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环境审计研究述评

国外环境审计研究述评（通用7篇）

国外环境审计研究述评 篇1

国外信息伦理学研究述评

概述了国外信息伦理学的研究现状,并从信息伦理的`基本理论问题、信息伦理原则与规范、信息活动中的现实道德问题等三个方面考察了国外信息伦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作 者：沙勇忠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兰州,730000刊 名：大学图书馆学报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年，卷(期)：21(5)分类号：B82关键词：信息伦理学 计算机伦理学 网络伦理学 研究现状

国外环境审计研究述评 篇2

1. 政府绩效审计的概念。

政府绩效审计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名称，在英国称为货币价值审计，在加拿大称为综合审计。1986年，国际最高审计机构组织选择以“绩效审计”作为统一术语，并将其定义为“对一个组织利用资源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审计”。绩效审计的提出打破了传统财务审计的框架，丰富了政府审计的内容。之后，西方学者纷纷从不同角度对绩效审计作进一步的界定。

(1) 20世纪80年代的主要观点。Ronald (1986)认为绩效审计是一种以评价管理绩效为核心的审计活动，它并不一定以货币单位进行计量。Guthrie (1989)运用Stewart (1984)关于受托责任的阶梯理论，将绩效审计发展为受托责任的五个层次以评价管理绩效。这五个层次的内容是诚实性和合法性责任、程序责任、绩效责任、方案责任、政策责任。

(2) 20世纪90年代的主要观点。Barzelay (1997)利用Lakoff (1987)关于概念和分类的理论，指出绩效审计、传统审计和项目评估的概念是通过认知模型来界定的。

Chelimsky和Shadish (1997)则认为绩效审计与评估存在差异，绩效审计履行监管和控制职责，监督公共团体的会计工作。绩效审计不同于监督和普通的业绩测试，因为后者是管理活动的一部分，而绩效审计是独立于管理活动的工作。此外，公共部门的绩效审计也不同于公司的绩效审计，因为后者属于公司的内部控制，而前者属于对公共部门的外部治理，不仅代表政府管理者的利益，而且代表公众的利益。Pollitt等(1999)发现审计职业界一致认为绩效审计作为审计的一种类型，应集公共活动的效率性、效果性和货币价值于一身。绩效审计不同于财务审计，财务审计是常规性和更为标准化的年度审计，对有关信息进行核实;而绩效审计则不易被标准化，通常因项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绩效审计人员不仅有会计人员，还包括医师、工程师和经济学家等专业人士。

2. 政府绩效审计的作用。

Cawley (1993)对美国亚利桑那州劳改部门的审计报告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绩效审计已经成为亚利桑那州立法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机制，是立法部门评价和控制政府机构活动的一个重要工具。Johnsen等(2001)认为绩效审计长期以来都是公共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芬兰和挪威两个国家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研究证明了绩效审计在地方政府管理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Morin (2001)认为随着货币价值审计的出现，审计师从未像现在这样广泛参与公共管理活动。审计师的作用体现在通过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来帮助和支持公共管理活动并增加其价值。他指出审计师通常将其审计建议是否被接受作为衡量货币价值审计是否成功的标准。Pollitt等(1999)的研究发现，在货币价值审计报告中，审计建议被政府采纳的比重是评价英国国家审计署、瑞典国家审计署、荷兰审计院等审计机构影响力的最常用指标。Kreklow (2007)认为绩效审计可以向管理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用的信息以改善项目的效果，或向其他被认为更可能成功的项目分配资源。其研究结果表明，定期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不仅有助于改善政府部门对公众服务的效果，而且有助于推动以绩效为中心的组织文化。Linda (2007)对澳大利亚公私合营项目的绩效审计进行了研究。他采用Pollitt等(1999)绩效审计的分类方法，将绩效审计分为制度基础审计和实质审计，制度基础审计主要检查被审计对象是否遵循有关程序或由审计长制定的最优实践框架;而实质审计则调查与核心活动和使用者所体验的服务质量相关的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表明，公私合营项目的绩效审计更多地体现为制度基础审计，因而它的作用更倾向于使政府的政策合法化而非进行独立监督。绩效审计不具有独立监督作用将会使公私合营项目的预期风险转移，使其他项目的目标是否实现无法得到判断。

3. 政府绩效审计的评价指标。

Bowerman (1995)认为，目前人们对绩效在多大程度上能被测量以及是否能根据绩效测量的结果改善经营状况和明确相关责任等问题还未达成共识。公共部门绩效评价指标的运用和发展受一些因素的制约。Meekings (1995)认为，绩效评价指标在组织中的运用程序及方式、在运用过程中职员的期望等均影响其被接受的程度。Morin (2001)以加拿大审计师实施的货币价值审计为研究对象，从三方面探讨了货币价值审计评价指标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作为公共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货币价值审计在实践中可能是无效的，审计长必须认识到重复以往的审计建议对被审计单位的管理意义不大。与Morin (2001)的研究结果相反，Andy (2002)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八十名政府官员进行了问卷调查，以期了解他们对绩效评价指标的看法，得到其中65%的官员的反馈。调查结果表明，在有关绩效评价指标的发展和运用中，官员更看重效率和效果这两个指标，较少看重工作量和职员比率这两个指标。从总体上看，政府官员认为绩效审计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同时他们也认识到绩效评价指标存在着难以运用的问题。Pollitt (2003)对英国、法国等五国的最高审计机构绩效审计的开展情况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大多数国家的最高审计机构都宣布将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作为绩效评价指标，但实际上效果性审计非常少见。在实践中，得到普遍应用的指标并不是“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而是“优良管理实践”或“优良行政管理”等类似的指标。这类评价指标在国际最高审计机构组织制定的准则中作为“经济性”条款的内容被提及。然而，这类评价指标比较模糊。有时审计人员按照“优良管理”原则来实施审计，但在很多情况下，被审计单位并未提供具有操作性的评价指标，此时审计人员必须以自身对“优良管理”的认识为依据来确定评价指标。

二、研究方法

1. 比较研究法。

Barzelay (1997)运用战略管理理论对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法国等13个国家的绩效审计体制和实践进行了比较研究，主要分析它们在绩效审计上是否具有共性，从而使其审计类型相同。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效率性审计、项目效果审计、经营管理能力审计和经营信息审计四类绩效审计，澳大利亚、德国、荷兰、瑞典和美国均实施了前三类。但从这五个国家的绩效审计体制来看，瑞典的中央审计机构属于中央政府组织机构，美国国家审计总署属于立法机构的分支，澳大利亚、德国、荷兰的审计机构或审计法院则具有较高的地位。由此认为，即使中央审计机构在地位上的差异会对审计类型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也并非是简单和直接的。

Johnsen等(2001)对芬兰和挪威两个国家的政府绩效审计体制和实践进行了比较研究，探讨绩效审计的作用。对芬兰和挪威的研究结果均表明，尽管在审计报告的质量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受访者仍然认为绩效审计是一种有用的公共管理工具，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 案例研究法。

Hatherly和Parker (1988)对澳大利亚联邦审计署等所使用的绩效审计的概念、审计报告的内容和格式、被审计对象的反应三个变量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审计方式的确会对审计结果产生影响，但并非研究中的所有变量都会受到影响(如“被审计对象的反应”没有受到影响)。由于澳大利亚绩效审计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不同审计机构的审计报告的发布时间不尽相同，案例研究法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该研究方法的运用范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限制。由于审计报告与审计主题相关，因此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各审计委员会提出的审计主题的影响，并且还要考虑到澳大利亚绩效审计的动态发展。笔者认为，目前对绩效审计实施及其结果的研究亟待加强，该研究只是探索性的，需要进行类似的国际研究，以发现上述研究结论是否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也成立。审计结果可以通过调查、面询以及观察被审计对象的行动来得出，这样不仅可以清楚地了解绩效审计的形式和目标，而且可以了解绩效审计实施的基本特征以及对被审计对象行为的影响。

Morin (2001)对1995年和1996年加拿大的年度审计报告进行了多重案例研究，通过面询和文献分析的方式来收集证据，以研究审计师与被审计对象之间的相互影响。Cawley (1993)也以亚利桑那州的劳改部门的六个审计项目(设备和建筑活动、安全问题、设备维护、职员问题、行政工作、合同管理)为研究对象，运用案例研究法对绩效审计的有用性进行了深入分析。

3. 回归分析法。

Funkhouser (2000)运用回归分析法对美国城市的绩效审计的开展情况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绩效审计的实施与S型分布的经典变革模型一致;绩效审计的实施与审计师的创新特征(例如审计师获得硕士学位、审计师是职业组织的成员、每年参加专业会议的次数、具有审计职业界的朋友等)正相关;绩效审计的实施与城市的大小、其他实施绩效审计城市的临近程度等正相关，绩效审计的实施与议会治理环境(例如小型议会组织、对议会成员普选的严格限制、由议会的主管来任命其他成员等)负相关。基于上述研究结果，笔者指出审计师应该认识到政治、冲突与绩效审计之间的联系，并将“公正”看做是绩效审计的内在价值;公共管理者应该认识到绩效审计对于政策制定及克服公共权力滥用所具有的意义。

三、相关启示

第一，国外研究未对绩效审计的概念达成一致。大多数学者在区分绩效审计、财务审计、项目评估时指出，绩效审计介于财务审计与项目评估之间，但没有对绩效审计的本质进行清晰界定。这可能与各国政府绩效审计方式的多样性和非标准化有关。绩效审计概念的不确定性会影响政府绩效审计的其他方面，从而影响政府绩效审计研究的深入。Johnsen等(2001)在研究中也指出，可能由于对绩效审计界定的不准确而导致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尽管如此，国外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政府绩效审计是评价政府受托责任的重要机制，是立法监督的重要形式，在公共管理活动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还应注意到政治体制的差异并不一定会导致各国政府绩效审计的完全不同。Barzelay (1997)的研究表明，瑞典、美国、澳大利亚、德国、荷兰这五个审计体制不同的国家却实施了相同类型的绩效审计。因此，我国的政治体制虽然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我国也可以借鉴西方国家政府绩效审计的经验，提高政府绩效审计的独立性，使其由行政型向立法型转变，以便在评价和监督政府活动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第二，国外研究未对绩效评价指标达成一致。这可能是因为学者们在研究时是依据各国情况选取绩效评价指标。许多学者在研究中指出，尽管目前政府绩效审计得到了发展，但还没有一套标准足以覆盖绩效审计的所有方面，需要在评价效率性和效果性的指标上作进一步的研究。随着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逐步开展，我们需要在借鉴国外政府绩效评价指标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来建立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第三，国外研究广泛采用了比较研究法和案例研究法，而且很多研究都将比较研究法和案例研究法相结合，对回归分析法的使用则相对较少。这可能与数据收集存在着一定的困难有关，从而阻碍了回归分析法的运用。我国主要运用规范研究法来探讨绩效审计的目标、程度、意义等，较少使用案例分析法、回归分析法等经验研究方法。因此，当前迫切需要结合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推动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发展。

摘要：本文主要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两方面着手对国外政府绩效审计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评价, 并指出了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研究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政府绩效审计,案例研究法,回归分析法

参考文献

[1].Age Johnsen, Pentti Meklin, Lasse Oulasvirta, Jarmo Vakkuri.Performance Auditing in Local Government:An Exp-loratory Study of Perceived Efficiency of Municipal Value forMoney Auditing in Finland and Norway.The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 2001;10

[2].Andy Y.Ng.Public Accountability and Performance Auditing in Governmen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diting, 2002;6

[3].Alan Meekings.Unlocking the Potential of Performance Measurement:A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Guide.Public Money&Management, 1995;4

[4].Danielle Morin.Influence of Value for Money Audit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s:Looking beyond Appearances.Financial Accountability&Management, 2001;2

[5].David Hatherly, Lee D.Parker.Performance Auditing Outcomes:A Comparative Study.Financial Accountability&Management, 1988;4

国外环境审计研究对我国的启示 篇3

近年来，国内局部地区雾霾频发，空气质量连续重度污染，对人们生活、健康已造成不可低估的影响。随着全球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的保护与治理，产生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酸雨、水污染、淡水资源匮乏、生物多样性丧失、极端性气候频发等不利后果，导致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环境问题已成为关系到人类能否生存和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目前，加强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议题。有效的环境管理系统是减少环境不利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而环境审计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工具，受到世界各国（地区）、有关国际组织的关注，许多国际或区域性组织及相关国家和地区都已发布了环境审计指南。

从实践来看，在西方国家，环境审计在政府部门、私营组织中均得到了较快发展。例如，1992年以来，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政府环境审计都得到了快速发展。我国自1983年审计机关成立以来，就在不断探索政府环境审计工作，并且随着我国环境保护与治理力度的日益加大，政府环境审计实务也有较大的发展和创新。但客观地说，我国目前的环境审计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无论是审计目标、范围，还是内容、方法，均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提高，而且人们对环境审计的含义、内容、目标等问题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模糊认识。随着我国环境污染的不断加剧以及“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和“低碳经济”观念的不断深入，我国有必要进一步推进环境审计工作，以促进环境管理系统的提升和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这就需要理论界进一步加强环境审计理论与实务的研究，由于国外环境审计发展相对成熟，有关理论研究也较为深入，可以对我国相关理论和实务研究提供启示。

二、 国外研究的特点与启示

（一） 国外环境审计研究的特点

1．强调应用理论。国外学者一般不会对环境审计假设、对象、职能这些抽象性问题进行探讨。相比而言，他们更关注环境审计的程序与方法等应用理论，或者是对环境审计的成本效益、自愿性环境审计政策的影响因素等进行实证研究，这与我国现有环境审计研究主要关注基本理论有着较大差别。

2．研究方法多元化。国外的环境审计研究在方法上基本做到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并重。规范研究中，既有运用环境经济学、公共选择、法学、审计学相关理论进行逻辑推理，也有运用数理模型进行推演证明；实证研究中，既有建立在问卷调查或档案数据基础上的经验研究，也有实地研究、案例研究，尤其是有大量关于环境审计程序和方法的案例研究。

3．研究主题多样化。国外环境审计研究不仅涉及环境审计的基本概念，而且涉及环境审计政策选择、成本与效益分析、审计立法与准则、程序和方法以及具体应用等。从所研究的环境审计主体来看，相关研究既涉及政府环境审计，也涉及企业内部环境审计以及注册会计师对环境审计的介入问题；从所研究的环境审计的对象来讲，既包括区域性或群落的环境审计问题，也包括企业、政府部门、医院、大学等微观主体内部的环境审计问题。

4．企业微观环境审计是重点。总的来说，国外多数研究都关注企业内部环境审计问题，这实际上反映出国外环境审计已经由外部强制式审计发展为强制式审计与自愿式审计并重。事实上，环境审计深入发展必须依靠众多微观市场主体，尤其是众多企业。此外，由于国外环境审计实务的发展已经不局限于对环境法规的遵循性和财务报表中环境事项的处理和披露，国外研究对环境绩效审计、遵循性审计、环境财务审计均有所涉及，这与我国多数研究立足于政府环境审计且主要关注遵循性审计有着明显不同。

（二） 国外相关研究对我国的启示

从国内来看，近年在环境审计的基本理论方面涌现出大量成果，但整体上我国环境审计研究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相关研究无论是在研究方法还是在研究内容和深度上均存在不足，概念辨析和介绍性的文章仍占较大比重，这与我国环境审计实务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审计署早在2008至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就提出，要着力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资源环境审计模式，初步建立起资源环境审计评价体系，2014年更是将雾霾治理审计作为一项专项审计纳入了各级审计机关的审计范围，这就要求理论界必须进一步加强环境审计理论研究，为我国环境审计体系的建立提供理论支持。为此，我国未来应从以下方面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加强环境审计的理论研究。

1．在关注基本理论的同时加强环境审计应用理论的研究。我国学者对环境审计的概念、理论基础、对象、职能、目的、目标、种类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总的来说，相关研究仍处于松散的状态，没有构建起一个整体的理论框架。因此，今后应当在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出一个内部概念一致、可以指导环境审计实践的环境审计理论框架，对短期内不能达成一致的抽象性理论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从而集中力量加强对环境审计应用理论的研究，以构建起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审计技术方法体系。当前，学者们尤其要研究在我国现有环境保护法律框架之下如何实施环境财务审计、合规性审计、绩效审计。此外，学者们也要加强对环境审计结果的公开与运用、环境审计的信息基础、环境审计准则等问题的研究。

2．加强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我国现有的环境审计研究多为规范分析，缺乏对我国环境审计实践现状和问题的调查以及关于环境审计应用实践的深层次案例分析，经验研究也很缺乏。因此，学者们应当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运用理论建模、案例分析、实地研究、问卷调查、经验分析、实验研究等多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对环境审计相关理论和实务问题展开研究。

3．加强对企业环境审计的研究。目前我国环境审计以政府环境审计为主，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由政府审计部门实施的外部环境审计问题，较少涉及企业及其他微观主体的内部环境审计问题，尤其是对于内部环境审计的动因、成本与效益、方法、指标、组织、内容等问题尚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微观主体内部的自愿性环境审计对于整个社会加强环境管理、实现科学发展更为关键，因此，学者在继续对政府环境审计（包括区域性环境审计和政府投资项目环境审计）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应加强对企业环境审计的相关问题的研究，包括企业环境审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因素、企业实施环境审计的动因与障碍、企业自愿环境审计及信息披露的责任豁免、企业环境审计政策实施的成本与效益、内部环境效益审计的理论与方法等。

国外环境审计研究述评 篇4

国外低地球轨道空间材料在轨环境试验研究进展

文章介绍了低地球轨道空间环境对航天器的几种影响效应,并分析了几种典型的.LEO材料在轨空间环境试验(MISSE、OPM、MEDET)的情况,介绍了试验目的、试验内容和试验设备构成情况,并在获得的国外数据基础上初步分析了空间环境对材料的影响.文章有望为我国的在轨材料空间环境试验提供参考.

作 者：郭兴 王o 田海 姚日剑 作者单位：兰州物理研究所,真空低温技术与物理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兰州,730000刊 名：航天器环境工程 ISTIC英文刊名：SPACECRAFT ENVIRONMENT ENGINEERING年，卷(期)：26(5)分类号：V412.4+1关键词：低地球轨道 在轨暴露 空间材料 性能衰减

国外贷援款项目审计风险与控制 篇5

一、国外贷援款项目审计风险的概念及其后果

1.国外贷援款项目审计风险的概念

国家审计风险是指国家审计机关及审计人员由于受到某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在履行审计监督法定职责的过程中，未能充分发现和揭示问题，因而发表了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的审计意见或做出不恰当的审计结论和决定，导致审计主体必须承担审计责任而遭受损失或不利的可能性。社会审计风险是指会计报表存在重大错误或漏报，而注册会计师审计后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我们通常把国外贷援款项目审计称之为公证审计，但学术界实际上并没有这种概念，因此也就没有对其审计风险给出明确统一的定义。国外贷援款项目审计既包含对项目财务报表的公证审计，又包含对项目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等方面的审计；审计报告内容、形式与社会公证审计报告内容、形式基本相同，但又比社会公证审计报告多出一部分关键内容，即审计发现问题及建议，该内容体现了国家审计的特色。笔者认为国外贷援款项目审计就其审计内容以及审计报告的构成部分来看，既是国家审计，又是公证审计，兼具二者审计的特点。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定义或者理解国外贷援款项目审计风险的概念：既体现在由于受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导致审计人员未能充分发现问题、揭示问题方面，也体现在会计报表存在重大错误或漏报，而审计人员审计后发表了不恰当审计意见方面。从这个概念看，其审计风险范围更广，包含内容更多，风险也就更大，产生的后果也会更加严重。

2.国外贷援款项目审计风险所产生的后果

（1）影响中国审计机关及中国国家形象和声誉。在国外贷援款项目审计初期，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对由中国国家审计机关负责实施国外贷援款项目的审计工作是不信任的，甚至是排斥的。这种不信任的态度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从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角度来考虑，他们会认为这种审计是缺乏独立性、客观性和公证性的。事实上，我国审计机关在以前对国外贷援款项目审计问题也没有完全做到内外合一。但自19以后，我国审计机关领导高瞻远瞩，坚持采取“内外合一、如实披露”的原则后，审计监督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审计工作质量不断得到提高，审计报告得到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普遍认可和赞誉，中国审计机关的权威性也得到认可和提高，一些国际机构主动和中国审计机关接触，要求对其所支持项目进行审计。这种成绩是来之不易的，是相关领导和审计工作者辛勤努力的结果。但如果国外贷援款项目一旦发生审计风险，导致审计失败，必将对中国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的声誉造成沉重打击，甚至影响到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将会对我们所出具的报告表示怀疑和不信任。

国外心理资本研究述评 篇6

21世纪以来,全球化和信息化迅速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日益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的积极因素得以凸显。Luthans等基于积极心理学和积极组织行为学的思维框架,提出了心理资本的构念。相比于以往强调对员工的缺点和错误的识别与纠正,心理资本更注重个体的内源性心理力量,即关注“什么是对的”。这使工作领域方面的研究由客观的外部资源开始转向能动的个体因素,从而为组织适应新环境下的灵活性、开放性和竞争性,以及塑造核心优势提供了新的视角。目前,研究者对心理资本的构成要素和影响范式,尚未达成一致;在综合视角下,对心理资本的国外研究的梳理仍有所欠缺。基于此,本文将对心理资本的理论结构、影响效应、实际干预等国外近期研究进行综述,以期推进未来心理资本理论进展。

1 心理资本的概念及界定

1.1 理论概念

心理资本这一概念,它的明确理论构架是来源于21世纪初期,美国心理学会前任主席Martin E.P.Seligman积极倡导心理学应当关注个体的积极因素和心理健康。他在“Authentic Happiness:Using the New Positive Psychology to Realize Your Potential for Lasting Fulfillment”一书中指出是否存在心理资本及其如何发生作用的问题。随后心理学家和管理学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整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Luthans,他首先将自我效能感、乐观、希望及抗逆力这4种积极心理能力整合起来,明确了作为个体因素的心理资本概念。心理资本作为一种核心的积极心理资源,具体表现为:有信心投入努力,完成挑战性的目标(自我效能);对现在或未来即将取得的成功保持积极的归因(乐观);主动制定完成任务的目标和路径,并能对其进行灵活调整(希望);遇到困境仍能够坚持不懈,迅速复原甚至超越(抗逆力)。

不仅如此,Luthans认为心理资本是一个高层次的核心概念。它强调积极性、符合积极组织行为学的标准(如可测量、类状态性等),并且超越于传统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能够提高个体绩效和组织竞争优势。

1.2 构成要素

心理资本结构要素的界定也是深入研究心理资本内涵的重要前提。经过文献梳理,笔者发现心理资本的结构研究呈现出动态化、精细化以及本土化趋势。早期经济学领域,Goldsmith等人认为心理资本包括自尊和控制点两个维度。在组织行为学界,对于心理资本的维度划分则是建立于Luthans于2004年提出的包括自我效能、希望、乐观和抗逆力的四维观的基础之上。随后,国内外学术界结合不同文化、制度等背景,继续丰富了心理资本的内容。如Luthans于2005年在对中国工人心理资本的研究中,由于自我效能维度的任务情境特殊性,较于另外三个维度表现出相对不稳定,而将其剔除,转为三维观。

显然,心理资本这一构念在跨文化背景下存在区别性,至今没有统一和规范式的划分标准。尤其是中国本土心理资本的研究价值匪浅,在四个核心维度(自我效能、希望、乐观和抗逆力)之外,仍可能存在其他未定的构成要素(如情绪智力、积极情感)。

2 心理资本的影响效应

2.1 主效应模型

心理资本作为一种个人的积极心理力量,在工作领域必然会对员工的工作绩效和结果起到正向的预测作用。实际上,Goldsmith早在1997年的研究中,就表明心理资本(即自尊)与员工的生产率和实际工资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随后,大量研究证实了心理资本对员工工作绩效的促进作用。

进一步对心理资本在个体的工作态度和行为层面的影响机制进行追溯,笔者发现心理资本还能够带来员工的高工作满意度或组织承诺,并且通过自我驱动作用使得个体表现出高工作投入。另一方面,从消极结果抑制作用(即能量补充)来看,心理资本又是一种保护性因素,能够减少员工的旷工行为、离职倾向以及缓解其工作压力,从而使个体在负面或压抑的工作环境下,仍能够进行自我调整,持续地投入工作。

2.2 调节效应模型

一些研究者认为心理资本对工作行为及结果变量的影响还可能是间接的,由此开始探索其调节作用机制。根据资源保存理论,在工作要求-资源模型(JD-R model)中,工作资源能够为个体补充能量,激发工作动机,并且促进其他资源的获得、保持和积累;而另一方面,过高的工作要求则可能导致个体能量的损耗,从而使其减少工作投入,甚至引起倦怠。而心理资本的关键角色就在于其既能通过强化员工的内部动机带来积极结果,更能够调节工作要求和个人内部动机之间的矛盾,抑制了资源损耗过程。例如,在工作要求和情绪耗竭的关系中,个人资源(组织自尊、自我效能、乐观)起着调节作用;对失业员工的心理资本研究还发现,心理资本对主观满意感促进再就业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2.3 中介效应模型

心理资本的中介效应模型则认为,心理资本侧重于个人力量和自我驱动,因此在外部环境因素与工作结果之间起到桥梁作用,促进了工作资源的有效传递和转化。毕竟,如果个体自身缺乏完成工作目标的胜任能力和心理素质,即使有丰富的工作资源作为支持,也无法诱发出持续性的产出。在国外组织行为学界,以Luthans等为代表,首次指出心理资本能够充分解释组织氛围的资源优势到员工绩效的转化;在此基础之上,员工的个人资源(包括组织自尊、自我效能和乐观)还能在工作资源促进工作投入中起到中介作用。

3 心理资本的干预

心理资本的开发研究最终需要落至“实地”,这是心理资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实践导向。基于Snyder、Seligman等人的研究成果,Luthans提出了心理资本的具体管理、开发方法,包括:①通过成就体验、模板示范、社会说服和生理、心理唤醒来提升自我效能感;②通过目标制定和路径确立与调整两个方面的具体措施来树立希望;③通过确立、评估和调整自我信念来塑造乐观精神;④通过规避消极思考、坚定信念和调整情绪与压力来强化抗逆力。

随后,Luthans等人通过规范化的实证研究,提出了针对心理资本干预的PCI(Psychological Capital Intervention)模型和著名的PCQ-24量表,并进一步证实了心理资本的开发的确能够给企业带来独特的竞争优势。这两项代表性研究不仅以科学的实验方法、分维度地检验了PCI对心理资本提升的显著影响;还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心理资本作为高维度聚合构念,比其四个维度(自我效能、希望、乐观和抗逆力)对绩效和满意度的预测度更高。为了进一步证实基于网络的短期培训干预能够提高个体的心理资本水平,Luthans等人继续开展实验,进行了一项“高聚焦的两小时网络培训”,结果显示实验组的心理资本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CI模型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心理资本干预研究的基础,也为企业心理资本的管理和开发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系统性的思路。

4 国外心理资本研究结论与讨论

以上提到的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以心理资本为出发点、向“外延”(相关结果变量等,如绩效、满意度)扩散的相关领域的研究。一般说来,心理资本作为个体蕴含的积极心理力量,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通过一定的“媒介”对员工、领导或组织的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并且,由于心理资本特殊的“类状态性”,可以对其进行有效测量、投资开发,从而超越于传统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然而,由于心理资本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相关领域的理论发展尚不成熟,下面笔者将从4个方面(概念、普遍性、影响因素、纵向研究)进行讨论,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4.1 概念

如前文所论述的,不同的研究者对于心理资本的内涵和构成要素仍然存在分歧,这不仅会影响到对心理资本的深入理解,还会引起对心理资本的测量与运用的不一致意见,阻滞心理资本理论的推进。目前,国外心理资本的概念和结构维度主要依托于Luthans等人的“类状态”论和四维观。即心理资本是由自我效能、希望、乐观和抗逆力这4种积极心理能力构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同时又是可测量和开发的。

本质上,对于心理资本的定义强调个体的力量和积极性,并且把握好心理资本的自我驱动机制,是建立这一概念的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点上,国内外研究者对心理资本的认知都是一致的。

4.2 普遍性

目前的权威性心理资本研究主要是以西方文化和制度为背景开展的,中国本土心理资本研究的进展相对缓慢。立足于非西方文化的、不同种类人群的样本,对西方已有成果进行独立验证的研究尚且不足。国内的关于心理资本跨文化背景的比较研究则更显匮乏。Luthans等人早在10年前就指出了这个问题。中国作为代表性的经济转轨国家,企业的管理观念和员工的行为倾向都在发生变化。在未来的研究中,心理资本的跨文化运用将是一个颇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通过文献回顾,笔者还发现以往对心理资本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制造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内的在职人员(尤其是Luthans在2004-2011年对心理资本的系统研究)。对其他行业、组织或特殊人群样本的研究则较少:Cole以失业员工为样本探讨了心理资本对主观满意度促进再就业的调节作用;Schaufeli和Bakker则同时选取了商业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机构的员工为样本进行研究。样本缺乏多样性,将使心理资本在不同个体间的差异被模糊化,也就很难理解对于不同个体和组织,心理资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4.3 影响因素

近年来,心理资本对个体和组织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如绩效、满意度、离职倾向等)已经较为成熟,但在探究其前因变量上仍没有系统的理论基础。从个体差异上来说,个体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等方面的因素显然会影响心理资本水平;上升到家庭和组织层次,不同的家庭背景(如家庭工作关系)或组织氛围(如工作资源)也会带来心理资本的差异。对心理资本的影响因素的拓展研究,将关系到企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采用何种干预手段来管理和开发员工的心理资本。

4.4 纵向研究

大量有关心理资本的研究数据都是横截面的,不能够准确揭示心理资本与相关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作用机制。如心理资本能够提高员工绩效,同时高绩效的员工也可能会因此保持更高水平的心理资本。进一步地,还有大量研究证实了工作资源、心理资本与工作投入之间存在着“增益螺旋”。这表明,进行纵向的研究设计以明确心理资本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因果顺序十分必要。心理资本可能与其他变量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同时,心理资本还对幸福感、工作投入等积极工作结果有跨时间的增益作用。因此与其他因素相互影响效应的动态模型和纵向研究都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深化。

正如笔者文献回顾所揭示的,心理资本理论的研究还存在诸多局限,这也与该领域兴起不久,尚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有关。这个极具潜力却仍蹒跚学步的“婴儿”,将在未来发生怎样的蜕变,还有待继续深入、严谨地研究和实践。

参考文献

[1]Avey JB,Reichard RJ,Luthans F,Mhatre KH.Meta-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Employee Attitudes,Behaviors,and Performance[J].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Quarterly,2011(2).

[2]Luthans F,Avolio BJ,Avey JB,Norman SM.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Measurement and Relationship with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J].Personnel Psychology,2007(3).

[3]Schaufeli WB,Bakker AB.Job Demands,Job Resources,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Burnout and Engagement:A Multi-sample Study[J].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004(3).

国外环境审计研究述评 篇7

关键词 职业院校；自主学习；学习能力

中图分类号 G7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2）10-0081-04

自主学习既是一种学习的过程，也可视为学习者的一种能力。作为过程，自主学习是指学生自觉地诊断学习需求、形成学习目标、调控学习过程、评价学习结果的过程。作为能力，自主学习是指学习者实施自主学习过程的能力。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自主学习就是心理学和教育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但是，人们对自主学习的研究长期局限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开始将自主学习研究延伸到职业教育领域，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一、职业教育中自主学习的必要性

人们往往认为，职业教育的任务就是培养能按照既定程序进行操作的熟练工人。因此，职业教育需要的只是被动训练而不是自主学习。但国外的一些职教学者基于多种理由反驳了这一观点。在他们看来，职业教育应通过实施自主学习过程，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第一，自主学习是职业教育发展趋势的要求。何塞伯格等（Jossberger H. et al.）认为，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导致职业教育向能力本位转变。能力本位的职业教育要求学生在真实的职业环境如职场模拟（workplace simulations）中开展学习活动。在真实的职业环境中，教学和学习要获得成功，就需要学生具备如下技能：识别并确定学习需求；计划、管理学习过程；评价学习效果；选择合适的学习方法；诊断学习不足。也就是说，基于真实职业环境的职业教育教学，需要学生具备自主学习的能力[1]。布鲁金和李曼（Brujin E. D. & Leeman Y.）对此也表示赞同[2]。凯科恩等（Kicken W. et al.）指出，职业教育教学的发展方向是实施“基于需求的教育”（on-demand education）。这种教育理念要求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承担更大的责任，从而有更多的机会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学习任务，调控学习过程。这意味着，基于需求的教育理念要求在学习领域实施自主学习，并通过自主学习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3]。

第二，自主学习是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需要。何塞伯格（Jossberger H.）认为，职业教育的宗旨不仅仅在于帮助学生“进入”某种职业，还在于促进学生整个职业生涯的发展。因此，职业教育应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使学生能够在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通过持续学习，不断提升和开发潜能，实现职业生涯的发展[4]。

第三，自主学习有助于提高学习效果。温特和阿西特哈根（Whither W. & Achtenhagen F.）以353个商业高中学生为样本开展了一项实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实际表现和学习结果受到学生自我调节的状态（self-regulative states）如兴趣、信心、意志、动机和认知的控制，而不是学习者个人特点（personal traits）的影响，如学习条件、认知和动机特点等，并且这种影响是正向的。因此，职业院校应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5]。

二、职业教育中自主学习的影响因素

何塞伯格等认为，职业院校学生的自主学习受到学习环境、教师和学生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他们看来，具有职业真实性、适应学生水平和能将理论与实践融合的学习环境有助于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教师较高的教学能力——及时反馈、对学生的自主学习技能进行直接指导和逐步将调控学习的责任转移到学生身上——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大有裨益；学生原有的对学习进行定向、计划、管理等能力也影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6]，见图1。

图1 职场模拟教学和学习框架[7]

与上述研究不同，范·格林斯芬和泰勒玛（Van Grinsven L. & Tillema H.）分析了学习环境对自主学习的影响方式和性质。在他们看来，学习环境是通过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教师的行为、学生动机等中间变量对自主学习产生影响的，见图2，也就是说，学习环境对自主学习的影响在性质上是间接的。此外，他们还通过对荷兰623名中职学生的调查，揭示了有效自主学习环境的特点，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学生具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和动机；教师的行为是自主导向而不是控制导向。据此，他们认为，基于问题的教学（problem-based instruction）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而传统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则限制了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8]。

图2 学习环境对自主学习的影响模式[9]

罗森达尔等（J. S. Rozendaal et al.）和凯科恩等将研究侧重点放在教师对自主学习的影响上。博克尔茨（Boekaerts）在荷兰中职学校中发起了一项大规模的旨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项目，即交互式学习系统（Interactive Learning System，ILS）。该项目认为，学生的兴趣、坚持性等动机因素和深度信息加工策略（deep-level processing）等认知因素对自主学习能力有正向影响，而焦虑和表面信息加工策略（surface-level processing）则与自主学习呈负相关[10]。罗森达尔等调查了参与该项目的185名中职学生和55名教师，试图揭示教师对该项目6项教学原则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影响：预先分配并告知小组作业、激活学生原先的知识储备、使学生做好为小组作业提供相关知识的准备、邀请学生参与交互式学习小组的工作、对学生在合作学习中的行为进行指导、课程结束时核查学生的工作并进行反馈。结果表明，教师对这些原则的遵守程度虽然对动机和焦虑的影响不是很明确，但对学生深度信息加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行为对学生的自主学习有重要影响[11]。

凯科恩等开展了一项实验研究。该研究以荷兰某三年制中职学校理发专业一年级的43位学生为样本，将参与实验的学生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学生完全自主地使用档案袋，实验组的学生在使用档案袋的过程中得到教师的指导。研究发现，在自主诊断学习不足、确定学习需求、选择学习任务等技能上，实验组的学生要强于对照组的学生，但在自我评价技能上两者没有差异；在学习结果上，实验组比对照组更优秀；与对照组学生相比，实验组学生对教师的指导及指导的有效性给予更积极地评价。这项研究表明，在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上，教师指导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12]。

布鲁金和李曼对荷兰高级中等职业学校的11门课程进行了观察，并访谈了参与这些课程的教师和学生。研究结果不仅进一步明确了教师的教学行为是学生自主学习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且表明学生的背景影响自主学习的开展。那些完成普通中学教育的学生更希望自主控制学习，而那些有丰富实践背景的学生则对自主学习感到为难[13]。罗森达尔等以荷兰310个中职学生为样本的研究发现，女生倾向于使用表面信息加工策略，而男生则倾向于使用深度信息加工策略。也就是说，性别是自主学习的重要影响因素[14]。

考丁雷等（Cordingley A. et al.）的调查研究表明，职业院校学生的自主学习不仅受到教师和学习者个人因素的影响，而且与学习任务的类型有着密切关联[15]。

三、职业教育中自主学习存在的问题

国外学者不仅探讨了职业教育中学生自主学习的影响因素，而且以这些研究为基础，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考察了这些因素对自主学习实践的影响。结果表明，学习环境、学生和教师等因素在发挥各自影响的过程中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限制了自主学习的开展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在学习环境方面，何塞伯格、范·格林斯芬和泰勒玛都发现，在自主学习实践中，评价与自主学习并不匹配。具体表现为，评价的方式仍然是传统的知识测验，评价标准不够清晰具体，评价的核心是学习结果而不是学习过程等。这些都不利于自主学习的开展。此外，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在职业教育学习实践中还存在学习任务不够明确、学习环境的真实性并不总是得到充分实现等问题，从而对学生自主学习动机的激发产生了消极影响[16][17]。

在学生方面，布鲁金和李曼、考丁雷等人的研究发现，职业院校学生对自己的自主学习能力缺乏信心，对教师有较强的依赖性，因此缺乏自主学习的意愿[18][19]。何塞伯格的调查显示，职业院校学生不仅缺乏理解性阅读的技能，而且缺少对学习进行计划的意识和能力，这导致学生难以独立完成学习任务[20]。布鲁金和李曼认为，反思性学习对于自主学习能力而言相当重要，但在所有课程的学习中，反思集中于表达学生对学习过程的感受，而很少涉及学生在职业认同、知识、信念、理解、专业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的发展。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反思无益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21]。

在教师方面，何塞伯格发现，由于教师怀疑学生是否具备调控自己学习的能力，因此，在教学和学习过程中，教师在“放手”和“控制”之间感到为难。结果是，教师要么对学习过程施加了严格控制，要么放任自流，缺乏对学生学习的指导[22]。布鲁金和李曼认为，自主学习的培养要求教师逐步将学习的控制权还给学生，但调查结果表明，除个别课程外，多数课程的教师都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了严格的外部控制，导致学生没有开展自主学习的机会，进而影响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23]。

四、研究述评

从文献来看，国外学者对职业教育中自主学习的研究具有鲜明特点，主要包括：第一，从研究对象来看，除个别研究涉及高等职业教育外，其余研究都是对中职学校学生自主学习的探讨；第二，从作者所处地域来看，基本上都是欧洲学者，其中以荷兰学者居多；第三，从研究类型来看，实证研究处于主导地位。

除了特点鲜明之外，已有研究还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对职业院校中自主学习的探讨，克服了自主学习研究长期停留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领域的不足，进一步拓展了自主学习研究的范围，促进了自主学习理论的发展。其次，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看，职业教育学习理论经历了从行为主义到认知主义再到建构主义的发展历程。对职业院校自主学习必要性的研究，与职业教育学习理论的这种发展趋势一起，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职业教育的人学基础和培养目标。第三，对职业教育中自主学习影响因素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为职业学校的教学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对自主学习实践中存在问题的揭示则反映了在职业院校开展自主学习的难点所在，有助于自主学习实践作出有针对性的改进。

尽管如此，对职业教育中自主学习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第一，国外的研究虽然揭示出职业学校自主学习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但并没有进一步给出解决的对策。例如，在评价上，这些研究仅仅告诉人们，学习中的评价与自主学习的要求不一致，但并没有进一步论述究竟什么样的评价与自主学习相匹配。第二，教师是自主学习的重要影响因素，或者说，自主学习的开展要求教师具备相应的素质。这就向职教教师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从目前情况来看，从学生自主学习的需要出发，讨论职教教师教育改革的研究还是空白。

参考文献

[1][6][7]Jossberger H. et al. The Challenge of Self-directed and Self-regulated Learning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Synthesis of Requirements[J]. Journa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2010(4): 415-440.

[2][13][18][21][23]Brujin E. D.. Leeman Y. Authentic and Self-directed Learning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Challenges to Vocational Educators[J].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11,27: 694-702.

[3][12]Kicken W. et al.. The Effects of Portfolio-based Advi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Self-directed Learning Skill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J]. Education Tech Research Dev, 2009,57: 439-460.

[4][16][20][22]Jossberger H. Toward Self-regulated Learning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Difficulties and Opportunities[D]. Universitaire Pers Maastricht, 2011:139.

[5]Whither E. & Achtenhagen F. Personal Traits and Self-regulation States in School-base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EB/OL].http://ktl.jyu.fi/img/portal/11774/Winther.pdf.

[8][9][17]Van Grinsven L., Tillema H. Learning Opportunities to Support Student Self-regulation: Comparing Different Instructional Formats[J]. Education Research, 2006(1): 77-91.

[10]Steffens K. Self-Regulated Learning in Technology-enhanced Learning Environments: Lessons of a European Peer Review[J].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2006(3): 353-379.

[11]J. S. Rozendaal et al. The Influence of Teacher Perceived Administration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 on Students’ Motivation and information[J].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2005,15: 141-160.

[14]J. S. Rozendaal et al. Motivation and Self-regulated Learning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nformation-processing Type and Gender Difference[J]. 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 2003,13: 273-289.

[15][19]Cordingley A. et al. Regualtion of Learning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 Exploratory Study[J]. Issues in Education Research, 1998(1):15-32.

Review of Studies on Self-directed Learning in Vocational Schools in Western Countries

LIANG Qing

(Educational Science Academ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Wuhan Hubei 430074;

Tianji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22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the research on self-directed learning has been extended to vocational education field in western countries. Foreign researches indicate that it is essential to conduct self-directed learning and foster students’ self-directed learning skills in vocational schools. However, self-directed learning is influenced by learning environment, teachers and student, and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self-directed learning, such as evaluation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self-directed learning, students lack the willingness and ability to self-directed learning, teachers are skeptical on students’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ilities. Foreign researches hav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and important meanings, but still need to be further push forw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