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社区

旅游社区（共12篇）

旅游社区 篇1

一、社区参与的概念界定

社区参与指的是公民在享受其权利和承担其义务时的一种自愿参与行为[1]。社区参与的理论基础是公民参与。有学者认为社区参与的主体不仅仅局限于社区居民, 还包括社区内的各类组织, 即广义的非政府组织和驻区单位、政府组织[2]。社区参与在旅游中的参与主体更加广泛, 包括:当地居民、游客、政府和旅行社企业。

保继刚、孙九霞认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在旅游发展过程中, 根据社区当地具体情况, 充分尊重社区的意见和需要, 并将其作为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 以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 是政府及非政府介入社区旅游业发展的一种手段[3]。

二、社区参与旅游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国外社区参与旅游研究进展

国外社区参与旅游的研究经历了以下过程:萌芽与思考、状态与研究、切入与探索、交流与整理、方法与选择等。墨菲 (1985) 在旅游规划上大胆创新, 构筑了一个社区生态模型[4]。为了保证社区参与的可实施性, Mitchell (1998) 、Reid等 (1993) 阐述并建立社区旅游开发自我评价工具, 即社区居民的社区一体化理论, 为评价社区发展旅游规划等相关问题提供了量化工具[5,6,7]。为了保证实际的可操作性, 向居民赋权很重要, 因此对社区增权问题的研究不断加强[8]。

(二) 国内社区参与旅游研究进展

研究者们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分为两个时期, 即探索期 (2001-2004年) 和发展期 (2005年至今) 。探索期的特点是:大部分是研究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基础理论, 以定性研究为主;发展期的特点是:主要体现在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问题和对策以及参与模式的研究上, 开始对我国一部分社区进行实证研究。张彦、于伟 (2011) 认为国内在研究理论建构模型的同时, 也深入到个别区域进行案例实证研究[9]。

三、社区参与旅游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一) 社区参与旅游的理论基础

1. 民主理论。

西方民主社会自治精神最基本的标志就体现在社区参与上。托克维尔早已指出:民主制度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公民参与[10]。只有实行了真正的民主, 才能使得居民掌握足够的权利能够主动参与到旅游活动中来, 因此, 社区参与旅游才能得到真正的实施。

2.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发展旅游业不是以牺牲宝贵自然资源为代价的, 因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必然选择。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充分考虑到当地社区居民的要求和利益, 要让社区居民参与到旅游发展中并且使其获得经济上和环境上双重利益;从社区角度发展当地旅游业, 最终目的是使得当地经济、文化、环境实现全面协调发展[11]。

3. 利益分配理论。

梨洁、赵西萍从经济学角度, 运用福利经济学等经济学前沿理论, 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动力、社区参与如何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等理论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 虽然存在诸多的经济学难题, 但是社区参与旅游如果好好发展的话还是可以实现利益的合理分配的[12]。

4. 旅游人类学。

旅游人类学为旅游规划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视野, 在旅游规划中, 人才是旅游活动的真正主题。旅游规划者要从关心旅游地的各利益相关者入手, 对相关者的特性、活动以及社会环境等方面进行研究。具体关系如下图:

5. 增权理论。

增权理论是由权利、无权、去权、增权等核心概念构成的。西蒙斯和帕森斯给增权一个综合性的定义:“使人们能够控制他们的环境和实现自我决定的过程” (1983) 。研究最多的是制度增权, 制度增权包括正式制度的直接增权和间接增权、非正式制度的直接增权和间接增权。Scheyvens在1999年首次提出了一个社区旅游增权框架, 包含政治、经济、心理、社会4个维度[13]。保继刚和孙九霞在雨崩村社区旅游的研究中制定了住宿、租马等制度, 从实践中发现了增权对社区参与旅游的意义[14]。

(二) 研究方法

学者们主要趋向于运用文献分析法、多学科分析法、田野调查法、问卷调查、数理统计分析、专家咨询、信度测评等方法。往往研究社区参与的学者习惯集中于一个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分析, 运用以上的方法研究当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 进行农户走访, 获取第一手资料, 运用SPSS分析法进行分析、同时进行信度测评, 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 例如:机制不完善、模式不适合等。再运用因子分析法进行处理, 找出制约该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因素, 提出合理的建议。

四、社区参与旅游的内容

(一) 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 旅游业在少数民族地区逐渐兴盛起来。由于其独特的建筑文化、风情文化和当地特有的现实状况, 社区参与旅游研究备受学者们的重视。社区参与旅游的研究经历了从缺失到凸显的过程, 学者们的眼光从研究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内容等问题逐渐转到了研究“社区参与”面临的困难、如何促进社区参与旅游的实现, 并出现大量的实证分析研究。

邱云美, 封建林认为民族地区社区参与旅游制约因素有以下几点:机制不健全, 参与渠道不畅通;民主意识淡薄, 参与意识不强。左冰、保继刚 (2008) 认为少数民族的社区参与从根本上讲正是旅游资源转化为资产甚至资本后所形成的收益分配与管理问题[15], 而利益分配的公平性正是制约民族乡村地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一大因素。

鉴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 提出了精英治理。项辉指出乡村精英拥有比一般村民更多的优势资源, 他们具有了一定权威, 能够对其他村民甚至社区结构产生影响[16]。民族地区的精英治理就是要通过民族地区精英自身的影响力和沟通能力, 使其破除旧的思想束缚, 接受新事物、新思想。同时当地精英能够为民说话, 及时反应当地人民发展社区参与旅游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苦衷, 做到及时处理问题。要实现民族精英工作顺利进行,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对民族社区参与旅游进行制度增权, 首先就是修订现行《旅游规划通则》, 把一些具体规划程序如:听证会等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保障社区能够成为真正的主体参与到旅游整体过程中。这不仅能有效地保障社区居民的合法权利, 而且能确保旅游规划编制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对民族地区乡村社区参与模式的研究不断完善, 彭敏总结了八种模式, 即公司+农户模式;政府+公司+农村旅游协会+旅行社模式等;王东红针对新疆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构建以下模式:资源利用参与模式、政府引导参与模式、社区居民参与模式[18];兰海补充提出了构建产品参与模式、资本参与模式、实体参与模式[19]。

(二) 城市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

陈爱认为城市社区旅游是城市旅游开发中社区文化传承、城市社区多功能即基础设施、交通标识等完善的可实施途径, 是城市旅游发展的新型理念, 并且能够使得城市经济直接受益[20];张立生在分析城市社区旅游特点的基础上研究了城市社区旅游开发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伦理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21];汪宇明以上海新天地为例, 从社区的国际化视野对都市旅游目的地的建设进行了思考, 提出都市旅游发展的新途径, 即实现旅游国际化与社区发展的良性互动, 并总结了都市社区旅游国际化的特点及其示范效应[22]。

潘芬萍提出了城市社区旅游发展的模式, 即国际化模式, 该模式强调社区旅游市场的国际化定位;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模式, 既保留本地特色, 又与国际化接轨;本土化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尊重历史, 修旧如旧, 一般应用于文化古城。

五、评述

针对社区参与旅游的研究由最初仅停留在理论上的研究, 即发现问题, 找对策, 解决问题;发展到针对某一区域进行具体的研究, 实地调查, 科学分析结果, 制作出解决方案;再到运用新的多学科的理论去研究社区参与旅游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 进而提出可操作性强的解决方法。

社区参与旅游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的不足, 主要包括:利益分配不均, 基尼系数大, 特别是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从而挫伤了社区参与主力军的积极性;社区参与只涉及经济活动领域, 过分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社会发展的综合效益。鉴于此, 笔者建议:首先要加强利益分配机制的建设, 使各个利益相关者, 特别是当地农民的利益得到保障, 对当地社区实行制度增权;其次要加强精英治理, 使当地居民反应的问题能够及时上报, 从而及时处理, 这样就能使居民的利益真正得到保障, 为建立旅游发展与社区参与的良性互动机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后, 要发展深度的社区参与, 即社区参与涉及规划、管理、经营、利益分享和文化保护各个层面, 使某一地区的社区参与从规划到开发形成一整套系统, 从而按照这个系统按部就班一步步实施。

摘要：基于民主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利益分配理论、增权理论和旅游人类学等理论, 并运用文献分析法、多学科分析法、田野调查法、问卷调查、数理统计分析、专家咨询、信度测评等方法, 对社区参与旅游进行。研究发现:社区参与旅游存在着利益分配不均、社区参与只涉及经济活动领域等问题。推进社区参与旅游, 要加强利益分配机制的建设, 使各个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当地居民的利益得到保障;要加强精英治理, 为建立旅游发展与社区参与的良性互动机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要发展深度的社区参与, 使某一地区的社区参与从规划到开发形成一整套系统, 按部就班一步步实施。

关键词：社区参与旅游,概念内涵,研究综述

旅游社区 篇2

一、活动目的

围绕首个“中国旅游日”，通过组织开展“文明旅游月”活动，提升公民文明旅游及环境保护意识，引导旅游企业诚信经营、优质服务。

二、活动主题

文明旅游、优质服务

三、活动时间

-年5月1日至5月31日

四、活动内容

1、《文明旅游倡议书》网上签名活动

时间:“文明旅游月”活动期间

方式:国家旅游局与中国旅游网、新浪网等网络媒体合作，在网上设立《文明旅游倡议书》签名活动平台及窗口，征集网友签名，号召广大网友共同做出承诺，自觉践行“文明旅游、优质服务”理念。各地旅-政管理部门可根据自身实际，与当地媒体合作，开展《文明旅游倡议书》网上签名活动。

2、“文明旅游、优质服务”企业宣传活动

时间:“文明旅游月”活动期间

地点:各类旅游企业营业场所

方式:旅行社、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车船等旅游服务单位在其营业场所醒目位置摆放宣传品、张贴宣传画、悬挂宣传条幅，播放《“品质旅游、伴你远行”公益广告宣传片》。

国家旅游局将印制并下发一批《文明旅游、理性消费-品质旅游出行提示》宣传折页和《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等纸质宣传品及《“品质旅游、伴你远行”公益广告片》(已发放)，并将相关宣传品式样登载在中国旅游诚信网上，供各地下载、印制、发放使用。(如需下载宣传品式样，请登录“中国旅游诚信网”通知公告栏)

3、“文明旅游、优质服务”社区宣传活动

时间:“文明旅游月”活动期间

地点:重点旅游城市居民社区

方式:各重点旅游城市旅-政管理部门组织旅游企业在居民社区，设置“文明旅游、优质服务”宣传展区，发放文明旅游宣传资料，播放《“品质旅游、伴你远行”公益广告宣传片》，开展旅游咨询和品质旅游产品线路推介。

4、“文明旅游、优质服务”媒体宣传活动

时间:“文明旅游月”活动期间

方式:各级旅-政主管部门与当地媒体合作，通过专题报道、专栏、专访等形式，广泛宣传文明旅游，深入报道“文明旅游月”系列活动。

国家旅游局将与中国旅游报、中国旅游网、新浪网旅游频道等媒体合作，通过微博互动访谈、观点PK、互动投票等方式，开展“文明旅游、优质服务”宣传活动。

五、活动要求

1、高度重视，积极引导。“文明旅游月”活动是--“中国旅游日”各项活动中的重点工作，各级旅-政管理部门要统一思想，高度重视，充分发动，积极引导;以举办此次活动为契机，增强旅-业凝聚力，引导旅游企业诚信经营、低碳经营、优质服务，提高旅游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2、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级旅-政管理部门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活动方案，细化、落实各项具体工作，各负其责，相互配合，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3、创新思路、确保效果。各级旅-政管理部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新工作思路，使本次活动充分体现出旅游业的特点，确保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4、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各级旅-政管理部门要加强正面宣传引导，推动“文明旅游月”活动深入开展，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旅游社区 篇3

摘 要： 本文借助SPSS统计软件，运用因子分析法和方差分析法对黄兴镇社区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及感知差异形成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调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社区居民的经济社会影响感知主要表现为对“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收入方式与就业形势影响”、“就业观念与劳动特征影响”和“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等4个方面的感知；不同个体特征对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作用不同，家庭收入水平、参与旅游与否、居住地与旅游点的距离等因素对社区居民旅游感知差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是主要驱动因素。

关键词：城郊休闲农业旅游;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差异

中图分类号：F59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9）01－0041－05

近年来，我国休闲农业旅游规模不断扩大，为农村地区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各种类型农业园3 000多个，农业旅游示范点359处［1］，它们大多位于城市郊区或景区附近，其功能也基本都是为城市居民提供旅游休闲服务。据测算，目前全国乡村旅游景区(点)每年接待游客超过3亿人次，旅游收入超过400亿元。［2］然而，在休闲农业旅游经济效益的宏观背景下，农村社区居民对休闲农业旅游的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如何？居民对各种影响感知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导致这些差异的驱动因素主要有哪些？这些是城郊休闲农业旅游影响研究需要探索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研究区域居民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进行问卷调查，旨在分析归纳休闲农业旅游社区居民的主要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并通过对不同个体特征的感知差异分析比较，揭示和检验不同个体特征对社区居民感知差异的影响。

一、研究区域概况

黄兴镇位于湖南省长沙市东郊，交通便利，是全国小城镇建设重点镇之一。全镇总面积84平方公里，辖11个村、1个社区居委会，人口5万，镇区现有面积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44万人。2006年，全镇国民生产总值8.7亿元，财政收入983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6 604元，目前全镇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32%左右。黄兴镇社会经济相对发达，一方面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所获取的经济辐射效应；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生态农业资源与旅游开发。目前，黄兴镇的休闲农业旅游已经具备了一定规模，拥有“农家乐”示范区1个，有28家“农家乐”示范户。此外，黄兴镇还拥有现代农业观光项目5个；对外经营的旅游区8个。2005年10月至2006年10月，全镇共接待各省、市、县参观团100余批次，游客总量42.97万人次，创旅游收入495.79万元，上缴国家税收50余万元，同时通过旅游开发带动了当地蔬菜、花木、养殖业的迅速发展，增加附加效益2 200万元以上。

黄兴镇休闲农业旅游已经逐渐转向成熟阶段，近5年来持续深入的旅游开发，对黄兴镇的经济社会产生了显著影响。因此，选择黄兴镇作为旅游影响研究的区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

本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因子分析法和方差分析法。具体的指标设计及数据收集如下：

（一）调查指标的设计

借鉴相关旅游影响感知测度的研究［3,4］，通过向旅游专家咨询、讨论和对农村社区居民进行访谈的基础上展开问卷设计。问卷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关于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的调查项，这部分主要从“收入”和“就业”两个维度设计28个调查指标，采用李克特(LIKERT)量表方式设计，对被调查者的主观判断做分值处理；第二部分关于个体特征的调查项，主要包括调查者的人口社会学特征、旅游相关性特征，共设计了6个调查指标。

（二）调查数据的收集

本研究采取典型抽样调查法，根据社会学者风笑天的研究［5］，在实际的复杂抽样中要考虑到设计效应，最终确定实际样本规模为800份。2007年3月在黄兴镇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782份，经对所有问卷进行整理剔除了较多问项未答、前后矛盾及填答质量不佳的不合格问卷后，共得到有效问卷682份，样本有效率为87.2%。

通过借助SPSS13.0对调查的数据进行信度检验，得到α=0.840>0.7，表明数据的可靠性比较高。［6］

三、城郊休闲农业旅游社区居民的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分析

（一）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的因子分析

本文主要目的是全面调查休闲农业旅游社区居民的经济社会影响感知情况，调查问卷所选择的变量非常多，为了能够减少经济社会影响的变量个数，提高变量的代表性和综合性，本文对所考察的28个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变量进行因子分析。

根据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对变量进行了KMO（Kasier-Meyer-Olkin）值的计算和Bartlett球体检验。计算结果表明旅游经济社会影响调查数据的KMO值为0.931，Bartlett球体检验χ2 值为5 273.83（df=378），其对应的概率分值р=0.000，说明这部分数据是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的。

利用SPSS13.0统计工具对调查数据进行因子分析，以主成分分析及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法，萃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的方式来浓缩变量数，提取得4个主要因子的特征值分别为4.937、3.190、3.036、2.578，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2.46%，显示因子分析效果良好。

根据各个因子所包含的指标共性对因子进行命名，因子1为“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其方差贡献率为22.443%；因子2为“收入渠道与就业形势影响”，其方差贡献率为14.501%；因子3为“就业观念与就业方式影响”，其方差贡献率为13.799%；因子4为“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其方差贡献率为11.720%。

通过信度检验发现，因子1、2、3、4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系数）分别为0.904、0.809、0.832、0.810，根据信度检验标准，符合信度要求。

（二）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强度比较

通过对每个因子的感知求均值来比较社区居民对4个因子的影响感知强烈程度，进而也可以反映旅游开发对农村社区的经济社会影响强度。每个因子的感知均值采用下述公式计算：

式中：Ρ_j——全体被调查居民对第j个经济社会影响因子的感知均值；N——全体被调查居民总人数；Ρ_ni——第n个被调查居民对第i个经济社会影响因子感知的强度；Ρ璶ij——第n个被调查居民对第i个经济社会影响因子中第j个经济社会影响指标的感知得分；K——第i个影响因子所包含的经济社会影响指标个数。

根据式（1）和式（2）计算出社区居民4个经济社会影响因子的感知强度依次为：“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感知（均值=3.80）>“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感知（均值=3.71）>“就业观念与就业方式影响”感知（均值=3.51）>“收入方式（渠道）与就业形势影响”感知（均值=3.12）。可知，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带来经济社会影响因子中“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感知强度最高，而对“收入方式与就业形势影响”感知强度最低。研究结果也反映了旅游开发对农村社区经济社会中的“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最大，其次是“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和“就业观念与就业方式影响”，而对“收入方式与就业形势影响”最小。

四、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驱动因素分析

导致社区居民旅游感知差异的驱动因素一般可概括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7］，外部因素主要是独立于感知主体之外的客观因素，包括旅游地类型、旅游地发展程度等；内部因素主要是指包含感知主体特征的主观因素，包括调查者的人口社会学特征（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等）、旅游相关性特征（参与旅游与否、旅游感知距离等）等。本文主要从内部因素入手分析，暂不考虑外部因素的影响。主要选择社区居民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水平、参与旅游与否、居住地与旅游点的距离等6个因素来检验其对旅游感知差异的驱动作用。由于性别、参与旅游与否两个因素属于定类变量，而其他4个属于定序变量，因此分别采取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法，来比较研究不同个体特征的社区居民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的差异。本文在进行方差分析前，利用Levene检验法对研究样本进行了方差齐性检验，结果都满足要求。

（一）性别与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

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性别对于旅游经济影响感知的差异。结果显示（表1）：男性与女性在“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就业观念与劳动特征影响”的感知上无显著差异（р>0.05），但在“收入渠道与就业形势影响”、“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感知强度上女性显著高于男性（р<0.05）。说明性别在旅游影响感知差异形成上有一定作用。

（二）年龄与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

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年龄特征的社区居民的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表1），不同年龄的社区居民在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并不显著（р>0.05）。这与杨兴柱等［7］的研究结果类似，年龄并没有导致社区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差异，说明年龄并不是旅游感知差异的驱动因素。

（三）教育程度与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

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教育程度特征的社区居民的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表1），受教育程度对社区居民的“就业观念与劳动特征影响” （F=6.213，р<0.05）、“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F=4.490，р<0.05）的感知有显著影响，Scheffe事后多重比较检验表明，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居民感知与其他文化程度居民的感知两两存在显著差异，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居民感知强度高于其他文化程度居民的感知；说明文化程度导致了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差异。

而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居民在“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和“收入渠道与就业形势影响”的感知上无显著差异（р>0.05）。说明教育程度在对收入水平与用途、收入渠道以及就业形势等方面的影响感知差异的作用不大。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在于就业观念、经营意识的变化本身需要一定的教育程度来驱动。

（四）家庭收入水平与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

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家庭收入水平特征的社区居民的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表1），家庭收入水平对居民的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有显著影响。Scheffe事后多重比较检验表明，家庭年收入水平在“50 000元以上”（相对高收入者）的居民对“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的感知明显高于其他家庭年收入水平段，说明高收入者在旅游开发中受益要大，收入支配意识要强；而家庭年收入水平在“20 001-30 000元”（相对中收入者）的居民对“就业观念与劳动特征影响”、“收入渠道与就业形势影响”、“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的感知明显高于其他家庭收入水平段。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中等收入的居民正处于在旅游开发中“未受益——受益”的转变阶段，所以对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较为敏感。

（五）参与旅游与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

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不同旅游参与特征的社区居民的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表1），参与旅游与否对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有显著影响。被调查者中参与旅游（包括参与旅游经营、参与旅游就业等）的居民对“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 “收入渠道与就业形势影响”、“就业观念与劳动特征影响”和“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的感知比没有参与旅游的居民的感知普遍要强烈。社区居民通过参与旅游获得以前没有的经济收益，从而对休闲农业旅游影响的感知也要深刻和直接，说明参与旅游与否是导致社区居民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的驱动因素。

（六）居住地离旅游点的距离与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

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旅游距离特征的社区居民的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表1），居住地离旅游点的距离对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也有显著影响。被调查者随着居住地距离旅游点的距离越大，感知差异越不明显。Scheffe事后多重比较检验表明居住地距离旅游点“1公里以内”的居民对“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 “收入渠道与就业形势影响”、“就业观念与劳动特征影响”和“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的感知比其他距离的居民的感知普遍要强烈。这合乎旅游影响的距离衰减原理，一般而言，离旅游点越近的居民，越有可能直接或间接从旅游发展中获益（或受损），对旅游影响的感知越敏感；反之，对旅游影响的感知越不敏感。

综合以上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知道不同个体特征对旅游感知差异的作用不一样，个体特征中的人口社会学特征（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并不一定都会导致社区居民旅游感知差异，而旅游相关性特征对社区居民的旅游感知差异的形成影响明显。研究结果显示，家庭收入水平、参与旅游与否、居住地与旅游点的距离等因素是导致旅游感知差异的主要因素。

五、结论和讨论

本文针对旅游开发后黄兴镇居民的经济社会影响感知进行了抽样调查和分析研究，获得以下研究结论：

1.城郊休闲农业旅游社区居民的经济社会影响感知主要集中在“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收入方式与就业形势影响” 、“就业观念与劳动特征影响”和“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等4个因子上。因子感知均值比较发现，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带来经济社会影响因子中“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感知强度最高，而对“收入方式与就业形势影响”感知强度最低。

2.不同个体特征对社区居民的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的作用不同，年龄因素导致居民旅游感知差异的作用并不明显，不是旅游感知差异形成的驱动因素；性别、教育程度等因素对居民旅游感知差异具有部分作用，而家庭收入水平、参与旅游与否、与旅游点的距离等因素对居民旅游感知差异具有重要作用，是导致旅游感知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

旅游影响感知及其差异驱动因素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类型旅游地的居民旅游感知会有所不同，影响感知差异的因素也会有所变化，因此，今后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以完善和丰富旅游影响感知研究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孙艺惠,杨存栋,陈田.我国观光农业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J］.经济地理,2007(5)：835-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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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246.

［6］ 郭志刚.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软件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国外社区参与旅游研究综述 篇4

(一)研究背景

“社区”一词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裴迪楠在1881年提出的,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学术概念,至今在各种社会学文献中已经有一百来种定义。有许多学者对关于社区参与旅游研究的现有文献从不同方面进行了回顾和评述,人们也因此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有了一个整体和全面的认识。从现有综述文献来看,主要集中在对国内外社区参与旅游研究的比较及对国内这一领域的文献综述,而对国外社区参与旅游研究的文献综述较少。本文则对该领域的国外学术文献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回顾和梳理,以求进一步促进相关学术研究的深化。

(二)文献来源及概况

为了了解这些年来国外对社区参与旅游这一领域研究的具体情况,本文在大型综合性、多学科、核心期刊引文索引数据库“Web of Science”进行文献资料收集。以英文单词“旅游”及“社区参与”为主题;将研究领域限于社会科学、人文艺术、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文化学、环境自然科学;将发表文献数量九篇及以上的外文期刊进行综合检索,共检索到相关文献280篇,现将这280篇相关外文文献的研究内容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分析。

二、国外社区参与旅游文献主要研究内容

(一) 旅游发展对社区的影响研究

旅游发展对旅游目的地的经济、文化、环境、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个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便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于是大量的社区旅游研究便集中在旅游业发展对社区各方面的影响上。Arthur(1980)揭示了旅游业发展与当地文化保护之间的冲突,认为旅游业的发展不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Butler(1981)以Cambrils为例,通过实证研究得到其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当地农业的发展的结论,具体体现在当地的物价水平、消费水平、地价上升等方面;Keogh等(1987)的研究主要着重于旅游业的发展给社区居民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旅游发展导致地价上升、生活成本增加、外来文化和冲击和犯罪率增加等问题;Elise Truly等(1989)客观地分析了旅游发展对希腊Grete岛的居民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妇女角色变化、结婚年龄推迟、性观念更开放、家庭领导权等方面;Pam等(2000)对澳大利亚北某个旅游社区的研究中提出了旅游业给社区带来的双重影响,其中积极影响表现在社区经济得到繁荣发展、就业机会增多、与外来文化融合、设施设备得到改善等,而带来的消极影响有环境遭到破坏、自身文化变质、物价水平增加等;Tazim等(2003)在对新西兰的一个乡村社区进行调查研究同样发现旅游发展给当地社区带来的两面性。

以上大量的案例研究表明,旅游发展对当地社区的影响逐渐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学者们普遍认识到旅游发展对当地社区是一把“双刃剑”,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负面影响的日益凸显,学者们也不再仅仅关注于“旅游发展对社区的影响”研究,而逐渐转向于“旅游与社区参与”关系的反省和深思,意识到“社区参与旅游”的迫切性及社区居民作为社区主体的重要性。

(二)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和感知研究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社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也不断加强,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和感知研究逐渐增多。Arthur认为在旅游发展初期,居民对旅游发展带来的影响普遍持支持态度,但伴随旅游业发展,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居民态度也随之有所转变;Michael运用“旅游依赖”假说,并在美国西部的四个乡村社区收集数据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假说的观点,即社区居民对旅游消极影响的感知与社区旅游发展水平有直接的联系,旅游发展水平越高,社区居民对旅游的消极影响认识越突出;Victor Teye等在非洲加纳的两个小镇进行问卷调查研究,通过七个旅游相关因素(包括与游客的社交互动、有利的文化影响、福利影响、日常生活的负面干涉、经济成本、性开放、拥挤的感觉)来测量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研究结果显示旅游发展并没有达到当地居民所期望的,而且在这一相关领域工作的社区居民对旅游业有着消极的态度;Kathleen等依据“社会交换理论”,在美国进行全州性调查来收集数据,研究结果表明当地居民意识到旅游带来的许多积极和消极结果,其中那些认为旅游对当地经济发展很重要的居民觉得他们从旅游发展中获益,而且认为旅游将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积极影响;Andrew Lepp对乌干达Bigodi小村庄的385名成人进行调查,使用定性分析方法得出当地居民对旅游业一致持有积极态度,因为他们认为旅游业能够带动社区发展、改善农业市场、产生收入并能带来意外的财富,Andrew Lepp进一步运用“理性行为理论”,并假设居民的积极态度能够使他们产生旅游保护行为,通过在Bigodi村庄长达六个多月的对当地居民行为的实地观察,其结果支持了这一假说。

(三)社区参与和旅游可持续发展关系研究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给当地社区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探讨社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开始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Kerry在20世纪末较早地研究了美国当地政府对待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态度,研究发现当地旅游管理部门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态度会影响他们的实施方法,并发现了社区一体化的可能性;Cho等依据社会交换理论研究了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城镇旅游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可持续旅游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即长远计划、完全的社区参与、旅游业的环境可持续性与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及旅游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有很大的关系;Matilde则研究了尼加拉瓜两个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研究在其生态旅游中影响社区参与的因素及自然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Hamira和Ghazali Musa在研究伊朗Masooleh这一国家级遗产保护城镇(主要以独特的居民建筑著称)中指出,Masooleh城镇的旅游业想要在将来得到可持续发展,必然需要更多的社区居民参与到其计划和管理当中来;Francis Eric在加纳Bosomtwe盆地湖的调查中发现,当地居民更倾向于旅游发展的积极影响,研究建议当地旅游管理部门需要采取措施控制旅游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教导社区居民为当地可持续发展旅游做出贡献。

(四)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保障研究

旅游业整个发展的过程,也是各相关利益主体:社区居民、政府部门和游客相互博弈,既竞争又合作的过程,许多学者认为社区居民能否真正参与旅游发展过程中是保障当地旅游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社区居民参与当地旅游发展的权利应得到保障。Akam最早在对肯尼亚的生态旅游发展研究中便提出如果当地的旅游业要可持续发展下去,必须要对当地社区居民赋权;Scheyvens也在20世纪末研究生态旅游时引入社区增权概念,提出赋权框架是帮助分析当地生态旅游的社会、经济、心理、政治影响的一个合理机制;Sebele则深刻剖析了博磁瓦那旅游资源开发所带来的收益和面临的问题,同时肯定了社区旅游给当地居民做出的贡献,并指出确保乡村居民获权的重要性;澳大利亚学者索菲尔德在《赋权与旅游可持续发展》一书中对旅游赋权的概念有进一步的解释。他指出,赋权与目的地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一种居民参与、管理控制、分配和利用资源的力量和过程,赋权深深根植于旅游发展的政治学之中,对居民赋权是社区可持续旅游发展重要的前提和条件。然而许多国家的社区被置于决策

过程之外。如Haijia在对约旦旅游发展的研究中便发现一些当地政府在未征求社区居民意见的情况下就一意孤行,强行开发当地旅游业,甚至将社区居民隔离在当地旅游发展之外,从而使当地旅游业及当地居民都受到了损失。

三、结论与展望

社区文明旅游活动方案 篇5

发挥特长、展现自我、提高人文素质养。

二、活动目的：

挖掘大学生艺术潜力、扩展高校社团活动影响力、丰富高校校园生活、加强社会同高校间的艺术交流、为高校艺术群体提供一个充分展现自我的舞台、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成长、推出艺术新人形成优势循环、用笔体现出大学生的潜在内涵和艺术造诣。

三、参赛人员：

全体员工

四、作品要求：

主题要求健康积极，能体现出当代大学生精神风貌。

书法分为硬笔书法和软笔书法：

硬笔书法作品，尺寸长不小于50厘米宽不小于30厘米；

软笔书法，尺寸长不小于80厘米、宽不小于40厘米。

五、大赛具体流程

1、参赛方式：（1）将所有参赛人员作品统一上交（到时宣传板里会写出作品征集的起止时间、地点联系方式）如果作品质量和数量达到一定标准，书法协会将统公开展示。

2、地点：文化长廊。

3、时间：

六、评选作品

评委组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七、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

二等奖2名

三等奖5名

优秀奖10名

鼓励奖15名

旅游社区 篇6

【关键词】古镇旅游；旅游影响感知；社区参与

一、引言

古镇作为一种历史遗存，传载着璀璨的地域文化，具有多种价值。近年来，古镇旅游热成为国内旅游业一大亮点，实现古镇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引起人们极大关注。古镇具有社区和景区高度重叠、社区对旅游的经济依赖性较强的特点，因此，所在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旅游发展的态度及其参与程度，在古镇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以周村为例，从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角度分析居民对其旅游发展的态度和构建和谐社区的问题。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1]，涉及居民对社会文化影响、经济影响及环境影响多个方面，同时还涉及对旅游的正负影响感知的研究。

Bosissevain认为，旅游业发展产生的就业机会有助于促进社区稳定[2]；Camper指出，旅游发展有可能导致目的地居民职业结构的转变[3]；Campbell指出缺乏社区参与意识以及对不断流入的外地投资者缺乏有效地规划或者干预，会使社区居民从旅游中获利的机会受到限制，降低参与积极性[4]。

国内对旅游影响的感知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时期，保继刚[5]等对目的地居民对旅游社会文化、经济和环境的感知作了很多研究。卢松等人指出“当人们了解到发展旅游能带来全面的收益，认识到在对自身产生影响的发展计划中他们是积极地参与者”[6]时，“将有效的推动旅游地可持续发展进程”。

三、研究区域概况及研究方法

1.周村概况

周村自古为商业重镇，春秋战国时期属齐国於陵邑，唐宋时期商业初具雏形，明末清初走向繁荣[7]。“清代中叶，已成了著名的商业中心，与佛山、景德镇、朱仙镇并称四大‘旱码头’[8]。1775年，乾隆南巡御赐周村为“天下第一村”。1904年，开放为对外开放的商埠，达到繁荣鼎盛，有“金周村”、“旱码头”、“丝绸之乡”等美誉。

周村旅游资源丰富，古商城核心区仍保留着市场主体—大街、丝市街、银子市街等古街，主要景点有千佛寺、票号展馆、大染坊、魁星阁等。周村大街历经数百年风雨仍保留完好，街区纵横，建筑风格迥异，被誉为“中国活着的古商业建筑博物馆群”[9]。

2.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共发放问卷50份，有效问卷41份，有效率82%。样本中，男性占53%，女性占47%，学历以初高中为主，居民与旅游业关系不够密切，从事与旅游相关的营利活动或家庭收入中旅游所占比例较低，此外，43.4%的被调查者是本地出生，78.3%居民在该地居住时间达10年以上。因此，样本较为全面，随机性较强，保证了研究的可靠性。

四、调查结果分析

1.社区居民感知分析

（1）社区居民旅游经济影响感知

在6项经济影响感知指标中，居民对旅游的正面影响感知较高，69.9%的居民认为周村古镇开发带来较多就业机会，62.7%的居民赞成“旅游对当地的发展起到极大地推动作用”，70%以上居民同意旅游发展“促进了当地旅游购物休闲场所的数量”、“改善了当地交通状况”等。对于旅游的负面经济影响，居民感知较弱。只有38.6%的居民认为会减少他们“利用基础设施的机会”，居民主要对自驾车来的游客存在不满情绪。

（2）社区居民旅游环境影响感知

旅游环境影响感知调查表明，居民正面感知很强。86.7%的居民认为“旅游促进了当地环境的改善”，表示旅游的发展增强了当地政府和居民的环保意识，创造了良好的旅游环境。负面影响调查中，55.4%的居民认为旅游已经影响到“当地宁静的生活氛围”，但生活垃圾的处理，只有25%的人认为“增加了生活垃圾的处理难度”。

（3）社区居民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

调查显示，居民对社会文化影响感知正面感非常强。92%以上居民认为旅游发展“有利于提高当地知名度”“有利于当地传统文化的挖掘”“促进了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关于“强买强卖”现象，大多数人均不赞同。

（4）社区居民态度分析

总体来说，居民对旅游业的发展基本持肯定态度，大多数居民虽然承认旅游业的经济效益已大于它给社会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对周村旅游业发展现状的满意度仍然不高仅为25.3%，周村旅游业发展仍存在诸多需改进的地方。

2.社区参与问题

对周村古镇居民旅游影响感知调查表明正面感知强于负面感知，可见人们对旅游持肯定态度，但同时也看到居民在旅游中参与力度不够。

（1）社区参与意识淡薄

Pretty认为社区参与分为象征性参与、被动式参与、咨询式参与、因物质激励而参与、功能性参与、交互式参与、自我激励式参与七个层次[10]。调查看出该地社区参与处于被动式参与和因物质激励而参与的层次，72.2%的人认为旅游发展只能使当地较少人受益，同时旅游发展产生较多负面影响，但仅有6%的居民向有关部门反映过意见，参与意识淡薄。

（2）社区居民知情权缺失

由于缺少必要的沟通，居民对旅游业发展很多事情不了解。如政府在规划古镇时，征用古大街沿街居民房屋，按比例给予金钱补偿，但当时人们却不清楚征用这些房屋的用途。

（3）社区利益分配不均

调查显示，69.9%的居民认为周村古镇开发后带来较多的就业机会，但72.2%的居民认为旅游业发展只能使当地较少人受益，而且66.3%被调查家庭收入并非来源于旅游业，究其原因，主要是当地很多就业机会都被外地居民抢走。

五、对策分析

社区居民感知态度、参与状况是古镇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因此，解决社区参与中的问题，消除潜在矛盾，提高居民的正面感知，对于构建和谐社区尤为重要。

1.提高居民文化素质和旅游服务能力

居民应加强文化修养，提高旅游服务参与能力。一方面，通过教育培训，使其对周村历史更加清楚，增强文化认同感、自豪感，激发其参与旅游服务的愿望和热情。另一方面，加强居民旅游接待能力和相关技能培训，提高社区参与旅游的能力。

2.鼓励居民参与当地旅游发展决策

居民主人翁感非常重要，如果社区居民具有主人翁感，他们就会积极地参与旅游活动[11]。在以后的规划开发和决策管理中，要确保社区居民的发言权和参与权，引导其积极主动参与旅游发展。在居民和政府之间构建平等对话的三方交流平台，倾听居民对旅游发展的看法。

3.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旅游发展、规划和管理中，社区居民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利益分配公平与否直接影响到旅游社区发展。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保证社区居民利益，有利于激发其参与旅游的热情。政府应加大对外地投资者干预力度，招商优先考虑当地旅游企业，同时允许社区居民销售当地特产，开展家庭接待，满足游客体验的同时增加居民收入。

4.建立完善的旅游影响监控系统

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其对周村古镇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入，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政府应对其进行监控，定期评估旅游带来的正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增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正面感知，避免居民与游客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使诸多问题防患于未然。

六、结语

旅游社区 篇7

目前, 乡村旅游已成为国内旅游业发展和解决“三农”问题的新亮点。在乡村旅游业中, 在农村社区之间展开的以“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旅游尤其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但目前我国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实际过程中利益分配不均的现象却比较普遍, 村民参与能力普遍较低, 一些学者通过对成都、杭州、四川等地乡村旅游发展的实地调研发现, 社区主导型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 随着越来越多村民的参与, 村民个体利益之间以及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 出现了利益纷争的消极影响, 导致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基于这样的缘由, 本研究选取北京近郊一个社区主导型旅游村落进行个案研究, 通过对个案的深入分析, 对社区居民采用深度访谈、入户问卷调查及观察法, 发现制约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制约因素, 并针对影响因素提出整体性的解决思路。

2 南石城村居民参与旅游发展概况

南石城自然村位于北京密云县石城镇政府所在地, 是密云县开发西线旅游的中心地段, 距密云县城25公里。这里东临密云水库, 西倚云蒙山。南石城自然村共有142户, 360口人, 隶属于石城行政村, 石城行政村分南北石城两个自然村。

从石城村随机调查的86户村民家庭参与旅游的情况可知, 村民参与旅游的形式最多的是开农家饭店和农家旅馆, 分别占总体86户的85.1%和85.3%。其次是卖给旅游者各类土特产品, 包括核桃、板栗、山梨等, 占总体86户的37.7%。此外, 还有部分村民开旅游出租车, 从事村旅游环保、当地导游、从事景区管理工作和歌舞厅。总体来看农民参与旅游的形式比较单一。在入户走访村民的时候, 发现他们参与旅游的积极性比较高, 他们希望参与到村旅游发展、旅游资源的经营管理中去, 即使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提一些意见和能做些什么。在“本地居民应有权利参与有关旅游发展的决定”、“ 旅游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应尽可能由当地满足”、“本地居民应有权利直接决定有关旅游规划的问题”调查问题上, 86户的村民都选择在4分以上 (1) , 也表明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愿望很高。

3 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过程中的问题

3.1 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规划与决策的程度低

在调查的86户村民家庭中, 认为征求了桃源仙谷景区及村庄发展规划及决策意见, 并采纳的占48.2%, 而认为征求了意见, 但没有采纳, 或没有征求意见的村民占总体的51.8%, 说明石城村在村庄与旅游发展规划方面仍没有征求过多数村民意见。关于一年内参与村中旅游发展会议的机会来看, 从没有参加过会议的户数占51.4%, 而参与1～3次的家户, 占总体的26.3%, 也说明多数村民参与村中旅游发展会议的机会整体来看并不多。在笔者访问村民的时候, 一些村民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如问“咱们的景区开发和规划征求过咱们村民的意见吗?采纳了吗?”村民回答“从来没有, 应该跟老百姓商量事情, 不然老百姓为什么要闹呢” (2) , 而当问到“一年中参与村中旅游发展会议的机会有没有?”村民回答:“没有, 因为村民对他 (村主任) 的意见太大了, 开会总是给他提意见, 所以求着他他都躲着你不给开。村主任连镇长找他他都不理, 本事可大了” (3) 。

3.2 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经营的形式单一

石城村村民参与旅游经营的形式主要有旅游旅店与农家饭, 参与旅游经营的形式单一, 在我们调查的86户村民家庭中, 有22户没有参与到民俗接待经营中, 当被问起没有参与民俗接待的原因时, 有6户次选择了缺乏资金, 22户次选择了现在搞民俗旅游竞争激烈而且接待不好干, 有7户次选择了家中缺乏人手, 有16户次选择了不善于经营, 此外, 由于其他原因而没有参与旅游经营的有3户次。而当问这22户中今后是否想参与到旅游中来, 有18户想参与到旅游中来, 而且18户都希望今后从事旅游的主要形式是开农家乐。除搞农家乐形式外, 有8户选择了搞旅游出租车, 6户选择了卖各种土特产品, 4户选择当导游, 但没有人选择开KTV歌舞厅, 主要原因是游客来到村中主要是为了吃农家饭、住宿、体验农家风情, 很少有游客唱KTV或跳舞。

3.3 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过程中的民主监督被动且不透明

从石城村旅游发展过程我们发现, 村民参与旅游是被动参与其中的, 而表现之一就是村民只有被监督, 而没有监督村旅游产业的规划决策, 经营管理与收益分配的权利。石城镇政府为了规范村民民俗旅游接待业, 于2007 年成立的石城镇民俗旅游合作社, 并制定了民俗户经营管理制度。从经营原则、安全管理、接待规范、环境卫生、饮食注意事项、游客入住申报、文明用语、杜绝拉客、禁止燃放烟花等做了规定 (4) 。一方面规范了民俗旅游业的有序发展, 另一方面, 也将民俗户纳入了被监督的对象。但在发挥民俗户民主监督村干部这一方面, 却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度, 正是由于缺乏有效地民主机制, 在监督村中集体旅游资源中, 常见的一种监督缺位就是信息不透明, 普通村民压根就不知道村集体旅游资源经营与收益的情况, 因为这一方面村干部往往是“保密”的, 如问村民“你了解村景区的经营模式与利益分配方式吗?”村民回答“不了解, 他们 (村干部) 不告诉村民” (5) 当问及“您了解当地政府在乡村旅游的开发过程中的相关的制度、政策、条例和手续吗?”村民回答说“不了解, 不跟我们说, 跟当官的说。” (6)

3.4 社区居民在景区管理与利益分配过程中纠纷严重

石城村旅游产业之一就是桃源仙谷景区, 南石城村桃源仙谷景区采取的是村办股份制形式, 根据股份合作制的章程规定, 规定1000元为1股, 年终税后利润分红为自然股东占南石城村法人股东和自然人股东分红总额70%, 南石城村法人股东占30%。1997年6月份桃源仙谷旅游管理处正式成立, 村民投入股金12.6万元, 村西山林资源作价5.4万元, 景区注册资金18万元。2000年, 景区引进北京金凤凰公司投资入股资金30万元。根据景区发展情况, 经双方商定, 北京的入股资金按分红比例实行专项分红。从2003年开始股东分红以30%、60%、100%、110%、120%、130%的比例逐年递增 (7) 。随着逐年分红比例的提高, 利润的增大, 普通村民、村干部、景区企业三者之间的利益矛盾问题出现了 (8) 。在经营与管理景区的过程中, 村生产队干部往往兼任景区管理处的职务, 这种兼任导致了景区实际管理权仍然掌控在村生产队干部手中, 这也为村干部牟取私利提供了方便之门, 如私自入股, 领取双份工资等, 这也造成了后来堵路事件中普通村民对村干部行为的严重不满, 2009年五一之前, 南石城村部分未入股的村民集体堵路, 要求参与桃源仙谷景区的利益分配, 经桃源仙谷景区管理处与村民协商, 允许村民入股, 但每股为8000元, 村民觉得价格太高, 不能接受, 故此事作罢。2010年五一之前, 村民发现了该村生产队长等几名干部既拿生产队工资, 同时又拿景区工资, 且村干部不经过董事会同意私自入股等行为, 导致了收益分配在全村内部的不均衡, 引起了村民的强烈不满, 进而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村民集体性堵路事件, 在这次事件中, 村民的理由有三个:一是村内旅游企业入股时候没有严格遵守制定的规章制度, 导致村民入股机会不均等, 一些村干部竟然自己不遵守景区管理处制定的入股制度, 私自入股, 且领取景区与生产队双份工资, 在村民中造成很坏的影响。二是入股的比例的问题, 村民认为既然是村集体企业, 村集体就应该占多数股份, 而不应该仅仅为30%。三是收益分配阶段, 自然人股东按照税后70%领取红利, 而村集体只能税前领取30%的红利, 也就意味着实际上村集体的实际红利不到30%, 最让村民不满的是, 北京金凤凰公司和一些与村两委有关系的外地人后来也介入了进来, 并参与了税后分红, 这让开始没有入股的村民很是愤怒, 觉得本村人没有机会入股, 反而外来企业和人员有机会入股, 这是对本村人不公平。而且均分的税前30%的那部分红利, 多数村民都认为他们拿到的可能不是公司的30%股份, 也许连10%都得不到, 因为公司的财务多数村民谁也不清楚, 从来没有公开过, 到底是否分了30%股份谁也不清楚。上述几点原因导致了村民要求公开公司的账目, 要求重新核算入股比例, 村集体要占绝对股份, 村民有权利二次入股、撤销村生产队等村干部的双份工资等问题。在村民的强烈要求下, 2010年换届选举后的新一届村领导集体开始重视景区的收益分配问题, 对景区中存在管理与利益分配的问题进行纠正, 并承诺解决村民提出的合理要求。

4 制约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中的体制性因素

上面分析了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规划与决策、参与村资源旅游经营、参与旅游监督、参与旅游收益分配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 而这四个方面的问题产生的根源可能不在于村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和村民话语权与知情权的问题, 而在于忽视了社区参与的过程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政治过程, 普遍忽略了社区参与是村民在旅游发展过程中通过与外部力量的抗衡取得某种程度的控制权的过程。而村民参与旅游不足的成因根本问题就在于旅游资源控制权的缺失的问题。而旅游资源控制权的缺失主要是由体制性或制度性原因造成的, 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三个体制性影响因素:

4.1 委托—代理制度:村干部对村旅游资源占有成为可能

从委托—代理的角度看, 村干部实际上拥有双重代理角色:它既是国家权力在乡村社区的代理人, 又是乡村社区全体成员的代理人。村干部群体相对于村民而言是官方代言人, 相对于政府而言又是乡村社会自治性组织的领导集体。作为官方代言人他们的权力来自政府, 村民对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任免权, 进而丧失了有效监督权。作为自治性组织的领导群体, 政府只需其委托代理收取各种税费和安全管理, 其余权力则由其自己行使, 政府对此只保持一种形式上的监督。村干部群体因此而成为与政府、与村民都保持着一定利益距离的特殊中间层。由于有效监督的缺失, 为村干部群体利用其特殊地位谋利提供了机会, 为村干部事实上拥有旅游资产的控制权力和决定权力提供了可能。在南石城村, 村干部一方面利用村集体景区资源代理人的身份参与景区的经营管理与利益分配;另一方面, 利用国家授予的代理人身份并利用政策变通的方式获取民俗旅游补贴款, 说明了村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采取政策变通的方式扣留上级民俗旅游补贴款, 但上述的权力没有村民的有效监督, 而使村干部事实上拥有了旅游资产的控制权力和决定权力, 为谋取私人利益提供了可能。

4.2 村干部公共管理角色与经营角色的混合:

村干部旅游资源控制权运作的方式

在中国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 而村干部按照上述的委托—代理制度理所当然的承担着各种资源的公共管理工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村干部还发展出了一个新角色, 成为村中各种产业的经营者, 而这个经营者的职能就像企业家一样, 对该村的经济发展起推动作用。而村干部的这种公共管理角色与经营角色在南石城村往往是混合在一起的, 这可以从南石城村主要组织的人员构成看出来, 南石城村共建立了三套班子, 分别是石城村民俗旅游专业合作社 (主要在南石城村) 、南石城村生产队、桃源仙谷景区管理处。在这三套班子中, 干部兼职现象普遍存在, 石城村民俗旅游专业合作社的社长是村党支部书记, 桃源仙谷景区管理处的经理是南石城村生产队长, 而副经理也是该村的干部。这种双重角色的混合带来的结果就是村干部往往利用其经营管理者的身份实现自身的私利化运作, 如在上述的桃源仙谷景区入股事件中, 村干部利用其双重身份, 为牟取私利提供了方便之门, 如私自入股, 领取双份工资。村干部的这种行为导致了村民的强烈不满, 进而爆发了村中的堵路事件。

4.3 乡村干部的内部利益的庇护网:乡村干部旅游资源控制权延续的保障

乡村制度架构是由乡镇党委和乡镇政府分别对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实施控制。乡镇党委不仅通过对村党支部的领导关系以及村党支部对村委会的领导地位取得了对村委会的实际领导权, 也通过对乡镇政府的领导关系以及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指导关系实现了对村委会的实际管理。乡镇党委与村级党组织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乡镇党委在组织上的基本职责就是选拔、培养和任命村支委的主要成员, 村支书并不是依靠自己的权威、声望、名誉、地位而获得, 而是乡镇党委的“赐予”。乡镇干部是村干部在政治和利益上的靠山, 政治和利益上的依附是乡镇干部充当村干部保护者的重要资本。反过来, 当乡镇干部面临体制压力时, 需要村干部帮忙分担。乡镇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居于基础和末梢地位, 这决定了国家在农村的各项发展目标、计划和任务, 最终都要由乡镇政府加以贯彻、落实。这些指标、计划和任务是国家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由各级政府层层下达, 并逐级分解落实到人, 乡镇干部往往面临很大的压力, 并且难以通过正常手段向下转移压力, 压力下延必须靠村委会的行政化才能实现。这迫使乡镇干部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上级部署的各项任务指标, 特别是那些直接由村民负担的任务, 如垃圾分类、计划生育、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造、生态环保和治安等。乡镇干部普遍有任务在身, 他们要顺利完成任务就离不开村干部的支持, 一旦村干部不配合, 乡镇政府的工作就难以正常开展。而乡镇干部完不成任务则很有可能丢掉乌纱帽, 甚至下岗走人。尽管有规章制度对村干部完成任务作出了一些规定, 但由于村干部并不在体制之内, 即使完不成任务, 影响也不是很大, 顶多不做村干部。因而, 乡干部往往利用与村干部的“私人感情”来保证乡政府政策的贯彻与实施, 结果是乡干部与村干部之间的关系普遍发展成一种私人关系。一方面, “维持这样的私人关系就需要双方经常性地利用公共资源作利益交换, 最终结果是私人关系普遍演变为利益关系。这种互惠关系促进了保护主义政治的蔓延”。

5 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路径选择

上述分析了石城村村民参与旅游过程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要解决南石城村村民社区参与旅游程度不足的困局, 实际上就要解决景区资源控制权为少数人垄断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的制度根源就在于这种资源控制权的性质“实际属于一种地方权威性自治, 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村民代表自治” , 换句话说, 这种景区资源控制权的性质是属于少数人控制的资源, 而不是多数人控制的资源。要解决少数人控制资源这个问题, 就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增强村民的话语权与知情权的建设, 提高村民参与旅游能力。二是重视村民“公民权利”的构建, 在旅游社区参与过程中的公民权利方面, 西方旅游社区增权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该理论认为, 要通过“信息增权”和“教育增权”来实现社区居民的旅游增权, 然而, 正如左冰、保继刚所言, 上述两种权利仅仅是个体权利的一种, 还需要将居民个人权利扩展到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权利方面。然而, 上述南石城村村民还远远没有拥有经济、社会与政治方面的权利, 要赋予村民旅游决策的真正权利, 使他们成为旅游资源支配权的行使者, 使他们成为参与旅游的主体和监督旅游发展的主体。三是从国家层面推动的公共权力的重建, 村民权利的保障离不开国家的制度保障, 要从国家层面进行各级政权的重建, 通过推行新规则, 改变各级政权的治理规则, 使各级政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机构, 能够保护公民的权利, 只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将旅游资源经营与支配的事情交还给村民, 只有如此, 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我国社区主导型旅游村落的居民在参与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各种问题, 本研究通过以京郊一个自然村落为例, 针对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过程中旅游规划与决策、村资源旅游经营、旅游监督、旅游收益分配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问题背后的三个体制性影响因素, 即村干部委托代理制度、村干部公共管理角色与经营角色的混合制度以及乡村干部内部利益的庇护网, 并提出了村民参与旅游可选择的路径。

关键词：社区主导型,参与旅游发展,社区居民,体制性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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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荣敬本, 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旅游社区 篇8

在西方社会, “社区”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 其发生与发展由来已久, 但关注社区与旅游的关系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社区与旅游并不是简单的叠加关系, 二者应该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旅游社区的范围界定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 旅游社区可能指某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居住区及周边地区, 可能指某个文化共享圈, 也可能指某个地域范围。社会学对中国社区的界定倾向地域特征, 故笔者认为, 中国的旅游社区应该是某个地域范围之内的、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有组织的社会集体, 他们共享资源、共同生活、共建文化。具体来说, 旅游社区是以地域界限划分的城市、城镇、乡镇、乡村及其局部等。

从纵向比较来看, 社区旅游经历了从“产品”到“产业”、再到“理念”的转变, 经历了从关注“旅游者经历”到关注“社区居民经历”的转变, 这两个转变反映了社区旅游的发展趋势正朝着理性的、人文的方向迈进。从横向比较来看, 由于方法论和研究视角的差别, 研究者对社区旅游的概念存在不同的理解:社区发展论者积极倡导社区旅游的发展;社区影响论者则以一种谨慎的态度来衡量社区旅游的影响;社区旅游参与论者主张社区居民的公平参与和公平分配;社区资源保护论者则慎重对待旅游开发。笔者认为, 社区旅游应该始终以社区为出发点, 通过科学的、健康的旅游发展, 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这一过程中, 尊重社区居民的参与和经历, 降低旅游对社区的负面影响。

二、加拿大St Jacobs社区旅游现状

由于土地肥沃和河网密布, 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中南部的滑铁卢早在19世纪就成为欧洲移民落脚的首选之地, St Jacobs小镇就位于滑铁卢, 距离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75公里。St Jacobs小镇拥有怡人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光, 常住人口约1600人, 但每年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超过150万。

St Jacobs是一个以传统农业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小乡镇, “传统农业经济”成就了St Jacobs“乡村田园”的社区旅游形象。此外, St Jacobs的门诺派宗教信徒的宗教教义和朴素生活给“乡村田园”涂上了浓厚的文化色彩。旅游者对St Jacobs的浓厚兴趣缘于“乡村田园式的返璞归真”与都市生活的纷繁形成了强烈对比, 人们被带回了过去的、简单的生活场景中去。

St Jacobs旅游业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早期, 门诺派教徒的生活方式对旅游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门诺派是新教的派别之一, 信奉16世纪荷兰宗教改革家门诺·西蒙斯的教义。门诺派教徒穿戴朴素, 生活方式简朴而传统, 拒绝现代化的工具, 如汽车、电话等, 他们长期居住农村, 从事传统农业。St Jacobs的门诺派教徒依然保持着19世纪的生活方式, 他们身着黑色衣服, 戴黑色宽边礼帽, 乘坐双轮单座马车, 这样的景象一直保持至今。上世纪70年代晚期, Snider面粉加工厂被翻修了一番, 向游客展示面粉加工的工艺过程, 以及面粉加工、贮存、运输等工具。在此后的30年中, St Jacobs不断开发旅游资源和旅游服务项目, 促进旅游业的持续发展。今天, St Jacobs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餐馆、剧院、精品店、礼品店、手工艺作坊、葡萄酒厂、文化旅游景点等已达到100多处。还有多轮单座马车、上世纪50年代的蒸汽机车、农贸市场、600多商贩摊位、Outlet购物中心、剧院, 以及各种文化活动。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St Jacobs更加重视区的整体形象, 社区的维护、修缮、垃圾处理和回收都统一安排, 这使整个社区更加干净、整齐、统一。社区内的标志牌、路标等都是精心设计的, 与社区的主题保持高度的统一性。

三、加拿大St Jacobs社区旅游的启示

1. St Jacobs社区旅游以社区发展为目的, 以旅游发展为手段

上世纪7 0年代早期, 滑铁卢扩建征用了大片土地, S t Jacobs社区居民开始到滑铁卢做生意, 社区商店停业, 社区经济走向衰败。St Jacobs急需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维持社区的繁荣。旅游者的好奇和游客人数的增加, 让社区找到了经济复兴的突破点——社区旅游。但St Jacobs社区居民意识到放任自流的旅游发展对宗教将会产生负面影响, 他们提出要对旅游业进行“鼓励”、“规划”和“引导”, 并具有前瞻性的提出要让门诺派基督教徒和本社区的其他居民成为旅游发展的直接受益人, 强调旅游发展的经济效益建立在对门诺派教徒的生活传统和价值保护的基础之上。他们认识到社区生活、宗教、文化是社区旅游发展的基础, 必须对旅游发展加以引导, 让它更好的服务社区建设和发展。

在St Jacobs, 旅游不是社区发展的惟一选择和出路, 居民还有自己的农场耕地, 他们的农产品不仅满足本社区居民需要, 部分销往滑铁卢, 部分留做旅游商品。此外, 部分居民在政府部门工作, 或从事其他工作。因此St Jacobs社区有名的农贸市场就不能每天开放, 否则会占用居民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事实上, 农贸市场每星期只开放两次, 这样的安排给这些商贩充足的时间做自己的工作。由此可见, 社区居民的收入来源是多元化的。多元经济结构使St Jacobs社区呈现出繁荣景象, 保持了社区乡村田园的景象, 更重要的是它让居民意识到改善生活的途径很多, 旅游发展只不过是促进社区发展的一个手段, 应该理性的对待。

相比较而言, 在中国, 旅游发展常是当地社区 (尤其是西部社区) 发展的主导力量, 有时甚至是惟一有效的选择。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 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就显得模糊, 甚至本末倒置。按照“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观念, 社区在发展旅游的同时, 应该发展其他可能的产业, 以分散风险, 毕竟, 旅游的季节性、脆弱性等特征可能会给社区的发展带来预想不到的灾难。当我们摆正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时, 相信旅游发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就不会总是围着市场的指挥棒转, 而是会朝向理性的选择。

2. 社区参与是St Jacobs社区旅游的显著特征

社区参与是St Jacobs社区旅游的显著特征, 并且体现出了一定的有效性。社区内多数居民都参与到了社区旅游发展中, 他们从事旅游商品零售、餐馆、家庭旅馆、旅游工艺品经营、旅游企业工作、社区志愿活动等。其中门诺派教徒、女人、年轻人是St Jacobs社区旅游的直接参与者和受益者。他们从起步时的“受雇者”逐渐成长为“自雇者”, 有的则壮大为“企业主”。社区的餐馆、家庭旅馆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了平台。餐饮销售和服务领域以利润分红和股份制为主要特征, 为了留住优秀的雇员, 保持餐饮经营的相对稳定性, 餐饮企业主往往让雇员持有一定的股份, 使雇员以股东的身份直接参与到餐馆的经营和服务中。该社区的零售业比较发达, 原因是商铺摊位所有者与经营者共同合作。所有者为小商品经营者提供贷款, 使实力不强的租赁者有能力租用商铺或摊位拓展自己的小生意;经营者和所有者也会约定销售利润的某个百分比作为房租, 这使双方利益向度保持一致, 促进和谐相处, 共同营销。

St Jacobs社区参与不仅表现在就业、收入方面, 还表现在社区的福利上。社区旅游商品展销会、旅游节庆活动等筹集到的资金被用于社区的建设和居民的福利上。例如:在被子节上拍卖得到的收入全部投入门诺派中心委员会作为公共基金, 用于社区慈善事业和社区修缮。旅游的部分收入也被用于建设社区医疗中心, 主要受益人是门诺派教徒, 与此同时, 还有像助产计划等也在进行中, 以降低婴儿的出生死亡率。

社区参与是社区旅游的一个重要特征, 社区旅游的概念反复强调社区的公平参与和公平分配, 社区参与体现了以社区为主导的旅游发展模式。没有社区参与的旅游只能是地理意义上旅游目的地活动, 而不是社区旅游。

3. St Jacobs社区旅游强调对社区文化的保护

St Jacobs社区旅游发展初始, 社区居民就非常注重对自己社区文化的保护。St Jacobs社区门诺派宗教文化解说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解说中心不仅为来访的游客提供相关的信息, 并通过实物、照片、工艺品展现了门诺派教徒从欧洲、俄罗斯等地移民到加拿大的历史过程。该解说中心不收取门票, 但接受捐助。来访游客对门诺派宗教教义以及教徒的生活方式非常感兴趣, 他们可以到解说中心来了解情况, 中心工作人员会尽量回答游客的问题, 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游客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干扰。与此同时, 教堂也承担着保护和传承门诺派宗教文化的责任, 门诺派教堂的事工所做的工作是不可低估的。

志愿者是St Jacobs社区文化的核心部分。St Jacobs的10个社区每年举办45个节庆活动, 200名志愿者参与到各种节庆活动的筹备和组织中。有时装节, 午餐节, 拍卖日, 其中每年一度的被子节最有特色, St Jacobs被子节展现和传播门诺派女教徒的被子文化和制被工艺。St Jacobs社区也组织每年一度的枫糖节, 向游客展示枫糖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工艺。S t Jacobs社区志愿者的参与让社区的节庆活动充满了活力, 节庆活动不仅是旅游活动, 也是社区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Murphy P.E..Tourism:A Community Approach[M].New York and London:Methuen, 1985

[2]http://www.community-tourism.org/

[3]http://www.ruanyifeng.com/blog/2006/09/notes_on_christianity_part_v.html

[4]保继刚孙九霞: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中西差异[J]地理学报2006 (4) :401-413

[5]http://www.stjacobs.com/html/history.html

[6]张骁鸣:西方社区旅游误读与反思[J]旅游科学2007 (1) :

基于社区参与的旅游景区管理 篇9

一、引言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增长,旅游也随着经济的增长快速发展。如何通过有效的景区管理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是景区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关于旅游景区管理的概念,有学者指出是景区的管理者通过合理的组织人力、物力、财力,高效率的实现预定管理目标的过程1。许娟、王芳认为景区管理传统上以政府事业单位管理为主,但旅游资源的多样性、特色性、差异性等特点决定了景区管理往往涉及林业、水利、宗教、文物、园林等多个部门。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社区参与在旅游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二、社区参与旅游景区管理的重要意义

当地居民作为旅游景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景区的发展极为重要。旅游景区的长远发展应该从社区的角度出发,在促进当地居民经济条件、就业条件等发展的同时,也达到促进旅游景区可持续长远发展的目的,使当地社区居民和旅游景区和谐发展,并在经济利益等方面达到双赢。其重要意义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一)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成为二十一世纪重要理论之一,其核心思想是,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给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旅游发展过程中面临着短期内追求利益最大化,造成居民不满、环境破坏等社会环境问题,而社区参与到旅游景区的管理之中,可以增加社区居民的收入、增强其主人翁意识,这样让社区居民更加认可和配合旅游景区的开发和管理,从而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维护社区居民的合法利益

旅游开发的初级阶段,都注重于旅游投资商和政府的利益,而很少考虑到当地社区居民合法利益。当地社区居民作为景区开发中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其合法利益不容忽视,但旅游发展带来的经济收入和就业增加的积极意义没有给社区居民分一杯羹,反而他们承受着旅游发展带来的物价飞涨、交通阻塞等不利影响。

(三)丰富景区的旅游资源

民俗文化是旅游目的地重要的旅游吸引物之一,而当地社区居民是民俗文化的主体,让社区居民参与到旅游景区的管理当中能丰富景区的旅游资源,在保护传承旅游目的地独特的民俗文化的同时,让旅游者享受更多的原生态的旅游资源。

三、当前我国社区参与旅游景区管理存在的问题

社区参与在我国的发展还不成熟,所以当前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主要有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两种模式。直接参与一般指在直接参与到景区的经营中,例如景区导游、区间车司机、景区环保人员等。间接参与是社区居民依然会从事当地传统的活动,可以保证原有社区传统的田园风光、民俗风情、生活生产场景持续存在,这一部分居民是在间接参与之中。

在这两种模式中,社区参与由于发展程度低,所以存在一些问题。

(一)参与人数少、范围窄

在景区经营中,只有少数居民能从旅游开发中获利,大部分居民感受到的是社会成本的上升。大部分景区给予社区居民的参与范围也非常有限,只停留在服务人员的范围之内,这种人数少、范围窄的社区参与降低了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不利于旅游的发展。

(二)参与意识缺、层次低

旅游开发的初期,社区居民关于参与景区管理的意识欠缺,且缺乏一些旅游的专业知识,这就导致在社区参与过程中以层次较低的经济参与为主,而在重大事项上,当地社区居民在高层次的决策层影响力有限,

四、社区参与的激励和保障机制

(一)提供教育和培训机会,提高服务意识和技能

当地社区居民不仅在文化素质上普遍偏低,而且在专业知识上缺乏指导,这直接影响社区居民参与的范围和层次,旅游景区应该给社区居民提供培训教育的机会,在文化水平、专业技能,行为规范等方面进行专业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服务意识,增加他们的服务技能,使社区居民有主人翁意识以及认可自我价值,才能更好的为景区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提供资金支持,促进居民自主参与

大量的资金投入也是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经营所面临的困难之一。社区居民的收入有限,不足以支撑经营项目的展开。因此,对社区给予财力与物力的支持,政府可协调金融机构提供低息贷款或小额贷款,尽力鼓励和扶持他们参与到景区经营中来。

(三)提供工作机会,建立法律保障机制

社区居民处于弱势地位,工作机会和条件无法自主获取,自身利益也面临侵害。因此,必须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其合法权益,给社区居民提供优先就业权和经营权,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立下来,让社区居民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使社区参与合法化、制度化。

五、结语

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管理研究 篇10

目前,国内外对生态旅游管理的研究比较匮乏,对生态旅游到底能够给社区带来什么利益、怎样才能实现理想的生态旅游发展、社区生态旅游的管理内容究竟是什么、社区生态旅游的有效管理措施有哪些、社区生态旅游的管理规范怎样制定等等问题的处理一直都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希望本文对生态管理的论述能为社区生态旅游的管理起到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

一.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管理影响因素

(一)社区生态旅游管理的内部影响因素

由于旅游业影响范围比较大,因此对旅游实施管理会受到很多方面的共同作用。从总体上看,这些影响因素分为外因和内因。内因主要是指开展社区生态旅游活动的当地相关获益人,这些获利群体的积极参与能够最大限度的对社区生态旅游的进行和发展发挥巨大效用。因此,在对社区生态旅游进行管理是要将这些内部因素全部作为主要的调控对象。可以将内因具体分为三个主要组成成分,分别是旅游公司、政府单位以及当地群众,这三个组成成分之间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在相同领域内互相合作又互相制约,它们共同作用、共同促进社区生态旅游的发展。

(二)社区生态旅游的外部影响因素

社区生态旅游管理的外因主要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旅行者、外在环境积极非政府组织。尽管社区生态旅游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提高了社区居民收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实施管理规范时就可以忽略掉旅游者的需要,相反的,在所有旅游活动中,旅游者作为主体对象,他们的需求都对旅游业的发展壮大产生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近几年,非政府组织在社区活动中馋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它的社会地位正在稳步的提升过程中,并且在群众和政府之间建立起了一架互通有无的交流桥梁。在社区生态旅游的扩展中,非政府组织能够充分发挥调节、交流、咨询等作用,非政府组织通过使用合适的方法,再结合自身影响力,对社区旅游活动进行一定的干预,达到维护当地群众利益和保持当地文化特色的目的。而外部环境则可以确保社区生态旅游能够顺利的进行,在规范、经济、措施、安全等方面对社区生态旅游的管理起到全面的支撑作用。

二、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管理出现的问题

(一)社区居民的主体性难以充分发挥

社区旅游模式与传统旅游模式的区别就在于它将当地居民在旅游中的地位重新进行设定,并以社区的形式对旅游活动进行了合理的定位,使当地居民的主体地位在社区生态旅游的发展和推进过程中得到了完美呈现。但是我国目前生态旅游的最根本问题是旅游的发展观念并没有完全转变,传统的旅游管理模式仍然在被运用,没有确立居民的主体地位。这种主体认识的缺乏主要体现在居民进行旅游活动时具有单调性和被动性,同时居民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参与意识不强,决策权力不足。因此,在强化社区旅游管理时,应该有效指导,从精神方面、规范方面和行为方面对社区居民进行指导和教育,不断加强他们的主体意识。

(二)旅游企业的管理水平低下

旅游企业管理水平低下一直是阻碍我国旅游行业发展的首要待解决问题。这种管理水平低下包含很多因素,对妨碍我国旅游事业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以下两点:第一,以降低价格作为竞争手段促使服务质量急速下降,这一点也是国内旅游企业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受到群众消费观念以及市场激烈竞争的影响,我国绝大多数旅游企业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恶性竞争情况,不但导致难以确保旅游企业获利,而且导游的服务质量和客户需求也都难以保证,这种现象也同样出现在社区生态旅运营过程中,是这种现代型旅游管理模式陷入极大的困境中来,第二,旅游其一二产品创新能力弱。在社区生态旅游管理过程中,具体表现为旅游项目内容过于单调。社区生态旅游最吸人眼球的地方就是游客和当地居民的参与性强,但是受到旅游企业制定的行程表的影响,新型的社区生态旅游有变回到传统的观光旅游,原本的价值意义得不到体现,严重阻碍了社区生态旅游的长期发展。

三、加强社区生态旅游管理的改进措施

(一)完善制度建设,建立起科学有效利益分配机制

能否科学合理地进行利益分配直接关系到利益获得者的创造能力和主管积极性,进而影响到社区生态旅游的今后发展。在完善和和改进利益分配机制时,要特别强调现代化的手段和理念,使利益分配机制能够达到大部分人的需求目标,同时,要具有生态补偿作用,具体实施过程中主要注意以下几点要素:第一,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的社区生态管理模式,将通过旅游获取的利润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给当地居民。第二,要充分发挥政府的指导作用,运用有效的法律手段维护公民的利益,引导居民自主开发旅游项目,并为当地居民提供资金上和技术上的支持。第三,在旅游业的纪念产品中要突显地方文化特色,例如,在纪念品的生产过程中主要以当地特色材料为主进行加工,在饮食,住宿等方面加强地方特色建设。

(二)强化居民教育,提高旅游参与度和管理意识

居民作为社区生态旅游的核心内容,居民的参与情况直接关系到社区生态旅游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提高当地居民参与度上可以采取下面几种办法:首先建立居民参与旅游活动的保障机制,使居民对旅游的发展和定位有表决权和知情权。其次,建立方便快捷的沟通机制,是居民和游客之间可以实现互通有无。最后要建立完备的旅游问题处理机制,使居民能够从客观角度提出与旅游发展中的问题相关的处理办法和解决方案,并把这些想法和方案反馈到相关部门。

(三)净化旅游市场,为社区生态旅游提供有利的发展环境

旅游社区 篇11

关键词：社区参与；国内研究；回顾；总结；展望

一、社区参与旅游定义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在旅游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等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社区的意见和需要，将其作为主要的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以便在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实现社区的全面发展（孙九霞，保继刚，2006）。社区居民作为社区参与的主体，其参与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是推动社区旅游发展的内在动力，而社区参与旅游的发展也为社区价值结构的调整和转变提供新的契机。

二、国内社区参与旅游研究回顾

（一）旅游扶贫与社区参与

20世纪90年代后期是我国学者对社区参与旅游的研究的起点，但早在80年代我国扶贫策略从输血式的救济型向造血式的开发型转变的背景下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实践就展开了。至90年代中后期，我国社区参与旅游的实践在本质上多为低层次的、被动的参与，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社区参与旅游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国内社区参与旅游的理论研究进展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旅游学界唐顺铁首次引入“社区参与”概念，并探讨了我国旅游目的地的社区化及其发展问题。自此国内学者开始在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和联系我国发展实际的基础上，对我国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参与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在理论分析方面，刘纬华对社区参与的参与机制、公平分配和动力问题进行了多学科与多理论的探索性研究，并提出了尝试性的解决方案。左冰通过对社区参与的理论基础、内涵与实质的探讨，指出有效的社区参与离不开对公民的政治增权与有关基础性、程序性和支持性制度的建设与实施。

研究者主要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方面对社区参与重要性进行了分析。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发展对景区环境保护是把双刃剑，故要拓展多渠道社区居民参与。万绪才等参照国外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开发案例，提出社区居民的全方位参与是其能真正分享旅游开发带来的各种利益的关键因素。大多数研究对社区的重视是出于对旅游业的关注，但也有学者从社区发展的角度，并结合实际案例深入阐述了培育社区力量的重要性。

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冲突和利益分配不公成为阻碍社区参与旅游的重要因素，因此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成为社区参与旅游研究的热点。《桂林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1-2020）首次运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确定了桂林旅游发展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商业部门、当地的居民、政府管理部门、游客、外地旅行社。吴必虎等人在乐山旅游发展战略规划中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了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区域旅游发展规划的应用途径。左冰将影响旅游收益分配的政治过程内生化、模型化，展现了在农村旅游发展中各利益主体在制度激励和约束下就利益的分配进行重复博弈的动态过程。

社区在参与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如何保障社区能够真正益并激发参与积极性成为重要议题。罗永常以民族村寨旅游为切入点，提出决定社区能否有效参与的因素是保障社区的旅游利益获取，并制定了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的利益保障机制：转变观念；建立有效的法律保障机制；明晰旅游资源产权；完善征地、拆迁补偿制度；建立以股份制为基础的收益分配机制；扩大参与面，拓展参与途径，提高参与层次。

（三）国内社区参与旅游的实践研究进展

在我国旅游开发的实践过程中，社区参与的主体性和积极性均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迫切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激励和引导机制。张波通过对3个典型案例的社区参与模式进行比较分析，试图从实证的角度更深入地探索和解析旅游目的地“社区参与”的内在本质、特点、内容或方式。刘旺等人以丹巴县甲居藏寨社区旅游的开发为例，分析目前少数民族社区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从利益分配、教育引导、保障、补偿、民主决策和约束六个方面对少数民族社区参与的微观机制提出对策建议。曹兴平将文化绘图应用于文化乡村旅游产品规划和管理及社区文化资源管理，从而解决社区参与中社区本位的缺失问题，并激发旅游业发展的社区内动力。

部分学者着重分析了社区参与旅游的困境与对策。刘宏芳等人讨论了目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面临的困境，提出加强社区居民参与能力建设，搭建共同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平台、传统与现代化兼容并蓄等解决措施。左冰，保继刚认为旅游增权必将对未来发展中国家的旅游实践产生深刻的影响，提出个人增权先于社区增权的观点，并指出通过国家政治制度建设赋予个人权利和社区增权合法性。王亚娟划分了4种制度性增权类型：正式制度的直接增权，正式制度的间接增权，非正式制度的直接增权和非正式制度的间接增权，探索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现实下可行的制度性增权途径。王纯阳等人以开平碉楼与村落为例，对村落遗产地旅游开发中的社区参与现状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提出通过从经济、心理、社会和政治等四个不同层面实现增权。

三、国内社区参与旅游研究的总结与展望

目前国内有关社区参与旅游的研究主要还是沿袭了西方学者的思路，局限于西方理论的分析框架，而真正能够基于国内现状的理论探讨十分欠缺。同时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多偏向于理论和宏观方面的研究，对实际案例的深入挖掘与探讨类研究成果较少。而我国在现实旅游规划过程中体现社区参与的规划案例少之又少，因此迫切需要更加深刻、并且更加能够与实际贴合的旅游社区参与研究。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对社区与旅游的关系仍停留在过去西方认为的社区从属于、服务于旅游的认识阶段，而并没有与时俱进，对社区发展本身的关注度还不够，这都不利于对社区参与旅游的更深层次的探索研究。

笔者认为，未来国内对社区参与旅游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拓展研究领域，加大对城市社区的研究。增加实证研究内容。进行全景式的、追踪式的动态研究。加强对个人激励、个人偏好的显示、收入公平分配的途径等经济问题的研究。加深对社区参与旅游中的政治与权力关系的研究。（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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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亚娟.社区参与旅游的制度性增权研究[J].旅游科学，2012（3）.

浅析社区生态旅游管理模式 篇12

社区生态旅游是生态旅游的一种高级形式和更人文化的生态旅游, 以充分展示当地的自然、人文特色为目的, 重视对自然环境和当地的民风民俗、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开发, 并且兼顾当地居民的参与和对其利益保障, 强调当地社区在生态旅游开发中占据主导。社区生态旅游特点是将社区概念加入到生态旅游的发展中, 以社区为中心形成生态旅游发展的新途径。在这样的生态旅游活动中, 社区及其居民是旅游业发展的主体, 社区居民的利益被放到较高的位置上, 强调大部分的利益保留在社区内部, 社区居民不再仅仅是旅游发展的相关者, 更是旅游发展的主要收益者。

2 影响社区生态旅游管理的因素分析

2.1 内部影响因素

影响社区生态旅游的发展的内部因素主要包括当地社区各利益主体的支持和参与, 生态旅游社区内部利益者主要由当地政府、旅游企业、当地社团、社区居民构成, 四者相互影响、互为作用, 他们互动关系的角色和作用对社区生态旅游管理模式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这些主体因彼此之间存在利益关系, 他们参与社区生态旅游活动并扮演各自独立的角色, 从而构成了社区生态旅游发展的利益群体。

当地政府:政府对社区生态旅游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颁布各种政策等形式对社区生态旅游的开发、经营和管理行为进行引导、规范。当地政府的行政部门所制定的法律规范, 建立的管理体制等诸多因素都对社区生态旅游管理模式具有极大的影响。

2.2 旅游企业

旅游企业作为市场运作的主体, 是社区生态旅游管理模式的直接执行者, 具有十分充足的资金和丰富的旅游管理经验, 与社区生态旅游发展和管理关系极为紧密, 在社区生态旅游发展中往往处于较强的主导地位。从需要建立保护当地自然人文资源、提高当地经济水平的社区生态旅游管理模式这一角度出发, 要求生态旅游企业在旅游经营中需要有环境保护意识和专业技能的素质, 既是社区居民的雇用者, 更是其合作者。由此可见, 旅游企业素质对社区生态旅游管理模式产生执行影响。

2.3 社区居民

社区居民是社区生态旅游受影响最大的利益相关者, 同时也是旅游管理模式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 因此, 社区生态旅游发展不能脱离当地社区居民的参与。不仅社区居民的生活、工作即是社区生态旅游的主要旅游标识物又是社区生态旅游服务提供方式。社区居民的角色和作用在社区生态旅游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2.4 当地社团

当地社团作为各利益相关者联合组织, 在参与社区旅游活动中集中反映了社团的整体利益, 能相对公平反映社区生态旅游发展中各主体的利益。当地社团要在社区生态旅游管理模式构建中的职能主要是对社区生态旅游发展的各种活动实施整体协调、监控、生态环境保护、平衡各方利益方面的指导, 通过这些手段来规范社区生态旅游的经营、管理、服务行为, 而不是自身直接参与经营管理。

在以上社区生态旅游参与主体间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在当地政府与旅游企业之间, 政府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发展旅游事业与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协调, 而旅游企业则是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的。旅游企业与社区居民之间的问题则表现在旅游企业和生态旅游者进入之后, 经营者成为社区旅游的最大受益者, 而社区居民却往往成为负面影响的承受者。旅游企业与生态旅游者之间的问题表现为旅游产品供给的变形;另外, 生态旅游者与社区居民之间的问题表现为在社区生态旅游中, 旅游者希望更多地接触当地社区居民, 但是为满足外来旅游者的需求, 旅游企业会对社区进行过度的商业化包装, 使社区失去了原有的特点。另外, 在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管理过程中, 由于参与程度不同, 因此获得的利益会出现较大差异, 由于获得的不平衡而容易在社区居民之间产生不满情绪。

2.5 外部影响因素

影响社区生态旅游管理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社区外部利益者和外部环境构成, 其中社区外部相关利益者主要包括生态旅游者、非政府组织等。生态旅游者是社区生态旅游管理结果的需求者和吸引对象, 决定着社区生态旅游的发展方向;非政府组织在构建社区生态旅游管理模式中, 发挥沟通、咨询等职能, 其职能主要是保障社区居民的利益、保护生态多样性。

外部环境主要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社区生态旅游管理模式必须符合当地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 在管理实施中要符合生态保护的相关法律政策等。社区生态旅游发展要受到当地社区济发展状况的影响, 当地社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 直接影响社区生态旅游管理活动, 社会和当地社区的经济发展条件, 影响社区生态旅游参与主体在社区生态旅游发展和管理模式的作用和角色。

3 构建社区生态旅游管理模式

3.1 建立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决策机制

当地居民应当参与到旅游规划和实施旅游发展的决策过程中, 通过旅游开发管理部门授权居民相应的决策参与权力, 使当地居民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旅游管理中。首先应创造保障居民参与的决策机制, 保障机制主要包括在旅游发展的方向、目标等决策过程中充分注重居民的意见。另外, 需要在社区与旅游经营单位之间建立良好的交流平台, 成立当地各阶层参加的旅游区行业组织, 形成旅游发展与规划重大事宜的通报制度、协商制度, 做到任何旅游决策性方案都要经各方论证、研究, 并对一些旅游区重大决策实行否决制度。其次, 建立旅游发展具体方式的合作机制, 合作机制包括旅游业中具体的食、住、行等之间的比例及各自内部之间的相互配合和协调, 合理确定国有、集体与私营的比例关系。再次, 建立对旅游引发问题的协调机制, 当地政府应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 通过定期与居民进行沟通, 积极采纳当地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正确建议, 并及时反馈给保护区管理部门, 并根据这些意见或建议及时调整生态旅游中的某些措施或做法, 让生态旅游的各方主体都能满意。

3.2 建立规范的利益分配机制

在生态旅游活动中, 利益的分配是其中重要的内容, 作为社区旅游而言, 要形成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的受益者主要是当地居民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事业部门, 补偿的方式可多样化, 旅游的开发者、经营者、当地政府应该对此给予一定的补偿。在开展生态旅游的过程中, 可以参照国外的做法, 可将门票收入、经营收入的一定比例反馈给当地的社区居民。。要积极鼓励引导社区居民直接从事生产经营, 通过自己的经济行为直接获益。当地政府也可以与金融企业联手, 积极支持当地各种主体开发旅游服务项目, 通过为开办旅游服务项目的居民提供一定数额的贷款和担保, 使居民能够获得更多的开办旅游服务设施和环保设施的机会, 旅游商品尽可能采用本地的原料, 在本地加工保证本地居民优先被雇佣的权利等等, 通过经济上的积极参与带动他们在其他方面对旅游的参与。另外, 要形成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

3.3 形成有效的旅游技能培训和环境知识培训机制

社区居民对于有关旅游的管理知识比较匮乏, 这就需要当地政府对参与旅游的各主体进行环境保护宣传与教育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居民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认识, 并对社区居民进行相应的技能培训, 包括环保知识、旅馆服务、导游、旅游市场开拓等, 以达到使社区居民能够更加合理科学的参与到社区旅游市场的开发, 从而能在参与旅游过程中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可以通过定期的广播电视节目, 解释现有的旅游活动和一些基本概念, 突出旅游中的环保意识。积极通过各种形式加大对居民的环保意识的培养, 从而使能够居民主动的、自觉的形成保护环境的观念。另外, 需要定期对旅游管理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 提高他们对社区参与的认识和与此相适应的管理能力。

摘要：近年来, 我国社区生态旅游正从萌芽状态步入发展期, 社区生态旅游市场规模逐步扩大, 社区生态旅游的经济价值不断增长。本文分析了影响社区生态旅游管理的因素, 并提出了如何构建科学的社区生态旅游管理模式。

关键词：社区,生态旅游,模式

参考文献

[1]刘纬华.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若干理论思考[J].旅游学刊, 2000, 1.

[2]黎洁, 赵西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理论的若干经济学质疑[J].旅游学刊, 2001,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