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意义（精选10篇）
全球化意义 篇1
一、“时间—空间修复”理论
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卫·哈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多年来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和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关于“时间—空间修复”的概念, 哈维在《新帝国主义》中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依他看来“时间—空间, 修复”理论中的“修复”一词的本来涵义是指:资本所塑造的以不动产和固定资产形式表现出来的那部分物质地理景观;其比喻的意义是指:“通过时间延迟和地理扩张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特殊方法”[1]。
大卫·哈维继承了福轲和列斐伏尔有关空间思想, 例如福柯的“把空间与权力政治结合起来”的思想, 列斐伏尔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在此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时间—空间”修复理论。时间空间修复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特定地域系统的过度积累意味着该地域出现了劳动盈余和资本盈余。这种盈余可能通过以下方式得到吸收: (a) 通过投资长期资本项目或社会支出 (如教育和科研) 来进行时间转移, 以推迟资本价值在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 (b) 通过在别处开发新的市场, 以新的生产能力和新的资源、社会和劳动可能性来进行空间转移; (c) 在某种程度上将 (a) 与 (b结合起来。”[2]
哈维认为, “时间—空间修复”理论是解释资本积累过程的主要因素。因为“资本积累向来就是一个深刻的地理事件。如果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资本主义很早以前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了”[3]。哈维非常认同列斐伏尔的的思想, 列斐伏尔曾经指出:“今天, 统治阶级把空间当成了一种工具来使用, 一种用来实现多个目标的工具:分散工人阶级, 把他们重新分配到指定地点;组织各种各样的流动, 让这些流动服从制度规章;让空间服从权力;控制空间, 并且通过技术官僚, 管理整个社会, 使其容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在全球化时代, 当代资本主义将“空间”作为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 资产阶级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阻碍, 随着时间的零度化, 资产阶级不断的占有空间, 空间便成了资本积累的重要境域。全球化即等同于资本的无限积累, 也是资本主义世界性扩张的一种空间策略。
二、全球化的恶果:“不平衡地理发展”
哈维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空间:走向一个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这本书中系统论述了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大卫·哈维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地理学家, 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阐述了生产和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从哲学和地理学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理论中的空间化思想。“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根本原因是:资本家总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进行的资本积累。他们会寻求新的空间, 以获取更多的优势, 资本会不得不转向成本低利润高的空间位置, 与此同时, 伴随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永远都会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资本的全球化很难做到利益均沾, 这就造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更加边缘化。不平衡的地理发展使得发达地区和边远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关系。虽然不平衡地理发展表面上解决了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 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 不平衡地理发展却造成了城市空间的频繁恶性改造。
当前资本主义的空间扩张已经渗透到了现代人的衣食住行, 对人们日常的生活、城镇建设、居住环境、心理健康等都造成了很大程度上的影响。显而易见, “不平衡地理发展”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激烈矛盾的主要原因, 全球化的过程其实就等同于“不平衡发展的过程”。
三、哈维的全球化理论的现实意义
哈维通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的分析, 对当代全球化的本质展开了深刻思考与批判。“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历史内部经过的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否认它是一个不平衡地理发展过程, 资本主义进行了大规模的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不难发现, 在当下, 全球化实质上是就是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霸权。他们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到全球范围内, 而美国正是这个全球化的代理机构。
哈维的全球化理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作为地理学家出身的他从地理视角出发,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当今全球化的本质。他将“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解为全球范围内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 他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 始终对全球化保持着一中审慎的批判态度;在对全球化的解读过程中始终将探索解放政治学作为中心议题。哈维强调全球化的矛盾和悖论为替代性进步政治提供了机遇, 为彻底变革既定体制提供了一系列独特条件, 开辟了政治斗争的新领域;在批判全球化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中重申乌托邦的作用和价值, 哈维指出,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 乌托邦精神处于尴尬困境之中。哈维从空间视角来解释乌托邦问题, 对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有了新的启发, 哈维并没有确切地提供出替代性方案, 而只是提出了建构替代性方案的一些理念,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提供的是对话性观点而不是答案”[4]。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 不仅冲破了国界, 而且缩小了各国和各地的距离, 使世界经济越来越融为整体。在如此深刻变化的全球资本主义环境下, 一些欧洲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全球化的实质、特征、以及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其中美国著名学者大卫·哈维从政治经济学、哲学层面展开了对全球资本主义现状的分析, 深刻阐述和批判了全球化时代资本积累方式。
关键词：全球化,时间—空间修复,不平衡地理发展
参考文献
[1][2]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M].初立忠, 沈小雷,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3][4]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 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全球化意义 篇2
学院：内蒙古大学大鄂尔多斯学院
专业：08级旅游管理
学号：00860018
姓名：韩曦
科目：《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指导老师：程宝华
全球化背景下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内蒙古大学鄂尔多斯学院08级旅游管理专业 韩曦 00860018）
【内容摘要】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存在多维的历史进程：中国现代化之维，近
代以来中国社会形态转型之维，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及其实践运动发展之维，等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这多维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而毛泽东思想则处于这一宏大的历史定位中。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科学价值/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正 文】
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这些新的变化，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内容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新的考验。能否与时俱进地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关系到党能否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形成的理论基础，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因此，充分认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就显得非常重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系列新变化，导致一些人对诞生于革命年代的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产生困惑甚至怀疑。因此，还必须把握变动中的现实，理解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联度，找准全面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切入点，在观照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正确把握衡量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尺度，并在理论上厘清毛泽东思想与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一脉相承之联系，从而明确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使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旗帜上永不褪色的内容。
一、现实与毛泽东思想的生命力：开放的理论与变动的实践
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显著特征的当代中国现实，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大背景下发生的。面对这些深刻变动中的现实，毛泽东思想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恒久的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思想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毛泽东思想诞生于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而当代中国所处时代的主题和特征是和平与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显然，这两个时代是不能也是无法割裂的，后者是前者历史演绎的必然结果。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毛泽东思想连接了前后两个不同的时代。
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理论，系统回答了包括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道路、步骤、前途等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中，至今仍然发挥着指导作用。尤其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将起着长远的指导作用。可见，时代主题的变化，不仅不会导致毛泽东思想的不合时宜，反而会更加充分地层现其持久的生命力。
（二）毛泽东思想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对外开放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政治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问题凸显，网络的普及导致强势国家、民族与政治团体之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辐射效用剧增。在这种情况下，相对弱势的国家与民族，一方面必须主动实行对外开放，以积极应对全球化之大潮，从而通过跨越式的发展来赶超现代化的先发国家；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在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主导的全球化中被“边缘化”，沦为大国的附庸，并导致与
发达国家差距的进一步拉大。曾经成功指引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毛泽东思想，同样可以正确指引当代中国在全球化境况下，通过深化改革和全面开放，成功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三）毛泽东思想与改革
1978年以来的改革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有目共睹。从模式选择来看，改革显然是对延续二十多年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否定。但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决不意味着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苏联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一种必然的历史选择。但是，几乎在实施苏联模式的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已经开始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探索中所取得的正确的理论成果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内在逻辑来看，毛泽东思想与当前的改革的关系，并不是相悖的，而是相一致的。
从毛泽东思想与改革的历史关联来看：毛泽东思想直接指引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革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使中国社会实现了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新民主主义社会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巨变；而1978年以后的改革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当然是关联于而不是脱离于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的。改革以毛泽东思想及其当代形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也是毛泽东思想生命力的鲜活体现。
二、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发展：直接的价值与意义
如果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发展的标尺来量度毛泽东思想的价值与意义，可将其分成四类：第一类，如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领导权、动力、对象、性质与前途、道路等问题的论述，主要是一种存留于历史的珍贵遗产；第二类，如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活的灵魂”，具有长久的指导价值；第三类，如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由于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的复杂关联，需要进一步梳理与解读，以发掘其中曾被忽视的价值，澄清被误解的问题；第四类，是针对中国社会而提出的关于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党建等方面的“正确的理论原则与经验总结”，则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直接的价值与意义，同时构成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直接来源。
第一，关于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毛泽东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观点。此外，近年来已经引起广泛关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也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第二，关于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只能建立在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各项不可移易的基本制度之上，而关于这些基本制度的阐述，正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第三，关于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毛泽东思想中的文化观点主要包括：关于“向科学进军”，关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关于知识分子工作，关于思想道德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工作基本方针等等。这些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四，关于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外交。毛泽东外交思想主要表现在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三个世界的划分等方面，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美
关系的改善集中体现了上述外交思想的灵活应用，而这又为1978年以后的中国外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五，关于毛泽东思想与党的自身建设。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党的自身建设的理论经过了长期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构成了一个科学的体系。结合当前党的执政条件的变化，毛泽东党建思想中一些理论观点值得关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还适时提出了在执政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这一重大问题，并就这一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其中包括“两个务必”、反对官僚主义，防止特权阶层，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等。这些观点对于今天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施，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切入点：“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
能否全面理解毛泽东思想，找准一个合适的切入点至关重要，这直接影响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能否在现实中得到展开与广泛认同。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其必然选择；相应地，也应以其作为权衡毛泽东思想价值的切入点。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存在多维的历史进程：中国现代化之维，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形态转型之维，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及其实践运动发展之维，等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这多维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而毛泽东思想则处于这一宏大的历史定位中。
从思想发展的线索来看，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与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其中，毛泽东思想是这个一脉相承的思想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既令马克思主义真正植入中国大地，并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又为新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次飞跃提供了前导。概括来说，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所一脉相承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基本原理、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实现此二者相互结合的思维方法，这表现为下列六个方面的同一。
证明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关系，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毛泽东思想所具有的恒久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正如其所前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亦如其所后启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根源于其科学体系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参考文献：《毛泽东文选》，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毛泽东思想概论》，中国档案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
全球化意义 篇3
【关键字】全球化背景 外语教学 工具与素质教学
0.引言
当前，对于外语教学是采用工具性教学模式还是素质教育模式？是应该注重教学的工具性还是教学的人文性？都已经成为我国外语教学必须给予公示，并且极具方向性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成一边倒的状态。很多学术界的资深的专家已经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外语教学应该采用素质教学的模式已经成为了教育界的主流手段，特别是我国的大学英语，大学英语字开设以来都被当作素质教育课程[1]。仅仅从外语教学的工具性和素质性在教学中甚至外语教学的战略，以及外语教育体制的意义，问题就变得复杂多样。
1.工具性教学与素质教学的区分
要对外语教育与外语教学进行有效的区分。外语教育的目标分为内在目标和外在目标，例如：出国就是属于外在目标，了解文化风情就属于内在目标。所以外语教育不能只注重语言能力，还需注重综合性的人文修养。外语教学的目标在于提高人的人文素质修养，还要使其掌握好这门语言的技巧，使之成为交际上的有力工具。倘若外语教学仅仅只在乎人文素质的提高而忽视了工具性的掌握，那么外语教育也将失去其学习外语的目的。有专家提出“外语教学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综合教育的一部分，必须加强文理渗透、加强基础、重视素质”，因此不仅是大学英语，就连英语课程教学的要求，都将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作为外语教学的教学目标。由此可见，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进行素质教育的一部分，也是让学生了解世界文化的基础语言，更是开阔学生视野的素质教育课程。先撇开外语知识对人修养的提高、培训开阔学生的思维、教学中发现教材的人文精神以及内涵。
2.工具性教学与素质教学之争的意义
工具性教学与素质教学之争的意义，要从外语教学的目标、课程设置、教材的选材、以及外语教学的属性。
有专家指出，在多次的社会调差需求分析中表明，我国大学生外语教学其主要的目标是将外语这门语言，作为几年后在人际沟通的工具，再通过外语的学习，来获得一些相关专业上的信息，以及自己的专业思想，所以，大学中的外语教学其本质上就属于学术英语。换一个角度来说，外语教学的思想转化到学术上来，能够有效的提高学者的外语水平和使用外语的能力以及科研能力[2]。
在对大学生外语教材调差中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大学生对外语教材不太满意。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气质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学者都是通过阅读外语材料来了解国外的文化，所以中国的教材中都凸显了国外情调的故事，甚至一些具有西方哲理的文字来吸引中国学者，但是材料在翻译的过程中，多少有些误差，而每天的新闻、微博、报刊等相关影视作品，导致了学者对教材失去了兴趣。在实际的生活学习中，西方材料凸显的趣味故事和哲理性的文字已经不能够满足学者应付四、六级考试，对于一些信息量大的专业学习，以及论文都让学者一时无法适应外语的难度。如此一来所造成的差异会让学者认为自己在学校并没有学到任何的东西。由此可见，大学中的外语教学是具有很强的工具性的，因此，对于外语教材的编写，可以适当的根据学校专业、特点、以及学科的需求来进行，这样进不能改使教材专业化还能够满足当代学者的需求[3]。
小学、中学、大学的外语教学。其外语教学不仅仅具备人文素质同事还具备工具性，因此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其侧重点有所不同。小学与中学开始外语教学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完成课程的要求以及升学率的通过，因此提倡素质教学是相当合理的。但是到了大学阶段，又了具体的专业和比较鲜明的就业方向，因此在外语的学习上，很多学生就需要提高自己专业方面的能力以及科研能力。由此可见外语教学的性质出了素质教育之外，还兼备工具性。外语工具说在我国名声不好，是因为外语工具的定义，以及外语工具说所指有密切的关系。
3.结束语
综上所述，外语教学应该以工具教学为目标，如此一来，外语教学即能够起到工具性的作用又达到了素质教育的作用。工具使用是具有外显性的，而素质教育则是内显性。因此，在其服务于社会和文化科学的发展阶段，学习者的人文素质以学习者的科学素质也会越来越高。当前，很多高校的外语学习，学生都是为了应付考试或者是考证而被动的学习，在毕业后，外语的使用机会基本为零，如此一来，不仅浪费了宝贵的教育资源，还浪费了宝贵的学习时间，造成这样后果的原因就是外语教学带上了素质教育课程的头衔。为了彻底的改变这一现象应将晚育工具性教学作为教学的首要目标。因为工具性教学不仅仅要面临教材的挑战，还要面临课程的挑战。由此可见，工具性教学的意义远远大于素质教育。
【参考文献】
[1]杨惠中.EAP在中国回顾、现状与展望[R].中国ESP研究高端论坛北京外国语大学.2010，6（12）：111-115.
[2]董亚芬.我国英语教学应始终以读为本[J].外语界，2013，（01）：2-6.
全球化意义 篇4
一、全球化如何改变着教育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对教育所产生的影响,并未从实质上侵蚀到国家对教育的控制。正如赖克(Reich,R.)所言,尽管国家经济的潮汐逐渐减弱,大多数生产要素已经国际化,但人力技能却相对稳定,并且归属于国家。[1]国家政府愈来愈将人力技能视为国家资源,藉此在全球市场上提升本国的竞争优势。国家政府并不准备放弃这一特权,也不会完全无视教育在传递民族文化和促进社会凝聚力方面的最根本功能。
但是,全球化的确改变着国家教育制度的前景。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全球化经济竞争引发了人们对技能与学历资格需求的增长。国家在应对这种需求时表现出力不从心,教育私有化却在此形势下“趁虚(需)而入”。迄今,高等教育是教育领域内最为国际化和商业化的部门。由于国际上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增涨,大学的研究与教学成为国际间交易的商品。这些商品潜在地为那些在全球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高等教育机构带来丰厚的回报。与高等教育相比,中小学教育则既不那么国际化,也尚未直接被全球商业所利用。理由很明显:大多数孩子不会出国读中小学,国际化的虚拟学校并不是其攸关的选择。对家长和国家而言,社会化依旧是中小学教育的首要目的。尽管现在中小学校里的营利机会在增多,其程度迄今尚不足以吸引私营企业对本国学生的学习进行投资。
教育私有化可能导致教育不平等,甚至危及一国的经济竞争力和社会凝聚力。教育的不平等会对一国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这是因为前者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而这种劳动力市场反过来又导致了双元竞争(即依靠高/低技能)战略。整个经济的总体生产率也会低于许多国际竞争对手。[2]有研究发现,技能分布状况与社会凝聚力之间存在很大相关性。[3]经合组织与世界银行在对各国学生学业成绩进行评估时发现,从国家政策的角度看,改善技能的分布状况与提高教育的均衡水平同样关系重大。[4]
竞争与技术变革使雇主提高了对技能的需求,个人对学历资格的竞争也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势下,各国几乎都是通过提倡终身学习,告诉人们学习机会随处存在———家庭、学校、工作场所以及社区,并将学习成本顺势转嫁给雇主、个人及其家庭与社区。[5]这一变化对“教育制度”的概念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在考虑教育的时候,已经习惯于将它与学校、学院等其他教育机构联系起来。但是,这些传统教育机构不久将不再是进行学习活动的主要场所。到那时,教育制度将会蜕变为一个边缘化的概念,我们将不得不更多地考虑非正规学习、工作场所学习以及社区或家庭学习。[6]
二、全球化对比较教育有何启示
(一)比较教育的分析单位应该是多层面的
比较教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最初起源于对国家教育问题的考虑,历来都是以国家制度作为其主要的研究对象,国家特性一直都是作为其主要的解释元素。这种仅囿于国家层面的思考的确已经过时,从国家特性和文化的角度来解释教育结构和教育结果总是带有一种本质主义倾向。这样做可能导致的危险是,它易于将某些国家特性简单地具体化为一些不可缩减的、同质的特性。如今,随着不断激增的社会多样化,文化的全球化和跨国文化空间的产生,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这种传统做法确实已行不通。因此,比较学者不应再仅将国家作为其惟一或主要的比较单位。我们需要更多在国家层面以下进行跨地区、跨社区比较。比如,拉菲(Raffe.D.)等人开展的所谓“一国之内的国际研究”,[7]埃文斯(Evans,K.)等人在德国和英国分别选出几所对应城市,然后对这些城市中的青年人的学习及其从学校过渡到工作的情况进行多层面的比较。[8]我们应该在“次国家层面”进行更多的比较研究。
另外,我们还可以在跨地区之间做出更多的“超国家层面”的比较研究。比如,艾什顿(Ashton,D.)等人对欧洲和东亚的技能形成制度做出的研究,[9]就开创了在跨地区层面利用新近出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对技能形成进行分析的可能性。在一些规模更加宏大的研究中,还可以设想将“超国家”地区作为主要的比较单位。毕竟,教育制度以及技能形成制度的确倾向于呈现出地区性特点。[10]倘若情况果真如此,比较学者可以通过研究泛地区性的特点,以及政策传播在这些地区内不同国家之间所产生的净效应在多大程度上的确解释了跨地区之间的制度特征差异,从而对环境如何影响教育变革这一课题得出更多深刻的认识。
简而言之,只要我们拿来比较的这些单位具备“社会层面的”特征(比如一些很有特点的制度结构和规定方面),我们就没有理由将比较仅限于以领土界限来定义的单位。比如,散居于非洲的犹太人群体、分布于不同地区的社团以及一些“虚拟的社团”等,所有这些至少在理论上都应该算作是比较教育研究的范畴。
然而,谈论以上这些在非国家层面上开展的比较研究,并非是认为跨国研究已经过时。与高等教育制度不同,中小学校的教育制度现在仍然是非常“国家性”的制度,中小学教育制度的结构和实践过程主要还是受制于国家法规以及学校制度本身所运作的国家制度和文化环境。要理解这些决定中小学教育制度的开展形式和教育结果的结构(即制度上的、文化上的)因素,我们可能还是经常需要进行跨国比较。倘若一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制度性差异本身就很少,不可能在国家内部做出比较的时候,跨国比较则尤为重要。[11]
当前,在比较社会科学中我们仍有理由将国家作为首选的比较单位。比较研究中很多数据仍然是从国家层面上采集,许多被采用的社会性变量都是被作为国家总体水平来测量,因为代表社会变量的“结构”和“制度”,诸如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政治制度、文化特征,这些基本上都仍然是国家性的。所有国家确实在诸多方面依然表现出常规性的、实质性的差异,比如在人口、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正如伊格哈特(Inglehart,R.)所总结的,“不同社会的人在基本态度、价值观和技能等方面皆表现出持久的差异性特征。换言之,他们皆有其异样的文化”。[12]这些文化既非全然统一,亦非不可变。然而,它们却在特定时空对人们的社会行为和政治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这些因素。
总之,从国家层面进行比较教育研究依然很重要。不过,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许多其他层面进行有效的比较。比较单位的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预先决定下来,而是要根据研究的标准而定。
(二)比较分析并未因全球化的出现而失去意义
比较教育学者在方法论上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在于分析的层面,而在于比较分析本身,以及我们是否真正做到比较。如上所述,全球化迄今并未将差异从这个世界抹去,我们尚不至于不能对事物作出比较和对比。只要依然存在可以对照比较的社会单位,就依然有可能进行比较分析。
若要真正做到社会学意义上的比较,就应该关注于社会或其他总体层面上表现出的特征,侧重于对这些特征之间的关系进行解释。那么,究竟什么才算做比较分析呢?可以说,所有的社会科学在根本上都具有比较的性质。涂尔干曾明言:“比较社会学并不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学分支。只要比较社会学不停止于单纯地描述事实,而是力求对这些事实作出解释,那么它本身其实就是社会学。”[13]解释事实对于涂尔干来说意味着理解总体(即社会事实)之间的关系模型,因为这正是社会学区分于其他学科(如心理学)之处。因此,关于个体特征及其行为的研究,无论是采用统计或其他手段,一般来说都不应算作比较研究。
正如涂尔干所肯定的,总体或社会由个体及其活动所构成,但前者所涵盖的对象多于后者之总合。总体或社会的特性与行为之间差异的模型,以及在这些特性与行为之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关系,不可能仅仅通过将个体特征与行为集合起来的方式得到解释。我们需要对构成这一总体或社会本身不可或缺的结构与特点的效果进行分析,这些效果也只有在该总体或社会层面上才有意义。比如说,我们不可能从个体层面的统计分析中考虑许多社会层面上的特点,要么是因为这些特点仅是作为恒量显现出来,因此不能用以解释变化,要么是因为这些特点在个体层面上没有意义,比如一些分布上的特征,诸如收入或者技能在社会范围内的覆盖拓展情况,在个体层面上就没有意义。[14]因此,比较研究是对社会或集体层面实体的各种特点之间的关系模型进行分析,无论这些实体是处于国家层面或者其他层面。
三、如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比较
(一)运用逻辑比较分析进行定性研究
我们可以通过许多方式利用比较方法来理解因果关系。穆勒(Mill,J.S.)曾对以下三种方法作过杰出的论述:求同法、求异法,以及将两者结合起来的间接法。[15]社会科学中所有比较方法,不论是定性的还是定量的,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基于这些方法而衍生出的变异体。尽管难以满足穆勒所说的理想条件,即所有起作用的变量都被我们考虑到了。由于我们不可能预知所有起作用的变量,因此,要做到比较就需要对变量做出规定,将某些变量看作是恒定的,这样一来就可以测试其他受试变量对后果所产生的影响。[16]
定量比较是在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建立起可能存在的关系,通过统计的方法进行这种测试,其优势在于可以同时测试多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然而,定量分析在跨社会的比较中存在很大局限性。我们所研究的许多社会层面上的案例中,其中有许多案例并不具备足够的数据,因而使得我们样本中所涵盖的案例数目大大减少,以至变量数比案例数还要多。这会导致统计分析结果不可靠。统计学家为了实现足够多的案例取样目标数,可能会将取样范围扩大至涵盖一系列完全相异的国家或者单位。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要对那些除了从毫无意义的抽象层面做比较之外根本就不具备其他可比性的案例进行比较。
若比较分析被界定为对跨社会的实体做比较,拉金(Ragire,C.G.)的观点则可能是正确的。他认为,比较教育特有的方法是定性比较法,即“比较的逻辑方法”。[17]这种方法并不依赖于取样或群体数,而是关注于所有与所研究现象有关的案例,或是研究者认为与该现象有关的一组案例。这些案例会限制我们做出普遍性的解释,因此,我们不会尝试对大量相异的个案样本做比较,以免相关变量过于广泛而不利于分析。
这种逻辑方法的优势表现在:首先,当统计分析很难处理多重因果关系时,逻辑比较分析则倾向于考察“由若干条件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结构复合体”。它要求对我们考虑范围之内的各案例作出解释。我们可以为某种兴趣结果识别出多套有效的先决条件,而统计分析则只倾向于呈现出最具支配力量的条件。[18]其次,统计分析学者仅考察某些具体变量之间的关系,而逻辑比较分析者则将每个案例置于其真实的环境下做完整的考察。因此,定性分析可以更多关注于现实的因果机制,而单纯的统计分析则无法对因果关系的可能力量和方向作进一步判断。当然,我们不可能宣称,由逻辑比较分析所得出的概括性结论适用于其他不属于我们考察范围之内的案例。不过,逻辑比较分析在避免产生统计分析方法中倾向于得出普遍性结果的情况下,倾向于尊重时空的一致性,保持这种时空上的一致性是得出任何可信的历史分析或社会学分析最根本的条件。
(二)适于不同目的的三种比较分析类型
我们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途径,根据不同的目的,进行逻辑比较分析。比如,斯考克普(Skopol,T.)和索莫尔斯(Somers,M.)曾对三种主要的“应用逻辑”(logics-in-use)类型做出精辟的阐释。[19]第一种类型被描述为“理论的平行展示”。比如安德森(Anderson,P.)在《专制国家的谱系》[20]中将以往得出的理论应用于不同的历史案例中进行比较,既可以丰富和提炼该理论,还可以展示该理论的解释力。不过,这种比较并不是为了产生或者证实一些假设。第二种类型被称作“对照性比较”。以本迪科斯(Bendix,R.)的《国家建设与市民社会》[21]为例,这种分析的最大特点是,它尊重每一个案例的历史完整性。它为了展示各种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和特异性,因而格外突出了每个独特案例的基本特点。这种比较的目的并不在于对某种理论做出明确的展示或者解释。对于不同案例所做出的解释虽然是基于一个共同的比较参照框架,但解释通常是针对具体案例而言。第三种比较类型被称为“宏观因果分析”。只有在这种比较中,我们才利用受到系统化控制的比较,对某种因果关系做出假设,并对其进行解释和验证。这是一种最为有力的比较分析方式,通常会涉及大量颇具复杂性和学术影响力的著作,比如摩尔(Moore,B.)的权威著作《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22]撰写这类著述的难度在于,分析话语灵活多变,迂回于正反两方面案例之间,同时还要顾及时空方面的细节,以免在分析中迷失历史时代感。
研究因果关系的逻辑比较方法大都是由穆勒所说的“间接方法”变异而来。穆勒认为,这种方法最适于考察包含多种因果关系的现象。[23]当某种特定现象在多个不同案例中出现时,调查者通常注意这些案例所共有的那些条件,然后将这些案例与其他不存在这种特定现象的案例进行对比。如果某些条件在第一组案例中都存在,却缺失于第二组案例,而且若所有这两组案例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那么就可以推断出,这些条件是促成这种现象产生于第一组案例的原因。这种方法因未能观测到造成该现象的“第三类原因”而易受责难。不过,这种情况在定量分析中也会出现,尽管出现的可能性会小一些。在出现这种情况的定量分析中,某种相关性的确立可能是由于一个变量没有被观测到,而这种变量却同时影响到了发生相互关系的这些变量。
比较教育最理想的研究方式是对因果关系做宏观分析。如施瑞尔(Schriewer,J.)所言,“作为一种社会科学方法,比较并不在于涉及可观测到的事实,而是要关注彼此间存在联系的关系甚或关系的模型”。[24]为保证在研究中采用比较的方法,比较教育必须超越仅对案例进行分类,或对案例做平行描述。虽然宏观因果分析中也可能会采用“对照性”或者“平行展示”的方法,但其至少可以将我们提出的理论臆断与实证观察放在一起对照。
(三)恪守方法论标准,重在解释因果关系
当代比较教育研究存在的问题是,许多比较教育研究实际上并未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比较。大多数成果从总体上看,要么是关于某单个国家非比较的分析,要么是对一组国家的教育实践或者教育政策所做的平行描述。无论这两类研究有何优点,它们都未在必要的情况下使用比较的方法对关于因果关系的假设做出分析和验证,甚至也未将理论与证据放在一起对照着比较以达成韦伯所说的“理解”。任何领域或者学科都需要一些核心的、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方法论标准。包括比较教育在内的比较研究领域,这些方法论标准必须是,通过比较对因果关系做进一步解释,或对关于因果关系的论断做出验证。由于社会科学中不存在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比较法便是除实验之外取得科学“证据”的最佳途径。如果不系统地使用比较方法,比较教育将会在很大程度上缺失其作为一种学术追求的可信度。
迄今,比较分析依然是对教育过程所涉及的各方面社会因素做出因果解释最强有力的工具。尽管全球化开辟了一些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制度”的教育空间,但是它并未降低比较分析的效用,它只是在提醒我们,要拓宽我们所采用的分析单位。当今,比较教育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本质上是双重的。首先,我们要使该领域的研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比较。其次,我们要将比较教育从其所处的相对孤立状态重新带回比较社会科学或历史社会学主流当中来,后者才是比较教育的正当归属地。
摘要：本文缩编自格林教授的一篇早期论文①,旨在提炼其有关当代比较教育研究的理论与观点,以期对改善和提高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质量和水平有所助益。本文主要聚焦三个问题:全球化如何改变着教育?因全球化而引发的教育变革对比较教育有何启示?比较教育研究如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比较?
全球化意义 篇5
衡量国家竞争力并不容易，因为这涉及了包括政策、社会以及企业的21个责任竞争力指数，包括108个国家如何将负责任的企业实践纳入自身的经济体系。这些国家的GDP占全球96%以上。我们有很多数据，试图了解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将负责任的做法融入到整个国民经济当中。世界经济论坛就是最著名的成长竞争力指数的发布方，我们还使用了世界银行发布的经商指数。我们把两者结合起来，看看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我们发现责任竞争力与这两个指数紧密相关，我们用传统的方式来看待竞争和经商的容易程度。
分析结果在《国家责任竞争力》一书后面有全部的排名，以及分数是如何进行分解的。很多工业国家得分比较高，特别是欧洲国家，在前20名中占了13个名额。亚洲得分较高的有香港、日本和新加坡。美国的排名比较靠后，列第18位，这与其他竞争力排名相比不太一样。新兴经济体如智利、马来西亚和韩国位列前25名左右(分别处于第24、第25和第27名)。南非是五金砖头(BRICS) 中得分最高的，名列第28，其次是巴西 (第56)、印度 (第70)、俄罗斯 (第83) 和中国 (第87)。
中国有领先的方面也有落后的方面，领先的方面是，1、在男女工资平等方面分数较高，这意味着中国正在有效利用劳动；2、在工伤死亡事故方面的得分好于平均水平。落后的方面是，1、在审计和会计标准和人员培训的实力方面不如平均水平；2、在腐败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方面不如平均水平。中国为了达到国际标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把108个国家分成四类不同的小组，第四组是“起步者”，“起步者”签署并批准了国际条约，但目前仅掌握了基础知识，尚未到达起跑线，如尼日利亚、孟加拉国。第三组是“遵循者”，他们签署了国际品质、劳工和环境标准 (如巴西、墨西哥)，满足了入门的条件，他们可以进入国际市场当中。第二组是“维护者”，他们积极推广国际标准及拥有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维护者”开始了解如何来打造自己的品牌，比如中国的品牌、瑞典、马来西亚、南非的品牌，这不仅仅是遵守标准的问题，还要考虑维护比较高端的产品、比较好的美誉度、更好的价格、更好的市场准入、如何让消费者更愿意购买他们的产品这些方面。这些都是全球化企业需要考虑的。第一组是“革新者”，基本是OECD国家和欧洲国家，革新者的特点是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媒体和高要求的消费者，他们更多关注创新，关注人才发展，更多以自愿方式与企业社会各个方面合作。
全球化意义 篇6
一、《共产党宣言》中全球化思想的典型体现
首先,经济全球化方面。“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 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这说明,马克思在当时已经预见到了全球化发展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不断发展,封闭孤立的世界逐渐被打破,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被迫接受资产阶级的文明而慢慢地走向一体;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开辟广阔的世界市场和拥有大量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国家只有不断地走向海外,走向世界,进行殖民扩张和掠夺,才能满足其不断发展的需要。
其次,文化全球化方面。从世界不断融合的整体发展形势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断促进生产方式、文化、政治、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变迁,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文化全球化。“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文化既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同时更作为一种商业产品不断地被大量的人口迁徙、广泛的商业往来,先进的传播工具传播于各个大洲、国家、民族之间。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之间,地区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之间等不断产生交流、碰撞、交锋、吸纳和融合。这样,民族的文化成为世界的文化,世界的文化成为民族的文化。
再次,经济全球化在导致文化全球化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球政治化的进程。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曾做过科学的预言。“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关税的统一民族。”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一方面是落后的国家获得了独立和解放,分裂的民族必然会走向政治的统一;另一方面是国际社会为应对潜在的风险和挑战必然建立一种国家间的政治上的协调机制和机构。联合国的成立,以及当今世界欧盟和东盟的存在和发展,有力地佐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政治全球化的科学预言。
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存和占有的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产生的是它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资本的贪婪必然把它的触角伸到世界的各地,但由于其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一方面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必然引发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和两个阶级的对抗。无产阶级凭借自身的优势必然成为最终埋葬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阶级,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一历史性的趋势也必将成为现实。
二、辩证看待《共产党宣言》中“全球化思想”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强调我们看问题既要坚持辩证的观点,又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于《共产党宣言》中的全球化思想,我们也要做一个全面的、辩证的看待。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肯定全球化思想的积极作用。资本的全球化,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快速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可见,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加速了知识和文化的传播,而且提高了人们的创造能力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另外,世界市场的形成,科学技术的发明和运用,有利于国际分工协作的发展和商品、资本、服务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为全世界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准备了条件。其次, 《共产党宣言》对全球化消极影响也进行了科学的分析。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地位的严重不平等,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获得的收益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也就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一方面导致世界范围内的贫富悬殊与两极分化,另一方面加剧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之间的矛盾。此外,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文化受到严重侵蚀。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渗透、资本掠夺的同时,始终不放弃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价值观渗透和文化输出,落后国家的文化独立性必然受到冲击和侵蚀,民族文化的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三、《共产党宣言》中全球化思想对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意义
(一)《共产党宣言》中全球化思想要求我们必须适应时代要求,融入时代潮流
“世界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的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的重炮,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如果说19世纪40年代资产阶级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倒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廉价的商品的世界扩张。历史发展到工业革命带来的资产阶级文明时期,它的显著的特点就是让那些半开化的、甚至是野蛮的民族从属于所谓的文明国家,这是当时的时代潮流。逆流的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惨败的记录。 因此,在全球化浪潮日益发展壮大的今天,每个民族国家再也不能闭关自守,盲目自大。我们要积极地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当中,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全方位地参与, 要变被动为主动,客观、冷静、机智、灵活,要走在时代的前列,而不是去搭历史的末班车。
(二)《共产党宣言》中全球化思想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是一部扩张和侵略历史,是用“血与火”的文字记入人的编年史的。以往每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采取了相同的方式,为本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成为所谓的“发达国家”。而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理念和道路。侵略扩张的道路为世人所唾弃。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逐渐成为全民的共识。事实证明,这条道路使得年轻的中国越发富有活力和创造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我们不断地深化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体制的改革,趋利避害,扬长避短,有实效并兼顾国情,借鉴发达国家的优秀管理经验,建立和完善自己的经济管理体制;需要我们继续深化“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参与多边经济组织。
(三)《共产党宣言》中全球化思想要求我们在接受新思想的同时继承延续民族血脉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尤其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使得各个民族、国家、地区在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宗教、政治制度等方面相互交流、交锋和碰撞,有时会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因此,我们在发展的同时,必须进行客观的、敏锐的分析和判断并做出正确的取舍。西方和其他民族中优秀的文化和成果,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呢?而西方那些自由化的思想和“宪政”理论等腐朽糟粕的东西,必然应该遭到彻底的否定。同时,我们应该深刻地明白,不管全球化如何的发展,一个民族绝不能够丢掉自己最根本的东西,那就是民族的血脉和精神。相反,世界的改变向来以思想和文化为先导。这种血脉和精神理应得到继承和延续,不仅深深扎根于本民族的灵魂当中,而且要不断地走出国门,为其他民族和国家理解并接受,从而影响世界。
(四)《共产党宣言》中全球化思想要求我们既要独立自主,又要求同存异
全球化的发展给我们带来重要机遇的同时又面临严峻的风险和挑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威胁依然存在;局部的战争此起彼伏“;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图谋没有改变;恐怖主义的势力和土壤没有彻底铲除;与周边国家的领土和领海之争形势不容乐观;祖国的统一大业还没有完成等等。这些,都要求我们具有战略的眼光和思维方式,敏锐的判断力和机智沉着的应变能力。努力去寻求利益的共同点,创造机遇和发展环境;要临危不乱,在重大问题和核心利益方面绝不妥协和让步,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要尊重他国的正当利益与关切,最终实现世界各国“共赢”“平等”“公平”“共存”的全球化。
(五)《共产党宣言》中全球化思想要求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共筑“中国梦”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给我们提出了共产党人所要实现的崇高理想和伟大目标。那么,今天我们坚定不移地走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为实现这一崇高目标的必然阶段。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符合中国国情和人民心愿的正确选择。这条道路必将引领中国人民为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摘要：《共产党宣言》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全球化思想。认真学习和研究这些重要思想,对于科学认识当今全球化思潮、有效应对全球挑战,以及积极推动当代中国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全球化思想,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列主义著作经典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全球化意义 篇7
城市在国际舞台上一直扮演着独特的角色, 对于西方文明而言, 从古代城邦国家到中世纪城市联盟, 从殖民时代的各帝国首都到现当代的“全球城市”体系, 西方国际关系史中可谓充满着城市记忆。在中国城市序列中, 唐代长安、宋代泉州、元代大都、明清广州, 也都是享誉全球的国际都市。清季以降, 中国一度陷入存亡之际, 除上海等因特殊时代背景而仍保持一定国际化活力的租界 (口岸) 城市之外, 大部分城市的命运与国家一样, 深深陷于内忧外患之中。直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城市才重新焕发生机, 在全球化浪潮中不断发展出新的全球联系。与中国城市的国际化紧密联系相比, 中国城市的国际公共关系工作也在不断展开, 通过国际营销、品牌建设、战略沟通等具体的国际公共关系活动, 为世界城市舞台增添着浓墨重彩的中国元素。
城市是国际公共关系活动的主体
城市公关的出现, 即城市本身作为公共关系特别是国际公共关系主体, 和全人类的城市化进程密不可分。
在公共关系学意义上, 一般认为组织 (organizations) 是公共关系活动的主体。进一步的讨论则是“公共关系中的主动者, 主动的一方”1即为公共关系主体。组织功能是否健全能够帮助我们衡量社会组织的成熟程度。越是成熟的组织, 其公共关系的维系与发展越全面。伴随着连续的工业化和全球化浪潮, 全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正在向城市集聚。在绝对数字意义上, 城市作为一种实体型人类共同体, 已经开始承载全球多数人的生产生活, 成为人类文化发展与文明程度的象征, 智慧城市的时代已悄然到来。在这个意义上, 城市本身的公共关系主体地位开始确立, 城市作为主体的公共关系活动空前活跃。
世界人口向城市集聚, 必然使城市在人类共同体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抬升。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人口司发布的《世界城镇化前景报告》 (2014年修订版) , “目前世界5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区域”, 并预计到2050年, 城镇化率将达到66%, 而1950年这一数字为30%。2根据中国中央政府于2014年3月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中所公布的数据, 1978—2013年, 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 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 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3按照中国城市规模最新划分标准, 具备1000万以上的常住人口规模的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等六座城市为中国“超大城市”4。以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为核心形成的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 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 创造了36%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 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以及城市群的发展, 被认为是“带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
随着城市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愈加凸显, 城市本身作为一种人类共同体, 无论是在国家范围内还是在世界舞台上, 其主体功能不断完善, 主体意识逐渐成型。全球范围内城市间的互动, 正越来越成为人类交往中的一种突出现象。这种互动, 显然是一种公共关系活动。例如, 我们能看到以不同国家城市与城市之间互动为主题的电视节目5, 这利用了城市内有更加优越的节目摄制条件。以“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 和2014年起由联合国设立的“世界城市日”, “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和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各国城市的共同关注”6。城市甚至能在国家间关系发展的特定场合发挥独特的政治作用, 如宣布两国具体两个城市之间互相暂停官方交往等案例的出现, 7也从某种反面体现出城市在国家整体对外交往中的作用在凸显。城市的国际公共关系活动能力, 则是“连接城市对外交往能量与其在国际社会实际对外交往影响力的中观概念”8, 成为城市发展的一项指标。
从世界范围来看跨国的城市间关系网络, 欧盟因一体化程度较高, 其内部城市间的跨国公共关系也相对紧密。在欧盟的政治实践中, 为解决成员国内部政治单位参与欧盟内部关系发展的需要, 形成了欧盟地区委员会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Co R) 9和欧盟地区政策架构, 通过安排欧盟地区发展基金和实施各式各样的地方政府伙伴关系等措施, 连接成员国内部政治单位, 以达成欧盟凝聚力政策 (Cohesion policy) 在地方特别是城市层面的目标, 具体如实施文化教育项目 (如欧洲文化之都项目european Capitals of Culture) 、边境城市合作项目 (如波罗的海地区小组baltic see Group) 等等10。欧盟自成立之日起, 便广泛存在“欧洲公民”意识形态的建构, 不同国家间的城市国际公关和公民社会间的对话势在必行。欧盟对外事务部行政办公室秘书长, 文化事务高级顾问艾伦·吕什在2014年上海举办的世界城市日活动中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是否可以通过城市公共外交达成共识, 解决我们彼此间因文化、社会制度不同而引起的冲突?”他还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国际关系间的转折点, 城市外交在这方面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1
城市国际公关意义的三重演进
本文所论城市国际公关在其意义上的三重演进, 是指根据城市规模、属性和使命上的特质, 推导和抽象出的城市国际公关在“全球”、“国家”与“地方”三个层面上的价值叠加。城市无论大小, 其国际公共关系活动都可能具备全球意义、展示国家形象和落实地方发展三个层面价值中的全部或任意组合。
首先是具备全球意义的城市国际公关层面:最具有全球意义的城市国际公关, 往往是“全球城市”或“世界城市”本身的国际公关活动。
全球城市并不一定都以规模取胜, 中小城市也可能具备撬动某种全球性资源的能力, 其城市国际公关借助这种能力, 同样能够在某一层面上具有全球意义。例如:位于瑞士东南部格里松斯地区的达沃斯 (davos) , 本身是一个瑞奥边境上的小镇, 因为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在这里举办, 而使得小镇具有了全球意义。作为“达沃斯”品牌的拓展, 自2007年起“夏季达沃斯论坛” (全称为“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 会址落户中国天津和大连。在全世界范围内, 达沃斯也成为了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一些中国小城市的全球影响力, 也可以通过某些或某种商品的贸易表现出来, 特别是通过“全球第一大某种商品的市场”形式出现。这些优势, 都已融入这些城市的国际公关活动和常规形象管理中, 强调的是城市的全球意义。
其次是展现国家形象的城市国际公关层面:在严格意义上, 除了新加坡本身为城市国家外, 任何一个单独的城市在主权意义上都属于某一个国家, 是某一个国家的组成部分。城市会被国家赋予各种各样的国家层面的 (National) 使命。在中国城市建设实践中, 超大城市客观上还被赋予了“国家中心城市” (如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天津等直辖市) 的意义。国家中心城市往往“是指那些在全国城市网络体中经济要素最为集中以及经济规模最为庞大的城市, 是对于全国经济具有相当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城市, 其发展能带动全国范围内其他城市共同发展的城市。”“国外没有国家中心城市的提法”, 他们的一些特大中心城市实际上发挥着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 “国家中心城市”也由此可被认为是中国原创的概念。
正因为这些中心城市具有明显的代表性, 其城市国际公关活动也就能够在不同侧面或局部展现出中国的国家整体形象。众所周知, 中国是一个具有内部多样性特征的国家。“南橘北枳”的典故说明中国内部自然环境上的差异;“56个民族是一家”唱出了不同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四大经济板块的划分又表明中国地区间发展状况不一;各种方言、饮食、服饰、戏剧、建筑构成识别地方特色的文化表征等等。如何理解这些差异性?如何对外展示完整的“中国画卷”?中国各城市的国际公关活动, 中国各地方对外形象展示本身形成的组合, 才能回答这些问题。这就需要调动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 在中国国际公关战略设计上形成“央地”协力, 面向世界塑造和管理好一个准确而全面的中国形象。
最后是落实地方发展的城市国际公关层面:城市作为目前全球人类半数以上的聚居地, 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无论城市可能具备的全球意义和肩负的国家使命如何, 城市在地方层面 (local) 的属性是不变的, 城市国际公关与国家国际公关的不同点之一就在于“落地化”。
2012年11月,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 大会报告文本中明确表示:“我们将积极参与多边事务, 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我们将扎实推进公共和人文外交, 维护我国海外合法权益。我们将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友好往来, 加强人大、政协、地方、民间团体的对外交流, 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社会基础。”2013年6月8日,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 在会见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布朗时即强调:“地方合作是中美关系最广泛的社会基础”。2015年9月, 习主席的访美行程也是从美国东海岸的华盛顿州西雅图开始。可见, 在中国执政党与中国领导人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具体认识中, 地方参与中国对外关系, 已经上升到影响国家间关系基础是否牢固的高度。在严格意义上的外交层面, 仅2014年中国正式外交文件中有关地方组织层面交流机制建设的, 就涉及中美、中俄、中德、中法、中意、中英、中韩、中蒙、中印 (印度) 、中巴 (巴基斯坦) 、中哈 (哈萨克斯坦) , 中国与金砖国家、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等双边与多边关系。12
城市国际公关在形式上是多样的, 城市内的各种社会组织也可以大量介入, 但立足中国国情, 在现有条件下组织和举办城市国际公关活动, 仍然大量涉及到市政公权力和公共资金的使用问题。这就必须考虑对城市国际公关的投入, 能否转化为城市发展的要素, 进而使城市公众共享城市国际公关带来的发展机遇。开展城市国际公关活动的意义, 应当最终围绕城市发展、区域发展和地方发展展开。国家主导的国际公关, 也许还涉及到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务虚内容;与之有所分工, 城市组织的城市国际公关活动, 务实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议题应具有导向作用。
结语
城市国际公关具有全球 (Global) 意义、国家 (National) 属性和地方 (local) 特色。本文认为, 城市国际公关的理论与实践, 需要进一步引入跨文化公共关系管理知识以对接城市国际公关在全球、国家、地方三个层次上的三重演进。跨文化公共关系研究属于跨文化管理研究的分支, 跨文化管理理论提供的测量工具, 能够衡量和评判城市国际公关活动的效果乃至成败。而作为城市的组成部分和研究案例, “天生国际化”的国家级开发区平台具备跨文化管理实现的价值。国家级开发区落户城市内部, 其既需要对接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带来的产业升级, 又在打造国家的整体对外经济形象, 同时必须融入所在城市的经济社会国际化。和“一带一路”建设具体结合, 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中, 开展沿线国家间的城市合作是重点之一, 具体做法如“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随着城市国际公关水平的不断提升, 国家级开发区建设中的城市国际公关和跨文化管理意义将愈加明显, 跨文化管理知识介入城市国际公关活动将愈显必要。
注释
11.张云:《公共关系中的“双主体”、“多主体”现象解析》, 载《国际公关》, 2014年第2期。
22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The 2014 Revision, Highlights (ST/ESA/SER.A/352) , 2014.
33.《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的具体内容, 可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4年第9号。
44.2014年10月29日, 中国国务院以国发〔2014〕51号文的形式, 印发《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 对原有城市规模划分标准进行了调整, 明确了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通知》明确, 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 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较之前的中国城市划分标准, 《通知》增设了“超大城市”。截至2014年底, 6座中国超大城市为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另外, 符合中国特大城市标准的有10座城市;符合中国大城市标准的有124个。
55.例如开播于2010年12月5日的《城市1对1》, 由中国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以每周一期的方式播出。中国中央电视台介绍其“是全球唯一一档固定的境内外城市交流访谈节目”。
66.联合国、国际博览局、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执行委员会编:《上海手册——21世纪城市可持续发展指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
77.例如, 2012年2月21日, 南京市政府宣布鉴于现任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 严重伤害了南京人民的感情, 南京市暂停与名古屋市政府间的官方交往。
88.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研究报告》, 2015年5月, 第22页。
99.欧盟地区委员会与欧盟区域和地方代表大会 (The EU's Assembly of Regional and Local Representatives) 并设, 详情可参考欧盟地区委员会官方网站:HYPERLINK"http://cor.europa.eu/"http://cor.europa.eu/
1010 .Jürgen Pucher, Isabel Naylon, Andreas Resch, the Partnership Contracts-how to Implement Multi-level Governance and to Guarantee the Flexibility of Cohesion Policy, Burssels:European Parliament Policy Department, 2012, pp.9-48.
1111.艾伦·吕什:《国际背景下的城市关系与城市公共外交的新思考》, 载《上海城市管理》2015年世界城市日专辑, 第39页。
全球化意义 篇8
电视真人秀节目是目前中国国内业界和学界约定俗称的一个叫法,英文Reality Show,来指电视真人秀节目。尽管是“真实节目”,但电视从来不是一个现实的复制,因为电视节目充满着各种蒙太奇手法和高度剪辑过的镜头,它通过各个镜头的再加工给你造成一种现实的错觉。其实,电视节目本身就包含了不真实的内容。
当前国内对于电视真人秀节目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定义,例如,在胡智锋主编的《电视节目策划学》中,“真人秀泛指由制作者指定规则,由普通人参与并全程录制播出的电视竞赛或游戏节目”[1];又如,刘利群、傅宁编著的《美国电视节目形态》中,“真人秀是采用纪实的拍摄手法记录自愿参与者在规定的情景中按照特定规则进行的自由而真实的竞争体验行为,从而凸显参与者本身个性,与受众互动的电视节目”[2];再如,中国科学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沈杰给电视真人秀节目下了一个社会学定义:“媒体渗透着一切领域的仿真社会中的一种超现实,置身于这种情景之中的人们甚至会感到,它比真实更真实。其实,说白了,真人秀不过是一场导演和业余演员共同做给观众看的戏,真实的环境只是虚晃的招儿,透过其贩卖个人隐私的表现,电视在仿真的情景中制造着新的卖点。”
业界和学界虽然没有对真人秀节目下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是我们研究这些定义,能够发现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质:情景、情节是经过策划的,由纪实手法拍摄,普通人参与等。从受众心理研究,一方面,人们在获得日常经验的同时也希望看到一些奇特的、日常生活不常见的东西;另一方面,受众有好奇心、窥私欲,想要知道别的普通人或明星的隐私问题,电视真人秀节目正好将参加者的隐私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来,使受众窥私欲得到些许的满足。所谓窥私欲,其实人人都有,只不过或多或少。人类是社会生活主体,有自己的生活、信息、思想等领域是不想为人所知的,但对于人类来说,正因为有了好奇心和隐私,窥私欲才会相伴而行。特别是在关于两性方面,人类更是有很深的好奇心,所以,才有从古代传至今天的“闹洞房、听墙角。”所以,对于现在的广大观众而言,这种相亲、恋爱类的真人秀节目会更加吸引人。2010年的《非诚勿扰》的大热正是这种心理的侧面反映。
2《Age of love》节目
2.1 节目介绍
《Age of love》是NBC在2007年播出的一档恋爱真人秀节目,第一季围绕墨尔本网球选手Mark Philippoussis(31岁)和13位不同年龄的女性展开的。Mark Philippoussis,澳大利亚人,墨尔本网球冠军选手,以其发球劲猛被成为“澳洲大炮”,同时也被称花心大少。其中这13位女性被分为两组:“小猫组”,年龄20～27岁,甜美、有活力;“母狮组”,年龄40～50,成熟、强势。电视台真实记录下菲利浦西斯和13位女性的约会实况,并且他需要通过与13位女性的约会后决定谁走谁留。
此档节目一直在重复着一个疑问:“在爱情中,年龄真的重要吗?”通过不断地深化这个问题使节目的气氛越来越浓厚。在最后一组中,25的Amanda和48岁的Jennifer展开最终“较量”
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则是Mark Consuelos,他曾在美剧《Missing》中成功担任配角。
2.2 特点分析
2.2.1 在参与嘉宾的选择
《Age of love》这档节目在嘉宾选择上可谓下了一番功夫。首先,男主角菲利浦西斯外形出众,符合绝大部分人的审美眼光网球选手,事业有成31岁年龄适中,并且有花心大少的别称,这就给节目在前期宣传上造就了很多的卖点,夺人眼球,这样随着节目的进行可以不断地制造新的噱头。其次,对于女性参与者来说,年龄最小的21岁,最大的48岁,分为两组,“小猫对抗母狮”。由于年龄问题是所有女性关注的话题,所以,节目开始就打出年龄牌,设置相当大胆。
2.2.2 节目的拍摄和剪辑
在节目的拍摄上主要运用纪实手法,综合运用航拍、长镜头、蒙太奇等手法,给人们最大程度上的真实感。另外,在剪辑上,特别注重平行蒙太奇的手法的运用,例如菲利浦西斯和一位女士约会的时候,同时其他人的举止、反映、表情等相互穿插。另外在表述当事人心理活动的时候,就采取让其“自己说出来”这种形式,而不是靠字幕或只靠画面来表现。
2.2.3 主持人选择:串场,不用掌控全局
与国内的婚恋真人秀对主持人掌控全局能力的要求不同,该节目主持人的作用被弱化,仅仅串场和相关解说的功能。这样就给参与者以更凸显的地位,使片子形成逻辑最重要的环节在于拍摄和剪辑,不太需要主持人引领者大家按照节目的流程继续向前走。
2.2.4 戏剧冲突性
节目有意或无意中制造节目的戏剧冲突性。例如在最后一集中,Amanda和Jennifer去男主角家中,48岁的Jennifer带去了礼物,而没有通知年龄小的Amanda。Amanda这时觉得心情很糟糕而Jennifer则有种“我比你年长,懂的比你多”的沾沾自喜。通过这一个冲突性的情节,观众不仅看到了年长与年轻女性在某些方面的区别,同样也被男主角怎样进行选择产生了更大的疑问,使节目变得更加有观感。
3 对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借鉴意义
提到中国对外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借鉴,不少人的第一感觉就是:中国绝大多数的知名节目都来自于外国的创意。如《中国达人秀》借鉴了《英国达人》,《疯狂汽车秀》借鉴了《Top Gear》,《非诚勿扰》借鉴了《take me out》等。但同样,笔者认为,借鉴并不是一味的克隆,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对优秀的节目进行借鉴,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升华、提炼,有所感悟之后造就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优秀作品。
胡智锋先生曾对中国电视节目本土化做出了这样的解释:“什么是中国电视节目生产的‘本土化’?就是依据中国的特殊国情,立足中国的社会现实,按照中国电视媒体自身的运行规律,遵循中国电视观众的接受习惯与实际需要,组织、制作与传播具有中国民族特色、气派、风格、口味的电视节目。”
暂且不提这档节目在内容和道德上是否值得推敲,我们单从节目创意、策划和制作的本身出发来考虑对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借鉴意义。
3.1 节目创意内容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节目的创意是一档节目的灵魂与中心,人们被节目吸引首先是因为节目创意。比如,明星跳水节目、亲子户外节目等。节目有创意才能在众多的电视娱乐节目中形成市场竞争力。娱乐节目对于电视节目的整体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其满足人们的娱乐需求,为人们提供了轻松的环境,使其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放松身心,通过观看电视得到消遣。
但同时越来越多的电视娱乐节目进入我们的视野,人们开始发现不知道看什么,什么好。这时就更要求节目要在创意上下功夫,要在节目播出之前就能抓住一部分人的眼球,使其形成收视期待。
3.2 要注重对参与嘉宾的选择
参与嘉宾是整档节目中的中心人物,所有的事件所有的情节都围绕他们展开,所以,对于参与嘉宾的选择上便有更高的要求。《Age of love》中的唯一的一位男性的选择尤为重要,菲利浦西斯外型帅气、事业有成,符合绝大多数女性的择偶标准;另外,频繁更换女友,“澳洲大炮”“花心大少”的称号又符合媒体宣传、炒作的话题点。而对于13为女性的选择,则更是考虑了节目名称与创意才选择出来的。为了体现出Age一词,所以选择了20s和40s的女性,并且各个样貌出众。中国的电视娱乐节目在选择嘉宾上,也要十分的注重。一方面,要选择和节目名称和创意相符的人物来参加拍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与传统文化背景,在选择人物的时候更要注意其道德方面的社会评价等。
3.3 节目设计时要注重内容悬念的制造
电视真人秀节目一般都设置“规定的情景”,并大量采用影视剧中比较常见的戏剧性冲突设置以及内容悬念。
在戏剧性冲突和内容悬念上来说,最主要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从人物来看,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人在一起必然会产生矛盾冲突。《Age of love》这一节目让分属两个年龄段的女性与同一位男性约会,不仅不同年龄段之间的女性会产生矛盾,在同一年龄段之内的女性同样也会产生冲突。这就为节目的内容制造了悬念,吸引人们不断观看。
全球化意义 篇9
中国法律保护劳动者实施集体代表性的权力。如果这些权力切实得以实践,中国劳动者的境遇就会与美国劳动者大不相同。美国有劳动法和雇佣法之分。劳动法涉及集体权利,而雇佣法处理个别劳动关系。这也是在谈到劳动法时,中美两国存在的一个概念性的不同。
不过,美国劳动法很少严格区分个体和集体权利。所有的劳动争议案件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有关劳动报酬的诉讼,一般能代表处于类似劳动关系下的劳动者状况。在非法解除合同的案件中,虽然案情各不相同,但是作为代理方的工会或其他人往往会把个别争议普遍化,从而使判决适用于更大的劳动者群体,以形成判例。因此,在总结之前判例的基础上,美国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和《1964年民权法案》第7条明确规定,不能基于参与工会、种族、性别、年龄、国籍和宗教等原因而解除与劳动者的合同。《职业安全健康法案》保证劳动者身处有害条件时,有权在不受胁迫或报复的情况下,立即停止工作。
中国劳动法体系也包括个别雇用关系和集体劳动关系两个方面。同时,中国的公司治理还受到其他一系列法律的规制,比如《公司法》、《证券法》和《反垄断法》等。这些法律都列有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条款,并规定了工作场所劳动者参与之权益,从而使劳动者能够了解企业运营。
中国《劳动法》规定了每周44小时的最高工时标准。然而,问题是如何计算每周工时。现实中,不同地方政府对于如何计算本地工时有各自的规定,很多规定是为了适应当地产业发展的需要。一些地方政府以月为单位计算加班时间,另一些则以年为单位计算,以便把生产旺季的工作时间分散到淡季。
计算方法对于考量中国劳动条件至关重要。很多中国公司是劳动密集型电子、纺织或服装企业,主要为跨国公司供应产品。作为供应商,其订单规模随着西方社会消费季节而不断波动。
假如供应商被发现违反法律,西方公民社会和消费者运动就会对跨国公司施加压力。出现这种情况后,跨国公司往往要求供应商采取更加具有人文关怀的方式进行生产,这种生产可以大幅降低加班时间,而供应商则必须雇佣更多人手,劳动力成本开支增加。
中国法律体系的执行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产业关系系统。
首先,中国《工会法》几乎保障了工会会员资格的自动获得,同时,《劳动合同法》规定了集体合同和集体谈判,且未对相关内容设置程序障碍。至少在工会代表性扩张方面,与美国法律相比,中国法律为工会提供了更大的权限。在美国,劳动者有权参与“保护性的集体活动”,也就是组织工会。虽然法律规定各方应该基于“良好意愿”达成集体协定,但是并没有要求劳资双方必须达成集体协定。另外,中国法律强调在工作场所建立工会组织,而美国法律虽然规定劳动者有权组织工会,这种权力的实现却是由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来决定。
实践中,一旦工会建立,美国工会的概念就与中国工会不一样了。最关键的是,美国法律确保工会独立于管理层,以便避免利益冲突。在中国,利益冲突概念似乎没有被法律所明确。很多情况下,工会依附于企业,更多时候,工会就是政府的分支机构。在美国,工会工作的目的是要平衡管理方的力量。在中国,工会工作的一个方面是与雇上合作,避免出现干扰工作场所秩序的活动。中国工会不只关于工人权益,更多的是解决工作场所中出现的问题。比如,美国劳动争议调解由独立第三方担任调解员,而中国却由工会扮演居中调解的角色。
在美国,工会权力通过其基层组织实现。工会的核心是罢工或其它“保护性的集体活动”。中国对于罢工等产业行动尚未做出明确的官方认可,没有出现过工会组织产业行动方面的报道。不过,最近的某些地方法规,比如《深圳市劳动关系条例》,提出了工会指导产业行动和应该在产业行动中发挥作用的问题,说明中国工会工作也在进行试点性的改革。
诚然,中美两国产业关系的一个最大不同,在于工会权力来源。美国工会权力来自于基层,以及工会代表劳动者进行的法律和产业行动。中国工会影响力源于国家意愿,并通过法律和政府规章加以巩固。
二、美国劳动法制和公司治理
美国公司受到各种能够影响其经营行为的法律及法规的规制。本文仅涉及那些可能影响美国公司海外活动的法律,并探讨这些法律的内涵和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这些法律如何改变公司的行为。
(一)公司治理
1. 公司法律:
这些法律规制公司的建立、高管对于股东的责任以及大股东对于小股东的责任。美国公司受到其注册所在州法律的规制。比如,沃尔玛注册在特拉华州,因此受到特拉华州法律的约束。同样,沃尔玛股东和管理层必须遵守特拉华州法律。
2. 证券法律:
1929年大萧条后,美国国会认为有必要出台法律节制证券的买卖。这些法律的基本原则是透明,也就是涉及证券买卖的各种事项必须透明。因此,公司所有信息必须真实披露,其中包括其劳动条件和产品质量。一旦由于公司不实披露原因导致股票价格下跌,股东有权就此对公司或者高管个人提起诉讼。
3. 消费者和人身伤害法律:
美国通过成文法和判例两种形式保障消费者权益。如果一家猫粮生产公司销售了受到污染的猫粮,那么消费者有权就此提起诉讼,诉讼缘由是公司违反合同、质量保证、漠视他人权益和采取不公平的欺骗性交易。这些诉讼可以是个别诉讼,也可以是集团诉讼。
4. 环境法律:
在联邦和州层面,都有关于环境的成文法律。有时候是在已有法律基础上,放宽了适用范围,特别是对于某些判例的适用方面。美国环境法律规制工作场所使用的设备及其产品。环境法律在很多方面与职业安全健康法律重叠,因为很多职业安全事故都带来严重的环境影响。
5. 劳动法律:
1935年《全国劳动关系法案》及其对“保护性的集体活动”的认可,是美国劳动法律的奠基石。《全国劳动关系法案》规定建立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作为劳动法律的执行机构。
现实中,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很难阻止侵害劳动者的活动之发生。第一,违法成本不足以遏制恶性违法行为。《全国劳动关系法案》没有规定惩罚性赔偿,且经济赔偿仅限于损失弥补。第二,如果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法务人员拒绝受理一个案件,劳动者无权就此自行向法官提起行政诉讼。第三,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及其法务人员可能受到政治影响。第四,委员会受理过程缓慢,在委员会做出决定之前,工会的组织战略很可能已经被压制。
6. 雇佣法律:
美国劳动者和雇主“自主”选择建立雇佣关系,他们可以在除法律写明的事由之外,以任何理由解除雇佣关系。写明事由主要是歧视性解除合同,包括基于种族、宗教信仰、性别或国籍的歧视。
当然,这里一个重要的法律原则是“自主”不能“侵犯公共政策”。雇主可以“自主”选择雇员,但是法律保护不良行为揭发者的权益。揭露雇主不良行为的雇员,受到法律保护,雇主无权对其采取报复性行动。联邦反欺诈法案对于揭发者保护做出了很多具体的规定。
不过,没有雇主会承认自己的行为是基于歧视性原因,所以,执行法律可能需要花费高昂的成本,从而使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有限的预算难以为继。
7. 工资和工时法律:
这类法律包括对于最低工资、工作周、童工和加班工资的规制。这些法律是所有涉及劳动关系法律中执行最为有效的。首先,举证责任倒置,由雇主负担保存记录的义务,使得劳动者主张这些法律的成本较低。其次,美国律师愿意接受具有附带条件的案子,虽然这些案子通常需要律师预先垫付成本,且律师只有在打赢官司时,才能拿到费用,不过,这些案子还规定雇主承担劳动者的一切法律开支。
8. 职业安全健康:
1970年,美国国会通过《职业安全健康法案》。《法案》建立了职业安全健康委员会,制定工作场所规定,并处理违反规定的行为。
虽然职业安全健康委员会推出了一系列的防护性标准,执法却存在很大问题。职业安全健康委员会人员不足。劳动者没有权力直接向法庭提起诉讼,而必须通过人手紧缺的职业安全健康委员会进行投诉。最关键的是,《法案》涉及范围仅是对违反本法案的职业伤害(包括死亡)。
在很多州,劳动者为了享受到州立工人补偿体系之外的职业安全补偿,必须通过冗长的法律程序。其实,州立工人补偿体系也只能给劳动者提供有限的补偿,劳动者要享受这些补偿就必须放弃诉讼雇主的权利。
因此,美国工作场所职业安全健康体制,没有能给雇主施加足够的压力。就《职业安全健康法案》本身而言,这不是一件好事。
(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
美国经济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法律执行也就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有些美国法律能够适应新的环境,而另一些则不行。
按照公司法律和证券法律规定,公司管理层必须对其海外活动负责。这些活动包括海外生产和业务联系。比如,美国公司审计人员需要确保其在中国珠江三角洲的电子厂工人按时拿到加班工资。有时,审计人员不了解当地法律,或者认为中国法律本身存在执法问题,所以,公司觉得能够逃脱相关法律的约束。
此时,美国消费者权益和人身伤害法律将发挥作用,法律要求美国公司遵循透明原则,开放其海外设施,以便消费者检查海外工厂或供应商是否在合法的情况下进行生产。环境法律也将要求公司生产过程中不能存在有害物质泄漏。
劳动法律形成在全球生产尚未影响美国工作的时期。这些法律没有涉及到海外生产和运输环节。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执法权力仅限于美国国内,从而使美国公司能够有效避开劳动法律的约束,当全球化带来法律执行困难时,利益相关人集团就可能有效弥补这种缺陷。
(三)利益相关人集团
在美国,有时候,即使可以直接适用的法律条款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效果,还可以采取间接的方式推动法律原则实施。在全球化经济下,间接执法往往是确保法律在海外发挥作用的关键。能够采取这种模式的大多数是机构投资人,特别是公共和私营单位养老基金。这些养老基金是美国上市公司的主要拥有者。有两类养老基金比较重要。
第一,依照塔夫特-哈特雷法案建立的“工会养老基金”。这类基金由工会和雇主通过共同协议建立,由工会和雇主共同管理。一般情况下,工会和雇主各出3名专职人员管理基金运作。不管基金管理人来自工会还是雇主一方,在基金运作中,他们都要保障养老基金参加者的“专有利益”。养老基金通过投资增加总资产额。
塔夫特-哈特雷法案创建了巨额工会养老基金,亦称为“塔夫特-哈特雷基金”。比如,美国食品及商业工人工会就拥有总值约280亿美元的塔夫特-哈特雷基金。
第二种类型的基金是各州和市政雇员养老基金。这些基金用于支付州和市政雇员退休金。职工代表参与到基金的管理之中。根据各地法律,职工代表可以通过选举产生,也可以直接指派。
为了确保基金参加者的“专有”利益,基金管理者的投资战略是,所投资公司的运营符合本国或外国法律。这也是选择投资对象的一个先决条件。
正如美国最大的公共事业雇员养老基金经理理查德·佛罗多所言,公司违法将对投资者产生长期影响,也许今天这种违法行为会带来短期利润,但是,公司的“品牌和商誉”将受到严重打击,很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挽回。
公司的违法行为一旦被发现,股票价格就会狂跌,股东利益受损,这时,股东有权依照美国证券法律中的反欺诈条款,对公司提起诉讼。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安然公司、泰科公司和全球通讯公司的欺诈案。在这3起案件中,塔夫特-哈特雷基金或养老基金为了挽回巨额损失,对公司提起了诉讼。
这类案件的重要启示是,劳动者和资本有时候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公司的错误行为。从理论上说,违反法定工人权益的行为,将可能导致股价下跌,从而给代表资方的股东带来损失,因此股东要求公司治理必须满足工人合法权益,否则,就可能对公司管理层提起诉讼。
对于一家准备在美国上市(IPO)的中国国有企业,其管理层也必须依照美国法律,真实披露公司运营情况,包括企业劳动和雇员状况,以及职工参与事项。披露不力是违反联邦证券法律的行为。
机构投资人更有可能影响公司的行为。机构投资人可以通过问询、调查或反欺诈诉讼的方式使公司行为符合法律规范。已经有投资人开始采用这些方式了。
最近10年,特别是安然事件之后,机构投资人越来越主动向公司发出问询,并开始积极影响公司治理。以前,公司管理层几乎有不受限制的自由,现在,高管们不得不就包括高管年薪、工人状况和环境保护等事项回答机构投资人的质询。
今天,养老基金已经深入公司内部管理领域。从雇佣实务、环境评测到会计制度,养老基金开始关注与公司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正如管理学大师兼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在《哈佛商业评论》中指出的:
“(养老基金)不想成为公司的主人,但是,它们没有选择。只有通过持有公司,养老基金才能够保证美国一些最大和最重要的企业在业绩方面满足自己的需要。”[1]
事实上,股东行动在很久之前就存在了。其中一个例子是反种族隔离制度。南非以前一直采取种族隔离制度,养老基金配合美国政府对南非白人政权实施制裁。制裁的结果是,1981年至1987年之间的南非经济增长率无法突破4.7%,有效抑制了白人政权的统治资源。
到1980年代中期,大概有350家美国公司在南非开展业务,绝大部分公司签订了“苏利文原则”。该原则由通用汽车公司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瑞沃兰德·利昂·苏利文倡议制定,意在“争取南非社会的广泛变革,包括在种族隔离方面的法律和政策的变革”。两年后,苏利文成功说服各家养老基金组成同盟,开始变卖在南非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股票,或者要求这些公司停止与南非的业务往来。1990年,南非白人政权废除了绝大部分的种族隔离法律,1994年,纳尔逊·曼德拉当选为该国第一位黑人总统。
另一个例子是1990年代的美国德士古与可口可乐公司种族歧视案。1996年,一盘有关德士古高级管理者发表种族歧视言论的秘密录音带被公诸于众。费城市政府立即转让了其持有的580万美元德士古股票。当时持有德士古1.14亿美元股票的纽约州公共事业单位养老基金立即做出反应。该养老金基金总裁卡尔·麦考尔写信给德士古公司首席执行官彼得·I·彼珠尔,指出如果公司不能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养老基金将考虑在股东大会采取行动,撤换公司董事会。面对股价和股东双重压力,德士古与涉及种族歧视案的员工达成庭外和解,在麦考尔办公室的参与下,最终和解费用为1.761亿美元。
当今公司丑闻层出不穷,机构投资人就更有理由担心公司治理的合法性。加利福尼亚州公共事业单位养老基金长期以来不断关注美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活动,预防公司的海外活动给机构投资人利益带来的潜在打击。
1999年,加州公共事业单位养老基金签署了“全球企业社会责任苏利文原则”,该原则是在原来苏利文原则版本上的更新。加州公共事业单位养老基金敦促美国公司“提供安全和健康的工作场所;保障人体健康和环境;并在生产国推进可持续发展。”
社会责任虽然不会立即对于公司经营造成影响,但是,它对公司未来发展和长期利润增长还是起到很大作用。有鉴于此,2005年,加州公共事业单位养老基金呼吁在公司治理报告中加入环境数据。目前,已经有85家机构投资人加入到这个倡议活动之中,其代表的资金总额高达3000亿美元。
以上例子清楚地表明,养老基金在监控和规制公司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很多时候,在法律无法触及的地方或领域,养老基金行动起到了间接执法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养老基金不是单独行动,媒体、工会、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主体都在积极参与到这个活动之中。在中国,公民社会和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正在快速发展。中华全国总工会也在改革自身工作,力图改变中国不平衡的劳资状况,使供应商生产条件符合法律。
在这个领域,中美双方应该加强协作。比如面对沃尔玛。沃尔玛是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的,因而受到特拉华州法律规制。按照特拉华州法律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的账目及经营记录,包括在华供应商的情况,因而为改善中国劳动者权益提供了渠道。
瑞本•格特曼(Reuben A.Guttman)格兰特与埃森霍佛律师事务所(Grant&Eisenhofer)律师,主要从事机构投资和集体劳动争议方面的诉讼。
厄尔·布朗(Earl V.Brown)美国劳联——产联劳动与雇佣法律师、美国卡车司机工会首席律师。
本文是基于作者在国际问题研究会2008年年会上的发言。
美国劳动法很少区别个别和集体权利,所有的劳动争议案件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使是个别争议,代理方通常会使之普遍化,从而使判决适用于更大的劳动者群体,形成判例。
中美两国产业关系一个最大的不同在于工会的权利来源,前者来源于国家意志,而后者则来自基层和产业行动。
在美国,有时候即使可以直接适用的法律条款没能够起到应有的效果,通过机构投资人,特别是公共和私营单位的养老基金也能推动法律原则的实施。
参考文献
全球化意义 篇10
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的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包括所有参与者和从事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当前散布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交货、消费、售后服务、到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
《国富论》的第一章就提到了分工是社会生产力成比例增长的关键因素,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恰恰是分工的国际化开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分工地位的高低,根据《国富论》的理论,低端的地位就会导致中国在分工中的不公平,“国富”中的富足成分会向其他处于分工高端地位的国家流动。因此中国制造业必须要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国际分工的高端位置上,才能保证“国富”的实现。
中国制造业在这条价值链中一直处于下游,可以说所处地位相对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国家地位实在不高。在生产环节中我们的制造业制造的更多的是比较低端的生活基本用品,比如鞋、衣服等,而对于一些高科技产品而言,中国的制造业任重道远; 在销售环节中,中国自主研发品牌的竞争力有所提高,中国制造的质量也开始得到世界商品市场的认可; 回收处理的过程应该是中国企业做得最不好的一个地方,这不仅仅是企业自身的问题,政府要求的程度和民众的意识素质都是制约这一重要环节的阻碍。究其原因就是中国融入的程度不够或者说还没有真正融入进来,“参与”和“融入”是两个相近又不一样的词汇,“参与”代表我们进入其中,表现自己,程度较浅; 而“融入”却指全身心的投入与开放。而现在中国制造业的情况就好像我们只是做了最低等的工人,却没有资格进行管理与决策,这无疑是对中国制造业的一个打击与巨大限制。所以,使中国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来对于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影响重大。
2 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 的影响
2. 1 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积极 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于全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而这个标志却是历史的必然。《国富论》的第三章核心内容就是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而经济全球化直接作用于市场,将市场扩大到了人类目前所能达到的极限, 这就使得分工的必要性更加明显,分工产生的条件更加充分。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也在一步步走向成熟。
《国富论》的划时代意义就体现在它对于世界经济的成功预判,市场的扩大导致分工程度的加深,中国制造业利用自身的条件正在成为全球价值链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比如稀土资源的半垄断性等,中国比较成熟的产业正在向世界输送价值万亿单位的商品,在某些强势领域甚至可以影响全球同类商品的走向和未来,不得不说中国本身自然资源环境的优秀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对中国制造业地位上升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
另外,排除中国自身的影响,从融合其他国家与地区的资源、技术、人才等方面考虑,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化发展在资源共享的过程中收益颇丰,例如石油天然气等现代主流能源的进口, “取百家之长,融自身之短”。融入全球价值链,掌握了更多地信息与资源,中国制造业在其中的国际分工地位自然会提高。
2. 2 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消极 影响
虽然中国制造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收益颇丰,但是许多不利因素也开始显现。
《国富论》第二章中指出一个现象,当每个人都专注于一项工作可以提高生产力,而每个人多余的产量又能通过和别人多余的产量交换来保证得到其他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于是这就鼓励了每个人投身于某一特定的职业,形成分工。
这个现象本来是分工的起源现象,但却揭示了一个中国制造业目前存在的尴尬情况。每个人都投身于某一个特定职业本身没有什么毛病,但就是这一点长期稳定的存在使得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许多方面处于低端,而这种现象却有成为常态的趋势,这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问题巨大。综合来说: 中国制造业会有在全球价值链中某些方面的低端地位被锁死的风险。并且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中许多方面没有办法与发达国家进行抗衡,使得中国制造业自己的优秀资源只能经过粗加工甚至不加工就输入发达国家的产业链中。而这些好的资源本来可以等技术成熟时由我们自己使用,可是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代价就是“身不由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因为技术等因素的不成熟而痛失价值升级的良机。1
3 如何提高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3. 1 发展科学,掌握尖端科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真理是世界公认的, 只有掌握了高端的科技才能处于高端的分工地位。市场变大了,全球价值链的中间环节正在更加细致地划分,中国制造业只有掌握了更加高级的科学技术,才有在全球价值链中发表意见的权利,而不是做被动廉价的地位低下的工人,以目前受世界关注度极高的高铁举例,中国的高铁发展水平已经到了世界先进甚至世界领先的地步,李克强总理在许多外交场合公开“推销”中国高铁,成绩斐然, 在高铁这个制造行业里面,中国掌握着核心技术、尖端科技,我们就有在全球价值链“上游”控制全局的能力与权力,这样我们才是这条漫长价值链制造业国际分工的上位者。
3. 2 建立自己的运输网络,多角度提高国际竞争力
上文提到过,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表现中来看,是“参与”,而不是“融入”,我们需要从更多的角度来提升国际竞争力。比如在《国富论》的第三章中提到了运输能力对于分工的重要性,这也就意味着掌握了世界运输的脉络就掌握了国际分工的主动权,不再受制于人,所以中国制造业应该积极建立自己的运输网络,按照亚当·斯密的超前意识来完成对于世界市场份额的掌控和输出。
3. 3 政府的有效引导
中国的经济是政府主导型的,政府的行为对于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调节作用,如果政府在中国制造业的世界发展之路上提供更多地有效引导,那么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机会得到更加主观的改变,而不是靠产品去缓慢的占有市场,这样才能更高效,不走弯路。
4 结束语
《国富论》给了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许多划时代的启发和点拨,尤其是前三章对于分工的解说更是从起源开始,对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做了本质的解释,这也给了中国制造业许多启示,提升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对于中国的发展是利大于弊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有积极影响,这是机遇,而同时也会有消极影响,这是挑战,时代就是这样,机遇与挑战并存,把握好分工的尺度与分工的“上下游”关系,积极发展尖端科技,建立自己的运输网络,多角度提高国际竞争力,在加上政府的积极有效引导,中国的制造业就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