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民族性的思考

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民族性的思考（通用7篇）

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民族性的思考 篇1

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民族性的思考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显著特征,也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经济全球化对坚持和发展文化的民族性既是机遇又是严峻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民族性,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及现代化建设成败的重要问题.

作 者：覃慧芳 QIN Hui-fang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学院,广西,南宁,530006刊 名：桂海论丛英文刊名：GUIHAI TRIBUNE年，卷(期)：21(5)分类号：G03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文化 文化民族性

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民族性的思考 篇2

一、全球化与民族文化

全球化首先意味着我们生活在有限的世界里, 这世界中所有的因素相互作用, 自成体系。全球化也表现在思想、时尚、电影、游戏从地球的一个角落传播到另一个角落。全球化有它的不同侧面, 它融合和重建的不仅仅是经济, 更兼有思维、文化和和行为方式。全球化本身既谈不上好也说不上坏, 而是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挑战, 我们必须调动自己的想象力以及相互协商和判断的能力。在全球化语境下, 以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化导致了全球化文化的西方化、商业化, 致使各国民族文化逐步被全球商业文化所吞蚀和严重边缘化。当代中国文化面临着全球文化同质化和民族文化本土化的尖锐矛盾, 如何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成为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

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文化都根植于平等的基础;和东方文化一样, 西方文化同样面临着失去根的危险。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 必然导致对文化全球化的不同理解。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和价值取向。一种趋势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文化全球化, 表现为西方现代文化在全球范围的泛化。我们不否认当前形势下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产品——比如好莱坞电影和迪士尼文化——在世界文化市场上暂时占有强势的地位, 西方国家鼓吹文化多元化。迷惑民族文化, 其目的是消解其他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顺利推行“文化帝国主义”。另一种趋势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文化全球化, 主张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充分交流, 遏制西方文化霸权, 促进文化全球化朝着世界各民族先进文化相互借鉴、百花齐放、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

二、文化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影响

面对全球化浪潮, 人类社会广为认可的观念意识会明显增强, 而各民族国家世代沿袭的文化会在一种全新的, 更为宽广的眼光与视角下受到审视, 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汤林森所说的那样:“全球化的效果势将削弱‘所有’民族国家的文化向心力, 即使经济上的强势国家 (先前时代的‘帝国主义权势核心’) 亦不能幸免于此。”或者, 民族文化会在全球化进程下更丰富而多彩?

文化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文化全球化可能削弱国家认同。文化全球化可能会产生一套全球单一文化的机制, 它可能加速每个文化对自身源头的忘却, 那样, 我们就只有一大盆共同的“汤”, 一种建立在最平庸的参照和产品上的普遍的伪文化。民族文化如果不积极应对, 容易导致民族身份的丧失, 给文化认同设置障碍, 而民族身份的消解意味着一个民族的失落与沉寂, 文化认同不能实现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的尊严与品格无法受到尊重。另一方面, 文化全球化可以增强民族文化与国家认同。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 使民族文化重新发现自身的根源, 通过与外部的接触经感应而发现再度发现, 不是靠重复过去的文化形式, 人类可以藉由这些文化形式的相互作用踏上追寻自然天性的种种潜能之旅, 从而进行创造。民族文化必须挖掘个性才能达到普遍, 但是, 只有在各民族文化彼此学会尊重和欣赏他人的个性时, 才能够表达出各民族文化之精华。

因此, 全球化改变了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丰富了全球化时代下的文化。各种民族文化在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外来文化的势头再猛、冲击再大, 都不可能湮灭本民族的文化, 相反, 本民族的文化尤其是那些根基深厚的民族文化, 反倒有可能在于外来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得以汲取新的养分, 综合创新, 进而实现新的辉煌。

三、民族文化如何应对文化全球化

全球化世纪的到来究竟向我们提出什么样的挑战?可以说, 这不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它的事, 我们需要决定是否愿意给它一个灵魂和一张面孔。21世纪的各民族文化必须通过新的整合与创造, 会通中西, 构建起先进的民族文化。文化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到世界各地的民族文化之中。对待全球文化, 应持正确的多元文化观点, 既要警惕和抵制“文化霸权主义”, 同时也要批判地看待文化相对主义。对民族文化而言, 面对文化全球化带来机遇和挑战, 我们应从实际出发, 扬长避短, 趋利避害, 坚持以我为主, 采取欢迎、学习的态度, 通过分析鉴别, 大胆吸收外国文化中积极有用的成分, 融入本民族文化, 形成先进的新文化。因此, 我们应做到以下几点:

1、正确认识理解文化全球化

在全球化进程中, 由于文化与政治、经济密切相关, 经济全球化是基础, 政治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过程, 文化全球化则是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在文化层面上的集中反映和体现, 文化全球化本身既谈不上好, 又说不上坏, 而是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 面对挑战, 我们必须跳动自己的想象力以及相互协商和判断的能力。

2、在全球化进程中, 民族文化必须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

“文化的发展存在民族性和世界性互动”。文化的民族性表现为纵向上不断自我更新, 横向上不断融合外来文化的动态进化过程。民族文化一方面, 吸收外国文化精华而成为自身文化一部分, 并且用自己的方式加以诠释;另一方面, 民族文化也被外来文化所移植、同化, 成为它们极富特色的文化内涵。民族文化会不断转化, 民族文化也只有随时代变迁, 不断引进新的资源来完成民族文化具有创意的综合。

3、民族文化必须以开放的心态迎接文化全球化, 积极参与文明对话与交流

文化全球化中, 民族文化文化既不能采取“民族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而“孤芳自赏”, 又不能放弃本民族的“文化追求”和“文化调适”机制。积极创建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对话的平等、和谐的氛围。在发展民族文化的过程中, 我们应强调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和而不同”、“有容乃大”在肯定自身文化的同时, 在吸收一切先进的符合时代发展的文化中升华了民族文化, 丰富了世界文化。

4、民族文化自身的发展与创新

民族文化在全球化世纪, 应在坚持中发展, 在发展中创新。民族文化要保持自身的传承和兴旺, 就继承发扬优秀文化传统。与此同时, 在文化全球化和世界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 民族文化必须创新, 充分体现时代精神, 并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贡献, 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参考文献

[1][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328.

[2]魏明德.全球化与中国:一位法国学者谈当代文化交流[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民族性的思考 篇3

关键词 全球化 民族性 比较教育

1 教育国际化所提出的问题

首先，教育国际化使世界各国家在教育制度的制定上越来越受一个共同所认可的教育价值观的影响，国际之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愈来愈频繁，某一个国家的某一项领先的教育理念会迅速地在全球范围传播开来。然而，另一方面却不得不说，当下的教育国际化并不是一个真正公平的过程。西方国家在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所处于的领导与支配地位是十分明显的，第三世界的国家大多处于不利地位。全球化对教育的第一个重大的影响，就是在“欧洲建立了一个为世界普遍所认同的国民教育制度，并将国民教育制度输送并强加给了其他的国家”。①对于第三世界的国家来说，教育国际化则意味着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发展中国家出于本国教育发展的需要，在与发达国家进行信息交融、资源互补的过程中，被迫地接受被强加的理念，其本身的传统的教育模式则受到冲击，自身的文化传统的发展在面临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面临不小的危机。

于是，教育国际化带来了新的难题：教育国际化是否意味着国家民族性教育模式的终结？教育是一个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根本途径，教育做不好，强国大国也就无从谈起。该如何设置教育体系，如何导向民族文化的前进方向，如何承担复兴中华民族伟大使命，如何提高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这是我国当代教育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2 民族性的基本内涵

2.1 民族性的发展与演进

民族性概念的提出是在比较教育的因素分析方法研究阶段。这个阶段是整个比较教育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阶段。这期间，人才辈出，涌现出萨德勒、康德尔、汉斯等一批著名的比较教育研究者，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身处不同的时代，但是他们拥有着共同的比较教育思想和方法论，其核心即为民族性。

民族性研究的先驱者是英国的萨德勒爵士。他的主要意图是想用比较和历史研究中获取的经验来影响英国教育政策的制定，虽然考察别国教育制度的目的是加深理解和改进本国教育制度，但绝不是认为或者暗示一种教育制度可以适用于每一个相似的国家，基于此看法，萨德勒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出现了民族性概念的萌芽。

康德尔的民族性观点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他的导师萨德勒爵士。他认为，由于各国的历史、传统、观念和文化不同，他们对各种情况和问题的处理方法也不尽相同，他们会以不同的方法来解决类似的教育问题，由此而产生了不同的教育制度。换言之，民族性是教育制度的基础。②但在康德尔的民族主义问题和民族性的阐述中，仍旧存在着一些问题。

汉斯综合了萨德勒和康德尔的观点，但是与前两者不同的是，汉斯的民族性研究没有局限于历史法，他在证明有关黑人和白人在智力上不存在差异的观点上就运用了心理学智力测验结果。汉斯的因素分析法是他的历史法的实际体现和操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历史法和其他方法的融会贯通构成了汉斯独特的比较教育研究方法。

2.2 民族性对于国家教育的内涵

每个独特的个体都具有差异性，正是因为这种差异性才造就了各种各样不同性格的人一样，国家也是如此，而这一点的体现就是民族性。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它的发展和改革都不能脱离本国的实际情况而完全照搬别的国家的现成模式发展。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有着不同特征民族性的教育。各国的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教育制（下转第5页）（上接第3页）度的设置都应当体现出本国的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精神等特性。教育必须担负起保存本国民族文化的使命，在当今世界，越具有民族性，才越具有世界性。也正是因为具有了民族性，世界没有大一统，才具有了世界交流的必要。

乌申斯基说过，“一个没有民族性的民族，就等于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③民族性是一个国家的教育唯一可以依托的因素，只有依据本国民族性发展的教育，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如果教育脱离民族性，那么它就没有生命力，仅仅是一个躯壳而已。

国家教育应当围绕国家利益为中心，而民族性教育能很好地贯彻这一点。民族性教育须弘扬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把民族观念同国家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作为民族性载体的民族与国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两者互为载体，民族为了保卫文化共同体的边界，需要成为国家，而为了建立统一的文化，国家也需要树立民族性。因此，具有主权地位的国家建立，是民族性的最高体现，捍卫国家主权也成为民族性的主要目标。作为民族意志而体现的民族性必然本能地与维护国家利益相关，忽略国家含义的民族性概念也是不完整的”。因此，我们应该有意识地注重教育的民族性，建立有本国特色的、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现代教育体系。

3 民族性的现实价值

第一，我国应该根据中华民族的特点来建立教育体系，不能生搬硬套别的国家的东西。教育体系的设立一定要注意民族性、本土性。许多发展中国家或者欠发达国家都曾经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这些国家在二战之后虽然纷纷走上了独立的道路，但是其按照发达国家建立起来的教育模式却没有随着殖民地的消失而改变，这种比其本国先进的教学模式反而被当作追赶发达国家的有力手段而不断加强，使得这些国家对西方国家的依赖性日益加强。当今的教育国际化更是加重了这种影响。

第二，在建立我国教育模式的同时，忌盲目排外，要对外国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批判性地借鉴和吸收。众所周知，清朝的闭关锁国制度是导致近世纪来中国落后于世界的主要原因。闭门造车，只会是我们的视野越来越狭窄。在一个开阔的视野下，进行教育问题的研究、争辩，可以厘清教育模式建立中的思维和逻辑，笔者认为这是比较教育学研究的要求，也是我国教育发展的有利环境。教育会在批判性的借鉴中发展，尤其是我国教育各个领域的发展都有着极大的指导性需求，所以积极地批判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使之与本土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条有益的途径。

第三，在批判吸收外国先进教育理念的同时，我国应该发扬改进我国传统文化。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上下传承五千年，沉淀了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等一系列的优良传统。我国在建立现代化的教育体系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把这些传统美德融入进去。当然，我们也不能不加以选择地“一锅烩”，毕竟时代在发展，有些传统不见得会适应当前时代的需求。我们应当积极继承与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对不适应当前时代发展的部分进行改造或摒弃。

在教育国际化的今天，我们应当以本国的教育国情为基础，以民族性、传统文化为依托，借鉴国外的教育模式，移植国外的先进理论，使之与我国本土的教育理念、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适合我国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教育理念。目前，已经有学者关注到这些：“從传统教育理论中继承和改造一些有生命力的教育话语”。④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一定会使我国的教育处于世界发展的前端。

注释

① 常新，史耀媛.全球化视域下教育体系民族性问题的再审视[J].理论导刊：2010（8）：89-91.

② 王承绪.比较教育学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62，78，90.

③ 郑文樾.乌申斯基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81.

文化全球化中的民族话语权 篇4

自中国社会发生转型，思想开放，大量引进西学以来，知识界就日益陷入一个早有察 觉、却又难以摆脱的怪圈，亦即，除了译介各种理论方法之外，还屡屡输入问题，将欧 美知识界的热点问题视做本土视野中的核心话题。全球化问题在相仿的惯性中进入中国 ，并引起新一轮热烈的争论，然而从中派生出来的文化全球化思考却直接切中当下文化 现实境遇，而关于民族话语权的设想，则可能为在全球化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弱势文化提 供新的思考维度。

一、当代问题与事实的全球化

事实总是有目共睹的，而问题只被敏锐的思考发现，这也就是为什么全球化的发生要 早于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就时下关于全球化的界定而言，主要都是将它当做一种经济 行为，一种无法逃离的经济浪潮和整个世界发展的宏大背景。它首先发生在金融领域， 而后渐渐推行到各个方面。由经济增长的永恒规律所造成的利益追求，利用世界经济发 展不平衡的形势，让资本在流动中创造最大利润，由此引发对新经济政策的调整，使生 产和贸易越来越不限在国界以内，与此同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政策、生活方式、文化价值等，也相应发生改变，做出主动调整或被动改变。因此也就有了一系列的全球 化，包括经济、资本、金融、政治、信息、环境、文化和生活方式。

从下面这一表现全球竞争型变化的表格中可以看到，全球化的发生与技术变革、生产 类型和新经济增长产业很有关联，波及面日益朝向日常生活(注：参见《全球化时代的 资本主义》，张世鹏、殷叙彝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版。)。

年代 条件 受到威胁的国民经济行业

60年代 劳动密集型 纺织等简单的流水线工作

70年代 资本密集型 汽车、机械、化工生产

80年代 新技术 娱乐、电器、电讯

90年代 信息 金融服务、媒介

也有学者认为全球化的起始时间可以上溯到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五百年以后， 也就是1992年以后，市场经济体系在全球取得优势是全球化在世界上的进一步蔓延(注 ：李慎之：《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及其价值认同》，俞可平、黄卫平编：《全球化的悖论 》，中央编译出版社19版。)，至于这样的蔓延给世界带来的后果如何则是言人人 殊。持赞同意见的学者认为，被高科技武装起来的通讯交往、低廉的运输成本和没有国 界的自由贸易正在把整个世界融合为一个惟一的市场。而经济学中的全球化正由贸易一 体化而来，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体化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以及盟约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 易，“通过共同的商品市场，共同的生产要素及其结合，以达到价格的均等”。人们把 这种新组织方式概括为后期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发达的资本主义、后福特主 义、非组织的资本主义、跨国资本主义等，把它的主要特征归结为：国际化的劳动分工 、国际信贷不断发展、资本调控进入跨国公司结构、生产系统和劳动过程趋于灵活、非 中心化经济逐渐形成、标准化市场和消费模式指数不断增长、综合保障的信贷制度日益 扩展、新价值符号体系创立并运用。现代时期集中在大城市的生产方式转移到周边或半 周边国家，出现区域化和一体化的经济，而资本的中心地则出现了生产的生产、元生产 (metaproduction)，不再以生产商品为主，而是以形象安排和服务方式为主，以公司和 实验室为主，产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将不受政府限制，从而创造“最适宜的国家经济结 构”(注：杨龙芳：《西方全球化学术思潮的历史审视》，俞可平、黄卫平编：《全球 化的悖论》。)。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经济全球化中隐含着的负面效应，比如金融体系风险、国 家权威削弱、后发国家代价、贫富落差动荡等等。在貌似繁荣的世界金融体系频繁往来 中，已经隐含了经济衰退的危机。从影响全球的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到，在一个沟通往 还的汇兑体制里，主要国家经济领域中的一切变化都相互关联。金融市场上亿万资财之 间的竞争，在借助了国际互联网的便利传播之后，光速一般追求利润增长，由此导致网 络空间的超级连锁反应，一旦一家金融机构破产，就会在一夜之内牵连损害其他多家金 融机构，引起世界的多米诺效应，或称为风险转换连锁反应。这种情况的发生和国家调 控能力的弱化有关。

20世纪中叶以来，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面对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毁灭性 经济，提出让国家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投资者。这样一来，在市场过程导致就业不足和 通货紧缩时，国家财政预算可以进行干涉和纠正。在经济衰退时，政府扩大投资造成追 加需求，以避免经济危机;在繁荣时期，政府通过提高税收使国家债务重新归于平衡， 以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但是，70年代的两次石油价格动荡表明，已经有些政府不 再有能力控制赤字和通胀，无法保持稳定的外汇汇率。此后，保守派先后在英国和美国 获胜，开始推行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米尔顿·里德曼和撒切尔的朋友哈耶克的“新自由 主义”(作为货币政策的变种又被称为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指导精神是新人文主义 ，而人文经济模式则将全球经济视做整体，强调建成“联邦经济国家同盟”(Federal E conomy United States)，由一个集中的国际组织网络来实现世界经济，各国政府为了 保证全局增长和福利增大，只承担秩序监护，扩大私人企业在投资和雇工方面的自由， 实现市场的非调控化、经济的自由化和私有化。

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家属于谁的问题，市场成了没有国家的市场，尤其是大康采 恩上交中央财政的税金量急剧减少。他们在国内进行采购和消费，却让盈利和税收产生 在国外，在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到，一边是盈利不断攀升，另一边是交纳的税金不增反降 ，这就是经济的无国界化造成的国家财政空虚。所以，一些民主政治家提出要修复国家 权力，恢复政治对经济的优先的地位，因为，全球化统治并非是有益于远景发展的设想 。在1995年保护全球气候的柏林会议上，三个石油康采恩组织了有序的反对活动，最终 把联合国气候条约的实行推到了遥远的未来。条约未能实行对于那些前工业化国家是有 欠公正的，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被迫分担本来不属于自身责任之内的后果，付出和自身发 展无关的代价。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被看做是世界力量的解放，

从经济上使国家失 去权力，对许多国家来说是一个被迫的过程、一个无法摆脱的过程”(注：[德]马丁等 著：《全球化陷阱》，张世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年版，第297页。)。因为新的跨 国公司不再遵循既有法则，总是把就业机会安置在工资最低、社会捐税或环境保护费用 不存在的地域，而那些草草制定的贸易保护措施实际上是关于生产基地和公正合理的全 球化神话。受到贸易保护的只能是游戏规则的制定方。在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中，后发国 家往往无法摆脱受动地位，长期利益和集体利益被迫让位于当下可见的实际利益，甚至 成为不平等交换行为的代价。

根据莱斯特·布朗的《世界观察研究所》每年发布的世界状况可以看到，世界经济一 体化正在造成一个20∶80的社会，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最富裕国家决定着全世界84.7%的 社会总生产，占世界贸易总额的84.2%，占世界各国国内储蓄额的85.5%，并且，自1960 年以来，最富有国家和最贫穷国家间的差距扩大了一倍，被贴上公平发展标签的发展援 助已经破产。因此，有社会学家提出要在经济科学领域反对国际技术统治，金融巨头乔 治·索罗斯也指出：“一旦股价反转，财富效应就会把市场的退却转变成经济的退却。 进一步造成对进口货品的抗拒，造成边缘国家的怨怼。……除非我们认清全球资本主义 体系是有缺陷的，否则就会为此缺陷付出代价。”(注：乔治·索罗斯：《全球资本主 义危机与中国》，《战略与管理》第1期。)按照索罗斯的预测，全球经济危机的 最后阶段就是政治危机，本土性的政治运动将在各国境内发生，目的是驱逐跨国公司， 收回“国家”财富。一旦有些运动成功，对金融市场的信心就会动摇，由此产生更为自 动的下降过程。但是人们也看到倒退的不可能，因为经济一体化毕竟让越来越多的人免 于贫困。应该着手做的是将全球化的不合理处转变为全球性均衡发展，抑制1∶5的社会 趋势，限制金融市场当事人的政治权力，实行生态税改革，提高资源消费费用，减少公 共福利缴款，提高劳动力价值，为国库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但是又不剥夺未来人们的机 遇(注：不过，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所谓全球化并不是真正发生的事实或问题，它无非 是“取代现代化的一种话语、社会想象和范式”，“早在70年代初期，世界体系一词就 开始流行，它之所以受到欢迎，只是因为对于现代性话语的挑战，因为后者是在二战以 后欧美社会科学话语的主宰”，这种话语的流行造成了“现代主义”方案的终结。参见 [美]阿里夫·德里克《全球性的形成与激进偏见》，俞可平、黄卫平编：《全球化的悖 论》，第15～21页。)。

二、全球化的文化后果

发生在经济领域中的全球化还造成了与经济政策、生产方式的改变息息相关的价值观 的更迭与改变，“进步、平等、团结、集体福利和物质保障这些传统‘凯恩斯’主义的 价值观被后福特主义的价值观取而代之，像成就、成功、精明、隐私等”(注：[法]雅 克·阿达：《经济全球化》，何竟、周晓幸译，中央编译出版社版，第206页。) 。除了价值观的改变以外，社会结构各领域间的影响在文化方面的表现也非常显著。正 如上文所言，全球化的发生是少数后工业化国家将金融经济政策和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 内推行，因此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只能消极地或私下里加以界定，它没有控制性的代理 人，也没有观察视点，因为求助于因果关系和客观性的解释就在宣称，全球化是帝国主 义的变种，与帝国主义者令人眩目的修辞诡计共谋。”(注：[英]查尔斯·洛克：《全 球化是帝国主义的变种》，俞可平、黄卫平编：《全球化的悖论》。)与经济上的被动 局面一样，经济全球化的后果在文化方面的表现就是，占据经济优势地位的文化实体通 过商品的形式向弱势地区输出价值观念、艺术准则和生活方式，多元文化的差异在理论 上受到尊重，弱势文化被当做参照系中的某个坐标，但事实上却是不断受到损害甚至侮 辱的异己，被唤做“他者”。

后发国家的近现代史上充斥着殖民半殖民的记忆，军事力量的侵入不仅中断了民族经 济增长的自然趋势，动摇了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而且生生地切断了民族文化的自身传承 。当古老文明不足以担当起救亡图存的使命时，它自身的价值就遭到否定。但是这种简 单的否定忽略了一些问题，难道民族的生存危机仅仅是由文化的落后造成的?通过批判 民族文化来增强国力是不是避重就轻、舍难趋易的心理逃避方式?如果说现代性的历史 进程以暴力的手段生硬地截断了后发国家的文化自然史的话，那么，后殖民时代的全球 化进程就是借助世界金融体系进行的对于别国的支配，通过便捷的复制技术和迅疾的网 络传播手段，以及已经建立完备的全球倾销市场，在全球化的旗号下，借助自身已经占 据的优势地位，争夺甚至覆盖新近形成的文化市场，而且，“跨国资本主义使各种文化 更加接近，通过传媒互相交流、渗透乃至融合，改变文化的原有特点”(注：王逢振： 《全球化、文化认同和民族主义》，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 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后发国家的本土文化与本体生长根源被人为隔断，文化发 展的自然态势受到影响甚至中断。

尽管强势文化的输出地位已经很牢固，可是全球化的推行者在西方中心论破产以后的 后冷战时代仍然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上看待文化差异，不同于基督教文明的其他区域文明 都被当做邪恶的威胁者，受到强烈的敌视。最明显的就是喧嚣一时的“文明冲突论”， 将多种东方文明一概视做竞技对手，由此而来的对策就是敌对性的持续遏制，就像曾经 畅销一时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危言耸听地预测十年、二十年之后的战局一样， 全球化的推进力量力图加快价值观念的同化过程，否则就一律视之为隐藏的威胁。后发 国家的文化现状也因此多了一重顾虑。

除了被臆测为政治战略假想敌以外，后发国家的文化还常常被当做强势文化的附属， 在低势位的、客体性的、女性化的被动位置上承受想象性的奇观窥视期待。从那些强势 者制造的文化产品中可以见到，关于他者文化的想象往往印证了强势文化的自我精神优 越，由于地理距离的远隔、历史事实的生疏和切身感觉的隔膜，使得映射在全球化文化 工业中的弱势文化形象显得怪异而诱人，形式化了的虚幻感抵消了该文化类型中原有的 深层意义。这种行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双向的，它不仅误读、误释了该文化类型的精 粹内涵，而且又在反过来进行的文化倾销中，将制造出来的伪奇观当做仿真的文化回输 到该文化的原生地，迷惑那些欠缺前提认识的本土观众，甚至替换掉关于该文化的处身 性认知。换言之，该文化内部的制造者叛离民族本位立场，在意识或潜意识的支配中， 自觉迎合甚至主动制造接受凝视的文化对象，错错相因的结局是弱势文化在书写中被一 再改写。

在国际文化学界对于全球化以及“世界文化”的争论中，文化的全球化主要是指在世 界范围内起作用的文化的生长与加速发展的整体过程

，特别是世界整体意识的形成过程 。1960年的“地球村”概念预示着各国文化在“世界化市场”中将经历巨大的转型、交 流、合并，日渐趋向形成统一化的“地球文化”。有些社会文化学家认为全球文化是未 来趋向型的，是以年轻人为主导、多元文化参与构成的全球文化系统，但是反对意见却 把这种承诺当做谎言来戳穿。“全球化果真给世界带来多样化的文化娱乐和文化形式吗 ?”只要看看好莱坞电影工业海外发行所得的利润产值，看看迪斯尼标识怎样成为了全 球儿童的通行护照，就已经无法再对全球化许诺下的文化多元化轻易相信(注：[德]格 拉的·博克斯贝格、哈拉德·克里门塔著：《全球化的十大谎言》，胡善君、许建东译 ，新华出版社20版。)。弱势民族文化越来越受到倾轧性同化，它的异样如果不能 作为商品出售，就只能面临被淹没、覆盖和全面改写的严峻现实，聊以充当无条件接受 强势文化产品(商品)的倾销地，并逐渐失去自我更新的`创造力，如此趋势所导致的结局 是无论怎样悲观预测都不为过分的。

三、民族文化身份与自救

全球化之所以会带来民族文化危机意识，主要与全球一体性的倡导者的主张有关，很 多学者都已经察觉，鼓吹全球化的意见大多出自美国政治经济界，其中暗含着美国的全 球意识和本国身份认同。美国通过推广全球意识来确立全球的领导地位，建立令人信服 的国家形象。美国政府最早提出全球联系网络化，借此扩大全球市场，影响各国的经济 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注：赵一凡：《亨廷顿、萨伊德和东方主义》，《东方艺术》199 7年第5期。)。这与学界对于全球化的赞同意见存在着认识分歧和目的差异。知识界对 全球化的回应主要表现在“全球伦理”和“全球意识”的提出。推重相互受益的“全球 伦理”，持有文化共生观念，重视边缘的价值创造性取向，预言人性与自然的“同一性 ”可以帮助人们走向“完美的人性”(注：[美]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马 季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页。)。而后现代论者的“全球意识”也是力 图超越狭隘阶级、民族、国家界限，超越西方中心论、人类中心论的(注：王治河：《 论后现代的全球意识》，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第87页。)， 但事实上，即便那些发达国家也感受到了文化全球化中美国通俗性大众文化的侵袭。民 族文化价值成为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不少国家已经意识到，如果放任文化市场，坐视 文化的平面化和看似多样其实全都被美国化，将削弱本民族文化价值，阻碍族群精神的 自然发展，一旦酿成恶果就不堪设想，“一旦全球化模式去掉了我们传递传统价值的能 力或意愿，我们将坐吃山空，变得退化，成为那种面向收视率、广告收入和销售指标并 追求大众效应的低水准文化的牺牲品”(注：[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 重建》，柴方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第62页。)。身处如此严重的挑战 式的文化全球化中，捍卫民族文化特性已然上升到发展战略的层面，各国的有识之士纷 纷重新认识本民族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念，当美国不断将《独立宣言》中的三个关键词 ——生命、自由和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经由各种包装方式销向世界各地的时候，加拿大 的学人提出了和平、秩序和善治，而德国前领导人则回溯到社会民主党的《哥底斯堡纲 领》，重申自由、公正和团结。也许在所有这些代表人类普遍意愿的词汇之间并没有巨 大的分野和意义上的鸿沟，然而，重要的是申明行为本身意味着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再 度确认，“应当在全球泛滥的伪文化压力面前捍卫自己的文化特性，高校应该成为这方 面的主要源泉……不要把本民族的伟大文化成就和价值传承抛进受忽略的角落”(注：[ 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柴方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版，第62页。)。而且，类似问题在后发国家的表现更为紧迫和复杂。除了受到外界 文化的挤压之外，弱势民族文化的根本危险在于失去了本土自觉之后的自我削弱，这种 历史健忘症、文化软骨病会给本来正需要大力发展和倡扬的民族文化造成戕害，直接影 响到全球竞争时代的本土精神实力。从某些弱势国家知识界的近况可以看出，在强势文 化的阴影笼罩下，一些知识者只关切异域话语，忽略本土文化问题，避而不谈全球化与 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关系，一味追“新”逐“后”，理论跟风、术语移植、问题模仿， 看似热闹的众声喧哗，其实不过是遵循强势文化的历史思想脉络重新走一遍他者的来时 旧路，也许可以得到些许思维论、方法论方面的新见与启迪，可是遭到遮蔽的却是更为 重要的处身性文化问题。

不过，一旦本土化问题进入到知识视阈之中，就已经表明，或至少已经隐含了话语权 的收回和再度确立的意识自觉。当封闭环境中的文化小生产状态已经不可复现，重建文 化个性与重建民族个性就成为重要的文化自救对策。但是，这类实践所面临的重重困境 也不容忽视。就汉语知识界已进行过的诸种尝试而言，一度兴盛的国学热潮、借助视觉 艺术风行海外的民俗电影和引起国人叫好、他者惊惧的民族话语高涨，都经历着与初衷 渐行渐远的尴尬境地。

就儒学复兴和国学回潮而言，一度在两岸三地知识界的联手共创中显出新生的价值与 可能，甚至大有推而广之的输出势头，关于儒家文化圈的设想甚至受到别国战略情报部 门的重视。可是，文化的建构已经失去了一厢情愿的单纯语境，国内接受群体在思想观 念、价值取向和行为判断方面发生了不容忽视的改变，年轻一代的学人不仅拒绝不假思 索地接受这个文化潮流，甚至不无偏激地将之批评为“精神逃亡”，“暴露出知识精英 价值取向上的迷惘和精神建构上的消极”(注：贺奕：《群体性精神逃亡：中国知识分 子的世纪病》，《文艺争鸣》1995年第3期。)。同时，曾经创下经济发展奇迹速度的亚 洲“四小龙”，在金融风暴中的全军覆没导致了对于新儒家价值的再评价，海外 对于儒家文化圈的建立设想也不得不再次做出修正。

一些文化制作者提出通过制造本民族的流行文化来取代和对抗国外商业文化，尤其在 影像文化生产中加大民族文化的含量。初听起来这种设想是双赢思路，既可以满足本土 观众的审美预期，回应日常生活经验，又可以展示特色中国，在世界文化视阈中获取认 可或赞誉。然而从实践当中显现出来的误区则是双重的失落。一方面，此类文化产品在 本土观众中获得的反响在回馈程度上远远弱于国土以外，另一方面，它提供给异域观者 的文本欣赏，不仅没有抵达沟通的理想境界，反而造成更多的误读。视觉文化所造成的 真实幻象提供给观影者似是而非的文化经验，以致于他们在论证自己的学术观点时，竟 从影片中的艺术因素中借用论据，用那些未曾经过验证的、艺术化的伪民俗来证明历史 性、实证性的文化差异，成为西方的“以诗证史”(注：[澳]斯泰芬尼·唐纳德：《中 英视觉文化中白色女性的研究》，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 由此得出的研究成果不仅不足为凭，而且是以讹传讹。因此，仅仅寄希望于打造本土流 行文化，并不能完成

民族文化的重建和自救。如果其中已经先在地失去了对于“被凝视 ”的自省意识，失去了针对后殖民风潮的批判维度，所能够制造出来的文化产品也就无 从逃离价值平面化的危险，不仅不可能具有建设性功效，反而会造成更多的负面效应。 因此，民族文化自救之途必须与价值重现相连，否则就可能流于空虚的话语泡沫。

四、确立民族话语权与本土文化输出

在话语理论中，话语权被用来指称言说者的权力，话语权的获得与失去，直接关系到 言说是否可以继续，所说是否为真，交往的对象是否处在平等的势位上。推而广之，一 个民族的话语权，也就是该民族在全球语境中具备怎样的知识地位，在话语的运动中是 纯然被动呢，还是有所输出和贡献。确立文化全球化中的民族话语权，不是暂时的意气 之争，而是保证民族文化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所要达到的目标不是分享话语霸权，以 代表人类普遍方向自居，而是保存民族文化的完整性和持续发展的培养基，使理论的多 元倡导物化成存在的多样形态。这样才会避免文化史的再次断裂，避免后殖民时代中的 文化同化，并且可以提供激活传统文化的活性因子，确保传统文化继续留存在当代视野 中，参与建构社会价值系统和民族心理结构，由此保有文化特性，不仅是形式感上的装 饰因素，更是精神底层的支撑与基础。

应该看到，尽管全球化的过程充满着同一化力量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全球文化的 重组和新变使不同文化在频繁的相互运动中此消彼涨，但这也是全球价值形成的过程， “一个民族的最大光荣就是在全球价值的形成中增大自己的份额，全球化的未来将是全 球价值形成并发挥主导作用的局面”(注：李慎之：《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及其价值认同 》，俞可平、黄卫平编：《全球化的悖论》，第15页。)。如果全球价值的形成仅仅是 某种单一文化的推广与覆盖，恰恰是对全球化精神的背离，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达到民 族文化认同和知识体系重建，正是民族话语权的题中应有之义。

近年来大陆学界在关于后殖民主义和第三世界批评、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现代性和中 华性以及“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功过的讨论中都包含着重建文化认同的努力(注：陶东 风：《全球化、后殖民批评和文化认同》，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 》。)，然而这些争论中也包藏着把话语权的文化属性“民族主义化”的隐忧，一度反 响热烈的“光荣孤立论”在当今民族界限日渐消融的世界主义共识下，显出激情压过学 理的情绪色彩。按照这种孤立逻辑，民族文化也要从全球化的交融处境中自觉剥离出来 ，文化孤立也就成为维护民族尊严、保护精神存在的惟一条件。但是，要追问的是，孤 立的光荣感究竟依靠什么作为屏障和根源，所谓的“胆魄与智慧，各路豪杰之士的聪明 才智”的可依赖性，如果尚未与切实可以凭借的制度保障相结合，又将在哪个文化场阈 中发挥作用?因此，民族价值的再认识和重新被重视并不意味着要导向自我孤立，在转 化传统文化、建构当代文化的实践中，整理并重塑转型后的文化精神，重新倡扬具有当 下意义和指向的价值认同，用流动主体性取代顽固守成的单一主体性，接受多重自我和 复合身份的概念，在跨越民族界限、防止文化孤立的自觉意识中寻找价值共识而不是加 深认同危机，化解文化隔阂而不是加深对立，争取平等文化关系和争取自由知识分子身 份，通过文化和艺术的自我再现来建立本土文化，确立文化话语权。

论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定位 篇5

论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定位

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大趋势,在西方首先发生并向全球推进.作者认为,它有一定的`普遍价值观,首先在西方得到广泛承认和接受,在二战后渐渐被其它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接受.全球化对于那些已经封闭定型的文化会带来极大的冲击.开放性的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可以获得更生的机会,而封闭性文化会丧失其影响力.全球化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冲击,但是也有了一个自我审视,自我更新的机会.

作 者：张弛 Zhang Chi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510420刊 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年，卷(期)：17(4)分类号：G02关键词：全球化 中国文化 文化定位 普遍价值

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民族性的思考 篇6

全球化时代中小学国家认同教育要有效开展，需要综合运用多种途径，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用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步骤，在多方面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才能真正培养中小学生的国家认同意识。

2016年9月13日，《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发布，国家认同被列为中小学生的核心素养之一。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成员对所属国家的文化传统、历史、国家主权、国家制度、政治主张、价值观念、理想信念等的认可而产生的归属感。国家认同是维系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直接关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中小学阶段是培养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关键时期。

在全球化背景下，加强中小学的国家认同教育，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一方面，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价值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中小学生由于涉世不深，他们鉴别能力明显欠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形成，很容易出现扭曲。另一方面，某些西方国家企图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和“和平演变”战略，没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我们每个人的爱国之心、立国之志和报国之举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加强中小学国家认同教育是落实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必然要求。

一、全球化时代中小学国家认同教育的主要内容

（一）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强化政治认同

思想政治教育在增强学生政治认同感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在我国中小学教育中，仍然存在一定的功利化取向，一些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重智育而轻德育，思想政治教育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全球化时代，传统的国家认同观正在遭受强烈冲击，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小学更应进一步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应根据青少年的特点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方法，用中小学生能够接受且乐于接受的方式，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增强他们的政治认同。

（二）通过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强化文化?J同

一个国家或民族形成文化认同，是其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人们行为处事的道德标准，是中国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根基。[1]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在于教育。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西方文化对当今中国青年一代的影响力有时可能远远超过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导致传统文化在一些中小学生心目中有淡化的趋势，使得他们对自己国家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缺少强烈的认同感。为了改善这样的局面，在中小学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十分必要。

（三）通过历史教育强化历史认同

爱国必先知国，知国必先学史。历史是国家合法性的源渊，有国必定有史。历史记忆是构建国家认同最为重要的部分。由于历史不是所谓的“主科”，因此一些中小学并不重视对学生进行历史教育，导致许多学生的历史知识匮乏、历史意识淡薄。曾有学者对北京2，107名学生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发现，在学生最不愿意学习的科目中，历史位列第三位。在学生对15门功课喜欢程度由低到高的排列中，历史位居第二，在被学生视为“枯燥、没意思的课”的排序中，历史位居第五。历史课在学生心目中的位置如此低下，不得不让人反思。[2]

中小学历史教育在培养学生的历史认同感和民族价值观方面，具有其他学科难以替代的独特价值。知之深，方能爱之切。在全球化时代，历史教育是提高我国青少年历史认同感的有效途径，故历史教育不但不能削弱，反而应该大大加强。

（四）通过母语教育强化语言认同

母语无疑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文化标志之一，有了语言认同，国家认同才有载体。加强母语教育的实质就是强化语言认同，以此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在全球化影响下，我国掀起了全民学习英语的热潮，一些中小学也开始出现重外语教学轻汉语教学的倾向，这是极为不可取的。要知道，中小学阶段是学习语言的关键时期，无论世界形势如何变化，母语教育都应该在学校教育中占据核心地位。中小学要站在对国家、对历史负责的高度，对母语教育予以高度重视，把学好汉语、写好汉字作为中小学教育教学的重要任务，切实加强中小学生对本国语言的高度认同。

二、全球化时代加强中小学国家认同教育的有效途径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传统的国家观念、文化观念等都受到了巨大冲击，国家认同教育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我们需要顺应时代的变化，积极采取有效的途径培养中小学生的国家认同意识。

课程是实现国家认同教育的主渠道。当前，为了增强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各国都开设了相应课程，例如：俄罗斯的“公民学”“权利与政治”“政治学基础”；美国中学里的“美国政府”“美国文化”等课程。在我国中小学，除了专门开设语文、历史、传统文化、思想品德课程外，国家认同教育也要融入到中小学其他课程和课堂教学中。

然而，想要切实提高国家认同教育的实效性，仅依靠课堂教学显然是不够的，还应积极开展有助于促进学生国家认同的教育活动，并充分发挥新媒体技术在国家认同教育中的优势。

（一）活动育人：广泛开展国家认同教育活动

1.发挥爱国主义题材影视作品的感染力

中小学生认识事物离不开具体的感觉和形象，影视作品中直观的画面、生动的情节、典型的人物形象，比起抽象的知识和概念，更能引起学生的共鸣，进而理解作品背后的深刻内涵。

在美国，好莱坞电影看似远离政治，实际上也带有浓厚的爱国主义色彩。《兵临城下》《珍珠港》《永不妥协》等影片就生动地体现了美国精神。这些影片既给学生带来了视听享受，又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对“美国精神”的认同。

我国同样有丰富的爱国题材的影视作品，例如《开国大典》《建党伟业》《林则徐》《大决战》等。观看此类艺术作品，可冲破时空、地域限制，帮助学生理解国家的历史，接受生动形象的国家认同教育。

2.重视日常仪式活动的教育意义

对中小学生而言，“象征”和“仪式”是符合他们认知特征的教育方式。[3]抽象的国家认同体现在仪式的每一个环节，伴随着仪式的进行而升华。仪式越庄重，对国家认同的神圣感越强烈。政治认同伴随着这种深沉的爱国之情而扎根。[4]

升国旗、唱国歌等仪式活动是培养学生对国家产生归属感和责任感的重要方式，在很多国家都备受重视。如新加坡有规定：小学生每天到学校后，都要参加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并举行升旗宣誓，誓言的内容是：“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语言、宗教的异同，团结一致地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愿为国家的幸福、繁荣与进步而共同努力。”

在我国，升国旗、唱国歌等仪式有着自己的特点，需要注意的是，仪式活动不能只是“走过场”，充分挖掘其中的教育价值，才是开展仪式活动的意义所在。

3.开展阅读经典活动，增强中小学生的文化认同

在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中，阅读经典尤为重要，因为传统文化的精髓都集中体现在一些文化典籍之中。不少国家为传承本国传统文化，纷纷为学生开设经典必读书目，例如：美国教育部为中学生开列了《独立宣言》《解放宣言》《常识》等一系列经典必读书目；在新加坡，《战争结束》《新加坡之梦》《建国之父》《独立第一个十年》《认识东盟》也被推荐为中小学生接受历史与国情教育的必读书籍。[5]

我国教育部和国家语委也曾推出以“亲近经典、承续传统”为主题的“中华诵?经典诵读”系列活动。除了国家层面积极倡导和开展阅读经典活动之外，各地方教育部门和中小学也广泛开展了经典阅读活动。事实证明，经典阅读活动是?鞒忻褡逦幕?精神和提升学生素质的良好载体。

4.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社会服务活动

社会服务活动能增加学生对国情的了解，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成千上万的中小学生通过参与各种形式的志愿服务工作，极大地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国家荣誉感。国外一些中小学也十分重视组织学生参与社会服务活动，例如新加坡教育部规定：中小学生必须选择参加一定的社会服务活动，并把分数计入成绩册。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多了解和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为中小学生创造更多参与社会服务的机会。

5.组织学生进行有意义的参观教育活动

博物馆、纪念馆、文化历史遗址是藏有丰富史料的文化场所，其生动的历史场景，容易唤起人们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情。我国各类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这些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是进行国家认同教育的良好载体。国家应加快这些文化设施的建设，免费向中小学生开放更多的文化场所。各地中小学应结合本地实际，充分利用好当地的教育资源，在丰富多彩的参观活动中对学生实施国家认同教育。

（二）媒介育人：发挥新媒体在国家认同教育中的优势

中小学要有效开展国家认同教育，除了充分利用广播、报刊、影视等传统媒体外，还必须紧随时代发展的脚步，利用好各种新媒体资源。在全球化时代，互联网、微博、微信、电子游戏、数字玩具已普遍进入中小学生的生活，成为他们日常必备的社交工具和学习的平台，是他们了解信息、表达自我、联系外界的主要渠道。新媒体技术集图、文、声、像于一体，形式活泼。将新媒体技术融入中小学国家认同教育之中，可大大增强其实效性。

法国就很重视利用网络对学生进行国家认同教育。早在1999年，法国参议院就开设了一个名为“少年参议院”的网站，对8―12岁青少年进行相关主题教育。网站集游戏与教育于一体，使青少年在娱乐中能够更好地理解社会组织的原则、制度、法规和相关政治知识。再以我国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为例，文化的传播与传承也要及时搭上“互联网+”的快车。可创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网络教育平台，还可以尝试把网络游戏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游戏为背景，赋予游戏一种精神并围绕此精神构建相应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过这种方式，将传统文化融入到网络游戏中，既能让学生享受到游戏的乐趣，又能从游戏中学到知识，有所感悟。

总之，全球化时代中小学国家认同教育要有效开展，需要综合运用多种途径，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用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步骤，在多方面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才能真正培养中小学生的国家认同意识。

参考文献：

[1]朱永新.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刻不容缓[J].民主，2014（2）：6-7.[2]刘颖.中学历史教学对民族认同感的培养[D].云南师范大学，2008.[3]曾水兵.加强中小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的理性思考[J].中国教育学刊，2012（11）：31-34.[4]冯建军.公民身份的国家认同：时代挑战与教育应答[J].社会科学战线，2012（7）：202-211.[5]谢东宝，梁鹏.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感教育[J].中华民族教育，2010（6）：41-43.【马文琴，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民族性的思考 篇7

跨文化传播, 古已有之。与中国的跨文化传播有关的历史名词不可胜数, 例如:丝绸之路、遣唐使、马可波罗游记、郑和下西洋, 无不体现着中国文化与异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就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过程来说, 匈奴、女真、契丹、党项以至后来的蒙古、后金等少数民族都曾建立过政权, 并通过汉化的过程推进了民族大融合。后者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跨文化传播, 即不同文化在传播交流中经历并克服了文化冲突, 由一方主动接受另一方的文化, 达成理解, 并将对方文化逐渐包容进自己的文化内涵中去。法证之父罗卡建立的黄金定律认为:凡两个物体接触时, 就会产生互相转移现象, 即会带走一些东西, 亦会留下一些东西。这条定律用在跨文化传播上也合适不过。来自两种文化的人互相接触, 一定会不知不觉地接纳对方身上的文化因子, 可能是对方的语言和非语言的行为模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 同时也会留下自己的文化因子。

问题在于, 跨文化传播中两种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的程度是不平衡的。中国的少数民族虽然依然保持着自身的文化特色, 但是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汉化了, 尤其在汉族聚集区居住生活的少数民族同胞已经很难区分。而汉族文化历经数千年农耕文明, 承袭孔孟之道, 无论是思想观念、价值判断, 还是民族传统都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稳定。因而, 文化虽无优劣, 但有优势劣势之分。这种优势的建立应该基于人口、地理范围、经济发达程度、影响力等要素之上。那么两种文化触碰而产生的文化休克是否也会因两种文化的相对地位差异而有所区别, 即来自优势文化群体的人和来自劣势文化群体的人在遭遇文化休克的时候, 是否会有不同的表现。这正是本文研究的切入点。

一、文化休克

Cultural Shock这一术语最早由人类学家奥伯格 (Kalve ro Oberg) 提出, 他解释了Cultural Shock的症状以及适应不同文化的过程。Cultural Shock是指一个人初次进入不同于母语文化的全新文化环境后产生的心理上的不适应, 是由于失去了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或符号, 对于对方社会符号不熟悉而产生的深度焦虑症。具体说来, 是指一个人进入到不熟悉的文化环境时因失去自己熟悉的所有社会交流的手段而产生的一种迷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惧的感觉。[2]他认为, 这种由适应一种新文化而产生的经历就像是一次令人不快的意外休克。[3]国内研究中,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系教授关世杰将Cultural Shock译为“文化休克”, 可以说在音译的基础上又暗藏了理论内涵, 得到了普遍认可。

有一个案例说明了这种文化休克, 陈军在一家外企担任高层领导, 他的顶头上司是美国人Peter, 陈军由于管理失误给公司造成了一些麻烦。他来到Peter的办公室做正式道歉, 于是带着微笑说:“我对我给公司造成的麻烦感到非常难过, 我非常非常抱歉, 并且向你保证以后不会再出现这种问题。”Peter却很难接受这样的道歉, 并问:“你确定?”陈军再一次尴尬地笑:“是的, 我很抱歉。”Peter很生气:“对不起, 我不能接受你的抱歉, 你看起来完全没有歉意。”[4]中国人不仅高兴、快乐的时候笑, 在道歉的时候也会用微笑来避免尴尬, 而美国人则认为道歉时就应该严肃, 笑是一种不尊重和不真诚。这个案例中的中国人和美国人由于对对方文化和行为方式习惯缺乏了解, 导致了跨文化交流的失败, 甚至会造成无法弥补的互相排斥和不信任。

文化休克在出国留学的学生群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 中国人讲究待客之道, 认为对待客人应该极尽所能、热情周到, 并且毫不在意花费, 生怕失礼。而美国人强调做客之道, 主人只需要营造轻松自在的气氛, 对吃什么、玩什么都不太讲究, 而客人则要保证准时出席, 并且需要带一些水果或者礼物。曾经有中国留学生在国外人家居住, 感到受到了冷遇甚至歧视从而感到愤怒和排斥。但是这种文化休克的症状会随着留学生对异文化了解的加深和解码能力的提高而逐渐缓解。文化休克大体分为五个阶段:一、蜜月阶段 (Honeymoon) 。即刚刚离开自己熟悉的文化, 来到一种陌生的文化环境中, 所见、所闻、所感都有新的发现和新的体会, 似乎所有人都很友好, 所有的事物都很有趣, 处于这个阶段的人会对未来的新生活充满憧憬和信心。二、文化休克阶段 (Cultural Shock) 。蜜月阶段结束, 新鲜感过去, 文化休克阶段就会接踵而来, 奥伯格指出, 文化休克有六种表现形式: (1) 由于不断进行必要的心理调整而引起的疲惫; (2) 由于失去朋友、地位等而引起的失落感; (3) 不能接受属于新文化的成员或者 (以及) 被这些成员拒之门外; (4) 在角色、对角色的期望、价值观念、感情和自我认同方面感受到的混乱; (5) 在觉察到文化差异后感到的惊奇、焦虑甚至厌恶和气愤; (6) 由于不断应付新环境而产生的无能为力的感觉。[5]三、初步调整阶段 (Initial Adjustment) 。在这个阶段, 留学生开始在迷惑中寻找解决的办法, 态度开始变得积极, 交到了当地朋友, 能够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来看待文化的差异。四、精神孤立阶段 (Mental Isolation) 。这时候, 留学生对异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原有的价值观被冲击, 开始对自己的文化甚至信仰产生怀疑, 想要融入对方文化却力不从心。五、接受和整合阶段 (Acceptance&Intergration) 。到了这个阶段, 留学生经过调整已经可以妥善地处理两种文化造成的内心冲突, 适应了当地的风俗习惯并能够很好地融入他们的生活, 信心和确定感增强。

在中国人眼中看来, 这种描述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国际著名比较教育专家阿尔特巴赫教授指出:现有的文献绝大部分是关于在工业化国家的第三世界学生的适应与回国的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 而这些显然仅仅是全部留学生问题的一部分而已。[6]

全球化时代,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交流更加方便和频繁, 由于书籍、电影、电视剧等文化产品在全世界的流通, 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就体会到异文化的冲击。但是众所周知, 世界信息的总体流向是从西方流向东方、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 虽然世界文化多元, 但不同文化的地位和影响力大相径庭。那么如果发达国家的学生来到发展中国家, 奥伯格的阶段理论还适用吗?带着这个问题, 笔者设计了一份针对来华留学生的文化适应调查问卷, 试图了解来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海外学生在中国所经历的文化休克现象。

二、跨文化交际调查报告

问卷问题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涉及个人性格、中文能力和对中国的整体印象;第二部分涉及文化适应过程中出现的困惑、孤立感、与中国人交流出现的问题;而第三部分是关于试图了解文化差异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接受程度。所有问题均采用五级量表的形式, 对于题目中的描述, 答案设置分为:完全符合 (2) 、基本符合 (1) 、不能确定 (0) 、不太符合 (-1) 、完全不符合 (-2) 。问卷调查采取方便抽样方法, 问卷共发出44份, 有效问卷43份, 调查目标有来自15个国家的学生。男女比例为2.6:1, 留学生在中国的时间从3个月到3年不等。

根据调查学生所在国家与中国相比的发展程度, 将他们归入三个组。第一组:发达国家, 包括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新加坡、荷兰、捷克, 共28人。第二组: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 包括乌克兰、泰国、印度尼西亚、南非, 共11人。第三组: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包括埃塞俄比亚、突尼斯、卢旺达、哥斯达黎加, 共5人。

(一) 三组国家留学生经历蜜月期的情况

可以看出, 发达国家学生的兴奋指数高, 介于“非常符合 (2) ”和“基本符合 (1) ”之间, 不同个体意见差异不大, 说明他们大体经历过较为兴奋的阶段。而来自经济发达程度与中国相近的国家的学生兴奋指数略低, 接近“基本符合 (1) ”, 个体间差异最小, 说明这些国家的学生基本都经历过兴奋阶段。而来自相对落后国家的学生兴奋指数偏低, 介于“基本符合 (1) ”和“不确定 (0) ”之间, 且意见差异大。

在平均经历4个月到7个月之后, 发达国家与相近国家的兴奋指数降低, 但降低幅度不大, 依然兴奋, 而相对落后国家的学生兴奋程度反而较刚来中国有所上升, 说明兴奋期的时间很可能不会在半年内结束。

(二) 文化休克表现情况

直观表示条形图如图1:

1. 初来中国无法适应中国的生活方式

从整体状况来看, 对于这个描述, 来华留学生并不十分符合。经济越发达国家的学生越不符合, 符合描述的人数所占百分比也越低。相对落后国家的得分较高, 但依然小于零。

2. 你在中国经历过一段心理孤立的时期

相对落后国家学生是最不符合这一描述的群体, 并且符合人数为零, 发达国家学生符合程度也很低, 介于“完全不符合 (-2) ”和“不太符合 (-1) ”之间。同时可以发现, 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的学生符合程度要高出其他两个群体很多, 并且方差也最大, 说明在这些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国家的学生中, 个体间差异较大。

3. 与中国人有思想隔阂

对于这个描述, 相对落后国家依然是最不符合的, 平均得分-0.75, 接近“不太符合 (-1) ”。发达国家得分为-0.32, 较接近“不确定 (0) ”, 而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国家的学生这一项的符合程度为0.36, 符合程度相比其他两个群体较大。

4. 经常不理解中国人的做法

对于这一描述, 发达国家的不符合程度较高, 而来自于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国家的学生则较为符合这一描述。

5. 感到难以与中国人交流

来华留学生整体符合情况为负, 且来自经济越发达国家的学生越不符合这一描述。

6. 不敢与中国人交流

来自相对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不符合程度都非常高, 接近“完全不符合 (-2) ”, 说明来自发达国家和相对落后国家的学生完全不存在害怕与中国人说话的问题。相比而言, 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国家的学生不符合程度明显低多了, 介于“不太符合 (-1) ”与“不确定 (0) ”之间。

7. 你对与中国人的隔阂感到挫败

整体上, 来华留学生都不太符合这一描述, 同样, 来自发达国家和相对落后国家的学生不符合程度要高于发展水平相近国家的学生。

(三) 文化适应与整合

在试图理解与中国文化差异的努力程度上, 发达国家和相对落后国家学生都较高, 而发展水平相近国家的学生则较低。

与初来中国的不适应程度相比, 发达国家学生得分降低0.5分, 发展水平相近国家的学生得分上升0.1分, 而相对落后国家学生得分降低0.6分。说明经过一段时间, 来自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学生都更加能够适应在中国的生活。而来自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国家的学生则没有明显改变, 甚至不适应程度又略微有所上升。要注意的是, 相近国家与相对落后国家学生做出选择的方差较大, 个体差异大。

相对落后国家学生对自己能够融入中国文化最为自信, 接近“完全符合 (2) ”, 发达国家和相近国家的学生对于融入中国文化的程度评价依次降低。可以发现, 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国家的学生反而比其他两个群体的学生较为难以融入中国文化。

可以看出, 初入中国之时, 发达国家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程度最低, 相对落后国家学生稍高, 而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国家的学生认同程度较高。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认同程度都有大幅上升, 发达国家和相对落后国家的上升幅度都达到了1分, 而相近国家学生认同程度上升幅度较小。另外, 每组数据方差都不大, 说明意见较为一致, 信度强。

三、调查发现总结

(一) 发达国家学生

1. 发达国家学生经历蜜月期的兴奋程度最高。经过半年之后兴奋程度依然保持较高水平。

2. 发达国家学生极少受文化休克困扰。发达国家学生几乎完全不会“害怕与中国人说话”、“因与中国人的隔阂而感到挫败”或者“经历心理孤立期”, 尽管调查发现发达国家学生在“有较好的汉语水平”这一描述中平均符合程度只有-0.53。同样, 发达国家学生也不太会觉得“与中国人难以交流”、“与中国人有思想隔阂”、“不了解中国人的做法”, 但是这几项的不符合程度就小多了。也就是说, 发达国家学生有时会不认同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但绝不会因此感到难过和恐惧。由于留学生在华平均时间不长, 有可能是因为还未度过蜜月期, 笔者特地将滞留时间超过一年的学生进行统计, 结论一致。

3. 发达国家学生初入中国对中国文化认同程度最低, 但随时间推移, 很快就能够形成文化认同, 并且适应能力强。

(二) 发展水平与中国相近国家学生

1. 无论是蜜月期兴奋的减退程度、适应感变化程度, 还是文化认同变动幅度都非常小。相近国家学生的心理状况似乎更为稳定, 不会大起大落。

2. 相对更易感到孤立和挫败, 且明显会感觉“与中国人有思想隔阂”、“不了解中国人的做法”。调查发现相近国家学生在“有较好的汉语水平”这一描述中平均符合程度最高, 有0.27, 应该说他们与中国人交流障碍最小, 但是交流效果却不佳。

3. 最不认为自己能融入中国文化, 并且试图了解自己文化与中国文化差异的愿望最小。

(三) 相对落后国家学生

1. 来到异文化国家, 兴奋程度最低。随时间推移, 兴奋程度不降反增。

2. 较为容易感到“难以与中国人交流”、“难以适应”, 但也绝不感到“孤立”、“害怕与中国人交流”或者“挫败”。

3. 经过一段时间, 对中国文化认同程度最高, 最自信自己正在融入中国文化。

四、对调查发现的理论猜想

以上几点发现与“五阶段文化适应理论”有一些出入。奥伯格的理论并未依据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对调查对象进行区分。研究证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国家的学生经历文化休克的过程也不尽相同。由于本研究条件所限, 研究样本容量小, 且大部分样本来华时间不超过半年, 并不能清晰系统地反映奥伯格所提出的五个阶段。但就现有资料, 也可以发现一些问题, 现就这些发现谈谈理论猜想, 仅供参考。

(一) 经济越发达国家的人越不易经历文化休克, 而经济越落后国家的人未必就越容易经历文化休克

发达国家的学生文化自豪感强烈、平均文化素质较高, 来到发展中国家后会有心理优越感。他们经历文化冲突后, 不易对自己的文化产生怀疑, 更不会因为失去原有的角色参照感到压抑。他们在强化原有文化认同的基础上, 更易对异文化抱以同情和理解, 也就更容易接受异文化。而相对落后国家的人往往也具有较强的自我文化认同感, 他们对“发达国家”对自己“落后”的评价不以为然, 或者他们并不认为经济和科技发达就代表“先进”。他们的自我认同感强烈, 因此会感到“难以与中国人交流”, 但并不觉得挫败。去年全球国家幸福指数排名显示, 经济相对落后的哥斯达黎加人居然幸福程度最高, 这表示他们很认同自己的文化。最后, 经济发展程度与中国相近的国家大都同中国一样, 西化程度高, 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崇尚西方工业化发展方式, 对西方发达国家文化认同程度高, 自我认同感较弱, 因此到西方国家更易出现文化休克的典型症状。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中国学生比较认同奥伯格的文化休克理论。

(二) 文化休克的程度与两种文化的接触程度相关, 但存在一个转折点。

转折点之前文化休克程度与跨文化接触程度正相关, 转折点之后文化休克程度与跨文化接触程度负相关

用接触系数表示两种文化的接触程度, k表示接触程度达到转折点。如果接触系数α=0, 那么不可能出现文化休克。如果0<α

在研究中, 相对落后国家学生的汉语能力评价最低, 仅为-1, 另外根据交谈了解, 他们与中国人的接触程度很低, 因此他们经历的文化休克程度也不高。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国家的学生汉语水平自我评价最高, 达到0.27分, 可以推测他们说汉语的机会更多, 与中国文化接触也就越多, 但并未高到k值, 因而他们体会到更多的是文化冲突,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更容易感到“与中国人难以交流”、“不理解中国人的想法”, 也更易感到挫败。

除此之外, 影响文化休克程度的因素还有很多, 比如个性、社交能力、移情能力等。在研究中, 发现一些指标的方差很大, 比如前文中提到相对落后国家的学生在“目前依然感到难以适应”这一描述中平均符合程度为0.8, 但是方差达到了2.53, 一方面可能是样本容量太小的原因, 另一方面可以推测在这一描述上, 不同个体间的选择差异很大, 也就是说个人因素占了主导地位。一个人如果个性较为开放, 乐于结交朋友, 并且社交能力强, 能够站在对方的文化立场理解所遭遇的文化冲突, 那么他所经历的文化休克就不会那么明显。文化休克程度在实际中将受到种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但是总体来看, 具有文化优势的发达国家学生更易化解文化冲突, 从而较少经历文化休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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