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社会企业文献综述

国外社会企业文献综述（共7篇）

国外社会企业文献综述 篇1

盈余管理的动机国外文献综述

一、引言

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经理通过对财务报表数据的操控，更改企业财务报表数据，从而影响企业财务报告利润，最终影响企业信息外部使用者对企业的决策的行为。Roychowdhury通过解释盈余管理的目的而对盈余管理进行了定义。经理人是被企业所雇佣的高级员工，他们必须尽力使股东对他们的经营成果满意;此外，企业管理人员也需要完成已经制定的财务目标。为了实现以上的目标，企业管理人员往往会通过特殊手段进行盈余管理，这个手段实施的过程就是盈余管理。关于企业管理层为什么进行盈余管理，国外学者各抒己见。Watts和Zimmerman(1986年)明确指出有激励因素导致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他们列明报酬契约、债务契约以及政治原因都是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因。Aharony等人()选取中国B股和H股的IPO公司作为样本，他们确认了在IPO公司当中存在着盈余管理现象。Hunton等人(20)，Libby和Kinney(20)指出企业管理层会为了满足财务分析师的预测而进行盈余管理，而这直接促成了企业股价的增长。在此基础上，其他学者对盈余管理的动机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二、契约动机

(一)债务契约

Defond和Jiambalvo(1994年)以及Sweeney(1994年)论证了契约是盈余管理的动机之一。Defond和Jiambalvo(1994年)通过对有债务契约的公司的研究，发现公司管理层会为了避免违反债务契约而进行盈余管理。具体来说，那些有可能违反债务契约的公司的管理层会通过盈余管理来虚增企业财务报表的利润，由此避免因违反契约对企业造成的不良影响。Sweeney(1994年)也阐述了盈余管理和债务契约之间存在联系。研究表明，违约的公司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

(二)报酬契约

Holthausen等人(1995年)提出契约可以被视为盈余管理的动机之一。报酬契约促使企业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Bergstresser和Philippon(年)也提及CEO的报酬是盈余管理的重要影响因素。具体来说，CEO的工资薪酬和公司的.股价相挂钩，股价越高，CEO的工资就越高。由此可见，CEO会为了自己的高收入或者高的声誉度而进行盈余管理，通过盈余管理的手段使企业的股价上升。除此以外，Bowen,Ducharme和Shores(1995年)以及Burgstahler和Dichev(年)都进一步的揭示了企业管理层会为了高收入而进行盈余管理。具体来说，盈余管理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知名度和声誉度。有着高的知名度和好的声誉度的企业往往能得到双赢的结果：企业可以通过高知名度获得更多项目，企业管理层则因为帮助公司提升了知名度而取得高收入。因此，报酬是企业盈余管理的动因之一。另外，Zeng等人()认为高报酬是企业高管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之一。他们通过研究盈余管理和报酬的关系，认为企业的财务报表利润直接影响高管的收入。除此以外，Zeng等人(20)还通过追溯前人的研究成果来证明他们的研究结论。例如，Healy(1985年)、Deangelo(1986年)、Dechow和Sloan(1991年)、Holthansen等人(1995年)以及Guidry等人()都提出了企业高管会为了高收入而进行盈余管理。Rahman等人()也支持报酬是盈余管理的激励因素。企业高管拥有内幕消息，因此，他们可以通过盈余管理来平衡自己现在与未来的收入报酬。

三、资本市场动机

(一)股权

Barker等人()通过研究验证了企业管理层会通过调控企业财务利润来帮助自己获得更多的股权。Gaver(20)也提出支持Barker等人的观点，并且还指出股权也属于企业管理人员的报酬。类似的，Bartov和Mohanram()以及Kwon和Yin(2006年)都把股权视为盈余管理的激励因素。Cheng和Warfield()更具体的将盈余管理和管理层的股权激励联系起来。他们应用1993到年的数据来论证分析企业管理层会因为股权激励而进行盈余管理。Burns和Kedia(2006年)以及Cheng和Farber(年)提出股权是盈余管理的动机。而且相比其他影响因素，企业管理层更易因股权激励而进行盈余管理。Lee()也提及股权是盈余管理的另一个激励因素。

(二)市场溢价

市场溢价是另一个广为流传的盈余管理的动机。Kasznik和Mcnichols()通过调查发现连续一两年企业利润达到财务分析师预测的企业，他们的企业价值并不会有显著提高。然而，如果企业能够连续两或三年使企业利润达到或者超过财务分析师的预测，将会使企业的市场价值溢价，使得企业的价值明显高于企业的原始价值。另外，Bartov等人(20)收集了1983年至1997年的数据得出一个结论：能够使企业利润达到或者超过财务分析师预测数据(MBE)的企业会比那些没达到财务分析师预测数据的企业多获得大约3%的市场增值。

(三)监管动因

有很多证据显示监管是企业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因。Healy和Wahlen(19)，Fong(2006年)，Zeng等人(2008年)，Verbruggen等人(2008年)以及Rahman等人(20)都提出监管可以促使企业管理层对企业盈余进行管理。另外，政治成本也被广泛的视为盈余管理的动因。Fong(2006年)指出政治成本类似于监管，政治成本对企业管理层造成压力，使得企业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Verbruggen等人(2008年)和Rahman等人(年)也都支持将政治成本视为盈余管理的动机。

四、满足财务分析师预测(MBE)

Burgstahler和Dichev(1997年)具体解释了企业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能够使企业的利润达到或者超过财务分析师的预测数据(MBE)。这样在有助于企业管理层逃避法律纠纷的同时还能提升企业的声誉度。除此以外，Brown()也提到企业管理层有动机采取盈余管理来避免未达到分析师预测对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同样的，Matsunaga和Park(20)提出没有达到财务分析师的预测会对企业管理层的收入造成不良影响。具体来说，企业管理层为了避免收入受到影响，可以通过改变财务报告的利润来使企业利润达到或者超过财务分析师预测(MBE)。Matsumoto(年)以及Baik和Jiang(2006年)都支持企业管理层会被财务分析师的预测数据影响。具体来说，Matsumoto(2002年)论证了进行盈余管理的企业更易于使企业的财务利润达到或者超过财务分析师的预测(MBE)。Baik和Jiang(2006年)也指出负盈利对企业来说是个坏消息，没能使企业的利润达到或者超过财务分析师的预测(MBE)会给企业带来巨额损失。因此，企业管理层有充分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来避免损失。Burgstahler和Eames(2006年)也确认了企业会通过盈余管理来避免因为没有达到或者超过财务分析师的预测(MBE)而产生的一些不好的影响。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淮安 223003)

参考文献：

[1]Baik,B.and Jiang,G.,2006.The use of ManagementForecasts to Dampen Analysts’ Expectations.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25(5),pp.531-553.

[2]Bergstresser,D.and Philippon,T.,2006.CEOincentive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Journal ofFinancial Economics,80,pp.511-529.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淮安市科技局“淮安市中小企业科技金融与创业服务平台”(编号 HAP76)。

国外社会企业文献综述 篇2

对于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相关研究最终会落脚于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文主要以2000年以后的代表性文献为对象, 对国外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对其绩效影响关系进行综述和评价。

一、观点综述

家族企业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家族所有权, 其在家族企业中一般处于控制性地位。由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普遍性和巨大贡献, 家族企业究竟是创造价值, 还是破坏价值, 自然成为该领域研究中的基本问题。近十年来, 关于家族企业治理结构与其绩效之间的关联性出现了一些基于微观企业大样本数据的经验研究, 它们比较了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之间的不同治理结构特征与相应的企业绩效。

Jaskiewicz&Klein (2005) 对55篇 (其中14篇的样本是非上市家族企业, 41篇的样本是公开上市的家族企业) 关于家族企业绩效研究的分析表明, 其中46%的研究认为家族企业绩效高于非家族企业, 20%的研究认为两者之间的绩效没有差别, 只有8%的研究认为家族企业低于非家族企业, 另有26%的研究认为是外部因素决定了企业绩效。

本文延续了Jaskiewicz&Klein (2005) 的研究, 对近5年来的一些主要的经验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后发现, 这些文献主要是基于家族所有权结构与权力机制 (管理权、控制权、领导权) 这两大视角来进行分析, 所得出的结论有较大差异, 主要可分为四种观点。

(一) 有条件的正相关

一部分学者提出, 在符合某些条件的前提下, 有理由相信家族企业比非家族企业更富有效率, 因为后者具有更低的监督成本。

Maury (2006) 通过对1672家来自13个西欧国家的上市公司 (1996-2003年) 的研究, 展示了在西欧由创始家族 (Founding-Family, 或译为“创业者家族”) 管理的家族企业相比于非家族企业有着更高的盈利性。无论在何种法律体制中, 当家族成员占据管理岗位时, 会使企业的收益率上升, 但在投资者保护差的国家, 则损害企业的市场价值。

Fahlenbrach (2006) 通过对在IRCC公开上市交易的公司、从标准普尔500、财富、福布斯、商业周刊中选取的2327家 (1992-2002年) 公司的研究后发现:家族控制与企业价值呈正相关;若企业历史短、董事会规模小, 创业者或其亲属担任CEO能提升企业价值;若企业历史长, 董事会规模大, 创始家族拥有股权能提升企业价值。

Villalonga&Amit (2006) 通过对财富500强选取的508家企业 (1994-2000年) 的研究后发现:当创业者担任CEO或他本人担任董事长而聘用外部经理人时, 家族所有权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

Barontini&Caprio (2006) 对欧洲大陆的423家上市公司 (1996-2001年) 的研究后发现:从市场估值与运营表现来看, 由初创者掌控的家族公司表现优于非家族公司, 对于由继承者掌控的家族公司而言, 至少表现得不坏于非家族公司。

Sraer&Thesmar (2007) 通过对法国330家上市公司 (1998-2003年) 的研究后发现:家族上市公司 (不管是创始家族还是继承的) 比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具有更好绩效。

(二) 负相关

另有研究者持相反的观点, 认为家族企业比非家族企业效率低。

Henrik&Nilsson (2003) 研究了309家瑞士上市公司 (1994-1998年) , Cronqvist&Nilsson (2003) 研究了斯德哥尔摩股票交易所上市的832家公司 (1991-1997年) , Choi等 (2006) 研究了韩国356家家族上市公司 (2000-2004年) 。他们均发现:或者存在家族控股股东的上市公司具有较低的市场价值;或者家族企业绩效低于非家族企业。

(三) 非线性相关

此外, 有一些学者认为家族企业所具有的独特的治理结构使得其与非家族企业相比, 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方面, 呈现出复杂的非线性相关。

Villalonga&Amit (2006) 对从美国“财富500”中选取的428家公司 (1994-2000年) 研究后发现, 家族企业在创始者CEO的领导下, 绩效会明显高于非家族企业, 当由他的后代进行管理时, 公司价值会受到破坏。在那些拥有不成比例投票权的家族企业当中, 其绩效并不比非家族企业更突出。

Bloom&Van (2007) 以732家来自于美、英、德、法的中型制造企业 (2004年) 为研究对象, 发现:由创始者后代对家族企业进行管理的家族企业普遍会表现出低的绩效和管理成果。

Mauricio等 (2008) 对欧盟的1208家上市公司 (1996-2000年) 研究后发现, 其它股东对最大股东控制权的对抗增加了公司定的价值;在第一大股东是由家族控制的情况下, 如果第二大股东也是家族, 则会消减公司价值, 如果第二大股东是机构投资者, 则会增加公司价值。是对股东更好的法律保护而非股东间的控制联盟才能提升企业的价值。

Christian Andres (2008) 对德国的275家上市公司 (其中家族企业平均占37.5%) (1998-2004) 研究后发现, 只有当创始家族在公司行政系统或监事会中起积极作用的前提下, 由创始者掌控的家族公司的绩效表现不仅会优于股权分散型公司, 还会优于大股东是非家族类型的公司。其他类型的大股东要么会对公司绩效起负面影响, 要么无明显作用。

(四) 无关

还有一些学者干脆认为两者是无关的。

Klein等 (2005) 通过对加拿大被“Globe and Mail”进行过公司治理评级的263家大型公司 (家族公司84家) (1992-1999年) 的研究后发现, 没有证据表明家族企业的绩效优于非家族企业。

二、相关分析

(一) 各种观点的支持性解释

总体而言, 持“有条件的正相关”观点的学者认为, 家族企业的特殊性体现在家族和企业两个系统的相互作用。当家族所有权介入企业后, 将给企业带来不可复制的竞争优势:

第一, 家族所有权的介入和控制性地位能有效解决两权分离所带来的代理问题。家族纽带和血缘关系为利他主义和信任治理提供有效依托。利用权威的企业科层治理是对无效市场治理的替代, 但组织和个人的利益冲突可能导致代理问题。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利益和目标一致降低了交易成本, 能有效避免因为两权分离而引起的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所致的代理冲突, 信任提高了企业效率 (Fama&Jensen, 1983) 。

第二, 由于家族财富和股东财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因而家族股东具有很强的动机监督管理层, 能遏制经理人通过附加消费、额外津贴或低效率配置资源等方式掠夺所有者财富。而集中的所有权状态可使家族股东将搭便车行为最小化, 从而提高企业绩效 (Demsetz等, 1985) 。此外, 从事不同管理事务的家族代理人之间由于亲属关系而在相互监督和租金自律等方面具有优势 (Danny Miller, 2007) 。

第三, 家族股东具有更好的信息优势, 更关注长远利益, 更关注声誉 (Anderson, 2003) 。第四, 家族企业倾向于长期投资, 并更关注投资效率, 因为他们把企业视为传给后代的资产 (Chrisman等, 2004) 。

持“负相关”观点的学者认为家族所有权介入对企业绩效 (价值) 产生负面影响。这是因为:

首先, 家族管理制度在减轻管理层掠夺的同时增加了雇用无能管理者的风险。如Gomez等 (2002) 指出, 西班牙企业中家族所有和控制导致更严重的管理层防御 (Entrenchment, 又译作, 管理堑壕) 。

其次, 利他主义和“自我控制”问题滋生家族代理人的机会主义倾向, 与此相关的内外部劳动力市场的非效率也增加了家族企业的代理成本 (Schulze等, 2001, 2003) 。根据Schulze等人 (2003) 的研究, 家族企业也蕴藏着冲突。尤其是随着企业的发展, 家族企业事实上的产权不清, 将诱发家族成员之间的激烈冲突, 因为家族成员之间也存在各不相同的目标和价值观。家族企业所有权的分散将使领导企业的家族 (也往往是掌握控制权收益的家族) 的利益与其他家族所有者产生分歧。由于家族内部的小股东无法兑现他们的股权并按他们的意愿行事, 这些小股东就会通过推卸责任、要求高昂的报酬和额外津贴的方式搭控制性家族的便车。

再次, 集中的所有权意味着有限的财务风险分担和较高的资本成本, 这导致家族所有者在引进新的投资时更加谨慎, 而且不愿意过多地负债和接纳新的投资人, 而这种谨慎则会限制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 从而降低生产绩效 (Randoy, T., Goel, 2003) 。

第四, 由于家族股东便于、且经常利用其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优势, 直接或者通过管理层间接以其他少数股东的利益为代价从事牟取私利和家族利益的行为。这种掠夺使得满足家族股东效用最大化的同时降低企业价值 (Morck等, 2003) 。

持“非线性相关”观点的学者认为家族所有权对企业绩效 (价值) 会产生影响, 但这种影响在家族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 (如:所在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法律健全程度、文化传统、市场成熟度、所处行业等) 与内部环境 (如:公司的发展历史及文化传承、权力机制的运行、高层管理者的个性特点等) 的相互作用下, 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态势。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前述两种观点的一种折中。至于“无关论”, 现在已不属于主流观点 (Jim Lee, 2006) 。

(二) 观点差异的可能性解释

家族企业治理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一致性的结论, 可以说这个问题是悬而未决的。本文经过文献梳理认为, 当前学术界关于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之间治理结构和绩效之间研究的差异并不一定真实, 主要原因在于不同研究所采用的变量指标存在较大差异, 这些差异影响了不同研究的可比性。具体而言:

一是对家族企业的定义不同。例如, Villalonga&Amit (2004) 采用9种不同标准界定家族企业, 分别比较了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之间的价值差异, 结果显示在最宽松的定义 (家族持股公司任何股份) 中, 家族企业的Tobin’Q比非家族企业显著高0.23, 但在最严格的定义 (家族持有20%以上投票权并且是最大的投票权持有人, 拥有家族管理者和家族董事, 并在第二代或之后的代次亦是如此) , 家族企业的Tobin’Q比非家族企业显著低0.23。

二是家族企业的样本选择也是一个问题, 有的是上市公司, 有的是非上市的或中小型家族企业。

三是对于绩效的衡量也不尽相同。在已有的研究中, 学者们主要用收益率、托宾Q和生产率作为刻画企业绩效的指标, 它们之间有着重要差别。收益率主要是反映已有的经营成果, 托宾Q主要是反映市场对未来的预期, 而生产率则反映了生产中全部投入的产出效率。

四是当前研究主体在于比较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之间的绩效差异, 以分类比较为主。但是家族所有权比例在不同水平上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可能不同。不同研究中样本企业的家族持股水平不一样, 可能导致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结论褒贬不一。

(三) 取得的基本共识

尽管如此, 各位研究者还是取得了一些共识。首先,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 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 总体而言, 家族企业的绩效并不逊于其他类型的企业, 甚至高于他们。之所以家族企业有较好的绩效表现, 其独特的治理结构是原因之一。其次, 创始者参与企业管理对家族企业的绩效有重要的提升作用, 而其后代则不然, 原因可能在于大部分的创始者富有企业家才能, 而其后代往往会陷入管理堑壕。再次, 不加限制的家族涉入对企业绩效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尤其对于已经走出创业阶段的企业。最后, 在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好的国家, 如美国和西欧等国家, 家族所有权介入能提升企业绩效, 而在法律体系不完善的国家和地区, 如东亚, 家族控股股东往往会侵

害小股东的利益, 从而损害企业价值。

三、结语

对于家族企业治理结构与其绩效关系的研究观点总的来说可以分为四类:有条件的正相关、负相关、非线性相关及无关。如果要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深入下去, 就涉及到家族企业所有权介入企业的最佳程度与最优方式, 也就是说, 必须从家族企业所有权 (股权) 结构与权力机制 (领导权、管理权、控制权) 的两大视角来分析其治理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这将是该领域一个更深入的研究方向。

摘要：目前基于治理结构视角的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绩效比较的经验研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本文对该领域近五年来的代表性文献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后发现: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之所以呈现多元化的格局, 与对家族企业以及企业绩效的概念界定、样本的选择以及在所有权结构与权力机制方面的差异密切相关;尽管如此, 学者们仍取得了一些基本共识。

关键词：家族企业,治理结构,企业绩效

参考文献

[1]鲁莉吉力, 陈凌.国外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研究新进展[J].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5.

[2]史煜筠.家族所有、管理和控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D].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8.

企业社会责任文献综述 篇3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最早的时间已不可考，根据学者田祖海在2005年提出的观点，早在19世纪晚期就出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在1899年，美国钢铁集团公司的创始人——安德鲁·卡内基，出版了一本名为《财富福音》的书，第一次提出了“公司社会责任”这一观点。在多年后的1924年，美国学者谢尔顿正式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然而，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限制，这一理论的提出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一直到1953年，Bowen 出版了一本名为《商人的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Businessman）的书，企业社会责任才作为一个理论概念被正式关注。近年来，对这一理念的争议越来越多，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CSR的涵义作出了阐述。

受古典经济学的影响，以Friedman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十分重视“看不见的手”在引导企业行为中的作用。他曾在1973年说过：“一个公司执行官的责任是为股东赚尽可能多的钱，只要他在游戏规则内经营。当一个执行官决定以社会责任的理由而采取行动时，他是在骗取其他人的钱：以更低的红利的形式骗取股东的钱；以更低工资的形式骗取雇员的钱；或者以更高价格的形式骗取消费者的钱。一个公司执行官的责任是履行合同所规定的条款。如果他不能以良好的道德心做到这一点，那么他该辞职并找到另一种方式去做好事。”从一方面来看，单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尽可能地赚取利润，努力实现供求双方资源的最优配置。另一方面，作为企业的义务，最大化的财务回报才是他们的唯一目标。

显然，有很多学者不这么认为。以Carroll为代表的经济学者们不完全赞同前人的这一最大利益理论。他认为：“CSR是整个社会希望企业履行义务的总和”。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器官，企业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持续运转，不能只专注于个体的最大利益，相对地要承担除去经济责任以外更多的社会责任。于是，在1991年和1996年，他提出了一个被学术界广泛接纳的四维模型理论，也被称为“金字塔”结构理论。他将社会希望企业履行的义务，由低级到高级归纳为四个层面，包括：

1.经济责任。企业只有在维持自身利益不受损的情况下，才会腾出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完成其它责任，才能实现社会的安定与繁荣。

2.法律责任。法律是社会关于对与错的法规集成，若将企业的一切活动都比作游戏的话，那么法律就是游戏规则，若是企业触犯了游戏规则，那会受到来自管理员的严惩。因此，企业要保证一切行动都是在法律规范下进行的。

3.伦理责任。伦理虽然不像法律有明确的文字规定和惩罚措施，但是企业作为在社会上存在和发展的一份子，社会公众的影响必需考虑到。企业的经营活动要符合社会主流伦理道德，才会被广大群众接受，才能在社会中立足并发展下去。

4.慈善责任。一家具有强竞争力的企业，应该为社会、为社区捐献资源，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这不仅能树立企业的正面形象，同时对社会也有正面的影响。

综上所述，要寻找到一个普遍被接受而没有人有质疑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实非易事，与其相关的观念和态度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在不断变化，因此科学家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还处于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中，而本文比较认同“利益相关者”这一观点。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

对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在法律上并没有严格的规定，那么既然这样，企业为何要如此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呢？换句话说，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因是什么？有关这个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将这些观点进行简单分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理论，一类是被动承担的理论。详细说来，有以下几个：

①社会契约理论。Donaldson在1982年从社会契约传统方面考察了工商业与社会的关系。在洛克的哲学思想指导下，他假设社会与工商业之间有隐含的社会契约的存在，而这一契约的存在，暗示着工商业对社会肩负有某些义务。因此，他与Dunfee提出了一个更加完整的理论：“整合的社会契约理论（ISCT）”。这个理论包括对所有理性契约人有要求的社会宏观契约，和大量地方社区成员的微观契约两方面。

②最大化股东价值理论。在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企业的利润目标和其社会目标是冲突的、不可协调的，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和数据表明，公司的社会责任和其财务绩效间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有些学者就提出：在某些条件下，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满足有助于股东价值的最大化。企业花费一定的资源进行慈善和社会活动，不仅不会影响企业的利润，反而或许能带来更多的利润。

③可持续发展理论。1987年，联合国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发表了一个命名为“Brutland Report”的报告。这一报告旨在寻求满足现在需要，而不危及下一代满足自己需要的能力。尽管这个报告的初衷只包含环境的因素，但“可持续发展”这一论断的提出，给经济学包括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方向。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委员会提出，可持续发展需要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因素考加以整合，从而为长期发展目标做出均衡判断。作为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所有企业做出贡献，同时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要求企业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④战略管理理论。Porter and Kramer在2002年采用Porter模型来考量竞争环境领域的投资。他们认为，企业投资于慈善活动可能是惟一一条改善一个企业竞争环境的方式，而且通常能比单个的捐赠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当公司的慈善活动更靠近公司的使命时，它们往往比其他类型的捐赠创造更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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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

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企业必须谨慎、理性地进行选择，决策者必须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具体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高层管理人员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CSRO（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rientation）是指企业高层管理者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态度和取向。Schon曾提出，领导人的价值观会影响到企业的道德环境，而企业高管的社会取向又很有可能是由他们的社会关系决定的。在相关学者的调查下发现，高层管理者越是重视经济责任，就越会忽略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慈善责任，也就是说是成负相关的；而CSRO与企业绩效之间却没有关系。他们还发现，在组织中的地位不同会影响员工对社会责任的态度。基层员工不如高层员工那样重视经济责任，但不同组织层级的员工在法律等方面的态度上没有明显的差异。

（二）财务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似乎争议颇多。Mahon和Griffin在1997年统计了1992-1997年间的51篇论文，其中主张正相关有33篇，认为负相关的有19篇，无相关的有9篇。有人认为：企业财务绩效与其社会责任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但还有人认为，不合法的表现或不承担社会责任会对企业的价值产生负面影响。

而我国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起步很晚，因此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可供选择的样本量少，分析结果难免会带有片面性。并且，我国学者更多关注社会责任的披露，对其实际承担情况研究较少，难以说明问题。

（三）国家背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尽管如今的经济越来越全球化，但是国家背景不同、文化的不同也呈现出很大差异。Pinkston等人对7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的CEO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大多数国家的CSR符合Carroll的金字塔模型，但对于四部分的重视程度各有差异。Ramsamy和Yeung在2009年对中国的公司（主要是上海和香港）进行检验，发现结构仍然成立，但各部分的重视程度不同。这一结果与前人的研究成果基本一致。

（四）公司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公司特征包含了行业类型、公司规模、股权结构、公司治理、财务杠杆等方面的内容，有很多学者选取其中一项内容进行深入研究，证明这些公司特征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例如：Ernst和Whinney提出公司规模对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有正向影响。“消费者接近型”和“行业敏感型”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反应也各有不同。

四、企业社会责任的效应

什么是效应？效应就是：作用、结果、效果；功效、成效（《牛津现代英语双解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中对“效应”一词作出了以下两个解释：①物理的或化学的作用所产生的效果，如：热效应、光电效应、化学效应等。②泛指某个人物的言行或某种事物的发生、发展在社会上所引起的反应和效果，如：明星效应。结合效应的概念，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所引起的一系列反应和带来的诸多效果即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效应。

随着社会经济、思想理论的不断成熟发展，受不同经济思想的指导，对企业社会责任效应的的研究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一）以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为指导思想的效应研究

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都坚持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认为企业的唯一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其本质上是一个生产函数。Friedman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作如下叙述：“在自由经济中，企业有且仅有一个社会责任——只要它处在游戏规则中，也就是处在开放、自由和没有欺诈的竞争中，那就是要使用其资源并从事经营活动以增加利润。”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增加了经营成本，则这些成本会以较低的边际利润由股东们承担，或是以高价转嫁给消费者。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也就是企业努力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行为。而曼尼认为，大公司管理者之所以支持企业社会责任，是因为他们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一种良好的公共关系。商人自愿承担社会责任可以改善经济问题，从而更好地实现我们追求的经济目标。

尽管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看作是获取利润的手段，但他们也意识到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在改善企业发展的社会关系方面的作用，而为企业的发展赢得更为广阔的空间即：拥有企业社会责任效应的。

（二）基于“企业竞争力理论”的效应研究

何为企业竞争力？即在竞争性市场条件下，企业培育自身能力和资源，获取外部可利用资源，并加以综合使用，不仅为顾客创造价值，同时也实现自身价值的综合性能力，即是企业拥有的能够比其他企业更有效地向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并产生赢利和得到自身发展的综合素质。企业竞争力是还能够使企业形成并维持竞争优势的资源和能力。“企业竞争力理论”则是针对现实中企业间存在绩效差异以及产生差异产生的根源进行理论和实证的探讨中发展起来的。

Michel Ogrizek认为“那些将企业社会责任嵌入到策略制度的企业不仅可以获得市场优势，还可以取得竞争优势。”随着公众社会责任意识的增强和社会责任投资的增加，更多的人接受“只有那些短期经济目标与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相平衡的企业才能成为未来最成功的企业”这一认识。另有学者 Ospel也早已研究并得出结论：“一个企业关注社会责任，其股票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世界经济论坛宣言，具有社会责任感是决定企业能否在全球化运作中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沃利克（Henry C.Wallich，2003）也分析到，“现代公司追求的是持续生存，更关注长期的利益”。

所以，一个企业的管理者考虑社会责任则会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三）基于“与利益相关者观”的效应研究

利益相关者，斯坦福研究所在1963年对其下了最早的定义：“那些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企业组织将不复存在的群体”，到目前为止，可以查到的关于利益相关者的定义将近30种。Subroto （2003）列出的企业应该承担相应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商业伙伴（供应商和竞争者）、社区、环境、员工、顾客、股东等。Clarkson （1995）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管理和满足各个利益相关者（股东、客户供应商等）需求的能力。世界银行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与关键利益有关者的价值观、关系、遵纪守法以及尊重社区、人和环境有关的政策和实践的集合。“利益相关者观”认为管理者应该以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强调以多重价值最大化，而不单单是股东价值最大化。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所带来的效应，Dacin和Brown （1997）研究得出：“较积极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水平可以获得较高的企业价值，而且企业价值影响企业产品的价值。”Auger等人（2003）调查得出消费者愿意为符合社会责任标准生产的产品支付较高的价格；Mathews和Crawford （2001）在对消费者所进行的访谈和调查中得出“消费者更加关心公平和忠诚的价格而不是最低价”。基于“相关利益者观”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效应的实践更为丰富，也更加具有说服力。

四、结论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商业环境的变化和现实社会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逐渐受到了中西方学者的极大关注，提出了众多相关的理论与方法，整个社会责任的理论体系也逐渐成熟完整。但是，大多数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都是基于国外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不一定适用于我国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相关的理论数据研究仍需进一步的强化和深化。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商学院）

国外社会企业文献综述 篇4

社会排斥最早是社会学中的理论,伴随着大民族排斥少数民族或是社会的主流群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排斥社会弱势群体而发展起来.近年来社会排斥也成为了社会心理学中重要的`研究课题,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只要个体认为自己受到了他人的排斥,不管是真实存在或是臆想的,都会带来独特的心理变化,进而导致自我控制行为的改变.文章主要介绍国外对于社会排斥进行的较多心理学实验研究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希望更多的学者能以新的视角看待社会排斥问题,以本土的知识传统,引发理论和实践的突破.

作 者：涂薇 余嘉元 Tu Wei Yu Jiayuan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刊 名：池州师专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IZHOU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21(5) 分类号：B84 关键词：社会排斥   自我控制   认知解构  

企业生产现场管理文献综述 篇5

摘要：现场管理现场管理是企业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保证上层决策的方针、目标、政策具体落实和实现的基础, 是上层管理得以保证的基石。它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 还关系到企业的声誉和形象、产品的质量和营销, 是企业赖以持久发展的重要内在因素。本文从生产现场管理定义、基本内容、发展历程、发展趋势方面对生产现场管理的发展进行简单阐述，并就现今生产现场管理现状、进行分析。

关键词：生产现场管理 发展历程 现状 发展趋势

一、前言 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现场管理雏形以“科学管理原理”的部分形式出现，此后工厂技术人员、科研人员不断将之完善。经历了福特的大量生产方式、通用汽车公司的生产管理方式、丰田生产方式、精益生产方式、敏捷制造阶段的发展。伴随着21 世纪的来临,企业的生产经营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现场管理成为企业赢得市场的关键法宝之一。由于各国国情不同，生产现场管理逐渐发展为具有各国特色的管理方式。但生产现场管理所使用工具且大同小异。本文献综述从生产现场管理入手，回顾了生产现场管理发展历程，简述了生产现场管理的基本内容、管理工具。比较当今中外生产现场发展现状，对生产现场管理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二、生产现场管理的定义

所谓现场，广义上，凡是企业用来从事生产经营的场所，都称之为现场。如厂区、车间、仓库、运输线路、办公室以及营销场所等。狭义上，企业内部直接从事基本或辅助生产过程组织的场所，是生产系统布置的具体体现，是企业实现生产经营目标的基本要素之一。一般所说的现场指的是狭义上的现场。

现场管理就是指用科学的管理制度、标准和方法对生产现场各生产要

素，包括人（工人和管理人员）、机（设备、工具、工位器具）、料（原材料）、法（加工、检测方法）、环（环境）、信（信息）等进行合理有效的计划、组织、协调、控制和检测，使其处于良好的结合状态，达到优质、高效、低耗、均衡、安全、文明生产的目的。

三、生产现场管理的发展历程

作为生产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现场管理伴随着生产管理的发展而发展，经历了科学管理、批量生产、柔性制造、精益生产等过程。这其中人际关系 行为科学、权变理论等科学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为生产现场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下面简要介绍生产现场发展的主要阶段。

1、生产现场管理的雏形 世纪末20 世纪初，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进行了三个著名的实验，即，搬运生铁实验、铁锹实验、金属切削实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各项研究，总结出了W·泰勒理论，即科学生产管理理论。科学生产管理理论主要研究在生产现场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通过对工资制度、组织结构、时间研究以及劳资关系进行研究，消除怠工，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把最佳操作方法通过标准化，使之成为必须遵守的操作规程。让大家都学会最佳操作方法，使工人在付出同等的体力劳动条件下，成倍地提高生产效。在泰勒科学管理的基础上，20 年代美国工程专家福特开创的流水生产技术和大批量生产模式，将其汽车生产标准化，简单化，专门化，迅速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了制造成本，使得福特公司迅速发展壮大。

2、丰田生产方式

1950年丰田公司在考察了美国的福特、通用等最先进的汽车公司之后，结合日本当时的国情，开创了一条发展日本汽车产业的新路。经过20年的

努力，终于创立了对汽车工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丰田生产方式。丰田生产方式成功的重要标志，是它制造的汽车质量高、成本低，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丰田人在不断摸索的实践当中，创立了一系列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如准时化生产、看板管理、生产标准化、快速换模、作业标准化、设备合理布局、改进活动、现场管理等，大大丰富了现代生产管理的内容。

3、精益生产方式

美国的汽车市场在受到日本汽车工业的冲击之后，1980年美国福特公司最先去日本进行了考察，发现日本汽车工业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它们采用了新的生产管理方式——丰田生产方式通过把丰田生产方式的指导思想，从生产制造领域扩展到了产品研制开发、采购供应、协作配套、销售服务、财务管理等各个领域，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全过程，使其内涵更加全面、丰富，从而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丰田生产方式了。因而有必要赋予它一个新的名称——精益生产方式。在精益生产方式中，对生产现场管理部分有许多工具、方法在生产制造行业十分受到推崇。如，5S 管理、目视管理、定置管理等。

四、生产现场管理的基本内容

生产人员管理：形成一支目标明确、团结向上、精神面貌好、技术素质高、遵章守纪、战斗力强、职责分明的职工队伍。班组长是班组的核心，他们既是生产者，又是管理者，班组长队伍建设，是实施生产现场管理的基本环节。

环境管理：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使人流、物流、信息流畅通有序，现场环境整洁，文明生产；

工艺管理，优化工艺路线和工艺布局，提高工艺水平，严格按工艺要求组织生产，使生产处于受控状态，保证产品生产合格，提升产品质量

生产过程管理：合理组织生产，科学地设置生产岗位，掌握生产节奏，减少生产波动性，使生产均衡地进行。做好生产过程中原始记录、台帐、报表的记录、整理、传输工作，发挥它们的作用，同时要使现场各种信息传输通畅，渠道不堵不塞。

物流管理：研究物流规律，对各个环节任务明确，环环相扣，不脱节，以使物流顺畅地运动，保证生产的需要。

设备管理，做好操作、维护、保养、检修等工作，以保障生产正常进行。

安全生产管理：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搞好员工安全教育，认真进行安全检查并对查出隐患和问题落实整改。做到防止事故发生，保证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健康和企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五、生产现场管理工具

1、标准化

所谓标准化，就是将企业里有各种各样的规范，如：规程、规定、规则、标准、要领等等，这些规范形成文字化的东西统称为标准（或称标准书）。制定标准，而后依标准付诸行动则称之为标准化。那些认为编制或改定了标准即认为已完成标准化的观点是错误的，只有经过指导、训练才能算是实施了标准化。

2.目视管理

目视管理是利用形象直观而又色彩适宜的各种视觉感知信息来组织现场生产活动，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种管理手段，也是一种利用视觉来进行管理的科学方法。所以目视管理是一种以公开化和视觉显示为特征的

管理方式。综合运用管理学、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

3、看板管理

管理看板是管理可视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即对数据、情报等的状况一目了然地表现，主要是对于管理项目、特别是情报进行的透明化管理活动。它通过各种形式如标语/现况板/图表/电子屏等把文件上、脑子里或现场等隐藏的情报揭示出来，以便任何人都可以及时掌握管理现状和必要的情报，从而能够快速制定并实施应对措施。

4、定置管理

定置管理是以生产现场物品的定置进行设计、组织、实施、调整、协调与控制的全过程的管理。其核心是以生产现场的基本要素———物为主要研究对象，旨在研究生产现场中的人、物、场所的状态及三者在生产现场活动中的相互关系，把与生产现场无关的物品清理掉，把所需要的物品放在规定的位置。这种规定的位置要科学、合理，恰恰符合生产的要求，实现生产现场规范化、文明化。现实物与场所的最佳结合要根据物品流动的规律，合理确定物品在场所内的位置。

六、生产现场管理发展现状

作为国外管理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场管理、原则、方法已趋于成熟，而伴随着科学技术发展而进一步发展，从现场管理方式上形成以欧美企业为代表的开放式自由式管理，以韩国企业为代表的军营式现场管理，以日本企业为代表的日式现场管理，各种管理方式各有所长，各具千秋。从现场管理目标上形成代表是以美国管理学家为首的现场一线管理中心论和日

本管理学者为首的现场成本改善永恒论。而从现场管理内容上各国现场管理中都浓缩了精益生产现场管理的影子。

在我国，尽管很多企业在加强现场管理方面，摸索创造了各具特色的好经验，如山东博山水泥厂的“规范化工作法”，上海金陵无线电厂的“模特法”，黑龙江阿城继电器厂的“定置管理”，石家庄第一塑料厂的“满负荷工作法”等，但总体上我国的生产管理观念、生产方式、管理方式是相对落后的。目前企业现场管理许多规范仍沿用古典管理理论所确立的原则，甚至某些方面还没有达到古典管理理论的要求，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作业现场管理仍然停留在泰勒阶段，少数中小企业甚至连泰勒阶段也没有达到，还处于原始自然管理阶段。生产技术积累不足，生产效率低下，现场管理混乱，品质稳定性差，能源效率不高，环境污染严重，员工素质低等问题亟待解决。

七、生产现场管理发展趋势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场管理理论将会向着智能化、集成化、模拟市场化方向发展

1、智能化、数字化

传统的产品设计主要靠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通过手工进行。然而时至本世纪80 年代,新产品的研制与设计已经离不开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人工智能), 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以其自动模拟、易修改、易控制、自动绘图、自动计算,并与生产设备直接联接以及直接控制生产加工过程等特点, 而赢得了产品设计与开发人员的信赖;先进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还可生产系统联接,实现设计与生产加工相同步, 改变设计与生产加工工艺相同

步, 从而大大缩短了整个生产周期。生产现场的工具管理，物流管理等都可以通过计算机实现。

2、生产制造柔性化、现场管理多样化。

在工业化时期企业主要是采用标准化、专业化、大批量流水线的生产方式。它与当今时代人们多样化需求不相适应。现代企业则建立了根据顾客需求随时调整产品品种、款式和生产批量的柔性生产体系。在柔性生产线上, 同一条生产线可生产出不同风格、个性的产品, 在这里产品设计、工艺设计、生产加工连接为一个整体, 具有可调节、可延伸,可升级功能的生产控制程序。传统的生产工艺和设备, 将被高精度、高智能、高自动修复的生产控制程序所代替。

3、模拟市场化

模拟市场化指企业内部模仿外部市场经济进行市场化管理，包括人的观念市场化，机制市场化，经济核算模拟市场化。

八、小结

纵观生产现场管理的发展变革过程，经历了从粗放到精细型管理、从经验式到信息化的管理历史。其理论研究也结合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发展不断进步。管理思想的演进始终是和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水平以及生产方式的组织水平结合在一起的，现场管理的思想进化也不例外。生产现场管理越来越丰富，而各种管理工具为生产现场管理提供有力的管理手段。生产现场管理为企业带来利润的同时也改善了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其将作为企业生产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越来越受到重视，我过生产现场管理较为落后。在向发达国家学习的同时更应该结合中国国情，发展适合自身的生产现场

管理方法，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参考文献：

[1]蔡建华，现代企业生产管理发展新趋势，企业活力，1999，4 [2]高殿军，现代企业生产管理的基本要求，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6，8 [3]黄宇峰，基于现场管理的汽车制造精益生产模式，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7，17（22）[4]王春学，生产现场管理的方法及措施，电子机械工程，1999，3 [5]周南洋，现代企业生产管理及其日美模式，企业改革与管理，2008，7

国外管理质量研究文献综述 篇6

征。同时,企业作为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不断提高,导致自然与社会、精神与物质、控制与创新等各种矛盾因素相互交织。高度复杂和变动的外部环境以及相互交织的矛盾对企业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低速增长时期, 管理红利取代市场红利、人口红利、资源与环境红利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鉴于此,学术界和务实界开始关注企业管理的质量问题,并对管理质量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 众多研究者认为,管理质量是一个有意义的构念［1］, 能促进生产力的提高,进而使企业的利润增长更快、 盈利能力和资金与资本的利用能力更强,产生更多就业机会,最终促进宏观经济的迅速发展［2］。作为企业绩效提高和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管理质量成为企业管理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新兴的、热门的研究主题。

本研究拟对管理质量的理论研究的脉络进行梳理,通过构建 “管理质量的影响因素—管理质量— 管理质量的结果”的综合概念模型,厘清3个变量间的关系。最后,指出未来研究管理质量的可能的发展方向,供后续相关理论研究参考,为我国企业的管理实践行为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与指导。

1管理质量的概念

关于管理质量的概念,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是资源观,另一种是能力观。资源观把管理质量视为一种有价值的组织资源; 能力观把管理质量视为组织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1. 1管理质量的资源观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是各种资源的集合, 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和长久的更优运营绩效的关键在于拥有某种特殊资源［3］。依据过程论,资源是为了获取产出所投入的所有要素。管理质量是为了实现目标所采取的管理活动的效率与效果,属于过程论中的投入范畴。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与过程理论, 学者认为,管理质量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1］。管理质量本身也是一种无形资产,因为它增加了公司对雇员、投资者、顾客和供应商的承诺［4］。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由于所拥有的资源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影响也不同,且任何一家公司的发展都离不开各利益相关者的投入与参与［5］。有学者发现, 对各利益相关者的承诺是企业生存与成长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此外,Suchman［6］认为适当的媒体报道能够使公司更令人满意,获取更多的资源,因为利益相关者更愿意加入那些他们认为更可预测和更值得信任的组织,具有好的管理声誉的组织就属于此类组织。D'Aveni［7］也指出,管理声誉提高了组织合法性,对组织绩效的增加起着关键作用。他还指出, 受到良好推崇管理的公司会产生 “能力幻想”,从而得到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的支持。因此,管理质量是一种有价值的组织资源,管理质量的高低程度决定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支持程度。

1. 2管理质量的能力观

现有学者认为管理质量是组织的一种能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战略制定与执行能力。Loch等人［8］从战略定位与部署的角度,研究工业卓越问题。他们指出,管理质量是工业卓越的基础与推动力,管理质量是指动用所有员工的能力和精力执行组织战略的一种能力( 也即战略制定与执行能力) ,以使工人清楚地知道公司的目标、自己的目标和职责,以及自己在组织中的重要性及其对组织目标实现的贡献程度。

另一方面是指管理成果的运用能力。从管理实践出发,认为把管理成果运用到具体的实践中,其结果有 “好”与 “不好”之分,相应的就会产生管理实践质量 “高”与 “低”的问题。但依据权变管理理论,没有普遍适用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只有与企业环境相适应的管理理论和方法才是最好的,因此,要定义管理实践的 “好” 与 “坏” 是很难的, 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定义核心管理实践是可能的［9］。于是,麦肯锡基于自身咨询顾问经验,关注那些对公司绩效有直接影响且在最初评估中很容易衡量的一系列运营管理实践,来定义管理实践质量。 Bloom等人［10］借鉴麦肯锡的观点,给 “好”的管理实践下了一个清楚的定义,他们认为,下列情况都发生时,说明企业的管理实践质量是高的: ( 1) 监控生产以识别和解决重复问题; ( 2) 基于雇员绩效( 而不是家族关系) 做出晋升决策; ( 3) 再培训或换岗( 而不是开除) 不称职的员工［11］。在之后的进一步研究中,他们确定了 “最好” 的管理实践: ( 1) 持续不断的收集和分析绩效信息; ( 2) 制定有挑战和相互联系的短期与长期目标; ( 3) 奖励高绩效者和再培训/解雇低绩效者［9］。换句话说,以上3种情形都出现时,企业的管理实践质量最高。他们还指出,尽管管理质量高的企业隐含着 “该家企业拥有更多能力更强的管理者”的观点,但不能因此就认为管理质量是员工能力的代名词,因为管理能力已经深深嵌入到公司的组织资本之中,换句话说, 管理实践质量不仅仅只是高管的属性,更是组织结构和公司行为的一部分,是组织能力的一部分,会随着CEOs与CFOs的更换而缓慢的变化［10］。此观点与Aivazian［12］的观点一致,他不仅仅把管理质量视为管理者或其他公司雇员的能力,而且把其视为公司的组织资本。此外,Van Reenen［13］把管理视为可转移技术的一部分,这种观点把管理作为一种技术和一项才能,而管理技术是管理能力的一种表现形式,管理才能也是用一种方式聚合工人以提高所有工人生产率的能力［14］。由此可见,Van Reenen［13］的观点进一步验证了 “管理质量是一种组织能力” 的观点。

基于上述文献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学者们已经从资源观和能力观视角研究管理质量问题, 但是并没有给出其具体的含义。现有有关管理质量的概念界定,大多学者基于自己的研究需要,没有把握住管理质量的本质,致使管理质量没有一个统一和清晰的定义。尽管如此,我们发现以上研究存在3个共性: 一是管理质量主体是管理人员,强调管理人员的质量,甚至有学者认为管理质量就是管理团队质量［15］; 二是管理质量是一个多维度概念, 由多个相互联系的要素构成; 三是管理质量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包括过程质量和结果质量。因此, 本文认为,管理质量是衡量管理人员为实现企业目标而进行的一系列管理活动所发挥的作用和效果。

2管理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

从现有文献来看,对于管理质量现有研究更多地集中于管理质量评价体系的研究( 如Yahagi［16］) 以及管理质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如Bloom等人［9］) ,而对管理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尚不多见。但是,仍旧有一些学者对管理质量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涉及到的因素包括市场竞争［10］、所有制［17］、人力资本［9］、战略定位［2］、内部学习［2］、执行力［2］、管理风格［18］、国家政策［11］、 市场压力［17］、市场规则［18］等,但大多数学者都对市场竞争、所有制和人力资本( 主要指员工教育) 这3个因素进行探讨,如Bloom等人［10］,Van Re- enen［13］,Aivazian和Lai［12］,Schweiger和Friedel［17］等。因此,本文重点讨论市场竞争、所有制和人力资本对管理质量的影响。

2. 1市场竞争对管理质量的影响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外部环境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稀缺资源的来源,对稀缺资源控制和管理的缺乏造成了组织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19］。这种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励,因为所有企业都想控制关键和稀缺的资源。此外,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将会淘汰管理不佳的企业,从而刺激幸存企业提高管理质量, 可以说,产品市场竞争对管理质量的提高起着关键作用［20］。Bloom等人［10］使用MOT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国家和公司的管理实践质量存在差异的原因发现,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是其一个重要原因。Van Re- enen［13］对竞争提高生产率的机制问题进行研究发现,管理实践质量是其主要机制之一,竞争是通过提升管理实践质量水平促进生产率提高的。Aivazian和Lai［12］发现,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则管理实践质量就越高。Schweiger和Friebel［17］对俄罗斯远东地区和其他地区进行调查发现,由于远东地区更靠近中国、韩国等地,导致其竞争更激励,所以远东地区的管理质量要高于其他地区。此外,微观经济学也认为,产品市场的竞争强度影响管理激励［21］。 Earle和Sabirianova［22］,Friebel和Guriev［23］,Com- mander等人［24］也指出,劳动力市场竞争影响各种类型的公司政策。

2. 2所有制对管理质量的影响

按企业性质划分,企业可分为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众多研究发现,管理质量的高低程度会因企业所有制的形式而异,其中外资企业的管理质量最高,国有企业的管理质量最低。由于家族企业的债务较少,致使公司的运营成本( 如薪金和工资) 和资本成本( 如出租财产或设备) 较少,所以,当家族企业遭受经济损失时,可以从廉价资本中获取救助,从而获取正的现金流。正是这些原因导致家族企业所有者不愿意改善管理,换句话说,产品市场竞争无法驱使其改善管理,从而使得其管理实践质量较低［10］。Bloom等人［9］对20个国家的10 000个样本进行调查发现,由于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存在缺陷,如基于任期晋升,没有遵循 “人岗匹配” 的原则等,所以国有企业的管理实践质量最低,而跨国公司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其管理实践质量最高［11］。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国有企业因获得政府资助,市场压力小,导致其管理实践质量低于私有企业［17］。

2. 3人力资本对管理质量的影响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资本,即对生产者进行普通教育、职业培训等支出和其在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等价值在生产者身上的凝结,它表现在蕴含于人身上的各种生产知识、 劳动与管理技能和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25］。由此可见,人力资本是企业所有资本中最重要的一项资本。 此外,市场竞争和所有制都属于制度因素,而要提升管理质量水平,需要结合硬性因素和软性因素。 在企业的所有软性因素中,企业雇员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此,学者们探讨了人力资本是否会对管理质量产生影响。众多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确实是影响管理质量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8 － 9，17］。

3管理质量的维度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管理质量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中,作为自变量的管理质量必须通过合理的维度加以度量, 因此,很多研究者对管理质量的维度划分做了很多尝试与总结。从表1可以看出,管理质量维度划分的方式与类别有很多,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重复,但最终依据本文对管理质量的定义,可以将其概括为两个维度: 管理团队质量和管理实践质量, 其中管理团队质量借鉴Switzer和Bourdon［26］的观点,将其细分为管理团队资源和管理团队结构两个二级指标进行测量; 管理实践质量借鉴Bloom和Van Reenen［10］的观点,将其细分为运营实践、监控实践、目标实践、激励/人员管理实践4个二级指标进行测量。

基于上述管理质量的维度划分表,可以看出, 管理质量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类: 第一类是管理质量与财务绩效( 如股票回报率、股本成本、盈利能力等) 之间的关系研究; 第二类是管理质量与运营绩效( 如生产率、生存率等) 之间的关系研究; 第三类是管理质量与社会绩效( 如增加就业、能源消耗等) 之间的关系研究。

事实上,管理质量是一个相对新的研究领域, 且现有研究对于管理质量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的结论不一,已有研究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正的、 负的和不相关的关系。

3. 1管理质量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传统上,管理质量被视为未来公司绩效的关键因素,是绩效提高的推动力。有些学者把不好的公司绩效归因于不可控的外部因素,而把好的绩效归因于深谋远虑和管理质量［34 － 35］。此外,Mc Guire等人［36］给出微弱的证据证明管理质量和后续运营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而Bloom和Van Reenen［10］给出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同期盈利与良好的管理实践有关,但是他们此次研究并没有得出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于是,Bloom等人［9］进一步研究管理实践质量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对20个国家的10 000家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管理实践质量极大提高了企业绩效。

3. 2管理质量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

有学者认为,管理质量会对企业绩效造成不利影响。CEOs的管理价值被过高估计,因为赢得奖励的CEO的绩效比其获奖之前的绩效和没有获得奖励的CEO的绩效要低［30］。声誉好的CEO把更高的绩效归因于管理质量,导致CEOs过度自信［29］,使自己沉浸在过去所实施的成功的管理实践之中,从而使组织僵化而无法适应运营环境的变化,最终对未来绩效造成不利影响［37］。同样,Wade等人［4］发现由于 “名人负担”,使得雇员明星CEOs与运营绩效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

3. 3管理质量与企业绩效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管理质量与企业绩效无关。 Mc Guire等人［36］,Antunovich和Laster［38］的研究发现,Fortune排名和后续一年的股票收益之间没有关系,这一结果说明,良好的管理没有投资价值。 Wade等人［4］对278家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运营绩效的高低与CEO是否获得奖励无关。此外, Schweiger和riebel［17］调查俄罗斯制造业发现,管理质量几乎不能解释公司绩效,这说明,管理质量与公司绩效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

通过对管理质量的维度及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的分析发现,目前对于管理质量的维度划分并不统一,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没有得出统一的定论。 因此,依据我国情境界定管理质量的概念与维度的基础上,未来需要进一步探讨管理质量与企业绩效( 运营绩效、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 之间的关系。

4结论、建议与展望

4. 1结论

纵观多年来管理质量的研究发展,国内外学者对管理质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还相对较少,管理质量理论还不成熟。尽管对管理质量的内涵、影响因素以及与企业绩效的相互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但都还处于初步阶段,因为现有研究对这3个方面都还没有统一的定论,如管理质量的内涵界定不清晰、管理质量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的结论不统一等,并且研究范式与视角也相对单一。基于此,本文在大量阅读管理质量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系统归纳与整理管理质量的现有研究,基于本文研究需要重新界定管理质量的内涵与维度,概括管理质量的影响因素,最后构建一个 “管理质量的影响因素 —管理质量—管理质量的结果” 的综合概念模型( 见图1) 。通过对此概念模型的梳理,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与建议。

第一,通过归纳发现,管理质量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既包括管理团队质量,也包括管理实践质量。因果关系导向型的管理质量影响机制把行动与目标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阐述了管理质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而影响管理质量提高行动的因素包括市场竞争、所有制和人力资本3个方面。

第二,在文献梳理过程中看到,管理质量的影响因素、管理质量的概念内涵以及管理质量的结果变量中都包含诸多因素,即每个变量都有相应的度量维度,而这些维度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关系,譬如,前文所阐述的管理质量的两个维度之间可能存在影响关系,因为管理团队质量是管理实践质量的前提,管理实践质量高低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团队质量。一般而言,管理团队质量高, 更有利于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增强企业的运营能力和管理成果的市场转化能力,从而提高管理实践质量,因此,在设计研究中要把这些影响因素考虑进去。另一方面,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在模型中所做的变量也有所不同,譬如,在现有研究中,市场竞争既可作为前因变量, 也可作为调节变量。因此,如果将它作为前因变量, 则有必要在结果变量中考虑其所产生的特殊影响。

4. 2建议与展望

管理质量是一个新兴的话题,对此问题的相关研究并不多,所取得的成果还不显著。本文仅对现有研究的概念框架做归纳与整合,并未对其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进行深入探讨。建议未来管理质量的相关研究可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管理质量的概念性研究。尽管现有研究已经对管理质量的概念进行了初步探索,但是还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概念内涵,因为现有研究都是基于自己的研究目的而对管理质量做出概念界定。此外,由于概念不清晰,导致管理质量的维度不统一。 所以,未来需要进一步利用田野调查、访谈等方法对管理质量的概念和维度进行研究。

第二,管理质量的影响因素与管理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目前许多研究主要集中于管理质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果,对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此外,管理质量影响因素的现有研究并没有详细说明每个因素对管理质量的贡献大小。因此, 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结构方程法着重探讨市场竞争、 所有制和人力资本这3个因素分别对管理质量的影响程度。

国外社会企业文献综述 篇7

关键词:农产品;质量分级;农业现代化;偏好差异;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F303.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9)04-0029-06

一、引言

农产品质量分级是根据农产品可测量的质量标准,将存在质量差异的同一种农产品进行分级、归类,以满足农产品营销及流通之需。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农产品质量分级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已经成为满足不同层次的市场需求、提高农产品市场效率的重要工具。

进入新世纪,在提高农业竞争力、实现农民增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我国政府开始逐步认识到农产品质量分级的重要性。在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为了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积极推进农产品批发市场升级改造,促进入市农产品质量等级化、包装规格化”。而在2006年3月发布的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第二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强调,推进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和改造,促进农产品质量等级化、包装规格化,是完善农村流通体系,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实现方式。

为了切实推进我国农产品质量分级工作,加快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需要为相关政策的事前设计、事后评价寻找经济学理论和实际依据,但遗憾的是,国内关于农产品质量分级的经济学研究最近几年才刚开始出现,并且基本上以国际经验介绍、国内外简单比较为主。借鉴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质量分级经验固然可以让我们发挥后发优势、少走弯路,但它们的农产品质量分级大都经历了产生、发展并根据市场需要不断修订完善的过程,其现行做法不见得适合我国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现状。例如,美国农业的规模化生产、日本农产品产销对接中协会的作用都可以促进农产品质量分级,而对我国规模较小、生产分散化的农户来说,农产品质量分级可能因为“不经济”(分级成本大于分级收益)而影响农民分级的积极性,需要评估分级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在分级标准设计时考虑农民的生产现状,在分级实施中强调政府的作用。

因此,首先需要进一步了解国外农产品质量分级的产生背景,加深对农产品质量分级促进农业现代化的理论依据及实际效果的认识,然后再结合我国国情,在我国农产品质量分级目标确定、分级体系设计、政府定位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科学决策。所幸的是,经济发达国家由于农产品质量分级的历史较长,相关的经济学研究开展得比较早、文献也比较多。从农业现代化的角度出发,对国外农产品质量分级的大量经济学文献进行考察,提炼基本的结论,对于我国农产品质量分级的经济学研究以及我国农产品质量分级的推进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质量分级与农产品的商品化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国外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在市场经济中,相对于工业品,质量分级对农产品商品化和农产品流通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Jesness(1933)指出,相对于制造业来说,市场分级之所以农产品交易具有特殊意义,是因为:(1)农产品质量差异大;(2)农产品质量差异很多是由生产者不能控制的因素造成的;(3)农业生产组织的规模小、数量大;(4)农产品流通具有特殊要求。例如,毛纺厂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羊毛等级及加工工艺来严格控制其产出布匹的类型,而绵羊养殖者虽然也可以通过选择绵羊品种和精心呵护羊群来影响羊毛质量,但是绵羊身体的不同部位以及不同绵羊产出的羊毛必然具有不同的质量等级。[1]

Erdman通过一张频率分布图(如图1所示),形象地说明了两种尺寸近似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质量范围波动的巨大差异。在图1中,A为某棵果树所收获苹果的直径频率分布图,而B为相对照的直径均值或中值相等的某规格品牌玩具球的直径频率分布图。易看出,苹果作为农产品,其尺寸波动程度远远大于玩具球这一工业品。假设尺寸是消费者关注的质量特征,对于大小不一的产品,消费者显然无法接受,或者不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2]

农产品的质量特征决定了农产品要实现商品化,无法像工业品那样可以完全按照产品质量标准进行事前控制,而必须在事后按照市场需要进行一定的分级归类。Jesness认为,借助农产品的事后分级,可以根据那些决定产品效用进而影响产品需求的关键因素,将不同等级农产品质量变动控制在一定的区间内,这既满足了市场的实际偏好,还可以提高农产品的营销效率。另外,分级使得买卖双方之间可以按指定级别进行大批量交易而不需要亲自进行质量检测,甚至不需要买卖双方见面。最明显的例子是粮食和棉花,质量分级的存在让大宗农产品在期货市场交易成为可能。而很多农产品市场之所以发展受限,就是因为缺少为市场广泛接受的标准化分级体系。[1]

Waite(1934)认为,农产品质量分级的多种功能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提供信息,以更准确地形成农产品市场价格;二是降低分销成本,以促进农产品的流通。[3]Zusman(1967)认为农产品质量分级的经济学基础在于:(1)销售未分类的产品对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有一定约束;(2)标准化的分级体系消除了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3)分等分级给卖者提供了获得垄断利润的机会。[4]

上述文献说明,质量分级部分地突破了农产品质量波动大、生产过程不可控、易腐烂等特征的制约,主要在两个方面实现了农产品的商品化:一是农产品质量分级为消费者(包括农产品加工商)提供了选择不同质量等级的标准化农产品的机会,满足了消费者的偏好差异,实现了农产品按需生产;二是农产品质量分级提供了标准化的“语言”,降低了农产品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减少了农产品市场的交易成本,促进了农产品的快速流通。

那么,在现实经济中,农产品分级主要是从满足消费者偏好角度出发,还是从农产品流通的角度出发呢?Waite指出,尽管分级理论上对消费者有利,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被采用的分级和标准绝大部分都是由厂商发起的,从消费者角度出发的分级和标准被采用的寥寥无几。而从消费者角度出发的分级标准偶尔被行业采用,如肉类检测及分级、浓缩牛奶分级,往往是因为消费者无法辨别商品质量,导致消费者在采购时犹豫不决,使得厂商的销量和利润水平大幅降低。[3]Nybroten(1953)考察美国农产

品质量分级现状后指出,最终判断农产品分级标准是否合理的主要尺度应该以消费者需求为基础,但是,因为消费者个人对商品分级的兴趣或能力还不够强,商品分级的要求往往来自于行业或企业组织,而非消费者阶层。[5]Hunter(1994)也认为,美国的鲜活农产品分级体系考虑生产者和市场中介的要求多于考虑消费者的要求,对于消费者来说,联邦农产品质量等级标准所依据的农产品颜色、尺寸、表面破损率、形状及清洁度等外在质量特征,并不能准确反映消费者所关心的农产品成熟度、口感等内部质量特征。[6]说明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按照消费者所关注的质量特征进行分级的情况还比较少见,大部分农产品的质量分级,主要还是从促进农产品流通的角度出发而进行的,对于新鲜蔬菜和水果更是如此。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考虑消费者偏好的分级已经开始受到学者的诟病。美国牛肉消费量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相对于其他肉类的出现下降趋势,Ferrier和Lamb(2007)把其中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牛肉质量的下降,而牛肉质量下降则是因为联邦分级标准导致生产者过于注重提高牛肉产量,而非提升牛肉嫩度、味道等消费者关注的质量指标。[7]

三、质量分级与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是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过程。舒尔茨1964年指出,要通过市场激励(农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变动)的方式来引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实现对传统农业的改造。[8]农产品质量分级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准确的价格信息反过来会激励生产者优化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即舒尔茨所说的“技术变化”),这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Jesness认为,农产品质量分级越是贴近市场需求和偏好,也就越能帮助农产品质量的提升,因为农民可利用分级来引导选种以及种植或养殖手段,并通过病虫害的控制,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1]Farris(1960)指出,农产品质量分级与产品差异化及产品创新的动态关系是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也就是说,质量分级不仅不会阻碍反而会促进农产品的技术创新。[9]Mehren(1961)认为,在“富裕经济”(affluent economy)中,借助农产品等级价格信息,生产者可选择多种具有替代性的要素投入来实现技术模式的多样性。

Banks(1963)按照生产过程是否可控,给出了两种不同情况下农产品质量分级对生产者的影响。第一种情况,生产者生产方式比较原始,生产者对要素投入、生产过程等控制力度就比较弱,此时分级不能决定生产什么,只是影响产出品如何分类。第二种情况,如果生产者知道生产函数,就可以通过采用新技术影响生产过程,分级就不仅仅是被动地对产出品进行归类了。鸡蛋生产就是后一种情况。养鸡场非常清楚如何生产出不同质量特征的鸡蛋,并且知道这些质量特征是如何影响鸡蛋等级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养鸡场设定实际生产目标时,就可以把鸡蛋分级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10]

分级不仅对农业生产具有重要影响,还推动了市场中介加大资源投入。Hennessy(1995)分析了质量分级对农产品流通链条(marketing channel)上资源配置的影响后指出:首先,分级结构和分级定价对农产品加工行业的组织形式影响重大,分级决定了资源在农产品加工链上的投入水平;其次,农产品加工链上的质量信息变化为产业的垂直整合带来动力,并影响了初级农产品的附加值。[11]

上述文献表明,分级所传递的不同等级价格信息会激励生产者(包括市场中介)改变要素投入、加强对生产过程的控制、不断开发新产品,这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但其中有一个潜在的前提,就是分级要使得生产者的收入提高,但是在现实经济中并不总是满足,需要考察分级的成本以及不同等级农产品的价格。

美国的土豆种植者多年来一直被来自学术和贸易机构的营销专家敦促进行土豆分级、提高产品质量。专家认为,如果种植者只卖高质量等级的土豆,不仅收入会提高,市场也会扩大。然而,种植者却认为,如果进行分级销售,留下的低质量等级土豆将获得很少、甚至是零收益,因此更愿意整体销售而不是只销售高等级土豆。Kross(1952)对美国的土豆分级进行考察后指出,土豆种植者之所以对土豆分级计划的推行不感兴趣,是因为种植者的收益并没有因分级而改观。种植者在选择是否分级时,将考虑三个因素:不同等级之间的价格差、可控的容忍度(分级标准)、分级成本。Dalrymple(1968)同样提到了土豆分级的案例:由于政府推动的马铃薯分级在早期并没有明确相应的成本与收益关系,很多农民怀疑是否能够得到足够的新增收益,因此采用分级的积极性并不高,除非能将被分拣出的低质产品卖给加工商而弥补分级成本。

Hollander,Monier和Ossard(1999)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法国蔬菜和水果生产商协会推广农产品质量分级体系过程中,相对于生产低质量产品的厂商,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厂商反而明显抵制该质量分级体系,并据此说明高质量产品的厂商并不总是更有动力参与农产品质量分级。[12]

Farina和Reardon(2000)通过巴西牛奶分级的案例说明,由于分级体系可能导致新的生产方式及合作成本、新设备或设备升级的投资成本、新技术及信息获取成本,对于农产品市场中那些规模较小的参与者来说,可能形成市场进入壁垒。[13]

四、政府对农产品质量分级的干预

既然农产品质量分级对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推进农产品质量分级应该成为政府相关部门的重点工作之一,尤其是对于农业落后的国家。但无论是出于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还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偏好差异,分级都是农产品生产者或经营者的一种利润最大化的市场行为,也可以看作一项可以被自由采用的市场工具。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农产品质量分级?如何有效地干预农产品质量分级?国外学者对此也做了一定的探讨。

Zusman(1967)指出,如果市场能够形成最优的质量分级体系,政府就没有必要干预农产品质量分级,而如果市场由于信息的缺乏,无法形成最优的质量分级体系时,政府适当的干预是必要的。[4]

Antle(1990)区分了三类商品:质量可以被观察的商品、质量在购买后可以被观察的商品和质量在重复购买后仍不能被观察的商品,指出对于最后一类商品,政府的对商品质量的干预是必要的。Caswell(1992)进一步提出,如果政府干涉食品市场是基于商品质量不能被观察,那么政府自然应该将质量信息的提供作为规制重点。[14]Farina和Reardon(2000)指出,在南美共同市场,尽管农产品生产企业对分级和标准体系需求强烈,但政府部门在农产品质量和标准体系的设计与统一方面却迟迟没有到位,这导致了各国之间大量的贸易争端,甚至阻碍了市场交易活动。[13]

上述研究表明,理论上由政府提供农产品质量分级的公共服务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并且政府出于维护市场公平的目的,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强制推行分级标准。一般情况下,既然是公共服务,政府在推动农产品质量分级中应该充分尊重市场,政府推行的分级标准应该由市场交易主体自愿采用,强制分级要根据农产品品种、产销能力、经济发展阶段而慎行。例如,当消费者在购买前能观察到产品质量时,Bockstael(1984)指出,政府强制推行农产品质量分级标准,限制了质量等级较低的农产品进入市场,往往会让生产者得利而让消费者受损,并且造成社会福利的净损失。[15]就算是政府把农产品质量分级作为一项公共服务来提供,也需要考虑分级服务的成本与收益,即服务的经济性。因为政府并不比农产品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更了解市场,政府主导的分级标准如果没有充分反映市场主体的需求,或者缺乏及时的修订以应对市场变化,会使得公共分级标准的市场接受程度低,甚至会阻碍农产品的流通。正如Pick(2003)所言,尽管政府建立食品质量标准具有正的外部性,但是这种正的外部性并不具有普遍性,并且政府也不是进行农产品质量监测和认证的最佳主体。[16]

五、主要结论及研究展望

(一)主要结论

对农产品质量分级促进农业现代化的相关国外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形成如下基本结论:

1.由于农产品质量特征及农业生产过程的特殊性,质量分级对农产品的商品化具有特殊意义,主要体现理论依据是分级满足了消费者偏好差异,降低了农产品市场交易成本,而在经济生活中,大部分农产品质量分级标准是因农产品的贸易需求而由企业主导形成的,从消费者需求角度出发的分级并未得到重视。

2.农产品质量分级所形成的相对准确的价格信息,能够激励生产者优化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而在农业现代化实践中,分级对农民增收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需要注意。

3.由政府提供农产品质量分级的公共服务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这种公共分级服务以市场的自愿接受为前提,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而在消费者无法识别产品质量时,政府可考虑进行强制性分级。

(二)研究展望

已有文献对农产品质量分级的研究大多围绕经济发达国家展开,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则关注较少。在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农产品质量分级、农业标准化才刚刚开始,同时又面临着农业生产分散化、小规模的特征,并且农产品出口也屡屡受阻,农业现代化任重道远。考察国外农产品质量分级促进农业现代化的理论和现实,结合我国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市场实际,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重点研究:

1.我国农产品质量分级的出发点问题,即是分级是以满足消费者的偏好差异为主还是促进农产品流通为主。不同的出发点,对分级工作重心和分级方法的要求不同。如果以满足消费者偏好差异为主,则要通过市场试验、市场调查等方式获得消费者对农产品的质量评价、偏好模式,以指导分级标准的设计;如果以促进农产品流通为主,则按外观分级即可,在分级标准设计时要考虑已有的贸易习惯,要强调分级标准的一致性。根据国外经验,在现阶段我国农产品质量分级总体上应该以促进流通为主,适当兼顾消费者偏好,但需要结合具体农产品品种进行分析,如蔬菜水果分级可能以满足贸易为主,而小麦、玉米分级可能要以满足流通为主向满足不同的加工要求为主转变。

2.质量分级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障碍因素以及分级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分析。分级所传递的价格信息可能会激励生产者改变要素投入,加强对生产过程的控制,不断开发新产品。但我国小规模、分散化生产的农民可能并没有能力采取上述措施,那么政府的财政支持可能是必要的。另外,分级是否提高农民收入,取决于不同等级产品的价格、农民对农产品质量的可控程度、农民的生产技术水平以及分级的成本等因素,“优质优价”提高农民收入应该要满足一定条件的。明确这些条件,可以采取针对性措施,鼓励农民参与农产品质量分级,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实现农民增收。

3.政府在农产品质量分级中的定位以及对各利益相关者的协调问题。农产品质量分级涉及到农产品生产者、加工者、批发商、零售商和消费者等各方面的利益,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及其游说能力大小会影响到政府的政策选择。例如,行业龙头企业能够接受较高的质量分级标准,如果按照其需求制定国家标准,对生产水平较低的农民可能不利;现阶段过多的自愿性分级标准可能会大幅度拉长农产品质量分级工作的推进周期;消费者,尤其是城市消费者群体,很容易影响政府决策,但是消费者对农产品的质量要求可能不利于农产品的流通;政府对粮食的分级,如果过多地考虑粮食收购部门的方便,可能对加工商不利。这需要政府从农业现代化的全局出发,结合分级的主要目标进行权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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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RDMAN, H.E.Problems in establishing grades for farm products[J].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1950,32(1):15-29.

[3] WAITE, W. C.Consumer grades and standards[J].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1934,16(2):248-253.

[4] ZUSMAN, P.A Theoretical basis for determination of grading and sorting schemes[J].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1967,49(1):89-106.

[5] Nybroten, N.Consumer choice and research in standards for consumer grades[J].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1953,35(1):13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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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FARRIS, P. L.Uniform grades and standards,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product development[J].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1960,42(4):854-863.

[10] BANKS, Q. D.Grade standards and product identification labels influence the demand for eggs and other farm products[J].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1963,45(5):1365-1369.

[11] HENNESSEY, D. A.Microeconomics of agricultural commodity grading:Impacts on the marketing channel[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5,77:980-89.

[12] HOLLANDER, A.S. MONIER,H.OSSARD.Pleasures of cockaigne:Quality gaps,market structure,and the amount of grading[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9,81(3):501-511.

[13] FARINA,EMMQ,T REARDON.Agrifood grades and standards in the extended MERCOSUR:Conditioners and effects in the agrifood system[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0,82(5):1170-1176.

[14] CASWELL,J.A.M.E.BREDAHL,N.H.HOOKER.How quality management metasystems are affecting the food industry[J].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8, 20(2): 547-557.

[15] BOCKSTAEL,N.E.The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minimum quality standards[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84,66:466-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