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社会救助制度

国外社会救助制度（通用10篇）

国外社会救助制度 篇1

国外社会保障制度复习资料一、二．国外社会保障的几种模式

（1）国家福利型

代表国家：英国、瑞典

特点：收入再分配、充分就业

全方位保障

个人不缴费或低标准缴费

（2）自保公助型

代表国家：德国、美国、日本

特点：立法依据、强制性、覆盖面大

项目多、资金来源为个人和单位为主

（3）自我积累型

代表国家：新加坡、智利

特点：自我保障

积累模式

强调效率

三．社会保障水平的概念

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成员享受社会保障的高低程度

指标：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

四．国外社会保障管理体制

1.美国

特点：行政管理机构独立操作，社会保障基金运营与行政管理分离 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主要组成：

老年和遗属保险信托基金（OASI基金）和伤残保险信托基金（DI基金）

2.英国

特点：政府承担主要管理职责，机构臃肿，社会保障立法内容全面，执法司法制度健全

3.德国

特点：政府管理与自治管理相结合，行业地区相结合4.法国

特点：政府不直接承担主要管理职责，强调社会自治，行政管理与基金运营分离 核心部门：代际协调部

5.新加坡

体制：国家劳工局→中央公积金局→个人账户

特点：政府集权与公司结构相结合的手段承担全面管理职责，行政管理与基金运营尚未分离

公积金投资方向：

1.成员结余基金：政府债券

2.保障基金：固定存款、可转让存款、股票、债券

3.退休前的取款基金：投资更灵活

6.智利

管理机构：退休基金管理公司（AFP）

特点：私营竞争性管理，高成本，高收益

五．养老保险的国际比较

美国：多支柱养老保险模式

第一支柱：国家公共保险联邦退休金

标志：1935年《社会保障法》

享受条件：65岁，10年缴费年限

缴费：雇主雇员缴纳

待遇：替代率50%

特点：

1.捆绑式复合养老计划

2.统筹层次高

3.体现公平

第二支柱：私人养老金计划

自愿建立；分为DB（待遇确定型）和DC（缴费确定型）

关于401（k）计划（DC计划的一种形式）

特点：

1.企业和雇员共同出资

2.税收优惠

3.自主性、多选择性

4.机动性强

5.方便性

第三支柱：个人退休账户（简称IRA）

IRA分为三大类计划：

1.传统型

2.Roth型

3.雇主支持型

日本养老保险制度

发展：1942年《养老金保险法》

实现“全民皆有养老金”

内容：国民年金、厚生年金、共济年金

管理组织：厚生省的年金局

六．医疗保险制度

1.全民医疗服务模式

特点：代表国家：瑞典、加拿大、英国

1.管理：高度集中

2.基金：税收、国家财政

3.付费：预付制

4.待遇：基本全面

2.社会保险型模式

特点：代表国家：德国、中国、日本靠雇主雇员缴费

3.商业医疗保险模式

特点：代表国家：美国

1.参保自由

2.灵活多样

3.公平性差

4.政府仅负担老人和穷人等特殊群体的医疗保障

4.储蓄医疗保险模式

特点：代表国家：新加坡

1.以家庭为单位纵向筹资

2.强制储蓄

七．就业保险制度

类型与特点

1.储备型（美国）

特点：重视加强技术培训

2.选择型（英国）

特点：提供可灵活选择的就业政策

3.消化型（日本）

特点：把中小企业作为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

4.导向型（荷兰）

特点：重视营造宽松就业环境

5.扶持型（巴西）

特点：宽松的劳工政策 和 支持在非正式经济中自谋职业

国外失业保险的主要模式

强制型失业保险非强制型失业保险

失业补助型双重失业保险

八．工伤保险制度

管理模式：

1.政府直接管理（日本、英国）

2.自制机构管理（法国、德国、意大利）

3.工会管理（前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

资金筹集方式：

1.个别（单独）确定法

2.集体确定法

3.统一确定法

德国工伤保险的特点：

1.预防优先

2.康复优于补偿

十．社会救助

分类：

1.普通救助

2.类别救助

3.专项救助

社会救助体制的模式：

1.制度型（英国式）

2.完全分化型（欧陆式）

3.不完全分化型（拉丁式）

4.补缺型（北欧式）

英国社会救助的特点：

1.政府是责任主体

2.项目多

3.申请复杂

美国社会救助的特点：

1.地位重要

2.强调独立和自助

AFDC与TANF的区别：

1.拨款方式不同，“实报实销”、“定量包干”

2.受益条件不同

3.受益期限不同

4.工作要求不同

国外社会救助制度 篇2

英国:救助立法时间悠久

英国政府对贫困群众非常重视, 早在1834年, 英国就制定了新《济贫法》, 主要是确认社会救济属于公民应该享受的权利, 确立社会救济是国家应尽的义务。

英国社会救助的项目很多, 甚至有些是福利式的救助, 主要包括低收入家庭救助、老龄救助、儿童救助、残疾救助、失业救助及疾病救助等内容。低收入家庭救助是对收入低于官方规定贫困线家庭的救助, 救助金随政府规定的贫困标准而变化。低收入者还可以取得一部分取暖费, 有子女的可取得学校免费牛奶和免费膳食以及免缴国民保险费, 还可以享受房租补贴等。老龄救助主要是对年满80岁、没有资格享受养老金或只有少量养老金的老年人给予补助。残疾救助包括残疾人的保姆补贴、活动补贴和重残补贴。

美国:救助制度丰富完善

在罗斯福年代, 社会保障受到重视, 美国制定了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保障法。

经过几十年的补充, 社会保障制度日趋完善。救助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对有子女困难家庭的资助。政府以现金资助单亲有子女家庭, 或父母失业和丧失劳动能力的家庭。

2.养老及困难补贴。主要做法是对老年人和残疾人发放现金补贴。

3.免费医疗。是为了使穷人获取医疗服务的项目, 在美国所有的资助项目中该项目耗资最大, 由联邦和州政府分担。对于低收入个人而言, 免费医疗服务的范围很宽, 从住院到门诊, 从检查到手术治疗, 大部分都不用自己花钱。

4.食品券补助。食品券是政府发行的专供购买食品的有价证券, 以解决贫困阶层的基本生活。

5.儿童营养补助。主要是为哺乳期的母亲、婴儿、5岁以下儿童而设立的, 每年都有数千名妇孺享受这种补助。

韩国:救助倾向生活保护

韩国的社会救助主要包括生活救助、有功人员救助以及灾害救助。

生活救助包括:生计救助、医疗救助、妇产救助、教育救助、丧葬救助、职业训练以及就业安排。医疗救助是生活救助的一个方面, 对无劳动能力贫困人员的医疗救助从门诊到住院全部医疗费由医疗保护基金支付。对有劳动能力的救助对象, 医疗保护基金负担其门诊医药费, 但住院费只负担一半;其余一半可无息贷给。医疗救助对象须在指定医疗单位就诊或住院。

韩国颁布法律对国家有功人员发给津贴并进行生活救助。有功人员指的是:爱国先烈、爱国志士, 战死、战伤、殉职、公伤的军警, 殉职、公伤的公务员, 武功勋章和报国勋章获得者等及其遗属。对他们的待遇包括年金、生活津贴、看护津贴、住宅资金、抚恤等, 还进行教育保护、就业保护、医疗保护、养老保护以及提供贷款、减免交通费等。

灾害救护的内容包括:提供收容设施, 提供食品、被褥、学习用品及其他生活必须品, 对遇灾住宅进行应急修缮, 提供或贷给生活所需资金器具或材料, 介绍就业, 办理丧事等。灾害救护所需费用设立灾害救护基金, 由国库负担70%, 地方政府负担30%。

德国:救助特殊困难家庭

19世纪末, 德国俾斯麦政府创建了社会保险制度, 这种以预防为主对付社会经济风险的新的社会保障手段很快在欧洲各工业国流行开来。德国的社会救助主要是对一般低收入家庭的救助和特殊家庭的救助。除了食品费、生活费、燃料费以及杂费等日常生活费外, 还包括代为缴纳医疗、养老保险费、支付丧葬费等。对高龄、残疾、妊娠、妇女生育等特殊需求者, 其救助标准比一般标准高30%。

国外社会救助制度 篇3

医疗救助是指国家和社会针对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人口的医疗问题，通过拨款和捐助等多渠道，实施专门的帮助与支持。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涵盖城镇居民、农民的医疗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社会医疗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但仍存在医疗救助资金不足、区域差距明显、覆盖范围不广等问题，大部分社会困难群体仍游离于医疗救助范围之外。针对于此，笔者对国外医疗救助制度的经验进行具体分析，进而借鉴国外相关经验，提出完善我国医疗救助制度的有效建议。

一、 国外医疗救助制度的创新经验

（一） 政府要充分体现了医疗救助职责

国外医疗救助资金来源稳定，多数国家政府提供的资金充足。以英国、法国和美国为例说明国外医疗救助制度充分体现政府的责任。在英国，以财政预算安排国民健康保险支出，对低收入者、高龄人、残疾者、无收入失业者等特定群体，提供普通群体的免费医疗服务外，还给予一些需个人自付的医疗费免除，包括药品费、牙医费、挂号费、手术材料和部分麻醉费等。法国于2000年1月开始实施CMU《普惠制医疗保险法案》，规定每个公民都享有参加公共医疗保险，对于年税收入低于7775美元（6600法郎）的人不缴纳参保费用。由财政预算承担低收入人群的自付部分，商业医疗保险也为贫困人群提供一定经济补偿。对于无收入居民，政府为其提供100%的医疗疾病保险，从而实现95%左右的人口拥有医疗保险。美国为老年人和贫困人群、军人制定专项项目。包括老年人健康保险项目Medicare、贫困人群医疗救助项目Medicaid、退伍军人医疗计划。在费用补助方面贫困者不需缴纳起付线和共付费，由联邦和州政府共同补偿。虽然政府只负责承担少部分人费用，但从政府支出来看，2014年美国医保费用支出占财政比例45%，如加入税收补贴的话，已接近60%。可见，国外医疗救助实施中充分体现政府职责，提供充足资金，基本实现了医疗保障及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

（二） 医疗费用补偿方式实现多元化

国外医疗救助补偿方式多元化，包括挂号费、医药费、住院费、药品费等。如瑞典医疗费补偿主要集中在挂号费与医药费上。规定当年累计挂号费、医药费超过一定数额时，超额部分可享受政府补助甚至完全免费。患者去医院或转诊的路费超标时给予一定补偿，长期病号的一些长期必用药品费免除。普通群体住院时，住院标准设有最高限制，实际费用很低，特定人群住院时免费。澳大利亚实施独具特色的药品津贴计划（PBS）和医疗费用支出“安全网”。目前，PBS药品目录大约有2500类，每年更新约600多类，大多数处方药物都属于PBS补助范围。公民购买PBS目录内的药品支出达到临界值时（2012年临界值为1363.3澳元），仅需付费5.8澳元，费用主要由联邦政府承担。医疗费用支出“安全网”方面，个人支付的费用一旦超出临界值（2009年，对于拥有医疗优惠卡的低收入家庭，其达到安全网的临界值是555.70澳元，对于其他的病人则是1111.6澳元），病人将会得到其自付费用80%的额外补贴。国外医疗救助从多方面实施了费用补偿方式，达到了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医疗卫生需求。

（三）医疗补偿标准由医院性质区分

国外大部分国家都建有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医疗补偿标准由其医院性质区分。如法国以医院性质制定病人担负的医疗费用比例，医院建有公立医院、定点私立医院和普通私立医院。在非定点私立医院就诊，社保局对其费用报销的比例较低，如果患者在公立医院、定点私立医院就诊，社保局将报销的医疗费用和药品费的比例分别达70%、65%。再如澳大利亚公民在公立医疗机构住院治疗，个人自付比例仅约16.6%，由政府出资补偿，其提供的公共医疗费用支出占总医疗费用的72%。在私立医院就诊时，个人需支付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的15%和25%，当个人实际负担的医疗费用超过一定临界值时，可享受免费待遇。巴西结合免费医疗制度和私人健康保险制度两种方式，对于贫困人群到公立医院就诊、体检或申请其他预防性服务均免费。政府根据特定人群的医疗费用，对公立医院按期拨付方式进行偿付。此外，政府规定私立医院必须向中低收入者提供一定数量的免费服务，每年免费服务均可自行决定。国外医疗补偿标准因医院性质而异，公立医院的补偿标准远远高于私立医院，满足了社会各界不同医患群体的医疗需求。

（四）针对高龄化人群的医疗救助要突出

高龄化人群是医疗救助对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瑞典和新加坡针对高龄化人群的医疗救助最为突出，补偿力度较大。瑞典针对老年人，政府出资为其修建养老院、退休者公寓等老人服务设施，提供免费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署对其还给予一定额外补助金，且针对照料高龄化者的服务人员众多，基本实现了提供1对1的服务。新加坡政府对于老年人设立了乐龄保计划。乐龄保计划主要针对65岁及以上公民给予医药津贴，有效解决了老龄人口医疗保健问题。2014年新加坡政府拨出80亿新币设立了建国一代基金，不以个人经济情况区分终身资助满65岁及以上的国人在医药方面的开销。这笔由财政预算支付的专款，预计未来至少20年里承担建国一代的大部分医药费。瑞典和新加坡均强调医疗救助制度中照顾高龄化人群的政策责任，为其提供了较完善的医疗卫生保障。

（五）要建立相关医疗救助基金

医疗救助基金是政府为帮助特定人群支付医疗费用而专门建立的捐赠基金，对于医疗救助制度的实行具有重要保障作用。如韩国通过颁布《医疗保护法》，规定无劳动能力、无收入者的医疗费用由医疗保险基金支付，支付范围涵盖其从门诊到住院服务的全部医疗费用；对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者，其门诊医药费用以及一部分住院费用由医疗保护基金承担，其余的住院费用可无息贷给。1993年新加坡政府出资建立了医疗基金项目。医疗基金从第一笔2000万新元捐赠开始，每年捐赠金额达1000万新元。每一个公立医院都建有审批申请和发放基金的委员会，针对特定人群提供帮助。从1993医疗基金运行以来，共有上万人申请并得到了帮助。据新加坡卫生部数据显示，2005年28万人受医疗基金的帮助，2012年达58万7400人次。同年，医疗基金中提供给急症机构和长期护理机构贫困病人的资金分别达8600万新元和1600万新元。针对高龄患者提供的总援助金额为3320万新币，增幅达19%。医疗救助基金不以公民社会经济地位为根据，充分体现了团结互助的社会共济原则。

二、我国医疗救助制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医疗救助制度标准混乱，申请程序繁杂

目前，我国医疗救助制度标准混乱，申请程序繁杂。一方面，缺乏全国统一的医疗救助政策，各地方政府纷纷依据自身发展情况颁发地方性救助规章政策，如烟台2016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烟台医疗救助办法》，江苏2016年3月6日落实城乡农民享受医保待遇及关系转移接续新政，青岛2016年6月9日实施困难居民医疗救助新政等。医疗救助制度的标准混乱，一定程度上使各地医疗救助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不利于整体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申请医疗救助程序繁杂。由于医疗救助工作在民政、财政、卫生部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相互合作，协调步伐的情况下才能顺利进行。但是，这些部门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明确的分配和有序的联系，均从各自的角度开展工作，导致医疗救助资金得不到合理、有效利用，申请者获得医疗救助的过程漫长。而英国申请者可在两个工作日内就能得到救助资金，但在我国至少需要十五个工作日。

（二）医疗救助覆盖区域差距明显

与国外医疗救助制度相比，我国医疗制度在救助覆盖区域存在明显差距。由于我国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长期存在且各地经济发展、财政收入、人口分布等情况存在一定差距，导致不同地区医疗救助情况也各不相同。对城市居民来说申请医疗救助的过程并不复杂，接受救助不会很困难，但对于农村居民来说申请过程复杂、手续繁多，且农村偏远地区交通不便利，行政审批过程冗长拖沓。据新华网数据显示，我国2014年临时救助650.7万户次，其中，城市家庭333.5万户次，农村家庭317.2万户次，城市家庭受助次数明显高于农村家庭。此外，城市之间医疗救助范围、资金投入力度存在差距。在发达城市医疗救助范围较广，资金投入力度较大，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发达城市，医疗救助覆盖了全市有需要的大部分弱势群体；但在中西部落后地区，医疗救助工作很难有效开展，覆盖范围较小且资金投入不够，差异化明显，并且仅有一小部分特需人员才能得到救助。从财政下拨的资金来看，如2015年某市获得中央财政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仅为3000多万元，而有的其它市竟获得医疗救助资金高达近7000万元，救助资金差距较大。

（三）医疗救助资金投入不足，资金筹集渠道单一

医疗救助工作必须依靠足够的资金才能顺利开展，为了保证救助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国家把医疗救助纳入了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但是，医疗救助资金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财政对医疗救助的投入仍有不足之嫌，资金投入总额不足，无法应对贫困患者增多及医疗费用上涨的情况，供需矛盾尖锐。据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城市、农村低保月人均医疗救助水平分别达98元、139元，同比增长12%、15.8%，虽然获得部分提高，但这些补助是无法支付高额医疗费用的。另一方面，医疗救助资源筹集渠道比较单一，没有建立规范、稳定、长期有效的多渠道筹资机制，主要依靠政府下拨资金，而社会捐助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据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城乡医疗救助资金总收入中，中央财政投入占63%，地方财政投入占32%，社会捐赠占了不到5%。综上可知，医疗救助资金投入与开展医疗救助工作所需资金还有较大差距。

（四）医疗救助对象范围相对狭窄

目前，部分地方存在医疗救助政策落实不到位、救助范围狭窄等问题。虽然2015年21日民政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扩大了救助对象范围，将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和特困供养人员纳入医疗救助范围，还表明逐步将低收入家庭的未成年人、老年人、生活无法自理人员等纳入救助范围，还增加了救助金额总数，但是仍有少数城乡低保中的一般保障对象未能充分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尤其是流通人口和外来务工人员。据凤凰光数据显示，2015年广东市规定三四级精神智力残疾人、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成员年度救助限额可达11万元，而外来务工人员的年度最高救助限额仅有3.5万元。可见，医疗救助制度的公平性、可行性有待提高。

三、完善我国医疗救助制度的对策

（一）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力度，实施多方筹资方式

从国外救助制度的成功经验来看，政府需提高医疗救助制度有效性，保证其稳定的资金渠道和充足的资金来源。因此我国可持续资金筹集机制的建立必不可少。政府方面，可以借鉴英美国的做法，在社会救助制度发展过程中，不断强化政府责任与义务，充分重视政府的基础性地位，有效发挥其在资金来源渠道中的保障性作用。同时重视社会各界力量，加强中央财政资金投入比重，采取多方筹资方式，进一步扩大医疗救助资金的筹集规模，大力发展民间捐赠，带动慈善机构的力量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包括个人、企业、社会、慈善基金、医疗保险基金、国际组织等），全面促进医疗救助事业的快速发展。并建立专门捐助机制，以期保证医疗救助的长期有效性。

（二）建设医疗救助相关法律，加强协同管理

目前，我国医疗救助制度不完善，应借鉴国外经验，参照美英两国的《社会保障法》与《济贫法》等，从法律层面保证医疗救助制度的实施。虽然，大多地区政府部门管理中已明确了加强卫生扶贫工作内容，但由于缺少相应的法律法规，弱势群体医疗救助依然缺少强有力经费方面和法律层面的保障。对于弱势群体医疗救助难题，应当采取由民政部门主要带头负责，多部门协同管理的模式。卫生部、财政部，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共同保障弱势患病群体最基本的医疗服务。通过提高法律内容的针对性与明确性，使医疗救助有法可依，并且通过建设统一完善的法律，明确医疗救助各环节的有效实施。保证有限救助资金的救助效果与效率，进而推进我国医疗救助事业的良性运行与发展。救助者方面，应明确救助对象，确定其法律权利与义务，核实其收入水平是否符合救助条件和标准等。而对救助部门方面，我国应严格审核救助程序和资金来源，确保救助方式的合理性。并对资金滥用或筹资困难等问题，采取及时有效的协同管理措施，杜绝挪用和骗取救助资金等不良行为。

（三）加快建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完善医疗救助一体化建设

2015年12月9日我国正式实施《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以下称《意见》）。目前政府应按照《意见》加强城乡医疗救助统筹一体化建设。通过整合城镇居民、农民的医疗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应针对目前城乡和农村发展的自身特点，重点考虑全国范围内城乡居民医保与大病保险保障需求，遵循基金收支平衡的原则，合理确定统一筹资标准。从正面宣传并引导医疗救助一体化的建设，学习各地区成功经验，及时关注公众反馈，通过网络等方面对社会预期及时回应，努力整合并营造城乡医疗救助一体化的良好社会氛围。应加快推进各医疗救助机构结算业务合并工作，如通过合并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医疗救结算业务，提高医疗救助效率。建立就医，人员以及费用信息流通共享平台，加强农村地区不同医疗保障制度间衔接性。扩展医疗救助范围，提高医疗救助制度农村困难群体覆盖率，实现住院或大病救助的“零门槛”。此外，充分发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职能，及时解决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人群与特困人员的医疗服务问题，切实提高医疗救助保障制度的及时性与可及性。并且在发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职能的基础上，实施多部门协同管理办法，最大化利用城市困难群体的医疗卫生服务功能。

（四）规范医疗机制，减少不合理费用支出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加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不断完善，医疗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医疗费用也大幅度上涨。基于此，一方面，政府要建立明确的医疗救助运营机制。由专门医疗管理机构规范药品生产流程，确保药品流通安全，监控药品使用渠道，控制药品价格。通过规范医院以及医生的医疗行为，医疗程序等方法减少医疗资金消耗。国家民政部门与医疗相关部门需共同建立疗机构准入与退出机制，以定协议的方式确立双方应承担的义务与享有的权利，促使针对医疗检查，药品，治疗等方面的收费合理性。应明确规定医疗救助基金范围内的诊疗服务，药品名称与治疗过程中产生的其他医疗费用，解决大量不合理的救助资金消耗问题，大力提高医疗救助中就医困难的病患群众救助水平。另一方面，各级卫生部门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管制，全面监督其医疗程序，加强其在运用国家基本药物和诊疗技术过程中的合理性，严格管控不合理支出，费用过度消耗等问题，进一步节约医疗成本。

（五）采用预先救助方式，注重边缘群体

医疗救助制度按救助时间分为预先确定受助者和事后垫付医疗费用两种方式。从国外医疗救助制度来看，除新加坡外，医疗救助制度多采用预先救助方式。预先救助制度，有助于医疗救助机构通过身份准入方面的审核来控制医疗费用。但我国医疗救助制度中，预先救助制度的占比低，对于提高边缘人群医疗服务可及性有限。因此，我国应积极采用预先救助制度，在疾病风险发生之前，依据边缘群体收入水平或其他条件，确定被救助对象，为其提供相应证明，该人群患病时可直接在医疗服务机构享受相应的卫生服务，产生的费用由医疗救助机构直接与医疗服务机构结算。所谓边缘群体是指，收入水平高于相应的医疗救助资格线，但难以负担高额医疗自付费用的群体。预先救助制度偏重于边缘群体，提供相应的医疗救助计划，有利于保证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与公平性。

参考文献：

[1]大鹏.发挥社会救助的兜底保障作用[J].中国民政，2016（07）：34-35.

[2]宋悦，韩俊江，郭晖艳.我国医疗救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经济纵横，2013（01）：46-47.

[3]闫海，张照静.论我国医疗救助的法制改革[J].中国卫生法.2015（06）：4-5.

[4]赵福昌，李成威.国外弱势群体医疗救助制度对我国的启示[J].经济研究参考，2011（46）：52-54.

学习国外社会治理的基本经验 篇4

学习借鉴国际上好的社会治理理念和做法，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治理包括的内容非常复杂，国外关于社会治理的具体做法也多种多样。概括起来，以下四个方面的理念和做法可以代表其基本经验。

多元参与与合作共治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社会日益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特别是社会福利改革运动的兴起，“多元参与与合作共治”的理念逐渐形成并被广为接受。这一理念主要包括以下要点：

第一，突破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对立或单一主导，重视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即社会领域的作用；

第二，强调“参与式治理”，即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以及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

第三，强调“多中心治理”和“协作式治理”，政府、市场、社会三大主体不再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基于共同利益和目标的“伙伴式关系”，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合作来解决问题。

在实践中，“多元参与与合作共治”的理念主要

体现在以下方面。

政府向市场和社会放权，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体制。例如，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在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的推动下，欧美掀起了一场社会福利改革运动，一个普遍做法是将大量社会服务项目推向市场，或者在社会服务中引入市场运作理念。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协作。据统计，目前美国有150多种类型、140多万个非营利性组织，几乎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通过直接补助、减免税费、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对这些组织进行扶持，而这些组织则提供了大量政府做不到、做不好或不便做的社会服务。注重发挥社区作用。如美国、加拿大等国形成了政府组织指导与监控、社区组织和民间团体主办、企业在社区内通过市场机构提供优质服务的社区治理体系，加拿大还规定中学生每年必须到志愿组织参加一定时间的义务劳动，否则不能毕业。

以人为本与标本兼治

注重改善民生。目前，尽管不同发达国家在保障水平上存在差异，但都将改善民生、增进国民社会福利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责，并不断增加保障内容、扩大保障范围，逐渐从过去的补缺型社会福利模式向普惠

型社会福利模式转变。

注重塑造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西方发达国家都比较重视从扩大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入手调整社会阶层结构。如日本通过就业、税收、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手段，成功塑造了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在这个有1.2亿人口的国家却有着“一亿皆中产”的说法。

注重构建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以劳资纠纷为例，在发达国家，工会会周期性地与雇主协会就一系列涉及双方利益的问题进行协商、谈判；当谈判陷入僵局时，由劳资双方或政府指定的第三方或政府直接出面调解、仲裁。

注重提供专业的社工服务。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工作制度，将社会工作作为一项正式职业，通过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为服务对象提供专业化、人性化、高品质的社会服务。在英国，社会工作涵盖了教育、司法、社区、养老等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而且社工的职业化程度很高，所有从业者都持有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证书。

依法治理与刚柔并济

强调依法进行社会治理。法治是现代社会秩序的基本保障，也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准则和手段。经

过长时期的法治化进程，发达国家一般都有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法律监督机制也比较健全；老百姓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习惯于用法律思维和法律方式来解决纠纷。

注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运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又被称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是对司法诉讼之外的所有纠纷解决方式的统称。目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已在澳大利亚、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得到广泛推广。

注重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软性约束力量的作用。发达国家很注重利用意识形态、宗教信仰、道德规范等塑造国民的共同价值观念，从而使社会治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新加坡很重视通过培育国民的共同价值观以提高社会凝聚力，在经全民讨论并由国会通过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中，提出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五大共同价值观，得到了各大宗教团体和种族的认同。

预防为先与动态治理

较之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的复杂性、风险性大大增加，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大量存在，这使得现代

社会的治理难度进一步加大。面对这样一个高风险社会，许多国家形成了“预防为先与动态治理”的理念。在实践中，这一理念主要体现为以下方面。

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国外社会风险评估的内容非常多，包括环境风险评估、法律风险评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等。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进行系统风险评估，可以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国外风险评估非常重视两个因素：一是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指标体系；二是成立独立、专业、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评估机构。

建立健全社会监测体系与危机预警系统。注重运用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开展基础信息采集工作，尤其是在公共安全、公共卫生、食品监管、交通运输、人口流动等重点领域进行适时动态跟踪、舆情监控，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支撑。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规范高效的社会危机预警系统，从制度上保证危机报警、危机处理、危机善后等环节的无缝衔接。

浅谈国外家庭暴力救济制度 篇5

如今，家庭暴力已然成为一个跨越了意识形态、国界、阶级、种族的全球性问题，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在国外的许多国家，防治家庭暴力已经积累了许多成熟的理论和制度，并在立法司法实践中得到检验。目前，我国还没有反对家庭暴力的专项立法，反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制度和社会实践都尚不完善，这些成熟的制度经验无疑对推动我国家庭暴力立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设立民事保护令制度

在美国，启动民事保护令是家庭暴力受害者在遭遇家庭暴力时最常使用的保护途径之一。所谓民事保护令，是法院为保护特定人，使其免受家庭暴力的侵害而发布的强制性的禁止家庭暴力加害人为某些特定行为的命令或判决。民事保护令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家暴受害人进行救济：一是禁止保护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或其他指定的家庭和家族成员实施暴力或威胁实施暴力；二是禁止被申请人采用电话、跟踪、骚扰及其他一切可以和申请人通讯的手段与申请人接触；三是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的住所；四是被申请人不得接近申请人或其他指定的家庭成员的住所、学校、工作场所以及他们其他一切常去的地方；五是司法官员得帮助申请人恢复对汽车等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防止相对人转移财产；六是允许申请人为未成年受害人实施暂时监护。

民事保护令制度，包括“暂时保护令”和“保护令”等。这种保护令的有效期一般为1至2年。它准许妇女可先不提出离婚请求，而单独向法院申请民事保令。家暴受害妇女可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保护令上规定的保护：一是打电话找警察，丈夫违反保护令的规定，警察可以将丈夫逮捕，甚至可由警察局起诉丈夫违反保护令，对丈夫进行定罪。二是丈夫严重违反保护令的，妇女可以直接到法院自诉，要求法庭判丈夫“藐视法庭”罪。同时，美国的许多州的州法律也赋予了申请人向原授权法院申请撤销已申请的民事保护令的权利。

二、确定强制司法干预制度

以往加拿大警方也认为家庭暴力是家庭内部的事情，不太愿意介入家庭争端。但自1981年以来，加拿大政府开始给积极给警察和法官提供指导性文件，鼓励警方干预家庭暴力问题。许多省份甚至作出硬性规定，必须对家庭暴力案件作出反应，并要求警官无论是否得到受害者的合作，都要对家庭暴力案件进行调查，提交报告，必要时还要作出指控。如今在加拿大许多省颁布的《家庭暴力法》和《紧急状态下保护令》都规定，妇女在受到暴力威胁时，随时可打电话向警察求救，即使未获得当事人允许，警察也可以破门而入并带走施暴者，限定施暴者一段时间内不得回家，直到警方认为解除暴力威胁为止。暴力行为严重的，将被提起刑事控诉。

而在挪威，随着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等方面的法律改革陆续展开，其确立了无条件司法干预原则。根据挪威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对配偶、儿童或其他亲密关系者的暴力侵害案件实行“无条件司法干预”的公诉原则。即便受暴妇女撤销了先前的指控，警察和公诉机关在没有被害人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向施暴者提起诉讼，以最大化地保护受害者。

三、引入“受虐妇女综合症”

“受虐妇女综合症”从一个社会心理学的名词转化为一个法律概念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它在法律上被用来指长期受丈夫或男友暴力虐待的女性表现出的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如今该理论已被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多个国家的司法领域广泛采纳。“受虐妇女综合症”鉴定已如同指纹鉴定、DNA鉴定等在司法实践中被大量运用，成为受虐杀夫或受丈夫胁迫犯罪而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罚的证据，不少被迫杀夫的受虐妇女因此得以无罪释放、减轻或从轻处罚。

而美国在司法领域引入“受虐妇女综合症”后，更于2002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率先推出《受虐妇女综合症法》。该法律规定，对那些曾经遭受家庭暴力而杀害丈夫生命的女犯人，可以以“受虐妇女综合症”为由，申请一次听证会，出示以前遭受毒打证据，谋求自我辩护，以重新确定法院当年对其量刑是否合理。

四、成立家庭暴力专审法庭

由于家庭暴力日益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大问题，近年来专门审理家庭暴力案件的专门法庭在美国各州法院逐渐设立，以便更有效地帮助家庭暴力受害者。家庭暴力专审法庭主要审理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中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家庭暴力专审法庭的法官们都经过专门训练，具备教育学、心理学等知识，能够深入了解家庭暴力双方的心理及他们的意愿，更好地审理家庭暴力事件。同时，法官们的职责也并不局限于法庭，他们还经常到学校讲演，对公众进行关于制止家庭暴力的教育，并积极与律师、医生、教育工作者、心理专家、牧师、记者等建立治理家庭暴力的协作性社会系统，为受虐妇女和儿童提供公开的避护场所。

五、设立家庭暴力注册薄

家庭暴力事件的发生往往有着循环性，司法的干预有时只能治标不治本。而英国政府管理家庭暴力有一个“奇招”，就是设立“家庭暴力注册簿”。他们将虐待妻子的人统统记录在案，以便警方和他们日后的配偶核实、查阅其过去的劣迹。根据英国政府规定，因家庭暴力被处以6个月监禁者将被登记在“家庭暴力登记簿”上7年，而被处以两年半或以上监禁者，将被终生注册在案。“家庭暴力登记簿”一式多份，分别发送到警察局、社会服务行业以及一些社会福利机构等相关机构的手中。一些要求雇员诚信度较高的用人单位在招聘员工时，比如警察局或社区服务部门，将被获准查阅“家庭暴力登记簿”。这个“家庭暴力登记册”为后来的追求者和家暴者自身都提供了警示作用。

六、建立受暴妇女临时庇护机构

解决家庭暴力问题，仅仅有司法途径是不够的。建立妇女庇护所是国际上通用的防止家庭暴力对妇女造成伤害的有效手段。70年代初，英国妇女救助联合会在伦敦首创了“妇女庇护所”，为在家中遭受暴力的妇女提供安全的食宿、精神的支持以及法律和福利权益的帮助，并开展妇女援助全国帮助热线。1985年，香港社会福利会成立了一个妇女避难所性质的“和谐之家”，专门为受虐待的妇女提供庇护服务。

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现状与趋势 篇6

2.1 体育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

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社会整体发展的影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www.xfhttp.com－上网第一站xfhttp教育网）、科技等都在影响着体育运动发展的进程。因此，“整个社会和体育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体育社会学中最时兴的研究中心”。[2]

2.1.1 体育与政治的关系

曾有些人认为，体育就是体育，它与政治毫无关系。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不少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者认为，体育经常也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服务，体现国家的意志，得到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3]体育的发展由此而得到了来自外部的强大的动力。因此，各国体育工作者在制定本国的体育政策和发展战略时，必须考虑到政治这一重要的因素。日本体育社会学家认为：“日本的体育已被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所渗透。虽然它失去了自己的自主性，但是它却获得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力量。”[4]20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解体和东欧阵营的分崩离析，致使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西方文化在这些国家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引起体育体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突出地反映了体育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这些变化也引起全世界体育社会学家的兴趣，成了20世纪90年代研究的一个热点。[5]长期以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竞技体育被国家垄断系统所推动，造成了大众体育因经费缺乏而未能得到发展。90年代初，这些国家的体育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政策就是在国民健康第一的前提下发展大众体育。然而，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这一政策是难以奏效的。

体育社会学的发展需要独立、自由思考的环境。因此，在开放的社会中，研究者选择课题经常是从个人偏爱出发的。然而，“近来，甚至在一些西方国家，在科学家的磋商下，执政当局显然已经建立了一些研究项目的次序，如果一个人希望他（她）的研究项目获得财政的支持，建议他（她）考虑那些政府优先的项目。”[2]这就是说，即使是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也不得不把政治作为选择研究课题时考虑的重要因素。

2.1.2 体育与经济的关系

原来，相当一部分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大众体育主要为福利型。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体育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体育运动规模不断扩大，使得社会对体育设备、管理、指导的要求不断提高，对各种体育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这就需要有更多的经费投入。这些资源和经费主要是从体育“外部”社会获得的，除了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外，还要靠商业的运作，以争取到更多的资金。“因而，多数西方国家的体育运动受商业主义、政治色彩和群众娱乐的影响。不久前，

国外社会团结理论的发展 篇7

关键词：社会团结,社会转型,阶层分化

尽管团结的概念在社会学理论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并不常用, 在古典社会学中关于社会团结的研究迪尔凯姆可以称得上是大师, 他1893年出版的《社会分工论》最常被人引用, 但是社会团结并非迪尔凯姆独有, 其后的很多的社会学者都有不同程度地论述了社会团结, 这些理论大致以当前的社会转型为背景来划分, 即社会转型前和转型后的社会团结理论。

一、社会转型前的社会团结理论

社会转型前的社会团结理论主要的代表, 首先, 马克思的社会团结的理论和迪尔凯姆有所不同, 马克思的社会团结的思想是基于生产资料剩余价值的基础上来分析社会结构矛盾的二元阶级分化, 这种矛盾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才可以解决, 最终达到社会的团结, 但是无产阶级内部的团结却不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 而是一开始就存在的, 所以阶级之间的团结需要道德意识的基础来实现团结的, 可见马克思认为阶级意识是社会团结实现的道德基础。

由此可见马克思首先运用的是一种“冲突论”的阶级分析法, 关于社会结构的分析, 由于分析主题所处的时代、所占立场、所持的方法不同, 因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分层理论, 在众多的社会分层理论中, 有一类是揭示各个阶级中间利益的, 称之为“冲突论”, 冲突论强调的是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 因此大体上是一种阶级分析的理论, 其次, 马克思还有了另外一种是理论, 即强调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整合, 可称之为“功能论”, 即社会团结的理论, 是一种阶层分析的理论, “功能论”主要是分析社会各阶层及之间的团结与协作 (刘保国, 2004:5) 。

韦伯关于社会团结的论述, 并不像马克思那样强调阶级意识, 韦伯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团结是一种无阶级的社会团结, 一无所有的凝聚与团结, 他主要是从宗教的观念作为道德的基础原则出发, 来论述社会群体的凝聚与团结。

还有帕森斯和滕尼斯等人也分别论述了社会团结何以成为可能的, 帕森斯的社会系统论就是关于社会团结的论述, 他认为社会系统之间的分工与合作, 以及信息的交流, 都是在为实现社会团结这个目的而论述, 即一切社会团结的问题就是社会系统的问题, 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社会文化规范来时实现的, 每一个社会系统中, 都具有实现团结的结构, 每一个系统结构都是由社会角色、社会价值与规范、集体属性等要素构成, 这样, 社会规范和价值最终成为社会团结的基础要素 (帕森斯, 2008) 。

而滕尼斯对社会团结的论述主要是集中在社会实体, 滕尼斯所说的社会实体实际上就是在说社会团结, 他认为社会实体的实现需要社会实在, 社会实在即社会“纽带”, 即社会个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 这种亲密的社会关系最后形成一个社会网络, 而现代的社会关系实际上是通过契约和规范建立的, 不是通过亲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建立的, 这样的社会团结或社会实体慢慢地会被越来越多的社会契约和规范所瓦解, 这就这就意味着社会随着文明成都的增加,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疏远, 反而不利于社会团结。

二、社会转型后的社会团结理论

社会转型后的社会团结理论主要是针对当前社会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进行回应的, 首先是鲍曼, 他从悲观主义的视角出发, 认为现代性过程中社会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 人类的团结将消失, 要想获得安全, 就得现在所拥有的自由;同样贝克也有类似的悲观的看法, 贝克从福利国家的角度来论述社会团结的, 他认为现代的福利国家的发展, 个体化的强大的推动, 造成了传统的社会团结的瓦解, 个体化的过程中势必对以往的促进个体之间相互结合的社会团结造成威胁, 从而瓦解社会团结;从福利国家的角度对社会团结进行论述的还有本迪克斯, 本迪克斯认为福利国家是社会团结的最初, 但是现代性的转型削弱了社会团结。

和悲观主义相对的是积极乐观的社会团结的论述的代表, 麦卢奇和卡斯特尔, 他们分别从认同的差异性和认同的政治权利来论述社会团结的, 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会形成新的社会团结。麦卢奇提出了“差异权力代替平等权利”的观点, 他认为当下的社会虽然削弱了传统的社会团结力量, 却没有自发的形成一个新的社会团结, 社会中的个体仍然是独立的原子化个体, 偶尔有事会因情感因素而团结, 在麦卢奇认为, 这只不过是“防御性的团结”, 所以社会团结应该是建立在差异权力上的, 是一种新的团结概念。而卡斯特尔是从认同的政治权力的角度来论述社会团结的, 他认为现在的社会完全可以通过政治、宗教和地域上的不同的认同来联系, 形成社会团结网络。二者关于社会团结的论述都在强调社会的异质性, 新的社会团结应建立在异质性的基础上。

关于社会团结的研究国外大致可以分为以下方面的研究:

团结涉及了宏观社会结构和微观个体行为, 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促进我们认识发展的一个重要概念, 现有团结研究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团结概念内在的问题、作为个体行为的团结概念、团结与社群的关系、团结与亲社会行为、团结与平衡理论、团结与身体表现、团结在社会政策研究中的应用等等。

根据以上的国外的关于社会团结的论述, 可以发现:社会转型前的社会团结更多的是关注社会生活中的那种纯朴的“归属感”, 而社会转型后的社会团结的研究更多的是倾向社会现代性本身的研究, 特别是福利国家的出现, 是社会团结削弱了原有的意义和作用。

国外住房保障制度综述 篇8

原产地效应即品牌原产地效应又称为原产地形象，是指由于进口商品原产地的不同而使消费者对它们产生了不同的评估，从而对进口商品形成的一种进入当地市场的无形壁垒。原产地效应是产品的原产地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进而影响购买倾向。

一、我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发展现状

在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两大全球性问题日趋严重的时代背景下，新能源汽车的开发与应用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汽车生产厂商积极探索的焦点。世界各主要汽车生产国和大型汽车公司都加大了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研发投入及其应用力度。对于我国这个环境压力较大、石油资源匮乏的国家来说，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以及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化的进程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当前，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但新能源汽车有些技术瓶颈还需突破，价格相比传统汽车偏高，相关配套的设施如充电站等还未能完善，这些已成为制约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我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研究现状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清泰认为近年来汽车节能技术迅猛发展，燃料电池、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天然气汽车、醇类汽车等新技术、新概念不断涌现，近中期，必须寻找技术和商业化成熟的、节能和环保性能突出的过渡性技术作为桥梁，现实来看，提高传统汽车的燃油效率，仍是节能、环保的重要途径，是不能放弃的。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学技术部部长万钢认为应加快推进我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近一个时期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在一揽子计划中，特别强调要重视知识和科技的力量。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通过加快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实施与科技创新成果的推广应用，支撑重点产业振兴。

华泰汽车总裁童志远认为，未来二三十年内，柴油车和汽油车还将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世界汽车工业已经发展了100年，传统汽车基础设施已经很完善，但是新能源汽车却面临着基础设施不完善的问题。比如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要建很多充电的设备，这要花多长时间？从历史上看，每个动力总成的出现都需要大概20年，才可能真正走向成熟。

清华大学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欧阳明高教授认为我国具有实现交通能源动力系统变革的后发优势。尽管发达国家政府均大力推动各种代用燃料汽车的应用和向氢能燃料电池汽车动力系统的转型，但是其传统汽车产业庞大，石油基础设施完善，消费习惯难以转变，实施转型社会成本高昂，转型难度很大。

三、结论和建议

（一）从战略上致力于持续改进或重新塑造民族汽车品牌在国人心中的形象。研究结果显示消费者对本国汽车品牌固有的印象在形成消费者态度过程中具有最大的影响力。国产汽车品牌不论是从产品设计还是各项质量性能都比以前有了巨大的进步，而这种进步必须要通过促销和推广活动让消费者真切地体验，并在品牌形象没计和定位时体现出来，这样才能让消费者在认知上有所改变。

（二）强调汽车产业的民族经济支柱作用，激发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相关研究已经表明我国国民的消费者存在明显的民族中心主义倾向，特别是在目前国内汽车市场份额近80％为国外品牌垄断的情况下这种倾向有可能被激发出来。可以借鉴韩国的发展经验，通过政府和行业协会进行相关的推广活动，倡导消费本国汽车品牌。

（三）针对性地开展“放心消费本土品牌汽车”活动，降低消费者的风险感。本研究再次证实了感知风险与消费者态度的负相关关系，而且物质风险在其中最为突出，也就是说消费者很大程度上对消费本国汽车品牌对自己和他人可能产生安全问题存在严重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需要本国的汽车企业持续性地致力于产品质量及安全性能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要及时地与消费者进行沟通，让消费者对于目前本国汽车品牌的质量真实地呈现给消费者。

（四）通过事件营销，强化消费国产品牌汽车的社会规范研究证实，社会规范在由消费者信念形成消费者购买意向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在目前国产汽车品牌和团外汽车品牌从技术、研发和管理等各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并且消费者信念一时半刻可能有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营销努力在社会上营造消费固产品牌汽车的社会规范。

国外社会救助制度 篇9

国外关于低社会经济地位儿童的发展研究

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身体、认知、学业成就、社会性情感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了解中介过程模式、调节模式两种解释机制,便于我们理解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的影响.此外,笔者还对研究领域中新近的.变化和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做出了总结.

作 者：谭静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心理系,湖北,武汉,430079刊 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EDUCATIONAL SCIENCE)年，卷(期)：17(10)分类号：B844.1关键词：低社会经济地位 儿童发展 中介过程模式 调节模式

国外社会救助制度 篇10

国外经验对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启示

一、我国目前医疗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1.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问题。由于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体制的弊端导致医疗服务市场

属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医疗服务缺乏需求弹性,具有垄断性和价格刚性。较高的专业性使医疗服务具有法律性垄断地位,且让医院具有卫生服务供给的排异特权。

2.我国基层医疗资源匮乏,医疗资源分布结构性不合理。目前我国基层医疗机构,设备

落后、人员素质较低, 服务态度差。而大医院不管是在人力、物力还是财力上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人们不管大病小病大多直接选择去大医院,导致我国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医疗费用居高不下。

3.我国医保个人账户对需方的约束作用不足。健康的年轻职工可能会为了花掉过多的个人账户资金而增加了不必要的医疗消费。个人账户的管理混乱,医保卡变成购物卡、冒名看病等现象不时发生。医保机构却缺乏相应的监督、审核机制。

4.药品费用的实际控制问题。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政府部门制定的最高限价远远比

市场成交价要高。部分降价药由于利润太低,医生又不开降价药等现实情况导致企业亏损严重而被迫停产,药品被淘汰出市场,老百姓并没有得到降价的好处。这些情况使得政府的药品费用控制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

5.起付线、封顶线的设定的合理性问题。限额设定不合理。我国起付标准原则上控制

在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的10%左右,由于我国个人收入差距大,导致起付线对于不同的收入阶层意义不同。对于收入较高的阶层,起付线的设置太低,不足以起到控制医疗费用的作用;对于收入较低的阶层,可能超过其承受能力, 难以发挥正常医治小病的作用,导致小病变大病,最终增加了医疗费用。

二、国际经验对我国医疗保险机制的启示

1.美国在解决医疗服务市场特殊性问题方面给我国的借鉴。美国的医疗保险从一开始就引入市场机制,加强各个医疗主体之间的竞争,工作效率高和成本低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将会被 保险机构优先选择,加强了医疗机构的激励机制。美国还有一套对供方的监督机制,那就是 在医疗服务提供前对医药服务的必须性和恰当性进行审核;建立了整套衡量医疗资源是否合理使用的评价标准;设立了具有法律地位的医生同行评议机构PROs和监控部门UR,一旦发现医疗机构有诱导患者需求或者提供过度医疗服务,医保机构有权不向医疗服务的供方提供病人的医疗费用。

借鉴美国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我们可以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加强医疗机构之间 的竞争,通过让医生或医生团体展开自由竞争的方式,使患者获得性价比较高的医疗服务。

2.英国建立的全科医生制度在合理利用基层医疗资源方面做得比较成功。通过合同管

理的方式,英国将全科医生融入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之中,并被纳入所在地区的初级医保团。全科医生决定患者能否去更高一级的医院去就诊,充当着医疗服务“守门人”的作用。英国还 进一步加大对基层医疗的投资力度。初级保健小组得到国家的直接拨款,并直接支配国家卫 生服务预算的75%。

3.新加坡在解决个人账户对需方的约束作用不足问题方面给我国的启示。作为亚洲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新加坡,其医疗储蓄制度很符合我国的国民习惯,并且在医疗保 险费用控制方面也取得了不错的绩效,很有借鉴意义。在个人账户的约束机制方面,新加坡 主要做法是明确个人责任,政府鼓励公民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其个人储蓄账户包括医疗、住 房、养老和教育基金等。个人储蓄的来源主要来自个人和雇主,需方在医疗消费时主要是自己付费,如果个人在医疗费用上花费过多的资金,那么住房和教育方面的资金就少。

因此,我国的医疗保险要进一步的明确个人责任。政府设计合理的、综合性的个人

账户制度 ,使个人真正珍惜个人账户中的基金,例如可以加大个人筹资力度,统筹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个人基金。

参考文献：

[1]徐伟《国际经验对我国医疗保险费用控制机制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0年第2期

[2]向往海瑞 《美国管理式医疗保险对中国医改的参考价值》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