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强制性规范研究

2024-11-02

商法强制性规范研究（精选4篇）

商法强制性规范研究篇1

一、问题的提出

针对传统商业活动对于利益的过分追求而往往导致商事主体利用传统民法中的某些原则去规避或设计以使自身不当利益的现象, 在实践和理论中开始允许公权力的介入, 矫正商事行为中可能出现的对于利益过分追求而产生的诸多问题, 这种方式在之后获得了大多数学者的赞同和支持, 并提出商法发展之趋势在于由本身纯私法性质演化为带有公法性质之法律部门, 对其中原本自治条款逐渐多加以强行规定, 以贯彻商法对于效率与安全双重价值的保证。此类以公法化词语解读强制性规定的观点越来越流行, 但商法中是否所有的强制性规范都可以用公法的角度去解读?这种方式是否会影响商法中自由、效率之价值?却鲜有细致分析。因此合理界定商法中强制性规定之界限, 就需要对商法公法化的提出进行重新的审视和探讨。

二、商法中强制性规范来源之探究

(一) 历史缘由

最初意义上的商法是以商事习惯法的形式出现的, 为使人们更加安心的去追求利益, 这些习惯法中必然包含公认的、不论是道德还是利益上均要求的制度, 这就是最初商法中的强制性规范。有学者认为商法强制性规范并非近现代国家干预的产物, “最初的商人法, 并不是国家法, 但是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强制性规范, 对于商人行会内部的商人甚至对于商人与非商人之间的纠纷处理而言, 它们都具有强制力。”[1]近代商事法律的发展多是建立在这种习惯法的发展之上。当时的政府出于对自由主义的某种坚持, 商事活动一直都被认为是私法中的固有规制部分, 公权力本不会干涉。因此商事法律并未改变原来商事习惯法中的自治模式, 而是以成文法的形式将其确定下来, 并以某种强制力维护 (这种强制力最初亦非国家公权力) 。除了保证的实施主体变的更加权威有效之外, 这些强制的规范仍然按照传统的商业习惯——源自于自治的典型交易模式而确定, 因此这些强制性规范可理解为商法的对效率的追求而做出的某种更为“方便”的规定。

(二) 商业契约模式之发展

依契约论之观点, 任何商事主体—典型者如公司—实际上是契约之联结体。商事主体本身的构建是为了更好的集合社会中力量, 形成更加强大主体以应对风险。以最简单的商事活动而言, 自然人为获取参加有着更高要求的活动, 时常和他人作出约定, 以双方之间的契约来使双发的利益和责任连接为一体。经过长期实践, 如此契约逐渐形成某种固定之形式, 商人便使此种契约形成一种固定化的整体——商事主体。应当肯定, 这种契约方式是有利于商事活动的效率和节约。制度经济学家斯科也认为如公司之类的法人正是通过内部契约的简便性来达到交易成本的节约。因此可知, 商事主体构建之始, 便为大量契约所累积而成之结合体, 如公司之类的法人之内部关系的形成其实都是选择契约之结构, 并非某种制度或者规则所创制。商事主体的参与者在其中进行自由博弈, 商事主体中反反复复的决议、程序、制度都是这些契约的重复出现。为实现效率, 在达成这种契约的时候就必须保证其具有相应的灵活性, 把诸多常规化问题留给先前的契约所订立的规则去决定。而大型的商事主体如上市公司等由于规模过于庞大, 许多参与者无法真正的协商或了解契约。为了使的商事主体能够在享受简便的同时不至于陷入有失公平的境地, 国家将商事主体的基本行为方式和道德准则规定为法律。诚如某些学者所言, 公司法本质上是一种公共的契约。不过这种契约为了保证那些实力单薄的人能够获得最基本的权利, 其将某些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加入进去, 以实现契约之公平自愿的本意。

(三) 两种分类方法的交叉

公私法之划分这一大陆法系经典始于罗马法原理, 其基本的规则在于私法的意义应当是维护“市民”的权利和利益, 而公法的作用则在于维护公权力的正当有效形式, 其基本分界点在于价值本位。固公私法的划分最初是法律体系的宏观分类, 将法律划分为公私二元, 以此而宣扬不同的价值、理念等等。[2]而传统商法自始就被认为是私法中的特别法, 其体现的理念和价值都是私人的利益, 与强制性规范或任意性规范并无必然联系。而部门法之理论, 实际因为建国之初承袭前苏联关于法律的划分方法。其分类方式乃是以法律所调整之对象为分类方式, 故其部门法之划分多为以某个领域为整体, 意义在于使整个社会之关系纳入到某个部门中来, 便于整体的管理和规制。所以商法会出现诸多关于国家调控的规范, 这些规范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社会稳定和整体的利益。在商法中出现的对于上市公司的义务之规定、对证券市场的规则之规定、对于保险公司再保险之规定皆出于此。而相关与公司的组织、票据流通中的要式性和无因性、破产中的分配程序则本事维护私法上之理念。二者处于同处, 实乃因分类方式之不同所至。

三、商法公法化理论之认识偏差

(一) 对强制性规定的本质认识不清

商法中的最初之强制性规定是为商业更加富有效率。而随商业的发展, 为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公众的利益, 出现的关于道德控制, 市场行为的规则等, 而这些规则却是以这种整体的利益为主。有学者将上述两种强制性规则分为私法性强制规则和公法性强制规则, [3]亦有学者将其分为国家确认性强制规则和国家介入性强制规则。[4]总而观之, 都注意到了强制规则之间的不同之处, 但商法公法化的理论却没有清楚的区分这种不同。并有言之曰“私法公法化主要表现在商法领域, 商事法规越来越体现出国家经济干预色彩、调节个人与社会之间经济关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 这些内容体现了公法的明显属性。”[5]此提法忽视了两个方面, 首先, 这些规则是否真正的属于商法应有的内容, 其次这些规则是否本质上属于私法性质的规则。此两点疑问尚未明晰, 就有将此作为论据如有观点将公司中的最低注册资本和公司的社会责任, 保险中要保人告知义务和其罚则相等同, 来说明商法之公法化, 实为不妥。

(二) 对法律分类的认识不足

公法与私法之划分、部门法之间之划分本不出于同种理论渊源, 所依据之方法原则也不尽相同。两者的研究都是从某个学理角度出发, 无所谓何种为上位概念, 何种为具体分类。但是西方国家的商法概念却恰恰是将真个商法置之于私法的分类之中, 正如学者所言:“西方国家民商法都属于私法范畴, 私法指民法和商法。”[6]其后出现诸多的国家干预的痕迹, 私法学者本身也并没有将这种条款视作为商法所应当包含的内容。而部门法之分类概念实际上在我国存在时间较长, 影响也甚为深远, 其本身也就有相当的合理性, 现代的法学理论研究必然有此潜在的理念规则。而公私法之划分理念实际上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渐被理论界所吸收学习借鉴。这种交叉的出现本质上是有利于在传统部门法理论的基础上, 深化对部门法内部相关规则理念的澄清和探讨, 防止某种价值对整个部门法的过分引导。“商事法虽然在总体上属私法性质, 但一方面保护其企业的权利, 一方面又要运用国家公权力对企业进行监督, 因而也带某种公法性质。”[7]而所谓商法的公法化则借以此种交叉现象来否定整个商法的主要属性, 认为商法这个本因属于私法的部门由于国家的干预和管制, 使得越来越多的意思自治得以排除。

(三) 历史惯性

改革开放后, 人们逐渐认识到商行为和商人在法律地位, 但商行为要处处受到行政权力的管制, 商事主体被看做是充满了自私、滥欲、冷血的性格。随着以最新公司法等的修改和实施, 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被修正。但是, 历史往往具有不可消除的惯性, 据学者统计, 在2005年的公司法中, 在该部公司法当中, “可以由公司章程规定”、“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全体股东约定”、“……的除外”等任意性字眼, 总共出现了119处, 而先前的公司法中此类字眼则仅出现75处。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应当”、“不得”、“必须”等强制性字眼, 在新公司法中总共出现271处, 旧公司法中此类字眼出现了243处。[8]可见这种对于商事主体的自由仍然摆脱不了在强烈的管制欲的基础上所建立的自由。这种商法公法化的提法甚至带有某种借口的性质, 其在无法抵挡商业自由的潮流中为了保持对于商事主体和行为的控制, 便借助这种理念来为其管制提供理由。

四、商法中强制性规范的界限的应然设定

(一) 对所谓强制性规定进行正确解读

对利益的狂热追求本身就是商人的本质, 若要求其处处以道德为行为规矩, 则无异于抹杀其本意。因此, 当商事主体的行为违反了这些明确规定性之决议是否应当必然认为该种行为无效, 则有待讨论。商事主体本身分为相对封闭性的类型和相对开放性的类型。前者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代表, 后者多为上市公司。于后者而言, 由于行为影响颇广, 固关于其规定中多有保护社会公众之意义, 如独立董事、信息公开、证券交易规则等都出于此。而至于前者而言, 多关系与商事主体内部运行或其之间的自由意思, 对其的强制性规定固然有利于保护此类意义, 但此种为法律所明文规定之规范实际上在于对相关商事活动提供明确的指导和补充意见, 如《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 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 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 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该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 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但依据最高法院所发布司法判例的精神, 公司违反前述条款的规定, 与他人订立担保合同的, 不能简单认定合同无效。第一, 该条款并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上述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导致合同无效;第二, 公司内部决议程序, 不得约束第三人;第三, 该条款并非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也体现此种对此类条文解读之精神。

(二) 允许对个别强制性规定的“选掉”

多数学者提出如公司法、保险法的部门法中包含强制性规范从根本上可以保证其运行之优良, 因此公法的介入反而是对私法的一种完善和保证。但是, 对于那些本属商事主体自由决定范围, 但处于维护公平自治之规定, 则非公法之介入体现, 固而此类规定及时有所不符时, 如未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公平之原则, 则无意义去要求每类商事主体必须遵守。而我国商事法律中诸多“除外”规定, 盖为此目的。但, 学者们所谓商法公法化之理论却使得许多没有除外字目的相关规定在进行解读时往往产生强制性的错觉。参考国外规定, 我国商事法律中也应当允许商事主体对于相关的明确规定作出选掉之类似决议。譬如美国, 1985年特拉华州立法机关颁布了一项旨在减轻董事义务的法令, 授权公司可以通过修改章程的方式, 对董事违反注意义务而导致的金钱损害赔偿责任, 予以限制或者取消。有关学者认为“市场足以构成对管理层不当行为的约束。而且, 股东滥用诉权以及诉讼本身的成本, 使得这项诉讼制度安排本身积弊尤深。”[9]所以应当看到, 若为商事主体之真正自由, 应当允许其商事主体的内部章程去选掉先关法律中的某些看似“强制性”的规定, 以赋予其真正的自由。

(三) 对商事行为效力的谨慎判断

在诸如公司等商事主体的行为中, 其本身所遵守的一系列商法规则自始就是以营利为主要之目的。譬如我国有关商业登记之规定, 本身是一种对于商事主体资格的确认。其登记的效力并不如同先前观点所认为的行政权力所赋予的资格。盖自商事主体内部之个体一旦形成进行连接以从事商业活动之始, 就从契约角度产生了此种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而行政上的登记仅仅是对此种行为的公开宣示和承认。至于其在登记之前所发生行为之效力, 应当对其进行确认和保护。再如在最高法院所发布的案例中也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件中应当审查: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 以及决议内容是否违反公司章程。在未违反上述规定的前提下, 解聘总经理职务的决议所依据的事实是否属实, 理由是否成立, 不属于司法审查范围。”其表明商法对于商事主体之治理必然会有强制性的规定, 但是这些强制性任然无法消除主体内部的自由。如《公司法》第三十八条与四十八条之关于董事会与股东会之权利职责, 虽确已列明二者之分工, 但若公司于最初决议将某些本属董事之权利移植与股东会, 固然不完全符合其规定, 但也不应对其做绝对强制性解读。应根据股东之真实意思而做有效判断。故此, 商事行为无效只判断需严格遵循私法自由之价值, 保证对效益的维护。

摘要：商法作为规范商事行为和主体的基本规则和方法, 其内部有着比一般私法更多的强制性规则。基于此商法公法化之观点似乎已成为国内学界主流, 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当前商事立法的趋向和理论研究。但是, 商法公法化仅是基于其中强制性规范的大量出现为据, 对此类强制性规范本身却未做即时而严谨考证。故将商法公法化理论进行重新而谨慎之审视, 不仅有利于对强制性规范的正确解读, 更有助对于商法之价值取向的正确把握。

关键词：商法公法化,强制性规范,界限,私法自治

参考文献

[1]曹兴权.认真对待商法的强制性:多维视角的诠释[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04, (5)

[2]张强.商法规范的公法性与私法性、强制性与任意性辨梳[J].山东社会科学, 2010, (6)

[3]参见张强.商法强制性规范的历史流变[J].烟台大学学报, 2011, (1)

[4]参见蒋建湘.商法强制性规范的类型、性质与边界[J].《法学杂志》, 2012, (7)

[5]刘凯湘.论商法的性质、依据与特征[J].现代法学, 1997, (5)

[6]江平著.西方国家民商法概要[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84

[7]王保树著.中国商事法[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6

[8]罗培新.公司法强制性与任意性边界之厘定:一个法理分析框架[J].中国法学, 2007, (4)

商法强制性规范研究篇2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对有关合同无效情形进行了列举性说明,其中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对于“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把“强制性规定”的用语进一步明确其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强制性法律规范包含“管理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合同法解释二》用这一限制性解释,把管理性规定从强制性规定中剔除,在判定合同效力时“强制性规定”专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这样,科学地缩小了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范围。避免了因把“强制性规定”同合同效力一律关联,疏于区分立法目的、过分干涉意思自治,造成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合同皆武断做出无效处理局面的继续出现。那么，什么是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它们之间的区别又是什么呢，我想在这里谈谈我的理解。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指对违反强制性规范的私法上的行为，在效力后果上以私法上的方式予以一定的强制性规定，此类规范不仅旨在处罚违法之行为，而且意在否定其在民商法上的效力。效力性强制性规范着重于违反行为之法律行为的价值，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违反效力性规范的，合同应被认定无效。对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合同不成立；或者虽然法律及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违反这些禁止性规范后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但是如果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范的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重大利益。

管理性强制规定是指其被违反后，当事人所预期的私法上的效果不一定会受到私法上的制裁的强制性规定（不排除可能受到刑事/行政上制裁）。此类规范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管理性强制规范着重于违反行为之事实行为价值，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违反管理性强制规范的，合同未必无效。对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法律及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违反此类规范继续履行合同，将会受到国家行政制裁，但合同本身并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以及第三人的利益，而只是破坏了国家对交易秩序的管理规范。

商法强制性规范研究篇3

强制性规范, 顾名思义, 就是指必须依照法律强行适用、不能以个人意志予以变更和排除适用的规范, 它在部门法中的适用用会因为部门法的具体要求不同而有所侧重, 而要明确把握这种关系的前提就是首先要对其在不同部门法的适用情况做一个了解。

就现在的商事立法而言, 虽然商法在属性上是“私法”的典型代表, 但强制性规范在商法中的大量适用早已被各国的商事立法所确认, 从目前学界的的观点来说, 一般认为商法的强制性规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即商主体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和商行为法中的强制性规范 (1) :在商主体法中, 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在市场准入规则方面设立商事登记制度。其次, 商主体法定化。法律不但规定了商主体的类型, 同时对于不同商主体设立所需条件以及商事登记的具体程序也加以规定。再次, 商主体退市制度。如法律规定商主体的消灭的事由、程序, 如商合伙的解散、企业法人的破产等。在商行为法中, 强制性规范更为广泛。如国家制定的对证券、票据、保险、信托、银行业务、海商等特殊商行为进行管理的强制性规范。另外, 有学者依据强制性的来源与性质不同, 还把它分为了自治型强制性规范、国家确认型强制性规范、国家介入型强制性规范 (2) 。

而反观经济法, 作为国家用来调控市场经济秩序的部门法, 经济法从其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具有着非常强大的公权性, 这也就决定了经济法的公法属性。究其原因在于, 市场具有着很大程度上的自发性, 往往会受到一定因素的影响在资源配置方面会出现低效率运行的非理想状态, 换句话说, 也就是市场发挥作用的条件不具备或者不完全而造成的市场机制不能自我调节的情形 (3) 。而为了应对这种市场失灵, 就需要经济法运用强制性规范来对市场主体的权利进行限制以及对市场主体的利益结构进行调节, 而这其中必然会涉及到发挥着监督管理职能的国家机构, 虽然一般理论认为, 经济法法律规范可分为强制性规范, 任意性规范和提倡性规范, 但是对此种带有公权力的机构进行限制和调节强制性规范自然当仁不让。也就是说, 经济法作为国家经济发展中, 因客观需要而产生的一个部门法, 其在国家经济运行过程中进行适度的必要的干预自然也是“应有之意” (4) , 而主要的手段自然就是强制性规范的大量适用。

二、强制性规范在商法和经济法中的异同分析

商法和经济法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二者在强制性规范的适用上面自然也就存在着许多的相似之处, 比如都会对市场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 都会对主体做出一定的强行性要求, 都会对国家公权力有所涉及, 但商法和经济法的部门法属性和调整对象的不同也就决定了强制性规范在两者的适用上依然存在着主体、内容和客体等许多方面的不同。

1. 适用主体上的不同

法律关系主体就是指法律关系的参加者, 即在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或组织。强制性规范在商法中的适用主体即为商主体, 也就是依照商法的规定具有商事权利能力和商事行为能力, 能够以自己的名义独立从事商行为, 在商事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个人和组织 (5) ;而与此相应强制性规范在经济法中的适用主体则是经济法律关系主体, 一般包括经济管理主体和经济活动主体, 前者主要是指依法成立的国家机关, 后者则是指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组织和个人 (6) 。比较可见, 强制性规范在商法中的适用主体往往都只是平等地位的市场活动参与者, 很少会涉及到国家机关;而在经济法中其适用主体既有地位平等的市场活动参与者, 也有发挥市场监管作用的国家机关, 两者之间往往还是一种隶属和服从的关系, 而且, 商法的强制性规范主要调整的就是地位平等的市场活动的参与者以保障私人自由, 而经济法的强制性规范更多的是针对经济管理主体而言, 以限制公权力的过度扩张。

2. 适用客体上的不同

就适用的客体而言, 强制性规范在商法中的适用客体就是通常所说的商行为, 也就是指以营利性营业作为行为目的而从事的行为, 强制性规范对商行为进行法律控制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直接控制, 即强制性规范直接规定商行为的有效性标准, 对商行为作出效力性评价, 另一种是间接控制, 主要表现为对超出法律规定的意思表示所限定范围的商行为作出无效评价 (7) , 通过这两种方式强制性规范实现了对商行为的强行法的控制, 能最大限度的保障当事人的自由。

而反观经济法则与此不同, 强制性规范的适用客体一般认为是经济法律关系客体, 包括行为、物、智力成果和经济信息等,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物和行为。对物而言主要是通过对物的流通作出限制性规定来实现;对行为而言, 经济法律关系客体的行为分为管理行为和给付行为 (8) , 前者是针对国家机关而言, 通常是指制定规章、决策、执行、命令、组织协调、监督、处罚等行为, 后者则是对市场主体而言, 即普通的市场经营行为, 鉴于经济法的公法属性强制性规范所主要针对的也就是管理行为, 采用的手段就是对管理行为作出严格的程序性要求, 违反此种程序作出的管理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

3. 调整内容上的不同

商法的强制性规范的调整内容具体而言也就是商事权利和商事义务, 商事权利具体而言包括商号专用权、雇工权和以自己名义从事商事活动, 缔结和签署契约, 起诉和应诉的权利, 商事义务包括合法经营义务、诚信经营义务和公序良俗义务等 (9) 。经济法的强制性规范在调整内容上则会因为主体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就国家机关而言主要表现为经济职权和经济职责, 就市场主体而言则主要是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 而国家机关的经济职权和职责和市场主体的经济权利和义务是相对应的 (10) 。强制性规范在商法和经济法的调整内容上的具体区别表现为:首先, 强制性规范在调整商法时兼顾商事权利和商事义务, 对权利和义务都有着同等重视以便能够更好地保障商主体的商事自由, 而在调整经济法的时候更多的是针对国家机关的经济职责和市场主体的经济义务, 对义务有着明显的倾向, 这也是由经济法的公法属性和其对市场秩序的必然维护所决定的;其次, 强制性规范所调整的商事权利和商事义务是针对同一个商事主体而言, 在享有商事权利的同时商主体也必然要承担相应的商事义务, 也就是说强制性规范是把商事权利和商事义务统一到了同一个商主体之上的, 而经济法的强制性规范在调整内容上却并不是这样, 国家机关的经济职权对应的是市场主体的经济义务, 而经济职责对应的则是市场主体的经济权利, 这是一种两个主体之间的交叉关系, 这是因为与国家机关的监督管理作用所对应的就是市场主体的服从, 而国家机关的公权限制就是不得侵害市场主体合法的经济权利, 这也是正常的市场秩序所必需的。

另外, 鉴于商法和经济法的部门法属性不同, 强制性规范在二者的比例也不一样。商法的私法属性决定了强制性规范的适用比例低于任意性规范, 商法规范仍是以任意性规范为主, 以能够充分的保障当事人的自由;而经济法的公法属性决定了强制性规范的大量适用, 强制性规范是经济法中被最多使用的规范, 这样才能实现对公权力的合理限制保障市场经济秩序的正常有序。

三、强制性规范在商法和经济法中的适用反思

商法以市民社会和商品经济为依托, 体现的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 商法的本质就在于自治, 商法规范也是侧重于商事权利和商事义务的对等。但是在现实经济活动中, 由于商主体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往往会出现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有时候这种行为会危及到他人甚至是国家的利益。正是基于这种盲目保护私人利益而带来的负面效应, 才需要公权力的介入, 也才使得商法中出现了强制性规范, 这也主要是为了保护商事交易的安全与便捷, 同时兼顾商事交易主体、善意第三人、国家和社会的利益k。但是商法本质上毕竟属于私法, 即便商法中的强制性规范确确实实的存在, 但是其不能够对当事人的交易自由造成过多的限制, 也必须要对商事惯例给予充分的尊重, 而且此种强制性规范在商法中应该被限定在必要的范围之内, 在具体的内容规定上应该多注重程序控制少关注内容控制, 以保障当事人对交易内容的最大限度的决定权, 实现商法的理性化发展l。

经济法以社会利益至上作为其最基本的价值追求, 同时兼顾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具体而言, 其最终的价值取向可以类型化为:保障市场机制的有效行使, 克服市场机制的缺陷, 实现政府干预的安全性、合理性和有效性m, 为了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强制性规范才得以大量存在。但是缘于经济关系的复杂性, 立法者无法对经济现象与经济行为做出准确的预测因而不可能预设全部经济法律关系, 并且法律对整体经济关系调整目标的实现具有阶段性, 即现行法律只能实现某一阶段的法律目标, 因而法律只能实行有限的强制, 并需要通过法律上的倡导以期人们自觉按立法者的意图行事n, 因此, 经济法中非强制性规范与例外规定大量增加也是现实的真正需要。另外, 除了强制性规范的硬性规定, 经济法还需要一定的软法来进行协调, 这些软法主要包括公共政策, 民间规则, 专业标准和交易习惯, 软法既可以适用于公共管理上, 也可以适用于私人治理之上o, 作为对强制性规范的补充, 软法理所应当得到同等重要的使用。

摘要：强制性规范普遍存在于各个部门法之中, 它是对主体要求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强制性适用的规则, 因为所处部门法的不同强制性规范也会随即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异同。就商法和经济法而言, 由于调整对象上的商事法律关系和经济法律关系的不同, 强制性规范在适用的主体、客体、内容等方面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同之处, 本文即从强制性规范的调整对象入手, 试图简要分析二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