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的价值理念（共9篇）
商法的价值理念 篇1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深入, 商法作为调整市场经济关系中商事主体及商事活动的基本法律部门, 也随之深入人心。商法之所以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备受关注, 归根结底是由商法的基本价值所决定的。而商法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能适应各种不同的社会体制以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 其内在核心动力也是建立在商法的基本价值之上。本文以商法的主要价值理念为探讨对象, 试对商法的价值加以分析和思考。
一、商法的价值概念
商法的价值概括了商法的目的和宗旨, 体现着商法精神, 决定了商法的独立地位, 我们有必要从法的价值理念上进行深一步的理解。所谓价值是指客体能够满足主体的需要, 同价值的概念一样, 法的价值也体现了一种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法的价值表明了法律对人们而言所拥有的正面意义, 它体现其属性中为人们所重视、珍惜的部分。法的价值既包括对实然法的认识, 更包括对应然法的追求。从表面上概括:第一, 法作为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和机制, 它将保护和促进哪些价值;第二, 法对其本身的存在与发展具有哪些价值因素;第三, 在不同类的价值之间产生冲突与矛盾时, 法以何种价值取向与具体的评判标准来对其进行调节。学者卓泽渊认为, 法的价值是法律作为客体对主体人的意义, 是法律对于人的需要和满足。
因此, 作为商法的价值, 无疑在其发展与成熟的过程中也具备以上三个不同层次的含义。自由、平等、正义、秩序、安全、效率、在商法的精神与价值中, 均得到了实然和应然的效果。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 商法应该具有一种法律共性同时作为一种私法具备的特殊性。在本人认为商法的价值理所应当具有公平与正义的最基本的价值追求, 但同时作为私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私法的最为核心的价值就是自由价值, 所以商法对自由价值的追求也不逊于其它私法。下面探究下商法的主要价值理念。
二、商法的价值
1. 自由价值
自由, 从字面上讲就是自己做主, 不受限制和拘束。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也称:“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自由, 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和限制自由, 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庞德说, 法律在本质上不是力量而是对力量的限制。商法中的自由包括财产自由、缔约自由、经营自由、联合自由[3]。商法本质上是私法, 其调整对象是私法世界中的经济关系, 商法是由商人自治法发展而来的, 必然以尊重商事主体的意思自治, 契约自由为基础。
自由价值主要是指商事交易基于双方的意思即可成立, 通过互相之间的契约即可达成。由此自由实现了简洁迅捷, 排除了繁琐的程序和方式, 节约了谈判的不必要的成本。法哲学上对于自由的理解认为:自由并不是人性, 而应当有所限制。自由价值作为商法从习惯法走向成文法中的历史过程的价值, 充分体现了商人追求独立地位的心声和渴望, 并展开了长期的斗争。
商法虽源于古罗马时代的商事规约, 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意义上的近代商法却始于中世纪欧洲地中海沿岸自治城市的商人法, 正式确立于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在我们眼里早期的西方国家文化并不比我国的历史灿烂文化差多少, 尤其在法学研究和考证上更为突出。早期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 剩余产品的不断溢出, 人们的需求不断增大, 商人作为联接供应和求的生命线就这样产生。在我国古代有以部落称为“商”, 他们善于从事物品倒卖, 后来他们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 即商王朝, 从此“商人”作为一种职业在我国历史上开始使用。然而商人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 传统的治理国家的方针就是重农抑商, 主要表现在:商人地位低贱、农民依附于自身土地, 从事商业的人口无法增长、征收商人交易重税, 商事主体在低度自由的情况下无法从事自由化的商行为, 所以在我国古代商业并没有像西方发展的那样迅速。近代, 随着外国殖民者的入侵, 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国门一次次被巨炮打开, 签下不平等条约, 外国资本不断流入, 国内商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商业的发展虽然有了一定的自由但其发展跟其社会发展一样是畸形的, 主要受到外国殖民者的强权势力的压制, 外国商人们低买高售的现象比比皆是。改革开放的到来给国内商业带来了希望, 自由化的商业活动商事条款日趋完善, 商业市场的不断增多, 商业银行的剧增, 为商业提供了自由的场所和自由资金。
在商法中对自由价值的追求主要表现在交易自由。各国商事合同法都规定了当事人有是否缔约合同的自由、何种方式缔结合同的自由、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公司法规定了公司章程的任意记载事项;票据法规定了票据的任意记载事项;保险法规定保险标的的价值约定;海商法关于海上保险的委付等, 都允许当事人自由约定。
总而言之, 商事行为的自由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到商业的发展。然而自由并不是完全自由, 它应该是在国家总的法律制度下自由, 使得人们能够按照自身意愿从事商事行为追求更大的利益。
2. 正义价值
从道德行为上讲, 正义的定义是指人们呢为了战胜当前邪恶, 最终是为了维护人类和谐幸福的道德行为:从法律层面上来看, 正义是人类社会普遍认为的崇高的价值, 是指具有公正性、合理性的观点、行为、活动、思想和制度等。正义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不同的社会, 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正义观。衡量正义的客观标准是这种正义的观点、行为、思想是否促进社会的进步、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否满足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需要。正义的最低内容是:正义要求分配社会利益和承担社会义务不是任意的, 要遵循一定的规范和标准;正义的普遍性是要求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平等、或是两者的均等、或是按照人的贡献平等、或按身份平等分配社会利益和义务, 并且分配社会利益和义务者要保持一定的中立。
柏拉图认为:各尽其职就是正义;乌尔比安认为:正义就是给每个人应有权利的稳定和永恒的意义;凯尔森认为:正义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在我们的概念中, 正义即公平、公正。正义是法源之一, 更是法的追求与归宿。当然也许正义是一种合理的程序, 也许正义是一种平均的分配, 也许正义是一种在远古社会, 当交易是必须的时候、当利益冲突的两方势均力敌的时候, 人们凭经验得知与其相互多杀、屠杀、流血, 不如相互妥协对各自更有利的相互间的约定;正义可能是发至抑或合法性的标榜。
在商法中, 对正义价值的追求主要体现在商法原则上。例如诚实守信原则, 它要求商事主体在商事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 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诚实信用原则构成商事交易活动的道德基础, 具体表现在商事合同法上为:要求披露有关信息义务和忠实履行商事合同的义务, 禁止欺诈和背信行为。所以和谐, 值得信赖的交易行为关系的稳定存在, 依靠的就是商法的正义价值。
3. 平等价值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一条:在权利方面, 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第十七条: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 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 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私权利是神圣的, 在现代社会中, 商事主体在进行商事交易的活动中地位平等、意思自由, 任何一方不能基于自己在资金、技术、人力、社会关系上的优势地位强制或者胁迫另一方为其不愿为的行为[5]。例如实行商事交易自愿原则、不准强买强卖、明码标价制度、禁止上市公司虚假陈诉制度等。
4. 秩序价值
秩序的存在时人类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在人类前进的过程中, 由于时代和阶级背景的差别, 不用身份的人对于秩序的定义有所不同。在努力和封建社会, 人们大多都认为等级结构的社会形态是一种秩序。西方中世纪最权威的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将法分为四个等级, 即永恒法、自然法、神法和人定法, 其认为封建制度是不可侵犯的秩序。在我国, “贵贱有等, 长幼有序”的儒家“礼治”思想成为正统思想, “亲亲尊尊”、“礼有等差”的社会观念以深入人心。其后资产阶级革命中, 法国人最先举起了“自由、博爱、平等”的大旗, 使得秩序这一名词有了新一轮的定义。随着垄断出现, “社会本位”的秩序观登上历史舞台, 卢梭认为“理想的社会秩序应以契约形式来建立”, 庞德认为“秩序的标志就是在人的‘合作本能’与‘利己本能’之间建立并保持均衡的状态”。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 商法秩序价值的本质在于商品交易市场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商法作为商事主体商事交易活动提供正确的信息来源, 科学的预见并有效规避风险尽量避免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 从而减少交易成本维护市场的稳定性。所以, 商法对商事交易秩序维护时, 是通过建立相应的规则和制度、减少和防范交易风险、降低商事交易的不确定性和增加合理预期来实现的[7]。
商法, 作为调整商事交易关系的基本法, 无疑应把维护商事交易所需要的秩序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 但是商法对商事交易秩序的维护有异于国家的干预行为。为强化商事主体, 商法主要设立了以下规则: (1) 商事主体的准则设立。法律明确商事主体成立的法定条件, 只有具备商事主体成立的法定条件者, 方可申请设立登记。 (2) 商事主体财产的维护规则。为维护交易秩序, 规则要求:作为最重要的商事主体—公司注册资本要达法定的最低额;公司要坚持资本确定、资本不变和资本维持原则。 (3) 商事主体的风险回避和风险分散规则。主要包括:严格上市主体设立的条件, 加重商事主体的稳定性, 减少交易风险;限定解散的原因, 避免和防止商事主体的随意解散;设置公司重整制度;设置股份公司制度;确立股东的有限责任;建立保险制度等。
5. 效率价值
效率在我们的生活中, 常言之经济效益、办事效益、生产效益、学习效率等。所有这些词无外乎体现了一种经济学上的观念:以较小的成本生产出等量的产品, 抑或以相同的成本获得较多的产品。伦理学家们常常将效率视为功利, 而经济学家们却说此乃“以价值极大化的方式配置和使用资源”。而在法律的视野中, 效率被解释为通过对某些行为的规则, 限制一些自由, 从而扩大更大的自由, 使法律关系和法律行为流转快速化, 以实现最大价值的目标追求。当然, 效率固然重要, 但法律之价值同时也在于维持一种安全的态势。商人的营利目的驱使交易的迅捷和灵活, 以降低交易成本、增进交易机会, 这是由商的本质所决定的。商法应当顺应商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要求, 对交易的迅捷、灵活作出回应。商法所设立的促进交易迅捷、灵活性措施包括:
(1) 定型化契约。商事主体营利性活动的反复性、持续性和计划性导致了定型化契约的出现。这类契约的特征在于:契约的内容完全以一方当事人预先拟定, 留给交易对方的权利只是“接受与否”而已, 例如现在的格式合同。在传统私法上, 当事人之间的契约是具有相当法律效力的, 但由于定型化契约排除了协商这一订约的基础, 违背了契约自由的原则, 因而传统私法一般否定将这类契约视为法源。然而在商事活动中, 对于普遍以定型化契约进行交易的企业, 契约依照标准条款的做法被认为是一种习惯法或事实上存在的商事习惯, 因此立法者能从这里来寻求定型化契约具有约束力的根据。虽然定型化契约存在一定的弊端, 但在商法中可以通过规定强行法规则, 以契约解释方法来克服定型化契约的种种不利因素。
(2) 权利证券化。权利是以抽象的价值形态存在的财产, 虽能转让但不便流通, 如促进权利的流通或者迅速转让, 就必须使之达到在交易上能迅速辨认的程度。易言之, 权利须以某种载体表现出来, 这种载体就是证券。在英美判例法上, 将这种不以物质形态存在而以价值形态存在的、可以由法院强制执行的财产, 称为“权利财产”。商法上, 权利的证券化几乎涉及了交易的所有环节, 如公司股票、公司债券、提单、仓单、票据等, 这些以证券表彰的权利, 借以背书或交付制度, 可以适应大量的交易及迅速的、灵活的交易, 而且商法依不同性质分别赋予证券的物权、债权或社员权的效力, 并设立了证券交易、票据交换等制度, 促进证券的迅速流通。
(3) 创设短期时效制度。各国商法为达到商事主体及时了结交易、实现营利并保持不间断的营业, 确立了短期时效制度, 在票据、运输、海商等消灭时效制度中均采取不同于民法上时效期间的短期时效。商法的短期时效制度旨在推动商事纠纷的迅速解决, 它以牺牲债权人的时效利益为代价换取了交易的社会效益, 由此体现现代商事法的价值取向。
6. 安全价值
交易的迅捷是建立在交易安全的基础上的, 商法为满足交易安全提供必要的手段, 与促进交易迅捷在功能上相得益彰。
首先, 商法贯穿了与民法不同的安全理念:在民法上, 强调权利的实质, 并采取“意思主义”, 强调意思表示应符合真意;而商法则注意权利的外观, 采取“外观主义”, 以保护信赖利益。商法的这种理念渗透于各项商事法律命题之中, 具有普遍意义;民法上对于意思主义的例外只存在于个别法律命题中, 不具有普通意义。如在各国商法上, 关于不实登记的责任、商号借用的责任、表见经理人、表见合伙人、表见代表董事的责任、票据的文义性、要式性与无因性、背书连续的权利证明效力等规定, 都是采取权利外观主义的结果。
其次, 商法确立了保障交易安全的制度。如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等事项的登记制度、商业帐簿制度、证券信息公开制度、破产制度、保险制度以及严格责任制度等。
另外, 在个别问题上对民法作出变更, 以保障交易安全。如存在于大陆法系国家商法中的特别留置权即是。民法上的留置权以债权与留置物之间实质上具有牵连关系为必要, 但商法上的留置权并不强调被担保债权与留置物的直接关联性, 债权人因商行为而占有的债务人的财产, 留置权易于成立。又如自罗马法以来的民法都不承认流质条款的效力, 但商法上则不尽然,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就承认商事流质条款的效力等等。
商法作为一个营利性、技术性、操作性较强的法律部门, 其核心价值体现为保障商事交易安全和促进交易效率。但是, 自古以来, 法学者们对于交易安全与交易效率、实质公平与程序公平谁更优先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这是因为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的产生出来各种不安全的因素, 因为效率与公平往往处于深沉的张力之中, 没有效率的安全是无价值的, 没有安全的效率也将时刻使法益处于危险的状态之中。安全与效率价值是商法的灵魂, 是其存在之基石, 是推动其发展的内在原动力。可以说, 安全与效率对商法来说完全是一种纯自然价值的体现, 没有安全与效率就没有商法。
三、商法价值的冲突与解决
由于事物属性的复杂性和人们需求的多样性, 也就决定了价值的多元性和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解决法的价值冲突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则:
1.价值位阶原则。是指在不同位阶的法的价值发生冲突时, 在先的价值优于在后的价值。
2.个案平衡原则。这是指在处于同一位阶的法的价值之间发生冲突时, 必须综合考虑主体之间的特定情形、需求和利益, 以便个案的解决能够适当兼顾双方的利益。
3. 比例原则。指在保护较为优越的法价值或者一种法益时, 不能过分强化, 要有一定的限度。
自由和效率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一致的。市场经济的魅力在于商事主体能够在价值规律这双“无形手”的指导下自由的选择自己的商事行为, 并且能够通过自由竞争促进国家经济的繁荣。当然, 自由并不是绝对的, 当商事主体滥用了联合自由的时候就容易形成垄断, 但这种价值冲突并不难解决, 无论是从自由考虑还是从效率优先的原则出发都能很好的解决。
正义、平等和效率有时也会出现冲突的情况, 但是既然商法已经将交易效率作为最优先的考虑的价值取向, 所以在其制度上已经对效率有所倾斜了, 例如有限责任制度, 当然这种倾斜要遵守比例原则, 所以法律同时设计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债权人代位权和撤销权等制度来缓和这种矛盾。
商法价值冲突中最为常见的就是安全和效率的冲突。比如一味增加交易安全, 难免会以增加审批、限制交易人资格的方式牺牲交易效率, 相反如果一味追求效率, 不设任何的交易条件, 就会降低交易安全程度。我们可以根据法的价值冲突解决原则对两者冲突加以分析如下:
首先, 根据价值位阶原则考虑, 我们优先考虑的价值是效率。商人追求利益最大化, 必须依靠交易效率价值的实现, 而交易安全价值只是交易效率的保障, 并且它往往被正义、公平等现代法律中必备的高位价值所吸收, 唯有效率才能体现商法根本特性的价值, 因而成为商法中最优位的价值。
其次, 具体分析商法中两类不同的规范:商主体规范和商行为规范, 对于具体的商事制度给出具体的对策。一般而言, 商主体规范更加侧重于交易安全, 商行为规范侧重于交易效率。就我国的立法现实来看, 商主体规范过分强调了交易安全的价值, 因此在注重交易安全的商事组织法领域, 同时要对商事主体“松绑”, 方便其设立和运营, 提高效率;在商行为规范中, 同样过分强调交易安全。总的来说, 两种商法规范都要进一步加强交易效率价值的侧重。但也要看到, 商主体法, 如公司法、商业银行法、保险业法应该注重对交易安全的考虑, 而票据法、合同法等商行为法则应该加强交易的效率。
最后, 兼顾多种利益主体, 构建和谐的商法价值体系。安全和效率之间的冲突在很多场合体现为商事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利益失衡, 比如, 有限责任制度本身偏向交易效率的价值。从利益主体的角度考虑, 有限责任制度更有利于投资人规避风险、赚取利润, 然而对债权人则有失公平, 因此法律通过设立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对公司股东滥用公司人格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进行惩罚, 从而协调了公司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同时也兼顾了交易安全。总之缺乏安全的效率不是长期更不是稳定的效率, 对于多种利益主体、多样化的价值取向, 法律应该在尽可能的范围内进行协调, 构建和谐的价值体系, 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利益。
摘要：商法的价值理念以法的价值理论为依据, 包括正义、自由、平等、秩序、安全等, 价值是表示事物的属性和人的需要的关系的概念, 由于事物属性的复杂性和人的需要的多样性, 也就决定了价值的多元性和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解决法的价值的冲突主要有三个原则:价值位阶原则、个案平衡原则、比例原则。明确效率价值是商法的核心价值具体根据商主体规范和商行为规范的不同对其价值取向予以侧重, 兼顾多种利益主体, 构建和谐的商法价值体系。
关键词：商法,价值,自由,效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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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的价值理念 篇2
觉得商法价值也好，商法理念也好，商法精神也好，都没有多大差距。查了一下最基本的意思，精神一般指生物体脑组织所释放的一种暗能量，哲学意思是过去事和物的记录及记录的重演。理念是一种思想，说的是表象或客观事物在人脑里面留下概括的印象。价值除去其他非相关含义主要指的是有作用，包括积极的或是消极的。在这里运用商法价值并不是否定了其他的用词，纯属是想从能动的角度谈论商法功能层面的意义所在，在这里应该是有一些面向未来的暗含。商法精神和理念是在过去或是现实表象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对现在商法领域的架构的一种内化支撑，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有他的存在理由，无需多言。在这里要说的是商法在未来是否需要价值更新，这种更新的紧迫性何在？
二、直面问题——效率优先的商法价值的隐忧
（一）轻易地误读
当提到效率的时候就会轻易地想起以最小的成本换来最大的产出，但是这种效率追求并不会使得社会状况变好，因为强调成本产出的时候，人们更加倾向于把目光放到产出与成本之 间的差值上，那么效率的高低并不一定就产生了交易所想要的收益结果，可能只会说明商主体以怎样凶残的方式对社会大众进行着剥削，因为差值的大小与产出与投入的绝对值并无关系。
（二）潜在的忧虑
在商法上其实强调的效率更多的是商事交易活动简便迅捷，商法为商事交易活动提供定型化设计，为的是商事交易活动简单快速，然后就是节省成本，实现商主体的营利性本质特征，效率的归属也在于保证营利这一商法本质特征，这样看起来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基于这种理解也不得不产生种忧患，商法追求的效率并不会产生一种善意，也不能保证商主体的营利性产生一种延续性营利。保证商事交换活动的快捷立意前提就是有交换活动可以进行，那么要是商法不能催生一种让商事主体提供新兴产能的能力，那么简便交易也是形同虚设，或者说要是一种交换活动本来就是劣等淘汰产业，那么使得产业交换活动得以更高效率的促成也就是助纣为虐了，这样的效率只会侵占掉优势产业可以利用的资源。
那么要把效率概念引向效益的角度是不是会好很多，也就是说，商法坚持的效率价值要体现人们在交易的迅捷的同时也就是产出上升时候不会有人因此而状况变遭。那么状况变遭的标准要怎么评价呢？要是变遭的评价也视为一种成本的话，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所考虑的效率不仅仅要考虑因为一种产出而投入的成本，而还要考虑为了这种产出所要付出的其他的代价，那也就是潜在的成本，这个潜在成本的意思是其他人状况变遭所要预防的潜在危险。那么首先要考虑的是这种潜在成本是不是可预见的，意思是潜在成本是事先可以认识的还是事后突发的，事后突发的诸如自然灾害和意外事件不需要考虑了，因为有风险风散规则比如保险制度来预防，同时要商家承担这种完全意料之外的事件导致的损失确实强人所难。那么要是实现可以认识的潜在风险成本呢？比如要开一家餐馆，在一家可商业用的居民楼内，而事实上该餐馆有卫生上的问题，同时也导致了周围一定程度的污染，那么商家的卫生问题就是潜在的风险成本，就像一颗随时会爆炸的炸弹，一旦出问题商家和消费者都会承担毁灭性责任。但是要是以营利性为前提，一种对效率的痴迷为前提来保障商法的运行，在风险没有爆发的时候，这种潜在危险就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消费者为得到商家的产品已经支付了让其可以为继甚至让其可以膨胀的对价，然而却让其承担额外的风险，这是丧尽天良的选择。但是一旦东窗事发，两者都要承担责任，商家以商誉和经济利益为代价，消费者以生命为代价，所以这种代价之间差距未免太大。但是有一点前提还是要质疑的，那就是商家真的会为其交易对象承担毁灭性责任么？这些姑且就算不重要了，现在重点是每个人不能因为所谓的发展而使得状况变坏，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这种风险就不应该存在，那么怎么预防就会摆在我们的眼前了。
（三）延伸的毁灭性
在这里要说的是，一味地强调效率以及其追求的营利性不能激发优势产能，也不能造就一种持续性营利，要是商法主要的参与者因为商法的理念而得到不经意的悲惨的削弱，那么商法的价值就完全失去了。针对上面提到的情况，一般来讲，政府难辞其咎，政府需要为此设立预防，那就来强调下政府的作用吧。一般来说，善良的人们要是遇到上面所说的潜在危险爆发事件，一般来说就要开始反思政府管控是否严格，政府是否有所作为，所以在此就会建立许多风险防范机制，也就是安全机制，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说，安全本来也是对营利性的良好保证。但是这种善意的出发点是否就会收到善良的回馈呢？也就是说政府参与是否就会是的状况变好？政府一般来说要参与监管笼统的说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事前准入管控，事中过程监督以及事后结果评价，这也使得商法明显出现公私合一性质的原由。
事后结果评价在这里先不谈，事前准入控制是可以很容易实现的，但是要做出事前准入的标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准入控制立意就在先前提到的风险的防范，最终实现一种效益。准入控制就算能够指定一种可以明晰的标准，那么还是能够轻易的知道进入者与未进入者之间并没有竞争可能性，而要是以效率為前提的话就要避免资源浪费，那么重复性设立行为就最好抑制，这种抑制使得在这里进入者是一个有限的维度，而未进入者是一个无限的维度，而要是因为进入就可以获得一种优势的话，那么可以为之进入的标准本身就是一种获得优势的资源，而要是标准足够明晰的话，那么把控标准的人就是一个可以努力的对象了。而要是法制的努力最终是把重点放在执行标准的那个人是否是善良上面的话，法制本身就是一层面纱而已。对于过程监督也好不到哪里去，要是把重点都放在政府作为上，无疑是希望政府官员们都拿个小板凳坐到企业中去更加细致的监督，但是当监督主体而且是可以决定生死的监督主体为少数的时候，那么这种监督是否有效就值得质疑了，因为监督对象倾向于认为搞定少数监督主体是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加之监督主体的威慑力因为居于高位而可以有所震慑，但是要是朝夕相处结果就会把监督转化为一种博弈式的运作。这样对于政府来说问题又何在呢？那就是政府事实上为企业作了一个担保，那就是既然政府在先前行为和过程行为中施加了较强的作用力，那么这种商主体的行为就是政府的一种默认，那可不可以由此说商主体的恶性行为也是政府默认的，人们总是认识局限的，两件事情要是先后发生总会习惯性的认为他们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就算是政府尽到了最大努力也会因为商主体不当行为以及政府事中和事前参与行为而吃哑巴亏。要是以这样的恶性循环走下去的话，严格的管制只会导致管制者自己累累伤痕。
三、解决思路
（一）回归基本面
在上面讲到了商事交易活动以效率为导向追求营利本质的隐忧以及针对隐忧所做出的努力所带来的恶性循环式的损害。所以在这里要讲的是商事交易活动的最初形态所要达成目的。人类最初的交易活动产生于行业分工，而这种行业分工事实上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这个意思是把最初行业分为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是一件很粗枝大叶的事情，其实农业内部本身就可以分出很多门类，但不管怎样理解重要的要点在于运用行业分工的思想引出了一个关于交换的目的，那就是运用交换得到我们所缺少的。那么在最初的部落交换中，人们并没有营利性动机，因为此时的交易对象并不是以交易为目的的商品，只能称为一种物品，那么得到我们所缺少的并不是赚取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差价，而是得到我们所缺少的由此可以使得我们可以达到一种自足的状态，最初的自足是一种生存的自足，这里的要义就在于要是把商家和购买者放到如最初交易状态下交易的双方的时候，那么交易倾向于使得自己可以维持，而营利性特征只是持续维持的种手段，那么古代时候对商道的崇尚，也是期望建立一种商誉的前提下对自己交易的可信度和交易物上一层保险。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这层保险由商家转移到了政府身上，而原因就在于商事交易活动违背了其最初追求的单纯性，因为市场化偏向将商事活动与民事活动区分开来，企图寻找属于自己可以独立的特色，但是要是这种追寻本身违背了最初的优秀傾向追求，那么无疑这种生硬的独立思维无疑就成为了背叛。
（二）最初的追寻
民商法的目的价值浅析 篇3
关键词：民商法；目的；价值
1引言
民商法存在和立足的根本在于市民社会，为市民社会服务是民商法的根本目的也是最终目的。其中民商法的主要作用在于维护市民的利益，其核心内容是维护市民的私人利益。民商法所存在和立足的最根本因素在于尊重和维护人的尊严，民商法的最终宗旨是“人和人的尊严是整个法律秩序的最高原则”。随着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法律意识也不断增强，在商业化社会中，民商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民商法在社会主义市场调节市场经济的关系中具有重要意义。
2民商法的概述
2.1民商法的内容
民商法包括了民法和商法，其中民法有包括了物权法、债权法、合同法、著作权法、人身权法和婚姻法等。商法主要包括了企业法、票据法、破产法、保险法和海商法等。其中民法属于基本法，商法属于特别法，民法所注重的形式是平等，效率则是商法的主要形式，民法和商法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差异，但是民法和商法的目的价值取向具有一致性。
2.2民商法的重要性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市场经济中的贸易变得越来越复杂，要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理有序的发展，就需要有基本的市场经济贸易准则，这个社会准则主要就是民商法。民商法为买方和卖方提供了一个公平贸易的平台，维护了社会经济贸易中群体和个人的合法权利。市场经济的贸易必须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的优化和配置。
3民商法的宗旨
民商法属于司法，它要求民商法的调整对象必须自治，即任何市场贸易的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都按照主体的个人意志来决定。具体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多种情况下，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思对适用的法律进行排除；二是法律要追求当事人的法律责任时要通过当事人主动形式其使诉权得以实现。这是自由竞争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顺应了资产阶级的需求。而我国民商法的调整对象由国家在经济的管理与市场的调控中所产生的经济关系决定的，由国家确立市场的主体地位、对市场经济关系进行规范。因此，民商法的宗旨之一是实现经济贸易关系中主体之间的公平调节。
法律的最根本价值在于维护和实现社会的正义，民商法也一样，在任何市场任何主体的保护中所给与的保护力度是相同的，它在赋予每个经济主体相同的权利的同时，也对每个主体设置了相同的义务，除了对未成年人及精神病人实现以行为能力制度和监护制度的最低保护之外，不对任何主体实行人格的识别。民商法所强调的是实现内部的市场机制，从而使得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保证市场主体能够自觉地遵守市场规则，推动和促进市场的竞争，提高市场经济的效率。
4民商法的目的价值的主体
4.1民事主体的平等价值
区别公法与私法之间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主体平等。主体平等尊重和保护了财产所有权，保证了贸易的顺利进行和贸易的自愿原则与安全，这体现了平等权是民事主体的最基本的权利的地位。在法律主体平等的基础上，产生了思想的自治和平等等其他民事主体的权利。另外，自由主体平等则产生了平等权利、平等义务和平等责任等形式。
民商法是通过简单的商品交换中对经济关系进行调整而产生的，它是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实市场经济贸易的平等的情况下产生的。民事主体的平等主要通过物权制度和债权制度表现出来，物权制度的侧重点在于保障物品所有者对物品的绝对排他及占有，物权制度下物品所有者对物品拥有充分的处理权；债权制度主要的侧重点是不同物品所有者之间实现物品自由、平等的进行转换和流动。民事主体的平等充分尊重了物品贸易双方之间的平等地位，为意思自治和协商自由提供了保障。
4.2自由价值
在法律的范畴之内，自由是指主体依照自己的意志行动，不受他人意志的干涉和约束。一方面，自由是人的本性使然和本能需求；另一方面自由推动社会进步，这就使得自由成为了法律的最重要价值。在人的本性和本能需求方面，人的私利性，基因组成了人的肉体，基因的本能活动是利用和摄取必要的物质以维持基因自身的生存，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进化是通过基因之间相互竞争而实现的。新的知识和新的行为方式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体现，而要出现新的知识和行为，就需要人类自由的尝试新的方法，对新的事物进行自由研究，只有不断的创新，才能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
在民法中，对主体的权益进行确认和保护是民法自由的体现之一，另一体现是主体实现意思自治，所谓意思自治，指的是市场经济主体根据自己的意志实现自我约束、自我负责的法律的产生、变更和消亡。法律行为制度是实现意思自治的保障。
4.3合理的秩序价值
合理秩序与自由的关系和平等与自由的关系具有一致性，只有拥有相当的平等才能保证自由的实现。自由与秩序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自由的发挥促进了新的秩序的形成，秩序为自由的实现提供了保障。只有在自由的社会中，人类才能不断的尝试新的方法，对新的事物进行研究，实现事物的创新，新事物的出现能够给人们带来新的体验和规则。秩序主要通过事物发展和创新的规律和可预见性表现出来。在民法上，秩序通过公序、良俗和诚信等体现出来，因此，民法中的公序良俗等原则与维护自由的原则是同时产生的。
5结语
总之，要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合理、有序进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就要制定更加健全和完善的民商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保证为市场经济活动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全面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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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价值体系的研究 篇4
关键词：商法价值,自由价值,秩序价值,效益价值
价值是实现商法效益价值的外部环境，商法自由价值是成就商法效益价值的内在动力，而科学的商法价值体系是以效益价值为终极价值，自由、秩序及其他价值为工具价值的协调统一的有机系统。
1 商法的自由价值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称：“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自由, 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和限制自由, 而是在保护和扩大自由。”这表明了自由是法律的主要价值之一。法律所保证的自由, 是理性的自由，它对没有自主能力的人不赋予其某些权利能力, 而限制其一定的自由。
维护商业活动中的自由是商法的本性与价值追求。商法所维护的商事自由包括财产自由、缔约自由、经营自由与联合自由。商法的自由价值是商法对商事主体自由的确认与担保。商事自由是商法自产生以来就追求的价值目标。从11世纪商人法在地中海靠岸城市的兴起开始, 商事自由就是商法天生的价值追求。根据经济学的“经济人”理论, 商事活动中每个商人都有能力通过成本收益的比较，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只有在当商事主体能够进行自由商事活动时, 才会够实现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同时, 为防止商事主体片面追求自身利益而破坏了公共的利益, 商法领域不可避免的需要引入公权因素, 商法公法化趋向的存在并不影响商法的自由价值。真正的自由是不会排斥理性, 商法保障的自由也是理性的自由。
而自由价值和安全价值是一对具有对立性的价值目标，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的有效措施是寻求更高阶位的价值来调谐和界定。如前论述，理性的主体不是为了自由而自由行，追求效益最大化才是其根本目标;同样，商事主体认同受外在秩序的约束，也是实现效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的理性选择。
2 商法的秩序价值
为了交易行为的有效秩序, 商法确定原则为:干预主义原则，指国家运用其权力，对商事交易中的行为和关系进强制性的干预，以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这也是商法社会化、商法公法化的具体表现。该原则具体制度上包括:对商事主体资格的登记认定, 消费者利益保护, 反对不正当竞争，反商业垄断强制性规范；公示主义原则，是指商事主体对于自身的行为或交易对方之法律行为, 将有可能会涉第三人利益时, 必须经登记机关登记, 以便维护交易安全。秩序, 意在自然界与社会进程运转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历史证明了, 凡是在人类建立了政治或社会组织单位的地方, 他们都曾力图防止不可控制的混乱现象, 也曾试图确立某种适于生存的秩序形式。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 作为社会发展的阶段, 除了需要商事自由, 还需要商事秩序。从经济学角度来看, 商法秩序价值的本质在于:商品交易市场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 商法为商事主体的商事交易活动提供正确的信息来源, 科学预见并有效规避风险, 尽量避免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 从而减少交易成本维护市场交易的稳定性。这体现在具体的商事制度中主要是商事主体准则的设立及财产的维护制度、商事主体风险回避和风险分散制度。旨在保障交易行为安全的干预主义原则、外观主义原则、公示主义原则和严格责任主义原则等。
商法对商事交易秩序的维护是通过建立相应的规则和制度减少和防范交易风险、降低商事交易的不确定性和增加合理预期来实现的。为实现自己的秩序价值, 主要采用了强化商事主体原则、维护交易安全原则确保商事交易的可预见性。为强化商事主体, 商法主要设立如下规则:商事主体的准则，商事主体财产的维护规则，商事主体的风险回避和风险分散规则。
3 商法的效益价值
商法不仅以效益为价值优势，在为了实现效益价值在某种场合上会牺牲其他价值为代价，这体现了商法价值取向的第二层含义。最明显的是商法价值的二元性，即效率和安全的矛盾，这是因为对效率的追求不会产生出各种不安全的因素，因为效率与安全往往处于深沉的张力之中。虽然商法价值同时也在于维护一种安全，可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效益是商法的核心及首要价值,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效益”是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 即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好的效果, 或以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从法律的观点来看, 又可以理解为通过对某些行为的规制, 限制一些自由, 从而扩大更多的自由, 使法律关系和行为快速流转, 以实现最大价值的目标追求。商人是以从事营利性活动为目的经济人, 商事行为本质也就在于追逐利益, 只有在交易迅捷的条件下, 商事主体才能通过反复多次的交易而实现其营利目的。
商法的效益价值体现。商法对效益价值追求在商法制度中表现为:交易定型化，行为外观化和权利证券化等。
交易定型化。商事主体营利性活动的持续性和计划性，导致了定型化契约的出现。例如各种证件：股票、本票、汇票、支票等都使其定型化，便于使用;再如有价证券的转让，只需交付或背书方式即可。其特征在于，契约的内容完全由一方当事人预先拟定，而留给交易对方的权利只是“接受与否”而已。在商事活动中，对于普遍以定型化契约进行交易的企业，契约依照标准条款的做法被认为是一种习惯法或事实上存在的商事习惯，因此立法者可以从这里来寻求定型化契约具有约束力的根据。虽然定型化契约存在一定的弊端，但它确实在促进交易迅捷灵活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商法可以通过规定强行法规则以及契约解释方法来克服定型化契约带来的种种不利因素。
行为外观化。外观主义是指以交易当事人行为的外观为准而认定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在德国法中称为“外观法理”，在英美法系中称为“禁反言”。法律行为完成后，出于对交易安全的保护，原则上是不能撤消的。外观主义在票据上表现为对票据行为的解释，须遵循外观解释原则，只能在票据上记载的文字进行解释。又在公司法上，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视同公司的行为，即使法定代表人的行为超越了公司章程的授权，只要对方是真诚的，此行为也是有效的，即越权有效原则。
权利证券化。权利是以抽象的价值形式而存在的，只可转让，不便流通。如果想促进权利的流通或快速转让，就必须在交易上能迅速辨认。换句话说也就是权利须以某种载体表现出来，这种载体就是证券。商法上，权利的证券化几乎涉及了所有的交易环节，如公司股票、公司债券、提单、保险单、票据等。这些以证券表彰的权利，借以背书或交付制度，可以适应大量的交易及迅速的、灵活的交易，而且商法依不同性质分别赋予了证券的物权、债权或社员权的效力，并设立了证券交易、票据交换等制度，促进了证券的流通性。
4 结束语
我们要认识到商法的价值，认识到其存在的重要，在其价值的指引下制定切实有效的制度，商法作为调整商事交易关系的基本法, 应以效益价值为主体, 以自由价值和秩序价值为辅导, 确立一个价值理论体系, 并构建相应的法律制度, 为商事交易提供一个自由、安全和有效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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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法的价值取向探讨 篇5
关键词：民商法,价值取向,公平
民商法包括民法和商法, 其中民法又包括财产法和人身法, 而商法包括但不限于:企业法、保险法、票据法、破产法、证券法。由此定义和组成可以看出, 民商法实质上是在保障财产和人身两方面的公众主体的权益。所以它的价值取向将直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关联, 并在其中体现法律的公正性和威严性。本文就民商法的价值取向为议题进行讨论, 对于其价值取向的几个基本方面做出简单的联系总结。
一、民商法价值取向的相关含义及民商法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
价值取向是价值哲学所讨论的范畴, 是说主体在对于和自己相关的矛盾时基于自身的价值观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和态度, 也就是针对于具体的事件的一种价值取向。而法律和哲学不同, 它的价值取向多是指当主体的利益和其他个体或者集体之间的利益相矛盾时的协调作用。民商法是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的民法, 其中的价值取向自然就包括对于民法和商法上的价值具体的体现。
价值取向的存在强调的是法律的必然状态, 也就是良法。这种状态适合于法律制定者和遵守者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以保障他们的利益为前提, 和他们的最大利益相一致, 这就是法律效应所说的物质性和阶级性, 这对于社会向前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民法和商法属于两个部门法体系, 在它们的立法和司法程序上存在着很多的原则。这些原则在进行项目立法的时候都需要考虑进去, 这就是具体的法律规范, 不管是立法还是司法机构都必须遵守的原则。这些原则正是这一系列的法律所代表的价值取向, 从这些原则可以看出在民法上强调公平而商法强调自由交易。从这些原则上我们知道了作为享受阶层的立法者所带有的价值取向, 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所进行的鼓励交易和公平交易, 积极保障人为主体的生命财产安全的目的。
二、民法和商法在价值取向上的不同
民法和商法作为不同的部门法律, 在划分标准上也是存在着差异的。民法主要的职能是调整平等的主体之间的财产和利益之间的矛盾和身份关系。而商法是针对于自由的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关系, 即商事关系。虽然两者存在于不同的部门法体系中, 所以在价值取向上还是有很多不相同的地方的。
就公平这一方面而言, 其包含两层含义, 第一就是立法者和裁判者在关于民事立法和司法执行过程中应该维持的民事主体之间利益的和谐化。第二方面就是民事主体在针对于社会活动的进行要尽量以公平为前提, 这样的民事活动就会达到权益均衡。公平原则和其他的一系列原则相比可以说是民法的价值核心, 在实践中涉及的社会人事活动中多需要以公平性原则和其他的原则相结合来实行。但是在公平原则上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也需要注意的。经济上的公平是强调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份额之间的问题为主的, 而民法是以当事人的主观感觉为主, 是在一种较纯净的状态下, 与经济的公平原则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着差异。
商法主要强调办事的效率。但效率原则和其他的原则之间有冲突的时候, 要效率优先兼顾其他。在立法原则上的不同也正是它们在价值取向上的不同的具体体现, 即对于公平和效率的排序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中, 两者的不同地位也就体现出来了, 法律对于主体而言是以创造更好的条件来进行相关的活动, 而经济以追求效率最大化为主要的目标。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民商法的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个大环境就是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和政府的宏观调控而使的资源配置优化的这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商法自然就起到了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 规范市场主体的地位, 对于交易行为也有规范的调整, 这些主要体现在以下的几点:
(一) 对于平等和公平的保护
市场经济的主要参与者就是个体为单位的人民, 对于市场的活跃者, 首先要强调对于个体的公平和平等的保护, 充分发挥民法和商法的价值取向的职能, 一方面强调公平, 一方面强调效率。在平等基础上的效率才是最大的经济利益。并且对于社会个体的救济体制也需要完善, 这样就更能保障个体的公平和平等了。
(二) 强调兼顾与和谐
商法强调了效率同时也在倡导公平, 民法也是公平和其他的多项原则的结合, 这当中的主要的是一种相协调的和谐体系。价值都是在兼顾了其他的价值的基础上发挥作用的, 对于价值的重要与否可以对于它们的先后排序, 但是价值的兼顾最终达到和谐才是时代发展的具体需求。
四、结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民商法的价值取向会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而发展, 但是其中主要的价值取向就是保障主体的合法权益, 体现公平。在体现不同的价值取向的基础上也需要针对于这二者之间的促进发展相结合, 就反映民商法的具体价值取向的基本原则为前提, 为更好更快地促进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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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法的价值取向分析 篇6
民商法作为私法, 规定任何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在能够依照个人意志来决定行为, 并不受其他形式的意志强制。随着经济的发展, 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也引发了各种矛盾的产生。对民商法的本质来说, 是无法解决这些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国民经济矛盾所引发的这些问题的, 民商法强调个人平等, 对具体分配过程中特定交易日的非合理利益的否定来实现社会公平的维护, 无法将泛化的非特定的不公平的评价纳入其评价体系。立法最根本的价值是实现社会的正义。民商法给所有市场的主体都同等力度地保护, 给每个人赋予了同等的权利, 有同样的义务, 且不对人格进行识别。民商法强调市场机制地内部化, 能够充分的发挥市场主体能动性, 引导市场的主体可以自觉地遵守规则, 合理促进市场的竞争, 正当的追求经济的效率。民商法的调整, 给国家经济提供了发展的基础, 也会间接对商品经济的关系起到一些作用。民商法所展现出的, 是对社会个体的各种自由, 自治的权利提供保障, 保证社会主体的平等地位与协商自由, 使个体能够发挥其价值,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最终实现财富的不断累积, 人类的经济条件不断提高。民法和商法的统一性具体有以下几方面:
1、民商法在追求基本价值上有重合性。
在重合性上, 民法与商法有许多的共同点, 比如公平价值, 效益价值, 平等价值, 诚信价值, 合法价值等等。这都是因为民商法所调整的内容都是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 且都是对市场的运行进行法律确认。有相同的经济基础与经济实现的方式, 都是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整的基本法律制度, 也都属于市场经济地运行法。同时, 民法和商法具有相同地调整手段, 即尊重当事人的意愿的任意性法规, 有相同的制度观念, 符合市民的基本社会需求。
2、民商法在调整对象上, 有不可区分的特性。
民法与商法都是调整市场主体和活动的。由于市场经济是要依赖于商品经济存在的, 承认并实施商品经济的基本要求作为条件。人民的普遍商人化, 使得传统的商法定义的商人和阶层与民法规定的法人和自然人没有很大的区别。且随经济的快速发展, 商业智能与生产职能融合的日渐深入, 导致了立法上的民
事法律行为和商法中的行为没有显著的区别, 民法对商品经营的一般准则, 也可以使用在商业行为上。
3、目前我国现存的情况来看, 民法
就其理论研究本身或是法典化都有待更加深入的完善, 一些基本的观念也有待进一步弘扬。所以民商法的结合也有利于法律制度的完善和私权观念的构建。
4、我国的民法和商法有传统的, 深厚的思想意识的基础。
我国也曾在历史上探讨过民法和商法的统一和分立。到了我国改革开放以后, 民商法的统一再一次受到了国家的重视, 由此可见, 在历史的累积与沉淀下, 民法和商法的统一也有着其独特的合理性, 并且有着深厚的思想理论的基础。
二、民商法价值取向的差异
民法和商法在价值取向上, 存在统一性, 也会具有一定的差异性。首先民法和商法就是两个不同地部门, 所以其调整的对象与调整的内容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其产生的基础也有差异, 这种差异性是区分民法和商法的重要参考。民法和商法的价值取向存在不同点, 会影响法律立法追求的目的, 所以, 对不同的司法部门进行合理划分是十分必要的。
民法与商法的价值取向所具有的最明显差异在于:民法的价值目标最基本地价值取向就是公平, 也就是说当公平原则和民法规定的其他一些基本原则产生冲突和矛盾时, 民法首先应选择公平原则, 即当需要处理公平原则和其他一些民法原则之间的关系时, 要公平原则优先, 同时兼顾到效益等其他问题。虽然公平原则是所有法律法规所追求的共同目标, 也在所有的法律部门中体现出来, 但是不同的法律法规对公平原则所看重的力度不尽相同, 也就是说, 公平原则在不同的法律部门之中有着不同的地位以及重要的程度。另外, 在现代社会中, 所有法律法规都会带有市场经济的影响, 会体现效益的要求, 所以现代的民法也要根据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变化而跟着调整民法的作用内容, 会加入一些有关效益的法规, 尽管如此, 也不会因此动摇民法中公平原则的地位, 没有公平就无法彻底落实民法以及民事制度。商法中, 其价值取向中最高原则是效益, 当处理效益和其他的法律原则相冲突时, 要以效益优先, 兼顾公平和其他的原则。由此可见, 民法与商法在公平和效益原则的地位关系上, 采取的是不相同的价值取向, 这就反映出了民商法在立法上不同的价值追求, 同时反映出民商法在调整当下市场经济的各种关系时, 发挥不同的作用, 有着各自独特的价值。
三、结论
当国家经济发展迅速, 进而带来许多跟经济有关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时, 民法和商法就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填充, 发展, 完善都是为了保障社会经济的合理发展, 优化各种资源的利用, 促进各阶层对经济发展产生正面的有效的行为。我们说现今社会是法制社会, 是依法治国的理念下存在的和谐社会。所以人们所追求的和谐社会, 就是这样的一个法治社会。以法治作为依托, 建设一种秩序井然, 公平公正, 人民权利能够得到保障, 每
个人都可以安居乐业, 和睦相处的社会大家庭。坚持依法治国的理念, 也是和谐社会得以实现的基本保证。体现了一种高层次的政治文明, 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所以加强法治, 是实现社会制度保障, 确保社会稳定发展, 国家能够长治久安的根本。民商法的存在和发展, 也正是构建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法律意识也越来越深。所谓法治社会, 就是在保障人民利益的基础上, 重视司法调控, 促进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中, 民商法都是调整市场的经济关系必须的法律制度。更深入的了解和分析民法与商法的价值取向, 不仅是对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更是为了构建更加和谐的社会。
关键词：民法,商法,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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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的价值理念 篇7
一、民法公平优先原则的产生基础
(一) 经济基础———商品经济
民法是和商品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有商品经济就应当有法律, 就应当有调整商品经济的基本法律———民法。商品经济的存在必须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由于社会分工使每一个社会主体都不能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所有商品, 从而使商品交换成为必要。“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 占有别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二是由于财产分属于不同的人所有, 使每个人都能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产品, 而必须承认对方的财产所有权, 并进行等价劳动相交换。与此适应, 就产生了作为民法核心内容的所有权制度和合同制度。合同不过是将每天重复着的产品交换活动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的意志行为, 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 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见, 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 (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 法权关系, 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 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而商品经济又是“天生的平等派”, 它不承认任何特权, 只承认一个权威即竞争, 它要求一切经济关系的参加者在法律上都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这种平等的法律地位既是商品经营者进行公平行为的前提条件, 也是实现经营者自由意志的必要保障。
(二) 公平优先的理论基础———私权神圣和意思自治
民法属于典型的私法范畴, 私法不同于公法的最基本的一点在于私法特别注重对私人权利的保护。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 按照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观点, 市民社会是社会的一部分, 不同于国家且独立于国家。市民社会以政治权力和民事权利的完全分离, 以充分尊重个人的自由意志为主要内容。市民社会观念强调国家应严格限制自己的权力范围和权力界限, 强调应充分关注个体利益和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 以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 各国民法典中强调的个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契约自由, 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 均是以避免国家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在私法范围内, 政府的唯一作用就是承认私权并保障私权之实现, 所以应在国家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竭力排除政府参与。”
(三) 公平优先的主体基础———适用主体上的广泛性
与商法等其他法律制度相比, 民法的适用主体具有广泛性, 可以适用于一切社会大众, 是所有市民主体的基本权利保障法。因此, 民法就其基本属性而言, 应当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主体的最基本生存要求。而社会大众的最基本要求就是生命、财产、个人尊严和公平对待, 也就是说只有满足了社会主体的公平要求之后社会才能够和谐发展。“不患寡而患不均”、“等贵贱、均贫富”等思想或口号的提出, 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社会大众对公平的需要。
(四) 公平优先的规范基础———强烈的伦理性
从社会学角度观察, 法律条款无非包括伦理性条款和技术性条款两大类。与商法比较侧重于技术性规范不同, 民法规范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其原因在于, 民法规范为市场经济提供了一般规则, 这些一般规则是对整个市民社会及其经济基础的抽象和概括, 是人们理性思维的果, 一般较为稳定。换而言之, 民事活动本身就社会伦理生活的一部分, 具有强烈的社会趋同性, 而伦理规则是很难用精确的法律语言加以描述的。正是由于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及本身的性质所决定, 因此民法条款绝大多数属于伦理性条款, 即凭社会主体的简单伦理判断就可确定其行为性质, 并不需要当事人必须有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专业判断能力。而公平原则无疑是最具有伦理性的法律价值判断之一。正是基于民法规范的高度概括性和极强的伦理性, 由此才决定法律的适用必须以公平性的伦理原则和能够为所普遍接受的民事习惯为指导, 并依据各种事实关系与法律规定的内容进行对照, 然后对行为人的行为做出相应的价值判断。
二、商法效益优先原则的产生原因和产生基础
商法的效益优先不但有其具体表现, 而且还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原因, 具体说来这些原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 效益优先的经济原因———市场经济
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固定场所, 它既是商品生产的必然产物和实现商品价值的必要条件, 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伴生结果。对此, 列宁曾指出:“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 哪里就有市场。”所谓市场经济就是以市场机制调节社会资源的配置和调节市场行为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或经济运行模式。市场必须有一定的构成要素, 包括人的要素、物的要素和行为要素几个方面。其中, 人的要素即市场主体是纯粹的经济人。市场中的物的要素是货币资本, 货币资本不同于单纯的货币, 它具有强烈的逐利性趋向。马克思曾引用登宁勋爵的话形象地形容资本:“一旦有适当的利润, 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 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 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 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 它就敢犯任何罪行, 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对资本的拥有者资本家来说, “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 除了快快发财, 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 除了金钱的损失, 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值得注意的是, 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不同, 商品经济是与自然经济相对应的形态, 强调的是产品的交换属性, 要求生产者必须依赖于其他生产者而生存, 任何生产者都只能通过交换而获得他人的产品。商品经济的法律调整就产生了最初的民法, 产生了作为民法基本制度的所有权制度和合同制度。因此, 可以说有商品经济就应当有民法。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是计划经济, 主要强调的是一种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 即以市场机制调节社会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配置。主要是从经济运行方式或经济模式的层面上来进行定义的。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有重合的一面, 市场经济必须依赖于商品经济而存在。但市场经济并不是随商品经济而同时产生, 它必须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能产生。两者在作用的内容上也是不一样的, 和商品经济相比, 市场经济更具有现代性, 而商法的产生和作用内容都与市场经济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二) 效益优先的法律规范原因———大量的技术性规范
商法最早起源于“商人法”, 从它产生伊始就具有专门性及职业性, 而后虽经多次进化, “商人法”发展成为“商行为法”, 但商法的基本特质并没有变化, 商法始终是对市场经济的直接调整, 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基本规则及基本运作方式翻译成法律语言就构成了商法规则。正是由于商法规范为市场经济主体的营利性活动提供了具体的规则, 而这些具体规则又是对市场经济活动及其实践方式的直接表现, 因此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都和商法规范具有直接的联系。有什么样的市场交易方式和市场交易内容, 就相应有什么样的商法规范进行调整。由此决定了商法规范必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技术性, 即商法规范中必然包含有大量的技术性规范, 这些技术性规范的设计大多是出于对主体营利性行为的保护, 并且对这些技术性规范并不能简单地凭伦理道德意识就能判断其行为效果。商事法律的这种技术性规范特点, 使其与民法中比较偏重于伦理性规范的特点迥然不同。商法的技术性既体现在其组织法上, 也体现在其行为法中。商法规范中通常不仅有定性规定, 更多地是定量规定, 例如, 公司法中公司形式的设计, 权利、利益的配置, 资本的运动, 股票市场的操作, 责任的追究, 票据法中关于票据之文义性、要式性、无因性规定, 关于发票行为、背书行为、承兑行为、票据抗辩、追索权之行使等规范条款, 均具有强烈的技术性色彩。另外, 商法的技术性原则不仅体现于其规范的具体方面, 也表现于整体上不同规则之间的协调, 若没有大量技术性规范的间接调整作用, 商法的营利性和商法宗旨均难以实现。
(三) 效益优先的适用对象基础———特定的商人
从一般意义上说, 商法是调整商人及其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作为商事主体, 商人最主要的特征在于他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就其本质而言, 都是政治动物。”但人同时又是经济动物即经济人。政治人和经济人虽然具有不同的功能, 但无论是经济人还是政治人, 都无时不在既定约束条件下以最小代价去获取最大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说, 市场经济中的主体是以从事营利性活动为其唯一存在目的的经济人———商人按照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穆勒的观点, 所谓经济人就是会计算、有创造性、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并且要求必须人是具有理性的人。所谓人的理性是指每个人都能通过成本—收益或趋利避害原则来对其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 《管子》说:“见利莫能勿就, 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 倍道兼行, 夜以继日, 千里而不远者, 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 海深万仞, 就彼逆流, 乘危百里, 宿夜不出者, 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 虽千仞之山, 无所不上;深源之下, 无所不处焉。”人在行为中本性和基本价值取向是———两利相权取其重, 两害相权取其轻。《墨子·大取篇》说:“断指以存腕, 利之中取大, 害之中取小也。”人们在多重行为选择时的基本行为特征是具有排列和择优的倾向和能力。这种多中取优的价值取向可以导致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实现。
民法和商法在对待公平与效益的关系与地位上所采取的不同的价值取向, 既反映了民法和商法在立法上的不同的价值追求, 也反映了民法和商法在调整市场经济关系时所具有的不同作用和各自独特的存在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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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资本论[M].人民出版社, 1975.
[5]、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6]、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商务引书馆, 1981.
商法的价值理念 篇8
一、法律保护人权的重要性
具体而言, 人权与法律的作用是相互的, 人权代表了司法所应坚持的最低的人道主义标准和要求;[2]人权可以探析社会关系中违法、侵权等事件发生的原因, 利用相关的法律救济当事人的利益, 有利于法的有效实施与执行, 促进自我完善与进步。我国提倡民主与法治, 而这两者的必要前提就是人权, 人权是检验民主与法治是否现实化的真实表现。民主、法治、人权三位一体, 离开法治, 民主就可能演变成专制, 个人自由得不到完全的尊重, 那么市场的自由活动将会受到抑制, 也就会对经济的发展造成消极的影响。[3]
二、目前我国人权法律保护的主要形式
目前我国人权法律保护的主要形式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立法保护, 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将人权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司法保护, 司法机关通过执行法律, 对人权进行的保护;个人保护, 公民对自己的人权保护所采取的自力救济保障措施。在法治社会里, 人权主体对侵害的抵抗已由过去的以暴制暴式的对恶政的抵抗渐转为宪法秩序、法律秩序下的和平抵抗。[4]
法律是通过国家制定和认可的, 能够综合反映出现代化社会主义生活条件和以往历史文化。人权的要求和存在依据是自由、平等, 而生存、发展则属于人权的精神实质内容和理想。民商法主要是为了追求自由化、平等化、合理性以及秩序性等价值。[5]
三、民商法保护人权的现状分析
民法、商法是为了将国家利益最大化, 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而制定的法律。人生活在社会中, 人人平等, 拥有相同的人身权利与法律赋予的法定权利, 充分体现了人权保护, 但在法律实践中或者由于法律的之后性往往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尽管我国每年都会出台新的法律和新的司法解释, 但是还是存在很多问题。
(一) 《民法通则》内容宽泛
作为是基本法, 《民法通则》的内容过于宽泛, 很多条文以原则的形式体现, 是当具体条文不适用发生的法律行为时作为补充之用, 这样法官就会有裁量权, 因当今社会关系复杂、人情政权等影响, 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对于人权保护的要求。例如“公序良俗”原则, 有一起案件是关于被继承人写下遗嘱将遗产继承给了一直照顾其生活起居的情人, 妻子要求重新分割财产继承, 法院判决遗嘱违反根据“公序良俗”原则, 将遗产判给了原配妻子。从法理上说, 法院的判决没有问题, 但从情理上说, 却又有不合理之处。
(二) 民商法结构单一
从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来讲, 我国没有独立的民商法典, 民法典是成文法国家用以规范平等主体之间私法关系的法典, 以抽象的规则或者条文的形式来规范各式法律行为、身份行为。我国现行民商法结构单一, 很多法律条文来自习惯, 民商法主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 多是行政处罚条款, 典型的权力部门保护色彩使得主体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们加入WTO组织, 我国的部门法也正在逐渐迎合中国国情的需要。
(三) 民商法律的滞后性
我国实行三审终审制, 能有效防止重复上诉, 但另一方面再审的次数不受限制, 上诉、申诉的案件率不算上升, 再加上目前长期存在的轻程序重实体的现状, 影响了司法公正, 降低了司法效率。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出台过很多相关民商方面的司法解释, 仍然无法解决绝民商法在人权保护方面的法律问题。
四、健全我国民商法
法律是保护人权的最佳途径, 也是最有效最直观的方式, 但权利的保护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人权的保护更要依赖于此。现行的民商法在人权保护方面存在很多的问题, 必须要加快完善民商法, 转变法治观念, 树立科学的立法观念, 同时结合现在经济的发展, 以适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目的, 制定民商法典。加大法律施行的监督, 建立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法律运行机制, 提高立法效率, 改变周期长、进度慢的现状。司法独立, 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打击腐败, 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积极维护法律权威, 以法律为准绳将人权原则纳进法律, 给予根本性的保障。[6]
参考文献
[1]张成.民商法对人权的保护现状探究[J].无线互联科技, 2014, 10:196.
[2]万飞.我国民商法体系中关于人权保护的价值探究[J].求知导刊, 2013, 04:42.
[3]余能斌, 侯向磊, 余立力.世纪之交看新中国民商法的发展[J].法学评论, 1998, 05:4-24.
[4]安乐.论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条约中的人权保障问题[D].中国政法大学, 2010.
[5]方乐坤.精神利益保护与民事责任体系完善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 2012.
商法的价值理念 篇9
民商法从构成上看包括民法和商法, 其中民法又包括财产法和人身法, 前者主要用于规定财产的所有权以及保全和转移等行为法则, 而后者则包括人格权法和亲属法, 人格权法规定身体权、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隐私权等法律规范。亲属法在我国是指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等关于婚姻、家庭、继承的法律规范。
在民商法结构体系中, 人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元素。对于民商法而言, 人权的存在与维护也是民商法的重要基础和准绳。在社会范围的经济活动中, 只有充分保证人权的经济活动才能稳定社会, 创造出有序的发展状态。
目前认为人权的基本任务在于每个人要求阐明、尊重、保障的那些权利应该在法律上得到承认和切实保护, 以便使人和群体、道德、物质、精神和其他方面获得充分、全面、完善的发展。法律是保护人权的重要并且是首要途径, 只有法律的确认和保障, 才是实现人权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从实际的实施角度看, 法律具备一定的规则性, 并且在社会范围内还会形成一种均衡特征。而民商法作为我国社会经济行为的重要规范和准则, 也首先应当实现对于人权的维护和保障, 才能更为有效地在社会范围内展开对于经济活动的保护, 也才能进一步的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向前发展。
二、我国民商法体系对于人权的保护讨论
我国民商法体系重点关注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两个主要部分, 而这两个部分也同样是从属于人权概念之下的重要内容, 正因为如此, 民商法实质上是从经济角度对于人权的维护。从目前存在的多种法律法规细则中看, 都包含有民商法的重要部分, 即实际上是民商法的总则、亲属、继承以及债权等方面的相关内容, 都以不同的形式和特征出现在众多法律条文中, 并且在具体的民商法中也规定了与民商事务有关的法律, 已经可以做到有法可依。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 我国的学术领域已经出现了很多理论研究和专著, 关于民商法的进一步讨论内容也逐步出现在民法教科书中, 这些对加深民商法自身的纵深发展都将大有裨益。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而言, 本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又呈现出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的特质, 这一点目前也已经得到了我国法律界的一致认可和重视, 并且当前的民商法, 虽然在民权和财产等方面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法律思想和模式, 但是在面对我国经济特殊发展环境的时候, 仍然体现出了极大的中国特色。西欧一些国家的民法典中虽然都明确规定出所有的人在人格方面的平等, 但是对于更加细节的方面, 却未能实现良好保护。相对而言, 我国出台的多部法律法规, 诸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等, 则更加关注于社会角落的细节问题, 在法律人人格的保护以及相关问题的处理也相对完善。
三、结论
虽然目前我国的民商法已经在某些程度上相对成熟, 但是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首先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会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行为方式, 其中必然不乏需要更加详细规范的新型行为。也正因为如此, 民商法也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成长。另一个方面, 民商法的效率也必然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这种效率特征重点体现在立法层面, 社会本身的飞速发展从客观上要求者民商法的立法效率提升, 并且更多更为健全的渠道和方式方法也会被固定下来, 成为推动立法进程、缩短立法周期的重要力量。
摘要：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 民商法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从对社会的作用角度看, 民商法的存在价值主要在于实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宏观利益的实现这一总体目标。文章首先从概念角度出发对民商法进行说明, 而后进一步就其对于人权的保护作出分析。
关键词：民商法,人权,保护
参考文献
[1]屈茂辉, 粟瑜.论民法的社会功能[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6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