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证问题

作证问题（精选12篇）

作证问题 篇1

1 证人出庭作证之理论基础

1.1 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源于罗马法当事人之善意与衡平观念, 而罗马法“善意”与“衡平”观念传至德意志, 与古代德意志法相结合即成为“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方法而作誓约”。根据徐国栋教授的观点, 诚实信用原则分为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两种。诚信原则不仅适用于私法领域, 也适用于公法领域, 依此推理, 也适用于诉讼法领域。诚信原则在证据法学其他原则不能或难以起到有效作用的情况下发挥着指引和规范作用。它要求当事人和证人基于诚信原则实施证明行为, 同时要求法官本着诚信原则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 在证据制度中具体表现为:真实义务、禁止反言、公平分配证明责任、及时履行证明责任和合理自由心证。

1.2 传闻证据排除规则

传闻证据是英美证据法上的传统概念之一。华尔兹教授作为美国证据法学家, 他给传闻证据做了如下定义, “在审判或询问时作证的证人以外的人所表达后作出的, 被作为证据提出以证实所包含事实是否真实的一种口头或书面的意思表示, 或有意无意地带有某种意思表示的非语言行为。”在大陆法系国家, 不完全等同于英美法系国家的传闻证据规则, 但对大陆法系的影响很大。直接言辞证据在大陆法系国家逐步确立, 根据该规则, 直接感知案件事实的人必须出庭作证。直接言辞证据能保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最大限度的实现。传闻证据不应被采纳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采取直接审理主义的当然结果。大陆法系国家借鉴传闻证据规则的核心, 在要求亲身感知事实的证人必须当庭提供证言, 对符合特定条件之前的程序所制做的笔录, 也规定了必要的例外。

1.3 自由心证

自由心证是指“证据的证明力, 由法院本于确信自由判断, 但不得违背经验法则及伦理法则”, 亦称法官自由证据评价原则。在我国台湾地区认定事实以自由心证主义为原则, 法定证据主义为例外, 但对自由心证是否为良好的制度仍存在争议。自由心证赋予法官对证据进行自由裁量的权利, 在自由心证下, 证据的证明力不再由法律事先规定, 是由法官根据经验、逻辑法则以及法律来判断, 并非凭空想象的。在自由心证的指导下, 对证人证言的审查判断主要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判断, 即从证据的关联性和合法性来审查判断和从真实性来审查判断。

2 对证人出庭作证之现状调查

2.1 证人出庭比例低

证人普遍不出庭作证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有学者调查了若干法院的证人出庭比例,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证人出庭比例处于2%-5%之间;烟台市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中, 刑事案件证人出庭比例不到1%;安徽省某中级人民法院2001年1月开庭审理的26件民事案件中, 有9名证人到庭, 出庭率不到10%;长春市检察院有证人出庭的案件仅占起诉总数的4.3%;有学者针对福建省检察系统进行调研报告后认为, 证人出庭作证需要支付的交通费、住宿费等费用, 痛是法院方面对证人的人身安全没有提供足够保障, 这是构成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的主要原因。

2.2 证人证言的可采性问题

证人证言的关联性, 合法性和客观性, 构成了证人证言是否可以采信的主要因素。我们再看一下目前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的证据可采性现状。除了证人出庭作证率偏低外, 我们还看到有这样一种情况, 证人答应出庭作证, 但有时却因被告人的恶行影响证人证言的可采性, 如威胁证人人身安全等。证人不愿意陈述事实真相, 出庭的意义也会随之丧失。我国最新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有新的突破, 同时对证人出庭的义务加以明确。

2.3 证人的保护机制不完善

尽管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诸多问题加以完善, 对细微问题加以明确, 但对证人的保护做了规定, 但在实践当中仍不见成效。证人不出庭, 考虑到的最大的因素可能就是安全问题, 这里的“安全”主要分两类:一类是证人面临的社会安全问题;第二类就是证人的法律安全问题。社会安全是指许多证人害怕自己出庭作证以后遭到对方的打击报复, 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在现实生活中此种情形是非常普遍的, 而且形势相当严峻。如某真实案例, 证人作证后, 被另一方当事人抓起来, 挖掉双眼。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不愿意证人出庭作证, 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证人出庭作证后, 警察、检察官对其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二是证人出庭作证, 警察和检察官找其谈话, 给他做思想工作组织其出庭作证。

3 对证人不出庭作证之原因分析

3.1 历史观念和传统观念的影响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 儒家思想所倡导的“礼”, 即和谐。“贱讼”、“耻讼”、“鄙讼”以做到所倡导的“礼之用, 和为贵”。传统中在说到诉讼的参加者时, 会加之以含有贬义的前缀或后缀词, 如“滋讼”、“兴讼”、“聚讼”、“讼棍”等。即使是在现在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仍存在很重的观念。此外, 受历史中庸思想的影响, 民众对于自己不相关的事情, 一般不愿意参与。

3.2 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

从整个社会来看, 公民缺乏出庭的意识, 认为事不关己, 没有必要参加到他人的纠纷当中。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 都有作证的义务。但这一条款似乎仅对知法者奏效, 对一般老百姓而言仍未构成一种意识上的观念。总体上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但不得不承认对证人出庭作证似乎没有很大的改善。很多证人出庭作证, 不是因为自己自觉履行公民义务, 而是基于检、法的说服和引导, 或者是基于正义的观念。可见, 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是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主要原因之一。

3.3 证人的权利与义务的不平衡

第一, 证人安全的保护不到位。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提出过一个“需要层次论”, 奥尔德福也提出过“三种需要论”, 他们都认为安全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证人的安全没有保障的话, 谈证人的权利就是空话。第二, 证人的相关费用的支付补偿。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证人的经济补偿问题, 出庭还会产生交通费、住宿费等。法院在证人提出经济补偿要求时, 以出庭作证是公民应尽的义务搪塞。检察院和法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办案短缺的问题, 对证人的经济补偿款无法落实。第三, 亲属间的拒证权。专家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不一致。对特殊证人作证问题做出特殊的规定, 赋予其特殊的权利是西方国家的证据制度的普遍做法。对于在法律上有一定关系的人, 如夫妻关系, 要求乙方证明对方有罪, 是有违亲情和伦理的。我国《刑事诉讼法》颁布确认亲属间举证权之前, 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常常要求亲属“大义灭亲”, 以证明被告人有罪。亲属拒绝出庭作证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拥护。

3.4 传闻证据的采信模糊

在英美国家, 可信性、必要性以及双方的合意使得传闻证据得以被采信。根据传闻证据规则, 除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形外, 在庭审过程中法官和陪审团不得采信传闻证据作为定案的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似乎陷入了摸棱两可的境地, 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 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是一种抽象肯定和具体否定的立法。

4 对证人出庭作证问题之对策研究

4.1 普及公民法律意识, 转变传统思维观念

美国有一句司法谚语:“The public has a right to every man's evidence.”国家有权获得任何人的证据。观念的影响使得他们对出庭的义务履行积极, 法律的外在威慑远比不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首先, 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 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普法, 开展普法活动以及进行普法教育等, 消除鄙讼的心理, 强化作证观念。对侵害证人权利的不法行为进行谴责, 倡导依法作证的道德风范。其次, 在社会形成一种保护和支持证人作证的氛围, 建立的证人社会保障网络。例如, 证人所在单位应大力支持证人依法作证, 鼓励其为法律正义的实现而尽到公民义务;在证人出庭作证前提供免费的心理辅导, 调整证人的心态使其在法庭上理性作证;提倡企业和政府合作, 向未就业又已出庭作证的证人提供就业机会;由律师积极为证人提供法律帮助, 为证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以维护诉讼的权利。

4.2 确立传闻证据排除规则

上文提及的抽象肯定和具体否定的做法, 是造成这种社会问题的原因。笔者认为, 确立传闻证据规则和借鉴国外的立法先例的做法值得提倡, 同时将采信证言的例外情形明确规定。证言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告人、被害人以及辩护人等询问、辩论和质证, 经核查作为定案的依据。对于证人不出庭的法定四种情形:未成年人、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性作用的、有其他原因的。证人可以不出庭, 证言经查证核实后人民法院可以采信书面证言。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对案件的的解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民法院必须采取一切可行的做法保证证人能如实地提供证言。证人如若收到威胁、恐吓, 审判员在证人证言的采信上应充分考量其真实性。

4.3 建立证人的人身保障制度

应从立法上平衡证人的权利和义务, 在强调证人出庭作证为公民义务的同时, 我们应当切实维护公民的权利, 及不受到外在干扰的权利。为了给证人自愿出庭作证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应完善证人的人身保护制度并健全相关的配套措施。在时间顺序上, 不论是事前预防保障制度还是事后保障及救济制度均应完善, 给证人心理上打好预防针, 消除出庭作证的后顾之忧。国外立法例对证人出庭作证后可能遭致的打击报复, 通常可由国家专门设立的证人保护机构对其进行整容、改变身份甚至迁移居所。陈瑞华教授认为, 提高辩护人的诉讼地位, 对于伪证的主观要件要慎重考虑和追究证人的责任要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 可以有效保护证人遭遇的事后报复。笔者认为是有道理的, 不仅需要保护证人的安全, 证人的近亲属也是需要保护的, 以避免与案件有利害关系人通过近亲属的胁迫影响证人作证。

4.4 明确赋予证人经济补偿

对证人出庭作证无论在任何社会时期都是值得鼓励的, 是公民在法律上的义务和证人对公平正义的崇尚, 这是文明社会应当提倡的。而建立证人的经济补偿制度能有效地鼓励这一行为在社会的普及。英国的证人酬金制度值得借鉴;美国立法例为证人可以获得由政府支付的费用, 经济补偿有充分保障;德国的《证人鉴定人补偿法》, 对证人出庭作证费用的补偿规定具体。借鉴他们的经验, 笔者认为应该在我国建立证人出庭专项补偿基金, 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并同意划拨, 由法院专管, 让证人报销有地。避免检察院、法院对证人费用的相互推诿。同时建议在社会设立多种社团组织, 如证人心理辅导协会。所在单位应为证人出庭作证提供方便, 不但不得扣发证人的工资或福利, 还应对出庭作证的证人给予鼓励。

摘要：证人出庭作证是诉讼活动中的重要庭审环节, 对事实认定、核实证据以及诉讼结果有重要作用。我国证人出庭率低以及保护制度缺失位等问题长期存在, 有历史、证人、社会以及立法等原因。运用诚实信用原则, 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和自由心证等法理, 结合现状分析, 建议普及公民法律意识和转变传统思维观念、确立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以及立法规范平衡权利和义务。为此, 对证人出庭作证法律问题进行研究。

关键词：证人出庭作证,现状,法律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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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证问题 篇2

近年来，随着民事案件中涉及鉴定程序的案件日益增多，鉴定意见在案件事实认定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许多案件当事人对鉴定意见的争议往往成为案件审理的焦点。在以往司法实践中鉴定人有时难以出庭作证，影响了鉴定意见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也缺乏对鉴定机构及鉴定人的必要约束，甚至存在随意鉴定、重复鉴定现象，影响了司法的效率。

虽然新民诉法已经对鉴定人出庭作证作了相关规定，但是当前司法实践中鉴定人出庭率仍然普遍较低，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大多仅能对书面的鉴定结论发表意见，而无法通过提问鉴定人等方式进一步质证鉴定结论的真实性、科学性，极大地制约了庭审功能的发挥，成为影响案件质量和制约司法公正的一大瓶颈。

一、司法鉴定案件及鉴定人出庭现状

近年来，司法鉴定案件逐年快速增加，而鉴定人出庭现状却不容乐观。据统计，淮安市两级法院2008年以来司法鉴定案件逐年持续增长（见图一）：2008年191件，2009年287件，2010年277件，2011年290件，2012年294件；2009—2012年司法鉴定案件年增长率分别为50.26%、3.5%、4.7%、1.4%。而鉴定人出庭案件均为0件。由此可以看出，鉴定人出庭率低是当前司法实践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亟待加以解决。

二、鉴定人不出庭的成因及弊端

造成鉴定人出庭率普遍较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文化和观念方面的因素，也有制度立法方面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于鉴定费及鉴定人出庭有关费用观念认识不统一。当事人认为，收取了鉴定费，鉴定人就有出庭作证、接受质询的义务，不应再收取鉴定人出庭相关费用，故对鉴定人出庭及收取费用持消极态度。而法官们对此认识和处理也不一致：有的法官在裁判文书中将鉴定费作为诉讼费用进行表述和处理；有的法官将之作为诉讼请求进行表述和处理；有的法官认为鉴定人出庭的误工费等费用无论申请鉴定的当事人胜诉与否，都要由其承担，并在裁判文书中对该费用不予表述；有的法官则认为鉴定人出庭的误工费等费用由申请鉴定的当事人先垫付，在裁判时将此费用作为诉讼费用的一部分按照由败诉方负担的原则进行处理，并在裁判文书中写明等。这种观念认识上的不一致和处理上的不规范，造成当事人对鉴定人出庭及收取该费用的做法的不理解和不配合。

（二）鉴定人出庭误工费等费用收取标准不规范。《关于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第13条规定：“司法鉴定人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作证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补贴，不属于司法鉴定收费范围，由人民法院按照国家规定标准代为收取后交付司法鉴定机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11条第1款也规定，该项费用由法院按照国家规定标准代为收取。但是，事实上没有“国家规定标准”，这已经成为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实践中，多是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当事人自己与鉴定人协商确定有关费用，鉴定人一般要求高额的交通费、误工补贴等出庭费用，动辄上千元，当事人聘不起这样的“高价”专家证人。个别当事人在鉴定人出庭后甚至拒付其出庭有关费用。

（三）鉴定人不愿出庭作证或接受询问。限于鉴定人职业性质的不同，鉴定人与委托法院距离的远近，涉及鉴定案件情况的复杂，当事人因争议较大、分歧严重而情绪激烈，以及出庭过程中不可预测的因素，实践中，鉴定人往往因工作繁忙、人身安全、畏惧庭审等原因而不愿出庭作证或接受询问。

（四）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规定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立法仅原则性规定鉴定人应当出庭，但缺乏保障和约束条款；二是立法未明确规定违反出庭作证义务应当承担的责任，致使该义务形同虚设。法院对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鉴定人无强制手段，从而使拒不出庭的鉴定人无所畏惧；三是立法上保障鉴定人出庭作证或接受询问的制度不完善。

由于对鉴定费和鉴定人出庭有关费用的认识不统一，影响了此类案件对该费用的正确处理，造成同案不同判，致使一些当事人因有关费用未得到正确处理而不服法院判决，进而引发涉诉信访。鉴定人要求过高的出庭误工费等费用，使当事人为此付出高额代价，但大多数当事人因不知此权利或无力承担该费用而未要求鉴定人出庭作证，加之鉴定人不愿出庭和法院无强制措施，造成鉴定人出庭率极低。然而鉴定人出庭作证或接受询问，对于法庭有效质证、理性采信鉴定结论，进而正确裁判案件具有重要作用。鉴定人不出庭不能消除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异议，造成法院采信困难，甚至进行重新鉴定，增加了当事人诉累和经济负担。鉴定人出庭率极低致使一些本来可以查清的事实无法查清，一些本来可以发现的错误鉴定未被发现，导致错案发生，最终影响法院裁判的公正性和公信力。

三、完善鉴定人出庭制度

解决鉴定人出庭率低的问题，既需要法院、司法行政部门、鉴定机构、鉴定人、案件当事人等有关部门和人员的共同努力，更需要从立法上对现行制度规定进行完善。

（一）正确认识和处理鉴定费用和鉴定人出庭有关费用的性质。《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12条明确规定，“诉讼过程中因鉴定、公告……等发生的依法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费用，人民法院根据谁主张、谁负担的原则，决定由当事人直接支付给有关机构或者单位，人民法院不得代收代付。”所以鉴定费不属于诉讼费，而属于一种服务性收费，而且当事人不能向法院交纳，法院也不能代收代付，应当是当事人直接向鉴定机构交纳。所以在裁判文书中表述鉴定费时应作为一项诉讼请求来表达，而不能与诉讼费、案件受理费等一起表述。《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6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应当向人民法院交纳的诉讼费用包括：鉴定人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第11条规定，该费用由人民法院按照国家规定标准代为收取；第29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关于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第13条规定，鉴定人出庭的有关费用由人民法院代为收取后交付司法鉴定机构。笔者认为，鉴定人出庭所产生的费用是诉讼费用，应当由法院根据有关标准代收，在庭审后一定时间内交给司法鉴定机构，由鉴定机构出具发票，使鉴定人出庭的合理费用得到落实。最后，按照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的原则，在裁判文书中将鉴定人出庭所产生的费用与其它诉讼费用一并作出处理。

（二）规范鉴定人出庭误工补贴等费用的补偿标准。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误工补贴等费用没有“国家规定标准”，实践中，当事人为了确保鉴定人出庭而支付高额费用，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建议由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司法行政部门协商，本着既确保鉴定人出庭的合理费用得到有效补偿、调动其出庭积极性，又切实减轻当事人诉讼负担、保护其合法权益的原则，确定鉴定人每人次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的参照标准，再由人民法院结合出庭时间长短、路途远近等情况具体确定有关费用数额，同时，每隔一年或两年重新确定一次参照标准。

（三）尽快完善现行立法。（1）明确规定鉴定人违反出庭作证义务应当承担的责任。首先，立法应当明确庭审程序中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情形。其次，明确案件当事人负有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再次，增加规定应当出庭的鉴定人不出庭的法律后果。最后，细化鉴定人可以不出庭和应当出庭的情形及鉴定人可申请不出庭的正当理由。明确规定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鉴定人，人民法院可以向其所在地的司法行政部门建议，由其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理，将处理结果函复人民法院。以此来强化鉴定人的出庭义务，消除鉴定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情形。（2）完善保障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制度。首先，进一步明确对鉴定人人身安全予以保护的主体机关、保护措施以及明确对保护不力的惩戒等内容，确保为实现事前保护和事后保护提供法律支持。其次，专门构建重大案件中关键证人的保护制度，其中包括保护主体、保护对象、保护措施以及对保护不力的惩戒。再次，确立鉴定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规定补偿的范围、补偿的标准以及补偿的主体。最后，完善庭审质证程序。为保障鉴定人的人身安全，可设立灵活的质证程序，保障鉴定人顺利接受质证。

（四）司法行政部门应加强对鉴定机构的管理监督。（1）从注重准入管理转变为注重执业监管，从加强鉴定机构内部管理、鉴定过程监督、鉴定人出庭、鉴定人违法违规公示制度等方面入手，强化各环节的监督；（2）建立司法鉴定人诚信档案，并且在网络等媒体上公示，通过市场选择机制、引导机制来促进司法鉴定的健康发展；（3）定期向人民法院了解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采信情况、出庭情况等，并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13条的规定，将之作为处罚、淘汰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重要依据。

四、新民诉法关于鉴定人出庭相关规定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支付鉴定费用的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鉴定费用。”然而，笔者发现该条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扔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当事人滥用申请鉴定人出庭的权利，人为增加不必要的诉讼成本，浪费诉讼资源，降低司法效力或者当事人对权利行使不规范，导致诉讼周期的人为延长等。如在者审理的部分交通事故案件中，当事人仅是口头提出“鉴定有问题，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未说明具体的理由，导致审判人员难以做出决定。具体如下：

（一）未确定鉴定人出庭的前提条件。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此条件规定的过于宽泛，由于异议范围没有明确界定，在实际操作中就产生了难题，是否只要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就应该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

（二）未明确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时间界限。法律对当事人于何时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没有规定，这意味着当事人可能在案件审理的任何一个阶段提出申请，放任这种情形，可能导致诉讼程序的混乱，并可能存在当事人随意申请，以人为方式延长诉讼过程的问题。

（三）未明确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费用承担。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证人因履行出庭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必要费用以及误工损失，由败诉一方当事人负担。当事人申请证人作证的，由该当事人先行垫付；当事人没有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作证的，由人民法院先行垫付。新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承担给出了相关规定，而对于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费用问题并未明确。因此，一种观点认为，鉴定人和证人属于不同性质，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费用承担问题因法律并未将其与证人统一规定，因此其费用承担问题必然与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承担不同，另一种观点认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费用已然包含在鉴定费当中。

（四）未明确出庭的鉴定人员范围。在司法实践中，鉴定机构作出鉴定意见一般要求鉴定人均为两人以上，因此当事人在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时，如果未明确要求哪一个鉴定人出庭作证，法院应该通知全部鉴定人还是其中之一即可？如果当事人在申请时指明了要求哪一鉴定人出庭作证，是否必须是该鉴定人出庭。

在司法实践中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问题还应进一步细化和规范，具体建议如下：

（一）明确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有效范围及方式。为避免当事人滥用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权利，建议对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有效范围进行明确规定，并建立严格的异议申请审查程序。结合证据规则的规定，对于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如果是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为异议有效：

1、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

2、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

3、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人民法院在送达诉状副本和举证通知书时将鉴定意见书复印件一并送达给当事人，并对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时间和要求进行告知，告知当事人应在举证期限内提出书面异议意见，同时明确告知当事人滥用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权利的法律后果。

（二）明确当事人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时间。按照有关法律程序，当事人提出申请时，法院需将该申请送达给鉴定人，同时给鉴定人预留合理的准备时间。参照相应法律规定，给予准备时间一般为三天以上，不包含法院送达相应通知的时间。因此，建议对当事人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时间限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前的七日提出，逾期提出无效。

（三）规范异议申请的提出及审查程序。对于当事人提出的书面申请，承办法官应按期审查，并明确告知只要形式符合有效条件的，应同意其申请，由法官通知鉴定人出庭，并告知申请人申请理由。对于不符合条件的申请，承办法官通知当事人限期补充完善，不按规定提供的，承办法官向庭长汇报后，通知当事人申请无效。

（四）比照证人出庭费用的承担明确鉴定人出庭费用承担。对鉴定人出庭费用承担不同于证人出庭费用承担以及该费用已包含于鉴定费中的两种观点，本人不予认同。根据司法鉴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司法鉴定服务收费不包括鉴定人差旅费、出庭作证费等鉴定服务以外的其它费用。这已经明确将出庭作证费用排除在司法鉴定费之外，须另行支付。另外，鉴定人与证人性质虽不同，但因此而产生的出庭费用却无性质差别，因此，建议通过有关司法解释明确对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费用承担参照新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承担的有关规定。

（五）明确出庭的鉴定人员范围。鉴定人出庭作证，是运用其专业知识，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作出说明，因此鉴定人从性质上将是可以替代的，但从消除当事人合理怀疑的角度来讲，替代性并不是绝对的。对于当事人申请但未明确出庭的鉴定人员时，建议法院将该出庭的通知送达该鉴定机构，由该鉴定机构决定由哪一鉴定人出庭或者全部出庭；对于当事人明确提出要求某一鉴定人出庭时，则建议由该被指定的鉴定人出庭。

作证问题 篇3

一、视听资料在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的运用

（一）充分认识视听资料的特性

现代视听技术资料是以数字方式记录的音视频信号，它用二进制数字来表示，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直接性和逼真性，从视听资料工作原理来看，能够将人的声音、动作、表情以及现场环境进行连续的动态记录，从而增强实景感；二是稳定性强，与其他证据材料相比，视听资料不容易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对于所反映的内容也可以长久保存；三是具有物质依赖性，视听技术资料在制作、收集、整理、审定等环节都需要依赖其他科技设备，与其他证据类型相比更具依赖性；四是容易仿造、伪造，作为数字化视听资料，其内容很容易被篡改，从而丧失其自身的证据价值。由此可见，针对现代视听技术资料的特点及表现，审查人员在使用及鉴定中应该加以注意，尤其是确保其可靠性和真实性。

（二）审查视听资料，获取侦查信息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运用录音、录像举报将成为发展趋势。侦查人员只有掌握现代视听技术，正确接受视听资料，全面审查，获取侦查信息，才能确定正确的侦查方向。

1.审查视听资料，确立侦查目标。只有确立正确的侦查目标，才能形成正确的侦查方向。侦查人员应对视听资料全面审查，作出科学的判断。侦查目标应在线索初查阶段确立。侦查目标应包括侦查对象、扩展线索对象、案件突破口、案件疑难处。侦查人员对视听资料所反映案情进行综合分析时，要克服侦查思路不清、对象不明、走一步算一步的现象发生。

2.审查视听资料，分析犯罪构成。侦查工作要围绕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来进行。因此，侦查人员应当熟练掌握贪污贿赂、渎职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以及支持犯罪构成要件所需的证据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对视听资料的内容及视听资料所提供的线索正确进行审查判断，然后确立侦查方向、决心，才能紧紧围绕犯罪构成展开侦查，获取证据。实践中，侦查人员既不能“主观臆断”“先入为主”，也不能消极地根据视听资料被动地审查犯罪构成，而应在侦查中大胆推断，放开手脚，通过挖掘其他犯罪证据、线索，与视听资料提供的犯罪证据形成锁链，主动积极地“建筑”犯罪构成。

3.审查视听资料，扩展线索。把个案办成串案，扩展线索是关键。扩线工作应贯穿案件侦查的全过程，审查视听资料是扩线的关键，侦查人员必须具有较强的扩线意识，对视听资料所反映的人、事必须综合分析，举一反三，从表面“文章”看出隐蔽的犯罪。侦查人员在正式接触犯罪嫌疑人、知情人、证人等之前，必须通过综合分析视听资料所提供的线索，查清每个人的背景资料，为扩展线索做好前期工作。

（三）运用视听技术为侦破贪污贿赂、渎职案提供有力证据

随着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的日益隐蔽化、智能化，运用视听技术所获取的高质量的视听资料的直观效果可有效地达到指控犯罪的目的。

1.运用视听技术获取证据，为侦破案件、证实犯罪提供有力武器。视听技术在侦查贪污贿赂、渎职案件中，运用得当，具有突破性作用。侦破案件往往依靠一定的证据，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手中要有“炮弹”。对那些证据单一、嫌疑人抗拒意识较强的案件，仅凭一张嘴，突破的概率很低。在贿赂案件的侦查中，常会遇到同一案件事实的犯罪嫌疑人、证人各执一词，相持不下，而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证据证实，使案件的侦查工作陷入僵局。这时，侦查人员若在前期初查中掌握了较翔实的视听资料信息，就可对症下药，适时示证，从而打破僵局，使案件顺利侦破。

2.获取视听资料，为正确决策奠定基础。由于受条件限制，判断犯罪事实有时会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在新形势下，犯罪分子反侦查能力提高，犯罪行为更为隐蔽、复杂，首次讯问又受到12小时传唤时间限制，给正确判断案件带来一定困难。过去那种不破不立，甚至不供不立、无风险决策基础已不存在。许多案件需要我们作出风险决策。如何把握风险度，减少决策失误，除采取其他方法外，在一些疑难案件的决策过程中，利用获取的视听资料直接或间接地证明犯罪事实与嫌疑人有关，能确保风险决策的正确性。

3.运用视听技术，锁定证据，为起诉提供保障。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证据的易变性使被告人在法庭上翻供的情况越来越多。如何保证案件起诉质量，值得研究。我们当前采取的一般对策是嫌疑人书写亲笔供词，做司法会计鉴定、文字检验等。此外，许多检察机关设置了视听监控讯问室，视听技术在侦查活动中进一步得到推广运用。根据办案需要，公开或秘密地运用视听技术。将讯问过程记录下来，详细逼真，一方面，给犯罪嫌疑人形成巨大的心理震慑作用，让出尔反尔的犯罪嫌疑人慎重对待自己的口供，达到了使其不敢翻供、不能翻供的目的。另一方面，能证明侦查程序的合法性，取得双重效果。

二、电子证据的收集与运用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和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因网络引起的民事纠纷和计算机犯罪也在不断增加。电子证据这一以高科技电子介质为载体的证据形式也随之进入司法领域，对我国原有的证据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电子证据的采信

什么样的电子证据可以被采用，一直是审判或审查者难以断定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电子证据采信的标准包括三点：

1.相关性标准。也就是说，所收集调查的电子证据应当与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或者其他争议的事实具有一定的联系。证据的相关性，不仅是解决证据资格即证明能力的实质标准，更是证据能否完成证明的核心，是证据力的唯一内容。

2.真实性标准。电子证据一大特点就是易破坏性和不安全性，因此保证电子证据的真实性是决定该证据是否得到采纳的关键。

3.合法性标准。证据的合法性体现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即证据方法的合法性及证据程序的合法性。有人认为，在刑诉法未规定电子证据形式的情况下，电子证据不能采纳。笔者认为，对此应作扩大解释，解决当前电子证据法律地位的问题，今后在制定证据法中再予以明确。

（二）电子证据是否能作为直接证据使用

有人认为，由于电子证据容易被伪造、篡改，而且伪造、篡改后不留痕迹，再加上电子证据由于人为的原因或环境及技术条件的影响容易出现差错，故应当将电子证据划归间接证据。笔者认为，这是对电子证据法律本质属性的一种误解。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分类是以其是否能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标准所做的一种分类。电子证据在不同情况下，其可以作为直接证据出现，也可以作为间接证据出现，我们不应该以其易破坏性而否认其直接证明案件真实性的作用。

三、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的运用

近几年来，一批严重刑讯逼供的案件被爆光，社会影响恶劣。案件审讯质量，特别是当事人口供质量下滑严重，当庭翻供的比例逐年提高。因此，检察机关进行“三项制度”（律师在场、问讯同步录音、同步录像）的改革，特别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的对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将其作为一项强制性制度在全国推行，一方面是希望遏制刑讯逼供，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固定证据。

同步录音录像是侦查机关在刑事侦查过程中，以同步录音录像方式记录侦查行为的诉讼活动，它所形成的是以录音磁带、录像带、电子计算机硬盘、光盘等为载体的，以用于刑事诉讼活动为目的的视听资料，其目的在于推动办案方式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的转变。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类案件本身就有犯罪隐蔽、难以侦查等特点，同步录音录像无疑会让犯罪嫌疑人觉得有了一道遮掩屏障，想在摄像机前拿下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当然会更难一些。讯问时外围证据不扎实，会导致检察官对讯问的局面难以控制，某些犯罪嫌疑人可能会沉默或兜圈子，如果这时候办案人员还是一味地想要拿下口供而与犯罪嫌疑人僵持，那么，同步录音录像就没有什么意义。笔者认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对具有良好讯问技能、依法办案的检察官来说，并不会造成太多的压力。因为他们以前突破案件从没采用过任何违法的诱供、指供甚至刑讯逼供，在录音录像状况下只不过可能更注意一些细节，比如讯问的口气及检察官的仪表、坐姿等。

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中，最关键的是视听资料的公正性。由于视听资料具有按照人的意图增减、掩饰、改变真相的可能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操作者的态度和立场。也就是说，视听资料记录的原始性只能通过操作人的说明，才能得到确认。那么，如何才能保证录音录像资料的全程不间断？怎样避免后期篡改？为了保证录音录像资料的客观公正，首先，目前检察机关在实践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技术手段：在整个审讯监控系统中，前端是录像区域，包括讯问室和接待室，每个房间装有全景、特写和证物展示摄像等镜头，如果当事人突发疾病需要救治也可即时跟踪；后端是侦查指挥中心和监控中心，进行重大案件的现场指挥和录像资料的同步刻录。为了保证录像连续不中断，讯问室墙上挂有醒目的电子显示器（时间、温度、湿度等），显示当下时间，录像开始以后，在屏幕下方会有一个硬盘录像机显示的时间，如果中间有间断，两个时间就无法保持一致；除此之外，录制过程中还会加密，任何裁减都会留下痕迹。其次，同步刻录，边录边刻；录像资料一式两份，问讯完毕立刻贴上封条，办案人员、技术人员和当事人三方签名；原盘密封，在检察院技术处保存，之后归入档案室；复制盘跟随笔录卷宗等作为视听资料证据提交法院。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案人员和录制人员相分离的要求，由检察技术处人员专门负责录制工作，不插手具体案情。职务犯罪案件的同步录音录像工作目前刚刚起步，虽然会有一些困难，但随着技术设备的到位、人员的培训，这些困难会逐步被克服。

作证问题 篇4

关键词：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完善

一、绪论

(一) 证人出庭作证的定义

据考证, 西方的证人 (witness) 一词最早来源于古希腊语martis和martyr (来自于“记忆”的动词意思) , 原意是指见证殉道者的人。

对此, 德国法规定属于诉讼上的刷新记忆问题, 其目的在于防止因时间的流逝随证人记忆力造成影响进而有碍案件真相的发现;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第284条;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499条第5款;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99条都作了明确规定。日本刑事诉讼法学家田口守一认为:证人根据自己的经历向法院叙述自己所知道的事实, 证人是诉讼的第三者。

我国目前没有明确统一的证人概念, 有学者认为:“证人是指通过参加诉讼活动以外的途径了解有关案件的真实情况, 同时又独立于犯罪行为之外的第三者。”

(二) 证人出庭作证的原则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是直接言词原则、传闻证据原则、证据裁判原则以及平等武装原则的要求, 对于发现案件事实和真相具有重要的意义。

直接言词原则作为重要的审判规则, 分为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 该原则是在对中世纪“纠问式”制度的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 是大陆法系国家在刑事审判中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他要求法官必须亲自直接在法庭上获取证人以言词方式陈述的证据, 对于传来证据的使用仅限于法律的特别规定。 (1)

传闻证据规则在英美法系证据法规则中处于核心地位, 是英美法系判断证人出庭所作证言能否具有证据力的重要评判标准。《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802条规定:“传闻证据, 除本证据规则或者其他联邦最高法院根据立法授权或者国会立法所确认的规则另有规定外, 不得采纳。”

证据裁判原则是证据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证人证言作为一种重要的证据类型为世界各国立法所确认,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建立便是为了从立法上保障证人证言获取的完整性与真实性, 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审判公正, 这是由证人的不可替代性决定的。

平等武装原则的确立来自于国际公约的规定, 平等武装最早为欧洲人权委员会所使用, 该委员会在Ofner and Hopfinger v.Austria一案的裁定书中认为“委员会认为, 检察官与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程序平等一般可称为平等武装, 这是公正审判的一项内在要求。平等武装意味着立法机关应为控辩双方提供对等的攻防手段。也就是对等的权利义务, 以使双方有能力进行对抗。 (2) ”

(三) 证人出庭作证的意义

证人证言作为刑事诉讼中广泛运用的证据之一, 对证明案件事实以及公正判决具有重要的作用。证人亲自出庭提供陈述并回答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 在法官面前陈述自己亲自感知的案件事实, 对于法庭发现案件事实真相, 被告人自觉认罪服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国内外发展现状

(一) 国外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英美法系国家注重保护当事人的权利, 一般在庭审方式上采取当事人主义模式, 实行庭审中心主义。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在庭审方式上采取职权主义模式, 司法部门权利较大。

1. 德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德国刑事证人出庭制度规定: (1)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要求证人必须亲自出庭并接受询问。 (2) 德国证人有三项义务, 即到场、宣誓和陈述证言。 (3) 明确规定证人享有拒证权。 (包括三种, 一是属于被告人的亲属;二是出于职业的原因;三是证人出于反对自证其罪的特权。)

2. 法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法国的刑事证人出庭制度: (1) 法国法律规定, 如果自认为自己的证言对查清案件事实有帮助, 均可以不需任何程序自行前往预审法官处说明情况, 且对此没有任何的年龄或亲属关系的限制。 (3) (2) 法国将证人出庭作证分为重罪案件的证人作证和轻罪案件的证人作证以及一审、二审的证人作证等内容。 (4) (3) 法国还将拒不作证的行为引入刑罚进行规制。

3. 美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美国刑事证人出庭制度规定: (1) 证人作证必须以言辞方式在法庭上公开直接进行。 (2) 美国没有规定意志不清的人和未成年人不能作证。 (3) 除条例本证据规则的例外情形外, 每个人都拥有作为证人的资格。 (4) 除非有证据足以确定证人对待证事项有亲自体验, 否则其不能作证。 (5) (5) 对质疑证人的程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4. 英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英国的刑事证人出庭制度: (1) 英国实行的是对抗式的审判方式, 明确规定要求控辩双方提出的证人都亲自出庭作证。 (6) (2) 英国确认了传闻规则, 认为传闻证据剥夺了相对方的质证权, 证人不出庭无法交叉询问证人证言的真实可靠性, 无法对证人表情、姿态、证据审查判断语言真伪。 (7)

(二) 我国港澳台地区的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我国港澳地区:香港法律深受英美法系的影响, 具有明显的英美法特征。在刑事诉讼立法上, 同中国内地、台湾、澳门地区相比, 最大的差别在于没有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 相关规定散见于各种单行法律。

证人证言是香港证据法中的重要内容, 其在证人资格、宣誓制度、证人特权制度等方面都有比较严苛而系统的规定。

在证人资格方面, 我国台湾地区以1931年第1333号判决予以认定, 澳门以《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116条规定。在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等方面两地的法律也有比较完善的规定。

相比于上述三地, 我国内地即便通过2013年实行的《刑事诉讼法》对于相关方面有了相对完善的规定, 但整体来讲, 实践效果并不明显, 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三) 国际方面对于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规约

一些国际公约或者会议也对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规定, 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2003年10月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其中就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建立了完善的证人、鉴定人、被害人保护制度, 尽管如此, 出庭难问题世界各国普遍存在, 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 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普遍存在这一问题, 区别仅在于程度的不同, 但两大法系国家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证人出庭难的问题。

联合国《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有规定, 应当采取各种措施尽可能地减少受害人的不便。1994年在加勒比海共同体会议上, 十四国一致决定推行证人保护计划, 以更有效地打击犯罪。2001年在苏格兰召开的欧盟警察局长联合会关于证人保护的会议上, 达成了建立欧洲证人保护联络小组的意向, 并对跨国保护证人、安置证人等问题提出了实施性建议。

三、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一) 新刑事诉讼法中证人出庭的规定

此次修改通过明确出庭的范围、豁免出庭的主体、不作证的后果、作证的经济补偿和证人保护等方面予以规范, 希望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会在实践中有一个实质性的改观。但原来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未到庭证人的证言应当当庭宣读”的内容继续保留。规定了证人的安全保护, 规定了出庭费用的保障措施。

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应该以公平正义查明案件事实, 发现事实真相作为其核心指导思想。对于此次修改过程中已经完善的地方, 笔者在此不再赘述, 只是提一些进一步完善的意见和建议。

(二)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 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 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 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 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8)

笔者认为, 对于刑事证人出庭作证规定的这一范围相对来说比较窄。要符合三个方面才能引发证人出庭作证的程序, 这样过于严苛的规定并不能直接有效地解决司法实践中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等相关问题, 仍不能有效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在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上, 笔者建议同新刑事诉讼法中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分类相结合, 即, 简易程序不需要证人出庭作证, 普通程序除被告人对证人证言无异议的外, 刑事案件中的证人均应出庭作证。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 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 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 (一) 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 (二) 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 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 (三) 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 (9) 由此可见, 对于简易程序的案件, 基本上被告人对证人证言均无异议, 所以没有必要浪费司法资源, 也没有必要要求证人出庭。

而对于普通程序案件, 如果被告人拒不认罪, 且对证人证言有异议, 则应慎重对待。原因是证人不出庭不利于法官对证人的感知、判断、记忆等行为能力及证人作证时的主观心理进行直观的感受并进行综合的判断分析, 这就必然会对居中裁判产生不利的影响。左卫民、马静华教授认为:从司法主体的角度, 造成证人出庭率极低的重要因素并非源于证人, 而是检察官的消极态度, 隐藏于检察官消极态度背后的深层结构是书面审判模式的承继关系, 而决定这一结构的基本因素包括固守实事求是的事实认定原则、司法一体化的内在需要和诉讼经济之考量。

这一点确实是值得司法机关认真考虑的问题, 无论是法官还是检察官都应当秉承充分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原则, 在证人出庭与被告人当庭质证, 并考虑证人及被告人的当庭表现的情况下, 综合全案对案情有全面细致的审查, 最大限度达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统一。

(三) 刑事证人出庭的作用

2010年2月9日审结的李庄案引发了人们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思考, 该案给人最大的启示不仅在于证人出庭作证本身的重要性, 而且还在于证人出庭作证方式本身的重要性, 如果说前者是法治层面的宏观问题, 后者则是法治层面的微观问题, 人们往往对于宏观问题取得一致的意见的同时忘却了微观方面存在的众多不一致。就该案而言, 尽管两审证人均出庭作证, 但是是否证人出庭作证就意味着审判的公正则仍令人深思, 证人出庭作证的方式, 证言收集的程序等细节问题似乎被普通大众忽略了, 人们仅仅是怀着一颗正义的心感性地去审视这一场审判而忘却了应该通过理性的眼光去洞穿审判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 具体而言,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每一个细节的完善都不应该忽略。

对于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是否一定为真实, 这一点不能一概而论, 也无法找到一个彻底解决的办法。但是, 笔者认为至少可以找到一个相对解决的方案, 即证人宣誓制度。

诅誓 (赌咒) 与发誓源于宗教信仰, 基于人类对神的敬畏和忠诚而产生。有学者将其精辟地描述为:宣誓的目的, 非请上帝注意于证人, 而系证人注意于上帝;非请上帝惩罚伪证之人, 而请证人记取上帝可为伪证之处罚。 (10) 在英美国家, 证人宣誓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法律形式, 它是古代欧洲宗教生活和法律生活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古代也有宣誓制度的记载, 夏朝时期实行神权政治, 继承了原始社会的神判法传统。而这种神权法思想则为商朝所继承并发展为一种典型的神权法形态, 目前有记载可查的古代中国宣誓制度主要见于西周。中国已经有一些地方法院及仲裁机构开始试行证人宣誓制度, 如厦门市思明区法院 (2001年12月) 、广西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 (2002年4月) 、江苏仪征法院、大连甘井子区法院、广州仲裁委等。11

证人宣誓制度是众多保证证言真实性的制度中唯一在证人开口作证前就发挥作用的, 证人宣誓功能的良好发挥, 可以使以后的诉讼少走许多弯路, 从而节省大量的司法资源。因此, 证人宣誓制度在现代诉讼中作为保证证人证言真实性的一种制度, 其功能相比古代虽然减弱不少, 但其独特的对证人的内心规范作用仍不可为其他制度所替代。

综上, 证人宣誓制度的设立, 对于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作用利大于弊, 在刑事案件中设立宣誓制度在我国运行是切实可行的。

(四)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保护

2008年9月3日, 中国青年报以《一证人作证后遭报复四处流亡证人安全谁来保护?》为题对两年前肖敬明在浙江宁波为一起刑事案件作证后, 屡遭报复, 不得不东躲西藏, 举家流亡进行了报道, 各大门户网站也作了相关报道。

证人出庭作证率低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证人担心出庭作证后的安全问题, 因此, 解决这一问题迫在眉睫。笔者认为, 对证人保护进行立法是解决问题的有效而根本的方法。

19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被害人和证人保护法》, 1984年的《被害人法》颁布, 对证人和被害人的保护进一步加强。12在证人保护规定方面, 英国于1982年制定了《证人保护法》。德国在证人保护制度方面也进行了详细的立法。1998年12月, 德国《证人保护法》生效。日本在2000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体现了对证人的保护。

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也于2000年和2001年分别颁布了《证人保护条例》和《证人保护法》。据2004年12月7日《检察日报》第一版“社评社论”的报道, 深圳市宝安区检察院刚刚出台全国首个《自侦案件证人保护工作规定》。

由此可见, 世界各国对证人保护制度都尤为重视, 我国内地对这一制度的重视程度也在增加。胡云腾法官认为, 证人出庭难问题的解决, 需要在刑事诉讼制度上解决相关的保障问题, 完善证人保护机制。上海对于证人保护制度也在改革, 要求公检法司四部门互相配合、紧密合作, 设立专门证人档案;建立证人跟踪反馈信息系统, 确立公安、检察、法院三机关对证人予以保护和对报复者依法予以惩处的义务。13

综上, 我国在证人保护方面立法不但必要而且已经有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仅仅在《刑事诉讼法》中对证人保护制度进行规定已经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需要, 应当单纯关于证人保护予以立法, 以全方位地保障证人的合法权益, 消除证人出庭的后顾之忧, 有效解决证人出庭率低的难题。

四、小结

工作证明表 篇5

本人参加2011年6月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卫生和人口计生系统公开招考职员资格初审，报考（单位）职位，职位代码为：。

一、本人暂时未能提供《计划生育情况调查表》，本人保证未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最迟在资格复审时提供该表，如未按时提供，视为自动放弃聘用资格。

二、本人暂时未能提供原工作所在医院等级评审文件或认定证书，本人保证该院等级符合职位要求，最迟在资格复审时提供该医院等级评审文件或认定证书，如未按时提供，视为自动放弃聘用资格。

考生签名：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工作经历证明

兹有，自月至年月，在我单位（我院）从事工作。

单位证明人签名：

办公电话：

承诺书

本人承诺：此工作经历证明由原工作单位提供，且所述情况

属实，如弄虚作假，本人愿意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承诺人：

20年月日

注：工作经历证明须使用单位红头信笺纸打印或书写。特此证明。

“老墙”作证 篇6

关于长城，我们当然能够熟练地背出：“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我们或许又能够自豪地写出GreetWall——“伟大的墙”这样的洋文字样。然而，我们知道秦皇直道吗？洞悉茶道吗？能够一一罗列出战国长城、秦长城、汉长城、隋长城、北魏长城、北齐长城、金长城、明长城吗？再进一步，我们是否知道，是否想过，在长城面前，我们曾经拥有什么？不曾拥有什么？失去了什么？又应该继承什么？我们需要抛弃什么？现在又增添了什么？……面对这一连串的问题，我们应该感谢五位军人作家，他们在用眼望、用脚走的同时，更多地献出了自己的心和脑，于是，他们依托长城，开始讲述……

我们曾经拥有被誉为世界建筑奇观的万里长城；我们曾经拥有这面抵御冷兵器的坚盾；我们曾经拥有长城所标志的威严和关切——对领土、对城池、对民族利益、对武功、对皇权、对帝王霸业……。然而，我们却不曾意识到伴随着热兵器时代的来临，长城就不再是从前的长城；我们又不曾意识到科学才是人类保护自己的最坚固的长城；我们也不曾意识到全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类唯一的地球才本是长城最高的关切和威严……

我们曾经拥有秦皇直道、茶道，可秦皇直道今何在？茶道无故事；我们曾经拥有古都统万城，可如今古都里只剩下最后一位老人，只残存最后一口微弱的呼吸；我们曾经拥有那么多的“兵家权谋”，“治军之道”，却失却了勇猛开拓、不断进取的雄风；我们曾经拥有金钱豹，可今天只看到一张豹皮、又一张豹皮；我们曾经拥有茂密而葱郁的森林，可眼前却是一番恶性循环的景象——爷爷砍的是树，爸爸砍的是灌木，孙孙砍的是草，曾孙们砍的是草根，再下一代砍什么？我们曾有过美好的民俗，可时下许多民俗中美好的成份在消失，丑陋的东西却顽强地保留了下来；我们曾经拥有……可目前……

我们曾经拥有以长城为核心的“第二引力”；拥有长城作证的各兄弟民族间的和睦；拥有成吉思汗这样一位信奉“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攻击敌人”，“不需要边墙”的开拓者；拥有以骆驼为代表的商业精神……这一切，不都是我们在今天可以继承并加以光大的精神财富吗？

我们曾经可以肆意砍伐葱绿的森林，却不敢触及所谓“神树”、“神林”的一根汗毛；我们曾经拥有“走西口”的悲凉；我们曾经拥有因“被压抑得太久了、太苦了”而导致的“幸福的四天”的“花儿会”；我们曾经拥有“重农抑商”、“对私人财产的藐视和剥夺”之类的民族潜意识；我们曾经拥有因“宗教一旦与皇权”发生联系而带来的“金碧辉煌”；我们曾经拥有近乎“大杂烩”的五光十色的庙会和众多不伦不类的菩萨……凡此种种，莫不值得今天的人们思之、弃之。

我们曾经有过那么多的老城、边城、海城，却独独没有自己的科技城、工业城；而现在，在这形形色色的城墙内外，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钢城、航天城、能源输出港……这一切一一在洗涤着长城曾经蒙受过的耻辱，开始使其焕发出新的骄傲和自豪。

类似的排比和罗列还可以继续下去，但似乎已没有这种必要了。如此壮阔的自然景观和渊远博大的人文景观，亦即文明的消长过程，仅仅用眼是断断望不出来的，甚至也不是借助书本就能排列出来。东方老墙》为我们讲述了历史、描绘了现实，却又不是单纯的知识层面的历史和现实。不错，历史——现实，巨大的鸿沟、惊人的反差，剪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统统缠绕在“东方老墙”身上。当然，这绝不是一场轻松的倾诉，它裹夹着血与泪、苦与涩，当然也渗透着赤诚与信心。这毕竟是五位军人眼中所看到的长城。或许也会有不够真实与不够周全之处，但诚如五位军人所言：“地球上有多少双眼睛，即有多少种长城。”更何况他们终究不是专业的研究专家，而只是普通的军人，普通的文学工作者，普通的中国公民，他们只是借助“东方老墙”这一巨大的民族象征来参与社会、参与生活，并直陈自己对社会、对历史、对自然、对人生的种种思考。

对这种思考是应该重视的。

作证问题 篇7

关键词：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构想

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司法制度的普遍原则和基本要求, 对法官查清案件事实进而作出公正裁判意义重大, 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力。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证人出庭作证并未发挥应有作用, 法庭以宣读证言笔录代替证人出庭作证。新刑诉法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拒证的处理及证人的保护和补偿等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笔者以新规定的具体适用为重心, 通过对现状的分析和对相关立法的理解, 提出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构想。

一、当前证人出庭作证现状

( 一) 出庭作证比率低

我国刑事法律对证人出庭作证并非没有规定, 1996年刑诉法第四十八条明确规定: 凡是知道案件的人都有作证义务。第四十七条还规定: 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 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 应当依法处理。然而由于缺乏细化可行的制度设计及现实条件的种种局限, 全国各地普遍存在刑事诉讼证人出庭比率低的情况, 大部分地区证人出庭率不足5% , 控方证人出庭率更低。

( 二) 出庭作证效果欠佳

在为数不多的有证人出庭作证的刑事案件中, 证人出席法庭进行陈述, 接受质证, 本应对法官查清案件事实和保障程序公正有积极意义, 然而现实情况并不尽如人意。证人素质参差不齐严重影响了出庭作证效果。有些证人文化水平较低, 逻辑思维不够清晰, 无法将自己看到或听到的案件事实有条理的表述出来, 导致无法很好的还原事实的原貌; 有些证人心理素质较差, 在法庭上面对众多的诉讼参与者和严肃紧张的气氛, 变得词不达意甚至根本无法表达, 有的甚至因为直接面对被告人突然产生了恐惧或怜悯情绪, 而临时改变证词或拒绝作证, 不仅影响作证效果, 而且浪费了大量时间和司法资源。

( 三) 个别证人存在作伪证嫌疑

现实庭审实践中, 存在着个别案件—以辩护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居多—证人出庭作伪证的情况。同一名证人在侦查机关所做笔录指向被告人存在犯罪事实, 且证言稳定, 一旦辩护人申请其出庭作证, 其在法庭上则做出与之前截然相反的陈述, 旨在证实被告人无罪或罪轻。如笔者曾办理的一职务侵占案中, 证人对被告人职务侵占事实对侦查机关作了客观如实陈述, 当法庭上辩护人申请该证人出庭作证时, 则完全推翻了之前的陈述, 通过交叉质证, 显然该证人是出于某种原因而当庭作了伪证。

二、对现状的原因分析

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是多方面且深层次的, 深入分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 一) 立法存在缺陷

修订前的刑诉法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过于笼统和简单。首先, 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程序没有操作规定, 导致司法实务人员无章可循无法可依。其次, 证人的保护、补偿、证人拒证的惩罚等关键问题也存在法律空白, 导致证人权利与义务失衡、义务与责任脱节。再次, 当证人在之前的询问笔录中所做的陈述与其在法庭上所做的陈述不一致时, 应该如何做出取舍, 立法也没有回应, 直接导致一些案件在处理上的尴尬。

( 二) 传统思想的影响

大多数中国人受传统中庸思想的影响, 习惯于遇事处于中立态度, 不断是非, 不管闲事, 这种自保的观念在诉讼领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传袭, 他们不愿意将自己牵涉到他人的纠纷中去, 从而避免自身利益可能受损的后果。虽然法律规定每个公民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 但大多数人都保持了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世态度, 更不愿意面对面进行质证, 这是我国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甚至拒证的根本原因。

( 三) 诚信的缺失

舆论的逐步开放和自由使一些负面信息得以爆出, 其中不乏与司法机关有关的信息, 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人对公权力的不信任。体现在证人出庭作证方面, 主要是证人不相信司法机关能够像法律规定或承诺那样保障他们的人身和财产权利不因作证而受到侵害, 出于保护自己正常生活不被影响的考虑, 他们通常不愿意暴露身份出庭作证。此外, 少部分证人由于信仰的缺失, 在受到金钱或其他利益的诱惑时, 会抛弃诚信的准则而在法庭上作伪证。

( 四) 观念尚未转变及客观条件的限制

新刑诉法实施前, 在我国的刑事审判实务中, 直接和言词的审判方式远未得到确立, 间接和书面的审判方式得以盛行。与其他证据相比, 言词证据容易受到干扰和变化, 为稳妥起见, 公诉人和法官对证人出庭作证均存在消极情绪, 担心证人出庭作证会出现反证的复杂局面。同时, 一些地方刑事案件总数太多, 人均办案压力过大, 办案人员对证人出庭作证有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考虑。

三、新刑诉法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相关规定及意义

新刑诉法对证人出庭作证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细化和完善, 具体包括:

在出庭范围方面, 第一百八十七条: 控辩双方对书面证言有异议, 且该书面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 人民法院认为提供该书面证言的证人有必要出庭的, 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在证人保护和补偿方面, 第六十二条: 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 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 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 ( 一) 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 ( 二) 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 ( 三) 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 ( 四) 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 ( 五) 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 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保护措施,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第六十三条: 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 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 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 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在拒证处理方面, 第一百八十八条: 经人民法院通知, 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 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 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 予以训诫, 情节严重的, 经院长批准, 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

以上规定较之修订前的法律可说是巨大的进步, 其意义在于初步建立了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框架, 也为日后相关立法的进一步修正和完善提供了蓝本。在新刑诉法实施后, 如何以相关立法为依据, 在司法实践中真正发挥证人出庭作证的作用, 却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四、完善出庭作证制度的构想

( 一) 转变陈陋观念

立法一直明确证人出庭作证是公民的义务, 但大多数国人却从未确立此种义务观念。要在证人出庭作证方面真正有所突破, 除给予证人权利保障和责任规制之外, 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如何转变观念, 笔者提供三个路径选择:

1. 司法机关率先转变观念, 加强证人出庭作证的实践, 真正使证人出庭作证发挥应有的证明作用, 通过逐步增多的、真实的个案来逐渐增强公众的信心, 从拒绝参与到被动参与最终到主动参与, 从而加快观念的转变。

2. 加大法治宣传和法制教育力度, 让公众了解证人出庭作证在惩治犯罪者、保护无辜者以及维护司法公正方面的重要作用, 让公众了解证人出庭作证—特别是证人的保护和补偿等方面的规定, 消除公众的认知空白和内心疑虑。

3. 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可以定期派员到学校进行讲座、定期向学校发送宣传手册以及组织学生观摩证人出庭作证的庭审, 让他们从小就证人出庭作证问题树立正确的观念。

( 二) 准确把握证人出庭范围

新刑诉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 证人应当出庭作证须同时满足三项条件: 一是控辩双方对书面证言有异议; 二是书面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 三是人民法院认为提供该书面证言的证人有必要出庭。立法做出这样的规定, 一方面是出于必要性的考虑, 一方面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 毕竟就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来看, 要实现全部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是不可能的。理解证人出庭作证范围, 笔者认为要把握以下几点:

1. 控辩双方的任何一方对书面证言有异议的, 都可以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人民法院应对申请予以进一步审查, 确认申请的必要性; 异议的存在是证人出庭作证的前提, 如果双方对书面证言均予以认可, 则无出庭必要; 异议可以是对书面证言内容真实性和准确性的异议, 也可以是对该书面证言取得程序的异议。

2.“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中的“重大影响”应当如何把握, 笔者认为, 当存在异议的书面证言或者影响定罪, 或者影响罪名的确定, 或者在较大程度上影响量刑, 只要存在以上任意一种情形, 均可能促使人民法院安排证人出庭作证。

3.“人民法院认为提供该书面证言的证人有必要出庭”, 笔者认为这一条应当慎用, 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法官在证人出庭作证方面的自由裁量权。具体来讲, 就是当前两项条件 ( 异议和影响) 均已经满足的情况下, 除非控方或辩方所提出的异议申请明显不合理, 法官一般都应当安排证人出庭作证。这是因为证人出庭作证本就应当是庭审和质证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不应当是例外, 故要求不宜过高, 否则违背了立法本意。适当放宽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 对个案中案件事实的查清有很大帮助, 也能促使人民法院做出让控辩双方心服口服的判决, 以更好的维护司法公信力。

( 三) 拒证与伪证的处理和预防

新刑诉法确立了强制出庭制度及拒证的后果, 同时确立了特殊人群的免证制度, 即不能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规定免证制度是为了维护亲人之间的亲情关系和信任感, 是刑诉法在人文关怀方面的进步。

强制出庭的具体方式, 笔者认为可使用传唤的方式, 并在相关文书上载明拒证的法律后果。对经法院两次传唤, 无正当理由, 拒不出庭作证的, 可参考德国、日本做法, 由人民法院以拘传形式强制到庭;仍拒绝作证的, 应以妨碍诉讼为由对其进行训诫、罚款或司法拘留, 情节严重的, 以妨碍司法罪追究刑事责任。

对证人当庭作伪证的处理, 当前仍是一个难题: 一方面是作伪证的行为在认定上存在一定难度, 一方面是我国法律对伪证罪的定罪标准规定过高, 导致作伪证行为难以进行追究。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对证人作伪证的惩罚和预防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认定的问题, 我们应不断提高法官和公诉人的业务素质, 通过交叉询问, 以严密的语言逻辑, 暴露证人证言的矛盾和不实之处, 从而对作伪证行为作出正确的判断。对于惩罚的问题, 则需要通过不断完善刑事立法来解决。

至于如何预防作伪证行为的发生, 除对已有伪证行为进行惩罚以外, 应建立并落实证人宣誓制度。世界许多国家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采纳了证人宣誓制度, 宣誓的具体方式或许国情而存在差别, 但目的都是通过庄严的宣誓唤醒证人的良知, 强化其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既包括道德责任感, 也包括法律责任感。我们永远不能忽略仪式的重要性, 不能忽略仪式对人们内心的影响。至于宣誓的形式, 笔者认为签署保证书并不足取, 最好能够在法官的指引下让证人当庭起立宣誓, 以强化证人如实作证的意识。

( 四) 严格落实证人补偿和保护工作

证人的补偿, 笔者认为应遵循“谁申请, 谁补偿”的原则, 即在控方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下, 由检察机关的司法经费对证人予以补偿; 在辩方、被告方或被害方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下, 由申请方自行对证人予以补偿。

作证问题 篇8

我国刑事诉讼中, 被害人作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被害人作证包括在法官、检察官或公安机关面前作证, 而狭义的被害人作证仅指庭审程序中在法官面前陈述其亲身体验的案件事实, 并依法接受各方质疑和询问的一种行为。本文主要论述公诉案件中狭义的被害人作证。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 条将被害人作证作为法定证据的一种, 第106 条明确将被害人规定为当事人, 然而, 对被害人出庭作证义务却没有明文规定, 只是在第60 条中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 都有作证的义务”。笔者认为, 这里的“作证”可以作广义理解, 即应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法院作证。

一、被害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

被害人出庭作证是顺应人权保障趋势的需要, 是直接言辞原则在庭审中的体现, 有利于平衡与被告人权利的关系, 有利于被害恢复, 并激发证人作证热情, 从而保障实体正义。

(一) 有利于贯彻直接言词原则

直接言辞原则是各国审判阶段普遍适用的诉讼原则, 要求庭审时法官亲自听取双方当事人、证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当庭口头陈述和辩论, 从而形成案件事实真实性的内心确认, 并据以对案件作出裁判。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称为“排除非法证据原则”。实践中, 我国被害人普遍不出席庭审, 书面证言在庭审中通行无忌的现象被学者龙宗智评为一大怪相。诚然, 直接言辞原则的行使可以有例外, 首先要确认书面证言使用的必要性, 即证据提供者确实已无法到庭陈述;其次, 要求对书面证言的真实性予以保障, 即通过诉讼对方审查同意或无异议, 或其形成过程伴有全程录像等。 (1) 可见, 被害人出庭作证是直接言词原则的应有之义。

(二) 有利于保障实体正义

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基础, 我们要通过对程序正义的保障以达到对实体正义的保障。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的直接承受者, 是与诉讼程序关系最密切的当事人。公诉案件中, 检察官承担了控诉职能, 但其维护的更多是国家利益, 虽然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合的, 可谓保护国家利益就是保障被害人个人利益, 但笔者认为公诉人很难完全将被害人的私人利益保护完整, 此时需要被害人出庭作证来维护自身权益。

现阶段, 证人出庭难同样困扰司法审判。笔者研究得知, 以美国为代表英美法系国家将被害人身份归于证人, 其作证为证人证言, 同时也拥有特别权利和保障措施, 大陆法系国家倾向于将其定位为当事人。 (2) 我国将被害人归于当事人。虽学界有质疑, 但笔者认为顺应国际趋势和我国立法历程, 被害人当事人身份已毋庸置疑。再者说, 针对我国一些法律工作者实践中认为被害人出庭可有可无, 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等顾虑, 更应加强被害人当事人身份的固化, 使其当事人身份深入人心。笔者同意学者兰跃军的观点, 虽被害人与证人同为案件目击者, 但由于他们在犯罪发生过程中的角色不同、与犯罪者的距离不同、受犯罪行为的影响也不同, 他们对犯罪事实和被害事实的记忆是有差别的。这必然影响他们的作证能力、作证的准确性及可信性。 (3) 证人作证具有更多利他性, 而被害人出庭更多为利己的考虑。被害人出庭会面临一系列隐私被揭开的尴尬与压力, 其作证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被害人出庭作证的实现势必也会形成一种良好风气带动证人出庭的社会使命感。

二、被害人出庭作证的现状及原因

(一) 被害人出庭作证的现状

笔者通过与一些法官交流得知, 被害人基本上不出庭。即使出庭, 一般是坐在法庭旁听席旁听, 几乎不用作证, 若要作证就站在证人台上。在许多法官的观念中, 他们认为检察机关提供的被害人书面陈述和证言已足够详尽, 传唤被害人出庭, 其一没有法律规定必须为之, 其二也没有必要, 是浪费诉讼资源, 降低诉讼效率。笔者认为:首先, 被害人坐在旁听席旁听庭审, 实际上就是脱离了当事人的身份, 这和普通的群众有何分别?其次, 证人作证要保障中立、客观, 既然已坐在庭下旁听, 必然会受到被告人、辩护律师、公诉人发言等种种影响和干扰, 其再站在证人席上作证时, 还有中立性可言吗?最后, 从法官的反应中可以看出, 虽然我国立法已将被害人规定为当事人多年, 但司法工作者却在观念上对其当事人身份和地位未给予重视, 这一方面是立法的缺失, 另一方面, 更是审判中心主义认识的缺乏。

也有同学就其在A市B法院实习阶段调研数据作证被害人基本不出庭的现状。2009 年6 月初到10 月底, 该法院共有131 件刑事案件, 其中有被害人的案件有94 件, 集中于盗窃、抢劫、故意伤害、交通肇事, 其次是敲诈勒索、非法拘禁、强奸。这些有被害人的案件中, 18 件按简易程序审理, 剩余76 件普通程序, 其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29 件, 被害人出庭的31 件, 且被害人一般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出席, 如果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被害人则不出庭, 除非案件中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认定涉及被害人过错。 (4)

综上, 我国虽立法上确认了被害人的当事人身份, 但除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以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身份参加庭审, 其他大部分情况下, 被害人出庭作证的权利并没有体现。

(二) 被害人不出庭作证之原因

1.相关立法细化程度不足

纵观《刑事诉讼法》, 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规定较为完善, 但对于被害人以及证人规定较为笼统模糊。如, 第75 条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遵守的6 项规定中, 第4 条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在这里没有看到被害人的踪影。不禁要质疑, 是对被害人保护不完善, 还是将证人扩大化包含了被害人;又如,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害人陈述, 但未明确规定被害人作证的性质。是将其归入证人证言吗?笔者认为应该不是, 因为被害人是当事人而非证人。再如, 第62 条对于四种重大犯罪, 被害人因作证, 本人及近亲属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 公检法应予以保护。虽然规定了保护程序, 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些差距, 这种保护在庭审后即终止保护, 对其保护程度有限。并且《刑事诉讼法》没有对庭审过程中特殊被害人, 即受被害行为造成严重侵害, 如性侵及暴力犯罪被害人规定特殊保护方式。这些不完善, 就很容易引发上述现象中司法人员对被害人定位不准确, 以及为不传唤被害人出庭提供了辩解理由。

2.司法机关及当事人诉讼观念的偏差

传统认知上, 我们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统一。反映在刑事诉讼中公诉人代表国家和被害人的利益进行诉讼, 我们认为犯罪是侵害国家利益的, 面对严重犯罪即使被害人不愿意追究, 公诉机关也可能会提起诉讼。诚然, 被害人的利益在公诉机关的保护下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和保护,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 有一些公诉机关认为不重要的与被害人私人利益有关的利益可能会被忽视。由于出发点不同, 公诉机关和被害人有时诉求的方向会有所差异。如前所述, 大部分司法人员认为侦查机关的笔录足以客观、真实反映了案件本来情况, 无需被害人的庭审介入。这样不仅忽视了被害人作为当事人的正当利益, 也会使庭审中心主义立场受损。

我国自古是一个熟人社会, 我们害怕自己的隐私会在熟人社会中人尽皆知。作为被害人而言, 其已经遭受犯罪行为侵害, 承受了极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 也有来自亲友和被告人带来的压力。他们的神经变得更加脆弱, 受传统道德观念趋势, 他们害怕出庭将自己的灾难公之于众, 更害怕不良的报道, 会使其名誉受损。

3.相关制度规范不到位

首先, 在被害人出庭席位问题上, 1997 年《关于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几个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法院刑事审判庭在公诉人席右侧设置被害人席位, 但笔者调研发现, 绝大多数法院刑事审判庭至今没设立专门被害人席位, 这使得被害人缺少了庭审在场权, 与当事人地位不相符。其次, 为被害人提供援助不充分。法院缺少为被害人提供的庭审前专门休息等候室, 而普遍做法是被害人和被告人的亲属、律师都在法庭门口等候, 这样也会加重被害人心理负担。

三、完善被害人出庭作证相关构想

被害人出庭作证是被害人当事人身份以及直接言辞原则的应有之义, 有利于被害恢复, 有利于刑事判决更好地被被害人所接受, 减少申诉。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被害人出庭作证的义务, 从表面上看是尊重了被害人的隐私, 防止“二次被害”, 但实质上确是违背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也不利于庭审中心主义的实现, 对被告人和被害人权利的平衡也受到危害。笔者认为, 完善被害人出庭作证, 避免“二次伤害”, 应从“内外”两方面着手, “外”为完善现行法律完善法庭庭审结构, “内”为通过完善援助机制通过对被害人援助, 使其自愿出庭作证。

(一) 完善法律规定, 增设被害人席位

1.完善知情权, 明确规定被害人出庭

天津高级法院发布《关于规范量刑程序的实施意见 (试行) 》于2016 年1 月1 日试行, 是自2014 年以来, 第一份专门规范量刑程序的省级规范性文件。 (5) 阅读条文内容涉及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以及公诉人发表量刑建议的流程和细则, 十分详尽, 然而在第22条只规定法院向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将量刑建议书一并送达而未提及被害人, 笔者认为应明确送达起诉书副本给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 并应附“被害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明确被害人有出庭权利和义务, 如果出庭, 可行使陈述权、辩论权、首先作证权、质证权以及量刑建议权等权利, 并可以自行或委托诉讼代理人与公诉人就不同意见进行辩论, 但必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若被害人拒绝出庭, 应有正当理由, 并签署不出庭声明, 承担因不出庭导致一系列不利后果的责任。

2.刑事法庭为被害人设置被害人席位

1997 年 《关于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几个问题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要求各级法院刑事审判庭在公诉人席右侧设置被害人席位, 但绝大多数法院刑事审判庭至今没设立专门被害人席位。有学者提出应增设独立的被害人席位, 使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席与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席分别在法官席前方左右两侧对向设置, 都靠近法官席, 并且被害人席及其诉讼代理人席, 与被告人席及其辩护人席一样, 都是前后排列, 以便于他们相互沟通。被害人作证应当坐在被害人席上, 而不是站在证人席上。 (6) 笔者认为, 可以按照1997 年《通知》的规定, 各法院结合具体实际设立被害人的席位, 保证被害人出庭的方便。

(二) 加强法律宣传教育, 为被害人提供多种援助

1.加强宣传教育, 使被害人了解权利

实践中, 有些被害人个人意识淡薄, 希望检察官“包办”案件;有些司法工作人员不愿让其出庭, 也是因为其缺乏法律基本知识与技能, 不知如何表述, 不能听懂法官的提问。因此, 侦查人员应耐心告知被害人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权利, 并应在侦查起诉阶段告知被害人具体负责人员的联系方式, 若有问题应及时咨询。

2.为被害人提供多种援助

自1975 年美国成立世界上第一个被害人服务机构“全国被害人援助组织”以来, 许多国家都相继组建官方或私人的被害人援助组织, 不仅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 而且还提供广泛的社会援助, 包括情感支持、医疗服务、心理咨询和经济援助等。 (7) 笔者认为, 援助包括政府援助、司法援助以及社会援助。政府应提供资金支持, 成立被害人基金援助机构, 若被告人缺乏相应赔偿能力, 可由该机构进行适当补偿。政府鼓励社会公众尤其是企业对援助机构贡献力量, 对做出贡献的企业, 可以适当减免其税收, 或给予其他方面的优惠政策。司法援助一方面是律师援助, 另一方面法院应开设独立的供被害人及其家属休息等候区, 使其避免与被告人家属见面的尴尬。社会援助主要包括心理咨询和疏导, 为被害人创伤进行疏导, 陪同出庭, 帮被害人照顾亲属。

四、结语

被害人既是刑事案件当事人, 又是刑事诉讼当事人, 其不出庭作证不符合当事人的身份也有违直接言辞原则。被害人作证不同于证人作证, 其作证更能促进证人作证的积极性。现阶段我国被害人基本不出庭作证, 司法工作者不愿其出庭作证, 这与法律规定不完善。司法工作者和当事人诉讼观念偏差以及相关制度规范不到位有关。应大力完善被害人知情权, 增设被害人出庭席位, 加强宣传教育, 为被害人提供多方面援助。

摘要：我国被害人是刑事诉讼当事人, 其不出庭作证有违直接言辞原则。被害人作证不同于证人作证, 其作证更能激发证人作证的积极性。现阶段我国被害人基本不出庭作证, 与法律规定不完善、司法工作者和当事人诉讼观念偏差以及相关制度规范不到位有关。应大力完善被害人知情权, 增设被害人出庭席位, 加强宣传教育, 为被害人提供多方面援助。

关键词：公诉案件,被害人,出庭作证

注释

11) 龙宗智.本月评点——中国作证制度之三大怪现状评析[J].中国律师, 2001 (1) :67。

22) 兰跃军.刑事被害人作证制度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博士论文, 2010 (3) :1-2。

33) 同上, 第19页。

44) 杨希.被害人参与庭审程序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硕士论文, 2010 (3) :8。

55) 祖先海, 吴玉萍.人民法院报[N].第一版, 2016.1.4, 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6/01/id/1779636.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6.2.23。

66) 同2) , 第2页。

作证 篇9

交警接到报案后及时赶到现场, 开始勘察现场并录证词。经询问, 双方当事人叙述的事情经过截然相反。年轻的轿车司机说他根本没碰到摩托车, 是摩托车司机自己摔倒的。而中年摩托车司机则一口咬定是轿车把自己碰倒的。

两个人在交警面前争执起来。交警开始寻找证人。

现场很多人都目睹了这起车祸。交警挑选了当事人双方都认定的现场目击者开始取证。

交警首先问一位戴眼镜的先生:“您叫什么名字?您看见发生车祸的全过程了吗?请您描述一下。”

此时, 眼镜男心想:车祸的全过程我是看见了, 可当事人双方与我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 我凭什么为他们作证啊?想到这里, 他撒谎道:“我叫赵光, 发生车祸时确实是在现场, 只是那一瞬间我的鞋带开了, 我正好在系鞋带, 细节没看见。”

交警又问一位戴太阳帽的中年人:“您叫什么名字?车祸发生时, 您在现场吗?请您描述一下。”

太阳帽心想:车祸发生时, 我离得最近, 看得最清楚。但那个轿车司机又是打电话找关系, 又是挽袖子的, 肯定是个不好惹的主儿, 我可不能为这事引火烧身。想到这里, 他说道:“我叫孙建军, 发生车祸时, 我在现场。但正好一阵风吹眯了我的眼, 所以没看清。”

无奈之下, 交警又转向一个打扮时髦 (máo) 的女人:“您叫什么名字?您看见车祸发生的过程了吗?请您描述一下。”

此时, 时髦女心想:车祸发生时, 我看得最清楚。不过现在讲究的是经济利益, 我作证只担风险没好处, 谁干这傻事呀?再说了, 就是他们给我报酬, 这个钱也不能挣啊!作证担风险, 作伪证违法。别人都没有一个愿意作证的,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逞什么能啊?想到这里, 她说道:“我叫孙华芬, 发生车祸时我打了一个喷嚏, 所以没看清。”

至此, 空有很多目击者, 交警就是取不到有用的证词。

正当交警为难之际, 从人群中钻出了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子, 对着交警高声说道:“警察叔叔, 我作证, 我看见了, 是轿车先撞了摩托车。”

交警录了证词。

在场的人也都纷纷赞扬:“还是孩子天真无邪, 无知无畏, 敢讲真话, 伸张正义, 童心可敬啊!”

人们都为小男孩鼓起掌来。

交警处理完事故, 两个车主和小男孩相继离开。

不远处的一个路口, 小男孩拦住那摩托车司机, 坐上后座, 对着司机说:“爸爸, 没伤着吧?到底是咋回事呀?我妈去姥姥家了。接到您的电话, 我就赶来了, 在人群里, 我看到竟没人替咱作证。他们不给咱作证, 咱自己作证, 我就不信证不倒他……”

浅析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篇10

(一) 证人豁免权

英国确立的是传闻证据排除规则, 此规则也是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前提。这里的传闻证据是针对证人在审判之外进行的对作证事实的陈述, 主要有传闻陈述、书面陈述等内容。根据传闻证据的规则, 凡是证人在法庭之外的进行的证言以及笔录, 都不能成为定案的依据。当然特殊证人是可以不用出庭作证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证人的豁免权问题, 不同国家的规定不同, 像美国:配偶、宗教、政治选举免证权, 还有有关商业秘密的免证权;德国与之类似:除了配偶、近亲属外, 还有律师、医生和神职人员等。

(二) 证人保护

同时各个国家对于证人保护问题也是十分注重的。针对证人保护, 主要是事前保护和事后保护。事前的保护, 是在证人出庭作证前进行的一些保护措施和乔装改变, 例如出庭作证时改变声音、容貌。事后的保护, 是证人出庭作证后, 怕受到犯罪嫌疑人的报复, 进行的事后的保护, 以及就其因出庭作者带来的损失给予一定经济补偿。主要是有关交通、误餐、住宿等造成的经济损失向有专门设立的法院服务部门领取。此外证人还有陈述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 为了使证人在法庭上陈述事实, 就要确保证人所做的陈述不受法律的追究。

二、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以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发展而言, 证人出庭作证已经成为各类诉讼过程中的一大难题。证人出庭作证面临着很多问题。

(一) 证人拒绝出庭, 书面证人泛滥

据有关证人有没有出庭作证的必要的相关数据显示, 一半的人认为如果书面证据真实可靠, 那就没必要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正是由于我们对书面证据的过分依赖, 才导致证人出庭率低。同时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由法院一方全权掌握, 从司法实践中我们也可看出, 法院也是有倾向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态度的。

另外《刑事诉讼法》关于出庭作证的证人规定过于原则, 缺乏可操作性。例如法条中出现的“重大影响”“有异议”和“有必要”, 而司法解释又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 什么叫“重大影响”呢?程度如何才算是重大呢?在某种程度上给法院留下了过大的裁量权。法院可能对于这些证人以这些理由, 拒绝被告人一方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二) 证人的保护措施缺失

就证人的保护问题, 修改后的刑诉法有所涉及, 但是是否起到作用, 还要实践检验。但就现实情况来看, 在刑事诉讼中甚少谈到证人的保护问题, 对证人保护措施还存在问题。例如刑事诉讼证人的保护问题, 交给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负责。法律并没有规定保证证人的具体措施与保障方式。同时也没有机关对此进行监督管理, 最后三个机关可能都不对证人进行保护。此外, 法律也没有规定对证人实施经济补偿的原则和方式, 对于证人是否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未作规定。

三、完善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鉴于我国证人出庭制度存在的各种问题, 对于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提出几点建议。

(一) 严格实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严格按照法律规定, 实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对于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 也要给予一定的惩罚。对于法院来说, 要拒绝书面证人, 要严格的使用证据制度, 保障控辩双方申请证人的权利。改变现有的证据种类, 对于书面的证人证言, 我们要谨慎对待。

(二) 完善证人保护制度

以事前保护与事后保护相结合为原则, 以事前保护为基础, 事后保护为辅助, 两者相辅相成;同时对于证人的经济、精神补偿问题、保护措施与方式作出重新规定, 以此保证证人无后顾之忧。

(三) 完善相关法律, 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 健全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我国对于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有着严厉的处罚, 但大众在思想上还是排斥的。因此要保障证人出庭作证就要加强公众的法律意识, 完善相关法律, 建立一系列配套的证人保护措施, 同时也要进行有力的监督管理, 不能让法律虚设。

综上所述, 虽然新刑事诉讼法中多了一些有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法条, 但实践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证人不出庭作证依旧是常态, 就连重大案件依旧如此。期望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 证人的基本权利以及出庭难等问题得到解决以及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发展也逐步走向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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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健.证人出庭作证率的困境与破解[J].教育教学论坛, 2015 (37) :141-142.

渭河水作证 篇11

麦积是天水市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工业和商业的中心，又是天水及陇东南的大批物资中转集散地，麦积遂成为天水及陇东南主要的交通中心。毋庸置疑，在天水及陇东南经济建设中，麦积渭河桥在交通运输上有着战略性的重要地位。上世纪50年代初，在麦积修建了第一座渭河大桥，解决了车辆行人过往渭河交通不便的困难。上世纪80年代初，在麦积又修建了渭河一号大桥。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城乡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渭河一号大桥已远远满足不了交通运输的需要。桥上堵车司空见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有人说麦积渭河桥已成了制约天水经济发展的瓶颈，此说不无道理。在麦积渭河北工作生活了多年的笔者，对此感触颇深。多年来，麦积无人不在翘首企盼，何时能在渭河上修建一座新的大桥呢？

在“十五”期间，人们企盼修麦积渭河新桥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天水市政府自筹建桥资金，由中铁十六局中标承建的渭河二号大桥，2003年4月正式开工修建。在大桥修建过程中，市、区两级领导和相关部门的领导经常深入施工现场，监督检查工程质量，协调解决施工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既保证了大桥的质量，又创造条件按进度完成了大桥的修建任务。2004年10月，一座目前在甘肃省渭河上最大的全互通立交桥建成通车了。大桥全长960.48米，桥面设计为四车道，四辆东风卡车可并排同时通行。大桥下部是钢筋混凝土钻孔灌注桩和柱式桥墩，上部为后张法预应力钢筋混凝土连续箱梁，不愧为一座现代化大桥。花岗岩石栏杆上的太极图浮雕，表现了甘肃文化特色。新建的渭河二号大桥，不仅是麦贾高速公路的标志建筑，而且是天水市“十五”期间基础工程建设的标志建筑。

渭河二号大桥建成后，平均每天有20000多辆/次不同型号的大小车辆通过。通车两年多来，没有出现过堵车的现象，更没有出现过影响车辆通行的问题，桥上基本杜绝了交通事故。渭河桥制约交通的瓶颈问题迎刃而解了，过往司机无不笑逐颜开，他們再也用不着为过往渭河桥堵车而发愁了。居住在桥南桥北的群众更是拍手称快，发自内心地称赞：“新修渭河二号大桥，真正的利国利民工程啊！”

渭河二号大桥建成通车，有效地拓展了天水城市发展空间，为发挥麦积山风景区的旅游资源优势，促进天水城乡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悠久的天水腾飞了！古城羲皇故里正以她日新月异的变化，繁荣的经济、昌盛的文化和绰约的风光赢得世人的仰慕。

浅谈隐蔽作证程序 篇12

2009年3月23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首次使用了刑事案件的屏蔽作证方式。在审理这起贩毒案件时, 关键证人未被传唤到庭, 而是身处另一法庭以现场视频连线的方式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 在法庭的显示屏上出现的也是证人经技术特殊处理后的面部图像。[1]使用屏蔽系统作证的案例开创了我国隐蔽作证的先河, 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已于2012年3月14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通过, 新《刑事诉讼法》第62条规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特殊案件的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应当采取一项或多项保护措施, 包括: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等保护方法。此前,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 (以下简称“两高三部”) 联合颁发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第16条第2款规定, 证人出庭作证, 必要时, 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公开证人信息、限制询问、遮蔽容貌、改变声音等保护性措施。这些法律和规定的出台, 使在国外立法和实践中广泛适用的隐蔽作证制度, 在我国有了立法上的依据和保障。但是, 这些法律和规定对于隐蔽作证制度缺乏程序性的操作规范, 在司法实践中难以统一把握。

一、隐蔽作证概念的厘清

隐蔽作证有学者又称为屏蔽作证, 目前对隐蔽作证的概念国内学者还未达成共识。有学者认为, 所谓“隐蔽作证”, 或称“隐名作证”、“秘密作证”等, 主要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为了保护特定证人的人身、财产安全, 在不暴露证人身份信息、面貌甚至声音的情况下, 通过特定的法庭隐蔽设备, 适用现代科技手段如现场闭路电视、电脑多媒体等, 使证人接受控、辩、审三方的询问、质证, 履行作证义务。[2]也有学者认为, “隐蔽作证”指当证人或者其他人员可能会因为证人的作证行为而遭受危险, 有保密身份的必要时, 为保密证人身份而采取对证人进行隐身、蒙面、变声、变像或其他适当隔离措施使证人在依法作证时不会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识别出来的特殊作证方式。[3]还有学者认为, “隐蔽作证”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隐蔽作证”, 是指在证人出庭作证时, 为了保密证人身份以保护其免受打击报复或者为了保护证人免受因作证而再次伤害, 对证人采取的保密其身份、遮蔽容貌、变声、现场闭路电视连线等适当隔离措施的一种特殊作证方式。广义的“隐蔽作证”, 不仅包括法庭审理阶段的隐蔽作证方式, 还包括了从侦查阶段到审查起诉阶段的作证过程保密以及证人及其近亲属的身份保密。[4]在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后, 尤其应该厘清概念, 有利于实践中的正确实施。

笔者认为, 隐蔽作证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保护证人, 提高证人的出庭率, 从而使证人能够放心的在法庭上作证并接受询问和质证, 查明案件真相。“隐蔽作证”应仅指狭义的“隐蔽作证”, 即在法庭审理过程中, 为了保护特定证人 (含被害人、鉴定人, 下同) 的人身、财产安全, 对证人采用保密身份信息、遮蔽容貌、技术手段变声、现场视频连线等适当屏蔽措施的一种特殊作证方式。使证人接受控、辩、审三方的询问、质证, 履行作证义务, 其作证效力等同于当庭作证。隐蔽作证是证人一种特殊的出庭作证方式, 它在实现证人出庭直接言词原则的同时也强化了对证人的保护。

二、隐蔽作证制度设立的正当性分析

(一) 设立隐蔽作证制度是健全我国证人的保护措施的重要举措

有调查显示:在刑事案件中, 有明确证人的案件超过80%, 最后能出庭作证的却不足5%。[5]证人出庭率低, 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对证人的保护措施不力, 面对证人的人身或财产遭受恐吓, 不能提供有效的保障措施, 使其消除心理障碍从而大胆作证。尽管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检、法机关可以采取对证人采取保护措施, 但是由于没有专门的保护机关, 目前我国对于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保护措施主要是立足于对已实施的报复行为进行事后惩罚, 预防功能较差。事前的预防性保护比事后的惩罚性保护更能吸引证人作证, 也更能起到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免受侵害的作用。隐蔽作证是一种预防性的证人保护方式, 它完全克服了目前证人保护中所面临的最大困扰, 是司法机关采取的主动而积极的保护措施, 对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发展将起到推动作用。[6]恰当地采取隐蔽作证的方式有利化解我国证人不愿出庭、出庭率低与诉讼法要求证人一般应当出庭的矛盾。

(二) 设立隐蔽作证制度能实现直接言词原则

现代诉讼制度要求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贯彻直接言词原则以便于查明案件事实。直接言词原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 法官必须在法庭上亲自听取双方当事人、证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陈述或辩论, 从而形成对案件事实真实性的内心确信;其二, 审判程序应以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 当事人在诉讼中就事实主张和证据的可信性进行攻击和防御时必须以言词辩论的方式进行。[7]贯彻直接言词原则, 要求证人必须出庭作证, 以接受控辩双方询问、质证, 并排除传闻证据的证明效力。证人不出庭会使得证人的书面证言在庭审中大量直接使用, 控辩双方的质证难以展开, 法官也难以通过庭审来直接审查证言的真伪。隐蔽作证制度能有效地贯彻直接言词原则。隐蔽作证在满足证人到场的同时还确保控辩双方对隐蔽证人的当庭质证, 证人以口头方式陈述其证言并接受质询, 体现了直接和言词原则。

(三) 设立隐蔽作证制度符合我国证人的传统作证心理和基本国情

几千年来我国社会传统文化中“和为贵”的厌讼心态、“忌讳正面冲突”以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深层心理结构都是阻碍证人出庭的原因。因此, 隐蔽作证措施既在物理上隔绝了证人与熟人, 又在心理上消除了证人的恐惧和紧张情绪。隐蔽作证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证人的“心结”, 符合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心理要求, 证人在隐蔽作证后, 既不会改变其“平静”的生活, 又可以查明案件事实、增加证人出庭率。

从我国现实国情来看, 由于案件多, 司法经费严重不足, 司法经费还是完全依赖地方财政。不管从经费还是人员看, 都不可能建立起若干机构专门进行证人保护的工作。而隐蔽作证从一开始就将证人暴露的几率减少到最小, 不用新增机构和人员来实施, 几乎不需要占用配套社会资源。隐蔽作证既起到了避免暴露证人身份, 消除其顾虑出庭作证的目的, 也最大程度地体现诉讼的经济性。

三、我国隐蔽作证程序的具体实施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和两高三部的《规定》对我国实施隐蔽作证制度予以了肯定, 但这些法律法规较为笼统和概括, 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 有必要在以后的司法解释中对隐蔽作证制度做出具体的实施细则, 以便于实践中统一把握。

(一) 隐蔽作证的适用范围

新《刑事诉讼法》第62条规定, 在一些特殊犯罪案件中, 证人及近亲属的安全面临危险的,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一项或多项保护措施, 其中除了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 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外, 还有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等。可能是立法者考虑到这些保护措施的实施成本较高, 本着诉讼经济的原则, 把适用的案件仅限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但笔者认为, 在这些措施中, 采用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 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的隐蔽作证制度适用的可行性和成本较低, 应该适当扩大其适用范围, 以提高证人的出庭率, 同时适当扩大适用范围也不违反法条中“等案件”的立法宗旨。笔者认为, 隐蔽作证的适用案件范围应当包括:

1.职务犯罪案件

职务犯罪案件侵害的是国家的正常管理活动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有的犯罪还侵犯公共财物的所有权, 损害了政府的威信和形象, 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大多数职务犯罪案件的破获均依赖于群众举报和揭发, 可见举报人、证人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重要性。而证人也较容易遭打击报复。因此, 这类案件采取隐蔽作证的方法尤为必要。

2.危害国家安全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毒品犯罪案件

这是《刑事诉讼法》中所列举的适用证人特殊保护措施的犯罪案件。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在防治恐怖犯罪和有组织犯罪的措施方面, 都将证人保护立法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强调了有组织犯罪案件对证人的保护措施。在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中采用隐蔽作证更为合适, 毕竟该类犯罪作案手段野蛮残忍, 给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恐慌, 许多被害人和证人往往担心组织内同伙的报复而不敢出庭指认被告人。所以, 此制度积极意义在于鼓励证人提供证言、提高出庭作证率的同时, 也可防范证人作证带来的风险, 在“事先救济”的前提下提高证人的出庭作证率, 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程序正义和证人保护的双赢。

3.其他由法院决定适用隐蔽作证的案件

除上述两类案件以外, 还应赋予法院决定某些案件可以采取隐蔽作证的权力。如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等暴力犯罪, 被告人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案件, 对于目击证人、提供关键证据的证人或不可替代的证言提供者必须出庭的情况下, 而证人与被告人又是熟人或在一个生活圈内。我国是个熟人社会, 为了证人还能继续在原来的群体中生活下去, 隐蔽作证可以既保证证人出庭作证又同时维系这个错综复杂的熟人网络。法院对这类案件中的证人, 也可以考虑适用隐蔽作证, 以避免对其正常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

(二) 隐蔽作证的适用对象

笔者认为, 从诉讼资源角度考量, 隐蔽作证除适用以上特定案件外, 其适用对象并不包括所有的证人, 只能适用于某些较为特殊的证人。

1.弱势证人

从有关国家的规定来看, 弱势证人主要是指未成年人、因生理和精神上的疾病而在作证能力方面受到削弱的人, 以及受到恐吓的证人。笔者认为, 弱势证人在我国隐蔽作证制度的构建时, 应当予以重视。这类证人除了人身安全希望通过隐蔽作证方式得到保护外, 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隐蔽的方式, 使他们不需要在法庭上直接面对被告人, 从而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 防止他们在作证过程中身心受到再次伤害。他们应当包括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中的被害人等。例如, 我们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应当注意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名誉, 尊重其人格尊严, 不得公开或传播其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即使是必须出庭的未成年人应采取相应保护措施, 以和缓的询问方式, 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为避免性犯罪案件中的被害人收到二次伤害, 采用隐蔽作证的方式可以使被害人的身份和隐私得到保护, 可以消除被害人惧怕名誉受损、恐惧社会舆论的担忧。询问时一般应由女性办案人员询问或在场。

2.特情人员或其他保密身份的证人

在需要采用秘密侦查手段破获的特殊案件, 如毒品、走私、涉黑、洗钱等犯罪中, “特情人员”、卧底等警方打入犯罪团伙的内部人员作证, 已成为指控这类犯罪的主要证据。[8]这些特殊证人由于与被告人团伙熟悉, 如果不采取隐蔽作证, 很有可能遭到团伙的事后报复。因此对他们的保护也应当高于一般证人的保护。在美国, 为了更加确切地确定线人潜在证言的性质, 有些法律建议进行密室听证。另一个被法官所采纳的具有创造力的解决办法是命令线人经宣誓对辩方提出的问题做书面答复[9]。法官对线人的秘密审查和令线人对辩方的提问做出回答, 这种做法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已被广泛运用。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151条和152条规定了技术性侦查手段在侦查过程中的运用, 同时肯定了采取技术性侦查手段所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人身安全, 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 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这也是对具体特情人员隐蔽作证立法上的肯定。我国可以结合实际, 以现有立法为基础, 对线人等特情人员, 采用隐蔽作证的方法更为合适。

(三) 隐蔽作证的具体方式

1.法庭内的作证方式

在法庭内的证人隐蔽作证可以采取物理屏蔽和改变声音的措施来保护证人。物理屏蔽是指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证时, 可以采取适当的隔离方式或屏蔽措施来进行, 如屏风、单向玻璃、布帘等, 构建专门的证人通道, 证人通过这个通道可以抵达休息室并通过位于证人席后面的入口进入法庭。这使得证人一直处于隐蔽状态, 不直接看到被告人及法庭旁听人员, 从而缓解证人作证压力, 避免再次受到伤害。改变声音是指在物理屏蔽的同时使用变声器等处理设备对证人的声音进行技术处理, 改变声音频率。证人出声但屏蔽人身作证的方式, 能使证人不被认出真实身份, 从而避免恐吓和打击报复。

2.法庭外的作证方式

特殊案件中经法庭许可可以通过实时视频方式作证。即证人不出现在法庭, 而是在特定的证人作证室内, 通过视频方式作证。在证人作证的视频和音频传送到法庭内时, 技术人员可以通过现代化技术手段对证人的图像和声音进行改变。这种隐蔽作证的方式能保证证人像在法庭上作证一样, 同步接收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 又打消了其出庭作证的顾虑。本文前面所提到的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贩毒案件中即采用了这种方式。

(四) 隐蔽作证的实施程序

1.隐蔽作证的启动

隐蔽作证程序, 应当由证人或检察官申请, 法院根据个案需要也可以依职权启动。但应该以证人及检察官的申请为原则, 法院依职权启动为例外。提起申请的时间, 一般需在开庭审理前的合理期间内, 如可以在新刑事诉讼法设立的庭前会议中提出, 以便于法庭作好适当的准备, 但因审理时可能出现的情况, 申请最迟应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

2.隐蔽作证的审查

法院应由合议庭对隐蔽作证的申请进行审查, 或由合议庭依职权启动隐蔽作证。在审查决定是否对证人适用隐蔽作证时, 通常应当考虑以下要素:一要审查证人是否是潜在的易受伤害或受恐吓的证人;二要审查这些证人受到的潜在威胁是否会影响他们的出庭, 这些证人是否必不可少, 证人是否会因为出庭而遭受现实的伤害;三要审查对证人该适用哪一种的隐蔽措施才能得到最佳的保护。

3.隐蔽作证的运作

合议庭做出证人隐蔽作证的决定后, 应当在新《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2款规定的庭前会议中, 由法官在公诉人和辩护人在场的情况下核实证人的身份, 包括证人的年龄、职业、住址及作证资格等事项, 在庭审时传证人到庭后不再进行核对身份的环节, 而由审判长宣布证人的身份已经法庭核实, 确认其具有作证资格。由法官依法核实当庭不暴露证人的真实身份, 也是国外采用隐蔽作证方法的通例。[8]对于证人的姓名是否要宣布,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62条的规定, 可以采取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 应当可以使用证人的化名而直接称呼其为“证人”, 以体现对该证人更为特殊的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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