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形势与财政金融

经济形势与财政金融（通用12篇）

经济形势与财政金融 篇1

一、研究背景与数据模型

(一) 金融深化、金融约束的研究背景

上世纪70年代, 麦金农与爱德华·肖从“金融深化”与“金融抑制”两个角度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金融体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发展中国家政府往往对本国金融市场实行包括高估汇率、压低利率等金融抑制措施, 造成国内现代金融银行体系 (主要服务特权的国有企业) 与传统金融机构 (包括钱庄、信用社, 主要服务中小企业) 并存的二元结构, 削弱了政府货币政策效果 (麦金农, 1973) 。此外, 过低的官定利率不仅使资本市场资金供求失衡, 更使能贷到款的大企业几乎得到免费的资金供给, 从数量与质量两个层面降低投资效率 (爱德华·肖, 1973) 。金融深化则是指政府放弃对金融体系的过分干预, 并在有效控制通货膨胀之后, 使利率与汇率能够充分反映资金与外汇的供求状况。较高的实际利率既能够满足市场生产部门的资金需求, 又能够凭借市场机制淘汰低收益投资项目, 推动一国的经济增长 (胡海鸥等, 2012) 。

“金融约束”是指一系列包括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与资本市场准入限制的配套金融政策, 为金融部门与市场生产部门创造租金, 提高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 (赫尔曼等, 1998) 。“金融约束”与“金融深化”并不是对立的概念, 与此相反, 一个经济体通过金融约束, 反而能更好更快的达到金融深化这一目标。因为金融约束理论提倡对于金融市场给予一定的控制, 使市场利率低于“金融自由化”下的市场利率, 高于“金融抑制”下的管制利率, 从而抑制金融机构间的过度竞争, 在渐进实现“金融深化”的同时能有效防止宏观经济剧烈波动。这一理论得到了包括韩国在内亚洲国家的认同, 并成为在这些经济体金融深化过程中的指导思想。

(二) 金融约束下的韩国金融改革与实证模型

上世纪70年代末, 韩国开始的金融改革, 主要致力于控制通胀, 提供稳定的外部条件。1980年, 韩国开始缩小政策性贷款利率与一般性贷款利率之差, 改变以往政府分配信贷配额的局面。1982年, 韩国实现了多家银行的股份制改革, 并降低银行业准入标准。自1982年以来, 政策贷款占银行放贷总额中的比重从18%下降到6%, 商业银行的数量翻了一番, 私有化程度进一步提高。1993年, 韩国全面实现了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与资本自由流动, 1995年, 韩国利率实现自由化。从70年代末至2012年, 韩国虽然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次贷危机等多场金融海啸, 但国民经济依然维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 从一个发展中国家成长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与拉美暴风骤雨式金融改革不同的是, 韩国金融深化是一个渐进和长期的过程, 并在初始的阶段实行一定的管制利率。韩国的金融改革是在金融约束下的发展历程, 而非完全的自由化, 从而使本国经济有了一个较长时期的适应过程, 避免了如拉美国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经济的剧烈波动。

为了探究在金融约束条件下韩国经济增长与金融改革的关系, 本文选取了1990-2012韩国的M2、GDP、通胀率、股票市场市值、债券市场市值与商业银行放贷总额等指标数据作为样本 (来自彭博数据库) , 计算经济货币化指标与金融相关比率 (FIR) 。其中经济货币化比率是通货与银行活期定期存款与经济活动总量之比 (M2/GDP) , 它反应一个经济体的货币化程度;金融相关比率则是金融活动总量与经济活动总量之比 ( (M2+L+S) /GDP) , 也是衡量一个国家金融深化程度的重要指标 (戈德史密斯等, 1994) 。在建立回归模型时, 等式两边同取自然对数 (消除异方差) , 根据计量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和实际意义, 将回归方程的基本形式设定为:

下标t代表了时间维度, ε为随机扰动项, lngdp反映了韩国在金融约束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率, lnm2g反映了韩国经济货币化程度, lnfir反映了韩国经济金融化程度, lninf反应了韩国的通货膨胀程度。

二、金融约束模型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

(一) 单位根检验

数据的平稳性是进行协整分析的前提条件, 而检查序列平稳性的标准方法是单位根检验。有ADF检验、DFGLS检验、PP检验、KPSS检验、ERS检验与NP检验六种方法。本文选取ADF方法, 并采用AIC准则来确定时间序列模型的滞后阶数, ADF检验的原假设是序列至少存在一个单位根。如表1所示, 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值都是平稳的:Δlnfir、Δlninf在1%下显著, Δlngdp和Δlnm2g在5%水平下显著, 因此各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变量, 符合I (1) 过程, 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由于同阶单整性, 可以进行协整分析。

(二) 协整检验

由单位根检验, 韩国各经济金融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变量, 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本文使用Engle和Granger (1987) 提出的协整方法。这种回归方法是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一组变量 (因变量和解释变量) 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等价于检验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是一个平稳序列。如表2所示, 残差序列在1%上拒绝原假设, 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备择假设。回归方程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 回归方程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经Eviews计算后的回归方程为:

方程的拟合优度达到97.4%, 拟合程度良好。经济货币化变量、通货膨胀率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 而金融相关比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本符合前面预测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约束的背景下, 央行通过释放流动性提升一国经济货币化已不能推动经济增长, 而提高金融相关比率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金融相关比率每提高一个单位, 将使经济增长率上升0.4692个单位。

(三) ECM误差修正模型

为了考察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 现通过ECM模型来进行分析。令误差修正项ecmt=εt, 建立以下模型:

估计得到:

Δ表示差分算子, 反映了短期波动的影响, 而ecmt-1是误差修正项。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代表上一期的变量值对本期变量的影响。从上式可以看到, ecmt-1的系数为-0.2902, 反映了短期内由于随机扰动项的干扰可能会引起这些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波动, 但是最终将以 (-0.2902) 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况。

(四) Granger因果检验

如果回归方程各个变量之间是协整的, 那么它们之间必然存在一个方向上的协整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实质上是检验一个变量的滞后变量能否引入到其他变量方程中。如果一变量受其他变量的滞后影响, 则称它们之间具有Granger因果关系。如表3所示, 金融相关比率与经济增长率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经济货币化程度与通货膨胀率在Granger意义下对经济增长无因果关系;经济增长在Granger意义下对经济货币化程度与通货膨胀率有因果关系。

(五) 脉冲响应函数

从系统的脉冲响应来看 (如图1所示) , 提升经济货币化率或释放流动性一开始会对经济有一个正的冲击, 但到后期就会产生负效应, 也就是说提升经济货币化率或释放流动性对经济增长没有长期显著影响, 这一结论与先前协整方程与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值得注意的是, 一国提高金融相关化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 其效应远远超过了经济货币化率所带来的冲击, 这说明了一国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对于国民经济健康成长极为有利。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由上述实证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经济货币化在金融深化的初始阶段的确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作用。但当一国金融深化程度加强时, 金融相关比率 (FIR) 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 且影响远远超过央行货币创造对经济带来的刺激作用。这是因为当经济货币化率大于1时, 经济体中的通货基本已经能满足日常商品流通的需要, 流动性的增加只会引发通货膨胀, 对经济增长不会有太大的促进作用。而金融相关比率则不同, 金融相关比率越高, 意味着单位经济流量所对应的金融资产 (包括通货、商业银行信贷、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 越多。由于在国民经济运转过程中, 金融资产发挥着沟通融资方与筹资方, 加速经济循环这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金融相关比率的提升能大大加快经济增长也不足为奇了。值得注意的是, 经济增长在Granger意义下对经济货币化程度、经济金融化程度与通货膨胀率都有着因果关系, 经济的扩张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通货维持日常的运转与更多的金融资产满足融资与投资需求。综上, 在金融约束条件下, 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 两者缺一不可。

中国目前的经济金融状况与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十分相像: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基本完成, 一般性贷款与政策性贷款并存 (政策性贷款的比重不断下降) , 利率自由化尚未完成。韩国金融约束下经济发展与金融改革给我国金融改革带来了宝贵的启示:

(一) 坚持金融深化的最终目标不动摇

在金融深化过程中, 智利经历过高通胀的痛苦, 墨西哥也遭遇过“比索危机”, 这一系列金融危机的产生, 固然是因为当今世界金融体系还存在着不少漏洞, 但也与当事国激进的金融政策密不可分。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与资本的自由流动虽然使一国的金融市场更易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威胁与国际游资的冲击, 但金融深化对当事国经济发展的加速作用仍十分显著, 金融深化总体而言利大于弊。

(二) 借鉴韩国的“金融约束”之路, 渐进稳妥推进金融深化

在金融改革的过程中要遵循经济自由化的最优次序。首先, 政府应该平衡中央政府的财政收支, 控制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 提升人们对政府的信心, 营造出一个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其次, 建立起合理稳定的税收体系, 避免政府的过度举债, 为下一步降低准备金率做准备。再次, 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 使实际利率上升, 增加金融机构之间合理范围内的竞争。最后, 适度降低银行业与金融业的准入门槛, 鼓励金融业内的竞争。在国内金融自由化完成之后, 放开外汇管制, 实现汇率自由化与资本自由流动。

(三) 在金融约束条件下, 政府应当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加强监管”

在当前“金融约束”的条件下, 政府既不是在“金融自由化”状况下, 只是市场的“旁观者”;也不是在“金融抑制”状况下, 只是市场的“命令者”。政府应逐渐摈弃行政命令式的金融市场管理方式, 让金融机构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但金融深化也不是简单地取消一切法规和管理, 让金融业完全放任自由。由于金融深化会对金融体系的稳定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因此在金融深化进程中, 必须加强对金融市场机构的有效监管, 健全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与经济金融调控部门的协调机制。

参考文献

[1]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 (中译本) [M].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2]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 (中译本) [M].上海三联书店, 1988.

[3]胡海鸥, 贾德奎.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 (第二版) [M].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4]赫尔曼, 默尔多克, 斯蒂格利茨.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M].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8.

[5]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 (中译本) [M].上海三联书店, 2000.

经济形势与财政金融 篇2

摘要：金融已逐步由最初中介商品交换的辅助工具发展成为经济活动中一个相对独立因素。一方面，金融通过促进储蓄和投资增长、优化资源配置、便利交换等活动，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金融风险的存在以及不合理的金融发展又令经济增长受阻。因此，合理发展金融不仅能促进经济发展、更能抑制其副作用。这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

金融是货币与信用的融合，它是商品交换与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打破了直接的物物交换中买卖双方在时空上的限制。随后信用的发展又令货币与商品的交换在时空上的限制进一步放开，以至即使在交换双方商品所有权转移后市场仍继续存在，货币也逐渐作为一种可有偿转让的特殊商品成为市场交易对象之一。于是，从商品流通中独立出了一种特殊商品——资本，金融也开始具有真正意义。此后，金融工具逐步由单一的货币形式发展为货币、商业票据、股票债券等多种形式并存，出现了专门经营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以及从事金融活动的金融市场，金融开始由最初中介商品交换的辅助地位逐渐发展成为经济活动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通过其自身的货币发行、信用创造、资源配置等功能影响着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l 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当金融得到健康有效的发展时，它积极促进着经济发展。

1.1 货币的运用降低了交易成本、便利交换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即专业化是提高生产力的首要因素。专业化程度越高，工人越可能发明更先进的机器或生产方法。而金融的作用在于货币的产生大大降低了物物交换中因需求和时间的双重巧合的困难而存在的用于评估商品品质、掌握商品信息的单位交易成本，便利了交换，从而实现市场范围扩大专业化程度提高。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单位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仍会下降。这一作用更为加强。

1.2 金融能促进储蓄和投资的增长，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推进。而储蓄是提供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特别是在经济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过程，储蓄率的高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几乎所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伴随着储蓄率的上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日本。日本在50至70年代的高速发展时期，储蓄率曾达到40％的水平。在促进储蓄率上升的因素中，金融是最重要的一个。金融的特点在于资金融通，而利息率使当前消费转化为未来消费、实物储蓄转化为货币储蓄揩蓄增值并转化为投资成为可能，这就决定了它有条件吸收社会中的闲散资金转化为储蓄，从而为生产提供资金采源。此外，金融的特点又使它成为动员储蓄和投资的最佳途径：一方面，把分散的储蓄者用于投资或存储的资金集中起来需要大量信息和投资渠道，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而流动性金融市场能增强金融工具的多样性和流动性、满足持有多样化证券组合的需要；另一方面，动员储蓄牵涉大量筹资企业与拥有剩余资金的诸多投资者，金融中介能以最低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最大量地动员储蓄，有效避免信息不对称的弊端。

1.3 金融发展实现了资金的合理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本效率首先，金融能降低长期投资的流动性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需要长期的资金占用，为此储蓄者必须承担因资金长期被占用而产生的资金流动性风险，以致不愿长期投资。而资本市场交易、各种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中介的往来存款业务以及针对外部冲击对流动性投资和非流动性投资进行的动态均衡组合部位金融具有降低和分散流动性风险的能力，向力图回避流动性风险的储蓄者提供最大眼度的保险。这使更多资金会流向周期较长的项目。正是基于这一作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才能拥有充足的资本支持它最终完成。其次。金融的存在能大大节约信息成本。金融中介具有较个体储蓄投资者更强的获取和处理众多企业、管理者和经济环境方面信息的能力和专业评估技术。这使它为其成员提供投资信息服务的成本比个体储蓄投资者通过个人努力获取信息的成本要低得多。

再者，金融体系能降低监督成本，改进对资金使用者销监督。资金所有者在投资时需要

核实项目质量和项目回报，这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提高投资成本。同时资金使用者夸大投资收益、掩盖经营问题的内在倾向又会使这种监督成本加大。为此。金融能借助其专业技能和中介地位来代理资金所有者对资金使用者的监督。提高监督的有效性。

此外，金融业为社会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并促进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这些都不同程度地为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金融对经济发展的阻滞作用金融在经济运行中所处的重要地垃不仅体现在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整个经济体系正常运转的冲击也显示出它对经济的负面效应。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更使人们认识到金融的稳健发展对于全球经济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性。

2.1 金融活动中的不确定性令金融风险客观存在在经济生活中，只要存在不确定性，风险就存在。金融业是高负债经营的产业，自有资金所占比重小，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将其对零散储户的流动性负债转化为对借款人的非流动性债权来实现。但这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储蓄者对金融机构有信心；二是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筛选和监督高效FB确。由于不能确定这两个条件能否满足，金融风险就客观存在：一方面，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性和市场经济主体对客观认识的有限性，即使银行经营稳健，储户能认识到全体不挤兑更利于集体利益，但在面临“囚徒困境”时仍可能为降低预期风险而参与挤兑；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主体存在机会主义倾向，金融机构管理者趋于采用高风险、高收益的投机策略，以致金融资产质量下降。同时贷款者也可能采用不正当手段，如欺骗、违背合约以及钻制度的空子来不合理占用资金。致使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监督有限。

2.2 金融对经济运行的广泛渗透性、扩散性使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首先，金融机构作为储蓄和投资的信用中介组织，它的经营失策必将连锁造成众多储蓄者和投资者蒙受损失。其次，银行创造存款货币扩张信用的功能也令金融风险具有数倍扩散的效应。再者，银行同业支付清算系统把所有银行联在一起，任一银行的支付困难都可能酿成全系统的流动性风险。最后，信息不对称会使某一金融机构的困难被误认为全金融业的危机，从而引发恐慌。金融的这些特殊性令其风险相对其它行业而言具有快速、面广的特点。使局部性金融困难能快速演变成全局性金融动荡甚至经济危机。

2.3 金融资产的高度流动性金融风险的隐蔽性以及金融危机的突发性令金融风险易于剧变成金融危机并严重危害经济

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国际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以及科技进步令各地区金融资源融合和互动的规模加大、速度加快，一国或一地区的金融风险能很快传染到别国或别的地区。与此同时，信用存在的有借有还、借新还旧、贷款还息等特点以及银行垄断或政府干预等外在因素又很容易将其掩盖，使其得不到及时解决并日益严重。待到这种金融风险渐进累积到一定程度才爆发时，就已演变成金融危机，并加剧对经济和社会的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来势之猛，使马来西亚的人均国民财富水平倒退10年，使泰国的国民财富损失近一半。这场危机还使1998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降低1个百分点，意味着比前一年下降1/3.而危机的成因就在于长期累积的金融风险的最终爆发。

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与经济衰退 篇3

金融危机是指一个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且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目前发生在欧美大规模的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倒闭就是明显的金融危机。

而经济危机主要是指经济基本面发生极端恶化，大量企业倒闭，社会经济陷入极端萧条中。有的学者把经济危机分为被动型危机与主动型危机两种类型。所谓被动型经济危机是指该国宏观经济管理当局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出现经济的严重衰退或大幅度的货币贬值从而引发金融危机进而演化为经济危机的情况。而主动型危机是指宏观经济管理当局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采取的政策行为的结果，危机或经济衰退可以视作为改革的机会成本。

经济衰退指经济出现停滞或负增长的时期。不同的国家对衰退有不同的定义，但美国以经济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为衰退的定义被人们广泛使用。经济衰退可能会导致多项经济指标同时出现下滑，比如就业、投资和公司盈利，其他伴随现象还包括下跌的物价（通货紧缩）。当然，如果经济处于滞胀的状态下，物价也可能快速上涨。经济衰退表现为普遍性的经济活力下降，和随之产生的大量工人失业。严重的经济衰退会被定义为经济萧条。毁灭性的经济衰退则被称为经济崩溃。经济衰退与过量商品存货、消费量的下降（可能由于对未来失去信心）、技术创新和新资本积累的缺乏，以及股市的随机性有关。凯恩斯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历史上最糟糕的经济衰退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失业率大约是25%，也就是说4个人中就有1个人失业。

由于目前发生的金融风暴只是集中于金融企业的倒闭，并没有引发经济基本面的极端恶化，因此目前的危机只是金融危机。但金融危机可以发展为经济危机，如1929年出现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就是最初由发生在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引发的。而经济危机的爆发又会造成长时期的经济衰退。

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与经济衰退 篇4

金融危机是指一个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 (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 的急剧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 而且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目前发生在欧美大规模的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倒闭就是明显的金融危机。

而经济危机主要是指经济基本面发生极端恶化, 大量企业倒闭, 社会经济陷入极端萧条中。有的学者把经济危机分为被动型危机与主动型危机两种类型。所谓被动型经济危机是指该国宏观经济管理当局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出现经济的严重衰退或大幅度的货币贬值从而引发金融危机进而演化为经济危机的情况。而主动型危机是指宏观经济管理当局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采取的政策行为的结果, 危机或经济衰退可以视作为改革的机会成本。

经济衰退指经济出现停滞或负增长的时期。不同的国家对衰退有不同的定义, 但美国以经济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为衰退的定义被人们广泛使用。经济衰退可能会导致多项经济指标同时出现下滑, 比如就业、投资和公司盈利, 其他伴随现象还包括下跌的物价 (通货紧缩) 。当然, 如果经济处于滞胀的状态下, 物价也可能快速上涨。经济衰退表现为普遍性的经济活力下降, 和随之产生的大量工人失业。严重的经济衰退会被定义为经济萧条。毁灭性的经济衰退则被称为经济崩溃。经济衰退与过量商品存货、消费量的下降 (可能由于对未来失去信心) 、技术创新和新资本积累的缺乏, 以及股市的随机性有关。凯恩斯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历史上最糟糕的经济衰退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 当时的失业率大约是25%, 也就是说4个人中就有1个人失业。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探析 篇5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流派；关系；探析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世界经济发展史反复证明，金融抑制和金融过度都会损害经济增长。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经济要实现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必须能够正确把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建立起与经济快速增长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这不仅关乎金融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也关系到能否顺利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的流派

从早期的古典经济学算起，西方经济学界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迄今已有三百余年历史。在这场长期论争中，有两种作用机制一直备受关注：一是货币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二是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根据对这两种作用机制的不同理解，大体上可以把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流派分为金融无关论、金融促进论和金融从属论三种代写论文。

金融与经济增长无关论。古典经济学家将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抽象成货币变量与实际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西方经济学中的“两分法”。在此基础上，萨伊提出货币中性论，强调货币数量的改变只会造成物价水平等比例的上升或下降，对生产供给、实际产出和就业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即货币只是实体经济的面纱。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货币只不过是经济运行的润滑剂。使得商品交换更加容易和顺畅，而对经济中的实际变量并不发生实质性的影响。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函数是极其稳定的，短期内由于存在适应性预期，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可以影响产量和物价；但从长期看，产出量是由劳动、资本和技术等非货币因素决定的，货币供应量只决定物价水平。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只有未预期的货币变动能够影响短期真实变量。从长期看，由于货币政策是可预期的，货币变动只会引起价格水平的相应变化，而对真实产量和就业没有影响。尽管理性预期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货币面纱”论，但仍坚信金融与经济增长无关。

金融促进经济增长论。有关货币流通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的讨论，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他认为，慎重的商业活动可增进一国产业，但增进产业的方法不在于增进一国资本，而在于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早在19世纪末就认识到古典货币中性论的不足，指出，在信用制度条件下，货币对经济活动起着积极的作用。只有在货币利率等于自然利率、一般物价水平稳定的状态下，货币才是中性的。熊彼特则从信用创造的视角突出了银行体系对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他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在于创新，而功能健全的银行可以对企业家进行筛选，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指出，未来的不确定性是货币经济的主要特征，通过利率对投资的诱导作用，货币就能影响国民收入的产出水平。凯恩斯还通过总量分析，把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克服了古典经济学“二分法”的不足，实现了对早期货币中性论的质的突破。20世纪50年代，约翰·格利和爱德华·肖阐述了金融中介在储蓄一投资转化机制中的重要作用，揭开了金融理论研究的序幕。此后，金融因素逐渐在经济理论中得到重视，并凸显成为同土地、资本、劳动同样重要的经济增长因素。1969年，现代比较金融学的奠基人戈德史密斯指出，以初级证券和次级证券为形式的金融上层结构加速了经济增长，改善了经济运行，为资金转移到最佳的使用者手中提供了便利。20世纪70年代，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的分析中，将货币与非货币资产、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统一起来，阐述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之后，卡普尔等人把麦金农和肖的静态分析发展成为动态分析，进一步阐明了金融深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内生金融理论强调，资本效率的改进得益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把资本分配到最佳可能用途上所起的关键作用。

金融从属于经济增长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琼·罗宾逊反对熊彼特关于金融部门引导产业部门并激发技术创新行为和企业家精神的论断，强调经济发展为某种特定形式的金融安排创造了需求，而金融体系只是对这些需求作出反应，从而否认了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多恩布什认为，金融储蓄与真实利率并不相关。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不同视角

在Shumpeter(1969)、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和Shaw(1973)做出开创性研究之后，有关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逐步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点。后来的研究(包括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或通过证明两变量间相关关系的存在性、或通过分析两变量之间的因果方向、或通过研究两变量间的传导机制，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认识。近年来，国外学者DemirgucKunt＆Levine(1996)，Thakor(1996)，Levine(1997)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很有建树；而许多国内学者也基于中国数据、利用不同方法对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过检验。

综述以上研究，学者们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变量间的相关度和因果方向具有不同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视角：第一种视角是“供给拉动性”(supply—leading)观点，即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根据这种观点，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推进渠道有：(1)通过提升资本积累效率并依次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Goldsmith，1969)；(2)通过提高储蓄率进而带动投资率(McKinnon，1973；Shaw，1973)。换句话说，通过增加储蓄规模和改进投资效率，金融发展将拉动更高的经济增长，这种观点得到了相关大量实证研究的证明(如Bencivenga&Smith．1991；Greenwood&Jovanovic，1990；Thakor，1996)；第二种视角由Robinson(1952)最先提出，即金融发展“追从”经济增长的“需求引致性”(demand—following)观点。该种观点认为，实体经济的扩张增加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而导致金融产业的发展，对这种观点的实证支持可参见近年来的一些相关文献(Demetrides＆Hussein，1996；Friedman＆Schwartz．1963；Ireland，1994)；第三种视角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变量是互为因果的，即金融发展和

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联系(Demetrides＆Hussein，1996；Greenwood&Smith，1997)；第四种视角则缘于Lucas(1988)，他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联系，而“经济学家常常过度强调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作用”。

三、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在中国的检验

众多理论分析与计量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力度有限，甚至有些指标还呈现负面影响；总体来看，我国的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落后的金融体制已经严重束缚了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互为促进的关系体现在我国对金融体制所进行的渐进式改革具有一定的经济绩效，能够带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对我国金融的深化也具有持续的推动作用。但是，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者间因果关系也存在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从侧面说明，我国的金融发展相对于同期的经济增长具有不匹配性，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还不及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考察其深层原因仍在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目前我国的金融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现行的金融体制已无法满足企业扩张带来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加入WTO后的外来竞争压力也迫使企业和银行对融资机制做出新的调整。改善目前的落后的金融发展局面，一方面要努力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让企业更多的利用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改善融资机制，消除“所有制歧视”，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另一方面加速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规范。发掘债券市场的潜力，为直接融资提供更大空间，并且积极推进非国有银行和中小银行的发展，促成金融机构的合理竞争。有理由相信，加快金融深化和金融体系改革必将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

四、对我国金融政策的启示

一是结合人世和金融业对外开放提供的发展机遇，加快金融市场结构的调整步伐，尽快建立起多层次、能够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的市场体系，重点是发展证券市场和建立健全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大力推进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改善企业融资结构。二是鼓励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在加快金融业电子化和网络化建设的同时，尽快推出期权、货币互换等衍生工具，择机推出利率期货、货币期货，完善衍生市场，为企业经营与投资提供必要的规避或分散金融风险的工具。三是要加快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的改造，建立健全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增强金融机构对金融风险的自我防范能力。四是进一步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在分业监管和增强市场监管作用的基础上，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提高统一监管能力，在促进金融业稳健发展的同时，防范金融泡沫化。五是在全

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衰退 篇6

当前金融海啸,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在实体经济领域掀起强烈冲击波,正在造成更为严重的实质性危害,导致众多国家的就业、生产、消费、外贸出现同步大幅度下降。今年二月,日本的外贸萎缩幅度创下历史纪录,出口额大幅度下降49.4%,进口额则下降43.9%。第一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15.4%,创下有史以来最大跌幅,成为工业发达国家中整体经济跌幅最大的国家。今年三月欧盟工业生产同比下降20.2%,也创下有史以来最大跌幅纪录。俄罗斯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萎缩了9.5%,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5%。

美联储前主席沃克尔称当前危机的扩散速度,已经超过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这一看法现已得到了定量实证分析的证实。美国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进行的一项研究,比较了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与一九二九年大萧条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前国际贸易的下滑速度远远超过了一九二九年大萧条,从二○○八年四月到今年二月的十个月间国际贸易下降的幅度,超过了从一九二九年六月以后二十五个月份的国际贸易下降幅度。

第一轮金融海啸造成的华尔街大投行纷纷倒闭不会直接影响人们生活。但是,实体经济陷入衰退则会造成实质性危害。尽管当前全球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尚不及大萧条,但是,人们必须正视其扩散速度已经超过大萧条,倘若这一趋势无法扭转将出现比大萧条更严重的后果。人们早已习惯“雷曼”倒闭带来的心理震撼,对美欧大银行仍然险象环生见怪不怪,更为严重的第二轮金融海啸即使发生,也未必产生像以前一样的心理冲击。但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实体经济正已超过大萧条的速度恶化,这恰恰发生在美欧注入巨资救市的同时,这表明美欧救市方式无力挽救实体经济衰退。

有人认为美欧注资救市的措施已显现成效,全球经济已出现触底反弹的迹象,因此不会再发生第二轮金融海啸。其实,美欧救市资金主要流入了虚拟金融部门,奥巴马提出的八千亿美元公共投资计划,仅占截至二月份各种救市计划总金额的8%。正当经济衰退以超过大萧条的速度扩散时,美欧政府却如此重视虚拟经济而忽视实体经济,这将带来更多的不是“希望”而是“失望”,难怪巨资救市丝毫没有减缓实体经济衰退速度,偶尔显露的经济复苏迹象如此脆弱且易夭折,如美国新房开工量二月份曾一度反弹,四月份又大幅下挫,甚至创下52%的有史以来最大跌幅。倘若实体经济的众多领域继续恶化,不断刷新超过大萧条的跌幅纪录,这种险象必然反过来冲击银行金融体系,导致更大金融衍生品泡沫,不断为引爆第二轮金融海啸积蓄能量。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不赞成全球经济危机已经触底的说法,他认为全球经济正在进入第二轮金融危机,第一轮危机引发了波及全球的经济衰退,然后向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呈现纵深发展,导致企业盈利能力和偿还贷款能力急剧下降,反过来进一步冲击银行金融体系和资产泡沫,从而导致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呈现交替恶化状况。伦敦G20峰会回避了美欧银行体系的巨额有毒资产问题,这一问题的源头是规模庞大的金融衍生品泡沫,因而经济刺激计划难以推动全球经济复苏。

金融衍生品泡沫不断爆破的危险

美国次贷危机给美欧金融体系带来如此巨大的冲击,关键要归功于美欧流行的金融创新的巨大作用。美国的各种金融机构对三四千亿美元规模的次级贷款进行重新包装,在此基础上又创造了高出数十倍的次贷债券和相关金融衍生产品。美国金融学教科书称金融衍生品有避免风险的作用,但事实证明金融衍生品是金融投机而非避险工具,根本没有起到分散和防止经济风险的作用,反而具有强烈的放大、扩散经济风险的潜在危害。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承认资本贪婪是酿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但是,他竭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取消政府监管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放纵资本贪欲已造成了各种金融投机泡沫的无限制膨胀,美国的金融衍生品规模高达六百多万亿美元,比较美国十四万亿的国内生产总值高出五十倍,比较世界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还高出十多倍,因而,这种金融衍生品一旦引爆将具有摧毁全球经济的巨大能量。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迈龙·斯科莱曾因发明金融衍生品定价模型获诺贝尔奖,他在经历其创办的长期资本公司破产后终于有所悔悟,他现在认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唯一途径是彻底冻结、清除、销毁全部金融衍生产品,包括声称旨在规避风险的信用违约掉期衍生产品(CDS)。斯科莱认为倘若伦敦G20峰会不采取这样的坚决措施,就会重演一九三二年洛桑国际会议丧失挽救大萧条机遇的悲剧。美欧大财团控制的主流媒体有意回避解决银行有毒资产问题的关键,在于冻结高达天文数字的金融衍生品坏债,以有利于金融资本绑架政府通过注资救市兑现这些投机赌债,这些本质与拉斯维加斯赌债相同的废纸,就仿佛变成了金融资本取之不尽的摇钱树。

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各大银行的股价普遍大幅度下挫,自有资本的大幅度缩小进一步削弱了其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今年一月二十二日,据美国《货币与市场》刊登马丁·威斯博士文章提供的数据,花旗银行持有各种金融衍生品金额高达三十九万亿美元,相当于其拥有的两万亿美元资产的十九倍,相当于其拥有的二百亿美元总资本额的近两千倍。由于美国法律不要求银行企业披露持有金融衍生品数据,人们无法判断花旗银行持有的各种金融衍生品中,有多少属于与次贷有关的高风险金融衍生品,有多少是同雷曼、贝尔斯登等濒危公司的交易,有多少同日趋恶化的企业债券和消费信贷联系在一起,但是,由于几乎所有美国金融机构都持有巨额的金融衍生品,它们通过复杂的相互连锁交易被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人们可以肯定花旗银行正处于高度风险之中,其拥有金融衍生品出现千分之一损失就足以导致彻底破产,并且通过连锁交易迅速传染给众多其他金融机构。美国摩根大通银行持有的金融衍生品数量更大,相当于花旗银行持有数量的233%,相当于其拥有总资产的四十多倍,倘若摩根大通银行的财务状况出现恶化,影响其履行同交易对手的金融衍生品合同,或相反其交易对手出现财务困难或濒临破产,导致摩根大通银行蒙受轻微的金融衍生品损失,顷刻之间就能使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成倍恶化。

当前,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和升级的冲击之下,美欧的金融机构和工业企业纷纷陷入经营困境,它们发行的金融和企业债券违约率出现迅速攀升。美国企业债券的规模高达二十二万亿美元,预计有高达数万亿企业债券可能出现违约的风险。由于次贷危机导致美国零售商业大幅度衰退,房地产贷款违约已从住宅蔓延到商业房地产,众多大百货商场、连锁店、超市正成为新的房贷违约者。美国曾准确预测次贷危机的鲁比尼教授认为,二○○九年美国房地产贷款的违约率可能上升到40%,即全部十二万亿美元的房地产贷款中有四点八万亿出现违约。美国现在已有三十个州的政府出现了财政资金困境,它们发行的公用事业市政债券的违约率也会大幅度增长。由于居民收入下降和失业状况日趋严重的影响,美国消费贷款、信用卡、汽车贷款的质量也严重恶化。美国企业债券、市政债券和消费信贷的违约率的不断上升,可能引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更大规模的金融衍生产品,造成比较次贷危机还要猛烈许多倍的冲击。

重视金融危机预警有助于避免重大损失

当前,大多数西方金融专家尚未察觉到全球金融危机可能骤然升级的危险,正像以前他们也未能察觉到美国爆发严重金融危机的危险。美国政府高官称无人能预见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其实是他们对这样的预测有意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笔者十年前撰写的专著《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就指出美国面临着发生严重金融危机的危险,可能导致货币金融体系崩溃并引发全球大萧条。“美国所有大银行从事金融衍生品投机的规模,均超过了自有资本的一两百倍,一旦整个泡沫中止了不断膨胀的过程,就会以‘核爆炸’般的‘逆转的金融杠杆’机制,导致沉溺于投机的众多金融机构坏账累累,大批企业和银行濒临全面破产的边缘。”笔者的专著还指出,“美国的泡沫经济显示了超常的持久性,原因之一是美元拥有特殊国际地位,国内储蓄率为负并存在着巨额贸易逆差,也能吸纳全世界的物质财富来维持泡沫,尽管泡沫维持和破灭的趋势同时存在,很难准确地预测泡沫膨胀何时发生逆转,但是,这种不正常状况最终是难以持续的,我国必须做好防范最坏情况的准备”。(《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杨斌著,经济管理出版社二○○○年版,152页)

西方主流媒体正强调微弱的经济复苏迹象,指责关于金融危机升级的预警是扰乱人心。但是,自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风暴以来,人们发现轻信主流媒体乐观论调的大多数人和企业,到头来为自己的盲目乐观付出了惨痛代价,而因听取危机预警未雨绸缪的少数人和企业,却能幸运地避免蒙受重大损失甚至破产厄运。不少人仅将《货币战争》看做茶余饭后消遣的畅销书,其实,该书中包含着关于美国将会爆发次贷危机的准确预警,倘若参透该书价值可帮助人们避免巨大经济损失。当前该书作者宋鸿宾又发出了二○○九年很可能爆发第二轮全球金融海啸,其强度将三倍于二○○八年的第一轮金融海啸的预警。

国际上也有少数研究机构数年前曾成功预见到美国金融危机,当前这些机构也都发出了美元严重贬值和全球性通货膨胀的预警。欧洲有一家得到荷兰基金会支持的全球趋势预测研究机构(GEAB),数年前曾准确预见到美国将会爆发次贷危机。特别可贵的是,这家研究机构对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事件顺序、时间和强度也有准确预测,该机构对国际重要财经趋势预测的准确率高达80%。但该研究机构关于美国将会爆发次贷危机的预测,遭到了美欧大财团控制的主流媒体的激烈批评和攻击。欧洲有少数银行和投资基金由于重视该机构的预测,成功避免了像众多欧洲银行那样蒙受巨大的冲击和损失。欧洲也有不少民众听取了该机构的经济预测和建议,调整投资策略成功避免了在股市、楼市上遭受重大损失。这家欧洲全球趋势预测机构认为二○○九年全球金融危机将会出现急剧升级,令世界各国感受到美欧政府继续沿用现行的巨资救市政策是无效的,银行系统面临的危机不是流动性短缺而是丧失偿付能力的全面破产危机。

大多数中外经济学家之所以未能预见到美国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过于信赖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数据和分析判断,而这些国际权威机构往往有意筛选、隐瞒和扭曲向公众发布的重要经济信息。二○○六年欧洲全球趋势预测研究机构发布分析,认为美国的M3广义货币发行数据暴露出美元资产存在着严重风险,美联储为防止国际投资者担忧美元风险,三个月之后在其统计报告中取消了公布M3数据。二○○八年九月美国次贷危机明显恶化之后,有些中国经济学家仍然坚称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轻微,理由是美国二○○八年前两个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良好,但后来不久美国统计局就修改了以前的数据,称早在二○○七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就已步入衰退。国际权威机构往往深受为其提供幕后资助的大财团的影响和控制,这些机构公布的数据和分析判断也往往服从于大财团的利益和意志。倘若国际投机者了解到了美国M3广义货币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或许就能及时准确判断出美国次贷危机的严重程度,这样就会妨碍掌握内情的美国华尔街金融财团提前抛售有毒资产,

尽管国际权威机构往往隐瞒和扭曲重要的经济数据信息,但是只要不盲目轻信还是能从中看出不少破绽,从而对其舆论误导提出置疑并发现早期预警迹象。宋鸿宾根据房地产价格上涨高于收入上涨必然出现拐点,从而推断次贷债券大范围违约将引发次贷危机,二○○七年他根据次贷合同利率重设的集中时段,正确推断二○○八年七、八、九月将出现大规模次贷违约,并且通过高杠杆次贷金融衍生品引发第一轮金融海啸。宋鸿宾置疑为何国际权威机构比他掌握更为详尽的数据,却无人能够预见次贷危机并向公众及时发出预警。他根据房利美在次贷繁盛期就开始布置裁员应对财务危机,推断美联储和华尔街大财团高层人物早就知道次贷危机迫近,房利美蓄意做亏的奇怪交易也表明上层高管在悄悄转移财富,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盲目轻信权威致使他们未能发现疑点。

中国媒体往往责怪曾正确发出危机预警的少数学者,为何未能提供更为详尽的数据支持其分析预测,但却很少置疑美国政府、权威评级机构和银行金融机构,为何不将其详尽掌握的重要数据信息公之于众,特别是关系到中小投资者和海外投资者的利益,能够揭示美元金融资产潜在风险的重要统计数据和信息。花旗银行、贝尔斯登、雷曼公司、美国国际集团等都是美国上市公司,它们有义务向公众和海外投资者提供反映经营状况的数据,特别是涉及重大投资风险的金融衍生品数据。格林斯潘深知金融衍生品具有巨大的风险性,他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曾多次组织巨资救市,以阻止整个金融市场因金融衍生品坏账发生崩溃。一九九九年美国老虎基金濒临破产几乎引发金融市场崩溃,格林斯潘动用了三百多亿美元巨资用于挽救金融市场。格林斯潘肩负着监管金融机构和维护公众利益的职责,却将维护华尔街投机自由置于公众利益之上。他不仅不要求金融机构公开持有金融衍生品的数据,还积极推动国会通过立法永久废除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格林斯潘认为最少的政府监管就是最好的政府监管,金融衍生品创新能够帮助金融业自发规避风险。如果金融衍生品真是为了避免风险而不是高杠杆投机套利,就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向国内外投资者、债权人和公众披露,因为高杠杆金融衍生品比较一般资产负债表数据更值得投资者关心。倘若公众了解雷曼、贝尔斯登持有各种金融衍生品的详细数据,就能准确判断出这些公司发生亏空的时间和严重程度,将会产生多大范围的扩散影响并波及那些具体金融机构。美联储、各种权威评级机构无疑掌握上述详细数据,他们清楚地知晓次贷危机迫近却没有向公众发出任何预警,相反他们在明知雷曼等公司陷入困境时还隐瞒其真实财务状况,积极将其有毒资产包装成3A债券推销到全世界。

国内外成功预见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少数学者和研究机构,他们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抛弃了西方经济学的狭隘抽象研究方法,特别是西方经济学脱离现实的种种假设,运用了一种从现实出发的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将现实经济问题与国际政治、国际战略密切联系起来,与不同利益集团为追求经济利益进行的博弈、斗争联系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研究方法继承了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运用这种研究方法就不会盲目迷信新自由主义,不会迷信美国推荐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就不会轻信美国权威机构公布的数据和分析判断,就能够洞察西方主流媒体舆论误导存在的破绽和漏洞,从中发现可能诱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和早期预警迹象。在美国政府和金融财团出于战略目的和谋利动机,有意隐瞒有关金融风险的重要统计数据的情况下,运用上述研究方法才能客观地发现重大现实矛盾,对于维护中国的经济金融安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当前财政经济形势与体制改革探讨 篇7

一、我国当前的财政经济形势

(一) 中小企业陷入困局

目前, 我国的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筹资、运营等方面的困难, 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我国抽紧银根的货币政策以及外部国际环境的影响。但同时, 这些困境也逼迫着中小企业在产品的换代升级上苦下功夫, 对我国中小企业在未来的发展起到了一些积极的正面效应, 正所谓苦练内功从而提升其核心竞争力。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就是凭借着市场竞争的力量将其中那些产能落后或者过剩的企业淘汰掉。政府在这中间就要把握好“优胜劣汰”的尺度, 不能将压力施加得过大, 造成大量中小企业的倒闭, 这样就极容易激化社会失业的矛盾, 从而影响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大局。

(二) 民生问题存在紧迫性和复杂性

民生问题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核心问题, 对民生问题的改善工作一直是国务院和党中央关心的重点问题。但在实际的运行管理工作中, 民生问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 当前城市居民最为关心的住房问题, 虽然各地已经出台了双轨框架政策, 即“商品房总经理管, 保障房总理管”的模式, 但要真正地切实做好保障房的建设工作还存在着非常明显的挑战。同时, 民生问题大多数是当前人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因此, 它具有时间上的紧迫性, 这也同样给政府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三) 资源品比价关系以及价格机制问题不容回避

我国的电力行业和能源行业一直存在着煤电比价关系理不顺的问题, 特别是近几年来出现的“电荒”问题, 都是受到了我国长期以来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对深层次的问题进行明确的批示和解决的影响, 使得我国的能源品在其比价关系以及价格形成机制方面无法达成一致, 从而造成各类社会经济矛盾的不断激化, 甚至出现像“集体静坐”这样的大规模的社会问题。这一问题如若不能及时、正确地得到合理解决, 势必影响和威胁到我国未来财政经济的建设和发展, 进而导致国内社会环境的不稳定。因此, 国家必须对这一方面的工作加以重视, 将改革决心、思路、时机把握、方案设计等方面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及早转变成确定性因素, 从而稳定国内的资源市场。

(四) 多种因素造成当前物价的持续上涨, 其趋势仍不明朗

近几年来, 我国的经济市场物价一直呈现上升的趋势,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例如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 进口的原材料和大宗商品在价格上不受我国约束, 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等, 这些都造成国内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同时, 由于我国对外贸易的依存程度较高, 因此在结汇方面的压力也较大, 在用存准率、央票手段对已经投放的基础货币进行流动性的对冲时, 常常无法冲“干净”, 这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市场物价的不断上涨。但是, 我们也要看到积极的一面, 当前市场物价的飙高并不代表着它在未来依然走高, 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必将出现回调。

二、我国当前的财政体制改革

(一) 总量控制

在财政经济的总量上, 政府要积极采用有效的措施来稳定当前的规模, 以确保宏观税赋不会受到来自负面因素的影响。同时, 考虑到我国目前财政赤字水平依旧较低, 且它对利率的影响作用较小, 国家可以在财政赤字上下功夫, 并在经济波动严重阶段, 科学正确地利用财政赤字来分担政府在应对经济衰退时所面临的压力和负担。

(二) 积极进行支出结构的调整

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积极的调整其目的就在于确保多重目标下财政经济体制的平衡。在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调整期间, 要加大在失业保险上的投入, 以确保经济形势的稳定。同时, 还要对其中的收入分配状况进行完善和调整, 大幅度地提高在财政支出中以城乡低保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救助投入。

(三) 加强收入结构的调整

在十二五期间, 国家要加大对收入结构的调整, 以便调节收入分配, 并对经济波动和环境污染问题进行预防和治理。国家要不断加强对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在征收制度上的完善, 提高它们在政府收入结构中的比重。同时, 还要提高宏观经济的调控水平, 提高碳产品在税收上的税率, 降低增值税在总税收中的比重, 从而减少二氧化碳等污染物质的排放。

(四) 国家要减少转移支付的规模, 转变其在财政体制中的职能角色

在十二五期间, 我国各级政府要对彼此之间的财政关系进行优化和调整, 充分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真正发挥支出、税收等工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同时, 还要建立一个国内统一的财政管理机制, 由中央财政直接对社会救助制度、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负责, 使中央财政从原来的政策制定者逐步转变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三、结语

“十二五”期间, 财政体系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 需要考虑预防和治理经济波动、改善收入分配以及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等, 财政体制改革需要在多目标之下进行权衡。

摘要：十二五规划以来, 我国的财政经济形势和体制改革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就当前财政经济形势进行分析, 并就如何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从而不断推动和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平稳、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财政,经济形势,体制改革

参考文献

[1]郑新业.“十二五”财政体制改革建议[J].经济展望, 2012, (01)

[2]胡月英.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探讨[J].改革与战略, 2010, (10)

奥运经济与奥运金融 篇8

一、奥运经济给奥运金融发展提供了机遇

在奥运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金融业凭借自身业务属性的优势, 率先搭上了奥运经济的快车。众所周知, 举办一届奥运会是要大动土木的, 除了奥运赛事所需的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外, 还包括奥运村、媒体村、会议中心, 以及残奥会场馆的的建设等等。如此庞大的工程不仅需要技术上的强力支持, 还需要一条畅通无阻的资金链条作为保证其顺利实施的基础条件。但是如此庞大的资金需求仅靠政府支持是远远不够的。这就为金融机构提供了一个分享奥运盛宴的机会。2003年4月, 中行与北京市政府签署了《金融合作协议》, 根据《金融合作协议》, 中行承诺在2008年之前, 将提供1000亿元人民币用于北京市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所需的融资服务。可以说, 北京奥运会给中国金融业带来巨大的商机。

二、奥运金融发展的突破口

1. 金融支付产业

如果将门票刷卡比作奥运催生的偌大金融支付市场的入口, 那么与其相比与奥运相关的旅游、餐饮、酒店、消费等领域才是银行卡刷卡消费的重头戏。特别是在中国, 刷卡消费所占比例还远远没达到预期水平, 无论是签约商户数量、POS受理环境还是刷卡消费习惯都还未达标。不过毫无疑问的是, 奥运倒计时的钟声将对金融支付产业起到催化剂的作用.金融支付将进入井喷式发展阶段。

2. 银行管理业务

我国银行业能否为参与奥运盛事的各界来宾提供全方位、立体化、高质量和更加便捷的金融服务, 直接与网络、技术、资金和人员保障能力有关。当然信息技术是金融服务系统的基本支撑。中国银行正发挥奥运会合作伙伴的优势, 在奥运村等奥运区域内设立营业网点, 有计划、有步骤地完善奥运场馆周边网点布局, 与VISA国际组织共同合作, 在奥运现场安装ATM和POS机, 携手拓展奥运会相关城市商户受理网络。从目前已经开展的奥运相关市场开发和运营看, 中行总的回报和收益比较理想。从直接收益看, 围绕北京奥运会筹备开展的各种资金管理业务, 代售北京奥运会门票、代销奥运特许商品和开设非居民临时法人账户等业务.已成为中行业务收入新增长点。从间接收益看, 北京奥运会在提高中行金融服务水平、提升产品创新能力、拓展客户关系, 以及建立品牌差异化优势等方面作用日益凸现。

3. 自助服务市场

在银行的运营、管理和服务全面国际化的大背景下金融服务将不断前移, 企业也会更加关注自动化和渠道集成。奥运金融自助服务工程无疑会促进金融行业与产业链各方的联合, 全面推进金融业技术的应用.将使我国金融行业系统进入一个全新时代。

全球领先的金融自助服务解决方案供应商NCR公司宣布, 快捷、便利安全的金融自助服务将成为中国成功承办重大赛事和国际活动的必备条件, 而日益频繁的大型活动也将为金融自助服务市场营造无限的拓展空间和难得的发展机遇。目前单一的存取款功能的ATM机远远不能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服务需求, 通过一流的技术和软件实现集存取款、购票、充值、交费等全新功能的ATM将成为市场新宠, 在为消费者带来便利的同时, 协助银行获取更多利润。

4. 风险管理业务

筹办奥运周期长、规模大、影响远。最大限度地防范风险、减少损失确保安全, 是举办一届有特色、高水平奥运会的重要基础。作为保险合作伙伴, 人保财险将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和残奥会, 为北京奥组委、中国奥委会, 以及中国体育代表团提供充足的保险保障服务与资金支持。在最近的几十年里保险作为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 受到各届奥运会组织者的高度重视。这次人保财险加入北京奥运会合作伙伴行列为双方的合作搭建了新的平台。人保财险将通过赞助奥运.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 加速企业的发展。

三、奥运金融发展规划的制定

1. 构建健全的现代金融体系

结合北京特色, 为举办奥运提供全方位的资金支持与服务。第一, 针对混业经营的趋势, 可考虑成立北京金融控股公司, 控股公司是商业银行、北京证券公司等地方性金融企业, 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第二, 加快开放实现金融机构的国际化。要有步骤地吸引具有先进管理经验、运行机制的各类外资金融机构在北京开业或参股首都金融产业, 提高服务奥运的能力;第三, 构建完善发达的金融市场。要着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 推动奥运融资创新。

2. 加强与改进金融监管, 维护良好的金融秩序与环境

建立完备的金融监管体系, 有效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一是各分业监管机构继续加强协调合作, 建立金融企业的强制信息披露制度, 将金融机构置于市场约束与社会各界的监督之下;二是应加强首都金融业的风险防范和控制系统, 完善监管信息系统的建设, 建立和完善早期的风险预警系统;三是要整顿首都金融秩序, 打击金融犯罪, 提高首都金融业的安全性。

摘要：奥运经济必须与金融发展相互依托, 奥运金融应正确选择支持奥运经济的切入点, 以奥运会金融服务和金融环境的建设为重点, 加强金融创新, 确保奥运经济效应的整体实现。

关键词：奥运经济,奥运金融,金融服务

参考文献

[1]邱晓德:奥运经济与发展中国体育金融市场[J].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 2003, 1:28～29

[2]李鹏:奥运会与金融创新[J].广西金融研究, 2008, 1:58～60

当前经济形势与开发性金融的作用 篇9

一、国际经济复苏前景错综复杂, 经济金融格局面临深刻调整

1、债务危机风险凸显, 延缓了经济复苏步伐

今年以来, 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 (PIGS) 等欧洲国家相继爆发主权债务危机, 美国、日本也面临巨大的债务风险, 全球金融市场再次出现大幅震荡。这次债务危机与次贷危机的相似之处在于, 两者都是消费信用的过度透支;不同之处在于, 债务危机是政府为了支撑养老、医疗等社会消费导致政府信用透支造成的。而次贷危机是在土地升值的预期下, 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为住房消费过度融资, 造成个人和金融机构信用透支造成的, 消费特征更加直接和突出。为了应对债务危机, 欧元区各国联手开展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救助计划。同时, 美欧日各国不同程度地推行增税和削减公共开支等财政紧缩政策。这些政策措施势必会导致消费紧缩, 使经济复苏进程更为艰难漫长。

2、经济复苏冷热不均, 世界经济向多极化发展

整体来看, 与发达国家的消费不足、经济低迷相比,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势头总体良好, 成为经济复苏的积极力量, 世界经济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增强。这当中, “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成为当前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人们也纷纷用G2来描述这一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具体来看:

一是美国的霸主地位进一步削弱。长期以来, 美国通过华尔街资本市场把美国消费所产生的债务, 做成泡沫化的各种金融工具卖到全世界, 为美国的高消费筹资。但这次金融危机宣告了这种依赖虚拟资产财富效应支持负债消费的发展模式的破产, 也宣告了华尔街神话的破灭。尽管美国仍将长期是世界头号大国, 但其下行的趋势已不可逆转, 世界各国对美国的信任度也开始严重下降, 不再盲从。

二是欧盟和欧元面临挑战。欧盟的成立和欧元的发行把欧洲分散的力量整合起来, 在经济金融领域直接对美国和美元构成竞争。但债务危机暴露了欧盟和欧元的短板, 也是制约欧盟进一步发展的两个突出问题:一个是欧盟内部的经济失衡与成员国各自为政的矛盾。欧元只是货币的统一, 但财政没有统一, 成员国间又缺乏协调, 使欧盟内部经济发展失衡的问题被放大;另一个是社会高福利和人口老龄化, 导致发展包袱沉重、动力不足。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 将长期拖累欧盟的发展, 影响欧元的作为。

三是日本长期深陷衰退, 发展有限。日本经济在出口拉动和城市化升级的带动下, 自1960年起经历了30年的快速发展期。但日本对美国言听计从, 最终使自己陷入被动。先是在美国的压力下通过“广场协议”使日元升值。之后, 又实施低利率等错误的经济政策, 造成金融资产的吸引力下降, 而房地产的吸引力上升, 地价飙升, 最终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 宣告了日本这一轮城市化的完成, 使日本失去了发展的空间、目标和动力, 出现了自1995年以来经济的持续衰退。

四是中国正在崛起, 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不容忽视的力量。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后, 与发达国家国内市场已经饱和、需求小于供给、失去了经济增长动力的情况不同, 中国在13亿人口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 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内生动力, 并在4万亿的刺激经济措施的配合下, 最大程度抵消了出口减速的拖累, 使中国经济率先实现复苏。同时, 中国抓住机遇努力在国际经济金融格局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比如中国推动东盟建立了12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 与亚洲、拉美国家签署了总额高达65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 向IMF注资500亿美元。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影响力的增强, 开始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肯定, 今年初世行将中国投票权从2.77%调增到4.42%就是证明。

五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有很大潜力, 表现出明显的“中国化拉动”特征。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普遍有着高度的政治互信,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 使这些国家在治国和发展理念上, 都高度认同中国的发展模式, 开始形成高度的经济互信, 并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加深合作。同时, 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合作中受益于中国的广大市场, 分享中国发展的成果, 扩展了自身的发展空间。比如亚洲其他国家有1/4的贸易是与中国开展的, 而与美国的贸易比重则从上世纪90年代的35%下降到18%。

3、国际金融格局将从美元垄断向多种主要货币相互制衡演变

美元依靠世界货币的地位, 以不断贬值来应对债台高筑, 不仅加剧了美元信任危机, 也对全球形成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压力;欧元、英镑汇价也出现大幅下滑。现在, 很多国家提出了要改革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要求:欧洲呼吁建立一个新布雷顿森林体系, 亚洲及拉美一些国家正在积极推动区域性货币合作,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逐步扩大在世行中的份额, 这都显示出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此外, 气候、环境、贸易争端等问题, 也都增添了全球经济复苏和稳定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二、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和发展任务

1、中国正在并将长期处于建设阶段

纵观各国经济发展, 一般要经历建设、产业、消费三大阶段。首先是建设阶段, 这是发展的初级阶段, 特征是基础设施建设任务艰巨, 建设拉动产业和消费。第二是产业阶段。特征是产业发展对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这些社会资源具有较强的调动力, 拉动城市化建设和消费, 对经济贡献最大。当前, 发达国家大多处于产业发展的中后期。第三是消费阶段。这个阶段有形的物质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开始逐步降低, 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量逐步减少, 服务业成为经济主体, 个人消费开始展现出巨大的生命力。特征是经济高度的消费化, 建设和产业都由消费拉动。如美国就是消费阶段最典型的代表。美国进入消费阶段后, 消费信贷迅速发展, 消费增长长期超过投资增长, 住房、信息、文化、医疗等与消费、民生相关的领域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建设、产业、消费三个阶段逐级演进, 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从时间上看, 这三个阶段有先后关系, 是递进的过程, 不可人为跨越;从空间上看, 是可以并存的, 但不同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 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别, 不能机械划分。当前, 我国同时具备建设、产业和消费的特征, 东部沿海较发达地区已经开始走出建设阶段, 处于产业阶段的发展期, 但中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建设阶段, 部分中西部地区还很贫困。所以, 中国建设仍占据主导, 也是主要矛盾, 决定了中国在整体上处于建设阶段。

2、城市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持久动力

城市化是建设阶段的重要特征和实质内容。它不是单纯的国土物理景观和人口构成的变化, 而是推动着两大根本变革:一是土地变资产, 二是农民变市民。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所描述的, 欧洲由工业革命推动城市化大发展。但资本主义的城市化是资本家追逐利润驱动的, 通过剥夺农民土地, 把农民变成无产者, 把地主变成资本家, 解决了资本和劳动力的来源。而中国的城市化是社会革命驱动的, 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 以全民小康、构建和谐社会为使命的, 这是中国与西方城市化本质的不同。还有一个重大不同, 就是中国城市化的人口规模几乎是发达国家已实现城市化人口的两倍。这都决定了中国的城市化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 也是迄今为止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社会革命。

一方面, 城市化将为中国经济实现稳定快速增长提供不竭动力。目前, 我国的城市化率是46%, 还处于较低水平, 但发展很快。估计2020年将达到58%, 2050年将达到75%~80%, 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这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的动力。据测算, 到2025年, 城市化发展带来的总投资需求将近150万亿元, 全国将有13座人口规模超过千万的巨型城市, 建筑面积需求近400亿平方米, 电力需求近9亿千瓦, 有多达170座城市要建立大规模交通系统, 需要铺设50亿平方米的公路和2.8万公里的地铁。城市化同时也会带来社会分工、消费结构的重大变化, 一方面, 农民变市民有利于带动消费;另一方面,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居民消费结构也将升级。所以, 城市化是中国扩大内需的最根本动力。

另一方面, 我们需要统筹城乡建设、产业消费、区域协调、绿色低碳、社会和谐、科学发展等一系列问题, 任务非常艰巨。首先, 统筹考虑均衡发展问题。现在, 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凭借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先富起来, 但中西部地区的人民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状态, 发展差距较大, 需要统筹现在13亿、将来15亿人的小康和福祉大体同步。其次, 统筹考虑就业、消费的平等和普惠问题。很多商品在发展初期通过赢利来加快发展, 等发展到一定规模, 商品的社会性开始凸显, 就要在经济规模效益下向消费者让利实现普惠, 不仅不能大幅涨价, 有的甚至会降价, 比如粮食、电信、医药等。再次, 增强城市和城镇的承载能力, 实现两者协调发展。要注重发挥城市群的重要载体作用, 延续以城市群为主体格局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增强城镇的承载能力, 实现城镇发展模式从粗放向集约转变。最后, 科学统筹协调土地变资产的过程。西方城市化把农民变成失地的无产者, 而中国把土地变资产中的一部分返还给农民, 使农民变成有资产的市民而不是城市贫民。同时, 政府在推动土地变资产中, 要看到土地是所有功能的共同载体, 不能以价格高低作为衡量土地价值的唯一标准, 还要兼顾社会功能, 直接为中低收入住房、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事业提供足够用地。

3、新型工业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了巨大空间

中国正处在工业化迅速推进的历史时期, 但工业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比如部分行业存在产能过剩、能耗较大、技术水平和产品附加值较低等问题, 特别是随着重化工业深入发展, 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等矛盾将进一步加剧。解决的出路只有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这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更大空间。一方面要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 注重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围绕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形成新的战略产业集群,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要把高新技术渗透到各个产业中去, 努力实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的发展模式。另外, 在大型工业项目迅速发展的同时, 要加快发展中小企业, 特别是通过形成或延伸产业链, 增强产业吸收就业的能力。

4、中美经济互动是影响中国国际化的主要因素

在“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互动发展格局下, 中国出口和贸易顺差大幅增长, 外汇储备迅速积累, 出口创汇在结售汇制度下转化成巨大的人民币货币扩容。由于这个货币扩容是以出口超过国内消费需求的剩余商品、有贸易实物为抵押, 而不是单纯的货币信用增长, 所以是一种低通胀、健康和可持续的流动性充裕, 使国际贸易、货币扩容与城市化、工业化形成了良性循环发展, 为我国经济增长创造了良好的资金和物质条件。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 我国目前在国际分工中还处在低端, 背负了许多强加的沉重包袱。一方面, 在国际资源市场中, 我国处于价格接受者的被动地位, 对于一些资源大国炒卖资源产品开出的天价, 我们只能被迫承受。另一方面, 中国发展的一部分红利, 通过美元贬值又补贴给美国。所以, 我们只有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 依靠中国在金融和货币领域的努力和优势, 逐渐削弱和减少我们背负的不公平包袱, 使中国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取得所需能源资源, 这才是从国际化低端走向高端的必由之路。当前, 世界经济金融格局面临深刻调整, 这对我国金融机构和企业“走出去”提供了难得机遇。我们应要抓住这一机遇, 通过加大“走出去”的力度, 加快金融国际化的步伐, 发挥金融先行作用, 为企业“走出去”铺路搭桥, 参与国际竞争, 增加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 为城市化、工业化加快发展创造条件。

5、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更加紧迫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党的十七大明确的战略任务,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这个任务更加迫切。中央指出, 这次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 实际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比如, 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出口和投资, 这种模式极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去年, 驱动我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出现“两快一慢”的格局, 投资和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为92.3%和52.5%, 而净出口的贡献率为-44.8%。此外, 主要依靠物质投入的传统发展方式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我国是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费国, 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2009年, 我国石油、铁矿石、铝土矿对外依存度超过50%, 铜和钾更超过70%, 铬90%以上依靠进口。按照目前GDP增速测算, 我国45种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到2010年仅剩24种, 到2020年仅剩6种, 其中铁、铜、铝等重要矿产资源将基本枯竭。单纯拼资源、高投入、高能耗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必须加以转变。

总之, 加快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国际化以及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已经成为中国加快发展的重大战略和任务, 这也对金融支持经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长期处于建设阶段的国情特征, 决定了我们面临着长期艰巨的开发性任务, 中长期建设资金的需求十分旺盛。根据测算, 未来“十二五”和“十三五”两个五年规划期间投资增速将分别为16.7%和14.7%, 投资总额分别为205万亿元和362万亿元, 中长期投融资需求将长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在现阶段财政资金有限、资本市场不够发达的情况下, 需要发挥我国高储蓄率的优势, 通过专门机构把分散小额短期的居民储蓄和社会资金, 转化为集中大额长期资金, 满足大规模建设、开发的需要, 同时防范集中大额长期风险, 而这些正是开发性金融的独特优势和历史使命。

三、开发性金融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方法

1、开发性业务需要开发性金融

开发性金融是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宗旨, 以中长期投融资为手段, 把国家信用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 促进市场建设、制度建设、信用建设, 为缓解经济社会发展瓶颈制约, 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增强经济竞争力而出现的一种金融形态和金融方法。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开发性金融都是金融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存在着大量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但没人做、不愿做的开发性业务, 表现为发展中的瓶颈领域、薄弱环节, 以及国家战略性、政策导向性的业务。这些业务往往需要集中、大额、长期的资金支持, 具有建设周期长、风险控制难等特征, 为财政力所不及、商业性金融普遍不做或不愿做、资本市场也无法覆盖, 这就需要发挥开发性金融的独特作用, 一方面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 一方面用开发性方法弥补信用和市场的空白缺损。

2、开发性金融在中国的实践

中国的开发性金融起步较晚, 但发展很快, 国家开发银行是这一探索实践的先行者。开行通过把国情与国际先进金融原理相结合, 把政府的组织协调优势与金融的融资优势相结合, 把服务国家战略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 探索了以开发性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政府重视。这是开发性金融实践的重要出发点。与西方国家不同, 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有党的领导优势、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政府组织优势、传统文化优势, 集中各方资源形成合力, 就能够提高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和协调性, 使制约各地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迎刃而解。比如, 开行融资支持和配合辽宁省委省政府, 解决了困扰辽宁几十年的棚户区难题, 不仅使上百万人改善居住条件, 同时拆除棚户区释放出大量土地, 建成了巨大的工业园区, 成为当地经济新的增长点。

二是市场建设。这是开发性金融实践的关键环节。西方经济学认为,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 但这是建立在市场发育成熟的基础上的。在我国市场空白、制度缺损的情况下, 必须主动建设市场, 使市场建设跨越投资、消费和出口, 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四动力。开行对每一笔融资都注入市场建设的要求, 把完善制度和信用作为贷款发放的条件, 积极推进企业完善治理结构、法人、现金流和信用等四项建设, 使借款主体最终成为健康合格的市场主体。

三是规划先行。这是开发性金融实践的重要方法。科学的规划可以大大增强发展的全局性、前瞻性和主动性, 最大限度地减少直至消除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在实践中, 开行把规划作为与各方合作的切入点, 推动各方做好区域、社会、产业、市场发展以及富民的长远规划, 使开发性金融合作建立在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和财力增长趋势、有融资规划保证的基础之上, 促进各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四是融资推动。这是开发性金融实践的重要载体。融资推动的传统概念是指资金支持下的一种信贷活动, 但开行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融资推动的内涵。开行通过发行金融债券, 高效率地筹集集中大额长期资金, 投向国家急需发展的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 避免了一般商业金融“短借长贷”的期限错配风险。同时, 在融资推动中融入了市场建设的理念和要求, 既促进形成健康市场主体、有效降低风险, 也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金融理念和文化。

五是社会共建。这是开发性金融实践的组织基础。社会化、组织化程度高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特点, 能够形成推动发展的巨大力量。在实践中, 开行提出金融社会化和社会金融化的理念, 一方面, 主动帮助解决政府、社会、企业的热点难点问题, 使金融服务成为人人平等的、社会化的发展工具;另一方面, 把政府的组织协调增信、群众组织增信、群众道德观念、社会平辈压力等整合为一个社会体系, 构建公众受益、公众参与、公众监督的社会化机制, 形成“支持发展、防范风险”的系统合力。

六是抓好党建, 办好银行。社会主义国家办好国有银行, 必须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把党的组织优势和政治优势转化为办好银行、促进发展的强大动力。开行坚持把抓好党建的实际效果落实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上, 落实到推动市场、信用和制度建设上, 落实到办好银行、支持发展的目标上, 使党建成为办好银行的重要支柱、强大动力和坚强保证。

3、开发性金融的主要成效

一是为实现国家战略和政府意图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从成立之初集中资金支持“两基一支”重点项目建设, 到1998—2003年配合扩大内需和投资拉动, 2003—2008年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再到2008年11月以来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 开行始终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和国情出发, 只要是经济社会发展急需, 符合国家战略目标和政策, 都敢为人先, 以开发性金融的方法大力支持。特别是在经济下行期, 主动担当国家宏观政策的中长期工具, 积极发挥“逆境托举市”的作用, 为平抑经济周期性波动贡献力量。

二是支持国家重点领域建设。在“两基一支”方面, 开行80%以上的贷款投向煤电油运、农林水、通讯和公共基础设施等领域, 60%的贷款投向中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 先后支持了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等一大批国家重大项目, 以及国家重点区域发展、重点产业调整振兴等。在社会民生方面, 开行加大对中小企业、医疗卫生、新农村建设、中低收入家庭住房、教育等项目的支持力度, 连续4年获得人民网颁发的人民社会责任奖。在国际业务方面, 开行积极服务于国家“走出去”战略和经济外交安全, 成功运作了中俄石油、中巴石油、中委基金、中土天然气合作等一批重大国际合作项目, 使我国每年可获得大量原油和天然气保障, 数量分别相当于2009年进口总量的39%和45%。今年二季度末, 开行外汇贷款余额达到1142亿美元, 成为我国最大的对外投融资合作银行。

三是发挥债券银行的优势和作用。开行是我国最大的金融债券发行体, 也是仅次于财政部的第二大债券发行体。截至2009年底, 开行金融债发行量突破5万亿元, 市场存量达3.2万亿元, 是全球发行债券余额最大的银行。通过发债, 开行把社会零散资金转化为大额长期资金, 支持国家重点领域发展。同时, 开行积极开展创新, 创造市场上的多个率先, 促进了我国债券市场的创新发展, 也为其他商业银行配置资产、改善经营业绩提供了重要工具。

四是建立独特的中长期风险防控机制, 实现国家利益和融资安全的有机统一。在内部, 开行严控贷款投向, 严格贷款评审, 运用先进的金融工具, 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在外部, 以社会化方式防控风险, 加强与地方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合作, 建立健全社会化联合监督机制, 打造“阳光工程”。同时, 开行还在财务上实施审慎的风险拨备制度, 近年来风险拨备覆盖率都在300%左右, 高于零售银行150%的平均水平, 能够覆盖不同经济周期波动的风险。

五是取得并保持优良的市场业绩。截至2010年6月末, 开行的资产余额4.78万亿元, 超过世行和亚行的资产之和。不良贷款率由1997年的42.65%降至目前的0.79%, 连续5年保持在1%以内, 累计本息回收率99.61%, 连续10年保持国际先进水平。穆迪、标普、惠誉等评级机构对开行的评级均与中国主权相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普华连续9年对开行全面审计, 认为与国际领先金融机构相比, 开行是经营效率最高的银行之一。

总之, 世情、国情都在不断变化, 发展的道路也充满曲折和变数, 但我们只要认识到发展的规律、环境、方向和任务, 特别是找到切合实际、符合发展要求的办法, 那么发展的道路就会成为通途, 也就掌握了发展的主动。下一步, 开发银行将在改革发展的进程中, 继续从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需要出发, 紧紧围绕城市化建设的主线, 坚持开发性金融实践探索, 服务国民经济重大战略目标, 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虚拟经济与美国金融危机 篇10

笔者认为这次危机实质上是实体经济的危机, 但是根本原因来自于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与发展。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虚拟经济的发展如何影响实体经济。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前总是从正面来看待, 认为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对于实体经济有促进作用, 但是这次危机使我们不得不再从另一面来重新审视虚拟经济。

第一、虚拟经济的发展是一种财富转换的过程

我们知道,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最大的区别在于实体经济的计价方式是以成本计价, 而虚拟经济的计价方式是以未来的收益折现值计价。那么我们就可以下一个结论那就是货币和银行存款本身是实体经济的财富, 而股票和房地产是虚拟经济的财富。当股市和房市迅速发展的时候, 大量的居民把他们的银行存款和现金拿出来去购买股票和房地产, 那么他们所持有的财富就开始由实体经济的财富转化为虚拟经济的财富。我们常常把这两种财富视为无差别的, 因为股票和房产也可以转化为现金和银行存款。实际上差别却是很大, 因为虽然个人可以将股票和房产兑现, 但是从全社会整体来讲这种转化之后的财富是无法兑现的, 总要有人去支付用股票和房产兑现的货币和银行存款。当整个社会的购买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转化为虚拟的价值符号的时候, 这部分购买力就脱离了实体经济的范畴而开始独立运转。

第二、虚拟经济发展是从实体经济抽取血液的过程

当实体经济停滞甚至衰退的时候, 随着这种转换的迅速进行, 整个社会居民的财富的一部分迅速转变成为虚拟经济的价值符号, 而这种价值符号对于实体经济而言是没有购买能力的。我们常常认为虚拟经济可以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 但实际上这种资金的来源不是凭空产生的, 是来自于实体经济的, 当实体经济开始血液不足的时候, 金融系统不得不增加货币的发行量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但是由于增发的货币多数不会转化为最终的消费购买能力, 因此它所带来的繁荣是虚假的繁荣, 是与投资和虚拟经济相关的服务业的繁荣。

第三、虚拟经济发展是实体经济财富 (购买力) 迅速集中的过程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 当居民用货币购买股票的时候, 货币集中到股票发行者手中, 当人们去购买房产的时候, 货币集中到房地产商手中。这些公司可以用获取的资金投资实业, 资金会逐步进入实体经济的循环之中, 增加实体经济的活力。但是有两个原因使得这种集中的财富最终多数又流向虚拟经济的领域。第一, 公司经营的目的是要获取利润, 当虚拟经济迅速发展的时候, 大量的资金正好使得他们可以在虚拟经济中大显身手, 获得实体经济中无法获得的高额利润, 而这种高额利润的获得是以大量社会购买力的丧失为代价的;第二, 伴随着实体经济购买能力的萎缩, 实体经济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并不能相对扩大。因此, 如果他们将资金用于扩大生产, 可能并不能得到预期经济收益。因此不得不将资金投向股市和房市, 因为这才是最赚钱的领域。而这就进一步更加促进了虚拟经济的虚假繁荣。

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美国的次贷危机。当美国居民把房地产价格上涨视为投机工具的时候, 他们过分的透支购买力贷款买入房产, 把未来的收益寄托在房地产价格上涨上面;这同样关系到银行和投资公司的收益, 社会新增资金过多地集中到虚拟经济的发展和膨胀当中, 而这种膨胀基本上是以房地产以及与其连带的衍生金融工具的“价值”增长为主要依托的。当房地产价格过高的时候, 人们无法用出租的办法换回付出的资金, 那就意味着以前多年集聚的购买力和未来多年的即将获得的购买能力纯粹的减少了。所以, 以房地产市场过度增长带来的繁荣实际上是透支未来发展而实现的繁荣。当房地产价格因为某些原因开始下降的时候, 危机出现了, 并导致虚拟经济出现崩溃。最终为这种虚假繁荣买单的是实体经济持续若干年的衰退。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这次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其根本是实体经济的危机, 而其根源是伴随实体经济衰退的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与1929年的大萧条相比, 1929年的危机起始于股市的暴跌, 危机蔓延到金融行业, 造成银行倒闭, 金融崩溃, 最终导致实体经济出现大萧条。而本次危机起源于房地产行业的次贷危机, 然后导致金融行业出现问题, 最终也导致实体经济出现严重衰退。无论从过程还是原因几乎都是一样的。

虚拟经济的发展曾经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添了动力, 有了股票市场, 实体经济的发展一日千里, 经济发展就像插上了翅膀。但是任何有效的工具在它能够为人类社会带来利益的同时如果使用不当也同样可以为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害。虚拟经济应该附属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应该从属于实体经济的资金运转和循环规则, 否则的话, 它就会成为一支无法驾驭的巨兽, 成为经济发展的破坏者。

总而言之, 当实体经济迅速发展的时候, 虚拟经济的发展会起到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 当实体经济衰退的时候, 虚拟经济的过度繁荣会使得实体经济更加恶化。在这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 中国应该吸取经验教训, 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注意把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恰当关系, 使得这两种经济形势无论在结构还是运行机制方面都能够做到相互促进, 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冀勋、肖金成:“虚拟经济”对美国的影响及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金融2009年第五期

[2]、陈继勇、盛杨怿、周琪:解读美国金融危机, 经济评论, 2009年第二期

经济形势与财政金融 篇11

【关键词】金融经济；实体经济；分离；成因；防范

1.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主要表现及其危害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分离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只是二者分离的一个集中反映。随着开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的蔓延，世界范围内的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又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在危机发生之前的相当一段时期里一些发达的经济体中出现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显著失衡，这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共同特征。这一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大规模的兼并行为在大量大型金融企业中出现，导致经济体中出现高度集中的问题。这种因为大肆合并而导致的高度集中进一步又在一定程度上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一则金融企业因高度集中而为金融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带来了追逐高额薪酬的机会，再则是由于高度集中而使得金融机构出现严重的道德风险，即凭借自身不断扩大的经营规模而无需承担破产风险的忧虑，即使有破产的风险和可能，政府也会因为其规模巨大一旦破产就会给整体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而出手相助，因此，这些大型金融企业就减少了必要的风险防范，甚至会做出一些严重不利于自身发展和整体经济发展的风险经营行为。

第二，由于金融经济大大超过实体经济，导致经济活动中的大量交易发生在金融经济领域，实体经济受到越来越大的挤压，致使金融经济中的交易出现纯粹性的投机行为增加，乃至金融经济彻底抛弃实体经济，脱离与实体经济的正常、必要的联系，致使整经济发生恶化趋势。

第三，由于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例失衡，导致金融经济中的投机因素影响到经济指标，许多价格指数因为实体经济的弱小和金融经济的强大而难以真实反映实体经济的运行现状，这也进一步致使大量价格指数失去了其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晴雨表”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实体经济由于金融经济的挤压而受到严重损害，尤其是大量社会资本从创造真实价值的实体经济领域流出，而流向金融经济领域，而金融领域由于其投机性行为而出现出虚假繁荣，这又进一步掩盖了实体经济中的诸多问题，进而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经济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金融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显著提升，这是世界经济结构演变中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这种发展趋势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一方面，由于金融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增加，大量社会资源流向金融经济领域，金融经济在社会经济整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资金配置和流动指引的中介和配合作用，进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如果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出现过度失衡，导致金融经济由于过度集中而缺乏约束，甚至因为金融经济的过度发展而损害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这对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具有十分不利的影响。金融经济在本质上是服务于实体经济，这是其最为主要的职能，一旦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生分离，这对实体经济乃至社会整体经济都具有破坏性影响。因此，如何把握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之间的比例并防止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就显得十分重要，这需要弄清楚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原因及其防范措施。

2.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主要根源及其防范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是随着金融经济在数量、规模、地位等方面显著超过实体经济中而形成的，随着这种趋势的延伸，二者的分离必将对社会整体经济发生消极影响。深入分析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原因，这对于防范因二者的分离而损害实体经济和社会经济具有重要意义。总体看来，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根源主要有：

第一，金融资产比率增加，风险扩大。在谈金融经济发展甚至超过实体经济时，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无论是在实践顺序上还是在现实贡献上，实体经济都是比金融经济更具根本性，一方面金融经济必须在实体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之后才能出现，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在任何经济发展时期都是金融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和经济支撑。

因此，金融经济的兴起、发展都是以实体经济的发展、繁荣为基础的。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实体经济的交易需要外汇，这离不开金融经济的支持，金融交易对于世界范围的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一旦出现金融经济，各种风险就不可避免。因此，金融交易的增长会比实体经济增长更快，于是就出现了金融资产比率增加，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机遇，也是经济发展的挑战，主要表现为金融经济的过度集中而损失社会经济。

第二，技术和制度因素也是致使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重要原因。在技术方面，技术发展和创新使得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都深受全球化影响而具有国际性，因此金融经济的类型也日益增多，金融经济的发展速度大大提高，金融交易也越来越大，金融资产比率也相应提高。在制度方面，随着金融经济超过实体经济，金融交易中的短期机会主义、各种非理性行为、跟风行为、短期绩效评价等都与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生分离有关，这些行为都是一定的制度因素的结果。

第三，金融管制的弱化与自由化的膨胀，这是导致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甚至是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直接影响因素。这种金融管制的弱化首先表现在国与国之间的金融管制的解除，使得资本的国际流动越来越厉害，另一方面还突出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的金融管制的弱化和解除，这加强的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导致金融交易量的增加。

3.金融经济应以服务实体经济为自身发展的立足点

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在本质上看，金融经济产生自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也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金融经济将自身定位于服务于实体经济对于金融经济自身的发展乃至世界整体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在表面上看似是金融领域的危机，其根源仍在与实体经济，即金融经济的过度发展和集中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最终又导致金融经济缺乏实体经济的必要支持，进而出现了全球性质的经济危机。这些金融危机出现的表现是金融机构和企业越来越具有自我满足、自我服务、自我强化的倾向，金融经济已经基本上彻底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金融经济还干扰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金融危机的根源还是在于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的分离，致使金融机构和企业缺乏实体经济的必要支撑。

因此，世界走出金融危机根本出路还在于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并积极引导金融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促进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金融机构努力改革做到为人民服务、为中小企业服务、为科技创新服务，根本上是金融经济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既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金融经济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经济危机走向缓和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1]王振山.金融效率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环保财政与经济发展 篇12

一、财政环保支出现状分析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环保支出能较好反映出政府对负外部性的污染行为造成环境污染的市场失灵的纠正。环保财政支出政策主要包括:中央环保专项资金, 中央财政给予环保部的拨款, 中央给予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 以及各地方政府的环保支出。[2]2007 年之前, 财政统计年鉴中没有环境保护支出这一直接科目, 所以本文分析的环境保护支出数据, 将2007年前每年的环保支出用年鉴中环境保护与水资源建设支出这一科目数据表示。

1.环保支出的数额分析

据中国财政统计年鉴及环保部、统计局网站数据统计, 从环保支出数额看, 2000-2013 年, 环保支出数额从71.44 亿元增长到3435.15 亿元, “十五”期间增长了近60 亿元, “十一五”期间增长了近2000 亿元, “十二五”规划期间的前三年里, 增长了近1000 亿元。由此可见近十年来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从年度数据看, 国家环保支出每年都在增加, 但从年增长率看, 却表现出一定的不稳定性。对比同年度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可以发现, 2004 年到2012 年GDP保持超高速增长、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期间, 国家环保财政支出的年度增长率均较高, 虽然自2010年开始, 由于随着年度环保支出总额的增加, 导致历年基数变大带来增长率降低, 年度增长率有所下降。2013年一年的环保支出高达3400亿元, 但从环保支出占GDP的比例可以看出, 历年来这一比例都不足1%, 相对我国庞大的经济总量显得偏低。

2.环保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分析

从环保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数据中可以发现, 这一比例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从2000 年的0.45%增长到2013 年的2.45%, 表明国家财政对环境保护的倾向性逐年增加。从地方环保财政支出数据看, 可以发现除了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的转移资金之外, 90%的环保财政支出均来自地方政府, 这一比例在支出政策上, 反映出我国环保财政财权的过度分散。

3.从环保支出占GDP比例分析

从环保支出占GDP比例看, 这一比例从2000 年的0.07% 增长到2013 年的0.59%, 一方面可能是部分环保财政支出的增加促进了相关环保产业的发展, 增加了国内生产总值。另一方面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 表明国内生产消费规模也在增加, 会造成更多污染。这就促使政府提供更多的财政环保支出。但具体的环保财政支出与GDP之间的关系, 还需要实证分析。[3]

二、财政环保支出、社会资本环保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实证分析

当前是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 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专家开始担心一味追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会增加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形式下的发展压力。鉴于目前我国环境治理工作主要是由政府承担, 本文以财政环保支出资金代表环境治理工作支出, 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发展的指标, 建立模型来探究,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考察环境保护是否会带来经济下滑。

1.模型设定

这里模仿Diao X.D.等人对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库兹涅茨曲线分析中的模型设定, 以如下模型来探究环保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考虑了民间投资的影响。

这里X为环保财政支出;MT为环保治理中民间投资的总额;Y即为反映经济发展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样多项式的模型设计, 不仅考虑了环保投入中, 财政资金的影响, 还考虑了民间投资的影响, 并对各变量数据均作对数处理。[4]

2.数据收集

以我国2000-2013 年14 年时间序列数据为研究对象, 考察环保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环保财政支出的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统计年鉴的历年数据。2007年前, 由于年鉴中没有环保支出这一单独科目, 与环保相关的只有环境保护与城市水资源建设这一数据, 因此2000年到2006 年环保财政支出即用此数据代替。2007-2013 年的数据则以年鉴中实际记载的数据为准。从统计局网站上可以查到历年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总额, 以此数据分别减去历年财政环保投资额, 即可以得到民间环保投资数额。经济增长以2010-2013 年历年来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记作y。

3.实证检验

首先分别检验这三个时间序列的稳定性, 利用Eviews软件, 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 结果显示均存在单位根, 即均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分别对这三个时间序列做滞后一期的单位根检验, 结果仍显示非平稳。再分别对这三个时间序列做滞后两期的单位根检验。

经Eviews检验得到LNY与LNX、LN⁃MT的长期均衡关系表达式。

即从长期看, 本期财政环保投资增长1% , 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将平均增长13.38%;本期民间环保投资增长1%, 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将平均增长60.6%。

4.实证结果分析

从以上对长期分析结果看, 环保财政投入与民间资本的环保治理投入, 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均是正向的。鉴于近年来我国环保投入不断加大, 而经济增速则降缓, 可以推测出短期可能存在一定负面影响, 也即当前经济转型期内所面临的阵痛, 但是从分析结果来看则无需担心。由于治理效果存在时滞性, 从长期看, 影响仍是正向的。再从数量上分析, 同样资金投入增长1%, 长期内资金来自民间时会带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0%之多, 而资金来源于政府财政时, 为国内生产总值带来的增长为13%, 从经济效率上来看, 民间资金的效率更高。原因可能在于, “环境市场的失灵”中, 主要由政府担任“纠正”的领导角色拨以财政资金, 同时鼓励社会资本通过BOT或者PPP等项目融资方式参与到环保治理的项目中。然而, 政府在这过程中主要注重资金投入到项目后的污染治理效果, 及其为环境带来的正外部性;而社会资本的逐利性, 并不一定都与环保治理效果相统一。一些参与到环保项目的企业从利润最大化出发, 会给企业带来更好绩效, 也可能给项目带来不尽如人意的治理效果。这就出现以上回归分析中, 社会资本会比政府财政资金带来更好的经济增长效果。

三、结论与建议

1.给予政府环保财政支出的建议

首先从国家环保财政支出和地方环保财政支出数据可以发现, 除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的转移资金外, 90%的环保财政支出均来自地方政府。这一比例在支出政策上, 反映了我国环保财政财权的过度分散。导致各地方政府之间政策缺乏协调性, 出现各地方都不予以管理的空白区域, 效率降低。因此, 应适当增加中央政府的控制, 以协调不同地方政府, 增加效率。中央政府可根据各地方财政第二产业财政收入比例和数额, 给予不同地区不同程度的环保财政转移支付, 因为第二产业财政收入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地方发展经济的工业总产量。而不考虑各企业内部环保措施差异等其他因素, 这一产量是和该地区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程度成正比。差别化的转移支付可避免污染严重地区资金不足, 污染较弱地区资金沉淀, 从而提高效率。

从数量上来看, 我国财政环保支出占GDP比例一直以来不超过1%, 低于发达国家。据估计, 环境治理效果改善时, 这一比例应不低于2%。因此应加大环保财政支持, 增加财政支出、补贴或转移支付。[5]

2.环保项目融资的结论和建议

环境污染治理资金缺口很大, 很难完全依靠政府财政。因此, 政府应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环保项目。目前主要采取的方式是PPP方式。过去我国项目融资的BOT方式, 是私营机构参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及经营模式。这种方式同样可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 但建设经营过程主要由私营机构负责, 缺点是相对缺乏政府监督。而PPP模式能更好地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这种模式可使参与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的私人企业在项目前期参与进来, 有利于利用私人企业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此外, 从第二节实证分析中得出结论, 经济效率上民间资金效率更高, 社会资本能比政府财政资金带来更好的经济增长效果。因此, 在我国大力提倡PPP项目投融资背景下, 应加强项目的风险分析与控制, 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同时, 随着PPP项目的不断增加, 各地方政府也就加强对项目的管理, 提高相关政府工作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和管理水平。

摘要：目前, 中国经济转型正处于关键期, 环境保护备受关注。由于环保资金缺口较大, 而环保资金主要来源于环保财政以及政府批准参与的环保项目融资中的私人资本, 本文通过环保财政支出和私人资本参与环保项目投融资的现行政策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可以得出结论:民间资本比财政资金对总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分析发现, 民间资本更注重经济利益, 而财政资金更看中环保效益;环保财政的扶持力度未能达到西方经验统计中的合理水平, 仍有待提高。为此建议, 增加政府环保财政的适度集权建设, 由中央财政按照各地税费征收量及构成比例, 分地区不同程度地给予地方政府以转移支付;建立以民间投资为主, 财政环保资金为辅的相互监督合作的高效的环保投融资体制。

关键词：环保税费,环保财政支出,PPP项目融资

参考文献

[1]王浩军.建立节能环保长效机制的财税政策研究[J].生产力研究, 2001 (6) :49-58.

[2]孙红梅, 王雪.我国环保投入财税政策的现状及启示[J].中国环保产业, 2014 (10) :21-29.

[3]张悦, 林爱梅.我国环保投资现状分析及优化对策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5 (4) :3-9.

[4]Diao X.D., Zeng S.X., Tam C.M.EKC analysis for studying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a case study in China[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09, 17 (5) :541-548.