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出庭制度完善论文

证人出庭制度完善论文（共12篇）

证人出庭制度完善论文 篇1

一、明确直接言词原则

国外立法有证人直接言词原则, 我国有必要借鉴该原则, 把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双方当事人质证作为一项硬性规定。如果证人有正当理由, 且经过法庭同意可以不出庭, 那么由其提供的书面证言, 经双方当事人质证后没有异议的, 可以用作定案依据;如果证人无法定理由拒不出庭, 那么由其提供的书面证言则不应该成为定案的依据。

当然, 这不是不允许例外情况的存在, 只是应该明确规定出, 证人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不用出庭作证。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对可以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范围作出过规定。但是由于该解释与现实情况的不符造成了最终不能得到落实。

那么, 如何界定可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范围, 有些学者的意见是:检察官、辩护人与被告人同意的;证人死亡的;证人患精神疾病的;证人患严重疾病短期无法治愈;证人下落不明的;证人在国外且短期内确实无法回国的。除却这些特殊情况外, 证人必须出庭作证。

二、健全证人出庭的保障制度

(一) 经济补偿方面

关于证人取得经济补偿方面, 我国是这样规定的, 对证人的经济补偿应由败诉一方承担, 承担的合理费用是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费。但是有关具体的补偿标准却是空白的。笔者认为, 就误工费而言可以分两种情况, 一是证人为公职人员的, 根据民诉法规定, 其单位负责人应支持该证人出庭作证, 不应扣发其工资和奖金。这样该证人就不会产生误工费, 因此不予补偿;二是证人不是公职人员, 误工费补偿的标准应根据证人的工作情况区别对待。对于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补助费的补偿标准, 因不同证人在相同的作证情况下乘坐的交通工具、选用的食宿标准不同, 所产生的费用标准应有一个合理的标准。

(二) 证人及亲属安全保障方面

首先, 在证人保护机构问题上,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 在我国, 公、检、法等部门都有保证证人安全的义务, 但由于涉及部门较多, 容易出现相互推诿, 这就出现了“理想虽好, 现实残酷”的问题。为了有效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财产安全与其他合法利益, 有必要在公检法内部设立专门负责保护证人的机构。如果该机构失职, 造成证人遭受人身或财产损害, 公检法部门应当对证人承担赔偿责任。其次, 在启动保护程序上, 实行依证人提出申请保护为原则, 司法机关依照职权主动保护为辅助的方式。

最后, 在保护时限上, 证人保护应该涵盖的诉讼整个阶段, 即庭审前、庭审时、庭审后。这三个阶段的保护重点也不同:庭审前, 主要保护证人及其亲属免受来自被告方的恐吓和伤害, 保证证人能够顺利出席法庭审理;庭审时, 主要保护证人不受来自被告方的干扰, 能客观全面顺畅的叙述证言。庭审后, 主要保护证人不受来自被告方的报复。

三、建立强制证人出庭相关制度

证人出庭作证是法定的义务, 拒不履行义务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立法上可按如下程序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 可以按妨害民事诉讼适用罚款、拘留处理。

具体程序可按如下设计: (1) 人民法院需要传唤证人出庭的, 应在决定开庭审判后, 在开庭三日前把传票送至证人, 以给证人充足的准备时间。 (2) 若有证人受到传票后拒绝出庭作证, 则应要求其必须说明不出庭的法定事由, 如由于证人具有特殊身份而享有的拒证权等。不出庭作证也没有正当理由的, 法院有权利强制其出庭作证, 必要时可以使用拘传措施。 (3) 由于证人的不出庭作证造成庭审无法正常进行而造成的损失, 法庭可以裁决由证人承担。 (4) 证人由于藐视法庭拒不出庭作证, 对法庭审理造成严重阻碍, 情节恶劣的, 可依刑法规定, 按“藐视法庭罪”或“拒绝作证罪”对其定罪量刑。 (5) 对于法院作出的以上决定以及判决, 证人都有上诉的权利。

摘要：目前我国诉讼法中对于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十分粗浅, 导致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率十分低下。损害了法律的权威。鉴于此, 本文提出了完善建议, 重点在于明确直接言词原则, 建立保护证人制度, 强化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关键词：证人出庭,权威,证人制度

参考文献

[1]彭华.论我国刑事证人出庭制度及其完善[D].吉林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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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申世涛.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对策探析[J].政法论丛, 2003.

证人出庭制度完善论文 篇2

“第七十三条 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通过书面证言、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

“

（一）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

“

（二）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不能出庭的； “

（三）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出庭的； “

（四）其他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

“第七十四条 证人因履行出庭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必要费用以及误工损失，由败诉一方当事人负担。当事人申请证人作证的，由该当事人先行垫付；当事人没有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作证的，由人民法院先行垫付。

第一百一十八条 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证人因履行出庭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必要费用，按照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差旅费用和补贴标准计算;误工损失按照国家上职工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

人民法院准许证人出庭作证申请的，应当通知申请人预缴证人出庭作证费用。

第一百一十九条 人民法院在证人出庭作证前应当告知其如实作证的义务以及作伪证的法律后果，并责令其签署保证书，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除外。

证人签署保证书适用本解释关于当事人签署保证书的规定。

第一百二十条行承担相关费用。

证人出庭制度完善论文 篇3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现状；原因分析；制度完善

一、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现状

（一）立法现状的不完善

我国现行法律中对于证人出庭作证的相关规定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有关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1款规定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同时，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询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证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与此相配套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刑诉法解释》）第58条第2款规定“对于出庭作证的证人，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等双方询问质证，其证言经过审查确实的，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另一方面则是关于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替代方式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41条在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同时在第2款规定了允许证人不出庭的四种情形，即“符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一未成年人二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行动极为不便的三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作用的四有其他原因的”。由此可见，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我国并没有采用强制化规定，立法中同时存在着对于证人不出庭作证替代方式的规定。

（二）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率低

在我国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着“证人到案难”、“到案后说实话难”、“要求证人出庭接受质证更难”的“三难”现象。在庭审活动中，大部分刑事案件证人证言表现为书面证言笔录，许多案件的关键证人也因种种原因拒绝出庭作证，证人不出庭的直接结果就是证人的庭前陈述在庭审中大量直接使用，使控辩双方的质证难以展开，法官也难以通过证人出庭作证来直接审查证言的真伪。这样做就导致了法庭审理走过程，控辩双方难以充分质证，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司法公正，阻碍了我国民主法治的建设。

（三）刑事证人权益保障缺失

我国实践中证人保护方面的现实模式可以概括为证人依法作证—被告人被定罪—被告人威胁证人—证人求助无门—证人被害—其他证人不敢作证，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模式，最终导致愿意作证的人越来越少。根据自然正义原则，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为证人作证提供足够的保障，它强制公民履行作证义务就失去正当性根据。因为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国家只有在保障了人们最基本权利后，才有权要求人们向国家承担一定的义务，诸如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如果国家不能保障人们最基本的生命健康财产权，人们就有权拒绝向国家承担义务，国家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人们以生命健康财产受到伤害为代价向其承担作证义务。

二、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我国现行立法的缺陷与矛盾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虽然将证人出庭作证作为一项义务加以规定，但是对于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出庭作证义务应当承担何种责任没有任何规定，保证证人出庭作证的程序可分为庭前庭审过程中以及庭审结束后三个阶段。在庭前阶段，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立法中没有规定司法机关是否可以采取强制措施保证证人出庭作证；在庭审结束后，对于证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出庭作证的，立法中也没有规定应否对其逃避义务的行为予以法律上的制裁；而在庭审过程中，对于证人在出庭作证时可能出现的隐匿伪造证据作伪证等行为，刑法中均以明确的条文形式规定了其罪与刑，这会使证人形成这样的观念出庭作证一旦涉嫌违法行为就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不出庭作证既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必承担法律责任[2]。于是绝大多数证人消极地选择逃避出庭作证，而控辩双方和法院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又没有法律根据，只能进行说服教育，最后是否出庭仍由证人自己定夺，这也是造成证人出庭作证义务形同虚设的原因。

（二）社会传统因素的影响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绵延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其处世哲学是仁义礼信。具体到诉讼中而言，知道案件情况的证人往往明哲保身，认为出庭是过堂问审，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人与人之间在感情和心理上有极强的相互依赖性，具有凝重的群体意识和浓厚的人情观念，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中，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而不愿出庭作证，尤其不愿出庭直接面对双方当事人而提供有利于其中一方当事人的证言，特别是在一些贪污贿赂案中，证人大都与被告人有上下级关系或业务上的往来，害怕因出庭作证而受到同事或同行的鄙夷[1]。对于丑恶现象，人们更加习惯用道德的标准去谴责，而不愿意也不敢站出来作证，用法律的武器去打击。另外，自古我国就有“亲亲得相首匿”、“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的传统[2]。但是，我国现行法律却没有规定证人作证豁免规则，使得亲人之间为了法律的规定，逼迫要作出“大义灭亲”的事，传统的伦理道德使得证人不愿出庭作证。

（三）司法机关自身的原因

目前司法机关尤其是基层司法机关普遍存在着办案力量不足办案经费短缺等问题，有的甚至连正常的办案经费都不能保证，更不用谈证人出庭费用的负担了，证人出庭需要差旅费误工费食宿费等，证人及其近亲属因证人出庭受到人身或财产损失也需要给予补充，如果不能有充足的经费保障，必然打击证人出庭的积极性，给证人出庭设置了障碍[3]”。部分司法人员缺乏证人保护意识，司法机关的保障不到位。同时，由于我国少部分司法人员执法时不文明办案或者违反法律办案，使证人常常在诉讼中受到无礼的对待。司法实践中，更很少有司法机关主动追究损害证人合法权益行为的法律责任的实例，使得证人对司法机关失去信心，不愿出庭作证。

三、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一）健全证人保护制度

将证人保护的对象仅限定为证人本人是不够的，实践中由于证人出庭作证致使证人近亲属的安全受到殃及的情况层出不穷，而因为近亲属的安全受到威胁导致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案例也是屡见不鲜。由此可见，证人近亲属的安全对于证人出庭作证也有着重大影响，故应当将证人近亲属也作为证人保护制度的保护对象[4]。而对于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保护不能仅限于人身安全，证人及其近亲属的财产住宅等非人身性权利的安全也应当纳入证人保护制度的保护范畴中，只有对证人进行全方位多方面的保护，证人才能毫无后顾之忧地积极履行出庭作证义务。

（二）完善证人经济补偿制度

我国现有法律，对于证人因为作证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如何补偿的问题没有作任何规定。证人出庭作证，除了需要支付交通费、通讯费、食宿费，还将承担误工所带来的损失，作证后如果遭到打击报复，还会对其造成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损害。证人在履行作证义务的同时，理应享有得到经济补偿的权利，这些费用和损失自然应由国家进行补偿。我国建立证人出庭作证经济补偿，能让证人的权利义务对等，从而调动证人出庭作证的主动性和积极性[5]。

（三）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素质

加强司法人员队伍建设，提高司法人员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优化司法人员队伍，重塑良好的司法机关形象。加快司法机关人事制度的改革，优化人员结构，淘汰业务素质低缺乏责任心者，严惩索贿受贿贪赃枉法者。要增强司法人员对证人的保护意识，对由于司法人员玩忽职守，致使证人的人身安全、人格名誉或财产利益遭受严重危害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增强司法人员对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庭审过程中充分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只注重收集书面证言，以书面证言或证言笔录代替证人出庭作证的错误做法，使证人建立起对司法机关的信任，而且法院应该避免充当半个“公诉人”的角色，严格按照公正和不告不理的原则处理案件[6]。

四、结语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刑事审判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虽然目前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现状依然不容乐观，但随着我国刑事庭审方式改革的向前推进，证人出庭作证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其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也将越来越受到重视。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可以使庭审更加科学化、规范化，使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以平衡，使审判结果更容易为各方所接受。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尽管前面会有重重险阻，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我国的前景将会越来越广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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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秦颖慧.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缺陷考[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5）：54-59

[4]庞玉洁.构建新型的刑事诉讼关键证人制度[J].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3）：11-17

[5]王玉国.论我国证人经济补偿制度的构建—由“作证费引出的法律思考[J].宜宾学院学报，2006（05）：1-4

[6]刘艳梅.我国刑事证人作证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完善[D].中国政法大学，2006

关于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思考 篇4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制定的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中已经明确规定了,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 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这条规定明确指出了, 证人所阐述的证词要完全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与体验来提供的, 这是别人所不能替代的。正因为如此, 当事人想要对证人证词展开进一步的询问与反询问时, 就必须要求证人出庭作证, 若证人只是给法庭书面的证词, 对方当事人想要提出更有力的质问和反对意见时, 会因为证人不在场, 让当事人不知该怎样做出更为真实的回答或解释, 使得证人书面证词的证明力受到一定的影响。因而, 2012年修订的行事诉讼法关于证人的规定开始对此进行完善, 规定证人出庭作证是一项义务, 规定证人强制出庭作证也是审判的需要, 并没有侵犯人权, 相反, 这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保护, 但是, 由于人们的心理作用和我国证人制度的不完善, 许多重要的证人都不愿出庭作证, 给我们的审判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使许多犯罪嫌疑人不能准确定罪, 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地保障, 让他们的家属活在悲伤和无奈中, 所以修正案规定, 证人如果没有特殊的正当理由, 就要出庭作证, 如果拒不出庭的话, 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出庭, 以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修改前的刑诉法中, 对于证人不出庭作证并没有什么法律后果, 所以许多证人都不会主动的出庭作证, 再加上耽误时间和没有什么报酬, 能够出庭作证的人就更少了;这次修正案的通过及有关规定就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规范了证人出庭制度和以前的空缺, 对证人的行为有了更加严格的规范, 使证人的出庭率大大提高, 从而完善了我国的证人制度, 是时代的进步。但这一规定也有不利的一面, 对证人要求的过于严格就会使他们产生抵制感, 被动的出庭作证, 他们的证言可能就不会那么真实了, 甚至会颠三倒四, 影响审判的正常进行, 所以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二、借鉴发达国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在英国法中, 作为一种总体原则是所有的证人都同时具有作证能力和被强迫作证性, 证人作证的资格与作证义务密切相关。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是公民法律上的义务, 甚至是宪法上的义务。强制出庭的义务从自然人亲自感知案件亊实之时起就自发形成。此种法定义务与公民纳税的义务不同, 后者是一种积极的义务, 只要符合法定条件的纳税人, 就应当积极主动履行纳税义务;而自然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则是在当事人或人民法院请求或要求其出庭作证时, 才具有依照请求和要求膻行其出庭作证的义务。换句话说, 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是建立在当亊人解决互相的法律争议的基础之上, 证人的意义只存在于纠纷解决的过程之中, 证人是会说话的证据。这种处于被动状态下的法律义务, 经过当亊人的请求或者人民法院的要求 (如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时) , 则会转化为证人应当积极履行的法律义务。法律之所以要设定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 首先是因为整个社会处于一种连带的状态之中。利益的占有和纠纷的解决都不是孤立的, 作为社会的一员, 有一种社会的连带责任去协助解决争议。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就是这种社会连带义务, 是一种基于社会合作关系产生的, 被国家法律确认的义务。其次, 从具体的司法实践来看, 我国诉讼中的证人到庭参见质证的比例相当低《在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更为严重的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被很好的履行。最后, 证人执行出庭作证的义务是质证原则的体现, 在解决法律纠纷的公共机制之下, 证人的私权利要作相应的克减, 而克减留出的空间就是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空间。

三、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需要完善之处

在我国目前, 虽然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出庭作证做了一些调整, 但目前我国在执行上还是以书证为主要形式的庭审方式, 同时, 新科技带来的新的证人出庭作证的方式, 在应用中依旧有待考究, 同时其造成作伪证普遍却难以追究。

由于一些当事人不能获取对自己有利的有效证据, 往往成为诉讼活动中的受害者, 削弱了司法追求公平正义的作用。要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可以适当借鉴美国在刑事、民事诉讼中的做法, 实行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主义。即当事人认为有必要且有能力出庭的证人, 都必须亲自出庭, 提供证言、接受质询。完善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 设立最低限度的证人出庭标准, 确保证人出庭的保障措施, 只有这样, 才能使诉讼当亊人在庭审中充分收集到有利于自己的相关证据, 促使法庭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裁判。也只有建立和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相关制度, 才能使法庭的审理和裁判结果更接近真实事实本身。

目前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 要求一切证人出庭是不现实的。然而为了实现最低限度的诉讼公正, 应当设定一个最低限度的证人出庭标准, 可以作以下界定:“证人能否出庭。如果证人能够在指定时间、地点出庭, 应当要求其必须出庭, 不允许其以“公务”、“商务”等各种理由规避出庭。证言是否重要。如果是对案件有决定作用的关键性证据, 除十分特殊情况外, 应当要求证人出庭。

在坚持证人出庭原则的同时, 为保证作证要求的合理性, 我国应比较借鉴国外的免证制度, 结合我国国情, 建立与强制作证制度配套的, 符合我国具体情况的免证制度。

四、总结

在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环节虽然在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给出了进一步的规定, 但在执行中依旧存在着种种问题, 但其根本原因还是证人出庭作证的思想观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使得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 因而必须要逐步建立健全制度, 完善其相关法律, 并对其做好宣传介绍作用, 这样才能得到根本的改观。

摘要：由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难以落实, 客观上也淡化了庭审中控辩双方的对抗性, 这都需要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来约束证人的行为, 从而实现法律公正的效果。

关键词：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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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证人出庭制度的几点思考 篇5

【摘 要】自1997年新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我国刑事案件的证人出庭作证率一直很低。从相关资料中可以看到,全国法院一审刑事案件中,证人的出庭率不超过10%,二审时证人出庭率也不到5%,审判席上空空如许的证人席已经成为常态。本文将从证人出庭难的原因以及完善方法等方面做一个简单的阐述。

【关键词】证人;直接言词原则;出庭;补偿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出庭作证难一直是理论界的热点,理论界各抒已见。那么理论界为什么如此一直强调证人出庭作证,又怎么样来保障证人出庭作证呢?

一、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

1、“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指导原则,而事实都需要证据来加以证实,可以说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就是一个证据的收集、出示、审查过程。而证人证言作为证据的法定种类之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是被广泛应用的证据之一,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刑事诉讼程序的核心要求,它作为确保司法公正的基本措施,不仅是查明案件真相的重要手段,也是落实直接言词原则,实现控辩式审判模式的基本条件。

2、《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证人证言是证人对感知的案件有关情况的反映,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有可能是真实,也有可能是虚假的。对案件事实的感知靠的是人的各种感觉器

官,而人的感官能力由于先天或后天的原因,不仅人与人之可能不

全一致,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有可能不一致。一纸书面

证言,没有经过面对面的审查,没有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的质证,其真实性不免让人怀疑。可见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对于保证证人

证言客观、真实,查清犯罪事实,打击犯罪活动,保障诉讼的正常运

行,维护审判的公正性权威性至关重要。

二、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难的原因

证人出庭作证难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有:

1、立法上的矛盾。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刑事诉讼法第157条又规定,“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进一步规定,“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这样就一方面规定了证人的出庭义务,另一方面又规定证人不出庭的证言经查证属实可以采纳,这种矛盾的立法就让证人不出庭作证有了合理的根源。

2、证人的权利、义务、责任的规定失衡。权利与义务必须对等。《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特定情况下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证据,出庭作证及帮助查明案情和对涉及国家秘密证据的保密义务,却没有规定他们应享有的权利;也没有规定履行这一义务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未作具体规定。我国刑事立法和诉讼立法对证人拒证和作伪证以及阻碍证人作证的法律责任虽有零星规定,但疏漏较多,缺乏完整性和可操作性。

3、证人及其家属人身和财产安全难以保证。刑事诉讼案件中,经常会涉及到一些人被判刑甚至被判死刑,这时候,证人就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在刑事诉讼中,我国证人保护制度起步比较晚,在1997年新刑法修订中才增加了保护证人的条款,主要有妨害作证罪和打击报复证人罪。但

从司法实践来看,效果非常不理想,主要是因为法条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具体的保障措施,公检法三个机关之间的责任分工不明确。

4、证人的心理动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内因是主要的,外因是次要的,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我国证人出庭率这么低,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证人缺乏作证的动机。利用移情因素和社会交换理论,证人的作证率就会很高。

三、证人出庭制度的完善

鉴于上面提出的几点原因,完善措施主要有:

1、建立健全证人保护机制。保护证人是刑事诉讼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虽然我国刑诉法和刑法虽然对证人保护作了相应的规定,但缺乏具体明确的保护手段和专门的保护机构,没有可操作性。我国可以确定负责保护证人的机关,因为公安机关本来就担负着保护公民人身、财产的重任,证人只不过是负有特殊责任的公民而已,所以一般的证人可以统一由公安机关来保护,保护力度超过一般安全需要的证人,可以借助其它国家机关的帮助。

2、建立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法律责任制度。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证人有作证的义务,但由于没有规定相应的责任,所以其实质上是一个法律口号,并不是法律规范。许多国家对无正当理由而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的法律责任都加以明确规定。如美国法律规定:对拒不作证的证人可以逮捕,也可以处以蔑视法庭罪。其它国家还有拒不到庭以藐视法律罪论处的情况。虽然国情不同,可是中国可以借鉴外国的经验,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证人可以视情节轻重不同的强制措施,在刑法上可增设“拒绝作证罪”。

3、建立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要求全部证人都出庭是不现实的。改革的目标应当设定在保证应当出庭的证人必须出庭。这就牵扯到关键证人的问题,我认为下列证人应当出庭作证:①重大疑难案件的主要证人;②控辩双方对其书面证言有争议的主要证人。

4、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如果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都很淡薄,人人都以作证为耻,那么前面所提的几点即使做到了也会徒劳无功。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渠道的普法教育,培养公民的法制意识,政法部门还应该积极配合宣传部门,加大法律的宣传力度,变证人被动作证为主动作证,充分调动证人作证的积极性。另外,应大力加强司法队伍的建设,提高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蠃得证人的信任和配合。刑事证人作证制度是刑事诉讼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证人出庭作证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证人不出庭作证是法院目前审理刑事案件的老大难问题,证人制度成为制约庭审改革的“瓶颈”。由于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十分复杂,在我国现实条件之下,证人不出庭作证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任重而道远,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要相信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之下,各项制度会不断的完善,实践条件也会不断成熟,再加上对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的问题将会逐步解决,立足我国本土资源的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将会尽快地建立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卞建林等主编:刑事诉讼制度的科学构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樊崇义等著: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理性思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3]宋英辉: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4]左卫民、马静华:《刑事证人出庭率———一种基于实证研究的理论阐

述》,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

[5]刘金友:《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刑事证人出庭的价值与制度定位 篇6

一、法官对证人出庭作证程序基本立场的考察

笔者试对所在地区二级法院有刑事审判经验的多名法官进行电话或者当面访谈，尝试考察法官对证人出庭制度的基本立场。

（一）价值认知

受访法官大多认为证人出庭制度具有“确保准确查明犯罪事实”的功能。调查结果充分投射出法官将证人出庭制度更多地置于“发现真实”的事实维度，而相对轻视了其宏观上可能影响刑事诉讼权力配置的程序维度，即可通过判决最终认定事实的方式将追诉权制约于合理限度之内，体现了法官追求实体真实的功利策略。

（二）制约因素

调查显示，法官对出庭证人翻证的隐忧及启动标准的模糊是证人出庭的最大掣肘。受访对象虽对证人证言的重要性均有普遍的认识，但大多认为在能够保证在卷证言真实性的情形下，证人出庭程序是可有可无的。现行刑诉法为证人出庭设置了法院认为“有必要”的条件，法官的判断因案而异，立法对启动标准设计的相对粗糙，既削弱了法官启动制度的主观意愿，又为法官怠于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披上合法的外衣。

（三）证据采信思维

当证人的当庭翻证时，法官对差异证言的甄别审查时采用证据印证的方式并无可厚非，但对证言稳定性的相对重视则突显了其遵循了“证伪”的思维逻辑，体现了在卷证言对于法官心证的“锚定效应”。证言生成、变化过程中外界不良因素可能产生的规律性影响及证人当庭的表现、诚信程度等最能体现证人出庭价值的因素却被刻意忽视。在无法通过与其他证据印证性等方式甄别差异证言的假设下，仅1名法官认为应贯彻直接言辞原则采信当庭证言，绝大多数法官认为书面证言较之口头证言更加准确、真实，隐藏着法官将在卷证言奉为圭臬的“先天痼弊”，也表明法官们缺乏对虚假证言直接宣布非法并予以排除的勇气。

二、困境阐释：法官对证人出庭制度认识的深层解读

（一）价值理念之背离：裁判者固守“实事求是”之事实认定原则

证据是诉讼的核心。近年来，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据裁判原则”虽魅影初现，但在新修订的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却仍然固守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该原则的指引下，在证据审查认定时，法官的“经验主义”、“主观主义”甚嚣尘上，存在着脱离证明标准谈内心确信的错误倾向。法官、检察官们通常也更为关注证言的真实性、客观性，对证据获取、固定程序的合法性、被告人权利有无得到充分保障以及刑事诉讼程序的是否公正、合法等问题却置之罔闻。

（二）诉讼模式之桎梏：卷宗中心主义与司法一体化的挤兑

1.传统卷宗中心主义的“惯性作用”

在卷宗中心裁判模式下，我国刑事诉讼用以认定案件事实的言辞证据只须通过控方当庭宣读，不必经过庭审的当面质证即可作为定案的依据，证据审查“扁平化”，也在根本上否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鉴于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对传统的卷宗中心主义的“拨乱反正”，但受政策“时滞效应”的影响，在当前的司法场景中传统卷宗中心主义犹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法官仍怠于传唤证人出庭作证而依赖在卷证据。

2.司法一体化之的“潜移默化”

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相对分权原则下的侦、诉、审一体化的诉讼构造。在同一诉讼目的的引领下，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法院摒弃了其本应秉持的客观中立立场而转向打击犯罪的功利主义立场，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搜集、审查证据行为缺乏有效制约，法官心理上对证人出庭的不够重视导致控辩双方的平衡被打破。证人出庭的制度空转，正是人民法院尴尬地位的缩影。

三、制度的应然定位：权利制约与发现真实的“杠杆”

1.权力制约维度：成为庭审中心主义改革的标杆

“庭审中心主义”是刑事诉讼宏观布局与权力配置的重要领域，是我国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司法的终局性要求在刑事诉讼中必须坚持以庭审为中心，充分发挥好庭审应有的功能。新刑诉法再次确立了“全案卷宗移送主义”，虽有助于法官更加清晰地把握案件核心，但同时也可能带来有罪预判和偏见，“庭审中心主义”正是祛除“全案卷宗移送主义”沉疴的良药。证人出庭制度是庭审中心主义的必然要求，能够使辩方最大程度地参与到诉讼中来，是对被告人质权最大限度的保障，也可对查违法行为通过庭审进行和纠正，倒逼侦查机关依法取证。在庭审制度改革的语境下，证人出庭制度俨然已成为“庭审中心主义”改革的标杆，其瓶颈问题不解决，以证据规则为核心的“庭审中心主义”改革就可能面临着崩盘的危险。可以说，证人出庭制度可能成为“决定改革成败的阿喀琉斯之踵”。

2.发现真实维度：为审判公开原则与错案防范机制补苴罅漏

证人出庭是贯彻直接言词原则的必然要求，排斥直接言词原则的庭审纵然公开进行，其形式化的法庭调查人为地切割了辩方、裁判者与原始证据之间的信息交流，所谓的“公开审判原则”也不过是基于秘密侦查所提供的在卷证据下的一场秀。证人出庭制度可以将证人证言置于控辩双方可以交叉询问、充分质证的庭审过程中，使旁听群众对案件事实、证据有一个更为直观的感受，是将审判置于阳光下运行，主动接受监督的重要措施。另一方面，从在证据法角度看，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的关键证据，但其自身就具有或然性，又可能受侦查机关不当取证与证人虚假作证等因素制约，导致证人证言对案件真相的还原具有不确定性，极易误导裁判者，被广泛视冤假错案造成的重要原因。“辩冤白谤为第一天理”，证人出庭制度的落实，可以有效地将冤假错案堵在司法审判的大门之外，保障司法公正。

注释：

①《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中明确了“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这是证据裁判原则在我国法律规范性文件上的首次明文确认。

参考文献：

[1]吴丹红.司法场景中的证人作证.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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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探析 篇7

现有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不仅明确了必须出庭作证的证人范围,而且初步建立了亲属和血缘等关系下拒绝作证制度;不仅明确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而且规定了证人处罚制度;不仅建立了证人保护制度,而且赋予了证人获得经济补偿的权利;不仅规定了普通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而且还对警察出庭作证的义务做了相关规定。

新刑诉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法律作为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其自身所具有的滞后性和延时性特性很大程度上局限了其价值,新刑诉法在某些方面还是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强制证人出庭的相关规定仍需完善

关于新法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仍有一些不明之处,需要进一步司法解释或者相关明确。例如根据第188条的相关规定,怎样去界定证人出庭作证和的确有不能到庭的客观原因而做的书面证言的区别以及效力性,法律对此缺乏明确的规定。

(二)证人保护方面仍有不足

从刑事诉讼活动的整体角度来看,新刑诉法对于证人保护部分的规定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仅规定了几类犯罪情况下的保护,能否扩大到所有需要保护的出庭证人。另外对于其中的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在证人保护方面并未有明确的分工和合作,这既容易引起保护空白,也不利于对证人保护的连贯性和有效性。[1]

(三)证人补偿机制方面的规定有待细化

新刑诉法在证人补偿方面的规定有待细化,在一定情况下很难结合实际去执行。笔者认为在现有司法资源情况之下,赋予出庭证人向司法机关请求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和报酬的权利,补偿和报酬的标准应当同当地的消费水平和工资水平相适应,并且有更明确的法律条文进行阐释,强化其实际应用性能,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体现公平原则,鼓励证人出庭作证。

二、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意义

(一)最大限度接近事实

证人出庭作证,在法律的威严以及庭审客观严肃的环境之下,降低了证言作伪的可能性,这对司法审判人员客观真实了解案件真相,并做出公正的司法审判很有必要。证人自身在不同的环境和心境下,会对案件真实情况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述[2],出庭作证能够反映当时的客观情形,使庭审顺利进行,出庭参与质证,保证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提高了司法审判的公信力,实现司法活动的公平公正。

(二)增强控辩双方平等对抗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中倡导的双方交叉询问原则强调双方实质对抗,即给予控辩双方平等的询问权,这有利于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的质证。诉讼活动中证人出庭作证能够弥补书面证据中的不足,由于被询问场合、询问人自身素质等原因,书面证言难免会存在一定的瑕疵,而这种瑕疵很有可能会对案件及其审判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证人当面接受法庭询问,是维护双方合法权益,增强双方对抗,维护司法活动公平公正的重要基石。

(三)提高司法审判的透明度

证人出庭作证,通过在法庭上接受询问和质证,能够使得庭审程序透明化,尽可能的避免了权钱交易、作伪证等司法审判活动中的陋习,减少了司法过程中的偏差,进而避免暗箱操作,有效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促使司法活动公平公开进行。同时证人出庭能够提高司法活动的效率,体现司法活动的效率性原则,增强司法机关的公信力,维护法律的权威和效力。

(四)推进司法审判模式改革

倡导证人出庭作证对于我国公民树立法律权利义务意识具有深远意义,公民通过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参与司法活动,必然能够更好地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法律权威,培育公民意识,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公正司法。同时,保障证人出庭作证也是我国司法机关依法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体现,这有利于我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良性转变司法审判理念和模式,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加快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

三、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建议

当前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现状并不乐观,证人出庭存在诸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司法审判模式的良性转变。因此,借鉴外国先进立法和实践经验,充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措施是很有必要的。[3]

(一)完善强制出庭措施

强制性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建立,目的在于打消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消极心理,进而尽快明确案件真实情况以提高司法审判效率,因特殊原因不能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形,要做出明确的规定。刑诉法第188条虽然对于强制出庭有了一定的规定,但是似乎并不十分规范。笔者认为可借鉴国外的立法,通过设立专门法律来健全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法律责任和制裁措施,以维护司法的权威。英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法庭对应当到庭的证人发出传票,对拒不到庭者,可以逮捕或以藐视法庭罪给予处罚。[4]美德法等国也都有类似的规定。此外,还应立法明确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法律责任,在对出庭证人的提供周全保护,和适当经济补偿的前提下,对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给以处罚。可视其情节应给予相应的经济制裁、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立法上可借鉴国外相关法律增设蔑视法庭罪等新罪名,还要缩减惩戒真空,增加非罪的惩戒措施如:罚款、拘留等,而对于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对拒不出庭、故意作伪证的要依法严惩。在当前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尚有待提高的形势下,对证人强制出庭相关的惩戒措施要视具体情形来判断,法院在适用强制出庭措施前要证人保护申请的审查,确有必要及时安排相应保护措施,消解出庭证人的顾虑,同时对于强制后仍不出庭的证人要及时予以相应惩戒。

(二)完善证人保护制度

强化证人保护,落实责任是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得以顺利贯彻的关键点。在刑事案件当中,证人的人身安全可能随时会受到威胁,若仅有事后责任的追究是远远不够的,证人在需要保护时,随时可以得到司法机关的救助,才是证人保护制度的应有之义。笔者认为可借鉴英国的做法,成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如专门机构负责和人员负责在开庭之前为证人设置单独的等候室,避免受到不当干扰;在证人人身安全存在现实危险时,有专人对证人及其住所给以周全的保护。完善的证人身份保密措施也是必须的,对证人身份的保密可以延至庭审,甚至庭审结束后直至危险的解除。[5]在获取证人证言时可以采取适当的遮掩手段,通过物理方式遮挡证人样貌,或通过技术手段在录制的视频上添加马赛克遮挡证人相貌改变证人的声音,这样既能保障被告人的对质权,又能保障证人的安全。最后,庭后的保护也是很关键的环节,应该针对案件和实际的不同情况采取多样化的处理。可以仿照国外的实践,通过更名、易职或是小范围的迁居,以此让证人获得较为长久的保护。证人保护措施的贯彻落实亟待更高层级的配套制度的出台和有关方面的切实协调配合。

(三)注重保障证人人格权

在证人出庭作证以及各诉讼参与人询问证人时,应当特别注意对出庭证人的人格尊严的尊重以及合法权益的保障,严格执行询问规则,禁止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质问以及诱导式发问,避免出现侵犯证人个人隐私、人格尊严的不当言论。法官在庭审中若发现上述情况要及时制止,并提醒相关人员注意。特别是证人是未成年人、刑事被害人、体质异常的人等特殊证人时要尤为注意,可以提醒相关人员向证人发问前要注意言语规范,避免证人因不良的庭审询问经历造成不必要的心理障碍。

(四)强化实际适用

健全证人补偿机制能在很大程度上能保证证人的合法权益,进而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司法活动的顺利进行。笔者认为鉴于我国当前司法资源的实际情况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完善:

1. 确立证人申请经济补偿的程序

在司法实践中明确补偿程序,此程序应当简便易行,申请机关要明确责任,补偿费用的计算方法以及救济程序,都应当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的规定,以保障该项权利能够顺利实现。针对不同经济基础条件下的证人应当产生对应的不同成本的计算方式。可针对经济困难的证人采取庭前预支和庭后补偿相结合的方式保证证人出庭。对于证人因出庭作证后被打击报复因而遭受人身损害申请补偿的权利虽法律未规定,但笔者认为这部分损失可以适当由司法机关承担,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以便减轻证人的经济负担,鼓励证人出庭作证。

2. 建立证人出庭作证的奖励制度

对出庭的证人进行经济奖励在多数国家都有规定,我国刑诉法第63条第二款也规定对有工作单位的证人给予了一定的经济保障,但是也应当看到,并非所有证人都有固定工作,而且有的证人虽然有工作单位但是其工作性质决定了其工作报酬并不能简单的以工资为论。例如,推销员等职业的证人,他们的工资报酬往往并非固定,而是计件得薪,其出庭作证期间所受到影响的报酬并不容易一概而论。因而对于这部分证人来说此条法律规定就很容易流于形式,难以保障其自身的权益。笔者认为可以建立相应的奖励制度,奖励的金额可以预期劳动所得为限,以奖励的方式弥补补偿制度中的缺陷,使依法律规定无法获得补偿的证人得到应有的所得。除物质奖励以外,还可通过精神奖励的方式鼓励证人出庭作证,例如颁发优秀市民奖等,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对证人的补偿和奖励机制能够切合实际,以便更大限度的发挥其作用。

摘要：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刑事审判方式逐步向“控辩式”转变,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下,证人出庭作证对于还原案件真相、增强控辩对抗、维护司法审判的公平公正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而言,证人出庭作证率低、证人质证难等问题屡见不鲜,这已经成为严重困扰我国刑事司法审判的重要问题。本文剖析了当前我国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现状及不足,阐述了完善这一制度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提出了完善此项制度的一些可行性建议,以期为进一步完善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提供参考。

关键词：刑事证人出庭,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出庭制度完善

参考文献

[1]史立梅.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改革及其评价[J].山东社会科学,2013(4).

[2]赵洁琼.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研究[J].法治与社会,2012(8).

[3]王华文.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研究[D].青岛大学,2013.

[4]张敏玲.论刑事证人出庭作证[J].法制与经济(下旬刊),2010(2).

浅议新刑事诉讼法证人出庭制度 篇8

联邦大学法律教科书对证人下的定义是:“凡是应在法官面前陈述其对案情的感知, 而又不具有其他诉讼身份的人员, 为证人。”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人的定义为:知道案件情况并提供证言的人。关于证人出庭作证方面的强制性规定在这次《新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中也得以落实, 其范围如下:控辩双方有异议的证人证言;该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人民警察对于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 也可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现实司法审判过程中让所有的证人都出庭, 既不利于保证诉讼效率, 而且对一些无重大争议的案件也确实没有必要。

证人出庭的好处是便于法官查明真相。证人出庭, 法官当面倾听其陈述并适时发问, 被告人与证人当面对质, 既有利于法官当庭查明真相, 也是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充分保障。新刑诉法中对证人出庭制度的保护措施, 不仅有利于调动证人积极性、排除证人后顾之忧, 而且对于提高关键证人的出庭率也将产生积极影响。

二、新《刑事诉讼法》完善证人出庭制度的亮点

(一) 通过立法确立强制证人作证制度

本次新《刑事诉讼法》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完善, 并且明文规定, 相关证人如果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 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作证。并且明确了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作证的惩罚措施。这是我国首次在《刑事诉讼法》中以条文的形式确立强制出庭作证制度。此外, 为了符合我们民族“亲亲相隐”的传统思想和体现人权保护的理念, 本次立法还免除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的强制到庭作证义务, 这实际上是规定了“免证权”, 这种规定也是与国际上很多国家的法律理念相一致的。

以上针对证人出庭制度的强制性规定, 不仅体现了依法治理“作证难、出庭难”, 而且规范了证人作证行为的决心。其实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 如果证人不出庭作证, 将会导致一些刑事案件的关键证据无法获取, 一些刑事案件的关键事实无法得以查清, 以致影响我们的司法审判工作不能正常进行。所以说, 新刑诉法通过立法推出“强制证人作证”制度, 对拒绝出庭作证的证人予以一定处罚, 很有必要。

(二) 完善了证人出庭的保护制度

4年前, “凶杀案证人肖敬明举家逃亡事件”因为媒体的报道广受关注:贵州农民肖敬明见证一桩斗殴致人死亡的案件, 并且匿名指认了行凶者, 但身份却在法院被“曝光”。随后, 肖敬明受到威胁, 远离家乡。这样的案子举不胜举。首先, 当证人出庭作证, 并与犯罪嫌疑人当庭对质, 这样就会使证人完全暴露在犯罪者和公众的面前, 在现实中, 好多人因此受到打击报复。此外, 除了担心受到报复, 还有部分证人出于经济考虑不愿出庭。证人出庭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金钱, 如果没有人为此买单, 许多人都会作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如果证人为避免高风险代价而失语, 会危及司法公正。本次刑诉法修改增加保护证人条款以及补偿证人费用条款, 目的就是要让证人来得起, 走得开, 证后无忧。这样的法律条文才是对人民负责的。

(三) 增加了警察在必要时须出庭

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警察也要出庭作证, 这是我国与世界接轨的一项全新的规定。

一般情况下, 警察出庭作证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 当警察在日常生活中碰巧看到了犯罪情况的发生, 依法履行职务并把犯罪嫌疑人抓住了, 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规定了警察应当出庭作证;第二种情况是, 当控辩双方针对某项在讯问中取得的证据存在异议, 被告人认为是“刑讯逼供”获得的, 此时侦查人员就要拿出证据来证明其并未进行“刑讯逼供”, 如果侦查人员就此证据说不清楚, 无法证明其是合法得来的, 那么这个证据就会被视为“非法证据”, 从而不被采用。此规定将极大地约束侦查人员的行为, 对减少“刑讯逼供”的发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本次新《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制度在具体规则设计上存在的不足

首先, 关于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问题。

(一) 对于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法定案件范围界定不清, 新刑诉只是规定了“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才是证人必须出庭的法定条件,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 最终决定证人是否应当出庭作证将决定于案件审理的法官, 这样就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二) 对证人、鉴定人可以不出庭作证情形规定得较笼统, 没有明确其不到庭作证的情形, 这样造成了实际操作中的困难。

(三) 对证人不履行强制出庭作证义务法律后果的规定过于原则化, 没有一个系统的归责体系。同时未对鉴定人不履行出庭作证义务法律后果作出规定。

(四) 本次新刑诉只是规定了对于鉴定人提供的鉴定意见因其应当出庭作证而没有出庭作证从而失去证据能力的, 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但并没有对应当出庭作证而没有出庭作证的证人所作的庭审前书面证言的证据能力问题作出规定, 这使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实践中不具备丝毫的可操作性。

(五)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享有强制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义务豁免权的主体为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 范围明显窄于世界各国立法例。此外, 这一规定免除的仅是证人出庭的义务, 而没有免除其作证的义务, 那么即便证人不必出庭, 但还依然负担着提供书面证言的义务, 证人作证义务豁免就成为一句空话。

(六) 对鉴定人出庭作证补偿未作规定

其次, 关于专家辅助人问题。新刑事诉讼法将专家辅助人作为证人的规定, 明显混淆了专家辅助人与英、美、法系中的专家证人。新刑事诉讼法将专家辅助人界定为证人就会给我国的鉴定制度、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以至证据制度带来很多无法解决的冲突和问题。此外, 新刑事诉讼法也未明确规定专家辅助人的资格条件、参与庭审程序的具体规则以及专家辅助人意见的法庭审查及采信规则等。

再次, 关于警察出庭作证问题。新刑事诉讼法未明确规定警察的诉讼地位。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了解的案件情况出庭作证, 就不是以普通证人身份出庭作证了, 而是以警察身份出庭作证, 只有警察在对其不是在执行职务过程中了解的案件情况出庭作证, 才是以普通证人身份出庭作证。此外, 新刑事诉讼法没有对应当出庭作证而没有出庭作证的警察所作的庭审前书面证言、搜查、勘验、检查、讯问笔录的证据能力问题作出规定, 这使强制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形同虚设。

最后, 关于证人权利问题。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证人保护范围较窄, 并且其未对如何保证这些保护措施的实现作出具体规定。同时, 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证人因出庭作证而遭受到了现实的打击、报复所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失的补偿以及证人如何即刻领取出庭作证费用问题作出规定。

四、如何完善证人制度的构想

(一) 通过立法明确证人, 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法定案件范围, 以便于司法工作人员量刑时运作规范。

(二) 明确规定警察的诉讼地位。

(三) 应随时启动保护证人程序

现实生活中, 不少并非严重犯罪的案件也出现证人被威胁、报复的情况。此次修正案中针对证人保护的范围确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此处对“等”字应该做扩大化的理解, 也就是说视具体案件而定, 不管案件类型, 只要案件需要, 就应对证人给予保护。而且, 并非一个案子审结了, 保护期就到了, 应该是不管案子到了什么阶段, 只要证人面临威胁, 随时启动保护程序。证人的保护制度要落到实处, 需要解决证人保护从何时开始到何时结束、公检法机关在证人保护工作中的具体职责、分工是什么、以及为保护证人可以动用何种设备手段等一系列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完善还需要通过后续的解释或立法工作使其细化。

(四) 明确规定专家辅助人的资格条件、参与庭审程序的具体规则以及专家辅助人意见的法庭审查及采信规则, 专长不足将影响专家证言的证明力, 但不影响其可采性。

五、结语

总之, 本人认为, 新法规定证人人身保护和财产救济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亮点。就相关内容而言, 我国证人作证制度已经形成了一套科学完整的证人作证机制, 这一机制可以概括为:“作证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出庭作证的范围—强制到庭与例外—证人保护—拒绝作证的惩罚和救济”等各个环节。这充分证明, 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已步入科学和逐步完备的轨道。

参考文献

[1]攀崇义.证据法学 (第4版) [M].法律出版社, 第一版 (2008年9月) .

[2]卞建林, 刘玫.外国刑事诉讼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第一版 (2008年10月) .

[3]陈光中.证据法学[M].法律出版社, 第一版 (2011年5月) .

[4]林钰雄.严格证明与刑事证据[M].法律出版社, 第1版 (2008年9月) .

证人出庭制度完善论文 篇9

(一) 证人出庭作证之规范解读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188条增加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 其修改主要表现为:一是再次明确作证义务;二是增加特殊证人保护制度;三是增加证人作证补偿制度。这是我国首次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的强制出庭作证制度, 并将证人的作证义务建立在证人作证安全以及给予证人基本保障的基础之上。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二) 证人出庭作证之现状观察

我国司法实践中, 证人出庭作证出现了如下现状:一是证人向侦查机关作证, 不向法庭作证。多数情况下, 证人还是履行了作证义务, 但是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虑, 大多数证人都只愿意向侦查机关作证, 而不愿意向法庭作证。这也是我国刑事庭审中的一大怪状。二是证人愿意提供书面证言, 不愿意当庭接受口头询问。这是长期以来就存在的一个普遍的现象。三是当庭作证的一般为控方证人, 而很少为辩方证人。

二、规范与实践悖反之成因分析

(一) 案卷主义裁判模式

所谓案卷主义裁判模式是指“以卷宗为中心”的审判方式, 法庭审判实质上就是对检控方的案卷进行审查和确认。在案卷主义裁判模式下, 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之间会形成这样一种局面:人民检察院认为在开庭以前已经移送了案卷包括证人名单, 因此, 负责传唤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为法院, 而不是检察院。另外检察院因已持有案卷, 在法庭上可以进行宣读, 就不希望证人出庭。而传唤证人出庭是一件十分复杂和困难的事情, 对于人民法院在可以阅卷的情况下, 当然选择毫无压力的阅卷方式, 法官在庭前会对检控方的控诉材料进行查阅审查, 从而对案件形成一个预先的判断, 即使在法庭上出现与证言笔录不相符的证人证言也很难对法官预先的判断产生影响, 从而证人不出庭作证与出庭作证的效果是一样, 因此也不需要证人出庭作证。

(二) 实践潜规则———书面证言通行无阻, 办案机关消极应对

由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可知证人不出庭作证是常态, 然而, 在法院为了能够能有效定罪量刑, 证人证言作为一个强大的证据来源有拥有极强证明力的材料, 法院必然会采取侦查机关制作的书面证言材料, 这样一种局面就造成了书面证言的普遍适用, 通行无忌。而且办案机关也是消极应对, 一方面, 基于诉讼效率的考虑。宣读书面证言审理案件具有高效率是人所共知的, 在司法实践中, 通知证人难度大, 时间长, 法官和检察官更愿意选择宣读证人证言。另一方面基于证言的不稳定性特点。由于当庭作证将使得法庭局面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部分司法人员对于证人的出庭往往心里存在一些疑虑, 即主要是对证人“翻证”的疑虑。

(三) 传统法律文化———证人怠行作证义务

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 公民对于涉诉问题基本都持厌恶态度, 一般的权利保障都是能通过私力救济解决的, 绝不会通过公力救济, 这是在我国国民内心已根深蒂固了的。所以证人怠行作证义务就是因为“厌诉”的心态。

三、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完善

(一)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适用范围

根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87条, 应当出庭作证的人包括证人、鉴定人, 以及作为证人的警察, 但我国刑诉法关于强制出庭作证的适用范围限定为证人, 并没有把鉴定人、警察证人、被害人纳入其内, 鉴定人、警察证人和被害人是否可以被强制出庭作证呢?从立法的过程与法律的规定来看, 显然是不可以的。

在域外, 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 强制出庭作证的范围一般都包括证人、专家证人、警察证人以及被害人。例如在美国, 强制出庭作证的对象就包括了以上的列举, 并且对于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规定了藐视法庭罪予以处罚;在德国也是如此, 规定了秩序罚。在我国,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对象只包括狭义的证人, 对于与证人具有相同或相类似作用的鉴定人、被害人以及警察证人却未规定其内, 这是不合理的。从各国实践来看, 笔者认为, 扩大强制到庭的主体范围, 将被害人、鉴定人、警察证人也纳入其内, 才能使得公平得以彰显, 以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

(二)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强制手段

对于这一问题, 我国大多学者认为:应当赋予法院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力, 关于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到庭作证时人民法院可以拘传。笔者认为,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实际上已经明确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手段, 即拘传。修法的第188条明确规定了对于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 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 并且该条文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排除在外, 不能强制。笔者认为该条文的“强制”实际上就可以解释为拘传。也就是将拘传的对象扩大了, 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这样一种理解不仅符合刑事诉讼法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目的, 而且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并且符合了国际司法的理念。

(三)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配套制度

1. 证人作证保护

(1) 扩大证人保护的范围。证人之所以不愿意出庭作证, 当然首先考虑其自身利益。虽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作证是一项义务, 但是这类义务的实现必须要考虑相应的保障措施, 首当其冲人身安全。证人作证不仅会考虑自身安全, 还会考虑与其有利害关系的人的安全, 比如配偶、父母、子女等。那么为了消除证人作证的后顾之忧, 必须明确保护的范围。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证人保护的范围限定为证人自身及其近亲属, 这是不合理的。笔者认为应当将于证人有密切关系的人纳入保护的范围, 因为随着时代的变化, 密切关系的人越来越多, 并不限于近亲属, 且可能对于证人来说也很重要。至于什么人是“与其有密切关系的人”则由证人保护机构确定。

(2) 给予证人言论的自由。证人出庭作证不仅考虑自身人身安全, 还会考虑是否会卷入刑事犯罪的法律风险。证人作为一般人, 不是专业的法律人, 没有法律思维和法律素养, 无法识别自己所言于法律上的意义, 只能凭借自身良知与对法律的信仰来完成作证的义务。其证言极有可能不被法庭所采信, 甚至会在控辩双方的辩论下被推定为虚假。如果以此就追究证人的刑事责任或者行政责任, 那么作证的义务将使证人陷入惶恐甚至想方设法逃避。所以必须给予证人言论的自由, 尽管有可能出现伪证的风险而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不利。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交叉询问来识别证言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而不是将这一风险和压力赋予证人。

(3) 设立专门的保护机构。证人保护的问题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都是一个难题, 因为它涉及到各个机构的配合与协调, 并且还会因为各种实际情况的变素。在我国, 证人的保护涉及到公检法三机关的分工负责问题。新《刑事诉讼法》规定, 证人保护机关包括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这种规定表面上非常合理, 但是实际上暴露出一些问题:第一, 三机关分工不明确, 容易产生“踢皮球”互相推卸责任的现象。刑事诉讼通常经过立案、侦查、起诉到审判的阶段, 而证人往往也会跟随接受各阶段负责机关的询问与调查。在每一个阶段具体有哪一个机关来负责证人的保护, 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 通常造成都不负责的局面, 证人得不到保护。第二, 证人保护的成本过高, 没有专门的人力物力来完成证人保护的工作。笔者认为, 为了节约司法资源, 有效保护证人, 需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 附属于公安机关, 对证人进行专门的登记造册, 为证人提供专门电话, 按照证人需求提供24小时的随时安全保卫工作, 并对保护不力的公安部门和公务员进行处罚等。

2. 证人作证补偿

(1) 补助的范围。修法规定“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 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那么对于没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 如个体经营者、正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等, 其出庭作证显然会导致其误工损失。因此, 对此类证人之误工损失不予补助, 显然有失公平。为此, 笔者建议, 对于没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 应当对其误工费进行补助, 补助标准可以参照我国民事法律中有关误工费的计算标准。

(2) 支付的主体。关于支付的主体, 有学者认为, 对于证人的费用应当各负责则, 也就是控辩双方根据自身需要承担己方的证人相关费用。因为双方证人都是为两造提供证言的, 各负其责不违背法理。但是笔者认为, 这种做法难以避免收买证人的现象, 导致证言的可靠性受到质疑。所以有的学者提出证人的作证补偿应由法院代表国家支付。我国是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 证人的出庭与否由法院决定, 证人的传唤由法院负责, 因此, 证人的费用理当由法院代表国家支付。笔者赞同上述第二种观点, 除上述理由外, 还有另外一种考虑:刑事诉讼中绝大多数被告人最终会被判有罪, 而且被告人大多数在经济上比较贫穷, 尤其承担证人的相关费用恐怕不太现实。基于此, 立法者将证人作证补偿费用, 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 意味着司法机关和财政部门在进行司法经费预算时, 应当充分考虑证人作证补偿费用的实际情况。

3. 证人作证豁免

证人作证豁免主要是对近亲属的豁免, 就是对其他利益的兼顾。中国自古就有“亲亲得相首匿”的传统, 国外有证人特权规则, 旨在保护一些特定的社会关系, 如:夫妻、亲属之间的婚姻家庭关系, 律师与委托人之间以及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互信关系等。刑诉法的修改规定了证人作证义务相对豁免权。即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被强制到庭。但是这一规定不够彻底, 仍然没有免除这类证人的作证义务, 侦查机关仍有权要求其提供书面证言。这一规定显然与“亲亲相隐”的理念相违背, 不利于家庭与社会的关系的和谐与被告人将来的再社会化。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彻底给予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以完全意义的豁免权, 这也符合刑法上有关期待可能性的原则。

四、结论

每一项制度的出台都有其实施的风险,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在学界理论的呼声中产生并法律化的, 其实施初期, 相关的配套制度尚未完善, 必然产生相应的制度漏洞。而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大势所趋, 强制并非彰显国家暴力, 而是引导一种作证的价值理念与规范, 强调正义的实现与程序的正当。规范与实践的悖论需要在理论的研究与实践的探索中逐步消除。

参考文献

[1]陈瑞华.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对中国刑事审判方式的重新考察[J].法学研究, 2006 (4) .

[2]吴光升.论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风险控制[J].证据科学, 2012 (6) .

证人出庭制度完善论文 篇10

证人证言是直接证据, 有利于法官更好地了解案情。证人不出庭往往会导致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证人的证言无法展开质证, 质证权是被告人的基本权利, 证人不出庭严重影响甚至剥夺了被告人的权利。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证人和立法这两方面的原因。证人的“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思想以及害怕报复的心理都对出庭率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另外, 立法的自身缺陷也从侧面阻碍了证人出庭的发展。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进一步完善了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一、出庭证人范围合理化

新《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 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 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 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该条文规定扩大了出庭作证证人的范围。这类证人对案件有重要作用, 他们的证言证词对定罪量刑或许起着决定性影响。此类证人应该出庭作证。除此之外, 第187条第2款还规定:“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适用前款规定。”还规定了人民警察也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一般人民警察出庭包括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以目击者的身份出庭作证, 包括执行职务时看到的;第二种是对证据的合法性出庭作说明。[1]第3款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 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 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 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 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该条严格规定了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 鉴定人在其作出的鉴定意见收到质疑, 人民法院也认为有必要出庭的, 鉴定人就应该出庭, 对于理应出庭而不出庭的鉴定人的鉴定意见不可以作为定罪的证据, 这与法理上的言词证据原则也是相一致的。

除了规定必须出庭的人员, 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还规定了特定亲属作证赦免权, 即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可以不出庭作证。目前, 许多国家也都对拒绝作证的权利做了相应的规定。英美法系称其“证言特免权”、“特权规则”, 是继承了英国普通法上的一项证据规则。大陆法系则称其为“拒绝作证权”。我国作此规定也借鉴了国外的一些立法经验。配偶、父母、子女是与当事人有着极为密切关系的人, 如果强制出庭会对他们的家庭稳定和谐造成威胁。立法者也看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即当一位家庭成员作为控方证人出庭作证, 指控另一个较为亲密的家庭成员时, 那么不管这个被告人的审判结果是什么, 这个家庭或许会面临家庭暴力甚至破裂或者更加不稳定的问题, 这是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的, 这样的案件的了结是以牺牲一个家庭甚至社会安定为代价的。因此这条对近亲属的特免权的规定是极其有必要的。

二、完善了证人出庭的保护制度

现行《刑事诉讼法》颁布前, 我国对证人保护制度的规定存在原则化和措施不到位的问题,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条规定存在三个具体问题:第一, 负责单位不明确, 法律规定对证人的保护主体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 主体分工不明确, 容易导致三个单位推卸责任。第二, 没有规定具体的保护措施, 条文只是宽泛而原则化地规定了要对证人实施保护, 却没有实际可遵守执行的规定, 不利于运用于司法实践。第三, 该条第二款是对危害证人行为的处罚, 重在事后保护, 忽略事前防御。在“宁波凶杀案证人肖敬明居家逃亡案件”中, 证人肖敬明匿名指认了行凶者, 但身份却在法院被“曝光”,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司法机关对证人保护力度是远远不够的。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证人保护做了更加具体的规定。新《刑事诉讼法》第62条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 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 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 (1) 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 (2) 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 (3) 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 (4) 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 (5) 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 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保护措施,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相比1996年刑诉法我们可以从这条法规看出四点进步:第一, 将证人保护范围从原来的证人扩大到了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第二, 设定了不公开个人信息、不暴露外貌声音等具体保护措施。第三, 这些措施不只是事后保护, 也有事前预防措施。第四, 规定了证人可以在遇到威胁时主动申请保护措施, 相关单位和个人有配合的义务。这些改进是我国对证人保护的进步, 对提高我国证人出庭率将起到极大的作用。

在经济补偿方面, 我国法律也没有对证人出庭的经济补偿作出规定。但毋庸置疑的是, 证人履行出庭作证义务必然面临一些损失, 如误工费、车旅费、食宿费等。出于公平原则, 必须对证人实施一定的补偿措施, 这不仅是对证人出庭作证行为的鼓励, 也是对履行义务的保障。在西方国家, 证人出庭所产生的费用一般都是由法院进行补偿的。新法对此进行了修改, 《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 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 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 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这也是我国对证人保障制度的一次进步。

三、确立证人强制出庭制度

李庄案中, 对于八个不出庭的证人, 法官也只有无奈地表示法律并没有赋予其可以强制证人出庭的权力, 对于不想出庭的证人束手无策。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了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但只规定了义务未规定违反义务的措施。为了保证证人出庭作证, 美国、德国等国家都制定了强制证人出庭的制度。我国在这次刑诉修改中也加入了强制制度。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 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 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 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 予以训诫, 情节严重的, 经院长批准, 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被处罚人对拘留决定不服的, 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该条文明确规定了法院在证人无故不出庭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强制措施要求其出庭。第二款又规定了不出庭的后果, 对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 可以予以制裁。第188条的规定弥补了我国证人不出庭的强制措施和后果, 对于证人制度的完善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通过以上几项制度, 较好地完善了我国的证人出庭制度, 为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保障。当然, 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比如证人保护的范围相对狭隘, 仅限于重大刑事案件方面;对家庭亲属拒证权也仅限于不出庭, 而没有扩大到家属有不作证的权利。以上问题, 相信在司法实践中会积累更多的经验, 在以后立法中会逐步解决。

摘要：证人出庭率低一直为我国司法界的不足。造成该结果的原因主要包括证人思想保守、证人人身保护和经济保障不到位、强制措施不健全等。新《刑事诉讼法》已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它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做了较为全面的修改, 主要涉及出庭作证的证人范围、证人保护和经济保障、强制措施、不出庭后果等, 这将对改善我国出庭率低的现状发挥极大的作用。

关键词：证人,出庭作证,保护措施,强制措施

参考文献

浅谈证人保护制度之完善 篇11

[关键词]证人；保护；出庭作证

证人出庭作证关系到实体与程序正义的实现，是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不容乐观，打击报复证人的现象屡有发生，严重影响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主动性。因此，如何完善证人保护制度已成为我国司法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当前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现状及其不足之处

我国法律法规对于证人保护的规定散见于宪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如《宪法》第41条第2款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刑法》307条规定：“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308条规定：“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此外，《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也规定了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与实体相比，诉讼法的规定相对详细。《刑事诉讼法》第43条强调，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察人员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第49条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该法第56、第57条规定，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证人作证。第85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当保障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如果不愿公开自己姓名和报案、控告、举报的行为，应当为他保守秘密。”《民事诉讼法》第102条也有类似的规定。

上述法条构成了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基本框架，形成从实体法到程序法的规范体系，确定了证人保护的范围、保护主体、保护内容、处罚措施。但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证人保护制度还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证人保护的范围上不同法律间存在矛盾

《刑法》保护仅限于证人本人，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保护范围是“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二者之间没有很好地衔接起来，也使得作为刑事法的《刑法》和作为行政法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相脱节，属立法上的漏洞。

（二）实施证人保护的主体分工不明确

《刑事诉讼法》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相提并论，规定公、检、法都是证人保护机关，但对三机关如何分工以及在不同诉讼阶段各自承担哪些职责等未作详细规定，“大家负责”成为“无人负责”，使证人保护在实践中很难落到实处。保护证人是需要花费成本的，无论是审前保护，如为证人提供安全庇护场所、住所迁移，还是审后保护，如为证人改变身份、住址等，均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没有充分的法律规定及足够的经费保障情况下，很难期望上述三个部门会真正关注、执行证人保护计划。

（三）保护的手段和措施过于局限

主要限于对证人遭受打击报复后的事后补救，缺乏预防性保护。刑事诉讼是一个系统工程，证人无论在审前、审中或审后均有可能遭到威胁、报复，而仅注重事后保护无法彻底消除证人的恐惧，没有预防性的保护措施，等到证人已经付出了惨痛代价后再获得法律救济，这迟来的矫正正义也实非其所愿。

证人在行使法律义务，对法治建设做出贡献时，还要承受被打击报复的风险，这显然是与公平正义原则相背离的。因此，建立完善证人保护制度势在必行。

二、我国刑事案件证人保护制度之构建

鉴于证人保护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在借鉴国外和地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应立足我国国情，构建一套具有我国特色的刑事案件证人保护制度。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应制定一部单独的证人保护法，构建一个以事前和事中保护为主，事后保护为辅的证人保护体系。就现阶段而言，我国刑事案件证人保护制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

（一）设置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

证人保护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面的积极配合，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协调机构，证人保护工作就不可能迅速、有效地开展。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配备相应的人员和装备，形成一支专门负责证人保护工作的队伍，同时综合协调其它司法机关对证人的保护工作，将对证人的保护落到实处。

（二）扩大证人保护的对象和范围

将证人的近亲属、与其有密切关系的人以及名誉、财产利益等一并列入保护对象和保护范围。保护对象具体包括配偶、直系血亲、二等内旁系血亲和姻亲，与证人有婚约或者在身份上、生活上有密切利害关系的其他人。此外，对于告发、检举者，即使没有在以后的程序中成为证人但如果确有保护必要的，也可以与证人享受同等的保护。保护范围包括证人可能遭受的人身安全、名誉和财产利益等。

（三）完善保护手段和措施

将证人保护制度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当中，从侦查、起诉到审判阶段，乃至案件审理完结之后，证人保护制度都应当运行并体现。具体保护措施可分为：

一是建立人身安全保护制度。在证人保护中，最重要的是对证人人身安全的保护，这是证人保护的核心。因此，应当制定严密的保护措施，包括事前保护措施和

事后保护措施。事前保护措施包括在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为证人提供贴身保护、为证人提供隐蔽的住所等。事后保护措施包括对于面临高度和长期风险，确实无法在原居住地生活的证人，为其提供完备的证件和手续，秘密将其迁至安全的地方居住。特别是对贩卖毒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恶势力犯罪以及极具人身危险性的杀人、抢劫、爆炸等被告人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必要时应对重点证人实行24小时贴身保护。虽然我国暂时还没有条件实施类似于美国保护证人的“蒸发计划”，但可以设立移居保护制度，对于面临高度长期风险确实无法在原住所地居住生活的证人，由国家秘密为其迁移户口，并在调动工作或重新就业等方面提供支持、帮助。

二是设立隐名作证制度。隐名作证主要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控方证人在不暴露身份面貌甚至变声的情况下，必要时通过特定的法庭隐名场所，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程控电话，现场闭路电视、电脑、多媒体等使证人接受控辩审三方对证人的询问、质证，完成作证使命。隐名作证制度能够从根本上预防打击报复的发生，彻底解除证人不愿作证的顾虑。

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证人姓名的保密权仅适用于立案和侦查阶段，在审判阶段证人证言必须通过各方质证或当庭宣读，证人身份在审判阶段会不可避免地被公开。证人在明处，打击报复在暗处，对证人打击报复的风险是长远的，而国家却不可能永远无微不至地对证人进行保护。这就需要我们借鉴西方国家的作法，设立可操作性强的隐名作证制度，保守证人及其家庭情况等秘密，使被告人无从获知证人的真实身份，使打击报复无从着手。在审判阶段，规定庭前对证人身份保密，禁止被告方与证人单独接触；庭审中，法官可根据具体案情不公开询问证人的身份、住址；最后，在法律文书中隐去证人的姓名等。同时，侦查、起诉阶段的办案人员也不得披露证人信息资料，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查阅案卷时要隐匿证人信息，宣传报道中不得透露证人信息，违反规定的应受到相应处罚。

三是在财产权保护方面建立证人作证补偿制度。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对证人因作证而产生的交通、食宿、工资、奖金等方面的损失作出补偿。自诉案件由提出证人的一方承担，公诉案件由于诉讼结果直接关系到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证人费用应由国家承担并支付。

四是建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所谓“污点证人”，是指犯罪活动的参与者为减轻或免除自己的刑事责任，与国家公诉机关合作，作为控方证人，指证其他犯罪人犯罪事实的人。在我国，现行法律对“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尚无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的证言也仅适用于《刑法》中关于自首、立功的规定。对于那些参与了犯罪，但情节轻微，在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的，也就是《刑法》规定的诸如从犯、胁从犯、未遂犯等，愿意出庭作证指控同案犯犯罪的“污点证人”，应当给予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以鼓励其作证。

证人出庭制度完善论文 篇12

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制度的现状不容乐观, 首先, 证人拒不出庭作证已经是摆在现实生活中的一大难题, 在司法实践中, 证人往往以各种理由拒不到场作证, 证人往往与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关系, 所以他们认为自已没有必要去以承担风险的代价进行作证, 所以证人普遍存在着顾虑;其次, 证人在作证的时候, 作伪证的情况也比比皆是, 这使得法官在审理案件时, 不得不对证人证言进行再三甄别;最后, 在现实生活中, 打击报复证人的情况也比较严重, 由于我国相关法律还不够完善, 对于证人的保护还不够具体。

2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存在的立法缺陷

通过我国《民事诉讼法》相关的规定, 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证人出庭制度还是存在一些缺陷,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证人主体适格条件限制多

我国民事诉讼中证人的资格有一些限制, 指的是案件的诉讼参加人以外的, 知道案件情况并能正确表达意志而被人民法院传唤到庭作证的单位和个人, 这就是通过法律规范对证人主体适格的条件进行了规定。但我认为将单位纳入到证人主体中是不科学的, 因为单位作为一个组织而不是自然人其不能亲自接触、感受到事实, 将其与自然人相提并论显然是不合适的。

(二) 对证人无法出庭例外情形的规定过于宽松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证人有困难或特殊情况时, 可以不出庭, 可以提交出面证言。但是其实在司法实践中, 大量的证人由于自己与当事人的关系, 出于各种顾虑, 是不愿意出庭的, 法律用以这样宽泛的证明, 违反了证人有义务出庭作证这一法律规定, 不利于司法实践的展开。

(三) 对伪证行为的预防和制裁缺乏力度

我国在保障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的相关规定的时候, 也要加强对于伪证行为的处罚力度。大量的伪证行为不但使得当事人的权益受到了损害, 而且有悖于司法公正。在审判过程中法官由于对证人伪证处罚不力, 不具有可操作性, 纵容了作伪证现象的发生与发展, 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

3完善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单位作为一个组织, 不具有自然人的真实感受, 不能亲自到法院里出庭, 接受法院一系列质询和询问, 且单位作伪证的时候, 无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 废除单位的证人资格

单位作为一个组织, 不具有自然人的真实感受, 所以不能亲自到法院里出庭, 接受法院一系列质询和询问, 且单位作伪证的时候, 无法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将其与自然人视为具有同等资格的证人, 是不完善且不公平的。

(二) 构建有限的强制出庭作证制度。

在司法实践中, 大量证人不愿出庭作证, 致使司法实务很难展开, 做有效的制度就是制裁, 相关证人不得以无正当理由而拒绝出庭作证, 履行自己的证人义务。

(三) 建立证人宣誓制度

证人在出庭作证的时候, 要向法庭保证所做的证言要真实没有虚假陈述, 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以往证人当被发现作伪证时, 司法机关往往只是口头训诫或批评, 没有相应的措施, 建立证人宣誓制度, 使得法律约束代替道德约束, 更好地促进法律的正义。

(四) 建立伪证处罚制度

由于我国作伪证的现象十分严重, 我国规定的伪证罪只适用于刑事诉讼之中, 但是在民事和行政诉讼中却缺少相关的惩罚制度, 对此, 我国应该拓哒伪证处罚的范围与适用力度, 比如宣誓后从重处罚, 或者给当事人造成重大损失的, 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国家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作伪证的, 要进一步加大处罚力度, 向其单位或主管机关发出警告。

(五) 加强对证人经济补偿权的有效保障

证人在出庭作证的时候, 不仅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如人身和财产的损害, 更要承担相应的精神损害风险, 其在出庭作证的时候必然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 如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等, 这些成本加大了证人出庭作证的成本, 因此, 证人有取得经济补偿的权利。

(六) 完善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保护机制

制定完善的证人保护措施, 对于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具有重要的意义。证人进行出庭作证时, 他的利害关系人如亲属等必然也会遭受到一定的风险, 确保对于证人近亲属的保护, 对于更好地完善证人出庭制度, 使得证人出庭午后顾之忧是十分重要的。首先, 要加强对证人近亲属人身财产的保护, 加强保密措施, 避免其收到更严重的打击报复;其次, 设置证人保护机关, 逐步建立起各种预防性措施, 可以通过国家财政建立相关制度保障措施, 建立完善的保障体系;最后, 我们可以设立责任追究制度, 追究相关国家机关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 对于不能及时保障证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处罚。

摘要：众所周知, 证据对于诉讼程序是十分重要的, 特别是证人证言, 是民事诉讼的重要内容。其对于我国法律的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 证人出庭制度具有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 从立法实践来看, 证人做伪证和不愿出庭作证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 这对于案件的进展和当事人权益的保护都是重要的影响。使得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都得不到实现, 因此, 本文通过对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中存下的问题进行探讨, 从而能提出相关的制度构想。

关键词：证人制度,缺陷,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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