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宣传理念的内涵及价值

大宣传理念的内涵及价值（精选6篇）

大宣传理念的内涵及价值 篇1

大宣传理念的内涵及价值 公茂虹

中宣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2013年8月，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宣传思想工作要把理念创新作为重点，并明确要求宣传思想工作要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那么，什么是大宣传？怎样理解和把握大宣传？提出大宣传有什么依据？深刻理解大宣传理念对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开创宣传思想工作新局面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现结合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谈一谈对大宣传理念的基本定位、内涵及价值的认识。

首先，大宣传是宣传思想工作的新理念，是宣传思想工作创新发展的大战略。思想观念创新是开时代新风、破工作难题、创工作新局面的闸门。这一闸门一经开启，旧的积习即随新风飘落，工作难题便迎刃破解，新的局面随即生成。改革开放35年来，大家这方面的经历很多，这样的例子俯首即拾。最具代表性的是，改革开放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观念一经确立，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随之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由此，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局面。真可谓，观念一新天地宽。而思想僵化、观念陈旧、墨守成规，自然有许多条条框框，不仅不敢试、不能闯，而且问题难题越积越多，工作也就失去了活力和生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同样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宣传思想工作逐步确立了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的职能定位，逐步实现了平稳发展并得到快速健康的成长，开创了崭新的工作局面，为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同时也要看到，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一些与宣传思想工作密切相关的不可忽视的问题。譬如，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基层宣传思想工作薄弱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等等。出现这些问题有多方面的复杂的原因，不能简单地说，这些问题是由于宣传思想工作不到位造成的。但要清醒地看到，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宣传思想工作的积极作为和奋发努力。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大家明显感受到，宣传思想工作同样是迫切需要创新的，而创新的重点和关键，是观念创新。只要观念实现了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也就能够迎刃而解。这就不难理解总书记为什么强调宣传思想工作要把观念创新作为重点，并提出大宣传以及大宣传的工作理念。究其指向，是希望宣传思想工作能够站在新的起点上用新观念新思路新手段，破解工作中的难题，提高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开创工作的新局面。我们能够深切感受到，这也是总书记对宣传思想工作领域的高度信任和重托。因此，我们要深刻理解和把握大宣传的重大意义，把大宣传作为谋划宣传思想工作布局、破解工作难题、开创工作新局面的大战略，而不应不究其深意，或者只是在评论中或宣传报道中轻轻带过。

其次，大宣传是对宣传思想工作认识的新飞跃，有着十分丰富的思想内涵。对于大宣传的丰富内涵目前还没有完整系统地挖掘出来，亟待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从表面的意义来说，大宣传是相对于“小宣传”而言的。“小宣传”是指单纯由宣传思想工作部门抓宣传思想工作，也指宣传思想工作的视野不够开阔、重点不够突出、工作覆盖面小、工作不够系统深入等等。“小宣传”理念容易造成宣传思想工作在宣传思想工作部门内部上下或左右循环，或与各方面的建设缺乏关联、衔接不够，不能动员各方面广泛参与，客观上制约了宣传思想工作应有效能的正常发挥，这已远不能适应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需要。大宣传是指宣传思想工作跳出宣传思想工作部门的局限，打破宣传思想工作领域各方面工作的壁垒，打通宣传思想工作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甚至军队国防建设、外交等各方面的内在关联，形成全党动手抓宣传思想工作的大格局。概括来说，大宣传是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视野、思路、内容、手段、载体、机制、格局以及主客体等等提出的全方位的新要求。从深层次来看，大宣传是对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价值定位、价值指向以及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高度、深度、广度和效能提出的总体性要求。大宣传要求宣传思想工作要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高度，自觉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积极适应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的迫切需要，遵循宣传思想工作的客观规律，实现宣传思想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避免宣传思想工作中存在的主观随意性甚至盲目性，戒除不作为或乱作为，按照这些标准，谋划、推动、组织实施并完成各方面的工作，着力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振奋精神、推动发展上下功夫，推动宣传思想工作向更宽的视野、更深的层次、更高的水平、更好的效果发展，不断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能力和水平。也就是说，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第三，大宣传是党的优良传统和革命取得成功的法宝，具有扎实的历史依据、实践基础和迫切的现实需要，对创新宣传思想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历史地看，我们党一贯强调和坚持大宣传，全党抓宣传工作是我们党的工作的宝贵经验。对此，1951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进行了总结，并提出要继续发扬这一优良传统。会上，刘少奇在作题为《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的总结报告时说：“每个党员要把党的主张、党的政策向人民作解释、作宣传，宣传我们党的基本观点，以马列主义的观点反对一切错误的观点。每个党员都要这样做。我们党从最初建立起，就是全党作宣传的。所以，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出了这样大的成绩，革命得到了胜利，广大人民信服共产党的主张，信服马列主义。以后，更要这样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进一步升华了对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认识，把改进宣传工作与改善党的领导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全党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宣传工作，实际上包括党的整个思想政治工作。经济调整是一个很艰巨、很复杂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为了保证全党思想上行动上的一致，必须有效地加强和改善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进宣传工作，已经作为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实现、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摆在全党同志面前。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中央认为，从原则上说，各级党组织应把大量日常行政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交给政府、业务部门承担，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大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各级党组织、党的领导机关都要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并要花主要时间和精力做好工作。全党做宣传思想工作，既是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一贯坚持的做法，又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强调的原则。从实践基础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基层宣传思想工作的一些实践探索为大宣传提供了可靠而扎实的实践基础。特别是一些地方把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协调起来、统一起来，形成精神文明建设的整体思路、通盘设计和综合创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并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同。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的“十星级文明创建”自1993年以来坚持20年常抓不懈，正确处理了精神文明建设与其他文明建设的关系，实现了精神文明建设与其他各方面的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此外，山东莱州市委市政府实行的诚、孝、仁、爱“四德工程”建设，浙江富润集团自1996年以来实行的“思想政治工作六十条”等等，无一不是把宣传思想工作与各方面的工作结合起来、统筹起来、共同推进、协调发展。这些都为大宣传提供了新形势下的实践佐证。实践证明，这样的宣传思想工作更适应基层实际工作的需要。

从现实需要来看，树立大宣传理念的客观要求十分迫切。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改革和党的建设改革紧密联系、相互交融，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密切配合，这迫切需要树立和强化大宣传理念，从更大的视野、更深的层次、更高的要求思考和谋划宣传思想工作，建立健全系统、有力、高效的大宣传工作格局，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思想和舆论支撑，应该说，这已成为宣传思想工作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国际和国内发展的大势、事关全局以及人民群众关注的大事、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普及以及广泛应用形成的大数据时代，都迫切需要对宣传思想工作有新认识新创造新提高，从而确立与时代潮流、社会发展、人民期待相适应的宣传思想工作的大思路、大机制、大格局。这些都是确立大宣传理念的客观依据。从具体工作来看，推进大宣传应注意把握以下方面的工作。一是深入研究和挖掘大宣传的思想理论内涵，把大宣传理念纳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大思路，作深入的理论阐述。二是总结和推广一批基层开展大宣传工作的典型，总结和推广大宣传的经验，推动大宣传工作更加深入发展。三是按照更广的视野、更深的层次、更高的要求，建立健全大宣传的工作机制体制。四是按照大宣传的思路，探索推动手段创新和基层工作创新的新思路新举措。五是着眼于大宣传，加强体制内外宣传思想文化队伍建设，形成与大宣传相适应的宏大的宣传思想文化队伍等等。这些都是大宣传应关注的重点。

大宣传理念的内涵及价值 篇2

当前, 教育体制改革日益深化, 办学主体多元化, 高教对象普及化, 这对于高校来说是机遇, 更是挑战。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艺术设计专业也将接受新的挑战。高校教育规模的扩大, 在校生数量剧增, 加之当代青年思想活跃, 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 市场经济的重利性严重影响了大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许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深切感受到, 大学生的教育工作难做了。这就要求现行的教育理念不能再沿袭过去传统的方法手段而必须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不断进行教育理念的改革与创新。

一、重视学生的需要

例子的内容是这样的:有为老太太到市场去, 问第一个商贩:“有没有李子?”商贩说有, 而且又大又甜。老太太没有买, 走了。又到第二个商贩处, 问了同样的问题, 商贩说, “我这什么样的李子都有, 大的、小的, 甜的、酸的, 都有。”老太太尝了一下酸的果然很酸, 就买了两斤酸的。第三个商贩询问原因, 老太太说, 儿媳妇怀孕了, 喜欢吃酸的。第三个商贩:“您真有福气啊, 恭喜您了, 孕妇还要补充维生素, 猕猴桃的维生素含量是最高的。”老太太二话没说, 买了第三个商贩的两斤猕猴桃。

也许你认为这是个很平常的李子, 也很常见, 可我觉得很震撼!

我们教师, 教育教学中, 很多都是“第一个商贩”, 完全不顾学生需要什么, 一个劲地“推销”自己“又大又甜”的“李子”。那我们想想, 学生他不需要, 你非要给他, 他能不厌学吗?

而第二位商贩就比较聪明了, 也许是看到了第一位商贩活着经历过类似的失败, 自己有了反思和提高。最后, 顺利地做成了生意, 而他也能满足不同类型顾客的需要, 从而也满足自己的需要。

最聪明的是第三位商贩, 他能够挖掘出顾客的隐含需要, 从而达到双赢。

也许你也要说, 学生自己也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老师知道应该给学生什么。可你是否让我们要给学生的, 变成学生的需要?我觉得, 教学如果能从两个方面入手, 肯定会有所突破:一是让我们“给学生的”, 能够符合学生的需要;二是将那些学生自己觉得不需要的, 但实际上是学生需要的, 变成学生自认为非常需要的。这其实也是后两位商贩的智慧所在。

研究发现, 人的需要有显性和隐性之分。显性需要是指, 自己知道需要的, 如上述例子中的李子;隐性需要是指, 自己不知道自己需要的, 如上例中的猕猴桃。

而我说的, 一其实是满足学生的显性需求, 以达到教育目的;二其实是挖掘学生的隐性需求, 然后达到教育目的。

二、鼓励学生为主

“鼓励为主”的课堂原则强调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 形成和谐愉悦的氛围, 提出要注重对学生的人文关怀, 关爱、尊重、鼓励学生不断实践和发展。

鼓励为主, 是因为每个学生都有闪光点, 每个学生都希望受到表扬, 有效的教育就在于善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激发学生探求新知识的兴趣;倡导微笑教育, 是因为无论是教师进行教育教学还是学生接受教育、学习知识、培养兴趣、提高能力都需要一种愉悦的氛围。

在我们实际工作中, 我深深地体会到了“鼓励为主, 微笑教育”在我们牛津英语教学实践中所起到巨大的作用。

每个人都是希望在充满爱的环境中生活, 成长。只有真正感到自己被教师所爱, 才能感到安全, 满足。才会快乐地去学习。

怎样使师生间相互吸引, 相互激励, 从而产生正面影响。减少或消除师生间的相互排斥、抵触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我们备课组共同研究的课题。

三、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教师要适时保护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的势头。

(一) 分清学生错误行为是有意的, 还是思维的结晶。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难免要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这是允许的。教师不要急于评价, 出示结论, 而是重在帮助弄清出现错误的原因, 从而让他们以积极的态度去承认并且改正错误。作为教师要从客观上保护学生思维的积极性, 促使学生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到学习中去。

(二) 多给学生一些鼓励, 一些支持, 对学生的正确行为或好的成绩表示赞许。

教师应对学生正确行为表示明确的赞扬, 使学生明白教师对他们的评价, 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使学生看到自己成功的希望。比如:教学中宜常使用表扬的语气词, 如:“很好!”“太棒了!”“不错”“有进步”等等表示你的关注和赞许。

(三) 保护学生的好奇心。

好奇是儿童与生俱来的天性, 好奇是思维的源泉, 创新的动力。因为好奇, 学生有了创新的愿望, 努力去揭开事物的神秘面纱, 这种欲望就是求知行为在孩子心灵中点燃的思维的火花, 是最可贵的创新性心理品质之一,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好奇程度呈递减趋势, 而创造性人才的特点却是永驻的, 用好奇的眼光和心理去审视整个世界, 每一个成才的人, 必须保持这颗好奇的童心, 教师对教学中学生好奇的表现应给予肯定。比如:对于学生“打破沙锅问到底”精神, 应加以爱护和培养。

教学实践中, 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是多方位的, 既需要教师的主导, 也需要学生的主体, 只有师生共同的配合下, 才能教学相长。

参考文献

[1]李晖.以"建构主义"为视角考察党校教育理念的创新[J].长三角2008, 5 (9)

[2]刘美琪, 李晓光, 袁超.建构主义先行者教育理念与物理教学[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9 (16)

[3]蒋占峰.建构主义教育理念视角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J].枣庄学院学报.2008, 25 (4)

大宣传理念的内涵及价值 篇3

摘要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当前，“互联网+课程”的价值在于它是实现教育信息化与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驱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科学力量，是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实现教育公平的创新举措。因此。为了贯彻“互联网+课程”的理念，我们应该依托互联网属性，推动课程理念的完善与更新；借助校企或校校合作搭建平台，加速海量优质课程资源的集群；凭借分析与定量的评价方式，促进课程评价的多元化与科学性；运用云计算与智能游戏服务于课程，推进学生课程学习体验的优化。

关键词 互联网+课程 内涵 价值 路径

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互联网+”也成了学界热议的焦点。可以肯定的是互联网正在与各行各业加速融合，每种行业与互联网的融合方式都不同。而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互联网+课程”将成为推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力量。可是，当前基础教育课程领域对“互联网+”还没有达成鲜明的共识，例如“互联网+课程”是什么？有什么内涵特征以及怎样贯彻“互联网+课程”的理念？本文将对这几个基础性问题进行阐释。

一、“互联网+课程"的内涵

1.“互联网+课程”的概念

（1）“互联网+”是什么

近几年，“淘宝”“腾讯”“滴滴打车”等互联网企业的崛起和繁荣使人们看到了互联网经济的强劲力量，从而使得理论界开始对互联网产业进行研究探索。2012年“互联网+”这一理念在第五届移动互联网博览会上被易观国际董事长于扬先生率先提出，他认为“互联网+”这一理念最终达到的目的是“通过将所有行业产品与互联网多平台用户场景相结合，最终实现各行各业产品数字化的贯通”。2014年4月人民日报刊登了腾讯总裁马化腾关于“互联网+”的观点，他认为“互联网+”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趋势，是一种互联网与各行各业相融合的趋势。与此同时，阿里巴巴集团的《“互联网+”研究报告》更是详细地指出“互联网+”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要把互联网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扩散开来，从而加速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2015年7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对“互联网+”的解释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

综上所述，通过各种对“互联网+”含义的分析，我们不难归纳“互联网+”的定义，“互联网+”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新形态，这种新形态将社会传统产业与互联网产业进行高度融合，用互联网的先进技术来促进传统产业的高效运行，同时社会传统产业用户的海量需求反过来推动互联网自身技术的创新与优化，从而使得社会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状态，提升社会生产力，其中创新起着催化与驱动的作用。

（2）“互联网+课程”是什么

根据以上我们对“互联网+”的定义，我们可以总结，“互联网+课程”就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将传统基础教育课程的“细胞核”与互联网这个“细胞膜”深度交汇融合，通过课程理念、课程资源、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方面的全方位系统变革，形成新的课程生态，实现传统课程从线下到线上的变身，既为传统课程注入互联网理念的新鲜血液，使课程培养的人才符合当前信息化时代的要求，又促进课程自身在信息化时代的战略转型。从课程目标方面来说，互联网时代需要的是具备全球化视野和实践能力的人才，这就需要我们满足互联网对人才的需求，着力培养学习者的创新思维与合作意识。从课程实施的角度来说，更加强调开放多元的学习方式，注重學习者自身的学习体验，强调学习情景与现实问题的关联性。从课程评价的方面来说，转变以前的类似以考试为单一路径的评价方式，强调多元评价，“将不可量化的指标，例如情感、能力等通过教育大数据的形式加以测算和评估”。正如“互联网+商业”就形成了淘宝、京东等一系列新生态的企业，俗称“电商”，“互联网+课程”也势必会产生一些新生事物，近两年最典型的就是“微课”“MOOC”。但是“互联网+课程”并不只是传统课程与互联网的低端切合，更是一种“从形式到内涵、从思维到行动、从要素到结构的全面叠加与互构”。

2.“互联网+课程”的基本特征

（1）超时空性

互联网的移动互联技术使得课程也具备了超时空的特性，所谓超时空性，就是使课程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只要有移动设备存在的地方，学习者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课程的学习，这也是互联网与课程的融合之路最基础的体现。“互联网+课程”使得课程的实施不再是学校与课堂的专利，学校的知识围墙渐渐消逝。坐在农村课堂里的学生依然可以享受到全国优质的课程资源，这使得实现城乡的教育公平不再是梦想。

（2）大规模开放性

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得以推广的原因就是互联网自身开放性的特质，在互联网上，人们每一次在汲取分享信息的同时也在创造传递着自己的信息。可以说，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是信息的拥有者和创造者，每个人都是这个信息化时代的一员。正是因为如此，“互联网+课程”也必将具备开放性的特征，包括课程理念、课程资源、课程评价等一系列组成部分的开放，并取消了一切限制性的围栏，将所有的设置与产品呈现在学习者面前，不仅欢迎每位学习者的参与和互动甚至是参与课程评价，而且“鼓励和创设条件，引导和帮助学生走进教育发生和发展的场域”，从而使得每一位学习者都能获得新的学习体验，于此同时，“互联网+课程”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其受众群体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成千上万、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学习课程，形成自己的知识建构。

（3）关注用户个性化课程学习需求

传统的班级授课制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化，对人才的批量输出产生了积极有效的作用。虽然在以前的几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班级授课制的形式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调整，但大批量、集体化的性质依然没有改变。可是在互联网时代，随着社会对人才的层次化需求越来越突出，异质的学习者越发要求接受个性化的课程服务。因而，传统的班级授课制就很难实现满足学习者个性化的课程学习需求。在“互联网+课程”的理念中，人的个人价值被广泛关注，学习者可以通过网络平台任意挑选自己感兴趣的或者自己喜欢的教师执教的课程来学习，学习完成后还可以对学习的课程进行评价，以促进网络平台管理的完善。因此，以人为本、尊重个人的学习体验、满足用户的个性化课程学习需求成为了其价值取向，真正实现了以学习者为主体的原则。

二、“互联网+课程"的价值

从显性的特征看，“互联网+课程”是传统课程从线下到线上的转变，从隐形的特征看，“互联网+课程”的新形态势必须要发挥1+1>2的高效成果。那么，“互联网+课程”对于当下中国教育具有哪些积极意义呢？又能为中国教育的变革做出哪些贡献呢？

1.“互联网+课程”是驱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科学力量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迈入深水区，现有的基础教育课程现状与全社会的期望还有一定差距，因而各种发展矛盾凸显，例如：区域、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课程评价方式依旧单一，学生的学习方式转变中还存在的诸多问题等等。不遗余力地贯彻课程改革是解决这些矛盾的最根本方法，教育部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中指出要“密切联系学生生活经验，设计教材内容的呈现和编排方式”“完善科学多元的评价指标体系”“就推进学科课程实施及教学方式方法改革等开展应用研究”。

虽然，从以上这些大致的举措我们可以得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下一步的攻坚方向，但如何依据这些方向来推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就成为了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这就不仅需要我们及时敏锐地更新理念，更需要我们借鉴当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将其运用到实践当中来支撑课程的变革，而互联网的移动互联技术与传统课程的融合恰恰符合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念，彻底变革了学生的学习方式，提升了学习效率，完善了多元的评价体系。可以说，“互联网+课程”是一股驱动创新浪潮，一股时代前沿的浪潮，更是一种促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科学力量。

2.“互联网+课程”是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的创新举措

促进义务教育的协调发展，重在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目前，“班班有多媒体”“校校通网络”等工程的推动，使得互联网进入农村学校已成为常态。“互联网+课程”使得城乡教育差距的一些问题迎刃而解，“互联网+课程”的超时空性使得偏远农村的学生和城市孩子一样可以坐在教室里听到来自大城市优秀教师执教的课程，师资问题得到了一部分缓解。在“互联网+课程”的支持下，这些优质课程资源大部分价格低廉甚至是免费。与此同时，利用“互联网+课程”可以使农村教师足不出户在办公室里就可以完成进修课程的学习，使得农村教师得到自我培训，提升教学能力，改进教学方法，配合“互联网+课程”与学生在线下实现及时互动，达到既有利于教师“教”又有利于学生“学”的良性循环。

3.“互联网+课程”是实现教育信息化与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祝智庭教授认为，“教育信息化是指在教育领域全面深入地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来促进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的过程。”全球范围内的教育信息化建设已步入深层次阶段，在互联网技术革新下，西方发达国家均把实现教育信息化列为其教育战略的重点。美国教育部国家教育技术计划NETP2016（The National Educational plan）针对进一步实现教育信息化的目的，在移动终端设备信息化、创设多维数字化的学习场域以及数字设施的应用等方面加以要求。英国更是制定了实现教育信息化的《JIS战略》，将网络计算、云服务以及教育资源的共享作为关注的重点领域。新加坡制定了iN2015，将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了教室的多媒体建设以及网络平台建设等方面。而我国2016年教育部刚出台的《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的通知也明确指出“要深化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發展，创新‘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建设与应用模式，从服务课堂学习拓展为支撑网络化的泛在学习”因此，可以说，“互联网+课程”是我国实现教育信息化的大势所趋。

通过“互联网+课程”将使教育过程发生如下改变：首先，教学由集体化转变为个性化，教材由纸质变为数字化。再次，课程管理从经验化转变为科学化。其次，课程资源由单一化转变为多元集聚化。最后，课程评价由定性与描述转变为分析与定量。

三、“互联网+课程的路径

1.依托互联网属性。推动课程理念的完善与更新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文化的孕育与发展，使得互联网信息技术与教育等各个领域的融合趋势加剧，各个领域均在探寻自身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之术。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真正的变革并不在于互联网技术以及与各领域融合的技术，而在于人们在互联网融合背景下所持的理念，毕竟所谓“理念先导”，一切变革都源自先进理念指导下的实践探索。

因此，“互联网+课程”并不只是一种技术型的融合，更是一种理念的深度融合。我们应该借助互联网与课程的融合趋势以及互联网自身的属性，促进课程理念的推陈出新、革故鼎新，摒弃以往陈旧的课程理念，形成适应时代发展的课程理念。首先，凭借互联网远程数据传输的便捷特性，促进形成终身学习的课程理念。其次，依托互联网开放的属性，加速形成开放的课程理念。最后，融合互联网多元动态的属性，加速形成协调发展的动态的课程观，改变过去过分强调甄别和选拔的静止的课程观。

2.借助校企或校校合作搭建平台，加速海量优质课程资源的集群

建立市场准入机制，支持社会力量加入到网络课程资源的开发中来，使得课程资源商业化，优胜劣汰、充分发挥市场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促进形成优质的课程资源。“同时建立交易平台，促进优质的课程资源在互联网内流动”。名校间强强联手或名校与名企合作，携手建立具有影响力的课程资源网上平台，汇集优质的课程资源。

近些年，虽然很多互联网企业都瞄准时机创建了自己的课程资源平台，例如，网易的网易公开课，腾讯的腾讯课堂等，但这些互联网企业经营的产业较多元，并不是专门做慕课平台的运营商且与中小学合作不紧密。因此，虽然平台有所推广，但难以形成影响力大，优质资源丰富的平台。相比较国外，Coursera作为较成功的慕课平台运营商，花巨资开发先进技术，通过分析学习者在课程学习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从而得出一些重要的数据结论，例如分析学生观看课程视频重播率较高的片段，反馈给课程资源团队改进，从而提高课程资源的质量。因此，我国也应创立符合本国实际的具有创新能力和影响力的课程资源平台。

3.凭借分析与定量的评价方式，促进课程评价的多元化与科学性

课程评价对课程实施起着导向和质量监控的重要作用，科学准确的课程评价有利于促进新课程改革的深化与推进。而传统的课程评价之所以饱受诟病的原因就是方式过于单一且课程实施过程难以准确地收集客观数据，导致科学性有限。例如，传统的学生评价方式依靠考试作为唯一途径，一锤定音，过程性评价往往流于形式，对学生的过程性评价缺乏差异性。

在“互联网+课程”时代，依靠云计算以及教育大数据等技术推动，使得我们科学分析非结构化指标（情感态度、心理因素、能力）成为可能。制定出一整套科学的评价体系，开发相应的网络在线评价软件，然后通过文本录入以及传感器导人的方式，运用分析与定量的评价方式，科学地分析收集到的非结构化数据（教师的教案、学生的档案袋），对学生的学习情况以及教师的任教情况进行实时评价，得出科学的结论。同时允许教师与学生通过评价软件反馈意见和建议，他们反馈的信息也将通过网络录入数据库，成为今后评价的参考数据，以此使课程实施易于监测和调控。目前西方国家已做了一些尝试，例如，美国田纳西州增值评价系统（TennesseeValue Added Assessment System，TVAAS）为了准确评估教师工作效能、以及学校和学区的各方面指标，连续多年对学生的成绩进行追踪分析。

4.运用云计算与智能游戏服务课程，推进学生课程学习体验的优化

“互联网+”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充分尊重个体价值的时代，优化个体的学习体验与满足个体的需求成为了“互联网+”所要追求的价值取向，也是新课程改革所追求的。对于授课方式来说，当学习者通过自身对课程的学习体验将课程传达的知识内化形成自身知识体系的时候，这样的授课方式才算成功。对于学习者而言，当授课方式引发了自己快乐学习体验，愉快地满足自身对课程学习欲望的时候，学习者才能对课程产生再次学习的兴趣，从而进行高效的学习。因此，推进学生课程学习体验的优化，成了“互联网+课程”实施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对此，我们有如下优化策略。

开发课程类网络智能游戏，为学习者创设生动的游戏化学习情景，让学习者在智能游戏带来的愉悦快感中激发学习热情，充分学习课程，积极自主地促进课程知识内化，从玩中学。

优化“互联网+课程”产品的设计，增加其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使学习者的学习过程更加生动有趣，帮助学习者将课程学习内容与生活经验连结，促进知识的内化。

尝试运用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通过学习者对电脑软件的操作行为以及学习者对课程软件的信息反馈，智能测量与分析学习者的兴趣倾向与能力等隐形特征。例如，2007年美国普渡大学开发研制了“课程信号项目”，它的先进性在于充分归纳分析学生的成绩单、课程管理系统以及学生信息系统中的关键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依据学生的日常表现划分类别，然后面向其中具有学习成绩差或辍学倾向的学生开展个性化的辅导服务。

綜上所述，“互联网+课程”是信息化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用互联网思维探索融合路径将会成为常态。在这种趋势下，我们期待会有更多、更微观细致的探索与研究出现。

五四精神的内涵及当代价值 篇4

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失去独立的中国，战乱不已，生灵涂炭，中华—民族面临着深刻的民族危机。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不仅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而且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催生了中国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促进了中国新的阶级力量的产生和发展，并使中国现代化进程缓慢启动。近代以来中国就面临着双重的历史任务，一是使中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二是使国家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实现社会现代化，争取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解放。为了实现这一历史任务，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爆发前，许多仁人志士在各种文化背景下，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救国方案：为解决器物不如人的问题，搞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为解决制度不如人的问题，搞维新变法，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搞革命起义，变封建专制为民主共和;为解决观念不如人的问题，搞再造中国文化的“新文化运动”。这些探索和斗争，尽管每一次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但却都未能改变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的命运。中国向何处去?一直是这一时期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利益格局。日本利用欧洲列强忙于相互厮杀，暂时无暇顾及中国的时机，夺取了德国从清政府手中攫取的在山东的各种权益，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战争结束以后，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废除夕卜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遭到拒绝。同时，巴黎和会决定将原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特权转交给日本。当时的北京政府竟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举国愤怒。195月4日，为反抗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主权的践踏，数千名北京青年学生涌上街头，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下，进行了英勇的抗争。自6月5日起，上海六七万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之后，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斗争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国，扩大到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在运动中发挥了主力军的重大作用。至此，“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的范围，成了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1]北洋政府迫于群众运动的压力，不得不全部释放被捕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并最终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了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运动中所表现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是“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表明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解放和新文化运动，它所进行的文化革命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2]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思想，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总之，五四开启了一个时代，影响了此后整个中国的社会氛围和政治走向。

二 “五四运动”孕育了伟大的“五四精神”。这种精神不会随风而逝，也不会凝固不变。诚如李大钊所说：“我盼望中国学生界，把这种精神光大起来，以人类自由的精神扑灭一切强权，使正义、人道，一天比一天地昌明于全世界，不要把他看狭小了，把他仅仅看做一个狭义的爱国运动的纪念日。我更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3]对“五四精神”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早在1919年5月，北京大学学生罗家伦在其发表的《“五四”运动精神》一文中就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学生的创举，也是中国人民的创举。“五四精神”有三种，即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裁判的精神和民族自决的精神;这三种精神关系中华民族的存亡。李大钊把五四精神概括为“爱国”、“直接行动”、“人类自由”。陈独秀则认为，“五四运动重要的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五四精神”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和内容。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提到了五四运动“科学和民主的精神”。世纪之交，胡锦涛强调“五四运动也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并指出：“在当时，爱国，首先是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封建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进步，首先是反对阻碍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一切腐朽没落的东西，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民主，首先是推翻专制独裁的旧制度，实现最广大人民的解放和民主、自由;科学，首先是探索指导中国人民根本改变受奴役、受压迫地位的科学真理和发展道路。”这一认识和概括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高度认同。

学术界也从不同角度对五四精神进行了解读，如五四运动表现最充分、最强烈的是“科学与民主精神”;“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体现了为追求真理而勇敢解放思想的精神”;“从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长过程来看，‘五四’精神应该是从思想文化上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精神”;“‘五四’精神所具有的强烈的‘民族感’和‘时代感’，或者说是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先进的思想意识相结合，构成了‘五四’精神的实质”等。

在诸多：对“五四精神”的解读中，笔者认为，爱国主义是最重要的一种精神，也可以说是五四精神的灵魂。过去，我们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受某些传统观点和结论的影响，忽视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矛盾的扫益暴露而使中国各界群众、各阶层人士，首先是知识界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代理人的厌恶、仇视心理不断增长这一关键性因素，忽视了其他阶级、阶层(主要是商界及其他社会上层成员)在运动中的力量;因而也就忽视了作为联结五四运动所有参加者的纽带，即对自己国、土的热爱而形成的坚强的民族凝聚力，对运动发生、发展以致坚持到胜利的重大作用。而这一点正是五四运动发生的思想基础和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

五四爱国主义精神既充分表达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发展所凝结和积淀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与以往历史上爱国主义比较，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其一，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鸦片战争以来，无论是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戊戌变法，都表现出一定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尽管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但仍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妥协而致使革命的成果最终落在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依然处在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而在五四运动中，社会各阶级、阶层群众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奔走呼号，奋不顾身，表现出了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彻底的不妥协的高尚的爱国情操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

其二，赋予爱国主义以新的内容。在五四先驱们看来，科学与民主之于现代化“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反映在政治上，“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同时积极倡导“科学与人权并重”。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就必然会把民主和科学摆在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

其三，在爱国主义中注入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带动了全世界的也带动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4]五四运动就是在这样的世界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把救亡图存这一严峻的问题以直接行动的方式提到了全国人民面前。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又从对各种社会思潮、政治主张和政治力量的鉴别中认真思考。一批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看到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希望，从而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并使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在五四运动开启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创了爱国主义精神的新境界。

三 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情感，它是普遍的;同时它又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因而是具体的，其内容必然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毛泽东曾明确指出：“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因此，每一代人在社会发展不同阶段诠释爱国主义精神时，都不可避免地加入自己时代的因素。

在近代历史上，地主阶级和清政府中的有识之土的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抵抗列强的武装侵略和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农民阶级的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同外国侵略者的英勇作战、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并试图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理想“天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学习西方、变法图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推翻清王朝，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5]五四运动中的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帝国主义奴役和封建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致力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斗争，把黑暗的中国改造成为光明的新中国;那么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爱国主义则主要表现为献身于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献身于促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主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正确把握和处理好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后产生的一种以本民族的利益为诉求的主义，是以民族权益和民族感情为核心内容的一种政治观念、政治目标和政治追求。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对自己的国家有着积极的认同和强烈的忠诚感。但民族主义往往在国家与国家的交往和斗争的时候表现出来，而爱国主义的范围则要广泛得多。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爱国主义包含了民族主义。在中国，发扬爱国主义，要注意反对两种错误的民族主义思想：一种是民族自大主义，即认为中国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处处比外国好，企图以我为中心去谋求国家发展，如五四运动前一个很长时期以清王朝统治者为代表的所谓“天朝上国”思想。这种自大式的“爱国”，遮蔽了存在的问题，必然会影响借鉴其他国家创造的文明成果，妨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另一种是民族虚无主义，即认为中国一无是处，“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一味地崇洋媚外，如“全盘西化”的思想。这种“妄自菲薄”的思想，容易使人丧失对国家的情感，进而危害国家的利益。这两种民族主义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爱国主义与新民主主主义。五四运动的爆发，表明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庄严使命，已经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五四运动开始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各族人民的独立和解放开辟了正确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制定和实施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引导革命走向了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不仅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巨大威力，而且充分反映了爱国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一致性。

爱国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选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使中国走向了繁荣富强，爱国就是爱社会主义的中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每一次胜利，同时也是爱国主义的胜利;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爱国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就这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证明，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发展与爱国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必须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以来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深刻理解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性进步和光明前途;必须以开放的精神面向世界，善于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中汲取营养。总之，爱国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大宣传理念的内涵及价值 篇5

党的十八大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为基础，明确提出了以“三个倡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不同层面规范了我们国家、社会和公民的核心价值追求。

第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立足国家层面概括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就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无论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 明建设，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追求目标，我们党在过去曾经把这个共同价值追求表述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繁荣，人民幸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通过经 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宏伟目标，这个宏伟目标从价值追求角度来说就是要达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也就 是说经济上要越来越富强，政治上要越来越民主，文化上越来越文明，社会和生态上要越来越和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符合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国人民寻求民族复兴的共同愿景，是一个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激 发活力、振奋精神的价值目标。

第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社会属性，是立足社会层 面概括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我们党自成立起，就把带领人民实现自由、民主、平等写到自己的旗帜上，并为之而不懈奋斗。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又把这些目标写到社会主义旗帜上，使之成为激励人们发愤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广大人民 群众的民主法治意识越来越强，自由平等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维护公平正义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正 是适应广大人民群众这种新期待、新要求，我们党更加自觉地把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理念深 入扎实地体现到党的各项理论和实践之中。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十八大报告则把“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作为“积极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由此可以看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科学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执政为民、坚持依法治 国伟大实践的集中价值体现，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

大宣传理念的内涵及价值 篇6

关键词：儒家,责任伦理,天人观

责任伦理“是指人们在担任某一社会角色并履行其角色义务时应承担的责任, 是一种主观的行为道德准则。”儒家责任伦理倡导“尽己之责”的伦理精神, 提倡恪尽职守的“天职”意识, 强调人的“道义担当”赋予人类责任意识和伦理关怀。在历史上逐渐形成了以朴素的血缘亲情关系为基础, 以家族孝悌为核心, 外推至君臣、社会、国家天下的一整套伦理规范, 历史上对维护封建统治、规范人的道德行为以及构建传统道德价值体系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 责任伦理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1 儒家责任伦理形成的理论基础

儒家的责任伦理建立的理论基础是先秦儒家倡导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和先秦以后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儒家伦理关系的价值体系。

第一, “天人观”是儒家责任伦理的逻辑起点。天人之分起源于人类的原始宗教, 商周之际, 先秦儒家把“天”天就从自然中分离出来, 把它改造成为一种“形之上”的“超验”存在, 成为宇宙中万物生命的源泉, 人类的道德的根基和生命的最终归宿。《周易》有云:“夫‘大人’者, 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 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 后天而奉天时。”在周人看来, 人性来源于天性, 天性和人性是相通的。春秋战国时期, 儒家“天道”逐渐向“人道”过渡。

儒家创始人孔子从探求“天道”中赋予了更多的人格力量。孔子一方面宣扬君子要畏天命, 另一方面又要求弟子避神道而注重人道。实际上是借助对天命的窥探推演出的“人道”道德规范, 从而把天道与人性联系起来。战国时期的孟子最早把天人关系升华至世界观、本体论, 从而把天道与人性相统一。他说:“尽其心者, 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 养其性, 所以事天也。”认为天有善恶之心, 人性天赋, 善端与生俱有, 因而性、天相通, 人只要发挥其心思之学, 就能做到知性、事天。由此可见, 在先秦儒家伦理文化中, 天是人的道义原型, “天道”运行规律是人类社会伦理规范和个体内道德超越性的基本逻辑前提和价值来源, 原始的“天人合一”思想就被上升为人们的道德境界。这样, 儒家就借助原始的“天人合一”自然观寻求到了个体人格修养与社会道德规范的统一的途径, 从天道自然中衍生出人伦道德规范, 从而成为儒家责任伦理的逻辑起点。

第二, 伦理观是儒家责任伦理的理论基础。儒家的伦理道德观是以天人相通为立论前提而展开的, 儒家一方面肯定天 (命) 是至高无上的价值理想, 强调人要遵从天命以维护天命的权威, 承认天道运演的规律, 但另一方面对天道却存而不论。由此可见, 儒家的天人关系是人合天, 是人的德行要符合天性。为此, 孔子在继承周人“天命”与“人德”相配合的基础上, 以“仁爱”为核心, 从理论上系统的制定和完善了一整套伦理道德制度, 希望建立一个人际关系道德化, 群体关系伦理化, 礼乐有序, 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所以他不遗余力精心构筑了一整套以血缘关系为基础, 以家族孝道伦理为核心, 逐渐向外延伸推至君臣、社会、国家、天下的伦理规则, 成为每个社会成员必须自觉遵守的社会道德规范。

同样, 儒家家庭责任伦理的设计也是从确立家庭成员各自的责任伦理开始的, 《礼记.礼运》中提出“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贞、长惠、幼顺、君仁、臣忠, 十者谓之人义”即十种家庭责任伦理, 但这些伦理责任的实现, 则要通过礼加于节制, 才能使人自觉遵守。按照儒家设想, 家庭伦理的外推则是社会伦理, 只要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做到遵从礼的规范, 践行伦理准则, 履行道德义务, 修炼自身的人格, 从而达到“至善”的境界, 真正修得君子圣贤的完美人格, 社会也就会和谐有序。受这一思想的影响, 中国历代士人君子以此为准绳, 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公式, 形成了一种亲自践行仁义, 严于自律并具有济世安民的内在品质, 成为儒家责任伦理的理论基础。

2 儒家责任伦理的主要内容

第一, “仁民爱物”的人类行为责任。“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 是一种与义、礼、智、信等相对应的具体的道德规范。仁者, 爱人”是孔子对仁爱精神进行最直接表述, 凡是人都有“仁”性, 能对别人的痛苦和欢乐产生共鸣, 都有一种博大的同情心。这种仁爱精神孟子把它进一步发挥为“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 从而形成“仁民爱物”的人类行为责任。儒家之爱, 先由家庭开始, 由家庭之爱推及到社会之爱、天下之爱, 在上升为对自然万物之爱。因此儒家的责任伦理是一种基于人的原始血缘亲情关系而建立起来的朴素、真实、可信的仁爱思想。这种仁爱思想经过历代儒家学者‘推己及人’的感性体验和‘天人合一’的理性论证的辩证统一基础上, 成为一种基于亲情而又高于亲情, 既蕴含着人与人之间的仁爱责任由包含有人对自然万物的仁爱责任的伟大人类行为之爱。

第二,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和“夫和妻顺”的家庭责任。儒家最重视家庭, 认为“天下之本在国, 国之本在家”。并且提出了著名的“齐家, 治国, 平天下”的主张。在他们看来, 家庭伦理状况的好坏不但决定着家庭的兴旺与衰败, 而且还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由此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系统完整的家庭伦理道德规范, 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顺”等。孔子对“仁”的阐述就是对周代礼制中家庭伦理改造的一个体现, 他把个人与生俱来所具有的爱人之心确立为“仁”和“礼”的依据, 把周代礼制中的“尊尊”和“亲亲”的血亲宗法伦理与普通民众家庭中的朴素情感相结合, 形成了一整套家庭伦理规范。又将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舐犊之情加以升华, 培养父母、子女间的真挚情感。在一个家庭中, 每个成员首先要考虑的是自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 从这一观念出发, 友可以引申出对君臣、夫妻、长幼、朋友等关系的处理原则, 而这些原则都是以责任和义务为核心。唯有这样每个家庭就能形成“长幼有序”、“夫义妇贞”、“兄友弟恭”的亲情关系, 社会也会和谐有序。儒家改造的这套伦理道德规范其实就是每个家庭以及家庭成员各自责任的综合体现。

第三, “内圣外王”的政治责任。“内圣外王”是传统儒家为每个知识分子设计的让其一生追寻的社会政治理想。人格的完善, 是儒家基本的价值追求, 即“内圣”, “外王”则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事功, 在儒家看来外王是政治实践活动, 是每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 为承担这一责任就必须完善自己的人格。这样培养了中国士人“死守善道”的牺牲精神, 成为知识分子社会政治责任意识的核心价值理念。“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通过道德的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构, 从而强化的个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每个人一生的理想追求和人生价值目标, 就是“立德、立功、立言”, 他们认为“学就可以“优则仕”, 如此来实现道义责任。儒士行使这种道义责任的起点是自我, 终点则是达到政治、伦理融为一体, 以达致“济世安民”的人生高远境界。

第四, “心忧天下”的社会责任。“忧患”一词的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下传》:“《易》之兴也, 其于中古乎?作《易》者, 其有忧患乎?”。近代学者徐复观解释为“把一切问题的责任交给神, 此时不会发生忧患意识;只有自己担当起问题的责任时, 才有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个人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的忧虑, 一是心忧天下, 对社会安定和谐, 天下礼治的忧虑。春秋时期, 礼崩乐坏,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表现了他对当时政治的担忧。战国时期, 孟子有云:“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 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 人也, 我, 亦人也, 舜为法于天下, 可传于后世, 我由未免为乡人也, 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便是儒家心忧天下最集中的体现, 在这里, 孟子既忧虑自己没有舜那样的道德和人格榜样被后世流传, 又忧虑自己不能够担负起自己应负的责任。“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忧国忧民的感慨, 以及“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道德责任思想都最真实的显露出中国历代儒家士人君子的忧患意识。正是这种忧患意识, 被后世无数思想家、志士仁人继承与弘扬, 成为文人士大夫积极践行社会责任的原动力, 也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磨砺意志、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精神动力。

3 儒家责任伦理的当代价值

第一, 培养仁爱精神, 强化道德修养。儒家伦理的核心内容是讲求“仁”, 其基本含义是“仁者爱人”, 这是孔子规定的, 孟子又谓之恻隐之心。“仁”是全德之称, 是人生很高的境界。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履行相应的道德义务和责任, 主张奉献。孔子说, “能行五者于天下, 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悔, 宽则得众, 信则人任焉, 敏则有功, 惠则足以使人。”这些都是孔子对“仁”的阐释, 反映儒家思想创立者主张人要具有广博爱心的强烈愿望。

除此之外, 儒家还把“义”、“礼”、“智”、“信”等道德品质作为个人品质修养的重要内容, 这些品质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 都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 随着市场经济的过度膨胀, 功利主义逐渐抬头, 利益至上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 人们少了一些修己与内省的人格修炼, 产生了更多的欲求, 使得个人私欲膨胀, 道德沦丧, 人格异化。因此, 加强道德修养, 完善道德品质, 正确看待物质利益, 培养自己的高尚人格, 是当代社会发展对现代人的必然要求。而儒家的责任伦理提出的重视人的身心修养, 通过道德自律来化除私欲, 实现理想的人格追求, 从而达到身正心和。儒家的这些责任伦理思想与和谐社会对人的素质要求基本一致, 这对于当代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第二, 调解家庭关系, 担负家庭责任。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庭为中心的, 家庭是基本的社会细胞, 也是社会最基本政治单元, 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基础, 家庭伦理道德状况的好坏, 直接决定着整个社会的风气, 进而影响社会的安定和进步。在现代社会, 由于社会变迁和家庭结构的变化, 传统的家族制度中的伦理原则被个人主义价值观所代替, 家庭成员强调的是自己的个人利益。家庭责任的淡化, 社会责任的缺失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亲情越来越淡薄, 兄弟、夫妻反目成仇时有发生, 自私狭隘、虐待父母以及实用主义孝亲观等社会丑恶现象的出现, 动摇着我国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 破坏家庭的亲情和归属感, 进而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发展。而儒家建立在充满亲情的基础之上的家庭伦理, 为我们唤起家庭之中人们之间的亲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比如, 为塑造良好家风, 《左传》提出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作为调节家庭关系的五种常见的道德行为规范, 在家庭生活中具体转化为“温、良、恭、俭、让”的个人品德, 而要实现这一美德需要每个家庭成员自身以身作则, 宽厚待人, 还要推己及人, 这样儒家的“忠恕之道”、“以和为贵”的家庭责任伦理, 成为缓和家庭生活矛盾, 营造和谐家庭氛围的粘合剂。通过个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样的良好品行, 来维护和促进家庭关系的和睦, 从而化解个人与父母之间、个人与子女之以及夫妻之间的矛盾, 自然有助于各种矛盾的解决。儒家倡导的这些家庭伦理观念, 在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背景下, 应该成为我们积极回应变动着的社会环境给现代家庭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重要资源。

第三, 塑造理想人格,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内圣外王”强调通过主体内在的道德修养, 来完善自我, 重塑人们的道德人格和人生价值。“内圣”的理想人格, 要求人们接受道德伦理的考验和磨难, 无论是日常生活琐事, 还是到了生死抉择的关头, 都要坚定地践行德行, 就像《已灵幺》里说的“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身以成仁”。“外王”推及到今天的时代则是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的源泉。“内圣外王”的道德修养有利于社会道德的规范化, 能够促进个人的道德人格和职业素质的培养, 维护社会安定, 打击一些不良现象的滋长。

“内圣外王”把“修身”、“齐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起点, 有利于构造幸福安定的和谐社会。“修身”的最终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的道德主体是作为个体的人, 所以其对个体的人具有绝对的价值。在马克思关于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论述中提到, 人的本质是不断实现和超越自我的发展过程, 所以社会的发展本质上应是人对人本质的不断追求、创造。因此实现人的本质应该是和谐社会的深层意蕴。个体道德的自我完善, 是人本身全面发展的起点, 而人本身的全面发展, 也才是和谐社会的最终目的。“修身”是完善人的“德性”, 成为人际关系和谐的前提条件, 构成了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而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矛盾纷争问题, 不仅关系到家庭的幸福和睦, 而且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就是说只有家庭关系和睦, 才会有社会关系的和谐。同样在当今社会这样一个生活节奏紧张多变, 人际关系复杂尖锐, 社会矛盾突出的时代, 家庭作为一个“避风港”、“安乐窝”的价值尤为突出。只有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品质, 经营好各自的家庭, 才能更好地去“治国”、“平天下”。

第四, 树立忧患意识, 增强民族责任感。信念是一切责任的源泉, 没有信仰的指引责任也无从谈起。儒家的责任伦理是建立在他们坚定的信念的基础上, 儒家一直坚守的道德信仰, 对于一个当代政治家而言, 最可借鉴的有两点:一是心怀天下的忧患意识;二则是天下为公的道德情怀。忧患意识, 体现的是对国家安定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关切, 对社会上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关怀, 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关注, 以及对未来社会发展变化的关切。而天下为公的道德情怀, 体现的则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伦理, 它要求一切从我做起, 从身边的事情做起, “克己奉公”、“公而忘私”、“大公无私”, 近代梁启超把它概括为“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历史上, 儒家把这一崇高的道德信仰和道德理想转化为个人的责任要求, 不仅激励着后代无数志士仁人为国家民族的盛衰兴亡大业而奋斗不息, 而且要求关心他人、扶危济困,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追求平等、公正, 视公共利益高于一切, 即在义利相矛盾、相冲突的情况下, 以“义”为重, “先义后利”、“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儒家的天下为公的道德情怀,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成为推动儒家先哲圣哲为实现自身政治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动力。今天、这一思想虽然与现代民主制度中作为政治法理规定的人民主权原则有着本质的区别, 但作为政治家的道德情怀, 它对现代民主制度的运作仍能起到一定的辅助和支持作用。

参考文献

[1]任亚辉.中国传统儒家责任心理探究[J].心理学报, 2008, (11) .

[2]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23) .

[3]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孟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50) , (233) .

[4]李学勤.十三经注疏·礼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689) .

[5]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上海:三联书店, 200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