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点证人

污点证人（共3篇）

污点证人 篇1

所谓污点证人, 简言之, 就是具有犯罪污点的证人。不难看出, 这个定义的两大关键词是“犯罪污点”和“证人”。

不同学者对其都作出了相似的精辟定义, 但由此引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污点证人豁免”的界定却暴露出了学术界对何谓犯罪污点尚存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 犯罪污点乃是犯罪嫌疑, 典型的定义为:“证人本身具有一定的犯罪嫌疑, 因与已被控诉的嫌疑人的犯罪行为有某种牵连, 而与控方达成一项交易, 达到回避控方对自己的追诉和指证该犯罪嫌疑人罪行的双重目的, ……”。另一种观点则已将犯罪污点视为毋庸置疑的犯罪行为:“所谓污点证人豁免, 是指污点证人积极主动或消极被动地作证后, 司法机关就该证词所涉及到的污点证人自身的犯罪行为不予追究或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或不会以其提供的陈述以及该陈述为线索发现的其他证据作为追究其犯罪的证据使用的制度。”

笔者以为, 对于犯罪污点不能笼而统之地将其视为纯粹的犯罪嫌疑或确凿的犯罪行为, 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大多数情况下, 根据有关国际公约以及著名的米兰达规则的精神, 将犯罪污点等同于已被确证的犯罪行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第庚项已经确认任何人有权“不被强迫做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由此引申出来的米兰达规则则更明确表述为“任何人不得被迫在刑事案件中对自己作证”。由此可见, “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已经成为赋予公民的一项特权, 也已成为人权保障的有力武器和国际刑事司法界的通行原则。至此, 让我们再来审视一下陈学权先生对犯罪污点的界定, 其中“该证词所涉及到的污点证人自身的犯罪行为“这一表述毋庸讳言, 是对污点证人自证其罪的典型认可, 因与上述的人权保障和国际准则背道而弛而无效。何况从陈学权先生的上下文来看, 亦认可“不得被迫自证其罪”这一特权, 显然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既然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 该污点证人的证词显然起不到证明自己犯罪的作用, 换言之, 由于只是污点证人的证词涉及到或称揭露了自己的犯罪, 在作证的当时并无其他证据相佐证以构成闭合的证据体系, 该犯罪应视为尚未被发现, 就司法程序而言, 其法律效力等同于无罪。但是污点证人之所以愿意作为污点证人作证, 从情理上看, 并非是真正的无罪, 而是类比于对犯罪嫌疑的一大处理原则——疑罪从无, 即无罪推定原则, 将其在法律上拟制为无罪, 其事实上存在污点。综上所述, 将犯罪污点在通常情况下并不视为确实的犯罪行为, 而理解为犯罪嫌疑还是比较合理的, 但是也有例外。总而言之, 犯罪污点主要是指犯罪嫌疑, 对共同犯罪中的特殊情形而言则有可能是确实的犯罪行为。

此外, 对犯罪污点还应注意, 该污点既有“犯罪”一词作为定语, 很显然该污点必须是有虞于刑事法律的违反, 反之, “即使犯有严重错误如违反党纪、政纪或道德”或者仅是有违反行政法之类的嫌疑, 也不应称之为污点证人。须知, “污点”与“罚金”一词类似, 是刑事法律中具有特殊否定评价的专有词汇, 并不能任意扩大其适用范围。

再次, 关于犯罪污点的时间界限, 有学者以为“污点证人的犯罪污点还应是未经司法机关处理的污点”,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诚然, 对于大部分污点证人来说, 该表述并无不妥, 但如前所述, 在共同犯罪中已被判处刑罚的第二、第三被告可以在对尚未被判处刑罚的第一被告的审理中作为控方的污点证人出庭作证, 而此时第二、第三被告已被判处刑罚, 显而易见对于其自身的罪行而言不仅是已被司法机关处理的问题, 而且是已被包括公检法在内的全部司法机关处理完毕的概念了。

污点证人既然称之为证人, 显然具备了证人应有的特征。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 证人是案件当事人以外知道案件情况并能向司法机关正确表达的自然人。据此规定, 证人必须满足非案件当事人这一要件, 而在共同犯罪中, 污点证人通常是事实上的共同犯罪人, 即理应是被主要指控者的共同被告。所谓的污点证人证言实际上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而《刑事诉讼法》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与证人证言作为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证据。换言之, 污点证人能否存在, 有无法律根据本身就是个二律悖反的难题。在理论上, 共同犯罪人中未受到刑事追究者可以以证人身份就他所知道的案件情况作证, 不同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可以互为证人。因此学者们和控方试图通过对作为污点证人的部分犯罪嫌疑人不起诉来达到将污点证人的法律地位合法化的目的, 亦即为污点证人创造证人的身份, 并且在找不到明确的法定不起诉依据时, 理所当然的将其归入了酌定不起诉。我国法律只规定了一种酌定不起诉, 即犯罪情节轻微, 不认为是犯罪的才能酌定不起诉。而真正犯罪情节轻微, 不认为是犯罪的人是法定无罪的人, 无污点也就根本谈不上甚么污点证人。

在这里要说明的是, 污点证人证言虽然是第八种证据, 但由于任何人不得自证其罪的国际通行司法原则的存在, 因此污点证人证言从证据形式而言, 仍然是证明他人犯罪事实的证言, 而非对自己罪行的供述。

也正因为如此, 污点证人证言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这两种不同形式的证据, 当然能够构成闭合的证据体系, 从而达到认定他人有罪的目的, 也正是这种法律上的效果导致了污点证人豁免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参考文献

[1]陈学权:《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初论》, 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2]陈学权:《论污点证人豁免制度》, 载《检察实践》2002年4月刊。

污点证人的权利保障制度研究 篇2

一、污点证人的法律定义

有人主张, 污点证人是指具有犯罪污点, 为减轻或者免除自己的刑事责任与司法机关合作, 作为控方指证犯罪嫌疑人 (1) ; 还有观点主张, 污点证人是指有犯罪污点但因其了解案件情况而被司法机关要求作为证人指控犯罪嫌疑人的诉讼参与人 (2) ; 有人还主张, 污点证人是指在某种犯罪案件中其所涉案件行为较轻, 了解案情并掌握重要的证据, 但其拒绝供述犯罪事实, 司法机关与其协商, 以一定的司法豁免权为条件强制其作为控方证人指控犯罪嫌疑人 (3) 。……本人认为, 对污点证人的界定不外乎存在以下要点: 此“证人”在此案件中有犯罪事实, 其处于犯罪嫌疑人的诉讼地位, 但并没有被追诉; 污点证人所掌握的证据必须是最关键性的证据, 司法机关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取; 污点证人用作证换取一定的司法豁免权。所以, 污点证人是在诉讼中有犯罪污点并且了解案件、掌握犯罪证据, 能向司法机关提供重要线索和帮助, 并换取一定的司法豁免全而向司法机关指正其他罪犯的人。

二、污点证人的权利界定

( 一) 污点证人享有自身及亲属人身、财产受保护的权利

刑事诉讼中, 污点证人权利保护也由其本身的特殊性决定。污点证人因参加到犯罪事实中, 其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定存在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 指证完犯罪后, 其人身、财产受到威胁的程度更大。此外污点证人所参加的一般都是社会影响较大的犯罪活动, 犯罪分子的社会影响力较大, 污点证人所掌握的证据也具有较高的诉讼价值, 受打击报复的可能性更大。所以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保护证人是司法机关的职责, 否则, 整个法律诉讼就会一钱不值 (4) 。

( 二) 污点证人享有经济补偿的权利

在司法实践中, 需要污点证人作证的案件, 往往都是一些重大且侦破起来相对困难的案件。污点证人在接触到犯罪事实问题上比一般的侦查人员更容易, 在充当证人的角色上, 污点证人比一般的证人的作用更突出。而在刑事诉讼中, 证人具有经济补偿的权利存在于各国立法及司法实践中, 证人在帮助司法机关侦破案件的时候, 不可避免的受到一定的经济损失, 国家给与一定的补偿也在情理之中。

( 三) 污点证人享有司法机关承诺的一定程度的司法豁免权

在刑事司法领域, “反对强迫自证其罪”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倡导的一项原则, 而对于污点证人来说, 一旦就案件事实进行作证, 势必会将自己置于刑事追诉的地位上。一些犯罪中具有犯罪污点的人为了己身的利益, 必会拒绝作证, 对于一些难以解决的案件司法机关将会很棘手。所以承诺给污点证人一定程度的豁免权, 是国家对整体利益的高度权衡。

三、污点证人的权利保障

污点证人制度的运用牵涉到刑事诉讼中的多种利益问题, 如何权衡这些利益是完善污点证人制度的一个目的。一方面这种制度是合理的, 但是另一方面直接涉及到与犯罪有关的人的利害关系, 是对刑事程序重要事项有影响的制度, 是否采用应当综合考虑 (5) 。因此建立相关的污点证人权利保障措施也是必要的。

污点证人在刑事诉讼中具有证人与被告人的双重身份, 其本身具有犯罪污点, 所以在设立污点证人权利保障措施时必须充分考虑污点证人的特殊性。一方面, 污点证人作为证人在与被告人对质时, 相关立法应明确各种措施, 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同时在面对污点证人与被告人面对面的质证时, 也要保证污点证人因暴露自己而使其自身或者家属的人身财产受到威胁。另一方面, 污点证人作为被告人, 司法机关不能对其进行非法取证。污点证人制度的核心在于污点证人通过作证来换取国家一定程度的豁免。基于此, 国家司法机关不得以虚假的承诺来换取污点证人的作证。

针对污点证人全力保障的具体措施方面, 相关的立法机关应该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在污点证人作证时司法机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身份进行保密, 或者在污点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时, 司法机关可以将被告人带离法庭、对证人进行遮蔽或者通过电子网络等技术作证的方式, 并对污点证人进行长期或短期的保护, 更改其资料及地址等。针对被告人的打击报复方面, 相关立法可以设定若被告对污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 可以加重其惩罚。

注释

1陈光中主编.〈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247.

2陈富, 王蕙.查处渎职侵权案件应建立污点证人制度[J].人民检察, 2007 (1) .

3周萍, 吴高庆.简论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2008 (4) .

4[英]丹宁.法律的正当程序[M].李克强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25.

污点证人 篇3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 而在于经验”。作为专门负责打击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定侦查机关的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 在打击贿赂犯罪之前, 我们有必要对我国贿赂犯罪的现状和特点有所了解, 尤其是当前检察机关在侦办贿赂案件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有哪些。

( 一) 当前我国贿赂犯罪侦查遇到的现实困境

1. 贿赂犯罪事实“还原”困境

所谓的“事实还原”困境是指贿赂犯罪一旦发生即成为历史, 除非当时的贿赂犯罪行为有录音或者录像等客观载体进行记录, 否则即使是有了贿赂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侦查机关也很难保证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就与贿赂过程完全一致, 从而将所侦查的贿赂犯罪事实“还原”。

而在现实的侦查办案过程中, 贿赂犯罪行为往往就是在很私密的空间进行, 贿赂犯罪行为很隐蔽, 手段不断翻新, 且犯罪分子大多为高级领导干部和社会精英, 智商情商较高, 贿赂犯罪行为的双方一般都存在互惠互利的关系, 在侦查机关介入调查后, 贿赂犯罪双方很容易形成“攻守同盟”, 而侦查机关在对贿赂犯罪线索的常规侦查手段如查询嫌疑人双方及其亲属的银行账户、房产及名下车辆信息在发现、还原犯罪事实方面收效甚微。即使最高检反贪总局屡次强调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应该转变侦查思路, 摒弃由供到证的传统办案思路, 但由于目前侦查手段取得的效果有限, 办案部门仍存在严重依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情形, 由此也不免引发出暴力取证、刑讯逼供等诸多问题。

2. 贿赂犯罪“法律适用”困境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作为法定的贪污贿赂犯罪的侦查机关的武器之一就是我国刑法和刑诉法关于惩治贿赂犯罪的规定。新修订的刑诉法规定了办案机关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 虽然刑诉法仍然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有如实供述的义务, 但却对拒不供述没有相应的责任规定, 在司法实务上也仅仅是作为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的好坏, 在对犯罪嫌疑人的量刑上有所考虑。因此, 我国在事实上已经赋予了犯罪嫌疑人“沉默权”, 即有权不被司法机关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 而该权利对于仍然严重依赖口供突破案件的侦查机关而言, 无疑是“利空”。

虽然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在办理贿赂犯罪案件时都存在“重受贿, 轻行贿”的情形, 但是自2009 年最高检曹建明检察长在全国“两会”时首次将查处行贿犯罪人数量也写入报告, 表明我国司法机关对打击行贿犯罪有了新认识, 我国司法机关开始将惩治行贿犯罪纳入遏制贿赂犯罪的工作当中, 这表明检察机关在日常的侦查办案中, 行贿犯罪也将是其办案主要内容。

此外, 刑法修正案 ( 九) 中也对行贿罪的定罪量刑有了新规定, 将原条文“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 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改为了“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 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其中, 犯罪较轻的, 对侦破重大案件其关键作用的, 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也就是说, 行贿人即使很配合检察机关查办案件, 如果其罪行并非较轻, 或者其供述对于侦破案件并未起到关键作用, 更或者其起到关键作用的案件并非重大案件, 则对其行贿罪并不能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由此可以预料, 对于过分依赖行贿人“配合”从而追究受贿人刑事责任的检察机关而言, 该法条的修改无疑带来的又是“利空。”

总体来讲, 无论是我国检察机关目前的侦查能力、侦查手段, 还是我国有关贿赂犯罪的立法, 在面对我国易发高发、花样翻新、隐蔽复杂和“攻守同盟”的贿赂犯罪嫌疑人时, 检察机关都显得被动, 贿赂案件侦办“靠天吃饭”, 嫌疑人尤其是受贿人心理素质差的话, 案件侦办就顺利推进, 反之, 案件侦办就陷入要么放人撤案, 要么对犯罪嫌疑人“车轮战”“疲劳战”, 以致违法违规办案。

二、笔者关于在我国贿赂犯罪案件中引入污点证人制度的设想

( 一) 污点证人制度简介

“问题就是用来解决的”。面对当前立法和现实的困境, 检察机关迫切需要“武器”来克敌制胜。“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笔者认为, 如果说在全世界范围内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已是大势所趋, 并且已经写入我国宪法、刑诉法, 强调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 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的话, 作为享有刑法追诉权的国家司法机关也应当引入确立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制度。

所谓的污点证人, 确切的来说不是证人, 而是犯罪嫌疑人。由于其罪行较轻, 且司法机关需要其有罪供述来指控罪行较重的犯罪嫌疑人罪行, 所以将罪行较轻的犯罪嫌疑人转化为污点证人, 将其有罪供述转化为指控罪行较重的犯罪嫌疑人的证人证言, 并对其证言涉及的罪行予以罪行豁免。

事实上, 我国检察机关在日常办案过程中也经常采用对行贿人进行口头承诺, 如果行贿人如实供述其行贿事实, 则检察机关对其不予立案。这种情形其实就是对污点证人制度的运用, 只是这种做法与我国当前刑法有关行贿犯罪的规定不符, 有执法犯法之嫌。

( 二) 污点证人制度的运用与“配套”法律权责的设立

关于污点证人制度在我国贿赂犯罪案件查办中的重要意义已无需赘言, 那么我们该如何设置我国的污点证人制度?

“一个篱笆三个桩, 一个好汉三个帮”。作为一项新的法律制度, 其设立和运行都离不开整个法律体系。试想, 如果检察机关同意将罪行较轻的贿赂犯罪嫌疑人转化为污点证人, 用其证言来换取对其刑事责任的豁免, 而该犯罪嫌疑人在转化为污点证人后却拒绝作证, 或者作不实证言, 对于这些行为, 法律应该明确给予规定相应刑事责任, 比如藐视法庭罪或者伪证罪, 并且连同其之前所犯罪行数罪并罚。

污点证人制度是在欧美等国家较为发达和完善的法治环境中形成并逐步发展, 并经历了较为漫长的过程。我国在引入污点证人制度的过程中一定不能生搬硬套, 要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 在生动鲜活的司法实践中不断进行改进、完善。

摘要：污点证人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司法交易, 国家用放弃其刑法追诉权来换取污点证人放弃其沉默权。国家通过放弃对较小犯罪的刑法打击来换取对较为严重犯罪的刑事处罚, 在刑事侦查能力、技术不能满足当前打击贿赂犯罪的需要的现实困境下, 尽可能的实现最大程度的公平正义。

关键词：污点证人,现实困境,司法交易,追诉权,沉默权

参考文献

[1][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M].李克强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2]王以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参考资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3]徐静村, 潘金贵.“污点”的利用与消除——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研究[A].载陈光中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 (2003年刑事诉讼法卷) (上) [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4]何家弘.证人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