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法的基本原则

国际商法的基本原则（精选12篇）

国际商法的基本原则 篇1

一、引言

1945年作为《联合国宪章》组成部分《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提出“一般法律原则”是国际法的三条主要法律渊源之一, 该法条界定一般法律原则与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并列为国际法的三大渊源。这是“一般法律原则”第一次出现在国际法的视野中, 《国际法院规约》历经修改, 但该条款一直在第三十八之中, 这被认为是“一般法律原则”的源头。“一般法律原则”自从诞生之日起, 其概念的界定、性质、构成和地位等问题从来没有停止过争论。众多的国际法学者虽然经常使用“一般法律原则”, 但权威的、统一的认识到今天仍然没有形成, 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见表) 。

1945年之后, “一般法律原则”在国际公法领域的争论不休, 但在国际商事法律中的实践中受到了充分重视, 其在国际商法领域仲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后期,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 国际政治和理论界发生了大的变革, 传统国际法律秩序的重新思考被提上议事日程。尤其在国际商事法律关系中, “一般法律原则”在国际商法中的价值和地位被重新认识, 为了突破国内法律制度的桎梏, “一般法律原则”成为国际商业理性基础上的自发认同的一般原则。

20世纪70年以来的经济全球化现象带来国际法视野新变化, 一般法律原则在石油协议、商业企业和资源分配等国际商事法律体系方面显得价值非凡。一些国内法的规则如合同赔偿等被合适地应用到国际法范畴, 这些规则当然包括一般原则, 这些原则逐渐成为很多国家接受并实践的一般法律原则。

二、一般法律原则涵义

国际商事法律中的一般法律原则不能背离国际公法中的“一般法律原则”, 而且该条款正是《国际法院规约》的条款, 当然研究国际商法一般法律原则必须从“法律原则”入手, 厘清“法律原则”与“一般法律原则”的关系。关于法律原则的界定, 不同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进行过阐释, 不论从哪一个角度, 学者们都普遍承认法律原则是“基础”、“准则”或“指导思想”, 具有本源性的价值地位。法律原则具有稳定性、确定性的特征, 这种特征也具有调整性, 因为它本身就受多种社会因素的共同制约。

虽然关于法律原则, 国际法学界没有大的争论, 但法学者对于一般法律原则的理解却产生了较大的分歧, 它是国内法已存的法律还是国际法既存的法律, 而且不论在国际法院还是国际仲裁法庭的法律实践中都没有明确指出一般法律援助的存在范围。从司法角度来看, 一般法律原则作为国际法院审判或者作为国际仲裁裁判时, 其作为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没有适用条款时, 作为指导国际法院审判和国际仲裁裁判的基本法理或普遍原则。总结国际法学界对于“一般法律原则”的认识, 主要有三种阐释:一是“一般法律原则”是国际法中特有的原则, 其主要来源于各国法律中的一般原则;二是“一般法律原则”仅包括国家法的原则, 即有一般法律意识构成的;三是“一般法律原则”只包括各国法律系统中共通 (无重大差异化理解) 的原则。

三、一般法律原则在国际商法中的价值

国际法学界公认, 一般法律原则是国际商事法律的主要渊源之一, 而且特定条件下, 一般法律原则可以成为审判或裁决的主要依据。国际商法是以西方法律为主建构的, 其可以追溯到欧洲中世纪的相关商人法, 这些法律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被纳入到主权国家的国内法之中。而且在英美等国家的判例法则之下, 一般法律原则在国际商法中通过法院的个案成为类似适用的依据;既使是在大陆法系的成文法体系中, “一般法律原则”被列入商法总则之中, 起到指导下位法法律条款适用的作用。

随着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一体化, 国际商业交往形成了大量的成文规约或不成文的惯例, 而且在不断完善之中, 但是遇到新情况总是发现漏洞还是存在的。《国际法院规约》规定的“一般法律原则”是国际法的渊源之一, 但在法律适用上很少应用。尽管如此, 我们不能作出“一般法律原则作为现代商人法的渊源”是无关紧要的判断。现代商人法与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私法都有明显的差别, 其在调整对象、法律性质、规范内容等方面都有较为明显的差异。

一般法律原则对于国际商法的的应用范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代商人法与国际法有所不同, 其主要调整的是具有跨国关系和性质的商事法律条款。因为“一般法律原则”所具有的灵活特性, 所以在调整和适用国际法统一法律规范无法应用时, 这时候一般法律原则就显得十分重要、不可或缺, 调适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法律分歧和差异需要一般法律原则的存在。历数一般法律原则在现代商人法、国际商法中的地位, 但我们不能否认其存在缺陷, 这种缺陷对应着一般法律原则的灵活性特征, 正是因为灵活所以其在实践中难以掌握使其显现明显的不确定性, 总之, 一般法律原则作为国际商法 (现代商人法) 的重要源头之一, 在国际经济关系调整和仲裁等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 其对国际商法的诞生起到过特殊的作用, 而且在国际商法发展过程中体现出引领价值。

四、一般法律原则与国际商事惯例之间关系

除了一般法律原则是现代商人法的渊源之外, 国际商事惯例也被认可为现代商人法的渊源。国际商事惯例是在历史上随着国际商业实践发展起来的, 其具有实体法的性质, 而且逐渐成为国际贸易实践中的规则。一般法律原则与国际商事惯例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 也有着紧密的联系。

1. 一般法律原则与国际商事惯例之间的差异

二者之间的肇始不同。一般法律原则在国际经济交换体系中并不是自发形成的, 其主要来源于各个国家的国内法, 其产生与发生作用, 既有立法者或司法者的选择, 也存在于法律基础的“总则”之中。而且, 一般法律原则在内容上没有明确性, 其不能列入国际商事惯例的范畴, 其具有自然法的特征。国际商事惯例是在国际贸易和经济交换等商事实践中自发形成的“规则”, 其具有商业性的明显特征, 因为其在相对专业的范畴产生和运行, 所以不可避免的具有专业性, 因为其有明确的调适范围即国际商事实践, 所以国际商事惯例还具有明显的规范性, 其具有明显的实践性和实证性因素。

二者之间的适用方式不同。因为一般法律原则内容具有不确定性特征, 所以在实践中其主要作为补充适用规则使用;法律从来也不仅仅是法律问题, 国际商事关系必然涉及国家关系, 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一般法律原则作为准据法则, 可能会损坏其立法主权, 所以一般法律原则在国际商事裁判或仲裁实践中单独应用的案例极少。当然这与其设立之初的意义相符, 就是在国际条约或国际习惯缺失的背景下适用。在国际贸易等商事实践中, 国际商事管理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国际贸易管理, 一旦选择就具有法律的约束力, 这种选择之后的国际商事惯例就可以独立使用解决国际商事纠纷, 这是国际商事惯例专业性的需要, 可以实现国际经济发展重视效率性的需求。

二者之间的内容明确性不同。一般法律原则主要是原则性、模糊性的条款, 其不具备国际商事惯例所需要的明确性, 所以一般法律原则在适用时, 需要相关法官 (仲裁庭官员) 进行推理和解释, 正是因为其模糊性, 所以保持了实质的稳定性, 这使一般法律原则得以保持生命力久长。恰恰相反, 国际商事惯例如果模糊就不能直接应用, 背离了商业效率的要求, 所以就不能构成国际商事惯例, 国际商事惯例主要调适国际贸易等专业商业领域, 所以商业属性特征明确, 所以客观上也要求国际商事惯例必须具备内容明确性。

2. 一般法律原则与国际商事惯例之间的联系

国际商事惯例的范畴更宽广, 所以一般法律原则可以成为国际商事惯例的内容, 尤其是国际商事关系中的普遍惯例可以成为实质性的一般法律原则。当然, 在国际商法范畴内, 一般法律原则与国际商事惯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其区别又有联系, 其相互影响又各自发挥作用, 两者共同构成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的重要法律依据。

五、国际商法中的一般法律原则的发展

1994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 (UNIDROIT) 通过了《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2004年修订了第二版, 其对于确定一般法律原则具有重要价值。如前文所述, “一般法律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商事法律的源头, 具有重要的补位作用, 但又因为其不确定性成为国际商事关系调适的巨大瓶颈。《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出现之后, 一般法律原则的不确定性 (模糊性) 得到了改观, 进一步明确了其内涵和外延, 法官 (仲裁员) 有了更加明确的参考依据, 降低了不确定性, 大大提高了适用率。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的进程, 法律趋同化至少各国国内私法能够对话和协调, 这样趋同化和一体化会促使一般法律原则的模糊和争议更容易被搁置,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也进一步明确了国际商事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从最大范围的程度对一般法律原则进行了阐述和补充, 消除了某些歧义, 使得国际商事纠纷有了更加明确的调适依据。一般法律原则借助《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保证了法律的原则性, 体现了法条的灵活性, 降低了自身的不确定性 (模糊性) , 这对一般法律原则的适用是一个较大的提升。

六、结语

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 对国际商法的需求在增加, 跨国企业和国际商人们期盼一部能够和国内法一样普适、可理解、好应用的规则。而在现实中, 由于法律、政治、经济等传统文化的差异, 这阻碍了国际商事活动的开展, 背离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由于一般法律原则的不确定性, 这限制了一般法律原则的应用范围;但无论如何, 一般法律原则作为国际商法的源头之一, 对于国际商事法律的完善和应用有重要的作用, 现在一般法律原则成为开拓国际商法新领域的选择, 虽然这一原则在国际公法中难以发挥重大作用, 一般法律原则会在国际商法领域开拓一个全新的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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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法的基本原则 篇2

关键词：商法;民法;经济法;法学理论

所谓商法基本原则，是指集中体现商事立法的宗旨和价值追求，对各种商事关系具有普遍的适用意义，在商品具体规则不甚完善的国家对于司法实践亦起到重要的司法指导作用，对统一的商法规则体系具有统领作用的商事法律原则。现代各国商法理论均对其予以特别的关注，并将其作为构建商事法规范体系的基础。当前我国法学界关于商法与民法、经济法关系问题仍存在较大争议，本文力图从商法基本原则的研究角度出发探讨商法原则与民法、经济法原则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商法、民法与经济法的准确定位有所助益。

一、商法基本原则的内涵及意义

商法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基本原则为外在标表的独特的价值追求目标体系———其基本原则尽管是主观的，但在本质上是商品经济规律乃至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普通私法对于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律的普遍性调整，为商品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提供了某种基础，作为特殊私法的商法有必要对经营性生产关系给予专门性调整。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任何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础，经营性主体所从事的谋取超出资本的剩余价值的经济活动正是社会积累和进步的源 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能够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本身。”人类社会的存在完全依赖于当初人类在这种动力驱使下的勤勉劳作。在这种原始动力驱使下，人类的经济活动一步步向前迈进，出现了社会分工，商品交换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人类社会脱离动物野蛮阶段以后的一切发展，都是从家庭劳动创造出的产品除维持自身生活需要尚有剩余的时候开始的，都是从一部分过去可以不再用于单纯消费资料的生产，而是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的时候开始的。”而生产则一般是一个抽象概念，但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加以确定，则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商品“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讲，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因此，所谓生产不仅包括制造业生产，而且也包括运输业、商业、服务业、农业、畜牧业等一切“特殊的生产部门”的生产活动;不仅包括社会的直接生产过程，而且包括维持其再生产过程的分配或商业流通过程。由此可见，以商品交换为核心的商事行为也是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由经营活动或营利活动“形成的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从这种剩余中的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基础。”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中将千千万万个体营利性的自由交换行为视为社会财富的来源，这无疑也包括着合理性的认识。因此，商法对营利性商事活动的调整不仅必要而且意义重大。

显然商法所调整的营利性生产关系，不仅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基本内容，也是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物质基础。因此，营利性的价值追求首先应当是商法的基本精神之所在，营利性原则应当是商法的首要原则。当然，商法的营利性原则并不表现为指导人们如何营利，而在于以法律制度构建自身营利的有机统一体或者说在于以法律制度来规范主体的营利行为。商法作为关于营利性主体从事营利性经营行为的基本法律，其制度繁杂、规定颇多，但以维护商事主体的营利为其重要宗旨。其内容或是与营利性主体的设立、变更有关，或是与主体从事的各类营利性营业行为有关。如公司法规定的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海商法规定的船舶，以及其他商事基本法的规定，都允许自然人和企业作为商事主体自由经营，并充分利用票据、股票、债券、保险等手段以达到营利目的。无疑，商法的营利追求目标并不在于保证每一个商事主体都获利，而只向所有依法经营的商事主体提供公平获利并将其合理地分配于投资者的一般性条件。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指出：“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仅仅是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也就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为普遍利益服务。”但从反面来看，“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这样最终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以技术理性为核心的营利性价值取向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带来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和富足的同时，也使人的社会生活越来越技术化，人成为营利技术的一个环节与工具，而不再是历史、传统和文化中的生存，不再是具有超越意识的创造者。当“物的世界”充斥于人们的社会生活时，人的主体存在和“生活世界”就被“遗忘”和“遮蔽”，人类便失去了生存之根，成为精神荒原的流浪者，造成理性与价值相背离的严重后果。放眼世界，拯救人类精神危机、调整文明的分裂与失衡，是20世纪以来最根本的文化课题。因此我们要特别强调商法的第二个基本原则———互惠性原则。

如果遵循互惠性原则，把每个人发自内心的追求私利的自由限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把自身行为约束在特定的界限内，这个事实必然使每个人的行为目的带有某种共同性。这种共同的目的通过行为的双重效应体现出来：第一，在这种有限自由范围内发生的每一个行为的目的既是利己的，又是利他的，从而使个人的行为目的成为他人行为目的的一部分，和他人的行为价值趋向相吻合;第二，自由地追求利益和创造幸福，需要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气氛。个人使行为规范在有限的自由内，事实上就是为创造正常的社会秩序而努力，有利于他人实现自己的利益。这就是一个社会的共同利益。如此反复，形成良性循环，使全社会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利益。而这样的共同利益决不是个人私利的简单累积而是他们的化合。

在现实生活中，任一主体都享有自由地追求私利的权利和自主地决定自身行为的能力。这种权利和能力分别表现为两方面：其一，由于人天生具有感性欲望，所以人天生具有权利自由地追求自身欲望的满足，追求自身利益实现自身目的。其二，由于人又有社会情感、意志和理性，他们可以管制欲望，使利己的意图推己及人，以便把利己的行为控制在社会和他人容许的范围内，对自身所作所为做出冷静的分析、判断并加以指导。这是人具备的能力，它和追求私利的权利一样与人共存。这两方面正是商法营利性与互惠性原则在实践中的表现模式。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商法上的互惠性原则在于恢复被利己动机下扭曲的人性。与营利性原则相比，互惠性原则更是一种弹性原则、一种伦理规范的法律化。商事交换即意味着双方主体以和平的方式通过交换来实现互相的`利益，其本质要求是利己亦利他，即互惠。因此互惠原则就其本质来讲也是商品经济行为的重要要求和根本目的。商品经济本身并非为营利而营利，它是人类实现自身充分发展和全面解放的工具和手段。总之，营利性与互惠性作为商品经济的基本要求，是关系到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可持续发展)乃至人类自身价值的实现的重大问题，将其作为调整营利性商事关系的商事法的两大基本原则意义重大而深远。对于商事法体系的构建也有指导意义，即以普通私法确立的互惠性原则规定为商事特别法营利性原则规定的基础。这样以来，商事法体系则不仅包括了商事特别法，也包含了普通私法中的有关规范，也从而进一步确立了商事法作为民事特别法的地位。

二、营利性原则

如上所述，商法上的许多制度无一不考虑商事活动的营利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商法有关技术性规定、维护商事交易确定、商事交易安全原则及保证交易简易迅捷之规定，实质上都是商法营利性原则的反映，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商法强调经济效益的价值取向。

1.技术性原则

商法以经济上的实用为旨归，以独特的形式反映了商品经济内在规律，其内容中包含着大量的技术性规范，渗透着科技理性精神，深受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其外在表现是规范不仅有定性规定，更有定量规定。票据法中关于票据之文义性、要式性、无因性的规定，关于发票行为、背书行为、承兑行为、票据抗辩、追索权之行使等均为技术性色彩强烈的规范;保险法中有关保险费用、保险金额、保险标的等规则广泛涉及数学、统计学的原理，使社会性和客观性达到统一。海商法中关于船舶、拖带、船舶碰撞、共同海损、理算规则等也涉及技术性规范;公司法中关于股东会议召集、议事程序、股份、公司会计、公司股票和债券等规则更具有技术性特点。另外，商法的技术性原则不仅体现于其规范的具体方面，也表现于整体上的不同规则之间的协调，若没有大量的技术性规范的间接调整作用，商法营利性难以实现，也违背了商事立法的宗旨和目的。

2.简易、迅捷原则

商事交易以营利为目的。学者皮特指出：“商品———货币———商品”顺序组成的循环圈属于普通私法行为范畴;而“货币———商品———货币”顺序组成的循环圈属于商事行为范畴。现代商事实践中，交易速度或商品流转速度对于营利性实现的程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商法确认交易简易、迅捷原则是商法营利性原则的又一体现和要求。一般来说，商法中的保障交易迅捷原则主要表现为交易简便性原则，短期时效原则和定型化交易原则。

(1)商事交易的简便性原则。按照世界各国商事法的规定，相当一部分商事法律行为采取文义行为方式和要式行为方式，使得此类法律行为中的大部分内容通过强行法或推定法预先加以确定，将少部分特殊内容留待交易当事人约定，由此形成法律行为文件的标准化和证券化，也是商事交易简便性的要求。如现代各国商法实践中广泛采用的票据、提单、保险单、流通证券等均是此种法律行为文件标准化的典型。在实践活动中，对于许多非证券化的商事合同而言，其大部分内容也已由商法中的推定条款和交易习惯所预先确定，从而形成商事合同的简便性特征。

(2)短期时效主义。即商法对于各类商事请求权普遍采取不同于普通私法上时效期间的短期时效。如各国商法对于商事合同的违约求偿权大多适用2年以内的短期消灭时效，对于票据请求权大多适用6个月、4个月，甚至60日的短期消灭时效，海商法上对于船舶债权人的先取得权多适用1年以内的短期消灭时效，保险法上对于保留补偿请求权通常也适用短于普通私法时效期限的短期时效。商法上的短期时效主义旨在推动商事交易纠纷的迅速解决，以牺牲债权人的时效利益为代价换取了交易迅捷的社会效益，体现了现代商事法的价值取向。

(3)商事交易定型化原则。所谓商事交易定型化包涵了交易形态与交易客体的定型化两方面的具体内容。前者是指商法通过强行法规则预先规定若干类型的典型交易方式，使商事交易的方式定型化。它使得任何个人或组织，无论何时从事商事交易均可获得同样的法律效果。如销售商陈列货物标明其价格，使买受人得以迅速决定承诺与否，促进了交易的迅捷。后者则是指交易对象的证券化。当交易客体为无形财产或权利财产的，商法通过权利证券化简化了权利转让程序。如公司法上的股票、票据法上的票据、保险法上的保险单。

3.交易安全原则

法律多种价值追求的矛盾集中表现为安全与效率的矛盾。商事活动虽要求灵活、迅捷，但如果离开了交易的安全性，营利仍无法实现，此种灵活与迅捷即丧失意义。德国商法学家德恩指出：“商法是一切法律中最为自由的，同时又是最为严格的。”因此，维护交易安全是商法营利性原则的又一基本要求。商法上对于交易安全之维护集中表现在商事交易条件的强制主义、公示主义、外观主义及严格责任诸方面。

(1)强制主义或要式主义。即国家通过商法公法化手段对商事关系施以强行法规制，使商事交易形式依照法律的严格规定，任何交易当事人均不得任意加以改变。强制主义表明：一方面充分尊重商事主体的自主权，经营自由、契约缔结自由、契约方式自由、契约内容自由，对于交易事项允许当事人自由约定，另一方面促进当事人之间建立起巩固的交易基础，确保交易安全，实行某些合同与文书规定事项的法定化、强制化。具体来讲，要式主义的实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现代各国商法多通过公法性规范直接调控商事关系。如各国商法中有关商业税收、商业登记、消费者保护、禁止不正当竞争、限制商业垄断等一系列规则和制度直接体现了国家的干预与管理职能。②现代各国商法日益偏重于使用强行法规则对商事活动加以控制。如各国法中对公司设立条件的强制性规定，对于公司章程内容的强行法和任意法推定，对于票据、提单、保函、证券越来越广泛的文义性要求和要式性规定等。但此类强行法规范是传统民商法固有的内容，而现代商法的发展使得这部分规范的作用日益重要，体现了商法营利性追求所要求的社会交易安全保护。③现代商法除传统私法责任制度外，确立起多种法律现任制的并存的调整机制。如各国票据法、公司法、保险法等规定，违反规定法律，可能导致经济赔偿责任乃至行政责任，严重的可导致刑事责任。

(2)公示主义。指交易当事人对于有关利害关系人利益的营业上的事实，负有公示告知义务的法律要求。这一规定目的在于保护社会交易人或不特定的第三人。按照现代大多国家公司法规定，有限公司解散时，清算组应当自其成立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60日内至少公告三次。公司法上关于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等规定都为达到公示目的。票据法上的票据作为一种文义证券，其权利义务以票据所载内容为准。在票据上签名者，即应对票据上文义负责。

(3)外观主义。是指交易行为的效果以交易当事人的外观为准。法律现象中本质与外观不一致的现象经常存在，而依外观主义，法律行为完成之后，出于对交易安全的保护，原则上不得撤销。如各国商法中关于不实登记的责任，字号借用的责任、表见经理人、表见代表董事、自称股东或类似股东代表的责任等。外观主义在票据法上表现为对票据行为的解释应遵循外观解释原则。票据作为一种文义证券，一切票据行为的意思表示都是通过证券上的记载反映出来的，因此，通过票据证券解释票据行为人的意思表示的内容时，只能就票据上记载的文字解释。即票据行为如果具备法律要求的形式要件，就不问其记载事项是否与事实相符，即使不符也只能遵循票据上的文义，而不影响票据行为的效力。

(4)严格责任。即商法为从事商事交易的主体规定了更为严格的责任。这种严格责任是保障交易安全的一个方面。如公司法上的无限公司及两合公司的无限现任股东对于公司的债务负连带责任。公司负责人在执行业务时违反法律造成他人损害的，与公司对受害人负连带责任等。台湾《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对于由不可预料或不可抗力事故所致的损害，对于因履行道德上义务所致的损害，或对于投保人，被保险人之雇佣人，或其所有动物，或动物所致损害，均应负赔偿责任。

4.交易确定性原则

交易的确定性是商事活动安全、有效的前提，也是商事实践对商法的基本要求。商法上的交易确定性原则主要体现于规定商事主体有事实告知义务和禁止商事欺诈两方面。

(1)商事交易人的事实告知义务。依照现代各国商法的普遍规定，商事交易人在从事商行为时负有将交易客体瑕疵主动揭示和对有关事实主动告知对方的义务，这是保障交易正常履行和实现所必需的条件。因为在交易过程中，商事交易人各方或一般社会公众都要在了解对方的能力、资力等情况后方决定是否实施该交易行为。事实上如果排除了商事交易人的这一义务，则不仅会使相对人处于不利地位，而且会影响正常的社会交易秩序。如《日内瓦统一票据法公约》规定，持票人在被拒绝兑付时，如未申请做成拒绝证书，亦不妨进行追索，但应对怠于申请和告知而造成的损害负损害赔偿责任。商法中对于商事交易人告知义务、揭示义务的规定，目的在于避免交易相对人蒙受意外损害，以达到交易确定的要求，实质上反映了商事交易活动营利性对于交易行为确实性、安全性的要求。

(2)与商事交易人的事实揭示义务密切相联系的是商法上关于禁止商事欺诈的规定。商事欺诈较之民事欺诈有更严格的含义。一般情况下，民事欺诈须有行为人故意从事虚假事实陈述的行为，并且须有受欺诈人因信其欺诈而从事了错误意见表示的行为。而商事欺诈则不仅包涵了以上民事欺诈，而且行为人因未尽告知义务隐瞒交易事实而使对方从事错误意思表示也构成商事欺诈。如多数大陆法国家商法规定，投保人在保险合同中对投保危险未加申报或作不实申报，在保险设立后于保险危险发生变化而未加通知，或者于保险金额超过保险标的而未告知承保人的，承保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或依法主张免责。

(3)从现代各国商法的发展趋势来看，商法上的意思推定制度有可能取代商事交易人事实告知义务。所谓意思推定规范，是指旨在推定行为人的意思，并可为行为人相异的意思表示所排除适用的法律规范。意思推定规范就性质来讲，属于商事任意法，为“弹性条款”在本质上是某种法定的或拟制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定型意义表示行为，其效力基于推定。在交易人有意思表示的前提下，其具体表意内容与法律拟制可分别发生效力，甚至不妨在交易人本无此种意思而被当作意思表示处理。意思推定规范充分考虑了具体商事交易中通常应有的内容，是指引交易人选择最受欢迎的方案的模式，否则难以起到为交易人广泛接受并减省具体意思表示的作用。意思推定规定通过对商事交易实施内容加以控制，目的在于使每一合法成立的商事交易均具有明确完整的法律意义，以灵活的方式克服了商法交易人事实告知义务这种法定调整的不足。因此，意思推定集中反映了商事立法对促使交易当事人意思表示确定及交易确定的要求，在现代商事交易制度中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

三、互惠性原则

商法上的互惠性原则体现了商事交易的平等、公平、诚信、给付性特点的要求。而平等、公平、诚信等基本思想均源于最初的市场经济行为，又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着精神动因和思想基础。我国《民法通则》第3、4条分别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从而确立了我国商法中的互惠原则。

1.交易平等原则

即商事交易主体间的法律地位平等。按照商品经济的一般逻辑，商品交换关系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生产者是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独立所有人或经营权人，只有实现等量劳动的交换，才能收回生产过程中所作的耗费并获利润，使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能得以进行。这就要求参加交换的主体彼此承认对方是商品所有者，与自已处于平等地位。“参加交易的个人已经默认彼此是平等的个人，是他们用来交换的财物的所有者。”商品交换的这一特性，使马克思把商品称作“天生的平等派”。这一特性的法律要求在于，商事主体具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都是独立的商事主体，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从事商事活动。在商事交易中“互相对应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占有别人的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因此，地位平等是互惠性的首要前提和基础，体现着商品交换的客观要求，是市场化商品经济所必不可少的基本规则。如各国公司法中关于股权平等、按股表决，商业登记法中的准则主义和财产责任的规定等都体现了平等原则。

2.诚实信用原则

德国学者施塔姆勒认为，法律的标准应当是社会的理想———爱人如己的人类最高理想，行为符合这种理想即符合诚信原则。这种理想处在高于法律和契约的地位，诚信原则即这种最高理想的体现。诚信宗旨在于以一定可供依赖的道德基础上形成的一定均衡利益的秩序。一切法律关系都应根据其具体情况按正义衡平的原则进行调整，从而达到具体的社会公正。法律关系的内容及其实现方式依当事人之间的具体情况而有差异。在许多情况下，依据法律的具体规定无法实现充分公正的，这就需要有弹性的法律原则加以补充，而诚信原则不过是掌握在法官手中的衡平法。诚信原则的宗旨在于实现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均衡。在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中，诚信原则要求尊重他人利益，以对待自己事务的注意来对待他人利益，保证法律当事人都能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在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中，诚信原则要求当事人不得通过自己的活动损害第三人和社会的利益而必须在法定范围内以符合其社会经济目的的方式行使权利。诚信原则调整后一种利益关系时集中体现在禁止权利滥用方面。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要旨在于要求商事主体在实现自身利益满足个人利益需求过程中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均衡。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利益。从社会角度观察，某一特定商事主体的权益只是整个社会利益的一部分。如以社会利益为参照系，某一特定主体的权益则是独立存在的一个整体，由此导致两类利益在商事活动中必然出现冲突。禁止权利滥用的适用范围主要在对绝对权利的行使方面，将绝对权利的行使限制在社会利益所允许的范围内。而依理性经济人的假定，权利禁止滥用也意味着现实社会中许多获利机会未被开发。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开发这类机会存在着巨大的成本，而即使人们遵守权利禁止滥用原则，实质上也是他们追求最大化理性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总之，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强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增长和发展，对于当前人类面临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3.给付原则

商事主体从事商事交易活动的目的在于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马克思指出：“交换就其纯粹形态来说是等价物的交换”，“在交换中得不到等价物就会把他们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白白送给别人”。因此商事活动要依照价值规律这个基本的经济规律进行，以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在悖于商法给付性原则的无偿或不给付行为的出现则为商事主体之间互惠性的实现所不吝。这一原则主要指商事主体互惠利益的实现必须以对待给付为手段，当事人在民事权利和义务方面采取对等的态度，一方不得无偿占有，剥夺他方的财产，侵犯他方的财产利益，否则，应以同等的价值来补偿。商法上的给付性原则强调商事主体在商事交易过程中，要以已为给付、应为给付或即为给付等理由，请求双方当事人为相应的给付行为。这种商事主体间的互酬性或给付双方对应性便成为商事活动的给付性。

4.自愿性原则

自愿性原则即指商事主体在商法规范之下得依其自由意志进行其所愿之商事活动的原则。由于社会分工及不同所有者的存在，商品生产者必须借助于市场完成自己的经济活动。为达到经济行为的合理化，商事主体必须选择最有利的价格成交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只有在排除了对商事主体意志自由限制的前提下，他们才能以相当于或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格获取利润，以及意志自由的合理化选择。不适当地限制商事主体的意志自由，会导致限制竞争，扭曲交换关系，破坏互惠性。因此，商品交换是“自愿交易，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暴力”，“要使这种物能当作商品来相互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当作使自己的意志存在这种物内的人，来相互发生关系，以至一方必须取得他方同意，从而依对方意志，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时，占有他方的商品”。传统私法理论有“私法自治”原则，即当事人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断，在设计自己经济利益实现的方式和模式后，自主参与相应的商事活动，并自己对该活动的后果承担责任。自愿性强调商事活动是主体生存利益实现的过程，自愿便以意思自治贯穿整个商事活动。商事行为之前的准备是主体依其意思进行参与商事活动的机会选择。

5.公平原则

即以道德色彩浓郁的公平观念作为判断商事活动是否公允、衡平标准的原则。商事活动的公正性原则要求对商事财产利益的衡平性与协调性，即商事主体应以公正为宗，对财产利益的获得与失去，应以对待给付为手段，使商事活动表现出利益互惠性。在亚当·斯密那里，与公平相联系的“同情心”和“利己心”被视为是人类心灵深处的两种基本观念。“同情心”这个词是用来说明人做出判断、克制自私的能力，或者是一种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的能力。“利己心与同情心是人类心灵这块硬币的正反两面。”而依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定，经济人除具有追求私利和理性的特征外，暗含的另一个特征是他是守法的，但并非是公正的。公平是以利益均衡作为价值判断标准来规范商事主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的法律要求。它意味着理性经济人为商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或互惠利益的实现，必须放弃一些理性的营利追求。这不仅是市场经济伦理规范的要求，更是关系人类社会稳定、协调、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商法上公平性要求主要表现在情事变更原则方面。情事变更即作为商事法律关系存在前提的情事，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发生事先不可预料的变更，从而导致原来的商事法律关系显失公平，应当变更原商事法律关系的原则。情事变更原则是商品交换经济互惠性一般要求的法律反映。而从经济的角度看，商事法律关系是在社会分工的前提下，各社会成员相互利用彼此的劳动成果，相互依存，以求共同发展的关系的反映。因而商事法律关系主体以一个既保障自己利益，同时也保障对方利益的共同体从事商事活动。主体之间并非完全对立，而是一方当事人利益的满足，必须以满足对方利益为前提。由于生产的分工性，商品生产者必须依赖于交换与协作才能生存和发展，他方生存的丧失也就意味着自身的生存危机，遑论发展。因此，情事变更原则要求在商事法律关系存续期间，如发生特殊情况使对方当事人的利益严重失衡时，处于优越地位的一方不得利用对自己有利的客观情况强迫对方，而应当通过协商对商事法律关系的内容进行调整，以求得双方利益的重新均衡。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根据普遍私法和特别商法的一般规定，如有不公平可在维持原有商事法律关系的基础之上调整当事人之间的利益配置使之趋于均衡;若以上措施仍不足以消除因情事变更造成的不公平后果，则可依法解除商事法律关系。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规定，当事人对不履行义务不负责任，如果他能证明此种不履行义务是由于某种非他所能控制的障碍，而且对于这种障碍，没有理由使他在订立合同时能考虑到或能避免克服它或它的后果。

四、“特殊性”与“普遍性”——商法与民法原则的对立统一

法律基本原则集中体现法律的宗旨和价值追求是法律独特性格在立法中的反映。正如本文分析指出的那样，营利性和互惠性是商法的根本价值追求所在。营利性决定了商法调整社会关系的特殊性，互惠性则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普通私法对一般商品经济关系调整的基本要求。在一定意义上讲，广义的互惠包括了营利性取向，但二者又有所区别，它们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民法基本原则对于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普遍性概括为商品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提供了某种基础，而为反映同类社会经济关系的特殊方面，商法仍有必要对营利性的社会经济关系予以专门调整———商法的特殊原则即营利性原则由是产生。因此，商事关系作为普遍意义上的民事关系中具有特殊本质和重要性的一部分，正由于其具有自身特征以及对整个社会的基础性作用，法律在民法的一般调整之外，又以特别法对其加以专门调整，以解决法律调整中的共性与个性的矛盾，以实现法律对社会经济关系的特殊保护作用。民法基本原则的普遍性与商法基本原则的特殊性反映了商品经济关系对民法、商法调整的基本要求，决定了民法作为基本法与商法作为民事特别法的地位。

五、“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统一”——商法与经济法原则的共通性

商法讲求营利性，营利性的价值追求集中体现了商法的基本精神。但商法也注重主体间的互惠取向，讲求主体在交换中实现各自的利益。显然，商法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又以互惠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私欲的膨胀，力图营造公正、有效的社会经济秩序。而依通说，经济法的核心是竞争法，竞争法的根本任务是建立和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这种秩序可使每个竞争者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但每个竞争者的利益又不能无限制地得到满足。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经济法的着眼点并不在于对每个竞争者利益的保护，而在于以其社会整体的调整机制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因此效益与公平正义原则就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经济法在对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德即社会利益的维护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市场机制的固有弊端对社会利益的损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秩序方面，市场经济无法克服经济周期性波动、社会总体运行失衡、不正当竞争或垄断、社会风险的增大、社会弱者利益受损害以及社会分配不公等;二是社会公德方面，市场竞争性容易助长尔虞我诈和不择手段，对利润的追求容易诱发拜金主义和唯利是图，等价交换容易被扭曲和利用从事各种不正当交易等等。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与人性的弱点有密切的联系，主体在追求经济效益时本能地只顾自己的欲望和要求，这必然带来对社会公德的损害。因此，经济法的效益与公平原则集中体现了经济法致力于追求经济效益和维护社会正义和道德秩序方面的基本取向，有效抑制了市场经济机制固有的弊病。由此可见，尽管商法与经济法存有本质的区别，各自分别属于私法与公法的法域，具有各自的调整范围，但在确认和维护公平、有效的社会经济秩序的终极目标方面，二者具有共通性———即商法与经济法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以不同的调整方式、以不同的初始价值追求来实现着这个法律的根本价值目标。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张国键。商事法论[M].台湾：三民书局，1980。

[3] 史尚宽。民法总论[M].台湾：正泰书局，1980。

[4] 蔡萌恩。商事法概要[M].台湾：三民书局，1980。

[5] 江平，米健。罗马法基础[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

论商法的诚信原则 篇3

[关键词] 晋商文化 诚信精神 商法的诚信原则 信用体制的完善

电视剧《乔家大院》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档的热播，使人们再一次将目光投向了晋商。晋商的诚信尤其给人印象深刻。

一、晋商文化中的诚信经营

诚信可谓晋商精神的灵魂。晋商的诚信经营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诚信义利的价值观。晋商在义利问题上,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反对以卑劣手段骗取钱财。《乔家大院》剧中主人翁乔致庸坚持以“首重信，次讲义，第三才是利”作为经商准则。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之道诚信第一，商家必须重视信用，以信誉赢得顾客;其次要讲义，不能用坑蒙拐骗伎俩坑害别人;第三才是利，推崇以义制利，不赚昧良心黑钱。

2.维护商誉,信誉第一。晋商视信誉为命根,坚持信誉第一。强调做买卖必须脚踏实地,不投机取巧,赚不骄傲,赔不气馁,宁赔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招牌的事。如当时晋商进货一定会到最好的地方去采购。老字号太谷广升远药店，严把原料关，制作定冲丹的人参非“高丽”、“老山”不选，茸非“黄毛”、“青茸”不用，故而信誉著于海内外市场。

3.诚信为本、童叟无欺的经营理念。俗话说:无商不奸。中国最早的票号日升昌认为:“一日耍奸,可以欺市;二日耍奸,可以愚民。但没有哪一家商号,可以数年、数十年靠耍奸混迹于世”。 “诚信为本、童叟无欺”才是以日升昌为代表的晋商称雄全国五百年的成功之道。

4.产销环节，严格把关。晋商非常注重商号的产品质量，绝不掺假售劣，宁吃小亏，也要保证质量信誉。例如，祁县乔家在包头的复盛油坊,一次运胡麻油回山西销售,经手员工为图厚利在油中掺假,掌柜发现后,立令倒掉重装,经济上虽蒙受了损失,却招得近悦远来。

5．失信惩治机制。在中国封建社会，没有《银行法》、《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约束不法奸商的行为。于是在资金周转清算环节上，凭商业信用交易的惯例，实行标期结算，违规惩戒，并创立商号信誉注册登记办法，有效地防范了金融风险。

二、晋商诚信经营对商法诚信制度完善的启示

1．以商人的价值观和对诚信的需求作为我国现代商法诚信制度的基礎。信用是人们实现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也是建立信用市场的必备要素。商人的意识形态里包括了这种商事精神的信仰和追求,因此我们的商法中应该强调商法诚信原则的基础性地位，通过商事信用制度的正面规定，以及商人违反诚信原则时的惩罚机制的结合来促进信用市场和信用社会的建立,为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缔造良好的法冶环境和社会环境,使我国优秀的商文化走出被遗忘和被淹没的历史泥潭,让它在商人这个特殊群体中得到传承与发展。

2.信用自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信用”定格为一种法律制度后,它并没有抛开意识形态上的约束,只有对行为人的内心状态和外在行为同时进行规范,信用才能达到最优状态。中国商业发展过程中一直沿袭着信用自制的内容。实行信用自律离不开两个关键要素:一是倡导伦理道德。自律机制要求人们要有自我约束的道德意识,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培养人们的职业道德、思想品质和法律意识。目前信用机制软化的重要原因就是企业的信用观念淡薄,人员的道德失范,对信用缺失所引起的信用风险缺乏足够的认识;二是制定内部控制机制:制定企业自律制度对高层主管人员进行制约,即通过对权力的分配来相互约束(即约束机制) 和通过对守信经营成果的合理分配来相互约束(即激励机制) ;制定企业内部相关制度,对可能产生的隐瞒、欺诈、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通过教育、示范、监督和技术控制,甚至处分,将它们降低到最低限度。因此,信用体系建立的关键还在于信用主体自身信用管理水平的提升。通过行业协会、商会等自律性组织制订企业之间和企业内部信用活动的规章制度和行为规则,提供信用管理的专业教育,举办从业资格的培训和考试,从整体上来管理和监督企业的守信行为。

3.建立失信惩戒机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立法不断增多，在一些法律中已经有关于诚实信用的规定。但是，仅有原则性的规定是不够的，如果失信行为得不到有效的法律制裁，即使通过司法程序确认，没有惩罚或惩处的力度相当小，根本不足以起到对行为主体的警戒作用。当受到处罚的成本远远小于因失信而获得的效益时，市场主体便会很自然地选择逃避法律选择失信。即使他们多次受到处罚，也会因利益的驱使而继续从事违法的交易活动，失信的行为也就很难杜绝了。

对于失信惩戒问题，在中国封建社会便设有对商号信誉注册登记办法等以防范金融风险。在欧美一些国家,对欠债不还的,一般根据其金额的大小,判处一定的刑罚,以示警告。在企业进入市场后,法律的作用是对其日常交易活动中的合同违约、商业欺诈、拖欠债款、信用犯罪等行为予以禁止。违者追究其法律责任,并将其信用状况记录在案,使失信者处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无处遁形。惩戒的结果就是使失信者在一定的范围和期限内丧失一定的行为资格,使其信用程度和行为资格的大小相适应，以此来提高失信的成本，让违法者“得不偿失”。

另外，正所谓“商无信不立，业无诚不远”，对于无信企业，在企业信用状态恶劣，又无法起死回生时，可通过破产制度将此类企业清除出市场，以保持市场上企业信用的纯洁度。

中国社会目前处于转型时期，信用危机和法治危机同时出现。规范信用需要完善立法，以信用作为立法基点, 制定并颁布相关法律、法规, 指导信用体系的建设是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郑远民:《现代商人法研究》[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1

[2]郑强:《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3]任先行周林彬:《比较商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论商法的国际化特征 篇4

关键词：商法商品,经济国际化

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与商事立法的历史事实来看, 虽然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 社会制度的不同, 商品经济形式有所不同, 但在这种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经济性质下, 世界各国的商品经济却有着共同的规律。商法作为商品经济的基本法, 虽然带有它的时代的特色和民族的特色的烙印, 但它的目的总是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而存在的。在不同的时代和民族下, 不同的社会制度下, 商法的内容总可以找到共性, 这一表现我们称之为商法的国际化。在现代, 随着商品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我国对商法的国际化也最终予以肯认、确立。现代社会, 各种经济资源不仅要合理配置于国内市场, 还要跨出国门, 走向国际市场, 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有效配置。因此,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 商品经济的国际化要求商法的国际化与之相适应, 即各国民商法的内容在差异性上渐趋向零的极限。商法的国际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商品经济的全球化要求各国商法制度趋于一致

随着商品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调整相同或相似类型社会制度的商法法律规范在制度上的差距应越来越小, 最终趋于一致。这种一致的范围不仅包括社会制度相同的不同国家的国内法趋于一致, 也包括国内法与国际法在制度上的一致。

1. 在商品经济带来的商法的全球化的推动下, 商法统一实体规则从逐渐从国际走向国内, 并向各国蔓延。

从国际层面来看, 商法的立法不断被细化, 包函范围不断拓宽, 原本属于国内法调整的事项逐渐被纳入到了国际法的范畴, 这就使商法的国内法逐步被国际层面法律制度所替代, 为商法的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2. 在商品经济带来的商法的全球化的推动下, 商法统一程序规则正在逐步形成。

在这方面最有特点的是商事仲裁领域的程序法。比较《纽约公约》与之前制定的《日内瓦公约》可以发现, 在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方面的程序规则正在统一, 《纽约公约》将这一程序适用范围扩大, 并且取消了部分互惠条件, 同时对执行限制条件予以放宽, 对请求执行的程序予以了简化。这种统一程序规则得到各国的普遍接受, 目前, 近150个国家和地区已加入了该公约。

3. 在商品经济带来的商法的全球化的推动下, 商法制度上的一致正在通过国内法的国际化方式实现。

从世界各国来看成, 这种实现方式主要有两种:自愿效仿和殖民化推行。在商品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商法的国际化方式具有互动性, 这种互动性的表现主要有:国内法与国内法之间, 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从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的互动来看, 既有同一法系之间的互动, 也有不同法系之间的, 既有商法先行国之间, 也有商法先行国与商法后行国之间的。

二、商品经济的全球化要求淡化商法的边界

商法是传统意义上的私法, 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全球化进程, 商法的私法地们受到了挑战, 商法是私法还是公法这个问题越来越难回答, 这种边界在商法的国际法进程中逐渐模糊和淡化。商法边界模糊化起源于私法的公法化, 伴随商品经济的全球化, 商法的私法地位不断的带来挑战, 商法开始了从纯粹意义上的私法到商法的公法化再到商法国际化这样一个逐步转变的阶段进程。这一进程具体来讲, 有着这样一步步的转化, 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 由于国家对商品经济实行的是自由放任的宽松经济政策, 在这一阶段, 商品的交换也是在小的范围内进行, 国家在商品经济领域仅需充当“守夜人”的角色, 商品经济就可以有序的进行, 因此, 这一阶段国家对经济的调节是一元化, 而与此相适应, 商法是纯粹的私法规则, 这一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保护商人的私权利。这一时期, 公法与私法的界限非常显明。随着垄断的形成, 市场的规模逐渐变大, 市场竞争秩序的不断恶化, 市场需要国家的干预, 国家不得不对市场经济采取措施, 于是国家开始以管理者的身份进入到私法领域, 一元化逐步被二元化所取代。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全球化, 公法的渗透日益增强, 并逐步规范, 商法早已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私法了。商法的公法化也使得公法与私法的界限趋向模糊, 公法、私法二分结构开始变的不明朗, 同时, 商法中的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边界也逐渐淡化。

三、商品经济的全球化要求赋予商法规范弹性

国际商法的基本原则 篇5

一、国际商法之独立性———是对现实诉求的回应。吴经熊先生在其《法律三度论》一文中指出：每一个特殊的法律均有三个度，即时间度、空间度、事实度。这里的事实度是指所有法律均与事实有关，在逻辑上，有什么是关于这件事的法律？询问“什么是法律”这一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每一法律均统制一定的事件，或一类的情事。事实上，吴氏先生的事实度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给我们指引了一条研究法学问题的路径，即对法律问题的探究必须回应现实的诉求，基于现实的语境来对法律样态予以多维度的考量和解读。因此，笔者认为，在论证国际商法独立性①这一法律问题上，有必要从事实的维度考察其独立性之现实诉求。据此，下文拟从三个事实维度对此问题展开分析： 第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国际商事活动的频繁发生，客观上要求一套独立能够规范商事活动的法律。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飞速的发展，各国之间的商事活动频繁发生，国际贸易不断的增加，据统计：二战后，国际贸易迅速发展，1950年国际贸易仅为607亿美元，到2000年世界商品贸易总额达70000亿美元，并且，当前的国际贸易的规模还在继续不断扩大，伴随着各国间商事交往和合作密切程度的日益提高，使得各国从一国内部的商事领域逐步步入世界性的商事领域，这样必然打破一些原先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封闭性的地区商事法律、法规（实际上，早在11世纪，地中海沿岸区各国的商人团体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即开始自行制定一些规约，即所谓商人法，这种商人法就是商人们长期从事商业活动的习惯做法，这种习惯性的做法一开始只流行于一定的地区和行业，随着国际商业的不断发展，其影响也不断发展，有的发展到今天已在全世界范围内通行），迫切需要产生一部能在全世界统一的大市场内能够适用的商事法律、法规。因此，鉴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国际商事活动的频繁发生，在客观上必然要求诞生一部能够在国际商业社会领域内，调整平等的国际主体从事各种国际商业活动的统一实体法律规范，即我们所称谓的国际商法。第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贸易市场的形成，为国际商法走向独立化提供根本性的动力支持。经济全球化作为全球化进程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深刻背景和根本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促使世界范围内的国与国之间的商事交易活动空前的频繁与活跃。从事国际商事活动的商人们迫切的希望能够像从事国内商业一样，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套统一的规则，从而摆脱因适用不同国的民商法而给国际商法带来的障碍。因为法律规则的不同一，不仅将增加国际商事往来的不确定性，使商人在交易中缺乏预见性和安全感，而且还会造成交易成本极大增加和效率显著的降低，这是其一；其二，由于商业活动本身固有的与生俱来的扩张性、同一性与世界性以及国际商事关系的发展，要求减少或消除各国商法法律的歧异，避免法律冲突，以便利交易的进行的需要，客观上要求一套统一的国际性商事法律体系。因此，可以这么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世界贸易市场的形成，客观上为国际商法走向独立、构建一套独有的调整国际商事领域的法律体系提供内在性的动力支持。第三，现行诸多的国际商事条约、国际商事组织、国际商事惯例的存在，为国际商法成为独立部门法提供技术支撑和保证。为了推动国际商事领域法律的趋同，实现法律的统一，减少国际商事交易的障碍，产生了诸多的国际商事条约，这方面的重要条约包括： 1913年的《统一海难救助若干法律规则的公约》、1913年的《统一船舶碰撞若干法律规则的公约》等、1930年的《统一支票法公约》《统一汇票及本票法公约》、1946年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78年的《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1980年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

售合同公约》等公约。这些国际商事条约一方面在调整现行的国际商事活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积累了诸多的经验，为国际商法统一立法，走向独立性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另一方面，一系列旨在推动“商法一体化”的国际商事组织存在，比如国际海事委员会、国际法协会、国际商会、国际商事仲裁法院、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联合国的国际贸易法律委员会，世界贸易组织等等，这些组织的存在为国际商法的统一化、独立化提供有力的资源保障。与此同时，国际商事习惯的大量存在并被司法适用，以及它在国际商事活动领域所具有的独特的规范作用，使其成为国际商法的重要法律资源，并为国际商法从国际经济法或国际私法分离提供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二、国际商法之独立性———是符合部门法独有的法律属性。法律是人类社会，尤其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它或多或少反映了人类社会内在的规律性。按照自然法学派的观点，法律本身便来自于自然，是自然的产物，因而法律对于整个人类而言是具有一定共性的。但是，法律制度的概念性安排却是人为的，是由不同的法学家们对法律现象作出的人为的解释，这些法学家们从哲学、社会、经济和历史等不同的前提出发，就可能对法律作出不同的安排，从而产生不同的法律部门划分结果。从法理学而言，判断一类法律规范是否从整体上构成一个法律部门，需要考察这类法律规范是否有自身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但笔者认为，除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两大重要范畴外，基本原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范畴。国际商法能否从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中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法，实现其独立性，关键看其是否拥有独立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和基本原则。笔者通过考察国际商法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以及基本原则，可以得出国际商法符合一个部门法应有的基本属性的结论，即国际商法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符合法律部门和法学学科划分规律。其一，国际商法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国际商事关系（私人间的跨国商事关系和跨国商事组织关系）。国际商法，国内有学者译为现代商人法、新商人习惯法、跨国法、国际贸易法等。它是指调整平等主体间国际商事交易以及国际商事组织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以商事关系作为调整对象，决定了国际商法的私法性质，以此将国际商法与国际公法予以区分。当然这里的商事关系，即为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包括商事代理关系、物权关系、知识产权关系和债权关系，而婚姻家庭、收养和继承等民事关系不属于国际商法所调整的商事关系的范围，以此可以将国际商法与国际私法予以区别。（当然，尽管目前在我国国际私法学界，对于国际司法的调整对象，虽然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主流观点将之概括为“国际民事法律关系”或者“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与此同时，在国际经济法学界，对国际经济法学的调整对象，理论界一般认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总称。笔者认为，尽管国际商法所调整的国际商事关系可以说是一种经济关系，但是，国际经济法学中所谈及的经济关系是一种经济管理关系，有别于商事关系中所述的经济关系。而且，由于近代以来我国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并不区分商事关系与经济关系，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在国内法上也区分了经济关系与商事关系。因此，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商法调整对象的区别在理论上已得以证成。其二，国际商法有自己的调整方法，即直接调整方法。国际商法的直接调整方法是国际商法区别于国际私法的一个明显的标志。毋庸置疑，国际私法是以解决法律冲突为中心任务，以冲突规范为基本规范，而冲突规范本身并不是直接调整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主体的实体权利与义务，其作用在于确定国际民商事关系所适用的国内法。因此，国际私法乃一种特殊的规范，其所运用的调整方法是一种直接调整方法，而国际商法则直接规定商主体在国际商事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直接规范国际商事领域商主体的行为，其调整方法是一种直接调整方法。其三，国际商法有其独立基本原则。国际商法的基本原则作为国际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说，国际商法的基本原则并不是对传统商法基本原则的再继承，也不是对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复制，而是国际商事交往自身特点与属性的必然要求，包括全球性原则、国际经济主权原则、平等双赢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安全原则、发展原则。根据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理论，目前，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包括：经济主权、非歧视、互惠互利和适度开放的市场原则[11]。

三、国际商法之独立性———是国际商法起源、发展、根本目的使然。

国际商法对法律全球化内涵的诠释 篇6

关键词：法律全球化 国际商法 差序性

中图分类号：D99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3（c）-0223-01

1 商法的全球化是法律全球化的重要一域

市场经济的国际化首先推动的是商法的国际化。因为，通过交换来实现市场主体双方各自的利益，是商品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中人们最普遍的行为模式。交换的过程，对于市场主体双方而言，是一个彼此选择、彼此为对方提供服务以满足自身利益需要的过程。这一过程，法律上表现为双方订立和履行契约的过程。市场就是全部契约的总和。契约在本质上由市场主体双方的合意（意思表示一致）构成。因此，契约自由必然成为安排市场经济关系、组织经济活动的首选原则。市场主体间的契约关系以及契约自由最集中、最准确地表现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独特个性。民商法正是用契约（合同）来表述市场的。契约在民商法中是市场的法律原型；契约自由则是自《法国民法典》确定起来的民商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最大量、最普遍、最根本的法律形式就是契约。契约法（合同法）是现代民商法中最具有活力的部分。正因为如此，合同法的国际统一化程度也是最高的。当然，商事活动的其它领域的法律统一虽弗如合同法，但其统一的水平与其他法律部门比较，仍然是无与伦比的。

2 何样法律能够全球化：从国际商法的视角解读

弗里德曼则提出，法律的技术性成分能够相当容易地跨国界进行移植或借鉴。现代技术跨越国界而由世界共享，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也必然发生迁移。问题在于如何区分法律中的技术成分与文化成分。弗里德曼的板块结构并未能解决这个问题，他实际是根据法律部门进行了区分。例如，他把商法领域的法律看作一种技术，这些法律是为了适应现代生活的某些方面而制定的，不因文化而有差异。这类法律传播很快，可以自由引进和输出，不引进这些法律毫无道理。一个国家要经营股票交易而想找规则范本，就不会去查本国文化传统，里面没有。移植外国法移植的不是文化，而是工具、某种技术，像喷汽机、计算机。但是，有的法律领城。如家庭法，是非技术性的。它深深植根于一个特定的生活秩序中。不需要从一个社会向另外一个社会转移。弗里德曼的这种见解对解释商法何以全球化是很有说服力的。

国际商法不仅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其本身也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商品经济规律在法律上的反映。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商法的国际化和全球化是必然的。尤其商法的一些基本制度、价值、技术、方法并不具有强烈的属地性和文化性，是能够实现较大范围的统一的。

另外有学者也指出，法律全球化的社会基础不是因为政治的趋同，而是源于市民社会本身且驱使各个国家的人们走向现代经济社会的过程，法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这种源出于市民社会与经济交往的“活法”日益国际化和规范化发展的结果。今天的全球化不是国际社会在国家间的政策的指引下逐步形成的过程，或者说不是通过康德所说的保持民族国家的核心领域并在联邦基础上扩张而形成的过程，而更多是通过“看不见的团体”，“看不见的市场和分支”，“看不见的职业团体”，“看不见的社会网络”等超越于国家领土边境，但却促使真正的法律形式出现的社会性因素实现。商人的力量正是这种国际社会多元体系上的重要一元，是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力量，他们主要通过商人团体自治立法来规制自己的商事活动，这种力量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是基础性的，其与法律全球化的关系可以用商人——全球商事交易——經济全球化——规则统一化——法律全球化来表示。

3 法律全球化的差序性

法律的趋同化是一种不争的事实，问题是法律的全球化，是不是各法律领域不加区别的会一体地全球化？全球化论者无法回避国家之间政治制度和法律文化的差别，法律的民族性和地方性不能忽略。法律全球化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法律文化的地方性和民族性，可以说，后者消除之时，恐怕也就是民族国家消亡之日，传统意义上的法律消失之时。任何法律都不可能纯而又纯只具有技术特性。在不同部门的法律中，其技术性和文化性的程度颇多不同，这就必然导致不同部门法的全球化水平存在差异。总体言之，法律全球化的差序性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就公法和私法的部门划分看，法律的全球化首先最容易在私法部门实现，因为私法更多体现商品经济的需求，而商品经济是全球性的。就私法而言，商法的全球性程度要比民法更强，因为后者具有更强的民族性，尤其是在婚姻家庭法、继承法方面，几乎就是一个民族家庭习惯法规则的结晶。就公法而言，体现人性、法律的基本价值及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法律因受到全人类的普遍关注易于统一，但在这些领域法律的全球化只能表现出模糊性特点。如国际人权法、国际环境法等。

其次，就商法而言，市场化、自由化水平越高的经济领域，其法律国际化的水平越高，而越实行国家保护、行政化管理水平越强的经济领域法律统一化水平越低。

最后，全人类所面临的新问题，因各国此前并无立法，立法方面的起点是相同的，没有因历史上的立法传统和立法水平差异所导致的法律冲突，因此，法律较易统一。如新兴的电子商务的立法，各国和世界范围内的合作水平很高，法律的统一水平一开始即是高起点的、统一的。

综上所述，从国际商法全球化的发展中我们可以对法律全球化的内涵“窥一斑而知全豹”：法律全球化是一个过程，历史上早已有之，只不过因为国际商法统一较少关涉主权而不为人们认知。法律全球化的发展在各部门法中并不平衡。但是，毫无疑问，国际商法是所有法律部门中全球化水平最高的一域。

参考文献

[1]宋冰.程序，正义和现代化[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浅谈民商法的信用原则 篇7

一、信用原则的基石意义

就我国情况而言, 信用大多数是被看作是一种道德规范, 通过人们自律以达成。而在西方国家, 信用更多的是被当作法律内容来看待。在西方的早期的一项法规中指出, 信用原则是民商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如今, 西方许多国家已经明确把信用原则作为民商活动的基本原则加以确立。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也指出民事活动应该遵守诚实的原则。在《合同法》里也明确规定当事人需要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

“信用原则是民商法的基石”是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体现的。 (1) 在民事活动过程中, 参与者之间不能有任何欺诈行为, 遵守诺言。换而言之, 民事活动中的出借人对另外一方借钱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货物的偿还能力和可信度进行判断, 包括消费信用、银行信用、商业信用等多方面的判断。 (2) 信用原则也被理解为与其经济能力相对应的经济评价, 这里所指的信用是受到法律认可和保护的, 也被纳入当事人财产的一部分。所以说, 信用是民商法的基础, 在民商法的制定、执行、修订的过程中都需要认真落实这一原则。在信用原则的基础之上, 其基本法律功能才得以展现。

二、信用原则破坏现状分析

根据资料表明, 我国每一年由于逃废债务而造成了近2000亿元的损失, 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损失近55亿元, 等等, 信用缺失时间频频出现, 给国家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同时也对消费者的健康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例如“河南南阳毒韭菜”、“地沟油”、“双汇瘦肉精”等等事件。不少黑心企业通过非法手段在短期内谋求暴利, 此种信用缺失行为大大的扰乱了市场的正常发展。

此外, 在司法工作中也有信用缺失的行为存在。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信用原则作为一种制度化的信任最终依赖于司法公正。但是司法信用不足的现象却不时的呈现在大众的眼前。例如某些司法需要为当地的地方经济“服务”, 使得当地司法机关无视司法判断的独立性, 以实现当地的经济收益。在诉讼中也有信用缺失的情况存在, 例如个别律师由于一己私利恶意提出诉讼, 编造虚假事实等等, 着实增加审判的难度。

还有一些企业设立子公司以进行资产的转移, 以达到圈钱的目的。通过子公司的运营在市场上获利后, 把收益转移到母公司。当子公司遇到财务问题无法偿还债务时, 母公司却不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群体利益, 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秩序。

三、信用体系的完善措施

发展至今, 我国所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和信用体系的不完善息息相关。目前而言, 我国信用体系的完善主要借助法律手段来达成。公平、公正的法律法规让民事活动中的参与者提供了信任的基础, 也对他们日后的民事活动形成了约束的力量。信用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对市场经济活动意义重大, 所以信用体系的完善也显得迫在眉睫, 如何完善信用体系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 立法和司法与国际接轨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996年所颁布的民法通则已经不能与现实情况完全匹配。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对于我国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参照国外立法中对信用原则的广泛运用, 或以判例或以立法明确保障诉权正当的行使。

(二) 强化信用原则的执行力度

在我国民商法中关于信用法则的规定比较抽象, 无法具体量化。正因为这一特征使得执行力度远不能达到要求。信用原则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细化, 对于违反信用原则的行为做出详细、具体惩罚, 使得信用原则得到具体的落实。

(三) 深化市场主体的信用建设

公司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在整个信用建设行为中起到关键作用, 制定有效防止公司信用缺失行为的规章制度。同时市场主体从自身出发, 意识到本身信用对于市场经济的意义, 重视信用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 自觉在企业文化中宣扬信用原则。

(四) 发挥政府的监督管理职能

政府部门作为一个管理部门, 在市场经济的运作要做好监督管理作用。严格监督公司信用和个人信用的机建立和完善。使得个人信用信息和公司信用信息更加的公开化、透明化。加强信用相关立法, 明确信用主体, 完善信用体系。通过行政管理手段, 让守法者获得应有的保障和权力, 让违法者获得相应的惩罚, 慢慢的形成一种人人守法的良好社会风气。

四、结束语

信用是任何民事活动进行的基础, 也是是市场能够良好运行的重要保证。重视道德的形成和发展, 运用法律手段保障信用在社会经济中的积极作用, 严格执法, 加大执法力度。而市场主体应该加强自律, 重视企业责任感, 把信用原则加入企业文化中, 为市场经济的信用体系保驾护航。各方共同努力让市场经济发展的更为和谐、健康。

参考文献

[1]张明珠.关于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思考[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 2009, (05) .

[2]周忠丽.经济体制改革动力机制中的开放因素——兼论中国模式的“世界性”[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 2012, (02) .

[3]巴于茜, 任先行.商业信用原则在我国商法中的缺失及补正[J].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01) .

国际商法案例教学论 篇8

( 一) 课程性质与教学目标

作为调整商事组织和国际商事交易的各种法律规范总称, 国际商法是国际贸易等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国际商法课程内容非常庞杂其教学目标是通过教学使学生在掌握我国相关商事法律的基础上, 着力于比较、分析, 力求把握相关国际商事条约、惯例及两大法系主要代表国家的有关商事法律规定, 熟悉国际商事活动的基本游戏规则、初步具备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能力。

( 二) 教学对象

通过先期课程的学习, 学生一般都具备一定的法律常识, 但法律常识并不等同于商事法律常识, 学生的起步知识和国际商法教学所要求达到的目标知识间有着很深的“鸿沟”。法律来源于生活, 是社会生活、物质基础最基本的反映, 而学生社会生活经验不足、阅历不够也是学好国际商法的负能量。

( 三) 教学方法

国际商法课程大都沿袭传统“注释式”的法学教学方法, 考核也以“再现”老师讲授的内容为主。这种纯理论、经院式讲授法的不足之处在于: 一是削弱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能动性。教学活动就是理论灌输活动, 学生的学习过程也就是“被灌输”的过程。二是缺乏互动要素, 教师是教学的权威, 学生的任务就是听命和服从, 教师与学生之间, 学生与学生之间欠缺互动的基础和动力。其三, 从教学结果看, 学生知识型成果颇丰, 但应用型能力不足, 更遑论用己所学去解决未来之困。最后, 评价手段单一, 没有考查实践能力的手段。在国际商法课程的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不失是一种高效、可行的选择。

二、案例教学的内涵及其理论基础解析

( 一) 案例教学的内涵及基本特征

1. 内涵。案例教学是指以老师选定的案例为教学主线, 学生通过个人研习、小组讨论及班级研讨等多重互动手段, 分析研究案例案情及相关问题, 借此培养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及养成良好批判性思维习惯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源起于苏格拉底教学法, 苏式教学法的本质在于师生之间展开地位平等的问答式辩论, 通过不断发现并揭露对方对话中的矛盾且随着错误的陆续修正, 最终形成对某一问题包容性的理解与认同。1870年, 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朗戴尔首次将案例教学法运用于法学教学并获得骄人的教学效果, 上世纪90年代我国教育界也开始在高等教育中尝试案例教学。

2. 基本特征。 ( 1) 多边互动性。在案例教学背景之下, 教师只是“导演”, 学生既是“演员”又是“听众”, 案例教学开创出的这种多边互动式的课堂教学格局能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各项潜能, 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多边互动性是案例教学所具有最为显著的特征, 也是教师讲得较少而学生收获较多的重要原因。 (2) 民主参与性。案例教学借助“案情”这一“现实模拟”, 使学生置身于具体的现实情境之中由此激发了他们的参与意识。同时, 案例教学也是最能体现“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原则的教学方法, 参与案例教学各方的地位必须是平等的, 否则案例教学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在案例教学过程中, 教师可以就相关问题启而不发, 也可适当引申加以点拨; 学生可以在小组内自由发表自己对案例案情事实的理解和适用法律的认识, 在组际之间可以展开激辩。随着观点的碰撞、理解的深入、思维的扩展, 真理也就逐渐呈现。

( 二) 案例教学的理论基础

笔者认为迁移理论比较圆满地解释了案例教学为何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的原因。迁移, 指的是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的影响。迁移的相同要素理论认为相同要素越多, 迁移的程度越高。案例教学中采用的案例一般源自于真实的实例或高度“仿真”例, 学生阅读案例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亲历”现实, 思考和解答案例相关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处理”未来的真例。可以说, 案例教学是“今天举别人昨天发生的故事来推演你明天将要遇到的现实”, 案情的高度“仿真性”确保了未来的迁移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 在案例教学中所概括出的相关案例所涉问题的一般原理 ( 经验“泛化”) 更加有助于未来类似问题的解决。学习的目的不仅在于运用, 更在于教会你如何学习, 案例教学不仅能较好地创设出一种“迁移”学习情境, 更为重要地是在“迁移”过程中学生发展了如何学习的能力。

三、国际商法案例教学实施过程剖析

( 一) 课前准备

1. 构建国际商法案例库。案例是案例教学的根本, 是案例教学全过程的主线, 其效果如何与选编的案例休戚相关。选编国际商法案例应当从以下几个角度考虑: (1) 把握典型性。所谓典型性是指所选案例的案情事实与所要传授的基本理论对应性, 案情需能较好地揭示相应的法律规则。要选编那些具有一定理论深度且应用性强的案例, 比如讲授合同法有关合同何时成立问题时, 就要选用能体现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有关“到达主义”和“投邮主义”不同规则的案例。 (2) 注重新颖性。国际商法案例的新颖性要求之一是案情内容要新颖, 案例选编要根植于国际商事法律实践, 所选案情要与时俱进、充满时代气息; 其次, 案例所涉法律规则要随着国际商事法律规范或惯例的修订同步更新, 比如讲授《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2010》时要选编案情内含DAP、DAT术语的案例。 (3) 体现层次性。对某些关键的知识点要选编由单一型案例和综合型案例构成的、由易至难的阶梯递进式案例。

2. 老师布置案例, 学生事先研读。教师要适时提前把对应的教学案例告知学生, 提示重点、难点, 提供案例所涉及的国际商事法律规范。老师要对案例所涉的教学知识点要熟烂于心, 要善于发问, 研究提问的时机、技巧, 也要善于应答, 对案例教学中的变数要有应变之策。学生事先研读案例是案例教学成功与否的关键性步骤, 该环节也最能体现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学生要自主通读案例, 理清案情的各种法律关系, 查找资料, 试着解答案例所附问题, 找出理解中的模糊点, 列出自己的主要观点, 为了阐释看法还要准备课堂发言稿。

( 二) 课中实践

国际商法案例教学课中实践环节的所有设计均以保证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互动问答与辩论的高效运转为必要。关于案情呈现可以是教师简练归纳, 也可以借用多媒体, 还可以把主动权一开始就交给学生这样有利于培养他们的表述能力或动手能力。分组的可行策略为每组人数控制在10人以内为宜, 人员组合应以彼此间的熟悉程度为考量因素之一, 也可直接以学生之间的自然关系分组, 要形成有利于“人人有话说、个个能发言”的良好氛围。对于单一性案例, 宜采取控制性讨论方式, 案情呈现之后, 教师就所授理论的相关问题启发学生讨论或辩论, 待学生对讨论的问题较为明晰时老师要适时总结和归纳。综合型案例适用的开放式讨论赋予学生更多自由表达及能动讨论的机会, 因为案例的相关问题可能没有确定答案, 只要学生能自圆其说即可, 教师要循循善诱, 对建设性的观点要不失时机地加以表扬。课中实践环节教师是研讨的组织者、辩论的提示与参与者, 学生才是运动员, 教师要明确定位不能越俎代庖。

( 三) 课后评价

完整的国际商法案例教学过程理应包含评价环节, 对学生的评价主要为过程评价, 参与讨论积极性、合作精神、表达能力为主要的评价指标, 而不以表述结论或观点的对或错来进行评价, 评价途径要以学生的自我评价, 小组的评价、教师的评价来综合评判。对案例本身适用效果的评价也要征询学生的意见, 教师要对整个国际商法的案例教学过程进行经验总结、归纳得失。

参考文献

[1]陈雄.苏格拉底法学案例教学法之应用[J].文史博览, 2010, (2) .

[2]向玉兰.法学案例教学法之案例讨论的准备与组织[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 2005, (7) .

[3]徐延宇.案例教学及其运用[D].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2, (3) .

国际商法的基本原则 篇9

由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自身学科特点, 在国际各种商事关系交往活动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国际商事方面的相关法律。为了在对外经济与贸易活动中处于主动地位, 学生需要系统掌握以国际货物买卖为中心的国际商事组织法、国际商事合同法、国际贸易运输法等内容, 熟悉国际通行的法律和惯例规则。所以, 我们说国际商法作为国际商事关系的基础法学部分, 应该列入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的课程教学之中。

二、国际商法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 培养目标不明确。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培养目标, 是让学生在普遍了解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情况的基础上, 全面掌握国际贸易的理论和实务以及熟悉现行的国际贸易惯例与规则, 成为具有从事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的基本技能的应用型人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习的重点应该是对《国际商法》的相关法律有一个系统、全面的掌握, 并能在实践中加以运用。但是, 在国际商法的教学中,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和法学专业经常发生任课教师和所用教材以及授课内容都相同的情况。

2. 专业基础不同。

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 并未接受完整的法学专业课程教育, 没有相应的法学基础知识作铺垫。开展国际商法课程教学时应当由浅入深、由点及面, 以介绍为主, 以分析为辅, 不适宜深入探讨热点问题和有争议的学术问题。针对不同知识背景的学生, 应考虑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与法律专业国际商法课程的交叉与重复, 使得具备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国际贸易结算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获得新的知识, 更有利于指导实践, 以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对外经济贸易中出现问题的能力为着力点。

3. 课程结构不合理。

在整个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教学计划中, 虽然国际商法学作为专业基础课, 但课程安排出现脱节现象。一是国际商法开设之前, 没有开设相应的专业法学课程。比如说经济法学、国际贸易法学等课程;二是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非专业课这个角度来看, 国际商法课程一般课时较少,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面对没有基础知识支撑的学生, 很难在有限的学时数完成教学任务, 实现教学目标。

4. 教材体系不完善。

由于国际商法学在我国目前还不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 它处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之中。因此, 法学专业教学选取教材时, 一般都与国际经济法和国际公法紧密联系, 相互渗透。而作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所用的教材时, 它的编排与设计大多参考法学专业教材。目前版本教材从体系结构上经常混淆国际商法与经济法的内容, 教材内容为了增加更多相关的法学理论知识点, 涉及到的纯理论性法学知识过多, 要么就是侧重于国际贸易实务, 教材体系显得凌乱, 难以适应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实际需要。

三、国际商法课程教学需要完善的几点建议

1. 在教学目标应围绕国际贸易实务展开。

应该是把所学的国际商法知识运用作为辅助进行对外经济活动的手段。国际商法学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一门基础课, 应熟悉国际商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和各种惯例与规则以及各国关于国际商事活动的国内法之间的差异。

2. 在教学内容方面, 将国际商法体系的复杂性与专业特点相结合。

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国际商法有自己特有的体系结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开设国际商法课程, 只需对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商法的核心内容即公司法、合同法、货物买卖法三大块掌握即可。以介绍国内法为主, 了解国际法和国别法为辅。在国际商法理论的梳理上, 力求简明扼要, 不做过多的阐述。国际商法以货物买卖为中心, 突出商事组织法和商事行为法的内容, 尽可能体现国内外有关国际商法的立法、司法等最新研究成果, 比如信用证的新规则。

3. 在教学方法方面, 运用现代教学方法和手段。

我们知道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缺乏相应的法律基础知识, 所以在教学方法的选用上, 应着重指引学生研究实际问题, 加强国际商法教学的实用性, 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基于国际商法课程的较强实践性, 应采用与培养国际贸易实务人才相适应的教学方法, 从而形成完整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实践教学方法体系。在教学中, 要联系实际业务、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重要性, 在教学中充分运用模拟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

4. 修订国际商法课程教材。

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而言, 教学一般要求重点突出、难度适宜, 注重基本知识的讲解。因此, 国际商法的课程教材一方面应从国际商法体系出发, 在形式和内容上, 由商事组织主体法、商事组织行为法、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构成国际商法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 考虑学生不具备法学基础知识, 章节的知识点应侧重基础知识尽可能以简单明了, 做到深入浅出, 还可以适当运用配套练习册, 实现课堂学习和自我学习有机结合。

四、结语

基于对国际商法课程教学现状的分析,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国际商法的教学, 应该从课程体系安排、内容设置及教学方法上都应特别对待。包括有关教材的重新修订或编写, 增加实践性课程的比重, 选择适合学生的恰当案例和典型判例等编成课堂教学案例, 都应该做到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相吻合。

参考文献

[1]宗艳霞.区分专业开展国际商法教学改革初探[J].航海教育研究, 2007, (02)

国际商法的基本原则 篇10

一、对国际商法独立性的理解

国际商法简单的理解就是在国际商务活动和商事关系中起到调节和调整作用的规范总称。而其中对于商事关系的理解主要指的是贸易之间的关系和营业组织之间的关系。随着社会经济和国家贸易的快速发展, 就从客观上要求必须要有一套独立的能够对商事活动进行规范的法律, 而随着全球化经济发展和世界贸易市场的形成, 进一步的推动了国际商法独立性的体现, 而且国际商法有着自己的调整方式和方法。

二、在公司的发展中信托制度的作用

现在很多的公司, 股权都是很分散的, 而且很多股东持有的公司股权都是很少, 所以在公司出现一些问题需要进行解决的时候, 很多股东表现的很冷淡, 没有一定的积极性和热情去解决问题, 好像就和自己无关一样。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股东能得到的受益远远小于治理这些问题所需要付出的成本, 出现成本大于利益的情况。另一方面就是由于二级资本主义市场可以帮助股东来进行股权转换的便利条件。在公司出现这些难于治理的公共问题的时候, 机构投资者就出现了, 而他们最大的特点从字面上看就是具有机构性, 他们在金融证券市场上是主要的投资者之一。这些机构投资者的组成主要包括了商业银行、信托机构、养老基金、投资基金和保险机构等, 在这些组成的机构里, 投资基金又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现在我们国家的证券市场发展得还不是很完善, 很多投资者都是购买股票, 看中的主要还是短期内的经济收益, 但是如果是从信托制度上来讲的话, 那些购买投资基金的人看中的还是长期的经济收益, 如退休基金。在治理公司公共问题上, 表决权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方法。而表决权信托就是指公司里的多个股东通过一定的协议将股权和表决权在一定时间内转移给另外一个人去持有并集中行使表决权, 而另外的这一个人我们通常叫做受托人。表决权信托在治理公司公共问题和对公司中小股东的保护上都具有一定的作用。首先, 表决权可以加强公司的管理, 通过统一集中来行使公司的管理权可以防止公司被一些人进行恶意收购, 其次可以防止一些中小股东的权利被大股东侵害而损失利益, 最主要的是可以减少公司公共问题治理费用。

在现代很多公司里面, 职工的民主化成为了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很多的公司为了能够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人员技术人才的稳定, 基本上都采用了员工可以持有公司股份的方式。如果公司的员工持有公司股份的话, 就让公司的利益直接和员工本身挂钩, 公司利益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员工的收入, 这样的话, 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更好的为公司创造利益。在这种形式下, 职工持股信托也就产生了, 具体的操作方式是这样的:首先是职工要先成立相应的职工持股会, 职工持股会就是职工的受托人, 让它代表公司去和相关银行签订贷款合同, 然后由公司担保进行股票的购买。

三、商事信托对国际商法的影响

商事信托制度中信托证券化对证券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信托证券化和其他的商事信托不同, 首先信托证券化的发行要求我们必须要有实际的事物来作为资产, 其次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实体对这些资产的转移和风险来承受。相对于第一个要求来说的话, 信托证券化的载体对必要的资金都是很缺乏的, 而且相对的人员还有组织机构也不是很正规化。很多负责信托证券化的公司都是一些皮包公司或空壳公司的一种中介, 这样的一些中介就不具备那些实体公司的决策和权利, 他们主要只是负责一些证券的包装、买卖还有发行等。而以上的这些操作和要求都是和我们国家现在的相关公司法和证券法不符的, 我们国家现在发行的《证券法》中都是对公司发行的相关证券有着严格的管理和控制的, 所以在现在的发展形势下, 进行信托证券化就对《证券法》产生很严重的挑战。

在国外的商事信托中, 房地产信托在商事的信托中被应用的很广泛, 而实际上房地产信托就是一种收益的凭证。但是在我们国内,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我们的《证券法》中规定, 证券的形式只有两种, 就是债券和股票, 对于其他形式的证券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所以在我们国内, 房地产信托的发展还将会受到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

商事信托制度的产生对于破产法也产生了新的挑战, 特别是在资产证券化的方面。而资产证券化的创新, 使得证券持有者和发行机构之间的风险分开了, 但是在我们国家由于先关的法律并没有明确的对金融资产收益权有明确的界定, 所以就使得资产证券化的创新不能发挥出它本身应该具有的功效。

四、结语

商事信托制度的建立是在国际商法之间的一种制度的创新, 要想真正发挥出它的功效, 就要我们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多方面的积极配合之下才可以。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 面对商事信托制度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我们要从容应对, 抓住机遇, 利用合理和完善的应对策略去解决好发展中遇到的挑战, 促进我们国家经济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1]任战江.国际化趋势下的商法制度——以信托制度为中心[J].经济研究导刊, 2007 (9) .

[2]范静.浅谈我国商事信托制度创新的构建[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7 (1) .

关于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探究 篇11

关键词：民商法；诚实信用原则；探究

中图分类号：D9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0-0066-01

一、前言

诚实守信是我国优秀的传统品质，在市场活动中，诚实信用是一种道德规则，当事人在市场活动中，需要诚实守信、不欺骗、不为了自身利益损害他人利益，可以说民商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能为市场活动构建一个良好的秩序。但是在新环境下的市场活动中，经常会出现失信、违约、欺骗等现象，这就对市场的稳定运行造成极大影响，因此，要对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进行深入探析，并结合实际情况，打造诚实信用的社会环境，从而促进我国社会的持续发展。

二、民商法及民商法的诚实信用原则的法律内涵

（一）民商法。

民商法是指民法和商法，对于民法和商法的关系，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民商分立，另一种是民商合一。其中民商分立是指立法过程中，民法和商法属于两个相互独立的部门，在立法过程中，会在制定民法典的基础上，在独立制定商法典，在德国、法国等国家就是采用民商分立的形式。而民商合一是指商法属于民法的范畴，民法可以看做商法的母法，对商法有指导、统领的作用，商法可以看做是民法中的特别法，在意大利、瑞士等国家就是采用这种立法体系。在我国，还没有明确的选择何种体系，但是就我国社会发展及现代民法发展趋势而言，民商合一体系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二）民商法诚实信用原则的法律内涵。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而诚实信用原则也从道德准则上升到法律准则，在我国的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有独特的法律内涵，具体如下：

1.从字面意义上看，诚实信用原则是指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当事人应该按照相应的经济秩序进行交易活动，不能出现欺骗、欺压、诈骗等行为，应该做到诚实守信、实事求是。

2.从道德准则上看，诚实信用原则是指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当事人应该用道德准则对自身的行为进行规范，严格遵守市场秩序，从而保证市场经济活动的和谐、有序。

3.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制度改革的深入，诚实信用原则逐渐被纳入法律中，从法律上看，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人们在从事民事活动或者其他经济活动时，应该积极的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要实现当事人、集体、社会三方利益的均衡。此外，诚实信用原则还要求当事人在行使权力时，必须用诚诚实、守信的态度对待经济活动，如果出现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则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在当今社会市场经济活动中，诚实信用原则不仅具有相应的道德约束作用，还具备法律规范作用，也就是说诚实信用原则具有双重性功能，诚实信用原则在道德和法律上合一，同时具备道德的普遍性和法律的强制性作用。

三、民商法诚实信用破坏现状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逐渐显现出来，从而对正常的市场经济活动带来不利影响。当前的市场正处于市场转型的关键时期，市场经济环境十分复杂，从而导致经济诈骗、虚假广告、金融欺诈等行为十分普遍，同时各种伪劣产品涌现在市场上，对市场秩序造成极大的影响，如三鹿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对我国市场的健康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当事人失信，破坏了民商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在司法活动中也存在一些不诚实的现象，在涉及法律案件中，有一部分司法人员及律师，包括法官检察官，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将案件的事实真相埋没，恶意编造虚假事件，甚至伪造证据，对案件的公正判决造成极大的影响，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侵犯。

另外，当前有很多大中型企业设立了分公司，这些大中型企业经常会利用分公司转移资产，分公司在对外交易过程中，会以总公司的名义进行，所得的利益则会转移到总公司，当分公司拥有债务后，总公司则拒绝为其偿还债务，从而对分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严重影响，同時也对市场金融秩序带来不利影响。

四、打造中国民商法诚实信用的社会环境

诚实信用原则对社会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当前我国市场的存在着严重失信的现象，因此，要结合实际情况，积极打造符合我国民商法诚实信用的社会环境，从而为我国市场的稳定运行打下良好基础。

首先要对民法典进行完善，民法典对调整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信用体系有很大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民法典中的一些条例已经不适合当前社会发展，对此，要及时对民法典进行完善，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信用体系的顺利构建，才能打造社会良好的信用环境。

其次，要加强对失信行为的处罚力度，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失信行为已经屡见不鲜，但是我国当前对失信行为的惩罚还比较轻，这就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为确保诚实信用原则能真正落实在市场活动中，必须加大对失信行为的处罚力度，对于失信行为绝不姑息，通过严格的制定来减少市场失信行为，规范市场秩序。

再者，要规范市场主体，引导市场主体建立诚信体系，相关部门应该对市场主体的结构进行合理的引导，不断提高市场主体的信用，降低市场主体的失信行为。对于涉及到市场主体的法律规制，应该坚持效率、规范有效结合的原则，确保市场主体能主动承担其对市场的责任，履行诚信义务。另外，还应该坚持法定资本制和资产信用，确保资产信用、资本信用能成为市场主体信用的基础，从而为市场主体诚信体系的构建打下良好基础。

五、讨论与建议

诚实守信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诚实信用原则是我国市场经济活动、民事活动的基础，对现代市场的规范化建设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当前我国市场活动中诚实信用原则受到严重的破坏，因此，要及时完善民法典，加强对失信行为的处罚，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以此打造良好的诚实信用社会环境，为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真正落实打下良好基础，进而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洪芳.关于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探究[J].中国市场，2014，（39）：187-188.

[2]李烨.关于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探究[J].法制与社会：旬刊，2014，（05）：15-16.

[3]杨杰.关于民商法诚实信用原则研究[J].商品与质量：学术观察，2011，（12）：147.

《国际商法》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篇12

1 《国际商法》课程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历史。我们的外贸活动规模从小到大、由弱到强, 但是在实际的外贸活动中无法避免要发生各种纠纷。这就需要我们熟知国际商务的法律法规, 这样不但有利于我们在今后可能发生的外贸纠纷中及时维护我们自己的切身利益, 还能够减少外贸活动中的不利因素。现在各国的经济联系越发紧密, 已经呈现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这给我国的外贸获取了发展的良机与从未经历的挑战。伴随着我国成为WTO的一员, 我们已经融入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趋势之中。为了能把握良机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培养大量知晓国际惯例的人才。《国际商法》是国际惯例中法学的基础, 需要作为经济专业学生的必修课, 同时也需要作为与外贸直接相关专业的选修课。

2 《国际商法》课程实际情况研究与分析

2.1 教学内容趋同性严重, 没有考虑到本专业的特点

我校有不少经济类的专业都要求学习《国际商法》, 但教学大纲却没有任何改变, 没有从教学的实际出发将本专业的特点针对教学大纲的内容区别。我们学习国际贸易实务的学生在该课之前就已经系统地学习了《经济法》和《外贸运输与保险》、《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这些课程。《经济法》已经较为全面地概述了经济方面的法律规定与法学理论, 而其中不少内容是与《国际商法》相重合的。例如, 《公司法》、《知识产权法》等。在《外贸运输与保险》中对国际货物保险法与运输法已经有了较为详尽的讲解, 可是商务英语的学生除了在大一的时候学习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中有一小部分对于法律概念有所涉及;在《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课程中学习了国际贸易术语和国际惯例的一些相关知识点, 再无与《国际商法》有联系的课程。但是这两个专业的《国际商法》课程的教学大纲是完全一致的, 没有体现专业的不同、学习课程的不同而对教学大纲进行区分, 因此这两个专业的《国际商法》课程的教学内容具有较大的一致性。

2.2 传统教学方法缺少师生互动环节

当前, 素质教育理念已经渗透到了高校教育的方方面面。同样, 在《国际商法》教学中也要求教学内容要与学生所学专业紧密结合起来, 教学方向朝着突出职业能力培养, 提升学生实践应用能力而努力。但是,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国际商法》课程的教学还是停留在理论灌输的水平, 不能与实践应用实现更好地结合。教师往往使用的是传统的教学方法, 上课时学生只听教师一个人讲, 缺少师生互动环节。而这种单向信息输入的教学方法很难引起学生的共鸣, 更谈不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 这种教学方法忽视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只起到了强化记忆的作用, 没有得到学生接受知识的反馈, 不能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已经无法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商事活动的实践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挑战。

2.3 考核方式单一, 缺少实践环节

目前, 《国际商法》课程的考试方式也比较单一, 主要采取闭卷方式考试, 考试时间为两个小时, 其题目类型大多是名词解释、选择、简答、论述等类型, 其考核的往往是单一的记忆性的知识。以现行的这种考核方式, 不能够实现培养创新性、技能型、复合型的商务人才, 但是如果在试卷中以案例方式来进行考核, 则在短短两个小时的考试时间里, 想通过一个个案例来全面地考核《国际商法》课程的重要知识点, 似乎难以实现。《国际商法》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 但《国际商法》课程的教学大纲中该门课程均为理论课时, 并没有安排相应的实践课时, 缺少必要的实践环节。

3 《国际商法》的教学改革措施

3.1 针对各专业的特点修改培养计划、细分教材

为了更好地使学生理解《国际商法》课程中的知识点建议在该专业的培养计划中增设《经济法》这门课程。为了突出各个专业的不同, 对《国际商法》教材进行适当取舍, 在教材的选取方面, 对于国际贸易理论实务专业学生, 如果还要开设《国际商法》这门课程, 则其内容与《国际结算》和《外贸运输与保险》课程中重合的知识点应该做适当删减。对于商业英语专业的学生, 则应该在其《国际商法》教材中相关增加一些对于理解现有教材的知识点的一些基本法学概念和法学理论的章节, 当然最优的解决途径是增加《经济法》这门课程。

3.2 创新多种教学方法, 创造良好互动氛围

长期以来, 对于《国际商法》的教学方法上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师生缺乏沟通方面。针对这个问题, 教师必须不断创新多种教学方法, 以便创造良好的师生互动氛围, 增加教师与学生之间互动交流, 提高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

(1) 讨论教学方法。

这种方法是借用了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布鲁纳所提倡的“发现教学法”。发现教学方法就是在教师的帮助指导下, 通过学习掌握《国际商法》的基本原理知识点, 结合具体案例以及国际贸易中的一些有关的情况与学生们共同讨论。在讨论中让学生畅所欲言, 就案例反映出问题独立思考, 然后再全面归纳总结。这种教学方法能使学生们的思考能力得到增加, 从而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2) 现场参观教学方法。

在案例课程教学时, 学生们往往对国际贸易纠纷审判环节内容很陌生, 即使进行了详细介绍也一时不能具体掌握。为了给学生们更加直接的感受, 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到审判及仲裁的现场进行旁听, 这也是属于学生实践课的一部分内容。实施这个教学方法应当注意, 不能让旁听流于形式, 而事先让学生做足功课, 确保达到既定教学目标。要安排现场观摩活动之前, 就要求学生应事先根据掌握的知识设计审判程序及仲裁程序设计, 并总结学习中关于这方面遇到的问题。然后对照旁听体会对照程序设计异同点, 进一步强化所学知识。教师还应当要求每个学生提交现场参加的分析总结报告, 组织大家集体讨论, 以统一认识并巩固教学效果。

(3) 模拟情景教学方法。

模拟情景教学方法是验证理论教学和旁听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途径。采取前面两个教学方法后, 学生已经基本掌握了国际贸易案件审讯及仲裁程序, 了解了各个环节上不同人员相应职责。教师就可以组织在课堂上模拟法庭或仲裁庭, 请学生扮演原告、被告、律师和审判员 (仲裁员) 等角色。通过对具体案件审判和仲裁过程的逼真再现, 提高学生参与学习的热情, 深入理解课程知识点, 更锻炼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教学方法不仅是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 更加深了学生对法律知识的掌握, 使教学内容更具实用性。

3.3 对教学难点施以辅导, 以组为单位探讨

我们开展教学活动不应当仅仅停留在课堂上。针对那些学生较难理解的知识点, 我们可以考虑采用课堂讲授和辅导结合的方式来进行。例如, 我们可以在学校网站的论坛设立一个专属区域, 以论坛发帖的方法来与学生交流沟通, 当然也可以通过建立QQ群、发送电子邮件的方法。这样的方式学生较为容易接受, 能够让教师与学生实现良性的互动, 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对于《合同法》、《知识产权保护法》等内容的学习我们可以将学生划分为不同的小组, 让小组成员间互相进行探讨, 我们事前准备好数个有争议性的问题, 让学生之间相互探究、学习。

3.4 改变以往的考核方法, 增加实践环节所占的比重

对于实践环节, 一直是个薄弱点, 笔者希望有关的教研室修改该课程的大纲并加入足够分量的实践环节。目前《国际商法》的总学时为四十课时, 这样实践环节可以考虑安排五课时。实践环节主要是在课堂上模拟法庭与仲裁庭。我们常常苦恼于考试中得到高分的学生在实际操作中的动手能力却不甚理想。因此, 我们需要改变以往通过理论知识来考核学生的模式。仅就《国际商法》这门课程, 我们就需要科学地划分理论考核与创造力考核这二者所占的比重, 除了要有一定数量的客观题来考核学生对理论的掌握, 对于主观题的命题则需要花费较多的精力。因为主观题可以全面地考核学生的分析、综合、判断力。笔者认为理论考核与创造力的考核这二者应当并重, 不可偏废任何一方。我们通过案例分析来评判学生对于成文法系与普通法系和不同国家与地区对外贸法律的较为常见的规定;是否能够运用自己所学的法律来解决实际问题。案例分析对于学生的理解能力以及对于知识的综合能力有一定的要求。假若学生没有真正理解课本上的知识是没有办法完成的。这样的考核可以让学生放弃以往的学习观念, 不再是考前突击记忆, 而是对课本上的知识不但知其然, 还可以知其所以然并能运用所学。

摘要：随着我国国际贸易活动日益频繁, 《国际商法》成为经济和管理类专业的必修课之一, 对于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专业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 当前《国际商法》课程教学过程存在诸多问题, 已经影响到了教学质量的提高。针对这些问题, 迫切需要采取果断的《国际商法》课程的教学改革措施, 从教学计划、教学方法、考核与实践等方面进行完善。

关键词：国际商法,教学,改革

参考文献

[1]张完连.高职类国际贸易专业法律教学改革之探讨[J].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