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投资（共9篇）
国外投资 篇1
一、国外风险投资税收政策介绍
(一) 美国的风险投资税收政策。
美国是风险投资的发源地, 是风险投资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风险投资税收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和积极作用。许多研究表明, 美国风险投资规模的变化与投资收益税率的调整息息相关。例如:1957年, 美国的投资收益税为25%, 后增至29%, 1969年又进一步提升到49%, 其结果严重阻碍了美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196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额已达1.71亿美元, 1975年迅速下降到0.01亿美元。为此, 美国政府采取了减税立法措施, 首先修改《国内收入法》 (Internal Revenue Code) 第1224条, 允许向新兴风险企业投资达2.5万美元的投资者从其一般收入中冲销由此项投资带来的任何资本损失, 从而降低了其税收负担。美国风险投资业享受较低税负的规定如下: (1) 允许对小型企业投资达2.5万美元的投资者以其一般收入冲销由此项投资带来的任何资本损失, 从而降低其税收负担; (2) 《美国促进产业升级条例》对从事高科技产品创新的企业给予加速折旧、投资抵减、5年免税、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所取得的股票红利可缓纳所得税等优惠; (3) 美国的风险投资公司大多采用合伙制。按照美国税法的规定, 合伙制企业本身不是独立的纳税实体, 不需就企业所得缴纳所得税, 只需合伙人各自缴纳个人所得税。而风险投资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 养老基金、大学和慈善机构等投资者为免税实体, 其投资收益也不必缴纳所得税。
(二) 英国的风险投资税收政策。
欧洲已经成为仅次于北美的世界第二大风险投资基金的发展区域, 其中又以英国最为突出。英国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为了推进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实行了以税收减让为核心的《企业扩大计划》 (BES) 。BES规定对新创办的高技术小企业, 免征资本税, 公司税税率从1983财政年度起由38%减为30%, 印花税税率从2%减为1%, 起征点由2.5万英镑提高到3万英镑, 并取消投资收入附加税。英国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 与发展风险投资相关的有: (1) 技术创新的收入性支出的税收减免:即技术创新的收入性支出可以从税前的营业收入中扣除; (2) 技术创新的资本性支出的税收减免:企业用于科技开发的资本性支出, 可以100%从税前收入中扣除; (3) 知识产权和技术秘诀的投资执行税减免 (企业用于购买知识产权和技术秘诀的投资, 按递减余额的25%从税前扣除) ; (4) 增值税 (VAT) 的税收抵扣:发生在与企业经营活动有关的资产上的增值税, 满足一定条件时, 可以享受100%的科技开发费用税收减免; (5) 个人投资的税收减免:个人根据国家“企业投资计划”购买股票或投资于“风险资金信托”时, 可按投资额的25%抵免投资当年的个人所得税;由政府认定的科研机构, 满足一定条件时, 可免交所得税、公司税和资本收益税。 (6) 在政府认定的“企业区”内, 从“企业区”开始建设的10年的建筑物投资, 可以享受100%的资本性支出税收减免。
(三) 日本的风险投资税收政策。
日本鼓励中小企业研究开发投资的税收政策时效性很强, 税收优惠通常只适用于一个特定的时段。日本关于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活动的税收减免主要包括: (1) 对实验研究用机械设备与新技术设备实行加速折旧制度。日本“特别折旧制度”规定, 企业在第一年可按购入新设备的价格, 减免25～50%的固定资产税, 以后每年可减免10%以上; (2) 企业购置用于基础技术开发的资产免税7%, 对中小企业研究开发和试验经费免税6%; (3) 技术转让收入的一定比例可以减免税费。日本于2000年4月1日开始实行天使投资税制优惠条款, 对投资于创立时间不超过10年、研究开发资金比例高的风险企业的个人投资者, 给予股票转让收益1/4利税扣除, 如果出现损失3年内给予结转, 以此鼓励个人投资者对风险企业投资。
(四) 其他国家风险投资税收政策。
新加坡政府的税务奖励政策包括: (1) 风险投资项目出售股份所产生的全部损失, 可由投资者在其他课税中抵扣; (2) 区域创业投资基金的投资计划如能提升目前的科技或生产水平, 且在新加坡无从事相同技术者, 则可在5～10年内免纳所得税; (3) 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来自管理费用及红利部分的收入可免税, 最多长达10年。
印度政府对风险投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的政策有: (1) 长期资本利得全部免税待遇; (2) 红利收入予以免税。风险投资企业只有两种情况要缴税:一是短期的若以利息方式获得的收益, 对于有限公司, 其税率是38.5%;对于信托公司, 其税率是33%。二是在印度国内设立分支机构的外国公司取得短期或利息收益, 需缴纳10%的预提费。在一般情况下, 风险投资企业及其投资者均可获得完全免税。另外对风险投资在个人所得税方面还有一些重要的优惠措施, 如分红收入享受免税比美国及其他国家更为优惠。从风险投资方面来讲, 印度的风险投资在过去几年内高速发展, 2003年居亚洲第2位, 投资集中于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产业。
二、国外经验对我国风险投资税收政策的借鉴
(一) 鼓励风险企业发展的税收措施。
1.完善我国目前的增值税制度。
建议我国增加税收优惠的方式, 调整优惠结构, 加大优惠的刺激力度。首先, 在所得税优惠方式上, 采取直接优惠和间接优惠相结合的办法, 在坚持现行税额减免和低税率优惠立法的同时, 增加加速折旧、投资税收抵免、亏损结转等优惠方式, 使风险投资真正能得到“充分损失补偿”。其次, 扩大流转税的优惠力度, 率先在高新技术企业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允许把购入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额一次性地用于抵减当期销项税额, 对于新企业和生产设备更新速度快的企业来说是一个有利条件。风险投资大都投资于年轻的高技术企业, 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能够减轻受资企业的税负, 从而降低风险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和投资成本, 提高风险投资的预期收益, 促进风险投资发展。
2.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
(1) 允许接受风险投资资金的企业在计提折旧时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缩短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高新技术生产部门是风险投资的主要对象之一, 它们所采用的生产设备及技术更新速度大大高于传统生产部门, 经常在它们的自然寿命结束之前就不得不被淘汰, 因而, 对于这类资产应当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计提折旧, 以支持其技术发展。同时, 按照投资额或销售额一定比例计提科技开发基金, 允许这些基金在所得税前扣除, 让政府与企业共担投资风险, 这样就降低了企业在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投资和经营风险, 促进企业加强科技投资与开发, 从而促进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 (2) 允许把风险投资的损失直接用于抵减其他投资的资本利得。对得到政府批准设立的风险投资基金所作的风险投资项目, 如果投资项目发生亏损, 则可以用这个亏损 (或按照该亏损的一定比例, 例如50%) 直接冲抵本企业其他来源收入应纳的所得税额。 (3) 对风险投资者实行再投资减免。即如果风险投资者把从其风险投资中取得的收益再用于风险投资, 则这部分收益应当免征所得税;或者仿照外商投资企业再投资实行退税优惠的办法, 对国内外投资者从风险投资行为中取得的利润再用于风险投资, 经投资者申请, 税务机关批准, 可以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企业所得税款的40%。从理论上说, 这项措施可以促进新风险投资行为的发生, 加速风险投资资金的积累。而且这项措施与风险投资的“投资———收回———再投资”的循环机制适合性非常好。 (4) 在实行企业所得税减免时, 应该改革减免税的开始年限, 以进一步适应风险投资在初创阶段亏损或微利的特点。具体做法就是改变以前的从投入计日起, 一律实行以获利年度起算。同时, 一般风险投资项目从开始投资到上市出售股票需要5～10年的时间, 因而, 建议这项减免优惠的期限可以选择为5年。
(二) 促进风险投资企业发展的税收措施。
1.降低风险投资公司的税收负担。
风险投资公司投资于风险企业, 要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利用税收优惠, 可鼓励其继续进行风险投资。例如, 美国允许对小型企业投入达2.5万美元的投资者以其一般收入冲销由此带来的任何资本损失。新加坡政府规定, 风险投资公司在最初的5～10年完全免税;凡是经政府批准的新技术工业项目投资的本国公司, 若项目发生亏损, 可以免交相当于投资金额50%的所得税。我国政府可结合实际, 采取以下措施: (1) 适当降低风险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率, 并给予一定的免税期限, 适当延长减免税开始时间, 以适应风险投资在投入期亏损或微利的状态; (2) 允许转移亏损。即如果风险投资公司对某一项目的投资发生亏损, 应允许减免盈利项目的所得税以补偿损失; (3) 对风险投资者实行再投资退税, 以鼓励风险投资行为的发生。
2.解决重复征税问题。
一般来说, 风险投资公司有三种法律组织形式:信托基金制、有限合伙制、公司制, 根据我国目前法律, 风险投资一般以公司的形式存在。重复征税无疑会降低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要解决这一问题, 目前可采取的措施有: (1) 对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收益免征企业所得税。风险投资公司在取得投资收益前, 接受投资方已经就该收益缴纳了企业所得税, 如果对风险投资公司的此项收益再征收一道所得税, 必然会造成税收的重复课征, 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因此, 对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收益所得, 应免征企业所得税。 (2) 对风险投资家给予个人所得税的优惠待遇。对个人从风险投资中的所得减半、免征所得税或对个人从事风险投资的所得采用类似企业所得税的办法, 如规定个人从事风险投资5年以上的, 在投资期内某年的损失可向后或向前结转, 起到抵减所得税的作用。 (3) 将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制改为法人所得税制, 从而使风险投资公司免于交纳所得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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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德平, 沈整跃.风险投资税收优惠政策的国际借鉴.福建税务, 2003, 8
国外投资 篇2
1 拓宽财政支农的范围
对农业的财政支持是各国财政支出的重要内容，一方面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农业科研、教育及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另一方面重视财政对农业信贷和农业保险的支持，从而建立起了完整的政府对农业支持和保护体系。此外，政府的财政还非常重视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是涵盖农村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目标的发展战略，公共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既需要加强农业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的投入，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同时需要加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改变农村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长期发展滞后的现状，从而逐步推进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2 加大公共财政支农力度
从国外的总体情况来看，多数国家对农业的财政投入总量可观，而且结构合理，这是我国应该借鉴的经验。―，如果按WTO协议计算口径，发达国家对农业的支持总量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30％~50％，巴基斯坦、泰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约为10％~20％。按照相同的口径，我国在这五年中的农业支持总量分别为1083亿元、1267亿元、826亿元、1709亿元、2200亿元，占当年农业产值的比重分别为4。9％、5。3％、7。4％、7％、8。8％。与我国农业的重要地位和发展要求相比，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总量仍是低水平的。
虽然国家财政支农资金逐年增加，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总量仍然不足。自1978年开始，国家财政支农支出绝对总量逐年增加，但是，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却一直处于徘徊状态，―，除了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达10％以外，其余年份均在10%以下徘徊。与很多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水平也是较低的。
3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与政府投资的普遍化
发达国家农村基础设施的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农场主以及农业合作自治组织（比如协会），就投资比例而言，企业和农场主的投资比重较大，这样的投资结构符合“谁受益谁投资”的市场原则。
农村基础设施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政府应成为其供给的主体，政府投资不仅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在建设资金筹措中还发挥着引导、鼓励支持的作用，是各方投资参与农村建设的重要引导力量，兼有投资和调控的双重作用。目前，对于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了强势的态度，比如加大政府直接投资比重。美、法、英等发达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不断增加对农民住房、自来水、能源等生活基础设施的投入，而日本政府对农村基本建设投入呈现出逐步递增的局面，如19为10840亿日元，增至11510亿日元。
4 重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
国外养老金投资管理研究综述 篇3
关键词：养老金投资体制；投资渠道；风险规避；社会效益；理论框架；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9-0108-03
养老金是保证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顺利运行的重要物质保障，而养老保险制度朝多层次方向发展则是世界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趋势所向。尽管现阶段中国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未必需要太多借鉴国外较成熟的投资管理经验，但对养老金投资管理研究进行总结至少可以提炼出一般规律，以期对未来其他层次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和运作提供借鉴。
一、投资体制之争
许多文献都提到全球范围内养老金制度正从集中投资体制转到分散投资体制（私有化、多元化）。如果不进行改革，美国的养老金制度将在2012年收不抵支，并于2030年被耗尽，而通过提高税率、减少给付和对养老金进行私有化都能够解决制度偿付能力问题[1]。过高的养老金承诺导致了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的偿付问题，以个人账户投资来替代诚然是一种备选方案；但向个人账户投资为本的制度转向时，参保人退休后的收入风险将因此急剧增大，甚至达到大部分富裕工业化国家能够承受的程度[2]。
值得注意的是，将积累下来的养老金投入并参与股票市场的分红必然需要花费一些固定成本，从而往往是那些高收入家庭倾向于进入股票市场，而低收入家庭则因而减少储蓄增加当期消费，这将使总体资本积累减少[3]。与更加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相比，这正是分散投资体制的弊端：不可能要求每个参保人都是投资专家，而亲自委托其他机构投资必然产生固定成本，这一固定成本因为无法形成规模效应显然要高于集中投资的固定成本，从而导致社会福利净损失。
二、投资渠道
有的实证研究将美国股票市场和债券作为投资的渠道进行讨论。养老金改革对国债和股票回报率的影响，主要通过将部分美国养老金投资转向信托股票市场并观察发生的变化，并揭示了回报率与社保信托基金的规模的关系，以及回报率与信托基金投资组合的关系[4]。这两组关系表明，如果养老金信托基金的规模减少，或者通过由国债向股票投资转化的方式，投资回报率都将提高。
期权也是养老金可以利用的金融衍生工具。Feldstein展示了在美国现有制度下，期权工具如何以一种新型衍生工具保障退休金给付水平。参保人可以通过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来有效地保本增值。通过风险中立的定价技术作者计算了这一金融工具的效用，并假定2/3的养老金由PAYG制度提供，发现将额外的3%收入存起来将极大地提高退休后的养老金水平，与现行水平比给付多了45%[5]。
养老金对外投资也是重要的投资渠道之一。有学者从加拿大现有制度规定入手，考察“对外国投资不得超过10%的资产”的规定。多元化投资理论认为，增加对外投资有可能增加投资绩效。结合国外市场的经验数据可以证明：加拿大养老金制度能因此显著增加投资回报率而不用招致额外风险[6]。Pink也考察了这一限制对加拿大互助基金投资绩效的影响，这些基金中有的受该限制影响，有的不受影响。结果表明，从股票市场指数看不受限制的基金绩效优于受限制的基金绩效，前者的终值也显著高于后者，这表明过低（10%）的对外投资比例无益于保障参保人的养老权益[7]。其他学者则通过引入回报率与社保信托基金的规模的关系，以及回报率与信托基金投资组合的关系这两个因素影响力大小的调整指数，对模型预测值进行进一步评估，发现将养老金投入股票市场并非万金油；美国人的转移支付有可能被转嫁到外汇持有者手中，这不是养老金入市后令人满意的影响[8]。
三、投资风险规避
有文章通过考察不同代人在部分积累制下的风险规避，得到以下三个结论。首先，如果退休后的收入风险规避比整个人生周期的风险规避更小，则年老一代在社会生产率出现较大变化时将承担更大的风险。其次，哪怕是人口增长出现大的停滞，年轻一代和年老一代的消费总是向相同的方向变化。这与完全积累的、无代际风险分担机制的分散投资体制正相反。最后，预期寿命的持续增长将导致年老一代和年轻一代较低的总消费（从而必然有着更短的消费周期），并使得年轻一代的须工作得更多。而多出来的储蓄、生产剩余等资源则被用于增加现在与未来的产出，使得未来几代的消费将更高[9]。
积累制改革可能会使得工作时参保人付出的牺牲，比起维持PAYG制度而不得不增加的税率要小得多。但积累制也有潜在缺陷，比如将退休者暴露于股票和债券回报率的不确定性风险之中。有实证研究以现收现付的给付承诺为基准，表明完全积累-确定缴费制之下退休者所得将少于此基准给付；而完全积累-确定缴费制对储蓄率的要求则小于未来支撑现收现付制度所需的税率。通过应用混合了PAYG和积累制，股票和债券市场的效益变化带来的投资风险降低了[10]。
四、投资的社会效益
影响投资绩效的因素有外生和内生之分。前者涉及经济周期变化、生育率、预期寿命等，并非投资管理制度改革能够影响的，比如人口红利这一外生变量对投资绩效的短期推动就不应该被高估。有学者提出应将婴儿潮对资本价格的影响分为长期和短期两种。短期内婴儿潮通过影响资本和投资增量来提高资本价格，但从长期来看婴儿潮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是不明显的[11]。
在分清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后，还应该认识到养老金投资的财富增加功能并非第一要务，实现再分配职能、保障一生消费平滑等社会效益才是其应有之义。Abel通过一组效用函数试图解释股价溢出之谜（equity premium puzzle）[12]。这有助于理解为何只开放投资管理体制并不能完全解决养老金投资管理社会效益不足的问题：经济体的总资本积累减少，股价将因此上升，长此以往形成的恶性循环，本应缩小收入差距的养老保险制度，反而使高收入阶层通过股票市场参与社会发展分享的成果越来越多，而低收入阶层则分享得少甚至倾向于不通过股票市场参与，并在短期理性选择下忽略退休后的储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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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投资 篇4
关键词：投资银行,证券公司,经营业务
1 投资银行概论
投资银行起源于商业银行, 但两者又有很大的不同。商业银行主要业务是吸收储蓄、发放贷款, 利用存款和贷款间的利息差来盈利。而投资银行与一般的商业银行相比, 它既不接受存款也不发放贷款, 而是为企业提供发行股票、发行债券或重组、清算业务, 从中抽取佣金;投资银行也向投资者提供证券经纪服务和资产管理服务, 并运用自有资本, 在资本市场上进行投资或投机交易。在美国, 投资银行往往有两个来源:一是由商业银行分解而来, 典型的例子如摩根士丹利;二是由证券经纪人发展而来, 典型的例子如美林证券。而欧洲的投资银行业务一般就是由商业银行来完成的。我国的投资银行起步较晚, 我国的投资银行的主体是证券公司。[1]投资银行经营业务所获得的利润很高, 以发行股票为例, 在美国投资银行的股票发行业务一般要收取5%-10%的佣金;而且兼并重组与破产清算也使投资银行获利颇丰。
2 我国投资银行与国外投资银行的差距表现
我国投资银行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 经过20多年的发展, 证券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 规范程度也不断提高, 尤其是随着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等创新业务的推出, 资本市场也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投资机会。但是鉴于经济、法律、人才等方面的原因, 我国投资银行与国外投资银行相比, 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一下就是我国投资银行与国外投行差距比较大的一些方面。
2.1 我国投资银行规模偏小, 缺乏国际竞争力。
我国的投资银行的主体是证券公司, 当然, 一部分商业银行也有参与。证券公司是我国资本市场中重要的金融中介和市场参与者。中国证券公司由于发展时间较短, 所以各个证券公司规模还不大, 整个行业规模也偏小。[2]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统计, 截至2008年年底, 我国证券公司共有107家, 总资产为1.2万亿元,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 较上年下降29.4%。与美国相比, 美国的投资银行仅就美林和摩根史坦利等几家大型的投资银行就已经达到了几百亿美元的规模。但是相较而言, 我国的107家证券公司规模相差不是很大, 并且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像摩根史坦利那样的大型投行。资产规模小必然限制我国证券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开拓新业务的能力也受到严重的限制, 走出国门去开拓国际市场更是力不从心。所以我国整体的证券行业还没有达到可以和国外投行竞争的实力。当然, 导致这样的原因有很多:我国经济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快速发展的, 也仅30年的时间而已, 资本市场发展时间有限, 证券市场发育还不是很成熟等等。要想使我国证券公司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有所提高, 就必须加强我国证券行业的集中度。各大投资银行应该通过并购、重组、上市等手段不断扩大规模, 并进行有效整合, 从而造就出资本总额较大的投资银行, 进而促进我国投资银行业务的整体发展。加强投资银行业的集中度, 缩小与国外大型投资银行在规模上的差距, 我国投资银行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才可能会提升。
2.2 我国投资银行经营业务狭窄, 行业创新能力不足。
广义上的投资银行业务包括的内容是很广泛的, 从国际证券公司的实践来看, 主要可以分为证券发行、并购重组、财务顾问等, 而在我国又以证券发行占绝对主导地位。我国的投资银行的收入主要有六大块组成, 即手续费收入 (经纪业务收入) 、自营收入、证券发行收入、利息收入、金融企业往来收入和其他收入。在这六项收入中, 服务性的经纪业务收入一直占据了中国证券公司收入结构的主要部分。以2008年为例, 证券公司的经纪业务收入, 占总收入的90.6%。因为证券经纪是各大证券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 各个证券公司还暂未形成各自的核心竞争力, 所以服务证券经纪竞争很激烈, 投资银行的其他领域我国的证券公司却很少涉及。国外以美国为例, 美国投资银行业是一种金字塔结构, 处于顶端的投行都是规模较大、信誉良好、市场地位较高、客户基础较好的一流公司, 比如美林和高盛。[4]这些公司虽然都处于顶端, 但却是各自有专攻。美林证券公司擅长资产管理;高盛公司则长于担任被购买方的财务顾问。在承销业务领域, 前十位的投行占到总承销额的75%以上。所以我国的投资银行应该拓宽自己的经营业务, 参与到其他证券公司暂还未涉及的财务管理、财务顾问、发行承销等领域, 从而做某一方面的领先者, 只有敢为先才能培育出证券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有了核心竞争力才可以在竞争激烈的投行业务中占据一席之地, 这样也可以激发我国证券行业的整体创新能力。鉴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腾飞阶段、而且消费市场也很大等优势, 我国的证券公司应该结合我国的实际状况, 从中开拓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新业务, 赚取更多的利润的同时也可以促进我国投行业务新发展。
2.3 缺乏专业的投资银行人才。
投资银行最重要的三个要素是人才、声誉和客户[5], 其中人才是至关重要的。投资银行是典型的知识密集型产业, 在投资领域中最宝贵的资产就是具有高层次专业素质、精通投行业务的人才。国外任何一家享有声誉的投行背后都有一批杰出的投资银行家, 这些投资银行家专业知识扎实、思维敏捷、嗅觉敏锐。正是这些优秀人才不断创造出新的投资业务, 还敏锐的抓住了每一次发展机遇, 在投资市场中很好的规避了风险, 并正确判断出市场中的大趋势, 从而造就了一个个大型的投资银行。而我国正是因为投行专业人才的匮乏, 才在投行业务中身处劣势。鉴于我国的人才培养机制还未与市场需求完全接轨, 使得我国相较于国外, 缺乏与投行发展相适应的专业人才。所以要想使我国的投行与国外投行的差距减小, 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是投行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优秀的投行人才与投行需求相结合, 才可以使我国投行尽快缩小与国外的差距。
2.4 法制不健全、经营管理落后。
我国投资银行法制目前还很不健全, 操作也不规范, 在投资银行业务中存在很多的违规操作。比如:一级市场上, 投资银行对即将上市的公司进行过度包装, 甚至还存在弄虚作假行为;二级市场上, 投资银行与上市公司合伙操纵资本市场, 诱导欺骗散户;企业兼并中, 证券公司往往因为利益的驱动侵蚀国有资产。[6]虽然我国证券法早已出台, 但是还比较笼统, 对投资银行具体业务还未规定明确, 我国的证券行业的一些管理条例也还很不完善。投资银行是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 其竞争依赖于资本、人才和管理。但是我国证券公司为了获得高额回报往往将风险抛之脑后, 对风险的监督和控制力度还很不够。所以要想使投资银行业务可以操作规范, 法制必须先行。只有通过法律的有效监督和管理, 才能使投资银行业务更加规范, 资本市场的运行才更加通畅。而且, 中国的证券公司在法人治理结构方面还很存在很多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积极推进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上市。一旦上市, 公司就必须进行强制性信息披露, 定期公开披露公司的治理结构、经营状况、经营成果, 并及时对影响公司经营状况的重大事项进行披露。这样, 证券公司面临证券市场、普通投资者和证券监管部门的三重监督, 有了更好的监督系统, 证券公司才会更加规范的运行。
3 结论
我国的投资银行业还处于起步阶段, 与国外相比, 我国在规模、国际竞争力、投行专业人才、行业规范性、业务范围、业务创新能力等发面都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 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开始新一轮的腾飞, 我国投资银行应该抓住这次机会, 将以上几个方面进行相应的改善, 那么我国的投资银行就缩小了与国外投行间的差距, 并造就出可以与之匹敌的大型投资银行, 从而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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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居茜, 陈国炜.我国投资银行业发展趋势分析[J].边疆经济与文化, 2009 (8) .
国外养老金投资：盈利求稳不求多 篇5
事实上，安享晚年，不仅是个人也是各国政府关注的问题。而如何科学地管理、投资养老金，亦成为全球性课题。在芬兰、澳大利亚等国家，养老金投资大多遵循盈利不在多而在稳的原则，为居民晚年生活保驾护航。而这些国家的做法，或许能给正在抓紧制定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方法的中国一些启示。
澳大利亚：可自行管理养老金投资
从1992年起，澳大利亚法律强制规定雇主按雇员年收入的9%工资额交到政府承认的养老基金，为个人退休后或失去劳动能力时提供保障。这个9%的规定是逐年增加。2013年起，政府规定雇主至少要为员工缴纳税前工资9.25%的养老金，而在2019年到2020年间将逐步上升为12%。雇员也可自愿供款到专门的养老金基金管理公司或自行管理养老金基金，再由基金管理公司等对这笔钱进行管理和投资争取获得投资回报。
澳大利亚的法规明确列出管理基金企业的全面责任和简化投资过程与法律责任的框架。通常来说，公司员工可以自己选择养老金管理公司。不同的养老金管理公司有不同的产品，收取的管理费用也不同。失去工作或工作变动时可以继续用原来的养老金基金管理公司，也可以换到新的基金管理公司。
如何选择基金公司不同的投资产品，主要取决于个人对待风险的态度。基金公司通常会注明每个产品的投资策略、目标回报和涉及的风险。投资方式一般有4类，包括成长型，即将大约85%投于股票和房产，长期目标是高于平均回报，但收益不好的年份损失比低风险产品大；平衡型，即将大约70%投于股票和房产，目标是合理回报，收益不好的年份损失相对低；保守型，即将大约30%投于股票和房产，风险比较低；现金型，即将全部存在金融机构取得固定利息，确保资产不会有损失。
去年，澳大利亚政府推出了自行管理养老金，允许自行管理养老金进行一定程度的投资，不少人都开始自行管理养老金。根据澳大利亚税局最新统计数字，目前，澳大利亚居民建立的自行管理养老金的总资产价值已经超过49.5亿澳元，占了澳大利亚全部养老金总额的1/3，而其中很大一部分的自行管理养老金被用于投资房地产市场。这是因为考虑到投资股票风险太高，投资各种基金的盈利又无法保障，因此，投资房地产就成为大多数人首选的自行管理养老金投资方式。专业人士说，就合理规避增值税角度讲，用自行管理养老金投资房地产从长期看比用个人名字投资有更大的税务优势，澳大利亚的纳税人可以使用本国特有的投资房地产负扣税功能进行避税，而自行管理养老金也同样可以使用这种负扣税功能。
自行管理养老金投资房地产的最大优势是当自行管理养老金的所有人到达退休年龄（目前是65岁）之后，所有的自行管理养老金的资产都不再需要缴税。也就是说，自行管理养老金名下的房地产在变卖之后产生的资产增值税是不需要缴税的，而这个功能是个人投资房地产不能享受的优惠。在退休年龄之后不变卖房地产而继续持有，那么产生的所有收益（如租金收入）也是不需要缴税的。
养老金账户中如果余额较少不足以进行房地产投资，个人可以从自己的税后积累的利润或者个人存款中拿出钱投入到自行管理的养老金里去，而税后的投资是不需要缴税的。但是根据澳大利亚税法，一个人在一年之内不能投入超过45万澳元的税后收入到养老金账户中，而且在未来的两年之内也不能再从税后收入里面往养老金里面注资。
值得注意的是，与将养老金交给基金管理公司管理一样，自行管理养老金账户的设立及运营也需要指定专业人士来建立和运行，同样需要花费一定成本。设立自行管理养老金需要付给自己的会计师1500澳元到2000澳元的账户管理费用，每年报税的费用也要花1000澳元左右。
新加坡：政府统一投资有利也有弊
在新加坡，最主要的养老保障是中央公积金体系（CPF）。新加坡法律规定，所有受雇的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以及他们的雇主，都必须参与公积金计划。自雇人士则须按规定缴部分公积金到他们的保健储蓄户头。
CPF带有强制储蓄的特性，为员工提供包括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综合性的保障服务。会员的CPF一般分为3个账户。一是普通账户，存款可用来购房、购买CPF保险，也可用于投资和子女教育。二是特别账户，用于养老及购买相关金融产品。三是保健账户，用于支付医疗费用。而一旦会员达到退休年龄55岁，政府则会为他设立一个新的退休金账户，符合要求的在65岁后可以按月领取退休金，去世前如果养老金没有用完，可以继承。
公积金账户中的钱则主要由政府用于投资国债、国内住宅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每年回馈给会员一定的利息。根据最新规定，普通账户资金的利息为3.5%，特别账户和保健账户则为5%。
新加坡的养老体系规定相当严苛，就像是严父管教乱花钱的小孩一样。这是因为，政府发现，一些人由于不善理财，或者沉迷赌博等，不到几年就把辛苦存的养老钱花的一干二净，最后不得不向政府求救。为了更好地帮国民“管住”这些钱，政府在近年来不断提高账户余额要求。
政府规定，会员在退休后，账户必须有15.5万新元（1新元约合4.53元人民币）的最低存款额，超过这个部分的金额到规定年龄后才可以提现，且最多可以提取20%，以防止乱花钱。2015年7月起，这个数额将进一步提高至16.1万新元。如果会员的账户余额符合要求，在65岁后，每月便可以领取1200新元的退休金，一共可以领20年。如果余额不够，便一分钱都拿不到。而对于退休人员来说，每月1200新元的金额在新加坡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公共政策一样，新加坡政府每隔几年就会对现有公积金政策进行调整。近年来，随着新加坡人平均年龄的不断增长，政府让存款额度达到一定标准的人士享受终生的退休津贴。此外，政府也在研究让会员更加灵活地用公积金进行投资等，以获取更大的投资回报率。
事实上，中央公积金自1953年推出以来不断升级，受到广泛的推崇，被誉为是具有东亚特色的“模范养老制度”。
中央公积金的好处显而易见：由于具有强制性，它每年为政府带来了大量的固定资金进行投资，节省了财政支出。新加坡政府也通过调整会员存款占工资的比率来进一步调整市场货币供应。此外，公积金制度也让政府能保持较低的税率，并通过账户下的各种投资计划，为会员带来一定的固定收益。
不过，这个政府“家长式”强制帮居民管钱的系统在近年来也受到一些民众的抱怨，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公积金投资运作不够透明以及账户资金运用不够灵活等。此外，新加坡过于苛刻的提现标准和不断上调的最低存款额也让很多退休前月收入就不高的阶层背负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不敢轻易指望颐养天年。
芬兰：不能将养老金用于风投
芬兰于1937年出台《国家养老金法》，此后几十年间，政府逐步完善改革养老金制度。21世纪初，芬兰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政府又通过促进养老金投资多元化、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等一系列措施，对养老金体系做出重大改革，取得了一定效果。
在芬兰，养老金法案对养老金的收益有严格的定义，养老金提供者不能一味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只能设法扩大投资回报、开发服务、提高效益。
养老金投资必须保证安全盈利，投资业务不能只关注风险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一定要兼顾这一对互相对立的目标。对此，芬兰法律规定，不能将养老金用于风险投资，养老金提供者也不能改变其营业范围，不应该以投资升值为根本宗旨。
截至2013年年底，芬兰与收入挂钩的养老金总规模达到约1600亿欧元（1欧元约合6.9元人民币），其中，41%投资股票，34%投资债券，10%投资房地产，9%投资其他附息投资工具，6%投资对冲基金。
此外，芬兰养老金也有30%投资在国内项目上，25%投资在欧元区其他国家，45%投资于欧元区外。这些年来，在芬兰本土的投资份额保持稳定，而欧元区之外的投资则在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社会透明度名列世界前茅的国家之一，芬兰养老金的投资情况也会按时公布。养老金联盟每季度公布相关数据并分析投资操作的条件、分配和回报。
不过，自2008年以来，因金融危机冲击以及自身的结构性问题，芬兰经济复苏乏力，GDP连续3年负增长，同时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2013年，芬兰65岁以上人口为107万，占总人口近20%，比例比20世纪70年代翻了一番。据芬兰统计中心预测，到2016年将会是100个在职人员供养60个退休人员。为化解当前危机，芬兰政府于2013年8月出台结构改革方案，养老金改革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
一方面，进一步延长工作年限。从2017年开始，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每年延迟3个月，因而1960年出生者将成为第一批于65岁退休的员工。另一方面，这次改革还对养老金累计率进行了调整，进一步鼓励延长退休年龄，以月累计率代替年累计率，即每月增加0.4%。同时，芬兰还将调整养老金贡献率。养老金贡献率即员工养老金缴费占工资的比例。方案中缴费型养老金贡献率将在目前23.6%的基础上到2016年略微下调，但在2016至2019年期间将上升至24.4%。
新一轮改革方案将在2015年春议会选举之后提交给新一届议会讨论通过，并将于2017年开始实施。
国外专利投资公司商业模式分析 篇6
由于专利的主要价值是一种排他权,专利以往都作为企业限制竞争对手的防御性工具,但专利投资公司将这种排他性全新的价值,通过将专利资本化使其逐渐变成一种进攻性工具。专利价值的变化以及专利投资公司的发展,对我国目前知识产权战略、专利管理和运用以及产业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专利投资公司现状
专利投资公司主要业务
20世纪末,专利投资公司出现并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类企业的发展而增加,据Patent Freedom统计,截至2011年1月1日,全球有380家NPE,且数目仍在增长。专利投资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专利授权和专利诉讼。
专利授权。专利授权是专利投资公司的重要收益来源之一,专利投资公司可以获得高额的专利授权费。有时还会与交易对手达成专利合作协议,在获得专利授权费用的同时获得交易对手所拥有的专利,并部分享有这些专利的授权费用。目前无法准确统计专利投资公司的专利授权数量及金额,但有资料显示,高智发明2010年的收入为7亿美元;阿卡西亚研究公司(Acacia Research Corporation)2010年的年度报告显示,该公司累积专利授权960次,2010年的31次专利授权费用超过13亿美元。
专利诉讼。据Patent Freedom统计,1985年以来,专利投资公司对超过5 000家不同经营类型的公司发起了4 000多起专利诉讼。
2005年以来,专利投资公司发起的专利侵权诉讼数量增长迅速,第15页表1是2006—2010年遭受专利投资公司诉讼数量最多的25家企业所面临的诉讼情况。电子和通信类企业所占比例最高,占比达84%;超过一半的企业为美国企业,且前十名中有7家来自美国。
2010年有超过2 600家企业遭受专利投资公司诉讼,较前三年的平均水平增长了48%(见图1)。
虽然我国企业不是专利投资公司的主要攻击对象,但随着企业国际化进程加快,企业遭遇专利侵权威胁或诉讼的可能性正在增加。表2给出近年来国外专利投资公司对我国企业发起专利诉讼的情况。
专利投资公司主要类型
根据专利投资公司的发展模式、专利来源及业务类型不同将其分为纯粹型(True Blue Trolls)、意外型(Incidental Trolls)、竞争型(Competitor Trolls)和发明型(Thinking Person’s Trolls)等几个类别。
纯粹型。纯粹型专利投资公司是专利投资公司的最原始状态,其主要的商业模式是通过收购个人或企业专利并利用这些专利提出诉讼,诉讼成功后与原专利所有者共同分享诉讼收益,这种模式与创业风险投资通过投资特定项目,并从项目的成功中获得收益有相似之处,但是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创业风险投资的行为关键是选择项目并对项目的运作提供指导,而专利投资的核心则是投资专利后成为司法诉讼的绝对主体。美国纯粹型专利公司最多,如高智发明及众多小型NPE。
意外型。意外型专利投资公司在发展过程渐渐不再继续从事原有产品的制造而专门从事专利投资或者其持有专利成为其获利的重要手段。例如柯达公司不从事软件行业,1997年收购王安公司软件部并成立伊士曼软件公司;2002年,以收购王安公司时继承的专利起诉Sun公司,两年后获得Sun公司支付的9 200万美元专利费用;2008年,柯达公司起诉三星电子公司和LG公司专利侵权,并为此获得9.5亿美元专利授权费用;2010年,柯达公司起诉苹果、黑莓制造商RIM专利侵权,虽然案件还未结束,但柯达公司CEO安东尼奥·佩雷兹(Antonio Perez)认为柯达公司起诉苹果和RIM的案件将为处于挣扎状况的柯达公司带来最多高达10亿美元的专利费用。从目前伊士曼软件公司的业务状况看,属于典型的意外型专利投资公司转变。
竞争型。竞争型专利投资公司是指:商业中竞争对手间为实现打击竞争者而通过购买特定专利对竞争对手发起专利诉讼,从而实现打击竞争对手目的。许多企业都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竞争型专利投资公司的角色,如Broadcom(博通)诉Qualcomm(高通)案就是典型的竞争型专利投资公司行为,博通和高通在许多产品和服务方面存在竞争,2007年博通购买到一项专利(美国专利No.337-TA-543),并控告高通侵犯该专利。这种专利投资行为就是典型的竞争型专利投资公司的特征。
发明型。发明型专利投资公司不仅通过购买获得专利,自身对研发活动也有投入,通过对其拥有专利的授权、诉讼等方式营利,这类公司多数由科研机构发展起来。由于其对产业的不利影响相对较小且为专利产生进行了研发投入,因此产业界对其批评较少。
典型专利投资公司及其商业模式
阿卡西亚研究公司
阿卡西亚研究(Acacia Research Corporation)公司成立于1992年,其子公司拥有180多个专利组合,公司在99个技术领域的专利授权协议数量超过1 000个。阿卡西亚研究公司是一个典型的以专利侵权诉讼为主要业务的公司,且其子公司Acacia Technologies是一家纯粹型专利投资公司。该公司成立以来已经发起了近400起专利侵权诉讼,是发起诉讼最多的专利投资公司,诉讼对象包括微软公司、三星电子公司、雅虎公司等。阿卡西亚研究公司按照技术领域不同成立多家子公司,这些子公司在其领域内,利用其掌握的专利开展诉讼,这也是专利投资公司中较为普遍的商业模式,只是阿卡西亚研究公司这家NASDAQ上市公司做得更为成熟。表3列出部分阿卡西亚子公司提出的专利侵权诉讼。
高智发明
高智发明(Intellectual Ventures)的商业模式更加接近风险投资,该公司成立了三支功能不同的基金,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围绕这三支基金开展,这与阿卡西亚研究公司围绕子公司开展业务的模式有很大差异。高智发明这种以基金为核心的商业模式取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可能成为专利投资公司发展的主要方向。
高智发明在专利投资公司传统业务方面也做了探索:第一,专利保险是高智发明专利授权业务的衍生,企业通过向高智发明交付一定额度专利费用与高智发明结成专利同盟,高智发明以为企业提供巨型专利保护伞为服务内容,当企业面临专利侵权诉讼时,为其设计一个可绕开原告主诉专利的专利池,从而避开专利诉讼。据高智发明中国区一名高层人员介绍,在实践中,面临诉讼的公司通过购买高智发明的这种专利保险不仅可以绕开专利诉讼的专利池甚至会形成对原告主诉专利的反诉。第二,高智发明的借壳诉讼业务机制。高智发明在2010年之前没有进行过专利诉讼,公司更像是专门从事专利投资的风险投资公司。但实质上,公司却进行了“借壳诉讼”,即通过一个壳公司对企业进行专利侵权诉讼。最典型的案例是Oasis Research起诉Adrive案(见图2),表面上看高智发明并未涉及专利诉讼,实质上该公司通过一个成立仅12天的小型专利投资公司实现了“借壳诉讼”。
创智发明
韩国的创智发明(Intellectual Discovery)成立于2010年,是韩国政府和企业应对高智发明进入韩国的产物。该公司已经筹集大约700亿韩元组成创意资本基金,资本来源主要是国内的大企业(包括三星电子公司及LG公司)及投资人。
由于创智发明具有鲜明的政府背景,因此该公司的业务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专利孵化。除购买专利外,创智发明也通过孵化的方法获得专利,并为此设立了一支专项基金(Invention Capital)用来支持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发明专利,目前已与首尔国立大学就合作开发运作专利项目达成协议。
专利联盟。2011年,创智发明启动了一批专利联盟,以提高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推动专利的购买和管理能力。
专利诉讼咨询。创智发明成立以来一直为韩国企业、韩国海外投资企业提供专利诉讼咨询的义务。
我国专利管理运用现状
专利投资公司利用专利主动获得经济利益,是专利运用的全新模式。目前,我国的专利管理运用主要集中在专利代理等传统业务,专门的专利投资公司非常少。国外专利投资公司的发展也对我国专利市场发展提出了挑战。
政府缺乏对国外专利投资公司的应对措施
高智发明进入日本和韩国后,两国政府均出台政策禁止科研机构和高校向高智发明出售专利;两国已经或筹备设立专利投资基金。我国政府目前既未出台限制科研机构和高校向高智发明出售专利的相关政策,也未设立与高智发明形成竞争的专利投资基金。相反,还在很多高校鼓励高智发明设立基金,实际上是促使科研人员向高智发明出售专利。政府未立即采取应对措施,造成了我国专利大量被国外专利投资公司收购。
企业缺乏专利策略规划
国外很多企业都成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控股公司,是企业专利运作专业化的一种表现。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搜索引擎检索结果中发现,国外多家企业所属的知识产权公司在我国申请专利。第18页表4为国外企业所属知识产权公司作为专利申请(专利权)人申请专利数目超过100项的企业情况。
相反,我国企业很少成立自己的知识产权控股公司,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仅申请发明专利就为27 034项,但并没有设立自己的知识产权公司,同样作为专利申请大户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也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公司。
国内投资机构缺乏专利等无形资产的投资经验
中国的投资机构大多将目光集中在房地产、资源甚至农作物,很少关注无形资产,即便创业风险投资机构也较少关注无形资产项目,《中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报告2011》显示中国还没有专注于投资无形资产的风险投资机构。
我国专利管理和运用的发展方向的政策建议
完善专利管理运用法律体系。《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指出,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要着力完善知识产权制度,积极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法治环境、市场环境、文化环境,大幅度提升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
目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专利法》和《专利代理条例》已形成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框架,但对专利运用、管理的规定还较少。一些地方出台了有关专利管理的条例,如《江西省专利促进条例》,在专利创造、专利运用、专利保护和专利管理4个方面进行了规范,其中专利管理中要求申请政府资助技术开发、技术引进或者技术改造项目,申报政府资助科学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申报政府科学技术奖等情况下,申请人或申报人应向有关行政部门提交专利检索报告。2007年,太原市人民政府出台了《太原市促进专利转化办法》,在专利创造、管理、保护和运用中营造鼓励发明创造、加强专利转化及专利保护的法制环境。国家应尽快出台《专利管理条例》或完善《知识产权法》,强化知识产权运用和管理,进一步规范专利创造、转让和运用活动,营造健康的知识产权市场环境。
加强专利转移中介体系建设。根据《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要求,大力发展知识产权中介服务,充分发挥技术市场的作用,建设知识产权交易市场。目前我国的专利中介机构以专利代理机构为主,还未形成专门的专利转移体系,孵化器、生产力促进中心、工程技术中心等机构虽然发挥了专利转移的作用,但并不能满足我国的专利规模。因此应建立专门的、专业的专利转移中介机构,将专利创造和专利运用两者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专利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的有机结合。
国外投资 篇7
直接对金融市场中的群体心理进行研究具有非常大的难度, 一般需要借助其外在表现形式, 即群体行为, 来进行研究或测量。金融市场中的群体行为, 也称之为羊群行为, 主要表现为从众行为, 是金融市场中投资者的群体心理在行为方面的外在表现。羊群行为原意是指动物群体所表现出来的一致的行为或活动, 后来也广泛应用在人类社会科学中, 主要体现为人类社会中部分个体或群体的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心理或行为特征。在金融学研究领域中则表现为金融市场中的活动主体所具有的相同或相似的决策及行动结果。
一、国外学者对羊群行为成因的研究
国外目前已有的对羊群行为形成原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观因素方面, 对于羊群行为的产生机理进行解释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型:基于信息的羊群行为模型、声誉模型、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羊群行为模型 (含薪酬结构模型、解雇危机模型等) 、传染和有限理性模型。
1. 基于信息的羊群行为模型。
Bikhchandani et al. (1992) 提出了信息瀑布模型, 分析了当先行投资者的行动集合是离散的, 无法将连续的信号正确的传递给后者, 从而引起后来者信念更新出现偏差, 形成信息瀑布现象, 并导致投资者的羊群行为。Alexander Gümbel (2005) 研究发现当信息成本高, 信息准确性低, 同时基金经理人足够的风险厌恶时, 羊群行为就会发生[1]。Luca Corazzini&Ben Greiner (2007) 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当不存在私有信息时, 不能观察到从众行为的发生, 相反却观察到了大量的非从众行为。这些实验结果显示了在信息瀑布的环境背景下, 社会大众的倾向性偏好或选择不能解释羊群行为的发生[2]。
但是也有学者对以上观点提出了质疑。Bog姚ac, han et al. (2005) 通过实验研究发现羊群行为并不能完全由于信息不完美来解释, 在信息不完美的情况也并一定会发生羊群行为[3]。JONATHAN E.ALEVY et al. (2007) 通过对比实验研究, 分析认为对金融市场的专业人士来说, 能够更好的分辨出市场信息的质量, 能够更加独立的做出决策, 其发生信息瀑布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4]。ALAIN QUIAMZADE&JEAN-PAUL L’HUILLIER (2009) [5]通过实验研究的方法, 讨论了在序贯决策过程中, 私人信息对羊群行为形成并无明显的决定性的影响或作用。
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主要可以分为机构投资者和个体投资者两种类型, 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其决策过程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 机构投资者的决策过程属于群体决策, 个体投资者的决策过程则属于个人决策。群体决策过程一方面具有群策群力、广集信息和智慧的优点, 能够做出更优的决策;但是同时也有可能导致决策过程中的群体偏移、群体思维或群体盲思等现象的发生, 导致群体决策的失误。以上这两种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差异主要受到群体中领导者的个性和领导风格、群体内部的氛围、群体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对个体投资者来说, 由于其智力与能力、经验、自信心、情绪稳定性、价值观或信念等存在着广泛的差异, 因此从总体上来说, 投资者群体是属于异质的。由于投资者的异质性, 决定了其决策过程存在着广泛的差异性, 意味着对羊群行为的成因的探讨, 单一因素的解释不能提供足够有力的证据和说服力。从系统的复杂性来分析, 羊群行为必然是多因素共同作用和影响的结果。因此, 基于对羊群行为的分类研究, 对羊群行为的成因进行分类分析和解释是必要的。这应该成为下一步对羊群行为的成因进行研究的一个方向。
2. 声誉模型。
最早提出声誉模型的是Scharfstein&Stein (1990) , 根据这两位学者的观点, 对于投资管理人或基金经理来说, 如果他怀疑自己正确选择股票的能力, 那么和其他的投资专家保持一致就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 因为这样至少可以保持平均业绩而不至于损害自己的声誉。基于声誉的羊群行为又被称为“共同责备效应” (Scharfstein&Stein, 1990) 。声誉模型可用于解释资产管理人员和股评家的羊群行为现象。
但是近来也有学者继续研究了声誉和羊群行为之间的关系, 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 如Félix Villatoro (2009) 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资产管理人都会因为声誉而发生羊群行为, 高声誉的资产管理人发生羊群行为概率比较低, 而声誉较低的资产管理人发生羊群行为的可能性比较高[6]。不同学者研究结论的差异说明羊群行为可能还需要其他的解释。
3. 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羊群行为模型 (含薪酬结构模型、解雇危机模型等) 。
Maug&Naik (1996) 提出, 基金持有人和基金经理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委托—代理关系, 基金持有人的最优策略是和基金经理签订与基准业绩挂钩的报酬合约。在这种报酬结构下, 基金经理往往会追随其他基金的买卖行为, 以避免自身业绩落后于市场指数或同行。
4. 传染模型。
Thomas Lux (1995) 提出了传染模型 (contagion model) , 描述了金融市场上投资者们的相互模仿、情绪及行为传染的羊群行为。他认为投资者并不是盲目从众, 只是对其他投资者的行为进行快速反应, 以免丧失盈利机会。这种传染现象能够很好地解释股市泡沫的形成和破裂。传染模型从本质上来说, 并不能真正的解释羊群行为的成因。因为, 传染本身是一种现象, 传染模型用一种现象来解释另一种现象, 这是传染模型最大的缺陷。至于为什么会发生传染, 在什么前提条件下能发生传染并导致羊群行为的形成, 则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讨。
5. 有限理性模型。
Shiller (1981) 提出了有限理性模型, 他认为在经济主体拥有有限理性的情况下, 投资者会在不同的时点采用相似的模式进行投资决策, 这种模式可以称为大众模式。它可能是由经验法则、直觉、小道消息、大众意见等组成的, 但是其内容可能会随着时尚、潮流、社会动向或某一事件而突然集体改变。ALOK KUMAR&CHARLES M.C.LEE (2006) 研究了1991—1996年大约185万个的个体投资者的交易之后发现这些个体投资者的交易是系统相关的, 即这些交易者在买或卖时几乎是一致的。宏观经济方面的消息和投资分析师的收入预测并不能有效地解释这些结果。相反, 可能是投资者在回报预期方面的情绪在起作用的结果[7]。Brad M.Barber et al. (2009) 研究了大量的家庭账户和个人账户的交易记录, 通过研究发现个体投资者的交易是高度相关和一致的。个体投资者的这种系统交易并非是对机构投资者的羊群行为、风险预防的系统改变或税收的被动反应, 也不能用信息瀑布、对共享信息的理性反映等来解释, 而可能是心理偏差因素有助于理解或解释这些相关的个体交易。这类心理偏差能导致投资者系统性的购买近期表现抢眼的股票, 表现出损失厌恶以及买入交易量突然放大的股票[8]。
二、国外学者对羊群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
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 人的行为是环境和心理因素的反应函数。包括投资者群体在内, 其行为也必然要受到其所在的环境和其心理因素的双重影响。现有对羊群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认知能力的局限性, 即学习与知识、技能的不足。
Bog姚ac, hanc, elen&Shachar Kariv (2004) 通过实验对信息瀑布和羊群行为进行了研究, 发现在实验中的羊群行为由于存在社会学习而几乎都转变为正确的行为。同时研究发现实验中的被试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对信息进行贝叶斯更新, 这就能够用于解释为什么实验中发现的瀑布行为是理性的[9]。Marco Ottaviani&Peter Norman Sφrensen (2006) 通过研究讨论学习对羊群行为的影响, 认为从长期来看, 学习是不完全的, 羊群行为会发生。即使在不同的环境中, 当投资专家由于知识和能力不足时, 基于声誉的羊群行为也会发生[10]。JACOB K.GOEREE, et al. (2007) 几位学者也认为信息瀑布 (串流) 并不能有效地解释羊群行为, 学习会导致信息瀑布中断[11]。Xiao Lu Wang, et al. (2007) 三位学者研究了中国股市中的投资者的心理机制, 通过研究发现中国投资者有着投机冲动, 在风险感知方面处于较低水平, 这些结果反映了中国投资者在投资知识和技能方面的不足, 同时这也与中国的群体文化相关[12]。
2. 对待风险的态度或信念与沟通。
金融市场中的活动主体其对待风险的态度或信念也必然会影响其投资决策过程及其行为, 同时对于金融市场中的活动主体来说, 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能够改变其信念或态度, 进而可能其决策和行为也将发生改变。Vladislav Kargin (2003) 研究发现对投资专家来说, 如果他们是风险厌恶的, 要阻止羊群行为的话, 成本就会较高。他们之间的沟通可能会引发羊群行为。Ramsey M.Raafat, et al. (2009) 通过研究提出了人群中的思想和行为的传播机制、人们之间的联系方式是两个影响羊群行为形成的关键问题[13]。
3. 绩效评价与薪酬激励结构。
对股评家或投资专家来说, 绩效评价方法或体系也会影响其羊群行为的发生。Vladislav Kargin (2003) 认为, 对投资专家来说, 如果他们的报酬如果是依据其分析报告与其他分析师的比较及排名的话, 他们是可能会独立的做出研究并报告真实的结果, 否则由于投资专家是风险厌恶的, 并且由于专家之间存在着沟通, 投资专家会倾向于表现出羊群行为。Massimo Massa&Rajdeep Patgiri (2005) 研究了美国1994—2003年的互助基金的数据以及基金经理人激励合同中以收益为基础的激励程度, 发现收到更高利益激励的基金经理人具有更少的从众行为[14]。Amil Dasgupta&Andrea Prat (2008) 的研究也发现机构从众行为的程度和他们交易的激励结构是相关的。这和M.Massa&R.Patgiri的研究结论是一致。另外, Amil Dasgupta&Andrea Prat研究还发现通过模型预测,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对声誉关注的基金经理人将会增加其交易资产的流动性, 减少交易资产的波动性。
4. 投资者的群体文化。
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已经证实任何个体都会受到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因素, 包括民族、国家和地区以及时代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投资者也不例外。Daniela Beckmanna, et al. (2008) 三位学者对比研究了美国、德国、日本和泰国四个国家的资产管理经理人的观点和行为, 对于理解不能由纯粹的经济原因解释的国家之间的差异, 文化是最有帮助意义的。资产管理者的投资行为, 包括羊群行为, 都会受到文化、年龄、经历、性别等因素的影响[15]。
三、简评
现代金融理论在经历辉煌之后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来自金融市场中各种异象的挑战, 证券市场中投资者的群体行为就是其中之一。从群体行为对证券市场运行所起的影响作用来看是广泛而重要的。虽然近三十年以来, 国内外的学者对群体行为已经开展很多的研究, 但是大多数研究只是从某一个角度对群体行为进行探索, 缺乏整体系统性的深入研究, 这是当前研究的重要不足, 也同时是下一步学者们应该重点突破的研究方向之一。
由于人的行为是个性变量与环境变量综合反应的结果, 因此对投资者群体行为的分析也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同时环境因素必然会对投资者的行为产生影响。该公式对于群体行为的分析提供了理论框架, 可以从该框架出发, 对群体行为的成因和影响因素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在理论研究方面, 当前对群体行为成因的理论分析很少有根据群体行为的不同类型进行的对比或比较分析, 现有文献较常见于对某一类投资主体, 如对机构投资者或股评家等进行分析, 而对于进行全面的分类分析则未见。由于金融系统的复杂性, 不同类型的群体行为其成因可能存在着差异, 即使同一类型的群体行为也可能由于主体的不同而来源于不同的原因,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即使同一主体的群体行为也可能是由于多种不同的原因所导致的。例如, 在理性的群体行为中, 对于机构投资者、个体投资者来说, 一方面其各自的知识积累、技能经验以及学习能力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另一方面其分析与决策的过程也迥然不同, 机构投资者如基金等其决策过程属于群体决策, 其相对于个体投资者来说具有明显的优势, 因此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 其发生群体行为的原因同个体投资者相比必然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 现有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因此, 可以基于群体行为的分类基础对群体行为进行研究。基于对群体行为的分类基础, 针对每一类型的群体行为, 无论是成因和影响因素, 还是运行、演变规律及行为特征以及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方面, 都需要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分析。另外, 在群体行为的成因及影响因素的进一步研究方面, 能不能找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然后集成在一起?这同样也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研究方向。
从决策过程的角度对群体行为的成因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也有待进行深入研究。对于投资者群体来说, 如果能在群体内部形成广泛的预期一致, 也会导致群体行为的发生。在群体内部的投资者的决策过程中, 预期一致是如何形成的?金融危机的产生与此有很大的关系。单纯的信息不对称、声誉或报酬模型可能并不能有效地解释预期一致的形成, 只有形成预期一致才有可能会导致资产价格的巨幅波动和资产泡沫的膨胀, 并进而引发金融危机。
尽管从理论上可以将群体行为划分为理性的和非理性的群体行为, 但由于投资者的决策和行为会受到许多不同因素的影响, 使得人们在实证研究中很难真正区分这两种不同类型。当前, 大部分实证研究也并没有区分理性与非理性的群体行为, 而是通过计量统计的方法来分析一定的时间区间内, 证券市场上是否存在相应的买卖行为。因此, 对市场中的理性与非理性的群体行为进行界定和比较分析, 并研究其转化机制及其对市场整体的影响也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并将具有重要价值的贡献。
针对新兴市场特定的环境或背景, 对群体行为进行实证研究也有待探索。中国证券市场在经过了股权分置改革之后, 现在又开始进行融资融券的试点工作并推出了股指期货, 这些改革和市场工具的不断丰富, 使中国的金融市场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因此需要在新的市场环境中重新思考和研究中国金融市场中群体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运行机制和特征。
国外投资 篇8
共生模式, 也称为共生关系, 是指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相互结合的形式。林汉川[1]认为, 按照共生体内部共生单元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从低到高划分, 共生可以依次排列为偶然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四种模式。袁纯清[2]从共生关系的行为方式出发, 认为共生关系存在寄生、偏利共生、非对称互惠共生、对称互惠共生等四种形式;从组织程度出发, 认为共生关系存在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等四种状态。
将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集群共生的4种行为模式与4种组织模式组合, 将形成16种组合模式, 其中点互惠共生、间歇性互惠共生和连续性互惠共生是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主要共生模式, 而连续性对称互惠共生模式是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共生系统的最终优化方向。本文将分析比较美国、英国、以色列三国共生模式, 为我国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集群共生提供经验借鉴。
2.美国、英国、以色列三国共生模式分析比较
美国是风险投资的发源地, 在通信、半导体、计算机、软件、生物和医疗卫生等高技术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 造就了一大批世界著名的公司。丰富的风险资本正是美国高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的基础, 在独特创业文化的影响下, 美国众多的技术拥有者选择了创业, 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另外, 多层次的投资渠道也为美国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了很强的生命力, 对美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以美国硅谷为例, 鼓励创业的机制、开放的环境氛围、自主的管理模式等都是美国硅谷成功的关键因素。
在欧洲国家中, 英国的风险投资起步最早, 发展也最快, 早在1945年, 久负盛名的英格兰银行就在英国内阁的建议下, 成立了带有风险投资性质的“工商金融公司”。20世纪90年代, 英国风险投资的近70%投资于高技术领域, 直接促进了100多家风险企业的成长。
目前, 以色列已成为世界风险投资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被誉为“第二硅谷”。虽然以色列地小人少, 但是其国内民间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是全球最高的, 从事高科技研发的科学家或工程师数量也是世界最多的国家之一。以色列高科技产品的使用率非常高, 互联网和电脑等使用率居全球前列, 这些都为其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美国、英国、以色列三国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共生发展从侧面反映出风险投资较强的选择性和倾向性。由于各国风险投资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的不同, 因而各国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共生模式也不尽相同。下面从发展特点、企业体制、创新特征、环境氛围、宏观政策等五个方面进行比较。
2.1发展特点比较
美国。 (1)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共生运营模式先进。 (2) 市场调控, 以自由竞争为根本。 (3) 核心地区共生关系稳定, 加州和麻省的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明显优于全国。 (4) 以发展生命科学、互联网为主, 清洁技术是趋势性行业。
英国。 (1) 风险投资产业起步早, 体系完善, 但近年现疲软走势。 (2) 以自由竞争为核心准则。 (3) 国内投资热情低迷, 主要筹资额来源于国外。 (4) 高技术领域受风险投资的青睐, 约90%的风险资本投资于高技术产业。
以色列。 (1) 政府适当介入, 提供资金支持和良好市场管理服务。 (2) 风险投资基本上都投资于高技术类中小企业, 主要投向其早期和中期阶段。
2.2企业体制比较
美国。 (1) 风险投资企业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主, 有限合伙制为新兴组织;高技术企业以股份制为主。 (2) 私人投资者和基金在风险投资中占有重要地位。 (3) 多种组织模式结合, 联合投资常见。
英国。 (1) 风险投资企业中, 民营与官方形式兼有。 (2) 风险资本的来源主要是银行和养老基金会。 (3) 私人股权基金组织形式多种多样, 国外投资者以有限合伙制为主。
以色列。 (1) 私人企业占很大比重, 部分重要行业政府控制。 (2) 收购或兼并高技术企业成为风险资本撤出的保证。
2.3创新特征比较
美国。 (1) 创新成果多, 对知识产权保护极为重视。 (2) 创新技术转化为创新产品的成功率高, 易于形成创新网络。 (3) 拥有大量的科研人员, 创新周期较短, 市场化程度高。
英国。 (1) 风险资本的投向主要是高技术产业, 兼有加工业和新兴文化娱乐事业。 (2) 重科学轻技术, 重发明轻产业。 (3) 支持中小型高技术企业的技术开发和工艺创新活动。
以色列。 (1) 创新技术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 (2) 自1991年开始设立专门的技术孵化器, 支持高科技创新企业。
2.4环境氛围比较
美国。 (1) 开放的环境氛围, 学习型企业居多。 (2) 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配套设施整体规划。 (3) 非正式组织为创业家和企业家提供了良好的交流、互助条件。
英国。 (1) 不断建立科技园和孵化器, 促进高技术产业化。 (2) 科技园自主经营, 维持其生存和发展。 (3) 注重优化配置科技资源和提供优质服务, 鼓励人才向中小型高技术企业流动。
以色列。 (1) 与十几个国家设有双边研发基金。 (2) 与世界上重要的商业、金融和学术数据网络都有联系。 (3) 金融业高度集中。
2.5宏观政策比较
美国。 (1) 具有完善的法律政策进行监管, 已形成严格的金融监管体系。 (2) 由政府给予税收优惠和低息贷款, 鼓励SBICs向小企业投资。 (3) 纳斯达克给创业企业提供市场融资机会。
英国。 (1) 金融监管方面注重行业自律机构作用的发挥, 通过宏观政策进行必要引导。 (2) 企业天使投资享受英国企业投资计划给予的税收优惠。 (3) 对外国投资者投资有特殊优惠政策。
以色列。 (1) 具有“核准计划”资格的国内外公司或合作伙伴均可享受以色列政府的投资优惠政策。 (2) 鼓励在3个重点发展地区投资工业。
3.基于共生密度和共生界面的美国、英国、以色列三国共生模式分析
3.1共生密度
共生系统中共生单元种类和数量的多少不仅是共生关系的重要特征, 而且也是共生系统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在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集群共生系统中, 存在风险投资产业共生单元和高技术产业共生单元, 而同类共生单元的多少则反映共生单元的密度。在共生均衡条件下, 共生单元数量既不增加, 也不减少, 共生处于稳定状态。在产业集群形成早期, 共生环境中的资源丰富, 繁殖加速, 直到共生密度达到共生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限度。当集群内的企业数量超过一定限度时, 共生损耗的增加就会超过共生能量的增加。一般而言, 适度的共生密度有助于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集群共生系统朝着对称性互惠共生的方向发展。
3.2共生界面
共生界面是指共生单元之间的接触方式和机制的综合, 或者说共生单元之间物质、信息和能量传导的媒介、通道或载体[3]。共生界面存在无介质界面和有介质界面两种, 无介质界面往往是一种共生单元以某种方式进入另一种共生单元, 表现形式为寄生。而有介质界面, 则是共生单元通过介质相互作用, 例如市场、法制、社会服务、政府支持等介质。从单一性介质向多元化介质过渡的过程反映了界面发展的进化方向, 共生模式也由寄生、偏利共生、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向对称性互惠共生演化。
在共生界面生成过程中, 风险投资产业共生单元和高技术产业共生单元往往不能拥有对方的全部信息, 这就形成了点共生、间歇性共生、连续性共生和一体化共生四种组织模式。点共生中, 在共生对象多且各自披露信息程度相似的情况下, 共生单元往往与首先接触的共生对象生成共生界面。随着共生界面的进化发展, 界面生成的随机性将逐步消失, 最终形成必然性和方向性。此外, 共生界面的稳定性、共生专一性水平也决定了集群共生组织模式的选择。
依据共生理论, 从共生密度、共生界面、共生行为模式和共生组织模式等方面对三国的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共生关系进行分析如表1所示。
4.结论
尽管美国、英国、以色列三国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进程不尽相同, 但两者之间均保持着高度的正相关关系:风险投资产业为高技术产品的产业化提供了大量资金和多样化的经营方式, 而高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吸引了来自国内外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的资本涌入。美国、英国、以色列三国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集群共生模式正向着连续性对称互惠共生的优化方向演化, 对我国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集群共生具有借鉴意义。
摘要：本文从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集群共生的发展特点、企业体制、创新特征、环境氛围、宏观政策等五个方面对美国、英国、以色列三国进行比较分析;从共生密度、共生界面、共生行为模式和共生组织模式等方面对三国的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共生关系进行了评判。对我国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集群共生模式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风险投资,集群共生,模式比较,高技术产业
参考文献
[1]林汉川.中小企业集群研究的一部力作——评《经济全球化下中小企业集群的创新机制研究》[J].财贸研究, 2006, (3) :143-144.
[2]袁纯清.共生理论及其对小型经济的应用研究 (上) [J].改革, 1998, (9) :101-105.
国外投资 篇9
自去年起，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全球通胀预期不断上升等困局，锡山区注重引导一批实力雄厚的外向型民营企业合理利用国际分工，大胆“走出去”到海外淘金，既有效规避国外对中国产品的贸易壁垒，又可以直接隆低用工、运费等成本。去年，该区获批的境外投资项目达15个，比前年增长87.5%，项目数创历史新高。今年起，该区境外投资不仅项目愈发增多，投资规模更是逐级提升。由红豆集团领衔创建的柬埔寨西港特区，是锡山区企业“走出去”的最大产业平台和引领国内企业在境外建特区的样板。该区重点打造的西港特区金五星针纺“园中园”，去年首个拖鞋厂项目已“试水”成功，今年除东星毯业一期项目开工外，五得针织、东星毯业二期等四五个相关产业链项目也紧随其后。由于“园中园”项目新涉及设备、材料的品种多达560多种，锡山区商务局多次牵头组织国检、海关等部门进行现场办公，为这些项目开辟“绿色通道”，以最快的速度使其境外所需设备及时出运，力促项目顺利开工。该区美能公司已迁香港基地增资8000万美元，主要生产太阳能电站及风电配套设备，并以此为主要据点奋力拓展海外市场和加快构建销售网络。该项目现已成为该区除西港特区外规模最大的境外投资项目。
该区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3月底，全区已累计批准境外的投资项目78个，中方投资总额达5.53亿美元，遍布美国、柬埔寨、澳大利亚、中国香港特等17个国家和地区，并带动国内企业创汇2.2亿多美元。
（朱品昌 王国强）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省宜兴市环科园特别忙碌，仅4月份就接待十多批前来商谈技术合作的世界500强外企。该园的国际对接中心主任周建中介绍，此前环保企业国际化过程中一度遭遇信任危机，宜兴通过政府介入，用政府信誉吸引国际先进技术，成功破解了这一难题。
宜兴环保企业众多，但缺乏技术含量，产业层次不高，急需与国际接轨，引入先进技术。但因环保技术的易复制性，外企担心技术专利被窃取，多采取非常保守的合作方式。2012年初，江苏菲力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有意引进世界500强企业日本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的WEP水环境修复技术，该技术在日本已经成熟并广泛运用近十年。但是经过初期接洽，日方企业态度很犹豫。“国外企业怕合作之后环保技术很快被复制，他们一般不愿意把最新一代的技术产品出口给我们。我们对该技术比较了解，下定决心一定要引进最新一代的技术。”菲力环保副总经理邵琨琨说。菲力环保引进技术时遇到的阻力是很多宜兴环保企业共同面临的难题。
宜兴环科园为了帮助环保企业破解制约要素，通过政府参与的方式加大企业在谈判桌上的筹码。随后由环科园出资400万元，菲力环保出资500万元共同组建江苏中宜环科水体修复有限公司。以政府信誉作为后盾的中宜环科让日方企业看到了诚意。中宜环科承诺将和日本伊藤忠保持长久的技术交流合作关系，绝不是一锤子买卖。日本伊藤忠最终答应卖给中宜环科最新一代的WEP水环境修复技术，这也是他们首次出口该技术。
與此同时，宜兴环科园与荷兰北布拉邦省政府共同出资500万元组建江苏宜欧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该公司作为引进欧洲先进的环保清洁技术的平台载体。去年4月，宜欧公司从荷兰引进新一代ECSB有机废水厌氧处理技术，与宜兴协联电开展日处理2000立方米柠檬酸高浓度有机废水合作示范项目。该项目去年10月正式投入运行，年产生价值约为700万元的沼气350万立方米以及价值不低于100万元的颗粒污泥1000立方米，实现了绿色环保、循环经济领域的新突破。
2012年至今，宜兴以政府诚信示范的方式建立起中芬油泥污染治理、中荷高浓度有机废水厌氧消化处理、中韩曝气合作等五个环保示范项目，引领国内环保科技前沿，均取得理想的效果。示范效应有效地打消了外企的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