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

全球化时代（精选12篇）

全球化时代 篇1

1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及存在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表现为贸易与市场的全球化。贸易的全球化首先是货物贸易的全球化, 然后才是服务贸易的全球化。在全球化过程中, 服务贸易的发展有其不同于货物贸易的独特趋势。

1.1服务贸易发展的高科技化趋势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不断推进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国际服务贸易也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呈现出知识化和高科技化特征。世界服务贸易以高新技术为载体, 使得服务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过去十年中, 许多新兴服务行业从制造业分离出来, 形成独立的服务经营行业, 其中技术、信息、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发展最快。高新科技的发展, 不仅使得世界服务业的发展不断地高科技化, 而且也使很多传统的产业和传统的服务都被高科技手段所武装, 金融的电子化、商务活动的电子化、电信业务的数字化都体现了世界服务贸易的高科技化趋势。

1.2服务贸易发展的非平衡化趋势

世界服务贸易在迅速发展的同时, 其不平衡性也不断加强,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区间的非平衡性发展。服务贸易的发展是和经济发展的水平紧密联系的,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世界服务贸易的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区性不平衡。这种不平衡, 不仅体现在世界市场的份额上, 还体现在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存在大量逆差, 而发达国家则有大量的顺差上。二是部门间的非平衡性发展。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平衡性, 不仅体现在总量方面, 而且体现在结构方面。从世界服务贸易的结构比例来看, 世界服务贸易的进出口额中, 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所占的比重一直在60%左右, 而电讯、建筑、保险、金融等其他服务所占的比重一般都低于10% (除了其他商业服务之外) 。

1.3服务贸易壁垒的隐蔽化趋势

由于服务贸易的特殊性, 关税保护方式并不适用于对服务贸易的保护。但是, 由于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 》的要求, 各成员国必须加快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于是, 为了保护本国的服务业, 各国纷纷采取非关税壁垒措施。M.J.Trebilcock和R.Howse (2005) 把各国所采用的服务贸易壁垒分为四类:直接明显的歧视性壁垒、间接但明显的歧视性壁垒、直接但明显中性的贸易壁垒、间接但明显中性的壁垒。在《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 》签署之后, 上述第一种与第二种壁垒由于其明显的歧视性, 其作用也受到限制。因此, 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主要在第三、第四种不太明显的方式上下功夫, 比如制定一些不利于外国竞争者的行业标准;政府在安排服务支出的时候, 优先考虑本国企业;对本国服务出口实行隐蔽性补贴、减免税等, 这些做法都使服务贸易的壁垒隐蔽化。

2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问题

2.1服务业出口与我国的经济及贸易地位不相符

衡量一个国家服务贸易的国际地位有两个指标:一是各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的世界排序;二是一国服务贸易出口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份额。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数据, 1995年服务出口额居世界前一位的是美国, 出口额为1895亿美元, 中国居第16位, 出口额仅为184亿美元, 不及美国的1/10。2004年, 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额排名从1995年的第16位上升到第9位, 但与主要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相比, 仍有很大差距。

从各国服务贸易额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比例来看, 我国作为世界贸易的大国, 进出口总额在世界排名第3位, 但服务贸易出口额却仅排在第11位。2000年, 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额为266亿美元, 仅占世界服务贸易总出口额的2%, 这与我国的贸易大国地位不相符合。

另外, 从各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占本国总出口额的比重来看, 大部分发达国家均在20%以上, 我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额仅占出口总额的15%, 可见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滞后于一般商品贸易。

2.2服务业结构不合理

我国服务贸易不仅发展相对滞后, 而且结构也欠合理。在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行业结构中, 所占份额最大的前三项依次是旅游、其他商业服务和运输。这样的结构, 表面上与国际服务贸易的出口结构是一致的, 但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中旅游所占的比例过大, 2003年、2004年分别占到49.12%和52.38%。由于我国旅游及运输业之和已经占服务贸易总出口的60%以上, 其他服务贸易出口所占的比例相对比较低, 如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专利服务等的出口比重与世界相比明显偏低。从进出口总体行业结构中可以看出, 我国出口依然以劳动密集型出口为主, 进口以知识、技术、资本密集型为主。在出口方面, 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发展较快, 在出口份额中的地位有所上升, 但与其在进口份额中所占比例相比, 仍然偏低, 处于比较劣势状态。

2.3服务业缺乏比较优势, 竞争力不强

康承东根据比较优势指数计算公式计算了我国2000年和2001年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指数。从比较优势指数分析来看, 2000年和2001年我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指数分别为-0.1043和-0.0928, 均呈现出负数状态, 表明这两年中, 我国对外服务贸易在整体上处于比较劣势, 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较弱。从行业上看, 两年中比较优势指数均大于零的只有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 而一向被认为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运输和建筑服务的比较优势指数也呈负数状态。

3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探讨

3.1加快服务业对内开放的步伐

加快服务业的对内开放, 意味着打破原有的封闭状况, 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进入和退出。长期以来, 我国服务业部门如电信、银行、保险等, 具有很强的垄断性, 这不仅破坏了正常的公平竞争秩序, 而且导致服务业创新不足、效率低下和竞争力缺乏。这些行业也是我国加入WTO谈判中, 主要缔约方要求我国开放呼声最高的部门。在这种条件下, 服务业的大幅度开放和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势必对国内服务业造成严重冲击。因此, 在服务业全面对外开放的同时, 必须实行对内开放, 降低国内市场的垄断程度, 适当放宽对内资企业的审批标准, 允许国内有条件企业投资这些行业, 通过充分的国内竞争来鼓励创新, 提高国内企业的效率和国际竞争力, 为我国服务业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创造条件。

3.2加强服务贸易立法, 建立系统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

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在发展服务贸易和开放服务市场方面都有一套严格的法律规定。因此, 我国应加强有关服务业的立法工作, 按照GATS的有关规定, 制定统一的《服务业外商投资法》。当外资服务业对国内服务业造成重大损害或有损害威胁时, 能按照法规及时采取相关的保护手段, 如服务进口保障、国际收支平衡的例外等。另外, 对于我们已经承诺开放的服务领域的现行立法, 应该按照GATS的规定进行全面的审核和修改。对那些已经承诺开放但尚未立法的服务领域, 应按开放的程度、开放的时间进程等做出统筹安排, 避免出现立法上的无序现象。

3.3健全服务贸易管理体制, 加强国家对服务贸易的宏观管理

由于服务贸易涉及的行业广泛, 而且服务业企业的经营活动需要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和比较完善的产业体系, 所以发展服务贸易不是单独的行业、部门和企业所能办到的。我国应迅速建立一个权威性的服务贸易宏观管理和对外开放协调机构, 从战略角度制定出中、近期的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战略和策略。这个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全国服务出口的政策、法规和战略;负责与国外进行多边或双边服务贸易谈判;监督国家给予服务出口企业的优惠政策的执行情况;统计和掌握国际、国内服务贸易的基本数据和市场状况等。

参考文献

[1]高文书.国际服务贸易理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6.

[2]胡庆明.论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对我国的影响[J].重庆大学学报, 2006.

[3]陈宪, 程大中.服务贸易的发展与中国的“入世”后的对策[J].外贸经济, 2006.

全球化时代 篇2

1、紧迫的任务；研究全球化时代的现实策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通信技术和因特网的不断开展，全球化问题已经成为报纸、杂志和人们口头最时髦的语言，在世界各个地方，人们都在谈论市场技术和人才竞争的全球化问题。不管是欢呼还是诅咒，全球化毋庸置疑地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

在过去的十年里，全世界已经出版了两千多种著作和三万多篇文章来讨论世界全球化问题。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尔·布劳曾经谈到：全球经济的崛起、全球性机构的出现，以及文化在全球的扩散和交融，都被视为出现全新世界秩序的证明。

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压力，相信我们每人都已有切身的认识。

2002年春天，我受著名筹划大师王志纲先生的邀请，去对欧洲的城市与房地产运作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在欧洲，通信业的开展就让我非常惊讶，让我充分意识到了全球化的趋势正在包围着每一个人。欧洲与中国相距万里，但是漫游的让我们犹如在自己的城市生活一样里。我们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都能够随时听到来自于广州和中国内地的消息，进行无障碍的沟通。在著名的山城卢森堡，我曾经利用下榻宾馆的电脑上网，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看到自己的网站，便通过EImd向自己公司发送了信件，就好似在自己公司一样，很方便。

这种全球化的经验提示一个重要问题，从博弈论角度说，竞争，最重要的还是同时代、同市场、同环境下的竞争，而不是不同世代或者不同语境和环境的竞争。所以我们在谈到筹划时，有人随时都谈到?孙子兵法?如何，中国古代智慧如何。当然，?孙子兵法?是重要，中国古典的智慧也是对人类现在思想的形成有重大影响的，但是，我们目前的竞争格局是，在同时的环境中，同世界上强大的国家和企业进行竞争。因此，研究即时的企业运作经验和筹划思想更加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球化的市场环境把这种认识提到更紧迫的层面，需要我们更加全面研究我们面对未来市场的和竞争对手，及进行较量的策略，这就是思考全球化时代的企业策略的重要的现实意义。

今天的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已经逐渐熟悉了同世界打交道的规那么。我们在汽车业、百货业和电子行业已经走上了以全球化的物质采购来整合资源，节约本钱的创新道路。然而，就我个人的见解，这种全球化的采购，还有更深一层次的含义：全球化的思想采购将更加有力地增强我们在未来世界的竞争力。这便是我提倡全球化思想采购的一个根本信息。

2．思想全球化是衡量企业领导人的标志

实际上，按照世界上通行的标准，思想的全球化已经成为衡量未来中小企业领导人的重要标志。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肯特和米尔斯，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博罗教授就曾经指出，目前对于中小企业的领导人来说，思想全球化的重要性已经由5年前只占素质比重中的4．13％提升到目前的7．10％，在未来的5年中，这一比重还要加大到8．78％。对各种企业来说，思想全球化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企业领导人要充分考虑全球性采购和全球化的市场。这个世界不断的开展，需要我们放大眼光，了解天下事情的变化，以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去处理问题。尤其企业的领导人必须了解整个世界范围的金融环节与汇率、法案的变化。

企业要不断做出对全球化贸易有影响的决定，而进行企业全球化的采购已经成为核心竞争力的一局部。如人们在亚洲进行采购，在墨西哥进行设厂，就使得采购物料的本钱最低，人工最廉价。在这些教授所研究的企业领导人素质中，当然还包括如占领先机、进行多元化经营的策略、构思企业远景，分权管理，使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成员，增加企业的团结与合作和鼓励企业应变，采用新型技术和鼓励有建设性的建议等。其实，这些根本的素质都要求新一代的领导人有一种更加开阔的胸怀，更加科学化的管理和拥有更加宏大的视野，这都是所有企业面临的紧迫问题。而筹划人作为企业的军师，更应该在这一点上走得更远。

全球化的思想采购让我们明白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我们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全球化是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的证明。我们必须适应这种新的秩序。尽管在这个开展过程中，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国家和地区之间依然有强烈的冲突，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就是不断扩张，总是尝试克服时空的限制。只有到了20世纪，以信息与通信技术提供的新根本设施为根基，以及在政府与各级机构所执行的解除管制与专业化政策的协助下，世界经济才真正变成了全球性的。实际上在资本主义追求世界性、全球性的趋势这个问题中，马克思早就提出和论述了这一重要思想。

全球化现象的出现，是建立在资本生产、通信技术的一体化的根底之上的，经济的全球化是全球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今天在不断地阐述所谓全球化采购问题，实际上就是建立在全球市场化和全球共同生存标准相同的情况之下的一种升华。

在全球化的背景里，思想就是资本，其他的只不过是资金。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思想的作用，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只有不断地去挖掘思想这一宝库，才能够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资金只是我们思想竞争的最后表现形态。全球化的思想采购让我们把思想作为资本的问题，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从而使我们把思想的丰富性和采掘，作为一种重要的竞争手段提出来了。

3，走向全球化思想采购

在房地产和城市运营、街区建设中，根本上可以这样说，我们对土地的使用，也就是我们赋予土地特别意义的过程。在一个商业社会里，土地所表现出现的对商业流通，不同人种和国家所具有的文化上的特别含义，甚至在人们的梦想中所具有的意义，本身就标示出土地的价值。

特别有价值的土地也就是因为它具有特别的意义。因此，全球化的思想采购，实际上是指在共同认可的商业社会里，研究土地在不同环境下的特殊含义的工作。我们必须对土地的性质，即它可以拥有的最主要的意义进行分析，并找到它最适合于市场环境、文化定位和区域定位的存在含义。土地的开发，房地产业的开展，也就是不断赋予、丰富、更新这种含义。在全球化的市场背景里，我们发现，所谓赋予土地以特别的意义，其实有很多的模式可以相互参照，而并不因为土地的地域性及独一无二的位置，而表现出决然不同的性质。对土地的利用和赋予意义，实际上有些主题是永恒的。

我们前面采购的一整组概念和案例，实际上是人们经常使用的概念。伟大的筹划就在于寻找、采购这些特殊的意义，并使之与具体的土地和特定的商业背景进行融合，从而到达一种对土地最高、最深和最广含义上的开发。

其实，不仅在房地产领域，其他商业运作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充分研究其他国家和文化中的操作模式，可以加强我们的竞争力，这就是全球化思想采购的意义。

4．全球化视野之下的筹划思维拥有宽广的视野对于解决问题来说至关重要。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当乘坐火车时，如果离车窗远一点，就会看到窗外的景色非常迅速地飘忽而去，一会是树林、一会儿是山坡，杂乱无章，瞬息万变；但如果我们坐在比拟靠近车窗的地方向外看，就发现窗外的景色非常辽阔，能够比拟清晰地看到山峦起伏、田野和道路的完整画面，就不会再像通过小视窗看到的凌乱不堪的景象。·远处可能呈现．的是一幅完整的田园景象，火车在大地上奔驰，视野只是在逐渐改变，这幅生动、美丽的风景画，大的结构并没有变化，这就是在通过不同的视野看问题所表现出的不同效果。我们之所以强调提倡用宽大的视野看待问题，是因为我们能够更清晰地把握事物的结构，更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

在目前中国经济飞速开展的时候：中国正在融人整个世界经济的大合唱之中，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参加WTO所带来的变化。回头再看过去的10年，整个房地产业的开展和与之伴生的筹划业的开展，我们发现其实在市场含义下，人们对土地的使用手段和方法都比拟接近，人们现在把整个大地上各种性质的土地的使用称之为泛地产筹划。其实，人类的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赋予不同的土地以不同的价值，在不同的价值观之下进行运用。

人们建造了城市，设定了国土、海疆和领空，这都是赋予土地不同的意义。在市场环境之下，实际上，对土地的使用也是分为不同模式的，这就是我们的筹划思想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房地产的筹划，在这个意义上讲，便具有一种文化背景之下的共同性。目前全球化的运动，又给了我们更为辽阔的视野，让我们了解土地的更加广泛的意义和价值，为我们借鉴那些市场经济发育比拟完整地区对土地使用的思想，提供了可能性。

经济学家们在预测房地产业时，提到了两个概念：一是中国目前人均住房面积在中小型城市大概是20～25平方米，在大型城市大约在15平方米；而在西方兴旺国家里，人均居住面积为35平方米。其次，中国目前正进人高速城市化时期，中国目前城市化率是30％，根据纳塞姆曲线对全世界城市开展规律的总结，我们发现，当一个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到达30％左右的时候，就进入整个国家城市化的顶峰开展时期，直到城市化和工业化到达70％后，这个过程才会减慢。由此推算，中国在未来的20年中，将进入一个高速城市化运作的时期，这两个数据正好让我们看到，中国对于土地的使用将进入一个高速开展期，而不是衰退期。房地产业以至于与房地产伴随的筹划业，也将进入一个成熟和更加丰富、全面开展的时期，因此，筹划业在这个意义上讲是大有可为的。

但是，筹划业不能仅仅停留在历史上那种出点子、拍脑袋、想主意的时代。我们有广阔的市场背景，而全球化的运动又为我们借鉴不同市场环境之下的筹划思想成为可能，因此，在谈论未来的中国筹划时，我们首先要强调的是，全球化视野之下的房地产和筹划业的运作模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高屋建瓴，真正把握未来土地运用的方式和方法。全球化运作的视野，也要求我们对筹划的实操性提出更高的要求，一个方案不能是空中楼阁，也不能仅仅是别出心裁想出来的主意和点子，它必须有非常厚重的现实根底和可操作能力。

曾经有一个故事讲，一群老鼠一起筹划预防猫侵袭的问题，最后，一只绝顶聪明的筹划鼠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筹划方案，建议将铃铛挂在猫的脖子上，这只筹划鼠洋洋自得收了钱后扬长而去。而众老鼠坐在一起，却为谁去在猫的脖子上挂铃铛而争论不休。显然，这是一个没有实操意义的筹划案。有些筹划人所做的筹划就像这只筹划鼠一样，让人们无所施从，这种筹划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是建立在一种空想之上的筹划。全球化视野里的筹划要求我们更贴近市场，贴近客户的要求，从而从根本上为企业解决实操性问题。

全球化视野之下的筹划，要我们更加贴近市场，明白世界上许多重要概念使用的原委。例如说，在房地产业中经常用来炒作城市CBD概念，即中央商务区，就被人们所滥用。在兴旺国家，衡量CBD实际上有五个重要指标：一是所谓城市中央商务区应具有足够的国际影响力，即能够吸引国际性活动和组织并产生聚合力；二是要具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三是只有在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亿元的城市才有可能出现CBD；四是城市的根底建设非常完善，该区域应处于城市整个资金流、信息流、物流的核心位置；五是必须聚集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在这五条中间，对于中国城市来说，只有北京和上海才真正有可能建立CBD。但是，有些筹划人却把CBD的概念借鉴过来用到所有的城市，甚至居住人口只有3万～5万人的小镇，这种极不严肃的态度，就是漠视人们对CBD的真正内涵探索的结果。对于解决企业问题来说，解决问题的框架也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框架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筹划思维方法。没有方法就没有解决方案。日常经验告诉我们，对清理垃圾来说都存在一个理论框架问题，对没有文化的人来说，唐宋古画可能只是废纸一堆，明清古陶、古瓷可能只是破铜烂铁、坛坛罐罐。工业生产中的边角料和废弃料，对于认识它的价值的人来说，可以分类回收，重新使用，而对于不知道它的价值的人来说，却变成了非常头痛的垃圾。因此，严肃地说，对清理垃圾，我们也需要有不同的理论框架，要不然就会遗漏事物的真正价值，淹没其光芒。

对于一个没有理论框架的人来说，做人是最简单的，因为他看不到任何问题。所以戴明博士就曾经说过，没有理论的人就不会有问题，因为提出问题本身也是受背后的理论框架左右的。因此，提不出问题的人，本身脑袋中就是一片空白，没有框架，也没有理论。筹划也是这样，那些提不出思路的人，本身理论素养就有极大的局限性；而凭小聪明提出一些花花点子的人，那么可能理论功底并不踏实，大局部属于知道分子，浮光掠影看过一些东西，但是，对真正全球化视野背景下的各种知识并没有作深入的研究，那么，所提出的筹划方案的有效性也就深值疑问了。

5．全球化带来筹划业的文化解放运动

全球化问题对筹划业来说，与其说是一种文化的压迫，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的解放。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就曾经说过，如果IBM在30个国家里运作，而不仅仅是在一个国家里生产武器，它就被迫要让自己成为更和平的工具，这就是全球化的作用。所有的人都喜爱食物，需要医物、衣服、居所，全球化在这一方面正在充分满足人们的需求。

目前，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让我们看到得更多的是文化、音乐、服装、生活方式以及文学等方面的共同兴趣和潮流。这使得全球市场成为可能，也使得人们对市场运作普遍有效的方法成为可能：按照马克斯·韦伯的思想，说到底，人们作为根本属性的东西是无法随意改变的。例如一个德国人、一个基督教徒，他最终的价值选择是有某种确定性的。这正像人类的——些根本需求一样，有非常强烈的稳定性。对于人类的历史，卡尔·波普尔反刘历史决定论。他认为我们真正白勺历史是无法事先约定的，它是由无数种可能性中选择出来的——种，历史是被当时的情景和人们的创造共同制造出来的。历史并不是惟一的选择，而是由环境造成的。正因为人的这种稳定性和沟通性。使得不同的思想交流和借鉴成为可能。

全球化思想采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在市场的意义亡对思想的借鉴，是我们在未来竞争中占有先机的重要因素。在这一点上，也许会有很多批评家批评我们是东拼西凑，如在建筑学里，如果把荷兰的坡屋顶、意大利的廊柱和中国的砖木结构的房子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不伦不类的东西。也许有人会批评我们的所谓思想采购正如这样对建筑元素的采购一样，会出现一些让人难以接受的东西。

其实并不尽然如此，思想的嫁接也能让我们看到一些美妙的杰作。我在研究澳门城市开展历史中，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大三巴的建筑就是一种综合东西方文化的结果。大三巴本来是圣保罗教堂的门楼，但是它上面的壁画居然有观音像，圣母和观音合二为一，并且有一些道家文化的符号，这是一种很有趣的融合。当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剧烈冲的时候，人们采取了一种更加兼容并蓄的态度。一旦人们接受了它，它又成为一个新的文化起点。

同样，我们看到香港和日本的建筑，也非常有选择地借鉴了不同文化的要素，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因此，当有人认为我们的嫁接没有文化，缺乏那种古典文化纯粹性时，我们大可不必理会。我们知道所谓的文化有两种：一种是纯粹从审美意义上看待的文化，一种是市场经济意义上以市场的尺度衡量的文化，这两者都是人类文化系统中的独立系统。有的时候，它们并不相容。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劳动成果能够拥有市场价值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它本来就是合理的。6，全球化背景下的房地产筹划

房地产领域目前在中国正处于一个飞速开展的时期。为了让房地产工程具有更好的盈利性，房地产开展商不断在开发销售的热点和卖点。这是房地产筹划在中国大为盛行的原因。

在常规操盘中，房地产筹划无非是在如下六种要素中寻找卖点：

第一是地段。

房地产工程在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地段会有迥然不同的价格。地段要素始终是影响房地产销售情况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在区分楼盘时，郊区盘和市区盘几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第二是配套。

房地产作为人们生活的空间场所，要让消费者感觉方便和舒适。小区的配套以及小区内的设施：幼儿园、中学、市场和医疗等已经成为房地产商重要的卖点，对于成片开发的区来说，这些因素显得尤为重要。第三是环境因素。通过2003年的非典事件，人们看到，环境已经成为左右人们购置房屋的一个重要指标。人们需要清新、自然、宁静、自由的空间和卫生的环境。

其中，噪声已经成为我们都市中主要的公害。据有关报道，美国的鸟类已经不能够再像几十年以前那样婉转低唱，因为他们整天面对着噪声，已经开始学习像汽车噪声那样发声，而且变得非常迟钝，不能够分辨同类的歌唱。环境因素作为一种潜移默化的因素，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购楼行为。

第四是品牌。

作为房地产开发商来说，企业的品牌就是消费者对开发商认可程度的表现。一个好的企业，人们对购置其产品就可能有比拟大的信任度。同样，好的品牌也会给开发商带来丰厚的回报。如广东的恒大集团和城建集团，就是拥有良好品牌的企业，他们所开发的楼宇，往往拥有比拟多的客户。

第五是城市区域概念。

在一个城市里，我们看到，由于大型城市不断开展，各种功能分区已经出现。例如北京的教育区就在海淀区一带。又如中央商务区和其他体育、文化等区域的出现，也使得不同的消费者有不同的需求。广州的华南板块实际上就出现了区域开发的趋势，为人们营造了新的房地产热点话题。实际上，这种区域概念经常是一种社区概念，让人们有一种社会归属感，这对迎合目标人群有强大的吸引力。

第六是科技的使用，尤其是网络技术。

信息技术革命给房地产业也带来重大的变革。网络宽带进入房地产业形成了网络社会，使人们可以进行远程购物、娱乐和教育，对这种崭新的生活模式的追求也影响人们的购置愿望。

当然房地产筹划通过不断挖掘新的主题，还在力求不断扩大消费面。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年里，房地产筹划开展就是不断寻找这些主题的过程。

尤其自1997年宏观经济软着陆后，中国经济步人高速、平稳开展的年代，房地产业开始出现比拟平衡的开展，从而出现以营销筹划为先导引领市场的特征，此时人们提出了对房地产业要进行全程筹划的概念。应该说全程筹划的概念对整个房地产业走向市场化，从而促进整个中国房地产业升级换代，起到重要的作用。而目前流行的工程运营模式，应该正是对全程筹划概念的一种提升。

过去的房地产开发主要以土地为出发点，寻求资金和技术进行开发；已开展到现在市场、技术、资金和土地并重的新格局。全程筹划使房地产工程真正能够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分析、定位、规划设计和营销，以市场为最终的导向，使得整个工程的操作在协同作战的情况下，多兵种协作，有效整合资源，进行理性的运作，立体的作战。这使得市场调研、筹划、规划、建筑、景观、广告等因素都能够以最有效节约本钱的方式进行操作。所以，房地产商在构筑一个全程筹划平台时，实际上也就是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工程运作团体，为房地产工程的有序开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全球化时代正在落幕 篇3

为什么会这样？

表面上看，全球经济二次探底基本已成定局，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面临“突然熄火”的风险：外贸，已经公布的数据表明，外贸出口增长迅速回落至个位数，几乎是自由落体般的下跌；内需，在房地产这个投资主力即将灭火之际，所有传统产业的投资都面临停顿，而新兴战略性产业的投资风险巨大，股市的下跌也为其融资添置了障碍；消费，房地产和汽车销量的大幅萎缩，已经使居民大宗消费倍显疲弱，能量不足。

更麻煩的是：中国已经被做空势力盯上。不管是主动调整的控制性回落，还是自由落体式的失控性回落，做空中国势力必将把未来的一切“不良”经济数据都当成做空中国的理由和借口。

此外，鉴于中国投资环境的迅速变化，一些优质的实业外资资本开始离开中国。比如，百事可乐将24家灌装厂打包委以康师傅；达能酸奶以整顿为名，关闭了在上海的工厂；传闻雀巢的冰激凌生产也将停止。这些动作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一定会全部或部分地退出中国？现在不能确定。但迹象不容忽视。

实际上，美元的升值和人民币的贬值，势必吸引大量资本回归美国本土。而这件事长此以往，势必引发美国制造业的日益强健和中国制造业日益虚弱的恶性循环。

我们还必须看到：今天的“反倾销”仅仅是贸易保护吗？人们总以为反倾销会伤及在华的外资生产厂商，所以对中国不利，对欧美企业也不利。但实际上，伤及在华外资生产厂商正是欧美对中国“反倾销”的目的之一，因为他们如果不把这些厂商逼回本土，自己国家的就业岗位就不可能增加。

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的基调已经发生了逆转，而且已经开始倒退。

为什么会倒退？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发展实体经济才是避免泡沫经济伤害的根本路径。而这一点，世界各国都看到了。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我们必须“扛”而不是“抗”。“扛”的意思是：减少对物价上涨的关注，而以保住实体经济、保住就业为核心。允许企业将前端的成本上涨压力转导到消费品（CPI），保住企业利润；企业有利润，才可以增加员工收入，而政府通过减低企业和个人税负促使企业增加员工收入，用收入增加的良好预期，减少社会因物价上涨而产生的痛苦，同时保住消费。这恐怕是中国应对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的唯一出路。

不过，过去我们是主动去“扛”，而现在势必要被动地“扛”。保住实体企业、保住经济增长，毫无疑问地再度成为未来经济政策的主旋律。

千万要注意的是：让货币政策回归被动地位。放松货币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极其有限，适度放松，让金融市场活跃起来是必要的，但千万不能用主动大规模投放货币去刺激经济。原理很简单，即便是在大幅度减税的前提下，实体经济的恢复也需要相对长的一段时间。必须让货币伴随实业的恢复而增长；如果在实体经济恢复之前就大幅度放松货币，中国很容易落入“流动性陷阱”。

地产业全球化时代来袭 篇4

目前,中国大多数投资者面临资金充裕但国内投资渠道相对匮乏的现状,且国内房地产市场调控日益趋紧。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一些主要房产市场尚处于低谷期,可获取回报相对较高,海外房地产投资市场正逐渐回暖。在此背景下,随着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中国投资者的海外购买力亦在不断上升,这驱使国内房地产企业或个人频频进军海外市场。

在面临政策性调控导致的销售回款放缓及信贷持续收紧的预期下,部分房企进军海外为了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资金成本,以提升企业资本运营的灵活性。通过与经验丰富的国外房地产伙伴合作,一方面缩短了自身在海外市场的学习曲线,另一方面吸收先进的海外经验可以反哺国内实践,迅速提升自身实力。此外,海外多个市场在金融危机后,因楼市受创令估值较低,有很大投资获利机会。尽管近年来国内房企海外投资案例不断增加,企业规模、投资标的、投资目的地亦逐渐呈现多元化趋势,但当前中国房企的海外拓展仍处试水阶段,面临诸多挑战,投资前景亦有待继续观察。就投资目的地而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透明度高的发达市场,以及与国内地域毗邻、文化背景近似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亚洲市场,将会成为未来开发商进军海外的主战场。

谈到中国资金投资海外房地产可能面临的机遇及挑战,首先要把握恰当的入市时机,尤其是个人投资者及房地产开发企业,避免盲目跟风。其次,通过选取适合的当地合作伙伴、雇佣有经验的本地员工、借助网络及房地产专业咨询机构等方式,深入掌握海外房地产市场知识,缩短学习曲线。再者,对机构投资者尤其是保险企业而言,应充分利用其在国内积累的房地产投资经验,整合资源选取最佳投资管理方式。最后,充分做好风险评估,直接、间接的了解投资该地的优劣势,以做到运筹帷幄,将风险降至最低。

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传播 篇5

总而言之，全球化或信息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虽然起端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但它并不仅仅属于西方，而是属于全人类。在这一时代，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和传播内容将突破地域限制，走向世界，并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检验与评价。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传播如何顺应信息全球化潮流，与之接轨并融入其中，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这是一个需要各个国家共同来完成的课题。

注释：

参见郭庆光《传播学教程》，24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21页，人民出版社，1972。

文军《迈向全球化时代的十大发展趋势》，46页，《中国软科学》第8期。

同（1）。

景志峰《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大众传媒因素》，《国际新闻界》第二期。

同上。

郭镇之《全球电视传播环境对中国与加拿大的影响》，《国际新闻界》19第5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发表于[国际新闻界]第4期）

&

全球化时代的“山寨现象” 篇6

的确，山寨产品和山寨现象，从最早最有名的“山寨手机”一出现，对它的看法就众说纷纭，两极分化。远不像当年对假冒伪劣那样众口一词，人人喊打。

反对山寨现象的一方认为，山寨产品就是仿冒、造假、盗版、侵权。它罔顾规则，漠视法律，粗制滥造、模仿抄袭，侵犯知识产权、偷漏国家税收，破坏了创新者的权利，无助于中国产业的发展和竞争力提升，最终也无助于消费者的利益。中国消费者多年来深受假冒伪劣之苦，中国企业长于模仿抄袭缺乏自主创新更是根深蒂固，中国也为此常常被西方国家指责侵犯知识产权、纵容造假抄袭。如果任由山寨现象泛滥，将是以邪压正，就不会有中国企业愿意创新、愿意研发，而如果中国永远靠模仿抄袭来发展，真的国将不国。因此，山寨产品应该坚决禁止，山寨现象应该抵制和批判。

不过，支持山寨现象的声音声势也不弱。它们认为，确有一些山寨产品侵犯知识产权、打擦边球，但多数山寨产品并不违反现行法律。山寨产品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说明其适应中国广大下层消费者的需要，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山寨产品和山寨现象，代表的是一种来自民间的、草根的力量。它们是对既有秩序的不满、对精英和强权的反抗，是对跨国公司和垄断厂商依靠自己及其利益代表者国家乃至国际机构所制定的规则牟取暴利，凌驾于大众之上的一种反叛，是对热衷于消费这些高档产品的“精英人士”和“高尚人士”的嘲弄。你的NOKIA手机三千块一部，我的NAKIA手机比你也差不了多少，却只要一千块。实际上那部手机只价值一千块，其余两千是付给NOKIA品牌费用垄断利润。至于山寨文化，如山寨春晚、山寨百家讲坛，更代表了草根和民间意识的觉醒。既是底层大众的自娱自乐，又是一种摆脱了精英文化束缚与压制的大众文化的萌芽。这种草根文化的觉醒符合今日中国平民大众的需要，草根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平起平坐，才是今日中国日益走向公民社会的现实。

由此看来，对于这一争议很大、评价两极的现象，确实很难一言以蔽之地否定或者肯定。我以为，要想对山寨产品和山寨现象说点什么，首先要看看山寨产品和山寨文化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意思。只有把内涵搞清，才能避免大家各说各话。实际上，时下很多评论者对山寨产品或者山寨现象的内涵看法并不相同，根本没搞清对方说的是什么意思就盲目开打，如同京戏“三岔口”，或者如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不知在跟谁交战。

打开网络，百度一下，山寨的解释扑面而来：

“‘山寨’一词源于广东话。是一种由民间IT力量发起的产业现象。其主要表现为仿造性、快速化、平民化。主要表现形式为通过小作坊起步，快速模仿成名品牌，涉及手机、数码产品、游戏机等不同领域。这种文化的另一方面则是善打擦边球，经常行走在行业政策的边缘，引起争议。”

“山寨指仿冒或伪造第三方商品的生产厂家。‘山寨’从字面来解释是：在山寨中，逃避政府管理。”

“在其他产业，山寨厂多是表示那些供应正规厂上游配件的非正规作坊，或者生产成本低、质量不稳定产品的草莽厂家。”

“山寨文化是以极低的成本模仿主流品牌产品的外观或功能，并加以创新，最终在外观、功能、价格等方面全面超越这个产品的一种现象。山寨文化在抄袭与超越的羊肠小道上一路狂奔，尤其是挣脱了牌照的束缚，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行业潜规则，建立了以山寨文化为基础的价值序列。”

…………

从这些解释来看，山寨产品确实是五色杂陈，泥沙俱下。为迎合消费者对最新产品款式、功能的渴求和追逐名牌的心理，大多数山寨产品不得不模仿、抄袭这些新产品，造出一个与知名品牌极为相近、很容易误识的牌子。为了降低成本，它们选用廉价配件，追求速用速弃，不求产品精致耐用，但求应市及时，廉价可用。为尽可能廉价，它们往往逃避监管和税收，特别是逃避品牌、专利方面的费用。由以上这些来看，山寨产品肯定违反现行法律、规则，往好里说充其量也就是似是而非、模糊不清的擦边球和灰色地带。从效果上来看，山寨产品确实满足了许多消费者特别是农民、农民工和城市低收入者等底层消费者买不起昂贵正牌产品又想赶上消费潮流的需要。与此同时，它也满足了一些青年人对大牌、名牌的虚荣心理（假的LV手袋和真品有时候确实很难区分）和与大品牌对着干的矫情。跨国公司的代工生产体系衍生出的“贴牌生产”和所谓“副牌”、“尾单”、“水货”、“行货”等等令人真假难辨的概念更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也使山寨产品更加复杂。就产业发展效应来讲，山寨产品一方面大大加速了相关产品的普及和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地方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则极大地压抑了中国厂商创名牌、搞创新的动力，破坏了产业升级、结构转型的战略。此外，它还极大地破坏了中国产品、中国制造、中国道路的形象，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与不良后果。因此，对于山寨产品，虽不必一律取缔，也绝不能放任自流。区别对待的依据，只能是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不违法违规就应容许存在，自生自灭；有积极效应的还应当鼓励支持；但对于违法违规的则应取缔不怠。

至于山寨文化，譬如山寨版春晚、山寨版歌会、山寨版百家讲坛等等，则应与山寨产品区别开来，完全应当允许和鼓励：只要不违反现行法律，你当然无权限制草根大众的自娱自乐，当然无权限制大众不拿你明星大腕当回事，不买你权威专家的账。如果说它们的做法侵犯了文化产品的知识产权，现有法规对于文化产品创造者权益的保护还不完善，那首先是完善相关规则的事，而不能拿大众的创造与自娱来清算。

对于山寨产品、山寨文化等山寨现象上述立场，我以为是应有的、可取的态度。这种态度，当然算不得新鲜，即使最容易情绪化发泄的网络媒体上也有许多理性的网民持此态度。而对待山寨手机、山寨产品乃至山寨文化的政策，本来也不是什么难题。其依归就是规则与法律、秩序。至于某些地方、某些部门或官员对盗版侵权、假冒伪劣视而不见，甚至同流合污，那是另外的问题。

然而，应当特别注意到，上述观点、见解、政策建议，都是以承认现行秩序、规则乃至法律的正当性为前提的。但是，这个前提是有争议的、可以讨论的，其中许多法规，特别是关于知识产权、专利保护、品牌价值、技术许可等等的法规，都是广为争议的，既不具备理所当然的道德基础，也不必然带来正的社会福利效应。应该说，许多有思想的人士支持山寨现象的理由，山寨现象之所以引起如此巨大的争议，都是基于这一认识的。

不可否认，当今世界上现行的一切有关物质产品、非物质产品生产和消费的规则、法律、制度等等，都是西方强国依据其道德、价值、利益所确定的，都是以西方国家在上述领域的强势地位和既得利益者身份为基础的。这些规则也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随着经济发展和国际化而逐渐形成的。二百年前乃至一百年前，西方强国的规则是强权掠夺，是丛林规则，是殖民体系，曾经受害的广大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迄今仍在体味殖民掠夺和剥削的遗存。而那时候强者从弱者那里掠夺的，无论是物质资源还是非物质资源，是不受今天的知识产权与文化遗产保护规则所左右的。引起轩然大波的圆明园兽首拍卖事件，就是由于今天的法律不能追溯到过去的侵权，或者即使有追溯力有关国家可以不予承认、不参加相关协定（比如许多西方国家都未签署有关战争掠夺文物归还原主的国际协定）而使受害者的权利无法得到保护，正义无法伸张、难于物归原主。而今，当西方强国成为经济统治者、知识垄断者和既得利益者的时候，就推出了一套不可打破现行秩序、绝对维护知识产权拥有者权利、不允许任何对物质与文化财产施加侵害的规则，并以各种手段维护这种规则，依靠这些规则牟取暴利。

实际上，这些规则并不都是绝对正确的，其福利效应也是需要重新审视的。譬如，治疗艾滋病的药物，由于昂贵专利费造成的过高价格令大多数非洲患者无缘使用。这种制度一方面固然保护了有关公司的知识产权和创新精神，但另一方面却不得不眼睁睁看着一个接一个病患由于无钱用药抑郁而终。在活生生的人命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两端，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现有规则。在某种意义上，山寨的精神就是不承认这些规则，要打破这些规则。所以，预设立场地认为现行秩序不可破坏，现有规则一切正确，山寨就是捣蛋，犯上作乱，恐怕失之偏颇。换言之，如果既有秩序和规则本身就有问题，山寨的精神则含有破旧立新、挑战旧秩序的积极意义了。由此来看，山寨现象不是那么简单，还真应当仔细捉摸一番。我以为，往深里说，对它的态度关乎全球化时代的交往规则，关乎全球化的方向（全球化就是西方制度和规则的全球化还是按照某种有待确立的新规则的全球化），关乎我们对于“反全球化”思潮的认识，也关乎中国发展之路的认识与选择。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国力日益强大，社会日渐富足。然而，纵观三十年，我们的产业发展，基本上是引进和模仿，真正的自主创新十分有限。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的经济仍然如泥足巨人，大而不强，长于模仿，疏于创造，只能靠简单加工赚取可怜的辛苦钱，并且搞得资源耗尽、环境恶化、社会不安。也正是基于这种形势，国家于几年前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大力鼓励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

应该说，我们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也走过与我们类似的靠仿制起家的发展道路，但最终都走上了以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为主的发展轨道。日本和韩国就是其中的代表,不仅经济起飞，而且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也获得长足进展，如松下、索尼、三星、现代等品牌已大致能和西方强国平起平坐。印度则是另一个代表。它的引进和模仿有限，经济发展速度和社会富裕程度也远逊于中国。但是，印度一直强调自主创新，强调科技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不仅创造出了塔塔等知名品牌，形成了软件产业和IT产业的自主发展之路，而且搞出了“宝莱坞”等知名文化品牌。中国和印度发展模式的比较这几年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

当然，无论是日、韩也好，印度也好，都是后发展国家，都经历过和正在经历追赶西方强国的过程。一般来说，后发展国家发展、创新的过程，自然是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是向西方学习、模仿、再创新的过程。要加入先来者主导的经济游戏，自然要遵从它们所制定的游戏规则，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许可、品牌价值、标准制定等等。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要不要走这样的发展道路，能不能走这样的道路？山寨现象所内涵的问题，至少要从这个高度来看待。

中国是后发国家，当中国按照西方现代化的路径开始现代化过程之时，西方国家早已完成了现代化，并且形成了一整套现代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与游戏规则。以中国人的勤劳智慧和吃苦耐劳，加之丰富的自然资源、劳动力等自然禀赋以及对外开放的政策，在一般大规模生产产品的加工制造上，中国很快赶上了西方，在当今世界上鲜有对手。西方国家也深知在这一点。要跟中国比低成本、赛性价比，它们望尘莫及。于是它们放弃了在一般产品制造上与中国竞争，索性通过跨国公司和国际投资将产品生产转移到中国。但当它们放弃了低端的生产加工过程以后，为了生存和利益便更加强化了对其具有绝对优势的技术、品牌、设计和标准的控制，通过不断压低生产加工环节的附加值和提高技术、品牌与设计的附加值大赚其钱，并不断强化和保护这种垄断地位。想当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关贸总协定（GATT），本质上就是制度性地强化这种垄断与保护。因为《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所指向的、所保护的只是物质产品的生产和贸易，而WTO与GATT的主要差别就是增加了《服务贸易总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直接指向和保护服务贸易与知识产权。

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轻易地压低物质生产过程的价值而提升无形资产的价值，依靠技术、设计、品牌与标准大赚其钱，又是与全球化时代强势文化、影响力、生活方式、流行时尚等软实力的作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依靠其控制的强势媒体和大众娱乐在全球化时代得以深入到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城市和乡村，依靠其电影、电视、网络、体育、服饰、时尚等等文化消费，不断在全世界复制着同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不断吸引和诱惑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令其对发达国家的消费方式、消费习惯、生活方式、品牌、设计等趋之若鹜。每个年轻的女性都以背上LV的手包而荣耀，每个男孩子都以穿上NIKE的最新款运动鞋而自豪。而生产和包装不出具有全球影响力品牌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只能通过出卖苦力和资源、环境谋生，然后再去用流汗流血赚来的钱为这些品牌与设计买单。这就是今天的现实，不合理的现实。也是山寨现象背后的经济、文化与社会基础。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必去争议这种现实合理不合理，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不理会一切现有秩序和规则，将西方强国制定的游戏规则抛在脑后，在中国实行“山寨规则”呢？不行，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都不行。既无道德基础，也无现实可能。从道德基础来说，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说这些规则完全就是保护强者、保护先来者利益的规则。这些规则是在不断的制度演进与国际交往中逐渐形成的，是能够带来总体福利的增加的。在这些规则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西方国家也并非利益完全一致，也充满矛盾和竞争。这些规则本身，也具有重要的保护创造、鼓励创新的积极意义，而创新是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动力，符合人类的普遍价值。从现实可行性来说，如果排斥这些通行的规则，我们就会自外于世界，就无法与世界进行经济的交流。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当然离不开对外开放，在全球化时代，如果闭关锁国无异于自杀。作为后来者，我们承认既有规则，参与游戏，肯定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这或可看做入门费。但只有积极参与游戏，在游戏中发展壮大自己，不断增强自己的硬实力、软实力，才有可能进而实现改变规则、完善规则的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规则早就是过时的不公平的规则。但我们只有积极参与，才有可能如今天这样利用金融危机的机遇，利用我们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改变其规则。

这种思维实际上也适用于更广阔意义上的中国崛起问题。不久前读到一篇常住中国的西方人写的网文：《整个中国就是个大山寨》。文章从山寨产品说到中国人的行事方式、价值观、社会分化等等。“山寨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存在于中国社会文化中一种深层结构。我觉得，用山寨去标识某种现象和某个人群都是不恰当的。我更倾向于用阿尔都塞的方式去理解作为‘症候’的山寨现象，所以我更倾向于用山寨去标识整个中国。”我觉得“用山寨标识整个中国”的见解倒颇有几分道理。不过，我不同意文中所说山寨现象只是体现了边缘和草根对主流的崇拜与向往。或有崇拜与向往，但更有不满和反叛。实际上，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如何面对“山寨规则”的问题，也面临如何面对“王道”（主流价值）的问题。

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理论教学探讨 篇7

一、多媒体教学与培养学生主体意识相结合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转型首先从现实层面对文学理论教学提出了巨大挑战。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 每个时代都有其功能突出的文学艺术作品。当前的文学理论教学, 要大胆地引入全球文化的实例, 从教学方式上进行适当的调整, 变教学生学为学生自己学到师生互学。

多媒介技术的运用, 也为提高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 “多媒体技术能有效地促使学习者成为信息加工的主体, 促进他们建构所学知识的意义, 因而是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中的理想认知工具和信息媒介。”语言符号不仅意味着信息传输, 更重要的是, 它还意味着参与了人们的观念体系和文化秩序的建构, 正如卡西尔所言, “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 以致除非凭借这些人为媒介物的中介, 他就不可能看见和认识任何东西。”人正是符号之网中的接受主体, 所以, 学习者就不仅是以审美为目的的鉴赏者和批评家, 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主体。

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形态的转换, 出现了诸如网络超文本小说、互动诗歌和手机作品等新的文本形态, 教师要及时了解最新的文化信息, 同时提供学生相关的网络资源, 使教学适应当代文化语境, 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 而且通过对当代文化产品的欣赏与批评分析, 使文学理论知识在运用中变得鲜活起来, 从而促进学生的知识掌握, 最终转化为理解时代和认识自我的思想方法。

在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 “主体间性”和“互主性”是一个热门话题, 因此, 文学理论课程的讲授者要重视教与学的互动, 并将学生的主体性放在首位, 坚持开展丰富的实践活动, 不要自言其说, 避免以书本为教学参照物, 杜绝将学生视为他者。

二、文本欣赏与提升学生人生境界相结合

教师首先是学生的精神导师, 教学最常忽略的问题现实文本的多样性, 引导学生识别广播、电视和网络等电子媒介文本, 帮助学生透析其所隐含的价值取向或意识形态。美国学者罗伯特·梅逊认为, “教育的目的首先是培养和发展人的心灵。在这一方面, 传统的文学、哲学、美术、宗教和历史是非常重要的。”然而, 文学理论的讲授者在教学中过多空泛地、甚至是不切实际的思维推演, 忽略了对具体文本或文字现象分析, 错漏了生命教育, 造成费力不讨好, 学生却不想懂的“共失”局面, 而且降低了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学习兴趣, 何谈对学习者人生的指导与影响。

文化的全球化具体对文学理论教学而言, 所面临的问题就是选择分析对象是否能够回答人的生存际遇问题。因为在传统的文学理论教学体系中, 是用经典的文学作品说明某一理论问题的。在这个全球化时代, 文学理论的教学对象经常面对的恰恰不是所谓“文学经典”, 他们介入的也不完全是所谓审美活动。由此, 学生的接受经验无助于提高审美意识、审美判断和审美创造能力。

文学首先是以审美目的展开的各种活动, 生活中无处不存在着美, 教师要引导学生发现美, 研究美, 进而创造美, 学生在美的创造中受到陶冶, 灵魂得到净化, 提高了人生境界。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目的不仅在于帮助学生掌握一定的文学理论基础知识, 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通过文本解读、文学现象分析, 提高学生的审美鉴赏力和人生感悟层次, 在文学欣赏教学中提升学生的人生境界。与单纯的知识接受相比, 学习者思维能力和素养的提升, 更能体现文学理论教学的价值。

三、情感交流与保障学生心理健康相结合

文学理论教材的首要问题是文学的本质问题, 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相对完整的知识框架:由文学本质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等构成。相对而言, 沉迷其中的教学方式将学习打造成一个封闭的过程, 容易导致学生的人际关系问题, 由于难以与他人愉悦地相处, 可能会引起自卑、苦闷、孤独、抑郁等心理问题, 而人生的幸福却是“健全的心智寓于健康的身体。凡身体和心智都健全的人就不必再有什么别的奢望了;身体和心智如果有一方面不健全, 那么即便得到了别的东西也是枉然。”

虽然“慎独”是儒家文化倡导的一种自我修身方法, 《大学》有云“君子必慎其独也”, 但时代变了, 文学也变了, 文学理论教学应顾及学生的交际问题、自我认知问题、就业问题及爱情问题, 不能无视学生盲目的追求, 要适时疏通他们的心理障碍, 因为学习更有助于学习者健康的心理, “在一定的条件限制前提下, 我们可以说, 获得新的心理素质的改变实际上是通过学习过程得以实现的。”教师要在教与学中要注重教会学生互相尊重, 互相切磋, 互相帮助, 形成良好的生活与学习氛围。校园文化的这种独特的思想氛围, “对个人就变成了双重的力量源泉:一方面, 它给每个人的思想留下独特的印记;另一方面, 它在他与其他人之间建立纽带。”

总而言之, 在教学中, 老师应该注重师生的情感互动, 高尔基说过“文学是人学”, 文学理论教师只有放下自身的知识传授主体的面目, 以情感交流的主体方式出现, 才能促进学习者知、情、意的均衡发展。可知, 文学理论教学也属于学校文化建设的一部分, 也是影响学生心理发展的重要因素, 良好的教学效果, 有助于培养学生健康向上的精神道德品质。

参考文献

[1]周兴杰, 何文辉.传媒时代文学理论教学的改进策略[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0, (2) :98.

[2][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33.

[3][美]罗伯特.梅逊著.陆有铨译.西方当代教育理论[M].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 1984.31.

[4][英]约翰.洛克著.徐诚, 杨汉麟译.教育漫话[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3.

[5][德]沃尔夫冈.布列钦卡著.胡劲松译.教育科学的基本概念:分析、批判和建议[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67.

全球化时代 篇8

一、加拿大及其公民教育概况

1. 加拿大地理人口环境

加拿大位于北美洲北部,国土面积约998万平方公里,跨越北温带和北寒带,不同地区的气候差异显著。人口集中在东部和西部沿海,以及靠近美国的哈得逊河流和五大湖地区,气候整体而言较为温暖湿润。[2]全国由自然、人文地理环境极为多样的10个省和3个地区组成,各地人口特征十分明显,魁北克为法系、北部各省为原住民、中西部诸省为多样化的欧洲裔民族聚居区。[3]以上特点构成了这片广袤土地上人口的多民族和多语言特质。

据2011年加拿大人口普查统计,截至2011年5月10日,加拿大人口数量为33,476,688人,[4]人均密度每平方公里少于3.5人。2006年至2011年间,加拿大65岁及以上的人群比例增加了14.1%,即接近500万,而14岁及以下的儿童比例却只增加了0.5%。[5]由此可见,加拿大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已经非常突出,这便是当前加拿大热情接收各国移民的现实需要。

加拿大特殊的地理人口环境构成了其开展公民教育的特殊土壤,其多民族、多文化的格局导致其同质社会文化形成之不可能。在未有统一国民文化及国家认同的条件下,加拿大旨在服务于维系现代国家形态的公民教育将呈现何种图景呢?

2. 多元文化境遇下的加拿大公民教育

加拿大学者麦克雷德(Mcleod)指出:在加拿大联邦成立之前,为政治及社会角色而培养人的理念便嵌入在教育之中,并且将该理念作为社会和公民幸福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6]由此可见,加拿大关于“教育是国家最好的安全措施”[7]的共识在很早就已达成。但是加拿大自从在公共教育中开展公民教育以来,涉及的主题和内容却始终处于修正之中。

20世纪头几十年,加拿大的公民教育强调让年轻人初步了解公民的角色,以两个核心目的为主导:第一,培养其作为一个“好”公民的人格特质;第二,培养一种“身为加拿大人”的意识。[8]奥斯伯恩(Osborne)将这一阶段描述为加拿大学校公民教育是“将儿童加拿大化作为国家建设的工具”时期。[9]20世纪20～50年代期间,由于受到战争余波、国家自治和爱国意识增长等因素的影响,其公民教育加大了对与民主相关的个人责任的关注。20世纪后半叶,加拿大公民教育中逐渐渗透了与世界和平行动、人权与自由宪章(the 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等相关主题。而到了20世纪70～80年代,对学校公民教育的关注主题变得多元,此阶段文化多样性、人权、全球理解和主动参与等主题成为公民教育新概念的一部分。[8]

作为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马赛克国度”,加拿大联邦政府对公民教育的重视程度曾一度由于对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的过度关注而下降。[11]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加拿大公民教育难以回避的问题。导致的结果便是加拿大的公民教育除了为其共同政治体进行服务之外,更体现出鲜明的特色,即在公民教育中秉承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公民资格观——差异的公民资格观以及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并重的公民教育观。差异的公民资格观的核心包括差异的公民认同、差异的族群认同及公民德行三个方面的意蕴。[12]

加拿大的公民教育主要通过一系列综合的社会研究课程展开。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政治教育,或称公民学教育。课程内容主要强调政府的结构和制度。(2)法制教育。主要让学生学习法律的原则和概念、立法与司法程序以及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和义务。(3)人权教育。自1982年颁布宪法以后,加拿大的人权与公民权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少,[3]人权在公民教育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4)国际和全球教育。国际教育与全球教育相关而独立。国际教育强调有关国际事务的知识,重在促进国际知识的获得。全球教育更加关注地球整体,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5)环境教育。环境教育通常包含在科学课程之中。(6)多元文化教育。自1971年加拿大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之后,全国的学校都把多元文化教育看作整个课程体系的一部分。[14]从以上教育内容可以看出,加拿大的公民教育中已然包含不少“全球公民”教育的影子。

二、加拿大公民教育走向“全球公民”教育的发展历程

将“多元文化主义与全球化是新世纪澳大利亚‘全球公民’教育改革的两驾马车”[15]这句话用在加拿大身上也再合适不过。加拿大“全球公民”教育的萌芽与其多元文化主义的传统密不可分。同时,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更是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详细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拿大“全球公民”教育的发展历程,根据不同时段人们关注的议题和参与程度的不同,可以将其大致分为提倡时期、研究与开展时期两个阶段。

1.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提倡时期

研究“全球公民”教育思想的学者曾指出:“全球公民”教育思想是对已有公民教育理论的补充和改造。[16]与此类似,加拿大的“全球公民”教育也体现为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教育的改革。加拿大的公民教育一直蕴含着“全球公民”教育的因素,但是正式提出在公民教育中发展全球观念并制定相关计划却是20世纪末期才有的事情。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CIDA)的资助以及对于全球团结的宏伟愿景的促进下,加拿大学校和社区组织团结一致努力将学生培养成全球社会的成员。[17]而此前的公民教育课本中更加关注国家问题,而不是全球问题。[18]

2001年,为使跨学科的国际公民观念成为可能,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维多利亚大学和日本静冈大学共同制订了一个长期计划,即“JASPER计划”。该计划是研究加拿大和日本中学生对于“世界公民”的看法。在3年的时间里,在日本和阿尔伯塔省会埃德蒙顿的科学和社会学课程中,学生们讨论、设计和执行跨学科的计划,来探讨面临全球问题的公民的责任。该计划最后形成了对于科学与社会科学课程改革的建议。[19]

此类研究代表了对“全球公民”教育的探索,此时期即是加拿大“全球公民”教育的提倡时期。也正是在此阶段,加拿大的正规学校、非正规学校以及非政府组织逐渐将培养“全球公民”作为教育的一项目标。

2.21世纪初至今的研究与开展时期

加拿大学者舒尔茨·李勒特(Shultz Lynette)于2007年在《阿尔伯塔教育研究期刊》(the Albert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为全球公民而教:相互冲突的议程和理解》的文章。在文中,舒尔茨犀利地指出,“正是对于全球公民身份理应包括哪些内容的理解上存在的意见分歧,导致了全球教育或全球公民教育有效性的降低”。[20]此外,他还总结出对于全球化理解的三种倾向:新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改革主义,并进一步阐明不同全球化解读下对于“全球公民”的不同界定。这一讨论和剖析对加拿大“全球公民”教育的目标定位等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全球公民”教育的研究与开展时期的典型代表成果。

与此类个人研究相呼应,由阿尔伯塔教师协会(the Alberta Teachers’Association,ATA)出版的《阿尔伯塔教师协会杂志》(ATA Magazine)对全球公民身份及教育也进行了持续的宣传报道。如2006年刊发了《全球公民是对未来的投资》(Global Citizenship Is an Investment in the Future)一文;2009年冬季发表了关于全球公民的一系列文章,如《全球公民的面孔》(The Faces of Global Citizen ship)、《关于全球公民的所有》(All about Global Citizenship)、《超越教室的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ship Goes beyond the Classroom)等。这些努力都为建构“全球公民”概念及开展全球公民教育活动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将全球公民和信息与通讯技术素养联系起来也成了“全球公民”教育的研究主题。瑞秋·莫尔(Rachel Moll)及邓·肯(Don Krug)在2008年发表的名为《运用网络2.0实施全球公民教育项目:处理道德和伦理问题》(Using Web 2.0 for Education Programs on Global Citizenship:Addressing Moral and Ethical Issues)的文章,提出了在“全球公民”教育处理道德和伦理问题中运用互联网技术的建议。[21]

同时,加拿大一些学者开始探讨“全球公民”教育实施的相关问题。如莫妮卡·克劳富丽(Monica Kronfli)在2010年发表了其硕士论文《为全球公民而教:一项关于两个课程方法的探索》(Educating for Global Citizenship:An Exploration of Two Curricular Methods)。[22]瑟琳·雷·乔根森(Shelane Rae Jorgenson)在2009年发表了《运用国际志愿者经验培养大学生成全球公民》(Using International Volunteer Experiences to Educate University Students for Global Citizenship)的文章。[23]无独有偶,在阿尔伯塔教师协会教育信托基金会的项目资助下,雪莉·乔根森(Shirley Jorgenson)于2008年出版的《青年队:通过社区志愿活动促进学生参与》(Youth Force:Engaging Students Through Community Volunteerism)一书,也指出了志愿服务活动对于培养全球公民的重要意义。以上研究成果显示出对“全球公民”教育实践指导的一致性。[24]

总之,21世纪以来,加拿大学者及组织对于“全球公民”教育的持续而深入的关注,清楚地表明加拿大的“全球公民”教育正逐步经由研究走向实践,并对实践进行着反思和总结。正如阿尔伯塔教师协会(ATA)的多样性、公平和人权委员会(Diversity,Equ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ttee)曾指出的:“是加入到教师和学生的培养全球公民素质活动的时候了,此类活动的主题包括冲突解决、和平意识、环境问题、全球教育及人权教育等。”[25]

三、加拿大“全球公民”教育的开展状况——以阿尔伯塔省为例

在加拿大这个联邦制国家,教育是由各省或地区而不是在国家层面上计划展开的。因此,超越简单的适于全国的一般性结论而寻求了解每个省的具体情况很有必要,也是唯一可能的。本文以阿尔伯塔省基础教育阶段“全球公民”教育的开展状况为重点关注对象。

阿尔伯塔省是加拿大中部偏西的一个省份,和加拿大整个国家的地理人口情况一致,也是地广人稀,同样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进而表现出对移民的宽容热情之心。新时期阿尔伯塔省的“全球公民”教育主要从以下两种渠道展开。

1. 社会研究综合课程中的“全球公民”教育

与全国的整体状况相同,阿尔伯塔省的公民教育也主要通过综合性的社会研究课程而展开。其社会研究课程的总体课程描述如下——社会研究为学生提供了发展态度、技能和知识的机会,这些态度、技能和知识使得他们成为参与的、积极的、知情的和负责的公民。在一个多元而民主的社会中,承认和尊重个体以及集体认同是必要的。社会研究帮助学生建构关于自我和社区的意识,鼓励他们在具有包容性的、民主的社会中肯定自身作为公民的角色。[26]社会研究课程的五个核心主题为:公民、历史、认同、观点和问题,针对不同年级有不同的课程描述。

随着阿尔伯塔省进入21世纪,阿尔伯塔省的教育从2005年开始对其社会研究课程进行改革以适应新世纪学生的需要。课程改革实施时间见表1。

资料来源:http//educatioaalbertaca/department/newsroom/news/archive/2005/august/20050815.aspx.2013-04-26.

2005年,阿尔伯塔省对幼儿园至3年级的社会研究学科实施新课程以来,加强了此阶段学生对于公民、认同和加拿大历史的学习。2012～2013学年,阿尔伯塔省对幼儿园至3年级学生家长的社会研究课程描述见表2。

从表2课程描述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加拿大的公民教育是如何从“公民”过渡至“全球公民”,它从了解周围世界逐渐扩充到对全球的关注,这种循序渐进的思维便是“全球公民”教育在推进过程中应有的思路。

资料来源:http://education.alberta.ca/parents/resources/expres saspx,2013-04-26.

在高年级阶段,学校教师除了在原有社会研究课程中添加关于“全球公民”教育的课程内容之外,还通过策划专门的阿尔伯塔学校改进行动计划(Alberta Initiative for School Improvement,AISI)为学生成为全球社会的积极参与者奠定基础。

阿尔伯塔西岛社会学院(West Island College Society of Alberta)是其中一个项目的主办方,该项目名称为“高中全球公民”(Senior High School Global Citizenship),项目覆盖范围为一所学校10～12年级的225名学生。该项目长达3学年之久,即2006～2007、2007～2008、2008～2009年度。

其项目改善目标如下表3所述:

资料来源:Alberta Initiative for School Improvement (AISI)Project Synopsis,2009.1.

通过该项目3年期间的课堂努力、实习安排以及带领国际学生到这所中学交流等工作的协作,该校学生以全球思维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得到了提升。对“全球思维、本地行动”(think Globally,Act Locally)的口号得到了再认识,学生对改善全球贫穷和环境问题有了真切的体会,并开始以实际行动为此付出努力。这便是“全球公民”教育所带来的显性效果。

2. 国际教育中的“全球公民”教育

随着全球化影响的深入,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全球公民”,阿尔伯塔省除了在传统实施公民教育的社会研究及科学课程之中增加相关主题内容之外,还专门开设了“国际教育”(International Education)。开展国际教育的初衷可以从以下陈述中得到展现:“我们的世界继续变得越来越互相依赖。我们面临来自环境、社会及经济方面的挑战通常是在世界范围之内,这些挑战需要来自全世界的政府、企业和组织的协作解决。因此,我们社会的幸福取决于我们创建和保持与国外的个体、政府、企业联盟、社区团体及学术机构的积极关系的能力。在这种背景下,阿尔伯塔人意识到全球动力系统和进行跨文化有效沟通的能力变得越发重要。学生通过国际教育举措将能够获得知识,并且发展这些技能。”[27]

由此可见,国际教育的展开与“全球公民”教育的目标是不谋而合的。以下所有与主题相关的举措皆可包含在国际教育之中,如跨文化对话、在本国或国外学习第二语言、体会或讨论国际问题、知情而负责的全球公民以及在国际事务问题上的积极参与。自2010年以来,国际教育已经成功地开展了“阿尔伯塔-中国伙伴关系”(Alberta China Partnership)、“特殊语言顾问”(Special Language Advisors)、“2012年国际教育周”(International Education Week 2012,IEW2012)等几个重大项目。

“阿尔伯塔-中国伙伴关系”项目的焦点在于加强与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关系。而扩大教育往来被证明在多种层面上推进了经济、文化和外交关系。2010年,该省再次与中国达成扩展合作关系的协议。此外,一个后续教育官员考察团前往中国扩大包括重庆直辖市在内的合作领域。考虑到中国和阿尔伯塔合作伙伴之间的不同利益,国际教育服务中心以及来自阿尔伯塔学校辖区的高级行政官员一起研发了“促进与中国的国际教育战略框架及行动计划”(Strategic Framework for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with China and Action Plan),并于2011年开始实施。[28]这一框架与计划对该项目的实施原则、阿尔伯塔目标、核心战略进行了明确规定。

该框架与计划所引用的阿尔伯塔省教育大臣戴文·汉考克(Dave Hancock)的一段话,恰恰揭示了国际教育与“全球公民”教育的关系:“我们的教育目标之一便是帮助创造全球公民。阿尔伯塔要能有效地参与国际社会和在国际事务上施加积极影响,需要关于其他国家公民的文化、状况及愿望的知识。国际教育在帮助我们将这类知识传授给学生时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29]

而“2012年国际教育周”(IEW2012)的主题也体现了旨在培养“全球公民”的宗旨。IEW在项目介绍中说:“国际教育周提供了庆祝和展示丰富多样的创新项目和活动的机会,这些项目和活动让学生能够接触国际维度,丰富他们的学习并且为他们成为全球公民做准备。”

综上,国际教育在开展“全球公民”教育中扮演了不同寻常的角色,为把阿尔伯塔学生培养成“全球公民”搭建了不可多得的平台。

四、加拿大“全球公民”教育的评价及启示

历史上,加拿大的公民教育曾创造性地实现了国家认同与民族集体认同的有机统一,通过培养“好”公民及“身为加拿大人”的意识同时又尊重多元文化,成功地维持了一个“马赛克式”的多民族国家。

在全球化时代的当下,加拿大人逐渐认识到具有全球观念变得愈发重要,他们需要培养的不再仅仅是加拿大的好公民,同时也需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能够主动并有能力参与国际事务的负责任的全球公民。为实现这一目标,加拿大的公民教育进行了改革,渗透了更多全球性事务的内容,以适应21世纪学生的需要。除了改革原有课程以外,阿尔伯塔省在其教育系统中还增加以国际教育为代表的专项内容,通过跨文化对话、第二外语学习、参与人道主义项目来开展“全球公民”教育。总体说来,加拿大的“全球公民”教育是成功而有序的,是值得认可的,它为我们开展相关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然而,公民是在对国家效忠的背景下被定义的,不同国家的公民效忠于不同的国家,如中国公民对中国效忠,美国公民对美国效忠,但是“全球公民”应该效忠于谁呢?[30]因此,对于未有“全球”政治实体而开展“全球公民”教育这一行动本身值得深思。对于“全球公民”概念本身,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现在也并未有一个明确的大家公认的界定。

正如舒尔茨·李勒特(Shultz Lynette)曾指出的,“教育者在囊括全球公民目标时,指出公民需要在超越自身本地情境之下参与事务和行动。然而,这种参与如何界定却取决于执行者在其过程之中想创造哪一类型的全球公民”。[17]“确实如此,当我们以新自由主义的态度看待全球化时,我们欢迎纯粹的国际市场并遵循自由跨国贸易的原则,这时的全球公民与全球经济参与相关;而当我们以激进主义的态度看待全球化时,我们则担心霸权主义的继续作祟和贫富差距的永恒化,这时我们将反对全球垄断机构,尤其是经济机构的形成;当我们以改革主义的态度看待全球化时,全球化即是多维度的,它包括经济、文化、环境等多个方面,同时南北等级也将得到消融,此种态度下的全球公民则需要在本地、国家和地区层面上建立社区和联盟的民主空间,以此对抗那些使压迫、贫穷和边缘化永恒的力量……”[17]

因此,在“全球公民”教育开展的过程中,对于全球化现象本身的思考尤为重要,也属当前最为迫切。只有在理解和看待全球化现象问题上达成一致时,全球公民的内涵才会清晰,“全球公民”教育也才具有明确的方向。

摘要：加拿大向来以多民族和多元文化著称,其公民教育从一开始就肩负着双重使命,即在服务于政治共同体的团结之外,还要体现对多样性的尊重。在全球化时代,加拿大的公民教育顺势走向“全球公民”教育。本文在概览加拿大及其公民教育的基础上,梳理了走向“全球公民”教育的发展历程,并以阿尔伯塔省为例纵观其公众教育开展的状况,最终给出评价和启示,以为“全球公民”教育的研究与实施提供借鉴。

全球化时代大学人文教育的新方向 篇9

全球化时代人文教育的重要性

试想，将来如果你的基因体资讯都可以经由纳米科技而输入像一个手表一样的芯片里面，而且那基因体知识可以预告十年以后，这个人会得癌症而死亡，那这个人的存在究竟有什么意义?只有人文教育才能赋予我们人之存在及其意义。

首先，我想跟大家谈一谈，在全球化时代提倡经典阅读，到底有什么重要性。这就牵涉到“什么是全球化”这个问题。

全球化的第一个大家能认知的表象, 正如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所说的, 就是全球各地的“互相联结性”日趋紧密。第二个表象是, 在全球化的潮流之下, “无国界的世界”已经来临。当代日裔美籍管理学大师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就说，在未来国与国之间的疆界将日益模糊，未来统治这个全球化时代的是四个“I”，那就是Industry、Information、Investment和Individual，即产业、资讯、投资和个人。旧的国与国之间的疆界是以大海、大河和高山来区隔的，这种天然疆界已经被现代的互联网完全打破了。全球化的第三个表象，是所谓“民族国家的终结”，区域经济的兴起已经造成了民族国家的终结。

以上这些表面的现象，都是很容易理解的。可是站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来看，我们必须要深刻地认知以上所讲的这些表象，它们都是“作为结果的全球化”，我们必须要从“作为过程的全球化”来分析“全球化”的本质。

“全球化”的本质是什么呢?首先，“全球化”具有高度的片面性，它几乎就是“美国化”的同义语。“全球化”的诸多论述者，基本上是为后冷战时代美国新霸权的背书，他们完全忽略了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在过去一百年来的苦难，忽略了他们的历史的特殊性是在于他们饱受帝国主义的侵凌，也因此他们的民族主义非常昂扬。

其次，“全球化”也具有一种脆弱性：越是全球化的国家或地区，反而越脆弱。全球化在一片繁荣的表象之下，潜藏着巨大的值得亚洲知识分子深刻思考的实质问题。

全球化的第三个实质，套用当代美国语言学大师杭士基(Noam Chomsky)所讲的，是居全球化中心位置的“中心国家”日趋“流氓化”。杭士基有一本书叫作《Rogue States》(《流氓国家》)。他分析，随着区域经济的全球化，居于中心位置的国家日益流氓化，它对全球化的边陲国家的宰制与剥削，几乎是达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代的“日不落”的大英帝国，而且尤有过之。

全球化的第四个实质问题，那就是贫富鸿沟的加深。经济学家告诉我们，“M型”社会已经来临，两端很高，中间很低。随着全球化，随着高新科技的发展，如纳米科技、通讯科技、认知科学、生命科学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贫富不均的问题。

在这样的基础上，让我们来进入“21世纪全球化时代人文教育有什么重要性”的问题。21世纪有许多高新科技，比如说生命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基因体定序基本完成，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恐怕是超出我们所能想象。试想，将来如果你的基因体资讯都可以经由纳米科技而输入像一个手表一样的芯片里面，而且那基因体知识可以预告十年以后，这个人会得癌症而死亡，那这个人会怎么样?他的存在究竟有什么意义?这是21世纪生命科学发展之后的巨大挑战。只有人文教育才能赋予我们人之存在及其意义。

在上个世纪二战以后，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大师阿多诺(Theodor W.Ador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启蒙的辩证法》(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里面就指出，启蒙文明具有一种自我摧毁性。因为启蒙文明提倡标准化、数量化、商品化。标准化、数量化、商品化岂不是现在大学教育正在努力奋斗的方向吗?这个问题是不是很严重呢?是的。只有人文教育，特别是人文通识教育，才能够安定21世纪青年一代的灵魂。

人文教育之所以重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人文教育可以奠定全球化时代文明对话的基础，促进世界的和平。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是全球化时代美欧地区保守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固然有很多发人深省的论点，但是，他对中华文明不了解。他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华文明———他说是儒家文明，可以和伊斯兰文明结合。他又说，美国的全球布局要重新调整，要放弃亚太地区，要跟欧洲基督教兄弟重新手拉手、心连心。这个讲法基本上是由于对中华文明不了解所导致的。不过，重点在于，21世纪是一个诸多文明冲突的时代，因此我们迫切需要进行文明的对话，这文明的对话就需要我们要先了解自己。

为什么要提倡经典人文阅读

所谓阅读经典的意义，就是使我们能够携古人之手，与古人偕行，经由经典阅读而与经典作者相对话。经典中的思想世界，就好像是图书馆，我们可以走进去，在古人的思想世界里面和他辩驳、冲撞，带着我们的问题、我们的苦闷，来向他求取答案。

当前人文教育，包括海峡两岸在内，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是以教科书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所呈现的问题。教科书就好像一种“套装知识”，这种“套装知识”的好处是，呈现了当前学术界已经取得高度共识的知识。它的优点就是很容易传播给下一代。“套装知识”的坏处是，很容易被商品化，有一种被出卖的潜在危险性。还有，教科书的基本性质是记忆导向的，尤其是记忆导向的教学方法。中国有着长达一千二百多年的科举考试传统，因此考试引导着教学。记忆性的教学方法弥漫于海峡两岸的各级学校，批判性思考极端贫乏。

第二个问题是，人文教育基本上沦落为一种“概念游戏”。比如说，哲学只是一些概念的推衍，哲学与生命没有关系;而史学呢，多半是因果关系之建立;伦理学则常流于说教。为什么需要哲学、伦理学、历史学、文学?不是为了丰富生命，提升生命的精神气质吗?但是，今天我们大学里面的人文教育，已经逐渐脱离“人”本身，“教育”与“实践”出现了分离。

当前人文教育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之间，有一个窘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最后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到底怎么改变世界?我想为马克思再加一句话：世界的改变从自我的改变开始，而自我的改变，从内心的觉醒与改变开始。我认为这一点，特别重要，特别值得深思。

在21世纪中国崛起的新时代，我觉得大中华圈的知识分子要回归儒家的“实学”传统。我所谓儒家的“实学”传统，其实就是12世纪以前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东林书院(明代)的精神：“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们需要“魂兮归来”，重温中华经典。

在儒家传统里，经典的“经典性”至少有三个面向：第一个是社会政治性，第二个是形而上学的内涵，第三个是回归人的心性的本质的思想内涵。

首先，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在于有它很强的社会政治关怀。意思是说，它是在日常生活之中来体悟超越和永恒的价值与理念。日本17世纪儒学大师伊藤仁斋(1627-1705)，毕生推崇《论语》。他说《论语》是“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他说孔子是“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人”。《论语》对海峡两岸社会的影响，远低于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日本一直到今天都还非常推崇《论语》。伊藤仁斋也曾说，“人外无道，道外无人。”他写书来分析《论语》的日常性的特点。这一点非常正确。中国文化的伟大，就在于不讲康德式“批判”，不讲柏拉图式的抽象理念，不讲亚里士多德式的三段论证，而是讲从日常生活中体悟永恒而抽象的伟大道理。更重要的是，这种道理是人人都能够做、人人都能够学的。

经典的第二个特质是，通常要有很强的形而上学的内涵。这种经典能够为人的生命赋予超越的形而上的意义。这方面讲得最好的，我觉得是南宋大儒朱子———朱熹(1130-1200)。他讲道，“经，纶，皆治丝之事。经者，理其绪而分之;纶者，比其类而合之也。经，常也。大经者，五品之人伦。大本者，所性之全体也。”“其于天地之化育，则亦其极诚无妄者有默契焉，非但闻见之知而已。”也就是说，在天地的形成、发展的过程里面，这些经典能够带领我们以最真诚的方式，默默地体会宇宙形成的道理，而不止于一种“闻见之知”。经典是能够赋予我们的生命以丰厚高明的面向。

经典的第三个特质就是，它能够赋予我们心性的意义，也就是心灵的觉醒。王阳明一生写过很多好文章，其中一篇叫作《尊经阁记》。用白话文翻译，他说：所谓诗、书、礼、易、乐、春秋这六经，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它只不过是传递我们内在的心灵里面那种永恒的道理而已。他说：所谓的《易经》就是讲我们心灵里面的“阴阳消息”;所谓的《书经》，就是记我们心里的“纪纲政事”;所谓的《诗经》，只不过是为了表达我们人的歌咏性情而已。的确，凡是伟大的经典，都能够唤起我们心灵的觉醒，使我们能够心体力至，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总结我刚才所讲的，那就是任何一部经典，都能够把抽象的“道”，跟经典，以及经典中的“圣人”三者合而为一，成为经典。换言之，经典因为它具有这三大特质，因此，它是一种“具有全球性意义的地域性知识”。比如说，儒家思想是两千多年前起于山东半岛的地方性知识，但是，它今天已经成为21世纪具有普世性价值的学问了。所谓阅读经典的意义，就是使我们能够携古人之手，与古人偕行，经由经典阅读而与经典作者相对话。经典中的世界，不是埃及金字塔里的木乃伊。经典中的思想世界，就好像是图书馆，我们可以走进去，在古人的思想世界里面和他辩驳、冲撞，带着我们的问题、我们的苦闷，来向他求取答案。

回应两个关于经典的质疑

经典的价值, 是超越人我疆界, 是泯除夷夏之防的。它并不是多元主义者所质疑的那样, 好像要回到19世纪、18世纪一元化的价值观念。

经典教育是人文教育未来重要的方向。可是, 当我提出这样的论点的时候, 必然会遭遇到两个非常严重的批判。这两个严重的批判, 分别来自于后现代主义与多元主义。

第一个质疑来自于后现代主义。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斯坦福大学校园内有一个大辩论，是关于柏拉图的著作在两千年以后，能不能成为经典研读的必读书目。有人认为，西方经典所承载传递的其实都是“已死的西方白人男性”的沙文主义的价值观。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经典基本上是封建的、专制的、落后的时代的东西。五四时代已经告诉我们，中国的“四书五经”等经典，应该扔进茅厕里面，中国才能得救。鲁迅甚至讲，“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在五四时代，不知多少激烈的言论都被提到过。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也讲过，所谓的“读者的诞生应是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的”。意思就是说，经典一旦写完了之后，就成为宇宙间的客观存在，成为一个公共财富，有待于我们不同时代的人各自去解读它。因此，从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来讲，没有所谓经典，当你要提倡经典，就要问“是谁的经典，为什么是经典，为谁而经典，如何而经典”，这后面的“经典”是用作动词。

第二个质疑，是多元主义者的质疑。他们可能会说，所谓的经典，承载的是一元化的价值观，它不适合我们这个多元文化并进的21世纪。他们也可能质疑说，经典有它的时空性，所有的经典不管是什么样的经典，都是时代的产物，因此都不是所谓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文本。

这两个质疑确实非常严重。我们今天提倡经典人文教育，就必须要对质疑进行批判。首先针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我的回应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在于经典能够触及人之存在的基本性、永恒性、主题性的重大课题。经典因此不能被窄化为“已经死亡的西方白人男性”的价值观，不能被窄化为封建的、专制的产物。孔子、孟子诚然是在春秋战国时代，是距离现在两千多年前的人，但是因为够深刻，挖掘得够深，因此在他们书里面所谈到的问题，是基本的、主体的、永恒的，值得我们今天来诵读。

再来针对多元主义者作回应，那就是：经典的价值，是超越人我疆界，是泯除夷夏之防的。它并不是多元主义者所质疑的那样，好像要回到19世纪、18世纪一元化的价值观念。研读经典，可以使我们“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温故而知新，继往才能开来。要“入乎其内”，这样才能够“出乎其外”。102岁才过世的当代德国伟大哲学家迦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曾经说过，“经典的超时间性是建立在经典的时间性之上的”，因为在时间的脉络里面，经典不断地被人研读，因为有人不断地去开发它的新意义，使它取得了超时间性的普世价值。

经典教育如何成为可能

我们的教学方法应有所革新，应该以对话的方法取代记忆的方法，以问题为导向来阅读经典。

最后来看看，在全球化时代，通识教育、经典教育的实践应该怎么进行。第一种方式，是可以采取以“模组”(module)的方式选编经典篇章来作为新时代的教材。这套用来选编经典作品的概念范畴，可以归纳为，比如说：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超自然，人与历史，思维方式等等。或者为了教学的方便，也可以在以上六大范畴之下，再依照不同的时代，如先秦、两汉到宋明等时代有所不同而再加以区隔，一个学期教学用16或18个周。

另外一种教学方式，可以用永恒的命題，比如说，以“真、善、美、正义、生命的意义”等作中心，来编选经典的教材。1993年冬天，郭店楚简在湖北省荆门市出土，其中有一篇叫作《语丛》，里面说道：什么叫作《易经》呢?《易经》就是超越的宇宙的道理，与我们人世间的道理相交会的地方，即“《易》者，天道与人道所以会也”。什么叫作《诗经》呢?诗经就是古人的心志与我们的心志交会的地方，即“《诗》者，古今之志所以会也”。什么叫作《春秋》呢?就是古代的事和今天的事互相会通的地方就是春秋，即“《春秋》者，古今之事所以会也”。包括《易经》、《诗经》、《春秋》这种伟大的经典，都包含着很多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在专制国家的人民都会碰到的问题，那也就是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什么是正义。这一类的问题，在经典里面都有非常深刻的反省。

此外，我们的教学方法应有所革新，应该以对话的方法取代记忆的方法，以师生对话来作为教学方法。其实，这只是两千年以来，归在苏格拉底门下的“Socratic method”。所谓“Socratic method”就是一种“dialogical approach”，这种对话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读经方法。

全球化时代 篇10

外语教育政策作为国家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价值的要素、内涵和特征属于教育政策、公共政策的价值研究范畴。在社会生活领域, 完整的现实性的价值关系至少需要三个方面的要素:主体及其需要、客体及其属性、价值关系的构成方式.。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来自于客体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现实的实践活动, 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价值离不开客体, 客体懒以依存的外部世界作为人生存和发展的境遇场, 具有满足人需要的属性;价值也离不开主体, 没有人的主观需求, 任何客体都变成没有价值的存在, 反言之, 只有和主体的需要联系起来, 客体才拥有价值的属性;价值最终产生于人们实践的过程, 价值主体和客体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实现相互统一, 从而建立主体需要和客体属性之间的关系, 即价值关系。就外语教育政策而言, 其价值主体主要包括以下三类:外语教育政策决策主体、外语教育政策执行主体和外语教育政策利益主体。外语教育决策主体主要是政府及其教育机构和官员, 以及外语教育咨询机构、教育组织和个人;外语教育执行主体主要是政府教育机构和外语教育组织;外语教育政策利益主体主要包括政府———追求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教育组织———追求群体利益、个人———追求个人利益。外语教育政策客体除了一般公共政策客体所包括政策问题 (社会问题) 和目标团体这些公共政策所发生作用的对象, 因外语教育政策的价值客体侧重强调政策活动作为中介和工具满足人们教育需要和利益的意义, 外语教育政策的客体还包括解决社会问题, 满足目标团体教育需要而进行的教育政策实践活动。外语教育政策价值关系因利益主体的不同、主体需要和诉求的多样而呈现多元化特征。

外语教育政策价值关系的多元化使得外语教育价值研究作为对教育政策及其活动所进行的价值判断, 主要解决譬如“期望什么”、“喜好什么”、“为什么期望”、“谁来制定政策、由谁来负责这套教育系统的运行”、“谁出钱, 出多少, 为什么付钱”、“资源如何分配, 为什么这样分配”、“利益如何实现, 实现的程度”这类涉及到教育政策背后的期望、教育政策环境的利与弊、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国家权力和社会各群体利益的分配、利益分配的价值原则等问题。哲学意义上, 教育政策价值揭示了教育政策主体同教育政策客体之间的一种需要与满足的逻辑关系, 体现了各教育主体间在权力主导、利益分配、期望达成上的角逐较量。外语教育政策的价值内涵是通过外语课程标准的制定、课程要求和培养目标的设立、教学模式和各种课内外外语教学活动的实施、以及外语教学效果与学生学习成就的评价等具体步骤来揭示这种政策主体和政策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的。教育政策作为调整关系的一种手段, 所调整的价值关系的性质决定政策价值的内容。外语教育政策从国际形式和国家安全角度出发反映教育权力的分配和调整时表现出教育政策的政治价值;涉及外语教学中教育资源的配置时表现了外语教育政策的经济价值;为了加强外语教育管理、规范外语教育活动的外语教育政策表现了其教育价值和人的发展价值;调整国家、社会群体、学校、个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政策则表现了其社会价值。外语教育政策的所有这些价值最终是要通过外语教育政策的内容和执行过程得以体现的。

外语教育政策价值的基本特征是其价值选择性。外语教育政策中对做什么、不做什么、鼓励什么或禁止什么, 从国家政策层面、民族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作出规定, 实质上就是政策制定者基于特定历史时期不同主体需求、权力制衡和利益分配所做出的一种价值选择。这种价值选择是一种集体选择或政府选择, 是教育政策制定者在自身价值判断的基础上作出的, 它蕴涵着政策制定者对于政策的期望或价值追求, 体现了政策系统的某种价值偏好, 表达了外语教育政策追求的目的与价值。其次, 外语教育政策价值具有“非历史性”的特征。教育政策等公共政策一般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采取、制定的权宜之计。从历史研究视角, 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外语教育政策对另一个时期的外语教育政策不具有可比性和较高的参考价值, 因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国内情况、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都不尽相同, 甚至有时是截然相反的。例如中国1953年取消英语专业, 施行俄语一刀切的外语教育政策就是时代的特定产物, 因为政策“决策者的决策顺序是首先满足社会现实需要, 其次满足学理需要, 最后满足政策群的横向和纵向一致性的要求。”相反, 国际间外语教育政策的共时研究因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研究价值。第三, 外语教育政策价值的另一个特征表现为教育政策价值的合法性, 也称之为合目的性。外语教育政策的合法性是对其价值选择是否是对社会范围内的教育利益进行了合理分配, 是否能使利益主体的需要和利益得到充分表达和满足的一种检验和评价。外语教育政策的合法性特征本质上是外语教育政策价值选择的合目的性, 价值选择符合主体的需要、利益诉求、价值理想的政策抉择。不合法、不合目的的外语教育政策终将退出历史舞台。例如加拿大在其英国殖民统治和建国初期, 曾采取强硬的同化政策。这一治国理念反映在国家语言教育政策中, 集中表现在对法语的压制和同化。但这种极端的盎格鲁化的语言教育政策价值取向无法满足社会现实需要, 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

自1949年建国以来, 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不断根据我国不同时期国家战略发展、社会经济需要的不同特点进行着调整和改变。全球化时代, 在国际主流外语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观照下研究影响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制定价值取向的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 外语教育价值理念从“内生化”向“全球本土化”的转变。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不仅要有政策内生化的战略考虑, 还要符合本国语言教育、发展的历史传统和实际现状, 关注全球化对语言学习者从语言知识的“输入”到语言能力的“输出”转变的强调。要以国际先进国家外语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为参照, 以增强国民综合素质, 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为目标。其次, 外语教育考试评价体系的改革。我国传统外语教学依据外语《教学大纲》所描述不同层次学生应该掌握的具体单词量、语法点、阅读速度等外语语言知识的离散性量化规定组织编写外语教材、出试卷、统计学生的通过率、评价学习者外语水平。这种传统把学习者外语语言综合能力用相互独立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来划分, 使我国外语教育长期陷入“应试教育”、“耗时低效”的泥潭。我国应借鉴《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用“能做什么” (can-dostatements) 对外语语言能力进行定性整体描述的评价理念, 从战略高度指导全国的外语教学不应仅从词汇量、语法规则等分散的语言知识技能来衡量学习者的外语语言能力, 更应衡量学习者在一定语境下使用外语的综合能力。

全球化时代, 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伴随着外语教育改革实践的推进需要加快进行优化调整, 这不仅关系着能否培养和储备适合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及国家安全战略需要的合格外语人才, 也关系到我国外语教育能否健康持续发展下去。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应该秉承动态、开放的原则, 在加快转变价值理念的前提下, 从加强外语教师教师培训制度和资格认证制度的完善和健全外语教育考试评价体系两方面入手, 切实推进新世纪我国外语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复兴.教育政策的价值系统[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3 (4) :6-13

[2]沈骑.当代东亚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的战略特征与趋势[J].比较教育研究, 2011 (9) 64-68

全球化时代的资本霸权 篇11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新帝国主义；时间—空间修复；剥夺性积累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2—0034—02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特别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奉行单边主义政策，西方一些政治精英和理论家开始重新探讨“帝国”和“帝国主义”这些看似已经过时的概念。作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卫·哈维立足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和批判，同时吸收列宁、卢森堡等人的帝国主义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新帝国主义”。通过对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科学而严谨的考察，哈维补充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前景的理论预期，基于此，即使我们不把他所创立的“新帝国主义”定位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也至少可以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镜像。

一、资本逻辑的全球渗透——“时间—空间修复”

哈维在《新帝国主义》一书中首先将自己将要讨论的“帝国主义”概念明确地限定为“资本帝国主义”,即“国家和帝国的政治”与“资本积累在空間和时间中的分子过程”的矛盾交融。所谓“国家和帝国的政治”, 指的是帝国主义行动建立在对一国领土的控制和动员其人力和自然资源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的基础之上。所谓“资本积累在空间和时间中的分子过程”, 指的是帝国主义是一个在空间和时间中扩散的政治—经济过程，其中对资本的控制和利用是第一位的。

大卫·哈维的“时间—空间修复”在一种比喻的意义上特指“一种通过时间延迟和地理扩张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特殊方法。”按照马克思利润率呈现不断下降趋势这一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必然隐私产能过剩和资本过度积累，“时间—空间修复”则是解决过度积累问题的手段。

由于资本积累的新的充满活力的空间最终将产生资本过剩，并将通过地理扩张来为这些剩余资本寻找出路，因此不同资本积累中心的矛盾将凸显出来。这一过程可能产生两个普遍性的结果，一是一个接一个新的“时间—空间修复”不断得以开启，剩余资本得到暂时性的吸收；第二个可能产生的结果则是随着各个充满活力的资本积累中心在资本过度积累的强大压力面前在世界范围内相互竞争，国际竞争呈现日益激烈。从长期来看，由于这些区域并不能全部获得成功，随之出现结果或者是那些最弱小的区域陷入生产衰退资本贬值的困境，或是各个区域之间爆发地缘政治斗争，在后一种情况下，资本逻辑的矛盾有可能引起领土逻辑的联动，从而引发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战和货币战，甚至引发战争。

二、资本逻辑的全球霸权——“剥夺性积累”

哈维认为，资本的无限积累和扩张需要权利的不断积累，只有足够强大的“霸权”才能保障持续的资本积累和全球扩张，并避免经济危机的爆发。从资本逻辑的观点来看，帝国主义的特征在于通过“时间—空间修复”开拓非均衡性的地理环境，并利用空间交换所必然产生的“非对称性”的关系获取竞争优势、加速资本积累。在这里，构成非对称性地理环境的的首要因素是资本和权力在某些国家或者地区的高度集中，而不是资源禀赋的不均衡分布或者地理位置的优劣。尽管自由主义者一再呼吁理想状态下的竞争，但是个体的资本家们却热切渴望得到垄断权力——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

在《新帝国主义》一书中，哈维借用了阿瑞吉的理论，霸权意味着相互交织的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或者区域性国家集团通过强力和压迫实现的“支配权”，一是通过价值观、发展模式与认同和相互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协作形成的“领导权”。

哈维认为，资本的力量不仅体现在发展生产力这一方面，而且以国家和政府的力量为依托将原来未进入竞争领域的资产纳入资本积累过程，实现“剥夺性积累”。剥夺性积累包括了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将生产性公共资产从国家或者大众转移到私人公司手中；二是在国家的支持下通过金融的力量强迫发展中国家将以前抵制资本逻辑的领域私有化、商品化和市场化来解决自身的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

剥夺性积累是通过什么方式解决过度积累问题呢？哈维指出“剥夺性积累所做的是以极低的价格（在某些时候甚至是完全免费的）释放一系列资产（其中包括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过剩资本就能够注入这些被低估的资产，并通过改变经营模式等方法迅速获得可观的利润，从而启动新的资本积累程序。1973年严重的经济危机过后，鼓吹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能够实现社会有效率运行的新自由主义从幕后走向了前台，首先是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人接受并开始运用这一理论，之后欧洲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新自由主义作为制定国家政策的基本依据。英国在撒切尔执政期间，大规模的社会住房成为首先被私有化和抛向市场的资产，随着这一政策的执行，房地产投机开始盛行，低收入人群被收买、诱骗甚至强迫搬到大城市的近郊，而他们的住房则改造成为奢华的贵族社区，他们再也不可能在这样的地段获得居住机会了。

汉娜·阿伦特在《帝国主义》一书中曾经指出：“简单的掠夺，这种几个世纪以前造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马克思）和开启了所有更深层次积累的原罪行为，最终必须不断地重复，否则积累的动力就可能突然停止。”虽然当代资本主义运行方式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资本的贪婪性和野蛮型并没有消失，在自由和民主的背后，是更隐蔽的剥削和更难以觉察的奴役。

三、新帝国主义视野下“中国模式”的“危”与“机”

大卫·哈维的“新帝国主义”作为一套透视经济全球化时代状况和探索世界历史未来走向的整体性理论，为我们考察“中国模式”的现实与前景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有助于我们从战略高度来剖析“中国模式”，探寻“中国模式”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可能面临的“危”与“机”。

首先，“中国模式”不应该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发展道路和实践经验的简单记录和概括，相反，“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应当是其中蕴含的发展理念和由其内在逻辑决定的发展前景。“中国模式”的内涵是在强大的中央政府领导下保持社会稳定，通过渐进式的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改革，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促进个人生活水平提高和自身价值更好实现。另外，一方面中国自身的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我国综合国力逐步增强使得中国在维护国际和平稳定、推动建立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方面越来越发挥出建设性的作用。

其次，“新帝国主义”与“中国模式”之间是一种既针锋相对又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中国对外开放和吸引外商投资的发展战略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关键就在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拥有的大量资金缺乏盈利性投资机会，而中国则拥有广阔的市场和巨大的消费群体，在中国的投资成为长期可靠的“时间—空间修复”手段。但是三十年的发展虽然没有使得中国实现全面富裕，东部和中西部、城市和农村、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者的差距依然很大，与此同时，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从发达国家的净投资场所转型成为新的资本积累重心，并且开始启动对外投资和国际竞争的步伐。比如中国的高速铁路通过引进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实现了自主创新并走在了世界前列，近期《纽约时报》撰文称中国有望成为美国第一条高速铁路的设备供应商。

此外，依据“新帝国主义”理论，资本积累和资本输出必然伴随着“霸权”的形成，中国的和平崛起在客观上构成了对美国或者说内部高度一体化的资本主义世界“霸权”的威胁，因而，“中国模式”的发展前景除了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还取决于国际竞争的激烈程度。哈维指出，解决全球性过度积累问题的唯一出路是中国的大规模建设项目能够吸收世界上的的大部分资本盈余，而资本转移对于美国经济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会坚决利用其石油力量来限制中国，最起码在中亚地区挑起地缘性政治冲突，甚或将其扩展为更加全球性的冲突”。

当前“新帝国主义”的提出以及全球形势的演变为我们创新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探索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现实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正像恩格斯所曾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的教条，我们相信，深入当下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现实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一定能够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而中国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伟大实践也一定能为世界的和平稳定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M].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94-167.

[2]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田世锭.戴维·哈维的新帝国主义理论探析[J].江海学刊,2010,（4）.

[4]段忠桥.资本帝国主义视野下的美国霸权——戴维·哈维的新帝国主义及其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2009,（2）.

[5]邢文增.新帝国主义与金融危机[J].理论导刊,2009,（4）.

[6]徐崇温.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改革和中国模式的讨论述要[J].党的文献,2009,（6）.

[7]鲍宗豪.论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7）.

全球化时代 篇12

一

教育在建设和谐世界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早已为人类所认识。1945年11月,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在伦敦讨论通过了《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组织法》,这个组织法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本组织法之各签约国政府兹代表其人民宣告: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1]在全球化的时代,这种思想更加凸显出其重要的价值。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教授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认为在这“现代世界冲突演进的最后阶段”,“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2]其观点在世界范围引起强烈反响,此后他又出版专著和发表文章进一步阐述这一思想并针对一些误解做出解释,指出“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3]要在多文明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教育作为对人类思想意识和社会文化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活动,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然而,如今以学校教育为主体的国家教育体系是在民族国家兴起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民族性是其重要的基本特性之一。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新挑战,我们如何在保障国家教育体系民族性的同时,通过建立和加强国际性来赋予其全球化的时代特征,这是我们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这样一个历史使命是否可能?这是我们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首先,教育通过促进个人发展而最终促进人类发展的根本属性,以及人的发展的内在普遍联系,都决定了建立教育的国际性和全球性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早就对人的发展作出了超越个体、民族和国家的辩证解释,认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在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4]在这里,个人发展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各民族的历史与世界历史已经辩证地统一起来,因而“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5]如今,人类社会的共同性透过“全球性”(globality)的形成更加突出地表现了出来。正如吉尔斯(Barry K.Gills)和汤普森(William R.Thompson)所说的那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毫无疑问正在见证着一股指向形成一种‘世界意识’的推动力,全球化的进程日益推动着人类走向与他人在身体上和交往上更多的亲近……这不是臆见(paradox),而是在全球性条件下的真实存在”。[6]吉尔斯和汤普森从两个方面证明全球性的确凿存在,一是系谱学和基因科学已经证实我们在物种上的统一性和以“种族”(races)或“民族”(nations)来划分人类的可疑性;二是我们完整、共同和独一无二的居所实际上不存在隔阂,所有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或其他隔阂都是人为造成的。就教育和人的发展而论,更是不存在什么天然的隔阂,个人的发展与人类的发展本质上就是联系在一起的。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等提出的“文化-历史理论”,也早就证明了人的发展的内在普遍联系。这种普遍的联系,构成了人类教育国际性和全球性的基础。

其次,全球化进程的现实需要已经形成了推动人们共同建构教育国际性和全球性的历史动力。全球化进程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运作方式的深刻变化,它正逐步改变着民族主义时代的世界以民族矛盾为基本动力、以民族国家为基本运作单位的运作模式,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及全球公民社会正日益走向人类社会运作方式的核心。我们已经看到,“如今,全球共治(global governance)已成为必需,它在地区、国家乃至城市层面确定着规治(governance)的条件……在全球化时代,管理(government),在其传统意义上,正在被我们所称之为‘规治’的东西所取代。这意味着政府是在‘操控’(steer)而不是命令社会,市场被允许在资源配置中承担所有任务”。[7]与此同时,“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不再以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为标志,而是被赋予了调动起来参与社会过程的公民集合体的意义,这种公民集合体与主流的经济权力和政府权力相提并论”。[8]人类社会运作方式的这种变化要求民间社会在更大程度上参与进而推动着全球公民社会的形成。这两方面与建构和谐世界的要求又是相一致的。“既然和谐世界要求民众的参与和治理,那么全球公民社会的崛起就是理中之义”。[9]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人们广泛地认识到教育在培养人参与人类共同事务的意识和能力方面的重要性。教育在促进个人和谐发展之外,其普遍促进人类全面发展的终极价值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更加突出地显露出来,国际性和全球性正日益作为与民族性同样重要甚至超越民族性的教育基本属性而表现于各国教育之中。

第三,不同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相互影响,以及教育跨国比较研究的不断发展,都已经说明了教育发展的国际性和全球性。维柯在其名著《新科学》中写道:“起源于互不相识的各民族之间的移植的观念,必有一个共同的真理基础。”[10]不同民族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相互影响早在19世纪初期就已经突出地表现出来,1817年比较教育学这门学科的产生及其此后的迅速发展本身就说明了人类社会的教育存在着超越国界的共同性。正是由于不同民族国家的教育存在着共同的真理基础,我们的比较教育研究才成为可能。伴随着人类社会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人类教育这种跨越国界的相互影响日益深刻和广泛。如今,以UNESCO为代表的一批教育国际组织不断建立起来,并且在人类教育发展过程中日益显著地发挥着作用。与 此同时，除了像 WTO 这样的世界经济论坛以外， 政治、文化和教育领域的世界论坛也不断兴起。这 一切都彰显着当今人类教育的国际性和全球性。 我们已经看到，全球化已使我们的教育在全球范围 内从内容到形式再到方法上都出现了趋同的发展 趋势。特别是现代科学知识成为我们学校课程体 系的主体部分，更是使得世界各国的教育已经在相 当程度上表现出全球共同性。如果说朱利安创立 比较教育学主要还是基于教育的国际性的话，那 么，各种关于人类教育问题的研究成果和UNESCO 等一系列跨国机构的建立及其对全球教育发展的 干预能力，则已经昭示全球性继民族性和国际性 之后在人类社会的教育领域逐步形成。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共同建构教育的国际性和全球性,使其与教育的民族性并列乃至超越民族性,这一历史任务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和必然的。当今人类建立和谐世界的历史使命,也要求我们通过建构教育的国际性和全球性来达成一种和谐教育。

二

人类的差异恐惧症(heterophobia)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总是习惯地认为“非我族类,必有异心”。这种与生俱来的本能反应使得和谐世界的理念显得如此脆弱和不确定。惟有通过和谐教育,在人心中建立和巩固一种尊重差异和人类共生的(symbiotic)价值,从根本上消除霸权主义的存在基础,和谐世界的理想才有可能实现。

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在其开始阶段就与西方普世主义的理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普世主义的理念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嬗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民主化发展,传统普世主义中的霸权情结如今已再难通行于世。中国人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是当代全球化理想的最好表达。那么,这种新普世主义的乌托邦何以成为可能?正如汤林森(John Tomlinson)所言,“在全球现代性(global modernity)的不确定性中,没有什么东西为普世主义的团结(cosmopolitan solidarity)提供保障,但其可能性至少产生于某些现代文化的强大资源:指向自我实现生活方式的驱动力和全世界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经验的联合使得我们面前的世界日益开放，所有这些本身就‘展 现’出一种扩展了的相互关联”。汤林森认为全球 化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关联性”(complex connec- tivity)，他通过这一概念把全球化归诸“迅速发展 并且不断增密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网络，这 个网络标志着我们的现代生活”。[11] 然而，在这样一 个普遍关联的世界里，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和谐 世界与和谐教育的价值因此也显得尤为重要。在 这里，我们不仅要如汤林森所说的那样，在现代文 化资源中寻求支撑这种普遍关联的力量，同时也不 可忘记传统文化中积淀的人类智慧。中国传统哲 学“和”的思想，就是这样一种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 有着重要现实意义和价值的文化资源，而将这种文 化资源转化成支持现实普世关联的主要手段之一 就是和谐教育。和谐教育以“和”的哲学为理念基 础，同时又将“和”这一传统哲学思想转变成我们 现实的生活驱动力。

通过和谐教育,我们可以共同建立一种“和”的世界观,即一种承认和尊重差异、共同谋求人类共生的普世价值。和西方关于“矛盾”与“和谐”对立统一的哲学不同,在“和”的哲学看来,世界本来就是由多种多样不同的事物构成的,仅由相同的事物不可能构成世界,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济”,[12]因此,和谐的实现不一定都需要通过矛盾斗争来克服和消除差异,而是只需大家都承认差异的合理性,做一个“和而不同”的“君子”就可以了。这种哲学思想,及诸多后现代哲学家们关于“差异”的思想,都可以与当代全球化历史进程相呼应。后现代哲学家的“差异”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哲学长期以来所寻求的同质性霸权的挑战和解构,相比之下,中国哲学关于“和”的思想更具积极的建构意义。两种理念相互补充,可以形成一种新的更具建构性的普世价值,引领当代世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以这种新的和谐理念为哲学基础,我们提出并实践的和谐教育,正是意在教育人们承认和尊重人类存在的差异性,激励人们在“和”的理念下实现多样性的共生,推动人类共同建构一种适应当代全球化历史发展需要的普世的世界观,从而在人的内心为建立和实现和谐世界奠定基础。

通过和谐教育,我们可以共同逐步建构一种全球化时代的新伦理,即共生的道德,推动人类社会在后现代全球化进程中实现一次新的价值观转变。凯布尔(Vincent Cable)在其《全球化与全球共治》一书中将“价值趋同”(value convergence)看作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前沿问题,认为“至少在西方已经存在着这样一种基础性的压力,它促使我们将普适的道德行为标准嵌入到我们管理贸易和投资的规则当中,或迫使商人、投资者和捐赠机构遵守这些规则”。[13]然而,同样是在这样一个道德转型的历史时期,我们也看到道德的危机已经引起人们普遍的担忧,看到了对一种包容性全球伦理(embodied global ethic)的期盼。“相关的道德危机并不是新出现的,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与大量的从西方传统角度对伦理/道德的理解相联系。当前的道德哲学对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支持继续助长着这类道德崩溃”。[14]要摆脱这一困境,保障全球化进程的健康发展,我们有必要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以“和”的哲学为基础,建立一种人类共生的伦理,并通过和谐教育使这种伦理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的道德。人类共生原本就是人类社会关系的自然法则,它是人类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中生长发展所需的共同的天然伦理。通过和谐教育,这种全球性的人类共生伦理的建立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通过和谐教育,我们可以从人心中消除霸权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土壤,提高每个人参与全球共治的意识和能力,从根本上促进全球化进程的民主化,为建立长久和平的和谐世界开辟道路。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经把全球化看作“现代性的后果”之一。[15]诚然,回顾历史,全球化的确与现代化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但是,展望未来,尤其是从和谐世界的理念出发,我们已经看到一种后现代的全球化初露端倪。这是全球化历史进程中两个具有不同特征的阶段。在现代化过程中,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民族性和民族主义进入人类历史的价值中心,并在20世纪先后引发两次世界大战。在这一过程中,国际主义也同时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就是现代国际性的集中体现。不过,国际性的基本立足点还是民族国家,它促进了世界普遍的联系,但在维系这种普遍联系方面还很脆弱,还不足以应对不同文明间的冲突。自20世纪晚期始,全球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共同建构一种包含民族多样性和民族之间普遍关联性的“全球性”,成为人类历史发展新时期的表征。从民族性、国际性到全球性,全球化的人类历史发展要求我们有所行动。通过和谐教育,我们可以努力自人心中从根本上解构狭隘民族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观念基础,促进人们世界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进而使人们认识到每个人都应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积极参与者,从而引导人们参与并共同推进全球化进程逐步走向一个长久和平的和谐世界。

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建立的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在其1995年的报告《我们创造性的多样性》中曾呼吁建立一套全球伦理(global ethics),以保护和促进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多样性。该报告也认为,“勿庸置疑,积极变化的潜能存在于那些决定我们行动的价值之中”。[16]要促进全球化进程中的那些积极变化,文化和教育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谐教育正是我们共同建构那些保障积极变化的价值的基本途径之一。

三

和谐教育理念的哲学基础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和”的思想,确切地说应该是这种传统哲学思想的当代发展,因为惟有现实生活中活的哲学才能为我们现实的行动提供支持。和谐教育,这一在全球化新时期由我们中国人提出的教育新理念,需要经历一个本土生长和全球扩展的过程,才能实实在在地进入我们的社会生活。

相对于“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些经济学家于20世纪80年代晚期在《哈佛商业评论》上撰文提出了“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概念,意指某种产品只有适应了其销售市场所处的特定地区或特定文化,其全球化才可能是成功的。英国阿伯丁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等人后来的一系列相关研究,使这一概念在有关全球化的研究领域被广泛接受。[17]在笔者看来,全球化进程中不但存在着“全球本土化”过程,而且还存在着一种“本土全球化”的过程,即本土的传统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被发现和认识,在本土社会的当代生活中获得新生并不断生长发展,进而在全球分享的过程中被赋予全球性并适应不同地区的多样性。总的来说,“全球本土化”和“本土全球化”都是全球化过程的组成部分。和谐教育这一新理念同样也需要经历这样一些“全球本土化”和“本土全球化”的过程，要首先通过本土生长 而获得适应当代社会生活的新的生命力，进而逐 步实现其全球的扩展。

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今天来谈民族传统文化,绝不是要回到过去。因为在这样一个全球开放的时代,回到封闭的过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继承性传统(taken-for-granted traditions)的瓦解,信仰、价值和生活方式多样选择的开放,这在文化的层面上构成了多元化的巨大挑战。……面对正在显现的全球文化,这意味着在接受和坚决抵制之间,以及在全球霸权和画地为牢之间的一系列中间位置”。[18]全球本土化和本土全球化过程正是这样一些“中间位置”的体现。建立和维护民族特色,不能依靠简单地回归传统,也不能仅仅依靠简单移植外来文化的本土化,而且还要走本土生长的道路,即结合当今社会的实际来实践和发展本土文化,从而真正建立新的民族特色,而不是回到过去的特色。和谐教育以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和”的思想为基础,但它并不意味着回到传统的中国教育那里去,而是要在全球化的时代建立一个兼具中国民族特色和全球性的新的教育理念,并且首先在我们的实际教育过程中实践这一教育理念,进而达成其现实的生命力和本土生长。我们要实践和谐教育,推动和谐教育这一新理念的全球扩展,就不能局限于其民族性,还要逐步建构其全球性。

和谐教育理念的本土生长和全球扩展,不能仅仅依靠钻到有关“和”的哲学的故纸堆中去,而是要在根本上依靠教育者们实实在在的教育实践,不能依靠回到过去“说教”和“诵经”之类的老套路上去,而是要依靠当代教育者们在教育实践过程中的活生生的教育创新。这是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逻辑的内在要求。前文已经谈到,在全球化过程中,“自下而上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from below)浮现于所谓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构成公民社会的非政府机构、社区组织、家庭和联合会“在未被政府官方垄断的空间运作,并由此提供了组织社会的不同方式”。[19]全球化的建构性正是在公民社会这样一种丰富多彩的社会空间中不断得以表现出来。就此而言,考文(Tyler Cowen)的观点也的确不无道理,他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创造性的解构”(creative destruction) 过程，认为它在解构了文化集体主义多样性的同 时也建构着个人层面的文化多样性。[20] 在这样一 个时代背景下，和谐教育的本土生长绝不能脱离 了当代教育工作者们的教育实践。

我们的和谐教育绝不是孤独的,尽管它从中国传统哲学关于“和”的思想而来,但所顺应的却是当今世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在世界很多国家,国际理解教育、和平教育等,都早已成为教育十分重要的基本组成部分。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各种国际组织在世界教育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们所提出的众多新的教育理念对人类教育产生了十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我们提出和谐教育这一理念,只是希望能在这样一个共同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作出我们中国人应有的贡献。中国“和”的哲学是独特的,它强调达成包容差异的和谐的思想是自古希腊至现代的西方哲学很少论述的。从这样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出发,我们提出并率先实践和谐教育这一新理念,与我们向全世界倡导的和谐世界思想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和谐世界是中国人为人类和平理想贡献的新思想的话,那么和谐教育就是我们在全球化时代为人类贡献的一个教育新理念。我们要告诉世人,教育不仅应当成为一项基本人权,而且还可以成为人类实现和谐共生的重要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