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与金融平衡研究

财政与金融平衡研究（共7篇）

财政与金融平衡研究 篇1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体。财政制度是政府行为的代表,也是政府主观意愿的表达,又是政府职能的表现形式,是实现公平的主要途径之一。而金融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来愈明显,由金融业内部个别子系统危机扩散到金融整个系统,进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蔓延至金融系统之外的实体经济,最终引起更大范围经济危机的现实提醒着人类,金融经济化、金融全球化势不可挡。“无效或者低效的经济就是无效或低效的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果,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实际是不合理的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果。”①金融要素渐渐成为经济效率的提供者和裁判员。资源型经济的转型,不仅需要财政制度提供公平环境,更需要金融资源提供效率因素。

二、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理论与实践

本部分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传统意义上的财政金融协调,是集中于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研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二者具有不同的调控手段和效应,在现实操作中也很难明确区分开来。货币政策是由中央银行指定并且施行的,针对货币运动本身,以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等作为政策目标, 进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作用。而财政政策是由政府决策,是政府意志的直接体现,其调控的对象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过程,以改变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数量和结构,财政政策的实施是从政府收支两个方向来实现的,税收、基金、转移支付和补贴政策是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进而对社会财富进行调节和配置的活动。

从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伊始,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对有效性进行了长期的讨论。 长期的实践证明,财政政策在抑制有效需求不足、 经济增长乏力方面比货币政策更能为有效;而对于抑制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货币政策便显现出更大的效果。就像货币主义代表弗里德曼所说:“货币政策是一根绳索,你可以拉它中止通货膨胀,却不能推它以防止衰退。”

从中国的实践来看,计划经济时期,财政一支独大,货币政策只是作为财政的一种信贷安排, 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很差,金融制度建设也极其落后,但是不得不说,就算是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 信贷政策依然是金融发挥效力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至今,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作为独立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的成立,金融市场规则、法律法规逐渐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越来越强。然而, 财政虽然逐渐从经济的参与者变成了经济规则的制定者,但是,财政政策的重要性在特定时期仍然是有效的。比如,1997年有效需求不足诱发的经济增长缓慢与失业严重问题,从最初发现货币政策调节的局限性,到及时启动财政政策作为拉动经济的主力,是协调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实践证明。

(二)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运用,是西方经济学政府干预行为的理论支撑,也是近年来世界各国宏观调控的基本依据。正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所说,“技术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作为更为宽泛概念的金融制度资源,是金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之间的协调性,是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决定制度效能的关键要素。

财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以税收制度、转移支付制度和财政补贴相联系的制度总和。财政制度的功能,是以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为主,无论是税收制度调节收入分配,还是转移支付制度调节中央与地方、区域之间平衡发展,以及专项基金、 财政补贴等,都是用某一种特定手段对现有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过程,是为缩小区域之间、社会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而服务的,财政制度本身并不会直接增加国民收入的总量,也不参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财政直接投资于关系国计民生和基础建设的项目,会创造国民收入,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政府投资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政府逐渐退出市场领域, 运用间接手段调节经济,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 可见,财政制度的设立,是为社会提供公平环境的, 在效率领域,财政的力量就微乎其微了。

金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因素,已经是被大量理论和实践证明了的客观规律。随着金融发展理论的不断完善,以及以其为指导下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印证了金融已然成为经济发展内在动力的事实。根据金融资源理论的界定, 金融资源从层次上划分为货币资源、资本资源、 制度资源和金融商品资源。金融机构、金融政策、 金融法律法规、金融市场和金融文化等,都是金融的制度性资源,也称为功能性金融资源。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和配置,是为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率服务的制度设计。但是,无论是金融机构的建立和重新配置、金融政策法规的制定,或者是金融市场的完善、金融文化的形成等,都是为保障整个金融系统乃至经济系统正常运行提供动力要素的保障。掌握了金融制度资源的配置权,就掌握了整个社会经济增长的引擎,能够获得特殊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也因此,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权始终掌握在金融当局或者立法当局的手中。 金融制度的建立,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对保证社会公平却无能为力。

人类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不仅需要公平机制,也需要效率因素。公平机制为社会稳定服务, 效率因素加速经济增长,二者缺一不可。单条腿走路,或者跛行,都会影响社会经济的正常高效运行。而且,金融制度要实现效率,需要财政制度提供社会公平的环境;财政制度要更好地践行公平,亦需要金融保证经济运行的效率。

三、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效应功能区

任何资源都有相对独立的效应功能区,“作为金融资源系统的动态控制来讲,具有一定的宏观效应,所以它的出台过程或出台后的实施均会对我们的控制对象产生特定的效应,这种政策效应的辐射功能必然将其作用对象以及与该作用对象附有相关性的相关事物,聚于自身功能的作用范围。” ②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也有其独立的效应功能区。

(一)金融与财政协调效应功能区的要素

“效应功能区是指具有社会功能的各种社会资源开发、配置过程和开发、配置结果的效应功能动力学区间。是具有资源属性的社会要素在特定的初始条件下,其动态作用在实现预设目标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正负效应功能区间。这种动态作用的时间和空间系列组成的多维空间就是社会资源的效应功能区。”②效应功能区的划分,由初始条件、 宏观调控目标、过程控制和选择对策等组成。

1. 初始条件

自然资源的开发配置状态,是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关键要素,也是财政金融协调初始条件的基础要素。而经济系统初始的开发配置状态,是财政金融协调的原始动力,社会系统中政治、文化、 科学、技术等的客观配置状态,会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产生重要的影响,也是金融与财政协调配置的重要初始要件。

2. 目标设定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配置,首先是制度变迁的客观要求,也是制度本身效率提升的内生动力。无论是财政或是金融,都是经济系统的子系统,因此,无论是子系统自身效率的提升,或是二者协调配置的目标,都不仅仅是为实现自身的微观效率,更为关键的是提升整个经济系统的效率。 人类社会活动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一切社会系统要素的合理配置最终体现为人类生存质量和福利水平的整体提高,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也在于此。 因此,金融与财政的协调配置,不仅是自身系统效率的要求,更应将社会经济发展作为最终目标。

3. 过程控制

从初始条件,到既定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为此,金融与财政制度的协调配置同样需要三个层面的过程控制。首先,是金融制度要素与财政制度要素间的协调控制过程,包括金融制度、财政制度与货币资源、资本资源等之间的协调控制,还包括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本身的协调控制;其次,是二者与经济系统的协调控制过程,其中,一是目标的控制,二是过程的控制; 最后,金融与财政制度的协调配置与社会系统资源的开发配置协调控制过程。但是,“依赖于特定初始条件确立的发展目标有时候可能出现‘虚化’ 现象,真正能够保证实现目标的实在性,在于执行过程的保证程度与保护措施。”②

4. 对策选择

对策的优化选择,是实现既定目标的保证。 对策的选择依据,依然是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 历史的沉淀、横向要素功能传导与逆转等。其中, 对策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复杂的初始条件和目标的动态性的认识和把握。突发性的混沌因素, 相比人类可预知与可控制的要素,更可能决定和改变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向和变化。因此,对策选择的动态性,是保证目标实现的关键,也是本文动态性原则的具体体现。金融与财政协调的最终效果, 也取决于对制度变迁与动态性策略的把握程度。

总之,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是在给定的初始条件,即当前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等现有开发配置与相互作用的动态关联状态下,通过设定具体的社会、经济目标以及自组织系统目标,对制度实施的过程进行严格控制与保护下政策的安排与配置过程。

(二)金融与财政协调效应功能区的传导机制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效应功能区,是以系统科学基本理论、混沌理论为基础,以过程控制为核心,研究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性与社会经济目标之间的动态关联性,这种作用力,表现为横向和纵向的动力学状态。

1. 纵向动力学状态

金融与财政制度对直接过程和目标的效应功能传导与逆转的动力学系统,称为线性效应功能区。在此功能区内,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效应功能,首先表现为一个与金融制度、财政制度的既定状态以及增量状态的过程,其次表现为二者直接目标的实现。

2. 横向动力学状态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对其他金融系统要素、财政系统要素的影响,以及对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运动过程和目标的效应功能传导与逆转的动力学系统,称为发散性效应功能区。任何制度的开发,都会对其他与之相关的要素甚至其他系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对金融系统内部其他要素的配置、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其他要素的开发与配置等。而这种作用,对线性效应的两种情况产生类似的效果。共同组成了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效应功能的发散性区间。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效应功能区,是以二者的线性功能区为主,发散性功能区为辅,以二者的协调配合为手段,以推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为目标的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效用功能的动态区间。

值得强调的是,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同样具有互补或者互斥的状态,即有正效应与负效应之分。正效应的体现,是在既提高自身效用功能的同时,又提升其他相关要素的效用功能,进而最终推动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整体效用功能,达到制度开发与配置的终极目标。负的效用功能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本文的研究,则只针对正的效用功能。

四、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着力点:商业金融

本部分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金融资源的层次

商业金融是与市场经济密切结合的金融系统内在要素,是资金活动的主要媒介与场所,也是直接参与市场经济竞争规则的微观主体。按照金融资源理论的划分,金融资源从纵向上分为货币资源、 资本资源、制度资源和金融商品(工具)资源。货币资源是贮存于经济生活和再生产过程的货币总量,是货币化的社会资本,也是最基础的金融资源。 “由于以实体的社会财富为基础的货币资源具有量的累积或功能累积的特殊性,所以它对所有层次的金融资源起着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其他金融资源的开发与配置,都必须建立在货币资源量的累积和功能累积的基础之上。”②货币资源形成后, 一部分在当期执行着交换媒介的基本职能,作为一般的金融工具被“消费”掉,退出了流通领域。 而另外一部分货币资源虽然以货币形态存在,但是却始终以量的积累形式贮存,变成后期开发的基础性金融资源。最后一部分则通过其他方式转化为资本资源。资本资源是以价值形态存在的货币资源,是为满足生产和流通而存在的再生性金融资源,通过与劳动力和劳动资源等的结合,投资于社会经济的某个领域,发挥了创造新价值的功能,这也是资本增值性的本质要求。

金融制度资源也被称为金融功能性资源,是包括金融机构、金融政策、金融法律法规、金融市场和金融文化在内的制度性要素。其中,金融机构、 金融市场等是承载金融货币资源和资本资源的主要载体。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决定着金融资源整体的效率,金融制度资源的稀缺性,是制度供给本身相关约束条件的结果,如制度决策者的能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对科技的驾驭能力、 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能,都是金融制度资源开发的约束条件。金融商品(工具)资源,是金融资源开发的“产品”,有传统金融商品与金融衍生品两大类。前者主要包括金融市场交易中体现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各种有价证券,如股票、债券等。 后者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的核心, 也是推动全球金融体系变化,对国际金融活动与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发明创造。需要指出的是, 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与不断发展,客观上加速了资金的运行速度,但是其虚拟性却也为金融领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风险,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便是极好的佐证。金融商品(工具)资源具有双重属性,“当它们的存在是发挥社会财富的开发、配置功能的时候,是金融资源;当它们的存在只是金融市场的交易对象的时候,只能是一般的金融商品,已经失去了他们原有的资源属性——此时它和一般的消费品没有两样。”②

货币资源是金融资源的基础领域,资本资源是金融资源的延伸领域,金融商品(工具)资源是金融资源的派生领域,而金融制度资源是金融资源的特殊领域。

(二)商业金融的功能定位

本文所讲的商业金融,是以货币资源和资本资源为媒介,以商业金融机构为载体的金融资源的开发与配置。资本资源的开发主体之一便是商业银行,而资本资源开发过度也大多是商业银行派生存款创造功能过度使用的结果。与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的确定一样,商业银行的派生存款功能也一定有某种客观规则,即由特定时期社会经济条件的客观需求所决定。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很难明确区分货币资源与资本资源的界限,二者的特定情况下会相互影响与相互转化,也都与商业银行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资源型经济的转型,货币资源和资本资源的合理开发配置是必要的手段,而这两者最终都要通过商业金融对经济系统产生作用。资本的效率, 体现了企业的效率,也体现了经济的效率。商业金融对货币资源与资本资源的合理运用,最终会体现为经济系统的效率要素。无论是利率政策、信贷政策,还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法规,最终必须通过商业金融才能传导于实体经济,提升经济效率。而财政制度与金融制度的协调,必须要有统一的着力点,才能最终使各自作用力形成合力, 实现最大的功效,商业金融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财政制度和金融制度的建立都有各自的行为边界,财政通过对商业金融提供奖惩和鼓励机制, 利用商业金融内在逐利的本质属性,实现财政对公平机制的需求。金融资源是可以通过自身资源的配置进而配置其他一切资源的特殊资源,通过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利用商业金融的特殊属性来配置其他如人力、信息、科技等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使得各种资源流向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有利于经济良性发展的轨道上来, 最终实现资源型经济的成功转型。

五、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目标: 可持续发展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资源型经济转型的路径。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的,是通过重新构建租金分配体系,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目标不谋而合。

对世界主要国家发展模式的讨论可见,人为再造经济发展模式(以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为例) 相比自然演进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例)用了更短的时间实现经济的飞速增长,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政府的干预。 金融发展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是政府干预的理论支撑。然而,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发展后期经济危机的频发,归根结底,是社会资源配置不协调所导致的经济发展畸形的后果。

金融资源理论主张政府的适度干预,他认为, 政府的适度干预,可以矫正或控制社会资源配置中的效应功能逆转问题,进而实现社会资源效应功能的相互提升。政府干预的方式,有直接的行政指令, 也可以利用政策引导方式将政策传导于实体经济, 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在这当中,离不开财政制度, 更离不开金融制度。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需要各经济要素的协调配合,而运行的效率, 取决于各要素配合的协调程度。这里所说的经济要素包括:劳动力(人力资源)、劳动对象(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劳动手段(技术资源)和将三者联系起来的各种制度资源。利用财政制度与金融制度各自的功能优势,实现功能的强化与互补, 弱化效用功能的逆转。对财富存量与增量的调节, 是财政制度与金融制度的本质属性,而由此形成的租金分配体系,通过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不仅能够降低由产业结构的固化堆积最终演化为经济危机的风险概率,而且可以阻止资源型经济恶化走入“资源诅咒”陷阱的发生,更为重要的是对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能够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速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理念,并不是某种存置的状态。因此,财政金融协调的过程,也必然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 开放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时刻围绕可持续发展不同阶段不断发展与创新的过程。“当期发挥良性作用的金融制度是前期金融资源(金融制度)重新开发和配置的延伸结果,只要这一制度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是适应的,它就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次被作为金融资源来重新开发和配置;只有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负面效应的金融制度或它本身的某些变态要素才是需要摒弃后重新开发和配置的内容——这时候的金融制度才可能复归它金融资源的自然属性。”②与此相类似,财政制度的开发与调整,也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二者的开发与配置,要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终究目标。

财政与金融平衡研究 篇2

按照宁夏经济发展情况、三次产业的比例系数运行轨迹 (见图1所示) 以及国家阶段性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 宁夏产业结构调整的演进路径大致划分为3个阶段。

(一) 第一阶段

1978-1991年, 产业结构初步正常化阶段。期间经历了2个调整过程:一是1978-1984年, 由于改革开放前我国农业基础薄弱, 人民生活物质短缺, 因此开启了产业结构调整, 主要进行农村体制改革。在此阶段, 宁夏第一、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逐步上升, 第二产业占比则明显下降;二是1985-1991年, 第三产业蓬勃发展, 轻工业比重上升的阶段。1991年, 宁夏第三产业比重达36.4%, 较1985年提高了5.8个百分点, 同时第一产业下降4.5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比重保持在40%左右。

(二) 第二阶段

1992-1999年, 产业结构逐步升级阶段。在此期间,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金融、财税体制改革步伐加快, 国企改革如火如荼, 民营企业发展迅猛。在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格局下, 投资带动工业、服务业快速发展, 产业结构逐步趋于合理。1999年, 宁夏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18.17∶39.24∶42.58, 其中第三产业比重持续提升, 较1992年提高5.56个百分点, 但与其他发达省份相比, 经济增长粗放程度仍较高。

(三) 第三阶段

2000年至今, 第二、第三产业加速发展阶段。2000年后, 宁夏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GDP年均增速在10%以上, 第二、第三产业步入了高速增长阶段。产业结构总体呈现为第一产业比重逐年下降、第二产业占比相对平稳、第三产业比重稳步上升的特征。

二、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本文应用经济增长理论分析增长的要素贡献, 建立模型为:ln Y=α+c1ln X1+c2ln X2+c3ln X3。

其中, Y为国内生产总值, X1, X2, X3分别为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 本文选择宁夏1978-201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作为样本, 参照宁夏产业结构演进进程, 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 (1992年) 为分界线, 进行两阶段的比较分析。数据来源于历年《宁夏统计年鉴》。

(二) 平稳性检验与协整检验

为避免出现伪回归, 在建立计量模型前需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先对各变量取对数以消除异方差, 再分别进行ADF检验, 结果表明各变量二阶差分的ADF值都小于10%的临界值, 均为二阶平稳序列。在多元回归模型中, 对于多个协整关系的检验, 需要使用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Johansen检验方法。从检验结果看, 无论迹检验还是最大特征值检验, 都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上存在1个协整向量, 即国内生产总值与三次产业产值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见表1所列) 。

(三) 模型估计与结论

根据建立的经济模型, 代入样本数据对模型进行两个区间段估计, 回归结果见表2所列。

注:*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H0:最多存在r个协整向量。

从回归结果的检验可知, 各回归系数的t检验均显著, DW的统计量表明不存在序列自相关, R2值也有力地说明了三类产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度很高。

从总体来看, 三次产业产出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是显著的, 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第二、三产业, 其中第二产业居于主导地位, 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较大。

三、当前产业结构调整中存在的问题

(一) 农业产品结构层次较低, 产业发展受资金瓶颈制约

宁夏农业产业发展起步较晚, 农业产品结构层次低、高附加值产品少等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同时单凭政府投入已难以满足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求, 而金融机构因利益考虑, 拓展农村金融市场动力不足。201年, 第一产业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仅为1.1%。

(二) 第二产业对高耗能行业依赖程度高, 资源环境承载压力日益增大

从经济贡献看, 2011年, 六大高耗能行业实现增加值398.59亿元, 同比增长36.66%, 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占比达55.02%。宁夏高耗能行业比重大, 对资源的消耗量日益增加。2012年宁夏GDP能耗高达1.96吨标准煤/万元, 较全国平均水平高1.19吨标准煤/万元。

(三) 第三产业以传统行业为主导, 现代服务业亟需做大做强

宁夏第三产业税收主要来源于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交通运输等传统行业。2011年, 4个行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57.69%。与此同时, 能够提供高附加值、高税收的现代服务业所占比重较低, 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2011年实现增加值66.08亿元, 仅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7.66%。

(四) 房地产业对地方财政贡献突出, 财政、金融风险隐患不容忽视

宁夏公共财政总收入对房地产税费的依存度逐年上升, 从2007年的0.3提高至2012年的0.38, 增幅为21.5%。房地产业已成为宁夏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但积累了一定的风险隐患:一是对其他行业的挤出效应日益凸显。地方政府将投资倾斜于发展房地产业等行业, 易造成产业结构的失衡, 直接影响财政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二是房地产业对银行贷款的依存度较高。据调查, 宁夏房地产企业的信贷资金约占全部资金来源的50%, 若发生宏观调控或固定资产投资减缓等情形, 将直接影响信贷质量。

四、财政金融支持宁夏产业结构优化的路径选择

(一) 切实巩固农业基础地位, 强化农业产业化的政策引导

一是加大财政支农力度, 着重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加强现代农业产业信贷支持, 建立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

(二) 加快第二产业升级换代, 增强金融支持的系统性和针对性

一是以加快技术进步为抓手, 促进传统工业改造升级。二是以做大做强工业园区为突破, 集中发展优势支柱产业。三是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点, 提供系统有效的金融服务。

(三) 优化第三产业结构, 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

加快发展与第二产业直接相关联的配套服务业;稳步促进金融业发展, 积极引入国内优质商业银行, 不断完善金融体系;大力推进信息产业化,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城镇化;充分发挥宁夏的旅游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 积极扶持旅游、教育等新兴服务业。

(四) 合理调控房地产业, 强化房贷风险管理

财政与金融平衡研究 篇3

金融是一种交易活动, 金融交易本身并未创造价值, 那为什么在金融交易中就有赚钱的呢?按照陈志武先生的说法, 金融交易是一种将未来收入变现的方式, 也就是明天的钱今天来花。简单地说金融交易的频繁程度就是反映一个地区、区域、乃至国家经济繁荣能力的重要指标, 因此, 一个地区GDP的发展与该地区金融之间往往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主要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对石家庄2004年以来的金融指标进行了研究分析。

2 关于石家庄地区金融投资及财政收支的调查分析

2.1 关于石家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与GDP发展的研究分析

资料来源:石家庄统计年鉴, 2004—2012。

通过观察石家庄地区2004—2012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我们可以发现, 石家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在逐年上升, 且增长数额在逐年上升, 但增长比率却在逐年下降, 如在2005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2004年增长数额为223亿元, 但同比增长比率为29%, 而2012年同比2011年增长数额为622亿元, 其同比增长比率为20%,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石家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在逐年上升, 且增长数额在逐年增加, 但其增长比率却在逐年下降。在城镇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所占比例上看, 可以得到, 城镇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例最大, 且呈上升趋势, 而农村投资在2010年之前虽也呈上升趋势, 但其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例却是逐年下降的, 如在2004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数额为131亿元,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18.5%, 而在2010年,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数额的261亿元, 虽在数额上有所增加, 但2010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10%。因此, 我们可以得到城镇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例最大, 且呈上升趋势, 而农村投资在2010年之前虽也呈上升趋势, 但其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例却是逐年下降的。

2.2 关于石家庄地区三大产业投资的调查研究

资料来源:石家庄统计年鉴, 2004—2012。

通过分析2004—2012年石家庄地区三大产业投资数额及其在城镇投资中所占比例对其进行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 第三产业投资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例最高, 约占60%左右;三个产业中所占比例最少的是第一产业, 约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2.2%;第二产业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例约为40%。通过对比年份, 进行横向分析, 我们可以得到, 第一产业在2005—2012年在数额上一直增加, 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所占比重基本保持不变, 约占城镇投资份额的2.2%;第二产业投资数额也呈增长趋势, 但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自2008年以前呈上升趋势, 在2008年以后呈下降趋势, 在2011-2012年又开始趋于稳定, 约占到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38%;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数额一直处于上升趋势, 且增长数额愈来愈大, 而其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在2005至2011年处于上升阶段, 在2011年之后趋于稳定, 约占到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60%。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比例最大的部分, 表明了政府对第三产业投资的逐步增强, 但与发达国家的70%相比, 仍旧投资不足。

2.3 关于石家庄地区财政收支与金融机构借贷的调查分析

资料来源:石家庄统计年鉴, 2004—2012。

通过观察该表, 我们可以发现, 从全部财政收入上看, 石家庄的全部财政收入一直处于增长阶段, 但从增长比率上看, 2005年增长比率为13.7%, 2006年增长比率为14.7%, 2007年增长比率为21.2%, 2008年增长比率为17.69%, 2009年增长了14.18%, 2010年增长比率为25%, 2011年增长比率为26.1%, 2012年增长比率为17.2%。其中2008年与2009年的增长比率略有下降, 其原因在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 2009年之后, 石家庄地区的全部财政收入增长率开始恢复增长。

3 结论

综合以上数据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方面, 城镇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例最大, 且呈上升趋势, 而农村投资在2010年之前虽也呈上升趋势, 但其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例却是逐年下降的。在三大产业方面, 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比例最大的部分, 其所占比例约占到60%, 现处于基本稳定状态, 但与发达国家的70%相比, 仍旧投资不足。在石家庄地区的财政收入方面, 由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影响, 2008年与2009年全部财政收入增长比率略有下降, 2009年之后, 石家庄地区的全部财政收入增长率开始恢复增长。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金融的基本概念[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2761.htm.

财政与金融平衡研究 篇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一直重视增加财政资金与金融信贷总量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但由于财政资金和金融资金的管理分散、协作不强,导致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均陷入效率不高的局面 ( 彭克强,2008) 。实现财税政策与金融资源的有效衔接,构造财政金融支农的协同发展框架,促进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的良性互动发展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对财政支农或金融支农的单方面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例如,Allanson ( 2006 ) 、 Ahmad和Rana ( 2009 ) 、 李燕凌 ( 2008) 、崔元锋和严立冬 ( 2006) 等围绕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Jim ( 2005) 、Apostu ( 2012) 、刘明康 ( 2010) 、洪正 ( 2011) 等围绕农村金融体系、金融信贷总量等对金融支农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近几年开始出现对财政金融支农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石丹和魏华 ( 2010) 将协同学思想运用于财政金融支农的研究中,提出了财政金融协同支农的框架。彭克强 ( 2008) 建议将财政与金融有机整合起来,以发挥各自在支农上的比较优势,优化支农资金的政策功能和使用效率。温涛和董文杰 ( 2011) 运用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财政金融政策的总体效应 和时空差 异进行了 实证分析。姜松 ( 2013) 运用GARCH模型发现,财政金融支农协同效率在短期中波动明显,长期中逐渐稳定增长。 韩占兵 ( 2014) 利用离差最小化模型,对中国30个省区2009 - 2012年财政与金融支农的协同效率进行了测算。

综上,学者关于财政支农、金融支农的单方面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而刚刚起步的财政金融协同支农的研究多集中于理论研究,对于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协同演化的实证分析相对不足。鉴于此, 本文运用协同学理论构建子系统有序度模型和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选取1991 - 2013年的相关数据,从动态角度研究财政金支农与金融支农的协同演化趋势。

二、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的协同演化分析

协同学最早是由哈肯提出的,用于研究大量子系统间如何相互作用形成有序的空间结构,后来被经济学者借鉴运用于经济社会的研究。所谓协同演化是多个子系统持续的互动与演化,通过非线性路径相互作用,使复合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本文将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系统视为复合系统,它由不同属性的财政支农子系统和金融支农子系统复合而成,二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关系。

研究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的协同机理,实际上是研究财政与金融支农这个复杂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路径,以及驱使该系统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机制。两子系统具有各自的特性,通过序参量作用于农村经济,其中,财政支农的序参量为财政部门对农村的投入, 金融支农的序参量为金融机构对农户和农村组织的金融信贷。一方面,两者的支农渠道、方式不同。财政支农具有政策导向、公共职能及稳定资源配置的特点,是农业发展最基本的保障。政府通过直接的财政投入,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金融支农是农村市场中的政策性银行、合作性银行、商业性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以及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信贷方式服务农村,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两子系统又是通过序参量之间的交流来相互支持、协同发展的。 ( 1) 财政支农通过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引导金融支农的发展。 首先,财政资金对农村的直接投入可有效改善农村公共基础服务设施,完善农村金融投资环境、信用环境等,进而促进金融机构进入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其次,财政通过补贴、税收减免等财税政策对涉农金融机构进行政策支持,引导金融信贷的定向投放,对放大金融资金的支农效应有着促进作用。 ( 2) 财政支农必须要借助金融支农渠道才能发挥杠杆效应。首先,财政可通过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等多类金融渠道,将财政的政策补贴输导给农村经济组织,间接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次,金融机构可为财政支农资金提供支付和清算服务,并通过提供过渡性融资服务,弥补财政资金在运转上的不足。当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处于协同发展过程中时,不断增加的财政投入和财税政策会吸引更多的金融信贷资金投向农村地区,支持农村地区的发展,同时, 金融信贷的准确投放也能放大财政投入的效应, 吸引更多的财政支持。如此,财政支农子系统和金融支农子系统可通过正反馈作用实现螺旋上升状态,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赖,有序演进,逐步形成一个健康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网络体系。

三、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复合系统模型构建

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复合系统用S = { S1,S2} 表示,其中S1、S2分别为财政支农子系统和金融支农子系统。我们先测量财政支农、金融支农子系统的有序度,然后用复合系统协同度表达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在发展过程中的协同演化程度。

( 一) 子系统有序度模型

考虑子系统Si,i ∈ [1,2],设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序参量变量为fi= ( fi1,fi2,…,fin) ,其中,n ≥ 1,βij≤ fij≤ αij,j ∈[1,n],αij、βij分别为第i子系统第j序参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系统Si序参量分量fij的系统有序度表达式为:

式 ( 1) 中,ui( fij) ∈ [0,1],其值越大表明序参量fij对系统有序的影响越大。

利用式 ( 2) 求得序参量fi对系统Si的总影响ui( fi) 。式 ( 2) 中,ui( fi) ∈ [0,1],ui( fi) 的数值越大,说明子系统有序度就越高。反之,系统的有序度则越低。

( 二) 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

本文在财政支农子系统S1、金融支农子系统S2有序度模型的基础上,构建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复合系统协同度的测算是在时间序列的基础上,从二者有序度的变化中分析复合系统的协同状态。 其系统协同度表达式为:

式中,u01( f1) 、u02( f2) 分别表示t0时刻财政、 金融支农子系统的有序度,u11( f1) 、u12( f2) 分别表示t1时刻财政、金融支农子系统的有序度。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的总协同度c∈ [- l,1],其值越大意味着两子系统协同程度越强,反之则表明协同能力越弱。当u11( fi) > u01( fi) 与u12( fi) > u02( fi) 同时成立时,c为正值,说明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的复合系统处于协同演化状态; 当c为正值,但是值很小的时候,说明尽管两子系统方向上是协同的,但协同演化程度较低; 当u11( fi) > u01( fi) 与u12( fi) > u02( fi) 不能同时成立时,c为负值,说明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的复合系统不是协同演化的。

四、实证分析

( 一) 指标体系与数据选取

本文在借鉴前人支农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根据模型的设定要求,选取我国1991年至2013年的财政金融支农相关数据,构建如下的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复合系统协同度指标体系 ( 见表1) 。

财政支农 ( fis) 指标方面,按照中国财政支农统计口径的要求,财政对农业的四项基本支出主要包括支援农村生产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 ( f11) 、农业基本建设支出 ( f12) 、农业科技三项费用 ( f13) 和农村救济 ( f14) 等4项指标。

金融支农 ( fin) 指标方面,本文主要考虑金融对农村的直接投入,从金融支农的规模角度选择了4个主要的指标,包括农村金融机构网点数 ( f21) 、农村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 ( f22) 、农业贷款 ( f23) 与农业保险 ( f24) 。由于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成立时间较短,数据不完整,因此本文农村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和农村金融机构网点指标的数据均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中国农业银行为对象统计。农业保险指标以农业保险额赔款及给付来统计。

( 二) 实证过程

首先,对原始数据采用 ( 4) 式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不同量纲、不同单位对分析的影响。

式中,fij为标准化的数据,fi为变量fij的均值, Si为变量fij的标准差。

其次,采用相关矩阵赋权法确定财政支农子系统和金融支农子系统的各指标权重。先用EXCEL计算各指标的相关矩阵F:

然后将Fi归一化得到相应各指标的权数为:

分别将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各指标标准化数据代入式 ( 5) 和式 ( 6) ,计算出财政支农子系统与金融支农子系统各指标的权重 ( 见表2) 。

再次,将经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和权重数值, 代入式 ( 1) 和式 ( 2) ,得到我国1991年至2013年的财政支农子系统与金融支农子系统的有序度, 见图1。

最后,将财政支农子系统与金融支农子系统有序度结果代入式 ( 3) ,以1991年为基期,得到1992年至2013年的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复合系统的协同演化程度,如图2所示。

( 三) 结果与分析

通过对我国1991年至2013年财政支农子系统与金融支农子系统有序度和复合系统协同度的测量,本文得出以下结果:

1. 财政支农子系统有序度逐年提高,尤其是在2007年以后,有序度大幅度提高,表明财政支农子系统发展过程逐渐有序。这主要与国家财政对农业的大力支持有关。从数据上看,1991 - 2013年,财政支农总额年均增长14. 27% ,2008年和2009年增幅甚至高达33. 5% 和47. 9% 。从支出结构来看,与2007年相比,2008年支援农村生产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和农村救济费增幅分别为25. 4% 、75. 6% 、16. 8% 、247. 4% , 说明农业 基本建设支出与农村救济费这两项支出对财政支农子系统的贡献相对较大、杆杠率较高,应加大这两方面的投入。

2. 金融支农子系统有序度波动较大,2003年之前有序度逐年提高,之后则呈下降的趋势。这与农村金融体制的变迁有关。1993年,国务院颁布 《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推动农村金融体系改革。1996年底,农村信用社从中国农业银行独立出来,职能和业务范围逐渐适应农村地区的改革。1997年,中国农业银行完成由国家专业银行转向国有商业银行的改制。1998年,为适应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强化了政策性扶农助农的职能。至此,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 政策性金融) 、农村信用社 ( 合作性金融) 、中国农业银行 ( 商业性金融) 为代表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初步形成。2004年以来连续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化了金融支农的政策,进一步加大了农信社、农业银行的改革步伐,邮政储蓄银行、新兴的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相继落户农村,进一步完善了农村金融体系。但是,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农业的高风险性与商业银行的盈利性矛盾难以调和,大型商业银行调整战略规划布局,逐渐 “逃离” 县域地区,县域金融机构网点数和从业人数大幅减少,而农村信用社改革不彻底,功能性质出现 “异化”现象。与此同时,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功能定位不明确与服务范围过窄现象并存,而农村新兴金融机构数量较少。整体而言,中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变迁反映在了图1金融支农子系统的波动上。

3. 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复合系统协同度整体上是呈上升的趋势,但上升幅度太小,协同度始终在0. 2以下,处于低协同状态,表明金融支农和财政支农二者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程度有所提高, 但协同发展机制尚未形成。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财政支农子系统和金融支农子系统具有不同性质的运动空间,有其特定的资本运作形式和不同的目标,支农的渠道不同,支农的方式各异,部门协作意识也不强。财政部门在安排支农支出时很少考虑金融资金的配合,抑制了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 金融机构进行信贷投放时也极少考虑财政政策的引导,不能使农村金融资金发挥最大效用。近年来,随着学者对财政金融协同支农的研究逐渐深入,政府部门也开始关注财税政策与金融信贷的联动协同,2006年政府开始集中进行专项票据兑付,2007年试点推行农业保险保费补贴,2010年以来连续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要加强财税政策与农村金融政策的有效衔接,但由于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协调机制尚未建立,财政与金融部门缺少协同渠道,财政资金与金融资金很少结合起来统筹安排,不能发挥各自在支农方式上的比较优势,财政与金融的协同支农框架尚未形成。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协同理论将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组成一个复合演化系统,分析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的相互作用关系,构建财政支农子系统、金融支农子系统有序度模型和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研究我国1991 - 2013年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的协同演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 财政支农子系统有序度整体呈上升趋势,金融支农子系统有序度波动较大, 2003年之后呈下降趋势; 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复合系统协同度大体呈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太小, 协同度始终在0. 2以下波动,表明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尚未形成良性互动机制。

针对以上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的发展状态, 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促进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的协同发展。

1. 继续强化财政投入机制,科学整合财政支农支出各项资金。政府应当成立专门的部门用来整合和分配各项财政支农支出,对财政支农支出资金的整合和分配提供向导; 创新涉农资金运行机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 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重点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结构调整、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村民生条件改善,改善农村的基本环境,提高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同时缩减支援农林水利事业费,压缩农村机构和人口等非必要事业消耗。

2. 继续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增加金融机构在农村的网点以及从业人数,鼓励各种性质的银行创新 “三农”服务,大力推进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 探索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和再保险机构,由财政出资设立农业巨灾风险基金; 对涉农金融机构进行营业税免征或减免,降低农村保险机构的经营风险; 组建多层次的农村担保和风险分担机制,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效用,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和农民的融资成本,优化农村信用环境。

财政与金融平衡研究 篇5

自1979年以来, 改革开放促使湖北走上了持续发展的轨道, 其释放出的巨大能量, 不断将湖北的财政、金融和经济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具体如下图所示:

1.财政实力日益增强, 财政支出不断增加。1978年湖北省财政收入31.37亿元, 1993年增加到115.07亿元, 增长约3.7倍。1994年实施分税制, 全省财政收入快速增长, 从1994年到2007年, 全省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长16.9%。而地方财政支出日益增大, 从1978年的29.98亿元增加到2007年1 274.27亿元, 人均财政支出由65.53元增加到2 099.29元, 增长32倍多。

2.金融规模日益扩大, 贷款投放力度不断加大。改革开放30年来, 湖北省基本确立了现代银行体系, 在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基础上, 先后成立了13家股份制商业银行。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 银行整体实力不断增强, 金融服务功能得到全面提升。1978年的贷款余额为96.78亿元, 而2007年达到了7 496.46亿元, 人均贷款余额由211.55元增加到12 350.02元, 增长58倍多。

3.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经济增长势头良好。1978年全省生产总值仅为151亿元, 1992年全省GDP首次突破1 000亿元, 1995年、1998年、2002年、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分别突破2 000亿元、3 000亿元、4 000亿元、5 000亿元、6 000亿元和7 000亿元, 而2007年则达到了9 230.68亿元, 在全国位列第12位。人均GDP从1978年的330.06元增加到2007年的15 207.05元, 增长46倍多。

二、实证研究

(一) 基本假设和实证研究方法

关于财政、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国内外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争论, 在财政与经济、金融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 以及财政、金融两大因素中哪种因素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性更强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的观点, 尤其是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由于地区差异及方法差异, 得出的结论也不相同。本文假设, 在湖北地区仍然存在财政、金融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 并依据计量分析来判断财政、金融与经济增长互动性的相对强弱。

在实证研究方法上, 首先对财政投入、金融支持和经济增长三类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 采用的方法是通行的ADF检验方法。其次对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金融支持与经济增长等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采用EG两步法。最后分别检查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以及金融支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 采用Granger Causality Test方法。以上方法均在Eviews5.0软件上运用, 其中最优滞后期由软件自行选择。

(二) 变量选择与样本

本文在研究中选取以下指标: (1) 财政投入变量。一般用地方财政支出或人均地方财政支出来衡量地方财政投入的状况, 本文以人均财政支出为变量, 并在数据处理上对其取自然对数, 以维持原有的协整关系并消除异方差, 用LPCZ表示。 (2) 金融支持变量。一般用银行信贷、股市融资来衡量其对经济的支持力度, 考虑湖北上市公司融资相比银行信贷可以忽略 (2006年末全省上市公司融资2.02亿元, 仅占当年贷款余额7581.32亿元的0.03%。资料来源:WIND资讯库) , 本文用人均贷款余额为变量, 取对数后以LPFI表示。 (3) 经济增长变量。以湖北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为计量标准, 取对数后用LPGDP表示。

考虑到湖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和本文研究中涉及财政、金融和经济数据的可获得性, 笔者选取的1978~2007年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年份的《湖北统计年鉴》、《湖北金融年鉴》和2008年出版的《强省之路:湖北改革开放30年》一书。

(三) 实证分析

1.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分析。

进行单位根检验后, 可以发现LPCZ、LPFI、LPGDP经过二阶差分平稳, 是二阶单整序列, 具体如表1所示:

注: (1) 检验类型中c和t分别代表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 k代表滞后阶数; (2) DLPCZ、DLPFI、DLPGDP分别表示LPCZ、LPFI、LPGDP经过一阶差分后的数值; (3) D2LPCZ、D2LPFI、D2LPGDP分别表示LPCZ、LPFI、LPGDP经过二阶差分后的数值; (4) **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平稳, *表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平稳。

2. 协整分析。

以上单位根检验表明, 湖北省财政投入、金融支持和经济增长的对数序列是二阶单整的, 即LPCZ与LPGDP以及LPFI与LPGDP都是I (2) 序列, 符合时间序列协整的前提条件, 接着采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分析。

(1) 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协整检验。建立回归方程如下:

对 (1) 式的残差做单位根检验, 结果如表1所示, 残差Et1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没有单位根, 是平稳序列, LPCZ与LP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2) 金融支持与经济增长协整检验。建立回归方程如下:LPGDP=0.939 949 210 4+0.898 658 403 7×LPFI (2) 对 (2) 式的残差做单位根检验, 结果如表1所示, 残差Et2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没有单位根, 是平稳序列, LPFI与LP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对 (2) 式的残差做单位根检验, 结果如表1所示, 残差Et2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没有单位根, 是平稳序列, LPFI与LP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因此, 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以及金融支持与经济增长之间均是 (2, 2) 阶协整关系, 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

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注:Probability表示拒绝零假设而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 其值越小, 拒绝零假设的概率越大。

检验结果表明, 1978~2007年湖北省经济增长 (LPGDP) 是财政投入 (LPCZ) 的Granger原因, 而财政投入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 经济增长与财政投入之间存在显著的单方向因果关系。而经济增长 (LPGDP) 与金融支持 (LPFI) 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但互相推动效应不明显, 存在金融抑制现象。同时 (2) 式表明, 相对于财政投入, 金融支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要显著得多, 人均贷款余额每增长一个百分点, 会促进湖北经济增长0.9个百分点。

三、结论与建议

1978~2007年30年间的财政、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实证研究表明: (1) 经济增长对财政的推动效应十分显著, 但财政投入对地方经济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 财政投入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亟待加强。 (2) 金融与经济关系的二阶滞后检验结果显示其概率相比一阶滞后检验结果趋于缩小, 因此金融支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互动性存在不断加强的发展趋势, 但现阶段, 经济增长与金融支持的双向互动性并不突出。 (3) 从发展阶段看, 1998年之前, 金融与经济是良性互动的, 金融支持1%的增量可以促进湖北经济实现0.9%的增长。但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及随后5年里, 贷款额度增长的速度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 说明金融支持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十分明显。 (4) 金融发展相对快于财政的发展, 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相对也显著一些, 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和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 区域金融逐渐成为地方经济核心的趋势更加明显, 金融的发展与金融资源的配置将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所在。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对于湖北这样的中部欠发达地区, 改革开放30年来财政、金融与经济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互动关系, 基本符合本文的假设情况。

但在取得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的同时, 要真正做到财政、金融与经济的良性互动, 其基础还是显得相对薄弱。为此, 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 要加强财政、金融与经济互动发展的研究, 尤其是对湖北这样的中部欠发达省份, 如何运用好财政投入与财政政策、金融支持与货币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 是当前乃至今后长期需要关注的重大课题, 要积极谋求财政、金融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契合点和它们之间的长期的、有效的良性互动机制。

第二, 要充分发挥政府利用财政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职能作用, 就要进一步增加各项财政收入, 合理安排支出, 灵活运用税收手段、转移支付和基础建设投入来改善经济发展环境, 使地方财政更有效地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第三, 要加强对金融发展的引导和金融政策的运用, 着力解决金融发展中的某些制约性问题, 消除金融抑制现象, 要科学地制定金融对地方经济的支持目标, 积极完善金融生态环境和信用环境, 在优化地方产业结构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基础上, 提高地方各经济主体对信贷资金的吸纳能力。

第四, 要利用武汉城市圈先改先试的优势, 积极推进财政、金融两大领域的创新实践,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走循环经济发展的道路, 充分借鉴沿海以及此前各经济特区和改革实验区的经验做法, 结合湖北实际, 快速发展武汉城市圈金融业, 尽快实现圈内城市经济与金融、财政的一体化, 不断提升地区金融实力, 将武汉建设成为与中部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区域金融中心, 以辐射整个湖北经济, 实现将湖北建设成为中部崛起的重要支点的战略目标。

摘要：财政与金融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本文对湖北省19782007年30年间的财政、金融数据进行统计与协整分析, 发现经济增长对财政实力的影响十分明显, 但财政投入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还亟待加强, 而金融支持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互动的影响趋势, 不过出现了金融抑制现象, 因此, 如何实现财政、金融与经济长期有效的互动发展显得日益重要。

关键词：财政投入,金融支持,互动关系,协整分析

参考文献

[1].宋承先.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8

[2].刘小怡, 夏丹阳.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7

[3].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4].刘斌.货币政策冲击的识别及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金融研究, 2001;7

[5].李义超, 周英章.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用比较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2;3

[6].郭庆旺, 贾俊雪.积极财政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与差异的影响.中国软科学, 2005;7

[7].毛定祥.我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性分析.中国软科学, 2006;6

[8].马秀娟.乌海市经济增长、财政收入与金融发展互动性分析.华北金融, 2006;2

财政与金融平衡研究 篇6

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经济体制的逐步改革使得中国各地区收入水平获得了显著提高。但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却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据中国统计年鉴 ( 2014) 显示, 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 47, 与南美国家的基尼系数处于同一水平, 而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调查和测算, 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 53 ~ 0.54[1]。这些均反映出: 我国在做大 “蛋糕”的同时蛋糕分配并不均衡, 且这种不均正日益扩大。因此, 研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不仅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且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和谐程度也能够产生重要影响。

2 文献综述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的一个热点研究问题。聂强[2]从国家层面, 通过研究贫富差距与金融发展之间的作用机制来具体讨论中国的贫富差距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 认为中国贫富差距水平、金融发展规模以及金融发展效率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稳定的协整关系。章奇等[3]运用银行信贷占GDP比例衡量金融发展水平, 并利用各省1978 - 1998 年的数据, 分析中国各省的银行信贷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 其结果显示: 以全部国有及国有控股银行信贷水平所衡量的金融中介发展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而且金融机构在向农村和农业配置资金方面缺乏效率。温涛等[4]在对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进行制度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上, 运用1952- 2003 年的实际数据, 对中国整体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研究表明: 无论是金融机构贷款比率还是经济证券化率的提高对农民收入的增长都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 经济货币化比率的提高也没有成为促进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重要变量; 而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同样没有成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反而成为造成了农村资金的大量转移和流失, 成为促进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范兆斌等[5]运用统一增长理论构建数学模型, 通过建立信贷约束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结果显示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依赖于经济发展。本文将基于其相反的视角和思路来研究财政信贷与城乡收入差异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福建省1978 - 2013 年的相关时间序列数据建立VAR模型, 以研究城乡居民收入差异、财政支农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的相互动态关系。

3 理论分析

由于经济发展的特殊环境及经济改革带来的深刻变化, 现阶段中国农村发展所出现的异质性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具有不可避免性。但是, 这种不可避免性需要加以控制, 以防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目前, 国家在农业农村方面的支持和投入主要是从财政支农和支持农村金融发展。从已有的支持状况来看, 财政支农已经取得较好的成效, 然而支持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效果却不见显著。这主要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特有属性相联系在一起。一方面, 财政支农本身就是我国在支持农业方面的一项长期重大的举措, 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和直接性[而另一方面,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具有滞后性、外生性和间接性等特点。这使得我国在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时候, 形成了一种 “弱金融强财政”的现象。因此,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在支持农业农村的发展上, 一方面需要继续加强财政支农的效力, 同时需要转变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

4 实证分析

4. 1 模型设定和指标选取

从城乡居民收入来源结构的角度看,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源主要来自于工资性收入差距, 这样使得这一差距与金融信贷制度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经济因果关系可以导致这种差距的继续扩大。为此, 文章选取三个数据来表现这种非直接关系的计量模型实证研究。由于文章选取的数据并不是平稳的, 而是一阶单整的, 且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 所以选取VAR模型来研究这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财政金融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

4. 1. 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 EC) , 用 “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之比”表示。该指标表明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程度的, 该指标越小, 即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相比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讲越小, 则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越大经济结构越倾向于失衡。

4. 1. 2 地方财政支农 ( CZ) , 用 “地方财政农业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表示。其中, 地方财政支农包括三项: 农业支出、林业支出以及水利和气象支出。据相关文献表明地方财政支农比越大, 则更加有助于缩减城乡收入差距。

4. 1. 3 农村金融发展指标 ( FE) , 用 “农业年贷款额与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之比表示。通常而言, 农村金融发展指标越高, 农民年纯收入会更高[但是近几年的有关文献显示这两者之间并未存在明显或确切的正或反向关系。其中地方财政支农指标和农村金融发展指标是用来反映金融信贷制度的。

文章数据来源于福建省统计年鉴和 《新中国60 年统计资料汇编》, 并进行相关整理获得, 采用Eviews软件进行操作。

4. 2 回归分析与实证检验

4. 2. 1 协整检验

在对EC、CZ、FE进行ADF检验后, 三项均是一阶单整序列, 因此, 可以进行VAR模型估计。本文通过Eviews6. 0 的VAR滞后阶数检验, 得知AIC准则的最小值是在5 阶滞后处, 而SC准则的最小值是在2 阶滞后处。因此本文利用LR检验来确定滞后阶数为3阶。由此进行协整检验, 结果如表1。

由表1 知, 在变量EC、CZ和FE之间至少存在着一个协整向量, 这说明他们之间是存在协整关系的, 且协整向量为: β' = ( 1.000000, - 2. 8205224, 2. 547562) 。将截距项代入, 得协整方程:

EC = 2. 8205224 CZ - 2. 547562 FE + 0. 481183

该方程表明: 在1978 ~ 2013 年间, 这三者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 地方财政支农CZ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EC之间有着长期的正相关关系, 而农村金融发展FE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EC之间有着长期负相关关系。首先, 这表明对农业农村财政支持程度的提升会对抑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有着较为明显的作用。再次, 协整关系显示, 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着负向关系, 即农村金融发展越强, EC指标值越小, 进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这点, 一方面应证了部分学者提出的 “金融发展扩大收入差距论”。最后, 截距项表明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长期的惯性效应, 即本期的缩小势头对后期的缩小有着加强作用。

为了能够获得变量之间的短期关系, 这里进一步进行误差修正估计, 其VEC模型如下:

为了考察各变量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这里只考察上述模型矩阵中的第一个方程。由VEC估计可知: 首先,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自变化率在一二期内有着一个短期内回缩的趋势, 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速率在下一二期会减小; 第二, 财政支农比例增加会使得城乡居明收入差距缩小的效率在一二期内有着正向扩张型影响, 即财政支农的强度增加, 则对一二期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有着进一步加强的趋势; 第三, 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和财政支农有着同样的短期强化效应, 即短期内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提升会强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 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VEC模型所估计的误差修正模型所现实的结果与协整方程所显示的有了差别, 主要体现在短期内各变量对因变量的效应有着不同的回折性与扩散性的作用。

4. 2. 2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三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以下对该三个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在进行检验之前, 需要对模型稳定性检验, 若是不稳定, 则表明模型的估计存在问题, 会大大降低模型的有效性。这里是通过判定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数是否小于1 来进行的。若所有根的模的倒数小于1, 则表明模型是稳定有效的。通过如图1 的检验, 我们知道原模型是稳定有效的。

由表2 可知在5% 的显著性水平下财政支农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 但是农村金融并没有反映出这一Granger因果关系。虽然协整关系检验表明农村金融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但从短期效应和Granger因果检验上来看, 并没有显著性效果。

4. 2. 3 脉冲分析

为了考察财政支农比例、农村金融发展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本身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这里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分析来进一步探析它们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为此, 得脉冲响应图 ( 如图2) 。

由图2 可知: ( 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EC的一个正向冲击, 也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 会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惯性效应形成波动式的收敛状态。短期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冲击会使得其短期内形成一种回折现象, 并长期内趋于惯性效应的稳定状态。 ( 2) 财政支农比例的一个正向冲击, 会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趋势有着不断增强的效应, 即存在着持续性的强化作用; 并且, 在第6 期之前这种强化作用一直是持续上升的, 即表明这种财政支农效果在短期内是比较明显的; 同时, 财政支农的长期效应要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自缩小惯性效应。 ( 3) 农村金融发展的一个正向冲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有短期和长期之分别。短期内, 农村金融发展的一个正向冲击会使得乡城居民收入比EC上升, 也即农村金融的一个正向冲击可以使得乡城居民收入之比在两期内使得农村居民收入获得提升。但是, 在第三期后, 即中长期而言农村金融发展的一个正向冲击会缩小乡城收入比值, 即会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4. 2. 4 方差分解

通过脉冲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乡城居民收入比 ( EC) 、财政支农 ( CZ) 和农村金融发展 ( FE) 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着各异的影响, 为此要分析这三者的每一个结构冲击对乡城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贡献度, 并评价这三个变量对乡城居民收入比的贡献的重要性, 应当建立预测方差分解模型。基于上述的VAR模型, 进行方差分解, 分解结果见表3。

由表4 可知,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波动在第一期只受自身惯性影响, 财政支农和农村金融发展的效应在第二期才能显示出来, 且财政支农和农村金融发展的效应在第二期的影响效应还是比较小的, 农村金融的效应尤为小, 基本上构不成对乡城居民收入差距的冲击。在第二、三期之间, 乡城居民收入对自身的影响有一个较大幅度的下降, 同时财政支农和农村金融也都了一个较大幅度的上升。总体上来看, 长期中, 乡城居民收入对自身的贡献基本上恒定在14. 30% 左右; 财政支农对乡城收入的贡献呈现一个逐渐上升的趋势, 从更长的区间看, 贡献度基本上收敛于61. 00% ; 农村金融的发展对乡城居民收入的贡献在第7 期达到最大值后, 逐渐呈现下降趋势, 在更长的区间中, 其贡献率稳定于24. 70% 。因此, 由方差分解表来看, 乡城居民的收入差距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或者重要性呈现一个降低的趋势, 在长期中其重要性降至第三。相反, 财政支农的作用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长期中其重要性逐步上升至第一位。农村金融的发展其总体的贡献率都是比较低的, 但是其长期中也有将近1 /4 的贡献率, 并且前述表明在长期中它有着负向的冲击, 因此政府部门必须对其做出正确的认识, 以便在短期内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同时, 兼顾长期这一负向效应的冲击。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福建省1978 ~ 2013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 1) 由协整关系检验可知: 福建省的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异、财政支农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 ( 2) 由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知: 财政支农和农村金融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农村金融的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却并不明显。另外我们可以知道, 政府相关部门通过财政支农政策来缩减城乡收入差距是一个较好的选择渠道, 同时在经济结构的转换和发展农村金融方面还是存在大有可为的空间, 并且农村金融的发展在长短期中有着不同的效应。因此, 从财政金融的角度去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政府相关部门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

首先, 扭转农村金融服务流向问题。政府应当通过一定的货币政策或者微观信贷政策来引导社会储蓄贷款资金流向农村或农业, 推动农村民间金融规范化成长, 最终使得农村金融真正服务于农村或农业经济。

其次, 强化政府财政支农政策。政府的财政支农政策, 应当及时地支持农业发展因地制宜实行多样化发展战略, 通过财政资金在农村农业的高效综合利用, 推动农业进行多样化发展, 使得一部分第二、三产业进驻农村, 以此提高农民收入, 达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得财政支农发挥其作用, 另一方面可以为农村金融发展和经济结构效率的转变营造一个更具效率的经济环境。

参考文献

[1]张晖.从基尼系数看我国的收入分配[J].特区经济, 2006, (9) :323.

[2]聂强.中国金融发展对贫富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J].学术界, 2010, (4) :153-155.

[3]章奇, 刘明兴, 陶然和.中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J].中国金融学, 2004, 3 (1) :71-99.

[4]温涛, 冉光, 熊德平.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J].经济研究, 2005, (9) :30-32.

[5]范兆斌, 袁轶.创业者信贷约束视阀下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J].财经研究, 2013, (2)

保定扩大就业的财政金融政策研究 篇7

一、当前保定市劳动力就业现状

(一) 失业人数增加, 登记失业率呈上升趋势。

全市国有下岗职工人数在2008年末有76, 534人, 2009年二季度末人数略有下降为74, 283人。2009年到再就业服务中心登记的失业人员人数略有上升, 一季度为35, 942人, 二季度为37, 459人。加之每年新增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更凸现出劳动力供需矛盾与就业压力。从上面的数据来看, 保定市的失业人员绝对数量的增加, 相对比率的提高, 都在提示我们:保定市的劳动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二) 从行业需求看, 72.8%的用人需求集中在餐饮业、制造业和社会服务业三大行业。

这种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行业需求结构相对稳定, 这样的态势仍然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这个数字无疑说明发展第三产业将成为社会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主阵地。

(三) 从用人单位看, 企业用人占主要地位。

其中, 用人需求约57.4%的比重集中在中小企业, 国有大中型企业招工比重极小。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既是用人需求的主体, 又是求职人员集中求聘的职业。从百花路劳动市场了解到, 招聘单位100%为企业, 其中小型制造业和服务业招聘人数占主要地位。

二、保定市扩大就业面临的困难

(一) 劳动力资源供给远大于需求。

第一,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快, 据2009年全市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推算, 2009年全市劳动适龄人口109.86万人。与2005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 劳动力资源总量增加了37.14万人, 增长13.61%, 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了5.73个百分点;第二, 外来劳动力大量涌入, 保定市作为我国第四人口大市, 处于快速崛起期, 每年都有大量的外来劳动力来我市流动就业。“十二五”时期, 预计仅外来劳动力来本市流动就业人数每年要超过20～30万人左右;第三, 近年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改革力度不断加大, 大量富余人员从企业下岗或失业, 农村也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亟须转移;第四, 大学生就业情况依然是个难题。保定市高校较多, 每年毕业生近3万人, 如此迅速增长的大学毕业生供给, 自然就给就业岗位的竞争形成巨大压力。更重要的是, 供需对比只是反映了总量情况, 事实上我国的大学生就业还面临结构上不对称的问题, 往往存在专业方向、学位登记、就业地域等结构性失衡问题。

(二) 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不足。

从世界各国的规律来看:许多国家劳动力的65%～80%在自由职业、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中就业, 发达国家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业的数量是45～55个, 而我国只有53%的劳动力在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中就业, 每千人拥有企业数量不到30个;我市每千人拥有企业数量为26个。由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不足, 造成失业人口过多, 将会形成大量的低收入和微薄收入人口, 从而带来收入分配差异程度扩大, 基尼系数也将会越来越大。保定市中小企业群体庞大但规模偏小。全市拥有各类民营经济组织20.6万个, 90%左右民营经济组织徘徊在从业人员8人以下的个体工商户阶段。年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862家, 仅占民营企业户数的3.4%。其中, 年营业收入亿元以上企业仅47家, 占比仅为5.5%。

(三) 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结构性失业。

经济发展过程, 就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 相应的就业结构也在不断进行调整。在此过程中, 总会有一部分行业的就业在萎缩, 也不断地会有新的就业岗位在增长, 这部分新增的就业岗位对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有新的要求, 而且要求总是越来越高。从原有就业岗位上游离出来的劳动力, 总有一部分会因为不适应新的岗位要求而失业。以至于产生一方面企业求贤若渴, 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才;另一方面一些学历低、技能单一、年龄偏大的劳动者找不到工作, 这种结构性失业现象在当前及今后一个阶段将长期存在。据2006年市劳动力市场统计数据显示, 当年市场求人倍率 (用人单位需求与求职人数之比) 为0.86, 求职成功率为56%, 表明当年进入市场的每100名求职者中有14人是因为用人需求不足而未能就业, 另有30人中是因为供求匹配上的原因导致劳动就业机会流失。

(四) 市场导向就业机制的不够完善制约着就业工作。

一方面就业和再就业经费紧张, 尤其是县、区劳动力市场设施落后, 同时又缺乏资金投入, 无法形成市场规模和市场就业氛围。劳动力信息网络不健全, 信息传递滞后, 影响供需双方对劳动用工需求的了解;另一方面目前各级职业培训机构对就业人员培训起点及培训质量较低, 大部分只是培训初、中级技术, 难以适应高技术人才需求的要求, 同时, 一些企业用工行为不规范也导致劳动者就业相对困难。表1是笔者协同有关部门针对失业者进行的调查。 (表1)

本次调查发现, 85.9%的失业者表示找工作时没有获得过街道或劳动保障等政府部门的帮助支持, 91.6%的失业者表示尚未领取过最低生活保障金, 95.9%的失业者表示从未得到过工会、残联、慈善组织等社会团体机构的帮助支持, 79.7%的失业者表示没有获得过职业介绍机构的支持。可见, 保定市作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等城市, 对于失业者再就业而言, 来自正式支持 (政府的支持、劳动力市场建设等) 的缺失与滞后, 是导致失业增加的又一个原因。

三、进一步扩大就业的财政金融政策

(一) 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

1、加快完善劳动力市场, 增加职业教育和培训投入, 提高劳动者素质, 适应就业需求。

目前, 全市建立规范的职业介绍所, 全面开展劳动力市场“三化”建设和“一三一”服务活动, 使劳动就业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但劳动力市场还未成为安置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在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同时, 提高为企业和劳动力服务的质量, 降低用人单位成本, 解除就业人员就业时后顾之忧。

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增强就业安全机制。

要确保劳动适龄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首先解决失业、待业人员的后顾之忧;其次为企业人员流动创造条件。许多国有和集体企业希望充实人员, 但是由于富余人员过多, 而且富余人员走向社会又害怕没有保障, 不愿离开, 从而造成企业负担沉重, 给企业更新人员带来很大阻力;再次是简化办理企业职工流动手续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

3、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一是优先发展基础性先导行业, 尽快形成快捷高效、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协调发展的综合交通网络体系, 从根本上提高通信设备的现代化水平。通过这些先导行业的发展, 带动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 从而大大扩展就业容量;二是加快发展旅游业。旅游业是保定关联度很强的产业, 具有较高的经济和就业带动力。保定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 要加强统一规划, 增大投入, 优化布局, 加强资源整合和宣传推介, 提高保定旅游产业的规模化、组织化水平, 促进旅游经济加快发展, 为全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三是加快社区服务业的发展。随着社区建设的不断完善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日益提高, 社区服务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市场潜力, 将成为城市经济中独特的新兴产业。从就业角度来看, 社区服务业兼具就业弹性大和适合劳动力面广两大突出优势, 更是吸纳劳动力的良好渠道。今后我市在产业政策中将把社区服务产业纳入着重培育的新兴产业, 进行必要的产业引导和政策指导, 并协调财政、金融政策, 对社区服务产业给予充分的扶持, 促进社区服务业加快发展。

(二) 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

1、对第三产业实行差别税率。通过对第三产业实行差别税率等税收优惠, 使它们的利润率不致为负或接近平均利润率水平, 以扶持其发展。

2、对服务业给予倾斜政策, 鼓励和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各级政府在促进传统服务业升级的同时, 应提供较为宽松的经营环境, 在税收发票的最低营业额、注册资本、资质要求等方面降低进入门槛, 让从事社区服务的民间资本进入, 特别是对微利服务项目应落实各种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 以优化政策环境。

3、支持与规范就业服务中介机构。对从事就业介绍、劳动者岗位能力培训的中介机构给予税收减免和政府资金支持, 对外劳务输出的中介给予税收补贴。

(三) 促进就业的金融政策

1、加大小额信贷工作力度, 进一步完善小额贷款各项制度和机制。

新的就业扶持政策将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放到了非常重视的位置, 并且在对象、范围上进行了适当扩展。在各项再就业扶持政策中, 小额信贷扶持政策是下岗失业人员最关注的。要按新的扶持政策, 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小额信贷工作制度, 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改进担保程序, 使有限资金发挥更大、更强的作用, 促进再就业。

2、相关政府部门应加大对中小金融机构的政策支持力度。

适度降低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条件, 对于中小金融机构的设立和营业网点数量的增加, 只要适合当地经济发展需要, 符合相关政策规定的准入条件, 就予以支持;由于中小金融机构没有国家信誉作保证, 同时市场占有份额小, 抵御金融风险能力弱, 服务对象又主要是中小企业, 因此对其货币信贷政策和税收政策应给予一定的优惠。

摘要：不论从行业需求来看, 还是从客观数据反映, 保定就业形势在当前还是比较严峻。劳动力资源的供大于求, 中小型企业发展不足, 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导向就业机制的不够完善是导致失业进一步扩大的主要原因。本文提出完善劳动力市场、社保制度、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对就业服务机构实行差别税率和税收补贴的税收政策;进一步扶持中小金融机构和加大小额信贷工作力度的金融政策。

关键词：保定市,就业,财政金融政策

参考文献

[1]胡德巧, 孙中震, 严平.探索建立政府投资促进就业机制[N].人民日报, 2010.1.20.

[2]陈庆修.如何更好地发挥财税政策促进就业的作用[J].经济研究参考, 2009.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