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题意识（共7篇）
议题意识 篇1
摘要：近年来, 社会一发生公共安全事件、意外死亡事件、暴力拆迁事件, 舆论场往往就孵化出种种不受政府和企业控制的议题。这其实与微博的兴起有一定关系, 民间通过互联网借题发挥, 而危机公关单位对一些公众关注的议题又缺乏足够的关切情怀, 任其持续发酵, 危机公关的失败案例因此日益增多。本文通过分析政府和企业在一些安全事故处置上的得与失来说明微博语境下的信息发布主体, 有必要正视舆论生态的变化, 牢牢把握议题主动权, 以舆论动态引导机制, 增强危机公关的实际效果。
关键词：微博语境,危机公关,议题意识,关切情怀
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 指新闻媒介对某些问题给予重视并集中报道, 会影响受众也跟着分配注意力, 思考同类问题。可当今的新兴媒体, 触及某些社会议题的力度已不亚于传统新闻媒体。通过微博、短信、彩信、MSN、QQ、论坛 (BBS) 等渠道进行群发、转帖、评论, 民间那种一传十、十传百的分散报道, 同样也能让一个事件成为舆论的焦点。眼下的热点事件已有超过一半是由微博首发的。这意味着, 陷入危机事件的责任单位, 一方面要抢时间争速度, 压缩不利舆论先入为主地影响公众的时空;另一方面要强化议题意识, 以真实信息和权威声音为舆论定向, 为公众的认知排序, 争取尽快地孤立危机和化解危机。
然而, 从近年的双汇质量门事件、故宫N重门事件、郭美美事件、动车追尾事故的处理上看, 政府部门与企业虽然普遍采用了新闻发布会、媒体通气会等形式, 但在回应公众的合理质疑、控制舆论信息的无序流动方面, 总体表现欠佳。像2011年6月21日新浪微博出现郭美美事件至今, 新闻发言人几度出面澄清, 但其负面影响依然存在。新闻发言人原本是向媒体说明情况、回答公众疑问的公关人员, 目的是借媒体之手让公众处在于已方有利的话语和氛围的笼罩下, 问题是, 微博信息总在“别处”聚合出“另类”议题, 此时, 信息发布主体该如何影响舆论走向?我们认为, 把握议题主动权, 或许能有效提升危机公关的效果。
一、类似的事故, 不同公关方式为何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互联网成为社会一股重要的信源后, 像安全事故、意外死亡事件、暴力拆迁事件等, 极易在民间孵化出不受政府和企业控制的议题。一座大桥倒塌了, 网民在信息传递和交换过程中, 多半会从质量问题联想到“豆腐渣”工程和官员腐败问题, 这几乎成了网络言论的惯常逻辑。责任单位如果不关注网络言论背后一些固定的“潜台词”, 不在程序、步骤、方法上控制住这些潜在议题, 那些负面虚假信息就可能附着其中, 自动复制, 转化为损伤自身形象的舆论。有的事故看起来颇为相似, 处理方式不同, 效果也大相径庭。
2011年7月15日凌晨1点55分, 杭州钱江三桥南引桥右侧车道部分桥面突然塌落, 正好经过的一辆重型半挂车, 从30米高的桥面坠落到地面, 司机跳车受伤。此事很快经微博热传开来。杭州市交通局随后召开新闻发布会, 一副局长从落座开始发言到最后结束, 整个过程仅3分33秒, 会上不设提问环节, 对桥是否存在质量问题避而不谈。这种敷衍媒体的做法引起记者不满, 结果新闻报道一边倒地暗示“仅3分33秒”的事实。殊不知, 到场记者除了要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也有发稿的任务, 只得到不疼不痒的材料, 平时奉行真实、重要、善意三原则的主流媒介记者, 也会气愤、挑剔、责难, 从舆论上让其难堪。
而此前不到20个小时, 即14日上午8时50分, 武夷山市也发生了度假区公馆大桥突然垮塌事件, 事故后果比杭州钱江三桥严重得多:一辆旅游客车从桥上掉落到15米下的河滩地, 车内有23人 (其中20人为安徽阜阳某中学教师) , 客车司机当场死亡 (系武夷山本地人) 。武夷山市委市政府在事发3小时即设立了开放的邮箱, 针对微博及各大论坛上传出的消息, 主动给各种媒体“喂料”, 包括这是什么桥 (中承式钢架拱桥, 全长301米宽18米) , 哪年建的 (1996年11月8日兴建, 总投资约1700万元) ;网民关于“豆腐渣”工程的议论, 有专人回复;公开当地主要领导和救护人员事发20分钟即相继赶到现场的图片。依据这些官方消息, 网络媒体和主流媒体都组织了图文专栏, 但没有其他的议题。由于政府主动和媒体交朋友, 信息发布有速度而不草率, 把握住了新闻报道的主动权, 事故几乎未给地方交通旅游业带来负面影响。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说:截至2012年12月底, 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64亿, 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也继续提升, 数量达4.2亿。这意味着, 任何一个新闻现场, 有主流媒体忙碌的身影, 也有公民借助通讯工具提交的草根新闻, 在报道速度上, 他们甚至比主流媒体领先一步。舆论场的信息传递因此出现了一些新特征:一是多元信息无从抑制, 主流媒体也难以决定信息的流向;二是每有突发事件, 公众以微博等形式关注其起因、危害、处理过程和善后工作, 小媒体也能掀起大浪;三是公众不再围绕“媒体”而是围绕“议题”集聚。此时, 政府和企业的危机公关不能再像先前那样凭借高调宣传来抢占话语高地, 唯有认真分析舆情, 有意识地突出和强调某些现象和问题, 精心设置媒介议程, 才有望转移公众的关注焦点, 让自身从危机状态中摆脱出来。
二、危机公关重在选择最佳时机和最佳议题
危机公关要选择最佳时机。一有危机事件, 就对“杂音”搞封锁, 这种做法现在明显少了。媒介专家早有忠告, “回顾自己多年来组织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经验教训后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因为不报或者迟报而造成被动局面的典型案例, 至今尚未找到因为及时报道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典型案例。”[1]事件发生和报道发出, 期间有一个时间差, 媒体获得第一手材料到核实事实再到发出报道, 需要一定时间。事件中的复杂诱因所暗藏的多元议题, 往往就在这个时间内产生。与微博报道比速度已不太现实, 而不失时机地让准确、权威的信息去抑制不实、负面的信息, 把可能损伤自身形象的信息量降到最低, 这点至关重要。时机意识要区分时间性和时效性概念:时间性指事实发生和公开报道之间的时间差;时效性指新闻在一定时间内产生的社会效果。及时发布信息比失语更能抢夺话语主动权, 这已成为危机处理的共识。正如传播学研究一再告诉我们的, 事后再矫正受众第一时间所接受的信息的性质和方向, 往往需要投放数倍于它的信息。
危机公关要重视议题走向。危机处理的最佳时机当然是事件仍在持续, 一些意见已经诞生并开始获得多数之前的那个阶段。把握时机的最终目的是让权威意见主导舆论。根据《辞海》解释:舆论是公众对共同关心而有争议的问题所持的大体一致的意见。一般而论, 舆论属于群体范畴, 意见属于个体范畴, “个人或几个人的意见还不能称作舆论”, [2]“意见”经过了说服与被说服、有理战胜无理的互动过程才会上升为干预事件的“舆论”。简单地堵塞和隐瞒, 无从整合蜚短流长的舆论, 用结论制造强制性的接触机制, 同样无益于权威意见从了解转向理解、从认知转向认可。微博语境下, 公众主要不是围绕“媒体”而是围绕“议题”形成的, 面对众多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因共同关注而产生的人多势众局面, 危机公关人员必须踩准节奏, 针对误解、偏颇、歧义, 梳理出核心议题和次生议题, 循序渐进地诱导公众从“想什么”跃升到“怎么想”, 以求控制议题的走向。
是否善于选择最佳时机和设计最佳议题, 是检验危机公关人员媒介素养的重要尺度。微博、博客成为传媒家族的新成员, 舆论场呈现出“公众喊话———官员回应”的话语新格局, 但媒介议程理论却没有过时, 它的精妙之处在于提醒公关者, 危机事件的处理要善于与媒体打交道, 所提交的公关议题, 要能催生出与己有利的建设性意见。为增强说服、引导舆论的效果, 危机公关人员既要准确判断事态实际严重程度和受众看待问题的心理, 还要展示领导层关于系列问题的基本态度和解决意向。这种关切情怀将深化议题意识。然而, 由于议题无关切之情而招致危机公关的失败案例, 近年来却比比皆是。
三、无“关切”议题的几种表现
像一个大排档宰客事件, 本来不至于引来众人围观, 可2012年春节, 三亚市政府新闻办在回应此事时说, “今年春节黄金周, 在食品卫生、诚信经营等方面, 三亚没有接到一个投诉、举报电话”, 并得出“整个旅游市场秩序稳定、良好”的结论。没有接到一个投诉举报电话与整个旅游市场秩序稳定、良好, 其因果逻辑不清, 随即引来无数游客在网上诉说挨宰经历, 并反映“投诉电话没人接”, 一系列新事实衍生出与之结论相反的舆论。在形成公众宣泄情绪的旋涡后, 三亚市官员才动真格地处罚“害群之马”, 以“零容忍”姿态平息连锁反应, 可宰客岛的印象已非短时间所能改变了。三亚市的失误, 除了操作上未按照先简报再详报、速报事实缓做定性的原则展开, 根本在于对民间议题缺乏关切情怀。议题中的关切之所以重要, 在于它可争取报道和舆论反响从“我”的角度看待问题, 进而改善他人对“我”的态度, 为孤立危机和化解危机赢得时间。
无关切, 无法为议题转换注入动力。让公众感觉自身有正视问题的勇气和解决问题的决心, 是一种关切;事件涉及到法理层面则敢于认错, 涉及到情理层面则表示道歉, 也是一种关切。可在新闻发布会和媒体通气会上, 我们看到许多口号式、说教式、排比式的话语, 这在习惯平等交流的信息平台上, 因为不用对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视角争取认同, 所以较难改变负面信息的无序流动, 较难引导后续新闻在符合自己意愿的状态下演进。无关切, 尽讲空话套话, 尽做无实质内容的表面文章, 无益于危机公关的成果朝积累性方向运行, 还可能会被人借题发酵出另类的舆论, 让危机公关之旅充满荆棘, 甚至自食苦果。
无关切, 无法体现对知情权的尊重。信息平台变开放了、透明了, 必须更加尊重公众的知情权。比如官员在公开场合戴高价表、抽天价烟, 经网络舆论放大后, 会化作某种监督力量, 最终扳倒“问题”官员;一个食品企业发生坑害消费者行为, 企业如不及时告知真相, 会使企业瞬间陷入灭顶之灾。媒介生态变化之后, 主动尊重公众起码的知情权, 进而以说服、信任的态度来对待媒介议程, 是公关者的常识。而有的单位和个人仍然太过于相信行政命令的效用, 以蔑视知情权面孔出现, 比如一些官员对记者的正常报道或善意批评, 动辄说:你是哪个单位的;哪个让你直播的;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我拉屎也要告诉你啊……对此, 网络媒体难免会在舆论上大做文章, 主流媒体也会与之呼应, 维护知情、表达和监督等公民基本权利。
无关切, 无法召唤互动式议题。价值多元时代, 任何事件都存在从不同方面被解读和分析的可能。欲掌握议题的设置权, 须准确研判同一事件的不同意见和看法, 从既有的矛盾信息和公众的不合理猜疑间找到突破口, 然后有针对性地提供配套的话题, 使分散、杂芜、多变的舆论趋于理性。这样的议题之所以是理性的, 是因它融合着处置危机的态度和尺度:态度指尽快向公众展示正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姿态, 包括自省和改进的诚意;尺度指对事实有策略地发布, 对质疑有策略地回应。因而, 好的议题, 必定是政府和企业要说的话与媒体关注、公众关心的问题基本契合的, 这样的议题经过反复互动, 才能巩固自身的立场观点。
微博是一种新兴媒体, 它为社会上动机、态度、目的各异的人群敞开了言论空间, 这些言论在信息平台上碰撞、互动、聚合, 可能演变出与政府、企业的意见系统不交叉的议题, 令人防不胜防, 因此, 当下的任何危机公关行为比起传播渠道单一时充满了更多的变数。微博传播已经成为社会经验新的组织者, 它表面上不属于谈判桌上另一端有眼睛有鼻子的对手, 却一样能出示证据, 传递真相, 将无数个微弱、含糊的声音, 化为清晰有力的合法要求, 以人多势众的方式, 与你谈判协商、讨价还价。在这一语境下, 面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公关行为, 不仅要从技术层面改进操作方式, 还要着眼于管理创新, 理念创新, 从根本上减少不必要的舆论震荡, 在社会树立有序高效运行的良好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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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意识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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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保与传媒议题 篇3
对环境议题认识的曲折性
关注环境议题的形成过程, 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把握。前者主要是社会变动方面的反映, 如环境恶化问题的出现、受害者抗议、传媒报道的发展历程等;后者主要指传媒是如何反映环境问题的, 包括收集信息、制作新闻的流程、产生舆论压力等。这里有两个议题生成模式:一是企业排污———受害者抗议———政府治理———传媒报道;二是政府默许、企业排污———传媒揭露、受害者抗议———传媒报道———政府治理。不论哪一种模式, 都离不开传媒的关键作用。
在这方面, 社会建构理论提供了很好的解读视角。环境社会学家汉尼根指出, 将特定的环境状况转变成“问题”, 并进而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 在这一过程中, 媒介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媒介建构环境问题的实际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1) 汉尼根指出, 公众对于环境的关心并不直接与环境的客观状况相关, 而且公众对于环境的关心程度在不同时期并不一定一致。事实上, 环境问题必须经由个人或组织的“建构”, 被认为是令人担心且必须采取行动加以应付的情况, 这时才构成问题。科学界、大众传媒、政治界是不同的角色, 履行不同的功能, 但功能又互为交叉, 相互补充, 而不是“井水不犯河水”、泾渭分明的。在环境问题的集合中, 科学界发挥其专业优势, 发现问题、给问题命名、建立参数等, 这些又是新闻媒介的消息来源。在引起关注、使环境主张合法化方面, 新闻传媒的制作逻辑就是按照新闻价值规律, 采取与流行问题或原因挂钩、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和可直观的图像、修辞策略和方法等将具有新闻意义的事件、问题实现报道影响力的最大化。 (2) 当然, 在政策的制定、问题的解决、诉诸行动、动员支持等方面, 政府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
根据英诺的观点, 具有以下特点的事件才能上升为环境问题: (1) 引起媒体关注; (2) 涉及政府的权力; (3) 需要政府决策; (4) 不会被公众当作异想天开或昙花一现的事件而遗忘; (5) 与大多数市民的个人利益相关。只有当环境问题在媒体、政府、科学界和公众等领域都具有合法身份时, 才算达到了目的。
中国环境问题成为新议题还源于社会大多数人包括传媒以往对此普遍缺乏一种自觉意识。尽管环境问题早已存在, 但是在农业经济时代, 人们对环境的破坏规模和深度都不足以超过自然对此的修复能力。但是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彻底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状态与和谐关系, 代之以征服、奴役与践踏自然。20世纪50年代中国工业化发展一度处处点火, 户户冒烟, 甚至作家们还特意讴歌工厂的烟囱。 (3) 由于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过分迷信, 就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对待环境问题也是如此。
环境问题是由个别媒体、个别时期的议题逐步演变为多数媒体的常态议题和重要议题的。但我们有必要考察环境议题在中国传媒上的地位是如何发生转化的。
传媒环境议题发展的四个不同阶段
环境成为新议题简单地看是由20世纪80年代文学领域的呐喊, 转型为90年代的大众传媒揭露, 由伦理批判、政治诉求转向公共参与的。其主体也从作家、学者演变为传媒记者、环保NGO、普通民众等社会各阶层人员的共同参与。具体看有这么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9年~1982年。1979年新华社记者和通讯员李一功、黄正根、傅上伦、李忠诚发表的《风沙紧逼北京城》第一次引发环境议题;对北京乃至全国的风沙治理、生态环境恶化的揭示还有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沉沦的地平线》。这一时期记者多是极为敏感的、富有诗人气质的, 怀着对土地和自然的强烈感情, 用自己的笔记录下自然发生的细微变化, 警示人们对自然采取友善的态度。这些作品轰动一时, 影响深远。
第二个阶段:1987年~1997年。1987年《中国青年报》刊发了反响强烈的“大兴安岭火灾系列” (《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 。报道第一次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给予了强烈关注。几乎同时揭露环境问题的还有记者出身的诗人徐刚。徐刚堪称中国的卡逊, 他的《伐木者, 醒来!》对中国环境发出的棒喝之声, 堪与《寂静的春天》之于美国媲美。报告文学中揭示的事实及进行的痛彻反思, 是矫正无视环境生态后果, 盲目追求眼前利益行为的一剂良药。此前, 维护生态平衡, 不过就是一些节约用水、搞好环境卫生之类的生活琐事。但到了徐刚, 作家的思考达到问题的根本层面———必须从维护生态平衡着手来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徐刚为维护森林的生存权利和人类自身的生存向愚昧、向贪婪、向罪恶发出了大声的控诉, 为保护环境不遭破坏发出了强劲的呐喊。此后, 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杨兆兴的《沙坡头世界奇迹》、长江的《走出古老的寓言》等都发出了保护环境的呐喊。 (4) 但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 只有作家陈桂棣1994年推出的《淮河的警告》颇有影响。
第三个阶段:1998年~2000年。1998年是中国环境发展的转折点, 也是政府环境工作和传媒环境报道的新起点。这一年的世纪大洪水, 震惊了全社会, 随后国家开始实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以及全面禁伐天然林政策;这一年传媒披露的藏羚羊被疯狂猎杀的惨象、野牦牛队舍生忘死反盗猎的壮举引发举国关注;而后北方发生了连续3年的冬春强沙尘暴, 又深深刺痛了国人的神经。这时期出现了获奖新闻《长江上游仍在砍树》以及《川西天然林的浩劫》《让沙尘暴来得更猛烈些吧》等反响强烈的新闻作品。环保传播的呐喊对于人们意识的转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培育了一批环保行动者。
第四个阶段:新世纪以来。环保传播开始成为社会显著议题, 出现了报道增多的现象。这包括2003年起环保NGO干预的“怒江建坝”、杨柳湖工程、北京动物园搬迁、圆明园铺设防渗膜事件, 以及厦门海沧化工事件。在过去的8年中, 还有一个以社区环境抗争为特征的现象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诸如古民居的野蛮拆迁、物业 (居委会、污染源) 与居民的冲突等。这里既有公共利益的维护, 也出现了基于个人利益的环境抗争, 它们共同普及着公共性。
这样4个阶段只是一个粗略的划分。但是在这里也不能不遗憾地看到, 环保传播的效力还是很有限、很迟缓, 20多年时间并没有唤起全民的环境意识, 直到21世纪的最初几年, 人们才感同身受环境恶果的侵害, 有了环境诉求, 有了对原来视若无睹的清洁空气、净水、植被的强烈需求。这里还需要看到4个阶段不同的社会背景, 以及其他原因怎样遮蔽了环境传播的议题, 使得应该受到重视的问题反而被边缘化了。即使到了今天, 仍然有不少人从实用理性出发, 坚持发展压倒一切, 环保只是富人的奢侈品, 可见思想引导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环保传播作为新议题的生成机制
首先, 环保议题从边缘进入中心是环境挑战的结果, 是基于利益受损的反应, 但是它的生成需要社会的合力。在1980年前后, 固然有少数先知先觉的记者、作家发出一声呐喊, 带给人匆忙一瞥之后, 就几乎无声无息了。当时社会的主调是对外开放, 分田到户轰轰烈烈, 是全民奔向致富之路, 是“有水快流”的鼓吹。至于北京的风沙只是局部问题。而到了1987年前后, 民间“反官倒”的呼声高涨, 《中国青年报》“三色报道”就体现了这种事实的轻重安排。政治风潮的激荡使人们尤其是身怀家国意识的知识分子普遍增长着变革现实的诉求, 并通过传媒大量反映出来。到世纪末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环境保护成为社会新议题的时代到来了。长江流域和松花江流域的大洪水、可可西里的血雨腥风、大西北沙尘暴恶性发作等事件令人震惊, 大自然的报复开始警醒“沉睡”中的人们。如果说以往人们可以对个别地方环境破坏视而不见的话, 那么今天则是环境恶化到形成对生活的致命威胁, 已经无法回避。人们既期待通过传媒提供环境信息, 认识自己所面临的境遇, 又希望传媒对自己的行动有所提示和指导。当大众主动寻求环境信息时, 环境议题的产生、壮大就变得十分自然了。
调查发现, 人们对环保的认识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依赖于大众传媒的 (5) 。借助于迅速扩散信息的能力, 大众传媒对社会变动的反应快捷和广泛, 新闻事实在短时间内就广为人知, 引发舆论关注, 这是传媒的技术优势。
其次, 环保传播成为新议题还在于它在传媒上面以一个异于其他报道类别的“他者”形象———负面新闻出现。环保传播的对象———环境问题一直以来并未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话题, 尽管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就如影随形地出现了。但在以后的几十年里, 人们一直把环境问题当作资本主义的弊端加以批判, 并在1972年的人类第一次环境会议上明确地表达了社会主义不存在环境污染的立场。追随国家意识形态, 大众传媒也不愿承认和意识到环境问题。同时, 传媒还面对着一个接受心理的转型, 即由“喜鹊文化”转向“乌鸦文化”, 这迥然有别于中国人的“大团圆”心理, 也有悖于“报喜不报忧”的宣传惯性。当然不是说环保传播只是负面报道, 而是说负面报道构成了它的主色调, 意在“揭出病痛, 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鲁迅语) 。由此可以看出, 环保传播不同于其他诸如文化新闻、教育新闻、体育新闻、社会新闻等具有可消费性和娱乐性, 它不仅不娱乐, 而且还会因为展示环境美被毁灭的真相使人痛苦不安:“美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鲁迅语) 环保传播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涉及人类的安全、幸福及未来的命运, 许多话题既是宏大而深刻的, 又是具体而细微的。“既然看见了, 就不能背过脸去。” (6) 面对严峻形势, 社会大众也这样要求传媒满足他们的环境知情权。
再次, 环境议题的强化也是各类传媒关注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大众传媒得到空前发展。除了电视、报纸上面有关绿色、生态的信息不断出现之外, 网络上新开设的环保网站增多。中国电影界近年来也推出了一些有关环保的影片, 《可可西里》《红飘带》《图雅的婚事》《天狗》等获得广泛好评, 这充分说明环保已经成为传媒的普遍议题, 演变为当今社会一股势不可挡的热潮。由于环保成为时尚, 连一向精明的商家也越来越多地打起了“环保牌”, 将产品、服务标榜为环保型、节能型、无公害。这就促使传媒追随人们的价值趣味去更多地反映环保, 扩大传播的规模和深度。
最后, 环境问题成为新议题还在于近年来发生的重要事件几乎都与环保有关。2003年非典疫情曾造成全国范围的大恐慌;一些地方暴发的禽流感更让人看到环境生态的脆弱性;2005年因为吉林化工厂爆炸导致的哈尔滨停水事件使人们生活受到严重影响;2006年甘肃徽县血铅超标数百人住院事故令人震惊;2007年连续发生无锡太湖蓝藻大面积爆发引发供水危机, 巢湖、滇池也爆发蓝藻, 2009年盐城发生污染停水事件。这充分说明, 今天极为脆弱的生态环境已经难以承受过度的开发, 普通民众在生活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也在抵制非科学发展行为。民众也有了更多的环境知情的需求, 这需要传媒的积极回应, 它是传媒报道转向的“发动机”。
总之, 环保传播成为传媒新议题在大的社会框架下催生的公共问题。但是这种公共问题在中国是个不速之客, 其代表性的环境问题在中国大规模发生的历史还比较短暂, 作为传媒反映的对象还没有得到深刻的认识, 因而成为一种被动反映的新议题。环保传播今天借助于人对自然生态修复的反映从而呼唤公众参与, 这种转向无疑走向了公共性提升之途, 这使得环保议题今后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本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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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当然80年代与90年代还有区别, 前期以广播、书籍和期刊杂志为主导, 后期则由于电视和都市报崛起, 夺走了广播和书刊受众的大部分市场。
当“分配”再次成为主要议题 篇4
分配问题自古有之,并且,由于将既定社会产品进行分配总是要涉及不同人之间利益的消长,因此,它从来都是伴生于政治的。在物质产品并不丰裕的年代,人们“不患寡而患不均”;商业社会兴起后,又出现了社会产品“多而不均”的现象。就西欧国家而言,这一趋势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时代已经超越了人们的心理承受力的极限,于是一些名家著作提出了激进主张。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比之英美经济学对“交换正义”的强调,欧陆的经济学更为重视“分配正义”。这也体现在政策领域:在“铁血宰相”俾斯麦当权时期,德国就通过立法最早建立了全民社会保障体系。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然而,贫富分化也随之而来:大陆的基尼系数已经连续多年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很显然,两极分化不但违背了改革的初衷,还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腐败与特权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腐败和特权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是各种各样的垄断及其背后的既得利益集团对经济政策的控制。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在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中,中国的政治权力不仅难以受到约束,而且还直接掌握经济权力,在缺少某种力量制衡既得利益集团的时候,这样的“市场”难免要沦为少数人的游戏场。
改革中,“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大行其道,西方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备受推崇。殊不知,“帕累托最优”是用序数效用论来定义的,它禁止了效用的人际间比较,也禁止任何带有再分配性质的政策,因而导致了对分配正义的漠视。根据帕累托原则,如果至少有一人的处境得到改善而其他人的处境不变,那么,也可将这种改变视为是社会福利的改进。按照这一逻辑,在大多数人的境遇不变时,特权阶层的福利改进也将是合理的!显然,任何一个有常识、有良知的人都无法同意这种观点。因此,要想把“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就不能不反对腐败和特权。
在中国,分配问题的日趋严重除了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误导外,还与我们对所有制的不当认识有关。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然而,由于受“苏联模式”的长期影响,“把所有制简单地等同于生产资料的归属“从而漠视交换和分配的认识仍旧根深蒂固,似乎一旦“国有”了,也就必然是“全民所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明显误读和严重背离。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流通和分配,任何围绕所有制的论证都只能是空谈!
分配问题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理念也渐成共识。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制度,历经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到2007年,这一方案终于出台。国有企业既属全民所有,国有资本收益当然应由全民共享。不过,最初几年,国有资本收益的上缴比例过低,不能很好体现国有企业的“全民”性质。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至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是可喜的进步。当然,对这—预算还要有周详的计划,畅通的社会监督机制和及时的反馈机制,以维护和促进分配正义。
对会计人来说,问题在于,当分配问题再次成为国际国内的热门话题时,我们能做什么?显然,有人要质疑会计是否真正具备分配职能。这样的质疑是不难反驳的。现代会计天生具有利润核算功能,因而不可能不与财富分配相联系。那种认为会计只是既定制度框架下的被动接受者的看法,无非是僵化的学科分工的产物。开放的现代学术当然不排斥学科分工,但坚决反对用学科的狭隘视角来看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会计人在享有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力与义务之外,还因其职业特点,承担着设计与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的重任。这就需要每一个会计人尽职尽责,通过不断完善会计信息的披露机制等途径,维护好社会公众对国有企业利润及其分配状况、对国家预算制定与执行的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显然,沿着这一思路所开展的会计研究,就必须放宽视野,回归会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深究会计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
“城市留守儿童”并非矫情的议题 篇5
当我们提到留守儿童时, 总会想到一些农村父母由于在外打工, 把孩子留在家里托给老人照顾。 其实城市也有留守儿童, 表现为一些年轻父母在一线城市工作打拼, 而把孩子留给生活在二三线城市的祖父母一辈;也有些是因为在国外生活无法照料, 就把孩子留在国内亲人身边。 在专家看来, 由于城市孩子的物质生活条件相对优越, “ 留守”带来的伤害常常被忽视。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 城市留守儿童并非矫情的议题。 客观地讲, 留守儿童不是现在才产生的, 但在社会大流动的背景下, 以及一些体制机制的束缚, 现在表现得尤其严重。 这其中,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城市留守儿童问题也不容小觑。 而预防孩子“ 生长痛”问题, 既需要父母穷尽努力, 也需要社会尽力而为。 每一个孩子都是家庭和社会的希望, “ 决不能让留守儿童成为家庭之痛社会之殇! ”
“两会”上的房地产议题 篇6
回顾2011年房地产方面所做的工作,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 (下称《报告》) 中指出, “我们坚定不移地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 确保调控政策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投机、投资性需求得到明显抑制, 多数城市房价环比下降, 调控效果正在显现”。与此同时, 他也在《报告》中对2012年的主要工作提出了明确方向, “要继续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和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严格执行并逐步完善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的政策措施, 进一步巩固调控成果, 促进房价合理回归。继续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 基本建成500万套, 新开工700万套以上。抓紧完善保障性住房建设、分配、管理、退出等制度。采取有效措施, 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加快建设城镇住房信息系统, 改革房地产税收制度, 促进房地产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细读温总理所做的《报告》不难发现, 当前中央对房地产相关问题最关心的三个方面:一是坚持调控不动摇;二是确保保障房的及时开工和公平分配;三是创新使用金融、税收等手段, 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当《人民日报》记者问及房价回落到什么程度才算达到调控目标, 楼市调控是否会半途而废时, 温总理提出了关于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几个观点:第一, 要保持房地产业长期平稳健康发展。第二, 目前一些地方的房价远没有回到合理价位, 因此, 调控不能放松。第三, 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就是说要充分利用市场这只手。但是政府这只手也不可缺少, 因为它能保证稳定和促进公平。
一年一度的“两会”就像是承上启下的“过渡段”, 它不仅为过往的2011写下定语, 更是为已经到来的2012指明方向。对国计民生如此, 对房地产市场亦如此。
一、2012调控:不松动
从年初的“佛山新政”、“芜湖新政”, 到上海的“旧政新解”, 地方放松调控的心态表露无疑。在两会期间, 中央的态度十分明确, 那就是坚持调控不动摇。
坚持调控, 既是百姓安居的需要, 也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需要。单靠房地产拉动的经济增长是没有质量的, 只有消除房地产市场泡沫, 才能让房地产业向着健康方向发展。
诚然, 调控的过程中, 地方政府面临的压力很大, 而地方政府这种“阵痛”是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 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套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全国人大代表王和山指出, 长效机制是要建立一套制度体系, 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 完善房地产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 建立住房信息系统等。这正是解决短期调控时常引发市场价格快速反弹等问题的根本办法。
二、保障房:保公平
在今年的提案和《政府工作报告》中, 代表们更多关注的是如何保证保障性住房的公平合理分配及后期运营管理。为此, 全国政协委员温思美建议, 逐步完善我国城市的家庭收入统计, 严格界定收入人群, 在低收入人群中再界定最低收入人群, 将廉租房的租金等级化。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可以逐步减少乃至取消“经济适用房”建设, 只建设“廉租房”, 以解决最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
3月5日, 《广东省住房保障改革创新方案》对外发布。该方案宣布, 除已批准立项的项目外, 广东省将暂停新建经济适用住房, 并逐步将现有的廉租住房、直管公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合并管理、并轨运行, 统一归类为公共租赁住房, 只租不售。
对此, 住建部相关人士表示, 未来将完善并严格执行购置型保障房上市交易收益调节政策, 消除牟利空间;对租赁型保障房, 将以提高租金的经济手段引导其退出。
三、房产税:广试点
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改革试点自2011年初在上海、重庆两市试点, 历经一年之后, 实施效果逐渐显现。
在今年的“两会”中, 不少代表纷纷建言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全国政协委员刘克崮表示, 征收房产税是为配合房地产调控, 而非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虽不能把调房价寄希望于房产税, 却应该看到房产税所带来的财税机制改革。
据报道, 继沪、渝之后, 湖北、湖南两省将率先开展另一种路径的房产税改革试点, 即把现行税制下的对房地产按“土地面积”和“房产原值扣除一定比例后的价值”征税, 改为按“市场评估值”征税。这也是目前税务部门认定的未来房地产税改革的大方向。
近日,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目前财政、税务部门已会同有关部门, 总结上海、重庆两直辖市试点房产税的经验, 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推进房产税改革的方案, 适当扩大试点范围, 积极稳妥地加以推进。谢旭人表示, 从目前情况来看, 上海与重庆进行的房产税改革试点比较顺利, 运行平稳。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 有利于引导居民的合理住房需求, 有利于进一步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IEC/TC46会议议题 篇7
I E C/T C 4 6 (电线、电缆、波导、射频连接器和微波元件和附件) 总会, 下设三个分会SC46A (同轴电缆) 、SC46C (电线和对称电缆) 和SC46F (射频和微波无源元件) , 总会和各分会下设若干分工作组和项目组。
1 会议有关情况
1.1 SC46A/WG3 (同轴通信电缆) 工作组
●通报我国提案IEC 61169-8和IEC 61169-8-1正处在2 C D阶段, 有关意见将在下次W G 3会上讨论。
●通报我国提案IEC 61196-8系列标准中的八项产品详细规范已经再次作为新工作项目进行投票, 有关意见将在下次W G 3会上讨论。
●通报我国修订的IEC 61196-1-308目前已作为CD文件流转。我国代表团对有关验证试验做了报告。
●会议要求由我国负责起草的柔软电缆分规范及空白详细规范在下次W G 3会议前准备完毕, 并进行讨论。
●讨论了2009～2010年度需维护的标准, 其中IEC6 1 1 9 6-5需要修订 (增加直流电阻的要求, S C 4 6 A主席希望增加抗雷击要求) , 其余标准的维护期延长至2015年。
●有关电缆抗紫外线试验 (U V稳定性) , 目前项目暂时终止, 等待C E N E L E C的项目成熟后再启动。
1.2 TC46/WG5 (屏蔽效率) 工作组
●讨论IEC 62153-4-14中瑞典提出的意见, 要求:a.S W进一步补充数据;b.长度不可变化。
●讨论了IEC 62153-4-7中连接器、电缆组件的三同轴法测量转移阻抗、屏蔽衰减的试验方法, M U N D比较了吸收钳法 (EN50289-1-14) 和三同轴法测量同轴连接器的差异, 认为管中管法测量数据是可信的。
●我国代表团指出IEC/TR 62153-4-1中各项试验适用的标准 (表2) 内容陈旧, 会议确定将对表2进行修订并补充新的试验方法。
建议对IEC 62153-4-3和IEC 62153-4-7进行修订。
●对称电缆耦合损耗的测量方法 (三同轴法) , 在下次W G 5会上进行讨论。
●讨论了采用三同轴法测量电缆抗雷击试验的可能性, H A L M E认为可参考I T U的相关标准进行试验, 并指出低转移阻抗的电缆将提供更好的防雷击性能。
1.3 SC46F (射频和微波无源元件) 分技术委员会
●讨论了我国提案IEC 61169-35、IEC 61169-40的意见处理情况, 同意我国代表团提出的处理意见。
●讨论了IEC 62562和IEC 61169-1, 其中IEC61169-1进展缓慢, 目前仅有修订版架构, 无实质技术内容。
●讨论了处于维护期标准的下一步工作。我国代表团提出应对IEC 60169-17 TNC连接器标准进行修订, 将频率提高到18 GHz。讨论后确定保持该标准有效, 希望中国另行制定T N C A标准新提案。
●我国代表团介绍了三项中国新提案:S Q M A、R B M A、S M P。
●M U N D介绍用网络分析仪测量电缆和连接器的E M C:管中管法、三同轴法、频率至1 0 G H z。
●我国代表团提出:连接器需要具体的电缆标准 (详细规范) , 以便连接器选用。
1.4 SC46A (同轴电缆) 分技术委员会
●IEC 1196-1-108的修订:根据技术发展, 增加相散测量的原理和方法。
●讨论了:S C 4 6 A的维护计划、标准制修订计划、S B P文件的内容和填写规定。
●我国代表团做了“I E C/S C 4 6 A急需详细规范”的报告, 该报告介绍IEC 61196系列标准及其取得的主要成就, 提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阐述了详细规范在S C 4 6 A标准体系中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1.5 TC46/WG6 (无源交调) 工作组
●对六项无源交调标准的意见进行了讨论。根据我国代表团的意见, 在IEC 62037-1:增加了扫频测量PIM的方法;对前言部分进行了调整, 增加系列标准的预期结构。
●IEC 62037-3:明确冲击次数最少五次。
●IEC 62037-4:PIM是电缆的可选试验, 应补充不同试验适用的电缆。
●日本代表团对其有关材料的交调试验进行了汇报, 会议希望日本提交有关材料的交调试验提案。
1.6 TC46会议
听取了各分会和工作组的汇报, 重点对中国提出的I E C/S C 4 6 A急需相关详细规范的意见进行了讨论, 同意中国的观点。会议确定下次年会于2010年10月在美国西雅图召开。
2 我国代表团取得的主要成绩
2.1 同轴电缆方面
●对我国八个NP提案进行了宣传。我国2007年提出的IEC提案 (IEC 61196-8系列标准) 在NP投票时因缺一个国家参与而没有通过, 经过努力现重新进入N P投票阶段。为了获得更多国家的支持和参与, 我国代表团在W G 3、S C 4 6 A和S C 4 6 F会议上做了大量工作, 介绍我国提案及其对I E C和各国的重要性, 并做了题为“I E C/S C 4 6 A急需详细规范”的报告。
●我国代表团对我国提案IEC 61196-1-308做了有关验证试验的报告, 得到与会专家的认可。
●我国代表团表示将于2010年3月前将柔软电缆分规范及空白详细规范的新提案提交到I E C/S C 4 6 A。
●我国提案IEC 61169-8和IEC 61169-8-1正处在2 C D阶段, 有关意见将在下次W G 3会议上讨论。
2.2 射频连接器方面
●我国代表团对2009年提出的下列三项IEC新提案进行了重点宣传, 这些标准即将做为N P进行投票:
I E C 6 1 1 6 9-××《射频连接器第××部分:C Q M A系列快速锁紧射频连接器分规范》
IEC 61169-××《射频连接器第××部分:BMC系列射频连接器分规范》
IEC 61169-××《射频连接器第××部分:SMP系列射频连接器分规范》
●重点讨论了我国提案IEC 61169-35、IEC 61169-4 0的意见处理情况, 会议同意我国提出的处理意见。
●我国代表团提出应对IEC 60169-17 TNC连接器标准进行修订, 并将频率提高到18 GHz。会议讨论后确定保持该标准有效, 但希望中国重新制定一项新的T N C A标准提案。
2.3 屏蔽效率试验方法方面
在W G 5会上, 我国代表团指出I E C/T R 6 2 1 5 3-4-1中各项试验适用的标准 (表2) 内容陈旧, 会议确定将对表2进行修订并补充新的试验方法, 新文件将在下次会上讨论。
2.4 无源交调试验方法方面
我国代表团对六项无源交调标准提出了具体建议, 希望在前言部分对整个系列标准的预期结构进行说明, 得到了会议认可。
3 下一步工作
●尽快起草下列国际标准新提案:
IEC 61196-X《同轴通信电缆第X部分:柔软电缆分规范》
IEC 61196-X-0《同轴通信电缆第X部分:柔软电缆空白详细规范》
I E C 6 1 1 9 6-X X《射频连接器第X X部分:T N C A系列射频连接器分规范》
●配合SC46F秘书处, 根据各国意见的处理情况, 修改我国部分提案, 使这些标准尽快进入下一阶段。
●收集IEC 61169-8系列标准的各国意见, 以便下次年会上讨论。
●启动屏蔽效率的研究工作:随着各类设备对通信传输质量要求的提案, 目前各国都很关注电缆和连接器的屏蔽效率, T C 4 6/W G 5已制定或正在制定的屏蔽效率标准达13项, 一些国家的大学和研究单位都加入到屏蔽效率的测试和研究当中。我国在这些方面研究很少, 需要尽快投入力量进行研究, 最好结合相关大学、微波测试技术设备的研究机构和生产单位的力量, 以提高我国的测试技术和手段。
●启动无源交调测试方法的研究工作:无源交调测试方法是近几年提出来的一种测试方法, T C 4 6/W G 6专门负责该方法的研究和标准的制定工作。目前已有六项标准在制定中, 另有一项材料的交调测试方法将由日本提出。我国在此方面研究较少, 需要尽快启动相关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