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性会计信息

强制性会计信息（精选8篇）

强制性会计信息 篇1

摘要：本文论述上市公司强制性会计信息披露相关概念、内容, 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强制性信息披露现状及成因, 最后提出提高上市公司强制性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几点对策。

关键词：信息披露,强制性会计信息,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向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披露的会计信息是信息使用者进行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目前, 我国上市公司需要披露的信息包括强制性会计信息和自愿性会计信息。强制性信息披露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必须披露的会计信息;自愿性信息披露是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诸如公司竞争战略、治理效果等信息。本文仅研究强制性信息披露的相关问题。

一、信息披露

所谓信息披露, 就是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介, 将公司的相关信息向信息使用者公开。站在证券市场的角度, 一切对证券市场有影响的信息都是信息披露的内容, 包括公司的经营信息、政策法规、传媒的信息和证券机构的信息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指的是其通过定期报告、上市公告书、临时报告等形式, 将相关信息公之于众, 使得信息使用者更好地了解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情况。信息使用者依赖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进行投资决策, 因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全面性、及时性就显得至关重要。曾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郭树清在一次论坛中提出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五原则”:及时、准确、完整、真实、公平。

二、强制性信息披露的内容

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经历了以下阶段:自愿性披露财务信息、强制性披露财务信息、强制性结合自愿性披露。强制性信息披露具有标准化、程序化的特点, 而自愿性信息披露在形式上更加灵活多样, 从而更好地适应投资者的需要。从上市公司角度出发, 他们也希望通过自愿性信息披露凸显竞争优势, 提高企业知名度。目前, 许多国家的上市公司都努力以强制性信息披露与自愿性信息披露两种方式进行信息披露。

强制性信息披露是指上市公司依据会计准则、证券法、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法律条款必须披露的信息。强制性信息披露的本质是国家的管制行为, 国家以制度的形式干预会计信息及其披露, 从而维持正常的市场秩序。强制性信息披露包括公告、置备、网上推介三种主要形式。公告指的是上市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或者公报上进行信息披露并在指定网站公告;置备是指上市公司将重要的信息文件存放于指定的场所以备使用者查阅;网上推介适用于证券发行前借助互联网宣传证券发行的相关信息。

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包括首次信息披露和持续信息披露。首次信息披露内容包括《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 持续信息披露指企业上市后披露的中短期报告和年终报告, 以及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我国证监会颁布执行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中规定的信息披露内容包括:重要提示、目录和释义、公司简介、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董事会报告、重要事项、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公司治理、内部控制、财务报告、备查文件目录等。

三、我国上市公司强制性信息披露现状分析

为了规范上市公司强制性信息的披露, 我国实施了包括基本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制度以及自律规则为一体的法律法规, 基本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为主体,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自律规则为辅助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体系框架。此框架体系规范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基本原则、实际操作、内容形式等。

在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考核评价上,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发布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办法》, 以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考核办法通过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及时性、合法性、完整性等四个方面对其进行考核, 最终形成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四个等级, 并将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告。2013年以来, 沪深两市共93家上市公司被证券监管机构处罚, 其中26家被相关部门罚款, 主要原因是上市公司披露虚假信息、误导投资者。

不难看出, 上述现状有其产生的原因。首先, 法律责任不完善。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处罚主要以行政责任处罚为主, 附带民事赔偿责任和刑事法律责任, 行政处罚主要以罚款和警告为主, 而关于罚款的数额问题, 公司法和证券法的规定又不尽相同, 这无疑增加了对违规行为执法的难度, 也使得受害者难以针对违法的信息披露进行正当的民事诉讼;其次, 经济利益的驱使。在市场经济利益的诱惑下, 上市公司的管理者为了经济利益披露虚假的会计信息。比如, 上市公司通过造假企业的经营业绩, 取得再次融资的资格;通过粉饰报表, 吸引投资者的注意力, 从而提高股价, 使得上市公司受益;最后, 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上市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各经理层间责权不清, 相互推卸责任, 严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董事会下设的专业委员会形同虚设, 监管部门没有很好地履行其监督和指导作用。大股东操控上市公司, 独立性受到严重威胁。

四、提高强制性信息披露质量的对策

(一) 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完善的法律法规是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根本保证。证券监管部门应通过法律手段强化管理者在信息披露中的法律责任。第一, 针对我国的法律法规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之间存在的偏差, 应该尽可能统一不同的法律法规对于同一披露事项的处理规定, 降低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的管理难度;第二, 现有的部分监管指引内容不明确, 对统一规定, 不同的上市公司产生不同的理解, 增加了其执行的难度, 使得监管措施无法高效运行;第三, 完善民事赔偿机制。目前, 我国法律责任的认定主要有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在上市公司违规信息披露产生的民事责任处罚上, 在很多方面还没有界定相关的法律责任。因此, 政府应尽快完善民事赔偿机制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二)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优化股权结构, 鼓励股东积极参加股东大会, 完善中小投资者投票机制, 完善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第三方见证制度, 通过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监事;增加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重, 提高其履职意识, 而不仅仅是在上市公司徒有虚名;鉴于上市公司的监事会流于形式, 必须强化监事会的监督职能, 提高其独立性;在市场监管方面, 加强监管力度, 给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施加压力。此外, 上市公司加强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保证会计机构人员间的相互独立、制约和监督, 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 对于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也是至关重要的。

(三) 加大监管和处罚力度。

目前, 证监会是我国监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主要机构, 但是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屡现问题, 可见证监会没有完全发挥应有的作用, 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也欠缺。所以, 证监会有必要加强自身建设, 提高对会计信息违规披露的上司公司打击力度和速度, 改变以往的工作思路, 提高工作的效率, 树立自身在市场监管中的权威地位。在处罚力度上, 切实让违规者为其违法行为付出惨痛代价, 使得其违法代价远超过其违法收益, 彻底打破违法者的侥幸心理。

(四) 加强媒体及第三方的监督作用。

今天, 信息现代化高度发达, 新闻媒体可以介入上市公司信息的报道, 从专业的角度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给投资者。站在媒体的角度, 这就要求媒体人首先要具备较高的执业素质, 客观真实地反映上市公司的情况, 不能把无关的不好的事情牵扯到上市公司, 误导投资者, 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此外, 作为第三方监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有着审查和监督的义务。因而, 会计师事务所应该不断提高执业素质与水平, 懂诚信, 规范执业, 加强自身检查和监督力度, 加大追究力度。

五、结语

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 必须将强制性信息披露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有效结合, 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劣势, 从根本上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将强制性信息披露与强制性信息披露有机结合, 实现在资本市场的均衡, 并对其适度管制, 从而提供给投资者更好的信息, 真正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同时提高了效率。

参考文献

[1]赵疆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研究[J].商业经济, 2014.12.

[2]杨光.浅析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现代经济信息, 2014.24.

[3]刘毅.上市公司强制性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 2009.19.

强制性会计信息 篇2

自发与强制:会计职业道德的特征

会计职业道德一方面与道德规范具有某种内在的.同质性,另一方面与会计职业实践活动的特点相联系.因此,会计职业道德不仅具备道德规范的基本特征,还具有鲜明的职业特征.为此,从这两大特征的论述入手,进而分析了它们对构建会计职业道德体系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会计职业道德体系的几点设想.

作 者：唐优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会计学院,湖南,长沙,410079刊 名：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15(6)分类号：B822.9关键词：会计职业道德 道德规范 会计制度 自发性 强制性

强制性会计信息 篇3

一、利益相关者与环境会计信息强制披露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利益相关者就是指获得公司某种形式的利益或承受公司活动———财务、社会或环境活动, 产生风险的个人和群体。主要有企业内部的经理人员和员工、政府管理部门、投资者、银行及其他债权人、社会公众等。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所需的环境会计信息各有不同, 对企业造成的影响也各异, 环境信息披露的目的就在于满足不同环境信息使用者的不同要求, 以便他们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环境信息使用者通常包括:

(一) 股东。

投资者最关注的是企业的投资回报率, 投资者出于投资风险和收益的考虑, 会十分关心企业的环境绩效对企业盈利性的影响。其次, 随着“道德投资”理念的盛行, 以及一些环保概念股在股市上的良好表现, 投资者会首先关注那些具有良好的环境意识并主动承担环境责任的企业。那么, 这些投资者将会非常重视企业的环境绩效, 因此需要了解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 以正确做出投资决策。

(二) 债权人。

银行等债权人所关注的是发放贷款的收回风险及减值的可能性, 在保证本金收回的基础上以利息的形式实现收益。同时, 由于全社会对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视, 现代银行也日益把环境和环境保护问题作为重要的贷款依据, 甚至是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

(三) 企业管理当局。

企业管理当局作为环境会计信息的重要内部信息使用者, 一方面他们需要利用环境政策提高盈利能力, 另一方面管理当局作为环境责任的受托方, 他们需要利用环境会计信息以帮助解除所承担的财务和环境责任。

(四) 国家。

环境资源作为公共资源, 国家作为环境资源的代理所有权人, 有权通过有偿或者无偿的方式将环境资源交付给企业使用, 因此有权利了解和监督企业对环境资源的利用情况即环境绩效信息。另一方面国家有权知道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以此作为政策决策的依据, 使环境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保证整个社会的和谐运行。因此国家必然会成为环境信息的重要使用者之一。

(五) 职工。

职工作为产品的直接生产者, 会更加注重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 因为这一方面直接关系到他们的身心健康问题, 另一方面, 职工注重环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也关系着职工的前途命运。

(六) 社会公众。

首先, 企业的环境行为将直接使社会公众受害或受益, 他们无疑有了解企业环境信息的意愿。其次, 社会公众的态度对于企业具有更深远的影响, 甚至可以说, 社会公众的态度将决定着他们是否接受一个企业的存在, 因此企业有必要提供环境信息。社会公众中的媒体和环保主义者会通过种种方式将企业的环境形象公之于众, 进而严重地影响到一个企业在公众中的形象。社会公众出于不同的目的, 都需要了解企业的环境信息。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环境因素已经成为利益相关者所关注的重要因素之一, 利益相关者对其有着迫切而强烈的需求。但是, 当前我国关于环境信息披露的规定散见于多个部门分别颁布的法规文件中, 如《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号———招股说明书》、《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试行)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保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等, 主要原则是对重污染行业企业强制披露, 对其他企业鼓励披露, 对非上市公司更是鞭长莫及。2010年9月环保部征询意见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也并没有明确相关方的责任和义务, 没有相应的审核程序和奖励惩罚条款, 不具有强制性。而我国的企业对环境事项缺乏管理, 不能提供环境方面的信息;并且倾向于披露有利于树立良好形象的环境信息, 对容易带来负面影响的环境信息不作公开。据统计, 各行业上市公司总体的环境信息披露比例只有34.39%, 几个污染行业的披露比例也仅在50%至80%之间, 重污染企业的总体披露比例仅为55.75%。总体来说, 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 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比例明显偏低, 公布的环境资料不全面且可比性差, 对环境信息的描述偏重文字定性描述, 缺少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

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与政策的缺陷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对于企业利益相关者所关注的环境信息, 尤其是环境会计信息, 必须从法律法规等制度层面加以规范, 制定一套可行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 确保企业能够真实、完整、及时地披露环境信息。从利益相关者对环境会计信息的“刚需”角度出发, 对环境会计信息必须采取压力导向型, 采取强制披露制度, 只有如此, 才能使各类利益相关者及时准确地获取企业的环境信息, 尤其是负面信息, 以帮助其更好地做出相关决策。

因此, 我国应在环境会计理论的基础上加强建立和完善环境会计信息强制披露制度, 增大环境信息披露的压力, 提高企业环境信息的透明度, 满足环境信息使用者的要求。强制披露的强制性应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1) 明确强制披露的公司, 应逐步扩大到所有上市公司, 对非上市公司中的重污染企业也应强制披露; (2) 明确强制披露的内容, 保证披露内容完整统一; (3) 规范披露形式和格式, 保证披露内容的可比性; (4) 建立和完善信息披露的监管制度和奖惩机制, 使企业有压力和动力进行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会计报告对环境成本、环境负债的披露问题做了专门的规定, 对上市公司提出了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要求, 这为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二、环境会计信息自愿性披露的经济学解释

外部性理论认为一定的经济行为会对外部产生影响, 造成私人 (企业或个人) 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偏离的现象。外部性可分为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一种经济行为给外部造成的积极影响, 使他人减少成本, 增加收益。而负外部性则是指一种经济行为给外部造成消极影响, 导致他人成本增加, 收益减少。

企业在生产过程当中消耗自然资源、产生废弃物和产品的报废等形成的环境成本没有由企业自身来承担, 市场定价没有考虑负外部效应, 企业作出决策时没有考虑给社会带来的环境影响, 最终造成了低效率使用自然资源和环境恶化。而企业的管理当局和环境资源的委托人存在环境会计信息不对称, 与管理当局相比, 环境资源委托人处于企业外部, 不确切掌握企业的环境信息, 处于环境信息的劣势地位。一方面企业对环境可能产生负的外部性, 另一方面环境资源的委托人又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地位, 因此需要企业披露环境会计信息。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 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将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作为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传统的强制性信息披露已不能满足投资者对信息的要求, 自愿性信息披露作为强制性披露的有益补充越来越受到重视。同样的, 环境会计信息的自愿性披露也会日益受到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关注, 它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环境会计信息强制披露的有效补充。

由于企业管理层掌握企业的环境信息, 处于信息的供给方。从信号传递理论的角度, 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 从而使得帕累托最优的交易不能实现, 损害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但如果拥有信息优势的企业管理层主动传递信息给信息劣势的一方, 对所掌握的环境会计信息进行主动披露, 那么交易的帕累托改进就可以出现。这种情况更多地出现在具有“利好”性质的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上。如果企业对当地环境保护作出了贡献, 或者取得环境保护技术的重大突破, 企业及时地公布这样的信息, 有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 赢得更好的声誉。

从代理成本理论的角度出发, 监管成本、担保成本等代理成本是由企业管理者来承担的, 它们的发生将会减少经理人员的报酬, 经营者有动力将代理成本降至委托方可以接受的低水平上。企业管理者作为环境资源的经营使用人, 即使是不存在强制性披露管制, 也应当主动披露报告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 从而使代理成本最小化。

环境会计信息的充分披露可以解除经营者的受托责任、消除负外部效应、遏制道德风险。具备良好环境绩效状况的企业通过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 将企业采取的环境措施和策略、环境保护信息、环境信息的质量控制等传递给环境资源委托人和社会公众, 有助于消除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负外部效应, 将自己区别于环境绩效较差的企业, 使得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 在获得投资回报上取得相对优势。环境绩效中等的企业自然不愿意使自身混同于劣等企业而按两者平均环境绩效状况确定回报。因此, 这些企业也会像具备良好环境绩效状况的企业一样, 主动披露环境会计信息。从理论上讲, 这将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能够鼓励企业加强环境管理, 对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结论

我国企业当前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现状与环境状态以及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严重脱节。从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角度出发, 需要建立完善法律法规, 从制度层面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作出强制披露的要求。从企业自身来看, 理性经济学为管理层主动自愿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因此, 建立强制性和自愿性披露相结合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都有其现实性和合理性, 同时, 也需要环境会计工作者和政府机构相互合作共同努力, 以更好地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推动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蒋麟凤.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动因研究[J], 财会通讯综合版, 2011, (1) .

[2].田翠香.我国上市公司年报中的环境信息披露[J], 会计之友, 2010, (1) .

[3].齐萱.上市公司自愿性会计信息披露研究[D].天津财经大学, 2009.

[4].夏媛媛.以利益相关者看会计信息披露[J], 财经纵横, 2008, (5) .

[5].包刚.利益相关者理论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分析[J], 财会通讯, 2010, (10) .

[6].姜艳, 王翠兰, 杨美丽.国内外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比较研究[J], 财经视点, 2011, (01) .

会计要素设置的限制性因素探究 篇4

一、会计要素设置现状

我国规定会计要素包括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企业要按照交易或者事项的经济特征对会计要素进行确定。会计要素分为静态的财务状况要素和动态的经营成果要素两大基本类型。利润是我国会计要素的一个重要指标, 收入、费用和利润都是利润表要素, 它能够反映出企业一定时期的经营成果。收入是形成于企业日常活动中的, 能够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且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费用是使所有者权益减少且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

二、我国会计要素设置存在的缺陷

(一) 利得和损失不是独立要素且概念模糊不清

我国现行会计准则体系中的利得和损失是会计要素的关键环节, 但却不是独立的会计要素。使会计要素存在界定上的缺陷。会计要素体现的是财务报表中的各类项目, 包括收入、费用和利润, 对利得和损失缺乏明确的划分标准, 造成了会计理论和实务中的混乱, 为会计学术研究和实务造成了不利影响。利得和损失包括已实现的收益和未实现的收益, 它包含了所有者权益变动的所有项目, 即利润表的项目以及资产负债表的项目, 这样模糊不清的概念为会计实务操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二) 会计要素存在交叉且动态会计等式存在矛盾

我国会计要素中的利润要素与收入费用要素并列为一个层次使得其存在一定的矛盾, 人们对此观点不一。“收入-费用=利润”是由动态会计要素组成的动态会计等式, 它反应了企业在一定时期的经营成果, 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这个等式并不完全成立, 利润其实体现的是收入与费用、部分利得与损失相抵后的净额, 与其他动态要素没有互排性。与既互相联系又相互独立的会计要素特点不相符。而且我国企业利润表中的利润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会计收益。

(三) 会计要素的设置与会计科目不同

我国会计科目按经济内容可以分为五个科目即资产类、负债类、所有者权益类、成本类和损益类。其中资产类、负债类、所有者权益类科目在内容和类别上与会计要素中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没有显著的差别, 但在另外三个会计要素上与会计科目的设置无论是内容还是在划分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会计科目中的损益类科目其实是对会计要素中收入和费用两个要素的合并, 至于利润要素在会计科目中则没有体现, 会计要素与会计科目的不一致性导致了实际操作和运用中对两者间的关系不能明确, 为学习和运用会计知识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三、会计假设

(一) 会计主体的假设

会计主体假设规定了有关确认、记录、计量和报告所涉及的部分的界限, 对财务会计系统的空间范围进行了限定。一些存在主体间的相互控制导致了假设的复杂性, 同时对主体与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限定。主体与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独立的, 但也在所有者权益要素中相互结合。

(二) 持续经营假设和会计分期假设

持续经营假设是会计分期假设的必然结果, 二者共同为财务会计系统设定时间界限。这两个假设对资产计价和收益确定等问题实现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在非清算基础上使会计理论得以发展。

(三) 货币计量假设

货币计量假设包含货币购买力稳定的假设, 它能够有效把管理能力、产品质量等不能够用货币计量的因素排除在会计要素之外。

(四) 权责发生制假设

权责发生制原则是会计理论中与收入费用确认标准和收付实现制相对应的原则, 通过这个假设使得会计要素设置时要对现金流量表因素进行全面的考虑和衡量, 现金流量表会导致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之间的假设冲突突显出来。

总之会计假设是会计要素设置的前提条件, 会计假设是会计要素推理体系中必须存在的客观基础。

四、会计要素设置中限制性因素的重要性

会计学是一门社会科学, 它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会计信息和会计结论以及其对企业和社会经济的影响。不单纯的只是一个无实际价值和意义的理论概念和技术手段。会计准则制定的重要性决定了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设置时要对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及表述信息的使用者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在市场经济中的会计理论需要对各种利益进行有效权衡, 以发挥会计对象在会计要素设计中的作用。在研究社会经济进要以承认事物的客观存在性为基础, 这样就使会计要素设置中要有一定的局限性, 所以仅改变传统会计要素设置的思路是不切实际的。

五、结语

在财务会计目标的引导下, 结合信息使用者的要求, 对会计基本假设特别是权责发生制当作限制性因素进行全面考虑, 进行有效的会计要素设置, 同时以一定数量的互相联系性质迥异的会计对象确认和计量大类的举措。会计要素设置的决定性因素包括会计基本假设、会计目标和会计对象, 它是会计对象具体化的体现, 也符合会计目标的基本要求, 会计基本假设制约着会计要素的设置。

参考文献

[1]万继峰, 李静.损益要素的国际比较、协调及对我国的启示.财会通讯, 2004 (8)

[2]李英贵.会计要素的比较与建议.会计之友, 2008 (12)

[3]王燕, 许凤玉.对新会计准则下利润表要素设置的几点思考[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 (青岛行政学院学报) .2008 (04)

[4]陈碧霞.会计集中核算的局限性及改进对策[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02)

强制性会计信息 篇5

2003年10月8日, 证监会与财政部印发的《关于证券期货审计业务签字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的规定》, 将签字注册会计师连续为某一相关机构提供审计服务的最长年限限定为五年, 而且签字注册会计师被强制轮换后, 在两年以内不得重新为该机构提供审计服务。但是, 近些年来我国审计服务市场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趋势, 即上市公司往往临近年报披露日才匆忙更换审计师。在目前对上市公司的披露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 更换审计师却越来越频繁、更换审计师的时间也越来越晚, 那么这样会对审计质量产生影响吗?因此, 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制度是否有必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呢?

二、理论分析

审计质量是由审计师专业胜任能力与审计师独立性共同决定的, 审计任期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由此表现在这两方面:一方面, 审计任期的增加能提高审计师专业胜任能力;另一方面, 过长的审计任期会对审计师独立性造成威胁。因此, 审计任期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取决于这两种不同方向作用的均衡, 两者既可能正相关, 也可能负相关, 甚至呈非线性关系。

1、从审计师专业胜任能力角度分析

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不仅包含必要的专业知识、良好的审计技能和职业判断能力、高度的职业谨慎, 而且还包含熟悉客户的行业和经营特点、运作流程和会计规则等。当任期较短时, 审计师有可能因对审计客户的营运状况和特定产业知识缺乏了解而难以发现审计客户的错弊;当任期增加时, 审计师的专业技能随其对客户了解的不断深入及审计经验的不断积累而逐步提高, 越容易发现会计报表中的错误和舞弊, 有利于提高审计质量。

2、从审计师独立性角度分析

当任期较长时, 审计师容易受到客观性的威胁, 审计质量可能受到损害。因为审计师作为现实中的人, 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固有局限的影响。过长的审计任期使得审计师过于熟悉或信任客户, 从而造成对审计独立性的威胁。具体来说, 审计任期过长, 审计师将过于相信以前年度的审计工作, 倾向于预期审计结果, 从而对自己所实施的审计程序产生自满心理, 从而不利于审计质量的提高。同时, 在目前的审计市场中, 上市公司收买审计师这种行为被监管的风险较小, 审计市场的竞争却十分激烈, 加之市场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较低, 因此上市公司找到能与自己配合的审计师的可能性较大, 导致这类上市公司的审计质量普遍较低。

因此, 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作为一种可能提高审计质量的手段而被提出。江伟、李斌基于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的经验研究结果说明, 随着注册会计师审计公司的年数增长, 审计师独立性受到的不利影响占优于审计师专业胜任能力受到的有利影响, 从而最终导致审计质量的降低, 审计师因此越不愿意出具非无保留审计意见, 这一研究结果为我国已实施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政策的合理性提供了经验支持。

三、审计师频繁变更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1、上市公司管理层意见分歧引起的变更审计师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通常, 上市公司在当年经营活动已经结束且对其当年经营情况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之后, 因为与前任审计师对重大会计政策产生意见分歧, 在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形下, 公司才会考虑更换审计师。但是, 上市公司与后任审计师也应该需要更多审计时间来解决这些意见分歧, 所以财务报表披露时间相应也会推迟。同时, 较晚更换审计师的举动本身也间接向后任审计师传递了公司具有不利审计情况的信息。作为后任的审计师, 需要更多的审计时间熟悉公司的内部控制和经营状况, 这就会使审计时间相对较长, 尽管其具有形式上的独立, 但其实质上已有为其接任的客户出具减缓审计意见的主观动机, 可谓其实质上的独立性已被削弱。因此, 上市公司变更审计师不仅向公众传递了公司财务状况有问题的信号, 而且后任审计师无论在专业胜任能力上, 还是在审计独立性上, 都无疑影响了审计质量。

2、审计收费引起的变更审计师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对于处于较严重的财务困境与破产危机的公司会考虑降低审计收费而改聘小规模客户审计师, 从而变更审计师。审计服务具有行业特性, 初次审计需要花费较其收入更高的成本, 这些成本将通过以后年度的服务收费逐步回收, 未来年度的收费就是审计师相对于客户的准租金, 相当于给客户的“定价折扣”。降低审计收费并期望能在未来审计年度中得以补偿的现象, 将可能导致审计师与客户之间产生不当的利益关系, 从而有损于审计师的独立性。同时, 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师变更呈现出后任审计师规模比前任审计师规模小的现象说明我国目前审计师变更使得审计意见趋向缓和。因此, 审计收费引起的变更审计师会使审计质量下降, 影响审计效率。

3、购买审计意见引起的审计师变更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代表了审计师对被审计单位财务报告质量的评价, 正常情况下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说明该公司的财务报告质量较高, 操纵性应计利润也就较低。审计报告的类型按照严重程度依次为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保留意见、和无保留意见。非无保留意见的三个类型在严重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属于严重“不干净”的意见类型, 而保留意见属于次严重的类型, 如果是由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变为保留意见, 则认为变更审计师使非无保留意见类型有所缓解, 从而使审计质量也可能有所降低。在目前的中国证券审计市场, 一方面上市公司收买审计师的行为被监管的风险较小, 而另一方面审计市场的竞争却十分激烈, 低价揽客等恶性行为时有发生, 加之市场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较低。因此, 如果公司在更换审计师后收到了无保留审计意见, 可以认为后任审计师与公司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谋, 或者后任审计师屈服于上市公司的压力, 从而使审计质量降低。特别是在报告年度12月31日后发生的更换, 审计时间则更不充分, 不充分的审计时间是难以保证高质量审计需求的。

4、市场集中度过低引起的审计师变更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由于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过低, 竞争性市场难以保证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为审计师变更提供了环境基础。市场集中度指会计师事务所拥有客户的数量、客户资产、客户主营业务收入等反映会计师事务所拥有客户资源的规模, 这一指标可用以反映审计市场的集中程度。我国审计市场的集中度过低, 审计市场中的无序竞争是审计师频繁变更的原因之一, 这种过度竞争损害了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 而有信誉、高质量的本土的会计师事务所远没有脱颖而出。这种市场分散的低层次的竞争职业环境, 严重的损害了审计的独立性, 导致了频繁的会计师的变更。因此, 审计市场的集中度过低与不正常的会计师变更形成了恶性循环导致了审计质量的严重降低。

四、完善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制, 提高审计质量

虽然2001年下半年以来, 世界范围内接连发生了一系列上市公司财务欺诈案件, 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作为一种可能提高审计质量的手段而被提出, 但是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制可能并不是加强审计师独立性和提高审计质量的最有效途径, 该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发生审计师变更的现象日益普遍, 而频繁变更审计师对审计质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导致审计质量越来越差。因此监管部门在对审计师变更行为进行监管时, 不仅要考虑审计任期较长时, 审计师的独立性对审计质量的不利影响会超过其专业胜任能力的有利方面, 而且还要考虑审计任期较短, 频繁更换审计师对审计质量产生的不利影响。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在披露审计师更换原因的信息方面存在着很多不足, 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审计师更换动机的信息披露要求;同时, 监管部门还要进一步完善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制度, 将审计任期的最短年限、上市公司更换审计师的选择应予适当限制, 要求上市公司必须提出充分的理由和保证必要的审计时间, 抑制被审计单位随意变更注册会计师购买审计意见, 从而保证年报的质量, 防止上市公司管理层因经营不善或财务舞弊等原因与审计师产生分歧而变更审计师。

摘要：2003年证监会与财政部要求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作为一种可能提高审计质量的手段, 但是近年来上市公司频繁更换注册会计师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本文首先从理论角度说明了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的可行性, 可以提高审计质量。其次对上市公司频繁更换注册会计师对审计质量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 得出这种现象会导致审计质量越来越差, 从而认为监管机构应完善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制度, 将审计任期的最短年限也考虑进去, 以提高审计质量。

关键词：审计质量,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变更审计师

参考文献

[1]、刘琨.审计师变更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及其对策.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05年10月

[2]、伍利娜, 束晓晖.审计师更换时机对年报及时性和审计质量的影响.会计研究.2006 (, 11)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会计处理浅探 篇6

关键词：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会计处理

限制性股票是指上市公司按照预先确定的条件授予激励对象一定数量的本公司股票,激励对象只有在工作年限或业绩目标符合股权激励计划规定条件的,才可出售限制性股票并从中获益。上市公司一般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分为锁定期和解锁期,在锁定期内,激励对象对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购买的限制性股票全部锁定,并且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不得用于担保或偿还偿务。锁定期结束后,激励对象只有在满足解锁条件时才能对限制性股票予以出售,解锁条件一般包括服务期限条件和业绩条件。若在解锁期内,激励对象未满足公司规定的服务期限条件或业绩条件,则公司有权按事先确定的价格对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

一、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7号》的规定,上市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在非公开发行股票时,应根据激励对象缴纳的认股款,借记“银行存款”,按照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贷记“股本”;同时根据收到的银行存款与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之间的差额,贷记“资本公积———资本溢价”。上市公司在非公开发行限制性股票时还应对可能发生的回购确认为负债,按回购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并以相应的回购价格确认回购的金额,借记“库存股”,贷记“其他应付款——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

[例1]A上市公司股东大会2015年4月25日通过决议,以非公开发行方式按照7.40元/股授予130名激励对象共5240000股公司股票。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5年,其中前2年为锁定期,后3年为解锁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为解锁期内每年的净利润比上年增长10%且激励对象仍在公司工作,则解锁期内每年可以解锁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的三分之一。否则公司有权对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并注销,价格为授予价格与回购时市价的孰低值。

A公司于2015年8月向激励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5240000股,会计处理如下:

同时按预计回购价格7.40元/股确认负债,确认负债会计处理如下:

二、回购时的会计处理

一是在解锁期,上市公司每年应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条件对授予的股票是否符合解锁条件进行判断,若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达到了条件,则上市公司应将“库存股”和“其他应付款———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进行对冲,以抵销授予限制性股票时确认负债。

[例2]2018年经A公司决策层考核,当年的净利润比2017年增长了10%,且130名授予对象没有人离职,全部在公司工作。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约定,A公司在2015年授予的5240000股限制性股票应解锁三分之一,同时A公司应将2015年授予限制性股票确认的负债转回三分之一,会计处理如下:

在后面的两个解锁期内,若全部授予对象均符合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则A公司应重复上述会计分录,这样A公司在2015年授予限制性股票确认的负债则会全部转回。

二是若部分授予对象不符合解锁条件,上市公司应对不符合解锁条件的股票进行回购,按照回购的金额,借记“其他应付款———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贷记“银行存款”;同时按照注销的回购股的数量,借记“股本”,按注销的股票数量所对应的库存股的账面值,贷记“库存股”,按照“股本”和“库存股”的差额借记“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例3]若在2018年A公司决策层经考核,发现有12名授予对象因没有达到当年的解锁条件,需要对上述授予对象的500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回购价格为市场价格7.05元/股。A公司会计处理如下:

三、等待期内发放现金股利的会计处理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锁定期和解锁期为等待期,在等待期内,若上市公司实施派发现金股利,则应根据派发的现金股利是否可撤销采用不同的会计处理。

(1)可撤销现金股利的会计处理。对于满足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的持有者在等待期内所获得的现金股利则无需退还公司。在等待期内,上市公司派发现金股利时,应合理估计未来解锁条件的满足情况,对于预计未来满足解锁条件的情况下,其现金股利应作为利润分配,借记“利润分配———分配现金股利或利润”,贷记“应付股利———限制性股票股利”;同时,按分配现金股利的金额,借记“其他应付款———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贷记“库存股”。对于预计未来不满足解锁条件的,其现金股利应冲减相关的负债。

[例4]A公司2016年3月5日宣告派发2015年度现金股利,每10股派发1.2元现金股利。A公司管理层预测,在等待期结束后,将有1000000股限制性股票不能满足解锁条件而予以回购,同时将收回其派发的现金股利,另外4240000股将满足股票解锁条件。

A公司在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时,对预计将来能满足解锁条件的4240000股股票的现金股利,会计处理如下:

对预计将来不满足解锁条件的1000000股股票的现金股利,会计处理如下:

(2)不可撤销现金股利的会计处理。对于不可撤销的现金股利,在等待期内,上市公司派发现金股利时,预计未来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持有者,上市公司分配给其有现金股利作利润分配会计处理,借记“利润分配———分配现金股利或利润”,贷记“应付股利———限制性股票股利”;实际支付现金股利时,则借记“应付股利———限制性股票股利”,贷记“银行存款”。对于预计未来不满足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持有者,上市公司分配给其的现金股利应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借记“管理费用”,贷记“应付股利———限制性股票股利”;实际支付现金股利时,借记“应付股利———限制性股票股利”,贷记“银行存款”。

A公司2017年2月23日宣告派发2016年现金股利,每10股派发1.6元现金股利。A公司管理层预测,在等待期结束后,将会有1500000股限制性股票不能满足解锁条件而予以回购,但根据A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不需要收回派发的现金股利,另外3740000股将满足股票解锁条件。

A公司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时,对预计将来满足解锁条件的3740000股股票的现金股利,会计处理如下:

对预计将来不满足解锁条件的1500000股股票的现金股利会计处理如下:

实际支付上述现金股利时:

同时,《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7号》规定,如有确凿证据表明不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与以前估计不同,应作会计估计变更处理,直到解锁日预计不可解锁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与实际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一致。

四、等待期内稀释每股收益计算及会计处理追溯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7号》的规定,等待期内稀释每股收益的计算应根据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方法。第一,如果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仅为服务期限条件的,企业在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时,应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视为已于资产负债表日当期期初全部解锁,并考虑限制性股票的稀释性。锁定期内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时,分子应加回计算基本每股收益分子时已扣除的当期分配给预计未来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持有者的现金股利或归属于预计未来可解锁限制性股票的净利润。第二,如果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除了包含服务期限条件外,还包含业绩条件的,企业应将资产负债日视为解锁日,并判断资产负债日的经营业绩是否满足解锁条件。如果经营业绩满足业绩条件,在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时,应当考虑限制性股票的稀释性;如果经营业绩不满足业绩条件,则在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时,不应考虑限制性股票的稀释性。如果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7号》发布前,企业未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按解释规定进行会计处理的,应当进行追溯调整,并重新计算追溯期的每股收益,追溯调整不切实可行的可以不进行追溯调整。

参考文献

[1]丁保利、王胜海、刘西友:《股票期权激励机制在我国的发展方向探析》,《会计研究》2012年第6期。

[2]叶映红:《上市公司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的核算现状考察》,《财会月刊》2013年第5期。

强制性会计信息 篇7

(一) 一般商品销售收入

《企业会计准则——收入》规定, 企业销售商品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 应确认收入的实现: (1) 商品销售合同已经签订, 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2) 企业对已售出的商品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 也没有实施有效控制; (3) 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4) 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5) 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企业销售商品只有同时符合上面五个确认条件, 方能确认收入的实现。

而税法则只有前面四条, 所得税法把“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这一条扣除, 目的是为了避免纳税主体有意逃避纳税义务, 忽视销售所得的经济利益不能流入企业的情况;而会计上出于谨慎性的需要—不高估收入, 如果销售不同时具备上述五项条件则不能确认收入, 税法与会计准则体现不同的立法目的, 同时体现税法强制征收的特性。

(二) 提供劳务收入

税法确认的劳务收入是指企业从事建筑安装、修理修配、交通运输、仓储租赁、金融保险、邮电通信、咨询经纪、文化体育、科学研究、技术服务、教育培训、餐饮住宿、中介代理、卫生保健、社区服务、旅游、娱乐、加工以及其他劳务服务活动取得的收入。税法定义的提供劳务收入包括了会计上的提供劳务收入 (含工业性劳务和非工业性劳务) 和建造合同两部分。强调跨会计期间, 而不是12个月。税法要求按照纳税年度内完工进度或者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的实现。

《企业会计准则——收入》对提供劳务收入, 增加了“劳务交易的结果不能可靠估计”的会计处理问题。当一项劳务合同出现交易的结果不能可靠估计时, 同样也是出于谨慎性的考虑。在资产负债表日应当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1) 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 按照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提供的劳务收入, 并按相同的金额结转劳务成本。 (2) 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的, 应当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 不确认提供劳务收入。而税法只要求采用完成进度法和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 不考虑已发生的劳务成本不能收回, 相关的经济利益不能流入企业的可能。因此, 会计计量的劳务收入与劳务成本、费用与税法产生较大差异, 造成应纳税所得额大于按会计准则计算的会计利润。

(三) 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处理

企业会计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以及投资性房地产等, 持有期间公允价值的变动损益等计入税前会计利;而税法不承认未实现的收益或损失, 不允许将上述业务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只有在投资收回、实际处置或结算这些资产时, 处置取得的价款扣除其历史成本后的差额应计入处置或结算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两者不同的处理会造成以下情况:在投资预期向好的时候, 会计计量的税前会计利润大于当期应纳税所得额, 而在投资预期差的时候, 会计计量的税前会计利润小于当期应纳税所得额, 从而对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和金额产生影响。

(四) 长期股权投资收益的处理

所得税法规定: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 企业应当按照被投资方作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12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而会计根据对外投资的目的和投资的股权比例, 有权益法和成本法之分, 当被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低于投资企业时, 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核算是采用成本法还是权益法, 对投资企业的所得税是会产生不同影响的。

比较成本法和权益法对投资收益的不同处理:成本法在其投资收益已实现但未分回投资收益之前, 投资企业的“投资收益”账户并不反映其实际已实现的投资收益。而权益法不管投资收益是否收回、无论被投资企业盈利或者亏损, 投资企业均需按持股比例计算其应享有的份额计算确认投资收益和损失, 需在投资企业的投资收益账户反映。即使采用成本法核算的企业无意避税, 由于现金股利的发放一般滞后于投资收益的实现, 企业在实际收到股利的当期才缴纳企业所得税, 客观上造成税款的迟延缴纳。无论是无意规避还是有意滞纳都会给企业带来税收上的利益。投资企业通过调控控股比例, 当持有的股份小于等于被投资企业的全部股份的25%时, 投资企业应选择成本法, 将应由投资企业收取的投资收益长期滞留在被投资企业的账上作为资本积累, 如果被投资企业是高新企业税率低, 当投资企业出现亏损的年份再收回投资收益, 以获得延迟纳税和少交税的好处。

税法的规定则强硬得多, 税法确认投资收益的时间是被投资方作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日期确认收益的实现, 无论是否分回投资收益。为了鼓励民间相互投资持股, 活跃经济, 税法规定: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属于免税收入。会计上是需将这些投资收益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因此, 无论是确认收入的范围、时间和金额, 会计和税法都有很大差异, 在确认当期应纳税所得额时, 需按税法的规定对会计确认的投资收益进行调整。

(五) 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

企业以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的, 税法按照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分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确认已实现的纳税义务。会计有两种处理办法: (1) 如果收款期限较短, 销售方应当于发出商品时, 按照从购货方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确认收入。 (2) 如果采用延期收款且时间较长, 具有融资性质, 销售方应当于发出商品时, 按照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确认收入金额, 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与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 应当作为未实现融资收益, 在合同或协议期间内, 采用实际利率法分期摊销, 冲减财务费用。税法规定只要销售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到就要确认收入, 税法比会计确认纳税义务的时间早, 金额大。

(六) 跨年度的加工安装业务

企业受托加工制造大型机械设备、船舶、飞机, 以及从事建筑、安装、装配工程业务或者提供其他劳务等, 持续时间超过12个月的, 税法强性规定:按照纳税年度内完工进度或者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的实现。

对于跨年度的受托加工业务, 会计上出于谨慎性的考虑:《企业会计准则——建造合同》增加“如果劳务的结果不能可靠估计的会计处理问题”符合条件确认收入, 不符合条件只结转成本费用, 不确认收入。而税法只要求采用完成进度法和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 忽略了不能执行完毕的合同, 对于合同结果不能可靠计量的情况如何处理, 在资产负债表日, 会计计量的合同收入与合同成本、费用与税法产生较大差异, 造成应纳税所得额大于按会计准则核算的税前会计利润。

二、收入确认中的会计“谨慎”与税法“强制”及其影响

会计向着国际趋同的方向改革, 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需要, 会计要反映企业经理人的委托代理职能的履行情况, 为满足投资人和信息使用者的决策需要, 提供尽可能真实有用的信息;税法是国家组织财政收入, 满足国家宏观经济调控需要, 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保障, 两者不同的目的是产生会计“谨慎”与税法“强制”的主要因素。

会计反映企业和投资人的委托代理关系, 追求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而税法则通过规定明确国家和企业在征纳税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 依法组织更多的财政收入, 满足国家宏观管理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如此, 必然造成按会计准则核算的税前会计利润和税法核算的应纳税所得额之间产生差异, 纳税调整事项日趋增多, 企业所得税会计变得越来越复杂, 独立设置税务会计岗位的需求日益迫切。会计的收入扣除相应的成本费用以后, 形成的结余先交所得税, 然后向投资人分配剩余利润;而税法依据其政治权力强行征收一定规模的财政收入, 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 不同的目标导致两者确认收入的立场、态度不同, 从而产生收入确认中的种种差异。

实务中, 只有理解、运用好这些差异, 才能贯彻执行好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所得税法;才能进行企业税务筹划。也只有通过对两者差异的认真仔细的研究, 才能找到合理节税, 避税的税收筹划途径, 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 使企业获得正当的税收利益。

参考文献

[1]国务院令第512号:《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 2008年1月1日实施。

强制性会计信息 篇8

会计信息披露在资本市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运用披露的会计信息, 投资者不仅能够监督其投入资本的运用, 而且能够评价其投入资本的回报。外部投资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主要基于两个原因。首先, 是事前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公司管理层显然比外部投资者拥有更多关于公司现在和未来投资的预期盈利方面的信息, 这一信息不对称, 给外部投资者评估企业未来获利能力造成了很大困难。如果外部投资者无法评估企业未来获利能力, 他们就有可能在公司未来实际获利能力高时低估企业价值, 而在公司未来获利能力低时高估企业价值, 这样就可能导致市场失灵。其次, 是事后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导致公司的所有者对公司经营没有完全的决策权。为了解决代理问题, 在契约合同中会明确或隐含地包括一些会计信息, 如投资方向, 投资决策和投资回报率, 公司所有者在事后对这些会计信息进行评价。当他们能充分信赖这些会计信息时, 他们对事前投资报酬率的要求就会相应降低。公司并不总会自愿对会计信息进行披露,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资本市场就会强制要求公司进行会计信息披露。目前的会计信息披露机制主要有两种, 即:自愿信息披露和强制信息披露。在国外成熟资本市场环境下, 关于这两种信息披露机制的利弊、成本效益以及对资本市场产生的影响, 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本文就这两种信息披露机制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评述。

二、自愿信息披露研究

(一) 自愿信息披露的动机

自愿信息披露的动机, 目前学术研究主要提出了三类动机, 资本市场交易动机, 管理层股权激励动机和用以解释不佳的股价表现。 (1) 资本市场交易因素。资本市场因素, 是公司进行信息披露最重要的因素。Meyers和Majluf (1984) 最先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他们发现当管理层认为外部投资者越是高估公司的价值时, 越会有动机去发行股票。Korajczyk et al. (1991) 将他们的研究扩展到更多期间, 发现公司更倾向于在包含更多好消息的盈利报告公布后发行股票, 这说明公司披露好的信息能够在资本市场上起到正向作用。Lang和Lundholm (1993) 研究发现, 分析师对信息披露政策的评级, 发行股票的公司比未发行股票的公司评级更高。在2000年的研究中他们又发现, 在股票发行的前六个月, 公司大幅度增加了对外的信息披露。类似的, Healy et al. (1999) 研究发现, 对于发行公共债券的公司, 分析师对它的信息披露政策的评级也较高。以上研究表明公司为了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股票或债券, 会增加对外的信息披露。当公司有新的投资机会时, 公司对资金的需求会增加。然而, 新的投资机会又可能带来内部管理层与外部投资者更多的信息不对称。所以, 我们很难分辨增加的信息不对称或者其他因素会不会影响管理层的信息披露决策。所以在检验公司融资决策, 信息披露和资本市场的反应的关系时, 研究者应该控制那些会影响公司融资决策的外生变量。 (2) 管理层的股权激励因素。股权激励计划是公司给予管理层一定的股权, 以达到提高管理层积极性和努力程度的作用。Noe (1999) 研究发现, 在好消息公布后, 股价上升, 管理层倾向于高价卖出的公司股票来获利, 而在坏消息公布后, 股价下跌, 管理层倾向于低价购进公司的股票。Cheng and Lo (2006) 发现, 当公司内部人士购买更多的股票时, 外部投资者会认为未来有更多的坏消息, 这会降低公司的股价。Aboody和Kasznik (2000) 认为, 管理层选择自愿信息披露的时机, 是为了更大限度地获得股票期权奖励的益处。Nagar et al. (2003) 发现, 当CEO的利益对股价变动的敏感性越高, 分析师评价的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也越高。由此看来, 由于管理层持有部分股权, 所以他们会更多地选择进行自愿信息披露, 并且选择好自愿信息披露的时机, 以实现自身股权收益的最大化。然而, 由于股价表现的好坏与管理层的离职的可能性紧密相连, 所以管理层还可能会利用自愿信息披露来“解释”不佳的股价。然而关于管理层对职业生涯的担忧对自愿信息披露的影响, 我们目前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

(二) 制度因素在自愿信息披露中的作用

发达的资本市场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股东诉讼制度和公司治理机制, 这两种制度对自愿信息披露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1) 股东诉讼制度与自愿信息披露。Skinner (1994) 研究表明, 在给予管理层不对称的激励, 以使他们及时公布坏消息的情况下, 在会亏损的时期而非会盈利的时期, 管理层更可能公布非精确的内部预测报告。Francis et al. (1994) 研究发现, 收益的大幅下降并不足以引起股东诉讼, 尽早披露亏损信息并不能遏制股东诉讼, 而较晚披露亏损信息也未必一定引起股东诉讼。Baginski et al. (2002) 选择了股东诉讼发生较少的加拿大资本市场为研究对象, 他们发现加拿大公司的管理层更倾向于发布盈利预测, 不论它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这表明在股东诉讼发生较少的环境里, 公司更愿意进行自愿信息披露。与此相一致, Rogers和Van Buskirk (2009) 研究发现, 在发生集体诉讼后, 公司会减少对外的信息披露。但是Lowry (2009) 指出, Rogers和Van Buskirk的研究所采用的样本都是被控诉的公司, 这一研究结论并不能推广到那些未被控诉的公司。Skinner (1997) 的研究没有发现管理层预测的披露会增加撤诉的可能性, 但是证明了及时的信息披露降低了公司的诉讼成本。Field et al. (2005) 研究了信息披露与诉讼的因果关系, 他发现没有证据表明信息披露会引起诉讼, 相反, 某些信息的披露反而遏制了某些类型的诉讼。 (2) 公司治理机制与自愿信息披露。围绕公司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替代还是补充这一问题, 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Bens (2002) 选取了FASB要求公司进行信息披露前 (1990-1993年) 的数据进行了研究, 发现自愿信息披露程度与股东的监督作用呈正相关关系, 他们指出股东的监督与信息披露是相互补充的关系, 而非相互替代关系。Bushman et al. (2004) 在研究中假设, 公司对投资者的有限透明将增加公司治理的需求, 以减少代理成本, 尤其是道德风险成本。他们发现所有权集中程度, 董事及高管的股权激励程度和外部董事的声誉与盈余信息披露的及时性成反比, 而所有权集中程度和董事股权激励程度与公司的复杂性成正比。然而董事会的大小和内部董事的比例与盈余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公司的复杂程度并没有呈现出显著的关系。Fan and Wong (2002) 运用东亚7个主要经济体的977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盈余的信息含量与所有权结构的关系。他们认为, 所有权集中和交叉控股引起了内部控制人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代理问题。当外部投资者认为公司的内部控制人是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信息披露时, 他们会对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这表明, 所有权集中会导致了盈余信息含量的降低。Francis et al. (2005) 比较了双重和单一所有权结构公司中的盈余和股利的信息量, 结果显示盈余包含的信息量较少, 而双重所有权结构公司的股利包含的信息量较多。作者对这一结论作出的解释是, 在对经营成果的衡量中, 双重所有权结构在降低盈余信息可靠性的同时增强了股利信息的有用性。Healy et al. (1999) 和Bushee and Noe (2000) 研究表明, 公司中机构投资者的增多会导致信息披露的增多, 这可能是由于机构投资者给管理层施加压力导致的。与此相反, Bushee et al. (2003) 研究发现拥有更多机构投资者的公司更不愿意召开公开的电话会议, 也就是说, 拥有更多消息和更强分析能力的机构投资者更不愿意进行自愿的信息披露。Ajinkya et al. (2005) 研究发现管理层预测的公布频率和实现的概率与外部独立董事占董事会的百分比呈现正相关关系, 即外部独立董事所占比例越高的公司所作出的未来盈利预测更加准确。Karamanou and Vafeas (2005) 发现拥有更好的治理机制的公司更倾向与披露管理层预测, 特别是不好的预测披露的可能性更大。这一证据表明, 更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会降低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尤其是当股东面临遭受损失风险的时候。Ali et al. (2007) 研究发现由创始人家族控制的企业会公布更加高质量的盈余公告, 在面临坏消息时更有可能对投资者提出警告, 但是对他们的公司治理情况披露得较少。同时, 他们发现, 家族企业会吸引更多分析师, 并且分析师提供的分析报告更具信息含量。同样Chen et al. (2008) 指出, 家族企业提供的盈利预测和电话会议较少, 但提出的盈利警示更多。在公司治理机制和信息披露研究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内生性问题。公司的信息披露环境, 公司治理机制和观察结果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使得在他们之间很难建立因果关系, 并且很难确定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三) 自愿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

信息披露质量的研究是信息披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前人研究信息披露质量的主要方法有:AIMR排名法, 自构指标法, 报告盈余性质分析法。早期对信息披露质量的研究中, 众多学者采用了AIMR排名法。但是Healy和Palepu (2001) 指出, AIMR排名法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他们认为评级机构只对美国规模较大的公司进行了排名, 数量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且他们仅仅依据公司经营业绩和对公司未来发展的预期进行评定, 这样的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在1997年AIMR停止了对信息披露的评级, 这一方法便停止使用了。Botosan (1997) 在研究中最先采用了自构的指标来衡量信息披露的质量, 之后Francis et al. (2008) 和Shalev (2009) 也采用了这一方法进行衡量。但是, 由于指标的构建带有研究者较强的自主判断性, 所以其研究结果较难被复制和广泛运用。这种方法要耗费大量的劳力进行信息的收集, 所以仅仅适用在一些较简单的样本中使用。AIMR排名法和自构指标法的一个共同缺陷是它们衡量信息披露的质量都同时包括了自愿信息披露和强制信息披露, 所以这两种方法都无法单独衡量自愿信息披露的质量。近期, 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采用一种更直接的方式来衡量信息披露的质量, 即对报告盈余的性质进行分析。Dechow和Dichev (2002) 用公司的现金流量和应计项目的相关程度来衡量应计项目质量, 然后用应计质量来代表整体信息的质量, 这样就衡量出了整体信息的质量。虽然Dechow和Dichev模型衡量信息披露质量的方法在后来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这种方法在衡量盈余质量上还存在一定的问题。Wysocki (2009) 的研究证实了Dechow和Dichev模型在区分操纵盈余和真实盈余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他对Dechow和Dichev模型进行了修正, 以获取公司现金流量与应计项目更多的相关性。现有文献表明, 衡量信息披露质量具有一定的难度, 现有的衡量方法存在着种种问题。其中最大问题是不能较好将自愿信息披露和强制信息披露分开衡量, 希望以后的学者能够探究出更好的方法, 以能区分自愿信息披露和强制信息披露, 分别衡量二者的质量。

综合以上自愿信息披露的研究, 我们可以发现, 由于分析方法的不完全适当, 自愿信息披露的实证研究受到一定的限制。首先, 大多数的实证研究在分析中并没有完整地包括自愿信息披露的所有成本和收益。其次, 自愿信息披露的研究还存在的一个重大难题就是关于计量的问题, 对于如何衡量信息披露质量, 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较适宜的方法。未来的研究, 应该关注如何寻找更好的方法来衡量信息披露的质量, 成本和收益, 并且寻求途径将自愿信息披露与强制信息披露更好地分开来进行分析。

三、强制信息披露研究

(一) 强制信息披露的基本理论

(1) 财务外部效应。当一个公司的信息披露不仅包括了本公司的财务信息, 还包括了其他公司的财务信息时, 我们就说这个公司的信息披露具有财务外部效应。公司在进行信息披露时, 很容易忽略披露的信息中包含的与其他公司相关的信息, 这种无意识披露所带来的积极的财务外部效应提高了社会的整体福利。 (2) 真实的外部效应。当一个公司的信息披露影响到其他公司的真实决策时, 我们就说这个公司的信息披露具有真实的外部效应。Pae (2000) 研究发现, 公司对未来盈利预测的披露, 会影响其竞争对手作出进入或退出这一市场的决定。同时, Hughes (2002) 的研究也表明, 公司披露其未来盈利预测, 会影响其竞争对手的产量决策。如果公司披露的信息可以使得其他公司作出更好的决策, 那么强制性地要求进行信息披露也能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 (3) 代理理论。Holmstrom (1979) 年研究表明, 披露与经营相关的信息是很有价值的, 因为这使得公司所有者能与代理人签订更有效的契约或能更好地监督代理人。因此, 信息披露就应该成为契约中规定的一部分, 并且强制信息披露的规定是一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信息披露方式。Shleifer和Wolfenzon (2002) 指出强制信息披露对于新进入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是非常有价值的。虽然很多与代理理论有关的研究指出更多的信息披露能降低代理成本, 但这并不能充分证明强制信息披露一定合理有效。原因如下:第一当代理人重视对资源的有效利用时, 这种资源利用带来的只是社会福利的转移。第二, 当代理人放弃了可盈利的投资机会时, 其竞争对手会抓住这一机会。为了从代理理论角度支持强制信息披露规定, 研究者需要证明公司所有者不能进行强制信息披露规定而监管机构能够做到, 并且降低代理成本能够提高社会整体福利。 (4) 规模经济。共同会计准则可以通过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使得信息披露更具有效用。这可能使得投资者对单个公司经营的评估变得更加准确, 并且使得投资者在评估信息时产生规模经济效益。Mahoney (1995) 指出, 只要公司间的最佳信息披露水平基本相近, 强制信息披露规定就可以带来整体市场中资本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虽然支持进行强制信息披露的理由有以上四点, 但是还不能完全充分证明应该进行强制信息披露, 因为公开信息的增加也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如强制信息披露会降低风险分散的可能性, 同时披露成本会带来社会整体福利的减少。此外, 强制性信息披露的增多会减少其他市场参与者提供的信息, 这样会导致整体市场价格信息量的减少。

(二) 2000年公平信息披露法规

Bushee et al. (2004) 研究发现, 当公平信息披露法规实行以后, 公司并没有减少信息披露, 一些公司反而还增加了信息披露。与此相反的是, Wang (2007) 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公平信息披露法规实行以后, 代理成本较低的公司或专有成本较高的公司减少了盈余指导的发布。Kothari et al. (2009) 研究表明, 公平信息披露法规实施以后, 相对于好消息来说, 公司坏消息的发布量减少了。Gintschel and Markov (2004) 研究发现, 公平信息披露法规实施后, 分析师的盈余预测对股价的影响程度明显降低, 这表明公平信息披露法规的实施改变了分析师预测所包含的信息含量。Mohanram and Sunder (2006) 研究发现, 在公平信息披露法规实施前夕, 个人分析师减少了一些经常涉及的股票, 而增加了一些以前不常涉及的股票的分析。在公平信息披露法规实施之前, 大的经纪公司的证券分析师, 可能与其所分析的公司保持着较密切的联系, 能得到较多的内幕消息, 使其分析结果较为准确。然而在公平信息披露法规实施以后, 这些分析师的分析结果的准确程度却降低了。这表明公平信息披露法规对于营造了一个较为公平的信息披露环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关于公平信息披露法规是否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这一问题, 也有着不同的研究结论。较早的研究, 如Eleswarapu et al. (2004) 得出的结论是公平信息披露法规减少了股票的买卖价差。但是最近一些学者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如Sidhuet al. (2008) 研究表明, 公平信息披露法规导致买卖价差的逆向选择成分增加。Sidhuet al. (2008) 研究发现, 公平信息披露法规阻止了公司信息向资本市场的流动, 这导致那些内幕信息能够持续更长的时间, 这样就会增加股票的买卖价差。他们的发现意味着, 公平信息披露法规的实施并没有带来信息不对称成本的减少, 反而导致成本增加。Jorion et al. (2005) 对那些可以免于遵守公平信息披露法规的信用评级机构和必须遵守信息披露法规的证券分析师进行了对比。他们发现在信息披露法规实施以后, 相对于盈利预测, 信用评级结果可能包含了更多的信息含量。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公平信息披露法规的实施改变了内幕消息的传播途径。Francis et al. (2005) 采用了在美国进行交易但是免于受公平信息披露法规约束的公司为样本, 研究了公平信息披露法规对公开信息和分析师信息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 不是公平信息披露法规, 而是同期的其他事件, 对公开信息的有效性产生了影响。但是公平信息披露法规对分析师信息的影响更加明显。所以得出结论, 公平信息披露法规并没有对公开信息产生作用, 仅对分析师信息产生了作用。Duarte et al. (2008) 研究发现, 在公平信息披露法规实施之后, AMEX和NYSE的公司的资本成本并没有发生该改变, 而NASDAQ公司的资本成本有小幅的增加。与此相反, Chen et al. (2010) 研究表明, 对美国公司来说, 在公平信息披露法规实施之后, 股权资本成本有所降低。并且这一现象在大中型公司中较为明显, 而小公司中表现不明显。总之, 以上研究表明, 公平信息披露法规的实施, 可能增加了信息披露环境的公平性, 减少了分析师获得内幕消息的可能性。然而, 在同一时期, 证券市场也存在着其他的一些变革, 如投资银行之间的兼并和收购。我们无法排除其他不可控因素的影响, 因此无法清晰地辨别所得出的结论, 确是信息披露法规的实施导致, 还是由于其他变革因素导致。

(三) 2002年奥克斯-塞班斯法案

随着一系列失败的公司治理案件的出现, 人们意识到向投资者提供真实完整的会计信息的重要性。美国国会于2002年7月30日通过了《奥克斯———塞班斯法案》, 美国希望通过这一法案的实施, 能够加强对公司治理的监督, 能够更好地解决公司治理问题, 能够为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带来较大的改善。Zhang (2007) 研究发现, 在塞班斯法案可能通过的一段时期内公司的累计异常报酬率呈现负值。与此相反, Jain and Rezaee (2006) 研究发现, 当一些相关信息表明塞班斯法案可能获得通过时, 公司的累计异常报酬率呈现正值, 而当一些相关信息表明塞班斯法案不能获得通过时, 公司的累计异常报酬率呈现负值。这一研究结果表明, 投资者认为塞班斯法案的通过带来的好处大于其可能造成的损失。还有学者发现, 在塞班斯法案通过前一段时间, 投资者对那些更符合塞班斯法案的公司的市场反应更为积极。Li et al. (2008) 研究了塞班斯法案通过前夕相关消息对股价的影响, 研究发现股价的波动与对塞班斯法案通过有利的消息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同时盈余管理程度也与该消息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他的研究表明塞班斯法案能够约束盈余管理, 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特别是对那些过去经常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Cohen et al. (2008) 研究发现, 从1987年到塞班斯法案通过的2002年, 应计项目盈余管理逐年增多, 但是到2002年塞班斯法案通过后, 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大幅度减少, 而真实盈余管理在塞班斯法案通过后大幅度增加。这一研究结果表明, 在塞班斯法案通过后, 公司的盈余管理方式发生了转变, 由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向真实盈余管理转变。公平信息披露法规和奥克斯-塞班斯法案的实施所带来的影响, 不同的学者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大多数学者都同时强调了这些法规的实施所产生的成本和收益, 并且尝试采用多种不同方法, 来分析强制信息披露对资本市场产生影响。然而强制信息披露的研究仍然还存在着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为何像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还需要进行强制性信息披露?是什么原因导致发达经济体出现市场失灵, 从而必须采取强制性信息披露?与强制性法规相关的收益和成本是指的什么, 分别应该怎样测算?在什么情况下相应的成本会超过带来的收益?

四、结语

通过对自愿信息披露与强制信息披露这两种不同机制的研究评述, 发现这两种信息披露机制都是为了满足资本市场对信息的需求, 但是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目前信息披露研究面临的最大问题, 是考虑不同披露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于公司自愿信息披露政策和强制信息披露政策之间的关系, 相关研究还较少, 对如何分别衡量自愿信息披露和强制信息披露的效果, 也尚未寻找到满意的方法。以后对这方面的研究应结合对企业、管理层、监管者、投资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Myers, S., Majluf, N.S., Corporate fnancing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when frms have information that investors do not hav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4.

[2]Cohen, D., Dey, A., Lys., T., Real and accruals-based earnings management in the pre-and post-Sarbanes-Oxley eras.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8.

[3]Pae, S., Discretionary disclosure, effciency, and signal informativeness.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2.

[4]Holmstrom, B., Moral hazard and observability.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