等等。

(三社区参与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广义的社区文化是指社区居民在特定区域内长期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物质文化、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总合。狭义的社区文化,是指社区居民在特定区域内长期活动过程形成的,具有鲜明个性的群体意识、观念价值、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等文化现象的总和。

和顺文化以汉文化和中原文化为主,同时受东南亚、西方文化的影响,产生了独特的一些文化现象,如立秋千、洞经音乐、舞龙、舞狮、腰鼓、大戏等等民间文化活动,以及“头脑”、“鸡脑”、“缅甸切肉”等独特的饮食文化。《规划》提出要发展独具特色的和顺民俗文化,开发民俗、民间文化产品;在几条游路上或者购物点上,建立民俗表演、手工作坊与特色旅游工艺品专卖店相结合的场所,展示360行手工作坊,让参观表演,参与手工艺劳作,并与购物紧密结合起来;发展公益事业,开展景区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

(四社区参与旅游资源、环境的保护

旅游资源保护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社区参与自然、人文资源以及环境的保护。

《规划》中明确了核心保护区,和顺全部民居特别是古民居、宗祠寺庙、图书馆、名人住宅都是核心保护区。在核心保护区内建筑的新建、装修、出售、租赁,都要严格控制,报县级建筑、规划主管部门批准。基本农田、湿地、名木古树、田园风光都是保护区范围。

针对和顺古镇的保护,重点包括:(1老宅保护。和顺现有100户左右老宅,有保护价值。《规划》确定老宅要挂牌保护,用途和开发要经柏联和顺公司统一规划,经过政府批准。公司与村民开发保护一些样板,带动其他老宅的开发保护以及村民的致富。(2古镇风貌保护。建立古镇风貌保护制度、法规和乡规民约,明确规定古镇风貌保护的详细要求,比如古宅和其他住宅买卖、拆建、修复、装饰的规定,道路、牌坊、宗祠、寺庙等建筑规定,古镇建设规范制度、广告牌规范制度、商业场所建立、管理规范制度等等。(3名木古树保护。挂牌保护名木古树,增加主要景点名木古树。(4农耕文化保护。保护和顺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5环境保护。和顺环境保护的重点是水体保护。通过建设排污沟渠、污水池有效处理生活污水。

(6消防。加大消防知识的宣传力度,增加居民的消防防火意识,控制火灾的源头。

除了重视对社区居民环保意识和行为,还确立 ・ 7 4 ・

谭庆莉:社区参与旅游规划与开发研究———以云南腾冲县和顺镇为例

了要建立有当地党委、政府、云南柏联和顺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领导参加的古镇保护与建设委员会,统一管理古镇的保护与建设。

总体看来,《规划》涉及和顺社区居民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较好地突出了社区参与的原则和内容,从而使社区的整体发展、社区居民的经济生活得到了重视,社区居民的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得以体现,可以更好地参与到和顺旅游发展决策、旅游资源和环境的保护、旅游经济活动、文化的继承和创新等方面的规划活动中来。

四、和顺社区参与旅游规划与开发存在的问题和顺镇在制定旅游规划时,充分考虑人这一重要因素,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和顺居民在旅游发展中的参与意识存在一定的偏差。多数居民希望参与旅游业开发经营,但很少会想到参与旅游的规划和决策。对于社区旅游发展的规划和决策,居民往往将它视作政府的责任,缺乏一定的自主意识和积极性,没有很好地参与到对于和顺长期发展起关键性作用的规划和决策过程中,处于相对比较被动的位置。

其次,有关方的利益分配存在潜在的矛盾。目前,和顺旅游开发的主体主要包括3个:镇政府、柏联和顺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及和顺当地居民。根据相关协议,柏联集团拥有和顺景区经营权,并开始对和顺景区进行整体开发。从长远看来,柏联集团引入的资金、技术、人才及相关经验无疑将有力推动和顺旅游业的大力发展。但是,《规划》中相关的利益分配方案的商议机制并不明确,在居民利益、社区利益同柏联集团利益产生冲突时或居民之间因发展旅游发生利益冲突时,如何进行协商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最后,在相关部门制定旅游开发政策和开发商开展旅游经营项目时,由于同社区居民在沟通交流上出现一定程度的障碍,导致居民与当地政府、旅游开发商出现矛盾和冲突。

五、建议

总体看来,虽然《和顺古镇旅游发展规划》中充分考虑到社区参与的实际,但从现实居民参与旅游经营的情况来看,规划中关于社区和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经营的政策措施仍需要落实、加强:(一促进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规划[5] 旅游政策的制订应体现公众意愿,广泛听取居民的意见,倾听居民的声音。在确定规划方案之前,应给予居民或居民代表陈述观点的机会。政府、旅游开发商及社区居民还应加强社区参与的观念,提高认识。政府部门需要制定相应的标准或制度,就社区参与问题对规划者和开发商提出明确要求;旅游规划人员要注重居民对本地社会文化发展的要求,并将其纳入到旅游规划的考虑范围;旅游开发商应在实现自身经营目标的同时努力造福社区,寻求当地居民的和谐相处及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社区居民则应积极争取对旅游规划的发言权和决策权,主动为社区旅游业的发展出谋划策。

在和顺旅游建设发展规划过程中,应及时向居民通报情况,让居民了解旅游开发的进展。旅游景区管理计划也要和居民一起制定,而不应只由政府、企业单方面制定,居民只能单纯地执行。关于旅游开发项目决策的过程,建议由开发商提出初步方案,再由各村民代表传达给各个村民小组,经村民广泛讨论、提出修订意见和建议后,反馈给项目管理部门。管理部门在充分考虑各利益群体的意见和建议以后,做出平衡各方利益的最终决议。

(二做好经营管理和利益分配

利益分配是旅游区相关群体最为关注的焦点,和顺旅游规划在确定旅游区发展方式时必须要考虑当地政府、景区开发商、社区经营者三个主要群体的关系,平衡三者的利益,通过建立旅游区管理机制来实现社区居民参与经营管理。这种机制可以通过社区会议、管理小组等方式来实现,社区会议由全体居民参加,共同对社区事务进行决策;管理小组由全体居民推选人员,代表居民参与旅游区、社区的管理经营活动,执行全体居民的共同决议,维护社区的共同利益。

另外,社区在开发商共同分配资源的情况下,社区明显处在弱势地位。所以,开发商应把经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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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6月

益和社会效益统一进行考虑,在经营中优先使用社区的劳动力,在管理中将部分管理权下放,尽可能为本地产品开拓市场,使用本地原材料,使资金注入当地经济建设之中。

这方面,柏联和顺旅游公司做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工作。公司注意与村民、当地党委、政府的和谐发展。公司220个员工,只有总经理是集团派来的,其他都是和顺居民或是腾冲人。公司修建和顺特色小吃一条街及和顺特色小商品一条街,基本上是无偿提供给和顺居民经营。公司在道路、灯光等公益建设上投了巨资,投资建设希望小学、幼儿园。政府增加了税收、就业,村民在旅游发展中开始尝到了甜头,政府、村民、公司三赢的局面正在形成。

(三加强政府监管和引导

由于社区居民自身素质存在着一定的局限,面向社区居民的旅游规划还应明确政府部门的监管职能,为旅游区的发展提供保障。需要强调的是,旅游规划在确定政府监管机制的同时,必须明确政府只是担任行业监管者的角色,加强必要的调控管理。同时,镇政府应作为中立方,积极调解不同居民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随着和顺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居民转向这个新兴产业。他们的经营思路会愈加拓展,经营项目也会日趋丰富,竞争也会更加激烈。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有责任去规范和引导居民的社会行为和经济行为。在社区的建设与发展中,注意培养居民的整体环境意识。例如民居建筑风格与旅游区相协调的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等。同时,政府管理部门要在政策上予以监管,结合教育进行引导。政府应在协调乡镇之间、村与村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各种利益纷争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还应主动牵头建立相关的旅游信息交换平台,政府或开发商定期或不定期向旅

游区居民公开旅游开发信息。在旅游项目规划设计和实施期间,为保证各种类型的参与者及时得到与项目有关的信息,并有平等的机会针对相应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可以采用在各个村进行张榜公布的形式,以保证全体居民及时获得相关信息并提出反馈意见。在政府部门牵头下,政府部门、开发商可设立接待部门或意见箱,广泛收集居民的意见和呼声,以疏通与居民的沟通渠道,及时把握旅游开发动态,做出切合实际的修订计划,保证开发项目的持续有效实施。对和顺旅游区各村的旅游开发要征得居民的同意。在和顺当地镇政府的主导下,可以成立和顺旅游区协调小组。协调小组由当地政府旅游部门负责人、开发商代表、当地个体私营者代表、当地社区代表组成,定期召开协调会议,就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协商、解决。各村选出1—2名代表。小组的成立将有助于理顺多方的利益关系。

总而言之,应该承认,限于社区公众的发展观念、知识水平、参与意识等方面的不足,旅游规划在吸收居民参与的实际操作过程中还会遇到居民参与主动性不强;短期与长期、局部与整体的利益冲突;注重经济利益,忽视环境、社会利益的差异等问题的困扰。社区参与的真正实现是一项艰巨的复杂工作,需要决策者、社会组织、旅游开发商等多方参与和推动,才能通过旅游开发促进社区发展,提升居民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能力,建立良性的发展机制;才能实现政府信任度、社区经济、人民生活质量的共同提高,形成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和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2006、2007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 B].htt p://.[2]刘纬华.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若干理论思考[J].旅游学刊,2000(1.[3]胡志毅,张兆平.社区参与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J].人文地理,2002(2.[4]和顺古镇旅游发展规划[M].[5]保继刚,孙九霞.旅游规划的社区参与研究—以阳朔遇龙河风景旅游区为例[J].规划师, 2003(7.[责任编辑:韩丽] ・ 9 4 ・

社区参与旅游 篇6

关键词：社区参与 乡村旅游开发模式 模式构建

1 社区参与理论概述

1.1 社区参与的定义及内涵

所谓社区参与，广义上讲，既是政府或非政府组织介入社区发展的过程、方式和手段，更是指社区居民参加发展计划、项目等各类公共事务与公益活动的行为与过程，体现了居民对社区发展责任的分担和对社区成果的分享。根据以上定义，社区参与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涵：

①社区参与的主体是社区居民，这里的社区居民不仅仅包括行政区域的社区居民，更包括社区居民利益的代表者——政府、社会团体等维护当地居民利益的企事业团体及个人。

②社区参与的客体是能体现当地居民利益或与大部分居民利益相关的各项事务。范围涵盖各个方面。

③社区参与的动机是公共参与精神，不单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也是为了居民的自我价值、自身潜能得到更好地发挥和实现。

④社区参与的目标是最终实现社区及居民的共同发展、全面发展及可持续发展。

1.2 社区参与的类型

由于划分依据不同，社区参与的类型有多种表现形式，不过经常被运用到旅游规划开发方式是根据社区的发展阶段、参与规模划分。根据社区居民的发展程度，可以将社区参与划分为个别参与、组织参与、大众参与、全面参与四个阶段，其发展阶段与参与人数呈近“s”形。

2 乡村旅游开发模式的构建

2.1 乡村旅游开发模式构建依据

2.1.1 灵活掌握社区居民参与程度，保证参与主体的积极性。乡村旅游开发处于乡村旅游发展的初级阶段，因此，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比如政策是否完善、资金是否充足、管理机构组织是否完善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单靠当地村民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应该吸引更多的相关主体参与到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来。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再不断地提高当地村民参与程度。

2.1.2 确保乡村旅游开发的深度和广度。从乡村旅游开发的最终成果看，是为了形成一系列具有市场需求的旅游产品。伴随着旅游市场的不断完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游客对乡村旅游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个性化。从我国目前对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现状来看，乡村旅游产品以果品采摘和农家乐为主，而这些旅游产品除了果品采摘、农事体验过程及农家乐之外，并没有充分展现乡村旅游的特色及内涵。因此，在乡村旅游开发模式构建中，一定要从乡村旅游产品体系角度出发，注重乡村旅游开发的深度和广度，最终形成丰富而富有特色的旅游产品体系。

2.1.3 确保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在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仅要关注乡村旅游的发展给当地带来的经济效益，更不能忽略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尤其是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初期阶段，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增加税收，企业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甚至有些村民也会为了短期利益而忽略了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带来的环境问题及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在开发的初期或许不会出现，但是短期的不出现并不代表永远的不出现，一旦这些问题出现了，对其影响最深的就是当地村民。但是村民由于资金、知识有限，他们并不能独自解决这些问题。从这一点看，当地村民的利益是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

2.2 乡村旅游开发模式的构建

根据社区参与理论，“政府+企业+农户+村委会”模式在保证乡村旅游发展实现的同时，也最利于最大限度地保证当地村民的利益，同时也利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该部分主要从各参与主体的角色扮演及职责分工来构建乡村旅游开发模式。

2.2.1 政府。角色扮演：乡村旅游发展的支持者和引导者。政府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初期，要充分地扮演支持者的角色，尤其是在乡村旅游发展初期，资金和基础设施上的支持。但是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并且伴随着乡村旅游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政府除了要扮演好支持者的角色（不仅仅是资金物质方面的支持还要有政策上的支持），还要扮演引导者的角色，保证乡村旅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职责分工。制定有利于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一方面为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参与者的参与行为提供支持和肯定，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调动其他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尤其是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要与当地旅游局搞好合作，充分利用旅游局的专业优势，吸引一切有利于乡村旅游发展的企业和资金加入到马耳山乡村旅游的发展上来。

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随着经济的发展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外出旅行对旅游地基础设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基础设施不仅仅决定着景区的可进入性，另外，在方便游客的同时，对给游客留下好的印象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其他参与主体的监督和引导。于各参与主体参与目的的不同，必然会导致各参与主体的行为与乡村旅游发展的总体目标偏离，这就要求政府对其他参与主体的行为进行监督和引导，其具体实现途径是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保证其他参与主体根据景区的发展规划调整自己的行为，加强对农户的培训和监督，提高参与者农户的旅游经营素质等等。

2.2.2 旅游企业。角色扮演：乡村旅游的经营管理者

职责分工。景区规划。旅游企业作为乡村旅游开发的主体，它的第一项职责就是保证乡村旅游产品的质量和数量，为此可以设立景区规划处，景区规划处的职责不仅仅是落实景区的各项规划工作，同时它还包括乡村旅游项目的设计及旅游产品的开发组合。

做好游客的接待服务。游客服务中心不仅仅要做好游客的接待工作，同时也要加强对接待游客工作人员的培训和管理，另外还要对景区附近的摊点、商贩进行规范和管理，保证乡村旅游景区的整体形象。

加强景区管理。为加强景区管理，可以设立景区管理处。景区管理处主要负责景区的卫生、安全以及景区内基础服务设施的管理维护，同时也负责景区内的其他琐碎事务的处理。

提高景区工作员工的职业素质。为提高景区员工的职业素质可以设立人事处。人事处不仅仅要加强对本公司员工的培训和管理，提高职业技能，同时也要设立农户培训处，对参与乡村旅游经营的农户定期的培训和相关知识的学习，不仅有利于旅游公司平时经营管理活动的顺利开展，同时也有利于吸收更多的农户参与到景区经营管理中来，提高乡村旅游发展的层次水平。

加强对外联系，拓展营销渠道。为加快乡村旅游的发展，必须要加大景区的宣传力度，提高景区的知名度，为此可以设立外联部。外联部不仅仅负责景区的对外宣传活动，同时更是负责景区的对外联系。

2.2.3 农户（当地村民）。农户的参与不仅仅为乡村旅游的开发经营提供了人力资源，同时也是乡村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户的参与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从乡村旅游的长远发展来看，它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因此，在乡村旅游开发模式的构建中，农户的参与是必要而重要的。虽然农户在乡村旅游开发模式中仅仅是参与者的角色，但是他的意义却不仅仅如此。

角色扮演：乡村旅游的参与者。农户在开发模式的角色定位，不仅仅是由发展乡村旅游的目的决定的，从他们对乡村旅游开发的重要作用来讲，农户的参与有利于保证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并且伴随着乡村旅游开发模式的日益完善，农户在模式中的地位也会越来越重要。根据乡村旅游开发的内容，农户在模式中的参与主要是作为旅游企业的员工、“农家乐”的经营者及其他旅游项目的参与者。

职责分工。旅游企业的员工。农户作为旅游企业的员工，根据旅游公司的岗位职责开展相应的旅游经营活动，比如景区的售票员、清洁员、旅游接待者等。在乡村旅游发展初期，由于模式开发机制也不是十分完善，再加上农户自身旅游素质也不高，因此，农户在企业中只是负责景区的日常管理活动。但随着经验的积累，工作能力及自身素质的提高，可以逐渐参与到乡村旅游产品的设计、景区规划及发展战略、品牌塑造等问题中来。

“农家乐”经营者。农户不仅仅是乡村旅游资源的拥有者，在“农家乐“模式中，农户更是乡村旅游产品的生产者及服务的提供者。对于乡村旅游游客来讲，他们来农村不仅仅是为了欣赏农村独特的田园风光、体会农事采摘的乐趣，更重要是感受农村独有的乡村文化，体验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而这些只有通过与农户的亲密接触才能体会得到，因此，在“农家乐”产品经营方面，必须有农户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才能激发农户的参与的积极性，同时保证旅游产品的原汁原味。但是在“农家乐”产品的设计及经营

管理方面，农户要听从专家及旅游公司的建议，接受旅游企业的培训及村委会的监督，以保证“农家乐”产品的质量。

其他旅游项目的参与。对其他旅游项目的参与主要是指农户听从村委会的安排，参与旅游公司组织的乡村民俗活动，按照景区规划的内容，在规定的区域根据相关的规定经营土特产的买卖生产。

2.2.4 村委会。由于农户在乡村旅游开发模式中的地位仅靠政府是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再加上，在乡村旅游开发模式中，政府、旅游企业、农户为了保证各自的利益，难免会做出不利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行为，因此，在马耳山模式中，需要村委会的介入，它不仅仅是农户利益的代表者，同时，它的介入也有利于协调三者的矛盾，保证乡村旅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村委会在模式中由于职责的不同，扮演的角色也是不同。

角色扮演：农户的组织者、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保证者。

职责分工。农户的组织者。在该模式中，村委会通过契约的方式以旅游产品的销售、旅游服务的提供为连接纽带，把农户组织起来，一方面为农户提供各种信息服务、技术服务，解决部分农户民族特色产品销售的困难，降低经营成本。另一方面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提高农户在该模式中的地位，同时也有利于对农户的管理培训，提高旅游服务技能。旅游企业与农户的合作就是通过村委会实现的，其具体合作事宜有公司的外联部与村委会商量并确定最终的方案。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保证者。村委会作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保证者，一方面要加强与农户、旅游企业及政府的联系，对三者的行为进行监督和调节，对三者的矛盾问题要及时发现并调节解决，同时也要积极引进外来因素，对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比如，加强与高校的联系，将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列入研究课题，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还有吸引专家学者加入到当地乡村旅游发展中来，实时分析解读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及时发现及解决当地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时少华.基层政府在发展社区旅游中的行为分析[J].商业研究，2013（4）：151-157.

[2]周永广，姜佳将，王晓平.基于社区主导的乡村旅游内生式开发模式研究[J].旅游科学，2009，23（4）：36-41.

[3]郭舒，王艳平.旅游规划学[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

生态旅游中社区居民参与模式研究 篇7

1 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研究概述

1.1 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涵义

社区参与生态旅游是指社区作为旅游发展的主体参与旅游经济决策和实践、旅游规划与实施、环境保护、社会文化进步等内容中, 同时视保护环境和维护传统文化为社区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居民责任, 全民的、自觉的参与到旅游发展进程中, 通过经营和运作旅游收入来改善社区生活的、特殊形式的生态旅游活动。社区参与最主要体现在参与旅游地的发展决策与旅游收益分配两方面。

1.2 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内容

对于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内容, 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表1) 。但归纳起来, 其主要内容包括:生态旅游发展决策、利益分配、资源保护、规划与管理、教育培训、个人发展等。

1.3 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基本模式

目前国内生态旅游存在的开发与管理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见表2) 。

2 生态旅游发展的社区参与模式

生态旅游的“社区主导, 政府参与”的发展模式, 是指在村民自我经营的前提下, 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 采取与之相应社区主导经营模式, 这与以往政府“主导”下的经营模式有很大的不同。以村民集体为开发、经营、管理的主体, 旅游地社区居民集体投资进行旅游开发、经营、管理的整个活过程, 居民直接参与旅游开发的规划设计、经营决策、利益分配等环节, 并直接从事旅游服务和管理的各项工作, 最终实现企业得到赢利, 社区得到收入, 政府获得税收的目的 (见图1) 。

2.1 决策阶段

2.1.1 参与主体确定

为了实现生态旅游区独特的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 在发展生态旅游的过程中, 始终要把保护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 一方面, 科学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及人文资源, 另一方面加强保护, 在保护中实现有序利用, 同时通过开发利用给社区居民带来实惠和公平发展。在政府引导、企业出资、专家支持、社区参与的前提下, 共同确定旅游区规划和设计开发的主要内容。因此, 社区、政府、投资商以及旅游专家都是规划的参与主体, 尤其要尊重当地社区居民, 让当地社区参与旅游可持续发展。

2.1.2 旅游开发对利益主体的各种影响预见性分析

借鉴其他开发景区已经出现的情况综合分析, 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参与意识强烈与参与机会少的矛盾——随着旅游开发的不断进行, 社区居民对本地的资源价值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 对旅游业的自我参与意识会更加强烈, 故要设计出具有市场适应性又符合当地居民要求的旅游产品, 并进行有效协调;旅游收益分配不合理, 缺乏协调发展——主要可能会表现在社区居民内部、社区与开发商、旅游企业与政府部门、旅游企业之间、政府之间的矛盾, 所以必须解决好各个相关主体之间在收益分配上的矛盾, 特别是社区居民的利益分配问题;本地传统文化、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了避免这些问题, 需要预先模拟现实中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 并得到解决方案, 及早提高利益主体的保护意识。

2.2 居民态度的调研分析阶段

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决定了他们对旅游发展的态度, 直接影响他们在社区旅游过程中的参与意识和程度。通过在居民中进行一系列的访谈和问卷调查, 深入地了解分析各利益主体对生态旅游区开发的态度、利益主体的参与意愿、旅游开发影响的经济、社会、环境、文化感知。调查包括:村民是否愿意参与旅游区的开发管理, 希望以此来增强交通便利性, 增加经济收入, 提高生活质量, 改善生态环境;村民希望以何种形式参与到旅游中, 主要是旅游接待 (旅游住宿、餐饮、讲解) 、销售旅游商品、文艺表演、交通等;在开发资金的来源问题上, 社区居民是否赞成外来投资商的投资。另外, 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以下问题:在进行重大建设、改造等项目时, 是否充分尊重村民参与的权利;在占用补偿、人力投入、报酬等方面是否遵从公平公开合理的原则;在盈利分红方面要根据实际情况与社区居民商定, 不能偏低, 切实保障原村民享有应得利益。

2.3 实施阶段

2.3.1 经营管理模式的选择

社区居民参与式旅游的实施要以各个村镇的社区为基础, 最大限度地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的广泛性和积极性, 参与要以收益、对资源拥有以及居民权益的保障等方面得以体现。一般的社区旅游经营管理模式包括以下几种:外来公司+农户模式 (旅游合作社形式之一) 、个体农庄模式+农户 (旅游合作社形式之二) 、政府+外来公司+村民旅游组织、股份合作制 (公司制) 、村民旅游组织独立经营模式。

2.3.2 组建村民自己的旅游组织

(1) 旅游合作社的组建。

旅游合作社是旅游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兴起的新型旅游经营模式, 由社区居民和外来投资企业共同入股的形式组建, 即社区居民以房屋、土地、森林、农作物、家畜、资金入股等形式加入旅游合作社, 参与乡村休闲基地的打造, 投资商负责产品打造、市场开拓、客源招徕, 社区居民负责特色餐饮、农家住宿、观光采摘、导览讲解等方面的接待, 旅游最终收益由双方按股份所有进行分成;按民办、民营、民受益, 自愿入社的原则, 施行资金共筹、风险共担、自主经营、利益共享、积累共有的“公司+农户”运作模式。旅游合作社是乡村旅游发展的一种资源集约化形式, 有利于旅游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分配, 而农户也能从中得到更多实惠, 可以较好的解决过去公司向农民买地或租地, 再投入资金和技术进行开发的“嵌入式”开发模式, 造成的公司的开发和获利而农民“守着金饭碗讨饭吃”、“坐吃山空”、“坐山致穷”的矛盾。旅游合作社成立后, 全村将实现统一规划、统一经营、统一接待、统一种养、统一着装、统一分配、统一培训、统一管理、统一宣传的标准, 不仅为满足游客的活动需求提供了方便, 而且也有效杜绝旅游接待活动中农户独自经营造成的要价悬殊较大、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小经营与大市场不匹配等混乱局面, 赢得了游客和当地经营户的赞誉。具体形式如图2所示。

(2) 村民旅游协会的组建。

这里的村民旅游协会是指非盈利性组织 (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 性质的村民旅游协会组织, 由村民自发成立, 代表村民参与旅游的管理、监督、对社区的各项旅游活动进行行业自律管理。这种组织的存在有助于解决公共产品的缺失、旅游信息不对称和旅游业负外部性的矛盾, 有助于提高社区参与和旅游区建设的力度以及政府管理的效率, 进而实现旅游区的可持续发展。

在项目实施阶段, 由社区居民投票选出能够得到大家能充分信任、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和经验、可以处理旅游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突发问题和事件、能维护村民切身利益的社区居民, 组成NPO性质的生态旅游区村民旅游协会。这个协会应该是得到地方政府认可的一个组织, 是向社区赋权的重要措施, 是“政府+旅游公司+村民旅游组织”中的核心力量。旅游协会与现有的村委会并不矛盾, 是专门负责村民旅游发展事务的组织, 也是作为村民旅游利益的代表同政府和开发商进行协调和沟通的唯一组织。投票成立的村民旅游协会, 参与旅游区的日常设施维护、环境保护、安全保障、人员调配、利益协调等。村民旅游协会小组下设财务小组、协调小组、治安小组、村容卫生小组、医疗小组等, 具体形式参考如下图3。

2.4 经营管理阶段

2.4.1 直接参与方式

社区居民是旅游开发的重要人力资源, 他们可以参与旅游区的管理和服务, 包括特色餐饮、家庭住宿接待、文艺表演、娱乐活动接待、旅游商品加工销售、旅游交通等, 将当地特有的民风民俗、生活习俗、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到旅游产品中, 增强游客旅游过程的新鲜感、差异感和满意度, 保障景区的日常运营。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看农家景、购农家物”为切入点, 具体形式包括如下: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食品、食物的制作方法、餐具、用餐方式, 社区居民可以通过餐饮服务让游客在用餐的同时能深入了解当地饮食的制作过程、用餐方式, 满足游客对独特的地方饮食的了解;利用自家住房或闲置用房经过装修布置成家庭旅馆;利用当地种植的蔬菜和水果等资源, 开展蔬果采摘活动;社区居民可选择一些有地方特色、兼具纪念性和艺术性的传统工艺品项目, 采用家庭作坊式生产手工制品, 积累一定资金以后, 再开设前店后场、工艺品制作表演, 也可亲自指导游客操作;社区可以在景区参与由景区组织的地方文艺表演和文化展示或在制定价格, 印制节目单, 定点、定时进行演出方面形成景区利益相关者共生;社区居民可利用当地特有交通方式如坐牛车、乘马匹、坐轿子、划竹筏等为游客提供服务, 还可以担任向导, 引导游客的旅游活动。

2.4.2 间接参与方式

(1) 特色文化景观营造。

在现有开发条件、经济背景和居民素质之下, 难以实现居民的全面参与。然而, 基于“不参与就是最大的参与”的原则, 需要相当部分的居民进行原有的生产、生活来营造原有的特有文化景观。

(2) 产业互动。

不直接参与旅游开发的社区居民, 可以为直接参与的居民提供旅游以外的劳务, 进行间接参与。

2.5 利益分配阶段

2.5.1 利益分配

按贡献分配原则, 在社区居民、旅游企业、政府之间进行初次分配;按社会调剂原则, 对社区中的弱势群体采用特殊照顾的方式进行再次分配。

2.5.2 培训和教育

旅游业属于倒金字塔结构的组织形式, 面对游客的一线服务人员是决定整个旅游产品体系质量的最关键因素, 是旅游业发展的根本保证。生态旅游区内的居民不仅是文化的组成部分, 还是直接面对游客的一线服务人员。在生态旅游区开发经营的过程中, 当地村民始终扮演着旅游产品体系中最关键的角色。旅游地社区居民文化教育水平都相对较低, 同时也缺乏旅游开发经营的经验。因此, 必须对有意向参与旅游开发的社区居民进行一定的知识培训。每年聘请旅游专家到社区进行定期、不定期的岗位培训, 培训采取讲授、案例分析、现场模拟、教学课件展示等方式进行。培训的重点是:对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面向全体居民的教育、村民优先原则。旅游培训的具体措施:培训之初, 在调查中弄清楚并尽可能利用社区成员的兴趣, 专长和期望, 有针对性的进行培训, 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发掘和利用社区精英分子, 包括民间艺人、经济经营能人等, 请他们言传身教, 在参与旅游中起到示范效应和带头效应。地方政府应该努力加大对旅游社区的教育基金投入, 并采取特事特办的原则, 帮助提升社区居民子女的科学文化水平, 同时加大义务教育工作的支持。此外, 通过联合政府、高校、企业, 举办旅游相关的各类培训班, 从而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力。

参考文献

[1]Petty J.The many interpretation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J].In Focus, 1995 (16) :6.

[2]刘纬华.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若干理论思考[J].旅游学刊, 2008, (1) :47-52.

[3]黎洁.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理论的若干经济学质疑[J].旅游学刊.2001, (4) :45-46.

[4]胡志毅.社区参与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J].人文地理, 2002, 17 (2) :41, 39, 67, 92.

社区参与旅游 篇8

1. 参与旅游发展决策。

乡村旅游的中获取利益的主体是当地的农民, 他们在乡村旅游决策中持有十分关键的一票。当地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决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对乡村旅游发展的方向进行民意调查;鼓励农民设定乡村旅游发展的长、短期目标;对农民的意见进行筛选, 适当的纳入政府决策中。

2. 参与旅游发展利益的分配。

乡村旅游发展获取的经济利益, 农民有权利进行分享。但乡村旅游带来的好处不仅是增加农民的收入, 它还能增加地方的收入, 所以政府会为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提供许多便利。在长期的良性循环下, 各方所得的利益会越来越多。

3. 参与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维护。

乡村旅游的开发商多为外地的企业, 对他们来说, 经济效益是摆在第一位的。这样一来, 便会出现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对乡村景点的过度开发, 以及经营方式过于粗放等问题。对生态环境和当地文化的保护往往受到忽视。在经营走上正轨后, 这些问题带来负面影响便开始显现: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物价居高不下、传统文化缺失等, 这些后果影响最大的便是当地农民。所以, 要对乡村旅游的环境和文化进行维护, 仅仅凭借政府的微薄力量难以改变现状, 当地农民也参与其中, 群体的力量无限大, 上述问题便会得到有效遏制。

二、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模式与对策

根据时下乡村旅游的实际情况, 我国乡村旅游社区参与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1. 居民自发型。

居民自发型即当地的农民自发的组织乡村旅游, 全程都不需要政府的引导, 或是当地居委会的介入, 当地的农民对旅游项目进行自主管理、自主服务, 居民自发通常基于以下2种原因:

(1) 共同兴趣型。

当地农民可以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而走到一起, 组成一个小规模的团体, 兴趣爱好是将各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桥梁和纽带, 各成员在乡村旅游项目经营中进行自主管理、自主服务。如田间劳作、当地民俗等, 都是当地最具特色、最为传统的旅游资源, 这些资源已融入当地农民的生活之中, 由他们来组织, 这些资源才能更为鲜活。例如:神农架林区红坪镇乡居民就是由于共同的兴趣爱好组织而成的旅游团体, 但是由于欠缺经验, 社团的经营模式还不尽完善, 在组织旅游活动时居民参与积极性也有待提高。

(2) 共同利益型。

除了相同的兴趣爱好可以组建团体, 在社区范围内, 基于共同的利益或目标也能够组建开展乡村旅游的团体。一人力单, 众人称山, 借助于社区团体可以将具有共同利益的农民召集起来, 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 之于自己是利己, 之于他人便是利他, 如果没有这一社区组织, 利己与利他均无法实现, 所以这种参与模式可以称为互惠互利的参与模式。

农民自动、自发的投身于开发乡村旅游事业中, 能够有效激发农民参与公共活动的积极性, 有助于培养农民处理社区中各类问题的能力, 使社区管理呈现一派民主、自治之景。农民自主开发模式下, 所获取和利益均为农民所有, 有效保障了农民的经济利益。而且这种乡村模式由于全部为当地的农民组织参与, 所以展现给游客的都是最地道、最真实乡村面貌。当前我国自发型乡村旅游团体数量还较少, 居民参与的主动性亟待提升。

2. 动员型。

动员型顾名思义, 是在政府或是社区的动员、鼓励下, 当地的农民才参与到乡村旅游的各项目事务的管理中, 下面分别对政府型动员和社区型动员进行简要介绍:

(1) 政府动员型。

为了使整体国家或某个地区的乡村旅游快速发展, 政府会以对当地农民进行动员的方式参与到乡村旅游中, 在政府方针政策的引导下, 积极采取有效方法, 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正确的引导和必要的支持、参与到乡村旅游开发、管理、营销过程的决策中。政府动员主要有以下两大类:居民参政式参与模式和居民民主评议式参与模式, 居民参政式参与模式如社区对话, 居民民主评议式参与如政府引导下的“企业+农户”, 在乡村旅游开发中, 由县、乡各级政府和旅游主管部门按市场需求和全县旅游总体规划, 确定开发地点、内容和时间, 发动当地村民动手实施开发, 开发过程中政府和旅游部门进行必要的指导和引导。

(2) 社区动员型。

动员型的另一种形式便是社区动员型, 是指由居委会牵头, 动员当地农民参与到乡村旅游事业的各项工作中, 帮助社区解决村民生活中的困难或是纠纷。社区动员型的表现形式有很多, 如社区内部可以畅所欲言的论坛、可以听取农民心声的社区代表大会等。

3. 互动合作型。

互动合作型参与模式是指在社区共同事务的治理中, 不需要“社区外政府立法机构”和“社区外政府指导机构”的强制性干预, 社区组织和“社区内政府服务机构”以及辖区单位能够以法律和法规为依据, 通过平等协商机制, 合作治理社区公事务的参与模式, 具体有以下2种:

(1) 社区组织、辖区单位合作型。

所谓社区组织辖区单位合作型参与模式是指不需要外部力量的强制性干预, 社区组织和辖区单位就能够通过民主协商, 达成“资源共享”协议, 并进入“自我维系”状态的社区参与模式, 在社区实践中, 主要包括共享社区基础设施、共建社区公益基金、共建社区救助基金、提供就业岗位、共同维护治安安全。由农民组织的团体是政府与社区之间的润滑剂, 这一组织由于取之于民, 回馈于民, 所以能够提升农民主动参与的热情, 引导农民参与到乡村旅游各项工作的规划、实施和管理中。此外, 还能够结合农民提出的建议, 将积极、可行的建议纳入到乡村旅游规划中, 同时, 这一团体还能为乡村旅游事业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和资金保障。

(2) 社区居委会、专干合作型。

居委会、社区专干合作型参与模式是指由基层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居委会单独和共同出资聘用的旅游社区专干与经居民选举产生的社区居委会成员一起从事社区工作, 从事社区治理, 互帮互助、互利互惠的社区旅游参与模式。这种模式社区参与的比重较大, 参与的范围也比较大。社区内的农民对乡村旅游的经营具有监督权利, 并且随时可以向旅游企业反馈不合乎规定的事项, 并要求其整改。在这种模式下, 居民能够融入到乡村旅游之中, 为乡村自然和文化资源的保护提供了保障, 农民的收益也迈向一个新的台阶。

三、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模式的对比

乡村旅游是综合性较强的旅游项目, 它能够涵盖文化、信息、交通等多个领域, 使城乡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 为农村走向现代化之路提供助力。对上述几种社区参与模式进行比较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农民自主、自发参与模式之所以会出现, 究其原因, 主要是由于第三空间的日益扩大, 第三空间是游离在政府和市场之外的部分, 它的扩大, 为当地农民参与到乡村旅游事业中创造了便利。加之当前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大幅改善, 多数农民都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而且自身的素质较之从前也有所提升, 思想和经济的飞跃致使农民的需求也随之增长, 所以自主参与便呈现多元化的态势, 以兴趣会友, 或是共同利益驱动下而走到一起等。

政府或社区动员当地农民参与乡村旅游的根本出发点为:政府为使民主建设深入到农民基层中, 丰富农村经济结构,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升当地农民的整体素质、加强对社区农民思想层面的教育, 所以动员型参与模式便应运而生。政府的牵头动员, 加之在参与过程中, 农民收获了经济效益, 所以社区农民在处理公事事务方面上具有较好的积极性, 且表现不俗。

互动合作这种模式是在制度不断完善、变迁的过程中而产生的, 利益各方在合作中相互比较的情况下, 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模式的产生提供了温床。

上述三种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模式, 各有利弊, 但具有一个共同之处, 便是中国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模式将朝着多中心的、有秩序的, 居民占主导、政府合作、社区中介组织支持的方向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 我国农村在地域上所占的比例较大, 但经济发展却呈现不平稳的态势, 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向统一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制造了阻力, 与此同时, 千人千面, 农民的需求也不尽相同, 不能不顾农民的意愿而采取“一刀切”的经营方式。乡村旅游社会参与模式需基于当地社区的组成结构、旅游资源的特点等综合考虑后再进行选择。但从乡村旅游发展的角度来看, 以居民为主, 政府、各种中介组织给予支持是当前的主流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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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倩.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旅游纵览 (下半月) , 2014 (04) :199-200.

社区参与旅游 篇9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开展,各种旅游形式层出不穷,乡村旅游作为一种独特的旅游方式在我国广大边远地区发挥了其独特优势,为农村地区的建设贡献了重要力量。乡村旅游的发展经验表明:乡村旅游实际上是一种游客与乡村社区居民的双向活动,乡村旅游必须依靠社区的参与。本研究以甘肃乡村旅游为切入点,分析了在甘肃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意义,并探讨了社区参与在乡村旅游中扮演的角色,以期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引言

近几年,旅游业以其无可比拟的优势席卷全国各地,各地方纷纷发展自己的旅游业,与此同时,乡村旅游异军突起,逐渐成为全国广大边远地区的特设产业,也是乡村收入的主要来源。乡村旅游活动依靠向游客提供服务而收取一定的报酬,游客在领略了当地风光的同时还享受到了良好的服务。从目前的发展形势来说,旅游业是一种朝阳产业,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而且能够有效地使农民脱离贫困,这在我国西部地区尤其是甘肃等地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是发展甘肃农村经济的重要方式。

二、甘肃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意义

(一)是推动社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

乡村旅游资源是建立在乡村独特的自然或者人文景观的基础之上的,它存在于乡村社区之中。乡村社区的自然环境、文化因素、人共同构成了独特的乡村文化,这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基础。在甘肃的广大地区,特殊的地域环境养育了不同性格的人们,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然而,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这一地区的经济较为落后。发展乡村旅游可以将游客引入乡村之中,带动乡村社区的消费,促进社区经济的发展。并且,这种旅游形式还会形成一个很大的推动力,从而推动乡村地区道路、住房、文化、卫生、教育等方面的发展转变。

(二)有利于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乡村旅游是一种以提供服务为主的旅游方式,在这种发展方式中,社区居民主要提供的是服务和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这种景观只要在保护得当的前提下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而这是一种无限循环的发展模式。这与传统的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的发展方式大不相同,只要当地的自然环境没有遭到破坏,那么便可以一直发展旅游业。因此可以说,这是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方式。

(三)有利于提高社区居民的素质

乡村旅游并不是纯粹的观看乡村风景,还需领悟乡村风情,了解乡村文化,而这些都要求乡村的居民对本乡村的文化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从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社区居民是缺少这种经验的,参与到乡村旅游的过程中,可以普及社区居民的相关旅游知识,增强他们的服务技能,扩大他们的知识面,从而使农民抛弃闭塞的心态,接受现代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通过居民进行本土文化的讲解,使居民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对本土文化的认识更加深刻,在保护本土文化方面也有了一定的基础。

二、乡村旅游中社区的角色定位

社区是人们生活的集体,维系着人们的日常活动与关系,是有多种关系和网络较之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当旅游业逐渐在社区中发展起来时,这种结构发生了改变,那么社区参与究竟在乡村旅游中扮演何种角色,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分析。

(一)作为引导者角色

近几年来,甘肃的乡村旅游发展较快,这其中就有政府的功劳,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优惠措施,给予乡村旅游各种优惠政策,使得发展乡村旅游有着极大的便利性。然而政府不可能把乡村旅游管理到每家每户、每村每寨之中,因而这就需要社区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自觉充当引导者的角色,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逐渐推广,做好积极示范工作,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乡村旅游之中。

(二)作为监督和管理者

社区是居民生活的场所,旅游者只是此地的过客,而社区居民的利益与整个区域环境是绑在一起的,因而必须对之负责。在社区内,居民要承担起自我管理的责任,要利用自己的优势进行组织管理,监督自己的行业,反思在发展上是否存在着不足。为乡村经济发展提出好的建议,促进乡村旅游的长远发展。

(三)作为产品营销者

社区是旅游服务的场所,在社区内的相关旅游项目通过向游客提供产品和服务得到相应的收入,因此并须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做好一个产品提供者的本职工作,对乡村旅游进行积极的设计、合理的形象塑造包装和大力的旅游活动推广等,从而使自己的产品有着更为广阔的销售空间。

(四)作为服务提供者

旅游活动说到底是一种服务。在社区中旅游中,依靠为游客提供产品和服务来获得相应的报酬,因此必须明确服务意识,运用现代服务理念,在乡村旅游中搞好与游客的沟通,为游客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使乡村旅游更具有吸引力,保证乡村旅游的长远发展。

(五)作为文化传承者

社区参与旅游 篇10

世界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狭义的世界遗产包括“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和“文化景观”四类。其广义概念根据形态和性质,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记忆遗产、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景观遗产。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对遗产价值的一种确认,一种荣誉的授予。因此世界遗产有很强的号召力,容易形成品牌效应,有利于促进世界遗产所在地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提高当地的知名度和吸引力,为其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空间。

2 我国世界遗产旅游地开发存在的问题

从1987年我国第一批文化和自然遗产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今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世界遗产在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成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资源,是市场拓展的重要品牌,也是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开发与保护的重点。世界遗产具有稀缺性,也具有独特内涵,极具观赏、游览和研究价值,具有旅游开发的先天优势。

近年来,国内兴起了“申遗热”,追求世界遗产的旅游经济利益是推动这场热潮的重要原因。对于世界遗产地来说,世界遗产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众多的游客将给世界遗产所在地带来源源不断的旅游收入,并且快速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各地在申遗过程中不惜代价,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很多地方在获得世界遗产地的招牌后,拥有了世界遗产的光环,吸引了更多的游客,也的确很好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但是在我国,许多世界遗产地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口密度高,不少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如何保护世界遗产地土著居民的利益,尊重当地文化,保护遗产地的生物多样性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而且随着世界遗产旅游逐渐升温,这些世界遗产资源开发与保护的矛盾、管理和经营的问题也慢慢凸显出来。

1997年12月2日,山西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引起了多方的关注,因为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城市名义进入该名录的地方。申遗的成功的确带来了很高的旅游收入,当年的旅游门票收入从申遗前的18万元一次性跃至500多万元。但是随着平遥旅游的过度开发,平遥古城已经不再是当时遗产专家鉴定时候看到的模样,这座古城已经逐渐变为“空城”。2002年,4.5万居民中有近一半的人被迫陆续迁离,以利于所谓的更好地开发旅游事业。这一举措,实质上是对世界遗产的破坏,其文化部分就已经变得不再完整。

3 社区参与对世界遗产旅游地的影响

3.1 社区参与的概念

发展旅游业的“社区参与”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是针对旅游业发展使旅游目的地尤其是相对贫穷地区受到的负面影响而提出的一个解决思路。对于旅游目的地来说,来访者越多,旅游影响越明显,为了减少负面影响,“让社区居民真正参与到当地发展旅游业的社会行动中来”已经成为旅游地开发中非常关注的发展方式。它强调旅游目的地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以社区土著居民群体为核心的理念。社区参与旅游开发,是指把社区作为旅游业发展的主体融入旅游规划、旅游开发的决策、执行体系中。本地居民是旅游产品的一部分,应该得到尊重,所关心的问题以及想法应该受到重视,因为这样做可以减少旅游业给旅游目的地社区造成的负面社会影响。在旅游业迅猛发展的今天,社区参与被认为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源泉。

3.2 社区参与的重要性及其内容

不能把世界遗产片面定位于旅游资源,因为世界遗产地不是经济开发区,必须保护遗产的完整性与真实性。保护是宗旨,是利用的前提。由于旅游业本身是经济活动,其最终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在发展世界遗产旅游时,必须对旅游业加以引导和管理,对游客人数和行为进行必要限制。发展旅游业和世界遗产保护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互协调、相得益彰的关系。如何权衡商业利益与世界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好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如何切实加强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已成为当前世界遗产旅游地旅游开发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社区参与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在我国,世界遗产地的旅游业发展一定要保证当地居民全面参与发展过程,实现旅游真正为遗产地居民服务。参与是保障遗产地居民获益的基本前提之一。包括参与有关旅游发展的决策、参与旅游业的经营、参与旅游收益分配、接受相关教育和培训等。概括来讲,社区参与旅游开发主要有两种形式,参与决策的制定以及参与旅游收益的分配。

3.2.1 参与制定决策

参与制定决策意味着本地居民有机会就发展遗产旅游表达他们的希望、意愿和担心。实际上,社区是遗产地真正的主人,应当对旅游划和实施旅游发展策略拥有发言权。这对于一些类似少数民族聚居区来说尤其关键,因为在这些社区中的每一代人中,了解其文化、传统和文物的人越来越少。参与决策同时可以使得他们利用自己的经验和专长为旅游发展规划献计献策,从而在旅游的组织和管理中拥有具有实际意义的发言权。让本地居民参与发展遗产旅游的决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本地社区不希望参与旅游,那么坚持开发旅游就会非常困难,且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而如果得到了当地居民的支持,遗产旅游的发展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世界遗产地——水城威尼斯可以作为一个社区参与支持旅游发展的典型案例。在尊重原始自然条件的基础上发展了1000多年,威尼斯人并未在强大的经济诱惑面前迷失方向,而是不惜诀别现代化的便捷,继续努力保持着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至今城市里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而品种繁多的旅游工艺品也都是古老的手工制作。

3.2.2 参与旅游收益分配

参与旅游收益的分配,意味着本地居民应该有机会从旅游业的发展中获得经济利益及其他利益。社区旅游规划还应该包括为本地居民创造拥有自己企业的机会,以及获得与旅游业相关的就业机会以及获得培训机会。黄山的社区旅游发展在这方面就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黄山风景区开发计划从一开始就使得本地居民有收益。如在建设基础设施过程中,黄山风景开发区委员会积极地引导和鼓励本地居民建设辅助性旅游、服务设施以及旅游景点。这使得本地社区收入增加,经济逐渐繁荣。黄山风景开发区委员会还与村民们一起建立了以本地野生动物猴子为特色的旅游景点。这一项目以及其他项目的开发对该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本地居民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而这些就业机会则稳定了本地经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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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参与：迈过这道“坎” 篇11

2011年，有关景区与原住民纷争的新闻着实不少。婺源景区不让进了，凤凰景区截客了，石林景区被搬迁完了，云南棋盘山村民堵公路了……景区和社区的矛盾正在集中爆发，频繁告急。

景区与社区的关系，真的有那么难解决吗？丹霞山管委会主任黄大维一语点破：这是景区管理中最令人费心的事儿。

以丹霞山为例，方圆290平方公里，赤壁临江，翠竹夹岸，如此美景却没有一寸土地是景区的，除了那条森林游步道。难怪黄大维底气不足。

而这林林总总的纷争，祸起待遇不公。

原住民的抱怨在于：或门票收入分配不透明，或无法介入到管理决策层，或在经营上无政策帮扶竞争不过外地商人，或“一刀切式”地被彻底搬离景区。

究其本源，根在利益纷争。

景区管理者表示，在实际的旅游开发中，景区不断地尝试用提供就业、征地补偿和引导旅游经营等手段让社区居民参与进来。但居民认为，管理简单了，参与被动了，社区居民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排除在外。其获益范围小，收益低，意见越来越大。作为这片土地的主人，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力也有能力管好它，不甘心眼睁睁看着政府和外来企业挣钱，自己却不能伴随旅游景区成长致富。

日久天长，必然伤及景区品牌。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是景区最为动人的招牌。景区管理部门、旅游企业和社区居民是生态旅游的利益主体。只有达到和谐才会共赢，反之，破坏力极强。

我们认为理想的社区参与，应该兼顾景区未来发展、旅游公司和村民多方获利，“把旅游业变成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服务业”作为践行的宗旨，让生态旅游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和增加社区居民收入的重要抓手，实现利益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为了这个目标，《中国生态旅游》杂志的本期“专题策划”栏目以“社区参与的加减法”为主题，关注景区里原住民的生存发展现状。我们倾听来自社区第一线的声音，也直接对视景区管理者的态度，我们留心实践检验出的模式，当然，也没有忘记来自异国的治理经验，由“乱”到“治”，他们的历史也是本教科书。凡此种种，都是想从中国景区管理实践中总结出社区参与的最佳方案。

这一年，难过社区参与这道“坎”，这让我们如此的渴望看到共赢的景区，和谐的社会，而这一切必须有共识在先——“不与民争利”，“让旅游富民”，“居民才是景区真正的主人”。

从今天起，让我们真正理性、真诚地关心社区参与。

社区参与旅游 篇12

国外旅游社区参与中的社会性别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社区性别关系研究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国外有关旅游与性别研究的文献很多,这些研究多是性别关系与旅游发展方面的研究:爱尔兰人文地理学研究发现在英格兰西南部传统经济(渔业)艰难的情况下发展旅游业,妇女成为发展的积极因素。在19世纪的西欧教区中,男性在社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现在,随着传统渔业的衰退和旅游业的兴起,男女两性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经济地位的变化不仅反映在社区社会经济系统中,而且影响到了区域乃至国家的经济结构。

1.2 妇女参与旅游活动的限制因素

目前的国际社会仍然是以男性占主导地位,仍然是一个男权社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来讨论社会性别问题,不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大众,都将焦点集中于对性别关系中的弱势群体——妇女进行研究。

(1)社区传统观念对女性参与旅游活动的限制。

Hennessy.S(1986)在英格兰西南部的案例研究中发现,妇女被(男性/社区传统)认为应该从事家庭农业耕作,并在旅游业中从事住宿及早餐服务行业(Bed and Breakfast)。在英格兰西南部地区,妇女们一般所承担的都是技术含量低、兼职性的工作。Roland S.Moore(1992)认为,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妇女受传统社会习俗的约束逐渐淡化。

(2)区域历史政策对妇女劳动力的限制。

西方一些国家运用法律措施将女性劳动力排除在外,这些措施包括:社会福利歧视体系(discriminatory social welfare system)、女性公众服务人员退休政策(obligatory retirement on marriage for public servents)。其中,女性公众服务人员退休政策规定,女性在婚后必须辞退工作,不得参加任何形式的公众事业。

(3)家庭角色对妇女参与旅游活动的限制。

妇女的家庭角色使得她们在参与传统的农业耕作之外,还要承担相当多的家庭事务(男性多从事家庭事务以外的工作),特别是在贫困乡村地区(村中男性多外出打工)。Lila Leontidou(1991)研究发现,在希腊,对于妇女来说,承担有偿劳动和季节性工作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们要承担繁重的家庭劳动和抚养责任,如进行农业耕作,照顾孩子、老人等。

(4)社区妇女自身的特征是其参与旅游活动的主要限制因素之一。

在旅游感知研究方面, Mckay(1993)在研究加勒比海地区旅游与性别发展的案例中指出,当地妇女在旅游企业中的经济地位取决于女性的谨慎小心和通过做服务生、接待员所表现出来的母性。Momsen(1993)指出,女性趋向于小资本的工作,并且依靠卖家常食物、衣物等,而在激烈竞争的商业销售中处于劣势。

1.3 旅游业发展对旅游社区妇女的影响

旅游业的介入,对于社区妇女来说,虽然社区中男性所确定的性别关系结果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旅游为她们提供了新的依靠,增补了她们的经济收入,提高了她们在社区中的经济地位。Shumaker(1995)指出,旅游业的发展为妇女提供了就业机会,不论是后勤服务(behind the screen jobs)还是前台服务。Chant's(1992)指出当地妇女通过接待服务,与那些独立的、有自信的女性旅游者相互交流,改变了她们的观念和个体的潜在地位。

1.4 旅游雇佣中的性别问题

Vivian Kinnaird and Derek Hall(1995)的《旅游:性别分析》一书对旅游中的社会性别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指出妇女在旅游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她们的地位与其所承担的工作和责任不成比例,她们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Proinnsias Breathnach等(1993)对爱尔兰旅游性别问题的研究发现,在旅游相关企业,如住宿接待业、餐饮业、运输业、旅行社、管理业、娱乐服务业、旅游零售业等的雇佣者中,女性平均占雇佣总人数的54%。其中,在旅游住宿接待业中,女性所占的比例仅为18%。Peggy Fairbairn-Dunlop(1991)在研究萨摩亚群岛(南太平洋)的案例中得出:很大一部分妇女从事非正式的旅游工作,如手工制造、旅游、家庭旅馆、果蔬种植等。

1.5 性旅游中的性别

Vivian Kinnaird and Derek Hall(1995)将性旅游作为研究旅游社会性别问题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有不少国际舆论、社会团体提出,应控制性旅游的规模,主要是出于性旅游带来了对社会和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以及AIDS的快速蔓延。C.Michael Hall(1991)通过对性旅游进行研究总结出:目前世界上性旅游的主要目的地是东南亚地区,而客源地则主要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

2 我国旅游社区参与中的性别研究

相对国外来说,我国旅游学术界还没有对旅游社区参与中的性别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有的只是从旅游研究的宏观角度获得的一些见解,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2.1 旅游社区妇女在旅游参与中的重要地位

笔者在对香格里拉藏族旅游社区妇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社区妇女在旅游参与中的重要地位已经显现出来。孙新(2009)从性别分析的视角出发,对小庄村社区土族妇女参与民族旅游问题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分析与研究, 结果表明社区土族妇女对民族旅游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2 旅游发展对社区妇女的影响

井莉(2008)在文献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民族旅游发展对少数民族妇女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王兰(2006)以云南为例,指出民族旅游对少数民族旅游目的地的影响既包括正面影响又包括负面影响。吴忠军(2012)在《民族旅游与少数民族妇女发展》一书中,通过对壮族、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旅游社区妇女进行研究得出:民族旅游发展对少数民族妇女存在普遍性的影响,并指出这些影响是有差异的。

2.3 妇女参与对旅游发展的影响

影响是把双刃剑,洪颖、卓玛(2001)在生态旅游开发与藏族社区文化调查研究中指出,相当一部分藏民(尤其妇女)存在与游客交流的语言障碍。这种障碍直接影响到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的有效性和游客在当地进行生态旅游的满意程度。

3 结语

国外旅游者对旅游社区参与中的性别研究非常关注,研究内容涉及社区性别关系研究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妇女参与旅游活动的限制因素、旅游业发展对旅游社区妇女的影响、旅游雇佣中的性别问题以及性旅游中的性别等内容。这些研究不论是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案例研究上都比较丰富,取得了很多成果,尤其是在研究方法上为国内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是,研究没有深入到更微观的层面,如社区妇女技能培训、旅游对性别关系的影响程度、社区贫困家庭的就业状况以及参与程度等,也没有将社会问题定性分析上升到定量化测量的高度。

我国对于旅游社区参与中的性别研究起步晚,主要从旅游社区妇女在旅游参与中的重要地位、旅游发展对社区妇女的影响、妇女参与对旅游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展开。运用的研究方法多是田野调查法、社会性别分析法,主要对旅游社区参与中的女性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结论主要以描述性的总结案例的具体情况为主,没有形成一定的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