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题设置公共政策（共4篇）
议题设置公共政策 篇1
5月12日，万科为四川地震灾区捐款200万元，网友纷纷发帖质疑万科捐款数额太少。面对网友的质疑，5月15日，王石发表博客回应，“万科捐出200万是合适的”，并规定“普通员工限捐10元，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遭广大网友指责甚至谩骂，王石“冷静”“理智”的博客回应引来骂声一片。一时间，“万科捐款门”被众多舆论推向风口浪尖，引起各方争议。5月15日，王石首次道歉之后，网上出现了一些力挺王石的声音，但不少网友仍不接受道歉。
5月21日王石接受凤凰卫视《金石财经》主持人曾静漪独家采访时对网友表达歉意：“我现在认为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我所说的那句话还是值得反思。”不少网友仍表示不接受道歉，认为王石此时道歉是迫于公司压力。5月22日王石就“捐款门”事件公开表示道歉；5月23日潘石屹发表博客为王石“辩护”引发新一轮讨论。
围绕王石道歉引发的网民反应，不少传统媒体继续就这一话题开展报道，形成一片评论热潮。针对网民的意见和批评，不少媒体发表了回应的分析评论。如5月25日《广州日报》发表评论《王石道歉网友为何不能原谅》。《解放日报》5月27日的评论《王石的道歉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6月1日，事态进一步发展，“原谅王石”还是“王石下课”成为各方激烈争论的焦点。6月5日，万科股东大会高票通过捐赠一亿预案,王石再次无条件道歉,但网友要求王石“引咎辞职”的呼声又起。传统媒体纷纷第一时间对此进行报道。
从捐款门事件来看，正是网友对捐款门事件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正是万科捐款事件在网络的火爆程度，使传统媒体迅速跟进，纷纷开始对该事件来龙去脉的报道。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媒体对捐款门事件的报道中，不少媒体将网友列入标题，网友的态度和观点不仅成为报道重点关注的对象，也成为推动议程发展的关键因素。网络空间的关注和事件，为传统媒体设置了议题。
从王石捐款门事件来看，最开始无数网民在各大论坛发帖、各大博客撰文发表质疑万科捐款的内容，在传统媒体没有介入前，仅仅只在网络空间设置了议程。尽管关注网民众多，这个话题的影响力也还暂时限于网络。随着传统媒体的介入，通过大量的新闻报道和评论，这个话题才开始成为全社会范围内的话题。
由于不同网友关注角度不同，阐释话题的影响力有不同，经过网友的不断互动和讨论甚至激辩，一个话题常常演变为很多话题，正面的话题可以演变为负面话题，负面话题可以演变为正面话题，这在网络上经常发生。这在王石捐款门事件中也得以充分展现，网友争辩的话题从企业该捐多少到慈善不以多寡论，再到对王石态度和言辞的反感；从房地产企业的暴利与责任，到为什么不接受王石的道歉。争辩的话题不断拓展，网友讨论的议题也不断变化。
从王石捐款门事件来看，这种相互转化的特征显现得非常明显。网友对王石捐款数额及言论的关注和质疑，引起平面媒体的广泛报道；传统媒体的报道（如王石通过凤凰卫视的道歉）又在网络上大量转载和传播，引发新的讨论；网友对王石道歉的不接受，又引起了传统媒体的后续评论（网友为何不接受王石的道歉），议题进一步延伸拓展。
某种程度上，今天网上舆论最终产生作用和影响，往往是与传统新闻媒体的报道相结合而造成的。网络通过与传统媒体形成合力，将网络的议题放大到全社会，形成社会舆论。网上舆论的“滚雪球”效应，是通过网络的多种功能实现的。网上论坛中的讨论毕竟较为分散，传统新闻媒体将网上舆论加以概括和集中报道，便起到了将其影响“放大”的作用。此外，传统媒体大众传播的优势，就在于其意见的权威性和影响的广泛性，它可以调动一切手段邀请专家和知情者去评论和访谈，然后大面积而且有重点地向受众进行集中轰炸。这样的社会议题，一般都会产生轰动的效果和社会的关注。
议题设置公共政策 篇2
“新闻每天发生, 视角各有不同”, 央视二套《第一时间》这一栏目的宣传语广为人知。其实, 媒体对每天发生的新闻, 不单单存在一个视角选择问题, 重要的是分清事情的大小和重要程度。看看目前媒体热炒的、连篇累牍报道的:重大、重要的有;但鸡毛蒜皮、低级趣味也不少。有些都市生活类报纸甚至将这些杂七杂八当做了竞争的法宝。多少受众需要这类报道呢?这些报道会让受众对所处的社会和所生活的环境有怎样的一个舆论呢?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
媒体关于“社会热点”的议题设置以及如何利用议题设置来引导社会舆论?
社会热点的议题设置
所谓议题设置, 是指新闻传媒经过精心策划, 突出报道某些包含深意的事实、事件或问题, 使之成为公众议论的焦点, 并形成媒介所预期的社会舆论或社会情绪。 (1)
如果媒体不设置重大事件的议题, 社会公众也会在一些场合自发地将它设置为议题, 结果只会是消极因素远甚于积极因素。媒体因势利导, 积极主动地设置议题, 可自始至终拥有对舆论导向的控制权。“先入为主”是受众接受信息的普遍规律, 在重大事件发生初期, 新闻媒体要先于公众对社会现实情况有正确认识, 特别是对存在的社会矛盾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态度, 把最值得公众知晓的事件在第一时间告知公众。
设置议题的最理想状态是与实际发生的新闻事件同步进行, 这样媒体就能把握住新闻事件的发展, 不至于“缺席”, 更不会让事件的发生失去控制。
例:这是厦门卫视2006年10月9日播出的海峡新闻。 (来源:厦门卫视网站)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抵京访华
数字黄金周:全国3亿多人在路上
首次两岸中秋包机圆满结束
厦门航点中秋包机圆满结束节后航班游客多
倒扁总部宣布:10日全台发动罢免“挺扁立委”
准备“天下围攻”红衫军情绪高亢
倒扁挺扁两批人马台中拼场
“海峡月·中华情”中秋双语晚会在厦举行
“海峡月·中华情”中秋晚会舞美景观打造视觉盛宴
两岸中秋博饼王中王大赛落幕状元捧回房子一套
施明德发布“天下围攻”动员令
大陆旅行团车祸部分伤者离台
全球华人共庆中秋佳节
“十一”黄金周迎来旅客返程高峰
邱毅:SOGO案黄彦芳拿千万礼券
“环台倒扁”车队重返台北火车站施明德劝陈水扁知所进退
受伤大陆旅客再三感谢台湾医护人员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 在这17条新闻中:台湾岛内政治局势的新闻6条;两岸经济、民生的新闻4条;厦门本土的与两岸有关新闻3条;国内重要新闻3条;国际重要新闻1条。
这种新闻议题的设置, 与《海峡报道》该栏目的定位基本吻合:以电视文摘的形式, 全景展现两岸关注的新闻, 把“和”与“解”的理念融入节目中, 宣传党和政府的对台政策, 及时报道两岸财经、科教新闻, 分析台湾岛内政治现象, 把握正确舆论导向。但是从新闻的位置来说, 一般放在开头的新闻具有更好的议题设置效果。 (2) 而且同一主题的报道如果按照重要顺序排列在一起, 会形成集体轰炸的效果。所以建议:是否将中秋的报道按重要顺序的先后捆绑在一起播出, 是否将“倒扁”的消息也按重要顺序的先后捆绑在一起播出?传播效果似乎会更好。
如何通过“社会热点”的议题设置来引导舆论
传统的议题设置研究集中在客体层面上, 通过对客体 (如议题、候选人、事件和问题) 的优先次序的安排, 来影响人们对客体的感受。媒介告诉我们“想什么”也能告诉我们对某些客体“怎么想”。 (3)
通过“议题设置”的方式引导舆论, 我国的新闻媒介是有着丰富的经验的, 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里, “两个凡是”的现代迷信还禁锢着大家的思想, 使拨乱反正无法进行, 改革迈不开步伐。1978年5月11日, 《光明日报》发表了“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 不久, 《解放军报》又发表与此文相呼应的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于是, 在全国迅速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洪流, 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樊篱, 破除了现代迷信, 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最重要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
我认为, 要通过议题设置来引导舆论, 应该突出以下三个方面:
1.进一步增强报道的针对性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刘建明说, 在事实与受众之间并不是一块透明的玻璃, 而是一块透镜, 有时新闻的意识形态就发挥透镜的作用。所有意识形态的倡导者, 同时更是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当受众还没有认真体察, 意识形态就随着新闻事实钻进了他们的头脑。 (4)
目前, 在报道的题材选择方面, 一些正面宣传出现“一头热”。比如在选择典型时较少考虑群众需要什么样的典型;在党务、政务信息报道上, 不太善于从人们切身利益的角度解读政策;有些正面报道缺乏层次感, 角度单一, 报道雷同;对于百姓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 报道不深入。
要解决主流媒体报道针对性不强的问题, 必须通过多渠道了解人民群众口头舆论的主要内容, 并有针对性地释疑解惑。
宣传部门和主流媒体要注重对民情、舆情的科学调查和研究, 通过整合当前各新闻单位设立的调查机构和一些社会中介资源, 建立由政府支持又相对独立的大型调查咨询机构, 对舆情民意进行定期、深入、全面、准确的调查研究;充分有效地利用互联网和短信等新兴媒体了解舆情。
厦门独特的对台优势和厦门卫视独特的对台定位使它旗下的新闻栏目都颇有针对性。2009年全新改版的《两岸新新闻》栏目, 用“海量内容+迅捷速度+个性主持”, 通过实时连线两岸的时事评论, 汇集两岸知名专家和评论员, 针对两岸和国际话题作出及时的反应, 全景展现两岸关注的新闻, 把“和”与“解”的理念融入节目中, 宣传党和政府的对台政策, 及时报道两岸财经、科教新闻, 分析台湾岛内政治现象, 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报道两岸人关切的两岸事务、两岸人关心的两岸资讯、两岸人关注的国际新闻。
栏目的每个板块都有自己的受众群:普通百姓、关注两岸关系的百姓、以及专家学者, 都可以针对自己的需要收看到满意的节目。并且, 厦门卫视针对每天播出的节目, 都有及时的收视调查和市场份额数据的反馈, 并且及时反应在节目的播出和编排上。
2.进一步增强报道的时效性
资料显示:在信息渠道多元化的状况下, 如果受众从主流媒体上得不到消息或不能及时得到消息, 或不能及时得到较充分的信息, 就会通过非主流媒体如网络、口头传播甚至是境外电台、境外网站等获取有关信息, 并且有意识地与主流媒体的报道进行比较。如果人们从其他渠道得到的是不真实准确的报道, 先入为主的信息会严重影响人们的判断, 形成负面舆论。这种状况不仅仅表现在突发性事件报道上, 同时也表现在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的报道上。
自从厦门卫视开播后, 我们发现厦门本土受众和国内受众对台海热点和难点问题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调查发现, 凡是主流媒体及时、充分给予报道的, 如施明德的“倒扁”事件、扁妻受贿“SOGO”礼券案等事件, 往往能够取得很好的报道效果;反之, 如果让一些境外媒体或权威性不够、责任心不强的媒体抢先报道, 往往不能有效控制谣言四起的局面, 影响社会稳定, 使党和政府工作陷入被动。
3.进一步增强报道的贴近性
调查发现, 一些主流媒体仍习惯于按自己的意图去宣传、灌输观念和事实, 在舆论宣传上搞倾盆大雨, 忽视“不断线”的均衡宣传;指令性语言多, 协商启发少;单向灌输多, 双向交流少;重视工作语言、工作角度写报道, 忽视用群众的语言教育群众。
把新闻完全宣传化, 破坏了意识形态的表达规则, 对某些不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事实也涂上了意识形态色彩, 出现了泛意识形态化。只有受众欣然接受新闻文本时, 它的意识形态才可以找到落脚点。 (5)
用事实和细节说话, 也要注意与群众的心理状况、接受方式和生活背景对接, 这样才能引发共鸣, 感动人、吸引人。我们在报道“倒扁”事件时引用了台湾媒体拍摄的大量新闻现场、同期声和细节, 真实而可信。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雷跃捷教授总结出新闻工作者进行正确舆论导向应达到的四个要求: (6) 1.宜解不宜避, 坚持舆论引导的鲜明性。2.宜缓不宜急, 把握舆论引导的渐进性。3.宜全不宜片, 讲求舆论引导的辩证性。4.宜诱不宜硬, 注意舆论引导的启发性。
这四点又被称为“舆论引导的艺术”。而合理、巧妙地设置议程, 就非常贴近“宜诱不宜硬”的舆论引导艺术的要求。
议程设置展现了大众媒介影响社会的一种方式。媒介可以形成人们对目前社会重大问题的观点, 而媒介着重强调的议题可能并非现实生活中的主导问题。“新闻媒介不能告诉我们该怎样想, 却可以告诉我们该想些什么”这一旧的表述有必要做出修改, 新的说法应该是:“媒体对人们思考方式的影响和思考对象的影响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也许媒体没有告诉你如何去思考和理解议程之外的事物, 但他们已经告诉你如何去思考和理解作为议程以及被选中的事物———当媒体这样做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把如何思考和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灌输给了受众, 使后者按照已经被告知的方式去思考和理解远远超出媒体关注范围的更为广阔的对象领域。” (7)
议题设置研究显示, 媒介并非如人们所说的那样, 是一面镜子, 按照本来面目反映社会现实。媒介更像是探照灯, 该探照灯往何处照, 往往取决于在某议题上有其特殊利益的集团, 取决于人们为获取注意而制造的伪事件, 也取决于新闻记者本身的某些工作惯例。 (8) ■
参考文献
[1]《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美]沃纳.塞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 郭镇之等译, 华夏出版社, 2000年版
[2]《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美]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 曹书乐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3]《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美]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 曹书乐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4]《新闻学前沿》刘建明, 新华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5]《新闻学前沿》刘建明, 新华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6]《新闻理论》雷跃捷,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1年版
[7]《新闻舆论研究》王雄, 新华出版社, 2002年版
为奥巴马访华设置正确议题 篇3
应杨洁篪国务委员邀请，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9月7日至9日访问北京。适逢中秋，令人联想到上半年2月14日美国国务卿克里的北京之行，那次到访一度被乐观氛围笼罩，甚至有中国媒体发出“中美关系情人节快乐”的不得体感叹。事实上，中美在东海、南海等问题上的分歧在访问中公开化，而且克里访华结束后不久，奥巴马便在白宫会见了达赖。半年过后，当美国总统最重要的外事顧问到来时，很难再会有人对中美关系作新的浪漫的联想。形成这样的落差是好事，对中美关系的分析、判断和寄望从来都不应偏离双方关系的实质而流于浮夸和庸俗。
奥巴马上台以来的中美关系总体是好的，但在2014年却跌宕起伏、摩擦不断，两国元首2013年6月“庄园会晤”中达成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共识经受严峻考验。双方的主要分歧，一在南海、东海等海上问题，二在香港、涉藏等政治问题，三在经贸、气候变化问题，四在人权问题。根源仍在两个大国对对方战略意图的互不信任。之所以在2014年特别严重，则是因为中国崛起与美国全球控制力下降两者间的落差效应在这一年进一步扩大。
但维系中美关系的两大因素并未停止发挥作用，两大因素一是两国防止彼此关系滑向对抗冲突的底线性思维，二是双方在国际地区问题上基于共同利益的协调合作。苏珊·赖斯在面见习近平主席时重申，美方“坚定致力于加强美中合作，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与杨洁篪会谈时表示，奥巴马特地派她访华是因为他“优先看待美中关系”。这些话应属真诚。当美国对伊拉克极端反叛武装的空袭逐步加强、美俄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较量继续升级、阿富汗局势持续不见好转时，苏珊·赖斯本该出现在以上任何一个地方，但她却来到北京，这凸显了中美关系在白宫心目中的战略全局意义。不过，“优先看待美中关系”只是中性外交辞令，中方需要持续关注奥巴马政府准备以什么样的行动体现这种“优先”——是在亚太地区优先构筑针对中国的防线，还是优先推动中国参与其中的合作？
目前，奥巴马在国内处境不好，碍于极化政治、固化利益和自身缺陷，其多数改革承诺落空，民众满意指数低下；在国际上遭遇成堆麻烦，被指责处理各种热点问题心不在焉、逃避责任。奥巴马实际上受到左、右两股势力夹击，正在同新保守主义和新孤立主义思潮两线作战。离任期结束仅剩两年多一点时间，奥巴马需要加紧积累足以留作“遗产”的政绩，对外、对华加强协调合作的需求是上升而不是下降了。华盛顿自知无力在世界上包揽一切，支付不起同中国全面对抗和冲突的代价，虽不愿跟着中方步调起舞，但也绝无意制造一个终将祸及其自身战略利益的恶劣的中美关系。
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确立守成大国与上升大国和平共处、建设性合作的新范式，是中美两国各自的战略需要，符合中美两国乃至世界的根本共同利益。有理由相信苏珊·赖斯对北京的访问将成为2014年中美关系实现“U”型回升的一个标志。再不实现这样的回升，两国元首定于11月初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APEC）北京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的会晤将不会拥有足够的时间和氛围讨论中美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正面事宜。
中美摩擦多发期终结？
中美关系随着赖斯的访华而转暖、回升并不意味着自2013年年底以来开始的中美新一轮矛盾和摩擦多发期就将结束。触发这一轮“多发期”的战略因素深刻而长远，两国在东亚海上战略利益的摩擦和冲突是彼此关系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当中最重大、最根本的一个。
当中国加速崛起与美国全球控制力下降同时发生时，中美关系可能已进入一个合作与摩擦共生、协调与较量并行、共识与分歧缠绕的“新范式”、“新常态”，过去那种以高层互访为契机，靠政策和舆论调控就能营造出来的“蜜月期”难以再现。但换个角度看，这种“新范式”、“新常态”未尝不可被理解为中美关系已走出了大起大落的魔咒。只要双方都保持平常心，共同努力防止正面议程被负面议程拖延、打乱、中断，中美关系就可以适应“新范式”、“新常态”而更趋成熟。
就在苏珊·赖斯访华前不久，中美两军在南海上空上演了新一出“近距离接触”，中方军机以一个漂亮的“桶滚”向抵近侦察的美方军机发出警告。冷战后，美军舰机针对中国的抵近侦察活动急剧增多，频率和密度甚至超过当年在苏联近海的此类行为。这种基于深重战略不信任和军事斗争准备需要的危险接触已成为两军两国关系的主要隐患。尽管两军已开始专业化地商谈公海上空避碰规则，但美方坚拒停止对华抵近侦察，甚至连减少频率都不愿考虑，因而，中美双方并不能完全保证每次“近距离接触”都不发生意外而导致局面失控。
中美在军事上的相互战略意图急需得到澄清，双方都要警觉假设性思维主导现实政策的危害，防止“自我实现的预言”。在两军舰机“近距离接触”问题上，美方极力避免给外界留下美国以在东亚的“军事退却”承认中国的“势力范围”的错觉。华盛顿将中国在东海、南海采取的正当维权行动解读为海洋战略的“咄咄逼人”，认为中国要瓦解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削弱美国的影响力，最终确立中国在亚洲的主导权。为制衡中国，奥巴马政府在加强驻东亚美军对华压力态势的同时，调整了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的中立政策，明确支持日本安倍晋三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挑动部分东南亚国家与中国集体对抗，而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对华采取更为激进、冒险的策略，加剧了东亚局势的紧张，也导致日本肆无忌惮地破坏战后的东亚秩序。
今年7月下旬，曾在奥巴马首任深度参与“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和运营过程的美国前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伦敦《金融时报》发表《中国对外战略不再被动》一文。他将东亚海上来自中国的所谓“挑衅”解读为“一项精心策划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中国不再只是回应，而是根据自己的计划行动”，这“对中国问题专家有关中国及其外交政策目标的传统看法构成重大挑战”，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挣扎着理解正在浮现的新范式”。不难看出，在美国决策层和舆论圈，由东亚海上局势紧张引发的焦虑继续发酵，对中国对外战略走向的怀疑和忧虑没有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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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美方也认为中国对美国存在严重误判。美国国务卿克里7月来华出席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在记者会上一面重申美国“欢迎中国和平崛起”，一面指责中国某些“所谓的专家”关于美国就是要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的推论“过于简单和武断”。无独有偶，坎贝尔在他的文章中一面指出“习近平在中国对外决策中的个人作用毋庸置疑”，一面又说“目前还不清楚到底谁参与了决策”。并非所有人都能從坎贝尔的晦涩语言中看出其真正深意。华盛顿急于了解“中国鹰派”的诘美言论是否代表了“上头的意思”，但事实上，华盛顿眼中的那几位“中国鹰派”到底有多大话语权连中国人自己都未必说得清。
最终坎贝尔提出了中肯的建议，这项建议也广见于其他美国专家学者的评论文章，无论这些人对中国持温和还是强硬态度。他说，要准确判断中国的意图并传递有针对性的信息，美国与中国保持集中、定期的高层外交极为重要。这是一个正确的判断。但问题是，即便中美高层交往和工作磋商的密度在现有水平上进一步调高，被权力思维主导且自觉已陷入一场海洋霸权博弈的华盛顿还是很难客观地看待中国海上维权行动的性质，以及中国在主权不受尊重的前提下与美国进行合作的难度。
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铁定成功？
苏珊·赖斯访华的主要任务是为奥巴马11月来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访华做铺垫、做准备。这将是2014年年内奥巴马最重要的一次外访，美方期待在攸关奥巴马政府执政业绩和外交遗产的重要问题上取得具体成果，同时为奥巴马剩余任期的中美关系制订新基调。为此，美方开出了期待中方提供配合的长长的议题单，其中包括气候变化、经贸和双边投资协定、汇率、反恐、网络安全、外空安全、伊拉克、伊朗核、朝核、南苏丹等诸多问题。
在北京怀柔区一处正加紧装修的幽静场所，中美两国元首将举行2013年“庄园外交”之后最重要的一次习奥会。他们将用一整天的时间来亲自扭转中美关系的下滑趋势，更要挽回新型大国关系共识的公信力。为此，仅靠重申共识是不行的，必须拿出足够多令人信服的证据来展示新型大国关系共识的合理性、务实性和有效性。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最重要的三项工作分别是设定目标、设置议题、设立规则。现在，目标既已设定，后两项工作的力度就应加大。而设置议题将决定双方协调的轻重缓急，最大限度突出中美合作的应有主题；设立规则将确立两国对对方的行为边界，尽可能地减少中美摩擦冲突的风险。
筹备一次元首会晤，议题设计最重要，中美双方都深谙纲举目张的道理。他们各自心中都有一个长长的清单，清楚对方和己方关切的核心、重大利益问题究竟有哪些，努力从中理出最需要两国元首深入交流的那几个。元首会晤的最终议题单不必面面俱到，而应突出重点、体现平衡，兼顾战略和具体、理想与务实，优先处理对中美关系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中方无疑将会重申相互尊重核心利益的重要性。华盛顿不应在认知上将中方维护核心利益的努力同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对立起来，更不要将中美各自的核心利益对立起来，否则，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座“大厦”所首先需要的互信基础不可能夯实。同时，中美双方都要认识到，核心利益命题既已提出，便不可能再收回。随意界定核心利益问题、不加节制地扩大核心利益清单，严重压缩了相互之间的回旋空间和话语环境，对中美关系弊大于利。美方一些人把伊拉克、阿富汗的安全稳定和伊朗核问题界定为美国的核心利益尚可理解，而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也做这样的划归则是冲动和危险的。
在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中，两国国内政治因素将会得到空前多的体现。双方能在多大程度上以实际举措显示对对方改革与调整努力的同情和支持，将对今后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中美在反腐、追逃、反恐、禁毒等领域的合作成果和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协调意愿也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意义。
就像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可能允许国内议程让位、让步于国际议程，相反他一定会竭力利用国际议程来满足国内议程。8月13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结束对阿富汗、缅甸、澳大利亚、索罗门群岛的访问返回华盛顿途中，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发表亚太政策演讲，其中首次介绍了奥巴马来华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三大重点，分别是促进经济和可再生燃料的使用、支持小微企业和女性对经济的参与、扩大教育交流。这三大重点与奥巴马在美国国内推行的经济社会改革思路高度吻合，无不着眼于奥巴马的政治遗产和民主党选情。
也许正如克里暗示的，美方极需中方在推进低碳经济增长模式、规划可持续能源计划等方面为奥巴马的国内政策背书，但美方也必须深刻理解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对中美关系的各项需求。只顾己方关切而漠视对方关切、只强调本国政治而无视对方政治，无助于确保会晤成功。
中国的习近平时代已开始近两年，美国的奥巴马时代离终结还有两年多一点时间。岁月之河正为两个全球性大国根据“新范式”、“新常态”调校彼此关系提供一个稍纵即逝的“中点”，北京习奥会就是这个点。人们对未来中美关系是作出积极还是消极判断，就看两国是否有决心、有胆识、有能力把分歧控制在彼此关系的适当位置，让合作正常进行。而奥巴马同习近平此次会面的成效和感触，将指导今后两年的美国对华政策，也会对即将在2016年之后入主白宫的那个女人或男人产生直接影响。
议题设置公共政策 篇4
一、树木的“农转非”问题折射新的城乡二元分化
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里有这样一段内容,原本生长在村里山坡上一棵老树被移走了,从农村移植到城市里做绿化,村民杜深忠称这是将“剜大腿上的肉贴在脸上”,通过杜深忠的话引出思考,这种注重城市发展为前提的社会建设值得反思。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作为城市的附庸,长期向城市输送物资资源。这种情况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随之呈现出新的变化形式,城市对农村的掠夺也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以生态资源为新的目标。从20世纪末开始,这种社会现象就伴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而不断出现,由于各级地方政府对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关注,城市的绿化问题成为城市建设中不必可少的环节,由此,树木“乡——城”移植现象就此产生。
从世界范围看,经济二元结构和社会二元结构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史上都存在,但相比较而言,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非常明显。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这两种不同身份的划分,把中国人民清清楚楚地分割成两个世界。由于国家采取了“城乡分割,一国两策”的体制,确立了城市偏向政策,就使得农村始终处于不利的地位,导致了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城乡差别。
农民在整个树木买卖过程中则是最没有主动性的角色,只能得到微薄的经济收入。二元结构的直接影响是人们在经济文化各方面不能整体性的均衡发展,这意味着现代化发展已经断层。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导致了我国社会出现了不同等级的分层,人们在经济地位、收入分配、知识结构等方面都存在严重差异,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处于上层阶级和中间阶级规模较小,处于底层阶级的规模比较大,形成了金字塔的形状。这种情形下,大多数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并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因此,从根本上消除城乡隔绝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所在。但是城乡一体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要逐步改革城乡一体化体制框架,促进城乡融合,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二、农民的精神文化教育与乡村经济发展的脱嵌问题
纪录片中的杜深忠是一个拥有梦想、富有文采却被迫囚禁在这片土地的文化人,片中通过大量影视同期声展现他与妻子诙谐的日常对话,使他和以他的妻子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典型农民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他对精神文明生活有着强烈的追求,看新闻联播、拉二胡、弹琵琶,写毛笔字,邻里乡亲的红白喜事的帖子都是他写的。然而杜深忠说了一句话:“都说农民对土地有感情,实际上我对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咱就是没有办法,无奈��”其实,杜深忠也代表了中国农村中一部分被现实压迫的“文化人”,他们对土地又爱又恨,对物质生活的满意度并不高却向往着被其他农民不屑的精神生活。
他这一案例打破了我们对传统农民形象的既定认识,也向公众提出了一个社会现实问题——在中国的转型期,农民的精神文化该如何认得到保障,这也是本片与观众共创文本的结果。目前,我国乡村农民精神文化教育与乡村社会诸多要素间存在一定的“脱嵌”现象。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形成了一种以城市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国家的财力、物力等投投向了城市,导致了基础文化教育资金投入城乡的严重失衡。长此以往,就会阻碍乡村农民的精神文化教育的有序、有效发展。
农民群众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主力军,其素质水平直接决定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水平和速度。相对城市的文化教育,乡村文化教育缺乏优质的资源和令人满意的教育质量。乡村社会和社会文化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采取措施解决问题,将会导致乡村社会精神世界的荒芜和乡村文化教育的断裂。城乡二元体制等社会因素和区域差异等自然因素的阻隔与不平衡,导致我国的乡村文化建设从整体看发展相对缓慢,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目标有较大距离,这需要根据我国目前乡村文化建设的现状不断提高物资载体建设的水平,增加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容,全面落实党和国家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各项要求。通过加强乡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促进中国乡村的文化发展和社会主要新农村的繁荣。
另外,城乡基础文化教育均衡发展,其均衡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是由不均衡到均衡,再由新的不均衡再到新的均衡的渐进的长期发展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现象和未来的发展关系。
三、父母外出务工影响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及教育问题
在这部纪录片中,杜滨才是农村留守儿童的代表,在伯母的关怀下长大,他是一个善良聪明的孩子,然而父母离异带给他的影响仍然影响着他和父亲、母亲的关系。对父亲又爱又有责备,对与母亲的见面有期待却害怕。时隔19年再次见到母亲,上演了温情的一幕。
他的案例发人深省,中国大量农村的留守儿童他们是否也是过着同样的生活,他们的心理恐怕或许也留下了许多创伤。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经常因为缺少父母双方或一方在生活和学习上给予的关爱和呵护导致他们的身心健康受到不利的影响。他们的性格可能会更加孤僻,身体健康可能由于营养摄入量不足或不够均衡受到影响,而且他们容易因为缺少父母的保护比其他同龄人受到伤害。
留守儿童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有产物。在发达国家和部分地区的劳动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农村留守儿童现象。虽然他们也有家庭结构如单亲母亲、单亲父亲、父母离异、继父母等对儿童健康有影响的现象,但是与对留守儿童身心健康造成影响的性质完全不同。一般情况下,父母外出务工最担心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根据已有调查数据显示,留守儿童的辍学率远远高于其他同龄人。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父母的言传身教和关爱,其教育已经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一放面,他们觉得读书没有用,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学习的自觉性、目标性和积极性。儿童辍学不仅仅是儿童的个人问题,还会导致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农村中较高的辍学率将阻碍农村教育的发展,并将进一步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并加剧我国城乡收入的不平等。农村儿童辍学,意味着部分儿童放弃了通过接受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这就可能会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化。因此,在我国二元经济转化的背景下,从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来看,这已经不仅仅是个人问题或家庭问题,而上升为影响我国二元经济转化进程的一个公共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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