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农村义务教育(精选12篇)
陕西农村义务教育 篇1
对中小学教师进行全员培训是提高教师质量的重要举措, 也是提高全民素养, 建设教育大国的基本保证。为此, 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 》, 决定从2011年起, 启动新一轮教师培训计划;陕西省人民政府也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提出以农村教师为重点, 开展新一轮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
搞好农村教师培训, 创新培训模式尤为重要。教育部提出, 要积极创新培训模式, 采取集中培训、置换脱产研修、远程培训、送教上门、校本研修、组织名师讲学团和海外研修等多种有效途径进行教师培训[1,3]。陕西省人民政府有关文件也指出, 要探索“院校集中—送培下乡—远程网络—校本研修”相结合的培训模式, 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和素质水平。
如何创新培训模式?各地有哪些成功的经验?还存在哪些问题?有什么好的思路和建议?围绕上述问题, 课题组开展了一系列调研活动。我们选择了陕西省代表不同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3市6县作为样本, 分别是:陕北的榆林市及靖边县、横山县;关中的宝鸡市及扶风县、户县;陕南的安康市及旬阳县、石泉县。在以上3市6县, 课题组成员分别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教学部门、教研部门、电教部门的同志进行座谈, 先后召开了20多次座谈会, 230余人参加;课题组还深入到十几所学校进行实地考察, 并分别与校长、中层干部、教师进行座谈, 了解学校教师参加培训的情况。
一、陕西省农村义务教育段教师培训模式现状分析
陕西省目前采用的培训模式主要是院校集中、送培下乡 (阳光师训) 、远程网络、校本研修等四种模式。
(一) 集中培训
院校集中培训主要指国、省两级下达的脱产培训任务, 也包括市县级培训集中脱产培训。
1.国、省级培训计划。
2011年, “国培计划”下达给陕西省农村骨干教师脱产培训任务共5100人, 其中:3个月脱产培训1300人, 10-15天脱产培训3800人。“省培计划”6820人, 其中:长期培训1100人 (未实施) ;7-15天的培训5720人。
国、省教师集中培训的优势是由高校统领, 使基层一批骨干教师有机会接受省内外高水平的专家指导;培训时间相对集中, 使受训教师能排除干扰, 专心学习, 学习效果较好;通过名校、名师的观摩学习, 使教师开阔了视野, 增长了见识, 学到了好的经验。同时, 各地骨干教师聚集在一起, 便于相互学习交流, 取长补短。
2.市级培训计划。
三市本级集中培训情况是:榆林市2011年中小学教师市本级培训有六大类 (包括教师全员培训、队伍建设专项培训、教师专业技能培训、教师教育管理者培训、基础教育课改培训、苏榆合作计划) 35个项目, 集中培训5912人。宝鸡市、安康市是教育部改革试点市, 国、省安排的培训计划多, 市本级安排的相对少。其中:宝鸡市安排脱产培训六个类型17个项目, 2539人参加;安康市安排脱产培训8个项目, 1118人参加。
市级集中培训呈现出以下特点:
(1) 任务繁杂。有来自国、省下达给市的培训计划, 有市自己安排的培训项目, 还有市集中送培到县的项目。
(2) 培训内容都是以聚焦高效课堂教学为主, 更关注针对性与实效性。
(3) 培训机构不仅限于高等学校, 如安康市由安康学院和安康职业技术学院分别承担;宝鸡市由宝鸡教育学院承担;榆林市主要由教师继续教育中心承担, 还邀请有关方面如电化教育等部门参与。
(4) 各市都注重了专家团队建设。安康市组建了由安康学院、安康市职业技术学院、安康市教研室、安康市电教中心及有关县区师训中心的教授、专家学者、师训骨干教师参与的专家团队。宝鸡市的专家团队中高校教师占10%, 教研机构专家占20%, 一线优秀教师占62%, 域外专家占8%。
3.县级培训计划。
六县都建设了自己的培训体系, 开展了大规模的县本级集中培训为主, 由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室等单位组织, 培训对象是全体教师, 着力解决教师在教育研究、课堂教学、班机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
(二) 送培下乡
送培下乡分为三类:一类是省级送培到县, 二类是市级送培到县, 三类是县级送培到乡镇。
陕西省2011年“省培计划”为63520人。其中, 送培下乡54000人, 占全部培训人数的85.01%;其中, 市、县送培50000人, 占全部“省培计划”的78.72%, 占送培下乡任务的92.59%。
各市还有自己的送培计划, 如榆林市分别在两个县进行了1500人的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项目集中培训。
各县基本上都安排有送培到乡镇、学校的培训。如靖边县2011年送培24项, 参训教师2574人次;户县参训教师1630人次。
送培下乡是最受基层教育部门和教师欢迎的培训形式。它的特点是:
1.便于集中;不影响正常教学, 参加人多, 有利于解决供需矛盾;费用低, 效果好。
2.基于教学, 聚焦课堂;示范引领, 针对性强;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3.教学方法多种多样, 包括专题报告、教学展示、观摩研究、课例分析、归类总结等参与式、互动式培训。
各地都创造了很好的培训模式, 例如, 组织模式:联片设点, 送教下乡是普遍采用的组织模式。如旬阳将全县28个乡镇按相对集中原则联为片区, 在片区设立培训基地, 再分科、分批安排培训。
(三) 远程培训
在“国培计划”中, 远程培训占比很大。“‘国培计划 (2011) ’——陕西省农村骨干教师培训项目”培训总人数为71100人, 其中远程66000人, 占全部“国培计划”的92.83%。
基于“省培计划”的远程培训, 主要是英特尔未来教育项目核心课程学科教师培训中小学教师教育技能培训, 共计3900人。
基于市级的远程培训也有, 如榆林市安排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远程培训项目120人。
远程教育由新思考网、中国教师研修网、北京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提供课程。
好的评价是:工学兼顾, 不影响工作;内容和课程同步, 可指导教学;名师多, 有示范引领作用;课程门类多, 满足了教师的个性化要求;符合大规模, 成本低的原则。
(四) 校本研修
校本研修是一切培训的落脚点, 也是各县教育行政部门、教学研究部门、学校主抓的项目。各县、各学校都有校本培训五年规划及年度计划和相对成熟的经验。概括如下:
1.培训宗旨:
教、学、研一体化;着力解决本校教育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2.培训原则:
面向全员, 整体推进;以校为本, 突出特色;聚焦课堂, 注重实效。
3.管理模式:
以县统筹;县、乡 (镇) 、校相结合。
4.运行模式:
联片研修、联组研修、送教下乡等。
5.主要内容:
包括教师成长与专业发展、学科知识与专业技能、教学管理与学校发展、班级管理与学生成长等四大类。
6.研修模式:
课程引领, 研修一体。
7.考核模式:
各县、各校基本上都建立了以教育教学效果考核为核心的评价机制, 与常效教学结合, 与教科研活动结合, 与绩效工资挂钩, 与评优树模挂钩等。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 院校集中培训方面的问题
1.培训院校尚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教师培训体系。
由于各省、市陆续撤并了承担教师继续教育任务的省级教育学院, 教师培训任务就交给了普通高等学校, 且通过邀标、招标的方式分配培训任务。如陕西省承担中小学教师培训任务的共有20家高等学校, 其中5家是外省的院校。
这些院校大多是以学历、学科知识教育为主的普通高等师范院校, 多数没有设立中小学教师培训专门机构, 培训任务由负责成人学历教育的继续教育学院承担。继续教育学院作为教师培训项目的管理机构, 主要承担宏观管理任务, 包括牵头制定培训项目方案, 负责培训学员的日常教学和生活管理;具体任务实施由相应学科的各院系承担, 包括制定培训项目实施方案、选派教师和班主任等。由于各高校的继续教育学院通常不是从事教师培训的专门机构, 也没有配备专门从事教师培训的专职人员, 致使一些培训项目方案缺乏针对性, 培训质量不高。
2.尚未形成高水平的专职培训者队伍。
教育部文件规定:按照专兼结合的原则, 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教师培训者队伍。实行培训项目首席专家制度, 建立教师培训项目专家库。遴选高水平专家和一线优秀教师组成培训团队。聘请理论功底扎实、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和中小学优秀教师担任专职教师[1,3]。培训任务分配到各高等学校后, 各高校再分配到院系, 由其制定培训方案并选派教师。各院校没有配备专门从事师资培训的教师。由于受现行学校考评制度的制约, 多数教师更注重自身的专业发展, 没有将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师资培训任务上, 更没有把师资培训任务作为事业或职业来规划。
3.不了解教师培训的实际需求, 培训的针对性不强。
在调研中, 地方教育部门和受训教师对院校集中培训反映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不了解中小学教学实际, 培训缺乏针对性。在授课教师中, 相当一部分人不熟悉中小学教学实际课程标准和教材, 不了解培训对象的情况, 也没进行过专门的调查研究, 基本上是培训者讲自己想讲的, 受训者听不到自己想听的, 无法形成互动。二是培训内容重复, 缺乏统一性和递进性。有教师反映, 在省上参加的培训和在市上参加的培训内容差不多。也有的是在同一学科领域里, 由于所请专家不同, 对相同的问题持不同的观点, 使受训者无所适从, 感觉不听还好, 越听越迷惑。还有一些培训是系列培训, 如心理学, 但每次从内容安排上都大同小异, 没有层层递进。三是教学方法陈旧, 教学手段单一。不少培训教师习惯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 基本是上大课, 满堂灌, 很多新的教学方式, 如情景讨论式、角色扮演、辩论等在培训中鲜有所见。一些培训教师缺乏现代教育技术手段, 无法提供给学员大量而丰富的教学资源。
(二) 送培下乡方面的问题
送培下乡以聚焦课堂教学为主, 是基于实践的培训。这种培训模式, 辐射面广, 使大批基层教师能够享受优质的课程资源, 得到高水平专家的现场指导, 因而是基层较为欢迎的培训模式。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部分高校的教师由于缺乏的中小学课堂的教学深入研究, 在指导中针对性不强, 甚至还有少数教师将集中培训的模式带到基层, 以空泛的理论为主, 结合实际比较少。
(三) 远程培训方面的问题
1.管理机构不统一, 管理人员层次不齐。
目前, 远程教育管理机构的设置有的在市, 有的在县;组织者各异, 有的是项目办, 有的是教研室, 有的是招办。在管理员和辅导员中, 有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教育培训机构的教师、中小学的校长或教导主任, 也有学员自己担任的, 层次参差不齐。他们没有经过专门训练, 也没有对培训内容进行集体备课研讨, 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回答和解决学员所提出的问题, 满足不了学员的要求, 对各学科缺乏指导力。
2.远程网络服务不到位, 不能完全满足学员的学习需求。
远程网络课程资源播放一般都安排在指定的时间, 并且教学实录、专家讲座、教学内容均不许下载。因此, 如果学员没能在指定时间内看完, 过时间就打不开了, 本期学习作废。另外, 有些农村学校网络支持有困难, 还有的学校计算机数量不够, 教师自己又没有, 影响学习。
3.远程学习自由度大, 质量监控有待加强。
远程的特点是过程考核, 学习主要靠自觉。学员自主选课, 自由点击, 通过登陆时间、作业、研修日志、主题帖、回帖等进行考核。有的网络有点击时间要求, 如20分钟必须点击一次, 证明你在线学习;有的没有时间限制, 只要点击就算学习了, 学习效果很难保证。学习检测由作业、发帖、发表文章组成。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 多数学员的文章是从网上下载的, 也判合格或良好, 都认可了。总之, 远程学习自由度大, 如何进一步加强对学员的学习质量监控, 还有待研究和改进。
(四) 校本研修方面的问题
校本研修作为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的主要途径已经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各地和各个学校都在校本研修上做了积极的努力, 取得了一定的经验。调研中, 几乎所有学校都可以拿出校本研修的规划、实施方案、评价标准等,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1.对校本研修的理解、执行还不到位。
一是对校本研修内涵和战略地位理解不到位, 二是对省级文件执行不到位。
2.尚未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
虽然省已经明确了“3+1”的校本研修行动推进机制, 但各地落实不到位, 仍然是单独练兵, 各自为营, 尚未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
3.缺少总结、评价及专业引领。
各地好的经验和做法没能在有效的层面进行很好的总结、评价并使之推广, 同时缺少专业引领。
三、改进农村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模式的建议
教育部倡导的几种培训模式是为了解决不同层次的需求。但无论哪种培训模式, 都应以提高质量为原则。没有质量, 就没有生命力。
(一) 完善体制、机制建设, 提高集中培训的质量
1.建立起有效的教师培训体系。
高等师范院校的目标是培养各级各类教师, 而研究、解决现实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是充实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服务社会最重要的途径。
要做好教师培训工作, 各高校应成立专门机构, 统一协调学校各学科的教师培训工作。
2.建立起一支专、兼结合的培训教师队伍。
承担培训任务的高校首先要建立一支由各学科骨干教师梯队组成的专职培训教师队伍。由教授担任首席专家, 把握培训方向, 统领培训全过程, 同时吸收年轻教师参加, 在培训过程中使其成长。要鼓励教师从事专职培训工作, 或抽出主要精力从事教师培训, 并从政策上给予倾斜。同时, 要注意吸收中小学一线优秀教师参与培训, 数量不少于50%。专家团队人员既要相对稳定, 又应有所流动;稳定以保证其质量, 流动以保证其活力。
3.增强培训的针对性。
院校集中培训反映最强烈的是“两张皮”的问题。解决这一矛盾的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培训机构在制定培训方案时以教师的需求为导向, 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可通过访谈、问卷调查、座谈等方式, 把握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培训需求[3], 要能给受训者提供合适的“菜单”;二是培训者要深入到中小学课堂, 深入到中小学教师中去进行调查研究, 要善于发现、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
(二) 送培下乡应强调针对性、时效性
1.明确培训总体模式。
各科培训都应以聚焦课堂教学, 提升课堂教学能力为中心, 都应包括理论引领、教学引领、互动研讨、研修应用等环节。反对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 提倡专题报告、教学展示、课例分析、观摩研究、自我反思等参与式、共享式培训模式。
2.充分发挥地方教学、教研部门的优势。
实践证明, 由市、县教学、教研部门组织的送培下乡效果最好。他们知道教师最需要什么, 知道什么时间安排培训最合适, 知道怎么评价和安排怎样的形式进行评价, 应充分发挥他们在培训中的作用。
3.加强培训效果的评价。
这里主要是指受训教师是否通过培训真正得到了提高。一些地区采取“一课两上”的方式检验学习成果, 是不错的方法。
(三) 大力改善远程网络培训机制, 提高质量
1.建立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
建议以县管理。即以县报名、管理, 市备案, 省统计。各县应建立远程培训管理机构或指派专人负责此项工作;行政上由教育局管理, 主要是把握全局;业务上可多种形式, 由电教部门、教研部门、专门机构管理都行, 负责督促上网、检查学习、反馈信息、考核等。这样, 网络培训就可以和其他形式的培训融为一体, 成为整个教师培训的有机组成部分。
2.改善远程网络学习服务。
各大网站的课程资源应向学员全方位开放。网站开放时间应与学校教学规律结合起来, 避免学校常规活动的高峰;每个模块开放的时间应适当放宽[4], 即在某门课程学习期间, 学员可在任意时间上网学习;个人需要时也可下载。这样, 让受训教师有所选择, 不必再为安排课程、参加会议而影响学习。
3.加强考核和质量监控。
远程学习考核除了目前要求的过程考核, 为确保学习质量, 建议在学习结束之后, 由各县管理部门对其学习效果, 如知识的掌握、能力的提升等进行灵活多样的考核。
(四) 校本研修要因地制宜, 为教学实际服务
1.要有长、短期计划。
校本研修是教师培训的落脚点, 要着力解决本校教育教学的重要问题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促进学校的长远发展, 就必须有长期的规划, 以指引自身的方向。同时, 要有一学年的短期计划, 明确本年度要解决的问题, 使全体教师本着这一目标前进。
2.要结合本校实际。
目前, 各校在教研活动中普遍采用的方法是联片教研。但由于各校情况不同, 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也不一样, 因此, 校本研修的内容还是要有所区别, 每学年也要有所侧重, 或管理, 或学科, 或科研等, 应切合本校实际。
3.要善于总结、交流和推广。
各地在校本研修方面都总结出了不少规律性的东西, 如管理模式、运行模式、内容模式、学习方式、课程模式等, 应及时总结, 推广, 以便促进全省教师培训工作取得更大成绩。
摘要:从2011年起, 我国启动了新一轮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工作。陕西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全员培训采取了集中培训、送培下乡、远程培训、校本研修等多种模式;但运行中还存在一些源自设计、组织、实施层面的问题;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教师培训机构、各中小学校应通力合作, 搞好教师培训工作, 提高教师整体素质,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关键词:教师培训模式,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创新研究
参考文献
[1][2]教育部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EB/OL].[2011-01-06].新华网.http://new.xin-huanet.com.
[3]郝明君.需求导向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培训模式探讨[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2012, (4) :67-70.
[4]李玉英.陕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全员培训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J].陕西教育学院学报, 2012, (3) :1-11.
陕西农村义务教育 篇2
调
查
报
告
1011960232
袁思公共管理学院
一.概述农村教育
21世纪以来,“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到我们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三农”问题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仍然是农民。农民问题主要在于“治贫”与“治愚”。从当前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特征来看,“治贫”仍然重在“治愚”。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重要作用,它既是农村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也是农村发展状况的重要表征。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在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带动下,农村教育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而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财政体制与农村经济状况的变化,农村教育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严重的困难,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面临经费短缺的困难,继续提高教育水准更是举步维艰,城乡教育与知识差距明显加大。这种状况如不及时改变,不仅影响教育的普及与提高,更将影响社会的公正与稳定乃至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我国教育现状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却难以满足农村教育发展需要。许多农村地区投入相对薄弱,这种矛盾更加突出,教育水平也相对落后。在陕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下,通过对陕西省药王洞乡农村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调查及形成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解决农村教育发展问题做一些贡献,促进农村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药王洞乡农村教育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药王洞乡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南方,有县城东大门之称。乡政府驻地距县城仅有4公里。312国道穿全乡而过。全乡有27个行政村,总人口24700人,5800户,耕地2483公顷。在文化教育方面,2004年,全乡有中学1所,有14所小学,有教师员工290人,在校学生5439人,在近几年的发展变化中,不断加大教育设施改善力度,使药王洞中学在普九中一次达标。虽然在全乡实行中小学教师全部实行竞争上岗,招聘制,努力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但是随着城市化的驱动,使的农业结构的变化,进而使得农村教育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造成农村小学“空城”的现象。而使县城学校学生拥挤。这使得农村的教育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针对农村教育出现的众多问题,因此此次暑期社会实践我对家乡陕西省礼泉县药王洞乡的农村教育资源及现状问题进行调查,总体而言有以下个方面的问
题:
(一)农村教育基础设施本身薄弱,未能建立有效的农村教育体系。
目前,药王洞乡基础教育勉强成体系,但是这个体系的质量令人担忧;而农村职业教育只有一些零星教育,根本未能形成体系。农民受教育程度受制于这样的农村教育体系,不但传统意义上的文盲、半文盲率难以降低,而且现代意义上的文盲无法扫除,至今仍然在增加。并且农民的教育意识淡薄,其结果,贫困农村农民的素质低下就是铁定的事实。在这种现状下,加上农村教育基础设施不健全,构建农村终身教育体系就成为一种空想。
(二)农村财力不足是根本原因,也由于这一原因导致农村教育投入不足。财力不足,必然导致教育投入不足,进而使得农村教育的投资体系难以运转。按现行的教育经费负担体系来看,乡财政负担着农村绝大多数的教育经费。乡财政一般是“吃饭”财政,根本无力独自进行公共产品投入。国家近几年来,加大对城市教育的关注,将主要教育投资用于城市,对农村教育的投入相对极少,而且附加条件多,加上程序复杂,层层盘剥,真正能投入到农村教育中,得到实际使用的资金不多,不能满足农村教育的最基本的需要。从教育经费和教育投资规模来看,农村教育的质量是难以有保障的。
(三)药王洞乡教育支出结构不合理也是重要原因。
教育经费拨款应当首先保证人员工资及基本设施建设的公用经费,而不是搞基本建设、设备采购及其他形象工程。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去搞信息化达标、远程教育、示范工程等等,耗资大、成效少。
(四)师资力量的大量流失也是农村教育滞后的又一重大原因。
城乡经济和收入水平的差距持续拉大,农村教师主要是骨干教师大量流失,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仍在扩大。大城市、中心城市、县城、乡镇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工作、生活条件悬殊,县城教师比乡镇教师的收入高出三分之一或一半,造成教师逐级向上流动,乡镇的向县城流动,而流出的都是骨干教师,与此相对应,农村又大量增加了代课教师,因为一名公办教师的工资相当于五六名代课教师的报酬,由于教育经费短缺,地方政府和农村中小学宁愿用代课教师,而不用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展,农村教育仍将不断滑坡,将会失去持续发展的条件。
(五)近几年城市化趋势下农村教育“荒芜化”现象。
在药王洞乡的调查发现,由于近几年城市化发展,使得农村人口模式发生改变,大量的青壮年流入城市进行打工,并且大部分家庭将孩子的教育放到打工所在的城市,村子里主要以老人为主,农村学校学生数量稀少,教学质量相对县城较低,使得生源大量的流出,同时也造成农村教育资源的浪费。
三、解决药王洞乡教育问题的几点对策
(一)建立优质的九年义务教育体系。
提高教育质量,建立优质九年义务教育体系是重中之重。这是基础教育在农村教育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所决定的。搞九年义务教育不要“挂羊头卖狗肉”,要脚踏实地,把九年义务教育真正送到农村,就应该把九年义务教育的费用减下来,不要让全体适龄农村孩子因各种原因而失学。九年义务教育体系应该是优质的,与城市教育比较,农村基础教育的含金量极为逊色。配合农村人口的转移,城市化建设的加速,我们应该采取各种措施来确保这个体系的质量,其中包括大力鼓励优秀教师到农村去。
(二)调整并逐步完善农村教育管理体制与投资体制。
农村义务教育应实行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明确新体制的总体目标和基本框架,对于改变基础教育管理权限和经费分担责任层层下放,农村学校经费难以保证的状况,提供制度的保障。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不同地区的实际出发,形成体制实现的制度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村教育经常性经费的按时足额拨付,农村教育才能持续健康地发展。
(三)明确每年增加的财政性教育经费的用途,加大农村教育硬件设施的建设。每年增加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应主要用于解决乡村中小学教师工资问题、公用经费偏低问题、危房改造问题。县乡财政每年的超收部分主要用于教育,一是保证教学基本用房的建设,二是解决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缺口,三是增加必要的教学设备。如果每一位教师都能运用电脑办公,运用多媒体教学,那教学的质量是可想而知的。教育主管部门应制定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对教师进行电脑知识培训,想方设法让教师用上电脑,会用电脑。如让教师出一点,学校出一点,政府出一点,为教师配上电脑,建立农村教育网站,那对农村教育的发展无疑是有效的。
(四)加强示范教育,激发农民的求知欲望。
极为残酷的就业现实,已使农村农民从正面或反面,吸收打工生涯中的教训。我们应该加强示范教育,用榜样的力量,激发农民内心的求知欲望,使他们从心底有个学习的企求,产生强大的学习动力。在全国加强职业教育的大环境转好的前提下,各贫困地区农村农民将有一个参与职业教育,掌握实用生产技能,提高自身素质,改变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低、职业技能低、个人文明程度低的要求和奋发学习的过程。
通过基础教育,他们将提高自身的核心素质;通过较为正规的职业教育,他们将掌握劳动力市场所必须的劳动力应具有的一些基本要素。综合素质的提高,从而改变自己的弱质地位,他们就会以新的面孔出现在省内外的劳动力市场上,将站在较高的平台上,拓宽就业门路,提高收入。从而可提高下一代的受教育可能,提高下一代的受教育质量。
(五)教育主管部门要重视教师资格能力,教师要树立健康的人生观。
当今的知识更新是很快的,教师不抓紧时间学习,就会落伍。培训要做到实用性,实效性,虽然每年国家都对农村教师进行了培训,但培训缺乏严格的的考评制度。即没有弄清楚培训的教师学得怎么样的问题,以致有的老师没有重视这项工作。因此,必须制定合理的考评制度,使培训的老师能学到一些实用的知识,掌握一些实用的技能。同时教师要有一种终生学习,献身教育的思想。
四.结束语
重视农村教育不仅仅是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比重最大,农业发展事关国脉民生,更为关键的是目前农村教育和农村社会转型正处在一个“潜力大压力更大”的爬坡阶段。
陕西: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流转进程 篇3
农村土地流转不断加快
土地流转规模日趋扩大
近年来,陕西各地土地流转速度加快,规模日益扩大。2013年,陕西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538.01万亩,比上年增长18%,占陕西常用耕地面积12.5%,比上年提高2.5个百分点,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据调查,渭南市所辖13个县(市、区)共流转土地面积80.7万亩,涉及农户7.2万户,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5.8万份,土地流转率、农户参与率和合同签订率分别达到11.8%、6.8%和75%。西安市临潼区2012年流转土地2.2万亩,比2008年增长1.3倍。咸阳市泾阳县流转土地16万亩,占耕地面积比重23.5%,涉及农户1.6万户。
土地流转形式多样
陕西省农村土地流转有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代耕代种、委托流转等多种形式。由于转包、出租不涉及土地经营权属变更等复杂性,大多数农户采用转包和出租的土地流转形式。2013年,陕西农村土地流转中转包262.56万亩,占流转总面积48.8%;出租153.48万亩,占流转总面积28.5%;互换、转让等其他流转方式比重较小。据调查,渭南市流转的80.7万亩土地中,转包、出租占75.6%;商洛市土地流转中转包、出租占73.2%;宝鸡市眉县土地流转中转包、出租占82%;汉中市城固县土地流转中转包、出租占78%。
流转土地经营主体多元化
陕西省农村土地流转主要流向农户,参与主体主要是同村的亲友、邻居和其他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2013年,陕西农村土地流转中流向农户345.98万亩,比上年增长11.6%,占流转面积64.3%,比上年下降3.7个百分点。随着陕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发展,合作社和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积极参与农村土地流转,受让土地逐年增多。2013年,陕西农村土地流转中流向农民专业合作社67.7万亩,比上年增长42.2%,占流转面积12.6%,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流向企业69.64万亩,比上年增长14.2%,占流转面积12.9%,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据调查,渭南市流转土地转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占15.2%,转入企业占10.3%。汉中市城固县转入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占16.8%。宝鸡市眉县转入企业占37%,转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占4%。
土地流转区域差异较大
经济相对发达、劳务输出较多的地方,土地流转速度比较快,且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欠发达,二、三产业少,基础条件相对落后的地方,流转速度慢,规模比较小。2013年,陕西各市土地流转面积占常用耕地面积比重分别为:西安市9.1%,铜川市6.4%,宝鸡市4.7%,咸阳市18.9%,渭南市11.8%,汉中市8.5%,安康市24.9%,商洛市7.2%,延安市2.1%,榆林市13.6%。土地流转面积占比最高的榆林市比最低的延安市高11.5个百分点。
农村土地流转的制约因素较多
土地流转程序不够规范
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部分是以“隐性契约”、口头协议方式进行流转,以“个人诚信”代替流转合同,双方权利和义务难以得到保障,容易引发土地纠纷。据调查,西安市临潼区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为45.6%;宝鸡市陈仓区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仅有35.4%。另有一些农户土地流转是由村委会直接将农户的土地通过以租代征的方式,由村委会代替农民签订流转合同。有的将土地流转报酬一次性约定数十年不变,有的土地流转期限超过了土地承包期剩余期限,潜伏着矛盾隐患。此外,土地流转的登记备案制度不健全。土地流转涉及国土、农业、林业、水利等多个职能部门,是一项政策性较强的工作。许多地方没有完全健立和实施土地流转登记备案制度,对流转情况缺乏相关备案登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变更手续。
土地流转服务不配套、不到位
按照现行农村土地承包管理体制,土地流转服务主要由县、乡农村经营管理机构承担。目前陕西省一些地方没有完善的乡镇农经机构和健全的工作队伍,为农民提供规范有序的土地流转服务十分有限,大部分土地流转处于自发和无序状态。相应的,土地流转服务体系不完善。部分地方没有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和土地流转信息库,向全社会发布土地流转信息,土地流转信息不畅。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的服务职能作用没得到有效发挥,尤其是对协调流转,指导签订合同等服务不能及时跟进。
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
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又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还是发展的重要资源。当前农村的养老、医疗、社会救助、低保等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建立健全之中,覆盖面有限,保障水平不高。土地承载着特殊的生存保障功能,不少农民仍主要依靠土地收入解决看病、养老、子女上学等问题,普遍把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来看待。
传统恋土思想观念束缚
受传统思想观念束缚,大多数农民普遍存在浓厚的恋土情结和强烈的依附心理,把承包地看成是“保命田”、“保障田”,特别是老龄农民在心理上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眷恋,即使子女举家外出务工、经商,甚至不惜撂荒弃耕,也舍不得将土地流转出去,在土地投入很低、体力不宜耕作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低效率种植,造成土地流转困难。
解决后顾之忧促进土地流转
土地流转是优化配置土地资源的重要手段,是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解决好当前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对稳步推进土地流转进程,加快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加强土地流转政策宣传
各级政府要采用多种形式,通过大力宣传报道土地流转的好经验、好典型,以典型示范引导,消除顾虑,提高农民群众对加快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意义和作用的认识,调动农民流转土地的积极性。形成农户支持土地流转、参与土地流转的良好氛围,有效地推动农村土地流转。
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服务体系
各级政府要建立专业的土地流转服务机构,畅通渠道,促成农户之间、农户与产业化公司之间的土地流转和信息沟通;建立土地流转合同管理制度,使流转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签订书面土地流转合同;建立土地流转的法律服务组织,为流转双方提供民事仲裁、公证、法律咨询与援助;建立农地技术经济评估组织,确保土地流转的价格和土地用途的经济合理;建立土地流转的管理咨询组织,为土地流转及后期经营策略提供咨询和跟踪服务。对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要引导扶持,发展壮大,在政策上给予优惠,在法律地位上给予明确,在资金上给予扶持。
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陕西农村义务教育 篇4
关键词:农村,金融教育,思考
一、开展农村金融教育试点工作现状
子长县2010年9月被确定为陕西省农村金融教育试点县以来, 人行延安中支、子长县支行积极协调政府有关部门, 采取多项举措推动农村金融教育试点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一) 建立工作机制, 落实责任
为农村金融教育试点工作的推广提供了组织保障, 成立子长县农村金融教育协调领导小组, 由主管金融副县长担任组长, 经发局局长、财政局局长、人行行长任副组长, 教育、工商、税务、扶贫办、统计局、各金融机构以及各乡镇长等担任成员, 负责全县农村金融教育培训的指导、监督、协调和考评等工作, 并在人行子长县支行下设办公室, 具体负责工作开展;建立以农村金融教育协调领导小组为总站、县辖5个金融机构为分站、在8镇5乡2个管委会设农村金融教育示范区、大学生村官所在村设培训点, 共设各级农村金融教育站点103个。重点培训工作由总站负责实施, 日常的宣传教育工作由各分站负责实施。
(二) 激励大学生村官, 发挥志愿者作用
为农村普及金融知识提供了人才资源。将全县99名大学生村官这一新农村建设的智力资源全部纳入农村金融教育志愿者队伍, 对全县大学生村官进行金融知识培训, 使大学生村官真正成为示范带动当地农民自觉增强诚信意识、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使用现代化支付工具、提高运用金融新产品意识和能力的一支重要力量;与县委组织部、县金融办、财政局联合建立了大学生村官农村金融教育培训考核机制, 对农民金融知识培训效果进行实地考核验收, 对推动农村金融教育宣传培训责任村的融资效果、信用村、信用户评定情况等内容进行量化考评, 对评比结果纳入大学生村官的工作业绩之中, 调动了大学生村官宣传金融知识的积极性;金融机构业务骨干与大学生村官形成一对一的互助对子, 发挥金融从业人员专业优势和定点村大学生村官的宣传优势。
(三) 结合农村特点, 开展差别化培训, 为农村金融知识走进农户提供了学习平台
一方面对志愿者进行培训。2010年工作开展以来, 共召开一级志愿者座谈会5次, 培训大学生村官6次, 培训金融机构人员3次, 一级志愿者参加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举办的金惠工程第六期志愿者 (师资) 培训班1次, 进行农村金融知识宣传教育13次。通过各类课程学习、座谈、交流与沟通, 志愿者掌握了培训的原则和方法、吸取了更好地开展工作的形式, 金融机构人员、农户获取了更多的信息, 对日后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极大地推进作用。另一方面对农村居民进行培训。采取问卷调查、面对面交谈等途径, 摸清试点村民实际金融教育需求, 以农民问答、板报专栏、现场授课等形式向农民传授金融知识。同时, 还将二级志愿者照片、姓名、联系电话向试点村进行了公布, 以便农民遇到问题电话咨询。
(四) 编写教材, 走进课堂, 为中小学生提供学习金融知识的机会
人行子长县支行成立农村金融教育教材攻坚小组, 历时三个月, 完成农村金融教育小学、初中教材的编写工作。小学教材以“诚信”为主题, 以漫画、故事等为形式, 旨在教育小学生树立诚信意识、培养诚信行为和养成诚信习惯;初中教材以实用性金融技能、金融产品、金融服务手段以及现代金融服务设备的运用为主体, 旨在教育初中学生规范、合理地运用金融新产品、新服务。联合县教育部门、组织部门制定了工作规划, 将小学、初中、高中和党校分批、分步纳入了农村金融教育规划。教育局按照“先城区后农村、先部分年级后逐渐全覆盖、先试点后推广”的原则, 将东风小学三年级、红彦中学初二年级设立为试点年级, 并从小学品德老师、初中技能老师中选出农村金融教育二级志愿者。
二、存在困难
(一) 教育方式和内容与农村实际需求存在偏差
目前, 农村金融教育试点工作仍然存在“重理论知识、轻实践体验”的问题。主要还是采取悬挂横幅、张贴标语、设置宣传板报、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 未能关注不同层次、不同对象的实际需求, 且缺乏富有时代气息、寓教于乐、行之有效的教育措施, 往往造成农户对学习金融知识兴趣低、效果不理想的情况, 未能真正提高农民金融知识水平和防范金融风险能力。如一般农户较为关心反假币、防诈骗等知识, 农村小企业和个体户可能更为关注信贷政策和产品、银行卡使用等金融知识。此外, 农村大量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 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不断增多, 但他们对学习和接受金融知识的兴趣和能力都较低, 目前还没有针对这类群体设计的专门的教育方式和内容。
(二) 农村金融教育对象有待进一步拓展
目前, 农村日常开展的金融知识教育对象主要以金融实际需求相对较大的农村企业及个体工商户为主, 他们也往往是在办理具体业务时才向金融机构和志愿者进行咨询, “金融知识进课堂”也主要在县城中小学校开展, 广大农村居民、农村中小学生及大量外出务工人员还没有真正成为农村金融教育的主要对象。
(三) 缺乏统一教材
农村金融教育工作涉及到很多方面, 既要考虑知识的传播, 也要考虑到不同对象自身素质及具体需求, 区别不同的对象, 讲授不同的内容, 需要印制更适合农村、更通俗易懂的教育资料。但从实践情况来看, 目前的农村金融教育材料大多比较专业, 且针对性不强, 广大农户较难理解和掌握。
(四) 师资力量不足, 后续培训机会不多
目前, 子长县登记在册的以金融机构高管和业务骨干为主的一级志愿者5人, 以金融从业人员、大学生村官为主的二级志愿者145人, 人员少、工作量大, 志愿者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 还要开展金融教育工作, 精力有限, 教育效果受限。同时, 志愿者多为金融机构一线人员和大学生村官, 对金融知识的掌握程度不高, 学习机会较少, 难以满足日益复杂的金融服务需求。
(五) 经费有限, 不利于农村金融教育可持续开展
目前, 农村金融教育活动主要依靠基金会、基层人民银行和涉农金融机构来开展, 编印教材、制作宣传资料、举办讲座等各项宣传教育活动都需要经费支持。如在偏远地区开展教育活动, 交通、住宿等成本加大, 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 基金会、基层人民银行和涉农金融机构难以承担, 不利于农村金融教育的长期可持续开展。
三、相关建议
(一) 因人施教, 丰富农村金融教育形式和内容
一是借助广播、电视村村通和农网入乡进村等现代信息化工程, 通过在电视台、乡镇广播站开辟金融教育专题、专栏和在农网上设立农村金融教育网站等方式, 拓展农村金融宣传教育触角;二是采取与以案说法相结合、与金融法律服务相结合, 深入农村基层政府部门、学校开展双向互动交流, 让农民和学生感到金融法律法规是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用得上, 增强农村金融教育的渗透性。三是大力开展农村金融文化建设, 通过举办知识竞赛、歌会、晚会等活动, 以地方剧种、相声、小品、歌舞等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 提高金融宣传教育的实效性。
(二) 突出重点, 拓展农村金融教育广度和深度
一是将农村金融教育志愿者从大学生村官向全体农村基层干部发展。加大对基层村委会干部、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的金融知识教育力度, 把他们培养成为农村金融知识学习和应用带头人。二是重点加强对农村中小学生的金融教育。将金融知识作为中小学生长期的普及课程, 从而实现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一个学校带动一个乡镇的效果, 把学生培养成为农村金融教育工作的“宣传员”。三是要抓好外出务工人员金融宣传教育工作。要在春节等节假日外出务工人员回家探亲过节之际, 深入开展外出务工人员金融知识教育活动, 提高外出务工人员维护自身金融消费权益意识和能力。
(三) 统一教材, 增强培训实效
建议由基金会统一组织, 结合农村金融教育对象不同文化层次, 印制不同的宣传教育资料, 如针对年龄层较高、文化水平较低的群体采用编印通俗易懂的打油诗、漫画, 或将身边案例编成小故事制作成VCD光盘等宣传资料, 对于中小学生可编印小人书、卡通故事书、金融知识图画读本等资料。
(四) 扩大志愿者范围, 形成农村金融教育人才培训长效机制
建立农村金融教育人员人才库, 将农村基层干部、学校教师、金融机构客户经理、网点柜员以及农村社区工作人员等纳入人才库, 并根据国际金融变化和金融产品的创新, 随时更新培训内容, 使教育从业人员第一时间掌握相关知识, 为农村金融教育提供坚实的人力保障。
(五)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为农村金融教育长期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应联合推动财政部、教育部、金融行业以及社会团体等, 设立农村金融教育专项资金, 统一规划和使用, 用于教育活动的组织实施、教育人员的培训、配套设施的建立以及教育材料的印制等, 为农村金融教育可持续发展提供财力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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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小川.普及金融教育提高国民金融素质[J].中国金融, 2007 (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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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扶风农村订婚习俗 篇5
旧时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买卖毫无自由而言,新时婚姻时兴自由恋爱自主婚姻,但无论如何,总得一定规矩,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吗,要的婚姻美满,还需讲究必要的规矩。本文就目下仍有相当生命力的一些必要的婚礼习俗予以略述。
一、背见
男女双方,经媒人介绍,约定日子地点,第一次见面,叫背见,即私下(不为人知)见面。过去背见,只是见个面而已,甚至连话都不说,所以就有“走马观花”的成语笑话。旧时候,还有定娃娃亲甚至指腹为婚者。背见以后,若双方第一感觉良好,这才正式谈婚论嫁。记住,背见背见,见见而已,双方一般不交换什么礼品的。
二、打听
男女双方背见以后若无意见,仍不能草率定事,还得有一个双方互相打听的过程。现代人科学观念较强,儿女定亲,要查祖孙三代,家风人品首要,家族病史为先。打听主要途径有,在邻里间查访,通过熟人了解,通过双方就读过的学校了解,通过双方工作单位了解等等。既要打听男女双方的个人情况,还要了解双方父母甚至祖辈的情况。经过双方打听,无异议,方可进行下一步交往。
三、繎花
繎花,繎花,就是将花繎住,花,比喻对象(奥,现在叫女朋友)。取谐音,名曰“提繎棉花”。过去一般由男方给女方家提棉花,五斤到十斤不等,意思上有即可。这中间要有媒人搭桥,双方背见、打听之后,媒人征求双方本人及父母意见,双方有意者,才提“繎花”之事。实际上是男方对女方的进一步考察。因为提繎棉花男方必须到女方家里去,通过观察其家情况,窥一斑而见全豹了。女方也对男方有一个进一步了解,通过双方不断了解,以免“走马观花”而看花了眼。
四、订婚
陕西农村义务教育 篇6
近日,记者在柞水县村镇供水公司采访了解到,为了打破重城轻乡的观念,消除城乡供水服务差别,结合当前移民搬迁和城镇化建设政策,该公司采用“城带乡,乡促城”的方式建立和培育农村供水商品化市场机制,使农村自来水成为继电力、电信后又一个农村居民可享受的普通服务。把农村供水从“温饱线”向“小康线”推进,从“白吃水”向“交水费”方向上引导,实现村镇供水工程通过水费回收成为费用自行承担、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逐步建立“以水养水”的村镇供水长效运行机制,并发挥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采用 “企业”定位,市场化运作为主,公司全部推行预付费IC卡智能水表,最大限度地解决了收费难的问题,极大地降低了抄表人力成本,提高了抄表收费效率。各基层供水站在人口密集的集镇设营业厅,实行交费、报装、报修一站式服务,供水服务24小时值班,向社会公布十项售后服务承诺和抢修电话,接受群众监督。基层管理推行“一强三优” 标准,即:业务强、水质优、水量优、服务优。
建管并重,多项举措,全力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供水设施硬件建设高标准、严要求,确保发展的连续性。在水源建设和管网施工中,抓住施工的关键环节,把每次施工任务做实,在精细化程度上狠下功夫,着力打造精品,确保建一处成一处。
在农村广泛宣传供水工作,利用媒体、网络、宣传手册等形式对供水工程运行管理及水资源政策进行广泛宣传,使群众珍惜水资源,增强交费意识;优惠让利,因势利导、降本让利、先入为主,利用各项惠民政策整合培育农村供水市场
另据了解,柞水县村镇供水公司的工作仍处在一个起步阶段,还有很多地方有待完善和进一步推进,公司经理张永志表示会在下一步工作中加倍努力、埋头苦干,争取把工作做得更好。采访中,张经理告诉记者,他有了这几年农村水管工作的经历,感受颇多,主要有三点体会:一是农村水管工作要有决心,不下茬不行;二是农村水管工作要有恒心;三是农村水管工作要有爱心,对农村没有感情不行。他深情地说,我是农村长大的,农村是我的根,现在又回到农村为农民服务,农民的善良和质朴值得我为他们工作。我们近期的目标是配合县委、县政府精准扶贫工作,全力做好柞水县贫困村、贫困人员的安全饮水工程,将放心水送到灶前锅头,助推全县11552户贫困户够格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编辑:王革委)
陕西农村义务教育 篇7
一、陕西“农远教育”情况简介
2003年6月中央开始正式启动“农远教育”试点, 试点地区分别涉及东部、中部、西部三地的四个省份, 2005年总结前期经验的基础上, 将试点扩大到12个省区, 2007年下半年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将“农远教育”工程向全国各地普遍推广。陕西省属于第三批试点地区, 即从2007年开始推行此项目的省份。陕西省虽推行此项目时间较晚, 但在政府精心组织下, 依托教育大省的优势, 使农远教育平稳推进, 现已覆盖了全省各地农村。但由于, 陕西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省内各地地理情况复杂, 实施“农远教育”又较晚, 因此尚有一些亟需改善的地方。
二、陕西“农远教育”的不足
(一) 资源建设整合力度不够、实效性不强
我们知道, 远程教育发展的关键在资源建设。陕西省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农远教育”资源建设, 为了确保资源建设质量专门颁布了相关规章制度;为了促进资源建设力度, 多次举办课件制作评奖活动, 以期达到“以评促建”的目的。但现有的资源同农村群众的需求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同东南地区省份“农远教育”资源建设也有一定的距离, 如湖北省在2009年省级资源库教材存储总量达到近3万小时, 截止2010年征集到近万小时的教学课件, 并向中央党校、中央电视台购买了7000多部优秀专题教材;江苏省加大力度对涉农信息资源进行大整合, 将各级劳动、科技、农业、科协等相关部门的网站、平台统筹整合, 力争让农民群众“一网揽尽”, 并开设“图说村落”、“招商引资”、“供求信息”、“乡村特产”等专题栏目, 既宣传了各地的产品, 又提供了产品供求信息, 给农民真正带来实惠。因此, 增加资源的数量及建设实效性强的资源是陕西“农远教育”的下一步目标。
(二) 资金投入力度和保障机制还不完善
“农远教育”资金投入模式是中央财政拨款和地方经费投入相结合的方式。中央财政拨款通常情况下都能及时到位, 但地方经费投入方面视各地的具体情况而有差异。东南部经济发达省份由于财政收入状况良好, 地方经费投入一般情况下力度都很大, 而且也能及时到位, 这也是东南部省份“农远教育”发展快的原因之一。但中西部省份, 由于属经济欠发达地区, 财政收入状况不容乐观, 在“农远教育”地方经费投入方面问题较多。一般情况下, 省级拨款亦能保证, 但各市、县乃及镇的经费投入却不一定能按要求及时到位。陕西省作为西部省份也存在这方面问题, 许多市县在筹措“农远教育”经费方面存在问题, 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陕南部分县受灾, 接到了“特殊党费”的救助, 当地政府将一部分“特殊党费”用于了“农远教育”信息网络建设及资源制作等项目, 这属于“特殊党费”的合理使用, 但也反映出了由于地方财政困难, 没有固定的经费投入计划, 在“农远教育”经费上只能借用其他经费来弥补。
(三) 网络建设力度不够
在网络选择上, 陕西省根据本地特点选择了广电宽带网络和卫星接收相结合的模式, 并对这一模式进行了三期建设, 现已建成覆盖城乡农村的教育网络系统。但这种模式是电视机加机顶盒, 靠接收视频信息传播的传统模式, 传播的稳定性不强。因此, 在组织学员学习期间, 各级政府要派出大量人员赴各处检查, 遇到信息传输故障还要联系广电部门及时解决。这不但耗费了大量人力, 也对党员群众学习积极性有影响。而东南部省份在这方面做得较好, 如江苏省一些地市建成“网上村村通”网络系统, 架设起“市――县 (市、区) ――乡镇 (街道) ―― 建制村 (社区) ”的“网络信息高速公路”, 远程教育信息传输十分稳定, 当地政府通过网络发布大量供需信息及就业信息, 使广大党员干部得到真正的实惠。因此, 建立稳定的网络系统, 是陕西等西部省份下一步发展的目标。
三、对陕西“农远教育”发展的思考及建议
根据现代远程教育的特点和陕西“农远教育”发展情况, 笔者认为陕西“农远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
(一) 加大资源利用力度
陕西省在推动“农远教育”工程时除了建立广电网加机顶盒的模式外, 还充分利用了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所建立起来的硬件和网络, 这种做法不但可以节约大量建设经费, 而且可以利用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培养起来的技术人员, 可谓一举多得, 大大提高了“农远教育”推进速度。在学习资源建设方面, 充分利用了全国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资源, 同时也鼓励本省农远教育技术人员制作了一批课件资源, 为了服务三农还聘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相关农学专家制作实用农业技术课件。但相对广大农村数量巨大的党员及人民群众, 这样的网络环境、技术人员及远程教育资源, 还是显得捉襟见肘。
我们知道远程教育追求开放,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大开放理念, 即在学习对象及学习资源方面最大限度开放, 我们农远教育工作亦应持有这种理念。在硬件网络、技术人员及资源建设方面充分体现开放理念, 充分利用现在农村已有的各种远程教育资源, 如农村职业教育、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项目等, 利用好它们的硬件网络及技术人员, 整合适合广大农民学习的学习资源, 这样相互促进, 共同提高, 为农村地区教育, 为全民终身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二) 加大并保障资金投入
远程教育是一种需要大量投入的教育形式, 前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固然需要大量资金, 后期的网络维护、资源建设、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培训同样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这样才能保证其正常运行。在资金投入方面, “农远教育”基本模式是国家财政拨款加地方投入, 通常情况下国家财政拨款均能如期到位, 但地方投入方面由于各地的情况不同, 出现一些问题, 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些问题尤为显著。
陕西省属于经济欠发达的西部省份, 在“农远教育”发展初期经费投入情况较好, 这也是工作顺利展开的原因之一。“农远教育”工作是一项需要长期推行的工作, 这就需要建立长效资金投入机制, 督促各级政府财政投入能及时到位。同时工作的深入开展, 也需要增加投入, 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新农村建设和学习型社会最终形成。因此, 当地政府应该建立起一个长效的资金投入监管制度, 保障“农远教育”能深度发展。
(三) 自主创新, 解决网络基础建设的不足
众所周知, 远程教育的关键在于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而, 陕西省地处秦岭腹地, 全省地貌情况复杂, 其中陕南地区位于秦巴山区, 许多基层村散落于深山大川之中;陕北地区位于黄土高原与荒漠草原交接地带, 区域内塬大沟深。这些复杂的地貌情况, 造成了当地交通极为不便, 给网络设施建设带来极大不便, 网络建设情况极为不理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省上作出了一些大胆尝试。如前所述, 根据本地实际情况选择了广电宽带网络和卫星接收相结合的模式, 以期达到覆盖全省农村的目的。但, 由于这种模式的不足在于信号不稳定, 需要大量技术人员排除故障。
因此, 寻找一条网络覆盖更广, 信息更为稳定, 更便于农村群众学习的模式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自2014年6月起, 委托在远程教育方面有丰富经验的陕西广播电视大学的手机智能远程教育学习平台对汉中地区及泾阳、澄城等县进行试点, 以手机无线网络系统弥补交通不便地区有线网络缺少覆盖的问题, 试点工作开展顺利, 计划在2015年将培训规模扩大至5万人。这是陕西在“农远教育”方面做出的大胆有效的创新性探索, 对其他西部地区也有借鉴意义。
四、结语
西部地区均为经济欠发达地区, 其地理状况同陕西省非常相似, 因此在“农远教育”发展中也都存在大致相同的问题。我们只有正视这些问题, 发挥主观能动性, 及时解决这些问题, 才能使本地区“农远教育”快速健康发展, 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异, 也能为当地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摘要:西部地区为经济欠发达地区, 区域内地貌情况复杂, 极不利于远程教育的发展。陕西省作为西部地区的一个省份也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在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发展方面存在资源整合利用力度不够, 经费投入不足,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只有充分整合各种教育资源, 建立长效的经费投入监控机制, 自主创新, 解决网络基础设置薄弱的问题, 才能促进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的深度发展。对西部地区而言, 这些经验都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陕西省,农村党员,现代远程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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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农村义务教育 篇8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陕西省镇安县抽取10所小学和4所中学进行调查,抽取的14所学校均位于农村地区;小学均为公立完全小学,中学有1所私立学校,3所公立学校;西口中学和西口小学为少数民族学校,有1/3左右少数民族学生(回族)。有2所小学因学生人数少,部分年级合并教学。参与访谈的校领导共16名,均为男性,平均年龄33岁;均担负教学工作,涵盖语文、数学、美术等科目。调查时间为2010年9月14-19日。
1.2 方法
采用访谈的定性研究方法[4,5,6,7],由受过培训的调查员根据统一制定的《学校营养与食品安全教育访谈提纲》对各学校领导进行访谈。访谈内容主要涉及学校营养与食品安全教育的开展情况,在学校具体开展营养与食品安全教育时遇到的困难以及有何建议,上级教育、卫生部门对学校的营养与食品安全教育给予的支持和保障等。访谈在学校中比较安静、不受外界干扰的房间进行, 访谈时间为40 min左右。
1.3 数据整理和分析
完成访谈后及时将录音资料转换为文字材料。反复阅读访谈资料和访谈记录,根据研究目的确定分析主题,以主题框架分析方法[5]为分析依据,将资料进行编码、标记,并按不同主题进行归类、总结及归纳分析。
2 结果
2.1 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的教育情况和传授方式
14所学校目前均未开设健康教育课,虽然有2所学校在课程表中有标示每周至少1节健康教育课,但实施情况较差。这些学校目前只能利用安全教育课、每周晨会、班会课等课程中涉及部分营养和食品卫生知识,包括均衡营养、不挑食偏食、零食的选用、变质和过期食物的辨别等,内容较少且不够系统;部分学校曾利用宣传栏、黑板报、校内广播,或通过开展“无零食进校园活动”等方式对学生进行营养与食品安全教育。
2.2 开展营养与食品安全教育的实际困难
14所学校目前均无专职的健康教育教师和校医,也无专门教材;教师对于营养与食品安全方面的专业知识不够了解,教学形式分散、效果不佳;农村地区学校教学条件较差,缺乏多媒体设施,难以利用网络资源。部分校长和教师反映,农村孩子有很多不良卫生习惯是在家里养成的。
2.3 学校主要存在的营养与食品安全问题
被调查的学校除少数中学外,伙食费都较低,平均每周20~28元不等(包5顿午餐、4顿晚餐),个别条件特别差的学校每周只有8元;食堂很少注意食物搭配,肉类食品缺乏的问题比较严重;部分校长反映营养早餐虽好,但品种过于单一。学校近来未出现食品安全事故,但由于资金缺乏,学校食堂的硬件设施无法达到规定的条件,卫生环境较差,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2.4 上级教育部门和卫生部门对学校营养与食品安全教育的支持
陕西省在农村地区广泛开展的学生早餐“蛋奶工程”[8]得到了当地教育和卫生部门的大力支持。县教育、体育局为此专门设有“营养办”,负责全县寄宿制中小学学生营养餐的实施,对于做好学生营养餐以及保证食堂安全工作非常重视,曾组织分管学生食宿的校长们进行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是早餐(蛋、奶、面包)的卫生管理以及如何防止食物中毒集体事件的发生等;卫生部门非常关注学校的食堂卫生,每学期进行监察,并能提出合理的整改意见。但对于学生营养状况、食堂食物搭配以及健康教育关注都较少。
2.5 对开展营养与食品安全教育的需要
各学校校长均希望教育专家能够编制相关辅助教材供师生们使用,支持开展教师培训,建议采用集中培训的方式,时间以1周为宜,最好将培训时间安排在假期,以免影响教学工作;部分校长希望不同年级能有不同的学习内容,最好有实物操作或演示;也有个别校长认为要让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挂钩,争取家长的配合。条件较差的学校则希望能增加硬件投入,如蛋奶储藏室、冰柜、冰箱等。
3 讨论
3.1 学校营养与食品安全教育工作开展有待提高
教育部早在1992年就指出“学校应当把健康教育纳入教学计划”、“普通中小学必须开设健康教育课”[9]。然而调查发现,14所学校健康教育课程以及学生营养和食品安全教育工作开展情况均不理想,缺乏相关师资和教材;农村地区各种信息资源获取不便,学生们在日常生活中难以补充营养和食品安全知识,不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饮食行为习惯,容易引发营养不良、发育迟缓等,并可能影响其在校的学习和社交能力的发展[10]。
鉴于以上情况,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应组织有经验的专家对现有教材进行评估,如有条件,应分学段编写教材或者健康读本,力争做到既具体、系统、浅显易懂,又能集科学性、活泼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为一体,以便适合于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的学生所用[3]。应加强师资培训,在各所学校建立具有一定水平的健康教育师资队伍。考虑到农村中小学师资力量本身不足的问题,建议各学校充分利用现有的体育、生物教师等做兼职教师,并由教育部门统一组织进行专业培训,同时认真研究并解决健康教育教师在工作业务、待遇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11]。
3.2 教育、卫生部门应加强对学生营养状况和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
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和卫生部门对于食堂卫生、安全问题非常重视,学生早餐“蛋奶工程”在镇安县得到了当地部门、学校、家长们的共同支持,其实施情况令人满意,较好地保证了学生们早餐的质量。但有关部门对于学生的营养摄入情况、食堂的食物搭配是否合理关注不够,对食堂相关从业人员的营养知识培训工作开展得不多,这些问题有可能导致学生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发生。
当地教育、卫生部门和学校管理人员应加强对学校营养和食品安全教育工作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可根据教育部的总体要求,制定健康教育工作计划、措施和评估方案,加强对学校健康教育工作的监管,使之早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3];同时卫生部门可利用专业优势,定期组织当地学校食堂从业人员进行统一培训,使他们对基本的食品营养卫生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并能运用到日常的工作中,保证学生的饮食健康。
3.3 应尽可能利用现有条件,保证学生饮食的“质”和“量”
受当地经济水平的限制,学生家庭贫困,每周的伙食费较低,学校食堂仅能保证学生们吃饱,吃得干净卫生,难以兼顾膳食搭配,均衡营养等要求,导致学生们的饮食结构过于单一,容易引起蛋白质、维生素摄入量不足[12]。
学校各级领导应重视学生的营养问题,虽然伙食费水平较低,食堂管理人员仍可合理地利用营养知识,科学解决部分困难。如学生没有经济条件购买肉类食物,食堂可以使用大豆、禽蛋等其他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代替[1]。另外,可以利用农村特殊的条件,尽量多食用当地生产的蔬菜、水果,以保证学生维生素的摄入。教师平时也应督促学生养成不挑食的良好习惯,保证所需各类营养素的摄入量。
3.4 加强家长以及社会各界对农村学生营养和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
陕西农村体育市场问题研究 篇9
体育产业化、市场化是中国体育发展的必然方向, 体育市场的成熟与发展不仅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还能够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 经过几年的实践, 陕西农村体育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农村体育体系已初具规模。但是, 农村体育市场的发展毕竟是一个渐进的、不断深化的过程, 还面临着一些具体的问题, 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的研究、探索, 从而做出符合农村体育未来发展的规划。
二、陕西体育市场概况
随着健身体育、休闲体育、大众体育的兴起, 为适应消费者的需求, 满足人们对体育文化享受的需要, 为人们提供体育劳务产品、物质产品、信息产品及其它相关产品的体育市场, 在国外得到迅速发展, 成为一些国家扩大就业人口、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显著地位的重要行业。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以市场为取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体育改革的深化, 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 体育健身、娱乐、运动竞赛为主的多种所有制、多种经营方式、多层次的体育市场也在兴起, 并开始不断显示出其强大生命力并发挥积极作用。
1. 陕西体育市场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陕西经济发展速度较快, 1998年至今, 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13%~14%, 高于全国GDP的平均增长率, 成为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体育产业的发展, 据调查, 陕西体育产业年产值为40~45亿元人民币, 年创利税近3亿元, 体育产业也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体育产业作为陕西省国民经济和产业结构中的一个新兴组成部分, 对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 人口总数多的西部大省陕西来说, 是繁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力量。根据陕西省体育局统计结果, 到2006年, 全省共有体育从业人员42090人, 体育系统内机构276家, 体育社会指导员12356人。随着社会、经济以及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体育产业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从规模上看, 陕西省体育健身经营单位2200多家;从结构上看, 社会投资体育健身休闲业的积极性增强, 初步形成了多元化的投资格局。目前, 由社会投资兴办的健身休闲场所已经成为健身休闲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和公共体育设施互为补充。从质量上看, 满足不同层次消费群体、开展不同运动项目的体育经营单位迅速发展, 如亚特、美格菲、澳瑞特、明威等西安知名健身俱乐部;从项目种类上看, 游泳、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健身等项目普及程度不断提高, 武术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也正在成为休闲市场的重要内容, 为广大群众所喜爱。
2. 陕西体育消费品市场逐渐成熟, 但城乡差别较大
随着陕西省经济发展、体育产业化进程不断加快、人们余暇时间的增多, 花钱买健康、花钱去健身已成为一种时尚, 体育市场正逐步走向成熟。但这种现状局限于城市, 农村的体育用品市场及消费情况与城市有较大差别, 据调查, 陕西省农村居民年均体育消费为0的占47.4%, 近一半的人没有体育消费, 年均体育消费在30元以下的占39.9%, 仅有12.7%的人年均体育消费在30元以上, 农村体育用品市场和体育消费情况还不容乐观。
三、陕西农村体育市场存在的问题
1. 整体消费能力差, 体育市场规模尚未形成
陕西省体育消费能力在总人数上已达近千万, 但人均体育消费仅有20多元/年。从消费能力上的地域上看, 城市人中的74%以上都有体育消费, 人均体育消费额仅为56.8元/年, 而全省农村却有68%以上的人从未有过体育消费, 人均体育消费额不足10元/年。而且目前农村体育市场一般比较分散, 经营项目单一, 档次也比较低, 规模有限, 选择余地小, 难以吸引大量顾客。
2. 存在潜在的供求矛盾
农村体育消费市场的不足和体育消费品价格偏高给居民的体育消费带来了诸多不便, 这也造成农村体育消费市场与居民的实际需求相脱节, 体育消费品和体育消费市场的分布与农村人口极不协调, 存在着供求矛盾, 体育消费市场的潜力不能被挖掘。[2]
3. 地域不平衡现象十分突出, 体育消费差距较大, 增加了农村体育消费的难度
体育消费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直接相关, 省内各地生产力发展不平衡, 经济发展速度差异大, 具体来说, 关中好于陕南、陕北。调查显示:仅关中地区体育消费就占全省68.6%。不同区域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在扩大, 一些城市周边的农村居民收入相对较高, 他们的体育消费也具有城市居民的消费特点, 而一些边远贫困的山区居民因收入较低, 体育消费对他们来说还较为陌生, 由于城乡之间、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区域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 以及农村居民居住环境的相对分散, 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体育消费资源的合理配置, 也影响到农村体育消费的发展。
四、影响农村体育消费市场发展的因素分析
1. 居民收入是影响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 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逐年减弱, 与城镇居民相比, 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研究认为, 制约体育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第一是体育消费能力;第二是体育消费的需求;第三是消费市场和消费环境。农村居民的收入只能维持正常的生活需要, 他们不可能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有较大贡献。2000年陕西地区农村居民对各种体育消费的需求人均不足30元, 而陕西地区农村居民大约占全省人口的3/4左右, 这一群体长期收入低下, 是造成农村体育消费滞后的重要原因。
2. 封闭保守的思想和传统的消费观念
陕西地处我国内陆, 受传统思想的影响, 人们的思想比较封闭、保守、传统。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这种情况有所转变, 特别是年轻人, 但和东南沿海省份相比, 除经济因素的影响外, 思想的保守和传统的观念仍对人们的体育消费产生一定的影响, 体育消费作为一种追求身心健康和精神娱乐的消费往往被排列在基本生活消费之外的其他消费之后, 即使是文化娱乐消费中也很难把体育消费列为主要部分, 特别是农村群众表现尤为明显, 这一点从农村居民年均体育消费的情况中也能看出。
3. 体育消费的供求差距大, 抑制消费意愿和动机
就目前陕西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和农民的消费水平而言, 农村居民需求的是价廉物美、实用性较强的体育消费品, 但是这点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 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开发的重点定位在城市, 体育用品结构也不适应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大部分体育产品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 一些假冒伪劣商品乘虚而入, 加上农村居民文化素质相对较低, 判断真伪的能力较弱, 使他们一旦吃亏, 就会严重影响其体育消费的积极性。
4. 消费环境的制约
农村居民的体育消费离不开具体的生活环境, 自然条件方面, 地理活动空间少, 缺乏足够的体育设施, 使农村居民体育娱乐难、消费难的问题普遍存在, 这造成了农村体育消费发展的恶性循环, 制约了农村体育消费的发展。
五、对策建议
1.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指导思想下, 农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 人民生活质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体育作为一种文化和较高层次的生活需要, 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广大群众热爱体育、关心体育并积极参与各种体育运动, 并逐渐向高层次需要转化。所以要不断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 这样才能使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上升到更高层次。
2. 努力扩大市场规模
农村体育市场首先要建立行业内部信息网络, 在体育行业内部的上下之间、左右之间, 加强体育市场信息的传递, 加速农村体育市场培育, 使农村体育市场达到一定规模和档次;其次, 建立跨行业之间的信息网络, 体育行业在与其他行业之间, 特别是实力雄厚的其他专业市场之间, 不断加强信息传递, 借助外部力量, 壮大起步不久的体育市场实力。
3. 政府政策的扶持与保障
政府要加大对农村体育事业的投入, 大力实施亿万农民健身工程, 投入农村体育健身场所设施的扩建, 并要求健全和完善以县乡、镇、村领导挂帅的体育机构, 要求各县建立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乡镇建起体育指导站, 分级管理, 分级指导, 促进农村体育市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钟天朗:体育经营管理—理论与实务[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2]李雪: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与农民体育需求分析[J], 科技信息2008 (18)
[3]钟全宏, 和立新, 胡大伟:我国西北地区农村体育消费的制约因素分析[J],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6 (3)
[4]钟全宏:我国西北地区农村体育消费市场的发展研究[J], 开发研究2006 (2)
陕西农村养老保障模式探析 篇10
关键词:陕西农村,养老保障,模式
为了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 我国在30年前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 这在当时无疑是一项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正确的决策。可是30年后却导致了一个直接的后果———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在西部农村, 由于大量中青年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农村老人养老保障成了关乎民生的一个大问题。目前, 在我国家庭养老能力不健全、机构养老供不应求的背景下, 居家养老不失为一个好的政策, 优势明显, 很有发展前景。
1 构建陕西农村居家养老保障模式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需要
1.1 构建陕西农村居家养老保障模式的理论基础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感情和归属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需求是从低到高依次满足, 最低的是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 生理需求包括基本的衣、食、住、行和性的需求等, 安全需求包括对人身安全和生活稳定, 免遭疾病的痛苦和威胁等的需求, 只有他们得到了满足, 才能谈感情和尊重的需要。可是对于陕西农村的老人来说, 由于年老体衰, 子女不在身边, 又没有养老保障, 基本的衣、食、住都难以保障, 何谈其他需要呢?所以尽快建立陕西农村的居家养老模式满足老人的最低需求势在必行。
1.2 构建陕西农村居家养老保障模式是陕西农村养老困境的现实需要
可喜的是,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政府政策有了很大的改善, 在我国农村, 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能拿到100元的生活补贴。但是对于老人来说, 年老体衰再加上生病, 100元连吃饭都不够, 何谈看病呢?这无异于杯水车薪。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 老人不愿意去养老机构, 对于陕西农村老人来说, 多数没有钱去养老院养老。由于子女不身边, 家庭养老也难以实现, 所以只有探索一种家庭和社区共同负担的模式———居家养老, 以解决陕西农村成千上万的老人的现实问题。
1.3 这种养老模式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需要
对于一个农业大国来说, 要想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实现农民的小康, 而对于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来说, 农村的小康的很大部分取决于农村的老人有没有达到小康。农村开展居家养老服务, 是一条能给老人提供较完善的服务, 使养老得到一定的保障, 增进老年人与邻里之间的良好关系, 能减轻子女的担忧, 有利于建立一种和睦的家庭关系, 是不断提升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好的尝试和有效的路径,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我们就从陕西农村老人的生存现状来谈如何建立农村老人的居家养老模式。
2 陕西农村老人的生存现状
陕西农村属于较贫困地区, 为了改变现状, 越来越多的农民迫于生计的压力或者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外出打工, 使得陕西农村老人的境遇越来越糟糕。具体表现如下:第一, 陕西农村属于贫困地区, 本来就靠天吃饭, 再加上年老体弱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 子女外出又不在身边, 使得土地的收入很少, 生活极度贫困;第二, 陕西农村经济收入低, 养老保障起步低或根本缺乏养老保障, 再加上年老被疾病缠身、缺乏照顾和安全保障, 很容易发生危险。第三, 由于儿女不在身边, 老人精神上孤独寂寞, 很容易产生心理问题, 许多犯罪分子乘虚而入, 使得农村老人的生存现状雪上加霜。
3 陕西空巢老人养老保障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3.1 经济来源少, 生活举步维艰
我们所说的陕西农村老人, 并不包括哪些以前有工作退休在家的职工和村干部。这些人靠种地为生, 本来刚够糊口, 由于年老体衰丧失了劳动能力, 子女不在身边, 只能靠微薄的存款和子女的少量接济度日, 很多老人生活在贫困线上, 生活异常艰辛。
3.2 缺乏医疗保障, 使得陕西农村多数老人的生活雪上加霜
许多老人都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 但有病还是自己负担, 因为只有住院才能报销, 但住院的门槛是他们无力负担的, 对于陕西农村的老人来说, 住院的费用大部分人负担不起, 生了病只能在家治疗, 且不说治疗的结果不好, 就是治疗的费用使得本不富裕的生活难上加难。
3.3 老人大多不能享受低保
笔者对陕西咸阳的户县, 渭南, 陕北清涧县, 各抽取100户空巢老人进行了随机调查, 发现平均只有6户有低保, 94%没有低保。因为农村低保有规定, 由于低保名额的限制, 只有无子女户才能有低保, 而大多数陕西农村的老人都有子女, 只是子女不在身边多在外打工, 子女在外也不富裕, 所以能接济老人也有限或者对老人根本不管不问, 对这种情况村委会只能对子女说服教育, 有的老人碍于面子不愿让人知道, 只有自己默默承受生活的艰辛。
3.4 缺乏日常的照顾和精神的安慰
据不完全统计, 在陕西农村, 老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和部分不能自理的占老人群体的25%, 这其中大约有一半的人得不到有效的照顾。由于中国传统的思想影响, 老人一直希望养儿防老, 但现实是, 儿女外出打工或者外出工作, 使得老人精神受挫, 幸福指数大大降低。子女与老人缺乏交流, 使得老人缺乏精神的慰籍, 从而引发了严重的身体和精神方面的疾病, 生存状况面临严峻的挑战。
3.5 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
由于陕西农村老人收入途径单一, 存款很少, 在中国的养老保障还很不健全的情况下, 一旦出现大病会造成全家致贫。再者, 有些老人防御风险的能力很差, 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2013年, 仅在陕西商南的十里坪, 半个月内就有7位老人被杀害, 犯罪分子的理由就是因为手头缺钱, 从而把罪恶的手伸向了单纯而又不能自理的老人, 这类事件不是个案, 怎样保证农村老人的人身安全也是全社会应该关注的焦点。
4 加快陕西农村养老的制度建设, 推行居家养老模式势在必行
加快建立陕西农村养老保障的全覆盖体系, 使得所有人都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 不管是否无子女户, 只要身边没有子女, 就纳入居家养老机构, 提高陕西农村老人的幸福指数。
降低合作医疗的报销门槛, 只要是看病就报销, 不要有数量和住不住院的限制, 这样农村老人有病才敢看, 才敢进医院。
以村为单位, 把老人以不能行动为中心划拨几组, 没有残疾的白天到有残疾的家里活动, 积极倡导邻里互助, 志愿帮扶和老年人互助, 制定紧急事件的有效应对办法, 照顾好他们的生活。
与子女签订养老协议。特别是子女不在身边的农村老人, 这个陕西农村尤其普遍, 在子女去打工前要签订养老协议, 让他们拿出一部分资金与国家的资金一起建立农村居家养老机构, 对子女来说, 也能安心在外打工, 免去了对老人无法养老的担心, 又能使老人得以很好的照顾。
农村老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需要政府、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参与。政府拿出一部分专项资金, 集体依靠把老人土地向外出租的办法提供一部分资金, 儿女通过协议提供一部分资金等, 共同支援农村老人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 居家养老中心就是老人的家, 他们的生命在这里得到延续, 精神在这里得到慰籍。
在家附近开展居家养老是他们的首选, 使老人生活在熟悉的农村环境中, 邻里关系和谐。即避免了去养老机构的那些高昂的费用, 又不用远离家乡, 熟悉的地方熟悉的乡音更有利于老人的适应和身心健康。可以吸收办幼儿园的经验, 对于子女长期不在家、行动不便, 居住比较远和分散的老人在村里创立老人托管中心, 实行全托制, 省去了远离家乡的儿女的牵挂和照顾的麻烦;对于身体健康, 行动自如的老人来说, 可以实行半托制, 自己白天走到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享受生活服务和文化娱乐活动, 晚上回家。这样能够满足老年人不同层次的养老需求, 所以居家养老对陕西农村的老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最理想的养老模式。
参考文献
陕西农村义务教育 篇11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陕西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阻断机制
中图分类号:F318;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1-0016-06
在过去几年间,陕西农村群体性事件呈多发趋势,尤其是重大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对农村和整个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严重影响。如何正确认识陕西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特点趋势及其造成的危害,如何从源头上阻断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发生,为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化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本文试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转型期陕西农村重大群体性
事件及源头性因素分析
转型期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是指与农村或农民有关,但事件发生地点不一定在农村的,因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或者因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经过长时期积淀而积累、激发,由一定数量的公众参与,有一定的组织和目的,采取静坐请愿、群体上访、阻塞交通、集会、聚众闹事、围堵打砸党政机关等行为,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甚至使社会在一定范围内陷入一定强度严重对峙状态的群体性事件[1]28。自2008年陕西发生府谷事件、2009年凤翔血铅事件以来,陕西农村群体性重大事件呈多发趋势。经网络媒体报道的就有十余起。重大群体性事件多发的原因何在,源头究竟在何处?
(一)陕西农村社会正处于改革深化、快速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并激化这是重大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社会原因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农村社会正处于改革深化、快速转型的关键时期,农村社会的整体结构、区域结构、组织结构及农民群众的身份结构都在发生着重大转变,农民群众的民主、平等和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利益纠纷增多;群众维权意识增强,利益诉求趋同趋众,聚合效应明显。但同时社会转型中新旧社会管理制度转换间出现制度性欠缺,保障农民权益的政治体制和相关制度还不够完善,法治还不够健全,导致觉醒的权利主体找不到行使和救济的通道,往往被逼采用过激的手段表达不满或寻求自我救助。
(二)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是陕西农村群体性重大事件多发的根本原因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中国正在从一个意识形态型的社会转变成为利益导向型社会。伴随着农村社会各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会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利益的分化也势必发生,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和冲突。就经济方面而言,因征地搬迁补偿偏低及补偿不到位、林木矿藏产权纠纷、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以及农村金融组织不规范经营、农村农民之间民事纠纷等引发多起群体性抗争,比如 2010年咸阳市秦都区政府无国家审批文件私自强征强拆双照镇南上召、北上召等村上千亩耕地及宅基地引发当地农民与镇政府严重对抗。而据笔者调查,Z县D村因秦岭国家植物园建设征用农民土地每亩2.5万元,山阳县政府在法官庙乡僧道关建设酒店式豪华农家山庄征用农民土地每亩1.8万元,再未给农民任何补偿,也没有为村民办理养老保险[2]。2010年5月,府谷县境内的神府高速公路七标段接连发生两起因讨薪引发的冲突事件,农民工被打伤住院;2011年11月西安培华学院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农民工堵校门。2012年2月14日发生陕西杨凌区揉谷镇姜嫄村农民怀疑村干部疑私分土地承包款烧毁村支部办公室,直接造成村委会损失十几万[3]。就政治方面而言由于村官“贿选”、暗箱操作等导致农民民主权利受到损害。2011年年底村官选举中Z县D村两个候选人一个给村民100元现金外加80元购物券,一个给村民100元外加一袋面粉,选举当天动用了170名警力维持秩序。至于在选举过程中请客送礼、发短信拉票甚至大打出手的村子不在少数,严重影响了选举的公平公正和正常进行。就生存发展而言,主要是农村环境污染严重威胁农民生存,2009年陕西凤翔县因部分儿童血铅超标引发农民冲击企业,而2011年又传出泾阳云阳镇声威水泥厂污染多、噪音大,引发村民不满[4],凤县温江寺铅锌冶炼企业污染百余名儿童血铅严重超标事件[5],至于像彬县小章镇坡头庄村因河北中达煤矿挖煤造成地陷房裂,村民有家不能住的现象还有多起[6]。这其中有些虽未造成严重群体性冲突,但都有可能为群体冲突事件发生埋下隐患。
(三)农村基层政府干部的官僚主义,办事拖沓,不作为,是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直接原因
一些地方基层政府软弱无力,对农村存在和农民中反映的矛盾和问题,不愿管,不敢管,从而导致农民的正常利益无法实现;一些地方基层政府干部不给好处不办事,收受贿赂,腐败严重,引发农民不满;一些基层干部对农民通过正常途径和合法渠道反映问题,久拖不决,使一些原本极小的事情演变发展成群体性大事件;一些地方基层干部胡作为、乱作为,使本来极小的问题激化,引发群体冲突。这时的农民群众极易将矛头指向基层政府,基层政府往往成为民众冲击的对象和攻击的目标,极易演变成为重大群体性事件。
(四)转型期相关法律制度衔接不上,制度不够健全和完善,是群体性事件多发的制度原因
首先是相关法制不健全,对社会转型期农村新发生的事件处理起来无法可依。法制建设明显滞后于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变化,造成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难以找到相关法律作为解决依据[7]。其次是政府部门相互推诿,农村中产生新问题后找不到相关政府负责部门和机构解决,政府行政部门之间相互推诿,导致问题积聚,最后爆发冲突;再就是司法不公、执法困难等问题,使农民对法律的公正性产生疑虑,对诉诸法律解决矛盾的信心不足。当法律不能成为农民信赖的解决问题的工具时,当打官司的成本高居不下时,当上访闹事能够解决问题而带来示范效应时,农民自然而然会放弃法律来选择集体上访等群体性闹事的方式找政府解决。
(五)农村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基层组织建设薄弱是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的重要原因
一些地方村官选举或按上级意图或被宗族和金钱操纵, 金钱势力或村霸等进了村委会,这些人只会侵占农民的利益,只顾自己掌权捞钱,对于农民合理诉求不能及时回应,农民寻求上级政府解决问题的努力也被一拖再拖,甚至置之不理。当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多次反映解决不了情况下,就容易成为矛盾爆发点,2012年2月14日杨陵区揉谷镇姜嫄村农民烧毁村支部办公室事件,此前农民因怀疑村干部私分土地承包款,曾多次向相关政府部门反映,但都未引起重视,直到事件发生,造成村委会损失十几万时,政府才组织多个部门进驻该村联合调查。而与此相联系是,近年来随着农业税及各种乡统筹、村提留的废除, 农民对基层组织的经济依赖减少,基层政府对农民的行政管理和控制力严重弱化,而一些地方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由于不能依法公平公正调处村民事务,保护农民切身利益,在农民中的威信大大降低,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教育作用大大减弱。长此以往,自然就会疏远民心。由于政府公信力严重丧失,基层政权自然难以化解矛盾纠纷,驾驭复杂局面。
(六)基层政府和农民法治意识淡漠是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的主观原因
首先是基层干部法制意识淡漠。当农民提出要求需要解决实际问题时政府往往不予重视,一拖再拖,而当群体性事件发生以后,为稳定局面,担心事件闹大累及自身前途,往往不是按相关法律程序来办事,而是以行政手段解决冲突,一味满足处于激愤状态的农民的诉求,这就进一步助长了一些农民“集体上访来得快、有人管”、“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农民这种群体性行为。其次是一些农民群众法治意识淡漠,法律知识模糊,不善于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合法利益,不善于通过合法途经主张权利,参与民主管理,当自己利益受到损害时,不懂得用民主、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缺乏用民主、法律方式解决问题的信心和耐心,当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在短期内得不到满意的解决的话,头脑发热冲动,产生对立不满情绪,错误认为“法不责众”,搞起群体上访、群体闹事,采取激烈的、甚至违法的手段向政府施压。
二、转型期陕西农村重大群体性
事件的特点、趋势、性质及功能 近年来在陕西农村发生的多起重大群体性事件,尽管在现实中的表现不尽相同的,但大都具有以下一些特点和趋势:
1.由于偶然突发因素导致,事件发生具有突发性。陕西农村近年来发生的多起重大群体性事件,往往是由于较小事情引起,而又没有得到相关政府部门领导足够重视,在长期积累后因一些偶然因素突然爆发。
2.由于自身诉求未及时满足,具有明确的目的性。陕西各地农村发生的群体性重大事件多是因为部分农民群体利益受损害。包括经济政治生存等各方面利益。所以在事件的起初他们往往要求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迫切希望获得自己未得的利益,因此,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往往具有较为明确的目的性。
3.由于情绪激动失控,具有过程中破坏性。群体性事件中不少群众大多抱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和“闹得越大,解决的越快”的思想,因而在群体性事件中他们往往借机对基层政府各类办公用品、办公设备进行破坏,借以发泄个人情绪,有的甚至公然袭击处置事件现场的民警,焚烧各级政府机构的办公大楼,砸、打过往行人、阻断交通要道等,借以制造社会混乱,具有较强的破坏性和暴力性。
4.由于农民诉求的多面性,表现方式具有多样性。陕西农村群体性事件轻者主要表现为群众集结上访、静坐、抗议、在互联网等媒体上发表不实言论等;重者主要表现为游行示威、围堵、围攻党政机关、攻击政府执法人员等;更为甚者是堵塞高速公路、国道,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打、砸、抢、烧等方式。
5.由于社会转型矛盾凸显,事件呈现多发性态势。陕西农村社会转型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改革不断深化,农村社会利益关系会发生重大调整,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出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相互交织、碰撞和叠加,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激化,使得农村群体性事件短期内难以真正根除,仍将保持多发态势。
6.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见识的增长、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的增强,事件出现由单纯泄愤型或经济诉求型向经济政治复合诉求型转变趋势。以往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大多出于泄愤或者出于经济方面的诉求,并没有涉及政治方面的诉求。但在近年来陕西农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既有提高征地搬迁补偿费,解决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解决环境污染的诉求,也有维护农民合法民主选举权利,惩罚贪官等方面的要求。而随着农民见识的增长和公民意识的提高,农民开始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维权,甚至呼吁外界尤其是利用互联网给予支持与互动和声援,以把事件的规模及影响扩大,从而给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这些都需要我们予以正视和重视。
转型期陕西农村重大群体性冲突事件是农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后得不到赔偿和救济时不得已的选择,是农民维权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一种方式。虽然形式激进,冲突激烈,后果严重,但它的目的不是推翻党和政府,而是通过这种方式迫使政府满足自身诉求。所以应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陕西农村群体性冲突事件是社会改革深化中各种复杂因素聚合的产物,是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阵痛,它包含着制度创新中社会矛盾合理释放的诸多因子。因而既具有危害社会稳定动摇基层政权的副功能,也可通过释放积聚的不满情绪,在新的基础上构建更加稳定和谐的社会关系,在社会系统中具有一定正面功能。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中国农民维权活动中迫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方法。它的发生向我们社会发出了及时纠偏的警告,我们哪些地方需要完善制度,那些地方工作需要进一步改进。政府只有把社会矛盾压力转变为社会进步动力,才能推动社会前进发展。
三、转型期陕西农村重大群体性
事件预防处置策略分析 搞清楚了陕西农村近年来发生多起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原因,需要我们从源头上预防和处置,这就需要构建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源头阻断机制。我们认同学界提出的所谓冲突源头阻断,是在重大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前,通过疏导积怨、缓和矛盾、化解冲突等方式,把重大群体性事件化解在萌芽状态,把冲突阻断在爆发之前。所谓冲突源头阻断机制,是指能够把冲突化解在萌芽状态、阻断在爆发之前的应急管理体系及其有效的运行机理。所谓群体性事件源头阻断,就是针对群体冲突事件形成的一系列因素链和促使事件形成的各要素及时进行果断干预,防止大规模冲突爆发,或者阻止冲突升级扩散[8]。笔者认为构建陕西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源头阻断机制应结合实际,做好以下工作:
(一)建立畅通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据笔者在新华网省市领导回复民众诉求栏目中看到,陕西农村农民的诉求占了相当一部分,但各地领导对农民诉求回复率并不高。我们觉得农民向各级领导写信反映自己愿望要求,是对政府的希望和信任。只有政府领导及时回应农民诉求,把反映的问题解决了农民也决不会没事找事。因此省市县乡镇各级政府应设立专门机构受理农民诉求,对农民的合理诉求一一回应.同时完善相关制度,为农民说话,给农民代言,在发挥农村人大代表作用的同时,需要改革民间社团管理制度,支持建立农民协会或者种养植业协会等民间社团,让其发挥利益聚合与表达功能,使农民自己有制度性代言人;在乡镇企业政府应引导工人组织工会表达农民工声音,解决劳资冲突问题;在基层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强化公共利益表达。运用政府邮箱、政务微博、QQ群、热线电话等多种现代化手段回应农民诉求。
(二)建设透明公正的基层民主机制
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是一些地方农村做事情做决策没有经过民主程序,领导干部暗箱操作,个别人决策,把农民蒙在鼓里。一旦事情败露,农民知晓了实情,自然极为气愤,导致群体性行动,要求真相。说到底还是一些地方的村民自治流于形式,基层民主没有落实。为此,需要切实完善村民选举制度,用法制来阻止惩罚村官选举过程中的一切违法行为。同时借鉴一些地方的有效做法,把村民代表大会做实,就是在村级组织的议政和行政之间建起一种民主制衡的机制,由村代会对执行机构(村委会)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止违背民意、权力腐败等问题的发生。进一步可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做实,由它来监督和制约乡镇政府的决策和行政。只有在乡村两级建立起有效的制衡机制,农村的公共财政体制才能真正落实,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才不至于流于形式,农村基层才能真正做到“有人办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
(三)构建重大经济项目监督检查机制
近年来,陕西对新农村建设投入了巨额资金,包括新农村建设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未来10年陕西省还将投入1 000多亿元实施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避灾扶贫移民搬迁工程,279.2万人将告别地质灾害多发和极端贫困缺水的山区。这是陕西统筹城乡发展,创新减贫避灾实施的一项战略性举措,是大好事。但如何保证工程款的合理公开透明使用,这需要有相关的制度和措施予以保障。省市县政府应该成立相应机构,对县乡镇和村上使用情况定期检查,进行工程审计,并公布结果。各村也应成立由农民代表组成的理事会,进行监督,确保国家的钱真正用在新农村建设上,农民自己的钱花得明白。
(四)完善社会矛盾冲突化解机制
要充分发挥县乡村组调解组织的作用,组织人员定期深入到村队户和社区对矛盾纠纷排查摸底,做到底子清、情况明;对一些重大疑难的矛盾纠纷,要做好应急预案,牢牢掌握调处矛盾纠纷的主动权;要推进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常态化、规范化,确保各类社会矛盾发现得早、化解得好。基层政府党政主要领导要定期对重大不稳定问题排查进行研判,把大量社会矛盾及时排查出来,化解在基层。建立健全维稳信访调解工作新机制。建立大调解机制和大接访工作机制,综合调处矛盾纠纷,及时发现突发事件的早期征兆,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科学措施,防止危机扩大,防患于未然[9]。
(五)健全基层政府考核机制
必须推进深化基层政府治理创新,促进政府从全能型、多功能的政府向有限功能的政府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突出围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九年义务教育、计划生育、维护社会治安、推进合作医疗、村民自治等方面开展工作,重点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变领导为指导,变指示为示范,变命令为协调。要提高基层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和科学执政的能力,改变官僚作风,真正树立公仆意识。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决策。同时要在农村加强对农民的法律知识的宣传和教育,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让农民知法守法。要全面建立领导干部综治维稳实绩考核档案,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中,把社会矛盾化解情况作为评价一个县区、一个部门政法维稳工作好坏的一项硬指标,加大社会矛盾化解在年终考核中的比重。根据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状况进行奖惩。对因没有搞好社会矛盾化解引发不稳定问题,造成不良影响的,按照有关规定坚决予以“一票否决”,同时进行责任倒查。
(六)推进完善利益共享机制
社会转型期,由于农村利益主体的分化、利益冲突的加剧及表面化,再加上国家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社会利益均衡机制,致使城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健康运行。因此要采取有效措施,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完善利益共享机制。首先要加快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培育职业农民、专业农民,让新一代有技术、会经营的农民在农村或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现代化经营。对青年农民回乡创业,在财税、信贷政策上都应给予相应的支持;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使农业从粗放走向集约经营,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变身”,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以此吸引村民关注村庄公共事务;更多地关注农村弱势群体,赋予其更平等的发展机会,让他们有尊严的生活,消除公共资源获取和使用过程中的特权现象,防止贫富进一步分化,要妥善安置失地农民,解决他们的就业、社会保障问题,提高土地征用的补偿标准。各级政府要投入更多地农村民生项目,建设“全方位、多角度、高标准、广覆盖、可持续”的城乡民生保障体系,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9]。
(七)强化重大事件源头预防、预警、预控机制
要以“超前”意识,坚持“抓苗头、抓小事、抓初期”的原则,把抓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热难点问题作为防止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着眼点。切实加强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进一步完善经常性走访联系群众的工作机制,充分借助现代科技手段,通过建立政务微博、QQ群等方式,着力搭建联系群众、体察民情的新平台,不断拓宽民情表达的新平台。及时了解群众各类诉求,及早排查认真分析各种社会纠纷发生的特点、规律和发展趋势,增强预控能力,减少群众纠纷特别是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要健全应急指挥系统,在冲突大规模爆发之前实行预控,平时负责预防工作,组织理论研究、协助相关政府部门制定法律法规、组织宣传工作、干部培训工作、物资储备、提高技术水平等。一旦发现大规模冲突征兆,常设应急机构立即转为指挥中心,主要领导靠前指挥,迅速果断予以处置。
只要我们构建好处置转型期陕西农村群体性事件源头阻断机制,就能及早发现农村中的各种矛盾纠纷,及时化解民怨、民愤,就能实现农村社会和谐,努力开创科学发展、富民强省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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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农村脱贫致富调查思考 篇12
自2011年实施新十年扶贫纲要以来, 陕西扶贫开发成效显著, 据贫困监测调查数据显示, 到2013年末, 全省农村贫困人口按国家规定的年月收2 300元标准计算为410万人, 较2011年减少182万人, 下降了30.7%, 贫困发生率为15.1%。随着各项扶贫开发政策措施的积极实施, 全省农村贫困人口不断减少, 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继续提高, 贫困地区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
(一) 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贫困状况得到改善
贫困人口多少是反映当地贫困状况是否改善的主要指标。按照陕西省规定的年月收2 500元标准计算, 2013年末, 全省贫困人口为574.5万人, 较2011年减少200.5万人, 下降了25.8%。贫困发生率也由2011年的28.2%下降到2013年21.3%, 减少了6.9个百分点。
(二) 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再创新高, 工资和家庭经营是增收的主要来源
2013年, 陕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6 439.08元, 比2011年增加1 932.98元, 年均增长19.5%, 增幅比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高5.8个百分点, 与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由2011年的521.9元缩小到64元。从农民收入构成看, 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仍是增收的主要来源渠道, 也是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主要因素。一是工资性收入增加。2013年, 全省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2 610.41元, 较2011年增加639.1元, 年均增长15.1%, 比全省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速度高出0.1百分点, 占总收入的比重达到40.5%, 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速度再创历史新高。二是家庭经营性收入仍占重要地位。2013年, 全省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2 949.38元, 比2011年增加746.18元, 年均增长15.7%, 比全省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速度高出4.7个百分点, 占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45.8%, 在农民收入结构中仍处重要位置。
(三) 片区县紧抓机遇, 经济社会较快发展
陕西省连片特困地区覆盖60个县区, 涉及贫困人口401.7人, 占全省69.9%。“十二五”期间, 陕西省扶贫开发工作把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作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 积极推行连片开发、整村推进、扶贫到户三大战略, 大力实施“六大扶贫工程”, 并相继出台了《五大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实施规划》和《创新扶贫开发社会参与机制实施方案》等政策措施, 取得显著成效。
在各项政策的扶持下, 加上对扶贫工作的考核, 各片区县变压力为动力, 加快发展步伐。2013年, 在陕西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监测争先进位排名中, 前十位均为片区贫困县。
社会保障的逐步完善体现的是社会公平, 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多更好的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以缩小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待遇差距。2013年, 陕西省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基本实现了社会保障全覆盖, 五大片区中四个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超过了90%, 分别是秦巴山区95.3%, 六盘山区98%, 白于山区91.1%, 黄河沿岸土石山区91.6%, 吕梁山区覆盖率虽然较低, 但也达到了83.2%。
随着医疗制度改革的推进, 片区贫困县医疗卫生条件得到很大改善, 卫生技术人员不断增加。2013年, 陕西省每万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数为63.52人, 较2011年增加10.78人。五大片区医疗卫生队伍也得到长足发展和壮大, 每万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数分别是:秦巴山区47.84人、六盘山区50.15人、吕梁山区51.81人、白于山区45.67人、黄河沿岸土石山区50.64人, 分别较2011年增加9.22人、10.53人、13.17人、9.74人和12.25人。
近年来, 为了提高片区贫困县自我发展能力, 陕西省相继制定并实施了“一村一品”、“千村互助资金项目”等措施, 帮助贫困地区农户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经济, 取得明显成效。2013年, 全省以苹果、梨、猕猴桃、葡萄、烤烟等产业为发展特色的县区65个, 其中片区贫困县34个, 占54.0%, 以关中为主要产区的苹果基地县多达15个, 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省40.6%和44.9%;烤烟主产县13个, 面积和产量均占全省半数以上, 分别达到59.1%和61.4%。
二、新阶段扶贫工作的挑战
(一)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值得关注
近年来, 国家实施的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在一定程度解决了农民群众就医难、看病贵问题, 但由于近年来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 人们在看病就医方面的负担越来越重, 农村贫困地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仍然较为突出。以勉县杜寨村为例, 全村有贫困户55户, 因病致贫的就有18户, 占全村贫困户32.7%。主要原因:一是按照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报销比例, 保大病和住院报销比例高, 轻小病与门诊报销比例低。与大病相比, 对农民健康威胁更大的是常见病和多发病, 此项规定将增加酿成大病的潜在风险。二是为了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医, 越是基层报销比例越高, 越是更高级别医院报销比例越低, 然而村、镇、县医院医疗水平无法满足病患就医需要, 病情越危重的大病更需到高级别医院治疗, 但报销比例又很低, 导致虽参加合疗, 大病患者家庭的负担仍然沉重。
(二) 贫困地区升学率较低, 为脱贫埋下隐患
贫困地区大部分家庭由于经济基础较差, 加上交通等地理条件制约, 青少年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2013年, 全省初中毕业升学率不到80%的县有13个, 其中9个是片区贫困县, 升学率最低的为吕梁山区的佳县仅为33%。初中升学率不高说明青少年失学人口多, 受教育程度低的失学者就有可能成为新一代的贫困人口。
(三) 对贫困户缺乏精准识别, 为帮扶工作带来难度
目前农村贫困户数的确定主要采取两种方式, 一是采取上级层层分配到村的方式, 因各村情况不一, 在贫困户多、但指标少的村里, 有部分确实贫困的家庭可能无法享受到扶贫政策, 在情况相对较好的乡、村, 拿到分配指标却没那么多贫困户;二是目前农村多采取的自下而上申报贫困户方式, 源头数据真实性不能准确把握, 某些“优亲厚友”现象, 容易造成不公平, 产生新矛盾。缺乏精准识别贫困户的手段, 给帮扶工作带来阻力, 为扶贫埋下隐患。
三、对扶贫开发工作的几点建议
目前, 贫困面广、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的基本省情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2013年, 按国家2 300元的标准计算, 全省仍有410万的贫困人口, 农村贫困发生率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6.6个百分点。
(一) 加大产业扶贫力度, 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目前, 贫困地区农村的基础条件较为薄弱, 实现自我发展可能性小。而包扶单位选择并坚持走产业扶贫路子, 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难题, 需要得到政府和社会方面的支持。一是需要政府支持, 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按照转型跨越发展的要求, 制定有利于扶贫产业开发的政策规定, 鼓励更多的企业和个人参与到这一“利在当代, 功在千秋”的崇高事业当中来。二是需要财税支持, 实践表明, 制约产业扶贫开发的主要瓶颈还是资金, 而一般包扶单位的财力又极其有限。所以, 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的方针, 对于确有开发前景的产业项目, 政府应给予税收优惠, 或必要的资金补助、甚至是倾斜性扶持;在解决产业项目的启动资金和生产性流动资金方面, 银行应给予贷款扶持。
(二) 创新农村医疗体制机制, 降低因病致贫返贫风险
一是试点引入商业大病保险。针对农村大病负担过重的情况, 试点通过政府招标方式选定承办大病保险的商业保险机构, 并以新农合经办机构向全体参保 (合) 人员推荐购买商业保险机构推出的大病保险等险种, 减轻未来可能出现的大病负担。二是改进因病致贫返贫群众的医疗救助方式。民政部门、红十字会尝试建立健全城乡居民医疗费用服务平台, 对于符合救助标准的农村重、大病患者, 在新农合或商业大病保险的基础上, 民政部门、红十字会可以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医疗救助, 给予一定的报销补偿。三是尽快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对于村级卫生室、镇、县的医护人员, 应建立一套系统的医疗技能培训、医德考核和奖惩激励机制。进一步提高基层医护人员的综合素质, 着重提高农村地区医疗人员对一般疾病的诊断和治愈率。其次对医疗机构引入竞争机制, 逐步放开对医疗机构准入的限制, 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医疗领域, 推动医疗服务质量的提高和医疗服务价格的降低。
(三) 加大贫困地区教育投入, 培养新型技能农民
一是强化技能培训, 提高青壮年综合素质。支持组建跨区域的职业教育集团, 以县级职业教育中心为基础, 发展若干特色专业实训基地, 继续整合实施人人技能工程、雨露计划、科技培训等重点项目, 鼓励职业教育集团与当地生产实际相结合, 面向青壮年劳动力, 培训农村实用技术, 使他们成为“经纪人”、“土专家”, 为乡村劳动力创业和外出就业创造条件。二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积极促进新农村建设。基于对未来“无人种田”的思考, 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人”的问题, 只有通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 让越来越多的有知识、懂科技、能创业的中青年劳动力重新回到广阔的农村来, 让他们真正发展成为有作为的新型职业农民,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农业劳动力短缺、农业生产后继乏人、农业科技成果难以转化等一系列突出问题, 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让更多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
(四) 完善贫困户信息, 以户为本开放扶贫
一是充分发扬基层民主, 发动群众参与, 透明程序, 把识别的基本权利交给基层群众, 让老百姓按他们自己的“标准”识别谁是贫困户, 以保证救助对象认定的透明公开、相对公平, 以此进一步完善建档立卡内容, 并纳入动态管理。二是通过进村入户, 分析掌握致贫原因, 逐户落实帮扶责任人、帮扶项目和帮扶资金。干部帮扶应采取群众“点菜”、政府“下厨”方式, 从国家扶贫政策和村情、户情出发, 帮助贫困户理清发展思路, 制定符合发展实际的扶贫规划, 明确工作重点和具体措施, 并落实严格的责任制, 做到不脱贫不脱钩。
摘要:贫困既是一个普通常见的经济现象, 又是一个内涵复杂的社会问题, 由于自然禀赋、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原因, 目前在陕西省包括国家级和省级特困连片地区在内, 涉及有扶贫任务的县 (市、区) 多达97个。至2013年底, 按照陕西省2 500元的扶贫标准计算, 仍有贫困人口574.53万, 占全省农村人口的31.4%, 和全国其他省份比较, 贫困面大, 贫困人口多, 脱贫任务非常艰巨, 贫困问题成为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软肋”。分析和研究陕西的贫困问题, 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贫困监测,片区贫困,产业扶贫,财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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