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作证制度的完善

2024-06-10

证人作证制度的完善(精选12篇)

证人作证制度的完善 篇1

一、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发展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制定的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中已经明确规定了,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 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这条规定明确指出了, 证人所阐述的证词要完全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与体验来提供的, 这是别人所不能替代的。正因为如此, 当事人想要对证人证词展开进一步的询问与反询问时, 就必须要求证人出庭作证, 若证人只是给法庭书面的证词, 对方当事人想要提出更有力的质问和反对意见时, 会因为证人不在场, 让当事人不知该怎样做出更为真实的回答或解释, 使得证人书面证词的证明力受到一定的影响。因而, 2012年修订的行事诉讼法关于证人的规定开始对此进行完善, 规定证人出庭作证是一项义务, 规定证人强制出庭作证也是审判的需要, 并没有侵犯人权, 相反, 这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保护, 但是, 由于人们的心理作用和我国证人制度的不完善, 许多重要的证人都不愿出庭作证, 给我们的审判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使许多犯罪嫌疑人不能准确定罪, 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地保障, 让他们的家属活在悲伤和无奈中, 所以修正案规定, 证人如果没有特殊的正当理由, 就要出庭作证, 如果拒不出庭的话, 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出庭, 以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修改前的刑诉法中, 对于证人不出庭作证并没有什么法律后果, 所以许多证人都不会主动的出庭作证, 再加上耽误时间和没有什么报酬, 能够出庭作证的人就更少了;这次修正案的通过及有关规定就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规范了证人出庭制度和以前的空缺, 对证人的行为有了更加严格的规范, 使证人的出庭率大大提高, 从而完善了我国的证人制度, 是时代的进步。但这一规定也有不利的一面, 对证人要求的过于严格就会使他们产生抵制感, 被动的出庭作证, 他们的证言可能就不会那么真实了, 甚至会颠三倒四, 影响审判的正常进行, 所以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二、借鉴发达国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在英国法中, 作为一种总体原则是所有的证人都同时具有作证能力和被强迫作证性, 证人作证的资格与作证义务密切相关。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是公民法律上的义务, 甚至是宪法上的义务。强制出庭的义务从自然人亲自感知案件亊实之时起就自发形成。此种法定义务与公民纳税的义务不同, 后者是一种积极的义务, 只要符合法定条件的纳税人, 就应当积极主动履行纳税义务;而自然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则是在当事人或人民法院请求或要求其出庭作证时, 才具有依照请求和要求膻行其出庭作证的义务。换句话说, 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是建立在当亊人解决互相的法律争议的基础之上, 证人的意义只存在于纠纷解决的过程之中, 证人是会说话的证据。这种处于被动状态下的法律义务, 经过当亊人的请求或者人民法院的要求 (如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时) , 则会转化为证人应当积极履行的法律义务。法律之所以要设定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 首先是因为整个社会处于一种连带的状态之中。利益的占有和纠纷的解决都不是孤立的, 作为社会的一员, 有一种社会的连带责任去协助解决争议。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就是这种社会连带义务, 是一种基于社会合作关系产生的, 被国家法律确认的义务。其次, 从具体的司法实践来看, 我国诉讼中的证人到庭参见质证的比例相当低《在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更为严重的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被很好的履行。最后, 证人执行出庭作证的义务是质证原则的体现, 在解决法律纠纷的公共机制之下, 证人的私权利要作相应的克减, 而克减留出的空间就是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空间。

三、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需要完善之处

在我国目前, 虽然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出庭作证做了一些调整, 但目前我国在执行上还是以书证为主要形式的庭审方式, 同时, 新科技带来的新的证人出庭作证的方式, 在应用中依旧有待考究, 同时其造成作伪证普遍却难以追究。

由于一些当事人不能获取对自己有利的有效证据, 往往成为诉讼活动中的受害者, 削弱了司法追求公平正义的作用。要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可以适当借鉴美国在刑事、民事诉讼中的做法, 实行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主义。即当事人认为有必要且有能力出庭的证人, 都必须亲自出庭, 提供证言、接受质询。完善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 设立最低限度的证人出庭标准, 确保证人出庭的保障措施, 只有这样, 才能使诉讼当亊人在庭审中充分收集到有利于自己的相关证据, 促使法庭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裁判。也只有建立和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相关制度, 才能使法庭的审理和裁判结果更接近真实事实本身。

目前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 要求一切证人出庭是不现实的。然而为了实现最低限度的诉讼公正, 应当设定一个最低限度的证人出庭标准, 可以作以下界定:“证人能否出庭。如果证人能够在指定时间、地点出庭, 应当要求其必须出庭, 不允许其以“公务”、“商务”等各种理由规避出庭。证言是否重要。如果是对案件有决定作用的关键性证据, 除十分特殊情况外, 应当要求证人出庭。

在坚持证人出庭原则的同时, 为保证作证要求的合理性, 我国应比较借鉴国外的免证制度, 结合我国国情, 建立与强制作证制度配套的, 符合我国具体情况的免证制度。

四、总结

在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环节虽然在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给出了进一步的规定, 但在执行中依旧存在着种种问题, 但其根本原因还是证人出庭作证的思想观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使得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 因而必须要逐步建立健全制度, 完善其相关法律, 并对其做好宣传介绍作用, 这样才能得到根本的改观。

摘要:由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难以落实, 客观上也淡化了庭审中控辩双方的对抗性, 这都需要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来约束证人的行为, 从而实现法律公正的效果。

关键词: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思考

参考文献

[1]王少华, 冯兆蕙.刑事诉讼证人资格探究[J].河北法学, 2009 (06) .

[2]龙宗智.论我国刑事审判中的交叉询问制度[J].中国法学, 2009 (04) .

[3]龙宗智.论刑事审判中对书面证言的运用[J].诉讼法论丛, 2008 (01) .

[4]田平安.证人证言初论[J].诉讼法论丛, 2008 (02) .

证人作证制度的完善 篇2

证人出庭作证一直是刑事诉讼案件中的一个大难题,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的证人出庭率远远低于民事案件的证人出庭率,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刑事案件全是涉及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的,证人或者怕遭到打击报复,或者是因为办案机关不愿证人出庭作证,很多证人选择了逃避。因此,刑事案件出庭的证人非常少。这次刑诉法修正案就解决了这一难题,是时代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增加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内容

第56条(草案第20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经依法通知,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应当出庭。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

(二)增加了对证人出庭保障措施的内容

第61条(草案第23条)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

(一)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

(二)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

(三)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

(四)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

(五)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证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

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司法机关提出予以保护的申请。”

这一规定有效地保护了证人的人身安全,降低了他们的恐惧感,加强了社会责任感,并且有效地保障了他们的合法权益,有利于证人出庭作证,增加审判的可信度,减少审判时间,节省司法资源,并且有利于惩罚犯罪,彰显正义,维护社会安全和稳定,是时代的进步。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规定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证人作证难的问题,因为更多的人会选择不出庭作证,而是将证据通过特定的渠道送到法院即可,这样做就会降低证据的效力,甚至会出现伪证,不利于审判的进行。

(三)增加并修改了证人不出庭时的规定

第186条、187条(草案67、68条)规定:“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并且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的,或者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女子女除外。证人没有正当理由逃避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被处

罚人对拘留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证人出庭作证是一项义务,规定证人强制出庭作证也是审判的需要,并没有侵犯人权,相反,这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保护,但是,由于人们的心理作用和我国证人制度的不完善,许多重要的证人都不愿出庭作证,给我们的审判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使许多犯罪嫌疑人不能准确定罪,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地保障,让他们的家属活在悲伤和无奈中,所以修正案规定,证人如果没有特殊的正当理由,就要出庭作证,如果拒不出庭的话,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出庭,以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修改前的刑诉法中,对于证人不出庭作证并没有什么法律后果,所以许多证人都不会主动的出庭作证,再加上耽误时间和没有什么报酬,能够出庭作证的人就更少了;这次修正案的通过及有关规定就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规范了证人出庭制度和以前的空缺,对证人的行为有了更加严格的规范,使证人的出庭率大大提高,从而完善了我国的证人制度,是时代的进步。

但这一规定也有不利的一面,对证人要求的过于严格就会使他们产生抵制感,被动的出庭作证,他们的证言可能就不会那么真实了,甚至会颠三倒四,影响审判的正常进行,所以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2010级法律事务专业

证人作证制度的完善 篇3

关键词:证人出庭;免证权;权利保护

证人是指了解案件情况并受人民法院传唤出庭作证的人。证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法院所做的陈述即为证人证言。证人证言作为我国《民事诉讼法》所明确规定的证据种类的一种,对法院审查和认定事实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也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但“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为证人”。可见,我国也在法律层面上要求证人负有出庭作证并如实作证的义务。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一直不尽如人意,甚至流于形式。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制度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对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现状的原因分析

1.思想原因

证人害怕甚至拒绝作证,就是证人出于对自己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担心,因而害怕作证。证人对作证可能受到的威胁顾虑很大,许多证人对因作证遭受打击、报复、陷害致使其本人及亲属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等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等现象心有余悸,有的证人则只愿提供书面证言并附加保密条件,从而使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下降而难以成为定案的主要根据。

2.文化传统原因

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现象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从我国历史传统上看,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人们愿意以和为贵,不愿对簿公堂,传统的“厌讼”思想常常使人们对法庭“敬而远之”。另外,公民对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意识淡薄,许多公民认为即使不按照法院“通知”到庭作证也不会引起不良法律后果,认为这属于审判机关与诉讼当事人之间的事情,与一般公民没有多大的关系。

3.立法原因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9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证人在人民法院通知的开庭日期,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由提供该证人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认真研究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不难看出以下几点缺陷:

(1)对证人权利设置存在严重缺陷。为了强化证人的作证意识,现行民事诉讼法特别强调证人作证的义务,但对证人的相应权利,却未予以足够关注。尤其是对证人人身安全的保障方面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对证人经济损失的补偿,也只在司法解释做了简单规定,这种权利义务严重失衡的规定,严重挫伤了证人出庭作证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证人拒绝出庭作证就难以避免。

(2)法律义务与法律后果相脱节。 前述法条规定,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而却没有规定,证人如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应承担怎样的责任。我国关于证人证言的来源及证人证言形成的条件与许多外国的立法存在很大的区别。外国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均规定除少数例外情况外,证人必须出庭作证,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惩罚。而我国法律仅单纯的规定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却没有明确如无特殊理由拒不出庭作证,会承担什么后果,这样的规定没有威慑作用,证人也会抓住这个法律缺陷,逃避自己作证的义务。这样,这条规定就成了宣誓性的,出庭作证义务也成为一种可规避的义务,很难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3)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权益保障不力。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只顾及诉讼上的短期保障,而忽视了诉讼之后的长期保障;只注重事后的保障或补救,而忽视了事前的密切防范;只开率对证人本人的保护而未顾及对证人亲属的保护,另外,缺乏明确、具体的措施和方式。 现代社会,对证人打击报复的现象屡见不鲜,如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权利保护再得不到加强的话,证人不出庭的现象是得不到改观也属必然。

二、如何完善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1.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程序

(1)构建证人出庭传唤制度。采用传票传唤证人出庭作证是当今各国通常使用的一种法定方式。我国民事诉法讼目前采取的是“通知”的方式,不具有强制性,证人可以不到庭,仅出具书面证言。应制定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措施,以约束证人依法履行出庭作证的义务。证人在法官审理民事案件需要其作证时,应当到庭并向法庭陈述自己所知道的案件事实和其他情况。法院用传票传唤证人到庭作证,证人如不遵守传票之规定不到庭,则将会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从而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正常的审判秩序。

(2)强化证人出庭作证义务,建立拒证追究制度。在我国,虽规定证人有义务出庭作证,但是却没有规定如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会承担什么样的后果。

出庭作证是证人的法定义务,也是证人作证的基本要求。综合各国立法经验。我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当规定对必须到庭又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证人,按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予以处罚。经传票传唤,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予以拘传,强制其出庭作证,并根据情节轻重,并处罚款或拘留,以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3)建立伪证惩戒制度。证人不仅有出庭作证的义务还有如实作证的义务。证人作伪证无形中会增加巨大的诉讼成本,特别是对案件的审理会因无法查实相应的证据而被迫中断,严重影响司法的质量。我国对此并无相关规定,以至于我国目前在审判实践中作伪证的现象相当普遍又始终得不到有效遏制。因此,我国立法上应对证人作伪证的行为明确作出制裁性规定,对于提供伪证的证人,可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根据诉讼的不同阶段以及伪证对诉讼相对方造成的危害程度,分别给予民事制裁、行政处罚直至刑事处罚。

2.建立证人免证权制度

证人免证权,是指证人在法定情况下可以拒绝回答问题、出示书面材料或拒绝出庭作证的权利。很多国家考虑到证人在作证上的一些情理上的困难以及基于职业上或技术上的秘密而允许证人不作证。在我国,法律规定凡是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的人均负有作证的义务,而不论证人与当事人有何关系。这样过分僵化的规定在案件事实查明的同时,也损害了证人及其他相关公民的私人利益,其价值选择未必合理。笔者认为,应适当的规定在某些情形下证人享有免证权,充分保护证人的权利。

3.完善证人及其近亲属的权益保障机制

(1)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经济补偿制度。很多国家都规定出庭作证的证人有权请求经济补偿,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了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担。但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证人作证的经济保障问题。笔者认为我国有必要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保障制度,在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对出庭作证的证人给予经济补偿,并就经济补偿的标准、范围、方式、提起程序等通过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作出具体规定,这样,证人的权利就尽可能的得到保障。

(2)健全证人及其近亲属的权益保障机制。证人证言在查明案件事实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很多国家都在证人权利的保障上做了非常全面的规定,而我国民诉法第102条虽然对此作了一些规定,即对证人进行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在民事诉讼中侵犯证人权利的行为时有发生,且由于办事效率以及机制的不完善,往往得不到及时、妥善处理,极大地伤害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从制度上完善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保护,特别是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权益所面临现实危险时的保障措施和手段。

参考文献:

[1]毕玉谦:《证人制度研究》,载《比较民事诉讼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版,第97页.

浅析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篇4

(一) 证人豁免权

英国确立的是传闻证据排除规则, 此规则也是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前提。这里的传闻证据是针对证人在审判之外进行的对作证事实的陈述, 主要有传闻陈述、书面陈述等内容。根据传闻证据的规则, 凡是证人在法庭之外的进行的证言以及笔录, 都不能成为定案的依据。当然特殊证人是可以不用出庭作证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证人的豁免权问题, 不同国家的规定不同, 像美国:配偶、宗教、政治选举免证权, 还有有关商业秘密的免证权;德国与之类似:除了配偶、近亲属外, 还有律师、医生和神职人员等。

(二) 证人保护

同时各个国家对于证人保护问题也是十分注重的。针对证人保护, 主要是事前保护和事后保护。事前的保护, 是在证人出庭作证前进行的一些保护措施和乔装改变, 例如出庭作证时改变声音、容貌。事后的保护, 是证人出庭作证后, 怕受到犯罪嫌疑人的报复, 进行的事后的保护, 以及就其因出庭作者带来的损失给予一定经济补偿。主要是有关交通、误餐、住宿等造成的经济损失向有专门设立的法院服务部门领取。此外证人还有陈述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 为了使证人在法庭上陈述事实, 就要确保证人所做的陈述不受法律的追究。

二、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以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发展而言, 证人出庭作证已经成为各类诉讼过程中的一大难题。证人出庭作证面临着很多问题。

(一) 证人拒绝出庭, 书面证人泛滥

据有关证人有没有出庭作证的必要的相关数据显示, 一半的人认为如果书面证据真实可靠, 那就没必要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正是由于我们对书面证据的过分依赖, 才导致证人出庭率低。同时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由法院一方全权掌握, 从司法实践中我们也可看出, 法院也是有倾向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态度的。

另外《刑事诉讼法》关于出庭作证的证人规定过于原则, 缺乏可操作性。例如法条中出现的“重大影响”“有异议”和“有必要”, 而司法解释又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 什么叫“重大影响”呢?程度如何才算是重大呢?在某种程度上给法院留下了过大的裁量权。法院可能对于这些证人以这些理由, 拒绝被告人一方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二) 证人的保护措施缺失

就证人的保护问题, 修改后的刑诉法有所涉及, 但是是否起到作用, 还要实践检验。但就现实情况来看, 在刑事诉讼中甚少谈到证人的保护问题, 对证人保护措施还存在问题。例如刑事诉讼证人的保护问题, 交给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负责。法律并没有规定保证证人的具体措施与保障方式。同时也没有机关对此进行监督管理, 最后三个机关可能都不对证人进行保护。此外, 法律也没有规定对证人实施经济补偿的原则和方式, 对于证人是否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未作规定。

三、完善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鉴于我国证人出庭制度存在的各种问题, 对于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提出几点建议。

(一) 严格实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严格按照法律规定, 实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对于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 也要给予一定的惩罚。对于法院来说, 要拒绝书面证人, 要严格的使用证据制度, 保障控辩双方申请证人的权利。改变现有的证据种类, 对于书面的证人证言, 我们要谨慎对待。

(二) 完善证人保护制度

以事前保护与事后保护相结合为原则, 以事前保护为基础, 事后保护为辅助, 两者相辅相成;同时对于证人的经济、精神补偿问题、保护措施与方式作出重新规定, 以此保证证人无后顾之忧。

(三) 完善相关法律, 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 健全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我国对于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有着严厉的处罚, 但大众在思想上还是排斥的。因此要保障证人出庭作证就要加强公众的法律意识, 完善相关法律, 建立一系列配套的证人保护措施, 同时也要进行有力的监督管理, 不能让法律虚设。

综上所述, 虽然新刑事诉讼法中多了一些有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法条, 但实践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证人不出庭作证依旧是常态, 就连重大案件依旧如此。期望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 证人的基本权利以及出庭难等问题得到解决以及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发展也逐步走向完善。

参考文献

[1]闫丰华.论新刑事诉讼法下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D].中国政法大学, 2013.

[2]史立梅.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改革及其评价[J].山东社会科学, 2013.

[3]段书娟.新诉讼视野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D].山东大学, 2013.

[4]张健.证人出庭作证率的困境与破解[J].教育教学论坛, 2015 (37) :141-142.

证人作证制度的完善 篇5

一、证人作证制度概述

(一)证人的概念

据有关学者考证,证人一词最早源于古希腊语martis和martyr,其原意是指见证殉道者的人,所谓殉道的人大部分都是有冤情的人,这些人在信仰被冲击的时候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其灵魂的纯洁则要依靠他人的回忆和陈述,而这些人就是我们现在意义上所谓的证人。从相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文献中也可以看到,证人在这类事项中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现代历史中对证人的理解一般分为以下几个层面:首先,证人必须是亲身感知案件事实的人;其次,证人是为模糊的事情进行证实或者厘定界限,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证人的概念,也都是以此为基点而发展起来的。

和其他大部分法律都是舶来品不同,证人这一概念,在我国传统的法制文化中就一直存在,只是由于我们一直没有进行过很好的归纳和总结,导致我们无法在理论的研究上占据制高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此却进行了很好的梳理。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德国对证人做了如下的定义:凡是应该在应在法官面前陈述其对案件的感知和认识的人,而七本人又不具有其他参与诉讼人员身份的人都是证人。我们的近邻日本的法律认为,证人是指依照规定应当向法院陈述其所知的有关事实的第三者。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在重申一个要点,那就是证人不包括当事人,仅包括向法院陈述其感官体验的案件事实的人。英美法系由于其判例法的传统,以及相关因素的差异,在证人规定上与大陆法系略有不同,他们认为,不论其在诉讼中的地位如何,只要能提供与案件相关信息的人都可以叫做“证人”,即便是被告人也可以被当做证人来使用,其所作出的证言证言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我国既不属于大陆法系也不属于英美法系(港澳台地区除外),法律上对证人的概念也缺乏明确的界定,但是理论研究和实务上更多的认为我国的证人概念和大陆法系的规定更为相似,因为我们都是采用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是密切相关的。我国证人的概念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在诉讼过程中,因知道案件的情

况并负有作证义务从而向公安等司法机关陈述的不具有其他诉讼主体身份自然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在诉讼中具有其他身份的人不能作为证人,单位不能作为证人。

(二)证人作证的意义

证人作证,是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法治社会必然是惩恶扬善的社会,对于一些罪大恶极而又缺乏证据难以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证人出庭作证对其予以指认无疑是对社会秩序的最好维护,同时证人出庭作证在我国目前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未尽完善的情况之下,也是非常之必要的,尤其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质证权的保护上。

但是纵观现在的案件审判,但凡涉及到需要证人出庭作证的,其出庭作证的概率非常之低。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对此,国内的相关学者给出了一系列的分析,并且给出了一些列的对策分析,这些分析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正如陈瑞华教授所指出的我国目前的法学研究现状似乎正处以一种“对策法学”的研究误区。为此,笔者打算在发实证学的角度,以学者们提出的对策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证人不出庭作证对策的层层剖析,尽量指出我国证人为何不出庭作证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进而分析证人到底是为什么不出庭作证,最后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

二、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

证人不出庭作证一直以来都是困扰我们司法审判的一个重要因素,相关的原因也有很多文献做出了很多的探讨,笔者不想继续承袭这种固有的研究路径,而是打算在实证主义法学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

(一)法院不需要证人出庭作证

证人虽然也在侦查机关作证,但是那毕竟是单独作证,无法达到质证的效果,我们所谓的证人作证更多的意义上说的是证人出庭作证,这样做有助于法官更好的审查清楚案件事实真相,但是在我国的实践来看,审判机关根本不需要证人出庭作证。这是因为首先,法官在庭审前没有真正的做到与案件的隔离,其可以预先通过阅读卷宗了解案情,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在庭审时便已经有了一定

意义上的主观判断。无需再叫更多的人来阐释之前已经了解的东西;其次,我国法律中并没有关于要求当庭宣告判决的规定,在中间的这一阶段法官可以要求公诉机关提交所有的材料,而这种材料对法官的影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使得证人出庭作证失去了实质上的意义,难以影响案件的判决。再次,由于长期以来法官一直是和公安机关以及检察机关共同作为打击犯罪的机关,法官对公诉人提交证据的信任度高于被告人所做的与公诉人提交证据不同的供述,公诉人只要宣读相关的证言笔录便可以获得法官的信任,而不需要证人亲自作证。

(二)公诉机关不需要证人出庭作证

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公诉人在证人不出庭当面向法庭作证的情况下也可以顺利完成指控犯罪的职能,首先,大量传闻证据的使用,使得证人根本无需出庭,只要宣读证人证言即可,而法院也认可公诉人宣读庭前的证人笔录,即便被告人不认可,也由于多种因素无法得到与证人当面质证的机会。其次,检察院和法院天生就是一家,相互之间也多了很多默契与容忍,些许的证言瑕疵也不会影响到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最后,证言具有易变性,为了防止庭审出现差错,导致控方颜面或者利益受损,他们也不希望证人出庭作证。

三、证人出庭作证的改革思路

2012年3月14日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特定情形下证人可以被强制出庭作证的规定,这一规定,对于我们改善证人长期不出庭作证的局面,并进而使被告人的质证权得到真实形式都有莫大的好处,但是从上面的分析来看,证人不出庭作证除了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客观上的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法院和检察院长期以来形成的在没有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形下进行判决的习惯,如何改善这一现状,笔者试图提出以下观点。

(一)建立质证权意义上的交叉询问机制

证人出庭作证在查清案件事实并发现真相,并使案件得到正确的认定,具有重大意义,但是我们也知道法律是一门追求程序正义的学问,尤其是在当下这一点显得特别重要,而我们过去的研究大部分是在结果中心主义的影响下来考

量的,现在我们或许更应该在程序价值的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我们应该认识到片面强调证人出庭作证的实体价值是不合理的。我们同样不该忘记的是我们对程序正义的追求。尤其是在大力强调程序正义的今天,以及我们在一味追求所谓的“真实”的路上有渐行渐远的趋势(聂树彬冤案的影响至今仍是我国司法进程之痛)。这种要求显得更加急迫。

(二)建立证人保险制度

证人作证制度的完善 篇6

关键词:证人作证制度 修改 价值理念

一、新刑诉法中证人作证制度的修改与完善

证人拒证现象的存在和我国法律规定不明确、证人权利保障不到位密不可分,将于2013年1月1日施行的新刑诉法对证人作证制度作出较大的修改和完善。

(一)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范围

现行刑诉法第48条和第47条可以说对证人作证制度作出了比较理想的规定,符合诉讼要求,适应诉讼规律。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些美好的规定未能予以落实,“作证难”成为中国迈向民主与法治之路一个重大的难题。解决这一问题只能将出庭作证范围逐步扩大。因此,新刑事诉讼法在保留原来规定的基础上,在第187条进而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立法所确立的这一证人出庭的范围,适用了比较抽象的“有异议”、“重大影响”、“有必要出庭作证的”。在当今中国出庭难的情况下,到底哪些人应当到庭,立法把这个难题交给了司法机关,由司法机关把握个案情况加以裁量。

(二)规定强制出庭作证制度及法定情形下的例外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是我国首次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强制出庭作证制度。充分体现了以法治理“作证难、出庭难”,规范证人作证行为的决心。但是,立法免除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的强制到庭作证的义务。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只是对传统的免证特权制度有所吸收,不是对“大义灭亲”的彻底否定,被告人的近亲属仍有作证的义务,只是免除了他们强制到庭的义务。这主要是考虑到伦理感情和家庭关系的维系,也体现了人性、人道、以人为本的精神。

(三)规定对证人作证的保护制度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62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一)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二)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三)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四)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五)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保护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同时,第63条规定,“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这些规定都是为了解除证人作证的后顾之忧,以保证证人出庭作证。

(四)规定证人拒绝作证的惩罚与救济措施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第188条第2款规定,“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被处罚人对拘留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刑事诉讼法根据我国当前证人作证难、出庭难的情况,对证人拒证的法律后果作出明确规定,这一规定无疑会对证人形成威慑力,督促证人可以更加积极地履行作证义务。

二、新刑诉法中证人作证制度的价值理念

(一)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价值平衡

任何制度的设计必须遵循权利和义务相统一原则,必须使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实现价值平衡。国家权力的行使目的是保障公民权利,服务于公民权利。证人作证制度也必须体现这一原则。现行刑诉法更多强调的是公民作证的义务,而对公民人身、财产等权利的保障力度远远不足,因而使该制度无法实现其设计初衷的功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为了解决证人作证的后顾之忧,对证人的保护制度作出了更加明确和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无疑能够提高证人作证率,更加注重了对证人权利的保障,实现了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更好的价值平衡。

(二)司法公正与审判效率的价值平衡

刑事诉讼的价值,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针对日渐增多的刑事案件,如何有效地利用司法资源来获取最佳法律效果,是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也是保障公正的长远问题。刑事司法之所以设计证人作证制度主要是为了通过对证人证言的质证、认证实现尽快查清案件事实的目的,不仅提高审判效率,而且能够使有罪的人尽快受到追究,无罪的人尽快脱离苦海,实现公正审判。但是对证人来说,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和对个人以及家人安危的考虑,现行刑诉法中证人作证制度不能有效发挥作用,证人作证率低下使得审判法官不得不通过其他途径来查清案件事实,不可避免影响了审判效率,甚至有的案件事实不清以致导致错案的发生,极不利于人权的保护。新刑事诉讼法中对证人制度的改革无疑能够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有利于证据的收集,从而能够使案件事实尽快得以查清,提高审判效率,实现司法公正。

(三)法律规定和道德义务的价值平衡

证人作证制度的完善 篇7

证人拒绝作证权, 又称证人拒绝作证特权, 指负有作证义务的证人, 在遇到特殊情形时, 基于社会伦理、公共利益等原因, 法律赋予其依法拒绝承担作证义务的一种特殊权利 (1) 。证人拒绝作证权可分为三种类型, 分别为亲属型证人拒绝作证权、公务型证人拒绝作证权、职务型证人拒绝作证权。证人拒绝作证权特征:首先, 能够行使该权利的主体必须也只能是证人, 即享有该权利的人必须符合法律对证人的规定。其次, 拒绝作证的主体有其特定范围, 并非所有符合证人资格的人都享有拒绝作证权, 该特定范围, 包括具有特定的身份或者具有特殊的关系。正是基于这种特殊的关系或特定的身份, 证人才能够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再者, 证人拒绝作证权的范围、内容及相关程序等均应由法律明文规定, 以立法形式明确确立证人的此种特殊权利, 才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司法作用。最后, 证人的拒绝作证权, 实质是一种平衡社会利益的司法手段, 是在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之间的价值选择, 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 促进社会和谐 (2) 。

在我国, 法律仅明文规定了证人有作证义务, 并未明确赋予证人拒绝作证的权利。由此, 一方面, 社会上高喊着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性, 一味强调证人的出庭作证的义务应得以加强, 而另一方面, 在具体地司法实践中, 很少有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可见, 证人的出庭作证义务和拒绝作证权利同属作证的两个重要方面, 立法仅明确其中一项义务, 不仅会使另一项权利得不到保障, 也会影响到义务的履行。从某种程度上说, 正是因为立法的缺失才导致了我国证人出庭率低。所以, 为完善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 我国都应该明确确立证人的拒绝作证权。

二、域外有关证人拒绝作证权的立法规定及借鉴思考

(一) 德国法的证人拒绝证言权

在德国, 被告人在审判或者审讯中不说话的权利被称之为“拒绝证言权”。德国立法中, 其对享有拒绝证言权的证人范围做了明确规定。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83条 (3) 就规定了六种具体地可享有拒绝证言权的证人。这六种主体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分别为基于婚姻关系或血缘关系的亲属, 基于国家公务秘密的公职人员和基于特殊职业关系的职业人员。德国法在法条中明确规定了享有拒绝作证权的证人主体范围, 仅只包括六种。笔者认为, 我国在构建证人拒绝作证权制度时可以借鉴德国的立法模式, 先明确规定可享有拒绝作证权的证人主体, 即亲属型、公务型、职务型证人可享有拒绝作证权的具体范围。

(二) 日本法的证人拒绝证言权

日本作为立法相对发达的国家, 其在证人拒绝作证权方面也有相关的立法规定。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196条 (4) 较为具体地规定了可基于亲属关系而享有拒绝证言权的证人主体范围。同时, 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197条规定了证人在一定情形下可以行使其拒绝证言权, 具体情形包括以下三种:第一, 就公务人员所知悉的公务事项接受询问的情形;第二, 就专业人士所获知的有关秘密接受询问的情形;第三, 因关联技术或职务秘密的原因须接受询问时, 被询问的有关事项可拒绝证言。

日本法的立法模式特点在于, 日本法直接规定了何种主体基于何种原因可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这种立法模式相比德国法显得更加具体, 可操作性也就更强。在构建我国证人拒绝作证权制度时, 可充分借鉴德国与日本的两种立法模式, 将其结合起来, 既规定可享有拒绝作证权的主体范围, 又说明该主体是基于何种原因享有的拒绝作证的权利。

三、确立证人拒绝作证权制度的构想

结合德国和日本的立法模式, 我国证人拒绝作证权的适用应包括有具体的主体范围和适用原因, 即要像德国一样, 我国也应先说明亲属型、公务型、职务型拒绝作证证人的具体主体范围, 然后借鉴日本的立法模式, 具体说明何种主体基于何种原因可享有拒绝作证权。具体构想如下:

(一) 亲属型拒绝作证权

亲属型拒绝作证权, 即亲属间享有的拒绝相互指证的权利。这里的“亲属”的具体范围应予以明确。在英美法系等立法发达的国家, 其亲属的范围包括有姻亲、血亲及配偶。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180条的规定:“现或曾为被告或自诉人之配偶, 五亲等内血亲, 三亲等内姻亲或家长家属者, 本于道德观念或顺和人情起见, 许其拒绝证言”。可见, 我国台湾地区对亲属型的定义不仅包括现任配偶, 还包括曾经的配偶, 既包括直系血亲也包括旁系血亲。结合我国国情, 借鉴国内外各相关立法, 笔者认为, 我国对亲属型的定义具体应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其中, 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的立法现状及基本国情, 笔者认为, 配偶应仅限于现任配偶, 除配偶外的其他亲属关系应包括自然血亲关系和法律拟制血亲关系 (5) 。这些具体的亲属范围, 应明确其享有拒绝相互指证的权利。

(二) 公务型拒绝作证权

公务型拒绝作证权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知晓了相关机密或者掌握了相关机密资料, 而泄露这一机密将会导致国家、公共利益遭受损害, 则该公职人员可享有免于作证的权利。公务机密, 一般指公开后有损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司法等各方面利益的秘密或情报。这里的公职人员, 应具体包括国家公务员、军人、外交官员、司法人员等, 应赋予这些人员在知晓的特定公务机密范围内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

(三) 职务型拒绝作证权

职务型拒绝作证权是指执业者在执行职务时被信赖告知或者所知悉的他人秘密事项, 执业者享有拒绝作证权。关于职务型拒绝作证权的主体, 笔者认为, 具体包括以下三类人员:

1. 律师

近年来, 我国的律师界呼声越来越高, 呼吁国家应保护律师的基本权益, 其中就包括保护律师的拒绝作证权。我国《律师法》第38条 (6) 规定了律师应当保守相关的秘密, 但《刑事诉讼法》中并无关于律师拒绝作证权的相关规定, 导致律师在司法实践中陷入两难的尴尬处境, 既不能获得当事人的完全信任, 又因职业道德原因不向司法机关吐露当事人秘密而受刑事追诉。联合国大会1990年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2条规定:“各国政府应确认和尊重律师及其委托人之间在其业务关系内所有联系和磋商均属保密性的。”不论是为响应联合国的号召还是联系我国实际情况, 做到切实保障律师权益, 都应明确赋予律师拒绝作证权。

2. 医师

这里的医师应具体包括有:医生, 心理医生, 牙医, 助产士等 (7) 。这类人因其职业的特殊性能够获知患者某些不愿被公开的隐私秘密, 若这些隐私秘密被用做对患者不利的证据, 不仅会使得医患关系紧张, 也有失人伦道德。就我国现状, 医患关系尤为紧张, 为增强医生与患者间的信任, 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促进医疗卫生的进一步发展, 应当将医务人员在其履职过程中知悉的有关患者的秘密事项列入拒绝作证的范围。

3. 会计师

会计师在职业过程中获知的当事人秘密事项关系着当事人的财产安全, 当事人的合法财产应受法律保护, 赋予会计师拒绝作证权不仅符合法律要求, 也有利于增强会计师与当事人之间的信任关系, 有利于促进会计师行业的发展 (8) 。

(四) 证人的拒绝自证其罪权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拒绝自我控告的权利, 笔者认为, 在构建证人的拒绝作证权制度时, 也应给予证人拒绝自证其罪的权利。当司法机关要求证人作证时, 若证人所作的证言可能使证人本身受牵连以至受到刑事追诉, 则该证人可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当然, 若证人明确自愿放弃此种权利出庭作证的, 也应为法律所允许。拒绝自证其罪是一项基本人权, 也是国际刑事诉讼法的准则之一, 确立该原则, 应作为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方向 (9) 。

四、结语

证人拒绝作证权不仅是我国立法上的一大缺失, 在司法实务中, 证人作证问题也是一大难题:证人拒绝作证、不出庭作证已成为困扰庭审制度改革的瓶颈。而确立证人拒绝作证权制度, 不仅符合现代法治精神, 而且有利于防止司法权滥用, 有利于树立刑法权威。愿在不久的将来, 证人拒绝作证权赫然立于我国闪着人性光芒的立法舞台之上, 明日法庭也将奏响和谐的音符。

摘要:本文主要通对证人拒绝作证权的基本概述来分析我国现状, 以及对域外有关证人拒绝作证权的立法规定及借鉴思考, 同时对确立证人拒绝作证权制度的构想也做了详细论述。

关键词:证人拒绝作证权,制度,立法

注释

1 黄海鹰.我国证人拒证权制度的构建[J].时代经贸, 2008, 6 (112) :190-191.

2 应丹.证人拒绝作证权制度探析[J].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8 (34) :89-90.

3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83条规定:“以下人员可以拒绝作证.第一、当事人一方的订婚人;第二、当事人一方的配偶, 含解除婚姻关系者;第三、是或曾经是当事人一方的直系亲属或者姻亲关系者;第四、由于供奉于神职得到他人告白的神父;第五、作为职业参与定期刊行物、广播的准备、制作、贩卖, 或者得到论文、资料的执笔人、投稿人、情报提供人提供了情报者;第六、由于事实的性质或法律要求保持秘密, 基于相信官职、身份以及职业上的事实而得以知道沉默义务认可事实的秘密者.”

4 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196条规定:“证言涉及可能导致证人或者与证人持有下列关系者受到刑事追究, 或者被判有罪的事项时, 证人可以拒绝作证;证言可能导致这些人员名誉受损时, 证人同样可以拒绝作证.第一、配偶、四等亲以内的血亲, 有或者曾经有过三等以内的姻亲关系;第二、属于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关系.”

5 李福臻.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的传统与现代化[J].政法学刊, 2004, 21 (6) :31-34.

6 我国<律师法>第38条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当事人的商业秘密, 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

7 沈志先.刑事审判证据规则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244.

8 陈雪平.证人拒绝作证权的主体探析[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 2004, 21 (4) :70-73.

浅议刑事案件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篇8

关键词:证人,出庭作证,保护制度

证人证言是世界各国刑事诉讼中运用最为普遍的一种证据, 在我国刑事证据体系中也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证人出庭作证是充分发挥证人证言作用的关键环节, 已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法普遍确立的制度, 也是刑事审判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证人出庭作证是诉讼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规定所要求的。它对于保护诉讼当事人权益、增强诉讼活动透明度、保障诉讼司法公正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

在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 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难以令人满意。据研究数据显示, “法院的证人出庭率, 高的约为8%, 低的不足1%”, [1]绝大多数证人不出庭, 证人出庭成为例外, 而且证人出庭作证率并不受法院级别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无论中级法院或基层法院, 无论地区经济发达与否, 证人出庭作证情况大致一样;并且从年限看, 新刑法颁行至今, 证人出庭率低的情况没有多大变化。“新的庭审制度在推行中最突出和最难以解决的问题, 可以说就是证人出庭作证问题。”[2]这是因为证人不出庭所导致了两大法律后果:其一, 直接结果就是证人的庭前陈述被大量直接使用, 使控辩双方的质证难以展开, 法官也难以通过证人出庭作证来直接审查证言的真伪;其二, 使法庭审判实际上演化为法官对控诉方卷宗笔录的书面或口头审查, 使法官不得不依赖于庭下阅卷, 庭前审变成了庭后审。

二、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分析

(一) 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导致了证人出庭作证这一义务具有不明确性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具有适格性的证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但对证人作证的方式并未明确, 亦没有规定证人有必须出庭作证的义务。虽然该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应经过控辩双方质证, 但其第157条又规定: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等应当当庭宣读。另外对可以不到庭的证人的范围也没有任何规定。上述规定表明, 证人对是否出庭作证享有选择权, 在履行作证义务时可以选择出庭作证, 也可以选择在庭外向司法人员作口头陈述, 由司法人员制作成证言笔录, 或者自己亲笔书写证言交给司法人员。这实际上赋予了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权利, 为其拒绝出庭作证提供了法律依据。只要证人不愿意出庭, 他就可以用书面证言或证言笔录来代替出庭陈述, 对证言的质证也可用“出示”的方式进行, 任何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只要证人不到庭, 其证言笔录就可以当庭宣读。这种不加限制地使用书面证言的情况, 违背了现代诉讼制度最基本的要求。”[3]迄今为止, 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最高院解释”) 第141条明确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司法解释毕竟不能等同于法律, 其效力有限, 且其规定与刑诉法的规定相矛盾, 很难落到实处。并且, 现行法律也缺乏对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强制性措施和制裁条款的规定。“如果没有规定制裁的命令, 那就不会有任何法律的义务。”[4]“如果证人根本不作证或不出庭作证, 司法机关则毫无办法。”[5]因此, 证人是否出庭作证可以完全由自己的主观意愿决定, 而不受国家强制力约束。司法实践中, 我国法院对证人出庭作证采用通知书的形式, 通知书并不具有传票那样的强制性。

(二) 法律对刑事证人的安全保护的规定不健全

在刑事诉讼中, 证人对被告人所为之犯罪事实加以指证, 有可能会使自己或者亲属的生命、身体、财产陷于危险之中, 因此国家对证人及因其作证行为而面临危险的人负有保护职责。正如丹宁勋爵所说:“没有一种法律制度有正当理由能强迫证人作证, 而在发现证人作证受到侵害时又拒绝予以救济。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保护证人是法庭的职责。否则, 整个法律诉讼就会一钱不值。”[6]

我国刑诉法第49条及《刑法》第307条第1款、第308条虽然有相关证人保护的规定, 但上述规定在立法上还存在许多不足:一是立法侧重于对证人的事后保护, 注重对侵害行为人的惩罚, 而未规定事前预防性保护措施, 不重视对证人遭受侵害后的补偿性保护;二是立法只注意保护证人的人身权和名誉权, 对证人的财产权保护则未加规定;三是对证人近亲属的保护不够, 如《刑法》第308条规定的保护对象仅限于证人;四是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粗略, 不完整、不系统, 缺乏配套的具体措施规定, 可操作性差, 执行起来很困难, 不能消除证人的后顾之忧, 不利于调动其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三) 司法人员执法水平不高影响证人出庭作证

与其他证据相比, 言词证据具有容易受到干扰、带有主观性和易变性等特点, 对言词证据的认定难度也较大, 需要有较高的综合分析判断能力。证人出庭作证可能会改变以前的证言, 甚至会由此改变案件的性质, 而当庭宣读证言笔录则较为稳妥, 可以避免出现翻供的复杂局面, 因此一些公诉人及法官对证人出庭作证持消极态度, 不提出申请甚至不希望关键证人出庭, 也不采取积极措施保证证人到庭。也有不少执法工作人员没有认识到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性, 认为证人证言的书面材料和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效力都是一样的, 证人出庭作证是多此一举, 浪费司法资源。所以, 往往只要求有证人证言备录在案即可,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证人出庭作证。

(四) 证人不出庭制度还受经济利益因素的影响

我国的证人作证制度不完善, 其中最主要的表现之一即缺乏证人补偿制度的规定。这与一直以来奉行的以“集体主义”为本位的思想观念密切相关。“在这种观念下, 证人出庭作证是应对国家无条件履行的一种义务, 即使个人利益受到一定的损失, 也是其分内之事, 因为刑事诉讼的目的是为了打击犯罪, 保护国家和集体的利益, 而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体利益。每个公民都应当自觉同犯罪行为作斗争, 应当就其所了解的案件事实自觉向公安司法机关作证。这种过于重视义务而忽略权利的观念严重的制约着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7]证人承担作证义务, 应当享有相应的权利, 这种权利主要是证人费用请求权, 包括证人因出庭作证必然影响的劳动收入, 因出庭花费相应费用, 如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4条第3项规定:“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 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担。”但法律并没有规定证人合理费用的范围和计算问题, 更没有规定由谁来行使, 明显缺乏可操作性。这种法律制度的缺失与当前市场经济下人们的经济意识失衡, 因此证人在利益权衡的过程往往选择拒绝作证。

三、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对策

(一) 在立法上明确建立强制性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我国目前证人出庭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强制证人出庭措施。虽然法律要求证人出庭作证, 但对于拒不出庭的证人却缺乏相应的法律后果的规定。我国应当通过立法明确对证人适用的强制或处罚措施, 使对证人的强制或处罚法律化、规范化, 同时为受到强制的证人提供相应的法律救济渠道。 (1) 对于拒绝出庭的证人, 可以要求其说明不出庭的理由, 如果证人不能出具正当理由 (即法律规定的可以不出庭的理由) , 法院可以对其适用传唤、拘传措施, 强制其到庭作证; (2) 因证人拒绝出庭作证而导致庭审不能正常进行的, 法庭可以裁决证人承担由此造成的费用, 并视情节严重对证人处以罚款或拘留; (3) 对于拒绝出庭作证情节严重的证人, 可以依照刑法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4) 对证人采取强制措施时, 应给予其说明理由的机会, 证人对于法院做出的适用强制措施、罚款或者拘留的决定以及判处扰乱法庭罪的判决有权利提出上诉。

(二) 证人出庭作证保护制度的立法完善

1.尽快制定事前预防性保护措施, 积极主动地避免证人被侵害。借鉴国外立法, 主要措施包括:严格替证人保密, 使其姓名、住址、单位和相关信息在出庭作证前不被公开;对作证后可能遭到报复的证人及其住所进行监护;将证人转移到安全地点;为证人更改姓名、更换职业或迁移住址;依据证人的申请采取其他特别保护措施等等。2.完善事后保护措施。刑诉法和刑法等法律的规定保持协调一致, 避免因法律规定冲突造成刑事证人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强化对侵害证人行为的惩罚力度, 对于打击报复证人构成犯罪的, 应当从重处罚;对侵害证人行为的制裁条款应更具体明确;注重对证人受侵害后的赔偿规定。3.加大对证人近亲属的保护力度。4.重视对证人财产的保护。可规定为报复证人而损毁其本人或近亲属财产的, 侵害人应给予双倍的赔偿, 有关部门还可对其处以罚款、罚金。5.完善执法机制, 增强执法力度, 严格将法律规定落到实处。

(三) 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补偿制度

证人因出庭作证而使其物质利益遭受损失时, 应享有经济补偿的权利。一定时候, 还应该给证人一定的报酬, 以激励证人出庭作证的主动性、积极性。对此我国法学界和司法界认识已趋于一致。当务之急是应尽快确立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 明确规定补偿的范围、标准、机构和方式等。补偿范围可以限制在必需的差旅费、通讯费、误工补助费等直接经济损失范围内, 其标准可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加以规定, 全国统一标准。国家应设立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专项基金, 由国家财政预算拨款, 专款专用, 经费由各级人民法院统一掌握和向证人支付, 支付方式以现金为宜。

(四) 加强司法队伍建设, 提高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

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要提高自身素质, 树立良好形象, 消除证人“视法如畏途”而衍生的抵触情绪。询问证人时采取的态度、方式要适当, 要尊重证人, 减少证人对司法机关抱有的严重抵触对立情绪和反感态度。司法工作人员应加强业务学习, 提高业务水平, 规范执法行为, 改变过去对证人采取的“纠问式”询问方式, 提高质证水平, 消除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畏难情绪。作为司法机关本身, 还要提高对证人出庭作证必要性的认识, 从而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五) 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提高公民法制意识

任何制度的运作都必须依赖观念的支撑, 虽然立法中的制裁条款对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行为能产生一定威慑作用, 但如果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淡薄, 公民视出庭作证为耻, 那么司法实践中公安、司法人员付出的大量保障证人出庭作证的工作往往会徒劳无功, 也使法律上的制裁条款失去效用。因此彻底改变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现状, 必须标本兼治。1.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普法教育, 培养公民的法制意识, 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公民的法制观念, 以消除贱讼、鄙讼、厌讼的心理, 强化证人出庭作证观念, 让公民敢于作证、愿意作证。同时, 社会舆论应该对侵害证人权利的不法行为进行谴责, 以倡导依法作证的道德风范, 鼓励公民积极主动作证, 坚持维护证人的权利。2.全社会形成一种保护证人、支持证人作证的良好氛围, 建立严密的证人社会保障体系。因为保障证人出庭作证, 不仅仅是公安司法机关的职责, 社会各界也有支持证人作证的义务。

参考文献

[1]陈承保.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难的现状及对策[OL].来源自中国法院网, 2006-2-7.

[2]王进喜.刑事证人证言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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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家弘.证据学论坛.第2卷、第3卷[M].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1.

[5]王幼璋.刑事证人到庭的法律缺陷和认识误区[OL].华东司法研究网, 2004-6-22.

[6][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M].李克强等译.法律出版社, 1999:25.

证人作证制度的完善 篇9

证人证言是直接证据, 有利于法官更好地了解案情。证人不出庭往往会导致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证人的证言无法展开质证, 质证权是被告人的基本权利, 证人不出庭严重影响甚至剥夺了被告人的权利。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证人和立法这两方面的原因。证人的“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思想以及害怕报复的心理都对出庭率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另外, 立法的自身缺陷也从侧面阻碍了证人出庭的发展。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进一步完善了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一、出庭证人范围合理化

新《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 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 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 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该条文规定扩大了出庭作证证人的范围。这类证人对案件有重要作用, 他们的证言证词对定罪量刑或许起着决定性影响。此类证人应该出庭作证。除此之外, 第187条第2款还规定:“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适用前款规定。”还规定了人民警察也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一般人民警察出庭包括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以目击者的身份出庭作证, 包括执行职务时看到的;第二种是对证据的合法性出庭作说明。[1]第3款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 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 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 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 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该条严格规定了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 鉴定人在其作出的鉴定意见收到质疑, 人民法院也认为有必要出庭的, 鉴定人就应该出庭, 对于理应出庭而不出庭的鉴定人的鉴定意见不可以作为定罪的证据, 这与法理上的言词证据原则也是相一致的。

除了规定必须出庭的人员, 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还规定了特定亲属作证赦免权, 即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可以不出庭作证。目前, 许多国家也都对拒绝作证的权利做了相应的规定。英美法系称其“证言特免权”、“特权规则”, 是继承了英国普通法上的一项证据规则。大陆法系则称其为“拒绝作证权”。我国作此规定也借鉴了国外的一些立法经验。配偶、父母、子女是与当事人有着极为密切关系的人, 如果强制出庭会对他们的家庭稳定和谐造成威胁。立法者也看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即当一位家庭成员作为控方证人出庭作证, 指控另一个较为亲密的家庭成员时, 那么不管这个被告人的审判结果是什么, 这个家庭或许会面临家庭暴力甚至破裂或者更加不稳定的问题, 这是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的, 这样的案件的了结是以牺牲一个家庭甚至社会安定为代价的。因此这条对近亲属的特免权的规定是极其有必要的。

二、完善了证人出庭的保护制度

现行《刑事诉讼法》颁布前, 我国对证人保护制度的规定存在原则化和措施不到位的问题,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条规定存在三个具体问题:第一, 负责单位不明确, 法律规定对证人的保护主体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 主体分工不明确, 容易导致三个单位推卸责任。第二, 没有规定具体的保护措施, 条文只是宽泛而原则化地规定了要对证人实施保护, 却没有实际可遵守执行的规定, 不利于运用于司法实践。第三, 该条第二款是对危害证人行为的处罚, 重在事后保护, 忽略事前防御。在“宁波凶杀案证人肖敬明居家逃亡案件”中, 证人肖敬明匿名指认了行凶者, 但身份却在法院被“曝光”,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司法机关对证人保护力度是远远不够的。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证人保护做了更加具体的规定。新《刑事诉讼法》第62条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 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 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 (1) 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 (2) 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 (3) 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 (4) 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 (5) 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 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保护措施,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相比1996年刑诉法我们可以从这条法规看出四点进步:第一, 将证人保护范围从原来的证人扩大到了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第二, 设定了不公开个人信息、不暴露外貌声音等具体保护措施。第三, 这些措施不只是事后保护, 也有事前预防措施。第四, 规定了证人可以在遇到威胁时主动申请保护措施, 相关单位和个人有配合的义务。这些改进是我国对证人保护的进步, 对提高我国证人出庭率将起到极大的作用。

在经济补偿方面, 我国法律也没有对证人出庭的经济补偿作出规定。但毋庸置疑的是, 证人履行出庭作证义务必然面临一些损失, 如误工费、车旅费、食宿费等。出于公平原则, 必须对证人实施一定的补偿措施, 这不仅是对证人出庭作证行为的鼓励, 也是对履行义务的保障。在西方国家, 证人出庭所产生的费用一般都是由法院进行补偿的。新法对此进行了修改, 《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 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 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 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这也是我国对证人保障制度的一次进步。

三、确立证人强制出庭制度

李庄案中, 对于八个不出庭的证人, 法官也只有无奈地表示法律并没有赋予其可以强制证人出庭的权力, 对于不想出庭的证人束手无策。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了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但只规定了义务未规定违反义务的措施。为了保证证人出庭作证, 美国、德国等国家都制定了强制证人出庭的制度。我国在这次刑诉修改中也加入了强制制度。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 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 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 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 予以训诫, 情节严重的, 经院长批准, 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被处罚人对拘留决定不服的, 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该条文明确规定了法院在证人无故不出庭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强制措施要求其出庭。第二款又规定了不出庭的后果, 对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 可以予以制裁。第188条的规定弥补了我国证人不出庭的强制措施和后果, 对于证人制度的完善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通过以上几项制度, 较好地完善了我国的证人出庭制度, 为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保障。当然, 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比如证人保护的范围相对狭隘, 仅限于重大刑事案件方面;对家庭亲属拒证权也仅限于不出庭, 而没有扩大到家属有不作证的权利。以上问题, 相信在司法实践中会积累更多的经验, 在以后立法中会逐步解决。

摘要:证人出庭率低一直为我国司法界的不足。造成该结果的原因主要包括证人思想保守、证人人身保护和经济保障不到位、强制措施不健全等。新《刑事诉讼法》已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它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做了较为全面的修改, 主要涉及出庭作证的证人范围、证人保护和经济保障、强制措施、不出庭后果等, 这将对改善我国出庭率低的现状发挥极大的作用。

关键词:证人,出庭作证,保护措施,强制措施

参考文献

证人作证制度的完善 篇10

本文所提到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指侦查人员就执行职务时就案件的发生经过以及侦查行为的合法性出庭作证这两种情况。该制度是指在办理案件过程中, 依法具有侦查权力且执行侦查行为的有关人员, 按照法定程序, 根据案件审理的需要, 向法庭如实陈述就侦查过程中感知的有关案件事实或侦查活动的有关事实, 并接受控辩双方及法官的询问, 以据此查明案件事实的诉讼活动。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具有以下特征:第一, 了解案件事实的事后性。第二, 作证的公务性和经验性。第三, 内容的程序侧重性。第四, 追诉犯罪的倾向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关于证人的内涵和外延的规定模糊, 这一概念的模糊导致侦查人员是否属于证人这一范畴存在较大分歧。而《刑事诉讼法》第28条关于侦查人员回避的规定, 更是成为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的法定理由。《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罗列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情况, 毋庸置疑该规定推动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构建和完善。

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现存问题

侦查人员作证制度在我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梳理该制度的现存问题, 才能有针对性的进行完善和推进。

(一) 刑事诉讼目的和构造的制约

我国刑事诉讼的主要目的在于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 以我国的审判实践为出发点, 书面审理仍是法官判案的主要形式, 法庭认可询问笔录、书面证言的效力, 这为证人包括身兼侦查身份的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提供了合理正当的理由, 此外, 为了应付“诉讼爆炸”, 法官一般也不会要求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庭审的对抗变得形式化, 侦查人员是否出庭已经变得无关紧要。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刑事诉讼更加注重打击犯罪的效率。

(二) 刑事证据理论的分歧

对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 学界存有不同的看法, 反对者认为, 证人必须是在诉讼之前了解案情事实的当事人以外的诉讼参与人, 具有不可替代性, 而侦查人员是在侦查过程中才了解到有关案件的情形, 具有可替代性。如果允许侦查人员出作证, 会造成诉讼上的混乱, 因为把不同职能集中到一人身上即“自究其证”, 就会妨碍案件客观真实。支持者认为, 侦查人员虽然可以在侦查过程中替换, 但是当就具体的案件中发现的事实及具体的侦查行为是特定的, 是不可替代的, 其证言须质证后才能被采信, 作为定案的根据, 不必担心他是否为自我证明。本文认为, 侦查结束后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在不存在补充侦查的情况下, 侦查人员的工作便暂告一段落, 侦查人员依职权不再负责起诉和审判工作。此外, 在法律中, 证人在符合如下情况可不出庭作证:1.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2.年幼, 不能明辨是非, 不能正确表达。侦查人员当然不在上列范围之类, 不能因侦查人员身份的特殊性而排除侦查人员作为证人的适格性。

(三) 思想观念的限制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思想背景下, “贱讼”“厌讼”“耻讼”的思想根深蒂固———出庭不光彩的心理思想对侦查人员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此外, 我国官本位的思想十分浓厚, 中国当下也缺乏明确的限制公权的制度约束。在他们的思想观念里自己从来都是讯问或询问的主角与发动者, 成为被质询的对象“会有损警察的形象和不利于以后侦查工作的开展。”

三、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刑事诉讼目的和构造的制约, 刑事证据理论的分歧, 侦查人员思想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进一步推进和完善, 对此本文将针对性的提出以下建议。

(一) 推动刑事诉讼模式的改革

只要刑事诉讼模式不从根本上转变,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就形同死灰, 无法真正的得以建立。审判机关缺乏必要的权威性是我国现行诉讼模式中存在的最大弊端, 司法关系链中侦查机关与公诉机关的设置以及相互的链接并不合理。试图在消除弊端的同时并确立符合现代诉讼观念的诉讼模式, 必须改变公检法间“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司法模式, 确立法院独立审判并最终裁判的权威地位, 真正实现从“卷宗主义”向“审判中心”的转变。

(二) 明确规定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对象和范围

理论上, 刑事证据理论对于侦查人员是否在证人范畴之内、是否应该出庭作证仍然存在争议, 争议存在的根本原因是, 现有法律并没有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对象和范围有明确的界定和规定。对此, 法律可以作出明确的强制性规定, 将出庭作证做为侦查人员的法定义务, 凡满足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条件, 侦查人员不得推诿, 必须出庭作证。

(三) 转变侦查人员的观念

侦查人员更新传统的社会观念, 才能使侦查人员自愿作证、积极作证。要达到此目标就要求侦查人员必须消除特权主义思想, 应对自己的身份进行重新的定位, 培养权利本位的诉讼理念, 认识到出庭作证是其应尽的义务。同时还应该提升侦查人员的法律素养、储备法律知识、提高表达能力及应诉能力。

四、结语

完善和推进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对司法实践的影响不容小觑,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只是法庭调查的其中一个环节, 只是离案件真相又进一步的阶梯, 即使在未来,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解决了所有制度上存在的缺陷, 只要不根除官本思想树立法官的权威, 不更替以“卷宗主义”为本位的审判模式, 不推进现代法治建设, 改变现存的法律环境, 零缺点制度的存在只是法律众多条条框框的又一点缀。

参考文献

[1]牛娟娟, 张群.“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研究”[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 2007 (1) .

证人作证制度的完善 篇11

关键词:证人保护制度 出庭作证

1 我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原则的确立

根据刑事诉讼法学原理,结合司法实践,我们认为,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确立至少要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1.1 预防与保护相结合原则

证人保护的重点就是保护证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不能因为作证而受到伤害。但我国证人权利保障制度主要体现在事后惩处,对证人缺乏预防性的保护措施。事后惩处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证人的损失,但是不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不利于鼓励其他证人积极的参与到诉讼程序中去。因此,事前预防措施是非常重要的。

1.2 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原则

证人作为自然人,其享有一般公民应有的各种权利,如民事法律、行政法律等对公民的权利进行了全面的规定,但证人权利保护研究的内容是有限的。证人权利保障研究的是证人在进行刑事诉讼时,应当享有的权利保护。因此,刑事证人权利保护是有范围的,研究的目的是制定和完善保证证人作证的顺利性和保障诉讼正常进行方面的证人权利。

证人能够依法作证对刑事案件的顺利开展,对于保证案件的顺利完成具有重要意义。如何促使证人去作证就非常重要了,证人的权利如果有保障就会积极参与到刑事诉讼中。证人履行作证的义务时或以后,国家必须保障其权益不受侵害。权利和义务二者是相互的,在履行作证义务的同时必须享有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因此,司法机关应当主动履行其保护证人的义务。在不同的诉讼阶段都应设置证人保护,这样才能全面维护证人利益。

1.3 充分、及时、善始善终原则

诉讼程序的开始就意味着证人义务的履行,诉讼程序终结后,证人保护并不能结束,因为这是证人最易遭受打击报复的时候。①证人保护制度在不同诉讼阶段应该是变化的,保护从诉讼程序的进行而开始,并随着诉讼程序不断的变化,最终实现保护证人的目的。证人权利保护期限,在某种意义上说具有延伸性,只要证人面临着被侵害的可能性,证人保护机制就必须启动。“根据调查数据发现,证人最可能被侵害的时间最可能发生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后和审判之前这段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当面临审判时,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法律往往会采取行动对证人进行恐吓威胁或其他影响证人作证的行为。在审判中,证人也随时面临着打击报复②。实践证明,错误的审判之恶果从来都是结在错误的侦查之病枝上的。③”

2 刑事证人保护制度和措施的具体思路

2.1 设置完备的证人保护机关,规定其相应的责权义务

很多国家对于证人保护工作都是通过成立专门的保护机构来执行的。例如,美国专门设立了证人安全处。专门负责《证人安全方案》。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廉政公署也成立了保護证人专组。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是我国证人保护机关。虽然这样给证人提供了多条救济渠道,但是多机关保护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实践中三机关相互推委,而最终证人的保护工作却被撂到了一旁。我国可以仿效国外通行的做法,设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由中央财政统一支出,比较适合于我国的具体情况。

2.2 明确刑事证人保护主体、保护对象范围和保护客体范围

从证人保护的对象来看,要确定证人保护的主体是必须首先解决的。因为司法资源的有限性,证人保护程序只能限定于一些重大犯罪案件中的证人,也就是特别犯罪。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告发和检举者的利益,他们有时候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成为证人,但是在司法程序中也具有证人的性质,对他们也应当进行保护。

研究我国现行立法,其中对证人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人身安全和名誉上,对于财产权利却鲜有提及。实践过程中,大部分侵害证人的行为都是针对人身安全和名誉方面,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财产受到侵害的问题。证人保护制度的制定,不仅要在人身安全方面下工夫,而且对证人的财产权利和名誉权利也要有所侧重。

2.3 整合我国相关保护证人的法律制度,制定统一的证据规则,明文规定证人保护制度的法律地位、法律依据及立法宗旨

虽然我国在《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都有关于证人保护的法律制度,但是这些制度往往非常的笼统,对于保护主题、保护对象规定也是非常模糊,这在实践中是不利于对证人进行有效的保护的。如果我国也能制定出一部专门保护证人的制度,当我们有了统一的证据规则,有了统一的证人保护机关,有了统一的证人保护机制和对证人详细的权利义务的规定,那么对于公检法等司法机关来说就明确了自己的职责,同时刑事证人也能更加明确自己的权利义务,有了法律的保障,诉讼程序越能顺利地进行。

2.4 不断完善证人保护手段和措施,促进事前保护和事后保护周到细致

2.4.1 建立并完善庭前保护制度。第一,制定保密措施。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证人姓名的保密权仅适用于立案和侦查阶段,在庭审中证人必须要出示真实姓名。很多证人都是因为最后的名字泄漏而成为犯罪分子报复的对象,为此背井离乡。因此对证人保密制度的适用扩及到庭审中和庭审后。第二,制定随身保护措施,在审判一些具有严重社会人身危险性的刑事暴力犯罪如杀人、抢劫、爆炸等的场合,应当制定随身的保护措施。

2.4.2 建立并完善庭中保护制度。首先,有些国家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在开庭审判前,法院设有单独的证人等候区,以防止证人受到侵害。我国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尝试,但是目前还没有形成制度。④其次,完善被告的回避制度。如果证人担心被告人在庭审中见到自己会给自己以后带来不利,而要求审判机关让被告人退出,如果证人的请求比较合理,则法庭应当统一让被告暂时退出,以避免日后打击报复。另外,随着科技的发达,我们也可以考虑用视频音频录像或其他方式使证人能不必亲自到庭也可以作证。

2.4.3 建立并完善庭后保护制度

实践中,有些证人因为不可避免的会被被告人发现其真实的姓名、住所,因此在原居住地居住已经不合适,随时面临着风险。这时公安机关应当协助其进行户口迁移,或者为其办理新的身份证明,使证人能够安全的在另外的地方生活,保证其不因作证的原因而使生活陷入混乱。另外,对于一些特定的案件,还要给予相应的生活费用,保住其渡过难关。

2.5 创立我国证人拒绝作证制度

在特殊的情况下,负有作证义务的证人,享有法律规定的拒绝作证的特权。拒证制度在很多国家已经被明文立法。在我国没有法律设定拒证制度。美国法律规定:对拒绝作证的证人可以逮捕,如果有必要可以以藐视法庭罪论处。⑤目前,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拒证主体进行了规范,这是我国证人目前拒绝作证的法律依据。但是规定非常笼统。法律的缺失不利于证人保护制度的执行,因此应尽快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证人拒证规则。

在具体的制度上,笔者认为有关拒证主体应至少包括以下几种:①证人是未成年人的;证人在庭审期间死亡的;证人患精神病且无法短期内治愈而影响其作证的庭作证的,可以通过使用书面证言代替;②下落不明或特殊原因无法作证的,也可以允许其使用书面的证人证言;③对于控辩双方对证言无异议并协商一致同意證人不出庭的,法庭可以依据该证人的书面证言断案。随着社会各方面的进步,特别是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我们以后可以制定出更好的方式来完善证人作证制度和证人保护制度。

注释:

①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新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②王进喜著:《刑事证人证言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一版,第213页。

③哮心鉴著:《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179页。

④张仲芳:《论建立健全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的保障机制》,载《诉讼法学新探》,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北京第1版。

⑤杨海峰:《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问题思考》,载于《2005江苏省刑事诉讼法学年会论文集》,第104页。

参考文献:

[1]孟伟.我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研究[D].山东大学,2014.

[2]王琪.中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再完善研究[D].兰州大学,2014.

关于完善我国证人出庭制度的思考 篇12

国外立法有证人直接言词原则, 我国有必要借鉴该原则, 把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双方当事人质证作为一项硬性规定。如果证人有正当理由, 且经过法庭同意可以不出庭, 那么由其提供的书面证言, 经双方当事人质证后没有异议的, 可以用作定案依据;如果证人无法定理由拒不出庭, 那么由其提供的书面证言则不应该成为定案的依据。

当然, 这不是不允许例外情况的存在, 只是应该明确规定出, 证人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不用出庭作证。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对可以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范围作出过规定。但是由于该解释与现实情况的不符造成了最终不能得到落实。

那么, 如何界定可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范围, 有些学者的意见是:检察官、辩护人与被告人同意的;证人死亡的;证人患精神疾病的;证人患严重疾病短期无法治愈;证人下落不明的;证人在国外且短期内确实无法回国的。除却这些特殊情况外, 证人必须出庭作证。

二、健全证人出庭的保障制度

(一) 经济补偿方面

关于证人取得经济补偿方面, 我国是这样规定的, 对证人的经济补偿应由败诉一方承担, 承担的合理费用是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费。但是有关具体的补偿标准却是空白的。笔者认为, 就误工费而言可以分两种情况, 一是证人为公职人员的, 根据民诉法规定, 其单位负责人应支持该证人出庭作证, 不应扣发其工资和奖金。这样该证人就不会产生误工费, 因此不予补偿;二是证人不是公职人员, 误工费补偿的标准应根据证人的工作情况区别对待。对于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补助费的补偿标准, 因不同证人在相同的作证情况下乘坐的交通工具、选用的食宿标准不同, 所产生的费用标准应有一个合理的标准。

(二) 证人及亲属安全保障方面

首先, 在证人保护机构问题上,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 在我国, 公、检、法等部门都有保证证人安全的义务, 但由于涉及部门较多, 容易出现相互推诿, 这就出现了“理想虽好, 现实残酷”的问题。为了有效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财产安全与其他合法利益, 有必要在公检法内部设立专门负责保护证人的机构。如果该机构失职, 造成证人遭受人身或财产损害, 公检法部门应当对证人承担赔偿责任。其次, 在启动保护程序上, 实行依证人提出申请保护为原则, 司法机关依照职权主动保护为辅助的方式。

最后, 在保护时限上, 证人保护应该涵盖的诉讼整个阶段, 即庭审前、庭审时、庭审后。这三个阶段的保护重点也不同:庭审前, 主要保护证人及其亲属免受来自被告方的恐吓和伤害, 保证证人能够顺利出席法庭审理;庭审时, 主要保护证人不受来自被告方的干扰, 能客观全面顺畅的叙述证言。庭审后, 主要保护证人不受来自被告方的报复。

三、建立强制证人出庭相关制度

证人出庭作证是法定的义务, 拒不履行义务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立法上可按如下程序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 可以按妨害民事诉讼适用罚款、拘留处理。

具体程序可按如下设计: (1) 人民法院需要传唤证人出庭的, 应在决定开庭审判后, 在开庭三日前把传票送至证人, 以给证人充足的准备时间。 (2) 若有证人受到传票后拒绝出庭作证, 则应要求其必须说明不出庭的法定事由, 如由于证人具有特殊身份而享有的拒证权等。不出庭作证也没有正当理由的, 法院有权利强制其出庭作证, 必要时可以使用拘传措施。 (3) 由于证人的不出庭作证造成庭审无法正常进行而造成的损失, 法庭可以裁决由证人承担。 (4) 证人由于藐视法庭拒不出庭作证, 对法庭审理造成严重阻碍, 情节恶劣的, 可依刑法规定, 按“藐视法庭罪”或“拒绝作证罪”对其定罪量刑。 (5) 对于法院作出的以上决定以及判决, 证人都有上诉的权利。

摘要:目前我国诉讼法中对于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十分粗浅, 导致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率十分低下。损害了法律的权威。鉴于此, 本文提出了完善建议, 重点在于明确直接言词原则, 建立保护证人制度, 强化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关键词:证人出庭,权威,证人制度

参考文献

[1]彭华.论我国刑事证人出庭制度及其完善[D].吉林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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